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贸易论文例1

近年来，中新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2004年11月，主席与克拉克总理共同宣布启动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由此拉开了谈判序幕。谈判历时三年，两国领导人从中新关系及两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谈判进程。2006年4月，总理访问新西兰，与克拉克总理共同确定了一至两年内达成全面、高质量、平衡以及为双方所接受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2007年，主席和总理又与克拉克总理多次会晤，不断为谈判注入动力。经过三年15轮谈判，2007年12月，双方最终就《协定》涉及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2008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发达国家。

(二)本次签订FTA的主要内容

中新协定的内容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根据该协定，新方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此外，双方还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对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人员流动做出了具体规定。

二、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意义及问题

中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更好地利用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

在货物领域，双方通过进一步降低和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可以让两国人民享受到价格更低、内容多样的商品。在服务领域，双方将通过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相互间人员的资格认证，推动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在投资领域，双方将通过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方面的合作，建立更加透明和便利的投资体制，提高两国投资吸引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遇。此外，自由贸易区还将为两国在海关、检验检疫、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等领域建立合作平台，促使双边经贸活动更加活跃。所以，中新双边自贸协定的签订必然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契机。然而，“危”与“机”总是并存，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十分有限

由于中新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甚远，2007年中国的GDP是新西兰GDP的33倍多；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新西兰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却颇为靠后，2007年和2008年前两个月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均只有0.17％。虽然服装鞋帽等出口商品的关税由实施自贸协定前的14％逐步降为零关税，国内相关出口企业将会因此而受益。但由于新西兰的人口只有410万，市场规模有限，中国出口商品利润增加不会太大。但对于新西兰，特别是对于占该国总经济产值一半的农业部门来说，这个协定将给他们带来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而对于中国，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能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显然不如对新西兰那么突出。

(二)中国部分产业受到威胁

新西兰是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之一，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强，特别是畜牧业尤其发达，大宗农产品如畜产品、水果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有9亿农村人口，农业人均资源匮乏，特别是水、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目前，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主要产品是乳品、木材、纸浆和畜牧产品，其中乳品约占新西兰向中国出口货物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最近几个月新西兰向中国出口乳品的增长量已高达80％。因此，我国的奶业、畜牧业等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三)协定的示范效应有待探索

目前，新西兰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举动虽然理论上会对其他倡导建立自贸区的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美、日等西方贸易大国的示范意义却非常小。但如果我国在双边贸易过程中能够与更多的西方贸易大国签订FTA，则可争取到更多的公平贸易机会，以应对不公正的贸易规则。所以，今后签订FTA的工作方向在保证与中小国家不断磋商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与贸易大国签定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三、中新双边服务贸易前景展望

(一)中新双边劳务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劳务市场概况

近年来，由于新西兰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形势空前看好。然而在新西兰众多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劳工短缺的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以及粗工。新西兰劳工部的报告显示，2003年新西兰16个主要行业雇用的技术工人总数为11.06万人，招聘需求满足率仅为41％。在这16个行业中，招聘需求满足率最低的是汽车电工(15％)、砌砖工(23％)和细木工及管道工(32％)，按照推算，短缺数量比较大的是木工、电工和汽车机械工。目前，熟练劳工短缺已经成为新西兰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据新西兰劳工部统计，2005年上半年，一度有60％的新西兰企业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创三十年来最高记录。劳工短缺问题引起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的解决办法包括对内加强教育、培训，对外积极引进紧缺人才。

2双边劳务合作机遇展望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西兰目前紧缺的建筑工、木工、渔工、果园工和牧场工等，我国都有较大竞争优势。一些技术工种如电工、机械、管道、汽车维修等，我国也都有供给能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较为稳定、经济效益高、值得开拓的市场。近年来，一些新西兰本地企业曾经尝试输入中国技术工人和粗工，供求双方反映都很积极。如果能够进一步增加政策扶植力度，将对今后中新双边劳务合作产生深远意义。

在中新FTA中双方承诺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新西兰将为中医、中餐厨师、中文教师、武术教练、中文导游等五类职业提供八百个工作许可，并允许车工、焊工、计算机应用工程师、审计师等二十类职业至少一千名中方人员赴新工作。根据中新FTA的新政策，对于满足要求且找到雇主的中国技术性劳动人才，一次可许可1800名到新西兰进行临时性工作。由此可以预见，在中新FTA的促进下，今后两国的双边劳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二)中新双边教育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教育市场概况

新西兰高水准的教育一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教育体制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教育出口是新西兰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在新西兰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年底，新西兰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9万多名国际留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而中国赴新留学生达3.2万人之多，这些留学生每年为新西兰带来超过20亿新西兰元的财政收入。近几年来，赴新西兰留学热潮有所减退，于是新西兰推出了留学新政策，从留学贷款，到覆盖本科、研究生、博士各阶段的政府奖学金项目，吸引了大量留学生。新西兰政府于2007年8月宣布，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内教育出口，吸引更多留学生前来，政府将在未来四年内投入1000万新西兰元用于教育出口的宣传和其他教育出口推广措施。

2双边教育合作机遇展望

目前，新西兰不断致力于加强中新两国政府、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中国学生到新西兰留学提供帮助。为加强两国教育合作，2004年新西兰政府任命了新西兰教育参赞，其作用是帮助中新两国教育部门不断探讨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开通了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沟通渠道。在院校合作方面，新西兰开展了两国间大量的校际联合办学，以保证尽可能多的中国学生接受新西兰优秀师资的指导并学习相应课程。新西兰政府还为中国学生提供各种资金支持，包括新西兰国际博士研究奖学金、新西兰国际本科学费奖学金等。2008年，除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外，新西兰还准备开展其他活动，这对于促进双方教育合作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008年4月8日，双方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议》，并共同启动了中国一新西兰博士研究生互换奖学金项目。该协议的签署及中新双方的各种举措表明了双方对于长期教育合作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中新FTA的进一步促进下，中新教育合作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三)中新双边旅游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旅游市场概况

旅游出口是新西兰除奶制品以外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新西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近五年年均增长5％以上，其直接和间接的年产值约占GDP的9％。每年有230多万名来自海外的游客拜访新西兰，2006年新西兰旅游出口总额为47.5亿美元，进口额为25.3亿美元。旅游业占其全部服务贸易总额的58.7％，其中旅游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32.9％。旅游业的兴盛也带动了航空、交通、酒店和餐饮等行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已跃居新西兰第四大游客来源地，是新西兰旅游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双边贸易论文例2

一、引言

2009年,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轮胎特保案”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引起了中方舆论极大愤怒。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前三个季度,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4起,涉案金额58.4亿美元,同比增长639%。而在美国国内,由于失业率高升,贸易保护诉求日渐升温。

2009年1月至8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1837.9亿美元。中方遭遇的贸易摩擦占双边贸易额的比重仅约3%。中国入世以来,中美双边贸易额翻了两番,但每年的贸易摩擦数量占双边贸易额的比重一般不超过5%。

二、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经贸中主要摩擦问题的出现都与贸易不平衡有关，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指在中美两国双边贸易中，中方存在贸易顺差，美方存在贸易逆差。下面根据一些数据做出分析：

1.根据中方统计，在1984—1992年的九年里，中方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自1993年始转为对美顺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美顺差呈大幅上涨现象。

2.根据美方统计，从1983年开始美国出现逆差，2000年升至838亿美元，美国对华逆差在该年首次超过日本，并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近两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大幅上涨。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1—11月累计贸易顺差为2381.3亿美元，据此估算，2007年全年顺差将突破2500亿美元，冲高至2600亿美元。

3.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3659.8亿美元，下降10.2%。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695.8亿美元，下降0.2%；自中国进口2964.0亿美元，下降12.3%。美方贸易逆差2268.3亿美元，下降15.4%。中国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中美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发展正常经贸关系阻碍，同时也成为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要求人民币升值、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借口。

中美贸易一直在双边关系略为紧张的情况下快速发展着，而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和多样化。从最初的贸易不平衡到反倾销、反补贴再到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工标准，中美贸易摩擦经历了不断演化和升级。由上列数据可以看出，在09年奥巴马上台后，即使其政府在减少贸易逆差上极尽所能，使得对中国贸易逆差有所下降，但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所以，美国开始向对中国的进口施压，将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

