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例1

截止到2012年10月8日，两个被众多研究认为具有“科学传播公共领域”性质的网络传播主体（媒介）———“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以下简称“松鼠会”，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殊性质，“果壳网”和“松鼠会”既指创作团体，又指特定的信息和讨论媒介，因此，这里说是网络传播主体（媒介））新浪微博分别拥有粉丝数53万和70万，其中，活跃粉丝分别达到30%和40%。这看起来是很庞大的数字，但从数量上看，这两个主体拥有的粉丝数远远不及其他类别（娱乐、生活）受关注的微博粉丝数量。另外，即使与科技类微博本身相比，粉丝数居前的仍旧是各涉及科技领域的名人。以当日为例，科技名人排行榜第10位的乔健（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拥有的250余万粉丝量仍然是这两个网站微博的几倍之多。

从另一个角度看，果壳网和松鼠会微博的活跃粉丝比率非常高，高于以上提及其他所有的著名微博，因此相应的PR值和互动率也较高。但是，关注率、评论数和转发率上却远逊于其他类别的著名微博。这说明，一方面这两个网站微博的活跃粉丝更加具有独创性，因而具有所谓“民主批判”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两个网站微博的粉丝具有某种特定的局限性，活跃和互动只在这一范围内展开。BMW2011年的一个整合营销项目这样描述果壳网的用户：“果壳网的受众覆盖具备良好教育背景、科学常识和职业分布的都市青年人群，活跃用户中包括部分科技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在传媒、活跃博客圈内有良好的知名度和品牌声誉，能够影响意见领袖群体。果壳网的站外粉丝（如官方微博粉丝）主要是对科技向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并对科技创想和生活乐趣有浓厚兴趣和独特见解；对果壳组织的线上线下活动有积极的参与热情和传播力”。这种描述表明果壳网的关注者符合某些类别化特征，如学历层次较高、并且在某些领域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等。科学松鼠会一直与果壳网并提，在用户群体上，也具有类似的特征。这说明，虽然用户数量众多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用户总体呈现出严重的同质化倾向。这些用户已经具备了相互交流、有共同目标和归属感的特点，逐渐形成一个固定的群体。

根据CNNIC的第30次互联网使用报告，松鼠会和果壳网用户这样的“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群（大专及以上）在全体网民中仅占21.6%，且有增长缓慢和比例逐渐减少的趋势。这说明，即使在网络传播环境中，松鼠会和果壳网的用户群也缺乏公共性，仍然局限于某个群体内部的交流，对更多数和更普通的大众来说，它们缺乏必要的吸引力，也缺乏足够的接触行为。松鼠会倡导的“将科学的坚果剥开，把美味的果肉献给大众”没有实现，只是吸引了一群看热闹的松鼠。既然具备了前面提及的理论上的接触可能，也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为什么大众对于科学传播仍然缺乏必要的和自愿的接触呢？

接触行为原因分析

前面提及，接触行为的实现，依赖于两个方面的要素：接触欲望和接触可能。虽然很多研究从技术上论证了普遍的接触可能，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可能性还应该具备相关的社会因素。

（一）标签化界定与群体压力

网络传播在经历了最初以信息公布和交流为主的阶段之后，开始向社交媒介的趋势发展。微博和SNS社区已逐渐成为网络的代表媒介。在网络传播的社交属性日益鲜明之后，网络传播体现出明确的群体化和标签化特征。“标签”是一种简单的描述方式，通过语言符号对用户个性进行归类，也是社交媒体实现用户群体化的简便形式。被标签了的用户会按自己的标签分类寻找从属群体，并实现线上交流。“标签”包括QQ、人人网、新浪微博、豆瓣等各种类型的社交媒介的普遍使用。为自己贴标签几乎成为进入和使用这些媒介的必要条件。“贴标签”实际上体现为用户“找组织”的行为，使得群体的建立更加容易，群体内交流也更有机和密切。但同时，这种内部联系密切的群体意味着群体边界的严格和强烈的排他性，巴斯曾经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本身就建立于信息交流而没有现实联系的虚拟群体更是如此。因此，在由主要标签界定了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群体会自然产生一种排他性———即对非本群体特征的人的隐性限制。因此，一旦果壳网和松鼠会的粉丝群体具备了如BMW的营销项目描述的群体特征，那么，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学历较低、信息影响力和传播力较差或是年龄偏大的用户都自然被排除在粉丝群体之外。也就是说，基于标签化选择形成的群体在实际上阻碍了不符合这种特征的其他用户实现技术理论上存在的接触可能。

（二）媒介使用与满足

专注于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指出，受众对媒介的惯性接触主要来源于对特定媒介的媒介印象，这种媒介印象来自受众信息需求的满足与否。因此，在科学传播中，以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为代表的理论面向大众的科学传播媒介能否满足更普通大众的信息需求，是大众会否持续选择接触这些媒介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普通大众是指不具备以上所称“果壳网粉丝群”特征的，在中国网民中占绝对多数的，在学历和影响力方面都处于较低层次的网络用户。

2012年6月19日，豆瓣科学松鼠会读者花园小组有用户发帖“有没有反感科学松鼠会的人？”由于本主题帖是可查证舆论中第一个对科学松鼠会提出根本性的批评意见，同时来源于其读者群体，可以看做是群体内部的一种“自反”式传播，应给予足够的认识，否则将造成群体信息流通不畅等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对主题帖及讨论中的代表性意见做文本分析，讨论被公认可以体现“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模式的果壳网和松鼠会提供了何种性质的信息，以及这种信息能否满足普通大众对于科学信息的需求。

用户表帅@c语言提到：“去果壳网看了一下，总觉得有种选择性失明的辟谣。有问题的新闻一抓一大把，但是总是选择一些不会得罪某些部门的新闻去进行科普。”这种论调遭到了lEucInE的反驳，认为果壳网是商业化的网站……“选择性失明”是由现存环境决定的，像果壳网这样具有科普性质的网站不需要承担如同社会性媒体那样的社会责任。此观点立刻被荒野地铁说成是“的儒生逻辑。……这样果壳网和松鼠会就没资格来校训公众什么是科学真知”。虽然意见不一，但可见其用户群体对其传播内容的认知基本一致，即这些民间的面对公众的科学传播机构主要就社会热点事件用“现有知识”进行科学原理方面的解读，不进行社会科学层面上的深入剖析，也没有发展地看待科学本身。本帖很多用户提出了松鼠会（果壳网）反对中医的观点，实际上，松鼠会从来没有正面提出“反对中医”或态度明确的相关言论。但从其文章立场来分析，相关作者经常从西医体系或现代生物学角度进行问题说明，经验和传统往往被忽略。如影响较大讨论女性例假期间是否应该洗头和采取冷食禁忌的文章，就挑战了中医妇科的经验和传统。虽然文章评论提供了开放的讨论，也有网友参与反驳。但相同立场的文章一多，还是会造成如Dr.希鲁鲁克本帖中所说的：“有的甚至连西医都不是，懂了一点统计学原理就开始来说这说那，好像很懂似的。其实科学也是在慢慢发展，还远远没有到一览众山小的水平。我也爱好科学，但我很反对用现有的知识去解释一切，太狭隘了”的总体印象。

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文化，中国哲学具有根本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而就目前来看，中国普通人群的媒介素养并不高，不具有对于信息的独立辨别力。以前面讨论的问题为例，普通大众例来遵行的经验传统受到了挑战，但由于松鼠会看似“开放”的讨论氛围让大众没有清晰的认知观点，同时，松鼠会的各传播主体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和科学态度基本一致，争论只处于用户群体的讨论中，使得他们的科学传播失去了主体上的“反思性”和“公共批评”。因此，在对此类网站的媒介接触中，普通大众无法获得对社会根本问题的深刻看法，也不能获得具体和实用的生活经验，他们的信息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可见，无论从何种层面上讲，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对这些具有科学传播性质的网站进行持续性的接触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也就进一步将其用户群体固定为BMW营销报告所描述的范围。

可能的后果和潜在的危险

由于网络科学传播媒介具有以上所述的用户群体特征，将可能导致创始者和之前研究未曾预计的潜在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包括：

（一）科学认知变为身份象征

前已论及，松鼠会和果壳网发展很快，用户人群和站外粉丝群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但是，这种扩大并不代表用户范围的扩大和层次的深入。如前所述，用户被固定在某一特征的人群中。更重要的是，这种特征化群体的倾向可能进一步深入，变成某种身份的象征符号。《江淮晨报》曾有报道指出：“‘去参加松鼠会的活动’，已经成为京沪两地青年人的时尚”。

这句论述经常被引用作为科学真正开始流行，科学传播成为大众参与活动的证据。但实际上，这句话包含了更多的信息：首先，“参加松鼠会的活动”是时尚的标志；其次，“参加松鼠会的活动”是中国内地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时尚青年的选择；该报道同时指出，松鼠会的用户人群中，人文学科背景的人数甚至超过理工学科背景的人。仔细调查可以发现，很多人给自己的标签与“旅行”、“电影”、“音乐”甚至是“独立电影”、“独立音乐”等明显具有都市小资气质的特征相关。

这说明，对于松鼠会的线下或线上接触，主要目的是寻求一种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参加松鼠会”的活动或者“成为松鼠会的用户、站外粉丝或者活跃粉丝”成为一种象征性符号，象征对于时尚的领悟和接触能力，以及现代都市的生活态度。

（二）“知沟”的进一步扩大

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这是一种关于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的阶层化理论。如前所述，松鼠会和果壳网这样的科学传播网站固定了其用户群和站外粉丝群，普通大众对其失去了接触欲望和接触可能，没有持续性的媒介接触行为。因此，其用户和粉丝群体掌握的科学信息相对于普通大众更多，他们关于科学信息的知识鸿沟也就越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科学传播，只能使这种传播越来越局限于特定群体，成为“公众理解式”的科学传播模式。这种模式的关键要求是支持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不能形成对大众科学素养的提升，也无法通过大众的“知”与“疑”形成社会公共的科学精神和态度，由大众对科学的普遍关注实现科学最终为大众服务。

