红楼梦艺术论文例1

摘  要：晴雯风流灵巧，心比天高，出身低贱却渴望着自由平等，但在这个充满奴役的黑暗封建社会，这种想法只能是“空中楼阁”，华丽而又不切合实际。本文试从晴雯的身世、性格以及与红楼其他人物的对比中，分析晴雯的艺术形象及她的悲剧命运。晴雯的美和叛逆性格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黑暗的封建制度则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纯洁美丽、风流灵巧、大胆叛逆、反奴性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①

这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给作品中贾宝玉的大丫环晴雯的判词。“霁”意为雨、雪停止，天放晴；“雯”意为成花纹的云彩。“晴雯”这个名字由此提炼而成，就像那芙蓉本是出污泥而不染之物，自是高贵不凡，用来比喻晴雯最是恰当不过了。

在《红楼梦》400多位人物当中，有爱博而心劳的贾宝玉，有博雅多思的林黛玉和儒雅时尚的薛宝钗，有看似慈爱宽容、内心冷酷无情的封建卫道士的贾母和王夫人，还有隐忍顺从、遵守封建道德的袭人等等，人物千姿百态，而又性格迥异。在《红楼梦》中，晴雯自第8回出场到第77回病亡，作者用极富精炼的文字把一位独具风采和个性魅力的小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她美丽纯洁、热情率真、大胆叛逆，虽然只是一个卑微的奴婢，却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敢于反抗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出身背景，连亲身父母是谁都不知道的丫环，作者却让她位居“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首，由此可见曹雪芹对她的评价之高，对她的喜爱之极。

一、晴雯的身世以及基本人物形象

晴雯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她的身世可怜，临死也是含恨而亡。在判词中，作者曹雪芹就已经提到了“身为下贱”这样的字眼。晴雯十岁时被贾府的奴仆赖大买来，变成了奴隶下的奴隶，因为“贾母见了喜欢”，就被做为一件小玩艺儿“孝敬了贾母”。后来因为晴雯长得乖巧，手工又好，被贾母派到怡红院服待贾宝玉。直到第77回被诬陷被逐，病亡时的年纪也不过是二十出头。她除了个叫吴贵的姑舅哥哥外，就再也没有了亲人，她甚至连自己原来的姓名和父母的样子都记不清了，所以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品尝过所谓父母之爱和天伦之乐的孤儿。所以说，晴雯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令人扼腕叹息！

谈到晴雯的基本形象，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的是，晴雯是怡红院中相貌极其出众的一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虽然没有正面描述晴雯的美丽，但作者却用铺垫渲染的手法，让我们从间接的描写中就可以看出她的光彩夺目。例如，贾宝玉就曾说晴雯“是一盆才透出嫩箭的兰花”，王夫人也曾说晴雯“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②。大观园中美女如云、群芳荟萃，就连丫环们也是俏丽甜美、光彩照人。在丫环里，袭人也是美丽的，但她都是绫罗绸缎、珠光宝气和浓妆艳抹包装出来的美丽，例如第51回描写袭人“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而作者对晴雯的描写则截然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关于她头上的饰物和身上华丽衣服的突出描写，如第74回晴雯见王夫人时，只是“钗、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而已。这也就是晴雯的美与众多丫环的不同之处：与生俱来、不经刻意雕琢、并非庸脂俗粉的美。

晴雯不但在丫环里出类拔萃，即使与小姐们纵向比较，她的美也毫不逊色。林黛玉的美是一种病态的美，“是个美人儿灯，风吹吹就坏了”。晴雯虽然模样像她，但却是一种健康的美，泼泼辣辣，富有生气的。薛宝钗是个天生的冷美人，“任是无情也动人”，“不关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青春活泼热情的晴雯，则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受。晴雯的美丽，倘若说只是外表，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她最能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她的生气，没有任何的顾忌，可以说是漂亮到惊天动地。

二、晴雯的人物性格分析

晴雯的性格是十分丰富、复杂且又鲜明的。作者曹雪芹没有把她刻画成一个完美的女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亮点与缺点并存的丰满人物。她既有天真纯洁、高傲自尊、风流灵巧等积极正面的性格，又有性格张扬、泼辣苛刻、脾气暴烈的较为负面的性格，总的来说，主要是纯洁热情、高傲自尊、心灵手巧、疾恶如仇、具有反抗精神，这些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环境是极为难得，极为可贵的。最能表现其鲜明个性及生活轨迹的故事情节主要有三个：即第31回的“跌扇撕扇”、第52回的“补孔雀裘”和第74回的“反抄检”。

（一）天真纯洁、疾恶如仇。晴雯在大观园里上演了一个天真无邪、朴实无华的怡红女儿形象。《红楼梦》中对她有过这样的描写：她“也不披衣服，只穿着小袄”，大寒冷天深更半夜跑到门外唬麝月一玩笑，又跑到宝玉被子里来渥渥（第51回）；与芳官等“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玩笑（第64回），以及清晨早起，“只穿葱绿院绸小袄，红小衣红鞋，披着头发，骑在雄奴（笔者注：芳官）身上”，又“和宝玉对抓”（第70回）。还有私自将赖大娘送给宝玉的风筝放走（第70回）等等。晴雯的心地纯洁善良，她的心里容不得一点肮脏。晴雯是很喜欢贾宝玉的，可宝玉要晴雯和他一块洗澡，她珍爱自己清白的女儿身，不愿意有任何不纯洁的事情，就故意说今儿天凉她不洗澡了。

也正是由于晴雯心里容不得一点肮脏，使她认为其他人也应该和她一样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如果出现了“不妥之处”，晴雯就觉得很有必要“调教”一番。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丫环姊妹们少有没和她拌过嘴、挨过她打的，老婆子也基本上被她骂遍了。第52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中，晴雯一听到坠儿偷了虾须镯，立刻“气的蛾眉倒蹙，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尽管宝玉劝了又劝，晴雯到底没能忍住，没过多久就将坠儿叫到身旁，“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骂道：“要这爪子作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晴雯的疾恶如仇由此可见一斑。

（二）自卑自重、高傲自尊。晴雯身世卑微，让她或多或少地有自卑心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激发了她对于自由与平等的渴求。因为“心比天高”，使她懂得自省自重。她从不曾也不愿去讨好她的主子，宝玉屋里的小红巴结了王熙凤，她就冷笑讥讽小红“爬上高枝儿”。例如在第37回中，秋纹得到王夫人赏的两件衣服而得意忘形时，晴雯立刻就说：“呸！好没见识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冲有脸呢！……一样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

高傲自尊可在晴雯与贾宝玉的关系中可窥一斑。第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中，宝玉参加宴会归来，因金钏儿被逐，又因挨了宝钗的讥讽，心中闷闷不乐，偏偏此时晴雯上来为宝玉换衣时失手跌折了扇股，宝玉便借此出气，责骂晴雯为蠢才，并训斥了一番。晴雯也不甘示弱顶起嘴来，她之所以敢和宝玉如此，是因为晴雯和宝玉之间有着密切的友谊，让她感觉到精神上的平等，而现在宝玉却一反常态，这就让晴雯格外伤心。晴雯的伤心，是因宝玉挫伤了她的自尊心，损害了他们之间那种平等相处的友谊，而这种真情也只有宝玉能够省悟，于是便有了紧接着的“撕扇”这一《红楼梦》中最动人的情节。此时的宝玉满怀歉意，比平日更显得谦和和宽容，他对晴雯说：“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这里的隐含之意实际上是只要你高兴就成。没想到晴雯果真痛快利落地几下撕碎了宝玉的扇子，接着又撕碎了宝玉从麝月手中抢过来递到她手中的扇子。伴随着“嗤、嗤、嗤”的响声，他们二人都放声大笑。在这里不难看出，晴雯是借撕扇之事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来证明宝玉对她的情谊并未有所改变。在这笑声中，宝玉趾高气扬的主子身份消失了，晴雯也为自己找回了尊严，晴雯的自由个性和自身价值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三）英勇果敢、心灵手巧。最能体现晴雯“风流灵巧”的是第52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这一章节与撕扇一节遥相呼应，一撕一补，重在反映晴雯身上的那个“勇”字，也是她心灵手巧的最充分显现。贾母赏给宝玉一件产自俄罗斯国用孔雀毛捻成线后织成的雀金裘，这件披衣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衣服，堪称稀世珍宝。不料宝玉刚披上就被手炉中迸出的炭火烧了一个指顶大的洞。恰巧第二天是正日子，老太太嘱咐了要穿去见她。宝玉心急火燎，让婆子拿出去缝补，能工巧匠们没有一个敢揽这个活。此时的晴雯正在生病，“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撑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她带着病体，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即便这样，她还担心宝玉，见宝玉不过意，围着她打转转，急得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眼睛抠搂了，那可怎么好？”而她自己则撑到天明补完时，已经是精疲力竭。晴雯之所以拼命，纯粹是一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侠之气，颇具“士为知己者死”的风度，难怪连作者曹雪芹都要称她为“勇晴雯”。在古代文献中，“勇”除了有勇敢、勇猛的意思，还有果敢决断的意思。晴雯抱病补裘，表现出了一种毫不动摇、坚决要把一件事情完成的性格，而这样的至情至性又是纯真无邪的。

（四）脾气暴烈、大胆叛逆。在“俏平儿情掩虾须镯”一节中，平儿曾说过晴雯“是块暴炭”，事实也正像平儿所想的那样。在第74回“抄检大观园”中，袭人秋纹之辈听闻抄检，吓得唯唯诺诺，开箱子，打包袱，听之任之，毫无怨言。再看看晴雯，先是不开箱，然后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朗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箱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物尽都倒了出来”，这大胆的举措，连奴才“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这愤怒的一“掀”一“倒”，似当头一捧，不只击在了王善保家的身上，更击在王熙凤、王夫人等贾府政权统治者的身上，简直让他们“心惊肉跳”。脾气暴烈是晴雯性格中的负面东西，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上看，一个弱女子能把抗争的矛头直指黑暗的封建统治势力，实在是令人可叹可敬！

晴雯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具有反抗精神，具体来说就是她那英勇刚毅、蔑视权贵、敢怒敢言、坚贞不屈的叛逆性格，这在很多事中都能看出来。如在第77回“俏丫环抱屈天风流”中，晴雯被逐后“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但她仍是决不屈挠，决不向统治势力低头。她曾这样对宝玉说：“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晴雯带着自己忠贞不渝的风骨，带着对统治势力满腔的愤恨，英勇悲壮地死了。临死前，她“将左手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并“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一并交给宝玉收藏纪念，并坦然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我想，这里的晴雯所谓的“他们”，不仅指袭人之流，当然也包括王熙凤和王夫人的。

