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公司管理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工商公司管理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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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审计质量对控制管理舞弊的重要意义

（一）审计对管理舞弊防范的必要性一直以来，审计师被人们称作经济警察和经济卫士，自然地，在对管理舞弊的防范方面，审计届必须起到表率作用。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中第四条规定[2]，“舞弊是一个宽泛的法律概念，但注册会计师关注的是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舞弊。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故意错报，包括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导致的错报和侵占资产导致的错报。”由此可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必须要对管理舞弊实施审计。

（二）审计对管理舞弊防范的有效性要想实现高质量的审计，就必须对审计工作的每个环节都加以关注。但是，由于审计证据的真实性、充分性和相关性是对审计质量的基本保证，所以审计取证环节也就成为了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环节。虽然管理舞弊的审计取证的模式在不断地进步，已由最早的账目基础阶段发展到制度基础阶段，再到现在的风险基础阶段，但现代的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显然还不够完美，存在局限性。

三、加强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审计防范

（一）正确的高层管理理念

1.企业应追求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眼光要长远，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能一味的以牺牲企业未来的资源为代价获取短暂的眼前的利益。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领导者或者说管理者应该是有远见的，他制定的发展策略应该是站在一定的战略高度之上的。一个真正意义上高素质的管理者，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一定程度上来讲应该是行业利益最大化、社会利益最大化。

2.正确的认识财务报表于公司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只用一份正确客观反映公司业务实际情况的财务报表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对公司日后发展策略的制定有指导意义的。每个管理者当然都希望自身的财务报表反映出来的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指标是健康的甚至是优秀的，这样才能取得更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任，筹集更多的资金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可是通过舞弊等手段，粉饰出的虚假财务报表，纵使能骗取一些投资者和债权人投入资金，帮助企业暂时性的渡过难关，这个漏洞就会想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3.理性对待审计结果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审计指出财务报表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理解为为了给企业找的麻烦。审计出的问题恰恰是以前、现在或不远的将来会阻碍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管理者自身看待评价自己的管理成果，总是不能做到100%的客观公正，这是每一个自然人的本性也是不可能完全突破的局限性因素。而审计就如同照镜子，有机会通过第三者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企业。企业应该珍惜利用每一次的审计结果，把审计当作是对自己的体检，及时的发现和治疗问题才可能帮助企业长久发展。管理者应该利用审计结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企业自身还存在的管理方面的漏洞，及时地对管理制度和业务实施规范进行科学恰当的调整，使得内部控制更加健全。

（二）利用审计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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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结果

1.横截面差异

我们检验了管理会计实务是否因区域、行业、以及公司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比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仅发现一个重要的(p=0.05)区别: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的公司更倾向于采用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计划。不同行业在采用以下实务中存在显著的区别:成本分摊、目标成本、生产预算的编制、业绩评价中使用平衡记分卡、内部流程评价指标、学习和创新评价指标、在企业层层落实业绩指标。与非制造业企业相比,制造业企业更多地应用了13种方法,如目标成本、质量成本报告、销售预算、平衡记分卡。同时与我们的期望相符,公司规模的不同导致了更多的差异,管理会计方法在大公司中应用得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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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存在的

前不久，财政部在给原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建议，在相关法规未完善之前，暂停受理和审批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待有关部门提出相关措施后再做决定。这使一度活跃的管理层收购销声匿迹了。这也表明在我国体制的转型期，由于证券市场还不成熟，法规也不健全，使得我国上市公司在实施管理层收购中面临着更多的问题。

1．收购主体的合法性问题。目前的管理层收购通常是由管理层注册成立一家新公司作为收购目标公司的主体，然后以新公司的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来购买目标公司的股份，这个新的公司的资金来源大部分需要机构的贷款。这种壳公司也应当遵循《公司法》，而《公司法》要求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从目前已发生的几个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的案例来看，就存在有些公司对外投资超过净资产50％的现象。另外，当前的管理层收购案例中有不少采用了职工持股会的做法，但职工持股会的性质是团体法人，实际上是不能从事投资活动的。

2．融资渠道的问题。国外管理层收购通常的做法是：管理层先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将资金注入公司，再由该公司以自身资产及目标公司的资产或未来收益做担保向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然后对目标公司进行收购。收购结束后，目标公司往往由公众持股的股份公司变为由少数人控制的私人公司。然后，收购公司再将目标公司的部分资产卖出，收回现金用来偿还债务。最后，对目标公司规模、资本结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协调、整合、改组，努力提升公司业绩，待时机成熟时再将公司上市，转为公众公司。

从国外管理层收购的经验来看，收购团队通常用自有资金提供10％的收购款，所需的其他资金的50％～60％由商业银行以及专门进行风险投资的公司提供。其余部分以次等债券的形式，通常以私募或公开发行高收益的债券来筹集。

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金融支持与服务体系，因而还无法为管理层收购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与服务。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管理层收购的运作，主要方式是股权质押贷款，但由于风险的不可控性，以及现行法规不允许商业银行持股并参与企业经营，贷款规模与监督力度都无法满足管理层收购的需要。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要有大的突破也比较困难。

3．国有股（法人股）问题。我国股票市场当初创立的主要目的是给国有企业增加融资渠道，因而为保证国家对企业的控制，通常有过半的股权是以非流通的形式——国有股（法人股）的形式存在的。据统计，这种不流通的国有股构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这使得在管理层收购的实施中出现了两个问题，即收购的股权比例不合理和股票的定价不合理。

（1）收购的股权比例不合理。国外的管理层收购，通常是在证券市场上竞价收购股票，因而收购的股权比例不容易控制。而且由于监管较严，管理层为了减少在管理层收购之后进行业务重组和实施激励方案时可能遇到的阻力和纠纷，通常管理层及其合作伙伴几乎会持有公司的全部股权。