（三）科学信息的娱乐化

传播学论文例2

1.第一层级：网络传播中的“三俗”随着网络的普及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微技术的广泛应用，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在网络媒介的不同样式和各种社交平台中肆虐横行，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大量无用信息层层包裹，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文字图像泛滥成灾，以文化作品传播为例，我国数百个电视频道的网络平台，每年播放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色情、娱乐绯闻铺天盖地，理性信息的获取和传统社交方式变得困难重重。2010年起，中央高层发声，从中央到地方重拳整治广电和文化系统的“三俗”之风；2013年起，宣传文化部门和新闻媒介着重开展网络乱象清理行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全国开展打击互联网传播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网络传媒生态和社会舆论格局得到较大程度改观，但哗众取宠的“标题党”现象、搜索引擎网站中格调低俗的广告图片信息仍时有出现。

2.第二层级：网络传播中的舆论暴力近年来，个别事件引发网民非理性围观最终形成网络舆论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网络舆论暴力主要表现为以恶毒语言侮辱谩骂和以“人肉搜索”等网络过激行为形成网络舆论集结，从而对当事人进行“通缉”和“追杀”，如2007年“铜须门”事件、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2009年“70码”事件（胡斌案）、2010年“我爸是李刚”事件（李启铭案）、2013年广东陆丰少女自杀事件等，几乎每年都有引起严重后果和社会广泛反响的网络舆论暴力事件发生。虽然巨大的网络申讨声浪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因素，如2009年“天价烟”事件（周九耕案）、2012年“表哥”事件（杨达才案）等，都是由网络舆论最先揭开贪腐面纱，使网络舆论表现为反腐的一把利剑，但网络申讨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极易伤及正常的社会秩序，由网络舆论暴力导致的媒介审判严重干扰司法的独立性，典型的个案如胡斌案、李启铭案，本来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提前于法庭审判的网络舆论审判使得司法不可避免地受其左右，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3.第三层级：网络谣言和网络诽谤网络谣言指的是在网上传播未经证实的特定信息的行为，近年来频发的网络谣言主要出现在公众关注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多由部分网络“大V”恶意歪曲或捏造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经网络水军传播扩散而成，网络谣言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泄漏后的谣“盐”风波引起了大规模的抢购食盐事件和民众生存恐慌，2012年葡萄致癌谣言导致宜春袁州区葡萄滞销。网络诽谤则指在网上歪曲或捏造事实损毁他人名誉的一种侵权行为，如一些网络在线论坛、新闻组、公告板上的人身攻击、恶意灌水、煽风点火等不良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实质恶意，都触及到了网络诽谤的边界。网络诽谤由于网络空间的多重特性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远比普通诽谤严重，因而具有实质恶意的网络诽谤被点击、浏览、转发达到一定的量，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2014年宣判的“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案件，就是网络诽谤超越伦理道德失范的范畴构成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从2011年到2013年，秦志晖、杨秀宇等人组成网络推手团队，以“秦火火”、“立二拆四”为网名，组织网络“水军”长期在网上炮制虚假新闻，利用热点事件进行自我炒作，攫取非法利益，包括严重诋毁雷锋形象，贬损杨澜、张海迪名誉，捏造“7•23”动车事故国家花两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等，引发大量网民对英雄形象、公众人物和国家机关公信力的质疑，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最终构成刑事犯罪。

二、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深层原因

数字技术操作上的低门槛瓦解了精英传播的话语霸权，互联网传播的草根性和超现实想象一开始就以叛逆的姿态出现，这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技术原因；传媒业的过度产业化和市场逻辑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经济原因；媒介管理领域互联网空间管理的相对空白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制度原因。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看，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反映的技术、市场、制度背后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反映的是传播中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相关社会角色的不平衡和缺失问题，具体而言，社会关系上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政治资源分配不平衡、权力信任危机导致的民众的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结构上中层组织的匮乏、社会角色上知识分子在新媒体环境中的集体失语，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主要社会原因。

1.从社会关系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的新媒体镜像反映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包括一般办事员和职员、个体户、无业游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城市低收入者等，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面貌和身份，并不具有统一的阶层特征与共同意识，内部差异性大，但就共同性而言，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经济政治资源少，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公共话语平台和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地位不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转型期社会权力、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社会结构重大变迁所造成的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他们仍然感觉到社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在单向度的决策思维下，决策过程的不透明也引发了民众对权力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和民众普遍性的社会焦虑。如中国PX项目相继在厦门、大连、宁波引发抗争，并在昆明、彭州等地遭到公众抵制就是典型的案例。互联网门槛的低准入使这些在现实政治和经济社会中被拒之于主流话语权门外的阶层获得了自我地位确认的机会和可能，网络信息环境的开放、民主和宽松使他们的意志充分得以表达，对大众情绪与平民价值的认同和对精英传播与主流话语的排斥，以及以“社会共识”的面目营造民间舆论场，激烈抨击那些道德假想敌，是他们释放生活压力、表达社会焦虑和宣泄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个出口。除少数恶意炮制谣言的网络推手外，传播网络谣言的多数网民并无显著不良动机，谣言只所以得以生成和传播，在于它们所体现出的价值判断往往暗合了民众对以往社会问题的集体记忆和对当前社会关系的认知偏向。

2.从社会结构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暴露出中国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中国宏观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只有两个层级，一层是国家，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另一层就是民众，作为国家与民众的中介———社会中层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发展较快，据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社会社团23.9万个[9]，但相对于泱泱人口大国比例偏小；从类型看，行业协会构成注册社团的主体，2001年，这一比例达到45%[10]，而如环保、慈善等公共事务管理、公益服务等方面的组织处在散、小和在民政部门无登记的状态，这反映了中国市场化发展下政府一个时期的偏好。社会组织数量不足和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组织对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无论在“外在”效应（如平衡国家权力和公共话语传播）还是在“内在”效应（如发挥社会资本效用）等方面都是有限的。美国社会学家康豪瑟（WilliamKornhauser）在《大众社会政治》一书中指出：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三个层级是构成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能为民众与国家对话提供平台和管理国家难以涉及的领域，具有促进组织成员互相交往和交流以及提高成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公众认同等多重社会功能，从而摆脱公众被集体动员进某一情境中去的困境，起着社会稳压器的作用。中国社会中层组织在数量、多样性和发展程度上的不足，导致了社会成员与政治精英之间有机联系和沟通渠道的缺乏，而网络媒介的扁平化、普及化、匿名性、虚拟性和强大的传播力使民众极易被非理性地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成为必然。

3.从社会角色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背后映射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新媒体时代社会角色担当的不足和网络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社会角色一般指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社会角色构成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知识分子在西方语境中即“intellectual”，有学者将其译为“智识者”，认为其原意基本上指的是一种类型的群体，这些人具有真知灼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以理性给人启迪，从而产生影响并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社会荣誉[11]。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智识者”观念的时候，一般主张萨义德（E.Said）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将其界定为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具有批判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介入，是“智识者”的重要特征。本文认同中国学者的一般主张，认为知识分子应是具有担当精神的社会公共角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知识分子，有着时代特有的人文关怀和道义担当，但他们在网络传播上却未能作为一个知识阶层起到应有的社会批判和价值引领作用。知识分子网络公共话语的失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网络参与占比不足。《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显示，从年龄结构看，网民群体主要以青少年为主，30岁以下占比为57.2%，其中20岁以下占比26%；从学历结构看，初中学历及以下人群占比为47.9%，大学本科以上仅占10.8%，《报告》指出，从趋势看，中国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二是参与和使用互联网的知识分子公共话语表达不足。尽管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博客、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在各种言论中扮演着社会批判者和道义担当者的角色，如对旧有体制的抨击、对道德缺席的反思、对失败教育的谴责等”，“但人数并不多，且先后卷入各种是非争端中”；从不乐观的情形看，网络新媒体一方面出现了知识分子“对非理性微博场域的迎合”和“虚妄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是“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延续性归隐和缺位”[12]，惯习使他们擅用纸媒等传统媒体进行话语表达，而对网络这种新媒体更多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而一批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为时不久，由此带来的荣光使他们着迷于时尚与趣味文化的消费，他们虽然拥有知识，却缺乏社会批判的精力与意愿；相对集中的大学生网民群体，他们青春热情、个性张扬、关心时政，但他们对网络的使用主要以娱乐、交际、资讯搜集为目的，有学者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网络论坛、微博、博客等网络传播行为，虽然保持较高关注，但相当比例的人选择潜水，经常参与的并不多，而且由于大学生自身网络素养尚不成熟，极易受到舆论的影响导致传播失范，尚不具备智识者所应有的公共批判性。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使知识分子在网络传播领域“智识者”角色的光环黯然失色。

三、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

2013年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加强了对网络的基础管理、内容管理和行业管理，在引导网上舆论工作、规范完善网络视听节目管理、防范和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采取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如依法封闭部分微信自媒体账号，严惩制谣传谣的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违法犯罪团伙，查处或关闭快播公司、人人影视、射手网等一批涉黄、涉暴、涉恐的知名机构和网站，关停迅雷弹窗服务，清理关闭色情信息账号等等。刚性治理对网络传播失范问题形成了强悍的威慑力，网络空间和网络生态走向清朗。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观照，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有赖于更和谐的传播社会关系、更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更明晰的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其中，纾缓民众社会性焦虑、缓解社会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社会结构的合理完善需要社会中层组织的大力发展并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众传播中发声；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需要知识分子的“智识者”担当。