三、美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焦点目前集中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这与美国国内目前的状况密切相关，而中国实行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得以美元表现的商品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并且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从2001年以来，美国开始通过美元贬值来改善其经常项目逆差，这项政策进步了美国产品对欧元区和日本的竞争力。但由于中国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人民币也随美元一起贬值，使得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也增强了。在美国看来，中国利用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分享了美元贬值的好处。由于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美国以为中国商品的价格偏离了实际价值，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从而导致了很多贸易摩擦。

由于中美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且一路攀升“中国”甚嚣尘上，中国顺理成章的成为替罪羊。《华盛顿邮报》甚至认为“纠缠中国可能是一种好的政治策略，也是一种政治时尚”。美国官方及公众媒体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当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不断贬值的时候，而自称盯紧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却保持不变，这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同中国政府人为控制人民币汇率有直接关系；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导致中国对美出口的急剧增加。

四、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的美元，而是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汇率既是为了满足国内、国际市场的需要，也是为了缓解国际压力，特别是美方及西方国家的压力而实施的一项措施。那么，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究竟何在？

1.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市场需求结构的差异

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其中大多数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出口的主要是高新技术产品。由于两国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收入差异，造成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远不如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2.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歧视性出口管制

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

3.全球化产业转移所导致

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五、人民币汇率制度下中美贸易发展方向与前景

综上所述，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从近年来这一问题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其色彩的政治浓度要远远大于经济，从而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焦点。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甚微，不能作为解释中国对美国产生巨额顺差的原因，所以不能把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作为解释中美贸易顺差增速下降的原因。

1.中美贸易顺差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但其实质是两国经济结构性互补的结果，所以应从中美贸易的本质出发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衡，中美贸易顺差是一个结构性矛盾，很难通过WTO双边机制得到解决，因此解决中美双贸易争端还是要靠双边妥协，以积极态度应对中美贸易所产生的摩擦。

2.在贸易领域，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新兴大市场，美国经济利益与对华贸易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从出于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还是从地区安全战略出发，都不会毫无顾忌地损害对华贸易。贸易是处理好两国关系的纽带，必要时也是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有效制裁武器。

3.美国作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其重要地位他国无法替代。发展和稳定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达成的共识，是不容置疑的。

六、结束语：

本篇论文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切入点，剖析近年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对于现状进行多角度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并对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下的中美贸易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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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论文例3

【论文摘要】 多边贸易体制在多哈回合面临严峻挑战，而区域贸易安排正成为世界贸易政策的重要趋势。目前全球柑橘贸易中出现许多双边检验检疫协定，这些与柑橘有关的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的发展，对我国的柑橘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柑橘 双边 检验检疫 协定 自2001年11月多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启动以来，一路坎坷，屡败屡谈。2003年2月WTO主要成员对轮值农业谈判主度夏秉纯（Stuart Harbinson）提出“主席提案”（减让模式草案）存在极大分歧，使得农业谈判陷入第一次僵局，似乎注定了多哈回合的艰难，此后多哈历经坎昆会议失败等多次重挫。在2008年7月，现任WTO总干事拉米宣布35个主要成员参加的小型部长级会议破裂，多哈回合谈判再次功败垂成。多哈困局一方面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带来压力，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双边及复边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而且，区域贸易协定的大发展早有显现，据WTO统计，从1948年GATT诞生到1994年WTO成立之前的46年间，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区域贸易协定只有124个，但是从1995年WTO成立至今约13年间已有240多个新区域贸易协定出现。 在多哈困局的背景下，农产品双边检验检疫协定迅速发展起来，下面以柑橘为例来考察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的现状。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柑橘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现状如下： 一、中国参与的协定 1.澳大利亚与中国。澳大利亚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就澳大利亚柑橘产品进入中国签署了一项正式的检疫议定书。这份协议经过了双方5年的谈判。它涵盖了所有澳大利亚柑橘产区的主要商业柑橘品种，具体包括橙、橘、柠檬和柚。进口协议商定需要入境或过境冷灭菌的所有水果温度在1摄氏度。 2.西班牙与中国。西班牙农业部已经和中国当局初步达成一项为促进西班牙柑橘出口到中国的协议。初步的协议就经历了超过6年的谈判，在中方检查了西班牙出口柑橘的产区以后，两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协议。该协议对允许西班牙的采取更为灵活的冷处理方法来贮运柑橘，极大地便利了西班牙柠檬向中国的出口。 3.秘鲁、阿根廷与中国。其他柑橘生产国家正在积极谈判并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据业内人士透露，中国与秘鲁的双边谈判已进入柑橘类。秘鲁希望柑橘谈判能依照已签署的芒果检验检疫双条协议的时间表，尽快达到一致。阿根廷已经就橙和柚两类柑橘产品与中国达成双边检验检设协方，并于2005年开始生效，但阿根廷尚未在柠檬类产品与中国达成双边检验检疫协议，与柠檬检疫相关的市场准入谈判还在继续之中。 二、其他柑橘双边检验检疫协定 1.秘鲁与美国。在秘鲁相关部门的游说与磋商下，美国农业部（USDA）的动物和植物卫生检疫局修订了其水果和蔬菜检验检疫法规，在一定条件下允许进口秘鲁已经核定领域的新鲜柚子、柠檬、橘子或蜜橘、甜橘子和橘柚。根据检疫局的相关声明，这个双边检验检疫协议的基础是以最近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科学证据的，这些柑橘类产品可以安全地进口到美国，但是必须是来自经过批准的柑橘生产区，并经过冷处理，以确保运输途中不再产生害虫。 2.智利与美国。美国检疫局了一份决定性的法规，修改了其水果和蔬菜法规，允许进口来自智利的克莱门氏小柑橘、柑橘和红橘。但是，美国也对来自智利的柑橘子设定了一系列条件，为了确保植物病虫害无法通过这些柑橘产品的进口进入美国，检疫局要求凡源自地中海的水果均要接受相关植物检疫检查，如果水果不符合规定条件，则必须接受被熏蒸的甲基溴处理或冷处理，以确保没有害虫。 3.美国与韩国。据媒体消息透露，美国农业部对加州柑橘出口到韩民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检验检疫协议。此协议旨在解决韩国对美国加州进口的柑橘可能携带枯病真菌的问题。虽然新的制度比过去更加严格，一方面表现在韩国对来自加州的柑橘检疫将更加严历，另一方面表现在加州的种植者将更谨慎地对待出口至韩国的柑橘。但是，新制度更有便利加州柑橘产品对韩国的出口，双方对此项检验检疫协定均感到满意。 三、相关启示 1.中国应加大与主要柑橘进口国的谈判力度。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双边协定多针对柑橘生产国，对于推动本国柑橘产业发展的意义不大，虽然柑橘类农产品的重要性与粮食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于提高农业收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均衡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果和蔬菜占食物消费比例越来越高，柑橘产业发展必须满足国外及国内人民食物结构的高级化和丰富化的趋势。 2.中国应大力提升自身柑橘类产品质量水平。柑橘类产品主要为农产品及食品，少量产品是工业原料(如柠檬油）。因此，在人类健康、动植物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非贸易关注的要求下，应高度重视柑橘等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安全。首先应该从柑橘产业链的投入环节入手，通过严格检查确保肥料、农药、种子的无害性和安全性，建立高效可靠透明的农资、种子市场;其次，应该从柑橘产业链的生产环节入手，通过长效机制确保安全、稳定的种植过程，并制订实用的应急机制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在种植过程中严把质量关;最后，对于柑橘的流通、出口及销售环节也应该执行严格有效的检验检疫政策，通过健全流通、出口及销售环节的检验检疫机制，来保证消费者或进口商不会买到带有质量问题的柑橘。 3.中国对柑橘类农产品进口应严把检疫关。近年来，伴随我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柑橘类产品国内需求日益增加。我国不仅应该重视本国柑橘产业的质量检验监督，更应该重视进口柑橘产品的质量，严防问题柑橘对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动植物保护及环境方面造成危害。虽然我国通过互利互惠的双边检验检疫协定给予国外柑橘出口商一定的便利，但这种便利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原则之上，并具有高度透明性的便利。众所周知，进口农产品及食品出现问题的风险并不小，便利的双边检验检疫协定不能代替严格可靠的进口检验检疫制度。因此，我国应禀承区域自由贸易主义的宗旨，在便利双边贸易的同时，更应该依托严格可靠的检疫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进口问题农产品及食品的风险。

