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技术论文例1

2防雷接地地网的检测方法

防雷接地地网的接地电阻的测量有多种方法，一般有电压、电流法、比率计法、电桥法等检测方法[3]。如图1所示，无论采用哪种检测方法，均需要采用二到三根辅助地极放至于合适的位置上，并采用相应算法的仪表—接地地阻测试仪进行测试。以接地电阻检测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电压、电流检测法为例进行探讨，在实际检测中，防雷接地电阻检测中要增加辅助地极及地极引线，每次的检测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辅助地极的选点（辅助地极插入点）并安插到地面泥土层及引线接线，比较麻烦。当选点处后期被占用，如加上了水泥、沥青地面、其他装饰构件或建构物等，这样就对检测造成困难或无法检测。

3防雷接地地网的周期检测的实用性方案探讨

针对于检测的特性及每次检测时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及由于加上了水泥、沥青地面、其他装饰构件或建构物等影响后期的检测问题，均有理由对检测方式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为解决以上所提出的问题，第一步可以在从开始地网建设时就设立好检测点，并在检测点上安装上检测辅助地极，并从辅助地极处敷设好导线，导线一端连接辅助地极，一端在接地电阻检测仪检测点处引出，每次检测时，只要将接地电阻测试仪和引出导线连接上即可检测。辅助地极导线的敷设可按现场情况敷设，建议采用管道保护，从而增加其耐用性。当辅助导线敷设好后，复检时就不再受检测点处的再建物的影响（当再建物在建设时，应当对所敷设的导线进行保护），且每次检测时花费时间更小，又因辅助地极选点无变化，得到的数据对比性更强。

4实现接地地网的实时监测方案探讨

如上述，接地地网解决了选点问题和再建物的影响问题，但仍然要操作人员选择时间并到现场进行检测，对地网的监测仍然达不到实时监测的要求。要做到接地地网接地电阻值的实时监测，则应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可以在辅助地极引出导线处加入智能检测仪表，或增加控制线路，控制线路可使仪表周期性动作，时间可内定，并可读取接地地阻测试仪所检测的数据。读取数据后再由一个如DTU（无线数据发送模块）的设备通过GPRS网络进行无线发送至服务器或其他方式的数据发送到服务器，通过服务器的数据处理后，再由服务器通过Inter⁃net网络传送到监测端如用户电脑，用户电脑并安装相应的软件平台，用户电脑接收数据后并分析，对防雷接地地网电阻值进行统计出表，对不合格的地网进行报警或告知管理人员，从而实现接地地网接地电阻的实时监测。

接地技术论文例2

红豆杉为我国一级濒危保护植物，其根、枝、叶和树皮中能提取新型抗癌药物紫杉醇—抗癌效果最好的药物，被誉为“晚期癌症的最后一道防线”。曼地亚红豆杉为红豆杉科红豆杉属，雌、雄异株，是经过美国FDA认证的专门用于提取紫杉醇的首选红豆杉杂交品种，其紫杉醇含量高达0.04%~0.08%，比我国天然红豆杉紫杉醇含量高4~10倍，可以长期采集枝叶提取紫杉醇。以南方红豆杉为砧木，曼地亚红豆杉为接穗，通过嫁接，可以加快曼地亚红豆杉枝条生长，并能提早开花结果。试验表明，以6~7月为最佳的嫁接时间。这时气温适宜，当年的曼地亚接穗枝条已半木质化至木质化，移栽的砧木苗已成活，嫁接成活率可达90%以上。

1砧木和接穗的选择

1.1砧木的选择

选择优良植株二至三年生的南方红豆杉实生苗，接口下方砧木的不定芽要及时抹除，减少养分消耗，直到新树冠形成为止。南方红豆杉地径达到0.5~2cm粗时，嫁接比较适合。砧木过小，嫁接后生长缓慢；砧木太大，影响嫁接成活率，同时后期管理难度较大。

1.2接穗的选择

选一年生、二年生侧枝作接穗，穗长5~8cm。从母本树上采下的穗条及时用塑料薄膜包扎，在阴凉处贮藏，最长可以贮藏7d。雌、雄株母本分开剪取繁殖，不能混淆，以便成活后用在盆景开发上。穗条要健壮，选择、无病虫危害枝条。

2嫁接方法

2.1撕皮嵌接法

适宜夏、秋季砧木能剥皮时使用，成活率较高，树冠成形快。在待嫁接部位，平行纵切2刀，深达木质部，长约3cm，宽度视接穗粗度而定，一般为0.3~0.5cm，再横切1刀，挑开树皮，使切口成“H”形。取带有6~7片叶、3~4个芽的一段接穗，长约5~8cm，将接穗下端1/3的叶片抹除，带木质削成长条形平口，平口两侧用快刀削去皮线。将接穗嵌入砧木切口内，严密包扎，只露上端叶片和芽，然后用一块透明薄膜包封整个嫁接部位。

2.2三角嵌接法

适宜春季树皮不易剥离时使用，适于大砧木嫁接，抽梢快，形成树冠早，嫁接愈合处平滑。在嫁接部位断砧，在砧木截口一侧用利刀削成一凹三角形槽，长约2.5cm，宽度视接穗粗度而定。取带有6~7片叶、3~4个芽的接穗，长约5~8cm，下端削成相应的凸三角形。将接穗嵌入砧木槽内，使两边紧密接合，严密包扎接口。再用塑料袋罩住接穗及嫁接部位，形成保湿罩。接穗芽头萌动后，逐步松开直至去掉保湿罩。

2.3嫩枝嫁接法

在半木质化砧木新枝上嫁接半木质化接穗枝条，一般采用劈接法进行。接后用2层塑料袋罩住接穗及嫁接部位，外面再套牛皮纸袋遮蔽强光。成活后逐步去掉纸袋及塑料袋。这种嫁接方法，由于砧木和接穗均为较幼嫩枝条，形成层厚，愈合快，成活率高，是曼地亚红豆杉采用多头、雌雄同株嫁接的主要方法。

3嫁接后的管理

3.1检查成活率

曼地亚红豆杉接穗存活时间较长，一般嫁接后30~40d才能辨别是否成活。可从接芽和叶片状态来检查，凡芽新鲜、叶片鲜绿的为已成活；若芽已干瘪、色泽焦黄、叶片干枯，有的接穗顶端发黑，即表明未接活。未成活的要及时补接。

3.2破膜露芽

芽开始萌发时，用刀尖小心挑破妨碍芽萌发的嫁接薄膜。如芽已成活，及时解开薄膜条，7~10d后，在接穗上方将砧木剪断其直径的4/5，自剪断处拧断，使1/5的砧木皮与茎杆还相连，上下水分及养分相通，而一部分养分供应给接穗，待新梢停止生长后，再将砧木上的枝叶全部剪除。3.3及时抹除萌芽

南方红豆杉砧木生长旺盛，嫁接后十几天砧木上即开始发生萌蘖，如不及时除掉则会严重影响接穗成活后的生长。对接口下部萌发的砧木新梢必须及时抹除，同时除掉“去水枝”上的新梢，减少营养消耗，待新梢老熟后在接口上方1cm处断砧。小砧木上的萌蘖要除净，大砧木上的如光秃带长，应在适当部位选留一部分萌枝，以利长叶养根。接后管理的中心是保护好接穗，促其尽早萌发成梢。