1.缓解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对公众的关注和关怀体现一个社会的人本取向，也是和谐社会关系建构的根基。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MonsieurSergeMoscovici）在研究群体行为时指出，对于群体行为的任何误解或忽视，可能就意味着对当代世界的极端无知，因为这个世界的主要特点就是制造群体社会，而民众就是这个社会的主角。社会公众是变动不居的存在，其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身份更多时候是被动员和“询唤”出来的，通过询唤而被规范化的网络社会大众比作为社会实体存在的公众往往更强大。社会焦虑是社会结构性紧张的表现形式，指征了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愿望和诉求表达，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社会的扁平化结构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有学者指出：社会热点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及支持者倾向于利用网络作为唤起公众舆论同情和政府关注的最优方式，为此，公共行政部门有必要摈弃单向度决策思维，主动为大众政治参与打开一扇机会之窗，为公众参与公共讨论提供全面而平等的机会，从而构建宽松和谐的社会关系。公共行政部门可从三方面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一是直接搭建网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网络平台，以公众为导向，以再造组织结构、促进公共利益、推进公共服务以及促进民主价值为目标，以政务信息公开、在线办公和公众参与为核心内容，对政府门户网站和电子政务系统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和内容架构，尤其要重视公众参与的设计、建设以及为网民所喜闻乐见的业态、文风、语境建设，注重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网站论坛等新媒体形态建立官民网络平等对话机制，使网上政务、网上、网上问政听证和网络受理等成为常态。二是要善于与非政府门户网站合作打开民声通道，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如做客知名网站与网民对话，以更开放、更理性的心态听取不同意见，直面公众质疑等，让公众在经常光顾的综合门户网站中接受公共行政部门和政府官员的主动询唤，让社会在个体身上充分在场，从而使公众社会焦虑在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得以纾缓，降低社会风险。三是要善于借力网络“大V”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网络“大V”作为网上公众人物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公共行政部门要善于与其主动沟通，使其在网络社会空间发挥情感动员和询唤的正向功能、减少负面影响，对部分网络“大V”主观恶意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行为引发的则要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法治手段加以管制和规约。

2.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层组织是预防和治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固本良方和谐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以中间阶层为主体，而上层和下层比例都较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需要政府加强城乡统筹、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层组织，则是短时期可行的社会治理模式。当前，我国应大力引导和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等多类型中层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层组织制度化关系网络的功能，让广大民众通过成为组织成员促进信息交流、获取社会资本、推进自发合作，开展公共话语传播，从而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政府则要加快转变职能，厘清政府权责边界，要向企业放权，培育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要向公众放权，扩大公众的现实社会参与；要向社会放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准政府组织、群众团体、中介组织、草根社团、虚拟社团等各种社会中层组织的作用。第三个放权关键在于政府要向社会中层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参与社会管理让渡包括舆论空间在内的社会空间，让社会中层组织切实承担起社会公共性事务服务职能、部分行业管理职能、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职能、决策评估职能、公权力监督职能等，减少社会性矛盾和冲突的囤积，加强实体社会的公众政治参与和传播疏导，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网络虚拟社会的传播失范问题。

传播学论文例3

2教学过程系统互动

教学是个系统过程，从课前预习到课程考核，从课堂教学到课外学习，笔者高度重视教学的系统性。首先，注重预习和课前预热。提前公布教学进程表，学生可以根据教学进程自主预习，带着问题上课。课前预热的方法是：结合上课内容，在上课前提出有趣的专业问题，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内。这些措施使得上课有条不紊，有计划性。其次，强化教学互动与课后自学。理论课比较抽象艰涩，当学生听课状态欠佳时，抛出一些问题，进行互动，既能调节上课节奏和气氛，又能保证授课效果。每章提供深度阅读书目和课后习题，供学有余力的学生自学。笔者深知，课堂四十五分钟是整个教学环节的核心，但课时毕竟有限，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课后自学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延展与深化。除了课堂教学，课外学习也非常重要。笔者鼓励和指导学生申报科技创新项目，参加企业文化传播实践，将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结合起来，全面提升自己能力。笔者也计划组织一个小范围的“传播学读书会”，一起阅读，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3考核方式灵活全面

以前，这门课主要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方式比较单一。鉴于此，笔者细化了考核环节：首先，强化了考勤和课堂发言的分值，占总分的5%。此举有助提高出勤率，激发学生课堂发言积极性。其次，进行教材比较分析，该项活动占总分的30%。具体方法是：将两个班学生分为十五组，每组一章，对郭庆光新版和旧版的《传播学教程》进行比较分析，制成PPT后每组依次在课堂宣讲，教师进行讲评。最后，将所有PPT上传课程邮箱共享。实践证明该项活动集娱乐性与研究性于一体，效果甚好。其次，学生要完成两道简答题，作为平时作业，占总分的15%。最后，期末考试占总分的50%。题型分为填空题、简答题、名词解释题、材料分析题和论述题五种题型。试卷题量适中、难度适中，既考记忆能力也考分析能力。通过这两年的学生成绩来看，优秀率在15%左右，基本上达到了本科教学任务和目标。

传播学论文例4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传播学论文例5

2、自我塑造形象和他人塑造形象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形象通常是由两种方式的塑造产生的，一种是国内自我有意识的对本国形象进行塑造，而另一种就是外部外来世界通过自己的认识对本国形象进行塑造。这两个塑造的过程总是处于相互矛盾相互依偎的关系之中，最终导致了本国形象的自我认知和国际社会对本国形象认识差异的产生。其中外界对本国形象的塑造主要是在用他人的文本按照本国的传统观念，以证明本国文学传统和价值观，借助他人的言论而自圆其说的过程，从而体现出了本国传统或者价值观念的优越性，而本国自我进行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以本国积极、正面的内容，消除负面情况对本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文学作品是我国当代文学中传播到西方国家最多，且最负盛名的著作，而且其小说多数都是由外国的翻译者进行翻译的。西方国家通过莫言的文学作风，构建了一个落后、无知的旧中国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人民对我国形象的误解。莫言是一个勇于揭示旧中国社会黑暗和毒瘤的作家之一，尽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的批评带着一种善意，尽管他的批评是有节制的，尽管他的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党的意识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当时群众的心理的真实反映，但是在西方对作品翻译之后，就被西方的读者认为是是一种单纯的社会黑暗的揭露，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将作者对于国家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过滤掉了。莫言作品的翻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文学作品是更多将其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充分的表露出来，在那个时期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找不到能写出这些激烈作品的作者。葛浩文在西方汉学界有着相当的权威和知名度，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在很大程度对于西方国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同时对西方塑造中国形象也有着不可代替的影响和作用。莫言的文学作品对外传播过程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虽然不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所有，但是作为一名国家知名的作家，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而为什么西方国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总是对中国的形象产生了一种负面的认知呢？这可能是受到历史上西方国家塑造旧中国形象的影响，同时对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害怕受到威胁，因此采用妖魔化中国的方式对中国的形象进行塑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的鼓吹中国，同时还污蔑中国是盗取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威胁全球经济发展危害大国，通过各种方式抑制中国的发展。西方国家塑造的这种负面的中国形象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其是一种以本土文本优势凌驾于真实中国之上，竭力将中国塑造成为他们认为的样子，将中国文学描述成他们认为的样子，这就使得外国民众以本国的文本倾向为主要参照物，以落后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中的中国，从而导致了世界民众对中国的形象产生扭曲化的认识。与西方塑造的落后中国的形象不同，中国政府他通过本国翻译者的翻译，借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积极的宣传中国的文明、开放、和谐、自信、负责的大国形象。而文学对于改变、重新塑造和更新国家形象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构建中国良好形象的重要物质资源，其所传播的中国形象将会是更加的鲜明和先进。自从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中央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文化传播对本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在文化走出去的大战略背景之下，中国党中央和中国政府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推广计划和翻译计划，旨在向国际舞台展示一个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平等自由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传播学论文例6

Abstract：Thisthesisdiscussesthecharacteristicofnetworkcommunication.Theauthorpointsoutthatthetraditionalcommunicationtheorycan''''tproperlyexplainthenetworkcommunicationphenomenonandthereforeanewnetworkcommunicationmustbefounded.Theresearchobject,researchactualityandfutureofthenetworkcommunicationtheoryhavebeendiscussedinthisarticle.

Keyword：Networkcommunication,Internet

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传播

回顾人类传播史，我们不难发现，信息技术的发展起着历史性杠杆作用。信息技术的每次创新，都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大革命，每一次革命都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推动着人类的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信息技术强而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面貌，信息技术集中反映的标志就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人类的信息传播迄今可分为5个阶段(口头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网络传播阶段)，前一个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跃升无不以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为前提。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有着与传播媒体截然不同的新特征。网络传播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最快捷、便利的传播方式，使人们如虎添翼。网络传播是人类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传播手段。网络传播在中国的出现和对中国文明的意义，不亚于中国人发明纸张的意义。

网络传播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影响着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网络传播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然而，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它与传统大众传播方式截然不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如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假新闻假信息传播、色情泛滥、个人隐私遭到侵犯、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等。所有这些，都期待着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因此，建立网络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并加快培养网络传播方面的人才，以加快中国网络传播业的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二、传统的传播学理论难以合理解释网络传播现象，使得网络传播学的建立成为必要

网络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拓宽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它既可以实现面对面传播，又可以实现点对点传播。当信息面对多个上网用户传播时，网络传播可谓大众传播工具，而个别独立的上网用户之间的交流可谓点对点的人际传播。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这种全新的、特殊的传播方式使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面临挑战。

网络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单向)和人际传播(双向)的信息传播特征，在总体上形成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在这种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信息，所有网结生产、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之中。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网络传播兼有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优势，又突破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局限。

网络传播具有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受众可以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同时，网络传播中，受众接受信息时有很大的自由选择度，可以主动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网络传播突破了人际传播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局限，在总体上，是一种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

在传播学研究中，考察和分析各种制度和制度因素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作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称为“控制研究”。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外部制度对传媒机构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影响，二是考察传媒机构的内部制度对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的制约。