因为欣赏所以欣赏，作者版权所有：地址：http://blog.sina.com.cn/xiaomo19831024 

  三、晴雯与其他红楼人物的性格比较

（一）晴雯与宝玉。宝玉生命途中志同道合的伴侣自然是黛玉，除她之外，宝玉最可信赖的人就是晴雯了。在《红楼梦》书中屡次表示出贾宝玉与薛宝钗的人生观之抵触，宝玉又总想挣脱袭人的束缚。因此宝玉尽可重视宝钗之才，羡慕宝钗之貌，享受袭人的服侍，承认袭人的尽心，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对宝钗、袭人是疏远的。麝月、秋纹、碧痕都是宝玉所说“袭人陶冶教育出来的”，那么除了晴雯，谁是真能和宝玉内心共鸣的呢？当宝玉挨打之后，急需有人去与黛玉一通消息，而这一使者，只有晴雯，也就足见宝玉心中晴雯的地位了。应该说，宝玉与晴雯名为主仆，实为精神上的朋友。宝玉所欣赏的就是晴雯身上自然、任性、无雕饰且毫不虚掩的那种独特气质。

（二）晴雯与黛玉。“晴为黛影”，这句话是有几分道理的。晴雯在相貌、气质以及命运上和黛玉都有几分相似之处。晴雯冰雪聪明，资质极佳，可惜她只是个丫鬟，没有资格学什么琴棋书画，否则才情不会在钗、黛二人之下。即便如此，她的针线在一大群心灵手巧的丫环之中还很出众的。晴雯的命运即为黛玉命运的暗示，她们二人的命运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在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在场的丫环小姐全都占了花名，惟独没写晴雯占，因为林黛玉已经掣了一枝“芙蓉签”在手。在此曹雪芹已有意将二人命运统一，暗寓于芙蓉之中，即以芙蓉花代表黛、晴二人的共同命运。后来晴雯死了，宝玉悲痛地对黛玉说：“素日你又待她最厚”。在这一句话里，透露出来黛玉和晴雯的深厚感情，也说明在那封建堡垒里，这一对爱人和那一位朋友，在叛逆精神的契合上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当然，晴雯和黛玉的相似之处还可以找出很多，但个性的东西不能被共性掩盖。晴雯是晴雯，黛玉是黛玉，虽然晴雯在某些方面可以影射黛玉，但她并不等于黛玉，两个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林黛玉是一株清雅绝俗的仙草，那么晴雯堪比草叶上的一颗露珠，映射仙草，却不等同与仙草。虽然两个人都可算是在尘世匆匆而过的世外仙姝，是清高寂寞的，但晴雯更为要强、勇敢、自尊，她从来没有向命运低过头。

（三）晴雯与袭人。宝玉显然是很喜欢晴雯的，并对晴雯似乎有些纵容。晴雯像是一匹没有上笼套的小马，而宝玉对她的纵容，就给她暂时提供了一片自由驰骋的天地。同时，她又像个娇纵的小孩子，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不知道去掩饰。而袭人则更具一些成人的特征，处世比较温和、圆通、隐忍。她挨了宝玉的“窝心脚”，也不多说什么，这不禁让人有些怜悯。袭人没有太高的理想，她的目标很实际，那就是做宝玉的屋里人。因此，晴雯和袭人从内心来讲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受，一个是把它压在心底罢了。晴雯自始至终都表现着被压迫在封建统治下反抗者的本质——骨气。晴雯性格中最明显最突出的特征是身居奴才的地位，却坚决反对奴才们掐媚主子、出卖自己的卑劣品质，简单地说，就是反奴性。这是袭人所不具备的。

（四）晴雯与探春。这两个人物之间可能没有过多的可比性，一个是小丫环，一个是大小姐，但两人都有对世俗的反抗，具体表现在“抄检大观园”中可见端倪。在王善保家的怀揣王夫人的旨意大摇大摆闯入大观园抄检时，独有晴雯不予配合。这对于急于以抄检来摆脱治家不严教子无方尴尬境地的王夫人来说，无疑是晴雯对她的一种挑战，一种极度的蔑视。而综观整个抄检过程，只有探春和晴雯敢于反抗抄检。探春的反抗也许还有着主子身份不容侵犯的优越感和对贾府封建家庭的失望。敢于以奴才身份公然反抗的唯有晴雯，甚至连一向“孤高傲僻”的林妹妹也不曾有什么反抗，实在是难得，也更映射出了晴雯人格的可贵之处。

  四、晴雯悲剧命运探析

晴雯的命运是一个悲剧。悲剧局面的出现，除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客观原因外，个人的性格、意志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等主观原因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晴雯出身低贱却渴望着平等与自由，这种“心”与“身”之间无法弥合的差距，构成了她性格与命运的对立和冲突，而这种“身”与“心”的不平衡状态使她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一）晴雯的美丽是造成悲剧的直接原因。晴雯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最直接的原因就源于她的“风流灵巧”。本来，漂亮而又能干的女孩理应有更多生活的欢乐和美好的前程。无奈，晴雯生不逢时。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在贾府那样的尊卑分明的环境里，一个丫头的“风流灵巧”恰恰又成了她悲剧命运的根源。也正是因为她的美丽，使她自恃过高，虚妄地追求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她的这种反叛精神必将遭到统治阶级残酷的镇压。在晴雯被逐出大观园后，宝玉也曾哭着对袭人说：“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袭人道：“太太只嫌他生得太好了，未免轻佻些。太太是深知这样的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嫌他，象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③这里自谦“粗笨”的袭人，倒是一下子击中了王夫人们心理。在她们的阶级偏见中，地位卑下的丫头生得太好了，就一定轻佻，这本身就是罪过，更何况美丽又有本事，那就是罪上加罪了。王夫人曾对贾母就晴雯的事说过：“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④。她一一检示过大观园的丫头，凡不顺眼的都赶了出去。然后，到贾母处讲的却是晴雯得了“女儿痨”。她不敢说晴雯有什么行为不端处，是因为知道贾母将晴雯放在大观园的道理，贾母信得过晴雯的清白。如此一来，贾母虽着实惋惜一回，也是没有法子了。至此，我们也终于明白了“风流灵巧”的晴雯，会如此“招人怨”到必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二）晴雯的叛逆是造成悲剧的间接原因。专制制度从来是“顺民性格”的制造者，对于被他们奴役的人来说，就只能顺从、安分、规规矩矩，倘有任何些许反叛，都会被当作大逆不道而加以拒杀，千百年来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麻木了多少渴望发展的灵魂。鲁迅曾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扎,以至于实行挣扎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⑤在“抄检大观园”时，晴雯的这种性格与心态表现得更为充分。她的这种大胆反抗，表面上虽然是对着王善保家的，实际上她倒出的绝不仅仅是对这一恶奴的怒气，其中也还包括王夫人。所以当王善保家的抬出王夫人这一“尊神”来震慑压服她的时候，她更加怒火中烧，反映着王善保家的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⑥可以说，“反抄检”是表现晴雯悲剧性格最动人篇章。就是晴雯疾恶如仇、心直口快，具有反抗精神的这种性格，使千百读者为之赞叹，也正是她这种特力独行的性格，导致了她最后可悲而凄婉地死。一个小人物，要想快意人生，简直是一种奢望，晴雯的失败就在这里。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晴雯那与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个性，最终招致了封建卫道者的诽谤污蔑，从而断送了她美丽青春的生命，只留下多情公子的一番牵念。

（三）令人窒息的封建制度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奴婢制度是一种萎缩了的奴隶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副产物及补充。清代中叶，蓄奴现象较为严重，《红楼梦》对此作了大量的揭露。贾府的奴婢很多，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世代袭传的“家生子”，另一种是因偿还不起债务而被迫出卖的。晴雯就属于后一种。奴婢们的反抗斗争是令主子们“心惊肉跳”的，于是他们便利用手中的特有权力加以镇压，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以便敬延残喘，“抄检大观园”即是镇压之开端。在这里，那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的”晴雯，着实令王夫人恐慌了好一阵。其实，王夫人恐慌的并非晴雯模样标致，“有点像林妹妹”，而是她的叛逆性格可能“勾引坏了”宝玉，使宝玉“误入歧途”、“断了祖宗继业”，因而大肆屠戮，不仅驱逐了晴雯，而且“洗劫”了怡红院，“净化”了宝玉身边的人，最终将悲剧扩大延伸，冷酷凶残地拆散了“木石姻缘”的宝玉和黛玉。但是，他们的疯狂和暴虐，正好表现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也为他们自己的覆灭敲响了丧钟。晴雯结局是悲惨的，她在传统势力与邪恶势力的双重打击下，她纯洁、清白的生命承受不起，终于成了彻底的牺牲者，成了曹雪芹笔下受屈辱最大的一位女性。晴雯“心比天高”的自我追求，终难超越“身为下贱”的社会地位的牵制，最终成为现实社会的牺牲品，引起我们深深的同情和对社会历史深深的反思。

五、结论

晴雯是美丽的，又是天真无邪、自尊自爱、大胆叛逆的。她有天使的脸庞，芙蓉花的婷婷玉立，她是大观园中最美丽、最光彩照人的丫环。晴雯在平时的生活中，她活泼好动；在别人有困难时，她会热情帮助；在尊严受到侵犯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去捍卫。在这些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社会是非常难得，非常可贵的。晴雯的这种鲜明个性不知赢得了多少读者的喜爱和敬佩，可在当时的社会却容不下这样一个天真活泼、追求自由的女孩儿，最终沦为社会的牺牲品。她个人的性格、意志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等主观原因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而最魁祸首是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一个活泼的、“不合规矩”的女子，纵然天真可爱，在当时的社会注定了是要被摧残的。晴雯是死了，但她有知己为她伤心落泪，为她撰写诔文，又有作者为她安排一个司掌芙蓉花神的浪漫归宿。她的死，不仅仅是贾宝玉的悲哀，更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悲哀，是那个时代对真、善、美的无情摧残的悲哀！

 

注    释：

①—④、⑥自《红楼梦》曹雪芹、高鹗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2月第一版

⑤自《鲁迅全集（第4卷）》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参考文献：

红楼梦艺术论文例2

一

“单线”。此种意见又可梳理为六种观点:

一、“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说”。此说提出最早。下举三家·①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新建设》1955年4月号)中说:“《红楼梦》是以贾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恋爱故事作为贯串全书的中心线索。”②舒芜同志在《“谁解其中味”—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中认为:“无论如何，宝、黛、钗之间的故事，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或者说，是贯串和联络千头万绪的一条主线，这是不可否认的。”③邓遂夫在《＜红楼梦＞主线管窥》(《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辑)中指出:“这部作品的主线，正确表达，应该是宝黛钗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作品中‘描写主人公具体活动的具有连续性的、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事件’，也不仅仅是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还应包括与此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宝玉、宝钗之间的婚姻悲剧，实际上是相互交错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更具典型意义的中心事件—宝黛钗三人的命运悲剧。”除以上三家外，诸如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组写的《＜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等文章也都持此观点。