在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管理层收购中，管理层的收购目标均是国有股权。因为持有了公司中的国有股权，管理层就拥有了对公司的最终控制权。加上国内的法规不完善，监管也不利，致使中小股东的权益缺少保护，因而管理层根本就不去证券市场收购流通股。此时管理人员居于公司内部，掌握着内部信息和公司控制权，并具有更强的获利动机，因而管理层很可能会变本加厉地侵犯外部股东的利益，从而导致新的“一股独大”的问题的产生。

（2）股票的定价不合理。目前国有股一般是按净资产的价值转让的。这样的定价明显偏低，已经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不满。从那些公司股价的变化情况来看，社会公众已经选择了用脚投票。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社会公众股东高额的认购款。如果转让法人股，让管理层几乎不付代价地分享上市公司的财产，就相当于国家在帮助管理层掠夺公众股东的财富。

国有股的价格偏低，使管理层面临的债务负担大大减少，不需要努力提高经营业绩就可以偿还债务并获利，那么管理层收购的激励效果就大大降低。另外，国有股的贱卖，也可能助长管理层的投机行为而不是激励他们改善公司业绩。

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对策

1．修改《公司法》，给收购主体以合法地位。前面提到管理层收购中，有关壳公司的一些操作明显地违反了现行《公司法》的一些规定，而要使管理层收购得以在合法的框架下实施，就需要对《公司法》进行一定的修改。为实施管理层收购而修改《公司法》，国外早有先例。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有民营化的过程中，就放宽了《公司法》的限制，允许收购者以被收购公司的资产为抵押来筹集资金，从而推动了管理层收购在英国的实施。另外，要使管理层收购切实起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公司业绩的作用，还应完善其他相关法规，并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

2．拓宽管理层收购的融资渠道。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体制，致使商业银行无法在管理层收购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我国需要在金融领域做一定的改革。例如，通过成立新的专业金融机构或将现有金融机构的营业范围适当放宽，给予管理层收购资金上的支持。但这一改革的过程可能需较长的时间。就来说，较为可行的办法是由证券公司提供融资支持。因为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是我国目前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主要机构。这些机构拥有专业的人才和资本运营经验与能力，他们可以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设计相应的收购方案。而且对于证券公司而言，由于传统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管理层收购也为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赢利机会。

3．国有股减持和股票全流通。国有股的高比例和不流通，使我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一个困难的阶段，这两个能否得到良好的解决可能会对未来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把竞争机制引入股份制和资本市场中，既有利于形成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又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还能扩大市场规模，避免市场操纵行为的发生。通过国有股的减持和流通让一部分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让更有竞争优势的民间资本进入，退出的国有资本转用于社会保障或投入应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部门，就使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各得其所，推进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1）从制度上消除国有股的形成，使国有股真正成为问题。国有股减持如果仅仅减存量而忽视增量，那么国有股减持将要永远进行下去。因此，必须改变现行的新股发行机制，从根本上消除不流通股产生的制度根源。只有让新股全流通，国有股减持才有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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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可行性

按照中国加入WTO的协议条款规定,现在距离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商业银行通过设立基金,进而过渡为混业经营,可以实现业务多元化,提高管理风险的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从而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自己发起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拥有以下一些优势:第一,商业银行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的几个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第二,商业银行拥有先进的业务技术系统和资金清算的强大优势;第三,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营销网络和客户资源,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的比例,拓宽收入渠道,避免风险过于集中于信贷领域;商业银行拥有强大的销售网络,可为基金客户提供全面、便捷的各项服务,通过结算、信贷、储蓄等服务手段,可以了解客户的投资需求、投资特点及其他相关信息。

三、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模式研究

1.以德国为代表的商业银行直接下设基金管理公司来开办基金业务。商业银行直接以全资附属的方式设立了资产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这种模式一般在混业经营的国家中较多出现。由于该模式下商业银行对基金管理公司具有出资和控股关系,为了满足基金管理法规的要求,在一家商业银行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情况下,应有另一家商业银行来进行基金托管。

2.以美国为代表的由金融集团控股方式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来开办基金业务。该模式是由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母公司,在其旗下直接或间接设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托管银行等,形成一个金融控股集团。其特征在于基金公司完全独立于金融集团旗下的商业银行。从我国的国情和金融体系特点来看,我国银行走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实现混业经营模式最可行,银行设立基金公司可以作为银行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一个试点。我国商业银行通过该模式开办基金业务,在法律和监管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3.该模式符合目前分业监管的监管现状,监管成本较低4.随着国内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该模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

四、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控制

截至2004年末,中国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已达24.5万亿元,M2/GDP的比例已达189%,是世界比例最高的国家。但企业依然存在融资困难的问题,以致民间融资异常活跃。中国金融管制过严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扭曲了社会融资的结构,同时也使全社会的金融风险集中体现在银行体系中。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是金融改革的必然要求,但是商业银行直接设立并运作基金的风险不容忽视。就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而言,除了普通金融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外,还包括利益冲突风险、内部控制风险、联动风险等。1.利益冲突风险。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和托管基金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2.联动风险。联动风险指某子公司面临的风险会迅速传染给其他子公司和整个集团,使整个金融控股公司出现问题;同时,由于我国自2003年以后不再发行封闭式基金,现在商业银行设立基金也要设立开放式基金。开放式基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份额不固定,投资者可以自由赎回,其流动性问题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一旦商业银行基金的流动性出现了问题,就有可能放大到整个银行的流动性上,从而引发整个银行的风险。

3.内部控制风险。内部控制风险指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各子公司之间可能通过关联交易来转移利益。为了营销基金,商业银行内部部门之间利用关联交易倾斜资源,出现“利益输送”现象。“利益输送”现象在基金市场上表现的很明显。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同时管理着很多支基金,为了提高自己的品牌,把资源倾斜到旗下的某些基金,从而打造几只所谓的明星基金。

