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论文例1

二、当前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

任何学科都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与本学科定位相一致的人才。文化产业学科从1993年开始设文化艺术管理本科目录，1998年开始设置相关的公共事业管理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山西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在相关专业招收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文化管理、文化艺术事业管理等本科专业方向的学生。2004年，教育部又批准了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云南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开办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等高校和两所独立学院也相继开办了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之后，全国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专科性大学和学院纷纷开设与文化产业、文化管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开办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学科专业的高校已超过70所。在文化产业学科中“，文化产业管理”由于应用性强、人才培养需求突出，成为了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最多、发展最快的专业方向，相关人才培养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所有层次，有的学校培养专科、本科等应用技能型人才，还有学校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师范类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艺术类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如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都纷纷加入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行列中。目前国内的文化产业相关学术机构和专业方向（包括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业经济学、艺术管理、传媒管理、制片管理等等）主要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众多不同的一级学科中，甚至也包含在财经院校、外语院校、旅游院校、体育院校的相关更加专业的学科中，成为了高校发展最快的新兴专业群之一。这既是教育专业自身不断整合与分化的结果，也是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产生的回应。目前各个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上大多处在“自选动作”的试验阶段。有关研究考察了17所样本本科院校的教学计划或人才培养方案，发现各学校的专业建设往往受到所依托学科的影响，课程设置差异很大：中央财经大学着重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的课程，华东政法大学则强调法学类的课程，山东大学的课程重点在如何使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中央戏剧学院重视剧团和剧院的管理，北京舞蹈学院重点加强国际艺术经营与交流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学校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产业课程体系、建设体系还不够完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高校任课教师的“因人施教”和学科的“娘家”背景。正如该研究报告所说：“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有些专业教师尽管在学科的大背景上与文化产业管理是相契合的，但也存在一个学科转向的问题；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素质拓展三大教学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实践基地的建设严重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要。”④

三、对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文化产业作为一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新兴交叉学科的历史相对短暂，学科的交叉性又使学科的边界比较模糊，但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都越来越明显，这都促使要强化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整体性，推动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应该说，这种发展需要一定的学术积累和知识积淀，也需要人才培养的更长时期的探索和总结。而当下最紧迫的是：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基础，包括学科目录的基础、学术组织和学科平台的基础、人才培养的基础。

（一）设置相应的文化产业学科目录名正才能言顺。学科目录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定位的基础性工作。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它的学科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既可以设在经济学或者管理学学科中，也可以设立在文化创意学科群中。目前文化产业学科大多分散置于各传统学科的分类下，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之中都分别自设了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比如艺术学科中的艺术管理、企业管理中的文化产业、经济学中的传媒经济学、电影学中的制片管理、戏剧学中的剧院管理等等。艺术管理、影视制片等存在于艺术学，传媒经济、传媒经营与管理、广告学等存在于新闻传播学，体育产业管理等存在于体育学，旅游管理存在于旅游学等等。学科设置的归属比较复杂，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学科组织、学科规范和学科共同体。因而，在学科目录设置上，考虑到文化产业学科的这种重叠、交叉的特点，以及学科内部所需要的逻辑性，将文化产业学从所有学科中完全独立出来比较困难，也未必必要——因为文化产业如果脱离了各交叉学科的背景支撑，可能会更加势单力薄。因而，我们可以考虑将文化产业学的相关分支，分别设立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相关的文化创意学科中，各个不同分支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交叉性的学科集群。在这样的思路下，可以考虑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13745-2009）》中，原来的“39630管理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管理”；“48790经济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经济学”；“45760艺术学”目录下，新增“艺术管理”“，54860新闻学与传播学”目录下，新增“传媒管理与经营（”替代原有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狭窄的“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具体学科设置如下所示。以上学科，既基本满足了文化产业学科的覆盖要求，又尊重了学科发展的传统和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交叉性的特点。而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这一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目录中，建议可以在经济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经济学”设置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管理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在艺术学门类中，将“艺术管理”列入一级学科；在文学门类中，将“传媒经济与管理”列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具体设置如下所示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目录中，目前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也散见于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以及综合类之中，实际上也可以考虑在现有的22个大类之外，增加“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大类，将分布在各个学科中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相关的课题集中起来，使申报、评审的学科标准、学术评价相对一致。除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国际问题研究等22大类之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单列，其中包含文化法规与政策、文化公共管理、公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传媒经济与管理、艺术管理、文化市场等相关内容。以上的学科划分，既满足了目前大多数文化产业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符合文化产业的交叉学科特征；既考虑了学科属性上的共同性，也考虑到了学科发展的差异性；既在科研组织上可以操作，也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可以定位，从而体现出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的一个交叉的文化产业学科集群。

（二）成立相应的文化产业学术和教学组织学科平台是学科逐渐走向成型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条件。首先，建议成立“中国文化产业学会（或研究会）”。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快速发展，对全国性的学科协调、组织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几年，自发组织建立的“全国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联席会议”是文化产业学科的主要信息沟通平台，联席会议除了组织信息交流活动之外，缺乏常设性的稳定的组织形态，也不能承担经常性的组织联络功能，难以对学科发展提供持续支撑。我们建议应该尽快成立全国文化产业学会，组织学术活动、集合学术力量、沟通学术信息、规范学术研究、协调学科建设，条件具备时，可以编辑出版“文化产业研究”学术期刊，推动全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其次，建议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已有近百所大学设有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和方向，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材建设等等都需要通过全国性教学协调机构来组织交流、研讨和提供相应的指导。教育部可以尽快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经验交流，推进全国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规范化建设，组织文化产业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强化文化产业师资的培训培养，提高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探索独特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文化产业学科需要设计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既应该包括学历、学位教育，也应该包括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既要培养从事管理运营的行业高端人才，从事行业研究的学术专门人才，也要培养实践性强的职业实用人才。在本科阶段，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已在管理学目录下设置了“120210文化产业管理（注：可授管理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应该说已经能够基本满足本科教育的需要，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如制片管理、剧院管理、演艺经纪等等。特别是应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对学科交叉的高端应用人才的需求，增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与1251工商管理、1252公共管理、1253会计、1254旅游管理、1255图书情报、1256工程管理等并列，面向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甚至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招收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人才。文化产业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强、多学科交融的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的培养，既符合文化产业自身的学科特点，也符合文化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面向行业发展需求，开办文化产业专业硕士项目，是当下文化产业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适应新媒介环境进行全球传播发展，强化经济学、管理学、创意学科以及与信息学科的融合，重视实践教学、案例教学，强化产、学、研互动，推动业界、学界的密切结合，为文化产业培养高端管理人才研究生符合文化产业的学科定位和培养目标定位。建议在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积极试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的培养，强化文化产业高级人才的经济学背景。

学科建设论文例2

二、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分析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以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研究解决医学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医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与社会价值层面引发一系列争论，而这些超越技术本身的问题要通过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给出合理判断。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医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多种方式对中医进行解读，让公众了解中医知识，相信中医文化，传播中医理念。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础。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资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时期勇担责任和使命，取得长足进步。中医药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发展受到关注。在国家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受到了关注。教育部主导成立了全国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三、中医药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思路

《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中规定:“独立的中医学院校或在综合性大学以及医科大学中设置的中医学院(系)，必须得到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学术支持，应该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努力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务可以定位为三个层面，并逐步向最好层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层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学校发展布局和发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达到与学校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水平;三是在较高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够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作出更多贡献。在学科布局上，要通过建立人文社科来扩大学科覆盖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从单科性向多科性的转变和提升。在学科水平上，人文社科应有与学校其他学科相当的学术水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辅向基础性转变，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会地位和影响上，提升中医药院校在高教领域的地位和发言权，争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学术圈中的话语权。在学术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师要走出单纯讲授公共课的区域，开展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争取在国内外所在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的人文社科来加以建设，以达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定水平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能够参与主流对话，参与学科中重大问题的研讨。“倡交叉”就是这些学科的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中去，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之间寻求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达到良性的互动和互渗，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创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与医学的交叉中产生，也可以在对某些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学科开发中产生。

学科建设论文例3

关于艺术学门类下相关一级学科的设置，最初国务院学位办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提出最好设置3个一级学科的意见。应该说，从传统的学术文化循序渐进发展的角度，此意见无疑有着深厚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为了解决多种因素而形成的各种矛盾，经不同层面的多番研讨和论争，最终突破了这一限制，通过了艺术学科评议组提出的艺术学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艺术学、美术设计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的议案。之后，为了兼顾相关学科的需求和要求，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又将美术设计艺术学一分为二，成为美术学和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共计五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确定后，我们亟待解决的是艺术学理论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艺术学作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建设，属于史无前例、无从参照的新事物，这就只有依靠艺术学理论界集体的智慧，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审时度势，迈好关键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要遵循和秉承传统学科发展完善的理论理念及其长期实践的经验，兼容并蓄、提炼升华，客观科学、扎实有序地实现传统与现代接轨这一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命题。在此用“史无前例”一词，可能会遭到质疑，因为百年前西方国家就有了艺术学的学科概念，中国的艺术学也是得益于西方艺术学理论理念的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学科。但若进行系统地分析即可看到，处在不同地域和国度的中西方艺术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定义、对象、范围及其精神实质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如贡布里希所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艺术这个名称所指的事物会大不相同。”［3］