对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来说，社会控制不难实施。国家和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包括对媒体的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的管理，对媒体的创办进行审批登记；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分配传播资源等等。

对于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而言，这种实实在在的社会控制几乎无法做到。由于网络传播容量的无限性，物质载体的无形性，仅从技术上来看，要想控制网络传播都是不可能的。每天，互联网上都会有成百成千的新网站出现，要想控制住每一个网站对信息的传播完全是空想。国家无法对其进行审批登记，也无法用经济力量对其进行控制(建立一个网站的资金非常之少)，甚至想要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的传播，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社会控制，对于网络来说，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沙漏式”传播模式下，记者和编辑站在“把关人”的岗位上，控制着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决定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新闻的命运：让哪些新闻通过这个狭窄的“漏口”传播出去；哪些新闻不能传播，就地“封藏”。不仅如引，他们还担负着“议程设置”的职责，即将某信息放在何版面(节目)位置刊播、设计多大版面(节目时间)刊播、以什么方式组织报道，等等。

在网络时代，受众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不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尽管在许多场合下，例如知名的新闻类网站，对网络新闻仍然有编辑权，仍然有网络记者和网络编辑在充当“把关人”角色，但是，由于受众享有极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新闻传播者的地位受到削弱，权力在向受众倾斜。所有这一切都将使社会控制趋向弱化。

在网络传播中，受众可以对信息进行自由选择，包括选择信息内容和信息的接收形式以及接收时间和顺序。网上媒体采用多媒体技术向网上信息，不仅关于该信息的文本，还能显示图像、声音，供受众自由选用。在信息的编排上，网上媒体除少数重大新闻事件采取同步传播外，对大多数信息采取异步传播，将各种信息散布在网上，并随时更新，让受者去“点播”，使受者可以随时在网上按自己喜爱的顺序浏览或下载新闻信息。

在网络传播中，有条件的受众可以直接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去，成为名副其实的传者。在网络传播中，受众与新闻传播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直接的双向交流。由于网络新闻传播较之传统新闻媒体的传播属性上所具有的种种差异，因而在互联网的新闻传播领域，以往一些传统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以至消失：

一是新闻传播的区域界线。新闻信息一经上网，在空间上立即可以覆盖全球，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信息。

二是信息的时间界线。一个网络新闻媒体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梯度信息，即时更新、日更新、周更新、月更新会并存于一个新闻网站中。以往新闻传媒特别是报刊媒体的刊期界线，在网际信息传播中已经开始消失。

三是各类传媒信息传播方式的界线。网络新闻传播可以同时调动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手段，增强传播效应，同时，还可以在网上运行各种内容丰富的信息数据库。以往报刊、广播和电视各种新闻传播媒体独有的优势，在网际新闻传播中已经开始融为一体，加之传统媒体未曾拥有过的信息传播优势，网络新闻媒体已经将这一切化合成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

总之，网络传播对传统的传播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传统的传播理论面临挑战，造成社会控制的弱化，传播效果研究面临新课题，从而使得网络传播学的建立成为必要。

三、什么是网络传播

什么是网络传播，这是关系到网络传播学的任务和研究对象的首要问题。

在回答什么是网络传播之前，首先需要研讨什么是传播。许多学者对于传播作过种种描述和解释，有的把它说成是“信息共享”，，有的把它说成是“劝服影响”，也有的把它说成是“刺激反应”，还有人认为，传播是人类传递或交流信息的社会；等等。郭庆光教授在其新著《传播学教程》中认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那么何谓网络传播?

中国现代媒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诗兰认为，网络传播有三个基本的特点：全球性、交互性、超文本链接方式。因此，其给网络传播下的定义是：以全球海量信息为背景、以海量参与者为对象，参与者同时又是信息接收与者并随时可以对信息作出反馈，它的文本形成与阅读是在各种文本之间随意链接、并以文化程度不同而形成各种意义的超文本中完成的(《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

还有人认为，“网络传播”是近年来广泛出现于传播学中的一个新名词。它是相对三大传播媒体即报纸、广播、电视而言的。网络传播是指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也被称作网络传播，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

我们认为，所谓网络传播其实就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网络传播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贮在光、磁等存贮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并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阅读使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网络传播的读者人数巨大，可以通过互联网高速传播。

四、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刚才界定了网络传播学中的网络传播定义，它明白无误地确立了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网络传播活动。

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传播学亦称“传学”，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同人和社会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研究传播的概念和本质，信息与对象交互作用的规律，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映，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作用，各种传播媒介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传播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传播学将传播分为四个层次：(1)人的内向传播。如自言自语，触景生情，自我进行信息交流。(2)人际传播。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符号交流的行为。(3)组织传播。即团体成员之间或团体之间的符号交流行为。(4)大众传播。即以印刷或电子为媒介，有目的的面向许多人的符号交流行为。20世纪30年韧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到西欧和日本，并逐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定期交流各国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

[page_break]

网络传播是一种基于网络的信息双向交流。信息其实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网络传播学是以人类的网络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作为人类网络传播内容的信息，能够使人类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

网络传播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知识的组织、传递和获取，对人类的文化和政府的政策带来深刻的影响。传播作为联系信息生产、积累和获取的中心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网络传播作为信息交流、传播的一种重要渠道，使信息得以广泛散发、吸收和利用。网络传播在人类的信息流通过程中将占有重要的地位，信息技术与手段的变革将对人类信息流通活动的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网络传播学的学科属性

我们认为，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理由主要有以下两条。

1.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认定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因为，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无疑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但是，这改变不了网络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

2.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我们由此也可以断定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

六、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

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

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而在网络传播活动中涉及到大量的政治问题，例如国际政治斗争往往会在网络传播中充分得以体现，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颠覆活动。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研究中要运用到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网络传播活动是人的活动，研究中要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与理论研究网络传播者和受众的心理活动。网络传播过程中要涉及到经济投入、产出问题，要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低成本高收益。网络传播学是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在研究中必然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

七、网络传播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进入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规模快速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最流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它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虚拟的以信息为主的跨国界、垮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间。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立刻形成了对互联网的评介、研究的热潮，新闻传播学者亦对互联网在信息传播领域产生的变革性影响给予了充分关注。

按照美国传播学者的定义，一种媒体使用的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才能被称为大众传媒。在美国，达到5000万人使用的界限标准的大众传媒，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有线电视用了10年，而互联网只用了5年。到1998年底，美国的网络用户已达6200万。因此，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传播媒体的概念被提出。从1995年起，国内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纷纷在网上建立网站。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将互联网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其网络作用方面。

1997年10月16日—17日，中国报刊月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央视调查咨询公司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全国电子报刊经营现状与发展趋势研讨会”。30余家中国新闻机构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网络新闻媒体进行的第一次网络信息传播领域的理论研讨会议。由于当时中国新闻媒体上网者很少，只有人民日报网络版、华声报电子版等少数中国新闻机构在会上作了介绍性发言，会议邀请了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主管给中国新闻界介绍他们的经验和体会。

1999年7月1—2日，中国记协在杭州主持召开了’99全国网络新闻媒体理论研讨会。50余家中国新闻机构网络版的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30多家新闻机构向大会提交了论文。10多家新闻机构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与会代表从近年来各自的网络新闻传播实践出发，广泛交流了对网络信息传播各个领域的看法。

1.国外的研究

国外不少代表性的相关著作在国内外形成很大影响，而且这些著作大多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辜正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蒋显NFDA1、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埃瑟·戴森的《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尼尔·巴雷特的《数字化犯罪》(郝海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唐·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陈晓开、袁世佩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查克·马丁的《数字化经济》(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等。

这些译著虽然并不能被看作是网络传播学的著作，只能说是相关著作，但是它们打开了国内各界人士的眼界，促使中国人关注正在来临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数字时代。其中《数字化生存》一书1998年被《新周刊》第53期评为《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

2.国内著作

国内学者近年来，撰写了多种评介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的专著。如胡泳、范海燕合著的《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著作。紧随其后出版的是罗伊撰写的《无网不胜》(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7年12月出版)由8位年轻学者执笔，共7本著作组成，力图用中国人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网络。作为中国学者为网络时代立言的原创著作，继续推出的有萧琛撰写的《全球网络经济》(华夏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陈炎撰写的《Internet改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严耕主编的《透视网络时代丛书》(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姜奇平主编的《数字论坛丛书》(海洋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刘吉和金吾伦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明安香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等。

3.网络传播研究状况

网络传播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者的一个新领域。近年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甚至连研究本身都与网络紧密结合，包括从网上获取资料、网上采访、网上调查等等。

新闻传播学者和直接从事网络传播的新闻传播者撰写的大量文章和论文，可分为以下方面：探讨网络传播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探讨网络传播与传统新闻传媒的关系，探讨新闻媒体网站的建设与经营，对国外网络传播法规的评介，对新闻从业人员使用网络状况的调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总起来看，对网络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现阶段描述性的，对策性的，解释性的成果为多。

4.网络传播学研究前瞻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网络传播业的蓬勃发展，为网络传播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也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互联网，传入中国，扩展了网络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网络传播业的发展，促使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筹划如何培养网络新闻学或网络传播学的高级专门人才，激励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对网络传播学的原理方法作深入的研究。可以预计网络传播学在21世纪必然会掀起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①匡文波．论网络出版物［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5.

②闵大洪．电子传媒的数字化浪潮［J］．国际新闻界，1997，(4).