五、小结

《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只是混业经营的第一步,也是中国金融改革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单一银行体系向多元化市场体系过渡的过程中的一步。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融资结构严重依赖于间接融资的格局下,商业银行设立基金有利于优化银行盈利模式,探索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实现混业经营的银行发展模式。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几年来通过开办基金托管和代销业务,在人员培训、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能否给银行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要取决于银行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商业银行要真正做好基金业务,必须充分借鉴国际经验,解决商业银行与基金公司在利益分配、风险预警与隔离、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基金业务推动银行改变依靠贷款规模增长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促进中国银行实现向现代化经营模式的转变。

[摘要]2005年2月20日,酝酿已久的《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由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共同制定推出。这标志着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本文试图对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意义、模式及存在的风险等几个方面做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商业银行;基金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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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盈余管理的有益性

一方面，从个别公司来看，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难免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如某物件市场供需不平衡价格大幅度升降、某些优惠政策的颁布、某准则条例的修改等，而需要更换从前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方法，以更好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实现企业价值更大化，减少违反债务条款、失足配股门槛等带来的风险，即经营者能够利用会计自由选择权进行会计政策合理选择、会计估计的合理判断以及信息的恰当披露，可以保护公司免受现实状况带来的不必要损失。另一方面，从整个市场来看，盈余管理并不会扭曲公司当期税前的账面价值，并不会误导报表使用者，反而可以使账面盈余更准确地表示公司的实际价值。所以我们认为，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反而更容易引起报表使用者的警惕性，报表使用者能够坦然、理性地面对公司盈余管理，而且更青睐于盈余比较平滑的公司，也正如斯科特所认为的，盈余管理可以作为一种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使股价更好地反映公司前景的机制。

三、中小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管理现状分析

1.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相关研究表明，中小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会计盈余管理行为，尤其是在IPO过程中。为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2年年度报表ROA分布图，图2、图3、图4分别为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1季度、半年度、3季度报表ROA分布图。其中：ROA为报告期净利润与期末资产总额之比；图中的条柱为报表中ROA的分布；横轴为ROA；纵轴为公司比例。我们可以发现，在0处ROA的分布均具有明显的跳跃现象，即样本比例在0的右边突然增多，与在0的左边样本则突然减少形成鲜明对比。在我们看来，此现象的产生就是盈余管理的结果。

2.盈余管理公司呈现增长趋势

从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2年各年年度报表ROA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出，从2004至2012年，在0处ROA分布的跳跃现象越来越明显，尤其是2010~2012年，0右边附近的样本数急剧增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近几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盈余管理公司数量的急剧增加。从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各年1季度、半年度、3季度报表ROA分布图，同样可以得出此结论。

3.盈余管理呈现季度差异

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各季度报表ROA分布图，从左往右的四个图依次为：1季度ROA分布图、半年度ROA分布图、3季度ROA分布图和年度ROA分布图。从图9可以看出，在0处ROA分布的跳跃现象在各季度报表中表现得不一致，1季度ROA分布图的跳跃现象最为明显，半年度和3季度的次之，年度报表ROA分布图的跳跃现象则较为缓和。即1季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多，而年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少，可能是由于年度报表需要审计的缘故。

四、思考与建议

1.投资者是具有信息判断能力的

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小上市公司1季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多，年度报表反映的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少。而许晓芳和方略（2012）研究发现，中小上市公司1季度报表的信息含量最少，股价波动与其报告盈余偏离最大，年度报表的信息含量最多，股价波动与其报告盈余拟合度较好。这说明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使用了年报中披露的盈余信息，而很少使用1季度报表披露的信息，他们能够意识到，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年度报表由于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相对更具有真实性和规范性，而1季度报告存在更大的盈余管理程度。因此，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信息判断能力，中小上市公司管理者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应当明确此点。

2.会计盈余管理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一方面，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不管是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方法，还是重组事项和交易等，都需要在财务报告中披露，思考如何进行盈余管理、如何进行披露将增加公司管理者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而且还会引起诸如证监会、媒体、相关利益群体等的关注，从而可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契约成本（如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投资者较为保守，比较排斥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或通过自己直观地发现公司存在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方法变更，或通过一些专业分析师或学者研究发现公司存在其他隐蔽性的盈余管理行为，则公司盈余管理幅度一旦超出了他们预期或接受范围，他们就会立即放弃该公司，甚至加入投资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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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步伐日趋加快。仅在2009年，我国就有15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并购重组，其数量约占全部上市公司的十分之一，涉及金额3300亿元。2010年，在国资委提出的五年减少80-100家央企的要求下，上市企业开始大规模并购重组。图1是2011-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统计图。从总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单数呈连年上升趋势；交易金额除2012年略有下降外，2013年又大幅提升，2013年前10个月的交易金额已经超过以前各年度。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并购日渐活跃，并购目标多元化，支付的手段较为单一。

1.2并购金额不断扩大

2007年我国并购总金额达到了27亿美元，2008年则突破了30亿美元，2013年时则达到了316亿美元。虽在这期间并购金额上下有浮动，但在金融危机时期并购金额持续保持高位。换一个角度分析，从并购金额来看，在金融危机时期，企业并购金额屡创新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成熟，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也不断地增强，某些中小企业为了发展，积极并购企业且并购活动持续深入。

1.3并购范围不断扩展

从地域的范围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并不局限于国内。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为例，公司以25亿美元并购了美国能源公司的部分股权；又以72亿美元买下瑞士AP公司；横跨亚洲、非洲等地进行并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地域和空间范围的扩张。从行业范围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不光从能源矿石出手，也涉及到制造业等行业。