双边贸易论文例4

一、中巴贸易的快速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和巴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各有特色。从20世纪90年代起，两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稳步发展。巴西成为中国在拉美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于2009年4月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巴于1993年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两国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增长。1993年，双边贸易额仅10.55亿美元，到2000年，双方贸易总额翻番，上升到28.45亿美元；之后又以加速的态势猛增至2008年的48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0中巴间的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平稳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巴西也在逐步摆脱经济危机困扰的情况下，步入经济增长周期。在此背景下，中巴经贸关系不仅持续增长，而且呈现直线上升的增长态势。

但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逆差。2001年以来，中对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其原因一是和巴西货币大幅贬值有关，贬值后其出口竞争力增强，进口相应下降；二是反映了中国对巴西产品的需求加大，巴西出口也更加有赖于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三是同巴西的贸易保护较为严重有直接关系，巴西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反倾销措施已成为双边贸易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中巴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分析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中巴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一般来讲，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能够反映双方产品供求，尤其是产品需求的状况，而把握这一点对于调整国家对外贸易产品、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进出口策略至关重要。我们将用结合度指数分析中国和巴西进出口贸易的结合紧密程度，用集中度指数分析两国各自出口的重点产品类别，最后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比较中巴两国不同类商品，并得出结论。

1双边贸易结合度分析

贸易结合度指数主要用于分析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双边贸易的结合度分析是通过计算一国对另一国的出口额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另一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了解两国贸易关系是密切还是松散。

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1ij=Xij/Xi/Mj/Mw×100其中争表示Xij/i国对j国出口占i国出口的百分比，MjW表示j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百分比。该指数以100为基准，超过100表明两国贸易关系比较密切，小于100则表明两国贸易关系较为松散。

表1测算了1998-2007年十年间中国和巴西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表明，中巴两国相互贸易结合度是不平衡的，这与中国对巴西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况相吻合。1998-2007年，中国对巴西的贸易结合度平均小于100，这表明巴西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而言关系较弱；2001年以后，中国对巴西的出口结合度不断增长，至2006年贸易结合度指数突破100，说明中国企业对巴西市场的开拓卓有成效。多年来，巴西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远远超过100，说明巴西出口贸易与中国市场结合紧密；2004年后结合度指数一度出现下滑，主要是2003年巴西已基本度过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带来的出口竞争力增强效应减弱所致。

总之，上述结合度指数说明，第一，巴西出口贸易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巴出口的依赖度，这从数据上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是巴西在全球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巴西尚未进入我国贸易伙伴前十名的原因；第二，中国对巴西市场的开拓较为欠缺，对巴贸易仍有较大空间；第三，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双边贸易联系日益紧密，相互贸易结合度不断提高。

2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的集中度分析

进出口商品集中度是指一国进出口商品集中于某类商品的程度。这里采用经济学的市场集中度测量指标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HHI)来表示，这一指数主要用于判断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同样能够用来分析商品贸易结构的问题。该指数在0-1之间，越接近1说明商品的集中程度越高，越接近0则表明商品集中程度越低。这里将进出口商品按照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计算，得出中国与巴西进出口商品的集中度指标。

从表2来看，近几年中国对巴西出口商品的集中度低于进口商品，这说明中国从巴西进口商品的多样化程度相对较低，进口种类比较单调，偏向于集中在某几类行业；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也可以说巴西某几类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比较而言，中国出口巴西的产品较为多样化，近年来主要对巴西出口计算机、通讯技术、电视机、无线电讯设备零附件、焦炭及半焦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附件、电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钢铁板材、DVD机、针织服装、摩托车及自行车零件等商品。同时数据也表明，中国在出口商品的种类选择上，仍有改善和调整的较大空间，可进一步开拓巴西市场。中国和巴西贸易产品的集中度分析有利于在中巴贸易过程中做出更加准确的市场判断，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符合市场需求的进出口策略。

3双边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是指一国某种商品的出口额占国家出口总额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份额的比率。该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品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的相对优势。由于它能够较好地反映该产品的相对优势，因而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指标之一。RCA的计算公式如下：RCA=Xki/Xi/Xkw/Xw。

其中，Xki为国类产品的出口额；置为i国所有类别产品的出口总额；Xkw，为世界k类产品的出口总额；XW为世界所有类别产品的出口总额。若根据日本振兴协会所制订的标准，出口竞争力可区分为四个等级：RCA大于2.5以上，代表该类产品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RCA介于2.5与1.25之间，代表具有次强出口竞争力；若RCA介于1.25与0.8之间，代表具有中等出口竞争力；若RCA小于0.8，代表出口竞争力较弱。这里我们采用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方法，将所有进出口商品分为0-9共十个类别进行分析。

分别测算了中国和巴西2001年到2007年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0类(食品和食用活动物)：巴西RCA远远大于中国。可以看到，2001年到2007年巴西的RCA大都在3.4以上，属于具有极强竞争力；而中国都在1.0以下，差距十分明显。1类(饮料和烟草)：巴西的比较优势也较中国明显，巴西的RCA始终徘徊在1.7左右，具有次强比较优势；而中国为比较劣势。2类(非食用原材料，燃料除外)：巴西的RCA每年均远远领先于中国，一直在5.0上下，有非常显著的比较优势；而同期中国却属于比较劣势。3类(矿物燃料、剂等)：双方RCA均不具优势，但巴西较高于中国。4类(动植物油、脂和蜡)：巴西的比较优势超过了2.5，且2001年到2005年都在3.3以上，比较优势极强；而中国一直处于劣势。5类(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双方情况大体相当，中巴均处于比较劣势，RCA偏低。6类(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两国比较优势相似，属于较有竞争力的商品，巴西相比中国有较微弱的优势。7类(机器和交通设备)：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在逐年递增，成长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而巴西这类产品的竞争力明显较弱，且长期维持在同一水平。8类(包括房屋装饰用品、家具寝具、箱包容器、服装、鞋帽、各种仪器和自动化设备等各种制成品)：中国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巴西处于明显弱势地位。9类是STIC未分类的贸易产品，这里不再比较。

综上可见，巴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食品、烟草、饮料、原材料(非矿物燃料)、动植物油、脂和蜡；而中国的优势产品是机器交通设备、房屋装饰用品、家具寝具、箱包容器、服装、鞋帽、各种仪器和自动化设备等各种制成品。两国除了5类和6类产品类比大体相当，其他类产品两国的相对优劣势较为明显。由此证明，中巴两国贸易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强中巴双边贸易的途径选择

1加大我国对巴出口，充分挖掘两国贸易的合作潜力

从对中巴贸易结合度的测算明显看出，尽管中巴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在市场开拓方面，巴西比中国做得要充分得多，中国对巴西市场的贸易结合度较弱。对于巴西这样一个拥有实力基础的拉美发展中大国，我国应当在市场开拓上多下些功夫，从而使长期对巴西贸易逆差的状况得到改善，使中巴进出口贸易趋向合理。而两国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分析恰恰说明，在出口商品种类上，中巴双方的互补性是大于竞争性的。这一点在客观上为我国发挥自身产品优势，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大对巴贸易出口提供了可能。这与中国和另一“金砖四国”之——印度之间的经济情况不同，中印经济互补性较弱，商品竞争性明显，因此相对而言，中巴两国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空间。

比如，巴西能源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而我国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人均占有量不足，因此与巴西开展贸易及投资合作，进口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能源矿产资源，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在此方面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此外，在生物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中巴之间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巴西是全球的酒精生产和出口大国，而这种生物燃料是汽车燃料的很好替代品，其应用将使汽油的紧缺状况得到有效缓解。同时，中国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轻工产品上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扩大此类产品的出口是我国的强项，并有助于拉动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

