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化论文例1

二、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建设存在的问题

1.主题选择盲目趋同。

主题是文化主题公园的精神坐标，如何树立鲜明、独特的主题是文化主题公园获得成功的关键。约瑟夫•派恩等在定义优秀的主题创意时，认为有五大标准即:诱惑力、魄力、体验互动、景点布局深化、空间时间感受。相比而言，我国众多文化主题公园在主题选择上机械、刻板，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①“鬼斧神宫”主题;②中西景观主题;③民俗风情主题;④野生动物主题;⑤机械旅游主题;⑥海洋世界主题。很多文化主题公园的兴建均缺乏科学的论证和深入的调研，在主题选择上盲目与重复，很多都是对成功文化主题公园的模仿、复制，缺乏创新意识，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导致了本地游客无法形成文化认同，外地游客无法感受到文化异质。在主题选择上的盲目趋同，严重违背了约瑟夫•派恩提出的主题创意精神，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业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

2.品牌建设观念滞后。

“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提出，“品牌是符号、名称、术语、标志和图案，或者他们之间的组合所形成的，用来识别企业或者产品供给消费群体的产品或者服务，并且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或者服务。”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也曾说过:即使可口可乐发生大火，烧的什么都不剩下了，至少它还有品牌，它还会兴起。因此品牌形象是一种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的潜在核心资源。文化主题公园作为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的文化产品，其品牌建设与传播更为重要。从游客的角度来说，良好的品牌形象能够增加其心理上的信赖感，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良好的品牌形象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和支持。品牌形象不仅包括品牌知名度，更包括品牌关系和沟通。文化主题公园的品牌建设和品牌价值提升，理应注重方式方法。但是纵观国内的文化主题公园品牌建设，观念较为落后，无视营销学专家对品牌的定义及构建路径，即使在品牌宣传的资金支出上下大功夫，也难以形成持续性的效果，游客对于文化主题公园的品牌形象仍然模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衍生的相关品牌建设也得不到保证，文化主题公园品牌形象的建立也就陷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

3.营销方式单一。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曾预测到未来经济将是一种体验经济。纵观当前各行业的发展，不论是星巴克咖啡的口味体验还是移动互联的游戏体验都验证了上述预测。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时代》中指出:“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记忆的活动。其中的商品是有形的，服务是无形的，而创造出来的体验是令人难忘的。”文化主题公园作为一种旅游休闲产品，更应满足游客的个性化体验需求，而与游客的互动更是文化主题公园内在生命力的体现。迈克•格劳迪对互动性的认知做如下解释:“如果能够让受众或顾客提交自己的想法和内容，才能够和他们形成良性的互动。”关注互动就是关注营销，互动营销、体验式营销是文化主题公园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国的文化主题公园管理者，忽视了产品和顾客的互动，忽视了顾客对产品的体验，本质上是放弃了在深度营销中推介系列衍生产品，拓展知名度，赢得美誉度。

三、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在建设的途径

1.凸显地域文化特色。

“文化是人类精神财富的积淀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相互沟通、交流和认同的产物。”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源于文化异质性所产生的文化竞争。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大背景下，文化固然依赖经济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文化也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现代文化主题公园是由“文化、创意、科技”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因此文化主题公园应该突出地域特有的文化烙印。中国深圳市三大文化主题公园的成功源于其从不同角度体现文化特色:锦绣中华尽显东方园林景观文化的雅致;民俗文化村生动表现了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世界之窗则勾画出西方文明的特色。中国地域广袤，民族特色丰富，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吸引游客的特色文化，只有深度挖掘这些特色文化，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和审美体验。文化主题公园作为一种备受大家青睐的休闲娱乐方式，其发展的重要契机是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主题公园的建设，要在与时俱进的同时深入挖掘中国丰富的历史、人文和民族特色，推进现代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的振兴。

2.打造品牌形象。

纵观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产品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打造品牌形象势在必行。企业的品牌形象———这种存在于消费者心理感知中的无形资产，是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迪斯尼乐园品牌建设的成功在于，每一个分园都有自己独具代表性的建筑和品牌形象，每一个游乐项目又都与特定的品牌形象紧密联系，从而在游客游玩过程中潜在影响其对品牌形象的认知，对游客产生持续的吸引力。当前，文化主题公园要凸显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应该及时创造适合文化主题公园品牌发展的良好环境，动态评估文化主题公园的品牌价值，切实了解目标市场需求，对评估结果加以总结和改进，更好地完善品牌形象。品牌的建立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要落实过程管理:在文化、主题、科技互动的过程中，包装产品，占领市场，树立品牌形象，使品牌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3.创新营销组合方式。

美国著名旅游服务与营销专家阿拉斯塔•莫里森在《旅游服务营销》一书中提出，现代旅游服务营销要在4P理论基础上，把有关顾客参与的口碑营销和在促销中采用更多的感性驱动做为新的营销手段。创新性的营销组合已成为现代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保证。游客的体验贯穿在与文化主题公园接触的所有环节，体验式营销的突出特点是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前提下注重游客在消费前、消费中、消费后的体验。丹麦的乐高公园，一个用320万块积木建成的小人王国，内部设有专门的游客体验工房，在工房中游客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产品设计的改造，仅体验工房的设计就使得乐高公园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理论和实践都在提醒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在营销组合的选择上，要综合运用事件营销、活动营销、口碑营销等多种营销方式。景观游览型文化主题公园，要充分发挥事件营销可在短时间内达到信息量最大化和最优化传播效果这一优势。游乐型文化主题公园则要与活动营销进行有机结合，强调游客的参与互动。口碑营销则由于其针对性强、发掘潜在游客的成功率高等优势适宜作为各类文化主题公园的营销手段。现阶段，中国文化主题公园的发展只有在构筑合理营销组合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色，创新营销手段，才能更好地吸引游客，提高游客重游率，从而带动相关文化产品的开发，推动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

主题文化论文例2

既然竞争是逃避不了的，与其消极面对，不如积极应对，或迎难而上全面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或另辟蹊径避开竞争最激烈的锋头、培养自己某一方面独特的竞争优势，也就是所谓差别化的竞争优势。

在我的餐饮服务经历中，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新入行的老板：资金实力并不雄厚，所以餐厅规模不大，档次也不高，但在餐厅创建之初他总是雄心勃勃、信心满满，放言要通过特色的菜品、优质的服务、优雅的环境等等的打造来创立品牌、占领市场。这并非不可能，但我认为难度很大，往往会泼冷水。我首先会跟这些老板沟通他的投资预算和经营成本，了解他是否有良好的薪资体系来保证能聘到优秀的大厨和经理人，并能激励员工热情积极地工作，是否有足够的菜品研发费用来确保菜品具有特色、品质上乘（除非他本来就拥有独门菜品绝技），是否有充足的培训费用来支撑员工的服务技能通过培训达到一个稳定的高度，是否不惜房租压力为使各方面的筹备工作都做到位而给予充足的筹备时间，是否有专项的装饰设计费用以使得店面的环境具有相当的品位和个性，是否买得起那些优雅的餐桌椅，是否……确实有太多的“是否”。如果这位老板基本都能回答“是”，那他至少从财力、物力上具备了使他创建竞争优势的条件。倘若他的答案大多都是“否”，那我又会问一句：“您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吗？”若没有，最好把钱揣兜里吧，别拿来打水漂了，他想象的菜品、服务、环境几乎都不可能实现。

若投资者的实力足够强，又决心成为市场的领导者，那确实可以去尝试建立多方位甚至全方位的竞争优势，包括规模、档次、环境、人才、产品等等，那可是用钱堆砌出来的。但若不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就得量力而行了，应当认真思考如何因势利导培养自身相对比较容易实现且能持久的竞争优势。这个竞争优势就只能建立在某一两个方面，绝不可以盲目追求全方位的优势，那不现实也做不到。建立独特竞争优势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打造餐厅的主题文化方面来进行探讨。

二、打造主题文化，创造竞争优势。

对于那些资金不多、规模不大的餐厅老板，我更愿意建议他开一家具有鲜明主题文化的餐厅，或许这能帮助他建立起独特的竞争优势。在主题文化的引导下，餐厅的装饰、特色菜品、服务模式，甚至员工服饰、餐具、家具等，就很容易被赋予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不一定高档，但一定有特点，使这家餐厅能从众多的同行企业里脱颖而出，很容易给顾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及好感。

其实，相对于打造菜品优势、服务优势、档次优势，文化的优势是更容易实现、也更能够持久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如今餐饮市场的菜品可以说就是天下一大抄，你抄我的，我抄你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菜品已经很难寻找到了，就算今天你有几道新菜特色菜，可能一个月后就在n多家餐厅都能吃到了，很快也就成老菜了特色不起来了。从食材、烹饪方式、味型等几方面，要想保持持久的创新能力那是非一般的高高手而不能为的，有几个老板请得起这样的高手呢？其二，餐饮服务模式都大同小异，创新的空间不大，要想把服务做出优势、做成品牌，一方面得请到非常专业非常有敬业精神的管理人员来领导员工，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薪资福利体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还有就是需要建立长效的培训机制，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必要的成本，就算这几方面都做到了，也不敢保证你的服务就能远远高出对手，因为，别人基本上也是这么做的。其三，如果想以高档次作为优势血拼市场，那是最事倍功半的事，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到装修、设施等硬件上，维护费用自然也相对高得多，过个三年五年如果硬件的风格过时了，档次自然就降低了，而且，算嵌金镶玉的，如果没有相匹配的服务和菜品，没有文化和理念做支撑，再高的档次顾客也不一定买帐。其四，文化是一个没有标准但有思想性的东西，没有标准使得它的表现形式可以丰富多彩、变化无穷，非常有利于创新和延伸，也不需要付出象到高档装修那样昂贵的代价；而文化的思想性使得其具有生动的内涵和个性，总能被一些人所喜爱和追逐，能够吸引相对固定的顾客群体。再者，菜品、装修、服务很容易被模仿，但主题文化却很难被复制和模仿，即使有些雷同那也是各有千秋。

