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合作论文例1

贵州省深居内陆，开放程度不高，经济比较落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尤其是2012年国发2号文件的颁布，为贵州省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带来了希望。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进出口额在波动中迅速上升。其中，从进口额来看，1978年贵州的进口额是1360万美元，2012年进口额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24倍，达到了167933万美元；从出口额来看，1978年贵州的出口额是256美元，而2012年则达到了495223万美元，是1978年的1935倍，可见其出口额增长迅速。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在关税减免、贸易补贴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出口增长非常明显，从2010到2012年这三年间，出口额增长率分别达到42．14％、56．01％、64．87％。纵观贵州省近年来的贸易状况，其进出口贸易在波动中快速增长。纵观近年来，贵州省进出口额变化是呈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基数较小，外商投资企业规模偏低，进出口货物额不高，使得全省进出口规模较全国其他省份仍然处于落后水平。同时，由于新兴市场机制尚未建立，国际贸易交易不足，相对于广西、云南国际经贸发展状况，贵州进出口贸易比较落后。根据以上分析发现，美国金融风暴，对贵州进出口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贵州省对外贸易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

1．2贵州与东盟经贸合作状况

贵州省地理位置优越，被誉为西南经济区的东翼，具有西南地区与东盟开展边境贸易、腹地和西南经济区与华中经济区商品集散地及物流枢纽的区位优势。东盟历来是贵州省进出口的重要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后，各国相继出台税收减免、产品扶持等相关政策，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以及资金投入。在贵州与东盟贸易往来中，贵州主要发展和出口初级工业品以及技术含量低的纺织、化工、生物技术、传统中药等行业；同时，贵州对东盟富有吸引力和有比较优势的轮胎、化肥、钢绳、烧碱等产品，以及食品、中药材等的出口量将会有明显的增长。此外，在能源贸易中，贵州与东盟的合作空间比较广阔，相关资料预测显示，贵州在未来的20年间电力市场前景较好，市场广阔。但是贵州的资源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根据上述分析发现，近年来贵州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主要集中于传统药业、农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品等方面，其市场前景广阔，自身区位优势突出，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是历史所趋、民心所向。

2贵州与东盟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关税制度、产品生产技术等的影响，贵州与东盟经贸合作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2．1双边贸易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

由于受传统贸易思想以及劳动力素质偏低，技术匮乏的特征的影响，在贵州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还基本停留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阶段，所交易的农产品仍是以大米玉米、天然橡胶、鱼产品、木薯、花生、油菜等初级农产品，产品的科技含量低，同时还有部分农产品相互重叠，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甚至是零附加值，对双边贸易国家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同时，在进出口的工业产品方面，贵州与大部分东盟国家主要发展零部件加工业和矿产资源开采业。因此，这种单纯依靠进出口技术含量低的农产品和初级加工品，附加值较低，生产规模较小、生产质量也尚未达到国际标准，从而使得贵州与东盟贸易发展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

2．2贵州与东盟各国的比较优势利用不充分

贵州的比较区位优势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原因在于：一是贵州深居内陆、经济发展相对比较滞后，尤其是于广西、云南这些省份相比较而言，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难以与之抗衡，与东盟贸易的发展速度比贵州更快；二是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势力的干涉，这些国家的势力已经严重干涉东盟的经济贸易，并牢牢占据着他们的垄断产业。如在能源产业方面，美国和荷兰的石油公司基本占据着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的市场；在电子产品制造业方面，被日本公司牢牢占据和垄断。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跨国公司打着自由贸易区的旗号，在交易中享受着最惠国待遇以及其他的关税优惠政策，不断扩张他国产业，使其国外贸易环境日趋恶化。为此，贵州与东盟各国必须认识到，单纯地进出口金属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难以占据市场，也终将会被竞争对手所取代，所以必须与其他省份相互合作学习，推动高新产业的发展，推进出口产品的转变，成为贵州与东盟贸易发展的主要问题。

2．3贵州与东盟双边贸易依存度较低

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而言，开放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贸易的开放程度也就愈高。纵观贵州与东盟近年来的贸易进出口状况，其主要的贸易对象是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尤其是农产品，而且双边贸易中还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可见双方贸易依赖程度不高。同时，其贸易的规模较广西、云南而言也较小，而且贸易产品单一、优势发挥不充分，使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很滞后，而且可以说，贵州外向型经济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3促进贵州与东盟经贸合作的策略

东盟作为贵州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合作伙伴，贵州省商务厅正积极组织和鼓励企业及各贸易进出口单位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以及在“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指引下，提高对外开放力度及依存度，进一步促进贵州与东盟双边投资和外贸业务的繁荣发展。

3．1提高贵州与东盟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在贵州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主要以进出口初级农产品以及粗加工的工业品，其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因此对促进双边贸易往来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为此，在当前的贵州与东盟贸易中，应该根据国际贸易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双边贸易环境，充分发挥贵州与东盟的区位优势以及特色产业优势，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一是东盟国家各国贸易发展较贵州而言，比较繁荣，贸易状况比较复杂，应成立信息服务共享平台，加大对东盟市场的跟踪与调研，保持与东盟各国联系，交流双边的信息咨询服务；二是贵州应该以高新技术产品代替传统的初级农产品以及粗加工的工业品，这些高新技术产品涵盖云计算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电子技术，同时还可以对传统的中医药行业增加技术投入，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以及新兴产业中的环保业和旅游业等，是贵州出口贸易结构发生转变；三是调整贵州进口结构，贵州省将以往以中高档消费品为主转变为进口先进设备和中高档原材料为主，在进口产品中不再是单纯地进口消费型产品，而是进口生产型商品，在对东盟产品的使用中，提高其产业的技术结构和水平，与东盟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并把与东盟的对外贸易做大做强。

3．2深度挖掘和充分发挥贵州与东盟贸易优势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的东翼，深居大陆内部，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经济发展滞后，人均收入较低。但是，贵州在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具有诸多区位优势：一是从贵州省的地理区位上来看，被誉为西南经济区的东翼，具有西南地区与东盟开展边境贸易、腹地和西南经济区与华中经济区商品集散地及物流枢纽的区位优势。为此，在贵州与东盟贸易交流中，应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西南交通咽喉之地理优势，加大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二是贵州省自然资源种类繁多且总量丰富，有自然资源宝库的美誉，应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其中，贵州省水能理论蕴藏量为1874．47万千瓦，能够开发和利用的为1325万千瓦；煤炭资源储量丰富，仅次于陕西和内蒙，其储量占总储量的5．2％，是西部大开发重要工程“西电东送”的产地之一；由于贵州地形复杂、地势起伏，所以该省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其中野生植物3800多种，野生动物1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3700余种，这也是贵州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除此之外，贵州地处横断山脉，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这里山清水秀、色彩斑斓、溶洞形状各异，这里珠连璧合、相映成趣，形成了独特的自然风光资源，在未来的贸易合作中，要把大力发展旅游业提上日程，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将形成广州－桂林－贵阳－昆明－曼谷的一条世界级观光旅游线路。三是贵州还是中国重要航空、航天和电子工业基地之一，技术力量雄厚，为整个贵州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贵州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总的来说，在加强贵州与东盟经贸合作中，充分发挥双边贸易区位优势，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进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贵州对外贸易竞争力。