2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面临的主要风险分析

2.1并购重组前的风险分析

2.1.1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政策风险

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对公司的生产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贾征和李进（2013）分别从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两个方面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期上市公司进行并购重组所面临的政策风险。国内政策的出台会使相关产业的并购得到发展或受到管制，而国外政策如贸易保护等，则也会对并购产生影响。如果不能及时地关注这些政策信息的变化，盲目进行并购重组，公司自身势必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2.1.2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定价风险

鲍屹锋（2013）指出我国企业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情况，企业逃税，营造虚假业绩等行为使得上市公司对于目标公司的并购定价难以估算。大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变化，小到对于目标公司的基本信息了解不准确，以及评估体系和方法不成熟等，共同构成了并购价格不能精确定位的风险。

2.1.3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融资风险

整个并购重组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企业为了保证其并购重组活动的圆满完成，常常需要进行融资。在此过程中，上市公司面临着一定的并购重组融资风险。徐永翔（2011）指出，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同时银行等融资机构尚未在并购重组融资中发挥出其应有作用，这就导致了企业并购风险的产生。这说明不能有效地融资，对公司自身的资金流通也会造成巨大风险。

2.2并购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上市公司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面临着支付风险。徐永翔（2011）提出并购资金使用的风险主要来自资金流动性产生的债务风险和利用财产杠杆产生的债务风险。如果上市公司因此债台高筑，不仅无法实现并购重组的最初目的，还会使自身走向灭亡。

2.3并购重组后的风险分析

2.3.1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管理风险。

每个公司都有其固有的管理模式。贺辉（2013）就上市公司与其并购公司组织功能不同，企业文化与理念也存在着冲突，员工安置问题突出展开了论述。如此种种都给企业并购重组带来了危机和风险。

2.3.2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经营风险。

徐永翔（2011）认为上市公司与目标企业的战略，主业存在着不一致的风险，甚至相差甚远。唐阿楠等人（2010）也经过探讨得出结论：如果无法使整个企业集团产生经营协同效应，就会产生规模不经济，达不到并购预期而产生的风险。经营某种程度上说决定了一个公司的未来，经营风险必须被上市公司充分重视。

3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运作模式也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采取了并购重组的方式，将资产进行重新配置。上文已经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各种风险进行了分析，现在本文从并购重组准备；并购重组实施；并购重组整合这三个阶段可能产生的风险提出一些防范和控制的意见和建议。

3.1对并购重组准备阶段所面临的风险提出的防范建议

3.1.1要科学选择并购重组对象，进行精确化研究。

一个上市公司要成功地完成并购重组，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并购策略。贾征（2013）对公司并购重组提出过三点。第一，上市公司需要积极制定并购重组战略，对行业、地域以及基本途径、方法进行明确。第二就是要积极寻找并购目标和机会。第三就是公司要成立专门的人才培养机构，收集潜在的目标资料。上市公司在并购重组前需要提高获取信息的质量，建立健全企业的价值评估体系。这样才能降低并购方由于账目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产生的财务风险（徐永翔，2011）。

3.1.2对被并购方的市场进行调查，注意市场和政策。

在并购前，不仅要对目标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研究，还要对其经营的产业进行分析和研究。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并购重组后公司的财务状况，也会由于政府对不同产业有着不同的政策而受到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只有明确政策的动向，才能保证并购重组后的顺利融合。

3.2对并购重组期实施阶段所面临的风险提出的防范建议

3.2.1增加支付方式，减少融资风险。

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无法在融资方面给予企业过多支持。所以，我们需要增加支付方式，比如对符合条件的公司，通过采取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为其提供金融支持。或者探索设立并购基金的新的融资模式。同时，企业需要减少并购的成本，尽量减少长期债务的增加。

3.2.2确保企业内部的流动资产的稳定性，防范支付风险。

徐永翔（2011）指出，企业利用债务融资或者股权融资进行并购，其偿还债务的主要来源是目标企业并购后的现金流量。所以，如果企业要降低这种融资风险的产生，不仅目标要选择那种经营风险小，市场面大，前景好的企业。最重要的是在并购的时候，企业和目标企业所背负的长期债务都不能太多，而且，要保持企业内部流动资产稳定性。

3.3对并购重组整合阶段所面临的风险提出的防范建议

3.3.1完善内部管理，注重企业文化整合，减少管理风险。

贾征（2013）指出上市公司在完成并购重组后，需要完善内部管理，强化企业内部的控制机制，防止企业管理的失控。同时并购后的企业一般会产生文化冲突，所以企业需要充分地研究自己和目标的企业文化，对其进行修订，使其进行融合，反映出整体的价值理念。徐永翔（2011）提出可以从企业形象、职工行为等方面入手，培育新的企业文化。同时还要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3.3.2分析并购后公司的行业发展方向，减低重组后的经营风险。

徐永翔（2011）认为企业在并购后扩大了企业本身的规模，这就需要对企业所处行业进行分析。对并购企业是否能够取得目标企业的核心资源以及并购后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论证。确定企业的行业方向，降低并购后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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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上市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处理好经营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利益、权责问题，并促进双方积极努力为公司服务，防止权责不明导致的治理混乱。有效的公司治理是以合理的股权结构为前提的。股权集中可以帮助上市公司有效实行监管，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都存在国有股权的主体地位不明确的问题，很难保证国有股权人格化的形成。这就导致上市公司中的国有产权闲置。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从管理机制方面到管理力度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样不利于对公司经营管理者的有效约束，进而经常发生道德风险，造假、侵吞资产等腐败现象。这种内部治理主要依靠经营管理者进行控制的现象，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聘用和评估等竞争机制来实现对经营管理者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些竞争机制的评定标准主要是外部市场对公司控制权和价值的影响。这样的竞争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上经营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竞争机制也代表了股东对经营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约束。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国家所占股份比重过大，而且这些股份又不能在股市上流通。上市公司由于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股的买卖不足而发生了控制权的实质性转变，这直接影响了敌意收购机制和竞争机制对经营管理者的约束力度。