三、如何建立主题文化。

1、根据自身特点（区位特点、环境特点、经营规模、资源优势等）来进行经营定位，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确立自己的主题文化。

餐厅的主题文化不是为文化而文化，做文化的目的是更有利于做市场，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竞争优势。什么是市场？我认为顾客就是市场。只有根据自身特点确立了经营定位，目标客户才会清晰地展现在你面前，那你的文化必须符合这个目标客户群体的身份特征和喜好追求。在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文化是有区隔、有界限的，不同主题的文化它的受众，它的崇拜者、追随者和爱好者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嘻哈文化主要被青少年所接纳和喜欢，养生文化主要被高收入、高修养的中老年人所推崇，乡土文化更多地被希望返朴归真的深居城市的人们所喜爱，……只有被目标客户广泛地接受和喜欢了，这个主题文化才是成功的，经营才能获得成功。所以，主题文化不是想怎么做都行，绝对不能脱离于经营定位而天马行空。

2、餐厅的筹备：策划先行，有的放矢，先慢后快，少走弯路。

很多餐厅老板的开店程序是这样的：有了资金和投资打算寻开店商铺装修、装饰设计、施工确定主要的经营人员：比如总经理、厨师长、大堂经理等进行项目经营规划后续工作。有问题吗？如果餐厅老板自己就是行家，自己已经完成了关于主题文化的策划工作，那这种程序就没什么大问题。但如果餐厅老板自己没有能力或没有精力来做前期的策划工作，恐怕开店程序就应该改成这样了：

有了资金和投资打算项目策划、论证，确立主题文化确定核心的经营人员：总经理、厨师长完善项目经营规划寻找适合的开店商铺装修、装饰设计、施工后续工作。

这两种程序最大的不同，在于把策划放在了前面，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表面上看，增加了筹备成本，延长了筹备时间，使得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双双上升。其实不然！真正的效果是，有了科学的、细致的策划方案，才有了明确的开店方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不走弯路或者少走弯路，才能使筹备工作效率更高，最大程度上节约老板的投资，甚至挽回可能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投资失败。

3、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刚才说到，如果老板自己就是行家，那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了，可以省去了一大笔人工费、策划费、市场考察费等等。但恐怕没几个老板能胜任这个工作。所谓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老板也许在自己的生意领域，在投资嗅觉和投资理念上很有造诣，但涉及自己缺乏经验的专业性的具体工作，就不能抱着试一试或者玩票的心态去做了，那是在跟自己的钱过不去。也有一些餐厅老板或许这样想：既然的花钱聘请了总经理、厨师长，他们就应该去完成主题文化建设这项工作。诚然，很多的总经理和厨师长除了经验丰富，还很有思想很有创造力，这当然是正确的选择之一，但不一定最好的选择。即使总经理、厨师长有这样的能力，往往也需要一些外部资源的配合才能做到更好。所以，在餐厅的主题文化策划这一块，老板须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一个合理的经费预算，交给专业人士或专业机构去完成。

4、重在落实和执行。

若落实不到位，或执行力度大打折扣，那再适合的、再优秀的主题文化策划方案也会沦为一堆废纸，更无从谈起建立经营的特色优势。从老板到普通员工，应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把主题文化的打造融入餐厅的日常管理和工作规程当中去，并不断提高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素质和修养，使主题文化在每个员工的身上都能体现出来。

主题文化的表现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的表现形式包括：餐厅名称、VI系统、装修装饰、店内的音乐、餐用具、文化菜品、员工服饰、菜谱、专用小礼品，等等。动态的表现形式包括：服务模式、员工的服务礼仪和服务语言、主题营销活动，等等。无论静态动态的，都需要对它的使用和执行做出准确的、细致的规范，形成严格的制度，并对员工反复进行培训，直到熟练掌握。比如，文化菜品都应当有一套独特的解说辞，这就需要有人去做具体的策划，然后对员工进行强化培训，然后要求服务员在服务的过程中、在点菜和上菜的环节严格按照规范的语言对客人解说，这样一来能使客人通过对菜品的认识加深对餐厅主题文化的了解和好感。

5、贵在坚持。

要想把餐厅的主题文化做出名气，做成优势，要坚持一贯性和持久性。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能只是开业时候或者想做营销活动的时候摆出来做做样子；也不是可以朝三暮四、随意改变的。

6、敢于创新。

餐饮经营就怕铁板一块，死气沉沉、没有新意。前面说到过，文化是一个没有标准但有思想性的东西，没有标准使得它的表现形式可以丰富多彩、变化无穷，非常有利于创新和延伸。我们能确立的只是一个文化主题而已，而在这个主题下可以挖掘的元素，可以说无穷无尽，取之不竭。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确立了乡土文化的经营主线，那我们的菜品可以到全国所有的农村乡下去挖掘，既可以照搬照抄，也可以利用独特的原材料进行创作开发，除了菜品，还可以把土特产、乡土餐具、乡间用餐习俗等都加以利用，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创新源泉吗？

四、消除对餐厅主题文化认识的一些误区。

1、打造主题文化就是复古。

在很多人（包括餐饮业内不少人）的观念里，一提到文化就是复古，而复古就是文化。也许是餐饮企业中把复古作为打造主题文化手段太为常见的缘故吧。但两者远远不能划等号。餐厅的文化，可以复古，可以洋为中用，可以凸显某个地域特点，也可以超越现实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比如绿色低碳主题），什么文化都可以用，只要对路，只要能用得好。关键是要有一个能被广大顾客所认可和喜欢的主题性，这个主题要有一定思想内涵，不落俗套，不能太过肤浅、太低俗。

2、开主题文化餐厅就好象开文化馆。

打造主题文化，重在打造神韵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切记我们开的是具有鲜明文化内涵的餐厅，而不是售卖酒菜的文化馆。既然是餐厅，永远不能脱离餐饮经营的本质，不能忽略了餐饮经营的核心内容（管理、菜品、服务、营销等），不能过分倚重于文化。巴国布衣酒楼在全国算得上是文化餐饮的开山鼻祖了吧，因为文化它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后来，巴国布衣却因为过份倚重于文化而迷失了方向，整个经营的重心都放在了文化的挖掘和塑造上，对服务和菜品的品质却重视不够。于是，连锁店由盛转衰，纷纷关门停业。由此可以看出，主题文化不是餐厅的救命稻草，不是有文化就活了。文化之于餐饮企业，就好比穿着打扮之于人，如果一个人懂得打扮自己，懂得如何穿衣衬托和美化自己，那他就会被很多人喜欢和记得住。但是如果离开穿着打扮，他应该也是一个健康的人，首先体质要好，要由内而外散发出精气神。

3、没有主题文化的老的酒楼无法再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

主题文化论文例3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and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为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

第二，“国际信息传播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也因为它们受其到了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参见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场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发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市场自由主义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被推崇与推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以上变革同数字网络和技术的飞速提高相结合，解放了资本力量，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由市场驱动的传播体系铺平了道路。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私有化、商业化、贸易自由化及总体的放松管制（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市场的再管制），包括在国家媒体系统中取消关于维护本国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国家不再是媒体服务的提供者，对媒体所有权和广播通讯行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责任条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体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跨国媒体公司和市场的主导地位。媒体兼并的浪潮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这些集团在超国家力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扩张到全世界。当然，商业化和外国渗透的程度和范围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媒体部门是参差不齐的。威权政体对跨国媒体的渗透有重要的限制。但总的来说，新形成的系统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越来越全球化。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但它们的拥有者在国别上趋向多元。通过合资企业和其它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结盟形式，以前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媒体系统在结构上与大跨国媒体集团发生了联系。同样，媒体的生产和消费，如电影和广告的生产和消费，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认为这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文化统治已经转化为跨国集团的文化统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体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目前支配跨国媒体生产和流动的大约10家公司的崛起，还意味着商业化媒体作为普遍的媒体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虽然欧洲公共广播制度在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有一定形式的扩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工业在南方国家的建立，进而对全球和各国的传播空间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更广泛地说，西方媒体形式的扩散既包括了作为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的收音机、电视机及因特网技术，还包括节目类型和形式、职业观念和惯例。

第三，跨国媒体流动，即信息、形象和产品通过大众数字传播网络的分布与扩散，由全球和地区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时，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体也会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融合，如合拍电影，经过挑选的（和改编）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确切的说，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国集团的融资与发行支持结合在一起后，越来越多地受到北方受众的欢迎；“世界音乐”和某些电影都属于此类情况，如武侠影片《卧虎藏龙》和鲁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摄的描写南亚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经历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当西方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集团，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外国媒体集团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扩张，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出口到美国(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频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杂志办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可以说，从加拿大电视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到中国的休闲杂志，全球媒体生产中心以外的媒体受众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间接消费进口的媒体产品。