比如说西方人口中的“艺术”惯性指向于美术，中国的“艺术”则包含所有的艺术门类;西方的艺术学仅仅作为造型艺术的一般性理论，中国的艺术学则包含着多个艺术门类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的实体运作系统。故此“艺术学”与彼“艺术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属于世界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不仅要尊重二者之间永恒的共性特征，又要尊重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起步之脚才能踏向实处。在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设置的酝酿过程中，如凌继尧先生所强调，大约遵循了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传统的原则，第二个是现实的原则。所谓传统的原则，即根据传统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学术名称、研究对象、范畴、命题、概念、术语和问题域等设置相关二级学科。现实的原则，即拟设置的二级学科，一是能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并且确有很多理论问题值得研究;二是在现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经存在，并且取得一定的业绩，我们应该给予它合法的地位，从而促进它更好地发展;三是这个学科涉及多种艺术门类，而不仅仅涉及某一种艺术门类。根据以上关系准则，提出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学两个传统意义的基础理论二级学科，以及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创意和艺术管理”应用理论二级学科的主张。［4］目前统一的学科设置标准尚未出台，不过据了解，在各高校自主设置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中，已经涉及了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教育、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学等多个相关二级学科。

些许思虑

负责任地说，艺术学独立为学科门类，既是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艺术学科确立自身价值的大好机遇，又是对中国艺术学人的智力、魄力与理智的严峻挑战。因为学科建设是百年大计，起始阶段尤为重要，最要紧的是要选准方向、定好目标，迈出关键的第一步。仲呈祥先生在2011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2011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暨对策研究高端国际论坛”主题发言中也再次强调:“作为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学应该为民族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以体现中国社会、时代的文明水准，改变当下令人堪忧的人文艺术生态环境的现实情状。”［1］8并谆谆告诫老师们“千万不要去抢地盘”，不要“为了整合资源，把人家人文学院的、历史学院的、哲学院的等其他学院的老师全部拉过来申报。本来就是独立门户了，要以我为主了，结果又反客为主，这不行”。“有的时候，本校校内的资源的共用也是可行的，这得有个度，不要搞成了拼凑。”［1］14然而，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等多种矛盾的存在，在截至目前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已经出现了如仲呈祥等学者担忧的一些抢地盘、拼资源等现象。比如相关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由于在现行的普通高校办学水平评价机制中，拥有硕士点、博士点的数量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故各高校无不希望借此机会扩大自己学科点的数量，以致在学科设置过程中出现“化整为零”、东拼西凑现象。更加值得深刻思考和检讨的是，艺术学理论本是旨在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以此贯通各门类艺术的共性内容与本质特征，探索体现各门类艺术共同性发展规律的一门基础学科和学问。这一学科的突出特征是综合性。

按照传统的一般性学理结构原则，人们常有“史、论、评不分家”的说法，因为三者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内在关联。而在这个学科尚未拧成一股绳的初级阶段，就简单化地将其拆解开来，或者更多地将一些本来的三级学科(专业方向)强化为所谓的“特色性”二级学科来建设，极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学界都以崇尚学理规范、学术规范等为基本标准的时代，在作为“百年大计”的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起跑线上，中国艺术学界需要清醒头脑，谨慎从事，不能够让暂时的利益冲破了理智的防线，因为这个天平一旦倾斜，矛盾和困难不但不会消减，而且会纷至沓来。目前值得思虑的核心问题约有以下几点:顾名思义，艺术学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艺术理论，也是学术文化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规律支配下，经我国许多代人共同努力而开创的一个新局面，二、三级学科的设置更应体现综合性原则。然而，倘若我们在做法上继续沿袭已经过时了的“科技文化为中心”模式进行切块分割，则恰恰是违背了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理念和学科宗旨，形成了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走向。我们可以草草地算一笔账，比如艺术学理论的二级学科可设置六到八个，音乐舞蹈学等一级学科则可设置十四五个，那么，同一所学校如若同时建设艺术学的五个一级学科，起码要建50余个二级学科，按每一个二级学科设一个三级学科(专业方向)需3位教授计，至少要有150余位教授，而在我国普通高校传统建制的音乐、美术及至新建的设计院(系)中，能达此指标者恐怕寥寥无几，必然出现空巢现象，这就势必要做那些拉郎配、拼资源等不应该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战国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5］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据悉，在关于学科设置问题的酝酿过程中，艺术学差一点被取消了资格。除诸多客观原因以外，本学科在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较多地关注表象上的繁荣，缺乏学科内聚力的夯实打造应是内因所在。中国是个文明的国度，自古就有“礼乐之邦”“礼仪之邦”等美誉，西周时期就制定了国之礼仪“五礼”，截至如今，许多传统的伦理纲常，依然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人们的理念之中，成为约束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保持社会群体间井然有序的基本砝码。艺术学理论一、二、三级学科的设置，理应遵循一个基本的伦理关系准则，不能够成为无“礼”取闹，如若伦理关系错位亦将贻害无穷。#p#分页标题#e#

荐言要议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制定了有关优化学科结构、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首要步骤，就是要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开展基础性工作。有学者指出，“艺术学理论需要在面对质疑和自身检讨中推进学科的发展”，它“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6］23。仲呈祥先生反复强调“营造氛围说”，警示老师们千万不要盲目地去“抢地盘”，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均需要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坚实的学理基础和长远发展的科学性目标定位，应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综合吸纳、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精髓为基本理念，以扎实稳妥、循序渐进、精益求精、质量第一为立学准则，必须恪守学术规律，讲究学术规范，遵循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路径，让其循序渐进、天工雕琢，不能陷于盲目和盲动。在这里需说明的是，“抢地盘”等行为一般并非普通老师们乐行与可行之事，它往往会成为一种地方性行政指令让你被动地接受，别无选择。当然，学界同仁并不能因此而推脱或放弃应尽的责任。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专家组组长仲呈祥先生的信任和重托，笔者有幸曾参与起草《艺术学学科简介与博士硕士培养要求》的工作，在此仅将自己通过初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核心观点和参考性意见作简要汇报，敬希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百年前，蔡元培先生主张“尚自然，展个性”，倡导美育教育，提出德、智、体、美相融并举的育人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推行沟通文理的学科设置，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等举措。而今看来，以上举措仍可作为我们教学与治学的基本准则。艺术学理论作为一门综合性、高阶性和理论性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包括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等，它体现了实践性品格、理论性思维和精神性价值等多重特征，旨在以各门类艺术的实践总结为基础，以各种艺术现象的宏观梳理与综合分析为铺垫，最终形成用以表征人类艺术文化发展之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概念范畴、价值论和方法论等知识系统。具体而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研究对象既包括各门艺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共通性的主体创作、造型设计、表演展示、鉴赏评论、教育传播等艺术文化实践活动，也包括古今中外人类对艺术现象、艺术史、艺术价值、艺术精神和艺术思想的认知经验。进而言之，各艺术门类之间必然存在着共通性的价值理念、思想坐标、理论基础、知识结构和认知路径。艺术学理论属于综合性、交叉性人文艺术学科，其研究方法包括三大维度:一是用以分析并完善那些能够涵盖各门艺术基本概念的艺术知识学方法，涉及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评论、审美范畴学、语义哲学等相关学科;二是用以解释人类表达与感知各门艺术的形态特征，实现与体验它们的审美价值等艺术实践规律的艺术现象学方法，涉及艺术学与相关学科交叉生成的艺术哲学、艺术美学、文艺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民俗学、艺术社会学等相关领域;三是用以揭示并预见那些能够整合各门艺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用以建构人类艺术创新精神的理性范畴，用以阐释人类以艺术之道把握主客观世界的价值真理的艺术之学的理论方法，涉及心理学、精神科学、美学、意识认知科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