3.4立支柱保护新梢

接地技术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F270.7；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3-0019-07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当前4G乃至5G移动通信技术和高速光纤互联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更加明显的体现。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与经营活动和大众生活的互相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促进了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繁荣。

组织和个人对信息技术的采纳决定了信息技术的发挥效果，信息技术采纳关注的是组织及个人对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相关问题。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信息技术采纳问题一直是管理信息系统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热点问题.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Fishbein和Ajzen的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Schifter和Aizen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以及Venkatesh等的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都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经典模型和理论。Venkatesh和Davis、Taylor和Todd对以上经典采纳模型进行了补充和扩展，从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采纳对象视角来研究信息技术采纳行为。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近年来在管理信息系统领域国际顶级期刊中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论文，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信息化建设高速实施的背景，展望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按照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搜集文献，通过使用EBSCO、JSTOR、Emerald等数据库和Google Scholar搜索工具。按照IT Adoption、IS Adop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Information System Adoption、IT Acceptance、IS Acceptance等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筛选出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文献。为保证所选文献能够代表对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最高水平，本文将文献期刊来源限定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内的国际顶级期刊。包括MIS Quartedy、Information&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Decision Sciences、Decision Suppo～Systems、Journal of Management Systems、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Information systems等。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划分为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以及多元化研究时期，并结合当前信息化水平全面提高的背景，探讨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三、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发展阶段

理理论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1975年由美国学者Fishbein和Ajzen提出，用以分析态度影响个体行为的现象，主要研究从信息感知到态度形成的过程。理理论考虑到主体的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从主体行为的角度为后来的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奠定了基础。理理论的结论主要包括：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意愿受到主体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影响，主观规范受到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的影响。

（一）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

1989-1995年可以被认为是采纳理论在信息技术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该时期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是Davis根据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理理论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该模型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实证研究兴起的标志。

1.技术接受模型

Davis以理理论为基础，结合自我效能理论和期望理论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技术接受模型去掉了理理论中的主观规范、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这三个变量，认为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只有行为态度这个变量，而行为态度又是信念的因变量。Davis对理理论进行了如下的主要改造：从期望理论模型中提取出感知有用性，从自我效能理论中提炼出感知易用性，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取理论中的主观规范，形成了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假设包括：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行为由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意向由感知有用性和对信息技术系统的态度共同决定。对系统的态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感知易用性决定感知有用性，外部变量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间接地决定使用者的使用意向和实际使用。Davis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意向显著影响实际使用行为，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大于态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感知有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强于感知易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技术接受模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较为开放的普遍适用模型.据此可以了解外部变量对使用者信念、态度及意向的影响，以及对信息技术使用的影响。

技术接受模型一经提出，引起了管理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了验证。Adams等分别利用语音信息和电子邮件两种电子信息系统用户的数据，检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在电子信息系统使用中的重要作用。Segars和Grover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结构效度和模型适用性进行了详细检验。Chin和Todd对技术接受模型的稳定性、信度、效度和操作化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外部变量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来解释。

但也有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提出了质疑。Gefen和Straub通过对电子邮件使用行为的研究，发现性别对感知和使用电子邮件系统行为的影响差异性很大，而性别差异仅仅是文化差异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他们认为技术接受模型中舍弃主观规范的做法值得商榷。由于在组织环境中，信息技术的使用者会受到外界带来的压力，因而应该考虑主观规范。Lefris等发现技术接受模型对系统使用的解释度只有40%，据此推断技术接受模型中没有包含一些重要的变量.只有加入组织和社会变化过程等变量，才能提高技术接受模型对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解释能力。

2.同时期其他理论

受到技术接受模型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理论用于探索信息技术采纳行为问题的启发，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尝试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其他模型和传播学领域的模型引入信息技术采纳研究领域。提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任务技术匹配理论（TaskTechnology Fit Theory）和创新扩散理论等。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带动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繁荣。也为后来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理理论扩展而来，Schifter和Ajzen认为个人行为意向不能全部由个人意志决定，常常会被其他个体的行为所影响，所以他们在理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此，计划行为理论中个人行为意向的决定变量变成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控制信念和感知便利性共同决定。

社会认知理论的一个关键变量是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执行某种任务能力的自我评估。Hill等研究了自我效能在大学计算机课程中对计算机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使用计算机的先前经验与用户使用计算机的信念有影响关系.但并不能直接影响用户对计算机使用的决定，而自我效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用户对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Burkhardt和Brass使用纵向研究方法研究了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中自我效能对技术创新采纳的影响作用，发现自我效能高的雇员较自我效能低的雇员率先采纳创新技术，也更加明显地提升了自我能力和中心化的程度。Gist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计算机软件培训过程中。自我效能高的参与者比自我效能低的参与者明显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Goodhue和Thompson提出的任务技术匹配理论认为，如果信息技术能够得到使用，并能够很好地匹配用户所要完成的任务，那么信息技术将提高个体绩效。Goodhue和Thompson通过对600名在26个非信息系统部门工作的、使用25种不同信息技术的员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上的假设。即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决定了技术任务的匹配关系，而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的匹配关系和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共同影响了个体绩效。

创新扩散理论由Rogers提出，传播学认为创新是以一定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在社会系统中进行传播的过程。借鉴传播学对创新的定义.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个体对于创新持有不同程度的接受意愿。因而接受创新的人口比例随着时间推进，呈现近似正态分布。因此，当使用累计比例曲线来代替随时间推进的正态分布接受曲线时。就呈现为s型曲线，也就是著名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

（二）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

1995-2003年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研究的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技术接受模型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技术接受模型中的变量结构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地描述用户对信息技术的采纳行为，实际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对信息技术采纳理论进行修正和整合的研究工作成为该时期的主流。

1.技术接受模型的修正

由于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行为意向和态度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学者们通过对技术接受模型进行修正，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Venkatesh和Davis在新的修正模型中引入了能够影响感知有用性的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性过程.改变了感知有用性仅受外部变量和感知易用性影响的关系。并将该模型命名为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模型中的社会影响过程包括主观规范、形象等变量。以及自愿性、经验等调节变量；认知工具性过程包括工作相关性、产出质量、结果展示性和感知易用性等变量。

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改进体现在：一是变量的差异.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舍弃了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态度变量.扩展出包括主观规范和形象等相关的社会影响因素，加入了认知工具过程变量：二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为了达到便于操作的目的。排除了理理论中的社会因素，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衡量信息系统的使用决定；三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在理论上更加完善，深入考虑了在信息系统使用中，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过程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也说明了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2.模型的整合和扩展

接地技术论文例4

关键词：技术溢出；投入产出；相似度矩阵；多维标度法

一、引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早已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技术之所以对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潜力，极为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技术溢出效应，由于技术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一个部门的技术进步不仅使该部门生产率得到提高，而且会使得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得到提高。

对技术溢出研究的渊源可追溯到1890年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所描述的，从现象上看，溢出等同于外部性。再次出现就是大半个世纪之后，麦当格尔（1960）首次把产业技术的溢出看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般福利效应中一个重要现象。阿罗（1962）对技术溢出进行的专门详细的解释，他认为企业的技术进步是会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征，比如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等，一项技术发明和创新会对其他企业带来收益，是不能被创新企业独自占有，如此便出现了技术溢出现象。