第四，同时也更不确定的是，当无数人同时体验着一致的媒体形式、媒体产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时，媒体流动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着媒体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所谓“同质”的效果不能靠推定来确认。大量研究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具有差异，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体的管理有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西方媒体的管理体系起码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实践上¬，被采用（见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法律法规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国电信法对市场和企业偏向十分明显，在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行业的管理者”变为“市场的推动者”，努力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的竞争（Thussu2000,93）。市场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传播政策中，尽管程度比较低，方式也比较复杂，并比较有争议（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体现在最基本的宪法层面。例如，美国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地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为了改善公民的传播民利，而是要“让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触及私有媒体和广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管理也发生了双重转变（OSiochru，2002；赵，2003）。首先，超越国家的组织，如世贸组织和地区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在设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和全民服务的观念正让位于市场原则和跨国集团的利益。传播法规首先是作为贸易问题被修订，遵循的商业逻辑正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批判的对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体系取代联合国成为管理国际传播事业的首要机构。意义深远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框架也被重构，给与私有企业和成员国几乎同样的权利。今天，国际电信联盟“建议世界各国解除那些阻止广播电台、有线电视企业和电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权的结构性规章，并且始终按照世界最强的国家和它们的传播公司设置的议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这种背景下，以技术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国际电讯联盟取代联合国来负责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说的各项变革带来了泛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这种新秩序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拥护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帝国”观念。Hardt和Negri认为，与军事和经济力量一起，这种传播体系通过定义现实来成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这个体系的主导逻辑就是通过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传播输出网络，促进资本积累，致力于“创造世界消费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就是让全世界的个人都成为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主体。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证明了媒体传播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结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这种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抵抗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对应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这是媒体全球化的第六个特征：为满足企业和军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传播网络，被民间社会活动家所利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张。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主流媒体的权力正面临非主流媒体机构和传播实践的挑战和竞争（CouldryandCurran,2003）。近来，国际民间组织网络的一个新焦点是跨国媒体的治理。这些新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不是既充当了民主化的动力，也成为民主化变革的目标？

媒体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它受到普遍的拥护；政治家不想被当作是反民主势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有理论家自称后女权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没有人给自己贴上“后民主”的标签。在南方和东方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要困难一些，因为它有时被等同于外国势力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普世主义和/或资本主义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的陶醉感和民主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已经随着定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苏联国家中的腐败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种族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中，快速的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经造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在经济、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陶醉感和必胜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尽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该反映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力量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稳步推进。

虽然学者们支持民主――不论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正义与人道的统治方式，对全球化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媒体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则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们互相矛盾，为评估媒体的表现提供差异极大的不同标准。冷战时期，加拿大著名学者Macpherson(1965)挑战过西方正统观念，他认为即便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如共产主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原则上也可以合理宣称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宣称扩展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虽然听起来含义颇为模糊），这种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类型，它能够培育发展的动力，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Macpherson1965,58;又见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传统并非西方所独有：遇事互相协商和类似共产主义公社的平等组织制度是许多非洲社会被殖民者占领前的特征。这种组织制度必然地拒绝个人拥有“自然权利”这种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将亲属关系和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部落集体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当然，这种传统也有缺点：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家族关系、容易引起与敌对社区的冲突。

即便植根于中产阶级革命和早期现代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是一种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政治传统。大致来说，关于民主和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媒体，我们可以确立三种宽泛的观点（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从市场自由主义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sphere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伪善的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70和80年代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赵，2003)。实际上，NWICO强调了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内在关系：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宁主义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权统治——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为民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体自治。

尽管官方的NWICO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在国际范围内，起码在一些国家，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围广泛的其他参与者和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激励了这项运动。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堂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强调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对其自身价值的表达和对自身贫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众剧场和其他传统的民间媒体有长久的传统并有一定成功经验，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区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叠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集中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化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纪60、70年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比如劳工问题）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部分此类运动在主流媒体有比较同情的报道，还有一些，如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甚至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但更多的情况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促使他们创立了“另类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反对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促使主流媒体观点更多样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国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闻”(Free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经引发过政府的调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它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实施，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对比较支持（虽然这三者中最后者的态度也许最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波发生在由独裁政体向自由或名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的转型社会中，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结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东欧，通过巨大努力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工会Solidarnocz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而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文化。总体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和对个人及企业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样性和表达自由之类的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已经并且还在与亚非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场自由和跨国资本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相处得相当不错。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细微的差别非常多，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记录，而且西方国家促进“转型社会”改革的努力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州“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这一波值得特别的关注与重点评说。在世界很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已被反全球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所采用。最近几十年中，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于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展现其力量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它们于1995年到1998年间介入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多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过60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最后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谈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这场空前的网络传播动员与干预并不是谈判流产的唯一原因，公认的观点是，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这种介入可以被看作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它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而一个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是那么显眼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就是各种南方妇女网络的出现。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活动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更有的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赵，2003)。

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现在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动员市民社会的一件宝贵遗产，这点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市民社会的地位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广泛参与外，这一力量第一次作为国家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性峰会上取得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表了体现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中文版见ITU网页，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传播》和其他国际文件都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大众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出现于国家背景下的另类媒体，现在也正在通过互联网扩展和跨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系统之外提供了对该系统进行补充、调和甚至挑战的多种声音。

当然，对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乐观看法都必须在现实中冷静下来。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的不平等统治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第二，即使进步的市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市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商业逻辑操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影响，“市民社会”变成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内瓦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参与(Zhao,2004)。在中国，传播系统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强势十分明显，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制度中，类似的系统偏差也同样明显：倾向于城市中产阶级、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市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却也是硕果仅存，在其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民众挣扎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最近，Naomi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并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具有潜在对立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市民社会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迎合并服务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议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评价“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时需要谨慎。然而，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妇女组织的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说明了市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意义。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复杂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的解决。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的民主化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为传播的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国，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集团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还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尚未完成。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媒体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显示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鲁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在国家经济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发展。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媒介与反对派的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和合法公决有同情下层民众主张的现政府。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和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即使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被接受，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它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上文对于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它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东欧和其它“转型社会”，媒体则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寻找安全家园的“流浪狗”。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作变革与抗争发生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区域性媒体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认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这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驳斥了体现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和民主选择与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赵，2003）。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是媒体生产中“商品化强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媒体系统中，只要可以带来利润，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增多和小众化仅仅表明“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别中，而不是改变这种差别——只要文化差别能带来利润”（Zhao和Schiller2001，140）。对种族和民族差别的再现，”帝国“的“解决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认它们，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机制去支持和管理它们（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全球化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Schiller1991）。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模式和企业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国商业性电视产品，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的资本和商业逻辑战胜其它公共传播组织方式的标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作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国外机构和广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它并把它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对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和媒体民主化过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正通过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国的同时努力而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后苏联“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出现其它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在其它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传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主义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它国家，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过度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约束市民社会运动和媒体间的正面联系，和（或）在冲突性问题中强化极端。尽管在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配合下，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角色可能会曝光地方丑闻，但往往不涉及深层问题（Zhao,2000;郭，2001；孙，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

这些质疑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评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适当基准吗？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和外部关系相连，不管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和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和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的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市场改革的引进有时是通过严酷的军事独裁推进和维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随着在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强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强调了将前共产主义政权称为“转型”政权的分类，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事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需赞同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诅咒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满于本国媒体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扩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机构授以公民传播的权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授权环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对它的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从1997年墨西哥结束了PRI的长期政权垄断权后，商业广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是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敌对的。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作参照。然而，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

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传播治理的繁多问题之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构建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包括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种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认同问题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预知的、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西方现展模式不平衡扩张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的深化，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部分责任。媒体，不论是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都是这种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层地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之时，电视，特别是以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宰的现代化和由精英们驱动的全球一体化——这两者以好莱坞大片，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到来为标志——带来了两种文化现象：一是基于传统佛道和气功文化的某些类宗教组织通过地下媒体渠道及互联网形成，给一些经历观念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提供精神支柱；二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跨国城市精英把CNN、跨国财经报纸和中外合作时尚杂志奉为当代世俗宗教——消费主义——的圣经(Zhao,2001；200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到意义、主观性、和社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在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同时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以为，达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来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通俗化。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相互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和环境消耗为组织和制度运行逻辑的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为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

7、最后，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宏大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那些激进的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学者对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的关注非常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种族和性别平等必须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以外的大众网络和活动节点的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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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化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075-02

荆州作为楚文化的发源地，国家首批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名胜古迹众多。但荆州地区的旅游业刚起步，旅游潜力远没有被开发利用。荆州只是作为游客的一个过境站。本文通过对荆州地区现有旅游状况的分析和对荆州地区楚文化旅游资源的特征及开发研究。以楚文化为切入点探讨荆州市旅游业如何推介自己的特色旅游。并针对现状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以期能为荆州楚文化主题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帮。

一、荆州发展楚文化主题旅游的比较优势

1.1 纵向比较优势

ゾV菟淙挥幸恍兄名度的旅游产品如荆州古城墙、荆州博物馆、关帝庙、盆景园、章华寺等,但没有像北京的故宫、陕西的兵俑、桂林的山水等享誉世界、唯我独尊的拳头产品。松滋水风景区、石首天鹅洲湿地、石首桃花山、洪湖、监利瞿家湾等自然景观也都不是独一无二的景观，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内的宜昌等地比较更是缺乏优势；三国旅游资源并非为荆州所独有(例如：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内的襄樊),且“三国旅游热线”没能真正热起来；水文化资源由于资金和管理水平的限制其开发严重滞后，与周围城市的水文化资源相比明显落后；红色旅游在湖北本省也有不少优秀的经典线路，但荆州开发红色旅游受资源和本身旅游业落后等限制。

ツ敲,荆州最具特色的、“唯我独尊”的文化旅游资源是什么呢?荆州作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楚文化资源是荆州独具特色,“唯我独尊”的优势资源,其他旅游资源无法与之抗衡。荆州发展的三国文化主题旅游、水文化旅游、红色文化主题旅游等都是适应旅游业发展文化旅游的需要，但楚文化主题旅游的发展更应该作为开发重点。

1.2 横向比较优势

ナ紫龋相比较于襄、宜、随地区，秭归区，武汉区，荆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荆州作为楚国的发源地，楚文化中心区域中的中心，有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享誉全国的知名度。荆州楚文化对游客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其他几个地区。