二级学科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实体，一级学科的宗旨目的及其各项具体的指标能否顺利地实现，关键在于二级学科设置的规范性和实施运作过程中的合理性。审视任何一个传统学科和现代学科的构架体系，无不把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作为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故我国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应遵循继承性、科学性两个基本原则。继承性原则。注重广泛地继承与借鉴世界各国艺术学优秀学术理念、方法和成果，重点强调继承与弘扬中国艺术文化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民族精神特质，以期在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进程中强力凸显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坚定信念，在此基础上实现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学科构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科学性原则。倡导和尊重科学规律，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党和国家及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历来秉持的发展观。科学性是一种极具世界包容性、人类本体性和时代进取性的现代学术理念，处在重大转型起始阶段的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的设置，如何更好地体现科学性原则，这是对艺术学理论界群体智慧的重大考验。具体来说，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首先需要基于人类据以内化—转化—外化艺术文化的审美价值规律，其次是需要基于人类用以认知艺术文化和创造审美产物的心脑科学规律，再次是需要基于艺术家用以构制艺术造型的形式法则、感性之道与技术规范。

学科建设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N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1007004

生态文明建设，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首现于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该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经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2]；最终在中共十政治报告中，将之列为“五位一体”建设目标，实现了由一般概念向中共意志的转化，并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认识高度[3]。为增进共识，作者拟在过去10余年对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学科背景和科学内涵进行简要论述，供学习研究参考。

一、生态研究溯源

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动物学家Ernst Haeckel（1834～1919）给出了生态学定义：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从此，生态学作为一门学问被研究，140多年特别是近50年来，生态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和交叉、边缘学科，形成了庞大的生态学学科体系。经典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描述、实验、物质定量3个阶段，除利用野外观测和室内实验等实用技术开展应用生态学研究外，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模拟研究是理论生态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两者促使多种生态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形成，包括试验设计、抽样技术、种群动态、系统分析、3S技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多方面内容。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生态研究之后，更是促进了包括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和生态系统生态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在我国，生态学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初被引进和使用，但没能开展有目的的研究，这门学科一直没有受到重视。1979年12月1日，中国生态学学会在昆明正式成立后，生态学和生态研究才逐步得到重视和发展：围绕国家农业、林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应用生态学的发展需要，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性生态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在青藏高原对中国植被作用、中国气候与植被相互作用等方面也开展了基础性生态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国际生态学经典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而且为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科学决策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继续坚持和发扬中国特色生态学研究的同时，现代生态学研究开始借助统计分析、模型拟合等手段探索经物质、能量、信息转化引导生物个体发育、群体动态、物种变异、种群进化和生态系统演替的作用规律。如通过水稻群体数量研究所提出的用于描述生物单种群数量消长的生态学模型――ABC模型[4，5]，就是对物种种群动态变化规律的探索；而通过水稻品种质量研究所提出的物种种性漂移及生物信息论，就是对物种种群进化演替规律的探索[6～8]；等等。

二、生态学科发展

学术界通常将研究生物的成果归位于生物学，研究环境的成果归于环境学，研究生物和环境间的成果归于生态学。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学科大融合将是必然趋势。为此，提出了大生态学（Eecology）――广义生态学的概念[9，10]：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含生物因素）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意识流等运行规律的科学。其中物质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起源、构造和发育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能量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生存、进攻和避害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信息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遗传、变异和进化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源泉；意识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反馈、控制和人为作用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灵魂。生境因素对生物物种上述12个方面的影响规律简称大生态学的十二生态法则。

借助一维时间量、二维生境因素量、二维生物量和三维空间量，可以构建出大生态学的八维构象，此八维构象共计形成四点、六棱、四面和一个立体，可以对大生态学所展开的多学科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10]。依据时间、生境因素、生物和空间等4个参比点，遵循大生态学根植于普通生态学之本源，可将大生态学作以下系统的生态学科分类[10]：T分类，即以时间（Time）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起源生态学、古生态学、进化生态学、普通生态学和未来（虚拟）生态学；F分类，即以生境因素（Factors）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普通生态学、极限生态学和超限生态学；O分类，即以生物（Organisms）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和普通生态学，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S分类，即以空间（Space）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微观生态学、普通生态学和宏观生态学。以上述2个及2个以上参比点为依据，还可以将大生态学做更细致的分类。

自生态学有历史记载以来，生态科学经历了一个逐步的、间歇的发展过程。经典生态学已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1]：自1869年Ernst Haeckel提出并定义生态学（Ecology）一词到1900年，为生态学创立阶段；大致从1900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成为一门公认的、独立的科学领域，但通常仍被认为是生物学的子学科，这个阶段是生态学成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生态学依然根植于生物学，但它已经开始从生物学中跃出而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连接物理学和生物学过程，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这个阶段是生态学成熟阶段。随着各类学科大融合、获取生态学研究数据之技术越来越便捷和有效处理海量数据逐步成为现实，生态学将迎来它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即：大生态学必将统领包括人类在内的庞大的生物科学体系，经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就可能逐步实现自然生态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对和谐。

三、生态文明内涵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和标志。文明的发展形态，既是现实化的历史运动，也是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12]。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类必须依赖集体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与渔猎，历时上百万年；铁器的出现使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人类由此走入了农业文明，历时约一万年；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工业文明，人们逐步开始了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

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达到极致。工业社会在创造辉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使人类陷入了空前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泥沼之中，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回归到生态文明来延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换言之，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积淀到一定阶段必然显露的结果，尽管在以往的文明阶段，生态文明并未获得显性表现，但它早已默默地托起其他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从大生态学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一切文明之本源。

从人类文明的实践来看，伴随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到了20世纪60年代，全球关于生态与环境的话语表达愈益活跃，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运动。在我国[12]，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成为了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实践运动；1983年，保护环境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了中共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继中共十七大报告与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之后，中共十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

四、生态文明建设

地球自形成始，便与具有还原型或惰型的太阳及太阳系其他星球不同，它是氧化型星球，这是生物起源的初始条件[13]。生物的起源、进化、演替有其自身规律，历经沧桑，并经历了5次种群大灭绝，现在正进入第六次种群大灭绝。所不同的是，前5次都是由于天体灾难或自然灾害导致的客观灭绝，而第六次却是人类的不文明掠夺导致的主观灭绝，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以抑制和逆转，大灭绝必将波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全人类要充分利用生态研究的成果，发挥生态科学的力量，逐步实现延缓、抑制和逆转正在恶化的全球生态。

中国作为决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尤应重视生态建设。中共十报告提出[3]：“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从战略角度提出了4个方面的部署：（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从技术角度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着眼于4个层面的战术性安排：第一，恪守科学开发。人类要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物质、能源等，但必须恪守在资源互补、生态保值的基础之上取其利，杜绝无节制开发使用。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至关重要，我国粮食生产、储存、消费要符合中国国情[14]，特别是在生产环节上要统筹安排，实现生产、生态互补[15]。第二，坚持合理保护。要采取使生态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各种措施，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使之免遭掠夺性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等是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最重要、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必须坚持和发扬。第三，强化治理恢复。对于人工破坏、自然退化造成的生态灾害，要运用生态学原理，依据法律、制度规定，通过人工措施，对有害生物与环境资源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按照自然规律恢复其天然的生态系统。当前，沙漠化是我国面临的最大生态灾难，国家要大力支持和推广内蒙古沙柳治沙、开发利用沙漠资源的成功经验[16]。第四，酿造生态文化。为顺利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创造、创新生态文化必不可少，其关键是增强全民族生态文化的创造活力。要将科学开发、合理保护、治理恢复等生态实践所形成的优秀成果和先进事迹有效地酿造成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撑，用先进的生态文化教育和鼓舞民众，促使生态文明建设由执政党的意志尽快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

中共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执政党的意志，既是顺应历史发展及时代进步的担当，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福祉的呼应。同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与高度，更是要求执政者必须长期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握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和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共十报告要求全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让生态文明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导向，用生态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一切发展实践，促进早日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美丽。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共执政理念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意义深远，必将对建设美丽中国、造福亿万人民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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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R].2009年9月18日.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2012年11月8日.

[4]王夫玉，黄丕生.水稻群体茎蘖消长模型及群体分类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1997，30（1）：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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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夫玉.物种种性漂移的生物信息论基础[J].甘肃科学学报，2003，15（1）：4348.

[9]王夫玉.生态观新说[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10]王夫玉，王从.大生态学[J].甘肃科学学报，2010，22（1）：7274

[11]E.P.Odum，G.W.Barrett.生态学基础（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2]刘湘溶，罗常军.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日.

[13]王夫玉.生物信息起源假说[J].甘肃科学学报，2003，15（4）：3439.