经贸合作论文例2

摘要 中韩自建交以来经贸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山东作为中国的贸易大省，与韩国有着较密切的贸易关系。但鲁韩贸易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如贸易不平衡，贸易摩擦等问题。因为人类的活动总是受资源稀缺性的制约，所以某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在有限的利益分配中对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预期产生影响，他们也以其他经济主体的预期为基础选择自己的行为策略，这种相互选择策略的过程形成“博弈”。本文就是针对如何进一步深化鲁韩经贸合作、扬长避短这一问题，运用博弈的理论进行的深入分析研究。 关键词 博弈；经贸合作；鲁韩 1问题的提出 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山东省与韩国的经贸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资料统计，2005年山东省与韩国的贸易额达157.5048亿美元，其中对韩国出口为65.6054亿美元，进口为91.8993亿美元。截止2005年底，韩国对山东省的投资累计合同金额113.8566亿美元，实际投入33.8538亿美元。双方的经贸合作已从探索性阶段进入实质性阶段。尽管鲁韩贸易发展势头强劲，但仍存在隐忧和障碍。从外部因素分析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韩国贸易政策障碍 山东在对韩贸易政策上相对宽松，尤其是对于投资拉动的贸易给予了相当优惠的待遇。以承接日韩产业转移为主要日标的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打造更加速了对韩贸易的增长。而韩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则侧重于出口，1962年韩国就推出了“输出立国”的经济开发战略，对进口贸易实行一定的限制。如在关税保护方而.韩国的政策措施表现为:对进口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实行弹性关税制度，经常根据需要加征调节税。二是利用“特别保护条款”设置障碍。韩国政府通过修改《关税法》，对大麦等多种农、副产品实行特别保护条款，最高保护税率达986%。三是开征“特别紧急关税”。规定在某种产品进口激增或导致国内市场价格下跌时.自动课征“特别紧急关税”。四是反倾销调查。除此之外，韩国还制定一些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尤其是技术壁垒手段。这都是韩国贸易政策所设障碍的表现。这种贸易政策的松紧不一、不协调同步势必造成贸易中的不平等和进出口额的不平衡。 （2）贸易不平衡潜伏着隐患 从近几年贸易统计数据看，山东的贸易逆差仍有继续扩大的迹象（见图一）。尤其随着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和承接韩国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这种投资拉动型的贸易将会进一步拉大进出口差距。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发展地区经济不必苛求贸易的完全平衡。但长时期的贸易逆差又得不到有效抑制将会加深山东对韩的贸易依赖性，使山东处于被动地位，容易受到对方牵制。此外，进口贸易中投资产品过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地相同产品的成长和成熟。尤其是山东的塑料、纺织、化工产品。何况鲁韩贸易逆差还会加剧中韩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外汇收支失衡和中韩贸易关系脆弱，最终影响两国贸易合作的健康发展。 （3）贸易摩擦将会增多 韩国的加工制造业向山东转移的同时，也带来了海外市场转移，使得过去山韩国直接出口美国和欧洲的产品现在转山山东加工出口。加大了山东对美欧市场的贸易顺差.这就容易引起这些贸易伙伴的警觉和适度保护。因此，针对山东的非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案件也会逐渐增多。 参加区域贸易协定的各方都有其经济动因，这就注定了此类贸易问题的不可避免。但如果都把个体利益放在区域利益之上，那么区域经济合作将很难取得太多实质结果。因此如何协调区域利益是贸易双方激烈博弈的领域，也是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 2选择韩国进行贸易合作的依据 区域间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是区域合作的目标。然而，良好的合作目标并不能保证区域间的合作持续进行。正如在现实中看到的那样，有的合作只是流于形式。地区之间谈判商定的项目不少，但实际投入的项目却不多；有些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不能长期地进行下去。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区域合作是否找对了对象以及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具体到山东的合作战略来说，为何确立韩国为合作对象，又如何保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战略的重点所在。山东与韩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比较优势。 2.1经济发展战略的结合点，提供了双方大力合作的机遇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区域经贸合作的动机是建立在成本的差异上的，合作的实现促成区域分工的产生和发展， 通过分工则可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并有效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山东省经济基础较好，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市场广阔，但在其经济发展中却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不足等问题，而且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而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技术、资金、人才、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势，自然资源、劳动力及其市场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而，韩国与山东省都有着加强对外经济交往与合作的要求，双方开展经济合作，可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繁荣。这是两地发展经贸关系的前提。 2.2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地缘优势明显 山东与韩国隔海相望，两国间最短的距离为99海里，发展经贸往来不仅可节省运输费用，而且可减少中转环节而产生“近距效应”。山东交通运输发达，物流运输畅通完善，已初步形成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为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并形成了方便快捷、运力充足的“交通走廊”，青岛至釜山的货运航线、威海至仁川的客运航线、烟台至釜山的客货航线、青岛至汉城的空中航线均已开通。青岛至汉城的空中航班甚至比通向国内任何城市的航班都多，这为双方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奠定了基础。 2.3环境的相似性及文化的相融性 山东在自然地理、文化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背景方面都有与韩国的相通、相融性。山东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特别是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的气候环境与韩国极其相似。山东与韩国在历史文化、生活习俗上具有许多相近之处。山东省与韩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民间友好交往，经贸往来频繁，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等有许多相同之处。文化传统的相通，使贸易双方更容易沟通。这是与日韩进行经贸合作的潜在优势。 2.4双方的外部环境有较大改善，为扩大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国际局势走向缓和，这对于韩国与山东省在新形势下发展经贸合作是重要的积极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东北亚地区有关国家日益重视区域性的经贸合作，东北亚地区中的各种经济圈，如“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等设想接连出台。而韩国和山东省同属于环黄海和环渤海经济圈，并在这两大经济圈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进一步带动韩国与山东省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 2.5中韩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顺利，为扩大鲁韩经贸合作提供了保障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往来越来越频繁。中韩两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海运协定”等合作协议，并成立了“产业合作委员会”。目前，双方已在汽车、民用飞机、原子能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上达成协议，双边经贸合作已进入了产业合作的新阶段。随着中韩政治、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山东省与韩国的合作交流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为今后扩大山东省与韩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保障和方便条件。 3鲁韩博弈的理想状态与必然选择－合作与双赢 3.1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在博弈模型中，根据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这是博弈论中最基本的一个分类，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博弈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能，就是合作博弈，否则，就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是建立在“个体理性”(个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而合作博弈则是建立在“集体理性”(集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目前非合作博弈的成熟程度大大高于合作博弈，是博弈论的主流。但事实上，合作博弈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博弈理论。因为，虽然从长期来看，合作是有条件和暂时的，但毕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活动行为；另外，从博弈的角度来看，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率的；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效率、公正、公平，合作博弈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或效益。当非合作博弈呈无效率或低效率时，就说明了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2合作—鲁韩双方博弈的必然要求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博弈双方有可能结成合作的同盟关系，这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各参与方的收益之和为大于零的值。因此 ，通过合作博弈所能得到利益大于不合作所得到的利益，这正是战略联盟形成的基础。 假设山东和韩国都有两种策略得以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和消极的合作态度。如果韩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而山东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韩国预期将损失m个单位，山东将得到n个单位的预期收益(这里m>0， n>0)。在现实中可以理解为，韩国在山东投资后，山东没有积极地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韩国对预期收益没有信心于是想退出，但由于退出壁垒造成了较大损失。山东却因此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韩国那些固定资产而得益，但却只能是非重复博弈下的一次性得益，对鲁韩甚至是山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的贸易发展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而如果山东和韩国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双方均分合作的预期收益，各得预期收益为r个单位(r>0，为了简单起见，这里设合作双方均分合作的预期收益，按其它比例分配也可)。如果山东和韩国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合作名存实亡。双方可能在名义上签订了许多合作项目，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付出努力使合作项目得到落实。从实际意义上讲，双方是不合作的，双方的收益都为零。如果韩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而山东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韩国可能将一些污染严重或面临着被淘汰的产业转移到山东，从而实现了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山东却因接受了这些产业，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产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遭受损失。韩国的预期收益为p个单位，山东的预期损失为q个单位(这里p>0， q>0)。并且我们假设r<n或r<p(如果r≥n且r≥p，我们会容易得出该无限次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山东和韩国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鲁韩合作博弈的得益矩阵可以用下表来表示，其中第一个数字表示韩国的预期收益，第二个数字表示山东的预期收益。 鲁韩合作博弈的得益矩阵 韩国 山东 积极的合作态度 消极的合作态度 积极的合作态度 r，r -m，n 消极的合作态度 p，-q 0，0 如果双方的合作只进行一次，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我们容易用重复剔除严格策略的方法来推得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山东和韩国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收益都为0。但这个博弈是无限次重复博弈，博弈双方的积极合作是有可能建立并能持续进行的。假设在每次博弈结束之前，山东和韩国都有s的概率在下一阶段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而且每次博弈的结果都不变。在给定韩国没有首先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并坚持触发策略(如果山东在博弈的某阶段选择了消极的合作态度，韩国将在随后的各阶段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的条件下，只要满足s大于一定的阈值，山东就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也就是说合作双方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合作得以持续进行。相似的，容易得出在给定山东没有首先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并坚持触发策略的条件下，只要s满足上述条件，韩国也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合作同样能持续进行。 因此，在以上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当s足够大时，合作的双方都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也就是说双方都以积极的合作态度参与合作，合作得以持续进行。这里我们定义u是山东和韩国都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的门槛值。所以只有当双方在下一博弈阶段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的概率s>u时，鲁韩合作才会持续下去。合作预期收益r的值越大，合作门槛值s就越低。换句话说，当合作的预期收益r足够大时，博弈双方都会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 3.3结论 合作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合作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而充分条件是合作方能够通过有效磋商，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约束彼此的经济行为。满足这些条件的经济合作一定会给各成员带来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并且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也即只有真诚地与所有合作者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对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虽然各方都想通过有效磋商使自己的获益尽可能的多，表现出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但至少存在一种使各方均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 只有双方都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才会有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出现。因此，通过合作博弈所 能得到的利益大于不合作所得到的利益，这正是合作博弈的魅力之所在。足够大的预期收益是鲁韩贸易合作得以维持的条件。预期收益越大，鲁韩双方选择消极态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是鲁韩经贸合作取得较大的预期收益的必备条件。但是，预期合作收益高的项目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来提高合作的预期收益才是合作得以持续的内在动力机制。对于山东来说，合作的重要目标是接受韩国的产业转移、吸引韩国企业家到山东投资、引进韩国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等来发展山东经济。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山东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合作的预期收益，以促进鲁韩的经贸合作持续发展。 4

经贸合作论文例3

2012年7月26日，第七届两岸产业共同市场论坛在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该次论坛由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广西桂台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协会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