国有股所占比例大的股权结构保证了上市公司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充分实现独立自主。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其将部分资产改组上市以后，就会产生两套法人体系，这就会造成部分控股股东在市场圈钱的现象，给上市公司的资产造成影响，甚至损害了股份公司职工的个人能利益。两套法人体会对上市公司在不公允的关联交易下发生了价值扭曲，并且误导了投资者，间接的损害了股东的利益。例如，湖北兴化的一个尿素企业，其生产的尿素一直被某集团公司以高于市场零售价的价格进行收购。但是某公司不在对其产品进行收购，该尿素企业的业绩就出现大幅度下滑。在1996和1997年，该企业发行的股票每股收益为1元至3元，然而在1999年上半年，该公司发行的股票就出现大幅下跌，每股股票收益为-0.243元，发行股票在价格1至4元的落差。这无形中对公司中小股票持有者造成不小的损失。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盈利主要是靠中小散户来实现的。因此，我国股票市场应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实现我国证券市场的壮大和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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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分包商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

合同管理流程不完善，对分包商约束力力度不够。公司所属各项目部普遍反映分包队伍不好管，完工后与其结算结不下去，更有的分包商在工程急、难、险、重的时候，向项目部索要更高的价格，苦于工程特殊情况和来自工期等方面的压力，项目部往往不得不在大大高于投标预算价格时妥协，导致工程成本增加。为今后的结算工作，大大增加了难度。致使资金回收紧张，严重影响公司正常施工生产和经营活动。

三、从规范合同，强化分包商管理

为了加强资金回收过程，防止企业应得效益的流失，减少分包商不合理要求，提高管理的有效性，让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严肃分包商管理工作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几年现场经验和对结算问题的理解，浅谈对分包商管理方面的几点建议：

1.重视施工前的合同签订管理

在以往的工程中出现过合同签订时间滞后的情况，接到中标通知书后基本上都在两个月左右签订施工合同，使我们不能及时在施工所在地设立帐户，自身垫付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施工准备、前期赔偿工作不能及时开展。近两年公司注重施工前的合同签订管理，意在成本的事前控制。从目前来看，效果不是很理想，虽然事先签订了分包合同，但分包单价过高，成本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成本超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成本超支的压力仍然很大。主要表现在分包价格过高，没有给后续阶段留下利润空间，使后续阶段成本超支的可能性极大。工程公司在与分包商结算时，分包商往往出现漫天要价，夸大不实的工作量，对先前在施工中的约定，抵赖否定、不断扯皮，造成成本超支的风险。针对公司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强调严肃分包商的管理注重合同签订，应该做到没有合同不允许开工，没有合同不给支付费用，这是控制我们费用超支的一个必然过程。项目部签订合同应当采用“纵向管理”，合同单价包死制度，避免与分包商之间相互扯皮的情况产生，影王乔北京送变电公司北京102401响施工进度。

2.细化合同内容

施工合同是项目部对承包商管理的依据。在合同签订中，必须详细了解和非常熟悉合同文件，并针对本工程各自的需要，不断完善。合同起草前，项目部应对分包劳动效率、消耗情况了解和掌握，做到心中有数，对于当前分包商的实际发生成本有客观的监督比较作用，同时对于报价越来越高的分包商可能会有一定警醒震慑作用。同时施工合同中要必须使用标准合同条款的合同文件。

3.奖惩明确、注重合同索赔管理

当前工程市场竞争激烈，施工企业不仅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经营水平科学管理，控制工程开支，严谨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发挥技术和设备的优势，通过自身潜力的挖掘来赢得效益，而且也应通过加强合同的索赔管理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对分包商管理工程中，应当奖惩分明，制度严格。对于在急、难、险、重、公司重点窗口工程中，表现突出、能够更好展示公司形象，赢得口碑的分包商予以优先考虑。同时，阻碍工施工进度，造成损失的，企业应对分包商进行索赔。综上所述，随着公司项目部建设的不断深入，加大对分包商控制力度成为了新的课题。笔者对公司未来分包商管理问题提出几点初步的想法：

⑴企业应当引入“招标竞争机制”

《孙子•势篇》说：“善战者，求之于势”。势者，形势、态势也。竞争中的“势”有优劣之分，强弱之别。优胜劣汰，能者居之。对于那些资质好、素质高、工作效率强，表现突出的分包商，企业可以优先采用。招标竞争机制能激发了分包商的的主动性，分包商之间有了竞争和比较，才更能便于施工企业的管理。

⑵对分包商采取考核管理

在分包商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采用考核的方式。做到以目标为牵引，以考核为推动力，加强对分包商管理过程中的监督。在分包商签订合同后，项目部要针对签订合同的内容，对分包商进行考核。如：①合同履约能力情况；②是否存在二包现象；③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④在施工过程中是否服从项目部管理，是否存在打架斗殴、偷窃盗用等影响公司形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问题。项目部可以依托对分包商考核制度，进一步强化管理。对考核不符合标准的分包商，应严肃处理，对在考核中表现突出的，在新工程上优先考虑。

（3）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

在送变电发展史中，分包商在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互利共赢”既有对以往战略的继承和发扬，也有新形势下的新内涵，未来还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完善和充实。公司更需要培养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素质与熟悉电力施工全过程的专业人员，来开展对分包商的管理。管理人员在处理与分包商的矛盾方法是否得当，将直接取决于能力的发挥。运用心理学的方法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加强心理沟通，只要有利于工作，大公无私，大胆地使用，目的是为了心理沟通和解决问题。比较复杂的间题，事前做好充分准备，不能强调生硬的管理，要进行面对面的口头沟通和交流，选择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平等地双向交流，关注分包商的心理变化，真诚地以心换心，有情、有理、有利地开导和劝说，必要时化整为零多沟通几次，这样既能改善、协调、融洽心理关系，又能借助良好的心理关系促进心理上的认同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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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现金比率高代表着公司拥有较高的变现能力；存货周转率高，代表资金周转速度快，可获得较高的资金效益；应付账款周转率低，表明公司延长了利用信用融资所得资金的时间，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应收账款周转率高，表明账款回收周期短，资金被占用的成本低；流动资产周转率高，对流动资产的利用就越好，盈利能力就越强；固定资产周转率高代表拥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因此作出以下假设：H1：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现金比率与财务绩效正相关；H2：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存货周转率与财务绩效正相关；H3：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周转率与财务绩效负相关；H4：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与财务绩效正相关；H5：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流动资产周转率与财务绩效正相关；H6：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与财务绩效正相关。为明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研究，