二、“宝黛爱情悲剧说”。持此观点的文章最多。下举5家:①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②李春祥在《＜红楼梦＞的主线与主题》(《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中说:“从以上概括的情节线索中无可辩驳地说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决不是《红楼梦》的附属部分，而是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或中心情节。”③黄立新的文章题目就叫作《宝黛爱情故事应是＜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在该文中，他首先阐明什么是“主线”，及“主线”应具备的条件，然后指出，《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作为主线，是‘确切’的，符合实际情况的。”④何永康在《纲绳擎起，美目盼兮—＜红楼梦＞艺术结构小议》(《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线索，……成功地负起了全书矛盾主线的使命。”⑤韩进廉在《衔山抱水建来精—＜红楼梦＞艺术结构试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1983年8月)中指出:“综合起来看，全书的结构主线应该是宝黛爱情悲剧。”除以上5家外，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郭预衡《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北京师大学报》1963年第3期);张信生《＜红楼梦＞——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面镜子》(吉林师大《读书与批判》1973年第1期);辽宁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进修班的文章《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地主阶级垂死的诊断书》(《辽宁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冯宇《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兼论＜红楼梦＞的主线》(《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胡念贻《谈＜红缕梦＞的艺术结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张文潜、颜纯钧《试论＜红楼梦>的爱情主线》(《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邢治平《浅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郭英德《佳作结构类夭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辑)等。

三、“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说”。下举4家为例。①刘世德、邓绍基在《＜红楼梦>的主题》(《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全书内用荣国府、宁国府由盛而衰这样一根基本线索把许多大大小小的情节贯串起来。”②程鹏在《人物千姿百态，意境气象万千—漫谈曹雪芹刻画贾府人物的艺术特色》(《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主线，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由鼎盛走向崩溃的衰亡史。”③孙逊在《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谈＜红楼梦＞的主题与主线》（《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1980年11月)中说:“我们看《红楼梦》的精心艺木构思，可以看到它在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即以贾府荣枯盛衰作为统括全书的一个总的脉络。”“贯串小说全部情节和人物的，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这条主线。”④曾扬华在《＜红楼梦>艺术结构试探》(《红楼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提出:“从《红楼梦》全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足以担当得这付担子，成为全书主线的，就只有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因为只有这个过程才能容纳得了书中已写的一切人物和事件。”除以上4家外，持“衰亡史说”的文章还有:石一歌《＜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略谈＜红楼梦>的主题》(《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4期);王一纲《从第四回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辑);张春树《＜红楼梦＞结构简论》(《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王西彦《大波与潜流—关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的笔记》(《我读红楼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等。

四、“贾宝玉叛逆道路说”。①张锦池力主此说。他在《试论＜红楼梦＞的主线》(《哈尔滨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中说:“围绕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叛逆与反叛逆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他又在《也谈＜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中说:“一部《红楼梦》是以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以贾宝玉和贾政等人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叛逆和反叛逆为主线，以四大家族衰败为结局，全面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张锦池先生还在《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红楼梦>主线与明清小说传奇结构形态》(《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1辑)中说:"《红楼梦》本名《石头记》。正像‘桃花扇’是《桃花扇》不容置疑的主线一样，《石头记》不容置疑的主线当是‘通灵玉’……《红楼梦》以‘通灵玉’为主线，实际上也就是以贾宝玉为主线。”②马国权先生也是力主“叛逆道路说”的。他在《灰蛇伏线，终有迹象可寻—从四次大的矛盾冲突看＜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沈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笔者认为。反映在宝玉和贾政之间的叛逆与卫道的斗争是小说的情节主线。”③鲁云涛在《也论＜红楼梦>的主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中说:“《红楼梦》的主线，与其说是宝、黛、钗的爱情纠葛，毋宁说是宝玉的成长和生活道路。后者同《红楼梦》里的各种生活、事件、人物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这条线索才是真正贯彻了作品的整个始终。”④余致君在《＜红楼梦>结构论》(《红楼》1990年第3期)中指出:《红楼梦》“是‘石头’的自传。顽石投胎为贾宝玉，因此，本书就是贾宝玉的传记。贾宝玉的成长与成熟就是本书的主线。”除以上4家外，主此说的还有王景霓等3人合写的《试谈＜红楼梦>的主线》(见《延边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韩黎范的《略论＜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等文章。

五、“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说”。①洪广思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0月版)中说:“作者选择贾、史、王、薛这样的四大家族，以它们的盛衰为主线展示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的。”该文还批评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的观点。②柏青《封建家族的兴衰—谈＜红楼梦＞的主线》(《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也指出:“宝黛的叛逆悲剧(包括爱情悲剧)，在全书中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但是，宝黛的叛逆，并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它只是从一个方面来呈示四大家族的兴衰。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

六、“爱情关系的复合情节体是主线说”。主此说的姜耕玉先生在《草蛇灰线，空谷传声—＜红楼梦＞情节的艺术特色兼论情节主题》(《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3辑)中说，“贾宝玉与金陵十二钗的关系，特别是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关系的复合情节体，应该是《红楼梦》‘拽之通体俱动’的‘主体线索’。”

二

双线。此又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红楼梦》的主线是两条，它们之间是并列或交叉关系，没有主从关系。二是认为《红楼梦》有两条线索，但它们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主一副或一明一暗。

一、认为两条主线是并列或交叉关系者又有4种不同意见。

1、“宝黛爱情和贾府衰败两条主线说”。下举3家:①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0页)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是在现实生活中成长和发展的，其性格也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全书也明显地贯穿着两条线索:宝、黛的恋爱和贾府的盛衰。前者是日趋更高更美，后者日趋崩渍瓦解。”②刘建军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悲剧结构》(《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说:“宝黛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的日趋衰败，是长篇小说《红楼梦》的两条主要情节线索。”③郝炘在《＜石头记＞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从《石头记》的情节安排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贾府由荣变枯，由盛到衰的发展;一条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这两条线索原是并行不悖，互为因果的。”

2、“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家族衰亡两条主线说”。下举4家:①蒋和森在《＜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在艺术上是采取的多线条结构。它以贾宝玉作为全书的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贯穿全书的情节故事。但是，整个小说并不是仅仅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还描写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其中又集中描写荣国府。不妨说，这也是贯串全书的一条线索。”②王启忠在《试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辑)中说:“《红楼梦》中的家庭衰亡和爱情与婚姻悲剧两大主线便是全书的中心事件。”③刘生良在《简论＜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笔者认为《红楼梦》是两条主线。两条主线是:一，贾府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二，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④李兴汉在《＜红楼梦＞结构线索新探》(《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中说:“笔者同意《红楼梦》有两条线索的基本观点”，“我认为两条线索，一条应是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两个悲剧，一条应是贾府没落衰败的过程。”“它们各有自己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只有交叉关系，没有从属关系。”除以上4家，同意此说的主要文章还有蓉生的《试论＜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3辑)等。

3、“顽石下凡历世和神瑛、绛珠及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两条线索说”。徐子余先生在《＜红楼梦＞主题论议》(《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辑)中说:“在《红楼梦》中有顽石下凡历世和神瑛、绛珠及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两条线索。”“再就这两条线索的关系来说，石兄下凡经历的‘离合悲欢’，一方面是他的俗身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离合悲欢’，另一方面是与作‘陪’的女冤家的俗身的离合悲欢。所以，在《红梦楼》的结构上，宝黛爱情故事与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的故事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4、“贾宝玉人物情节线与王熙凤人物情节线说”。主此说的杜景华先生在《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文史哲》1982年第1期)中说:“《红楼梦》不再属于说话的艺术，它是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以宝、黛、钗爱情与婚姻悲剧及王熙凤理家的悲剧这两个主干线索、牵动着作者描绘的广阔的生活面，平行地向前发展着。”杜先生在《论＜红楼梦＞的结构线》（《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中，对他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一部长篇小说有两条平行的结构主线，不仅有前例，而且也得到了论家的认可，”“贾宝玉人物情节线与王熙凤人物情节线二者为小说结构主线，其它为暗线或支线，至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故事，……如果我们不将它与贾宝玉情节线归在一起，它只能被认为是主统之外的一条支线。”

二、认为两条线索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主一副或一明一暗者有6种意见。

1、“宝黛爱情悲剧是主线，家族衰败过程是副线说”。主此说者主要有3家:①冷宴明在《略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青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与所反映的广阔的生活面相适应，《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展开，采取了多线推进的方法。贯穿全书的线索有两条:一条是宝黛的爱情悲剧，这是一条主线;另一条是贾府衰败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件，这是一条副线。”②薛瑞生在《佳作结构类天成—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中说:“《红楼梦》是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以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的盛衰为副线的。以这两条线索为经纬，形成了许多网眼，然后盘根错节，在极其广阔的生活场景上，勾画出了封建社会鲜明的艺术图画。”③赵秉文在《简论＜红楼梦＞前五回的整体作用—兼评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中说:“《红楼梦》的中心故事和结构主线到底是什么，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一是宝黛爱情中心说，二是四大家族兴亡说。而笔者倾向于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宝玉的爱情为结构主线，以贾府的兴亡为副线。”

2、“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贾府衰亡过程是副线说”。张松泉在《＜红楼梦>与长篇小说美学问题》(《北方论丛》1980年第6期)中说;“《红楼梦》以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矛盾纠葛为主线，在艺术表现上处理为‘明线’，以贾府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为副线，在艺术表现上处理为‘暗线’，全书以明暗交织，主副交叉的推进方式，构成贯穿全书、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显示出《红楼梦》悲剧结构的多样统一的特征。”

3、“王熙凤理家过程为主线，宝、黛爱情为副线说”。何宁先生在《论＜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我认为以王熙凤为主人公，通过王熙凤在管理荣国府过程中和赵姨娘、邢夫人、贾琏三组矛盾，使王熙凤由威重令行到心劳日拙到积劳以死，从而表现了这个家族的衰败，这才是《红楼梦》的主线。”“至于宝、黛爱情这根线，那是一根副线。”

4、“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其他少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副线说”。翁柏年在《论＜红楼梦＞的爱情主题及其情节结构》(《社会科学》(兰州)1984年第3期)中说:“一、《红楼梦》的主人公就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二、《红楼梦》围绕这三个人物的爱情婚姻悲剧，具有一条脉络清晰，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这就是全书中唯一的主线。……五、大观园中其他少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为了供托主线，加强主题的政治意义而谈的。如称之为‘副线’，亦无不可。”

5、“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的悲剧故事为主线，贾府的衰亡为副线说”。白盾在《“诗”与“史”的交融—论〈红楼梦〉的艺术构思与创作目的》(《红楼梦新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月版)中说:“所以，《红楼梦》的构思也就显出了这样一个迹象:即是他将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的悲剧故事置于最中心的地位，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处理:将最主要的篇幅献给了这些‘原应叹息’(元、应、探、惜的谐音)和真应怜(甄英莲谐音)的不幸的女儿们。与此同时，他将贾府的树倒猴散，一败涂地的故事，则作为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们的悲剧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次要的地位，当作情节发展的副线处理。”

6“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明线，暗线可能是宝玉的人生道路说”。刘敬圻在《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中说：“这部大书也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主线。明线，无疑是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暗线却不一定只是归纺为贾府的衰亡历史。”“就一般而论，在这一大作品中，男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和个人命问题，往往构成那条潜在的、深层次的、与作品主题有着更密切关系的暗线，《红楼梦》似乎也正是这样。”

三

“三线”。即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线索是三条。此观点主要有3家各不相同的意见。

一、“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众多女儿们的命运和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的发展”三条线。丁淦在《＜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辑)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人物、事件、情节、命意如此纷繁复杂而又条理井然，方寸不乱，原因在于它们很明显地由三条大线索成麻花形交织串连组成。一即:以封建皇朝衰败为表，封建家族衰败为里，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为标志的发展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金陵十二钗为主体，众多女儿们的命运为背景的发展线索;和贾玉玉的‘补天—济人’为核心的叛逆性格或叛逆事业的发展线索，将全书诸多头绪编串成一个宏伟的整体。”“这三条线索紧紧绾联、相互交叉、此起彼落、时明时暗，因此孰为明线，孰为暗线，很难一概而论。”

红楼梦艺术论文例3

[1]曹雪芹，高鹗著，李全华.标点《红楼梦》通行本[M].岳麓书社，1987.

