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论文例1

一、构建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模型的目的及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生存较量已从规模、专业、浅层次的外在竞争，逐步发展到内在的、隐含的、综合性的、深层次的战略性竞争，这就涉及到软环境。我国学者对投资环境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现有的评价体系和评估方法主要针对宏观经济环境而设计，由于投资软环境含义广阔，评价范围过于宏大和宽泛，评价指标直接关系到的是国家或区域创造性能力的提升，对中小城市而言，缺少针对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笔者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便于指导实践工作。

二、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

1．价值性。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和优化是富有战略价值的，因此，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应具有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指标中要具体体现降低企业成本、吸引外部资本、促进经济繁荣和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问题。

2.独特性。投资软环境是一个城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培育和积淀而成的，它是一个城市内在的、隐含的、深层次的，是本城市所特有的，能为城市带来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因素，它不易被其他城市模仿和替代。设计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要反映城市的历史优势、资源优势、文化优势等信息。

3.整合性。中小城市的投资软环境是由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单个某一方面的优势和强大都不足以提升城市的整体价值。因此，这些要素必须与城市的其他软环境要素形成一个有机的能力体系或具有整体互动的功能，才能向国内外的投资商展示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显著优越性。

4.针对性。中小城市无论在规模、基础设施、发展机遇、人力资源等方面都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因此，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应具有针对性。着力于解决在执法、政府政务、市场竞争机制、文化特色等方面问题，所列指标要突出企业和群众经常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改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建设。这篇论文

5.导向性。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反映投资软环境的现状，又要导向未来，指引人们应该如何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

三、建立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价指标内容

对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分析为探索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构成提供了理论基础。经过研究发现，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建设的好坏集中在法治与政策环境、行政服务环境、商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四大方面，其构成了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下设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投资服务环境、资金盈余环境、诚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基础服务、商务基础设施、文化环境、舆论环境和教育环境等12个二级评价指标，并通过51个观测群的调查分析，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评价和诊断。建立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价指标内容详见下面图表。

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包含了目标层、指标层、观测层等多层面的综合评价体系。指标数量要繁简适中，以便用来测度和分析我国中小城市的投资软环境。

参考文献:

投资环境论文例2

湖南有着丰富的劳动力、物资和原材料资源，是我国中部地区一个物产资源的大省，而且同周边省份和地区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省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为此，必须不断地优化我省投资环境，为引进外资和促进我省经济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湖南投资环境的现状，我们可以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总结。

1湖南投资环境的有利因素

从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湖南地区南北结合、承东启西的重要位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西移，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区域投资环境也随之改善，呈现出投资与开发的良好态势。

从自然资源环境和物产来看，湖南省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湖南素有“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的美称；主要农副产品年生产总量和外运量名列全国前茅。同时，湖南还是旅游资源大省。

从社会经济环境来看，湖南省国土面积广阔、人口数量众多、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具有较强水平、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业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农业生产基础较好，主要农副产品都位居全国前十位，在占全国不到2.2％的耕地上，生产出了全国6％以上的粮食，可以说，湖南是全国第一大粮仓。

从全球环境因素来看，全球经济重心正逐步向亚太地区移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为国际资本所瞩目。根据反梯度理论，我省可以利用产业梯度转移来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广泛吸纳外资的加入。

从国内环境因素来看，我国生产力布局重心正在由东向西推进，中部地区将成为国家的重点投资地区。从区位上看，湖南是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江经济开放带和华南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沿线的大规模投资与珠江三角洲综合实力的加强，将会通过辐射和扩散作用带动湖南社会经济发展。

从经济结构来看，湖南与湖北、广东等南北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具有明显的经济互补性和依存关系；与贵州和江西等东西省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发展梯度差，因此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此外，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和重庆市的经济辐射将对湘西贫困山区的开发发挥着较大的促进作用。2湖南投资环境的不利因素

湖南省区域投资环境因素既有有利的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完善；地区之间经济运行机制有差异；法制观念有待进一步加强；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食品、纺织品等大多以省外产品为主，电子产品更是为省外、国外产品所垄断；农副产品、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虽然有明显优势，但却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利用效率不高，忽视资源的加工增值，制约了开发效益的提高；融资和管理水平不高；水旱灾害比较频繁等。

2促进湖南投资环境优化的对策建议

2．1优化空间布局以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经济的空间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与投资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湖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应采取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特大或较大城市为发展极、以公路和铁路为延伸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带，在条件成熟时再向周边地区推进。为此，在投资环境优化方面，我们应重点从建设核心城市和交通干线来展开。

(1)努力建设好核心城市和中心城市。投资环境的改造与区域开发应是以省会长沙为核心、以长株潭工业三角区为重点，全面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市结构调整，提高技术构成与开发层次，合理辐射传统产业，强化综合功能，使之形成全省强大的“增长极”。在这个“增长极”的两翼应是京广线沿线；同时，要重点加强岳阳、衡阳和郴州、怀化和吉首等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树立“北大门”、“南大门”、“西大门”的良好形象，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实现与广东、上海浦东和国际市场的金融接轨、产业接轨和管理接轨，全面提高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把京广沿线地带建成湖南省高效益商贸走廊、高科技工业走廊和外向型经济走廊。

(2)重点建设好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主要是要建设好石长铁路沿线、枝柳铁路沿线、湘黔铁路沿线和永州至冷水滩沿线四条干线。首先是石长铁路沿线地带以湘西北门户城市常德为中心，应加速高速公路、铁路开发和现代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防洪和抗洪设施建设，加强常德、益阳等城市的环境改造，改善这些城市和地区的旅游投资环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创建外向型农业的开发创造条件。城市主导产业应以农业为出发点，并逐步改善食品、轻纺、造纸、机械等行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其次是枝柳铁路沿线地带包括怀化、吉首、张家界和慈利等城市，该区域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非金属矿产、水力、森林、旅游等资源丰富，应重点搞好怀化和吉首等城市“发展极”的环境建设和交通主干线路的改造，着力改善这些城市和地区旅游投资环境，以旅游风景资源开发为契机，促进非金属矿产、水力、森林资源的投资与开发，注重农副产品及矿产资源的深加工。再次是湘黔铁路沿线地带，这一地带城市较密集，煤、铁、锑等资源十分丰富，能源和原材料的开发与环境改造，尤其是工矿产品的深加工应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最后是永州至冷水滩沿线，这是湖南的“西南大门”，应打通湖南至防城和湛江的新“出海口”，加强省际商贸流通环境建设，加强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加强对机械、建材和旅游行业的投资环境的改造。

2．2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产业投资环境

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产业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湖南省虽然是一个农业大省，但第一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功能并不强；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主导工业仍然是以传统工业为主，总体层次偏低，结构老化，缺乏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企业组织结构的专业化和集团化程度相对较低，不利于主要产品档次的提高和更新换代，更不能形成规模优势和规模效益，无法形成集聚效应；缺乏高层次和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使城市经济职能水平低下，制约了城市对其所在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因此，我们有必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国际和国内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农业，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工业发展方向，不断优化和改善产业投资环境。

从我省的发展优势来看，我们要把经济开发的立足点放在农业、矿产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经济效益较好、容纳劳动力较多、又能体现我省资源特色的部门，如粮食深加工、建材、旅游业等。同时，我们有必要实行倾斜政策以招商引资；应进一步加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此外，我们还必须下工夫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构，把农工相关产业尤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将重工业轻型化，对大型项目的选择要同省域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通过招商引资，促进产业的调整和升级，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产业结构外向化，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整体经济实力。

2．3不断促进投资环境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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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有着丰富的劳动力、物资和原材料资源，是我国中部地区一个物产资源的大省，而且同周边省份和地区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省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为此，必须不断地优化我省投资环境，为引进外资和促进我省经济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湖南投资环境的现状，我们可以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总结。

1湖南投资环境的有利因素

从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湖南地区南北结合、承东启西的重要位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西移，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区域投资环境也随之改善，呈现出投资与开发的良好态势。

从自然资源环境和物产来看，湖南省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湖南素有“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的美称；主要农副产品年生产总量和外运量名列全国前茅。同时，湖南还是旅游资源大省。

从社会经济环境来看，湖南省国土面积广阔、人口数量众多、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具有较强水平、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业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农业生产基础较好，主要农副产品都位居全国前十位，在占全国不到2.2％的耕地上，生产出了全国6％以上的粮食，可以说，湖南是全国第一大粮仓。

从全球环境因素来看，全球经济重心正逐步向亚太地区移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为国际资本所瞩目。根据反梯度理论，我省可以利用产业梯度转移来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广泛吸纳外资的加入。

从国内环境因素来看，我国生产力布局重心正在由东向西推进，中部地区将成为国家的重点投资地区。从区位上看，湖南是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江经济开放带和华南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沿线的大规模投资与珠江三角洲综合实力的加强，将会通过辐射和扩散作用带动湖南社会经济发展。

从经济结构来看，湖南与湖北、广东等南北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具有明显的经济互补性和依存关系；与贵州和江西等东西省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发展梯度差，因此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此外，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和重庆市的经济辐射将对湘西贫困山区的开发发挥着较大的促进作用。2湖南投资环境的不利因素

湖南省区域投资环境因素既有有利的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完善；地区之间经济运行机制有差异；法制观念有待进一步加强；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食品、纺织品等大多以省外产品为主，电子产品更是为省外、国外产品所垄断；农副产品、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虽然有明显优势，但却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利用效率不高，忽视资源的加工增值，制约了开发效益的提高；融资和管理水平不高；水旱灾害比较频繁等。

2促进湖南投资环境优化的对策建议

2．1优化空间布局以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经济的空间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与投资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湖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应采取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特大或较大城市为发展极、以公路和铁路为延伸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带，在条件成熟时再向周边地区推进。为此，在投资环境优化方面，我们应重点从建设核心城市和交通干线来展开。