学科建设论文例5

一、艺术学研究

原本是附属于文学、哲学、美学、宗教研究的支系。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被学界普遍看作是“艺术学真正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对于获得了独立学科地位的艺术学如何建设问题，国内学者给予了热烈的探讨，也纷纷为艺术学科的独立建设提供各种方案亦或学术尝试。概观这些研究成果，有的仍限于单独的门类艺术研究(如影视、戏剧、音乐研究)而未能在学术视野上打通各个门类，甚或有的则将美术学研究名曰为艺术学研究，有偷梁换柱之嫌;有的仍未能脱离文学、哲学、美学、宗教研究的衣钵，很难说获得真正的学科独立特征;有的也做打通艺术门类的努力，然限于学术能力只是就现象论现象泛泛而论，无力上升到学理的高度和深度。总之，真正属于艺术学科，既有艺术的通约视野兼具学理厚度的务实性成果者寥寥。上述症候，只要我们检阅历年艺术学年会的提交论文便可一目了然。李倍雷、赫云《比较艺术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艺术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具有开拓价值的研究参照。“跨视域”是李倍雷、赫云《比较艺术学》的关键概念。所谓“跨视域”，包含跨国别、跨族群、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等5个内容。李倍雷、赫云《比较艺术学》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的学术演绎，以学理的高度和深度打通了艺术门类，构筑起比较艺术学学科的体系和框架，还为艺术学学科建设脱离其他学科的衣钵，获得独立自足的学科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例。作者认为“跨视域”是比较艺术学的基本方法论和实践原则，乃至比较艺术学生命根本。诚然，当“比较”与“艺术”连缀在一起，常常会使人落入“艺术的比较”这一思维定势。诚然，比较艺术学必然少不了要运用“比较”的方法，但“比较艺术学”的“比较”一定是建立在“跨视域”这一基本方法论上，而不是简单的比较不同艺术的异同或优劣。而且“比较艺术学”其至高目标并非“比较”，而是建立在“跨视域”原则之上的各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即“亲缘关系”、“异同关系”、“话语关系”、“科际关系”、“通律关系”。这是“比较艺术学”的基本研究视域。围绕“跨视域”，作者还建立起了比较艺术学研究框架和体系，包含比较艺术学的历史过往、本体论、方法论、视域论、门类论、类型论、范例论、思潮论等，为艺术学学科建设扩展了无限丰富的研究命题。由“跨视域”这一基本方法论出发奠定的研究视域，及生发的各种命题如“变迁研究”、“互释研究”、“艺术与自然科学关系研究”等是文学、美学、哲学、宗教学研究所无法替代或置换的。在这个意义上上讲，“比较艺术学”的建立为艺术学剥离文学、美学、哲学、宗教学的衣钵，开拓真正独立自足的学科领域，充入了强有力的底气。作者在论著中强调“作为跨越各种视域的比较艺术学，其基本特质是开放的学术视野”。在“开放性”的视野下，作者在论著中提出的各类命题仍留有深耕深挖的无限可能。毫无疑问，《比较艺术学》一书已然为后续的深耕深挖夯实了地基、铺好了前路。

二、在后续的研究中

如果说还要为“开放性”注入什么新的质素的话，笔者以为“当下气息”颇为合适。当下艺术生活在全球化语境中，各艺术之间的互动、碰撞甚或跨越、渗透更趋频繁，这使得“比较艺术学”肩负了责坚任重的时代使命。一方面，比较艺术学研究通过“跨视域”寻找各艺术之间的“关系衍化规律”，有利于各艺术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这于世界艺术建立健康生态来说是一支正能量。另一方面，“中国走出去”日益成为崛起后的中国面对全球化语境的新欲求。艺术是传递国族形象、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进国际，需要借鉴比较艺术学的“比较视域”来洞悉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的跨域传播逻辑，寻求最佳传播效果和路径。“比较艺术学”研究大有空间。

作者：章旭清单位：东南大学

学科建设论文例6

1、教育为主导

教育技术学首先说明“是什么”的问题。教育技术学根据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教学技术是关于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领域都与教育教学过程及教育教学资源密切相关，主要是为了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培养高层次人才。离开了教育的主导地位，也就谈不上教育技术学。社会在发展，任何形式的教育总是不能脱离教育这个根本主导。

2、技术为主体

“技术”是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教育系统中技术是最活跃的因素，能够保证教育的实现。教育技术学应该关注多种技术的教学应用。技术随社会不断发展创新，要将各种可能的技术转化为教育的现实性，最终实现真正的教育技术。何克抗教授说，“教育中的技术”大部分技术还可应用于如录音机、电视机、教学、娱乐，不仅仅只是用于教育方面，但其本质还是技术。技术为主体的“技术”，指广义的技术。伴随社会发展，内涵也不断丰富。教育技术学具有时代特点。教学首先就要做好教学设计，例如，上课——上好课——怎样上好课，说的就是上课的技术及艺术，所以，技术是离不开实践的。

3、教育与技术有机整合方式与结果

要实现统一，只能以教育为主导，技术为主体，教育与技术有机整合，才能让教育技术学科长足发展。如果只强调教育，忽视技术的应用，就会脱离时代特征，进入纯理论研究的怪圈；相反，将教育与技术分开，只强调技术，忽视理论的指导意义，技术也只能是技术，无法实现教育的目的。例如，南国农先生的A×B=C，萧树滋先生的A+B=C（其中：A=现代教育思想理论，B=现代信息技术，C=成功的教育技术专业），这些都是教育与技术相融合例子。

二、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的原则

所谓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是指教育技术学科主体把握教育技术学学科规律，紧随社会发展，结合教学实际，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教育技术学科进步发展的一种教学实践活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是宏观层面，教育技术学科是从微观层面进行学科建设探讨。

1、把握教育技术的规律和发展方向

此原则针对学科建设内容，首先要理解教育技术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增强团队、平台的建设和文化营造，努力培养人才，实现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目标。团队建设是学科建设最重要的方面。梅贻琦先生说，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所以，大学管理的关键问题是组建教师团队，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搭建学科平台。教育技术学科实践性、交叉性强，以团队模式开展管理是合理的。团队的建设中学术带头人是核心，团队的为人处世、文化、组织与激励机制是主要因素。

2、结合学校实际，创造自己的品牌效应

每个学科建设都希望最终有自己的品牌效果。教育技术学科建设通过不断调整，创造自己品牌最终会形成良性循环。首先，教育技术学科建设需要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也就是分析各种影响因素，找到自身的比较优势，确定其学科发展重点，实事求是，办出特色。其次，教育技术学科建设需要持之以恒，需要不断探索和时间的积累，才会在学科发展中立于长青之地。

三、对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的展望

教育技术在时展大潮中不断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要求被特别提出来。我国各种教育技术会议中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方法，都展现了教育技术学的交融性、时代性、创新性。众多的教育技术在繁荣的教育理论基础上被引入教育教学。教育技术学学科机遇与挑战并存，教育与技术需要被有机的结合，才能促进教育技术的健康发展。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的教育技术学学科，还在逐渐借鉴吸收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一些技术基础、学科基础、艺术基础、哲学基础、教育基础等，并将其加以创新，使教育技术学科枝繁叶茂。教育技术学科应该涵盖教育技术的学习过程、理论、学校教育实践以及各分支层面，生生不息。在教育技术学发展中，创新应该是主导，并作为一条红线横贯其中；在教育理论的主导作用下，使教育技术学朝前不断发展；技术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根基，技术的升华与纵横拓展是教育技术学科建设的巨大工程；实现教育与技术的有机整合，让技术不断地为教育服务，加快教育技术学科的建设步伐和人的全面发展。

学科建设论文例7

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此次评价在往年31个排行榜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网络影响力排名。具体的排行榜分别为:国家(地区)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世界大学与科研机构分22个学科的科研竞争力排行榜(即农业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商学、工程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地球科学、免疫学、材料科学、数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综合交叉学科、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药理学和毒物学、物理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社会科学总论、空间科学)、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分8个基本指标排行榜(即收录论文数、论文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进入排行学科数、发明专利数、热门论文数、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网络影响力)。RCCSE世界大学评价报告还给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界定，从而可以帮助读者充分认识学校及其学科发展的准确定位。评价结果中，前600名(即位居全世界前5‰的大学)定义为世界高水平大学，同时结合国内外一些大学对自己的定位与规划，又将世界高水平大学分为三个档次:前100名为世界顶尖大学;101～300名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301～600名定义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大学，其中世界顶尖大学和世界高水平著名大学称为“世界一流大学”。至于世界一流学科的界定，主要根据所评22个学科的不同评价单位在相应学科中的排名情况而进行划分，其标准为某学科排名前10%内的科研单位为该学科世界一流学科，世界一流学科也划分为三个档次:某学科前1%(含1%)的科研单位的学科为世界顶尖学科;1%～5%(含5%)为世界高水平著名学科;5%～10%(含10%)为世界高水平知名学科。