此后，围绕技术溢出这个概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有讨论国际间不同渠道（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的；有讨论国内行业内技术溢出的；有讨论行业间技术溢出的；有讨论技术溢出机制问题的；有讨论技术溢出与集聚关系的；也有讨论技术溢出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等等。从所有文献中，可以看出要研究能源产业技术溢出相关问题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测度能源产业的技术溢出。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能源产业技术溢出的测度问题。

二、文献综述

针对技术溢出的测度，Scherer（1982）提出“技术流矩阵”方法，这种方法是利用各产业部门的专利产出或创新投入数据建一个表示技术从技术产生产业部门溢出流向技术使用产业部门的二维矩阵，其中“行”为技术产生产业部门、“列”为技术使用产业部门。Jaffe在1986年提出“技术距离”方法，利用研发投入比重构造技术相似度来以此最为权重衡量技术距离。随后很多学者都构造过各种各样的指标，Los在2000年利用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向量余弦值求得相似度，并用求得的相似度作为权数衡量技术溢出，在他看来，投入结构相似、生产技术相似的产业之间更容易技术溢出。

国内相关研究有，张红霞、冯恩民（2005）利用投入产出表方法测算了R&D部门间溢出效应。尹静、平新乔（2006）构造技术相邻指标以及技术溢出指标采用的是Jaffe技术距离方法。胡建、焦兵（2010）采用Jaffe（1986）“技术距离”方法，对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技术溢出进行了区域间的比较分析。胡建、印玺（2010）通过对专利引用分析，构建了以石油天然气产业为核心的相关制造业技术流矩阵，测度石油天然气产业上下游的技术溢出水平差异。潘文卿、李子奈、刘强（2011）采用Los（2000）方法，利用中国1997、2002、2007年投入产出表求得的相似度作为权数来衡量35个工业部门的产业间技术溢出。

三、中国工业行业的相似度

我们采用间接R&D投入衡量产业间技术溢出：IRDj=∑i≠jwijRDi，其中，RDi表示第i产业直接的R&D的投入，权数wij用来测度产业i有多大比例的技术溢出到了第 j 产业。而wij就用2010年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所计算的产业间的相似度来表示。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第j列的每个系数表示产业i生产产品需要多少产业j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消耗，我们可以用它来表示该产业对其他产业产品消耗的技术结构，如果两个产业的中间投入的技术结构越相同，就可以说它们间有着较高的相似程度，那么这两个产业部门间技术溢出更多。我们定义产业i和产业j的相似度为该两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所构成的中间投入技术结构向量的角余弦：

我们先求得2010年投入产出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然后利用（1）式将其转换成相似度矩阵，这一步骤可以直接通过统计分析软件SPSS直接获得。

本文所讨论的能源产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以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将与它们技术相似度高的几个产业单列出来可以得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与能源产业技术相近的产业都为工业部门，为了可以更清晰地考察以相似度为权数的技术相近产业部门的集聚状态，我们可以利用多维标度法来描述产业的技术相近程度。

四、多维标度法

由图很容易可以看出，能源开采业与能源加工业的区别，与能源开采业最有可能发生技术溢出的产业有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而能源加工业与燃气生产与供应业的相似度最高。

五、结论及分析

已有的很多文献都对技术溢出的形成机制做了归纳，总的来说有：（1）知识性溢出，包括新思想的传播、专利技术的公开、技术人才的流动等；（2）产业关联性溢出，学习和创新往往发生在具有类似投入产出结构的行业间；（3）市场性溢出；商品贸易将技术知识以商品的形式从一个企业或地区传递到另一个使用其产品的企业或地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增加。

再结合我们的表1和图1，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得出的以下结论：

（1）能源部门内部的溢出是很明显的。

（2）能源部门与二次能源（电力、热力和燃气）的生产和供应部门的相似度很高，技术溢出很容易在彼此间发生。

（3）同为采矿业的能源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与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之间容易发生技术溢出，其次是与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而与能源加工业更容易技术溢出的是运输及仓储业和化学工业。（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Los，B. and B. Verspagen. R&D Spillover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U.S. Manufacturing Microdata .MERIT Research Memorandum nr. 1997，2：96―007.

[2]Jaffe，A.B.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s of R&D： 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s，profits，and market valu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86，5：984-1001.

[3]李平.技术扩散中的外溢效应分析[J].南开学报，1992（2）.

[4]张红霞，冯恩民.R&D部门间溢出效应及中美日三国的比较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5]尹静，平新乔.中国地区（制造业行业）间的技术溢出分析[J].工业经济研究，2006（1）.

[6]胡建，焦兵. 中国西部能源产业技术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J]. 资源科学，2010（3）.

接地技术论文例5

焊接技术实训操作技能培养，可以提高焊工在学习中的乐趣，对于理论书本的晦涩难懂，无法使学生更形象的理解，焊接技术实训则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实训，提高焊工的操作技术，使焊工在更加容易理解的环境下进行学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将理论与实际连结起来，做到融会贯通，可以直接提升焊工的实际操作水平。

一、焊接培训的现状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行各业也随之迎来了企业的春天，焊接行业，是一门与人们生活联系密切的行业，但是焊接人才又极为缺乏，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焊接专业，然而，我国如今的焊工技能教育却不尽人意，焊工培训教材、教程、教学方法等相对于技术院校学生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说，还存在了些许不足，如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枯燥，教学实践性差等，这些问题造成了焊接技术培训院校的成绩不尽人意，随之而来的问题即部分学生并未完全掌握专业技能就投入到相关工作岗位。在专业院校中，大部分都以书本式教学为主，对于实际操作训练涉及较少，学生无法将理论知识充分应用到实际操作当中，导致其专业技术达不到高、精、尖，达到岗位后，无法适应技术的更新。因此实现焊接技术实训操作技能培养，在焊接技术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各院校，教育中心应该对此加以思考，实现焊接技术实训，可加强焊工的质量与积极性，有益于焊工与培训方，其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加强教学改革――教学内容由死板“变”生动

一本死气沉沉的教科书，不仅不会给学生带来积极向上的感觉，而且会极大地削弱学生对专业技术学习的热情，因此，加强教学内容使其更加生动是改革教学内容的必要手段。

以往的照本宣科式教学，无法适应日新月异、各种技术飞速革新与发展的社会。仅仅照着书本来教导学生，无疑为下下之策，难以调动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导致学生对学习抱有敷衍态度，起不到预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加强教学改革，将教学内容由“静”变“动”，已经成为了教师需要研究与把握的重要课题。。

（一）改革教科书。时下焊接行业的教科书，多是以文字铺满全篇，内容枯燥，给学生一种枯燥乏味的感觉，学习起来自然没有动力，并且由于技术院校学生文化水平相对较差，因此一味的文字教学，不会起到文字严谨的目的，相反地会激起学生对于专业的抵触心理，起不到教学意义。

改革教科书内容，可以多插入图片，将知识更加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其能有对所学内容有大致的了解，在心中可刻下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并且由于图片的增多与枯燥文字篇幅的减少，更会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主动的探求与思考，在相对于浅显易懂的图片面前，学生的紧张压抑的心态一会随之而放松，对于更好的学习知识有较大益处。