[2]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

[3]徐定宝.《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造成贾母性格逻择混乱的主要原因[J].明清小说研究，2000.

[4]曾扬华.贾母的烦恼[J].红楼梦学刊，1995.

[5]周汝昌.周汝昌点评红楼梦[M].团结出版社，2004.

红楼梦论文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2］邸瑞平：红楼撷英［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3]傅继馥：明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4]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5]胡文彬：《红楼梦人物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6]李希凡.：传神文笔足千秋[CD2]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7]李论：《红楼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5.

[8]宋淇：红楼梦识要［M］，北京中国书店，2000.

［9］吴调公：从晴雯之死一节看曹雪芹的美学观［M］∥红楼梦研究辑刊，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M］，花山文艺出版社，1977.

[11]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下册，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红楼梦论文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程乙本），作家出版社，2003.

[2]周昌汝《红楼小讲》，北京出版社，2009.

[3]周昌汝《红楼十二层》，书海出版社，2005.

[4]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红楼梦艺术论文例4

在美学与德国哲学的洗礼下，王国维将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对《红楼梦》的探究中，它突破了传统的美学观与文学观，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游戏说”，王国维认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这种文学观念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红楼梦评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它开辟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因此，它在文学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二 《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美学

王国维生活在文化融合、裂变和冲突的时代，因此，王国维将中国哲学作为基础，将西方哲学作为辅助，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融会贯通。对《红楼梦》悲剧美学的阐释和发现，指的是将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点转变为自身的文艺思想，将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结合。《红楼梦评论》将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作为基础，阐释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释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脱。在王国维的思想之中，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浓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兴趣，在融合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之后，将西方思想作为立足点，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悲剧艺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并且在当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悲剧作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西方的悲剧理论，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与美学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来源欲望的满足与否。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悲剧的演化。作为西方的悲剧家，叔本华认为，人在意志的驱动下不断产生欲望，这些都为《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体现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蕴含着个体生命的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充满深刻的悲剧思想，并站在与传统乐天思想相背离的高度上，对该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表现了王国维独到的文学素养与审美眼光。悲剧来源于哲学，将人的本质作为最本质的问题，是人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哲学的归宿和出发点是人，悲剧的归宿和出发点也是人，《红楼梦》将人作为描写的目的，是其悲剧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识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红楼梦》通过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们通过减少生活的欲望而获得的解脱。但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解脱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觉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观察别人的痛苦。例如，贾宝玉的解脱就是一种悲壮和悲剧的解脱，将生活作为立足点，将悲剧的苦痛作为基础，最终成就人世的解脱，正是《红楼梦》这部作品伟大的原因。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美学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且认为《红楼梦》的结局就是悲剧人物在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后最终放弃了生活的欲望，从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目睹了大观园中的生命走向痛苦与绝望，并深刻感受到个体在悲剧命运中的渺小，最终他在悲剧性的人生中寻找到解脱的方式，放弃了世俗的享乐与美好。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故而，他认为贾宝玉最终真正走上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在西方悲剧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剧色彩的悲剧美学。但是，由于叔本华是唯心主义的代表，所以王国维的悲剧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应从西方哲学悲剧思想的角度客观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悲剧主要被划分为三种，其中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命运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异而造成的，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也深刻揭示了这个观点。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三点，但是，他觉得《红楼梦》悲剧中最后一种最感人。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更大的悲剧体现宝黛之间的爱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的不同，黛玉与宝玉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在痛苦的挣扎过后，终于找到了解脱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国维正是看到了别人忽视的悲剧性，以悲剧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评价做了新的诠释。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价》对中国的传统悲剧模式来讲是一种新的突破，对中国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王国维认为，悲剧能够将真善美相结合，在没有建立完善的美学历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学理论对悲剧进行审查，在深层次上对人类进行研究。通过对悲剧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浅薄而带来的危害，虽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美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极意识，但是转变以往中国悲剧的开展模式，对中国悲剧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悲剧美学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使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痛苦进行逃离和忘却，王国维反对以文载道的思想，重视在文艺中存在着的独立价值，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意识。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甚至于整个大家族的兴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人内在的问题，在通过痛苦的经历之后得到解脱，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的悲剧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剧理论的过程中，王国维从小说无功利的、人性的和艺术的角度出发，避免了外部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将人作为本体进行结构和剖析，对人性进行道德评价，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悲剧的固有性和深刻性进行揭示，让读者有振聋发聩的感受。王国维的美学和哲学观点，正是对人生的关怀，对人生意义和人的问题的阐释。

转贴于

王国维的悲剧意识突破了传统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内一切始于悲者，他认为，传统的喜剧美学没有真正正视现实的弱点。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崇尚，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须要通过喜剧的结局呈现出来，而中国的作家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所以，小说往往是呈现完美的结局。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深刻批判了传统文学的某种狭隘、庸俗的观念，为了真正地体现人性的真、善、美，王国维觉得有必要宣扬悲剧的存在价值，王国维从人性的角度描绘了人生本质的痛，同时深入探讨了悲剧中善的伦理价值。所以，在王国维眼中，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同时也呈现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悲剧是人性真、善、美三者的有效结合，并在关于美学的探讨上有着重要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

1 表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上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他对人生的内涵做了新的诠释：“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王国维认为，人们由于无法满足欲望，必然会产生对生活的痛苦，这些虽都是暂时的，但是欲望一旦满足后，将会产生对生的厌倦。所以，生活、痛苦、欲望三者无法超越，最终构成了悲剧。在王国维的眼中，文学不仅在于表面上这种生活、痛苦、欲望的结合，同时也蕴含着要从悲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在王国维的思想意识中，对于人物的描写都离不开痛苦与解脱的纠结，因此，要想与欲望作斗争，就要学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的探讨上。由此可见，王国维是站在美学的角度上，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审视《红楼梦》中的人物，并且深刻揭示了个体生命所呈现的悲剧命运，这种新的观念对作品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突破与创新，不仅扭转了传统的悲剧模式，同时也对中国悲剧的探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他的悲剧思想打破了传统的乐观意识，这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促使人们在生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悲剧说、游戏说都冲击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并且与原有的文学观有着明显的区别。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描写了人在痛苦中的解脱，如文中的贾宝玉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在封建社会中痛苦挣扎的影子，最终摆脱了对世俗的束缚。同时，王国维还认为《桃花扇》与《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表现了世人厌世，想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他认为，《红楼梦》中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而《桃花扇》中的解脱非真正的解脱，由此可见，王国维将《桃花扇》与《红楼梦》进行对比，实质上就是将文学与人生、国民、历史、政治等问题的结合，并且在生活中反映出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在《红楼梦》中的个体生命中，贾宝玉与林黛玉是代表独立与自由的典型形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毅然选择了对个体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在命运的压迫下，他们只好放弃了最初的追求，选择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3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红楼梦艺术论文例5

明清时期是我国小说繁荣时期。长篇章回小说有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施耐庵的英雄小说《水浒传》、吴承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爱情小说《红楼梦》；拟话本小说有冯梦龙的通俗小说《三言》、凌蒙初的通俗小说《二拍》；传奇笔记小说有蒲松龄的神怪小说《聊斋志异》。西方影视技术引进中国，影视界就不断将这些作品搬上银幕，成就与名著不朽的梦想。《红楼梦》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影视红楼梦创作及特点

1924年香港民新影片公司拍摄京剧黑白默片《黛玉葬花》，梅兰芳演林黛玉。1927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拍摄时装黑白默片《红楼梦》，周空空演刘姥姥。1928年上海孔雀影片公司拍摄古装黑白默片《红楼梦》。1936年上海大华影片公司拍摄古装有声歌唱片《黛玉葬花》，李雪芳演林黛玉。1939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顾兰君演王熙凤。1944年上海中华联合影片公司拍摄黑白有声故事片《红楼梦》，卜万仓导演，周璇等人主演，演员阵容强大。1951年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拍摄现代时装片《新红楼梦》，李萍倩导演，李丽华等人主演，是红楼梦现代版。1961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版《红楼梦》，袁秋枫导演，是黄梅戏经典版。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越剧电影版《红楼梦》，岑范导演，徐玉兰、王文娟主演，是越剧经典版。1975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伍卫国等人主演。1976年香港丽的电视台拍摄剧《红楼梦》，林家声等人主演。1977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古装歌舞彩《金玉良缘红楼梦》，李翰祥导演，林青霞等人主演，是香港十佳华语电影。1977年香港思远影业公司拍摄《红楼春上春》，金鑫导演，张国荣等人主演，是。1977年香港佳艺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伍卫国等人主演。1978年香港今日影业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新红楼梦》，金汉导演，李菁演等人主演，演员阵容豪华。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王扶林导演，欧阳奋强、陈晓旭等人主演。是电视剧经典版，198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楼梦》，谢铁骊导演，夏钦、刘晓庆等人主演，票房不佳。20世纪90年代台湾中华电视台拍摄73集《红楼梦》，张玉燕等人主演，收视率不高。2003年泰国正大集团、上海电视台拍摄数字高清电视舞台艺术片新版越剧《红楼梦》，钱惠丽、单仰萍主演。

本人认为：“红楼梦的多指向隐义结构决定了红楼梦主题的无正解性。红楼梦的未完成性更是促成了这个谜局的形成”。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艺术偏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见解，重拍红楼梦在理论上是成立的。综观红楼梦影视史，概括出几个特点。1　拍摄频率高，在短短80年时间里，红楼梦影视版有近20个版本。2　科技进步带动影视发展。黑白到彩色，无声到有声，长镜头到蒙太奇，红楼梦拍摄在不断进步。3　篇幅越来越长。单本剧到多本剧，红楼梦故事越来越完整。4　主题日趋复杂，从塑造人物形象，到敷演人物故事，最后是演绎全本红楼梦。5　艺术形式多样。戏剧片就有京剧、越剧、黄梅戏、粤剧之分。6　艺术风格多样。有古装、时装，有传统、现代，有高雅、低俗。7　演员多用明星。影视创作培养和成就了大批演职人员。8　横向看，成败参半；纵向看，失败居多。

二、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风险

从红楼梦影视史角度分析，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第一次创作风险较小。尊重原著，实现艺术形式转变，基本上就会成功。红楼梦影视版早期作品原创多，相对地位较高。如：京剧版、越剧版、黄梅戏版、粤剧版。