2优化商品结构，有效应对反倾销，促进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市场多元化

双边贸易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2-0088-08

一、从2006年度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说起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度美国的商品出口总值为10373亿美元，商品进口总值为18554亿美元，商品贸易总规模达到28927亿美元，无论从哪个口径衡量，美国都是当然的全球第一。然而，让美国传媒大肆炒作和部分政客大做文章的并不是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是贸易逆差的扩张。2006年度，在连续多年大幅增长后，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8181亿美元，再一次创造了历史新高。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成为当代全球贸易失衡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解释变量。

美国也是全球贸易伙伴最多的国家，除美国政府刻意进行贸易制裁的国家外，全球所有其余国家都与美国有贸易往来，都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对当代美国贸易伙伴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美国的贸易市场集中度相当高：美国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对外贸易在同属北美自由贸易区(NArra)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进行，有三分之二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前10大贸易伙伴，有四分之三的贸易集中在前15大贸易伙伴。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历史上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东亚的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增速迅猛；美国的后院――南美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也在稳步增长，如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国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也有一定的地位。根据美国统计局对外贸易处(CBTD)、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2006年度，美国对前15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1243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3.4％。其中，美国对前15大出口国的出口总额为7552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5.0％；美国从前15大进口国进口的总额为13958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75.2％。由于美国前15大贸易伙伴中排名靠后的5家份额都在2％以下，对美国贸易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也由于文章篇幅的考量，表1只列举了美国对外贸易总值、美国出口总值和美国进口总值等三个不同口径衡量的美国前10大贸易伙伴的有关数据。

美国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整体性贸易逆差以来，贸易逆差就一直在高速度扩张，1985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还只有1222亿美元，到2006年增长到8351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不过，美国逆差来源国及地区的集中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美国对最大5个贸易逆差来源国及地区的逆差一直大约都占美国贸易逆差总和的三分之二左右。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国及地区的国别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则主要来源于中国、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进口和贸易总规模占美国相应的市场份额都在20％左右，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也稳定在美国贸易逆差总和的10％以上。美国和中国的产业差异显著，比较优势明显，两国双边贸易发展快速，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国。尽管由于统计方法、统计口径等的差异，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数值和贸易差额数值差距甚大，但中国能够解释美国20％左右的贸易逆差是可以肯定的。日本一直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仍有10％以上来源于日本。墨西哥是美国的近邻，又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便利，墨西哥已经长期占据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前三位，它大约也能够解释美国贸易逆差的10％(见图1)。

对比表1和图1，我们发现，2006年的美国对前10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全部是逆差，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全部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及地区。

对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国内学者曾经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如王检贵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质和我国的应对策略进行过较为全面的论述，李石凯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动及其由此形成的“新重商主义”进行过批判，袁嫣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与贸易逆差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与其它文献不同，本文主要研究美元汇率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关系。本文选择在美国贸易伙伴和贸易逆差来源国及地区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中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11国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来自美国官方的汇率和贸易统计数据，采用统计方法，分析美国双边贸易逆差与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主要目标之一是回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持续不断地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和人民币升值对未来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

二、美国对中国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

本文选择的人民币／美元汇率从1994年开始，因为在1994年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前，人民币汇率完全由政府管制，对于本文没有太大研究价值。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官方汇率和市场调剂汇率并轨后的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时的基本汇率为1美元等于8.70元人民币，而且规定了一个相对宽泛的波动区间。直到1997年，人民币汇率都在这个相对宽泛的区间内对美元波动，总的趋势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如1994年1月，平均1美元兑换8.7219元人民币；到199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美元兑换8.2932元人民币，三年间1美元贬值了0.2473元人民币。由于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上普遍唱衰人民币，人民币贬值压力巨大。显而易见，如果当时人民币贬值，加入贬值竞争，无疑会加剧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度和扩大金融危机的广度，对已经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肯定是雪上加霜，也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政府顶住了巨大的贬值压力，也承担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制定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为此，中国政府收窄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此后长时期人民币汇率都在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上下窄幅徘徊，到2005年7月21日，1美元等于8.2765元人民币，这就是受到美国人广泛指责的“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的由来。在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动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1美元兑换8.1100元人民币)。此后，人民币对美元就一直没有停

止升值步伐，2005年9月28日，1美元跌破8.10元人民币；2006年2月13日，1美元跌破8.05元人民币；到200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美元已经只能兑换7.8087元人民币。

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和中国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的重要表征，中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现了贸易顺差。美国市场是中国对外贸易重点突破的地区之一，由于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差异显著，两国的双边贸易发展迅速。1985年，中美双边贸易中美方首度出现逆差，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随着两国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也不断增大。到1994年，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已经达到接近300亿美元的水平。1998年超过500亿美元，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再跨越2000亿美元，整体上惯性快速增长。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是达到了2325亿美元，又一次创造了新记录。

为了保证资料的可比性，我们对人民币，美元汇率进行了技术处理，按照美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平均汇率数据，作者在进行加总后再平均，计算出年度平均汇率，以增强汇率的代表性和解释能力。结合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的年度数据，可以得出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伴随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下降，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一直在上升。因此，从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两组时间序列进行初步判断，只能说明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负相关。当然，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应该来源于统计分析。

用人民币，美元汇率作自变量(x)，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作因变量(y)，可以作出下列统计分析散点图。

对人民币，美元汇率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3398.9x＋2915.3的回归方程，这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它说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越高或者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越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越大；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越低或者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越高，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就越小。回归系数等于－3398.9，既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负相关，也说明美元对人民币每贬值1元人民币，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就会扩大3398.9亿美元。再进一步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的相关系数接近0.8(R2=0.6257)，说明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负相关的假设能够通过统计检验，上述回归方程有足够的解释力。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但肯定是美国人不愿看到的结论：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或者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仅不能缓解而且还会加剧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状况。美国人将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低估根本就没有道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无助于解决美中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三、美国对日本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

美日两国在什么时候开始双边贸易，并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已经难以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日之间有规模的双边贸易开始于“二战”之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与扶持时期。而“二战”以后美日双边贸易又可以分割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以1965年为分水岭，1965年以前是美国顺差日本逆差，1965年以后是日本顺差美国逆差，两国的双边贸易总是在失衡与冲突中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高速增长，日本逐步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以1985年为例，当年美国的总逆差规模为1222亿美元，其中仅仅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就达到462亿美元，占比达到40％。为了迫使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国进行统一行动，1985年9月，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等五国财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讨论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和美元汇率问题，达成了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书面协议，这就是对此后全球经济特别是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为了避免分析过于繁琐，我们重点分析“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和日元／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

“战后”的日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汇率严格钉住美元，1973年开始，由于受到“尼克松冲击”的影响，日元／美元汇率波动下行，到1985年7月的“广场协议”时，1美元大约兑换250日元。“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本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幅度最大，抛售的美元储备最多，美元对日元的贬值尤其显著。“广场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美元快速下跌到1美元兑换200日元附近，三个月美元对日元跌幅就达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入市干预，甚至承诺“美元贬值20％不成问题” (黑田东彦，王宇，2004)。然而，美国政府和市场投机者都没有满足于美元对日元只贬值20％。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市场继续看空美元抬升日元，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到1986年底，1美元已经仅兑换152日元，再到1987年，1美元只能兑换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已经升值一倍。然而，美元对日元的贬值还没有就此结束。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实际上，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跌的时间长达10年。到1995年，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已经多次跌破100大关。在1995年7月，日元／美元汇率达到最低，1美元仅能兑换80日元。日元，美元汇率变动的拐点出现在1996年年初，1995―1998年，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到1998年7月出现一个峰值，1美元兑换144日元；此后又是一年多的下跌，到1999年底，1美元又下跌到只能兑换102日元。从2000年到2002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出现第二轮升值，到2002年3月出现峰值，1美元兑换134日元；此后又是一轮下跌，到2005年1月，1美元又下跌到只能兑换103日元。不过，近两年美元／日元汇率大多在1美元兑换110―120日元之间徘徊。

“广场协议”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美元对日元的贬值影响美日双边贸易，从而改善美国长期存在的对日双边贸易逆差状况。然而，在1985年以来的美日双边贸易中，美国逆差、日本顺差的格局从来都没有被打破。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是462亿美元，1987年突破500亿美元。尽管此后连续5年回落到500亿美元之下，但在1993年第二次突破500亿美元，1994年突破600亿美元，1999年突破800亿美元。虽然此后再一次回落，但近3年又快速反弹，