第七届两岸产业共同市场论坛有以下特点：

一是主题明确，紧扣两岸关系和经贸文化合作发展趋势。第七届两岸产业共同市场论坛的主题是：“共同推进ECFA实施 深化两岸产业合作”，重点研讨在两岸和平发展新形势下，桂台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成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定机遇，创新合作机制，务实推进双方合作。论坛设立3个主要议题：推动ECFA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两岸产业合作的路径与制度创新；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成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定机遇促进桂台产业合作。二是由于论坛主题和议题是台湾业界关注的重点，引发岛内企业界、学术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参与。由于再次当选，两岸关系继续朝着良性互动方向发展，推动ECFA落实成为两岸互动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也是台湾业界关注的重点。在只有1个月准备时间，又值台湾学校放假的情况下，仍然邀请到台北经营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台商投资经营协会理事长、海基会、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顾问陈明璋博士，淡江大学中国大陆所张五岳所长，中华经济研究院刘大年研究员，台湾大学国发所杜震华教授等台湾著名学者参会演讲，台湾企业界人士20多人参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蓝天立出席论坛并致辞，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詹火生主持会议并致辞，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吕余生主持会议并做主题发言。广西社科分团全体专家学者以及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委会、广西投资集团、广西旅游投资集团等单位的嘉宾参会，参会的桂台嘉宾共50多人。三是就利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ECFA进一步落实的机遇，广西有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加强与台湾的经贸文化合作，共同促进资源整合，合作开拓包括东盟在内的国际市场达成广泛共识。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和实施，为两岸产业合作奠定制度基础。特别是2011年1月1日ECFA贸易、服务贸易早期收获全面实施后，到现在已经开始第二阶段降税，超过早期收获产品总数94%的货物均已实现零关税，两岸货物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充分发挥了两岸产业优势，为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桂台两地资源互补，产业合作基础良好，在ECFA背景下，双方加强和深化产业合作正逢其时。广西邻近东盟，具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前沿的独特优势，北部湾经济区有条件成为ECFA特殊补充与关税减让、市场开放、产业合作的主要试验区，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等中心城市将在桂台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产业合作方面，桂台双方可以加大电子、石化、汽车、能源、钢铁、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轻工食品等制造业领域合作；继续深化农业合作；全面拓展金融、港口物流、文化、旅游、教育等服务业领域合作，促进产业全面升级，共同开发国际品牌，开拓包括东盟在内的国际市场。四是反响良好。广西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等新闻媒体对论坛进行了全程跟踪采访，香港文汇报、台湾和国内新闻媒体也对论坛进行采访报道。

二、与台湾学术界开展广泛交流

广西社科分团发挥自身特点，与台湾学术界开展了广泛交流，达成了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学术交流平台的共识。