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第二次创作风险相对比较大。第二次创作往往是在第一次创作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次创作已经转变了艺术形式，第二次创作如果不能在内涵上有所创新，失败概率较大。新版如果要突破旧版的水平，必须从内涵的全、新、深、广的某一个角度上做文章。

三、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程序

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分三个步骤，包括从文学到剧本的再创作，从剧本到影视的再创作，从影视到观众的再创作。

剧本是影视的灵魂，它关系到影视的艺术定位，非常关键。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选择角度小的某个特定主题进行创作，是单本剧创作。一种是采取多角度、多主题创作，是多本剧创作。这中间主要是新版对旧版的创新问题，如：2003年新版越剧是在1962年旧版越剧基础上，只能在结构和台词上进行创新，就其艺术成就，即使不分伯仲，也是稍有逊色。新版电视剧要突破1987年央视版的高度，可以创新的是开头和结尾，而开头的神话故事是虚幻的思维性的哲理性的内容，对文学有意义，对影视则毫无意义，新版创新空间有限，唯一出路是撇开尊重原著的原则，拓宽创新空间。

剧本搭建故事框架，编写人物台词，把文学红楼梦重组为适合影视制作的影视红楼梦，但它仍然是文字。从剧本到影视的再创作，是将语言文字转化为声音和画面，这需要导演、编剧、摄影、演员、化妆、布景等通力合作。把富于想象的语言文字转化为具体可见的声画形象。影视是综合艺术，某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作品质量，所以，团队建设很重要。

影视是遗憾的艺术，从影视到观众的再创作，才能最终实现它的价值。虽然影视在设置剧情时尽量考虑大多数观众的要求，但是，一部作品能完全满足观众是不现实的。观众构成情况非常复杂，他们认知水平有高低之分，感悟能力有深浅之别，艺术趣味有雅俗之异，加上受前人创作成果的影响，部分观众挑剔在所难免。在观众实现再创作的时候，优秀作品被追捧，拙劣作品被鄙夷。上帝面前没有光环，要想成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四、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的比较

许多人以文学红楼梦为标准评价影视红楼梦，把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艺术作比较，往往不会有结论。文学和影视彼此特征明显，有很大的异质性，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再创作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从创作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创作客体、创作工具四方面存在差异。小说历来都是野官稗史，曹雪芹花一生精力写小说，以致“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但他发扬古人发愤著书的优良传统，用语言文字将自己的生命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记录真实的社会人生，诉说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目的不 是留名青史。红楼梦成为文学名著是历史的选择。影视选择精品题材，选择历史，选择红楼梦，有功利目的。影视发挥群体创作优势，综合利用多种艺术元素，将抽象转化为具象，将静态转化为动态，将间接转化为直接，让观众真切感受红楼梦世界，但它不能完全复原红楼梦。如果没有新点或亮点，不能出彩，成败也是变数。综观红楼梦影视史，几十部只有几部精品，想拍精品不一定就是精品。其实，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如果没有越剧演员千锤百炼的唱腔身段来发挥越剧长于抒情的特点，就不可能成功。好莱坞大片模式固然好，近年从功利出发而拍摄的形式创新内容空泛的只给评委看的作品，观众是不认可的。香港影视的地位，得益于香港影视界对影视的清醒认识：速度、产量、娱乐、大众是影视的灵魂。

从作品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作品内容、作品形式两方面存在差异。文学红楼梦具有隐性的特点，容量大，角度多，视野宽。透过文本，读者凭借思维和想象，将红楼梦的意义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家庭、伦理、道德等层面，影视红楼梦具有显性的特点，容量小，角度小，视野窄。通过镜头，观众看到的是真实生活的有限画面，流动的画面不允许观众过多的停留和思考，如：文学用“爬灰”一词交代秦可卿死因，抽象、含蓄、富有文化意味，影视则用真实画面。如：宝玉的玉，文学用模糊概念，影视则具体到20个版本各不相同。一部具有恒久影响的文学因历史产生距离而拓宽了审美空间，这是文字间接性造成的。一部具有大众娱乐特点的影视将名著意义定格在某一个特定时代，满足时尚需求，只能造成短期轰动效应。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的比较实际是中西方文化观念的比较，文学红楼梦符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视红楼梦符合西方传统美学思想。

从接受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接受对象、接受方式两方面存在差异。文学是精英艺术，需要读者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调动他们的思维展开想象，它的受众比较少，影视是大众艺术，对观众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有视听能力就可以欣赏，它的受众就比较多。在这一点上，影视红楼梦对普及红楼梦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对于许多没有读过文学红楼梦的观众来说，影视大胆直露的镜头语言可能会造成误导甚至是伤害。在改革开放发展振兴的大背景下，影视红楼梦应该改造文学红楼梦，去除其封建糟粕，赋予其时代精神。

五、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的建议

1　影视红楼梦的主题创新。

高鹗续书体现出20世纪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为红楼梦增添不少色彩，但是，身处2l世纪就应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高鹗笔下的丫鬟大多奴性十足，影视创作为什么不可以稍加润色，使之更加合乎现代女性的要求呢?1987年央视版尊重原著这个缺陷，并且结尾仓促而悲观，影视创作为什么不可以在贾兰等人身上体现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使之更加符合人类成长模式呢?剧组可以先尝试单主题小容量创新，检验一下能力和效果，再进行多主题大容量创新，走在时代前列。

2　影视红楼梦的结构创新。

利用蒙太奇手法，调整文学叙事顺序，使情节衔接更自然更生活化，使画面构成更富有诗情画意，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1987年央视版从甄士隐开始，引出贾雨村，再引出林黛玉，结构比较好。如果当时用电脑特技制作太虚幻，宣扬一些似懂非懂的大道理，反而会以辞害义，弄巧成拙。但1987年央视版在背景处理上有许多不足，江南景色不够灵秀，北方景物不够厚重，许多镜头借助花花草菜遮遮掩掩不够大气。

3　影视红楼梦的人物创新。

红楼梦艺术论文例6

十八世纪，《红楼梦》横空出世，其巨大冲击波绵延不绝，形成“红学”，红学有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之分，当代红学总体而言延续了三大学脉：一是王国维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哲学研究；二是胡适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考据学研究；三是俞平伯1922年的《红楼梦辩》为代表的从考据学转向文学本身的研究。尽管胡适后来屡遭批判，但考证之学成果丰硕，而由王、俞开创的两大学脉却衰弱不振，缺乏强有力的嗣响。20世纪是考据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为红学研究主流，文学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压抑而处于边缘状态。

1976到1979年，随着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不少红学研究的文章还没跳出中形成的老套路，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及意义。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78年张毕来的《漫说红楼》，1979年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还有1979年台湾罗德湛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1980年，俞平伯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书面发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i同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将红学的范畴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谁家的事，即“本事”，认为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红学学科范畴的讨论，如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讨论引发学者们对于文学何以谓之为文学的思考：纯文学，文学性，艺术性，文学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的关系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红学”回归文学文本研究的呼声渐兴，红学界逐渐趋向文本研究的新的学术宗旨、追求与取向，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文学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种：传统方法、西方理论、传统与西方之间的摇摆，这三种思路分别存在的一些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辨析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理念创新的问题。

一.传统方法与文学工具化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红楼梦》，这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其中以《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表现出层层深入的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张锦池《红楼十二论》（1982年）、周中明《红梦楼艺术论》（1980年）、周书文《红楼梦人物塑造的辩证艺术》（1986年）等等。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高潮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Z政和贾宝玉绕功名仕进问题而进行的冲突，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又将围绕主要矛盾冲突的其它矛盾冲突归纳为：背景性矛盾冲突、从属性矛盾冲突、交叉性矛盾冲突、转化性矛盾冲突四种。最后，总结出王夫人和贾宝玉的矛盾冲突的实质是人的生存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实现的悲剧。作者提出的“钗正黛次说”在2005年5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后，人民网、新浪网、学术交流网等多家网站都予以转载。这方面的主要著作还有舒芜《说梦录》（1982年）、吴晓南《“钗黛合一”新论》（1985年）、白盾《红楼梦新评》（1986年）、朱眉叔《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1986年）等等。

1987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体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著，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1990年的刘梦溪的《红学》、2002年杜景华的《红学风雨》等。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红楼梦》的结构研究方面，有张锦池的《红楼梦结构论》（1990年）《再谈曹雪芹的结构学》，从中国古典文化、古典美学来探讨《红楼梦》的小说结构。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索之中，出现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

对这类研究，当代文论在多大程度上警惕或反思了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文学工具论思维呢？回到文学文本“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也可能出现李希凡、蓝翎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形成“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百科全书说”，并为政治所利用成为席卷全国的思想斗争工具，这就是文学工具论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工具论思维模式不仅是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服务，也包括将文学作为经济或其他现实功利服务的工具。

文学工具化现象在西方也存在，如布鲁姆认为经典的悲歌在于审美被遗忘，“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持诗的完整与纯粹。那些弃绝此目的的‘军团’代表我们传统中的一种倾向，即总是要避开审美领域；如柏拉图的道德主义和亚里氏多德的社会科学。对诗的攻击往往因其对社会福址的破坏而要驱逐它，或者容其苟活但要求它在新的多元文化主义大旗下执行社会净化的任务，在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表象之下，柏拉图主义的古老论题和同样过时的亚里氏多德式社会疗法仍在我行我素。我认为，上述这些观念和一直受困的审美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永无竟时。”ii西方的文学工具化与文学审美者构成冲突，这种冲突永远存在、相互对立，从而显现文学的独特性。但是中国并不能构成这种冲突。不同于西方的美善对立，中国的“美善合一”根本就不存在与观念对抗的纯审美，历史轮回上演的是短暂的多元混乱之后，“文以载道”总是一统天下，只是载的“道”变化了而已。“载道”思维的文学工具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把文学不当作文学，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问题被忽略。

文学该不该载道、如何载道以及载什么道的问题，学界一直都有讨论，吴炫的否定主义文艺学对“载道说”的分析值得关注：“从‘文以载道’始，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工具化和教化的倡导，对文学的损害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以载道’作为中国典型的文学观已经一无是处了――在我们对‘载道说’的局限进行反思批判的时候，这一点犹为应该注意。这一是因为：由于中国文化精神不相信现实以外的现实，所以文学与政治和道德均在一个现实中，它们的密切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建立与政治和道德教化无关的‘纯文学’，在中国可能就永远不切实际。所以批判‘文以载道’，不等于文学与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不发生关系。”iii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是怎样与政治、道德等其它意识形态内容发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又该如何看看待这种关系？当代文论对这些问题应深入思考研究，建构基于中国经典文学载什么道，怎么载道问题的文学理论。

二.西方理论与非文学性批评

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楼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研究延续了王国维开创的运用西方理论阐释《红楼梦》的学术范式。当时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树者则嫌寡。