(1)努力建设好核心城市和中心城市。投资环境的改造与区域开发应是以省会长沙为核心、以长株潭工业三角区为重点，全面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市结构调整，提高技术构成与开发层次，合理辐射传统产业，强化综合功能，使之形成全省强大的“增长极”。在这个“增长极”的两翼应是京广线沿线；同时，要重点加强岳阳、衡阳和郴州、怀化和吉首等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树立“北大门”、“南大门”、“西大门”的良好形象，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实现与广东、上海浦东和国际市场的金融接轨、产业接轨和管理接轨，全面提高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把京广沿线地带建成湖南省高效益商贸走廊、高科技工业走廊和外向型经济走廊。

(2)重点建设好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主要是要建设好石长铁路沿线、枝柳铁路沿线、湘黔铁路沿线和永州至冷水滩沿线四条干线。首先是石长铁路沿线地带以湘西北门户城市常德为中心，应加速高速公路、铁路开发和现代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防洪和抗洪设施建设，加强常德、益阳等城市的环境改造，改善这些城市和地区的旅游投资环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创建外向型农业的开发创造条件。城市主导产业应以农业为出发点，并逐步改善食品、轻纺、造纸、机械等行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其次是枝柳铁路沿线地带包括怀化、吉首、张家界和慈利等城市，该区域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非金属矿产、水力、森林、旅游等资源丰富，应重点搞好怀化和吉首等城市“发展极”的环境建设和交通主干线路的改造，着力改善这些城市和地区旅游投资环境，以旅游风景资源开发为契机，促进非金属矿产、水力、森林资源的投资与开发，注重农副产品及矿产资源的深加工。再次是湘黔铁路沿线地带，这一地带城市较密集，煤、铁、锑等资源十分丰富，能源和原材料的开发与环境改造，尤其是工矿产品的深加工应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最后是永州至冷水滩沿线，这是湖南的“西南大门”，应打通湖南至防城和湛江的新“出海口”，加强省际商贸流通环境建设，加强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加强对机械、建材和旅游行业的投资环境的改造。2．2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产业投资环境

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产业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湖南省虽然是一个农业大省，但第一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功能并不强；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主导工业仍然是以传统工业为主，总体层次偏低，结构老化，缺乏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企业组织结构的专业化和集团化程度相对较低，不利于主要产品档次的提高和更新换代，更不能形成规模优势和规模效益，无法形成集聚效应；缺乏高层次和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使城市经济职能水平低下，制约了城市对其所在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因此，我们有必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国际和国内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农业，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工业发展方向，不断优化和改善产业投资环境。

从我省的发展优势来看，我们要把经济开发的立足点放在农业、矿产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经济效益较好、容纳劳动力较多、又能体现我省资源特色的部门，如粮食深加工、建材、旅游业等。同时，我们有必要实行倾斜政策以招商引资；应进一步加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此外，我们还必须下工夫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构，把农工相关产业尤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将重工业轻型化，对大型项目的选择要同省域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通过招商引资，促进产业的调整和升级，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产业结构外向化，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整体经济实力。

2．3不断促进投资环境的优化

投资环境论文例4

（二）投资经营成本比较日常经营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投资者的盈利预期。该项主要包括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的使用成本、水电气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消费支出、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以及受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影响带来的物流成本。中国企业在中亚五国投资，日常经营成本也是决策前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水、电、气使用费率方面，由于中亚五国的水、天然气等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利用水平参差不齐，④所以水、电、气等生产生活基本原料的成本差异较大。劳动力使用成本，包括员工日常工资福利等显性支出，还包括各国法律规定的企业或雇主应该依法为员工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培训等隐性支出。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个人素质也是五国中最好的，相应地员工平均薪酬在中亚诸国最高。其他四国存在工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熟练技工短缺的问题，但廉价劳动力充足。中亚五国对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一项规定差异较大，支出水平最高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社保费用约占员工工资的40％左右，而土库曼斯坦法律规定员工的社保费用约为员工工资的20％。相似之处在于，无论费用高低，五国都规定，社保费用全部由企业或雇主承担。中亚五国都为内陆国，除哈萨克交通、通信、互联网络发展较好外，其他四国都存在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互联网络体系不够发达的情况，这其中尤以塔吉克基础设施最为落后。这些因素无疑增加了商品流通的成本。

二、中亚五国投资环境非商业要素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除了面对日常经营的商业风险外，还面临着政局动荡、东道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法制环境变化，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等诸多不可控的非商业风险。非商业风险的不可预见性与不可控制性使得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更难把握，也是引发国际投资纠纷最多的原因之一。中亚五国投资环境中的非商业要素，受各国政治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差异较大。

（一）自然资源比较中亚五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其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筹码（如上表3所示）。从自然资源的种类和分布来看，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塔吉克斯坦水资源人均拥有量全球第一，水电兴国是其基本国策；塔吉克、哈萨克、乌兹别克三国的各种贵金属储量惊人；吉尔吉斯在资源方面没有太大优势，虽有矿藏但开发不够，而水资源也很丰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也位居前列。总体而言，中亚地区自然资源开发不足，潜力巨大，这是该地区吸引外资的优势所在，也是近年来这些国家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领域。

（二）政治环境比较在国内层面，自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至今，有从未更换总统，因而政策连续性好、政局稳定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有政权曾经发生非正常更迭导致政局不稳、影响投资者信心和安全感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其中哈乌塔三国自独立后20余年来，一直是同一人担任总统执掌大权，如此稳定的政权带来的优势是国家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能够持续发挥作用，使外资放心进入其国内市场。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任职20余年的总统年事渐高，时间越长，外国投资者对总统突然离世引发其国内局势动荡的担心越严重。特别是在各方面发展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四国的哈萨克斯坦，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身后哈萨克政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中国投资者应当未雨绸缪，早作谋划。在国际层面，中亚五国与中国外交关系良好，但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该区域巨大的影响力、美国“东进政策”所带来的变化，以及恐怖主义问题。除土库曼斯坦因为被联合国大会承认为永久中立国而不能参加任何军事联盟外，其他中亚四国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上合组织近年来加大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力度，但由于中亚五国国内居民都以穆斯林为主，加之毗邻阿富汗、巴基斯坦等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特别是塔吉克首都杜尚别距离阿（富汗）塔（吉克）边境不到200公里，因此在这些地区投资，提高警惕防范恐怖活动的破坏是不容回避的话题。

（三）行政和法制环境比较国内法制不健全是中亚五国投资环境的短板，并且五国都经常发生以总统令、内阁规定等文件调整外商和外国资本在其境内活动的情形，这就大大增加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①而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普遍存在政府运行效率低下、官员贪腐行为多发、权力寻租和执法随意性较大的现象。从事反腐败研究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主要用两种指标（“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其中清廉指数反映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受贿状况。清廉指数虽不能绝对准确地体现一个国家的行政和法制环境，但能够较为客观地从侧面表明该国行政和法制体系的运作效率。在包含约180个国家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榜上的名次（如表4所示），清楚地显示出中亚五国政府清廉状况不佳，行政和法制环境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种法制不彰的情形，也是中国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前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即便做出投资决定或已在当地开展投资活动，也应有充分心理准备，对涉及政府行为的事项，应适当调整心理预期。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鼓励投资产业策略比较基于本国经济现状和发展策略，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鼓励外国投资产业策略各有不同。哈萨克斯坦尽管矿产资源丰富，但对外国在该领域的投资限制越来越严格，矿产开采以外的产业是其鼓励的投资领域。矿产资源同样丰富的乌兹别克斯坦本是传统农业国，但正在向工农业并重的国家转变，而且也已对流向其重点资源领域的外资有一定限制，无线电子、轻工业、食品工业等产业则鼓励外资进入并从税收方面给予减免优惠。油气资源丰富、沙漠风光独特的土库曼斯坦先后制定了国家发展战略的中长期纲要。纲要显示，油气开发、化工、电力、纺织、交通通讯、旅游是其优先发展的产业，也是鼓励外国资本重点投资的领域。经历过两次政权非正常更迭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已经意识到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12年出台的《2013－2017年吉尔吉斯共和国稳定发展战略》把稳定做为国家各方面最重要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吉尔吉斯鼓励外资重点投向其燃料能源开发、交通运输、环保等领域，电力、矿产开发、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也是其经济优先发展的方向。经济落后、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塔吉克斯坦在《截至2015年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明确指出，交通、能源、粮食安全等问题是塔吉克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水电工程、交通行业、农业该国鼓励的外国重点投资的领域。

三、结论及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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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的选取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影响农业投资环境的因素。农业投资环境的优劣体现在很多方面，有的体现在光热条件、水土水文、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的表现在投资政策、市场发育程度、居民收入等方面。本文将影响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环境的因素分为两类，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投资“硬环境”主要涉及土地资源、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投资“软环境”主要涉及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由于是在一个国家宏观管理的大背景下评价不同州、市的农业投资环境，可以认为政治法律环境同质，因此“软环境”只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两个要素。2．指标的选择。由于反映“硬环境“和“软环境”所涉及到的土地资源、交通运输、通讯设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具体指标较多，以及鉴于哈萨克斯坦地区数据获取的可得性，本文根据德尔菲法选择了13个指标来反映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农业投资环境。选取的指标有农作物种植面积M1(土地资源)、货运量M2(交通运输)、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M3、互联网渗透率M4(通讯设施);国内生产总值M5、人均GDPM6(经济发展)、农业产值M7、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M8(农业发展水平)、高等院校数量M9、科研机构数量M10(教育科技水平)、居民月平均收入M11、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M12、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量M13(居民生活水平)

(二)因子分析方法

1．因子分析的思想。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法可以减少变量的数据，指标的综合性强，可以突出主要的因素，且该方法主要适用于对多个区域的比较分析。2．因子分析的具体步骤。首先，确定待分析的原始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主轴因子法、极大似然法等构造因子变量;最后利用回归法、贝叶斯法等方法计算因子得分。使用该方法得到的因子得分是有偏的，但计算结果误差较小。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确定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为样本，研究其农业投资环境。指标数据均来自2010年哈萨克斯坦地区统计年鉴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由于各个指标均为定量指标，并且大部门指标均有不同的计量单位或形式，为了统一综合评价尺度，需要将各种不同计量单位和形式转化为无量纲形式。通常无量纲化的方法主要有线性归一法、指数化转换法、标准化转换法等(周丽娟、许敏，2007)。本研究拟采用线性归一法来进行无量纲化，从而实现各指标标准化。