经贸合作论文例4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中韩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从近十年来看，中韩两国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又是最大的投资对象国。关于经济合作方面来看，现在这样的现象会越来越强。中韩经贸合作上引人注目的领域是摸索建立中韩FTA，这将会成为巩固两国之间互补性经济合作的最好的合作框架。 本文深入探讨中韩经贸合作的发展现状与前景(1)，并分析中韩FTA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中韩经贸合作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中韩两国贸易的发展情况及两国的投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中韩经贸合作的主要动力；第三部分总结了韩国对中韩经贸合作前景的忧虑，对中韩经贸合作的前景做了预测；第四部分叙述了中韩FTA的意义和可能性，提出中韩FTA的促进方案和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韩经贸合作;发展现状;中韩FTA;前景 韩国和中国的正式经济合作是从1992年8月两国建交正常化以后开始的。此后，在短短的12年间中国成为超出美国和日本的韩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如今，中国既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又是韩国企业最大的投资对象国。尤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成为连接发达国家市场和东亚产业的崭新国际分工结构的纽带，这使韩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变得更加紧密。可是，未来韩中企业之间对中国投资的剧增而引起的韩国制造业产生共同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最近在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大潮流中，也在多方面谈及到中韩FTA的可能性。这是继EU、NAFTA以后在东亚地区也形成的适应其地区的经济共同体浪潮。 一、中韩经贸合作的发展现状 1.两国贸易的发展情况 与中国的交易在建交之前的1991年仅为44亿美元，从中韩建交后呈现出快速的增长。 1992—2003年对中国的交易以年平均21.7%的速度增长。这将超出同一时期韩国整体交易增加9.2%的两倍以上。其结果，1992年64亿美元的交易额到2003年已达到570亿美元，增加了将近9倍。尤其是出口率在同一时期年平均增长26.7%，超出韩国同一期整个出口增长8.6%的3倍以上，2002年以后每年的平均出口增长率都在30%-40%。 在贸易收支方面，韩国从1993年起到2003年对中国贸易收支的顺差累计达到503亿美元。顺差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中方统计表明2003年包括经由香港出口的对中国的顺差规模已超过了200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在韩国的整个交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加大了。中国自2001年超过了日本成为韩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到2003年韩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达到351亿美元，超出了一直是韩国最大出口市场的对美国的出口额（342亿美元）。2011年，包括进出口在内的整个交易规模中对中国的交易额达到570亿美元，中国也由此在包括进口和出口的整个交易规模中巩固了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2.两国投资的发展情况 韩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也在建交以后有了飞速增长。韩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正式开始的。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韩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还很低，除了资源开发等部分领域外，海外投资不算活跃。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繁盛期为契机才正式开始。1988年仅为171次2亿美元规模的海外投资到1989年增加到5.73亿美元，至1990年变为340次9.59亿美元，增加了2倍左右。 就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剧增的原因而言，韩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正规化的时期与中国建交的时期相一致，同时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制造产业的工资有了大幅度上涨而要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韩国对中国投资的剧增，中国在韩国的主要投资对象国中所占的比重也在加大，以投资额为基准，中国从2002年起成为韩国第一投资对象国。 二、中韩经贸合作的主要动力 韩国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两国的地理邻接性，基于两国产业互补性的崭新国际分工结构的形成等造成的。 1.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1979—2003年期间以年平均9.4%的速度得到了增长。其结果，中国的GDP增长达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时的10倍的规模。中国国内外一致认为，中国的这种增长会持续到相当长的时间。由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预测: 如果中国的经济 增长持续下去，到2010年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到2020年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到2041年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中国是人均GDP为1，000美元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未开发的资源很多，服务行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中韩两国加强经济合作的根本动力。 2.地理邻接性 在地理位置上，韩国又是离中国经济增长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最近的国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是离韩国最近的东部沿海地区，因此韩国具有最能利用好中国市场提供机遇的地理优势。实际上，从汉城到北京的距离是962km，到上海仅为872km。而中国境内的北京和上海的距离则是1，067km。 因此，韩国在物流上所需的费用或时间比中国境内的运输反而具有更有利的条件。 从中韩之间的人力，物力的交流现况看，两国间集装箱的运输量由1996年的6.13TEU增加到2000年10.87TEU。 3.产业的互补性和新的国际分工格局 韩国能够很好地把握中国开放所提供的机会，除了与中国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之外，还因为中韩两国产业方面存在着互补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积极引起外资，培育了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大部分是主要利用中国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是，单靠中国自身产业供应出口产品所需的优质原材料或零部件是有限的。为了更多供应出口产品所需的原材料或零部件，有必要培育半导体，机械，钢铁，化学领域方面的产业，而培育这些产业需要投入大规模的成本。同时还需要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建成的大规模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可是中国的金融机关把贷款的相当部分用在支援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上，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停滞不前。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购买出口用产品所需的原材料或零部件。 与此相反，韩国经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具备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重要产品的经验，并且大规模培养了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电子产业，机械产业，钢铁产业，化学产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工资上涨等因素，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在韩国难以确保竞争力，很多企业停止了生产或者转移到了国外。由此，供应给这些产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韩国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新的市场。 因此，韩国和中国之间早就形成了由韩国供应中国出口产业所需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结构。2007年，韩国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有电脑（零部件）、无线通讯机器、钢材、合成树脂、石油产品、半导体、光学机器、汽车零部件，石油化学原材料等。其中，能够当作消费材料的有手机之类的，韩国的大部分出口产品是零部件和原材料。 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剧增，相当部分是靠在华投资韩国企业的原材料进口。即投资于中国的韩国企业，是将韩国出口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出产品后，把它出口到美国等第三国家。在华投资韩国企业有4%以上的原材料以及零部件是从韩国进口的，销售额的70%再重新出口。 因此，随着韩国产品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迂回格局的形成，韩国产品在中国的出口不断上升，而中国产品在海外的出口也在持续增加。 三、韩国对中韩经贸合作前景的忧虑 进入到21世纪，由于韩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中国经济增长却仍然强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因此韩国国内将视线集中在中国经济对韩国经济的威胁上。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决定韩国未来的尖端产业的全方位等特点，因而这些顾虑也在加大。最近，在韩国兴起的多种形态的中国威胁论大致分为三类。 1.两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中国在世界市场占有率等总量指标上，已经大大领先于韩国。可是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中国的占有率超过韩国而剧增，但韩国的占有率并没有下跌。20世纪90年代，从作为中韩两国最大市场的美国市场所呈现的状况来看，中国的占有率剧增，而日本、ASEAN、台湾的占有率却呈明显下降趋势。可是韩国经过20世纪90年代和跨入到21世纪期间，大致维持3%的水平。因此，不能认为在世界市场上，中国商品正排挤着韩国商品。 可是，随着将来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展，将会出现威胁韩国在世界市场位置的可能性。中国的主导产业由利用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转换到钢铁、汽车、半导体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中国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已经完成对这些产业的基本投资。因此无需投入新的庞大资金和时 间，只靠对原有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便能够建出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在韩国的主导产业中，中国将利用海外活跃的技术转移和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等先进基础科学能力，很快便会达到世界水平。 2.制造业空洞化论 中国威胁论的另一形态就是因种果而形成的制造业空洞化论（hollowing out）。尤其是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以后，2002年起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剧增，对中国的投资比重在对外投资中占总额的40%和次数的50%以上。这种中国投资热是与最近国内投资萎靡不振的状况相吻合，造成对制造业空洞化的后果。 可是，在这些关于在韩国确实兴起制造业空洞化的实证研究中，却找不到制造业在韩国经济中的作用变得萎缩的证据。事实上2002年韩国海外投资余额对GDP的比重是6.5%，这远不如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2.1%，甚至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的11.9%。虽然对中国的投资有所加大，但进入到21世纪，整个海外投资的总额却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今后包括财团企业在内的大企业对中国进出口仍有加速趋势。尤其在电子、汽车、钢铁等前后方产业关联效果较大的产业中的大型企业，扩大中国投资将会促进国内零部件部门的合并进口，结果是导致除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的其他核心事业向中国方面转移。如果将来这些大型企业或其随同企业对中国投资不断扩大而增加对中国市场的崭新需求，代替这些产业的国内生产，则制造业的空洞化忧虑会成为现实。 3.韩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中国既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又是最大的投资对象，因此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有所上升。因此由中国引起的不确定性也将会成为韩国经济很大的潜在危机。显然，中国市场的比重增加本身使得偏重于美国、日本的韩国出口体系更加多样，减少韩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效果。问题在于，中国与美国和日本有所不同，它有着幅度很大的不确定性的经济结构。即市场经济没有十分成熟，因而政府政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很大，并且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还在进行之中，因此制度变化的冲击不少，加上还具有债券负债问题或者死板的汇率运用等结构性的弱点。另外，由于中国经济尚未积蓄对外在冲击的幅度及途径的市场经验，因此难以形成对政策效果的合理性期待。 从短期看可能性高的危险因素是中韩贸易纷争的激化。韩国呈现出对中国10年以上持续的贸易收支顺差，是除了台湾以外产生最多顺差的贸易伙伴，到2006年呈现出了32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中国的贸易收支继续恶化，就会存在中国将在今后韩国的通商纷争中采取非常强硬态度的可能性。1997年至2007年5月止，中国提出的共30件反倾销贸易制裁中有22件是针对韩国企业的。 四、中韩FTA的阻碍因素和促进方案 1.中韩FTA的阻碍因素 在推行中韩两国之间的FTA上还存在着不少的阻碍因素，因此两国都考虑到中韩FTA对国内产业带来的冲击而会采取谨慎的态度。 (1)中韩FTA的优先顺序问题 目前两国正在同时进行多种FTA协商，而两国的政策当局将会当前协商中的事项授予优先顺序。韩国政府进入到2011年，同时推行着同世界各地区的FTA，由其积极推行同日本、中国、美国、欧盟等巨大经济圈的FTA。因此具备了能够推行中韩FTA的政策性条件。可是考虑到现已进行中的多种水平的FTA讨论时，同中国的FTA能够胜过现有被讨论中的协商而事先被进行还是有难度的。 在中韩两国都有进行中的多种FTA协商以及研究课题的情况下，把有限的政策力量分配到中韩FTA上估计还得经历一番努力。进一步说，韩国和中国都在参加中韩日FTA。即两国不仅在进行中的韩日FTA协商中或者日后的中韩FTA协商中都会添加不应毁损中韩日FTA共同研究成果的课题。 (2)韩国的农业问题 韩国2003年的农林渔业从事者有198万名，只占全体就业者的8.8%，而在GDP中农林渔业所占的比重也只不过4%左右。但对农林渔业，韩国国民的关心却是很高的。而中国于2003年就占到韩国产品进口额的38.9%，占到农产品进口的42.2%，是韩国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国。 因此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对韩国农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实际中国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只有韩国的1/3—1/4。因此中韩之间FTA的协商结果是如果对农、水、畜产物产品形成降低大幅度的关税，韩国的相关产业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最近随着韩国大米关税化缓期期限的结束，而在大米的再次 协商中提议有关从中国进口的大米关税化以及扩大义务进口物流量的要求，对此问题的国民关心度也非常高。因此有关农水产品进口开放程度的韩国国内的论争将会成为阻碍中韩FTA协商和国会批准的主要因素。 (3)对两国制造业的影响 2007年，不仅中国是韩国最大的交易对象国，韩国也是中国的主要交易对象国。通过FTA的交易环境变化将会对两国的制造业带来很大的变化。尤其对中国经济具有很高依赖性的韩国相对会受到更大影响。 两国的相互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现实，一方面提出通过FTA相互间经济利益极大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意味着部分领域因FTA而受到的否定性冲击也会很大。因此两国都要对FTA采取慎重的立场，尤其对中国经济具有很大依赖性的韩国，更是不得不采取慎重立场。在最近进行的韩日FTA协商中也能看出，协商越是具体化，来自韩国产业界否定的忧虑也越多，这也是因为韩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性很大而造成的现象。 2.中韩FTA的促进方案 中韩FTA的讨论至今还停留在正式中韩日FTA共同研究的框架中是因为两国要克服存在的不少阻碍因素。因此当FTA正式进入协商日程之前有必要为促进多种FTA的环境而做出努力。这种环境促成努力要缓和两国之间的障碍因素，加深两国立场的相互理解。为了形成签订两国之间的FTA环境，必须把对于有双方利害关系的各种观点，加深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信赖形成和消除各种不确定性等问题作为重要的课题。 第一，有必要加强事先共同研究。此项研究要把焦点集中在正确掌握横跨在两国之间的建立FTA的障碍因素上，并要充分理解对这些障碍因素的两国的立场。例如，对于韩国农业者在推行中韩FTA中受到的影响，中国能理解多少而参加协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充分的研究和理解可称得上是说服中韩两国的国内经济主体对中韩FTA从逻辑上可形成双赢合作的必要过程。 第二，要开发多种协商议题拓宽形成调整理解关系的范围。即要开发多种合作议题，不但要搞活降低关税率和加强贸易化等交易，也要构筑能够提高整体经济合作的高水平的FTA，即使得包括投资、技术合作、政策协助等多种领域合作议题的协商能够得以进行，并通过这些使两国都能够加大FTA的效果，能够构造成为调整国内多种理解关系的协商空间。 第三，FTA是最终走向合作性经济共同体的，因此需要并列进行多种技能性的协助努力，即设立亚洲通货基金（AMF）或东北亚开发银行等域内危机管理体系的构筑、DDA等多边通商合作上的政策互助、反倾销等贸易救济制度的透明化等也是主要政策合作的领域。而且也可以考虑钢铁、石油化学、汽车等担心过剩生产领域的投资协议共同体的构成。 如通过这些来阻止领域内过剩重复投资，就能缓和因FTA产生的两国产业界间部分忧虑。中韩共同参加中国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或西伯利亚原油开发等资源开发和运输事业，也将会成为两国能够持续增长的主要合作领域。 五、结论 中韩经贸合作的主要课题，是把构筑的互补性合作结构加以巩固，使之适应时代环境。中国和韩国是一起参与世界性潮流的伙伴。韩国以经济危机为导火线将面临着世界性的挑战。中国也于2001年末加入WTO，经济的主题从开始的“改革开放”变为现在的“世界化”。两国都在研究世界一体化这一重要课题。 为了让中韩之间的合作成为相互间的“互惠交易”，应把中韩经贸合作的目光拓展到全世界。在国际间商业往来和资本转移的阻碍日益减少的21世纪世界经济中，竞争并非是特定国家产业间高度的衡量，而是形成相互利用对方具有竞争力资源的一种框架。这在中国和韩国之间也是一样的。在此期间，已经得到验证的中韩之间的地理邻近性和产业互补性，将会提供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中国和韩国所要创造的互惠交易中最好的条件。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两国间激烈的竞争。可是它并非是加强封闭的国内产业间的竞争。而将是在自由的新环境下，针对资本和技术转移而建立的体系，这是一种体系竞争。它并非是产业竞争，而是结构调整的竞争。而且世界经济以WTO为实现形式的多边主义和以FTA为媒介的地区主义的相乘作用来加强其统合，由此形成了EU和NAFTA等庞大的经济共同体。 但是中国、韩国、日本、ASEAN等所属的东亚经济在形成共同体方面有些落后。因此中国和韩国正在以FTA等为媒介，在东亚形成仅次于EU和NAFTA的东亚经济共同体而做出努力，这将会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的主要合作 方向。