二、中国高校总体世界一流水平建设分析

(一)进入ESI排名高校数量变化情况

每年RCCSE世界大学评价报告均是以美国《基本科学指标》ESI数据库中近11年来论文总被引次数排列在前1%的大学和分22个学科中大学和科研机构近11年来论文总被引次数排列在前1%的学科为总体的评价对象。但是由于ESI统计数据的变动，该评价的对象也随之有所变化，具体如表1所示。由于最初开展的两次世界大学评价还处在探索阶段，加上前期人力、物力的限制，对于评价对象中的同机构不同名称标注的情况，未能详尽的合并、更正，因此出现机构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而在后来的三次评价中，都尽力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评价对象数量逐渐增长的事实不可以否定，同时中国进入ESI科研竞争力排行的高校数量也日益攀升，这一点很值得欣喜。

(二)国家(地区)排名变化情况

在2005－2012年这7年内的5次评价中，均设置了“国家(地区)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主要是对排名前30位的国家或地区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我们对这5次评价中中国的总体排名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如表2所示，其中“”表示上升，“”表示无变化，“”表示下降，表3、表5亦同)，发现中国大陆一直处于排名上升的状态，从22位一路跃升至第6位;中国香港地区在这期间排名有上升、有下降，但总体相对稳定，一直保持在21名左右，这可能与其学校数量有关，在7年内，该地区进入评价的学校数量仅增加1所，对排名的影响也就不是很大;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类似，排名变化与进入评价的学校数量变化正相关，排名由26位上升至13位。总体可见，中国在世界水平的科研竞争力发展中整体成效卓著。具体对中国大陆地区科研实力各指标在前30强中的排名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如表3所示)，发现中国大陆发文、论文被引、热门论文、高被引论文数等方面上升迅速，目前均已进入世界前10强的行列;专利数一直是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科研实力竞争中的强项，一直保持在前10名以内，并由2007年的第8位迅速跃升为目前的第3位，实力可见一斑。但是，在各项绝对指标飞速攀升的同时，高被引占有率这项相对指标(高被引论文数量与发文数量的比值)却一直下滑，由最初的18位一直降到25位，这也就反映出论文质量的提升速度并未跟上论文数量增加的步伐，也警示中国在提升科研竞争力的进程中，莫让数量掩盖质量，而要注重优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加强高质量论文的产出，从而真正提升国际影响力和世界科研竞争力。

三、中国高校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展

(一)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总体排名变化情况

通过前文阐述，我们已经发现中国高校在世界水平上的数量可见度已经越来越高。接下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进入世界大学排名的中国高校整体排名情况。对世界一流大学(前300名)中中国高校名次分布情况分析(表4)可以发现，中国不仅在进入ESI排名的总体学校数增加，同时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学校数也不断提升。大陆由最初的3所学校增加到9所，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目前分别有2所和4所，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72)、清华大学(84)、浙江大学(94)、上海交通大学(122)、复旦大学(172)、南京大学(20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15)、中山大学(273)、武汉大学(295);香港大学(121)、香港中文大学(170)、香港科技大学(261)、香港城市大学(296);台湾大学(71)、台湾成功大学(202)。中国高校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已有4所，其中大陆有3所，可见高水平大学建设已初具规模。这些高校在世界排名中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它们各自的竞争实力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我们对RCCSE公布的2012年中国大陆高校排名前10的学校在历年世界大学评价中变化情况进行统计(表5)发现，中国一流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多呈现稳步上升的局面，虽然个别学校在2009年有下降的现象，但是总体上升幅度较大。目前在中国大陆前10强已有8所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国内排名前3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也荣升世界百强(即世界顶尖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提升幅度最大，都由600名以外逐步发展进入了世界一流的行列;相比之下，南京大学的发展进度略显缓慢，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分指标排名情况

为了进一步探究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提升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脉络，并寻找其中的关键因素，我们对2012年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内中国高校分指标排名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表6)，发现中国高校中最有优势的科研指标在于发文数和专利数，部分学校的网络排名情况也值得肯定。但是这些优势还很微弱，而且不够稳定，在能够真正充分体现科研竞争力的主体指标实力方面，如总被引、高被引和热引等质量型指标上仍有很大欠缺，需要引起教育监管部门、高校管理者的广泛重视，加大力度，提升科研质量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高校在世界上的科研竞争地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还注意到中国科技大学作为国内高校排名中逐渐下跌的一所重点高校［11］，其科研力量不容小觑。它自2005年以来，一直处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并已在8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其中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均已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行列(即排名前10%)，在国内的专业优秀率也居于领先地位。可以说这个“短小精悍”且容易被人忽视的国内重点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甚至超过了排在它前面的很多知名高校，也是这些学校在国际化进程、世界一流化建设中的榜样。

四、中国高校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展

(一)学科总体发展情况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离不开世界一流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我们对中国进入ESI排名学科总数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如图1所示)，发现中国大陆从最初的16个学科已经发展到目前在ESI分设的22个学科的全部进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非常值得肯定。但是详细分析后发现，中国大陆高校真正进入排名的却只实现了由9个到19个学科的发展，增加了10个学科，但仍然在免疫学、综合交叉学科和空间科学3个学科处于空白，这也是中国香港和台湾同样面临的问题，这便是中国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进程中所要攻克的重要难关之一。另外，从各地区内世界一流大学进入ESI学科排行的平均学科数统计情况看(如表7所示)，在连续5次评价中，中国的平均学科数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三个地区的平均学科数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中国大陆由最初的5．67增至11．11，已经逐渐缩小了与世界平均值的差距，但仍需继续努力，向世界高水平国家看齐。虽然22个学科均有中国大陆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进入ESI排名，但是对于每所大学或科研机构而言，进入ESI学科排名的学科数量却参差不齐。绝大多数中国大陆大学都只有1～9个学科进入ESI排名。除了中国科学院在20个学科均有进入以外，重点高校情况也相对较好，大陆排名前6强的高校均有10个以上学科进入，且都有排名前10%的学科存在，尤其是前3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均有4个世界一流学科(表8)。同时重点高校仍然能够呈现与国内排名类似的文史综合类院校学科广而全、理工类院校学科少而精的特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国内高校发展策略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规划不谋而合。国内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可以促进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建设，科研竞争力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亦可推进整体实力不断加强。

(二)优势与劣势学科分析

从进入ESI排名的学科数量和具体排名情况看，中国高校在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领域占有相当优势。2012年的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的农业科学、化学、工程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等14个学科都进入了世界一流学科的行列，尤其是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工程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和植物学与动物学等8个学科还有顶尖机构存在，不过除了清华的工程学，其他所有的顶尖学科机构均被中国科学院独揽。同时在科研机构的统计中，中国科学院在发文量、被引总量、热门论文数、高被引论文数和进入ESI学科数5个指标上都名列前茅，这些都深刻印证了它作为国内第一研究巨头的科研竞争实力。另外，总排名前10位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学科都很齐全，并且每个学科影响力都很大，如哈佛大学有15个学科位于世界前10强，斯坦福大学有9个学科位于世界前10强。中国大陆高校只有北京大学的数学和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材料科学3个学科排在世界前10位，其他高校在世界前10强的学科领域则仍然处于空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大陆高校在学科建设上仍然表现较弱。纵览2005－2012年5次世界大学评价结果，中国大学或科研机构总体上在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上的优势相对明显，但也呈现出学科建设相对集中的现象:优势学科愈益强大，劣势学科发展缓慢。因此，在发展这些优势学科的同时，高校管理人员、教育发展监管人员也要注意到在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经济学与商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空间科学、免疫学、社会科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以及临床医学这8个学科中，中国大陆还没有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学科的行列，这也正是我们的劣势所在，急需加大投入，力争消除劣势，平衡发展，争创全面一流。总之，要真正实现与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接轨，中国大陆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建设仍任重道远。