(二)实证分析过程

1．统计量的检验。表1给出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其中，KMO值为0．521，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取值小于0．6，不太适合因子分析。而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KMO的假设，适合进行因子分析。2．公因子的提取。根据因子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出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以及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按照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提取4个公共因子，这4个因子作为公共因子已经对大多数数据给出了充分概括，损失只有8．932%(见表2)。3．因子命名。表3是由最大方差旋转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由于第一个因子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数量、互联网渗透率、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量、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这7个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社会服务设施(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命名为社会服务因子。第二个因子在农作物种植面积、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以及农业产值这3个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命名为农业发展因子。第三个因子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月平均收入这2个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2个指标直接与经济发展相关，因此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第四个因子在货运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设计到交通运输环节，因此命名为交通运输因子(详见表4)。4．各因子得分。根据4个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运用回归方法得出4个主因子的得分，并依据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的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加权得到各州、市的总得分(见表5)。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社会服务环境分析。在社会服务因子上，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这两个直辖市得分分别为1.0455和0.4870，阿拉木图市得分最高，远远高于其他州，说明阿拉木图市和阿斯塔纳市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要远远好于其他14个州，尤其是阿拉木图市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最优;其次，科斯塔奈州、卡拉干达州、阿克莫拉州、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东哈萨克斯坦和巴甫洛达尔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较好，社会服务环境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别为0．2763、0．2675、0．2610、0．2582、0．2553、0.2489和0.2286;而曼格斯套州和阿特劳州得分较低，分别为－0.0097和－0．0316，说明这两个州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最差。2．农业发展环境分析。在农业发展因子上，北哈萨克斯坦、科斯塔奈州和阿克莫拉州的得分分别为1．0800、1．0314和1．0230，远远高于其他州和直辖市，说明这三个州的农业发展水平要远高于其他地区;其次，阿拉木图州、东哈萨克斯坦和巴甫洛达尔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农业发展因子得分分别为0.5407、0.4759和0.4135;而曼格斯套州的农业发展水平最低，农业发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仅为0.0834。3．经济发展环境分析。在经济发展因子上，阿特劳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优于其他州和直辖市，经济发展因子得分最高，为1．0921;其次是阿斯塔纳市和曼格斯套州，经济发展因子的得分分别为0．7113和0．6629;而南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经济发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仅为－0．0719。4．交通运输环境分析。在交通运输因子上，卡拉干达州和东哈萨克斯坦的因子得分较高，分别为0．9871和0．7123，远高于其他州以及直辖市，说明这两个州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好;其次，科斯塔奈州、阿特劳州、曼格斯套州和阿拉木图州的交通运输条件次之，其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别为0.4161、0.2617、0.2563和0.2480;北哈萨克斯坦和西哈萨克斯坦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差，其因子得分分别为－0.0043和－0.0062，远低于其他地区。5．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2009年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5，阿拉木图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最高，为0．593，说明阿拉木图市的农业投资环境相比其他地州最优，尽管阿拉木图市农业发展因子得分不高，但因社会服务因子以及经济发展因子等得分较高，因而使其成为哈萨克斯坦外商农业投资的最优地区;其次，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州和阿斯塔纳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相对较好，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位列第2位到第5位，其中，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和阿克莫拉州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江布尔州、南哈萨克斯坦和克孜勒奥尔达州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为最后三位，说明这三个州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较差，投资风险较大。

投资环境论文例6

（一）经验与成效

近年来，辽宁省各级政府为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在外商投资的软环境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参见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我省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成就及存在问题》，2003年7月）。

1.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涉外窗口部门服务的规范化和科学化。首先是实行了办事公开制度，公开和简化了外商投资的办事程序和效率，规范了利用外资的立项审批、合同、工商、土地、劳动、税务、外汇、海关、商品检验等主要涉外部门的公开办事程序，大力推行了“一站式服务、一部门执法、一窗口收费”的作法；其次是推行了社会服务承诺制度，要求公用、城建、供热、商业、邮电、交通、电力、卫生、金融、口岸、旅游等重点社会服务部门公布社会服务承诺的内容、标准、责任和服务时限等，接受社会监督；第三是实施延伸服务，要求海关、商检、卫检、动植物检、港监、边检等部门实行海港口岸国际航行船舶24小时值班制、机场留守待命制、货物申报放行周六加班制、节假日加班预约等一系列方便企业的办法；第四是建立了与外商对话例会制度，省政府每年召开一至二次有外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参加的投资环境座谈会，直接听取外商对投资环境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2.加强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行为。其主要作法：一是出台了《辽宁省外商投资企业条例》，对外资企业的设立、变更、解散、组织机构、权利与义务、权益保护与服务、监督管理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二是出台了辽宁省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若干意见，对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和行为实行办事“三公开”，提高涉外执法人员素质，对企业进行检查、培训、处罚、参观考察等作出了规范。

3.治理了对外投资企业税外收费。一是清理了外商投资企业反映比较大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制定了辽宁省外商投资企业行政事业收费手册和收费监督卡制度，对不合理收费，外商投资企业有权拒绝。对于收费人员到企业收费行为，收费人员必须在收费监督卡上写明收费项目、标准、依据、时间、金额并填写收费单位和收费人员姓名。不填写收费监督卡的单位不得收费。

4.加强了外商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工作。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外资企业投诉工作，2002年直接批示的投诉案件占投诉中心受理案件的69%。自上而下地组建了外商投诉协调中心，加大对重大投诉案件及积案的处理。建立外商投诉工作负责制和责任制，实施“领导包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结案率作为省政府考核各市工作的一项指标。建立了政府投诉部门与司法部门的联席协调制度，以解决司法方面的外商投诉问题。

（二）总体评价

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区位、资源禀赋、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硬件”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差距主要体现在“软件”方面。从利用外资的总量上看，在东三省利用外资处于领先水平的辽宁省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也仅约4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大连和沈阳），在东部沿海地区处于落后位置，甚至低于同年苏州一市的利用外资水平（48亿美元）。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环境的建设方面存在差距。

辽宁省企业调查队曾就外商投资环境问题在省范围内进行了抽样调查。在抽查的227户样本企业中，49.34%的样本企业认为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显是外商对辽宁省投资环境最具吸引力的首选因素，对辽宁省的交通、通信、航空运输和港口装卸便捷度的满意度较高。同时，样本企业普遍认为，辽宁省在投资“软环境”建设上还有待改进，如投资手续、涉外投资管理、市场秩序、法律环境、社会保障体系、融资服务体系等方面还需要尽快改善（详见表1）。

二、投资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一系列调研座谈，我们了解到，目前辽宁省的投资环境还亟待改善。下面列举各界反映比较集中的几个方面问题：

（一）以行政性审批为核心的投融资管理体制是影响社会性投资的一大障碍

近年来，辽宁省招商引资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一方面是在全球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的背景下，辽宁省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基础设施优势，以及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的产业基础优势正逐渐显现，另一方面是省内外一批民营企业快速成长，具备了在辽宁省投资大项目的资金和技术实力。然而，现行的投融资体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据辽宁省有关人士反映，一是按投资额划定的分级审批制过于严格，限制了一批大型外商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二是审批环节手续复杂，周期过长，无形中也加大了竞争性项目的投资风险。

（二）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较高的金融风险极大地限制了本地和域外资本的进入

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大，“历史包袱”沉重，表现为“几多”：老企业和大企业多，中央企业多，离退休职工和富余人员多，国企内部嵌套的“大集体”职工多，银行负债多，企业社会职能多，社会保障欠费多。此外，省内商业银行长期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比率影响了战略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正常的金融活动。而彻底解决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比率，降低金融风险，单凭一省之力是不够的。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面对不平等的政策环境

辽宁省企业界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希望国家有关政策更加公平和透明。国有企业代表认为，除了历史负担重外，国有企业在行政干预、国有资产处置、经营者激励机制（如年薪制）、税收负担、军品生产等方面，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民营企业代表反映的政策不平等问题则主要集中在国债项目、债转股、下岗分流补贴、企业破产政策、进出口权、

税收政策和税务稽查活动、技术改造项目融资和财政贴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认定等方面，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总处于“被政策遗忘的角落”。关于“内外有别”的政策问题，内资企业普遍呼吁国家应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如省政府要求省内内资企业（含国有和民营企业）按销售额2‰征收河道维护费，而外资企业可以免交，此外，国家应调整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相比之下，由于目前我国对外资优惠政策较多，外资企业代表反映政策不平等问题不多，问题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通关效率、政策的及时性与透明度等方面。

（四）贸易政策与通关环境

在调研过程中，辽宁省企业界代表普遍反映国家有关贸易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如东软集团反映在数字医疗设备和核磁共振设备等高端产品领域，目前进口政策呈现出零部件和产成品“关税倒挂”的现象，不利于国内企业零部件生产的本地化和进口替代。出口退税难也是出口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两家日资企业代表特别谈到了国家关于二手进口设备控制过于严格，不利于日本企业向中国内地的产业转移。

（五）工业用地和人才引进问题

据辽宁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反映，与东南沿海其它地区相比，辽宁省的工业用地指标控制偏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辽宁省新增投资和改造项目。目前，辽宁省农田比例居全国首位，达到87%，而全国平均水平为80%。全省采煤沉陷地区的用地指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老企业的搬迁改造用地却很难解决。省内企业还普遍反映，目前企业急需的高技术人才引进还需要政府在一系列配套政策上予以倾斜，如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家属就业、子女就学、搬家安置、购买住房、汽车等大件消费品的消费税政策等需要进行调整。