传播学论文例7

例如：曾经是传播与发展的主导范式之一的“创新与扩散研究所作的大部分努力是以农民和乡村居民为目标对象的。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率先对此做出了努力和评估。现在，它已成为第三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发展计划中的一个特色。那些计划不仅与农业有关，而且涉及健康、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②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公立大学和农业推广组织将其研究成果向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输出。这一跨国行动的主要动力是农业发展，研究主题是农业创新的扩散。学者们力图证明他们的思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农民中的扩散与发生在拥有更多媒体设施的环境（如美国和欧洲）中的扩散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并且在扩散过程中以及用于分析这个过程的概念和模型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③其后，在70年代早期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研究，评估预期和非预期结果。并逐渐转为对环境等相关问题的关注上。

我们可以将发展传播学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相关研究划归为早期乡村传播的研究先驱，但其背后所潜藏的理论含义和价值选择则是不同的。本文所说的乡村传播学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中提出来的。其研究视角带有明显的中国化色彩。乡村传播学的研究以中国当代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为出发点，关注在这一社会现实情境中，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以信息为核心拓展开来，在信息已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命题时，乡村传播学的切入点便得日益重要起来。

在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将乡村传播学的理论界基础界定为：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理论（ActionResearch）。

传播学的兴起与西方社会当时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从学科发展的视野出发，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分野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促使相关的现实命题变得越来越学术化，而关注社会总体的和谐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使命和现实使命。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社会，对于战争中对人类本身的非理性特征的认知和运用各种手段毫无人文信念地、纯粹为了战争目的的宣传活动，从全方位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和探讨，传播学学科在这一及其现实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中凸显出现，并得益于相关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围绕信息本身，对信息传播模式、信息传播渠道、信息传播效果，以及对传播者与受众的相关研究而逐渐确立。

传播学的诞生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使然，更与人类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正在发生的、或已经发展的社会事件、文化事件、历史事件、政治事件乃至于经济事件的反应。它关注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各个角色的平等、权利、角色和地位。具体而言，关注传播者、受众、信息本身的内容、渠道和影响力等具体问题。其发展经历了从效果中心论到受众中心论，继而到受传者中心论的不同阶段。归根结底是侧重于对社会传播系统的宏观关注。但这种宏观关注在立足于西方的传播学而言，一大部分理论是来源于长久的实证研究的结果，一部分理论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批判学派的基本观点，因而，传播学的理论便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的特色和开放性的特征。对于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而言，迫在眉睫的也是对已有的经验学派的传播学理论在中国化的语境中，进行验证并提出中国式的传播学理论来，二是对批判学派的理论则要分析社会语境和历史话语的差异，避免仅仅以概念的转化作为分析中国社会诸种特征的工具。

行动研究理论：“行动研究的根源可以追朔到20世纪初约翰·杜威。虽然杜威所强调的问题解决、反思和科学的方法毫无疑问是行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在20世纪30年代把行动研究引入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在他的著作中，勒温试图让几组人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勒温把行动研究定义为社会实际工作者(教师和其他人)与科学研究者通过集体决策和精心制作的问题解决技术来实施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一种方法。”④

行动研究理论受到20世纪早期教育科学化的影响、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以及社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训练中的群体动力学运动(GrouPDynamicsMovement)的影响。“就像19世纪的贫困、住房、城市生活等社会问题催生了质的社会研究一样仰ebbandWebb，1932)，由于战争、群际关系问题、社会重建、歧视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的冲击，要求社会科学做出反应，19世纪40年代质的研究绕了个圈子又彻底回来了。出于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实践人员的研究重获新生，而行动研究也披视为一种可靠的回应。最后还有战后美国“科尼时代”社会创建主义的课程开发活动的影响。一些战后重建主义研究者提倡并拥护在教育中采用行动研究。S．科尼(Corey，1963)是领导这场运动的旗手，他相信，因为实践工作者能够运用自己研究的成果，所以行动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提升课程实践。20世纪50年代，依托一些大型的课程开发项目，人们开始将行动研究作为一般的策略来设计课程，并解决像群际关系和歧视这一类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合作行动研究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后期行动研究开始衰落，日益成为被攻击的对象。⑤行动研究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下，有不同的研究取向(approach)。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科学行动研究(scientificactionresearch)、实践行动研究(practicalactionresearch)和批判行动研究(criticalactionresearch)。

早期的行动研究希冀以科学理论来解决社会问题，研究的典型目标是：假设或预测从那些看来实施成效较好的实践中，找出一个可遵循的固定答案。实践行动研究取向主张行动研究就是教师或其他教育实践工作者，在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时，所展开的行动过程。批判行动研究取向主张行动研究是由实践工作者在社会情境中，所采取的一种自我反省的探究形式。它的目的是：改善实践工作者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加强实践者对自身工作和工作情境的理解。

无论我们把行动研究当作是一种理论还是实践，对于在社会协调发展中，如何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角色定位、权利等进行阐释，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流动群体的研究而言，都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理论和研究路径，对乡村传播学而言尤其如此。

二、乡村传播学的发展脉络

1.乡村传播学的界定

乡村传播学以发展中国家乡村社会及其乡村社会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关注以信息为核心的乡村传播系统中受传者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个人和群体的权利的问题，借助对信息内容、信息传播渠道以及影响力的研究，解读信息时代中乡村社会的内在变迁机制、变迁趋势及其外在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作为一门学科，乡村传播学是研究乡村社会内部信息传播系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外部信息传播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以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行动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为基础，强调参与各方角色和地位的平等意识，其潜在的价值理念是以学术的实践和学者精神。以人人生而无选择的权利但是可以有获得平等选择机会的权利为学术理念，将学科发展不仅仅建构在宏达的理论建构上，而且注重行动模式和行动者的意识和行为的培养，更将学术研究的宏观视角和社会实践的微观研究相结合，借助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巨变时机，以乡村传播学的学术理念融合到中国社会的整体历史发展中，这不仅仅是对特定的历史时刻的一种明智的选择，更是对中国社会科学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展特色的一种应有的努力。

2.乡村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乡村传播学发端于20世纪50-60年代从外部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各种研究。这些研究的实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相类似的行动。初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村民个体为对象的效果研究，另一类是以村落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农业推广制度模式。

但就历史发展而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处处都留下了乡村传播研究的痕迹，从民国时期的大西北开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到1949年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或是由政府提倡，由知识分子和当地官员相互配合，或是知识分子在乡村进行的单纯的改造运动，从乡村传播的视角来看，其目的都是以改造乡村社会以及乡村社会中村民的诸种素质为基本出发点，其采用的行动模式多是自上而下、由外及内的模式，其背后的理念都在于希望以知识为工具，促进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在其他国家，如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等，都是政府对农村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很显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由“国家发起的极端现代化农业”所依赖的简单化、静态化、公式化的模式，斯科特认为使得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被屏蔽了。“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研究中简单的生产和利润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真实的农民，以及他们在社区中复杂、灵活和洽谈达成的目标。”“……导致这些系统（农业推广）失败的原因至少有四点：第一……农业规划中的现代主义者继承了许多未经检验的关于种植和耕作的假设，这些假设完全不符合当地的环境。第二，由于现代化农业规划所包含的专家评鉴的前提，实际的项目往往屈从于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以及由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构。……第三，它所关注的只是生产主义目标。第四，科学农业试验不可能处理当地某些形式的复杂关系。它倾向于忽视或轻视不能被其技术同化的农业实践。”⑥

就美国历史发展而言，对于乡村社会的关注也是以教育、改造和影响为核心的。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由于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对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注从两个视角展开，一个视角是从社会学角度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在美国各州农业实验站建立之后，由于政府的资助，对于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研究成为热点。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著名的杂交玉米的实验便是早期扩散研究的成功范例。随着美国乡村社会的逐渐转型，村民与市民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剥离了，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出现同质化倾向，学术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也日益转向了。

从当代社会发展而言，从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到行动研究模式，乡村传播学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成熟期。主要的转变体现在：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但摒弃了自上而下、由内及外的传播理念；以理解和学习的视角，进入乡村社会以及与外界的相关互动过程中；注重传授双方的平等角色和地位，力图在双方互动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发展。

由于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与当代社会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科学整体对当代社会的研究思路密切相关，使得作为学科的乡村传播学的各类观点和研究流派还处在起步阶段。就中国而言，主要的研究成果还集中在：原有的农业推广机制的变革、大众媒介对农业科技政策传播的影响力、村落内部的舆论领袖的作用（包括农业经纪人、农村新的精英分子等）、农村合作组织的研究、村民大众媒介接触率研究、以及农民进城后的各种现状研究等等。笔者认为，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缺乏积淀性的原创性理论；缺乏本土化的实证调研工作。而原创性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因而，关注乡村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有必要从踏实而长久地从事实地调研工作。本书所进行的相关调查，便是一种努力的尝试。

三、发展传播学与乡村传播学之异同

1.相同之处

首先：研究目的相同。发展传播学发端于对二战之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家，力图借助大众媒介手段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线性理想模式。乡村传播学发端于国家和社会层面共同为促进乡村社会发展而进行的各种社会运动和实践规划。

其次，二者均关注大众媒介在社会发展的功能和定位。发展传播学探讨大众媒介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乡村传播学探讨大众媒介对乡村传播学系统与城乡之间的传播系统的作用和地位。

再次，二者均关注弱势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发展传播学关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何采用新的技术和规划，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实现过程。乡村传播学希冀借助信息的力量，实现传授双方的信息平等和共同权利。

2.不同之处

首先，理论基础不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背景为西方中心论，其基本假设是西方中心论的假设；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方式，其基本假设是中国学派的传播学本土化的假设，即认为乡村传播学的目的是促进和改善传受双方在信息链条中的角色和地位，实现人人获得平等的选择信息机会的权利。

其次，研究视角不同。发展传播学从发展学的视角出发，将大众媒介的力量融入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以自上而下、有内及外以及后来的参与式发展为核心范式，希望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模式、以及其他的传播模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过程。乡村传播学从行动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大众媒介的功能与信息弱势群体的权利和角色的定位结合起来，力图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传播沟壑，为实现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理想沟通状态而努力实践着。

注释

1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2参见[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士]斯文·温德尔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3[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著：《创新与扩散》，辛欣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4[美]JAMESNOLAN,JR.LINDAA.HOOVER著：《当代教师新支点丛书：教师督导与评价》，兰英主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5[英]JamesMckernan著《课堂行动研究》，朱细文、苏贵民、赵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0页。

传播学论文例8

对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的本质含义考察与分析，范式具有创新循环性、命题示范性与动态竞争性。作为新兴发展的传播学，由于学科的边缘性与交叉性，多元范式的格局显露出尚未成熟与缺乏独立的特征。目前多元范式的融合与借鉴的主流解决策略，并非符合范式的本质与规律，而是应强调多范式之间的竞争机制，以此促进学科的成熟与独立，形成科学客观的一元独大或双元交织上升的传播学范式格局。

Abstract:AnalyzingtheconceptionofparadigmbyT.S.Kuhn,thethesispointsouttheparadigmofscienceresearchhavethreefeatures:recyclinginnovation,demonstratingsubjectandcompetitivetrend.Asarapidlyrisingacademicfield,multi-paradigmofcommunicationreflectsthesituationwhichislackofmatureandindependence.Amalgamationofthemulti-paradigmisthecurrentmainstreamstrategy.Onthecontrary,competitivesystemneedstobeemphasizedinordertofacilitate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researchparadigmstructure.