2006年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又增长到了885亿美元。

我们仍然利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来分析美国对日本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以经过计算后的年均日元／美元汇率为自变量(X)，以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为因变量(Y)，可以得出一张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相互关系的散点图。

对图3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2.0688x＋875.42的回归方程式。如果这一回归方程能够通过统计检验，它就说明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负相关，美元对日元每贬值1日元，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就会扩大2亿美元。但是，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和统计检验否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假设，因为根据数据计算出的R2只有0.2041，相关系数只有0.4，通不过统计检验。

美国一直想通过美元对日元的贬值来改善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状况，现有数据说明，尽管美元对日元在“广场协议”后长期而且大幅度贬值，但根本就没有扭转逆差状况，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没有关系。

四、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汇率

加拿大在地理上是美国的近邻，在经济发展层次上同属发达国家，美加两国的贸易往来历来就非常频繁。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由于相互撤除了贸易壁垒，两国的双边贸易快速发展，正因为这样，加拿大多年以来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美国主要的双边贸易逆差来源国之一。

尽管加元汇率没有受到“广场协议”的直接影响，但为了与对日本和英国样本的分析一致，本文对美加双边贸易和加元，美元汇率关系的分析也从1985年开始。尽管198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就有200多亿美元，占美国当时总贸易逆差的份额接近20％，但不知是什么原因，美国并没有将加元列入1985年“广场协议”的治理范围。不过，随着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瑞士法郎等全球主要货币的全面贬值，美元对加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有贬值，不过贬值的幅度相对小一些而已。在1995年美国实施“强势美元”政策后，美元对加元也有升值，但升值的幅度也不大。将加元，美元汇率变动与美元对其它全球主要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发现，加元／美元汇率变动的频率要低，幅度要小，显示出相对的稳定性。

1985-1986年，加元／美元汇率一直在1.40附近变动，然后在1987-1991年间美元对加元持续贬值，在1991年出现谷底，1美元只能兑换1.15加元。此后，美元对加元汇率在1.2左右徘徊了几年，到1995年美元反弹，当年1美元又回到1.30加元以上，并保持了波动性上行，在1999年1美元已经能够兑换1.5加元。到2002年，美元对加元的汇率达到最高点，1美元能够兑换1.6加元。在2002年以后，美元对加元汇率快速下滑，到2006年，1美元又回到了1.2加元以下。

美加两国的双边贸易一直表现为美国逆差、加拿大顺差的格局。198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是218亿美元，1986年也维持了这一规模，但此后连续4年急剧收缩，到1991年只剩下59亿美元，是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的最低值。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美加双边贸易规模快速扩张。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张，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又开始了波动性扩大，从1992年的80亿美元到1996年突破200亿美元，又恢复到了1985和1986年的水平。在经过1997和1998年在150亿美元上下徘徊后，1999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超过300亿美元，2000-2003年都在500亿美元左右，2004年跨越600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都突破了700亿美元。

由于加元／美元汇率和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的波动没有太大规律，单纯的数字罗列很难说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仍然运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令加元，美元汇率为自变量(x)，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为因变量(y)，可以得出一张反映加元，美元汇率和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相互关系的散点图(见图4)。

对图4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能够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381.34x－219.4的回归趋势方程。由于回归系数为正值，它似乎能够说明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汇率正相关。也就是说，美国对加拿大双边贸易逆差的扩大是受到了美元对加元汇率上升的影响，而且，美元对加元每升值1加元，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就会扩大381.34亿美元。这正是美国人想要的结论，如果这个结论能够通过统计检验，则美元对加元贬值能够收缩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不过，对上述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统计检验，都否定了这一结论。根据数据计算的决定系数R2　仅仅只有0.049，通不过统计检验，即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汇率正相关的假设不成立。根据R2　计算的相关系数只有0.2，说明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与加元／美元汇率之间没有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因此，美元对加元贬值不能缓解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

五、美英双边贸易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

英国是历史上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英镑曾经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同时也是全球主要的流动性来源，即使到现在，英镑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因此，美元／英镑汇率仍然是全球最有影响的双边汇率。与美元对其它货币采用间接标价法不同，美元对英镑在传统上就采用直接标价法，即美元／英镑汇率是每一英镑的美元价格。

与日元严重受到“广场协议”的冲击不同，“广场协议”对英镑的影响要小得多。“广场协议”实施以前，美元，英镑汇率很长时期在1英镑等于1.2美元上下运行，“广场协议”实施后，英镑对美元持续升值。到1988年，1英镑已经升值到超过1.8美元，即英镑在三年中对美元升值50％，或者说美元对英镑贬值了三分之一。此后4年，英镑对美元汇率一直在高位运行。1991年，1英镑甚至接近兑换2美元，这是近30年来英镑对美元的最高汇率。在1993-2003年的十年间，美元，英镑汇率窄幅波动，大多在1.4～1.6之间运行，但再也没有回到1985年的水平。在2004年后，英镑对美元又大幅升值，美元，英镑汇率都基本上在1.8上下，不过也没有达到1991年的记录。

美英是两个传统的贸易大国，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全球贸易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近30年来，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也在增长，但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两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变化。与美国对日本、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双边贸易收支一直是

美国逆差不同，美国对英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转变。1985-1987年，相对于当年的贸易总规模，美国对英国拥有相当大的双边贸易逆差，金额都在40亿美元左右。1988年，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发生第一次逆转，美国对英国实现双边贸易顺差，而且一直维持到1998年。尽管这11年中的大多年份美国对英国的双边顺差规模不大，但1993和1998年也还是超过了40亿美元。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第二次逆转发生在1999年，美国又重新回到了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格局，而且逆差规模还持续快速扩大。1999年，美国对英国双边贸易逆差仅仅8亿美元，2002年就达到了75亿美元，2003年达到90亿美元，2004年超过100亿美元。2005年，美国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规模最大，达到123亿美元；2006年有所收缩，仍有80亿美元。

图5是根据1985-2006年各年平均美元，英镑汇率(x)和相应年份的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y)作出的一张统计分析散点图，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

对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和美元，英镑汇率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出一条方程式为Y＝－21.143x＋21.149的回归方程。如果这一方程能够有解释能力，它就说明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负相关，而且英镑对美元每升值1美元，美国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就能够收缩21亿美元。这又是一个美国人希望的结论：只要美元对英镑贬值，美国就能够减少对英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但是，与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与加元／美元正相关的结论、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与日元，美元汇率负相关的结论通不过统计检验一样，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负相关这一结论也不能通过统计检验。因为我们计算的决定系数R2　只有0.0041，它说明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负相关的假设不成立。按照R2　计算的相关系数也只有0.2，说明美英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六、美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欧元汇率

欧洲本土的大部分国家一直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尤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一直很大。尽管欧盟成立后区内贸易替代了很多区外贸易，但它们与美国的贸易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美欧之间的贸易还是一直在相对快速发展。历史上，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有三种类型：第一类，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对美国一直持有双边贸易顺差；第二类，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基本上年年保持对美国的双边贸易收支平衡，或者非常小的差额；第三类，以荷兰和比利时为代表，对美国一直持有双边贸易逆差。

在欧元诞生以前，美国一直将对德国和法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归因于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汇率的高估，所以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对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施压，逼迫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同日元一道对美元升值，但后来的实际运行状况说明，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对美元的升值对美国与它们的双边贸易收支没有什么影响，美国还是年年对德国和法国持有双边贸易逆差，而且，逆差的规模还在扩大。

在欧元诞生之前，除一些微型国家如摩纳哥、梵蒂冈、安道尔、圣马力诺和列支敦士登实行完全美元化外。，欧洲国家都使用本国货币。所以，由于没有相应的国家作绝对的参照，对美国人的指责，德国和法国都难以作出有力的回应，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两国政府也只好迫于美国的压力，在“广场协议”后出手干预市场，抬升本币压低美元。

1999年，欧元横空出世，11个成员国统一使用欧元作法定货币，过去多种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合并成了一个汇率。欧元的出现为我们分析美国贸易逆差与汇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美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是否与美元汇率有关，通过美国与不同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面板数据就可以直接进行比较分析，而没有必要再运用汇率数据。