（六）经济技术开发区与老工业基地的投资环境不配套问题

调研组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过程中了解到，该区是目前国内投资环境较好的部级开发区之一。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软硬件建设使得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保持了GDP年均增长20%以上的发展速度（据零点调查、前进策略与《智囊》杂志联合进行的《全国十大开发区投资环境进展》评价中，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综合指标得分位居第6位。前五位分别是：昆山、北京、天津、浦东、深圳开发区。参见“投资者评各地投资环境苏州昆山、北京综合居前”，2002年5月29日《中国经营报》）。但是从投资环境特别是产业环境上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开发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集中体现在产业集群发展水平、产业配套体系、技术环境、物流体系等方面。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产品与老工业基地很难配套，特别是对于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产品，难以形成“以整机带动配套，以配套促进整机生产”的“产业生态环境”，以至于开发区内生产的零部件产品也主要是为南方企业来配套。

（七）行政效率和规范性、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问题

辽宁省企业代表普遍反映，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除了要放松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外，还应该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特别是对于中央直属企业，受条块分割体制的影响，“婆婆”太多，职能交叉，程序繁杂，办事效率不高。有的企业反映，因曾向当地税务部门提出规范和改进税务稽查工作的建议，就受到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刁难。此外，政府还应该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如政府在调整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时，应该为企业留有一定的调整时间，同时，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如通过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及时向有关企业传达和讲解。

三、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建议

（一）尽快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鉴于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舆论形势，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应下决心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上来推进，使之成为继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的我国又一个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系统工程，零敲碎打式的改革和援助政策被以往经验证明存在很大局限性，需要整体规划和全方位推进，以发挥政策的整体效能和协同作用；第二，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是全方位的制度创新，涉及到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城乡居民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不从国家战略高度上推进有可能会导致改革目标和政策初衷被既得利益所阻断的困境；第三，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某种程度上将形成“政策感召力”，增强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本地区吸引和利用各种形式的战略性投资；第四，浦东开发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模式和经验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提供了现成的体制模式和政策参考；第五，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为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政，依法行政，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改善投资环境，转变政府职能，说到底是一个如何规范、约束政府行为，使政府决策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在成熟市场经济社会，法律是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最可靠的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屡禁不止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三乱现象”，繁文缛节的行政程序，拖拉低下的行政效率，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规范和透明的、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环境。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计划体制的长期作用，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明显地带有“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特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范围和程度都要高于东部发达地区。可以预期，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的国家战略，必将给当地政府及职能部门以更多的事权和财权，如果没有健全的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环境，政府行为“错位”、“失位”和“越位”的负面效应将更加突显，的腐败行为将愈演愈烈。因此，建议：（1）国家立法机构应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等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基本法律；（2）尽快出台《国家公务员法》，实施以政务类和业务类分类管理为重点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行政首长的职务任期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3）加大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力度，重点解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设定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违反上位法规定或者自行设定实行地区封锁的内容，违反上位法规定，或者自行设定增加管理相对人义务的内容，或者自行设定降低或者减少管理相对人合法利益的内容，以及超越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规定行政管理的有关事项和内容等问题（“国务院法制办:行政立法五大问题法规审查当立行”，2003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

（三）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策统一性和透明度，加强监督，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塑造“亲商、亲民”的“服务型诚信政府”

行政效率的高低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

政府形象和制度环境，是商业投资环境的“窗口”。辽宁省被调研企业的代表普遍认为提高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简化行政程序是改善投资环境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头等要务。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简化行政程序和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通过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和行政许可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在行政性放权过程中存在的“放小不放大”、“放轻不放重”和“放虚不放实”的问题。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向行政相对人公布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提高政策透明度，并适时召开社会各界参加的沟通座谈会，倾听行政相对人的意见，接受社会监督和问责。在政绩考核制度上，要改变只重经济业绩不重经济、社会、环境、教育等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考核体系，结合公务人员的行政效率建立完善的综合考核体系。要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政府形象，塑造一个“亲商、亲民和诚信”的“服务型政府”形象，为社会投资者营造宽松良好的投资环境。

（四）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放松市场进入限制，为老工业基地充分发挥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制造业的基础优势创造宽松的条件

目前我国正着手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试点，为此，我们建议可以将东北地区确定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1）在投资额度审批上，放松中央政府掌握的内外资项目审批的投资额度限制，如投资总额2亿美元以下的外资项目可以由省政府自行审批，但要到中央政府备案，以吸引一批大型外商投资项目的进入，培育起新的增长点，并以此带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改造和升级。（2）在投资领域方面，不仅要充分放开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准入限制，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城市轨道交通等）和公用事业（如供水、供电、供气等）领域，也应逐步向社会性投资放开。但对于具有一定自然垄断特征的投资领域，政府应加强价格和市场行为的监管，以维护正常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3）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公益性和外部性强的领域，严格限制财政性投资进入竞争性领域。政府的公共投资要实行严格的招投标制度，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如国际知名的会计、咨询、法律等机构）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公开和充分论证和审查，接受社会监督。（4）完善多渠道的、开放的融资体系，允许民营和外资企业利用股票、债券、基金等多种金融工具进行项目融资，对于一些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允许地方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债券进行项目融资。（5）政府审批内容主要集中在公益性和外部性强的领域。

（五）尽快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沉重“历史包袱”问题，开展“降低金融风险改革试点”工作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离不开原有装备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基础，而这又涉及到存量资本的“历史包袱”问题。长期积累下来的不良债务、富余人员安置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解除“企业办社会”的资金缺口、资源型城市发展持续产业的资金缺口和环境保护的资金缺口等“历史包袱”，特别是高负债率造成的金融风险必须尽快加以解决。建议在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前提下，制定并实施一个整体规划的、资金来源多渠道的、分阶段实施的解决方案。可以先确定一个试点地区（如大型重工业企业相对集中的沈阳市铁西区），授予地方政府处置国有资产的必要权力，与财政部、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协调与合作，通过增加核拨“核呆指标”、债转股、破产、拍卖变现、债权交易、出让土地使用权、发行专项债券等多种形式，集中解决多年遗留的不良债务问题。

（六）为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民营经济发展迟缓是东北地区与其它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培育新增长点还是利用民间资本来改造国有企业，都需要在政策上为民营资本营造宽松的环境，这样的政策环境包括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准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性和商业性融资、国债项目、下岗分流补贴、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并上市交易、兼并破产政策等等领域。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政府应该积极予以政策引导和财政扶持。特别是在先进适用型技术的研发、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技术领域，政府应该在研发投入、人才待遇、土地使用、企业孵化、风险投资、产业化融资和所得税等方面予以扶持，并充分利用园区经济的作用，积极引导中小型科技企业形成集聚式发展格局。允许合格的民营科技型企业被认定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并享受相应的扶持政策。放宽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入股和对外投资的限制性条件。

（七）实行倾斜性的区域产业政策，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营造“政策高地”

投资环境论文例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成效显著，1979至2000年，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189.2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466.37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49.44亿美元。此间，吸引外资大体经历了从政策引资到环境引资再到特色引资的阶段更替，体现出对投资环境认识的逐步深化。

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评价、改善和调控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任务。1993年我国政府举办了关于投资环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投资环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成果被编入《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一书中，[1]但投资环境的定量评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鲁明泓在分析我国投资环境的基本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法，选取一般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2]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区和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同，未能体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性；二是对非经济因子考虑较少；三是评价结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间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程连生则运用熵的原理来探讨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特点和熟化类型，同时也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主要措施。[3]不过，对投资环境熟化度和投资环境熟化率的内涵界定和计量的科学性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增长熟化型、稳定熟化型、潜在熟化型、发展熟化型等类型划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鲁明泓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筛选出对外资区位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地区投资环境综合指数；继而运用偏差系数分析法划分出过度投资地区和投资不足地区，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来潜力；最后分析了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内部结构和区域差异。[4]但对过度投资区和投资不足区的划分依据和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苏亚芳在对投资环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自然环境、人口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城市宁波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质量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进行了适宜性评价。[5]将投资区的综合质量评价与投资产业的适宜性评价结合起来，是该项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将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应用分析模型的开发结合起来，则是该项研究的又一特色。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交通便捷性五个方面，选择人均GDP、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投资额、高中毕业及以上人口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路网密度、市区离机场距离、市区离铁路线距离、人均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共12个具体指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49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6]

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进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问题：（1）在指导思想上，侧重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而忽视国内各地区或城市间的横向经济合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资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前期的增长极阶段（即常规技术阶段），外力确实是主要的发展驱动力；但随着增长极阶段向新产业区阶段（即高技术阶段）的转变，内力因素的重要性将日趋上升。实际上，利用外资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关系由国内向国际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国内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和秩序，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因此，当前在重视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样要注重吸引内资。据上海市统计，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计吸引外商投资项目22270个，合同利用外资454.23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308.89亿美元；累计吸引内资企业1.5万家，累计吸引内资金额602亿元；上海投资各地企业420家，投资金额超过180亿元。又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至2001年共引进项目231个，吸引外资45.77亿美元，内资51.5亿元，成为海内外创业者向往的投资热土。可以预见，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将进入分工与协作、外资与内资互动发展的新阶段。（2）各地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偏重于优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竞争，而相对忽视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运用最多的手段是优惠政策。各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不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层层变异而被滥用，使各地的招商竞争沦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战”，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两败俱伤，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样令外商一头雾水，缺少政策稳定感和对当地政府的诚信度的信心，同时，不少内资企业为了享受优惠而争相“假合资”。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主要不在于该城市的行政当局制订出超过国家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外的优惠政策，而在于简化行政管理程序，促进法律、法规清晰化和执法透明化；在于健全必要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在于消除在进入国内市场方面所存在的行政障碍；在于保障投资者有利可图。因为，一方面，优惠政策存在效益递减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后，专对外商的“土优惠”与WTO的“普惠精神”明显相悖，取消特殊，统一待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已势所必然。（3）偏重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比较，而相对忽视人力和技术资源及社会资本等重要因素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下降，而高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上升。过去某一种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和水供应）常常就足以吸引外国投资，而现在则要求有高度发展的人力和技术基础。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等是决定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将呈上升趋势，传统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有可能逐步丧失。此外，辅配套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往往是投资环境评价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也是外国投资者颇感兴趣的因素。（4）局限于单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静态评价，而较少关注城市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较少关注本地城市与周边城市甚至更遥远城市之间的动态联系和竞争。或侧重单项软硬环境设施或条件的改善，而相对忽视投资环境整体功能的协同提升。（5）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偏重于一般经济因子，而相对忽视非经济因子；或偏重于外资企业或产业布局的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而相对忽视外商对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适意性需求方面的考虑。因为，外资企业要在一地扎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讯、城市景观、社会治安、污染状况、居住条件、文化娱乐设施等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砝码。（6）不同区域层次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应当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投资环境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或大的区域的投资环境，中观层面主要指城市的投资环境，微观层面则主要指企业或特定产业的投资环境。在对不同区域层次或不同目标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时，其影响因子或参评因子及其权重也会因层次和目标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在以往的投资环境评价中是较少顾及的。本项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二、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在于为投资者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即选择哪个国家或大的区域进行投资？投资者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即可作为投资环境的主要参评因子。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外学者提出的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国别冷热比较法、体制评估法等均属于此类。在此，笔者将我国各省区的投资环境评价也视为宏观层面上的评价。在我国各省区之间，由于政治稳定性、货币稳定性、对外商的管制程度、法令障碍等因素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小，故不予考虑。因此，从软硬环境中选择路网密度（X[，1]）、信息化水平（X[，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3]）、生产成本包括房地产价格（X[，4]）和劳动力成本（X[，5]）、市场规模和潜力包括人均GDP（X[，6]）、市场中心性（X[，7]）和城市化水平（X[，8]）、劳动力素质（X[，9]）、企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X[，10]）、行政管理效率（X[，11]）、知识产权保护（X[，12]）共12项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线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铁路营业里程与公路里程之和；信息化水平借用国家统计信息中心对中国各省区信息化水平的测算结果；劳动力成本以职工平均工资来表示；市场中心性以人均批发和零售销售额之和来度量；劳动力素质为每十万人口中高中毕业及其以上人口数；企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以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行政管理效率借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的调查结果来间接度量；知识产权保护以三项专利批准量与GDP的比例来表示。