经贸合作论文例5

【论文摘要】 中国与东盟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目前，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框架下，以环北部湾经济圈、中国东盟博览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泛亚铁路等为辅助，两地的经贸合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论文关键词】 中国东盟 经贸合作 框架 发展 作为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东盟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点。目前，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除了众所周知的“10+1”、“10+3”合作模式外，主要是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主体框架，以环北部湾经济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泛亚铁路、中国东盟博览会等为局部构件，主辅相承，共同发展。具体而言：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0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国家的赞同。2001年11月，中国和10个东盟成员国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正式启动了这一进程。此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步入快车道。 2003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性的782亿美元。2011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下调农产品关税。同年底，双方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标志着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2005年7月20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降税计划开始实施，中国和东盟的7000种产品在大幅降低关税、免配额以及其他市场准入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2006年，双方整体贸易出现了较快增长，在各具比较优势的产品上，降税后进出口贸易增幅尤为突出。2007年1月14日，中国与东盟10国又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它的签署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的融合，进一步推动双方服务业的开放与发展。预计贸易区建成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55％，将为中国和东盟商界创造无穷商机和广阔前景。 二、环北部湾经济圈 环北部湾经济圈是指在中越国境环北部湾地区形成合作竞争的市场单位。北部湾地区包含越南中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与雷州半岛广大区域，具体是以海南岛莺歌海至越南河静省的润马角为界，海域面积12.8万平方公里。2011年5月，越南总理潘文凯访华，提出中越合作建设“两廊一圈”的建议。同年10月，温家宝总理访越，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合作建设“两廊一圈”，即“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两个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 当前环北部湾跨国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向前推进，小范围地逐步形成统一关税区、物流区、加工区。尽管如此，北部湾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自发的阶段，在提升区域经济地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特别是在在环北部湾大多数区域资源、加工业区隔海分立的情况下，如何完善海运服务，以纽带联结作用拉近中越两国距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中国西南地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对北部湾港口出海运输的需要将进一步增进。环北部湾经济区的开发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东盟国家与中国大西南地区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开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泛亚铁路 湄公河次区域是指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六国。全长4880公里的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中国的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三省区和中南半岛五国，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中国海。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该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和东亚一体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6％。六国之间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旅游、农业等领域实施了上百个合作项目。 与此同时，作为合作开发的一部分，“泛亚铁路计划”业已开工。1995年12月，在东盟第五届首脑会议上，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修建一条超越湄公河流域范围，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经马、泰、越 、缅、柬六国到中国昆明的“泛亚铁路”倡议。该倡议立即得到了东盟首脑和中国政府的认同。此后，经过多次调研论证，2006年11月，在昆明举行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泛亚铁路特别工作组第八次会议上，与会各方讨论了泛亚铁路项目今后的发展，确定了未来的行动计划。目前，泛亚铁路东、中、西三条线路方案均已列入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国正在建设东线全长142公里的玉溪至蒙自段，而全长146公里的蒙自至河口段铁路也将于2007年底动工，2010年前建成通车。 四、中国东盟博览会 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为宗旨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是由温家宝总理倡议，中国和东盟10国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部级、国际性经贸交流会，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博览会涵盖商品贸易、投资合作和服务贸易三大内容，是中国与东盟扩大商贸合作的新平台。从2011年11月开始，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三届，规模和交易额都不断扩大。同时，第四届也将于2007年10月28至31日举行。2005年，中国—东盟博览会被评为中国十大知名品牌展会，博览会常设机构——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荣获中国会展业特别贡献奖。200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荣获“2006年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政府主导型展会”称号。 总的来说，随着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的日益改进，双方的经贸往来将会持续健康发展；反过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将大大促进这个框架体系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http://www.caexpo.org 杨武:当代东盟经济与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梅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经贸合作论文例6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具体行动，目标是一致的，都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广西要进一步建立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构机制，整合次区域合作的多重机制，明确工作任务，拓宽合作领域，在经济商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合作

(一)商贸合作的现状与内容

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长4880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跨国河流，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国际上称此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区域为湄公河次区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处，是前者与后者大陆路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显要。中南半岛有“黄金半岛”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含中国)总面积233万平方公里，人口2.46亿人，广西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人口4899万人，分别约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合作的历史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该行成立的宗旨，与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进该流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基础之上，是发展中国家互利、联合、自强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项目为主导，亚行视各成员实行需要而提供资金支持。广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会议上作为中国参加合作前沿确定加入，从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交通、能源、电信、人力资源、贸易、投资、旅游、农业、环保、灾害监测和禁毒等方面，特别是商贸经济合作最为需要，最为迫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发展，成为我国与该次区域国家合作的热点。在商贸方面合作，主要有：参与次区域国家商贸合作和多边合作；推动商贸便利化和信息化进程；推动技术贸易合作；促进企业界参与次区域商贸经济合作；促进政府间协商合作，以加快商贸发展等等。而在参与合作各方的特点上，除广西之外，均处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广西参与才1年。其中，除泰国200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5美元，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处在较低水平，需要加强合作加快发展。

(二)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的机遇与优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繁荣进步和公正自由的经济区域。这给广西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广西在参与合作中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开发和更大发展。参与合作可以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突出广西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别是商流先锋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广西作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将更加突显，不仅通中南半岛、东南亚，而且通南亚、西亚。这必将大大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商贸经济关系的发展。参与合作中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间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以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发展商贸经济。广西与东南亚、南亚人文关系密切，与其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生活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随着合作的深化，民族群体和文化交往必将增加。反过来，又必将促进贸易经济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增强。

与此同时，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很强的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与其东部，与越南合作，从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从而便利地进入该区域腹地，发展商贸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沟通该区域与我国西南、珠三角、长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促进彼此之间商贸合作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发挥利用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的优势，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经济的发展，或通过广西加强与全国商贸经济的合作。

二、广西参与次区域商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贸合作，这也是参与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商贸合作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础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换劳动产品。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表现为劳动产品产换，包括有形的产品交换和无形的产品(服务)交换。广西除与之交换工业品、生产要素之外，也交换农产品、生活资料和服务。通过商贸交换，以满足各国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是以国际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通过商贸，例如，缅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与广西的机电产品交换，以支持相互商贸发展，促进各国人民走向繁荣富裕。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处在发展之中，都需要开展商贸，发展经济，走共同振兴之路。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一样重要。”这就是说相互开展商业贸易流通，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过相互开展商贸，可以推动各国经济加快发展，共同振兴。

此外，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邻相接，生产发展基础相似相近，生活习俗相近相同，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山水相连，与越南有1020公里边界，可以方便开展商贸或转口贸易。大湄公河次区域人口为广西人口的5倍，国土面积为广西的10倍，资源丰富，市场十分广阔，前景看好，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经济互补互动，有着发展商贸的可能性。广西与缅、老、泰、柬、越五国在经济上有很强互补性，特别是在资源、产品上，因此有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开展商贸。中越关系正常化前也通过香港进行商贸。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与它们的直接商贸将会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础条件。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除与越南可以陆水路相通以外，可通过越南—云南铁路、公路，或通过湄公河与之相通。广西公路到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廊开也只需要几小时或一天的时间，到湄公河诸国自由通行。飞机到各国也方便。交通条件可以便利发展商贸。

三、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的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保、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和旅游等9大重点领域。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重点在交通、农业、人力资源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广西在主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时要明确重点领域。

(一)商贸方面

除了供应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需要的各种工农业生产资料外，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传统生活资料初级产品，以适应各国市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较好地取得比较效益，对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国需要的亚热带农产品、加工品和互补性农产品基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海产业和生态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区。围绕市场需要，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教和商贸结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较好和数量比较足的适销货源，以源源不断供应。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国民需要的工业品货源基地。在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区和投资区划出适合湄公河国家需要的工业品货源生产基地，以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供应其需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招商交易市场。除利用每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厂商签订现货、期货供应合同，以及到各国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招商市场”，常年或不定期开展商品商贸。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为基地，发展港口和物流经济。特别是要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在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市分别发展现代物流中心，开展物流服务。建立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专业跨国物流企业，以发展成为以物流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的现代企业。或与东盟(含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资办好跨国物流公司，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企业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务。搞好公路、铁路与港口升级建设，以增强和加快通过能力和服务能力，改善经营管理，使之迅速周转，实现货畅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发展“会”、“节”经济，以“会”、“节”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发展。“会”和“节”对参展商、供应商、组织商、经销商、批发商、采购商、物流商和广告商等开展业务活动，搞活商贸交易，都有好处。通过节会形式进行会展，通过各种经济文化民俗节会进行商贸交易，可以搜集许多竞争者和消费者信息。定期不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特色展销会、博览会、文化节等会节，塑造具有特色的会节，可以有效地招徕各界人士，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发展，促进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的发展。

(三)商贸服务方面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因地因时制宜地开展餐饮、住宿、美容、摄影、化妆、健康、修理等生活和生产服务贸易，满足各国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中，开展信息咨询服务既是一项重要业务，又是推动商贸发展一种重要手段。广西的服务集团或企业应当适当开展这方面的业务。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是发展商贸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商贸企业或者是政府部门都应重视抓好，使之有一个较快的发展。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交通、水电、电信和城乡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开展，而人力、技术、设备缺乏。广西在这方面已具有一定条件，可以开展劳务贸易服务。例如，中国昆明至泰国曼谷的曼昆公路长1188公里，是亚洲公路网重要公路，南宁至曼谷的南曼高速公路等工程，广西都可以争取中标而开展工程设施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服务，金融服务可以在合作中强化。广西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资金、信息、网络、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为国际融资、各类型企业金融往来和经营提供服务。此外，注重文化艺术服务贸易。广西的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发展，原有深厚底蕴，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作中，应注重发展文化娱乐与教育培训等服务贸易。要打破“文化产品”市场弱者地位，增加文化产业服务贸易，提高其比重，从而增加贸易额、贸易总量。

参考文献：

[1]郭晓合等.中国一东盟双边贾易、次区城经济合作问题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2]陈泽民.区域合作通论—理论•战略•行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经贸合作论文例7