后来随着西方现代后现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反本质主义等等如走马灯似的在中国理论界轮番上演，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以《红楼梦》的研究则是叙事方法加上原型方法，还有李庆信等是以专著形式来专门探讨《红楼梦》的叙事艺术。另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如对《红楼梦》的精神文化阐释，物质文化阐释、制度文化阐释、哲学阐释等等。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到t学研究上，如林方直的《红楼梦符号解读》（1996年），用符号学来系统地研析《红楼梦》，王彬的《红楼梦叙事》（1998年），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的后现代情境、性别文化、解构性质、狂欢化、互文性等各种角度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研究有多少是适合文学本身的呢？很多研究伴随着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理论选择的热潮而随波逐流，不能抓住真正的文学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红学研究中，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比如随着文化批评热的兴起，很多学者意识到文学性被文化忽略、排挤问题。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iv他认为文学固然包含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内容，但我们应该关注文学“如何表现这些内容”这样的属于艺术本身的问题。

吴炫将反思范围扩大了，“今天文化批评中所蕴含的问题，不仅在过去的社会学批评中存在，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批评中，也没有被触及。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从文学的文学性角度来切入文化的问题， 从而也不能区分文学中的文化与文化视野中的文学之不同质。”v他将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文论称为“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倡导以文学性为本位的“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进而提出文学性内容并不是形象、情感、风格、修辞、技巧的层次，也不在‘去文化判断’、‘回归原生性的现实’的框架中，而是‘文学突破文化观念束缚’的‘文学性程度’研究。并且他还指出，中西方文学性有差异，也不能用西方文学性理论直接解读中国经典。

如前所述，中国是载道思维一统天下的绝对权威，不存在纯审美与非审美的冲突和对抗，我们没有独立的审美立场批评非审美者“总是会站在高处去思索着相同的体验，如旅鼠般跳下喋喋不休地把文学解释成是阶级体制所催生的。”vi吴炫认为由于中西方理论的逻辑起点不同，拿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经典是错位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一谈文学的文学性，便只能将目光投向西方的‘文学自律的形式批评’和‘纯文学’，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那种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当这种‘纯文学’不能在不纯的中国文化现实落根之后，‘文化批评’、‘反本质主义’这些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就又作为对‘纯文学’、‘纯粹形式’的话语纠偏而出场。但无论是在西方实体性存在的意义上理解‘文学性’和‘文学本质’，还是在‘反本质主义’的意义上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实均错位于‘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更错位于中国文学经典的独创性经验。”吴炫认为西方纯粹意义的文学研究并不适合解读中国经典，即便是审美的、文学性的理论，直接拿来解读中国经典也有隔靴搔痒、盲人摸象之感，因为西方二元文化所形成的“实体性或边界性存在的‘文学性’”不同于中国一元文化的整体性穿透性特质，他从而提出不破坏整体性又能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式文学性特性”。因此运用西方现代后现论研究《红楼梦》，有多少研究只是西方某种理论在中国的一阵热潮，因而疏离和隔膜于中国经典和中国文学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中国文学性与当代文论原创

第三种研究思路是一些学者意识到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经典的隔靴搔痒，转而又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方法。如刘再复2009年出版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哲学笔记》《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就是在海外兜兜转转一圈，发现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很多理论思潮并不适用于文学，反而遮蔽或消解文学，从而回归中国禅宗“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阐释和解读《红楼梦》哲学思想、文学境界、人物形象、文化内涵。这种悟的阅读方式触动受西方学院派浸染的刘剑梅进行反思：“这些年读了太多西方学院派的著作，中‘毒’太深，几乎离开了文学。不仅是我，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事们谈论的都是‘全球政治’，‘第三世界’，‘帝国主义话语霸权’、‘反殖民扩张’等等大概念，似乎也没有真正关注文学的。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越来越来脱节。……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家也就不需要具备任何文学直觉，只要会运用西方理论，即使再差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讲出一番玄玄乎乎的道理。我本来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才进了北大中文系，在美国也从事文学教育，但是到了后来只感到困惑和迷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讲述文学话语，还是政治话语。”vii刘剑梅发出感概要找回“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

刘再复说：“我读《红楼箩》和读其他书不同，完全没有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只是喜欢阅读而已。阅读时倘若能领悟到其中一些深长意味，就高兴。读《红楼梦》完全是出自心灵生活的需要，我把《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特别是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我终于明白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宅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哲学宝藏。所以我才冒昧地称‘悟’为第三种阅读形态，并给拙著命名为《红楼梦悟》，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作一对应。”viii刘再复从生命、灵魂的需要出发阅读、体悟《红楼梦》，强调文学本身魅力和价值，这样的阅读值得赞赏，也是经典阅读与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但是这里仍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哪些是文学性，哪些不是文学性，需要辨析。二是文学性不只是方法论，回归传统方法能不能解决当代文学问题？刘再复从安身立命的灵魂归属感审视西方学院派理论，悟证《红楼梦》，特别是对人物“心灵和性情”的阐释，有很多真知灼见，也是俞平伯所说的从“文艺的范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但是“悟证”作为一种阅读、探讨和写作的方法论，其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观、美学观与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有什么不同。“由于中西方文论命题、概念和范畴的根子在哲学，由于‘意境’、‘气韵’这样的古代文论范畴离开‘玄学’和‘禅宗’就不可能成为文学观念，所以如果我们不从哲学入手对中国古代文化概念进行局限分析和改造，中国任何古代文论范畴就都难以具有‘现代之用’――那种就文艺理论本身来完成现代转换的做法，已被‘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的只是在‘多年呼唤’所证明其难有实际成效。”也就是说，刘再复是否对“妙悟说”有批判和改造？“悟证”作为不同于“考证”和“论证”的第三种方法论，是否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还是古代一直就有，现在只是将其引入了《红楼梦》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刘再复没有明说，或许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刘再复悟读、悟说、悟证《红楼梦》非常精彩，展现了《红楼梦》浩瀚深广的文学意境与魅力，但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仍然只能选择前人的理论进行当代阐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阻碍他向前跨出@一步的原因在于刘再复的思维方式和眼光不是现代的平视，仍是古代的仰视，对待经典的态度不是平视、尊重和创造，仍是仰视、膜拜和学习。

从学术创新、理论创新、理论原创这三种不同程度的创新来说，刘再复式的红学研究仍然处在创新程度不高的学术创新的层面，即用中国传统和西方的既定理论套用《红楼梦》的思维模式，把既定理论作符合时代的新解释，还未达到理论创新（对理论问题进行改造）和理论原创（创造新的理论问题）。吴炫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或坚守传统，或引用西方，或从传统到西方、从西方到传统地徘徊：即不思考原创中国现当代新的文艺理论的问题，而只是选择中西方既有的文艺理论来研究文学文本。“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思潮迭起，常常只能成为不能面对中国自己的文学性问题的“理论自娱”、“批评自娱”，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独创性问题影响力的丧失，就会是历史的必然。”他进而提出“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开辟了一条理论原创道路，不失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原创之范示。

“越经典的作品独创性程度越高”的“以独创性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揭示经典之为经典的文学性、独创性问题。文学性即独创性，“所谓独创性问题研究，是要揭示一个作家不可替代的贡献，或者探究作家未能做出此种贡献的原因。”ix《红楼梦》是不是经典以及为什么是经典？《红楼梦》凭什么成为四大名著之首？使其成为经典中经典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其他作品，曹雪芹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哪？《红楼梦》的独创性高在哪？独创性程度高的作品具有什么特点？后来的作家如何超越《红楼梦》，创作出独创性程度较高的作品？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当代文论是否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对作家创作产生影响和帮助，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和建构的基本目标；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学问题作出理论创新和理论原创应该是中国当代文论创新与建构更高一级的追求。

注 释

i王国维，胡适，俞平伯，鲁迅等.名家正解红楼梦[M].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i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iii吴炫.文与道：百年中国文论的流变及问题[J].文艺争鸣. 2011（01）

iv曹文轩.质疑“大文化批评”[J].天涯，2003（5）.

v吴炫.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J].社会科学战线.2003（2）.

vi[美]布鲁姆著.江康宁译.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

vii刘再复刘剑梅.共悟红楼.三联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论文例7

《红楼梦》译本作为一种有着丰富内涵的艺术作品，在整体的运用中能构建出全方位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在整个前景化视角下进行深入分析，能形成整体的艺术魅力，因此，通过采用前景化的翻译方式，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的人物性格、个性化语言等给予综合分析，从而实现对整部作品的风格把握。

一、简述前景化视角的理论运用

（一）概念分析。前景化是功能文体学极其重要的概念。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率先明确提出前景化的概念，后来经由雅各布森、韩礼德、利奇等语言学家对前景化理论做了补充和发展。穆卡洛夫斯基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前景化”的概念，他认为：“前景化，是‘自动化’的对立面，是对一种行为的‘非自动化’；客观地讲，‘自动化’能使事件‘程式化’，而‘前景化’是对‘程式’的违背”。韩礼德认为前景化是“有动因的突出”；利奇则认为“前景化就是一种对艺术的偏离”。前景化把标准语言推到背景位置，从而把对标准语言的种种违反推向前景。由此可见，前景化是将变异的语言表现形式凸现出来，目的是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感到惊异和陌生，从而产生强烈的美感。

（二）整体作用。“前景化”的概念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经过穆卡罗夫斯基、雅各布森等布拉格学派学者的阐发，后又经过利奇、韩礼德等英国文体学家的加工与发展而最终形成。“前景化”的概念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则是由穆卡罗夫斯基（JanMukarovsky）首先提出，根据他的观点，诗歌语言并不构成标准语言的一种，但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标准语言构成诗歌语言的背景，对标准语言的规则系统的违反使得语言诗意（化）成为可能；如没有这一可能性，就没有诗歌，而否定诗歌作品对标准语言规则的违反的权利就等于否定了诗歌。在文体分析中，“它指一种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东西的前景化，或从背景中突出的技巧。被突出的特征是语言上的偏离，而背景是人们一致接受的语言系统。语言可看作必须遵守的一套规则，而‘突出’是违反这套规则，是出于艺术目的的偏离。”

二、分析《红楼梦》译本的风格作用

（一）不同译本的特色分析。《红楼梦》在1830年就有了第一个英文译本。在1830-1892年，总共出了4个版本的《红楼梦》英文译本。这些译本不仅不准确，而且显得很荒唐，译者为了渲染这部书的“异国情调”，满足异国读者的猎奇心理，把黛玉翻译成Black Jade，（虽然字面上的翻译还说得过去，但是，却不顾这个名称在英语中的引申意义，给外国读者在理解林黛玉这个人物的时候带来了极大影响。进入20世纪，《红楼梦》又陆续出现了3种英文译本，其中一个是从《红楼梦》德文版转译的。另外两个译本，分别由王良志和王际真翻译。王良志，纽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师，在1927年出版了他的译本；王际真，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在1929年出版了他的译本。

（二）文化艺术的表达方式。这两个译本都有鲜明的特点，就是服从了美国出版界的要求。在美国读者看来，他们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常常集中在两点：一是通过小说去接触异国风情的生活，二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情节，也让美国读者感到好奇。所以，美国的出版商们严格规定两位译者必须按照读者的需求进行翻译。于是，这两个译本就只保留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删除了一切和宝黛爱情无关的内容，《红楼梦》的主题也被简化为“浪漫的之爱”。两位译者把《红楼梦》中几乎所有描写封建社会生活的内容删掉了。所以，王良志和王际真两位译者，虽然扩大了《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但是他们翻译的《红楼梦》是“西方化”的《红楼梦》，而不是原汁原味的《红楼梦》。直到1973年，才有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红楼梦》面世。这个《红楼梦》才是中国全景的红楼梦，呈现出了全部风采，可是这时距离《红楼梦》开始西传，已经有143年了。也就是说，经过了143年，英语世界的读者们才第一次全面领略《红楼梦》的艺术魅力。