（二）改革教学内容方向。对于以往注重的理论式教学的教学方法，比较如今社会发展步伐，已经变得不适用，而今，实践型人才是主流，社会发展更加务实，焊接专业作为一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专业，更是应以掌握技术为主，理论知识应该服务于实践技术。教学内容应更加注重实践内容的发展，也就是使教学目的由教导学生掌握焊接原理等理论性知识转为教导学生如何进行焊接实际操作，使教学变得更加简单与实在，更加浅显易懂。并在其实际操作中，辅以理论教学，做到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让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级技术工人，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三、注重教学实践性

焊接技术实训操作技能培养，也就是注重教学的实践性，这也是改革如今焊接专业大致走向的最重要一环。注重教学的实践性，也就是注重操作，避免“纸上谈兵”式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学到最实用的知识，能够在学习中体会到实践的乐趣，与专业技能可以更亲密的接触，做到与书本知识融会贯通，避免了照本宣科式教育较为明显的短板。焊接技术实训，可以增强教师与学生之前的互动，减少师生间的隔阂，使学生更容易接受老师的讲解，加强实训操作技能，可以使学生在进入社会就业之前尽早全面地接触实际操作，可以尽量避免学生初入工作岗位对于工作内容的不熟悉与不习惯，对于焊接行业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教学中，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实际水平，采取恰到好处的教学方式，既不要超出学生现有的能力，也需要尽量提升学生的能力，把握好这个度，慢慢磨练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学习内容的熟练度，鼓励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深入思考，勇于提出问题并尝试自我解答，培养自身的思考能力与创新能力，这样的教学方法，对于一名焊接专业的学生来说，有很大帮助。

四、注重操作的精准性与规范性

焊接技术实训操作技能培养，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更快地接受并且掌握焊接专业的知识，然而，如果只注重技能培养，而忽略操作的精准性与规范性，那么就相当于拆东墙补西墙，有可能在未来的工作中因对精准性于规范性的欠缺而造成重大的损失，导致学生无法适应岗位工作。

因此，在学生掌握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的基础上，教师应亲自用精准与规范的操作向学生们进行演示，并在操作时向学生讲解其中需要注意的方面，让学生能够直观地体会正确的操作。如在某些需要注意的方面，无论如何向学生讲解与表达，都不如进行实际操作讲解更能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对学生进行讲解，其效果更加生动，更加容易被学生所理解与接受，不但可以增强教学的互动性与趣味性，而且能在不断教导与学习的氛围中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对学习的积极性，对焊接技术实训操作技能培养有着互补的意义。

五、结束语

接地技术论文例6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简称ODI）持续增长，2002-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下降4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增6.2亿美元，达565.3亿美元。[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一位。[②]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接地技术论文例7

摘 要：本雅明，曾被苏珊·桑塔格赞美为“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和坎坷，虽然屡受磨难但依旧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虔诚。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启发下他发现了在机械复制时代技术、艺术与大众之间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并提出“艺术政治化”的设想。而技术这个话题也成为了本雅明理论体系中极富争议的存在。

关键词 ：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98-03

本雅明虽然不是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联系却十分紧密。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有许多主张与法兰克福学派不谋而合，但同时他对现代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的看法与态度又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完全相对的立场。本文将通过对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研究，分析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与艺术双重性关系。

一、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深化发展

本雅明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主要文论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他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继承，又是对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一）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吸收与继承。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便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常常从经济角度出发。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艺术生产”的基本概念，指出：“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都是一种劳动……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会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1]马克思认为艺术活动也不例外，他极具创造性的将艺术和经济放到一个框架里来研究，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将艺术从产生到传播到接受这一系列的过程看作物质生产过程：生产——产品——消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不是单纯的为艺术而谈艺术，他是在分析了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似之处之后，看到了艺术生产同样是受生产──消费规律支配的生产活动这一点，将艺术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放到一起考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破除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关于艺术问题的唯心论观点，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考察艺术活动。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启发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机械复制技术的大力发展对艺术的生产、传播、价值等方面的双重影响。同时在这部著作中，本雅明以电影为例详细地论述了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复制技术对传统艺术如绘画话剧等的冲击甚至是破坏。而这种复制技术的巨大威力主要就是它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商品一样大量的“复制”生产艺术，从而改变了整个传统艺术的生产消费格局。

（二）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本雅明在继承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他还根据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研究特点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将艺术看成一种社会生产，主要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艺术产品进入市场、生产者获取剩余价值方面进行研究。马克思主要还是从宏观上概述了艺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到当下新的艺术形式、技巧及技术发展等方面。相比于马克思主要从经济政治的宏观角度谈艺术生产的均衡状况，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则深化突出了艺术生产与技术的关系以及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演变。“技术”一词在本雅明的理论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曾说道：“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问题直接以作品在一个时代的作家生产关系中具有的作用为目标。换句话说，它直接以作品的写作技术为目的。技术这个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使文学作品接受一种直接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时技术这个概念也是辩证的出发点，从它出发，内容和形式的毫无结果的对立是可以克服的。此外，技术这个概念还包括了指导正确地确定倾向性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2]由此可见，“技术”对于艺术并不只是形式技巧等辅助性工具，技术的不断发展除了扩展改变了艺术的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倾向性。本雅明将技术放入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中考虑，他认为：“作品的政治倾向并不仅仅在于其教化内容和阶级、道德立场，还应包括艺术技术(或技巧)的运用情况。”[3]本雅明很重视在艺术接受中“大众”的地位，因此他在艺术生产理论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举例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艺术作品大量复制并涌入市场。艺术由以前的精英独享走向了大众狂欢，并由此形成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大众文化。这是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

二、机械复制时代:“技术”推动艺术发展

本雅明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工业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改变这一现象是承认乃至赞赏的，而正是这一点也让本雅明屡屡受到“技术决定论”、“工艺主义”的诟病。但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技术”成为艺术生产中无法越过的一个话题。本雅明在书中说道：“由此，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4]由此可见，以技术性视角考察现代艺术的转变，强调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生产中改变艺术性质、艺术生产方式以及艺术与大众关系中的作用，是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讨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生产理论的重中之重。

（一）艺术生产：从“独一无二”到“机械复制”。古老的艺术例如绘画有一个重要的创作特性，那就是独一无二。是本雅明在这里提到的机械复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或临摹，例如机械复制品的代表如照片、复印品等，也不是“赝品”。发达工业时代的艺术生产已不再是艺术家神秘的闭门创作，而是将原本只供少数人欣赏的艺术以一种更为高效同时生产成本低的方式散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扩展了艺术，在质量上机械复制品虽然缺失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但在某些方面艺术品却达到了传统艺术所无法呈现的效果。以摄影为例，高精度的摄像机可以捕捉到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细节，以及像电影中也常运用特殊技术（如慢镜头分镜头）使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也变得陌生化，从而催生出与传统艺术完全不同的现代艺术。