Keywords:CommunicationResearch;ThomasS.Kuhn;Paradigm;Amalgamation;Competition

近十年来，对于回答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的“是什么”问题，学者与研究人员已经有相当积极的尝试与贡献。在回答“是什么”的同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研究范式，研究者们也有所涉及，但一般点到为止。面对多范式的现状，研究者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几乎达成难得的共识——融合或相互借鉴。然而，研究范式的融合之道是否符合科学范式的本性呢？是否有利于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与建设呢？当前，三十年中国传播学正处于一个多范式并存阶段，对其进行研究的独特意义在于“对其自身研究的本质和合理性有自觉的反思和观照”（金兼斌，1999）。“传播学拒绝反思，将意味着传播学的研究仍将停滞不前，传播领域将进一步充满困惑。届时，不仅仅是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甚至传播学这一学科的生存权也会受到质疑”（胡翼青，2004：47）。本文将在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与背景下，通过对范式概念的本质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范式的选择与走向提出一孔之见。

一、文献综述

通过考察文献发现，“是什么”的核心内容归结为一个分类问题。总体看来，“二分法”与“三分法”比例最高。“二分法”将中国传播学研究范式划分为定量与定性（卜卫，1994）；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芮必峰，1995）；欧洲批判传统与美国经验传统（丁淦林，1998）；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梅琼林，王志永，2006）。“三分法”的代表观点有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批判研究（金兼斌，1999；蔡骐，2005）；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陈卫星，2004）；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杨茵娟，2004）；经验主义的实证传统、否定性思维的批判传统、文化主义的诠释传统（藏海群，2005）。“四分法”的代表者有：经验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技术主义范式、新人本主义范式（胡翼青，2004）。

显然，中国传播学研究范式可以一直“N”分下去，而目前公认的传播研究范式趋予以下四种：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即强调实证分析，把传播研究当作一种“常态科学”（normalscience）研究；诠释研究范式，认为世界是动态的，意义和知识的产生取决于观察和认识时的具体场景（context），是一种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互动过程；批判研究范式：站在权力宰制的层面，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角度分析社会现象和传播现象。技术主义研究范式，即以技术为研究核心，对传媒形态的发展和变化如何影响社会和人做深入而独到研究（沈馨，戴元光：2007：77）。虽然“分类式范式说”难脱西方传播学研究范式在中国的全面性映证与折射的窠臼，但无可否认的是，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方法与范式的总结与阐述对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内省意义.。

金兼斌文中通过对范式（金文中所用为“典范”）概念的梳理并探讨了范式的分类，比较了三种西方传播学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批判研究），犀利地指出大陆传播学研究为“边陲中的边陲”，贯之以“封闭型”的大陆传播学研究风格（苏钥机语），对学术典范缺乏尊重，过于强调“中国特色”，论述仍未脱离叙述和凭空议论的风格，在方法的运用上随意了一些（金兼斌，1999）。可以说，金文是最早运用范式的概念对中国传播学进行观照与反思的研究成果之一，提出了“先规范，后特色，百花齐放”的发展思路。一方面要强调对学术典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可“定于一尊”，片面强调某种研究范式，指出研究问题的性质、角度以及当时具体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才是决定研究范式选择的根木考量因素（金兼斌，1999）。

在金文的基础上，蔡骐结合中国社会语境对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的选择与现状进行了阐述，其主要观点为，目前在中国传播学研究居主导地位依然是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社会科学范式在中国呈现的是一种上升趋势，传播研究的诠释范式在国内表现得最弱，但呈现出一种新动力的特征（蔡骐，2004：49-51）。究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批判传统对中国学者“具有一种天生的血缘上的亲切感”（蔡骐，2004：50），这使得他们非常容易接受并发展这种研究范式。由此得出一种研究范式的被采用并不是一种偶然结果，事实上它受制于该学科的知识传统。范式的采纳和发展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相关。最后提出多元范式并存的解决思路，克服定量与定性，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立。

胡翼青认为，中国传播学在“华丽”的外衣下显露出致命的范式危机并呼唤范式革命。如果传播学范式危机无法解除且没有提出新的传播学研究范式，那么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将不复存在。胡翼青分析了经验主义、批判主义、技术主义的优劣势之后，提出一个新的范式：新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回归主体性，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转身于人本主义，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主张人本主义方法论，跨学科研究的一体化。他的新人本主义的核心假设在于用“信息人”取代了“经济人”，指出传播主体的行为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几乎没有一定的规律。传播主体的行为不是简单的和机械的，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是完全不同的（胡翼青，2004：226），并断言新人本主义传播学范式将成为传播学的主流范式（胡翼青，2004：231）。

二、范式的本质

范式目前看来多少带一点“时髦”的意味。学术界同样是不乏流行词的。一旦用多了，就有“滥用”、“误用”之嫌，原来的面目就有些模糊了。探究范式的本质成为本文必作的功课之一。单纯从词源考察，范式（paradigm）含有“共同显示”之义，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将“平凡而单簿”的单词转变成一个“繁芜而富有弹性”的概念始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成名大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事实上，库恩从未对“范式”做出一个明确的、严格的、统一的定义。也许正是如此留给后来者巨大的探索空间，所以学界才对该概念抱有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几十年来经久不衰。

（一）范式的背景

范式概念是继证伪思想而发展的一个新兴概念，往往被看作是互为对立。证伪来自于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代表作《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测与反驳》中提出了科学知识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科学进步由四个阶段组成。这个四个阶段分别为：提出问题——猜测——反驳——产生新问题。他强调了科学研究的主体的能力作用，把科学家对学术的批判（即怀疑、猜测、争鸣和反驳）精神视为知识发展的动力之一。波普尔的基本论点是“我们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所以学术界把波普尔的学说称为“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波普尔过于强调批判和证伪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单凭一次“判决性实验”就可以一门理论，则是言过其实了。面对人们将范式作为证伪的挑战者的论调，库恩却认为他与他的老师（前辈）的科学观几乎完全一致，认为他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那个动态过程，而不那么关注科学研究产品的那种逻辑结构，都反对科学通过积累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旧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理论所抛弃，所取代的那个革命过程；都特别关注由于旧理论往往应付不了逻辑、经验或观察的挑战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作用”（库恩，1987：1）。库恩甚至认为他与波普尔所持的观点仅仅是“看的方式”有所不同，即所谓的将鸭子看成是兔子（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实验）。然而，对于证伪主义的缺陷，库恩的态度也相当明确：“我同卡尔爵士明显分歧之处：我对强烈遵循传统的重要性的强调和我对‘证伪’一词语义隐含的不满”（库恩，1987：3）。库恩对于波普尔将一门理论在进行应用的尝试中遭受失败称作为“证伪”或“反驳”表现得非常“惊讶”，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卡尔爵士犯了把日常研究的特点用于偶发的革命事件上的错误，因为在革命事件中科学进展最为明显，但因此却完全忽略了科学的日常活动”（库恩，1987：24）。虽然库恩将危机与科学革命看作是科学进步与累积的核心因素，但同时他更看重甚至是“悍卫”常规科学的。这是因为他认为常规科学绝大多数情况下发挥着范式的作用，“常规科学的目的尽管并不在于寻求新事物，起初甚至还倾向于压制新事物，但也可以同样有效地引起新事物的产生”（库恩，1980：53）因此，范式理论出现后，务实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研究库恩的东西，而不是波普尔的东西，特别是在新兴学科领域。

（二）定义范式

一般认为，库恩对范式给出较为清晰的一个解释（也是引用最为频繁的）是将范式看作一种科学成就，一种具有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这两个特点为：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科学共同体）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库恩在该定义的基础上不断地变化着范式的外延与内涵，并且成为反对者或批评者的有力证据，同时也为支持者或信徒们带来不少的困惑。

对“令人费解”的范式概念给出最为清晰概括与梳理的是英国剑桥语言研究室的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她通过对库恩文本的忠实性解读，罗列出二十一种范式描述：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一个神话；一门“哲学”，或一簇启迪智慧的问题；一本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个完整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为一种模式；一个科学成就；一个类比；一种成功的形而上学思辨；一个习惯法上公认的方式；一种工具的来源；一种规范的解说；一个装置或仪器操作规范；一副反常的纸牌；一个工具制造厂；一套政治制度；一种适用于准形而上学的“标准”；一个可以指引知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理；一个普遍的认识论观点；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某种定义广大实在领域的东西（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77-83）。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将库恩的范式的二十一种含义总结并分类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一种形而上学观念或实体”，因而将这种哲学方面的范式称作形而上学范式或者元范式（metaparadigm）。第二部分是社会学方面的，将其称作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paradigm）；最后一类范式称为人工范式（artifactparadigm）或构造范式（constructparadigm）（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4）。简言之，形而上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构造范式。