テ浯危荆州楚文化的可感性也是襄、宜、随地区等所不能比拟的。众多的遗址、大量的出土文物、“古化石”的地方戏曲等等。这些是荆州发展楚文化主题旅游的基础优势。

ピ俅危荆州地处江汉平原腹地，东临武汉、黄冈、与赤壁，南接岳阳、张家界和湘西凤凰，西邻“长江三峡”、神农架和重庆，北靠襄阳古隆中、武当山。沪蓉高速公路贯通荆州，万里长江奔流而下，是一个天然的旅游集散地。良好的区位条件也是荆州市发展楚文化主题旅游必不可少的条件。

プ詈螅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壮大,文化旅游市场也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对文物古迹、风俗人情、古建筑、宗教文化和特色村镇等人文类旅游资源感兴趣。相对于楚文化其他的几个地区，荆州旅游业处于刚起步阶段。荆州旅游起步晚给荆州旅游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可也使荆州在发展楚文化主题旅游上具有了可以大刀阔斧开发的可能。其他几个地区的旅游业经过多年的开发已形成自己特色，开发楚文化主题旅游会对已形成规模的原有旅游资源造成冲击。

二、现状分析

ゾV荻猿文化遗址的开发利用存在着畏首畏尾的情况，虽然前几年提出了纪南城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与英国一家旅游公司的引资数亿欧元的协议签约。由清华大学制作的规划是以楚都遗址纪南城为中心，占地2万亩修建楚王城、楚王宫和楚人街等楚式建筑，再现楚纪南城故城的古朴繁华风貌，实地展出漆器、青铜器、丝织品等楚国工艺品及其制作工艺。但时至今日还没有能够得到落实。

ゼ湍铣堑钠灯当坏练从吵鼍V菔卸猿文物及遗址的保护力度补足，从侧面反应出了荆州对纪南城的资金投入不足，开发滞后。纪南城资源未能得到开发，未能给荆州带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反而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而旅游工艺品发展依附于荆州旅游大环境的发展，所以荆州楚文化主题旅游开发力度不够，工艺品的发展就受到制约。

ツ壳熬V莸姆鹿沤ㄖ和纪念建筑大多是明清风格或三国主题建筑，但也有寓意楚文化精髓的建筑。例如金凤广场的“金凤腾飞”城标，荆州古玩城里的雕塑――楚人崇凤。楚人崇凤，视凤为至尊、至善、至美的神鸟，惯以凤鸟为图腾。荆州古城以金凤腾飞为城标，既鲜明生动地体现了楚地先民们尊凤崇火的历史渊源，又突出展示了如今古城人民意气风发、拼搏腾飞的精神风貌。但体现楚文化主题的建筑少而分散，文化内涵突出不够。多年来，荆州虽然对部分景点进行了保护性维修和整理，但由于对景点缺乏统一的筹划与包装，突出楚文化特色和优势不够，使部分景点显得空洞无物，缺乏观赏价值和文化品味，难以形成较大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三、问题根源

3.1荆州对开发、发展楚文化主题旅游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还未形成强大共识。政府的开发力度不足，社会重视不够。楚文化主题旅游政策扶持少，缺少社会支持。

3.2荆州楚文化主题旅游没有完善科学的发展规划，不能突出楚文化主题旅游的发展优势。即楚文化主题旅游的开发、发展无科学完善的理论依据。

3.3管理机制不健全，楚文化主题旅游无健全的体制管理。

3.4资金投入机制不完善，资金不足，制约景点和基础设施建设。

3.5宣传促销力度不够，市场有待拓宽。即荆州楚文化主题旅游无知名度。

3.6缺少与周边城市的合作。

3.7缺乏氛围，缺少韵味。

四、荆州市开发楚文化主题旅游的对策和建议

4.1依托周边大中城市

ゾV葜鼙叩拇笾谐鞘薪隙,大中城市具有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线网和通讯网络,较完善的旅游服务机构、服务体系和产业体系,舒适的购物、娱乐环境,为楚文化专项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荆州要发展楚文化主题旅游发展只剩的同时，必须与武汉、荆门、随州、襄樊、宜昌等城市相互配合，整合楚文化主题旅游的资源。即增加了这些城市的内涵也扩大了荆州自己的知名度。可以大大减少开发成本、增加游客数量。

ハ喽约中、统筹协调、形成整体优势

ゾV莩文化遗存相当丰富,由于诸多原因,不可能凡是有楚文物、遗址的地方都搞一个楚文化旅游景点。在进行专项楚文化旅游开发时,应做到相对集中。某些文化藏量较少、偏离旅游交通线较远的楚文化遗存,依据可移置原则应相对集中于楚文化的富集地区,尽量扩大每一个楚文化旅游景区的楚文化藏量。文化旅游资源有些是不可移动的,如古建筑、大型遗址、城址等,有些是可移动的,如出土文物、传世文物、民俗歌舞等,不可移动的文化旅游资源必须原地开发,而可移动的文化旅游资源应向不可移动的文化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集中。对可移动的楚文化进行相对集中开发,可以使分散的楚文化整合成更具吸引力,更具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各楚文化旅游景区在内容的设置安排上,要统筹协调,切勿各自为政,搞小而全式的重复项目。小而全式的做法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不仅不能提高荆州楚文化旅游产品的吸引力,恰恰相反,会削弱它的吸引力,降低楚文化旅游的品位,破坏楚文化旅游专项产品的整体形象,所以应统筹规划,协调合作,各具特色,这样才能提高楚文化旅游产品的品位,发挥出整体优势。

ゾV菔卸约湍铣且胖返目发就很好的考虑到了集中优势资源开发的原则。

4.2主题鲜明、特色鲜明、系统开发

ノ幕旅游产品与其他旅游产品相比更强调主题明确性、特色的鲜明性、产品的系统性。楚文化旅游专项产品就是要向旅游者尽可能多地展示楚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楚文化是我国先秦时期在长江中游地区成起来的既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又有自身独立个性的具有鲜明地域民族特色的一种古老的文明,因此楚文化不能泛化,它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内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当然,楚国文化中一直被后代保留、传袭下来的民俗亦应纳入楚文化之列,它们是楚文化的活化。旅游决策行为研究表明,与旅游者所在地文化差异越大就越易于被选择,楚文化旅游开发的特色性,就是以发掘楚文化的个性文化为目标,为旅游者营造一种异域、异时、异族的文化风情氛围,将处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旅游者吸引到楚文化旅游中来,特色性尤其显得重要。这种特色性不仅应体现在游览的具体内容上,还应体现在旅游项目的编排、旅游接待、娱乐等旅游活动的各方面,全方位地营造出一种楚文化氛围。文化本身是一个严密的系统,它由许多的子系统组成,在设计楚文化旅游景区时,应注意楚文化的系统性,根据各地楚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构筑不同小主题的具有特色的若干子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的楚文化旅游产品系统,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示楚文化风采。

ダ硭程逯疲强化政府主导推动作用

コ文化主题旅游，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转变观念，明确思路，特别是开发楚文化主题旅游真正摆到重要位置。为了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开发中的主导推动和综合协调作用，建议市委、市政府加强领导，组建荆州市楚文化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并强化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形成齐抓共管、整体联动的格局。在制定具体措施时，要把着力点放在理顺管理体制、制定优惠政策、有效整合楚文化旅游资源、发挥资源规模效益上，按市场化的理念和市场经济规律推动楚文化旅游开发，动员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楚文化主题旅游开发。 ヌ乇鹗亲プ》⒄埂岸跷魃态文化旅游圈”的机遇，挖掘荆州楚文化特色、在总体规划布局和整体运作下，最大限度地整合自己的旅游资源，形成系统集成效应，大限度释放旅游潜能，展示旅游魅力，打造荆州市楚文化旅游名片。

五、整合文化资源形成精品名牌

5.1 加大楚文化主题旅游项目策划和包装力度

ノ绕“楚国故都，文化荆州”的旅游发展主题的发展思路，按照“先于游客，先于市场”的思路，对楚文化主题项目立足“起点高，定位高”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要求，精心构造使其成为融合文化和旅游双重性质的最能代表荆州自身楚文化，最能形成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旅游精品。

5.2 加大楚文化主题旅游项目建设的推进力度

パ裼衅放啤⒂惺盗Α⒂杏攀频拇笮吐糜纹笠导团为战略合作伙伴，开发建设荆州楚文化旅游品牌景区。例如，、纪南城遗址公园与熊家冢遗址的开发。

加大重点项目招商引资力度

按照“全民招商”的思路，不断创新招商引资思路，拓宽招商渠道，有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促进项目有效落户。

六、广泛宣传

6.1多种媒体方式对外宣传

ダ用报刊、杂志专刊，制作荆州风光和“楚都荆州”的专题光盘以及旅游画册等全方位的开展宣传促销互动，进一步扩大荆州楚国故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6.2举办各种荆州楚文化特色的文体活动

ダ如，在高开全国性的屈原、庄子、“荆河戏”等等学术研讨会；以屈原为切入点开发荆州端午专题活动；承办“荆楚小姐”乃至“中国小姐”等有影响力的跨省性的全国性的文体活动。

七、结束语

ケ疚奶教至司V菘发楚文化主题旅游的优势与必要性、可行性，通过对荆州楚文化旅游资源以及开发楚文化主题旅游的重要意义等方面的论述，指出荆州旅游开发的现状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荆州开发楚文化主题旅游的基本原则，针对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提出了笔者自己的看法，包括开发优势、产品、宣传、以及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圈内城市合作等相关问题，最终得出本文。以期能为荆州市如何推介“楚文化”主题旅游问题提供参考。

おげ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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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化论文例5