（二）艺术作品：从重“灵韵”的有韵艺术到看“震惊”无韵艺术。灵韵是本雅明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很多译法，如韵味、光韵、光晕、灵氛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灵韵是一种不可接近、独一无二、神圣而又神秘的存在，是传统艺术的灵魂所在。灵韵强调文学艺术的受众和艺术本身必须保有一段距离，而这种距离并非阶级高低彰显而是欣赏本身的需要。灵韵强调的是艺术作品的永恒和本真，神秘与神圣则来自传统艺术的仪式所蕴含的的崇拜价值。而技术复制下的艺术作品则将艺术原本被距离化的崇拜价值转化为和大众越来越无距离感的展览价值。由此，复制技术下的艺术不再以“灵韵”为核心灵魂，取而代之的是传统艺术所没有的一种“震惊”效果。“震惊”是本雅明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切入生成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曾说：“意识抑制兴奋的能量使其成为生命组织的保护层……如果这种能量突破了意识的防护层就会进入无意识领域，而如果人对此毫无准备，就会陷入‘震惊’。”[5]在这里，本雅明主要是以电影为论述对象，讲述了在目前的工业社会传统艺术的“灵韵”已经无法再发挥艺术的崇拜价值来吸引大众了，而“震惊”则是通过改变观众的接受方式，使得被太多信息分散了注意力的受众可以在震惊中重新感受艺术作品的独特内涵。

（三）艺术消费：从少数独享到“大众”狂欢。机械复制技术使原本高高在上的传统艺术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得大众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和欣赏艺术作品。这种接受群体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政治变革，虽然不能说艺术消费已经做到了人人平等，但却实实在在地使得一直为少数上层阶级所垄断的精英文化受到冲击，新兴的大众文化开始蓬勃发展。比如，古典时期的绘画和建筑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有距离的，而新技术催生的电影摄影等新兴的艺术形式使得艺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上都与大众紧密相连。在“技术”的推动下，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独享的奢侈品，而成为大众狂欢的基本品。这种转变固然是可喜的，但同时本雅明也提醒世人在这种大众文化的狂欢时代要警惕艺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家利用作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武器。技术将艺术和大众紧紧的联系到了一起，同时也因为大众所代表的人民天然就与政治紧密相连，由此技术也就自然成为艺术与政治之间一剂强心针。

三、质疑之声：技术之于艺术究竟是“工具”还是“主人”

本雅明对技术介入艺术及推动大众文化的繁荣持赞赏支持的的观点，他在几部作品尤其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详细论述技术介入艺术不仅丰富了艺术的形式，还培养大众的批判意识和革命意识。他还提出用“艺术政治化”来对抗法西斯的“政治审美化”。而对他的这套理论尤其是关于技术的积极作用方面的观点持质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学者也因此与本雅明进行几次激烈的对抗，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阿多诺严厉指责因机械复制技术而造成的艺术的堕落，他强烈反对本雅明所推崇的技术推动的大众文化艺术生产，并称其为功利性质的“文化产业”。两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资本的控制权、消遣的接受方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

（一）资本利用技术对“艺术”进行操控。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烈反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艺术的观点，他们认为本雅明在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上呈现过分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在本雅明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表后，阿多诺明确指出本雅明犯有第二种浪漫主义的错误。他认为电影复制技术毁弃了艺术的自主性，使它成“内在非理性的最终避难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致认为:“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决不是什么好的和革命的，相反，却充满着最坏的资产阶级悲观主义。”[6]阿多诺认为这种机械复制的文化工业所带来的人民共享艺术成果的现象完全是统治者利用技术所虚构的民主假象。因为“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是统治阶级，接受者是人民大众，其核心强调的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整合大众文化，‘自上而下’地向大众灌输文化”[7]。阿多诺质疑的便是资本掌握着技术，并由此操控艺术为统治者服务，这种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艺术表面上给了大众参与权和话语权，而实际上去确是用另一种不让人察觉的方式控制了大众的思想。为此阿多诺强烈的反对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技术论。

（二）由定心凝神的关照走向心不在焉的消遣。本雅明认为充满灵韵的传统艺术的接受方式是“定心凝神”地欣赏，而机械复制时代的现代艺术的接受模式则走向了心不在焉的“消遣”，但他对于这种“消遣”的模式的态度也极具暧昧性，一方面他在感叹受众对艺术的快餐型接受，另一方面他也赞同这种“消遣”的其实是“大众强烈希望在空间和人性上更为“贴近”这一要求的结果”[8]。阿多诺等人对此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种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文化工业抹杀了艺术创作原有的自律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导致了文化产品日益粗俗化、商业化。而艺术的消遣型接受方式也破坏了艺术本身的纯粹和内涵。新闻研究学者李良荣就曾指出：“人们对听声音、看影像的兴趣往往胜过读报纸。听声音、看影像的特点就是受众的注意力必须始终追随节目，而且也往往全神贯注于节目之中，而不能像阅读那样边读，边思考、消化、分辨。”[9]电影电视这样的新技术催生的现代艺术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观众常常沉浸在图像不断转换的“消遣”娱乐中，却逐渐丧失了对艺术的思考能力，甚至完全没有时间没有意识要去思考，这种现象对于艺术的欣赏来说应该是非常可怕的。

（三）大众文化的繁荣是“真实需求”还是技术提供的“虚假需要”。大众文化在当下可以用“集体狂欢”来形容，比如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在看电视上，电视中五花八门的节目各种方式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阿多诺提出这看似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文化工业利用新技术为大众炮制的文化“虚假需要”，而大众在文化工业制品中得到的快乐就是这种虚假需要得到满足的结果。阿多诺认为，所谓的大众文化正是凭借这种娱乐性、消遣性在提供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使艺术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传送武器。比如现在的许多电视剧营造浪漫、舒适的生活模式，不知不觉使身受压迫窘境的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慢慢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因而也忘记了反思和质疑，只是一味认同直至被完全同化。

从这三个方面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变革，阿多诺与本雅明持几乎对立的看法。其实两个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犯了片面化或过于理想化的错误。阿多诺更多时候只看到了技术的负面作用，一味提倡艺术的自律性，强烈反对技术介入艺术，对大众文化更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本雅明的观点并不像批判他的人说的那样是一种“工艺主义”的技术决定论，本雅明并没把“技术”抬到了一个可完全左右时代的地步，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明确了技术所具有的二重性。他也意识到了技术给传统艺术带来的破坏性一面，但他选择的应对策略不像阿多诺那样一味地反对和排斥。本雅明看到破坏性的同时也发现了技术的进步性，他提出的策略是要求艺术家正视并正确地掌握技术，使之适应现代艺术的发展，以一种“艺术政治学”的模式去发挥艺术社会政治革命的功能。但本雅明的这种乐观积极的艺术企盼是否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可见对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影响艺术进而发挥革命功能的观点进行质反思也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4.

〔2〕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A].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十卷)[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3〕王雄.论瓦尔特·本明的“艺术生产”理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5.4.

〔4〕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5.

〔5〕［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131.

〔6〕[德]阿多尔诺.现代艺术与现代美学[A].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4-115.

〔7〕蔡曦.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研究[D].湖北大学，2013.