2相关性分析

首先，运用SPSS软件对45家公司的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现金比率与总资产报酬率的系数值为0.266，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应付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的系数值分别为0.205、0.237，固定资产周转率与总资产报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的系数值分别为0.209、0.257，概率P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它们在0.05水平上微弱正线性相关。应付账款周转率与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的系数值为0.292、0.348，存货周转率与流动资产周转率的系数值为0.521，其概率P值均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应付账款周转率与存货周转率在0.01水平上微弱正线性相关，应付账款周转率与流动资产周转率在0.01水平上低度正线性相关，存货周转率与流动资产周转率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线性相关

3回归分析

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在5以下，数值处于0~10的区间内，各自变量的容忍度都在0.1以上。这表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不会因为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而出现失效或者不合理的问题。可以得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Y=0.235+0.707X1-0.185X2-0.164X3+0.028X4+711X5+0.247X6由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可以得知：总资产报酬率与现金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在正相关关系，总资产报酬率与存货周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同时，根据各自变量的P值可以看出，现金比率、应付账款周转率与总资产报酬率在0.1水平上有显著线性关系，其他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均不显著。本出的6个假设中，H2、H4、H5、H6没有得到验证；其余2个得到了验证，H1、H3显著成立。H2不成立，表示存货周转率过高会降低财务绩效，原因可能在于企业为了追求高存货周转率产生了赊销。H4、H5、H6不成立，表明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与总资产报酬率虽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资金过多地流向了外部、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减少了相应的现金流量，以致于减少了盈利。由以上分析可知，合理的存货周转率，合理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对于提高企业绩效是至关重要的。

二营运资金管理优化措施

1加强对现金的管理现金管理制度的完善

现金日常管理措施的优化，能有效提高现金管理水平。包括定期核查库存现金，定期核查银行存款，定期与银行进行对账，及时了解资金流向，保持合理的银行存款，进行合理的投资行为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等措施。目前我国主要通过经验模式来确定最佳现金持有量。经验公式为：最佳现金持有量=（1±销售收入变化%）×（上年现金持有量-不合理占用）。企业也应合理采用实行这一模式来确定现金量。

2加强对存货的管理存货的周转是否及时

决定着公司是否能收回成本获得利润。然而一味追求高存货周转率而盲目增加赊销是不可取的。所以，要加强存货的管理。首先，要制定相应的存货控制制度，不仅财务部门对存货的资金进行管理，仓管部门对存货的实物进行管理，共同对存货资金与实物的综合协调管理，这种制度可以让公司对存货的各方面有清晰的认识，从而保证存货账实相符。其次，原材料采购要就近合理采购，实行限额领料制度。再次，要合理安排作业，控制在产品数量，控制生产成本。最后，要通过分析市场行情制订合理的销售计划，扩大销售。

3加强对应付账款的管理

应付账款周转率越低越有利于企业利用其他资金进行生产经营，但是企业也应该慎重地做出决策。如果企业当前开展新的生产经营活动或需要购置固定资产但又缺乏资金时，就需要将生产活动和购置固定资产未来的收益，与延期付款失去信誉的风险结合起来考虑，在确定收益大于风险时，才能延长应付账款周转期，避免将来出现因无力偿还资金而导致信用降低的情况。

4加强应收账款管理企业进行赊销时

需要客户确认收货单据上的内容，并签字盖章，这是未来进行收账的证据。做好跟踪工作，了解客户的偿付能力。在赊销期间，要分析客户的财务报表，根据以往的购货付款情况以及目前的财务状况来调整信用额度，在应收账款即将到期时提醒客户付款。如果应收账款已经逾期，不是客户的责任，就是企业没有做好信用管理工作。客户出现不能支付账款的原因可能是恶意拖欠或是因为经济不景气暂时无法支付，或是习惯性拖欠等等。这时企业为了追回货款，可以采取法律程序或是与客户沟通等。当账款不能收回是企业内部原因时，包括企业没有对客户进行科学的信用评估，盲目急切地想销除货物，或是没有做好后期跟踪时，企业就要完善自己的信用政策，通过与信用评估机构的沟通来了解客户的信用级别，决定企业对客户的信用期限长短和现金折扣的大小。

5保持合理的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规模

不合理的流动资产规模和固定资产规模会导致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占用大量的资金，减少公司其他经营活动所需的现金流量，企业资金短缺可能会导致企业倒闭，就更不用说有利于营运资金管理和企业绩效的优化。所以要保持合理的资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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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企业家或者企业看作道德主体，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可能是源于企业家或者企业的纯粹道德良知。②企业社会责任道德理论指出，企业必须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约束（Phillips等，2003）[18]，这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须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和指导性的道德准则。同时，Linthicum等（2010）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视为一种建立和维持声誉的途径。如果一个企业看重它的声誉，那么保护这一声誉的意愿可以抑制企业及其管理层参与不被社会接受的活动。因此，管理层可能基于加强企业声誉的战略动机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通过限制盈余管理来降低对企业声誉的潜在损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不佳的企业相比，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的企业有着可预测性更高、更加持续和平稳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国数据研究发现，对社会越负责的企业的应计质量越高，且从事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管理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委托理论进行扩展，则委托人可能是社会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这种情形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降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成本，缓解可能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上述理论均支持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假设，这一关系也与Kim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国内亦有学者对此问题展开研究。朱松（2011）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市场评价越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钟向东和樊行健（2011）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财务业绩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也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盈余管理。邓学衷等（2011）亦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盈余管理对社会责任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出于建立和维护声誉、提高财务业绩的战略动机，或者出于道德约束的利他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H1：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论（Simon，1955）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个体的理性被信息、时间或认知能力等约束条件所限制。盈余质量低的企业管理者可能通过“信息超载”（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声誉效应掩盖其所做的盈余操纵及其他不当行为，转移公众的视线（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会责任的履行很可能与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关联（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机动机履行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可能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和财务业绩的判断。