1 主题公园的概况

主题公园是为了满足旅游者多样化休闲娱乐需求和选择而建造的一种具有创意性活动方式的现代旅游场所。它是根据特定的主题创意，主要以文化复制、文化移植、文化陈列以及高新技术等手段、以虚拟环境塑造与园林环境为载体来迎合消费者的好奇心、以主题情节贯穿整个游乐项目的休闲娱乐活动空间。主题公园作为一种专门为旅游休闲活动设计建造的娱乐场所，既超越了“人造景观”“人工景观”等内涵的局限，也更加凸显出旅游主题公园的特征、性质及发展方向。

1.1 主题公园的产生与发展

主题公园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源远流长，大体经历了从贸易媒体到户外娱乐活动，再从户外娱乐活动形式发展成专门化娱乐活动场所，然后从专业化娱乐活动场所演变成为游乐园，后来从游乐园的发展成为了旅游主题公园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漫长的积累、演变、转化和提升的发展过程。我国的主题公园行业起步较慢，经历了从传统的庙会、集市式的游乐场所到机械式游乐场所，然后，再到主题公园的一个过渡的历程。而现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真正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上的。

1.2 主题公园的特征

主题公园特征有以下几个关键的方面：第一，主题公园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在旅游者的审美需求和休闲娱乐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条件下，依靠大量投入而建立起来的为旅游者服务的活动场所。第二，主题公园是一种新型旅游娱乐景区。传统旅游景区分为两种类型：自然遗产为主体的自然旅游景区和以文化遗产为主体的人文旅游景区。第三，主题公园中所谓“公园”只是借用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园”概念，以此用来为满足游客游玩旅游景区的空间形态和形象进行定位；而“主题”是指经过人工设计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震撼力效果的游玩方式，让旅游者参与其中吩谄渲胁⒒翊又械玫教厥獾母惺埽弧爸魈狻钡拇匆庠谥魈夤园中十分重要居于核心地位。

2 主题公园的文化内容与景观特征

2.1 主题公园文化表达的原则

主题公园是围绕着“一个或多个主题”塑造的一种具有特殊旅游活动规律的现代旅游景区。“主题”是主题公园的灵魂和精髓，也是旅游者参与旅游主题公园休闲娱乐活动的游园特色线索。从一定意义上讲，“主题”就是一种文化状态的代名词，这种文化状态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特色的“休闲文化”。正因为如此，主题公园就具有了通过“主题”解释文化和传递文化的功能，而且，旅游者把“主题”表现的内容作为文化来理解能够更好地去接受。

2.2 主题公园景观设计中表达方法

景观环境是主题公园中营造独特旅游氛围和让公园具有特色的关键。景观环境在功能上的规划、文化的精准定位和特色建筑设计是奠定主题公园未来成功的根本要素。主题公园在景观环境中具有整体性、连贯性和复杂功能性，必须由多方面的专业人士根据专业化的“景观环境”理念去创造性地设计完成。主题公园是游客的独特的游乐空间和体验对象，因而在景观环境的营造过程中，应提倡“创造性思维”的原则，围绕“主题”尽一切可能“与众不同、别出心裁”将其艺术气息和文化气氛表现出来，创造出有具有特色的景观环境和想象力丰富别出心裁的空间形象，并且通过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景观环境赢得旅游者的认同和喜爱，这样可以形成主题公园与旅游者之间完美的交流和沟通。

2.3 主题公园的文化内容和形式特色塑造

建立一个主题公园带动一个产业辐射区域经济和传播区域文化越来越成为主题公园倾向的发展理念。在主题公园遍地开花的今天，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长盛不衰没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后盾做支撑是无法做到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兴建主题公园的景观群和景观区时充分利用文化优势，夯实文化软实力，大力发挥文化效应。

主题公园的设计在追求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必须具有一种全新的意境，在文化内涵上不仅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历史的承载力。同时在视觉上、感官上要给人以震撼力和时空的穿透力。一个好的主题公园，一定是文化和艺术氛围十分浓烈、游玩和休闲娱乐都兼备，由具有在全国各地不可复制、不可移动、品味十分高尚、景点景观所组成；所以，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开发，绝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旅游产品的形成，而是为了表现一种文化、一种理念、一种特定的城市价值而建设的文化产业链，从而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层次和发展中的综合实力。

3 主题公园的文化内涵研究

3.1 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的成功案例

模拟微缩类的主题公园是我国较早成熟的主题公园类型，深圳华侨城集团的“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是这类主题公园的代表。锦绣中华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建设成果为鲜明标志，形成了“一步迈进历史，一日畅游中国”的品牌形象，成为深圳市对外宣传的窗口，不断跃升为海内外最著名的旅游主题公园之一。从对“锦绣中华”创意过程和策划实践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锦绣中华”孕育过程的艰难和执着，“锦绣中华”横空出世的慎重与必然。

世界之窗公园中的各个景点都按照原始世界著名建筑不同比例自由仿建，以弘扬世界文化为基本准则，是一个把世界奇观、历史遗迹、古今名胜、民间歌舞表演融为一体的人造主题公园。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独特的景区环境和丰富的活动内容、辉煌的舞台表演以及配套齐全的优质服务蜚声中外，成为游客来深圳必游的旅游景区。

3.2 特色文化在案例中的应用

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两者有着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区位，是国人了解自己，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全民心理需求。在当时经济发展迅速，人们迫切地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建设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微缩景观的世界文化迎合了当时人的心理，这也是其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而欢乐谷时期人们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是休闲文化来临的时刻，人们更加追求的一种享受。欢乐谷所传递的快乐文化切合当时人们的心理。

4 结语

在主题公园中文化是其得以生存的灵魂，文化的创新是其发展的根源所在。对主题公园进行文化探索对推动主题公园的开发和建设能起到指导性的作用。高起点的规划、设计，合理的开局是主题公园建设成功的关键。因地制宜地主题公园景观设计的文化表达方法，遵循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主题公园具有的意义才能使中国的主题公园得以健康发展，实现其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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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化论文例6

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对城市的投资环境、居住舒适度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城市园林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对城市园林绿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不仅要达到净化空气、减少尘埃、吸收噪音等目的，还要通过景观设计分割空间、美化园林环境。作为城市休闲场所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景观要求具有较高的观赏性、节能性以及科学性。通过科学选择园林景观植物保持城市生态平衡、促进城市综合生态环境的建设。同时还要通过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提高城市综合文化氛围，为城市投资环境的改善、居住环境的改善奠定基础[1]。

1、主题与文化对于园林景观规划的重要意义

正如人们总结园林是以有植物并可以提供游憩为特征,主要由积淀了如历史、 文化等诸多信息内容的不同风景单元及其有机组合为主要构成形式的所谓理想的生活境域。园林景观规划不仅是要满足园林本身的功能性需要, 还承载着表达文化的职责。观赏者对园林景观的欣赏通常分 3 个阶段: 观—品—悟。观主要表现为观赏者对园林中感性存在的整体景象的直观把握,这一阶段,园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想进一步深化, 还需要品。品则是观赏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文化素养、 思想感情等,运用联想、 移情、 思维等心理活动,去扩充、 丰富园林景象,领略、 开拓园林意境的过程。但园林欣赏的最高境界还在于悟。如果说观和 品是感知的,是想象、 是体验、 是移情, 那么 悟就是理解、 是思索、 是品味,是在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 从而获得对园林意义深层的把握, 引导观赏者达到园林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者们追求的最终目的则是通过多种造景手法来烘托主题,并通过主题来表达特定的文化内涵[2]。

2、园林景观设计分析

2.1因地制宜,随势生机

依据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内在联系与营造园林景观的目的有机结合达到和谐统一。园林景观规划是一个园林艺术的构思过程,也是园林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创作过程。先要确定拟建园的功能与性质,然后根据功能与性质确定主题,根据主题立意构思。立意要体现时代精神、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如城市广场是为满足城市社会生活需要而建设的, 它担负着满足政治、 文化、 商业、 休憩等多种功能,是城市风貌和文化内涵表达的窗口。规划过程中我们就应倡导继承与创新的文化原则。其设计既要尊重传统, 又要站在今天的历史地位有所创新。游园是供人们休憩、 交流、 游玩为主要目的的, 应围绕一定的主题进行构思, 以适应不同年龄、 不同阶层、 不同职业游人的多样化需要, 贯彻以人为本的人文原则, 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尊重[3]。

2.2针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园林景观的设计

现代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其规划设计必须针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在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常会见到由于过于注重景观规划与建设，没有认识到植物引入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而破坏城市环境的现象。因此，在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中，设计人员不仅要注重景观的美观与实用，还要注重景观所采用植物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此保护城市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进行城市生态环境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中尽量选用城市所在地特有的或原生植物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避免由于外来引入植物对本地植物的影响，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同时通过积极选用本地植物，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发展，保护当地生态平衡。积极选用本地植物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打造城市特有景观或植物景观奠定基础，促进城市综合文化氛围的建设。

2.3结合园林文化主题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

现代城市园林规划常以多种表现方式突出园林的一个主题，以此为园林进行命名。由于城市发展规划的原因，现在城市园林建设主要由原有场地改建以及新建两种方式。对于城市原有园林场地的规划设计中，城市园林由于原有基础建筑的风格决定了园林设计的整体风格，这也使得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必须以原有建筑风格为基础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在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前，设计人员应进行现场的实地考察，对园林原有建筑风格进行分析，同时了解原有建筑历史、故事等，为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奠定基础。对于新建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可以根据园林主题结合场地地形、城市所在地气候条件以及城市本土植物形态特点、生长特点等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景观设计的主题思想，以此开展城市园林的景观规划与设计工作。