学科建设论文例8

论文摘要：本文从现代科技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法制建设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切入，对于科技法制建设的时代需求、科技法学与科技法制建设的关系、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和科技法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指出科技法制建设是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科技法学是一个同当代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需要科技界与法学界共同予以关注。 论文关键词：科技法制；科技法学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代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科技创新能力为重要支撑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关注科技创新与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在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今天，研究探讨科技法学和健全科技法制的有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科技法制——时代与发展的呼唤 面对国际上科技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总体态势，我们不论是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认识，还是对于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解，都应该比过去更加深刻。这些认识和理解，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从总体上来看，知识经济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知识经济之所以从最发达国家先形成气候，其原因即在于此。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知识经济是无国界的，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或核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不竭的动力，并非发达国家的专利。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认为，人类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农业经济和200余年的工业经济发展阶段。近半个世纪来，计算机、晶体管、集成电路、个人电脑、全球网络、多媒体通讯等相继出现并迅速发展。一般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以微电子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和动力，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 显然，导致知识经济的产生这种革命性变革的，不是别的，正是以科技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科技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生命和核心，没有科技创新，也就不会有所谓的知识经济。然而，创新是具有风险的，知识是可以为社会所共享的。没有国家的扶持，没有相应的法律机制确保这种扶持，并建立相应的知识产出与收益回报机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社会运行，是难以为继的。 2、科技创新呼唤科技法制建设。在以竞争性和法制化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对于知识与科技的创新活动及其成效，影响极大。科技创新，呼唤科技法制建设。 随着科技进步和科技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科技、知识含量也在不断增加，知识经济也在相伴而生。相应的科技法律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 首先，科技知识的社会共享化属性，要求政府对科技工作尤其是基础科技工作的扶持，必须有相应的 法律保障。众所周知，今天所享有的有线通讯、无线通讯等许多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极大方便的科技创新成果，其基本原型和原理知识，就是贝尔、麦克斯韦尔等早年的发明和创新成果。①基础科学知识和其他公用性科技知识，是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需要国家长期稳定的投入与扶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重大基础研究计划（攀登计划）和正在实施的国家知识创新工程，正是这种投入与扶持的具体体现。基础性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周期较长，其效果的显现所需时间更长，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为了确保国家在某些重大基础科学领域处于主动地位，为了使全社会科技进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平台，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确保政府的扶持和科技投入。 其次，科技创新的与知识经济的社会运作，呼唤顺应科技发展规律、公平有序的科技法制环境。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产权关系的明晰是对市场竞争主体间关系的基本要求，投入的市场回报和价值的实现，是市场竞争主体的基本权利。而这些，都有赖于法律的确认和界定。按照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少数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机构以外，其他研究开发机构一律推向市场。2000年，242个原国家行业部门所属研究开发机构整体进行战略性改组，分别改制为企业或企业集团，或者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科技服务机构或中介机构。这些机构连同其它科技先导型企业，将以其适应市场需求的科技创新成果开拓市场、并在市场上取得其研究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条件。而要使科技创新能够形成这种良性循环，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是不可设想的。有人评判，如果没有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有长达200多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历史（美国1790年、英国1632年、法国1792年分别颁布实施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的专利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也许不会发生在今天的这些发达国家。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的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如基因专利的问题、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其它法律问题等，都有待法学研究和立法做出相应的回答。 第三，科技创新需要一种适宜创新的文化氛围，更需要一种适宜创新的法律环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不仅应成为法律所确认的原则，而且应为具体的法律规范所体现。科技人员权益保护制度、专业技术职称制度、科技奖励制度等具体法律制度的确立，正是构建适宜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的具体工作。 另外，某些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也需要通过法律的手段予以适当的限制。早在198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邀请联合国大学就科学和技术发展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研究，试图通过此项研究提出相应的法律方面的建议。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里的许多重大进展如基因工程与技术、克隆技术的应用等，也正在面临许多新的法律问题。 3、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离不开科技法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息是知识的表达，知识的传播与转移，完全可以通过现代信息传播方式来实现。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更是为知识的传播与转移插上了翅膀。今天，人们通过因特网，即可以完成计算机软件类商品的交易和有关知识产权的 许可贸易。如果说，传统的海关，还可以对作为知识产权载体的有形产品的贸易实施监管，那么，对于主要依赖信息传播方式实现的知识产权贸易这种知识经济运作的中心环节，如何实现监管，建立什 么样的运作规则等，都有待相应的立法做出相应的回答。 二、健全科技法制——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依法治国，首先就是要依法管理各项国家事务，使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当家作主根本利益的实现。科技事业，作为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事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在国家管理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健全科技法制，正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内在要求。 （一）科技法制的渊源与背景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当今世界，科技活动已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科技法律规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相当久外远的时期。纵观当今世界，科技进步速度较快、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科技立法也较为完备，科技法体系已经建成。如日本的《科技六法》收录科技法律、法规222件，另有科技条约31件，我国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长达134万字，其中大部分颁行于五、六十年代。近几年，有关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的科技立法，不论是各国国内立法，还是国际立法，其速度都在加快。科技法在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正日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科技立法也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二）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历程与阶段 我国的科技法制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949年10月至1976年12月为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初萌期，50年代初，60年代初期分别颁布了一批科技法规，1966年至1976年陷于停顿状态。 1977年1月至1984年12月，全国科学大会后颁行了四个科技奖励条例和一些科技法规规章，科技法制的春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春天同时到来，科技立法处于复萌期，其特征是，这时期较为零散，还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系统的科技立法。 1985年1月至1993年1月间，我国《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技术合同法》等重大单行科技法律和有关法规相继出台实施，并对专利法等进行了修改，有关智力劳动成果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成，标志着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已正式起步，并开始取得成效。在此期间，全国第一次、第二次科技立法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中国科技法学会正式成立并召开首届学术年会；科技立法作为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正式列入国家研究发展计划。由于科技法学及相关软科学研究的兴起，系统构建科技法制体系的任务已明确提出，并体现在国家科委的《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技白皮书）》上。 自1993年以来，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在“七五”工作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其主要标志是，具有科技基本法性质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已经正式颁布实施（1993年7月2日通过，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开始走向主动性、预见性、系统性立法阶段。科技进步法的配套法规，陆续出台并开始实施。 （三）科技法体系的建设与科技法学研究 综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科技法制建设的情况，大多也经历了从零散的科技法规范的制定、到单行或专门科技立法、再到系统化法制建设的过程。60年代以前，除了旨在保护智力成果权益的知识产权法以外，各国的专门科技立法较少 ，大都散见于其他立法之中。“60年代以后，各国开始制定科技基本法。这一工作是从实行判例法传统的英国和美国开始的。英国于196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法》，规定了国家的科技发展目标、组织形式等，成为英国科技活动的基本准则。美国于1976年在制定了《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组织和重点法》，确定了美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准则、实施范围与步骤、政府职责、重点领域及科技计划实施的组织形式等。此后，法国等欧洲国家、日、韩等亚洲国家、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都先后制定了本国的科技基本法，并加紧各方面的配套立法，走上专门化、体系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科技立法，随着科技进步法作为科技基本法的颁布实施，开始进入有规划、系统性、着眼于科技法体系的建设阶段。相应地科技法学研究，也已不再拘泥于某个单行法的研究或者某个专门法律问题的研究，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科技法体系的研究。 作为健全我国科技法体系的初步构想，笔者认为，除了宪法的有关法律规范外，我国的科技法体系应当是由科技基本法和15个方面的专门科技立法以及相应的配套法规规章组成的、多层次的科技法体系。这15个方面与科技进步法相配套的科技法律分别是：国家科技管理法，农业科技进步法，企业科技进步法，科技促进社会发展法，国防科技进步法，科技教育普及法（科普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法，基础研究与科学基金法，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合同法（已被吸收到合同法之中），研究开发机构法，科技工作者法，科技保障法（或科技投入法），科技奖励法，国际科技合作法，科技审议监督法。在科技法体系中，除了国家科技法律、科技行政法规、规章、有效的司法解释以外，地方性科技法规规章，也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 广义的科技法与科技法研究包括知识产权在内，是我们应有的共识。这一点，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们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台湾地区一年一度的智慧产权法研讨会，2000年改为“科技法研讨会”，其内容包括许多知识产权问题的研讨，许多新的知识产权问题也的确都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 三、科技法学—— 一个亟待发展的交叉学科 法学理论的研究与学科发展，是法制建设的基础，也是铸就法治精神、培养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科技发展、技术创新需要加强科技法治，科技法治是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科技法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与学科建设，亟待加强。 （一）法学科的整合与分化中科技法学的地位 80年代，在我国随着科技与法律的历史性联姻，科技法在中国诞生，科技法学作为一个新兴 交叉学科业被学术界接受，中国科技法学会和一批科技法研究机构相继成立，科技法学开始登上大学的课堂，一些全国性和国际性科技法方面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然而，其在中国大学的发展却不那么顺利。在大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同学科点的设置密切相关的。许多大学关心的是能否能他增加高层次学位学科授权点，至于该学科研究与发展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等专业性问题，则很少考虑。另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同学位授权点的设置的关系在大学里的表现，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学科的认可。这已经成为受“名正则言顺”训导的人们的思维习惯。随着法学科的调整，科技法学作为19 88年新增加的研究生学位授权点专业被取消，研究生的培养也只能作为一个方向，有的放在法理学，有的放在经济法学。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对于科技法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淡化作用，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以及科技工作特殊的内在规律性、科技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等，都对建设和发展科技法学科提出了急迫的需求，即从社会需求和发展前景来看，科技法学科的建设与科技法学研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或者说“只能强化，不能淡化。” 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科技法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科技法学在台湾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除了半官方性质的资讯科技策进会所属科技法律中心以外，台湾的交通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也设有科技法研究机构，承担科技法的研究工作，培养科技法学研究生。从2001年开始，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开始招收科技法的研究生。科技法学在台湾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二）法学科传统的分类方法及其对科技法学的影响 部门法的分类方法主要的可以表述为：依据调整对象的和调整方法的不同而将法律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同时又要考虑到现有的法律学科的划分和现有立法的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法学科。然而，在实际的划分过程中，每位学者则各自又有自己的划分标准和方法。而这种划分标准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又同该学者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密切相关。 另外，学科的划分与认可，本来也应当是各个学科（含原本还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学科）自由发展的结果。许多原来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学科专业的，现在已经成为非常热门的学科专业。如计算机及其软件、网络工程、信息管理等学科专业的设立，大都是随着社会的需要和研究工作的开展而兴起的。原本搞数学和计算数学的部分人转来研究计算机及其软件；原本搞计算机或者通讯或其他专业的转来搞网络工程；原本搞计算机、管理学和其他学科的人转来搞信息管理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创立了这些原本没有的许多新学科。这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常态，一种趋势。 然而，这种情况在习惯势力和其他非科学因素影响较多的学术领域（请注意，这是事实而非应然）却表现得非常难以“容忍”。先是经济法学遭受“诘难”，后有科技法学学科点被取消，都是这种习惯势力和非科学因素的影响。 作为科技基本法的科技进步法，通过立法程序将我国推进科技进步的基本方针、基本准则、基本经验、基本政策和目标体制、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同时，就科技工作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制度做出规定，从而，为建立科学合理、协调有序的科技法体系确立框架、奠定了基础。这部科技基本法的出台并实施，为科技法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也为科技法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 （三）科技法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思路 国家发展战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对于科技法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当代自然科学发展与新兴交叉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的经验，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因此，对中国科技法学界来说，理清发展思路，顺应社会实际需要，努力建设与发展科技法学学科，才是正确的选择。 1、既定学科专业目录的“限制”，不应成为学科建设的根本性障碍。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断提高，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产权法学在国际上格外被受到重视。联合国设专门法律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来管理和协调各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将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其重要的谈判议题并成为其重要的法律规则，近年来的纠缠不清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所产生的 影响也是尽人皆知，知识产权法学科专业发展的社会需求也是清楚的。尽管知识产权法学也没有被正式列入研究生的专业目录，但其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设立与发展均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和肯定。 2、重视和支持科技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结合深入研究科技发展与科技法治的实际，探讨科技法治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尽快确立起科技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为学科建设与发展奠定基础。社会实际需求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具备独立的学科特点和基本理论也是极其重要的条件。近年来，科技法学在科技立法和科技法的实施方面，国家和地方确立了一些应用性研究课题，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为我国科技法治建设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但在科技法学理论的研究方面相对较弱。建议在这方面予以关注，国家科技管理部门也应当给以适当的经费支持。 3、重视和支持科技法学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建设，是建设与发展科技法学学科的基础。在大学设立科技法研究机构，并开展相应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对于科技法学的发展与科技法制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学科专业目录的限制，常规的经费和其他支持条件同“本子上”有的学科点难以相提并论，给这类研究机构的工作造成实际的困难，而他们的工作又是直接服务与科技工作与科技法制建设的，因此，对于这类研究机构的建设，科技与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支持。 4、注重科技法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科技法学的教学，事关培养具有科技法律意识的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管理者队伍，也是科技法学学科建设的应有之意。但是，由于缺乏科技法教学方面的研究，使得教学与教材建设工作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 5、注重科技法学队伍的建设。由于科技法的研究毕竟涉及许多科技知识和科技管理问题，是许多原有的法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所不熟悉的，而加盟科技法学队伍的研究人员，由于其学科背景的关系，尚未得到传统法学界的认可。其结果是，一方面从原法学研究队伍中进入的较少（远不如经济法兴起的时候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研究人员加入的多）；另一方面，原本已有科技法基础的，也开始转向其他学科。因此，必须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稳定并发展这支队伍，这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 献： 路甬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N] 科技日报，1999 1 1（1）。 罗玉中·科技进步与法制建设[A] 司法部 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C]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59-272。 C.G.威拉曼特里·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M].张新宝等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 《科技六法》翻译组。（日）科学技术厅 科学技术六法[Z].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方明伦·中国科技法制建设的进程及沿革[A].段瑞春·科技进步的法律调节[C] 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2.344-351。 & nbsp;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白皮书第3号[Z].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211-242。 刘尚志·全国科技法律研讨会论文集[M].台湾：2000 11。 倪正茂·科技法学导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赵震江·科技法学（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郭庆存·科技法学在台湾的兴起[J].科技与法律，2001，（1）：108-111。 郭庆存