除行政管理效率指标外，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其余11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当指标值高低与投资环境优劣成正相关时，该指

附图

根据上述方法得出我国各省区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值（见表1）。

表1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和排序（2000年）

附图

注：（1）、香港、澳门、台湾因资料不全，暂未考虑。（2）信息化水平指数（X[，2]）取自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的测算结果（1998年数据）。（3）行政管理效率取自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为1999年数据

由表1可知，北京、上海、广东的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居前3位，其次是天津、海南、浙江、辽宁、江苏等省市，投资环境较好；福建、吉林、山东、湖北等省投资环境居于中游；黑龙江、湖南、河北、重庆、陕西、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贵州、新疆、四川等省、市、区总体投资环境欠佳，在软、硬环境上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而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甘肃等省区总体投资环境相对较差，亟需加强改善和优化建设。

三、中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附图

评价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深圳、佛山、东莞、珠海、广州五个城市投资环境居广东省前5位。而湛江、茂名、阳江、河源、清远、揭阳、云浮、汕尾等城市投资环境则排广东省后列。惠州、中山、江门、肇庆、韶关、汕头、梅州、潮州等城市的排序虽有变化，但大居中游。

表2广东省城市（中观层面）投资环境评价结果及排序（1998～2000年）

附图

续表2

附图

根据1998～2000年的评价结果，笔者运用坐标图示方法对各年度城市投资环境进行分类（因篇幅所限，此处图略），划分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软硬环境互动发展型；第二类：硬环境滞后发展型；第三类：软环境滞后发展型；第四类：软硬环境缓慢发展型。

以2000年为例。属于第一类的城市有深圳市、佛山市、广州市、东莞市、珠海市、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和潮州市；属于第二类的城市有韶关市、湛江市、梅州市；属于第三类的城市有中山市、汕头市；属于第四类的城市有茂名市、阳江市、河源市、清远市、揭阳市、云浮市、汕尾市。

四、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即是在宏观和中观决策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投资场所的适宜性和投资潜力进行比较分析评价，以便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主要从投资项目、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等方面来进行场址选择。精明的投资者往往能够恰当地选择投资项目与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以便减少失误，提高效率，赢得竞争。

进行投资场所的适宜性评价时，首先应根据重工业、轻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不同产业对自然、经济、技术、环境等条件的个性要求，来选择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在自然条件和环境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海拔高度、地面坡度、地基承载力、水质、大气质量、绿化覆盖率、洪水淹没的机率、地震烈度、外方职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三乱现象”等因素；在经济和技术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距车站、机场、港口等主要交通节点的距离、土地成本和租税、水电气的供应及成本、离市级商业中心的距离、当地的支持产业和辅工业的配套程度、劳动力技术水准、资源禀赋、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状况等因素。

投资场所评价的具体方法有：（1）专家决策法：即根据所选取的场址特征指标值进行评判和加权，以场址总合得分最高者为最优选址。（2）匹配法：即根据用户需求和可选择的场址之间的最佳匹配程度来选择最优场址。（3）层次分析法：即在可能性选择中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来确定其最优场址。

如高新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素质、交通条件、创新环境等有较高的要求，靠近知识密集区，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良好的自然环境、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成为其布局的重要条件。以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为例，该园区选址于上海市西南部，以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该园区距市中心人民广场11公里，距虹桥国际机场7公里，距铁路上海站12公里，距内环线高架道路4公里，距地铁一号线1.5公里。园区内基础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通讯捷达；环境幽雅，降尘率低，水质较好；工业配套协作条件较好，智力资源丰富（附近有上海交通大学等20余所大专院校和120余所研究所；16家国家科研开发机构，270家民营科技开发机构），海关、商检、金融、保险、外贸、咨询、律师、会计、专利商标、质检、人才培训等支撑服务体系健全。至2000年底，区内共有各类企业800家，其中有研发功能的机构和企业650家，约占企业总数的81％；职工总数4.1万名，其中大专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350人，直接从事研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达到8000人，分别约占职工总数的35％和20％。在已开发的6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平方公里累计产出销售收入181亿元、利税20亿元、出口创汇6.2亿美元，单位面积产出列全国高新区之首；世界500强跨国高科技公司已有30多家在区内投资项目。园区还与国际国内的孵化器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合作，在担保、中介、加速孵化等技术创新机制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目前该园区正以宽带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为抓手，创建数字园区；以国际认证为抓手，争创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双优园区”；以中英合资“科技绿洲”项目为抓手，创建国际园区。通过努力营造高品质环境，实现由产业发展向功能开发的转变，以期塑造一个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越的创新环境，使该区的服务质量、环境保护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结语

投资环境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政府部门、投资者和企业家对该区域的投资环境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以便指导其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场所的选择。因此，只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关联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才能达此目的。

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层次分析方法、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投资环境评价的多层次综合研究，是深化投资环境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微观层次投资环境的系统综合研究仍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的领域。

【参考文献】

[1]中国市长协会编：《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年。

[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第64～70页。

[3]程连生：《中国城市投资环境分析》，《地理学报》，1995年第50卷第3期，第240～246页。

[4]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第37～44页。

[5]苏亚芳：《海港城市投资环境评价》，载于陈述彭主编：《城市化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2～349页。

[6]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报编：《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评价》，北京，工商出版社，2001年。

[7]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1页。

[8]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10]石忆邵、顾萌菁：《我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理论与评价方法探析》，《规划师》，2001年第3期，第86～89页。

投资环境论文例8

2风险投资系统环境分析

笔者基于双重地域集聚效应理论，分析风险投资系统环境各个因素，以及各个因素如何作用于风险投资中心和产业中心的建立，从而探究风险投资如何形成双重集聚效应的良性循环，实现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

2.1宏观环境

2.1.1政府政策因素Rosielloetal（.2010）以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了以色列和英国、苏格兰的创新政策框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政策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风险投资市场出现的时期、高科技企业集群和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背景。风险投资的相关政策，贯穿了募、投、管、退等各个环节，涵盖了财税支持，住房补贴、人才引进方方面面。通过制定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能够降低外地成熟的风险投资机构进驻本地的进入成本，降低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和运营成本，提高风险投资机构在本地投资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风险资本和投资机构流入，形成集聚效应，构建风险投资中心。

2.1.2法律规制风险投资只能生长在具有机会的灵活的市场和规制较少的市场结构中，太多的规则和条例将迷惑投资者、阻止他们进入。Cummingetal（.2010）采用1971年-2003年风险投资家对北美、南美、欧洲和亚洲39个国家中的3848家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的数据，发现较好的法律制度能更快地促进筛选交易和达成交易，增加有益联合投资的可能性，降低潜在有害的联合投资可能性。地方政府在法律层面上给予了风险投资公司足够的灵动性，同时规范和保护股权投资公司，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量，能够为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宽松和相对完善的法律环境。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地区对于外地成熟的风险资本和投资机构的吸引力，促进风险投资中心的形成。

2.1.3社会文化区域流动性文化特点，造就了地区特有的创业激情、包容、开放和创新优势，能够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城市的包容文化和崇尚创新、创业的精神，培育了大批中小企业，为风险资本提供了大量优秀的投资对象。从而使该城市成为中小创业企业集聚，科学技术先进，创新氛围浓厚、风险资本集聚的城市。

2.2微观环境

2.2.1退出渠道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丰富程度直接关系到创业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资信心，而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主要是通过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方式来实现。Mckenzie和Janeway（2010）研究显示整个投资周期的市场环境，尤其是退出时的退出环境是风险投资回报的重要决定因素。从全国的范围内看，我国目前的退出渠道的结构仍然很不完善。中国的主板市场1400多家，中小板只有600多家，创业板300多家，新三板只有100家，这是倒金字塔结构。美国第一层次纽交所只有2000多家，创业板3000多家，第三层黄粉单加在一起有6000家，第四层次是上万家，这是正金字塔结构。这需要各地区政府乃至全国，加大建设规范新三板、各地区的股权交易中心和产权交易所，完善多层次退出渠道，修正倒金字塔结构。