2.4灵活运用,构景得体

园林景观规划过程中从整体到局部, 要围绕主题进行布置安排,鲜明地反映出主题,并且把构成景观诸要素进行艺术处理, 使主景和衬景互相联系,形成对立统一的整体, 具有特定的审美价值。此外, 园林类型不同、服务对象不同,功能要求也不同。设计中要把握各种类型的园林功能要求上的特殊性, 使得主题与文化与功能要求相得益彰。在规划过程中既不能生搬硬套, 一味抄袭和拼凑,也不宜追求另类,或是简单意义上出乎意料的创新。

3、结论

总之，现代城市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要以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系统的稳定为基础，增加互动性景观为重点，利用园林内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提高城市绿化面积。以此促进城市综合环境的改善，提高人们居住的舒适度。这就要求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人员要以综合城市基础信息与园林基本情况，以本土植物为重点，科学合理的引入外来植物打造互动性的园林景观，为现代城市综合居住条件的改善奠定基础，为人们休闲娱乐活动提供更加富于观赏性、娱乐性的城市园林景观。

参考文献：

主题文化论文例7

主题园（ThemePark）是一种以游乐为目标的拟态环境塑造，或称之为模拟景观的呈现［a＊］。它是从游乐园（AmusementPark）演变而来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赋予游乐形态以某种主题，围绕既定主题来营造游乐的内容与形式，园内所有的色彩、造型、植栽等都为主题服务，成为游客易于辨认的特质和游园的线索。本论文围绕主题园建设与文化精致原则展开讨论，旅游管理如下： 主题园建设与文化精致原则 一、前言主题园是一个非日常的舞台化世界。美国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最早开创了这种形式并带动了它全世界的普及，而我国于1989年开幕的深圳“锦绣中华”，则创建了一个汇集我国风光名胜并具传统特质的“小人国”，标志着我国主题园发展的起点并成为一个成功的代表。目前国内主题园建设方兴未艾、反响热烈，然而却多基于商业的观点和目的，忽略了许多历史背景及文化传统内涵的承载，规划设计和经营管理也多粗糙和缺陷，长此下去势必会渐渐失去其魅力。 主题园不仅仅是一种游乐方式和商业手段，它还是一种文化形态，因为它具有解释文化的功能。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文化特点来发展这种在西方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形态，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二、主题园的产生及发展 1．游乐园的兴衰 游乐园是主题园的前身，它的形式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集市杂耍，在当时的目的是通过音乐、舞蹈、魔术表演、游戏等手段来营造热闹气氛、娱悦公众及吸引顾客。这种吸引人的媒介随着贸易形态的转变，逐渐演变成专门的户外游乐场地。17世纪初，欧洲兴起了以绿地、广场、花园与设施组合再配以背景音乐、表演和展览活动的娱乐花园（PleasureGarden），这可称为游乐园的雏形。它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加入了一些机械游具，至1937年的纳也纳世界博览会，其中展示的乘驰（Rides）及多种机械娱乐设施使得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之一惊，随后各地纷纷效仿，使气氛温和轻松的娱乐花园最终转变成了以机械游具为特色，追求喧哗刺激的游乐园。 游乐园理念很快由欧洲传至美国，1845年在纽约市辟建的VauxhauGarden是美国游乐园的起点标志。随着19世纪末机械及工艺技术的突飞猛进，机械工业大举进军娱乐业，使游乐园彻底抛弃了表演和游人自娱的形式，转而完全依赖机械设施来满足游人对刺激的需求。尤其是1893年GeorgeW•GaleFerris所发明的大转盘（FerrisWheel）在芝加哥纪念哥伦布的博览会上使用后，更刺激了游乐园朝设置大型、惊险性机械游具方向发展。美国成为世界游乐园发展的先锋，新的游乐园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成立，1910～1930年是机械游乐园的黄金时代，30年虽遭经济大萧条（Thegreat.Depression）的影响，大多数游乐园仍能支撑下来。 真正导致游乐园危机的是二战后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随着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游憩偏好也发生了改变，一部分人开始厌倦被动的机械游乐方式。而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导致了交通形态的改变，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多使人们可以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去娱乐度假。游乐园的游人量开始急剧下降，游乐园主为保持赢利只好减少设备更新及管理的人事费用，甚至停开机械、缩短营业时间，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更使游乐园的品质下降，其竞争力开始不如其它娱乐行业如电影院、溜冰场、等。同时，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展，地价及相应税收的上涨也使许多游乐园主纷纷把原位于市郊的游乐园改建为购物中心或住宅，以期获得更高利润。到50年代中期，美国只剩下极少数的游乐园还在苦撑中经营。 2．主题园的兴起 游乐园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娱乐需求的放弃，只不过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与时代相符的娱乐形态。电影动画师沃尔特•迪斯尼（Waltdisney）顺应时代潮流，以其丰富的想象创造了主题园这种形式，这是他所构想的一种能让人暂时忘却日常生活的烦闷枯燥、工作压力以及污浊环境而沉浸于梦幻的奇妙世界。他花了几年时间规划这种让身心放松的乐土并终于把构想变成了现实，1955年成功地在加利福亚州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主题园——迪斯尼乐园，他将以往制作动画电影所运用的色彩，魔幻、刺激、娱乐、惊栗和游乐园的特性相融合，使游乐形态以一种戏剧性、舞台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主题文化论文例8

实现上述设计自主化的步骤是：

a)在大型商用核电站的首两台机组的建设过程中，通过外方为主，中外合作设计，完成包括设计管理、设计规范、适用的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系统的拟定、计算与优化、施工图设计技术以及各类工程文件编制在内的全面技术转让；

b)3、4号机组的大部分设计责任转移到中方，仅少量关键性技术责任仍由外方承担；

c)5、6号机组由中方承担全部设计责任。

考虑到我国核电站建设将走上系列化、标准化建设的道路，除少量改进项目之外，后4台机组的重新设计工作量将大大减少。因此，1、2号机组设计技术转让的成功与否是设计自主化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

2设计自主化的现状

2.1常规岛工程设计自主化现状

从技术角度而言，核电站常规岛与常规火力发电厂汽轮机岛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我国几个主要的电力设计院已经具备了600MW级火力发电厂的设计资格，在工程设计实践方面，也已有了相当的积累。

在核电工程方面，国内电力设计部门自主承担完成了秦山一期300MW机组常规岛设计任务，目前正开展秦山二期600MW级常规岛工程设计工作。而岭澳核电项目则在大型商业核电站常规岛设计自主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通过与常规岛供货商的合作，国内电力设计院具体承担了常规岛部分土建、工艺设计任务并完全承担了相应的技术责任。整个设计工作按国际标准和惯例组织进行，目前工作已接近完成。

与国际标准的工程公司(A／E公司)相比，我们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国际合作，从技术转让中获取相应的能力，才能真正谈得上设计的自主化。

a)项目管理的能力，包括项目管理队伍的组成和工作程序的建立等；

b)适当的计算机系统(硬件和软件)以及配套的工程数据库系统，其中工程数据库系统是问题的关键；

c)接口控制能力，包括接口的预见性和确立、控制等；

d)系统的计算拟定和优化(指工艺、电气、仪控等主要系统)；

e)设备采购规范书的编制能力；

f)施工、安装、调试和运行文件的编制能力；

g)国际通用的标准、规范的理解和比较。

国际标准的A／E公司与国内设计单位(CDI)能力差异比较见表1和表2。

2.2BOP设计自主化

国内设计院已基本具备了BOP设计自主化的能力。特别是在岭澳核电站项目中，国内设计院与业主的经验和能力相结合，除个别系统由于商务、系统小成套等因素导致工艺设计由外方承担外，已全面实现了包括工程管理、采购、设计(工艺设计和土建设计)等各个环节的自主化。

表1工程管理能力差异表

项目A／E公司CDI

项目经理能对工程实施全方位的控制，有职、责、权，对外代表公司对项目进行质量、工期和费用三大控制，拥有项目组内部人力调度和收入分配的权力。主要从技术协调角度组织管理项目设计，基本没有人员调配、费用控制和收入分配的权力。项目三大控制职责主要由生产处室实现，导致项目技术、工期、费用职责不清。

项目管理队伍有专责的项目经理工作班子，职能包括项目的计划，设计管理协调，商务、会计、质保、预算、采购、合同等与项目实施有关的各个方面。不健全的项目工作班子，依靠生产处室实现管理的职能。

工作程序建立行之有效的工作程序并按程序办事，工作人员的个人表现基本能与公司体系运作的有效性进行适度的分离。以工作经验和工作惯例为基础，工作程序不健全或不受重视，行政命令仍为主要工作手段之一。

工程数据库系统庞大适用的工程数据库系统，包括工程设计数据库、参考文档数据库等，有利于建立快速报价体系，电站优化设计和提高设计效率与质量，降低工程投资。工程数据库系统正在建立和积累，但适用于国际标准的工程数据库基本是空白。

质保体系正常运作的质保体系和较强的质保意识。体系类似，运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正常。

接口控制有丰富的接口控制经验，专门的管理程序和管理人员对接口的预见性和控制能力有待加强。

表2工程设计能力差异表

项目A／E公司CDI

标准规范对国际通行的标准规范有广泛深入的了解，并运用于工程实践。对国际通行的标准、规范的了解和使用有待加强。

系统设计

(SystemDesign)有较强的系统计算、分析、设计、选型和优化的能力，有丰富的计算机软件。有一定的系统设计和分析计算能力，但仍以经验设计和引进设计为主，应变能力不强，适用计算机软件不够。

安装设计

(设备、管道、

电缆等)有较强的设计布置、力学分析、支吊系统设计、材料和型号选择的经验和能力，有适用的参考数据库支持，具备了3D模型设计能力。有丰富的设备、管道、电缆等设计布置的经验和能力，掌握了3D模型设计能力，但缺乏适用的数据库，所采用的设计计算软件也仅适用于国内工程。