学科建设论文例9

【关键词】 文艺美学—建构中的新兴学科—艺术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

一

文艺美学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由中国学者胡经之教授提出的。它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正如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研究员所说：“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1]从1980年至今，20多年来，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 目前 ，文艺美学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我国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高层次人才和 科学 研究方向，正式列入 教育 部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全国重要高校大多开设文艺美学必修课或选修课，专职从事文艺美学教学科研的人员数以千计。WWW.133229.COM文艺美学学科呈现繁荣 发展 之势。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与美学、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美学与文艺学领域“拔乱反正”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受极“左”思潮 影响 日益严重，被极端化了的“文艺为 政治 服务”的口号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更是走向践踏一切优秀文化的地步，以其所谓“政治”取代一切，将一切美与艺术统统宣布为“封资修”而予以扫荡。这样的被扭曲的历史，终于在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领域的“拔乱反正”，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也相应“拔乱反正”。这就是对“十年文革”极“左”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批判，对美与艺术应有地位的恢复。“文艺美学”正是这一“拔乱反正”的产物，是对美与文艺这一人类文明表征的应有尊重。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是对美学与艺术应有地位的严重偏离，那么，新时期之初“文艺美学”的提出则是对其应有地位的回归。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将其运用于 现代 并介绍到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2]宗白华先生还谈到，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是哲学家的美学，但中国美学思想却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发展。如谢赫的《六法》、公孙尼子的《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等。当然，还有宗先生没有谈到的大量的文论、诗论、乐论、画论、园林建筑论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确极少西方那样的哲学美学，但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文艺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的发掘整理与当代运用一直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广大中国美学家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特有的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广泛的认同。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经历的由外到内转向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政治的 社会 的 分析 、出现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这样的明显倾向，后来干脆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1978年新时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开始纠正偏颇的美学与文艺学思想。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的不再提出，学术领域出现了明显地由外向内转向的趋势。这就是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由侧重社会政治的外部研究转向侧重艺术与形式的内部研究。于是，盛行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开始流行，学术界对文学艺术的内在的审美特性及其 规律 重新重视。这也成为文艺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而从更宽广的世界思想文化与哲学背景来看，文艺美学的产生则同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来由抽象的思辩哲学——美学到具体的人生美学的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从柏拉图开始都侧重于“美本身”（即美的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更演化成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有关美的本质[美的理念]的抽象逻辑探讨。1830年黑格尔逝世后，宣告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终结，从叔本华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的克罗齐、尼采，乃至此后的诸多美学家开始了对抽象思辩哲学——美学及与其相关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从抽象的本质主义逐渐走向具体的艺术与人生。因此，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与文艺学主潮，抽象的美与艺术之本质主义探讨式微，而对于具体的审美与艺术的探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李泽厚先生在概括这一世界美学与文艺学发展趋势时指出：“他们很少研究‘美的本质’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 问题 ，而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上，而审美的研究主要通过艺术（艺术品、艺术史）来验证和进行。”[3]文艺美学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美学领域局限于本质研究的一种反拨。从50、60年代到70、80年代我国两次大的美学讨论，都存在脱离生活与艺术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还是社会性派，都将自己的理论支点放到抽象的美与艺术本质的探讨之上，而对鲜活生动的文艺事实与实际生活置之不顾。文艺美学恰是对这种偏向的纠正。正如文艺美学的提出者胡经之教授所说：“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如果美学只停留在争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抽象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实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妙。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生产、交往、生活等实践），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4]

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目前有文艺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是美学与文艺学的中介学科；是艺术哲学；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之边缘学科等多种界定，大约有七八种之多。当然也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认为文艺美学最多只是美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意见均应共存，继续进行讨论。但我们却认为，文艺美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它既不是美学与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学科，更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既同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密切相关，但又同其有着质的区别的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具有明显的建构性、交叉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所谓建构性，是从皮亚杰发生心 理学 借用的一个概念，是对知识形成过程的一种科学描述。着重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作为文艺美学，其建构性表现在学科本身是众多美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并正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学科。所谓交叉性，说明文艺美学学科所特具的对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各有关内容的包含和兼容。正由于其交叉性才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不仅跨越以上学科，而且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充分体现了现代新兴学科的特质。而正因其是建构的所以是开放的，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或将要吸收众多文艺美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它永远是这一学者群体集体研究的产物。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学科“必须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5]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文艺美学具有以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和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学者群体，基本具备华氏对一个学科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的学科。