2.2.2产业基础地区行业的发展以及中小企业基础，能够为创投、股权投资企业提供良好的微观产业基础。庞大的市场吸引了外地风险投资机构进入本地区，形成集聚效应，风险投资中心的建立又反过来推动企业的发展。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难。那么能否为企业解决这一难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地区对于企业家的吸引力。美国、英国及加拿大政府普遍通过建立信用担保政策来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发达地区政府采用了重点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的措施，政府对合作银行发放中长期贷款给认定的创新成长型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以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这种信用担保补偿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风险转移,通过政府少量的资金投入，可以带动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民间资金投向中小型科技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成长，促进产业中心的建立发展风险投资。这对于非发达地区提高地区对于企业家的吸引力，构建产业中心，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2.2.3平台建设服务交流平台和科技创业园区的建设，可以将风险投资人和寻求资金的创业者企业家集聚在一起，起到催化剂作用，促进双方建立信任关系，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促进早期种子项目的投资。通过会议、论坛、园区建设，地方政府将风险投资资本和企业家集聚在一起，促进了风险投资中心和产业中心的构建，实现产学研金的结合。地方政府同时应努力搭建完善服务平台，加强科技部门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招商银行推出的天鹰斩翼计划，交通银行推出的产权贷款等都是值得借鉴的对象。

2.2.4人力资源风险投资是高度市场化的投资行为，同时又是与“人”高度相关的活动。风险投资项目经理在项目筛选、尽职调查、项目后续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风险企业价值增加的源泉、推动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对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加强我国风险投资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将成为新阶段的工作重点。地方政府应重视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及时解决高层次人才在居留、出入境、落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同时建立创新创业专项资助机制，在创业资助、项目研发资助、成果转化资助、政策配套资助等方面支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由此，聚集大批的科技活动人才，为地区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高质量血液，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都更偏向于在大量人才集聚的区域建立公司，人才的集聚是风险投资系统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2.3总结风险投资系统环境各方面因素的优化，能够有效地降低外地风险投资机构和外地企业进驻该地区的进入成本和经营成本，直接决定了该地区对于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吸引力，提高了风险投资机构在本地投资的利润回报率和企业的融资能力收益率。最终促进了风险投资中心和产业中心的构建，形成了一级和二级聚集经济效应的良性循环。

3启示

由于双重地域集聚效应的存在，对于不是风险投资中心的地区来说，要形成一级聚集经济效应就需要创造适宜的风险投资环境，规范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多层次的退出渠道，给予财税支持，设立引导基金，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风险投资公司的进入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风险投资机构在本地投资的利润回报率来增加当地的吸引力。对于不是产业中心的地区，要获得二级聚集经济效应，则需要专注发展单一产业形成地域特色，建立信贷担保补偿机制，打造科技创业园区，发挥行业协会交流平台的作用，建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寻才难、盈利难、发展难的问题，提高企业家的利润回报率，吸引企业进驻，促进企业成长。伴随风险投资中心和产业中心的建立，就可以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突破发展风险投资的瓶颈。以下从8个方面来阐述地方政府如何打造风险投资系统环境，形成一级和二级聚集效应的良性循环。

3.1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是风险投资发展的源动力，各地区政府应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义。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很难像北京、上海、深圳一样，发展成为各行业集聚的综合经济金融中心。非发达地区要获得二级聚集经济效应，应该对自己的经济有一个总体科学的规划，清楚地明白应该以什么产业作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之后集中有限资源重点支持该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特色的集聚效应，从而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3.2政策环境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政策支持体系，从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注册落户奖励等方面降低外地风险投资公司的进入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风险投资机构在本地投资的利润回报率来增加当地的吸引力，构建风险投资中心。各地区政府可以参考北京、上海等地区所采取的风险补偿政策措施，设立风险投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对于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符合条件的项目所产生的亏损，给予亏损金额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设定上限。同时，由政府设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以少量的政府基金撬动社会资金、民间资金、海外资金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科学设立引导基金出资的比例，确保创投机构由专业机构管理，使政府的专项资金和社会资金更好地结合。

3.3法律环境制定并完善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逐步推进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尽快制定和颁布有关风险投资的暂行管理办法，为风险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工作，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同时通过支持帮助企业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信息统计和申报制度等措施，提高创业投资参与者的投资信心和地区风险投资系统环境的吸引力。建立法律制度使得地方资本市场能够进行股权交易，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地方资本市场，规范风险资本的募资和运营，发展风险投资。

3.4社会文化环境张景安教授在第14届风险投资论坛上，将创新文化建设列为发展风险投资的当务之急。地区政府应重视加强地区文化建设，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弘扬创新、创业、创投的文化理念，增强原创意识打造“中国创造”，崇尚创新容忍失败，敢为人先打破局限。

3.5退出渠道地区政府应加强产权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鼓励企业将其作为股权交易的平台，通过企业兼并、收购与股权回购等多种方式实现产权转让。仿效北京中关村园区股份转让试点和深圳浅海股权交易中心模式，积极争取国家给予股份转让试点资格，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公众公司，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多层次的退出渠道。

3.6产业环境建立风险担保补偿机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吸引企业进驻，促进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成长。具体做法是由政府成立一个信用担保基金，当中小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可以在对创业企业成立年限、贷款用途、行业前景、核心竞争力、财务现金流状况、风险等分析评估的基础上，对其贷款额的70%-90%提供担保，并收取0-2%的担保费率。通过政府对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担保补偿,国家可以用少量的资金投入带动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民间资金投向企业,从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大大提高地区对于企业家的吸引力，促进产业中心的建立发展风险投资。