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审察库恩原文而将迷惑的范式剥减整合成为三组含义，这三组含义将范式的本质凸显出来。第一，社会学范式概念的独创性在于揭示出范式是在还没有理论时起作用的那种力量，即一套科学习惯，一个可以凝聚科学共同体的显著成就，指出范式比抽象出来的概念、定律、理论和观点更为重要（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4）。正因为如此，对于新兴学科而言，通行的是“范式”而不是“假说”。第二，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坚持以常规科学为中心的后果：从哲学上讲，范式是一种能作解难题工具的人造物，而不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在常规理论尚未产生（没有先例）的新兴学科里，一门新鲜的技巧、或是想象，再是一种能透视这一领域的洞察力，这些人造物一起构成了范式（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9）。第三，正是因为范式是构造而成的，因为范式是用来类比的具体“图象”，一种“看的方式”（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97-98）。库恩将科学范式的变革同“重看”一幅可作两种解释的格式塔图象（或一种格式塔心理学实验）反复进行比较，因而提出“变革即重看”的观点。

（三）范式的核心特征

简言之，范式是由理论要素（构造范式）、心理要素（社会学范式）以及联结这两个要素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形而上学范式）要素组成的。理论要素包括概念、原理、定律、公式、实验技术和设备；心理要素包括科学家团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同心理功能，诸如信念、直觉、审美、灵感、顿悟、价值判断等；本体论、方法论要素起着世界观、思维方式、研究纲领的作用，以此指导科学共同体的工作。通过上述分析，范式的核心特征包括以下3点（参见图1）：

1．范式的创新循环性

围绕范式的相关概念有：常规科学、反常、非常科学、科学革命、科学成就。首尾相连的两个概念常规科学与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为：一项公认科学成就最终将被后学者常规化，成为常规科学。因此，这一组概念实则是具有可循环性的。范式产生常规科学，常规科学中隐藏着反常，由于反常现象的出现造成危机，危机的挑战压力导致非常科学与科学革命，最后产生科学成就，而科学成就即象征着一个新的范式。这里显然存在一个循环论证：我们先是把范式定义为一个业已完成的成就，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又可说这个成就是用来改进某个已经存在的范式的（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8）。

2．范式的命题示范性

范式在实际应用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或一组可供模仿的范例式研究方法与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研究问题与派生命题，并吸引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于是产生一批追随者，形成有着共同旨趣与方向的科学共同体。而取得最大成就并赢得学术尊重的研究成果极易成为一种新范式的代名词，指引着后学者如何确立选题、路径，发挥着示范性的作用。

3．范式的动态竞争性

社会科学家比起自然科学家，对同一社会问题及其本质往往很难达成共识，有的甚至存在着显著的分歧性，特别是在新兴学科领域。在学科刚刚开始思考新问题的萌芽期间，会有较长时间处于无范式阶段。当新兴学科进入尚未成熟的发展时期时，一般会出现多元范式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范式阶段象征着含苞欲放的欣欣向荣。然则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实则需要一种竞争张力，渴望出现一个虽较粗略但却深刻的主范式，群雄割据的杂乱局面趋于秩序化。这一主范式或者淘汰那些浅显的对手，或者设法将它们归附于己，从而以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指导科学研究，剔除混乱与盲目。

图1：范式核心特征

三、融合或竞争？

大家把这一研究看作沙漠里的一片“绿洲”，研究中路过这里，稍作休息又匆匆离去。现在，人们把它看作平原上的一个“村落”，他们纷纷在此“安营扎寨”、“娶妻生子”。于是，“村落”内人口增加，活动频繁，往来热络，从此逐渐由“路人”变为“熟人”（邵培仁，1999：40）。这一段文字生动描述了中国传播学的繁荣进程。但是传播理论的表面繁荣，恰恰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理论，传播学尚处于寻找范式的“前范式”（preparadigmatic）状态（张卓，2007）。在理想条件下，科学应该系统性地向前发展，可以一箭双雕，既发现新的知识，又不断积累经过仔细验证过的知识……这种理想的科学研究是自律的，不断积累信度和效度都很高的结论（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2004：5）。但遗憾的是，在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事情却并不会如此井井有条。显然，中国传播学发展即将三十年。然而，传播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隶属于新闻学，而新闻学又依附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纯粹的人文学科，其成员中鲜有掌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者（不像西方的传播学研究队伍中有许多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学者加入），这就造成了我国传播学界普遍存在的不足：学术视野不够开阔、方法训练不够全面（主要问题是不掌握、不熟悉定量研究方法）（张国良，2005：123-124）。即便在传播学的发源地美国，实证主义研究者也有同感，大众传播的研究极不系统。这是一个从没有被精确地规划过的领域，过去研究媒介的学者也来自不同的学科。媒介研究并不是按照科学的理想模式，有条理地、有秩序地、高效地向前发展的（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2004：5-6）。

在此背景下，西方传播界进行过两次有关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大讨论，即1983年“领域的骚动”（FermentintheField）和1993年“领域的未来”（TheFutureoftheField）。这两次论战在传播学史上堪称经典。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较之以往传播学学术身份已经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与确定，但有关研究范式的讨论从未停息。尤其是对年轻的中国传播学而言，西方传播学曾经经历的问题与困境，正在逐一显现。其中两个根本问题倍受困扰：一是有关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传播学究竟是独立的学科还是进入其他学科研究的一个“简单易入”的大门或通道？二是有关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应该各自为阵、相互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张卓，2007）

针对多元研究范式，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绝大多数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互相融合这个折衷之道，或者说采用一种平衡智慧。通过对范式本质的考察发现，传播学学者对多元范式关系处理与走向探索带有人为的主观色彩，更多地是一厢情愿，或者仅仅是面对争议、争鸣、碰撞的一种保守主义的学术策略而已。根据科学范式的本质或本性，以及前文的分析，新兴学科的多元范式阶段中各个范式之间呈现的应该是竞争性的关系（而非融合），通俗而言，即是谁科学成就大，示范性强，派生新问题的能力强，谁将独领或占据霸主地位。正如库恩一再强调的是一种理论成为规范（在1980版中译者将范式翻译成为规范），一定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好，但并不一定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未解释过一切可能碰到的事实。库恩对范式的竞争状况有这么一段描述：规范的涌现怎样影响到这个领域工作集体的结构的。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当个人或集体第一次达到了能够吸引下一代大多数实践工作者的综合时，老的学派就逐渐消逝了。这部分是由于这个学派的成员转变到新的规范方面去。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墨守成规，于是他们干脆被排除出这个行业，从此，他们的工作就再也无人理睬了。新的规范意味着这个领域有了新的更严格的规定。谁如果不肯或不能同它协调起来，就会陷于孤立，或者依附到别的集团那里去（库恩，1980：15）。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论述到，“大家都把种种科学理论的逐步跨台归咎于它们在经验上最终被证伪……却没有一个人（库恩之前）把理论的归咎于：由于理论必须在自己的核心处拥有一些具体类推的范式来为其基本规定下定义，并依据这些范式的效力强烈地限制理论的范围，因而一旦理论扩展得太远，那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了，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是由于自然界的不合作”（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07）。

罗森加兰特（KarlErikRosengren）在其论文《传播学研究：一个范式还是四个？》（Rosengren，1983）中对“骚动”做了详细解释：“确信无疑，这是一个骚动的领域。知识性骚动：批判学者和经验主义学者激烈地互相斗争，互相轻视，或者，小心谨慎地去寻找一个暂定协议。国际性骚动：来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学者与社会科学家碰到一起，并且对对方奇怪的思维方式感到惊讶。来自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数据和理论把文化多样性带入了知识观点的冲突之中。政治性骚动：激进的批评家、自由主义改革者和保守的现状维护者用传播研究来扶持他们的政治争论”（张卓，2007）。作为学术边陲的中国传播学，这种“骚动”之感也应有所波及。而这种“骚动”可以看作是一种范式间的初级阶段的竞争或者是不完全式粗糙竞争，而相应地，“骚动”局面绝对不可能蕴藏所谓的融合与和谐的格调。因此，中国传播学无论是多元范式还是双范式，都应遵循范式的本性驱动而参与竞争并争夺学科领导的控制权。

正如培根的方法论格言：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易于出现真理。在展开竞争之前，笔者的建议是重读传播学早期经典研究，重估前规范时期科学成就，以及重大科学成就的研究方法与程序设计，并以此形成常规科学的应有规范，以此凝聚并培养一批接受独立成熟的学科范式下训练而成的科学共同体。库恩例举的科学成就绝大部分来自于自然科学，如我们熟悉的“托勒密（或哥白尼）天文学”、“亚里士多德（或牛顿）力学”、“微料（或波动）光学”、“达尔文生物学”等所描述的研究传统与公认范例。而新兴发展中的传播学领域哪些才称得上科学成就呢？

库恩将具有范式意义的科学成就比作里程碑。无独有偶，在洛厄里与德弗勒的专著《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谈到两个主要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它们必须具有历史意义，包括独创性的角度；学科理论发展中的转折点；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焦点。第二标准是研究方法，即这类研究为大众传播研究到达先进水平树立了学习典范（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2004：2）。可见，范式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快速勃兴与崛起的新学科或者新领域的初学者、后来者的指导、促进意义。这是因为范式就像一套可复制的、可供模仿的入门工具，能够有效地划定边界、发酵灵感与挖掘命题，吸引有志于该学科领域的初学人员的积极加入，并引导他们如何在新领域起步与启动新尝试（严格讲，对于缺乏历史厚重、学术源渊、成就积淀的新兴学科而言，每一位加入者都是新人或新手）。可以断定，经过时间考验的最具效用的理论工具与科学程序（范式）才会被加入者与后来者所继承与创新，这是一个淘汰与选择的过程。综上所述，新兴学科（如传播学）范式之间的竞争是新兴学科（如传播学）发展壮大的客观规律，而“和稀泥”式的融合与相互借鉴看视包容开放，事实上是一个缺乏互动的封闭系统，只会使学科渐渐失去活力与潜力，陷入迷失与虚无。

[参考文献]

[1]蔡骐(2005).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发展.国际新闻界,(4),49-51.[CaiQi(2005).Communicationresearchparadigmsandthe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studiesinChina,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4),49-51.]