二

当代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有机的知识主体，或者也可以叫作是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之重要表征就是具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最重要根据就是认为它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因而构不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就明确提出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一提法，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文艺美学没有自己特定的独有的对象，因为美学就是研究各种艺术领域的美学问题，如果文艺美学也研究这些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由此可见探索文艺美学特有理论出发点之必要。目前，在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可谓众说纷纭，异彩纷呈。有的将其仍然归结为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研究；有的从分析审美活动着手剖析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的着重探索文艺主客体具体关系的存在方式，双重主客体的组合；有的从人类学这个视角考察和揭示文艺的审美性质和审美规律；有的从文艺本质入手着重论证文艺的结构之“再理解——表现——媒介场”三个层次等等。以上只是举其代表者介绍，不可能一一涉及。应该说这些探索均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文艺美学这一新兴学科提出的主旨，符合其产生的 时代 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前已说到文艺美学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世界和

关于文学 艺术 审美经验之具体内涵，正因为其极为复杂，所以我们试图通过综合的途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 方法 ，吸收各有关资源之有益成分，加以加以综合。由此，我们从一个基本特征和九个关系的角度加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如康德所说是一种关系性、中介性内涵，而不是实体性内涵。这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所特具的不凭借概念的个人的感性体悟与趋向于概念的 社会 共通性的二律背反。正如黑格尔所说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字眼。[9]这就是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特具的“二律背反”特性的对于审美经验的界说。正因为审美经验特有的这种二律背反，才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魅力、模糊性和情感性。对于审美经验阐述的九个方面的关系是：第一，经验与社会实践。在西方美学 理论 中，文艺的审美经验完全是主体的产物，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却将文艺的审美经验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 哲学 ——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快感。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快感，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快感、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快感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快感”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推翻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快感的同时，也是强调对快感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 历史 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 理学 。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 内容 ，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 科学 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 自然 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一种改造。长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学科都在一种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指导之下，将美学与文艺学的任务确定为对美与文艺本质的认识。这不仅抹杀了审美与文艺之情感与生命生存的特性，将其同科学相混淆，而且抹杀其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的基本特点 ，将其降低为浅层次的认识。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既包含了审美与文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特点，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由“此在”走向“存在”之生命与历史之深意。这是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美学的一种反拔。也是对审美与文艺真正本源的一种回归，必将引起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变革。而且，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也是对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正在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 总结 与提升。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以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方兴为艾，表明这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由纸质文化到 电子 文化、由精 英文 化到大众文化、由纯文化到文化产业的巨大转折。在这种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审美与文学艺术发生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巨大变化。唱片、光盘、广告、模特、 网络 文学……等等新的文学艺术生产与存在的样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快感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 研究 的评判等等 问题 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 工业 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快感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 经济 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快感，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 发展 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 中国 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 影响 ，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 现代 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三

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⑩由此说明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及世界观是一致的，从而彰现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决定了它必然采取以自下而上为主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由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从抽象的本质或定义出发的传统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理论文本扩充到鉴赏文本，进一步扩充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文艺美学学科的实际，也会更加彰现出理论家的理论个性。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又不是托马斯.门罗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而是现象学理论家杜夫海纳所使用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在审美直观中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对立加以“悬搁”，并进而直接面对审美经验的方法。诚如胡塞尔所说“现象学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直观是相近的”。[10]这种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并不完全排除同时包含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内容。因为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具有共通性的理论规范，否则就会完全成为只有个人能够理解的自言自语，从而缺乏 应用 的理论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美学不只是对单个审美经验的研究，更要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对在场的超越，走向人类“诗意地栖居”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这就使审美经验本身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与鼓励人类前行的精神的力量。文艺美学的产生就是一种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转向，因此文艺美学当然应该以内部的研究为主。也就是以审美经验为核心深入剖析其对象、生成、前见、发展、形态与比较等等，从而构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内部研究又不完全是独立自足的，而并不排除外部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等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不仅是审美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具有 政治 的、经济的、 时代 的等诸多社会属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乃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诸多特性。而从文化的视角说，当前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经成为文艺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诸如，种族的，女权的、后殖民的、生态的、文化身份的等等崭新角度的确能给文学艺术以崭新的阐释。但我们向来认为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并不同意当前西方某些研究者以文化研究取代或取消文艺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对文艺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还应是最符合审美特性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研究方法。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创立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是十分适合的。但对于以情感体验为其特征的美学，是否都要运用这一思辩哲学的方法，尚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美学史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研究中就采用了历史突破逻辑的方法，使这本美学史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意。由此，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说的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也不能采用思辩的方法，而应采用以审美经验的研究为主，辅之以逻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的基本着重点在历史的、当代的文艺的审美经验事实，包括作者自身的审美体验，主要以此为据提炼出理论的观点。当然也要借助当代流行的各种理论的概念和话语，但不为其所束缚，而以审美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充实、发展和突破。我们的另一个主旨还试图将当代的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方法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想采取传统的教化与灌输的方式，而是采取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经验，经验既具有社会共通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感悟性。所以，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悟。期望以此唤起他人的共鸣，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一点上，读者是有着充分的自由度和广阔的空间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的科学研究，希图激起读者更大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其探索新问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试图采用心理学的，阐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方法的多样性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

我们试图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有探索就必然会有失误。因此，我们热诚期望广大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到探索的行列之中，给我们以批评与指正。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仅仅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我们期待文艺美学这一新兴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在大家的呵护下更加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园地的一个新的贡献。

注释：

[1]《美的追寻—胡经之学术生涯》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2]宗白华：《艺境》第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李泽厚：《美学三书》第54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胡经之文丛》第41—42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8月版。

学科建设论文例10

2、美术专业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2．1传统的美术教学方式和观念影响深远。

从当前美术专业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可以看出，传统的美术教学方法和观念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敢放开手脚。大胆创新，对当前专业发展的趋势和市场实际需求把握不够准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术专业的实际教学效果。

2．2缺乏科学合理的美术教育模式。

从当前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美术专业教学模式。现代化的美术教育理念没有形成，其结果导致美术专业教学基础单一、学科建设跟不上时代需求，重点不够突出。

3、美术专业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

3．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随着我国对经济增长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实践应用型美术专业和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开始增多。比较明显的例子，在动漫游戏行业，近几年发展非常火爆，而相关专业的人才，尤其是优秀的艺术设计人才，非常缺乏。从这方面来看，美术专业学科的建设，一定要结合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在经过深入细致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合理设置相关专业，并及时对课程体系的内容进行调整。

3．2优化专业配置，探索美术相关专业的互动教学

。美术专业的范围要适当扩大，同艺术设计、电脑美术、服装设计和摄影等专业深度结合，扩大专业学科的跨度，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不同专业的特色优势，提高学生对美术专业的理解层次，通过相关专业互动教学的模式，实现对相关知识的深度整合，减少学生重复学习雷同知识的负担。

3．3建设高水平的美术专业教师队伍。

美术专业学科的建设，要注重从人的层面做起，首先应该是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因为，教师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肩负着推进学科进步，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因此，要建设高水平的美术专业教师队伍，把教师人才队伍的培养提高到重要的战略高度，培养一批专业理论知识扎实、教学经验丰富、敢于大胆创新和实践能力强的优秀美术教师人才。

3．3强化美术专业基础教学，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

在美术专业学科建设过程中，要稳扎稳打，切勿过激冒进，要强化美术专业基础知识教学，让学生打牢基础，扩展学生学习的范围，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平面和立体结构的研究、材料的研究、色彩的研究等独立而又互相作用的知识模块，从而使美术教育摆脱艺术家个人化、自由化、非科学化的主观倾向;美术教育，坚持工作室(车间)制的教育模式，让学生亲自参与制作，充分发挥其潜在的创造能力的教学方法，突破以往纸上谈兵的局限。可以说美术专业的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美术专业是一种美学艺术，美学艺术教育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和主观性。基于这种情况，教学要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强化基础课教学。同时，还需要重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强化艺术教育。艺术教育不是技术教育，单纯的技术传授不是现代艺术教育的全部内涵，深厚的文、史、哲修养是视觉文化创作者必需的文化积淀。

3．4美术教育理念要与时俱进、兼容并包，不断创新教育方法。

继承“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强化创新意识，现代艺术领域之宽，跨学科之广，综合性之强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区要继承“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既博纳中西古今文化之精华，又吸收中外艺术教育的有效资源，以此营造一个宽松而充满活力的学术与创作氛围，旨在强化创新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相关院校应围绕教育教学的核心任务开展学生工作，现代美术教育方法着重从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较之以往的传统教育方法，现代设计教育应该主要强调“启发式”、“协作参与式”和“开放式”三种教育方法，以此作为传统教育方法的补充和更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