论文摘要：自2008年辛格总理访华以来，中印经贸合作不断加强，经贸快速增长，两国经贸互补性不断增强。经贸关系从一般商品贸易领域逐步扩展到包括工程承包、相互投资和技术合作等领域。但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很多贸易摩擦，例如，中印互信问题，贸易平衡问题以及能源、信息技术合作等问题。面对复杂多变的贸易问题，双方应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分析中国和印度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诸多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中印经贸合作进程。 论文关键词：中印经贸合作；现状；问题；对策 一、中印经贸合作现状 中印两国领土相接，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以及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频繁，双边经贸合作关系得到了较大发展，贸易额逐年增加，2007年11月底，中印双边贸易额已突破342亿美元，同比增长54%。印度2007—2008年第一季度统计表明，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目前，印度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但是贸易总额和规模相对于两个人口大国来讲是极不相称的，两国应该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辛格总理访华期间在与温总理会谈时说，印度把与中国发展“互利合作关系”列为优先考虑的重点，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经贸发展合作的潜力非常巨大。两国经贸关系正在从一般商品贸易领域逐步扩展到包括工程承包、相互投资和技术合作等在内的广泛经贸合作领域。有印度学者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很多中国投资家认为，中国将是印度企业投资的理想地区，印度也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 二、中印经贸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印两国进行合作，协同发展，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增强中印政治互信、保持贸易平衡、促进信息技术合作以及能源合作是现阶段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中印双方政治互信度有待提高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政治关系直接影响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和印度在边界问题、西藏等问题上存在的摩擦致使两国政府及企业间的互信程度不高。 从总体上看，双方的交往不多，相互了解不够。除近年来少数互访过的官员、商人、学者之外，两国广大民众对对方的国情和政策缺乏基本的了解；互信程度低，“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仍有一定市场。一些印度人担心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合作会影响印度的安全。而在中国公众中，也有人怀疑美印接近是否是为了遏制中国，印度的核导弹发展计划是否有针对中国之意；双方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如边界问题就是两国最大的分歧，加之印度的“冷战思维”和中国的“静止观”的影响，使得双方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仍存在一定差异。 基于以上原因，中印两国互信度不高，这必然会对两国在各领域的经贸合作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2.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中印经贸合作水平虽然很低，但基本保持平衡，中国盈余有限。然而到2006年，印度对华贸易出现赤字，由2005年的8亿美元顺差变为逆差41.2亿美元。进入2007年，印度对华贸易赤字继续上升，达到120亿美元。这一现象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响。2007年12月19日，印度《金融快报》专门刊登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信息体系的署名文章，建议印方采取措施，积极寻求并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种类，以缩减正在扩大的印方逆差。 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源于贸易结构不合理。从进出口结构分析，印度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其中矿产品和农产品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主要是机械制品，占印度从中国进口总额的46.9%，其次为化学制品14.7%、金属制品10.6%、纤维及纺织品4.6%。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产品主要为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较小。这种贸易结构很容易使中国对印度的贸易处于顺差，而印度对中国处于逆差的状态。 中印双方领导人已将2010年的双边贸易额目标提高至600亿美元，但在印度国内很有影响的《印度时报》认为，如果不解决快速增长的中印贸易赤字问题，巨大的贸易失衡将会给两国的经贸合作带来巨大障碍。 3.信息技术合作问题 信息产业领域是中印最具潜力的合作领域，中国的硬件优势以及印度的软 件优势，客观上有利于两国在信息技术产业上的合作，但目前的合作并不理想，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冷战思维仍然制约着信息产业合作的发展。冷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印度对中国抱有敌对心理，这为“中国威胁论”在印度国内的蔓延提供了土壤。印度仍然对中国存有戒心，印度IT产业界不愿意暴露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这种状况与中印经贸往来的良好势头不符，不利于两国起步不久的IT业合作。 其次，合作模式缺乏创新。中国和印度的信息技术大多数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来实现的，这使得中国和印度很难实现“硬件”与“软件”的有机结合。因此，技术创新是合作的重点。可目前两国的技术合作基本模式是，单纯用印度的软件优势与中国的硬件优势相结合，很难提高核心技术水平，没能建立一种既有软件方面合作又有硬件方面合作的双重合作模式。 4.中印能源合作的不利因素 随着经济发展，两国逐步开始意识到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存在很多不利因素。 从地缘政治因素考虑。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印度历来就有“强邻为敌”的外交理论，美国和日本为了制约中国，不断通过经济手段来拉拢印度，如果中国不能通过外交手段使印度摒弃那种陈旧过时的观念，还视中国的崛起为印度最大的威胁，那么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必然制约中印能源合作。 从中印边界问题来看。两国的边界争端长期悬而未决。尽管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但印度实际上坚持固有的不妥协立场。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印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讨论仍存在分歧。只有妥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才能推动中印两国能源合作跨越式发展。 从安全和成本方面考虑。石油的开发和运输成本很大。2005年2月，印度计划把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输气管道延至中国。该项目预计耗资41亿美元，建设总长达2 775公里的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管道。然而目前，以上项目很难取得进展，主要原因是天然气或石油管道铺设必然要受到沿线各地区宗教和民族问题等问题的影响，运输的成本大。 三、促进中印经贸合作发展对策 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只要解决好贸易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两国的经贸合作水平就会提高。 在互信问题上，两国应加强政治上交流，增强两国政府及企业间的互信。以政治友好促进经贸合作。针对辛格这次访问的具体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辛格访华取得了两个成果，第一个成果是通过访问，双方的政治互信得到了增强，找到了两国关系的准确定位；第二个成果是双方就如何发展中印关系达成了一些新的具体共识，包括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增进政治互信。两国领导人互访，发表合作宣言并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是提高互信程度很好的解决办法。 在贸易平衡问题上，两国应树立双赢观念。一方面，两国应积极扩大双边贸易额，制定宽松的贸易政策，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贸易限制，进一步放开市场，扩大可投资领域，改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两国应改善贸易结构。中国政府以及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应加大对印度的技术转移，推动印度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高其贸易水平。 在信息产业合作上，两国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努力来发掘潜力、促进合作。 首先，加强双方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加快技术创新。中印双方可以通过雇佣对方的技术人员，实现技术互补，也可以创建学院，专门为对方培养人才，签订人才相互培养的协议，加大人才培养合作。其次，在信息产业领域，印度方面要放弃冷战思维，开放“敏感”领域，给予对方企业以公平的待遇。再次，两国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与支持，促进双方企业合作和信息流通。通过建立联络机构，收集和整理对方的市场信息来深化对双方企业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了解。 在能源合作方面，中印两国应树立双赢观念，首先通过不断改善中印关系为中印能源合作提供机制保障，不断增多中印的战略性互动，促进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其次，中印企业可以共同进行海外油气开发。中国和印度第一次实质性的能源合作发生在2006年底，双方联手拿出5.78亿美元，成功收购了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亚38％的油气资产。合作竞标和生产可以加强中印企业的信息交换等内容，也有利于加大高新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再次，作为亚洲两个石油进口大国，中印应探索建立双边和以中印为主体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注重借助多边力量来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共同开发亚洲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这样就可以更大地降低石油开发 和运输成本。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印经贸合作发展潜力巨大，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随着两国在政治互信、贸易平衡、信息产业合作和能源合作方面的问题得到逐步解决，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一定会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经贸合作论文例8

中阿经贸论坛是中国和阿盟国家经贸领域最高级别和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双边国际合作盛会，也是继“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之后，我国区域性对外开放的又一展新平台。

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经济体，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未来的发展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的关切点。中阿经贸论坛以“传承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为主题，通过高峰论坛、会展博览、经贸洽谈和文化交流四大板块内容，为中阿之间的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中阿双方可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双方的发展空间有积极的意义。

宁夏是我国西部的重要省份，回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回族穆斯林与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群众相同、生活习俗相近，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可以为中阿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商贸往来、招商引资等领域的合作提供良好服务。中阿经贸论坛的举办可以充分发挥宁夏独特的区位优势，民族、文化优势。

“办好中阿经贸论坛，宁夏经济不想腾飞都难”成为人们的共识。中东地区近年来“向东看”的趋势日渐明显，对于发展与我国关系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同时也在积极寻求着与我国建立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关系，这些都为宁夏的开放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格局，对深化中阿经贸合作、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及经济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多数专家和企业认为，阿拉伯国家应该是我国企业“十二五”时期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区域，中阿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十分巨大。

正如自治区主席王正伟所说，“中阿所需、宁夏所能”。宁夏正在致力于成为中阿经贸合作的中枢，积极争取在清真产业、国际旅游、文化产业、工程承包、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所建树。目前，宁夏已经全面启动了中国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的设计中心、加工中心、博览中心、物流中心以及休闲度假中心建设。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强宁夏产业体系建设，全面承接中阿之间的产业对接、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技术合作、投资金融、文化旅游，使宁夏成为中阿之间商贸流、资本流、信息流、人才流的集聚中枢。

宁夏将面对的是拥有全世界六成以上石油资源的57个国家、15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庞大伊斯兰市场，这为宁夏的经贸、投资、金融、旅游等各个领域提供了广袤的合作空间，也注定宁夏经济社会建设因此实现新的突破与跨越。

金秋九月，妖娆塞上。2011宁洽会暨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于9月21日上午9时在银川市人民广场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了开幕式，并在中阿经贸论坛高峰会议上致辞。

本次盛会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于9月21日~25日在宁夏银川市举行。以“传承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为主题，以推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为目标，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及其他伊斯兰国家政府要员、商界精英和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中阿经贸、金融、投资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建立起宣传经贸政策、推介合作项目、开展多项互动与信息交流的国际性合作新机制。

本届论坛由高峰论坛、会展博览、经贸洽谈和文化交流四大板块组成，共计34个分项活动。期间还成功举办了中阿经贸论坛高峰会议、中阿经贸论坛金融合作分会、中阿经贸论坛青年分会、中阿科技合作论坛、中阿大学校长论坛、国际穆斯林出版机构版权贸易洽谈会、国际穆斯林企业家峰会等主题活动。