如果美国的对外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汇率有关，对于使用同一货币、通体汇率的欧元区国家而言，应该会有两个结论：(1)美国对同一汇率下不同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的性质应该一致，如果对某一个国家是双边贸易顺差，那么对同一汇率下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也应该是顺差；反之，如果对某一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是逆差，那么对同一汇率下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也应该是逆差。(2)美国对同一汇率下不同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变动的幅度应该大体一致，如果美国对某一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增长10％，那么对同一汇率下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也应该增长10％，至少在10％左右；如果对其它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增长50％、100％甚至更多，就无法从汇率中得到解释。

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美元／欧元汇率一直是外汇市场炒作的重点产品，美元／欧元汇率也大起大落，最高时1欧元接近1.4美元，最低时1欧元又只兑换0.8美元。作者对1999-2006年美元／欧元汇率进行了整理，计算出了各年平均汇率，列入了表3第一行。由于对于研究美国对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差额与美元／欧元汇率的关系时汇率本身已经不太重要，这里对美元／欧元汇率变动的过程不再赘述。同时，作者也对1999-2006年美国与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收支差额数据进行了搜集整理，一并罗列于表3，形成一个面板数据。

我们可以不考虑美元／欧元汇率变动的状况，只分析表3中美国与不同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的性质与变动，就能够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来源于美元汇率高估的观点进行否定。(1)在同一汇率下，美国与不同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差额的性质完全不同。比如，美国对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双边贸易长期逆差，而且规模庞大，但对荷兰和比利时却又长期持有双边贸易顺差，规模也不小，这种性质的差异无法用汇率来解释。(2)美国对欧元区国家双边贸易收支差额变动的幅度差异巨大。比如，将2006年的数据与1999年比较，美国对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双边贸易逆差都扩大一倍左右，但美国对爱尔兰的双边贸易逆差却扩大了近四倍；美国对荷兰的双边贸易顺差没有太大变化，但美国对比利时的双边贸易顺差却又扩大了一倍。这些差异都无法从汇率变动中找出答案，我们可以得出的分析结论是：美元，欧元汇率无法解释美国对不同欧元区国家的双边贸易差额差异。

七、简要结论

1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可能解决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现有数据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美元，人民币汇率负相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只会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

2　也许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关系只是一个特例，但美日双边贸易差额与美元，日元汇率无关、美加双边贸易差额与加元，美元汇率无关、美英双边贸易差额与美元／英镑汇率无关，都说明不能通过美元贬值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3　欧元区提供了一个更加鲜活的实例，即使在同一汇率下，过去对美国顺差的国家仍然是顺差，过去对美国逆差的国家仍然是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与汇率根本就没有关系。

双边贸易论文例6

一、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俄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边境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基本稳定。2002年,中俄边境贸易额为31.7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0.1%;2003年为35.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22.3%。2004年为42亿美元,占当年双边贸易额的将近20%。2005年中俄边境贸易额达55.7亿美元,同比增长32.7%,占同期中俄贸易额近20%。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额达70亿美元,占当年两国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

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展望2008年的双边贸易,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良好趋势将会继续。他总结了4点原因:首先,俄罗斯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居民支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会给中国对俄出口注入新的活力。wWw.133229.Com其次,中国商品竞争力明显提高,其中许多是俄罗斯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再次,中国出口的方向逐渐由美国转向欧洲国家,这一转向将会促进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最后,卢布对美元升值幅度比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大,从出口角度而言,这使得俄罗斯市场比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

本文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试图得出一些有数量依据的结论,并针对中俄边境贸易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分析

基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需要的数据包括:中俄边境贸易总额及其增长率中、中俄两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俄经贸合作网、《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国研网,通过计算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的最小二乘法对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

中国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1):δcgdp=0.084189+0.08899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7.386)、(1.566),判定系数r2=0.259,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2.45,概率p=0.16。

俄罗斯gdp增长率与边境贸易增长率的回归模型(2):δrgdp=0.057733+0.068833δbjmy,其中,t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127)、(0.748),判定系数r2=0.074,方程显著性检验值f=0.559,概率p=0.479。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

以上分析结果可看出,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gdp都有促进作用,边境贸易额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gdp的增加。但是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边境贸易增长率与两国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0.09%,边境贸易增长1%将导致俄罗斯gdp增长约0.07%,边境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

三、加强和完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给出启迪性的政策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应大力扶持边贸的发展,应做好各项工作,争取通过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实现互惠互利。中观层面,执法及服务机构应大力配合,加强与俄罗斯执法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为中俄双方边贸有序、正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营造安全的经商氛围。微观层面,个人和企业必须调整意识,转变观念,扭转向俄罗斯大力推销低档库存的做法,企业要从开拓市场的战略出发,大力培养懂俄语、通业务的人力,以便及时了解动态,适时把握商机。从而使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步入快速、高效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郭立.中俄区域贸易博弈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6).

2、王文举,查弦.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8).

双边贸易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5.030

1引言

中国与东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总额不断增加，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在1994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仅有143亿美元，除了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1998年以及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2008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进出口总额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良好趋势，截止2015年，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4720亿美元。同时，中国和东盟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国家和地区，在双边贸易迅猛发展的同时，作为双边贸易中重要的一部分――农产品贸易，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学界对于两个地区农产品贸易流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因素也早就展开了探讨。王瑞，王丽萍（2012）运用1992年到2009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因素，分析的结论为：国家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加入世贸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正面作用，而贸易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人均收入差异、突发的经济危机等因素会阻碍双边农产品贸易。帅传敏（2009）将引力模型与固定效应假设相结合，重点考察了中美两国之间以及中美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农业贸易流量，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加入WTO给中美双方都带来了机遇，但是相比较而言，美国从中得到了更大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方面具有差异性，说明在经济产业结构上，两国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农产品出口方面，中美两国的潜在发展领域和地域特点都存在着差异。耿晔强（2015）将基本的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并且从整体层次以及细分领域这两个角度去分析可能影响中国与新兴市场农产品贸易的因素，分析的结果为：从整体层次上来说，经济体量、人口数量对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距离则产生了一定的负面阻碍作用，各种名目的经济组织所体现的作用也具有差异，从细分领域来看，人口数量这一因素难以确定其λ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方向，而框架内的其他因素与整体层次上的分析结果相同。

2理论模型

运用于国际贸易流量研究的引力模型显示：两个国家或两个地区之间双边贸易总额的变化方向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的变化方向具有一致性，与它们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的变化方向相反，这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与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模型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本文中将对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作对数化处理。对数化处理引力模型具有许多方面的优点，例如可以将万有引力公式进行线性化处理，易于分析研究，还可以有效的减少数据处理中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避免异方差以及数据残差。一般对数化的贸易引力方程具有如下的表示方式：

lnFij=ωlnMi+ξlnMj+γlnDij+θlnXij+εij（1）

（1）式中Fij代表国i与国j之间在一定时期内的双边贸易额，Mi和Mj则代表了国家i与国家j在一定时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Dij代表了两国间的地理空间距离，为了便于统一计算，可以规定为双方首都之间的距离，Xij是其他更为复杂的扰动因素的集合，例如人口因素、收入因素、政策因素、区域经济组织安排因素等，ω、ξ、γ和θ是模型中的系数，有待进行估计预测，εij为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

3模型设定

在仔细分析了前人在理论以及实证方面对贸易引力模型所做的努力之后，本文尝试着在最一般化的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引入一些新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变量。在设定模型有关变量之时需要充分考虑本文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一些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虑到农产品之间的贸易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每个个体的生存都离不开对相关农产品的消费，因此可以考虑将相关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变量引入模型之中。

3.1扩展引力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思路，笔者以（1）式为基础，对其进行扩展，建立相关模型，其方程为：

lnXtij=a+β1ln（YtiYtj）+β2ln（PtiPtj）+β3lnDij+μij（2）

其中，Xtij为i国与j国在t年的双边农产品贸易额，YtiYtj表示i国与j国在t年GDP的乘积，PtiPtj为i国与j国在t年人口数量的乘积，Dij为i国与j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