红楼梦艺术论文例8

作为文化产业案例的项目开发与内容生产的文化创新，重拍《红楼梦》电视剧，并因此进行文化资源动员的审美发掘与艺术表现，把人物、情节、细节、环境、语言的文学作品内容与知识元素、产业元素的人类学科学依据的内容生产融为一体，环环相扣地推动情节，展示细节，烘托环境，展开悬念。[1]新《红楼梦》电视剧的情节既不同于62版越剧《红楼梦》电影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也不同于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宝黛爱情和家族兴衰双重主线，它没有集中表现某一主题或几个主题，只是简单化地按高鹗续写的120回通行本的基本情节来拍摄，过于注重形式上的尊重原著而缺乏内容创新。

新《红楼梦》的“梦幻结构”分析

《红楼梦》的结构，是以全书十二个“梦”为脉络来建构整部小说的。《红楼梦》中的“梦”可谓篇幅宏大、笔触细腻、文采绚美、构思精巧、寓意深刻。全书恍如一场大梦，梦中又有无数小梦，环环相扣，前后照应，组成了一个美妙绝伦的艺术结构。[2]93《红楼梦》小说里甄士隐的“葫芦梦”和宝玉的“红楼梦”构成第一个“独立”的梦幻框架，在87版《红楼梦》里没有这两个梦的内容，为快速切入主题，第一集便是林黛玉别父进京都，新版《红楼梦》分别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细致地展现了这两个梦。剧中“葫芦梦”采用画面特效处理，先是甄士隐魂魄离身从家里来到太虚幻境，对太虚幻境的描写可谓宏大唯美，白云飘浮制作出的仙境和通往警幻仙姑的桥都很精美，演员的凌波微步也展现了仙境的美妙，这一画面的特效处理恰当，体现了导演李少红所擅长的宏大场景和精美画面的制作。甄士隐听得一僧一道在讲述红楼梦故事的缘起，这段谈话按小说内容编排，对整部电视剧的结构安排较以往的影视是一种创新，但内容拘泥于小说。宝玉的“红楼梦”场景也是太虚幻境，画面变化更为丰富精美，这里加入了昆曲的元素作为背景音乐，使“红楼梦”进入幽暗凄迷的氛围，宝玉与警幻仙姑在桥上对话，演员并没有进入这种氛围，对话直白而演员表演缺乏变化，随之宝玉在警幻仙姑的带领下游玩各司，在表现剧中人物命运结局的纲要时又采用了画面特效，这段画面设计及旁白和背景音乐处理上恰当合理，但仍只局限于艺术形式上的表意。第一个梦是二位神仙到“警幻仙姑”处交割“情事”，第二个梦是“警幻仙姑”将“情事”授意于宝玉，这才构成“独立”的梦幻结构，但在剧中这一内涵没有得以体现，人物台词及整个编排都按照小说的形式来简单取舍，缺乏创意改编。

第二个梦幻框架是“家族盛衰”，这里有两个梦都是王熙凤所做，87版《红楼梦》和新版《红楼梦》电视剧都只写了第一个梦即秦可卿死后托梦给王熙凤。由于受时代和科技的影响，87版《红楼梦》的梦境表现得简单，但导演对小说改编得恰到好处，演员的台词不拘泥于小说，为突出主题做出了合理的改编，演员在梦境中的表演让观众感觉到真实，王熙凤睡觉的姿态表现出紧张忧思，秦可卿的语气幽怨无奈，这些情绪都符合家族盛衰梦，这段改编尊重原著的内涵。新版《红楼梦》中导演严格按小说来拍摄，却也只写了一个梦，破坏了这一梦幻框架的完整性，剧中对这个梦的描写表现出人物性格幽怨、画面飘逸，台词完全如小说，又是一处形式重于实质的描写。

第三个梦幻框架是“红楼痴情”，这里有小红梦贾芸、宝玉梦蒋玉菡和金钏、宝玉梦拒绝金玉良缘、紫鹃试宝玉真情的梦，这四个梦是曹雪芹为赞扬真情而著，另外还有柳湘莲懊悔梦和尤二姐梦尤三姐两个梦，曹雪芹有意安排尤氏姐妹的故事作为大观园的结束曲。87版《红楼梦》选取了小红梦贾芸、紫鹃试宝玉、柳湘莲和尤二姐的梦，并且都做了改编，描绘出大观园“情”的心路历程的开始，肯定了宝黛的爱情，对尤氏姐妹的悲剧命运表示同情。新版《红楼梦》中删去了小红梦贾芸的情节，对曹雪芹选择这个梦作为开始对情的严肃讨论没有把握住。

第四个梦幻框架是“红楼回归”，这里只有宝玉梦晴雯一个梦，虽然只有一个梦，但在整个梦幻结构中至关重要，宝玉看到的“薄命司”中第一个人物晴雯回去了，最后一个秦可卿也回去了，了解了人间的“情”。而两部电视剧都写了这个梦，都按小说的内涵加入了这个梦，87版《红楼梦》仍做了改编，而新版《红楼梦》基本是按小说来拍的。小说里“梦幻结构”的叙事艺术有三个特点，一是用结构主线和人物组织成许多网眼，使其有多头绪的发展空间，二是始终以人物性格为核心去组织生活和安排情节，三是前后呼应，击首动尾，既悬念丛生，又丝丝入扣，就像精品的织绣一样，图案都具有立体感的艺术效果。[2]107-109

新版《红楼梦》在梦幻结构的设计上重于87版《红楼梦》，这体现了现代媒体技术与制作的优越性，导演李少红在这些局部内容的处理上过于注重形式创新，在整体结构布局上没有显示出创新元素。改编是对小说文本的再次解读和创造，要适应时代和新的艺术形式的需求，87版《红楼梦》受影视技术的局限，但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和艺术转换的规律，根据宝黛爱情和家族盛衰的主线来有选择地安排情节和布局电视剧结构。而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整体结构则表现出没有焦点，主题也凸显不出来，就是简单地在叙述故事，并且叙述得没有创新，它的可取之处在于对影视技术的应用，制造出了宏大唯美的场面。

新《红楼梦》中人物形象分析

87版电视剧《红楼梦》创造了一个时代，一个疯狂迷恋“红楼梦”的时代。电视剧的成功固然可以归因于强势媒体的传播力度，归因于剧本改编的严谨细致，但是，其演出阵容的强大，演员表演的出色，塑造了许多观众心目中的“林妹妹”、“宝姐姐”、“宝玉”等经典形象，也是其之所以成功而不可忽略的原因。[3]87版《红楼梦》的演员外形和气质都符合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而新版《红楼梦》在演员的选择上并不成功，演员并没有严格按海选的结果来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海选的权威性，说明那只是一场娱乐的盛宴，就演员本身而言，黛玉、宝玉、宝钗等演员外形与原著描述相去甚远。原著中描述的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而蒋梦婕饰演的林黛玉，整体形象有点婴儿肥、眉毛粗、眼神缺乏神采，不能体现出黛玉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的形象。原著中描写宝钗是“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剧中少年宝钗太过瘦弱，不是书上描述的丰盈圆润的外表，也与原著形象不符。原著中描写宝玉是“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少年宝玉的饰演者于小彤形象不够饱满，眼睛总是乱转，英气不足。

演员外形的选择很重要，演员造型也很重要，造型艺术是直接冲击观众视觉的影视艺术，而叶锦添为演员设计的戏服和额妆备受争议，这直接影响了整部电视剧的视觉效果。造型设计是整部电视剧最具创意的设计之一，但这种追求虚化的戏剧感设计不符合原著精神，是叶锦添大胆的个人尝试。

剧中最能塑造人物形象的动作语言也被简化，快镜头的频繁使用和过多的旁白使演员难以入戏。黛玉常听母亲说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所以她在进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留意。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中黛玉从下船到进贾府时一直听到的是男低音的旁白和诡异的配乐，接着就是快镜头的过度使用，不知道到了一处什么地方黛玉就一个人在那了，院子里的人该干什么还是在干什么，一点不似有远客来的热闹，黛玉刚观望了一下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又是快镜头还很突兀地两个丫鬟，然后就是鸳鸯简单的话语并把黛玉带进屋，导演安排的这段情节过多地使用快镜头，未能给黛玉表现她的细微心理的机会。87版《红楼梦》对表现黛玉的心理颇费心思，黛玉从下船到贾府也是坐轿子，一路上她仔细观察沿路的建筑，尤其是到了宁荣街，她细看建筑和观察门外的小厮，到了贾府就有人通报，园里就热闹起来，当周瑞家的扶她下轿时她没有说一句话，在丫头的陪同下去见贾母，这段画面将黛玉的形象表现得鲜活丰满。

87版《红楼梦》人物形象塑造成功，尤其是王熙凤出场拍得十分成功。新版《红楼梦》王熙凤的人物造型显然不如87版的，再看演员演技，王熙凤的笑声是最具特色的，但旁白一如既往地按小说内容读着，王熙凤的笑声诡异，为配合旁白她握着黛玉的手笑着时又是慢镜头，整体上让人感觉别扭，直到旁白结束人物间才正常地谈起话来，可见导演对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形象没有理解和再创造，人物形象显得干瘪。

新《红楼梦》中的中国文化分析

《红楼梦》中蕴涵着丰富的中国文化，有中医文化、民俗文化、园林与美食文化、中国戏曲文化等，然而新《红楼梦》电视剧没有细致地将这些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与审美创造，这是作为文化产业案例翻拍的缺失。

《红楼梦》中有丰富的医药文化，如冷香丸、人参养荣丸和张友士给秦可卿看病等，这些都蕴涵了深厚的中医文化。新版《红楼梦》中宝钗提到冷香丸的配方时还没讲完就被打断了，极易给观众造成这药只是个传说的感觉，然而这药从医学原理来说蕴藏着丰富的中医理论知识，红学研究成果中就有相关介绍，但没有在电视剧中对其融入再生产，其他的医药也没有在电视剧中有细究其源的。

再看《红楼梦》中的民俗文化如节日风俗、婚嫁风俗、祭祀风俗等在剧中是怎么展现的。过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小说中费了很多笔墨来写这个节日，而剧中对置办年货描写就只有第二十五集中贾珍收租的一段，接着就到了腊月二十九，过年的风俗由旁白来介绍，祭祖拍得细致一些，但没有融合祭祀的文化，剧中有一个人主持仪式，接着就是贾珍等人拜祭，旁白仍按书上的内容介绍着这一切，这种只是按风俗去做的设计无疑错失了展现中国文化的机会，毕竟影视面临的是全球性的市场，细致地拍摄中国文化才有利于其传播和传承，即便是中国的观众也不能完全理解过去的文化，导演有必要好好研究这些并通过影视再创造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红楼梦》中蕴涵的中国文化还有很多，新《红楼梦》电视剧都没有将其细致地表现出来，这不利于名著精神价值和艺术成就的体现，因此，无论何时改编名著，都应尽力做好充分准备，尽量了解文本内涵再作整体改编，合理布局结构。也只有这样，名著翻拍才能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皇甫晓涛.创意中国与文化产业［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