为充分体现2011中国（宁夏）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品牌化、国际化、专业性和市场化的特点。按照“会展促进论坛”的内容设计理念，在商品展览内容的安排上，此次展会还设有800个标准展位、1.75万平方米特装展区设置了中国国际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展，以阿拉伯和其他伊斯兰国家为主要参展国家的国际主题展，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特色产品展，针对非穆斯林参展的国际交流展和以展示阿拉伯、穆斯林书法绘画摄影作品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展，中国・阿拉伯国家能源化工产品展。

此次论坛期间，宁夏还成功举办了中国阿拉伯文化艺术节，安排了中国・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展演、大型文艺晚会《腾飞吧，朋友》、专场演出《月上贺兰》、中阿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及民俗文化展、中国回族礼仪之星大赛等活动。

经贸合作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的推进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纵深发展的新态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的渗透和影响，国际贸易呈现出诸多新格局、新模式、新思路，从而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圈”，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不断迭加出现。

“自由贸易”由最初的国家（或地区）的货物（或服务）“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而初级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和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又有很大的不同，有“质”和“量”的区别。相比较来看，传统“自由贸易”的理论、政策、规则、流程、技术、服务等方面，远不及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顶层设计、战略思路、产能合作、资本移动、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得那么快速、那么广阔、那么纵深、那么新颖。

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为特征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传统“自由贸易”由国家之间（或地区）的货物贸易“点对点”，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片对片”，再延伸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面对面”、“区域对区域”，由“点”到“面”的跨越式、跨界式、迭加式发展，充分彰显出“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潮流，也彰显出国际贸易“自由”形态已经创新发展到一个新时代。

一种模式更加独特、内涵更加丰富、合作更加广泛、融合更加深度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战略开启了。这不仅对传统国际贸易、“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对传统“自由贸易”实践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突破和品质提升；无疑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深层次，是国际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多元融合、深度推进、共赢发展的新阶段、新常态。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构建更加前沿、更加新型的“自由贸易区”，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圈”。

“一带一路”战略，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是中国发起、引领的，聚合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融合、金融投资、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合作共赢、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从而构建21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欧自由贸易区”、“亚非自贸区”。这三大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在“中国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依托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借鉴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符号，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共同缔造包括和平发展、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构筑一条古代最著名的陆海“国际贸易”路线图。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是主要代表货物，是一种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贸易载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精神在21世纪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仍然释放着文化生产力，支撑和构建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宏伟蓝图。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都面临着“转型”，“互联网+国际贸易”，也是“自由贸易”的“转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新型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无疑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是对国际贸易“旧常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新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新阶段的“升级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激荡之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形式，各类形态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广义和狭义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这种广义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与实质“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诸如：“中国力量”的启示、“政治互信”的启示、“顶层设计”的启示、“政府推动”的启示、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战略带动”的启示等等。“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无论是“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构建，还是“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的构建，或者更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构建21世纪新型“自由贸易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推动作用。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30年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动力之源；以“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区”等三大自贸区为标志，带动和引领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境内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小型“自由贸易区”等等，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主导之下，共同跨入“自由贸易圈”新常态、新境界。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的首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产能合作、直接投资、扩大市场、品牌影响、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欧盟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拥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欧盟”是老牌“自贸区”，拥有28个成员国，多为欧洲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成立，成员国加拿大是次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建“自贸区”的先河，形成第二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历经艰难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达成共识，战略雏形已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中韩“自贸协定”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该自贸区的进程，成功构建与整体推进尚待时日。“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体量超过“欧盟”，类似“北美自贸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其构建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

近年来，美国正在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以及与欧盟的FTA谈判，加上“欧美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意在构建更大范围、合作范围更广、“自由贸易”更加活跃的“国际经济圈”，即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态势。这种新型的“自由贸易”战略，无疑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圈”的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产生非常态性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下，中国作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新一轮的“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进程中，不可能被欧美“国际经济圈”进行“边缘化”、“孤立化”。中国作为有实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大国，在新的“国际经济圈”必须拥有“话语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倡导、引领和构建新型“自由贸易”新常态，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部级”国际贸易战略，不仅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升级，而且对“国际经济圈”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也将释放更加强势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即是例证。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战略愿景构想，“一带一路”已经趋向构建“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并延伸构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等，而且这些新型“自贸区”的构建与发展，将会有别于传统的区域“自贸区”以及三大“自贸区”，在理论创新、模式创新、战略创新等方面，更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内涵性，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多个层面助推亚洲经济、亚欧经济、亚非经济的发展，让“一带一路”战略真正成为21世纪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自由贸易”新常态理论创新与突破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自由贸易”逐步迈入“迭加式”的“新常态”，“自由贸易”的规律逐渐显现其功能与变革。这个过程，“自由贸易”理论是支撑和基石，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传承与创新，都是伴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进步、变革而创新的。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无论是诸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郝克歇尔、俄林、里昂惕夫等古典经济学论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还是现代经济学家诸如维纳、邓宁以及小岛清等，以及关税同盟、大市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完善，都是以“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解析“自由贸易”成长与进步的历程。“自由贸易”实践在变革，理论在丰富，更需要完善和创新。

21世纪“自由贸易区”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欧盟、北美、中日韩、欧美、TPP、亚欧、亚洲、中亚、中欧、中非”等“自由贸易区”呈竞合形态发展中，“自由贸易”理论也在传承和变革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只有发达国家成员才能组合、合作、共建、运营。但“北美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欧自贸区”、“亚洲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美欧自由贸易区”、TPP等等，已经突破和创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体系。“点对点”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代已经过去，“集团对集团”、“区域对区域”的“自由贸易”新时代已经来临。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带动发展的新型“自由贸易圈”，需要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产能合作、资本移动等多个层面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建树，从而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理论主张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趋势

为什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驱动呢？为什么传统古典经济学背景下国家之间“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适应当代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区域之间“集团化”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和地区经济格局、经济形态的差异，“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能满足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和地区需要对外“整合优质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利益需要“最大化”。

当今，以欧洲、欧美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圈”逐渐形成，而“亚洲经济圈”、“亚欧经济圈”、“亚非经济圈”等彰显“中国力量”的“国际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强势，不足以与欧盟、欧美“国际经济圈”抗衡、对峙、博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高举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旗帜，倡导亚洲、亚欧、亚非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潮流，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形态，创建新型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也是亚洲、亚欧、亚非、中亚、中欧、中非经济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独特创举。实际上，并没有哪些“自由贸易区”是固有的模式和形态；因此，开创先河、先行先试，“一带一路”战略占尽先机，其中，更多的商机将吸引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更多的相关国家参与，从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力量”的启示。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均衡发展，不提倡发达国家和地区“呈强呈霸”。“自由贸易”进入新常态，倡导的是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际间的合作发展，带来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有大国的风度和担当。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包括倡导“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中国倡导、主导、引导、担当、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引领沿线各国和地区及相关国家，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为此，中国倾注了“国家力量”。

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中国政府的引领，国内沿线省市区及相关城市、民间力量都纷纷“动”起来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也都“动”起来了，各自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商机，各种合作项目、交通能源建设等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自由贸易”形式空前活跃，如亚投行的创建即是例证。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动了亚洲、亚欧、亚非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中国力量”是巨大的推动力。

“政治互信”的启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动。尤其是“自由贸易”新形态的环境下，政治力量不可忽视，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政治互信”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应当成为影响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利益的阻碍。“自由贸易”价值观的“共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形态不同，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资源可以共享、产业可以融合、投资可以互通互联，文化可以交流，“自由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和地区利益是有目共睹的。

关键是“政治互信”为前提。中国倡导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弘扬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丝绸之路”精神，这种以“政治互信”为前提的主张，引发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的共识，大大激发了各国和地区参与“自由贸易”新常态建设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自由贸易”新常态，“政治互信”是基础。

“顶层设计”的启示。从整体建设和发展方向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战略带动发展的“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中远期发展思路和构想，整体上是一个宏观“自由贸易”新常态，中观、微观来看，即是“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及相关系列“自由贸易区”组合而成。“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中国政府有两个担当。一是担当“一带一路”战略及带动发展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宏观思路和设计蓝图，统筹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二是担当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系列“自贸区”发展相接轨，也需要一个明确、务实的“顶层设计”，将战略和策略有机结合。其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自贸区”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需求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产业模式不同，投资方式不同，因而，各国政府也要有一个确定的“顶层设计”。其三，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合作的层面和程度实现差异化，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思路。

“政府推动”的启示。有了“政治互信”，有了“顶层设计”，“政府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促进改革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府的召唤、政府的构想、政府的设计、政府的政策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和推动力。

沿海发达城市和地区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外向型企业和品牌集群，开始抱团参与，积极捕捉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机遇，交通信息先行，产能项目对接；内陆城市政府组织研讨、论证“一带一路”的商机，指导地方产业和品牌资源优势，进军“一带一路”。以河南为例，河南已发起国内沿线城市旅游品牌联盟，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先期开通的郑欧班列，不仅在交通动脉上连接亚欧大陆桥，而且，在货物流通、交通运输、信息互通、产业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全面打开了亚欧大陆贸易通道，连接了亚欧经济圈。

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从区域经济大市场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带动亚洲、亚欧、亚非经贸市场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市场。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市场融合起来，各种产业要素在这个大市场“自由”流动，诸如货物贸易、产业合作、金融投资、文化交流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产业技术都有望提升，投资空间有望扩大，市场有待拓展，……如此等等，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资源可以共享和优化配置，产业可以深度合作和优化升级，资本可以相互投融，市场可以深化扩大。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给各国和地区不仅带来更为丰富的多元利益，而且，带来更加“自由”的亚洲、亚欧、亚非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市场。