接地技术论文例8

大会将围绕新型纤维材料、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技术、高性能复合材料及技术纺织品等热点，进行跨领域、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展示科研成果，额发学术大奖和学术带头人奖，为国内外高层次的纺织理论研究者、纺织科技工作者、纺织生产管理者和纺织技术产业化实施者的零距离接触提供互动空间。现诚挚地邀请您就相关内容投稿并参加此次会议。

一、论文征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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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提交细则

（1）会议只接受原创首发稿，文贵自负。

（2）论文可选用中文或英文书写，但参加“2012年中日纺织学术交流会”的交流论文只能用英文书写。论文的具体格式参见大会官方网站“会议征文”栏目。

（3）作者须在大会官方网站（.cn）在线注册后提交Word格式的论文，会议秘书处会在收到论文后的3个工作日内用电子邮件回复。如在1周内没有收到回复，请重新提交论文或与秘书处联系。

接地技术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090-03

技术风险的评估是技术灾害管理的重要环节，它一般展示的是事件或人类活动在直接伤害方面的影响，包括死亡、伤害、疾病和环境损害。长期以来，用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来描述技术风险特征的实践做法遭到了攻击，因为这样忽略了与时间、空间或社会团体有关的公平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技术风险事件的后果远远不止其造成的直接伤害，还包括一些严重的间接影响（如责任、保险花费、对机构信心的丧失、对社区事务的排斥）。所以，当技术风险分析面对决策和技术风险管理过程的时候，情况将变得更为复杂。间接影响往往对技术风险事件的直接后果（如死亡或伤害）依附性较弱，更多地依赖于对控制或管理技术风险制度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公正。由于传统的成本效益和技术风险分析忽略了这些高层次影响，这样就极大地低估了随特定技术风险事件而来的多种负面作用，从而低估了整个事件带来的总体技术风险。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放大提供了一个纠正的机制，通过它，社会将技术风险的技术评估更加贴近对技术风险的完整测定。另一方面，公众对记载翔实且举足轻重的危险，如室内氡、吸烟、不系安全带驾驶或花生酱中含有高致癌的黄曲霉素等却没什么兴趣，这些都可以视为技术风险的社会弱化。尽管技术风险弱化是不可缺少的，它促使个体得以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量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但它也可能因低估技术风险和对技术风险反应不足而导致潜在的严重不利后果。这样，由于专家和公众技术风险评估的严重分歧，以及不同公众对技术风险评估做出的不同反应，技术风险的社会强化和弱化都使得传统的技术风险分析变得困惑。为此，本文将对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结构、放大的过程以及技术风险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和社会反应进行探讨。有关技术风险的信号被个体和社会如何放大，被放大了的技术风险如何导致公众行为上的反应，这种反应又如何反过来导致次级社会效应，也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

1 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与公众认知

现代科学技术对工业社会产生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由于人们在应用科学技术中出现的不当行为和管理失误所引发的技术性灾害 （Technological Disaster），同样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发生的各类伤亡事故约为2.5亿起，这意味着每天发生68.5万起。全球每年约有320万人死于技术失控或失策导致的灾难，占各类死亡人数的5.2%。我国的技术灾害状况同样十分严重，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的资料，目前我国由于技术原因引发的灾害（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事故”），每年都要夺走十多万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仅2011年一年，在各类技术灾害中，共死亡75572人（2011，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的最

新测算方法，我国技术灾害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左右，远远超过了各类自然灾害的损失。据此推算，中国目前每年各类技术灾害的经济损失至少应在6000亿元以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这种“双刃剑作用”，使技术灾害的管理和防治问题成为亟待人们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过去，对于技术风险的研究有所涉及，主要体现在“科技异化”、“科技负效应”等研究中，技术风险研究并未引起学者的太多关注。风险社会理论诞生以后，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的根源归之于技术发展的独特见解，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从技术风险的主观建构层面来理解当代技术风险，可以克服传统的技术学、经济学的视角，侧重于分析风险客观层面的局限性，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内涵、特点与本质。技术风险己成为当今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主要成因，对现代技术风险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风险社会的时代特征。并且，对现代技术风险进行跨学科研究，可以整合社会学、制度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力量，有利于学科融合。因此，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进行技术风险研究，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技术风险的规避机制，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范技术风险演变为技术负效应和技术灾难，减少技术发展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降低公众的技术忧患与技术恐惧意识，提升公众发展技术的信心。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远不充分，但科学技术发展暴露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生态危机、核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技术风险以及化学技术风险等已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探讨一条“自主创新与生态文明并举”的技术风险规避道路，对于以较低的技术风险代价来换取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人们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既是一项科学行为，又是一个文化表达的过程。虽然，人们在保证健康、安全和长寿上投入了巨资并取得了稳步的进展，但人们在技术灾害面前却变得更加脆弱。特别令人费解的是，甚至连只有很小物理后果的技术风险事件都往往引发强烈的公众关注，并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在传统技术风险分析层面是不曾料到的。公众认知是直观的偏见和经济利益的产物，更普遍地反应了文化价值。因此，社会最大的困境在于，一方面需要用技术风险的分析来设计公共政策，另一方面，目前的技术风险概念不足以预测和解释公众对技术风险的反应类型。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公众技术风险体验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之后（罗杰.E.卡斯帕尔，1988），仍没有一个综合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被技术专家评估为很微小的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有时会造成巨大的公众反应，并会伴随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有时甚至会出现后继的物理技术风险。解释这种现象并使得技术风险分析的实践对其更加敏感，是技术风险社会管理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之一。

现存的解释，虽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但仍不完整。时常还会有些矛盾之处。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冲突的观点照亮了公众技术风险体验的不同方面。需要一个能够整合技术风险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分析以及塑造公众技术风险体验的个体反应结构的综合理论。这种综合理论能够解释技术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及文化进程相互作用，可以增强或削弱公众技术风险认知和技术风险相关行为。反过来，行为模式会产生次级社会或经济效应，也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自身的实体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体验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对个体和团体理念产生的影响、还有社会、社区和经济对其作出的回应一起构成了技术风险传播社会放大的整体现象。

2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信号放大机制

在传播理论中，信号放大指的是在由信息源向传输者传播，并最终到达接受者的阶段中，信号加强或减弱的过程。这些信号被传输者或接收者解码，使得信息被理解。每一个传输者都有可能改变原来的信息，通过加强或者减弱，添加或者删减所收到信号的方式，向下一个传输者或信息接收者发送一簇新的信号，然后这些信号再被解码。实际上，传播的过程要比以上的单纯信号传输过程更为复杂。只有在一定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信息才会对接收者有意义。信息源和信号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被接收者视为一个整体，正是接收者将信号与信息源或传输者相连，并推断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信息源―接收者的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个模式仍然足以作为分析沟通过程的启发式框架。

在技术风险传播中，每条信息都可能包含事实的、推断的、价值相关的、象征性的意义。事实信息指信息的内容（如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是X毫克/天）和信息的来源，如环境保护部门组织的检测。推断性信息指可以从已经陈述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如排放对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然后这些结论可能要被分成不同的类别经受评估，如排放超过了允许的水平。除此之外，还可能附加带有强烈价值指向的文化象征来唤起对特定形象的记忆，如“大企业”“国防工业”“高科技”等。

对技术风险传播的研究证据表明，技术风险信息中附带的象征是引起潜在接收者注意和塑造接收者解码过程的关键因素。例如，如果传播源被描述成一个独立的科学家、或是科学院的专家组织成的团队，技术风险信息的内容就会很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来自这样的技术风险信息源的风险信息会被视为可信的，并能成功地通过传输者或接受者的筛选。相反地，由核工业的新闻公告会被视为不太具有可信度，除非技术风险信息的其他方面可以抵消公众对技术风险信息来源公平的