对于解释变量YtiYtj，出口国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国潜在的商品出口能力，GDP值越大，出口的潜在能力也就越大，因此贸易流量也会偏大；进口方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或地区对于进口的潜在强烈需求，进口需求越强劲，贸易流量也就越大，因此预期该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对于解释变量PtiPtj，由于农产品是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商品，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对农产品更加迫切的消费需求，因而增加双边贸易，因此预期该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对于解释变量Dij，两国或地区的空间直线距离越远，也就是说在交通运输上花的成本越大，商品所面临的毁损风险也越大，这是阻碍商品自由贸易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而预期该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

3.2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与东盟十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是本文选定的主要研究对象，笔者采用了面板数据作为数据选取的主要形式，时间维度为2010年至2015年。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是本文中双边农产品贸易数据的搜集之处，联合国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则是文中GDP和人口数量数据的主要出处。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空间数据来自于网站：time and 。

关于农产品的定义，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未有定论，但是考虑到我国已经全面深入的加入了国际贸易之中，与国际社会接轨，本文采用WTO对于农产品的统计口径。WTO对于农产品可以分为基本农产品与统计农产品两类。其中，基本农产品也可称之为“谈判农产品”，包含有两个类别：（1）食品，（2）未加工的原料；其中，第一个类别食品中，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食品和活动物，油籽和油质果实，动植物油、脂、蜡，饮料和烟草，而第二个类别未加工的原料中，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纺织纤维及废料，天然动植物原料，未加工的兽皮、皮革、皮毛等。在WTO年度统计资料中所包含的农产品称之为统计农产品，其范围比基本农产品要大，除了基本农产品所囊括的类别外，还要再另外加上水产品及其加工品，部分林产品如天然橡胶、软木和木材、纸浆和废纸等。笔者根据以上统计口径，采用SITC Rev3分类数据，选取了00-09，11，12，21，22，26，29，41-43章的商品作为本文研究的农产品范围。

4实证结果

本文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分析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统计软件是Eviews 8.0。回归结果见图1。

根据拟合结果，得出了扩展的引力方程：

lnXtij=-44.87+1.22ln（YtiYtj）+0.26ln（PtiPtj）-143lnDij

从统计软件的回归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展农产品贸易的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总量、人口规模总量、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等是影响中国和东盟十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

（1）其中解释变量经济规模总量的模型回归系数的值为1.218726，系数符号为正，且超过一，与前文的预期吻合，说明国内经济越发展会带动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加速增长。而且回归系数的值达到了1.219，说明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双方经济规模的增长会带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量的大幅上涨。

（2）解释变量人口规模对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与前文所做的预期相一致。不同的学者τ谌丝诠婺U庖灰蛩卦谝还或地区的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争论，有赞同促进作用的也有赞同阻碍作用的。一般认为，人口规模对国际贸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口的增加，人力资源得以丰富，会使得国内相关产业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工合作，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度降低；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潜在消费能力的提高，这会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加必要。由于人口增长对国际贸易既有促进效应又有阻碍效应，模型中体现出的只是两种效应相叠加之后的净效应，回归系数只有0.26，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是考虑到本文讨论的农产品消费所具有的一些特性，人口增加带来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要大于其产生的国际贸易弱化效应，所以本文预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产品贸易流量会相应的增长，实证分析的结果也与这一假设相符。

（3）两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具有负面效果，这与前文预期相一致。两国之间的距离对双边贸易确实具有负面作用，因为目的地越远意味着运输距离越长，所花费的运输成本也就越高，同时距离会阻碍双方的信息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文化上的隔阂，这些都会对彼此的贸易往来产生阻碍作用。而且相当比例的农产品没办法长时间维持其新鲜度，因此对于运输的条件提出更高要求，对于运输距离也就更加看重。本文中距离的回归系数达到1.43，说明距离对双方贸易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距离所产生的阻碍作用。例如，相互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APEC CAFTA）等等。

5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规模总量、国家人口规模、两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等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其中经济规模总量与两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这两个因素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最为显著，国家人口规模的影响程度次之。因此，对于中国与东盟来说，都应该积极发挥本国优势，努力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要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改善运输条件，而更多更好的制度安排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的建设等，切实降低农产品贸易壁垒，致力于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更大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瑞，王丽萍.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04）：3948.

[2]帅传敏.基于引力模型的中美农业贸易潜力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07）：4858.

双边贸易论文例8

一、研究意义和相关研究进展

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而2015年达到90%零关税的目标也意味着彼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尽管近来菲律宾、越南在南海的争议在定程度上影响双方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当中取得的成就。因此，探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多大程度促进双边经济增长有助于管理层在宏观层面做出政策决定等。

引力模型最早是由Tinbergen等（1 962）根据牛顿的引力方程提出，表达式为Tij=AYiYi/Dij。其中Tij为j、i两国间贸易额，A为常数，Yi、Yi为i国和j国的经济总量，Dij为两国间间距离。他选用42个国家研究发现国家间距离对于贸易的扩张作用很强。在国内学者的研究当中，潘沁（2006）提出产业内贸易引力模型，并表明区域经济体化能促进区域内贸易及产业内贸易。张昱等（2006）运用该模型估算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潜力，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提供了

个数理考量。

本文目的在于检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于双边贸易额影响程度，因此，数据和模型比较简单，解释变量是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被解释变量是两国间的贸易额，回归之后，来比较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贸易关系。

二、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关系现状

随着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双方在各种包括关税、给予投资者公平公正待遇、权利和义务上达成了一致，同时，区内相关法律法规透明度的提高，使双方全面经济合作更进步。首先，双边经贸合作迅速扩大。1991-201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从79.6亿美元增至3628.45亿美元，增长约44.6倍，年均增长高达20%以上。其次，双边贸易共生。

方面，双边均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依靠的也均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这种竞争将持续存在并加剧。另

方面，双方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又各有所长，如工业制成品及双方的相互投资、技术互补等都是彼此互补性长期存在的。最后，双边经济关系仍面临诸多挑战。贸易区的建立有益于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但也存在诸如中菲南海争端问题等出多挑战。

三、数据、模型及实证

文章所用的数据包括2004年到2013年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中国与东盟各国实际GDP，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至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距离，将各国首都作为经济中心城，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距离。

根据前文的模型，修正后得到的模型如下：

各符号含义在此不再赘述，根据方程（1），运用软件回归得到下表数据：

表1：2004-201 3年间中国一东盟回归主要数据

双边贸易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58-07

引言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的运行陷入低谷。IMF在2008年10月 份的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估计由此前3月份的3.9%调到3.7 %,调低了0.2个百分点。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大的经济体经济低 迷已经影响到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前三季度,从国别看,我对美国出口增长11.2%,比上年同期 回落4.6个百分点;对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地区出口仅增长8.9%,回落12.7个百分点; 8月、9月份对欧盟出口增速也由前7个月累计27.1%分别回落到22%和20.8%。从产品看,部 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前三季度出口增长1.8%,玩具增长3.7%, 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21.2和16.3个百分点。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出口贸易额却还 是上升的,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额1967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尽 管有多种原 因可以说明中国与主要经济低迷的贸易伙伴国贸易额增速减少而总体贸易额增速势头良好的 情况,但中国与新兴国家贸易快速增长所起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我国对东盟国家 进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9%,其中出口增长了20.7%,高于同期对欧盟的19.5%的增长。在 中 国对外贸易中表现出愈来愈重要地位的新兴国家经济波动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理 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因此本文拟以东盟六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和泰国)为观察对象,以1985―2006年中国实际GDP、六国实际GDP和中国与六国双边贸 易 额数据为基础,构建变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给 予分析。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建构和模型建立,第四 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其扩展。

文献综述

对世界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分析较少且往往局限于大国或重要的区域经济体内。 欧元区统一货币的实施,更加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因为换来成员国之间贸易增加的 统一货币的实施是以牺牲成员国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代价的,这在经济周期波动协动性很差的 成员国表现得更是明显。对什么在决定着这种经济波动协动性的探讨也更多地是从贸易的视 角分析。如Frankel和Rose(1997)在理论上分析认为货币统一创造贸易,而贸易反过来又提 高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1]Fatás(1997)、Frankel和Rose(1998)、Clark和W incoop(2 001)以工业国家为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较高的贸易结合度确实导致较高的经济波动协动 。 但是有学者对以工业国家得出的结果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质疑。早些时候,Krugman( 1991)就认为经济周期协动对贸易结合程度的反应可能取决于不同国家间生产结构的差异等 因素,[2]后来Fidrmuc(2002)、[3]Gruben et al(2002)[4]和Im bs(2004)[5]认为产业内贸 易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César Calderón(2007)最近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协动分别对 工 业国家间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结合程度的不同反应是可以从专业分工模式和双边贸易得到 解释的。[6]