土建设计成熟的结构计算与设计。与国外设计能力大致相当，但大型动力设备基础的力学分析计算有待加强。

设备采购

规范书由专门的部门、人员和程序来完成，对各主要发电设备主、辅机供货商比较了解，所编设备采购规格书内容比较全面(包括商务、技术、材料、质保、包装、运输安装、服务等各方面内容)。无专门的采购部门，以过往工作经验为主，以编写技术规格书为主，内容相对较简单。

安装、调试、

运行文件有较强的文件编写能力。基本无经验，能力有待提高。

3工程设计模式

3.1常规岛工程设计模式

为了要实现设计自主化，必须最大限度地参与核电站的设计和管理实践活动，只有参与才能掌握，只有干才能学会，只有敢于承担风险才能取得胜利。

由于国内设计单位的资源、经验和能力的局限性，选择一家国际著名的工程公司进行合作设计可更有效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手段，设计技术以及信息财富，有利于国内设计单位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在选择国外合作伙伴时要注意在电站工程设计方面，国际上流行着两种不同的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工程公司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3.1.1美国模式

a)设备制造商仅负责设计和提供直接由其制造的产品，国内俗称主机供应商；

b)工程公司在电站的成套设计、工程管理、采购、工程服务(土建、安装、调试运行、维修)等方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并且有丰富的经验。

3.1.2欧、日模式

a)设备制造商不但能负责设计和提供直接由其制造的产品，对主厂房内的工艺系统也有较强的设计和成套能力；

b)一般不请独立的工程公司协助其进行辅助系统的成套设计；

c)其工程设计力量是属于设备制造商的一部分，所提供的工程设计总是与公司的设备紧密联系在一起，属专门化的设计。

3.1.3选择美国模式的优势

笔者认为，如创建合资的工程公司，则采取美国模式更为有利，主要因为：

a)从工程的观点看，美国模式无论是设备制造还是电站设计均十分接近我国传统的、成熟的火力发电项目建设实践，双方合作容易找到共同一致的基础。

b)美国的工程公司总是独立于设备制造之外，具有和多家厂商合作的经验，因而在电站设计方面，增强了灵活性，减少了局限性，可增强国内设计院的应变能力。

c)在主设备的招标评标过程中，唯有美国模式的工程公司才能公允地同参与竞争的各供货商进行评判。若选择了欧洲某设备货商合作，将使自己陷入“唯一性”，而失去了“灵活性”和“公允性”。

d)美国工程公司由于其在工程项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积累了非常丰富和广泛灵活的经验，对提高国内设计单位的水平有利。

e)一般而言，美国公司在提供技术转让方面，持相对比较开放的态度。

3.2BOP工程设计模式

主题文化论文例9

这里想从问题的角度，谈一谈反思性的意见。

我认为，目前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依然要抛弃两种“僵化”：一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解的僵化；一种是对西方现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理解上的僵化。前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解释成静止不变的东西，解释成编织所谓“中国化”知识体系的材料；后一种是把西方现有各种学说“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身上，当作所谓“中国化”最新最高水平的成果。这两种倾向，对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第一种“僵化”，虽说还有，但已不是主要矛盾，有些时候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对于第二种“僵化”，至今并没有多少清醒的认识，反而存在一种缺乏深入了解基础上的迷信。

比如，当人们强调中国化的文艺理论要有其价值倾向性和革命功利性的时候，信奉某些现代西方文论的人便会拿出所谓“审美非功利”来加以反驳；当有人强调文艺理论要有“求真”的科学性时，一些人又拿出西方所谓“生命本体论”或“后现代”理论加以阻挠。这说明，在西方现代文论面前，只要丧失自身的主体性，缺乏带现实感的“本土”意识，是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弄成不伦不类或实用主义的东西的。

再以当下的“文化研究”为例。本来在西方，“文化研究”的思想轨迹基本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它与实际的文学理论研究关系不大。在“文化研究”的发源地，一些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从整体上来讲是反诗意的。因此，“文化研究”就是“文化研究”，他们一般不把“文化研究”归人某一具体学科。而我们中国，有些学者则鼓吹文艺理论要向“文化研究”作“战略转移”，要进行“文化转向”，甚至吓唬人地说，谁不搞“文化研究”，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仿佛“文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出路，大有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理论研究之势。这种“僵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构成的危害，恐怕不在其它教条主义之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能变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髦化”或“庸俗化”。对某些西方文艺理论的“新”时尚，若“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外国理论是解决外国文艺问题的，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解决的是中国文艺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般原理同中国文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结合的好坏，就是“中国化”程度的高低。除此以外，走别的路子恐怕都是未必可行的。

不能不承认，在文艺理论领域，一种新的西化教条倾向是越演越烈、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这种倾向已波及到高校的教学活动和教材建设。对此，尽管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早已有所质疑，但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实现自己的“中国化”，一直也缺乏认真的研究。此外，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应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导潮流，因为这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是一致的。可现实情况是，要真正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往往需要有默认“非主流”定位的勇气，有同抢夺话语权、霸占媒体主体的“西化派”对垒的准备。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西式”僵化的危害。如果任凭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替代科学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或者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彻底边缘化，那我们真的就会沦为只能在西方“后学”的“殖民地”里耕耘。不可否认，人们已经看到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热情和能力，与传播和张扬现代、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热情和能力相比，是很不对称、很不均衡的，后者远远超过了前者。而实际上，前者的任务和创新的课题，却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起来，一则说明我们的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有某种偏离主航道的倾向；一则说明我们有效整合西方现有文艺理论和学说系统的独创性工作还做得不够；再则说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内部还缺乏自觉的学派意识，因而缺少同国外学界交流、对话的独有的理论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从一种僵化滑向另一种僵化，不可避免地总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

我理解，首要的就是要回答我们时代的文艺问题。搞清楚我们时代的主流文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实质上也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同我国文艺实践结合的具体化，就是解决中国文艺实际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同其他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没有可靠的根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获取支持和营养。

历史上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1938)中。该报告1944年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毛泽东选集》里时，这一概念没有变化。但在建国后，该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就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选集》中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删除。这个变动，固然有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但也说明毛泽东认为“中国化”和“在中国具体化”，其意思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可能认为后一个概念比前一个概念更为贴切、更为准确。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所谓“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既包括观念方面的成分，又包括形式方面的成分。他这样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也就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必须同革命的进步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不能同落后倒退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它必须形成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接受形式，而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实施和传播。这是两个不能忽视的方面。

如果这个解释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应当“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 应用它”。这一点，确乎已成为文艺学建设需要认真反思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已经明确表明不再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搭界。这在当前理论“多元”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成果，可细究起来，它们与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具体化还相差很远，甚至南辕北辙。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形势下，还为数不少。 这个简单论文也接近于无。这和上海那家文艺理论研究刊物的状况比较相似，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上述现象的出现，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相当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正处在萧条、冷落、边缘化、被无视、被排斥的状态。这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方针初衷，是很不协调，很不合拍的。

三

与这种被冷落的情况相呼应，还有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文艺观点和理论，都喜欢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都认为那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掘、拓展或超越。因而，出现明显的“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这也很值得深思。

譬如，从哲学意义上讲，我们能不能说“后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或“存在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中国化”学说呢?换句话讲，把“存在主义”、“实践本体观”与“主体间性论”等理论融合起来，是否就能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呢?是否这种观点就可以说成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呢?

又如，把西方的文艺学说、尤其是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直接添加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放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属性和特有原则，只是承认或强调所谓人类性、文化性或审美性，这样的文艺理论，尽管其中有相对合理的成分，但能说是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吗?回归康德，回归尼采，回归“新感性”，回归“社会交往”或“文化诗学”，难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正途吗?

再如，把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进程主要描述成是从“形象思维”论到“人物性格多重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到“文学向内转”论、再到“文学‘审美 ’特征论”的过程，并把这样的过程解释成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贡献，这种学术史的梳理是不是视野狭窄、偏于一隅?是不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真实进程格格不入呢?这种梳理，打着改革开放和肯定成绩的旗号，其理论内涵恰恰带有“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实际丢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质和灵魂。

还有，就是认为我国“五四”以后的文艺理论走上了一条重功利、重政治、重道德、重反映论的歧途，主张新时期“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主张新时期文学理论要“改弦更张”，要回到“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或者说这条文学思想路线”上来。这种“改弦更张”论的药方，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吗?

诸如此类的所谓“中国化”现象，还有许多。尽管从全局看，这些只是支流，不是主流，更不代表本质，但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上述现象，的确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具体化”的实践，其中有一个是“科学”还是“不科学”的问题。无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不能变成教条式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化”中国的文艺理论，也不能变成用所谓中国文艺理论去“化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变成中国文艺理论“去马克思主义化”。

无论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还是强调“综合创新”，强调建设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强调“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艺实践”，强调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总之，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提高到新的境界。这些不尽相同的提法，不过是各自强调的侧重面 ——有的侧重于它的实践性，有的侧重于它的创新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时代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民族性等——有所不同罢了。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归根结底是与它的鲜明的时代特性、突出的实践特性、浓郁的民族特征和不竭的创新特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四个要素。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主体部分，广大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前进步伐，一直在实践中铸就着有中国特点的文论品格。

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的具体化，既是一个实践诠释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解读的过程。而且，这种实践诠释和文化解读之间，往往并不是同步的、一致的，有时实践诠释走在前面，有时文化解读走在前面，有时两者可能发生摩擦。上面谈到的一些情况，说明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先进文艺的结合，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已经基本形成。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呢?我认为是远远没有完成的。

主题文化论文例10

一、宏观谋划，系统整合，形成主题文化建设的战略引领

把鹤文化已打造成为齐齐哈尔市的标志性文化，无疑需要上升到城市主题文化建设的高度，作战略性运筹和运作。城市主题文化，是新学科也是前沿学科，是精神理论的科学也是社会实证的科学。因而它是城市宏观管理和规范经营的行为，是城市高层次组织架构和领导的系统。当前，齐齐哈尔市在主题文化建设上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基础工作。