[2]马经义.中国红学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红楼梦艺术论文例9

俞平伯先生在三十年来的“红楼梦”研究工作中，虽然在考据上获得了若干有用的成绩，而在他评价、分析这部杰出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却十分明确地表露了他底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

早在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对于文艺，除掉赏金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三……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趣味的）研究，其对象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固定的知识。则它或木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个闹着顽亦可。这种不严肃的没有科学观点的“闹着顽”的研究态度，正充分地表明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封建意识较浓厚的知识分子，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在一九五四年，俞平伯先生所作的“红楼梦简论”一文的结尾，他虽然宣称对待这一古典巨著“应该用历史的观点还它的卢山真面，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使它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同时减少它的流弊的发生。”但我们检验一下他的研究实践，就不能不说他的研究实践和他这一段话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从他在一九五0年把“红楼梦辨”修订出版改名为“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从他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若干近著，特既是从他说出这一段话的那篇“红楼梦简论”中，我们仍然看到：他研究“红楼梦”的态度基本上还是三十年以前“闹着顽”的态度，他那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不但是原封末动，而且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的。

二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的“作者底态度”那一章里，牵强附会地根据所谓“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说的话”和所谓“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一生的历史”认定“红楼梦”纯粹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它底思想内容只是：（1）感叹自己身世；（2）情场忏悔；（3）为十二钗作本传。在“红楼梦简论”里，他自己依然批判了“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的错误看法，认为这有三种不妥当处，认为“虽有真人做模型，经过作者文学的手腕修饰以后，却巳大大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但这是由于他经过多年的考证工夫之后，觉得如果死抱住“红楼梦”是自传小说的观点，就有许多地方发生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才下了“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曹雪芹也不等于贾宝玉”的新判断。是从“小说恐怕不好写”的文章家的眼光着眼的。他仍然认为“红楼梦”是作者“自从生平”的书。并没有认识到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极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每一典型人物都系由作者高度地综合了作为社会的人的无限丰富的内容而创造出来的。由于俞平伯先生对于现实主义的无知，更由于他那半封建半殖民地所孵育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底软弱性，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认识到这部深刻地暴露了并批判了了整整一个社会制度——封建制度底一切缺点和弱点，并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制度再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和必然崩溃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对于中国人民具有怎样的教育作用。他只能把它理解为描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个人穷通的，供人“破闷醒目，避世消愁”的作品。虽然在某些地方，他也说到：“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问题小说，”和“红楼梦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均见“红楼梦底风格”）。但他所说的革命精神，是指的曹雪芹敢于在文章风格上打破能人的里臼，“他（指曹雪芹）所以能有这样的精神，却不定是有意与社会挑玷”的。而这部问题小说所揭露的究意是些什么社合同题呢？从事“红楼梦”研究三十年的俞平伯

红楼梦艺术论文例10

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曾经说过“最伟大的诗人不是创作得最多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这句话用来形容曹雪芹最恰当不过的了，终其一生，“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谁解其中味呢？概莫不过是后世这些品、评红楼的粉丝们的追捧。换句话说，是红楼的接受者，通过读者对红楼的接受、反应、阅读，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赋予和重塑红楼文本的生命力上功不可没。正是在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审美感知和审美经验，使《红楼梦》成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活力、经久不衰的显示出其强大艺术生命力的文本。

姚斯在1972年《审美经验一辩》中说，“根据接受美学理论，艺术作品的本质建立在其历史性上，即建立在它与大众不断对话所产生的效果上；艺术学与社会的关系只能在解释学的问答逻辑的辩证关系中加以把握；艺术史唯独涉及传统和理解接受间的视野变化”。此美学原理应用在《红楼梦》，一方面肯定了接受者在红楼文本发展中的作用显著，一方面也昭示了红楼文本的动态性。小说作为一种时间艺术，本身就具有随着阅读而展开画面、丰富画面的动态性。而红楼文本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一般小说的发展的共性规律，展示了它动态发展的特殊性。

一、刻意留白

顾名思义，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是中国画的一种布局与智慧。画如果过满过实，在构图上就失去了灵动与飘逸，显得死气沉沉；而有了留白，便给予观赏者以遐想和发挥的空间。我们观齐白石的虾，才能感受到水的清澈与灵动；赏徐悲鸿的马，才能体味到风的速度。最难忘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一幅画中，一只叶舟，一渔翁垂钓，整幅画中没有一丝水，而让人感到烟波浩渺，满幅皆水。予人以想象之余地。如此以无胜有的留白艺术，正所谓“此处无物胜有物”。文学上的留白便是指“言有尽而意无穷”。文学意象所传达的经验，多半是表象的相互暗示、错综交织，具有不可限定性，意义含混，内容丰富。巧妙地运用“留白”这一艺术技巧，可以给读者留下丰富的解读空间。芹溪先生无疑是灵活运用留白艺术的大家，意义空白没有使红楼梦失色，反而使文本更显玄妙。红楼梦的叙事中有多处断层和空白，甚至是疑点。比如秦可卿何以会第五回就死去？死因为何？宝钗进京待选秀女，后事如何？第57回“慈姨妈爱语慰痴颦”薛姨妈答应向老祖宗提宝黛亲事，却没有后文；贾政为何喜欢赵姨娘？贾琏何以会被称为琏二爷？《红楼梦》中的空白远远不止这些，而这些空白也为众读者所津津乐道与解读揣测。作者把疑问留给了读者，在文本和接受者之间形成了审美主客体互动的关系。作者同时也将答案交给了读者，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读者的解答都是合理的，都是依据特定的审美经验而获得的。留白所带来的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角度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是红楼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篇章。红楼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解读史，它是显示了红楼文本的动态性。在王国维那里，《红楼梦》是一部解脱的书，宣扬解脱之道；而索引派认为《红楼梦》是具有极强政治性的映射小说；认为《红楼梦》是自传小说的也大有人在。

《红楼梦》是动态文本，同时也是抒情性、意向性的诗性的文本，仿佛置身流连忘返的园林之中，“如过小桥，如循曲径，流连间不觉风光已殊。但一回首，刚才的一山一水犹在望中，始知作家笔质精工，落墨甚远”。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的园林艺术“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合而为一，在这里形容《红楼梦》文本的动态性，非常形象。

二、文本的对话性

文本的对话性，主要体现在《红楼梦》话题的多重性上。你可以认为《红楼梦》是关于争取思想自主与爱情自由的言情小说；也可以认为它是写家族兴衰荣辱的社会小说；还可以认为它是为群芳立传的传记小说，等等。作为开放结构的小说，《红楼梦》写爱情，不是单一的，它不仅写宝黛的纯情、悲情；还有贾芸与小红，藕官与芳官等缺憾性的爱情；家族命运的兴衰，群芳的去留？宝玉的执于情还是绝于情？美与丑？善与恶？宝钗是美的还是丑的，是善的还是恶？王熙凤的手段与目的是冲突的还是和谐的？这里没有道德宣判，却提供了道德影响。对话性还体现在红楼梦的叙事方式上，作者以一个鲜活的话语主体身份出现，其语言重心、色彩都侧重于展示主体的自我感受，而不是力求使它退隐到客观现象深处，消融较大的语境中。《红楼梦》采用作者助言，这源于作者不加掩饰的自我抒情角色，这个角色可以幻化为其他形态，但是其“作者原型”还是比较明显。《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以作者自云的方式开篇，接着以说书人的立场讲述，使读者仿佛身临现场，与作者一起见证一场家族兴衰的历史，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场繁华即逝的梦境。在此过程中，读者的参与性非常强，《红楼梦》留给读者的问题太多，要理解这些问题，关键还是要以文本为依托，深入理解文本的过程，就是与文本对话的过程。

《红楼梦》的文本是对话性的，通过与文本的对话，读者深化着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命的认识。这种对话是开放性的，不是结论性的。文本的对话性，体现着文本的互动与律动性。

三、心理接受的动态性

还是引用姚斯的观点。他认为，一部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这充分说明读者的阅读接受在完整和丰富作品文本上的重要性。所以作为文本组成部分的接受者，心理接受的动态性也要视为文本的动态性。

《红楼梦》以神话开篇，故事情节贯穿于仙界与凡界，前世与今生，阅读者需跟随作者一起上天入地，穿越古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在有情与无情之间挣扎；礼教与诗社之间取舍；在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间恸哭；这些对立性因素构成一个似动结构，造成艺术接受心理明显的动态性。

王国维曾言“览过《红楼梦》之后，念其珠围翠绕者，钝根也；览过《红楼梦》之后，念其色即是空者，解脱者也”。这句话把红楼梦的阅读者一分为二，也可以视为对红楼阅读感受的境界说。一开始阅读红楼，大部分读者会被红楼梦的美人、美景、美食、美好的情感以及叹为观止的园林艺术所吸引，以至于和作者一起沉醉其中，及至“呼啦啦大厦倾”时，才如梦初醒，然而梦醒远远没有梦中令人愉悦。就我本人而言，览过红楼数遍，依然对49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念念不忘，其诗情与雪景，梅香与群芳荟萃时的团圆和谐之美，使此回成为120回中最光彩夺目的一章。依王国维此言，沉迷于红楼温柔乡的，不知多少人会成为“钝根”。而且阅读红楼梦，往往不可避免的走上道德评判的路子，钗黛孰优孰劣？王熙凤是好人坏人？秦可卿人品如何？随着阅读和阅历的增长，依专业所长，从美学角度解读红楼是水到渠成的。虽未必成为领略“色即是空”的解脱者，对红楼的认识却在不断地深化。在关照文本的基础上，跳出文本，再沉迷于红楼温柔乡的同时，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此来讲，读者的心理接受是不断成长变化的。

艺术在超越生活的欲求上关照人生，对《红楼梦》的解读要在尊重文本客观性的基础上，从更高更契合文本层面上来欣赏，避免顾此失彼的道德评判。这也是读者心理接受的正常发展轨迹。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代表，四大名著之首，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自成书的400年来，一直炙手可热，由于版本居多，欣赏角度和立场的不同，分别派生出文学批评派、索隐派、自传派等数派。由研究此书的思想文化、作者原意等，而形成红学。红学发展的历史，是读者对文本接受、阅读与反应的过程，是一场审美经验的历程。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不断的赋予和重塑着红楼文本的生命力。在红学日益成为显学的历史条件下，回归文本，从文本出发解读《红楼梦》显得非常重要。接受美学为我们从文本出发研究《红楼梦》，提供了一系列的方法论指导。在尊重文本客观性的基础上，从更高更契合文本层面上来欣赏。（责任编辑：晓芳）

参考文献：

[1]《红楼梦校注》曹雪芹、高鹗原著，其庸等校注。198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