投资环境论文例9

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当投资硬环境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后，投资软环境的优劣将对投资硬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投资环境引起了我区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交通、能源、通讯等硬环境不断改善，为跨越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全区人民生产和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升。然而，比较而言，西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投资软环境仍然有许多方面不如人意，实践中存在着强调硬环境，忽视软环境的片面认识，导致在文化、人才、科学教育、体制、政策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营造良好的软环境来弥补硬环境不足，确定、实施“软环境优先、硬环境配套”的战略，已成为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当务之急。 为实现我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改善投资软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软环境比区域位置、自然资源以及基础设施这些硬环境更加重要。市场经济是投资者选择环境，哪里的软环境好，资本、技术、人才就向哪里聚集。环境就是资本，环境就是项目，环境就是税收，环境就是吸引力、竞争力和生产力。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环境和发展成正比，环境越好，发展越快，没有良好的发展环境作保证，西藏经济就不会有大的发展。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刻认识改善投资软环境的重要性 落后首先是观念的落后，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三个解放”，即“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栓桔中解放出来”是我们转变观念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我区确定了“一加强、两促进”的历史任务，提出了到2005年我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人西部地区前列，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全国中等水平的奋斗目标，自治区加大了改善投资软环境的工作力度，我区各界对重视投资环境已达成共识，投资软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软环境与硬环境之间，却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硬环境重于软环境，仿佛只要把基础设施等建设好，投资就会滚滚而来，而事实并非如此，硬环境的建设是一次性单向式的，软环境的建设是渐进反馈式的，软环境制约着硬环境建设的速度和效益，如果硬环境建设先行，所需的一次性大量投资筹集困难，而且投资将在较长时间内得不到回收，另外，软环境的建设周期长于硬环境建设周期，软环境建设先行有利于软、硬环境建设的同步，从而促进整个投资环境的改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牢固树立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的思想和改善投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确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开放意识、亲商意识，强化全民的诚信观念。充分重视西藏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切实抓好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服务环境、人才环境、舆论环境、社会环境等软环境的综合整治和建设，争取投资环境有一个大的改善。 二、深化改革，实现政府体制的创新 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任何社会，任何经济，一成不变的体制是与社会发展进步不相适应的，或者说都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创新是继承与发展的辨证统一。政府体制实质是政府的组织形式。政府体制创新不是削弱政府功能，而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通过政府职能的再设计和政府角色与行为的重新定位，实现行政的创新。政府体制极其权力均属维护和促进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体制的建立、权利的行使必须适应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就应对政府体制极其权利作出相应的调整。促进跨越式发展是以市场经济和科技创新为动力，政府行使权力是服务社会、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保障。政府体制的创新、权力的划分，实质上是责任的确定和划分，是服务内容和范围的划分。改善投资软环境，要从根本上认识到权力即是责，权力即是服务。服务即要以民为本，要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建立一个服务于人民的政府。要以促进跨越式发展为前提，提高效率。受限即要受法之限和受民之限。唯有端正认识，体制创新才有动力，才能顺利进展。要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为契机，切实保障政府管理职能的根本性转变。要从制度性供给的源头上阻断政府管理在许多方面“越位”和另一方“缺位”以及“不到位”的管理方式。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建立设计中，必须紧密结合西藏的实际，应当对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促进跨越式发展中可以和应该做什 么、不可以和不应该做什么，作出明确的界定，并设定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形成资源配置上的硬约束。这样就有可能从制度卜保证政府管理职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三、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行政审批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物规范、管理与服务的一种手段。任何一个有效的政府都存在着必要的行政审批制度，但它又必须根据社会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改革，成为推拼经济律设和社会发展的公共管理手段。因此，改善投资软环境，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审批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对其各个环节各个层面都应进行全面、深人、系统的研究。 笔者认为，深化我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一是要依法规范行政审批的范围。职能是政府存在的前提条件，政府职能的界定，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构成体系、运转机制和效能;而行政审批是荷载、体现、运用政府职能的重要方式，行政审批项目构成了政府职能群中的核心内容。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合理地界定政府行政审批的范围。只有明确审批设定的范围，才能有效地改革现行的审批制度，并防止可能出现的反弹。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能由市场调节的坚决放开，切实减少审批事项。二是要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开透明行政审批的程序。行政审批制度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改革的对象，必然触及到行政管理体制和部门利益，是一场真正的自我改革、自我革命.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要坚持市场取向、依法审批、公平合理、提高效能、增强责任、强化监管的原则。西藏行政审批改革的方向应和全国一样，从行政审批走向备案登记制。要将主要在企业设立建设项目审批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进行突破，有所创新，形成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凡是不属于国有资产和财政投人的，以及企业自由资金、自由范围内的技改项目，应率先从行政审批改为登记备案。行政审批集中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上。 四、改革完善制度和政策环境 政策与制度环境对于市场主体的预期有很大影响。通过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提供人们竞争、合作的框架和规则，促进市场制度设施的创新，创造公平竞争的秩序，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从而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有效的制度形成，能够保障人们的公平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投资引导制度，为市场主体提供政策与制度环境优劣的信息。没有完善和好的制度，我们就不能很好的鉴别市场主体，从而导致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局面；如果有了完善并保持不断创新的制度，则可以使诚心诚意为我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大有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环境的改善是解决我区深层次矛盾，弥补基础设施及人才不足的重要途径。此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逐步取消审批制度，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尽可能优化政策与人文环境，发展教育，大力培育人才，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鼓励人才流动。抓住西部大开发和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有利时机，结合我区的资源察赋优势，制定出更加开放、更加优惠、并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招商引咨政策。另外环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制定出相关的配套措施，并把各项政策和措施进一步量化、细化，使各项政策和措施更具有操作性，保证招商引资的顺利进行。再次，进一步作好对外资投资的产业导向，向投资者提供更具有科学依据的投资方向和具体的项目。产业政策的实行应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结合起来，把外资引向重点建设项目和企业技术改造，外资的投人要有利于本地的资源开发利用，注意保护生态环境。通过招商引资，促使矿产业、林产业、建筑材料业、农畜产品加工及民族手工业、旅游业、藏药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支持我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的形成。 五、改茧现行的投融资体制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各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不利于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配置效率。西藏在西部大开发当中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投融资体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将全社会资金引人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 将市场机制运用到投资、融资、退出、建设、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从而形成全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第一，明确划分政府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严格限制政府的投资行为，把建设资金主要投向重大公益项目和对全区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非经营性的基础设施项目。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带动产业升级的重大高新技术和技改项目，通过政府补助、贴息和政策引导使企业成为投资和创新的主体。对有收费机制但效益难以作到投资收益平衡的基础设施项目，政府通过部分投资、贴息和政策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有序进人。对有收费机制，效益稳定的项目交给社会投资者。与此同时，要强化政府投资的资本化运作，政府投资主要是增加专业投资公司的资本金，使其成为投资的主体。第二、政府投资应充分发挥诱导作用，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由企业自主决策。要采取各种积极有效措施，启动、鼓励、扶助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社会民间投资，从而带动社会资金增加有效投人。第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扩大投资领域，完善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外商、私营、个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增加投资。同时，取消一切限制社会投资的不合理规定，降低市场准人门槛，全面落实非政府投资备案制，根据条件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扩大要素与分配的领域等。第四、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这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全面发展包括国债、金融债、公司债、市政债、抵押贷款等在内的债券市场，已是当务之急。在我国，除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几乎是可有可无的配角，而地方政府债迄今近乎为零。专家形容说，“重股轻债”使中国的证券市场变成了“玻脚的残疾”。第五、建设规范招投标有形市场，把重大建设项目纳人招投标市场，形成公开、公正、透明的招投标机制。同时，还应建立项目决策责任制度、监督制度和风险约束机制等。第六、应积极申请在西藏设立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分行，放宽外资银行在西藏设立分支机构的准人条件，鼓励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投资中介机构，增加融资渠道。从而，逐步建立投资主体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政府宏观调控有力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六、律立和尝善法律环境 建立和完善法律环境，首先要加大执法力度，净化法制环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经济规律自发作用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作用。西藏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优化软环境，强化法制建设是极为重要的工作。立法和执法都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执法更是优化法制环境的关键手段。因而西藏在优化法制环境方面，要尽快克服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执法违法的现象，要强化司法公正观念，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平等保护国内外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净化法制环境还应体现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方面。 七、营造良好的人文服务环境 实现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就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文服务环境。人文，拉丁文词意即人性、教养。它的基本思想是提倡属于人的东西和以人为中心。而人文服务环境指以人和自然为对象的服务环境。人文服务环境是投资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服务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人文服务环境，就引不来项目、人才、资金。人文服务环境的优化，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保障，是衡量领导干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提升理念、强化认识的标尺，是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的归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综合表现。因此，政府要竭尽所能为投资者营造良好的人文服务环境。明确把“以人为本、用心服务”和“投资者的满意就是我们的心愿”作为基本的人文服务理念。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工作中创建模拟人文服务链，营造良好的人文服务环境。在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大楼上有这样一个醒目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在本管委会大楼内，如果有工作人员对您说“不知道”或“不清楚”，即请拨打下面的举报电话……。重庆这一做法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投资软环境需要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的敬业、奉献和强烈的开放竟识来构筑。结合西藏实际.首先.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多全健康的消费环境。其次，全面优化、培育经济发厢的社会诚信环境。建立分档诚信体系，形成“以德移人、以诚立足、以信拓业”的良好社会风尚。其三，袋各项服务举措落实到位。用资源优势、政策优势、洋费群优势、规范的市场、高效便捷的办事效率招商——安商——富商。根据投资者不同的需求，制定出一套完善的可行方案，发挥长期效应，持之以恒，使投资者没有后顾之优。同 时，政府要积极倡导建设文明城市、文明市民、优化投资软环境的学习环境，不断增强公民主人翁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培育公民良好的社会风尚。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营造良好的人文服务环境，使人们自觉行动起来自治、自律、自觉地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实现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个个都是形象大使的目标。真正创建一个“招商——安商——富商”的人文服务氛围和环境，更好地为我区经济建设服务

投资环境论文例10

引言：

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与其产业集群发展缓慢有很大的关系。据报道，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集群发展程度低，招商引资难度很大，一些已经引进来的企业也由于地方缺乏足够多的相关产业和上下游产业形成产业集群，造成产品成本上升，在市场上竞争力显著下降而撤出，移师东部。事实上，产业集群给企业提供的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一些地方虽然过去通过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措施能引进一些企业，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方面的优势将越来越少。过去单纯靠政府营造的投资环境越来越不可持续。在这方面，东部地区的发展为中西部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产业集群理论综述：

产业集群,又称企业集群,简单地说，就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划分的专业化产业区域。有关它的定义，不同学者也给出不同的定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E.Porter2000）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由共同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斯切特密兹(Schmitz1995)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在地理和部门上集中，企业之间存在着范围广泛的劳动分工，并拥有参与本地市场为竞争所必须具备的、范围广泛的专业化创新的企业群组。派克(F.G.Pyke1992)等人则将产业集群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企业聚集，通常在一个产业内，并且根植于地方社区。克若曼斯科(Czamanski1979)提出，产业集群是指在所有经济产业中，一群在商品和服务联系上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联系紧密，并在空间上相互接近的产业。

其实，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理论的研究，而后1909年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1934年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以及1991年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递增理论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的形成、特征和内在机理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然而当代最有影响的要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E.波特在20世纪中后期提出的新竞争理论。1998年波特在哈佛《商业周刊》上发表了“产业集群和新经济学”一文，更是将产业集群的理论推向新的高峰。

产业集群与投资环境的关系：

毫无疑问，产业集群与投资环境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二者可以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一方面，政府引导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一产业的相关企业（既包括纵向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关联企业，即上、中和下游企业，也包括横向与某一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加速在同一空间区域的聚集，形成产业集群。但是，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好的投资环境并不必然促成产业聚集，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方面例子；另一方面，产业集群通过更专业化的分工，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共享，知识传播与创新的速度加快，集群内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大大提高集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为企业提供了实质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投资环境。与前者不同的是产业集群一定会改善投资环境。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还应该区分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进行考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各地方应该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给予入住企业相当的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来改善投资环境，让更多的企业入住以便后来可能形成产业集群。因为企业入住并不必然形成产业集群，所以在随后的阶段，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利用政策引导、市场主导、企业参与的方式来有意识地培育产业集群的形成。我们这里研究的就是经济发展的第一、二阶段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重点应该考虑的问题。

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的机理分析

如上所述，产业集群主要通过提升集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来改善投资环境，所以在实证分析中国东部地区如何通过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之前，从理论层面来分析产业集群的特性，以及其如何提升集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即分析其经济学机理。产业集群能够提升群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与产业集群的特性分不开的。产业集群具有互动性、共生性和柔韧性三大特性。所谓互动性是指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彼此间形成一种互动性的关联。由这种互动的竞争压力、潜在压力有利于构成集群内企业持续的创新动力，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产品创新，促进产业加快升级；所谓共生性指的是产业集群内众多的企业在产业上具有关联性，能共享诸多产业要素，包括专业人才、市场、技术和信息等，一些互补产业则可以产生共生效应，集群内的企业因此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双重效益；所谓柔韧性则是由于集群内聚集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众多的企业，一方面高度聚集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处于随时可以利用的状态，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的存在也使集群内的经济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达到效益的极大化。产业集群内自发形成的这种经济资源与企业效益的良性运作，增强了集群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使产业集群具有一般经济形态所不可比拟的柔韧性，造成了产业集群得以持续繁荣不衰的优势。

正是因为产业同时集群具有上述三种特性，可以快速提升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而为企业进入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实际可靠，稳定持续的投资环境。这种内在机理也可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经典理论进行分析。（1）外部经济理论：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能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学习经验曲线中的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中小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2）“规模报酬递增”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模型。他把马歇尔的“产业区”优势的论述总结为三点：本地专业化劳动力的发展；大量增加的相关企业和生产服务活动对核心产业的支持；以及频繁的信息交流对创新的贡献。这些优势构成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3）交易费用理论：科斯于1937年在“论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的理论。由于产业集群内众多的企业区位成本低、交易频繁，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由于数目众多的企业地理接近，增加了市场参与的角色，市场机制更能发挥作用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加强了企业间的合作与信任，促使交易双方达成并履行合同，节省了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4）聚集经济理论：德国的韦伯、美国的胡佛和英国的巴顿先后都提出了聚集经济理论。韦伯强调在集聚经济环境下，企业通过分享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劳动力资源、销售市场等获得聚集经济效益；胡佛认为产业集群是某产业将集聚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认为产业集群是某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体的规模所产生的经济；巴顿的贡献在于探讨了产业集群与创新的关系。他认为，地理上的集中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和创新，同时聚集有利于企业、供货商和客户间的沟通和交流，并在信息的传播中了解市场动态，最终导致创新的产生。（5）新竞争理论：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98年发表了“产业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波特认为，产业集群代表着一种能在效率、效益和柔韧性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所产生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是远距离的竞争对手难以达到的。