其一，要加强高端领导。党委和政府要把主题文化建设纳入最高议程，进入议大事和作决策的范围，确定科学严谨的大政方略。要建立高层专项工作领导组织，成立“城市主题文化建设委员会”，下设研究、规划、文艺、产业、基础设施专项工作推进机构，设置负责策划和协调工作的办公室。要鲜明地叫响主题文化，对主题文化有概念，有提炼，有举措，有目标，有规划，有制度保障。比如定位鹤文化为城市主题文化，对主题文化建设有精当的表述，以打造世界鹤文化特色名城为总目标等等。要在党的代表大会和政府工作会议上部署主题文化建设任务，还要把主题文化建设纳入齐齐哈尔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由此体现出组织领导的权威性和整体意志。

其次，要整合主题体系。主题是唯一的，但主题不是孤立的。我们要对鹤的品格和表象进行梳理，使之与本地域的其它文化构成内在的联系。整合是优选，整合是创新，它的整体大于其各组成部分累加之和。城市主题文化有许多要素，整合工作是一个较大的工程。尤其象我们这样的地域，文化系类因“包容”而“多元”，文化特征因“杂交”而“优生”，显现出极大的丰富性。所以我们要用比较优势的方法，择选独有的和极具特色的鹤文化为城市主题文化，寻求和其他文化的内在关联，形成体系的有机与内涵的融合。

其三，要制定建设规划。主题文化建设涉及到多层面和多领域，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理论的与实践的、制度的与自觉的、精神的与行为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等等。我们升级主题文化建设，还必须制定出统揽全局的“母规划”。从总体上说，主题文化的规划设计，要体现出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艺术功能。规划是整体构思和宏观战略纲领，涵盖着理念、方式、进程、项目等元素，尤其是要明确奋斗目标。即：把齐齐哈尔市建设成在国际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名城，成为鹤文化和生态文化研究、宣介、创作、交流的中心，成为鹤文化产业发展的集群地、商品营销的集散地、旅游观光的名胜地，也成为发育支柱型特色文化经济链条的垂范。主题文化建设还是复合型的工作，其内容主要有学术、艺术、媒体、娱乐、旅游、品牌、节会、建筑、产业、开发、教育等。齐齐哈尔市应尽快制定和出台这一专项规划，从而使主题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有所依据和遵循。

二、挖掘资源，释放潜能，形成主题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齐齐哈尔市把鹤文化确定为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组织学术研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并成功地举办了国际鹤类与湿地生态论坛；赴云南、江苏、河南湿地进行考察，与日本招鹤市民协会建立了鹤文化交流关系；开设了报、刊、台、网鹤文化专栏，创办了鹤文化专业型会刊；编印了学龄前鹤文化图册，建立了青少年鹤文化早期教育基地……

然而，依照城市主题文化建设的要求，我们尚需进一步提高工作标准。城市主题文化建立在特质文化基础之上，而主题建设的功利则在于使特质文化生发出多重的价值。我市鹤文化主题建设，亟待挖掘资源，积蕴能量，并使其转换和释放出巨大的精神动力。

一是要深挖资源。生态学、考古学的成果佐证，齐齐哈尔地域的鹤文化和湿地文化乃得天独厚的资源。我们要对鹤文化的历史起源、孕育过程、发展规律、生态意义、环境作用、人文现象、社会功能、文化内涵以及美学价值作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为主题文化的建立提供有据有力的理论支承。目前，齐齐哈尔市相关鹤文化的学术论文、民间传说、文学艺术、文物考证、民俗民风、宗教信奉等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这些弥足珍贵的财富，特别是一部分非物质性的遗留，散失易而集存难，我们不能因其缺失而缺憾，而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进一步收集建议组织历史文物、文献考察，精选鹤文化资料及文学艺术品，编辑《中国鹤文化丛书》，分目立卷出版。

二是要精心提炼。主题文化，由城市最具核心性、特色性、代表性的文化元素组成，形成信念的、理想的、品质的、气质的导向，从而凝聚起全民自觉自发的精神力量。我们正是要通过对鹤文化的提炼，倡导一种精神，弘扬一种境界，昭示一种理念，彰显一种魅力。如：丹顶鹤极具美学价值，我们可以由“表”及“里”进行考析。从其表象美的视界加以归纳——声音之美、色彩之美、形体之美、姿态之美。从其内质美的视角加以归纳——圣洁至尊的“神仙鸟”、济世兴邦的“吉祥鸟”、抵邪御恶的“驱灾鸟”、坚守爱情的“忠贞鸟”、延年益寿的“长寿鸟”、品高位雅的“文化鸟”、睦邻从善的“和谐鸟”。这些高尚而又表里如一的美德，具有极强的启迪和教化作用，易于使人接受和效仿，有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优化自然环境。

三是要广泛宣介。文化资源从收集、整理、提炼，到真正使其优化配置，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尚须经过广泛的宣传推介才能得以实现。我们要加强与外埠的交流，宣传我们的特色文化；要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使主题文化深入人心；要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培训，鹤文化传播从娃娃抓起；要激励鹤题材的文艺创作，营造浓郁的艺术氛围；要制作好厅馆装饰和街区标牌及亮化景灯，在细节之中展示鹤文化。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充分地利用其信息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捷等优势，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炒作城市主题文化。本市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台均要有专栏和专题，也要与外地区媒体互换交流，同时还应该将与中国文化网和东北网共建的“仙鹤飞翔的地方”网页长期固定地开办下去，以实现鹤文化的影响力舒张于更大的空间。

三、创意文化，打造品牌，形成主题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齐齐哈尔市征集鹤文化佳作，创建了全国独家鹤文化网页；出版科普、诗歌、民间文学、摄影、剪纸鹤文化图书和音像品数十种；设立“丹顶鹤艺术奖励基金”， 表彰奖励精品创作；编创鹤主题杂技、综艺节目和文艺晚会，若干次举办鹤题材舞蹈歌曲、书画展演；在全国大型文化和体育盛会上，放飞了仙鹤，也放飞了我们的梦想……

坦言，我们还没有创造出轰动极致的品牌。在城市主题文化建设的程式中，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即资源的配置和优化。配置是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分类排序而组成有机体系，而优化则是通过创意把资源加工成品牌，成为具备显性和标志性的城市主题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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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打造节会品牌。大胆创意，超常策划，办好“观鹤节”，为张扬城市主题文化大造声势。仙鹤是鹤城的，仙鹤是中国的，仙鹤是世界的。作为世界大湿地和中国鹤家乡，举办国际性文化与生态意义兼有的盛会，理由最充分前景也最开阔。“观鹤节”期间，要有弘扬鹤文化的高峰论坛、湿地保护的权威考察、鹤文化产业的博览和洽谈、丹顶鹤艺术品的商贸大集、环境保护捐资和丹顶鹤认养活动、保护区观光赏鹤和民俗村渡假旅游、大型鹤文化综艺节目演出和电影电视放映，以及著名文艺家采风创作和精品展览。

第二，要打造建筑品牌。城市主题文化建设是形神兼备的。就建筑而言，既保证人们居住，包含地域文化秉性，又体现出哲学、文学、美学、数学、物理学等领域的成果，同样可以打下城市主题文化的形象烙印。所以，我们要建设鹤文化广场，要建设鹤文化景街，要建设鹤文化雕塑，要建设鹤文化公园，还要建设鹤文化楼区。每一座文化主题建筑都力求成为精典之作，能够记录文化历史，书写文化精神，描绘文化形象，讲述文化故事，标注文化符号，让人们在视觉的愉悦中赏读城市主题文化这部厚厚的“百科书”。我们还要建好鹤文化博物馆、展览馆、艺术馆以及文化墙、文化长廊、文化阅览室，以建筑这种直观独特的语汇方式传递城市主题文化的信息。

第三，要打造文艺品牌。文学艺术是弘扬城市主题文化的重要载体，生产与主题文化相适应的优秀作品是文学艺术家的神圣使命。我们要勉励鹤题材的文艺创作，建立主题创作奖励基金，开展主题创作精品评选活动。组织重点作家和艺术家选定题材，研讨论证，体验生活，签约创作。要通过重大题材创作产生文艺的震撼作用，通过深刻题材创作产生文艺的感染作用，通过理性题材创作产生文艺的教化作用，通过娱乐题材创作产生文艺的愉悦作用。要打造“鹤乡诗会”、“扎龙歌会”、“丹顶鹤诗画综艺晚会”等品牌，塑造出感人的“鹤仙子”、“雏鹤丹丹”等人物和动物的典型形象。近期，应以电影、电视剧、动慢片的创作为重点，以求得其受众面大、传播快捷、形式喜闻乐见的艺术效果。

四、政策导向，发展产业，形成主题文化建设的物化效益

齐齐哈尔市成立了鹤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形成鹤文化产业协作机制；防御性抢注了“鹤城”商标，实现了大面积行业和产品名称的垄断；确定了鹤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得到了省的特色文化产业资金扶持；建立了丹顶鹤艺术品展销馆、店，培育了多家生产基地；组织鹤艺术旅游纪念设计大赛，在“哈洽”、“深博”、“龙港”文化产业博览会上推介……

但是我们的鹤文化产业起步晚、规模小、产品质量不高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经济文化，文化经济，文化与经济相融方为当今发展大势。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已成为社会的重要生产力，它可以物化为商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拓展市场和新的消费源，增强实力并上升为主导产业，通过竞争而聚集潜能和抢占先机。齐齐哈尔市的主题文化建设，也必须尽快融入商品生产之中，在渐增经济功能的同时倍增文化功能和艺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