质疑。

技术风险信号传输者会测定每个技术风险信息成分的放大情况。如果一个事实陈述被重复多次，尤其是被不同的技术风险信息源重复，则会引发对该技术风险信息准确度的较大信任。对推断过程的详尽描述，可以转移潜在猜测准确性的注意力。如果一项技术风险信息，具有高度认可的社会价值，也可能会增加接收者对技术风险信息证据不充分的容忍度。当然，一个权威性的传播源可以（至少在短期内）补偿无价值的事实技术风险信息。但公众和媒体的添加或删减应该是强化或弱化原有技术风险信息最有效的单一途径。因此，在技术风险传播和接收两个过程中都会发生信号的放大。技术风险传输者对送往接收者的技术风险信息进行系统安排，反过来，技术风险接收者又对技术风险信息进行解读、消化和评估，技术风险传播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但应该指出的是，一个技术风险的传输者也应是一个新的技术风险信息源。这个新的技术风险信息源根据对制度规则、角色要求和预期接收者利益的考虑，对原技术风险信息进行描述后使其成为新技术风险信息，并将它传送给接收者。因此，通过传输者，在接受技术风险信息和技术风险信息重新编码时，技术风险信息源信号可能被放大了两次。从而，传播中的信号放大在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整体结构中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位。

3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社会结构放大机制

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指的是技术风险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技术风险的社会体验，从未促进技术风险结果的现象。正如在这个框架中的应用，技术风险事件和社会进程之间的互动使得这一点变得明晰――技术风险只有在处理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范围才有意义。这样，并不存在所谓的“真实”（绝对）和“失真”（由社会决定）的技术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的特性是决定技术风险性质和重要程度的必要因素。我们从信息系统入手，信息系统就像是一个立体收音机，它会以两种方式来放大技术风险事件：一是强化或弱化个体和社会团体接收到的关于技术风险信号中一部分;二是根据技术风险的属性和它们的重要程度，过滤大量的信号。

通过直接的个人技术风险体验或有关技术风险信息的接收都可以产生信号。这些信号被社会及个体的“放大站”进行处理，所谓的“放大站”包括以下情况：1）执行和传播技术风险技术评估的科学家;2）技术风险管理机构;3）新闻媒体;4）政治或社会组织;5）社会团体中的意见领袖;6）同辈及相关群体的个人关系网;7）公共机构。

在社会放大站中，通过传播渠道（媒体、书信、电话、直接对话）产生并传输信息。此外，每一个接收者都参与了信息强化（或弱化）的过程，因此，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充当了技术风险信息放大的角色。这些放大的关键步骤包括以下内容：1）信号的筛选（只有全部信息的很小一部分被进行了处理）;2）对信号进行解码;3）对技术风险信息进行处理（如在推断性信息中使用认知启发式）;4）给信息附加社会价值，以便于管理和政策借鉴;5）与所属文化及相关团体进行互动，以解读和确认信号;6）构想忍受技术风险或采取行动反抗技术风险及其管理者的行为意图;7）采取个体行为或加入团体行为来接受、忽略、忍受或改变技术风险。

一个成熟的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应该是最终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要经历较多或较少的强化或弱化。这一理论是否足够强大到可以预测公众反应的特定形式以及新技术风险带来的社会冲突的详细结构，就必须有待时间的检验。它还应该可以对能够强化或弱化公众对技术风险反应的技术风险源属性和社会领域属性进行识别和分类。技术风险社会放大将大量产生行为反应，反过来，行为反应会产生次级效应。因此，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包含两个阶段：技术风险信息或技术风险事件的传者放大及其受众的响应放大。

4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媒介放大机制

社会放大的根源在于技术风险的社会体验，不管是直接的个人体验还是通过技术风险信息、技术风险事件和管理系统获得的间接、次级体验。对于技术风险活动或事件的直接体验可以使令人愉悦的（如驾驶机动车），也可以是令人惊慌的（汽车相撞）。总体上来说，对于巨大事故或技术风险事件的体验增加了危险的记忆和可意象性，强化了技术风险认知。但直接的体验也可以对技术风险的性质、范围和可操控性有一个回馈，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观察角度，增强了人们避免技术风险的能力。这样，鉴于直接的个人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技术风险放大器，它理所当然也可以发挥弱化技术风险的作用。但是，很多技术风险并不是人们直接经历的。当直接个人体验缺失或不足的时候，个体们会从其他人和媒体那里获得有关技术风险的情况。信息流成为了公众反映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充当了技术风险放大主要原动力的角色，有可能影响社会放大的信息属性。

抛开信息的准确性和特定内容不谈，大批量的信息也可以充当技术风险放大器。在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大规模的媒体覆盖不仅报道了事故，还界定并塑造了事件本身。该事件的报道不仅重创了中国制造的商品信誉，而且在三年后，仍有7成中国民众不敢买国产奶。当然，连篇的报道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其他竞争信息源上挪开，转向特定技术风险问题。此外，新闻媒体也逐渐变成各种当事者为利益争锋相对的战场。无论怎么平衡各种报道，都没有足够把握使得政府令人安心的声明能够有效抵制引起恐慌的信息。使公众免受惊吓要比吓到他们难得多。大量的信息也会调动对特定技术风险的潜在恐惧，并强化对过往事故、管理失误的记忆，扩大对特定失误、事件或结果程度的想象。这样一来，提供信息的技术或活动就可能被视为是相当危险的活动。

信息的第二个属性是专家之间的争辩容易提高公众对真相的不确定感，增加技术风险是否真的被认知的疑虑，并能降低官方发言人的可信度。如果公众已经开始对技术风险产生恐惧，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对专家间的分歧更加关注。

毫无疑问，信息的第三个属性――戏剧化程度是技术风险放大的有利源。2003年中国“非典”的媒体报道中宣称，“非典”的死亡率极高，几乎无药可医，在报纸版面中，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上千人死亡！”强化了人们对事件灾难性潜在死亡感知的记忆。如果在没有矫正方法的情况下，错误信息源就已经进入了大众传媒，那么甚至一个微小事件，都完全都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波澜。

信息渠道也十分重要。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的信息通过两个主要的传播网络流通――新闻媒体和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作为技术风险“放大器”的新闻媒体也因它们在公众舆论和社区进程设置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受到学者的关注。由于媒体对罕见或重大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进行的报道比例失调，人们根据受到的媒体报道篇幅来对死亡主要原因进行猜测也就不足为怪了。非正式的人际传播网络在一般意义上包括朋友、邻居、同事之间和社团内的联系。虽然我们对这样的网络了解较少，但毫无疑问，人们不会撇开其他社会事件或同辈们的观点去孤立地考虑问题。虽然个人的朋友或同事提供了用以证实技术风险认知的基准点，但他们很大程度上会持有一种普遍的文化观或偏好，所以，强化技术风险或弱化技术风险的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如果人们惧怕技术风险，谣言就会成为影响公众认知和态度形成的关键因素。在社会团体互动范围内，对技术风险的解读一般会融入更大的价值和分析框架中，来对抗与原有理念相冲突的新信息。因此，可以预想，人际传播网络中，公众会导致技术风险认知、管理偏好和关注度的分歧，专家也会在他们的理论、方法和数据的选取中表现出文化偏好。最终，技术风险信息中使用的特定术语或概念，可能会对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团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这些用语也可能会引发它们本意完全不相干的联想。