产业集群除了通过提升集群内企业竞争力，增强内部企业粘附力和成长力、集群外企业吸引力改善投资环境之外，还通过降低企业进入门槛真正改善了投资环境。波特认为：“在内部的交会点上，产业簇群的发展通常特别激烈。在暴风眼中，来自不同领域的洞察力、技能和技术汇集在一起，激发出新的事业。多重交会的产业簇群出现后，回进一步降低进入障碍，因为潜在的加入者和扩散效应来自好几个方向，多元化的学习也刺激创新。”（《竞争论》第257页）另外，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触发自我强化过程，成立新公司也是产业集群改善投资环境的具体体现。波特认为：“在一个健全的产业簇群中，企业树木达到最初的关键多数时，会触发自我强化的过程。在其中，专业化供应商开始萌芽，信息积累，本地机构发展出培训、研发、基础设施和适当的法规。而产业簇群的面貌愈来愈清楚，也在同步成长。企业家看到潜在的市场机会，而且进入障碍也在降低，因而成立新公司。（《竞争论》第257页）最后，产业集群的发展加速了本地机构的培训、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备的法规建设，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频繁交易更容易培育出一个良性、规范、健全的市场体系。而这些对于企业的设立、组织经营、扩张等都至关重要，也集群外企业无法与之比拟的。这些是从整体上改善了地方投资环境。

中国东南沿海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产业集群现象首先出现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地区，现在还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如浙江宁波、温州地区（服装行业）、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家用电器行业）、江苏的环太湖地区（纺织行业）和福建闽东地区（电器、制鞋行业）等。所以以下通过对这些地区的实证考察来总结发展产业集群的规律，为中西部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状况：

浙江省。从全国来看，浙江的产业集群程度是最高的。据初步统计，1999年，浙江省特色工业总产值约达4300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的65％，部分乡镇甚至达到80％以上。“一乡一品”、“一县一业”已成为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目前全省已形成特色优势产品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306个，平均每个区域8.7亿元。涌现出了诸如温州的鹿城服装、鳌江鞋业、乐清电工电器，台州的模具，绍兴的纺织，海宁的中国皮都、经编等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工业园区。

浙江产业集群概况

产业集群名称所在地理区域企业数（家）产出（亿）统计年度备注

市县（市）区镇

五金机械金华永康6500108.51997（1）

低压电器温州乐清柳市1080641996（2）

皮革皮件嘉兴海宁4000721999（3）

纺织印染绍兴绍兴柯桥11803071996（2）

领带绍兴嵊州116533.12000（4）

袜子绍兴诸暨849883.72000（4）

鞋业温州鹿城905602000（5）

服装宁波12758.8亿件1996（1）

资料来源：（1）《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研究》第150页；（2）《小企业集群研究》第59页；（3）《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研究》第170页；（4）《浙江非国有经济年鉴》（2001）第133页；（5）《鹿城文史资料》第13辑第117页。

上海：如今几大产业集群已成上海经济版图最鲜亮的底色。在北面，政府推动与市场驱动相结合的宝钢与上钢联合重组，使200来家从冶炼、轧钢到各式管、线型材的产、销，非钢产品的生产企业和研发中心，聚集在以宝钢为龙头的钢铁产业链上，形成60多亿元的年纯利。在南面，多元投资的上海化工区围海造地，先期形成10平方公里区域面向全球招标，BP、BASF、BAYER三大国际化工巨头同时落户。一个北连金山石化、南接吴泾化工、生态和谐的世界级化工产业带雏形已傲立于昔日荒芜的滩头。在东南，已形成国内微电子生产线最密集区。中央和上海两级政府数十亿元的投资带动了数十倍于国资的海外资本、民间资本以及先进技术与一流人才的进入。在英特尔、IBM等国际巨头编织的IT产业群落里，近2000家IT企业的上中下游产品占据了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往日浦东的繁华只限于黄浦江畔，而今不断东扩。在西北，上海汽车城雄姿英发。国内唯一的轿车试验场、汽车测试中心崛起于此，汽车学院和F1赛场兴建于此，整车与零部件厂商云集于此。

广东省产业集群集中的行业有玩具、食品、服装、电子、家电以及陶瓷等。有代表性的如中山的灯饰；佛山的陶瓷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汽车工业一体化时代大潮的冲击，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汽车消费市场繁荣活跃，短短4年间，广州市花都区——一个容易被人们联想起“盛产鲜花和农副产品”的都市郊区，以市场经济为动力，不断地演绎业界传奇，在珠三角经济版图上，迅速聚集了众多的汽车及相关企业。

江苏省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已经成形的产业集群有110个，集群企业数46571个，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5320亿元。产业集群不仅有纺织、服装、金属制品、建材、电器、轻工等传统产业，也有IT、环保、花木园艺等新兴产业。产业集群几乎在各个县市都有分布，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形成了一批集群名牌。江苏的产业集群中纺织占有重要地位。

福建省已形成了几个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一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业链、群凸显，成为拉动电子信息产业乃至全省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汽车产业群和工程机械产业链的活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全省机械工业发展的主力军。三是石化行业运行质量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一个龙头、两条链、两个基地（集群）的发展局面正在形成。四是冶金行业已形成从矿山采选到冶炼压延加工、辅助材料、冶金机修及科研院所等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链、群。五是逐步形成纺织、服装、化纤、鞋业等产业链，以产业链的形成促进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集群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看，目前中国的产业集群现象主要出现在轻纺、电子信息、汽车和石化等产业。二、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规律

按照波特的理论，产业集群的产生可能有多种情况：（1）早期企业的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是像专业化技能、大学的研究专长、有效率的具体地点、特别的或适当的基础设施等生产因素，不但充分而且容易取得。（2）产业集群也可能从不寻常、精明或严苛的本地需求中产生。（3）原有的供应商产业、相关产业或完整的相关产业簇群，也可能是新产业集群的种子。（4）新产业集群也可能因一两家创新能力强的厂商，刺激其他簇群的发展而出现。（5）对产业簇群诞生而言，机遇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早期出现的企业，通常与当地有利的状况无关，而是反映出创业的行动。

波特对产业集群产生的原因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例得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产业集群的产生有其特点：（1）民间自发形成的产业：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广东和福建分布着众多民间自发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具有较强的活力，尤其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乡镇企业集群最为突出。这类集群以私营企业、家庭工业为主，集制造、营销和配套服务为一体。虽然这些企业单个规模都较小，但集聚成群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竞争力。如温州的低压电器、打火机和鞋业响誉世界，产品占据世界总产量的近三成。（2）外商直接投资驱动的外向型加工产业集群：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了众多一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为特色的外向型加工产业集群。如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形成的电子产业中间产业集聚群，是一个以日美投资为主面向出口市场的产业集群。（3）信息化浪潮推进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持续数十年的繁荣和在信息技术领域不但引导潮流的神话，激起了世界各国建设高科技园区的热潮，我国也不例外。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经过近10年的开发，构造了三大部级基地，即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国家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科技创业基地。（4）政府规划扶持的各种工业园区：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出现一批有政府规划和扶持的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如上海漕泾化学工业园区是1996年上海市政府规划和启动的。目前该工业园区已吸引了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如BP公司、拜尔和巴斯夫公司等，总投资达7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启动。

中西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的建议

通过以上规范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产业集群对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发展地方经济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根据波特的研究，产业簇群发展始于国家层面，但已经延伸到省和地方，新西兰约四分之三的地方经济发展单位都是采用界定产业簇群和促使升级的办法，作为它们活动的整合机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产业集群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现在都在加速发展，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同珠三角、长三角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省份产业集群发展极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产业集群数量少、质量低。这不仅高新技术产业如此,而且传统产业也是如此,甚至有些省份至今还没有自己像样的产业群。为什么西部地区省份产业集群发展缓慢,笔者认为除西部地区有些省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之外,还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是：观念落后、缺乏龙头骨干企业、不太重视产业链整合与产业集群规划、电子化供应链管理运用问题和政府行为问题等。对中西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政府引导、市场选择、企业主导是发展产业集群的基本原则。一些地方政府处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良好动机、强烈愿望，政府替代市场选择，强制企业搬迁等催生形式上的产业集群。政府应是集群的催化剂和剂或者桥梁，间接参与产业集群的创建过程，要让企业成为集群的主导者，不要企图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集群，新的产业与产业集群最好是从既有的集群中萌芽。政府不要刻意创造产业集群，要避免创造产业集群导致的高成本、高风险和不同的地区追求相同的产业集群重点导致的重复建设。

（二）产业集群产业的选择要因地制宜，尽量避免盲目照搬。地方政府制定产业集群发展计划，不能只瞄准发达地区发展起来的集群类型，如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或外向型的出口加工业等，应该考虑包括农业、轻工业等传统产业，还应该考虑萌芽中的或新兴产业群。实际运作中，早期的产业集群发展工作应该兼容并蓄，从各种类型、有代表性的产业机群中筛选出适合本地方情况的方案。

（三）大力发展民间部门，发挥它们对产业集群生成、发展的重要作用。政府积极参与民间部门主导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比政府全盘掌控更有机会让产业集群发展成功。地方政府应加快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适当引导集群的规模，增强集群总体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扩大集群的影响力。在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引进产业内极具竞争力的企业或一些公共机构、智囊团体，改善集群的结构。

（四）集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遵循产业集群形成、演进、升级的规律。地方政府应把握集群发展各阶段的特征、满足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对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促进产业集聚，通过对集聚产业的整合、调整从而延长产业链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厉无畏、王振，《中国产业发展前言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迈克尔·波特，《竞争论》，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迈克尔·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