尽管国外关于中国与地区经济体之间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的考察较少,但在临近研究领域内 已有国内学者给予关注,但这是一个逐步切入正题的过程。起初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区 域经济周期存在性的同时力图立足于区域体内给出形成周期的原因,如薛敬孝(2001)发现20 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周期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期性和离散的倾向并进而给 出了解释。[7]张兵(2002)考察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具有同期性,并把同期性原 因归为域 内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等因素。[8]杜群阳等(2005)以东亚十国为样本,利用聚类 分析发现 在1970―2004年间东亚经济周期存在,NIEs、ASEANs等次区域经济周期也存在,并发现中国 与东亚经济周期关联度逐渐加强等结论,在分析经济周期存在原因时已把产业内贸易作为一 个因素考虑进去。[9]王悦(2007)则完全从对外贸易的角度分析东亚经济周期同步 性,不仅 验证了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存在,还证明了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变动对该地区经济周期 同步性有明显的影响。[10]喻旭兰(2008)运用共同趋势与共同周期理论,以1994― 2005年中 国与东盟的GDP季度数据,建立多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后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周 期具有同步性,[11]但喻旭兰主要是以中国与东盟总量GDP数据来考察协动性,体 现不出中 国与东盟主要成员之间经济周期协动情况,更没有考察贸易对这种协动性的影响。因此检索 相关文献发现,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贸易角度实证考察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双边贸易与 双边经济波动协动的分析几乎没有,因此本文的研究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模型建立

1.关于变量的建构和数据描述

我们实证分析核心是测度双边贸易强度(bilateral trade intensity)对双边经济 波动相关度(bilateral correlations of economy)的影响。取t时间段内i和j两国经济周 期协动度(用相关系数表示),即p(i,j)为因变量,其值为利用Hodrick.Prescott(HP) 方法从i和j两国以本币表示的真实经济总量中提取的周期成分数据相关系数。我们沿袭César Calderón等人(2007)的方法,取t时间段内双边贸易强度为自变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实证分析

1.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周期的分析

通过HP技术从七国实际GDP中提取到周期成分数据走势如图1(由于各国GDP数据大小不 一及货币单位不同导致周期成分数据大小差别较大,为便于在同一图中观察,图中显示的是 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走势图)所示。图1显示在1985―2006年东盟六国存在1985―1996、1 9 96―2000和2000―2006三次比较明显的经济周期,即有两次平均长度为12年的朱格拉周期( 1985―1996,1996―2006),一次长度为4年的基钦周期(1996―2000)。中国经济在1985 年开始下滑在1991年打到谷底,1996年到达谷峰,此后开始下降并在2001年再次抵达谷底, 此后开始上扬。中国经济周期表现出与六国经济周期明显的协动性。

2.变量数值的获得和平稳性检验

在对1985―2006年相关贸易和GDP数据处理的基础上,依据上述计算方法得到相关变量 数据如表1所示。

表3清楚显示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对中国与六国双边经济协动促进作用的大小。 首 先中国与六国双边贸易对中国与六国双边经济协动是有促进作用的,中国与东盟诸国日益密 切 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上的联系。其次,双边贸易往来对双边经济协动促进作用的大小是一 样的,双边贸易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双边经济协动程度提高3.848个百分点。但是个体 固定效应的存在表明,东盟六国各自具有的差异因素导致与中国已有的双边贸易存量对双边 经济协动的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不同的,分别为2.636、.0.833、.0.541、0.0 51、.0.723和.0.560。

4.双边贸易程度与双边经济协动的Granger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出现较大的 相关系数,为表明双边贸易是否对产业结构有促进作用,还需Granger因果检验的进一步证 实。由前面分析已知两个变量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做Granger检验。至于检验模型 选定,需要进行协方差分析,首先做两个变量的因果模型。对模型考虑基于如下两个架设: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同

由表4可知,P(c,j)和I(c,j)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I(c,j)是P(c,j)的Gr anger原因,表明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程度起到了促进双边经济协动的作用,同时双 边经济的协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程度的加强。

结论及扩展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样本观察期内,东盟六国经济走势显示出较强的一致性,出现了明显的区域 经济周期,而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表现出高度的协动性。

第二,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是有积极影响的,且影响的大小一 样。但是个体固定效应的存在表明,东盟六国各自具有的差异因素导致与中国已有的双边贸 易存量对双边经济协动的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不同的,影响大小依次是缅甸、菲律宾、马来西 亚、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第三,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程度和双边经济协动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双 边贸易程度加强促进了双边经济的协动,而双边经济协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程度的提 高,二者显现出了互动效应。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内国家出现了愈加明显的区域经济周期,同时 地缘关系、贸易互补性使得中国与邻近区域经济贸易联系在加强,贸易成为中国经济与区 域经济产生互动的重要传导渠道之一。因此我们在防范世界大国经济波动通过贸易影响中国 经济波动的同时,也要加强对邻近区域经济体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贸易传导机 制的研究。

注释:

[1]Franke J A, Rose A K. Is EMU Justifiable Expost Than Ex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

[2]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irdge MA.: The MIT Press, 1991

[3]Fidrmuc,J.The Endogeneit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Intra.in dustry Trade and EUM Enlargement. Oesterreiche National Bank,Mineo(February), 2002

[4]Gruben W C, Koo J, Millis E. How Much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s Cycle Synchi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Research Depa rtment Working Paper,2002

[5]Imbs J. Trade, Finance, Specializ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The Revie w of Economics and Statictics,2004

[6]César Calderón, Albrto Chong, Ernesto Stein.Trade Intensity and Busi 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7]薛敬孝,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南开经济研究,2001

[8]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 亚太经济,2002

双边贸易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F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09602

1 关于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简述

西方关于引力模型的研究较早,在20世纪60年代荷兰计量经济学家Tinbergen(1962)和德国经济学家Poyhonen(1963)将引力模型进入经济学后,对它的研究就没有停止。最早的是Anderson(1979)从Bergstrand理论得出的完全竞争模型,这个模型认为:消费者认为产品是不同质的,即完全竞争。这个模型的经济学含义是控制国家规模和双边距离,在两个距离世界其他国家远的伙伴国家比距离其他国家近的伙伴国家发生的贸易量大的结论。这个模型最大的缺点是生产环节没有理论基础。

第二个主要的模型是Helpman和Krugman(1985)的垄断竞争模型,这个模型在假设无运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以及需求和供应方面的CES偏好对称的条件下,得出简单的双边贸易模型,这个模型的经济含义是两国的产品贸易量与此国总支出占世界总支出的份额和此国固定产品产出成正比,但是此模型的缺点是假设每个国家生产不同的产品,与现实差异很大。

关于引力模型的第三个模型是Feenstra、Markusen和 Rose(1998,2001)的相互倾销模型,假设两国技术相同并且用一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产品的需求弹性是1,不存在运输成本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两个国家规模相同时,世界总出口额最大。但是相互倾销模型没有表明双边进出口取决于贸易双方贸易品的GDP。

中国在对外贸易流量方面的研究开始得较晚,且文献较少。近几年开始有学者基于引力模型研究影响贸易量的因素。谷克鉴的《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一文中对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构造方法加以经济学解析和运用主流国际贸易模型实施理论验证,将贸易引力模型的变量设置成为一个不断拓展和延伸的外生变量系列;林玲、王炎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实证检验和政策含义》中,添加了变量“国土面积”,用APEC取代了WTO作为虚拟变量,然后验证了是否要引入“发达国家”虚拟变量,最后用GDP、空间距离、国土面积和APEC建立模型,解释了2002年中国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作者认为,使用国土面积作为解释变量的经济含义相对比较弱,所以就没有在模型中验证“面积”这个变量。

2 中国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和实证检验

2.1 中国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