基于此，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发现，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或组织的经济利己主义时，道德准则可能仅仅只是弄虚作假的烟雾弹，管理层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盖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不当行为。Petrovits（2006）研究发现，财务报告中利润略大于0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履行慈善活动（如资助慈善基金会），这表明企业为了达到特定阈值（如利润0点）、避免亏损，会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同时战略性的运用企业慈善项目来加以掩饰。Prior等（2008）以26个国家的593家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企业是否会使用企业社会责任从战略上来隐瞒盈余管理。他们从SiRiproTM数据库中选择指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使用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最终发现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Chih等（2008）从FTSE全球指数数据库中选取46个国家的1653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将样本划分为社会责任表现较好和较差的两个子样本，研究了在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子样本中的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们发现，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应计盈余管理中更为激进。在Kim等（2012）看来，企业可能将参与社会责任作为维持声誉的一种手段，通过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为企业营造出一种透明的形象，以获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证”，从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会形象背后进行盈余管理。这一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企业基于机会主义，在从事盈余管理行为之后，会试图通过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来掩盖它们的盈余操控行为。高勇强等（2012）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可能会利用慈善捐赠来掩盖或转移外界对员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关注[6]。此外，通过在理论的框架下关注管理者的投机行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发现，基于对自身职业生涯或个人名声的考虑，管理层可能也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投机取巧的动机和我们对“诚实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虑，基于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不当行为关注的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与假设1存在竞争性的假设2：H2：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相关数据均来自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开发的CSMAR数据库。对于初始数据，本文进行了如下的处理：（1）剔除归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样本期间被冠以ST、PT的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在发行A股的同时发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样本；（5）剔除总资产或所有者权益小于零的样本；（6）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根据上述标准进行筛选，最终得到9371个有效的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其中，观测样本的年度分布情况为：2005年1158个、2006年1147个、2007年1167个、2008年1289个、2009年1365个、2010年1448个、2011年1797个。此外，为了控制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的选择和度量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本文选用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具体计算公式为：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2.解释变量———盈余质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现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过Dechow等（1995）的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具体来说，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业－年度回归。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它是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计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总额。此外，该模型在传统估计方程中加入常数项，有利于消除异方差和缓和模型缺乏规模变量而引起的计量偏误。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为了综合考虑企业对盈余的操纵情况，本文对DAj,t取绝对值后作为盈余质量的第一个变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业对盈余进行操纵的程度，所以取其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变量时，数值越小说明盈余质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进（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还发现，在Jones模型下，企业的极端绩效会对计算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为克服这种现象，同时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将公司的绩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计过程中，提出两个改进的模型，其中之一为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ROAj,t-1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同时在销售额变动的基础上扣除应收账款的变动，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总资产收益率。与文中计算DA1的方法一致，对模型（3）分行业-年度回归的残差取绝对值，得到盈余质量的第二个变量DA2。此外，Kothari等学者还提出另一个与业绩相关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业绩与企业应计之间相关性。具体做法是，对于每个行业内的企业，按照总资产收益率排序并分组，然后为每一家企业选取总资产收益率最为接近的企业作为配对样本，采用模型（1）、（2）计算每家企业的DA1，将企业与配对样本的DA1相减（配对公司值为减数）作为该企业盈余质量的第三个变量DA3。综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业年度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业绩调整和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别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考虑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对计算得出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均取其绝对值。作为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衡量指标的DA1、DA2、DA3，均为指标数值越小表明企业的盈余质量越好。（3）盈余质量的另一种衡量指标是应计质量。根据调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计算盈余质量指标（DD），这一指标广泛应用于财务报告质量的研究文献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为计算该变量，首先分行业－年度回归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为j公司第t年营运资金的变动，具体地说，为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资产的变动之和，减去应付账款和应交所得税的变动；CFOj,t为j公司第t年经营性现金流量；ΔREVj,t为营业收入的变动；PPEj,t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价值；TAj,t-1为j公司第t-1年末总资产。在对模型（4）分行业－年度回归后，得到各企业各年度的回归残差，根据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归残差计算标准差，即得到企业第t年的应计质量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则表示企业的应计盈余质量越好。3.控制变量。本文在回归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变量，以避免可能影响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遗漏变量问题。之前的文献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大规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强调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具有高度道德承诺的企业的市场价值更高，企业价值高的企业会承诺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以保持它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价值（TobinQ），并预测企业价值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正向影响。为了控制与杠杆作用相关的盈余管理动机以及杠杆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影响，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加入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业增长机会的影响。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发现企业在自身财务业绩不佳时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规避损失，因此参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反映企业亏损情况的虚拟变量（LossD）和反映企业现金流情况的虚拟变量（NegcfoD）。最后，我们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及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变量的定义和度量见表1。