5 结论

综上所述，除了以上四种机制之外，社会进程还会导致发生对技术风险本身的积极反馈。如果有害物质运输事故发生在接近废料处理厂的地方，那么可能导致对运输线路的反对和阻挠。这样的行为自身就可能引起事端，于是增加了未来事故的可能性，并扩大了事故的后果。或者，也可能引发反对者的蓄意破坏，对在处理废料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进行复制。尤其是对一项技术或设备存在强烈的公众关注时，基于各种机制，有关健康和安全的技术风险可能会在社会进程中被放大。因此，以上分析，只存在一部分范例来描述我们称之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的现象。但是，了解这种现象是对其潜在影响，包括设计和技术、技术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排序以及设置健康和环境标准等，都是进行技术风险评估的必要前提。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框架，其目的就是为了着手构建一个可以解释如下问题的综合理论：为什么看起来微小的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往往会引起强烈的公众关注和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以涟漪状扩散，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因此，技术风险传播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需要精心设计，参考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主义研究也许会为下一阶段的理论构建提供更为重要的实验和理论范式。

参考文献

[1]珍妮・X・卡斯帕森，等.风险的社会视野上：公众、风险沟通及风险的社会放大[M].童蕴芝，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接地技术论文例10

目前，国际学术界在研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果颇丰，但对于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国所进行的研究几近于无，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这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借鉴意义。

一、与技术要素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产业发展模式，即“雁行模式”，“雁行模式”的起点是引进技术，它所描述的是后起国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产品循环过程。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利用不完全竞争市场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解释，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的OFDI行为，但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OFDI行为，对OFDI的产业和区位分布也缺乏合理的解释力。

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它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引进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并且认为根据产品的不同的生命周期企业的OFDI应采取不同的投资决策和经营策略。该理论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OFDI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实际营销中，很难准确的划分产品的生命周期，且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其具体决策可能和产品的生命周期不相符。

1970年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本国OFDI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母国与东道国的比较成本角度出发，认为OFDI应该从母国的边际产业开始（已经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并依次进行。小岛清分析OFDI行为是站在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角度来分析的，此分析仅限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解释，而对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向贸易投资缺乏必要的解释，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77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将关于资本国际流动的理论综合、总结在一起，形成了关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即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折衷的“三优势”理论（OIL理论）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而OFDI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项优势。该理论可以说从整体上符合各国外资和OFDI的发展现状，但并没有很好地解释OFDI的流向问题。

威尔斯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开展OFDI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环节，对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获取逆向OFDI行为缺乏合理的解释。

拉奥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处于技术劣势的企业可以对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从而形成自身的相对技术竞争优势。这种创新会给开展OFDI处于技术劣势的国家不断提升该国的技术水平，加强产品的竞争力。

坎特威尔等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不具有绝对垄断优势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开展OFDI，不断积累与提本国技术水平的现象，但缺乏对资源寻求以及逃避关税等OFDI现象的解释力。

1991年，Kogut和Chang首先针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了研究，他们基于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以Head、Branstetter等为代表的学者也考察了这一论题，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对本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1995年，Coe和Helpman提出了“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证实了进出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2001年，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简称LP）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

（二）国内研究文献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FDI逆向溢出流出效应”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

1.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

申朴、刘康兵（2012）通过分析市场化进程与FDI的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到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即市场化进程水平超过某个临界值后有利于FDI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何一鸣、张洪燕（2011）运用R&D溢出回归模型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吸收溢出的国外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对提高国内技术有积极作用。郭凤华（2011）运用格兰杰检验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间的关系，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了国内技术的进步。

欧阳艳艳运用平均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技术效率（EC指数）与技术进步（TC指数）在2011年对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外国研发溢出进行灰色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与行业有很大关系。紧接着她在2012年对逆向技术溢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说明中国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巩固已有国家或地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向发达国家（地区）倾斜。

2.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赵涤非、郭鸿琼和陈宴真（2012）对我国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我国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两者表现为正向关联，但在农业方面为反向关联。刘明霞（2010）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欧阳艳艳（2010）的研究表明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三大因素是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的GDP。王英和刘思峰（2008）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逆向技术溢出的四种方式：外国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分析显示，我国FDI流出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这种协同关系会更加明显。

3.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郭凤华（2008）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最后，从国家、产业、企业的角度给出了政策建议。汪思齐（2010）系统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技术进步效应。邹明（2008）为中国开展以技术寻求型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政策建议。赵天培（2010）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我国技术导向型对外投资提供依据。

二、研究中现存在的问题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进步的研究，可以发现：

1.目前从国外学者对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来看，对发达国家研究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少，如：Kogut和Chang的研究集中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国内学者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流出”对国家竞争力、经济增长、贸易等的影响效应。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寻求型的FDI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案例和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较少，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地论述，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其中王英和刘思峰分析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但不够系统。

2.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有关的行业分析尚不多见。尽管欧阳艳艳证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与行业有很大关系，其中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的关联度较强，而第三产业中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具有较高关联度，但是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不具较高的关联度，但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由于数据有限使得学者不能采用各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研发资本存量（包括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如郭凤华、邹明等的研究。另外，由于我国改革开发初期和现在对数据的统计口径也不一样，再加上汇率的较大变化，所以有些文章在实证分析时没有对数据采取恰当的处理方法。

三、深化研究的思路

从上述文献不难发现，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深化，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获取逆向技术溢出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但是，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还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以中国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在这一方面做出新的研究。

2.可以在回顾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如协整分析、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实证分析或者考察我国在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进步影响的差异。

3.可以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归纳演绎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搜集数据时要在不同数据库寻找数据，要对数据进行恰当处理，在对比分析基础是尽量做到指标统一，尽量使研究结论更为客观、可靠。在扩大样本数据的基础上，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有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Coe D.T.，and E.Helpman，“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9（1995），pp.859-887.

[2]David T.Coe，Elhanan Helpman，Alexander W.Hoffmaister，"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and Institution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53（2009），pp.723-741.

[3]Dunning J.H.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M].London：Francis Porter，1986.

[4]Hymer H S.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Cambridge：MIT Press，1976：260-264.

[5]Jeffrey I.Bernstein ，Pierre Mohnen，"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between U.S.and Japanese R&D Intensive Sector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44（1998），pp.315-338.

[6]Kogut B.and S.J.Chang，"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73 no.3 （1991），pp.401-413.

[7]Lall S.The New Multinational：The 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M].London：Chi Chester，Wiley，1983.

[8]Lichtenberg F，and B.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A Comment”，European EconomicReview，Vol.42（1998）.

[9]Vernon 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2）：190-207.

[10]Wells，L.T.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M].Cambridge：MIT，1983.

[11]迈克尔·波特.国际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2]申朴，刘康兵.FDI流入、市场化进程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基于system GMM估计湖南驱人如驱羊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12（3）.

[13]赵涤非，郭鸿琼和陈宴真.我国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互动机制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12（2）.

[14]欧阳艳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境外地区分布差异性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5]何一鸣，张洪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1（1）.

[16]郭凤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9）.

[17]欧阳艳艳，喻美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行业差异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1（4）.

[18]欧阳艳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4）.

[19]刘明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

[20]王英，刘思峰.国际技术外溢渠道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4）.

[21]邹玉娟，陈漓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提升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5）.

[22]刘明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

[23]赵天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中南大学，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