“战略带动”的启示。“一带一路”，开辟了21世纪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蓝图。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国家战略”，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已经显现了几个方面的战略带动作用：

一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弘扬和共识。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打通亚洲、亚欧、亚非经济联合发展的通道，无论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是相关参与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意愿，都看中了“一带一路”大市场的丰富资源和超大市场，都看中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商机。尤其是资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资金规模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等，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用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强力提振“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形态，变革发展模式，尤其是带动亚洲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圈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了“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将融合更多“点对点”、“面对面”、“区域对区域”、互联互通、互补互助混合运行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欧经济圈”。“一带一路”不仅植根于陆地与海上古“丝绸之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还彰显了21世纪“自由贸易”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以及区域推进、跨界合作、创新发展的大趋势。

经贸合作论文例10

 

一、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亚五国作为前苏联成员就与中国新疆开展过许多经贸合作,双方的合作轨迹基本上可概括为 20世纪50年代上升, 60年代下降 , 70年代停滞 , 80年代恢复 ,90年代调整、提高和 21世纪初全面提升的几个发展阶段。

（一）1950年-1962年稳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对新中国实行贸易封锁禁运，新中国只能与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主要贸易形式是通过设在新疆的口岸过货，开展政府间记帐贸易，由新疆国营外贸企业直接经营。进口商品主要是当时工农业生产急需的生产资料，出口主要是初级产品。与前苏联的贸易额从1950年的1350万美元增长到1960年的7318万美元，增长了4.4倍，之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贸易额开始逐年下降。

（二）1963年-1980年下降停滞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论文网站，从1963年起，国家设在新疆的对苏口岸相继关闭，新疆的对外经济合作重心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市场，贸易形式也由直接贸易改为调拨出口。“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经济陷入停滞，与前苏联的经济合作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三）1981年-1990年恢复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从1983年起，新疆恢复开放口岸，与前苏联的经济合作开始逐渐恢复。除外贸额开始逐渐增长外，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有了突破和尝试，如1989年，新疆与原苏联方面达成经济技术合作意向协议共169项，其中新疆人民政府批准立项的有34项；双方已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合同11项，合作金额为4472万瑞士法郎。

（四）1991年-1998年调整提高阶段

1991年年底中亚五国独立并与中国建交后，新疆与中亚地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的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哈国乃至整个中亚地区成为新疆最现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时起时伏论文网站，但总体是逐步递增的。1991-1997年，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以年均43.76%的速度递增，累计实现外贸额近35亿美元。1992年双边贸易额为4亿美元左右，至1998年达到8.3亿美元，翻了一倍多。在前十位贸易伙伴中哈、吉两国经常名列前三位。从1992年起，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贸易就从补充地位上升到主力军地位，1992年-1998年连续7年占到新疆外贸总额的50%以上，占据半壁江山。新疆一跃成为西北五省中外贸大省，贸易额仅次于陕西省，在全国的贸易排名也逐年上升。

（五）1999至今全面提升阶段

从1999年开始，中亚五国顺利度过了经济转型的阵痛，再加上国际市场能源、资源需求加速，价格趋于不断攀升，为中亚五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大好机遇，中亚五国经济开始步入快速增长阶段，对外政策也越来越趋于开放和宽松。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也相应迎来了一段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论文网站，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经济合作发展最好的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经济合作，但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改变不了长期的良好发展趋势。

1999年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额为10.7亿美元，仅10年时间，2008年就提高到188.1亿美元，增长了16.6倍。同期新疆进出口贸易额从1999年的17.7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22.2亿美元，仅增长了11.6倍，前者增速远高于后者。1999年以来，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额占新疆外贸总额比重继续上升，2008年达到84.6%，已成为新疆外贸发展的主力军。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双边贸易同比下降40%，但这只是短期影响，不改变长期发展趋势。

二、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现状

（一）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总体情况

新疆是中国开拓中亚市场的前沿，新疆实施的“内引外联，东联西出论文网站，西来东去”贸易发展战略，使其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商品进入中亚乃至中东、外高加索地区和欧洲国家市场以及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双向贸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贸易通道作用。

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18年来，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层次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多成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合作的格局。从贸易商品结构来看，贸易商品的质量明显提高，双方进出口商品逐渐由低中档工业制成品转向中高档制成品出口；从贸易合作方式来看，从90年代初的易货贸易为主，到目前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为辅，且增加了加工贸易、技术贸易、展会贸易等形式，如2008年新疆边境小额贸易额188.1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84.6%，居于绝对主力地位；从贸易主体来看，外贸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2008年国有企业完成贸易额49.7亿美元，占比22.4%论文网站，集体企业完成贸易额6.63亿美元，占比2.98%，私营企业完成贸易额162.7亿美元，占比73.2%，三资企业完成贸易额3.12亿美元，占比1.4%，显然非国有企业合计占比74.62%，在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目前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尚处于“三低一小 ”(即起点低、水平低、效益低、规模小 )的松散型模式向半紧密型过渡的初级阶段 ,存在“两少一多 ”(即大客户少、拳头产品少、短期行为多 )的现象，尚未形成规模效益和开拓市场的合力，双方的合作仅停留于低水平的边贸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在双方产业层次上的相互合作和依赖，双方经贸合作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二）新疆与中亚各国经贸合作比较

中国加入WTO以来，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其中，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13.7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90.7亿美元，6年增长了5.6倍；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1.54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79.7亿美元，6年增长了50.7倍；新疆与塔吉克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0.05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12.5亿美元论文网站，增长了249倍；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0.19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4.36亿美元，增长了22倍；新疆与土库曼斯坦贸易额从2002年的0.09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的0.77亿美元，增长了7.5倍。即便是增长速度最低的新疆与哈国贸易也在6年间增长了5.6倍，增速远高于同期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新疆与吉国贸易规模虽然一直是仅次于新哈贸易，但6年间新吉贸易增长高达50.7倍，从而大大缩小了与新哈贸易规模的差距。新疆与塔国贸易规模在2002年本是最小的，但6年增长249倍，是中亚五国中最快的，所以2008年新塔贸易规模跃居第三位。至于新疆与乌国、土国贸易则发展的不尽如人意，不但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该两国在中亚五国中经济实力仅次于哈国，远高于吉、塔两国，所以新乌、新土贸易仍具有提升空间。

2008年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额为188.1亿美元，占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308.2亿美元的61%，而且近年来比重基本都在60%-70%之间。2008年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22.2亿美元，位居西部十二省市区首位论文网站，居中国各省市第12位，比2007年提高3位。其中，与哈国贸易额为90.7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占新疆外贸总额比重从2007年的50.8%下降到2008年的40.8%。与吉国贸易额为79.7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占新疆外贸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23.7%提高到2008年的35.9%。与乌国贸易额为4.36亿美元，同比增长30%，占新疆外贸总额的2.86%。与塔国贸易额为12.5亿美元，同比增长233%，占新疆外贸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2.75%提高到2008年的5.6%。与土国贸易额为0.77亿美元，同比增长96%，占新疆外贸总额的0.35%。不仅外贸总额创历史新高， 而且贸易质量和效益也不断得到提高。尽管双方的贸易合作处于上升的势头，但除哈国和吉国外，与其他各国的经贸合作水平都比较低论文网站，需进一步挖掘各方的合作潜力。

三、经贸合作前景展望

（一）国家战略支持为经贸合作发展提供重大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了十年，现正逐渐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过去的十年，也是新疆自解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好、投资力度最大、经贸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国家实施的向西开放战略也为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政策保障。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2009年新疆的“7.5”事件虽然对双边经贸合作造成明显制约，但2010年国家正在制定和实施的新一轮援疆计划将为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撑，国家战略支持将为双边经贸合作描绘出美好的远景。

（二）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大发展的条件更加成熟

金融危机中，国家加大了对新疆财政支持力度，仅2009年以来新疆就投入12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及优势产业扶持，在建的公路、铁路达几十条，口岸环境及通关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中哈石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等能源通道都已正式投入运营。2009年精-伊-霍铁路通车使霍尔果斯口岸与新亚欧大陆桥相接，“中欧国际公路走廊”与“连霍高速”即将连通，将通过公路运输，使中国沿海地区与中亚、欧洲等地区以霍尔果斯口岸为连接点，贯穿亚欧大陆，与新亚欧大陆桥的铁路运输一起发展成为国际货物运输大通道。同时，近年来新疆迎来了我国内地企业数千亿元的产业投资，能源、资源、特色农业等都成为投资热点。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也有了实质性发展论文网站，出现了一批出口加工企业，出口加工基地建设获得长足进步。能源和贸易通道的畅通以及产业转移带来的优质货源使双边经贸合作大发展条件日益成熟。

（三）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使双边经贸合作具备良好发展前景

中亚国家大多都能源或资源储备丰富，在中国面临日益紧迫的能源安全威胁背景下，中亚各国尤其是里海地区的巨大能源储备为中国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提供了重要保障，新疆成为全国能源、资源陆路安全大通道的战略定位越发明确。近十年来中亚各国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市场逐渐成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国际能源、资源需求持续增长、价格经过剧烈震荡后又步入上升周期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后中亚国家仍可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势头，为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市场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海艳.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7（9）.

[2]王志飞，李豫新.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区域经济合作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