（三）实证模型参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计了如下回归模型来检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在模型（5）中，CSRj,t为j公司第t年的社会责任表现；QAj,t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质量，分别由DA1、DA2、DA3和DD来度量。H1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小、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倾向于更多的从事社会责任活动以回报社会。H2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大、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可能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掩饰其对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时，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鉴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归结果在报告t值时，均采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1.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均值为1.0799，中位数为0.8536，但都与最大值5.4257相去甚远。这符合预期，一方面，数据表明当前半数以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进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处理异常值，在样本中仍包含个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很好的企业，不过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如此超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值并不是普遍情况。（2）关于盈余质量的指标，在分别采用修正Jones模型、业绩调整以及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时，DA1、DA2、DA3的均值分别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盈余质量指标（DD）的均值为0.0334，中位数为0.0282，最小值为0.0047，最大值为0.1172，企业间总体变化不大。（3）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变量（Size）的均值为21.7099，中位数为21.5624，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企业价值（TobinQ）变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数值都超过1，表明大多数企业的估值都高于资产的账面价值；企业资产负债率（Leverage）的均值为0.4847，中位数为为0.4996，表明样本中半数以上企业的负债小于所有者权益，企业偿债能力尚可；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均值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2008年观察值的样本中，仍能有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企业的成长性是非常不错的。2.单变量差异性检验。如表3所示，按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小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1），另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大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2）。在组1和组2中，分别计算盈余质量变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对组间均值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在组1中的均值小于在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标的组间均值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论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H2，考虑到不同变量在差异性检验中存在的不一致结果，我们在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中予以进一步检验。3.相关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从表4的分析结果来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标，无论是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2、DA3），还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都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在之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展开检验。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与企业规模（Size）正相关，表明大规模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计算的三个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与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高度相关。表中各变量之间（除解释变量的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表5检验了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列（1）到列（3）中，我们分别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关衍生模型计算的指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后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值（CSR）越高，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的系数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个结果与“政治成本假说”一致，即大规模企业有着更强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这些企业受到媒体和投资者更高的关注，它们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众形象。企业价值（TobinQ）的系数显著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韩国的企业样本研究表明，价值高的企业会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以维系它们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这两位韩国学者的观点一致。总的来说，结果支持假设H2，即积极操纵盈余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视线，掩盖其对公众不利的行为。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本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1.交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本文构造了以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盈余质量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由于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转换有利于解决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参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构造模型（6）进行检验。表6的列（1）至列（3）分别呈现了以可操控应计利润值（DA1、DA2、DA3）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4）给出了以应计盈余指标（DD）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然，逆向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结论，即社会责任与盈余质量存在负向影响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企业价值（TobinQ）的回归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有着高市价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企业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盈余质量越好。2.解释变量的选择。为了减少盈余质量变量上的测量误差，我们分别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两个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四个反映应计盈余质量的指标，回归后得到一致的结果。在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个衍生模型③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分别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3.变量标准化处理。参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将所有连续型变量减去其均值后除以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做是因为指标的单位不一致）。④我们将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即表8中带有“_s”后缀的变量）代入模型，替换原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数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设置与检验。为了尽可能地减小模型中因疏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与上期值进行差分得到变动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带有“Δ”前缀的变量），并用变动值构造如下change模型，对模型（7）进行回归，结果（见表9）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5.样本期间的选择。为了排除在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金融危机影响的可能性，本文从研究样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观察值，并重新进行上述回归。结果（见表10）与前文假设H2保持一致。

（四）内生性检验由于企业自身特征可能会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因此，为了克服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两阶段回归法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第一阶段，参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虑公司规模、财务业绩及成长性等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使用Probit模型回归并估计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体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释变量QA_dum为虚拟变量，当企业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业年度中值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解释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市账率（MTB）、总资产报酬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及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同时在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以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第二阶段，将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该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表11的PanelA部分报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较小、市账率较高、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为Heckman（1979）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选择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此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也与文中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四、进一步研究

（一）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二十多年以来，民营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国有企业占优势的局面并未得到较大改变。目前，60%以上的中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家。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导致企业行为承载着太多的政治任务（如保障就业率、社会稳定等）（黄速建和余菁，2006），其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为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服务的，而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吴联生等，2010）。因此，国有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投机动机。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产权更清晰，经营目标更单一。当非国有企业面临较大市场压力时，基于IPO动机、增发或配股动机、扭亏保壳动机，往往会更多地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刘凤委，2005），通过供销价格差异、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方式粉饰财务报表（陈信元，2003），以调高业绩。企业性质决定了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完全来自于外部压力。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更倾向于“战略慈善”，其对经济动机的考虑更加明显（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应该更显著。根据股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用分组样本对模型（5）进行回归，以验证在不同股权性质下，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我们对国有和非国有样本组中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4.31，p值为0.0380；列（5）、（6）中DD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3.99，p值为0.0459。总的来说，非国有样本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大于国有样本组，组间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操纵行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由此可见，由于非国有企业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关联度相对较低，因此，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质量水平的影响。

（二）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自Berle和Means的经典论著《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于1932年问世以来，企业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问题就成为公司财务研究领域长盛不衰的焦点问题之一（陈德萍和陈永圣，2011）。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势有效，大股东控制权对企业发展的干预仍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因此，本文拟针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组，进一步考虑企业的股权结构对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作为衡量股权结构的指标，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权分散的企业中，广大中小股东“搭便车”的心理严重，难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地制衡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论框架的管理层机会主义假说，管理层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并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掩饰对盈余所做的操纵。此外，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公司股价造成的潜在压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对中小股东构成致命威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其更有可能无视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及其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做的掩饰。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在非国有企业中，相对于股权集中的企业，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的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更显著。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组中，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前10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股权相对集中和股权相对分散的两个子样本组，对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12的列（3）、（4）、（7）、（8）。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股权集中的企业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在股权集中和股权分散的组间进行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2.99，p值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数未通过差异性检验。因此，我们有所保留的认可，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股权分散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归系数大于股权集中的企业。由此可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管理行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监管力度相对薄弱的股权分散型的非国有企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