[2]陈卫星(2004).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ChenWeixing(2004).IdeasofCommunication.Beijing:People’sPublishingHouse.]

[3]丁淦林(1998).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现状.新闻采编,(6),8-9.[DingGanlin(1998).AcademicResearch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CoverandEditNews,(6),8-9.]

[4]胡翼青(2004).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HuYiqing(2004).Communication:DisciplineCrisisandParadigmRevolution.Beijing:CapitalNormalUniversityPress.]

[5]金兼斌(1992).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11-23.[JinJianbin(1992).ParadigmofCommunicationStudiesandtheEnlightenmentonToday’sCommunicationStudiesinOurCountry.Journalism&Communication,(2),11-23.]

[6]梅琼林(2006).传播理论：阐释的焦虑——评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中国图书评论,(9),83-85.[MeiQionglin(2006).CommunicationTheory:theAnxietyofInterpretation—BookReviewsofCommunication:DisciplineCrisisandParadigmRevolutionbyHuYiqing.ChinaBookReview,(9),83-85.]

[7]梅琼林，王志永(2006).试论传播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的融合.南京社会科学,(6),14-19.[MeiQionglin,WangZhiyong(2006).OntheAmalgamationoftheMethodsofPositivismandHumanismin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Theory.SocialSciencesinNanjing,(6),14-19.]

[8]卜卫(1994).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8-16.[BuWei(1994).MethodologyofPositivismStudyinCommunication.Journalism&Communication,(2),8-16.]

[9]芮必峰(1995).传播观：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传播研究的回顾.新闻与传播研究,(4),40-43.[RuiBifeng(1995).CommunicationIdeology:FromNaturalismtoHumanism.Journalism&Communication,(4),40-43.]

[10]邵培仁(1999).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4),36-41.[ShaoPeiren(1999).ReviewandViewonLocalizationofChineseCommunicationStudies.JournalofHangzhouNormalCollege,(4),36-41.]

[11]沈馨，戴元光(2007).当代欧美传播学研究走向——2004年欧美22种传播学刊物分析.载于戴元光(主编).传媒•传播•传播学——获取与使用传媒论（77-78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ShenXin,DaiYuanguang(2007).TrendsofContemporaryEuropeanandAmericanCommunicationStudies—Analysisby22TypesofCommunicationJournalsin2004.InDaiYuanguang(Eds.),Media•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Studies—AccessandUse:MediaTheory(pp.77-78).Shanghai: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Press.]

[12]杨茵娟(2004).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国际新闻界,(6),50-55.[YangYinjuan(2004).FromConflicttoDialogue—StructuralFunctionalism,PoliticalEconomy,CulturalStudiesofCommunicationParadigms.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6),50-55.]

[13]臧海群(2005).西方受众研究的传统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5),21-26.[ZangHaiqun(2005).TraditionandParadigmofWesternAudienceResearch.SocialScienceAbroad,(5),21-26.]

[14]张卓(2007).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论战与反思.中国传媒报告,(3).[ZhangZhuo(2007).ControversyandRethinkingontheDisciplineIdentityandParadigmofCommunicationStudy.ChinaMediaReport,(3).]

[15]张国良(2005).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载于段鹏，韩运荣主编.传播学在世界(123-124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ZhangGuoliang（2005）.History,PresentandFutureofChineseCommunicationStudy.InDuanPeng,HanYunrong(Eds.).CommunicationintheWorld(pp.123-124).Beijing:ChinaMediaUniversityPress.]

[16]库恩(1980).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ThomasS.Kuhn(1980).StructureofScienceRevolution(translatedbyLiBaoheng,JiShuli).Shanghai:ShanghaiScienceandTechnologyPress.]

传播学论文例9

（二）省属高校培养目标的设定培养目标体现了两个特点：第一，人文学科和农业科技结合。我们培养的人才是立志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是懂得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学人才。人们对素质教育的重视，促成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的趋势。第二，理论知识与技术应用并重。“上手快，后劲不足”成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省属高校本科毕业生的代名词。培养目标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倡导理论与技术并重。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时代，对国际传播视野的具备，对网络传播知识和技能的把握，是未来传播工作者角色转换的最基本的条件。

二、专业课程设置

专业课程的设置是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重中之重。通过横向比较各个高校传播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两方面的知识能力是必备的：一是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二是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二者是“相乘”的关系，而不是“相加”的关系。必须实现二者的融合，同时做好两个方面的教学工作，才能使培养的人才既“上手快”，又“有后劲”。要完成这一目标，就需要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来支撑。相对于理论课程设置有一定的共性而言，各个高校传播学的应用课程设置则差异较大。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格决定的，不同级别的学校其学生未来发展的定位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则是学校类别和教师学缘结构决定的，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类教师资源，突出特色办学，也是各校传播学专业追求的目标。提高专业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课程的安排顺序”以及“课程的实用程度”是影响专业课程设置程度的主要变量。合理的开课顺序可以让学生更加明晰专业的培养目标，知识体系的构建也会更加系统和完善，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热情会得到更好的激发。

（一）优化专业基础课以吉林农业大学为例，在专业基础课中，我们选定了4门学理性课程。其中“传播学概论”课程，作为专业的导论课程放在第一学期开设是没有异议的；安排在二、三个学期开设“广播电视概论”与“新媒体概论”课程，作为两个专业方向相对应的概论性课程，可为学生在第三学期期末选修方向课提供参考；第七学期开设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课程，一方面可以为高年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也为想要考研的学生提供支撑。另外，我们还安排了3门专业基础性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是学生终身受用的人文基础课，开设在第1学期；“设计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的构图、色彩及空间构成的感性认识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音乐基础”课程可以使学生具备必要的音乐理论知识，从而加强音乐修养，更好地为后续课程及实习服务。

（二）完善专业必修课及方向选修课“摄影艺术与技术”、“平面设计”两门课程与“设计基础”课程联系紧密，作为其后续课程在第2学期开设；“视听语言”与“摄像艺术与技术”以及“音像编辑”课程相关性很强，可以组成课程群，故同时放在第3学期开设；第4、第5学期的课程分别对应方向选修课和实习设置；第6学期的“媒介策略传播”与海外高校课程设置接轨。在第7学期的“媒介运营管理”则是顺应了传播学的发展需要，由旧版的方向选修课改为专业必修课。

三、重视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整个课程教学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应引起省属高校足够的重视。每学期的实践教学内容都对应各自学期开设的课程群，是多门课程知识的综合运用。两周的教学实习，安排相关课程的4位专业课教师担任指导教师比较合理，这样在指导效果上能够保证有较高的质量。在广播电视方向的学生主要制作影视广告、广播广告等等；网络与新媒体方向的同学主要制作多媒体广告、移动终端广告；两个方向的同学还可以选择制作平面广告。这样，“广告制作”实习最终的作品就会非常丰富，也体现了不同方向课程的特点与价值。

传播学论文例10

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远程教学过程是“学习者与教师处于准永久分离状态下，以学习者通过媒体自主学习为主要形式的，而不是师生共同的双边活动”。现代远程教育教学虽然也有面授的形式，但从整体来看，因为学生工学矛盾突出而导致的到课率低甚至到课率为零使得面授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过程主要还是依赖网上教学资源，学生在接收这些信息的时候也是随机的、松散的、滞后的。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在远程教育中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前台”走到“幕后”，主要工作不再是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侃侃而谈，更多地则是在课堂之下，教室之外，对教育信息内容进行选择，组织、编制、构建教材、网络课程、CAI课件等教育信息，在网络论坛中组织教学活动，发帖回帖……总之，与传统教学相比，远程教育教学中的师生处于一种时空上的相对分离状态。

（2）传播手段大众化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将传播内容发送出的渠道是规模庞大的传播媒介，又称传媒、媒体……大众传播媒介是指依赖精密技术以传递大批量信息的载体，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对于传统课堂来讲，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然而远程教学过程非常依赖媒体，媒体是师生之间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远程教学以大众传播媒体诸如书籍、广播、电视、网络等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可以说离开大众媒体，远程教育活动就无法组织和开展。因此，远程教学也非常强调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媒介作用。

（3）信息反馈的延迟性

大众传播中的信息反馈具有间接性、延迟性等特点。在远程教学中，传播依赖于媒体技术构建的教育信息传播系统，其信息反馈功能虽因媒体不同而异，但总比面对面的传播要差。例如，电话虽然不影响反馈的速度，但视觉信息的传播受阻，大大降低了信息量。大众传播媒体信息覆盖面广，缺乏个人色彩，更不利于反馈，即使交互网络在点对面的实时传播中的交互性也大打折扣，总之，远程教育信息传播互动性弱，反馈具有延迟性，滞后性等特点。

（4）远程学生具有大众传播受众多、散、杂的特征

表面上看，远程教育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特别强调个别化教学支持服务，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由于远程教育师生的分离性，教师对学生并不了解，对学生的基本特征如年龄职业兴趣爱好，学习目的学习方法等都不了解。因为远程教育缺乏必要的反馈，所以教师甚至无法确认学生在整个在籍期间是否会接触到教学平台中的资源。另外，由于远程教育媒体的开放性，任何拥有资格访问的学员或者老师都有可能访问相关学习资源，不受专业和教学点的限制。由于远程教育系统的庞杂性，这个人数是无法确定的。由此我们认为，远程教育学生具有大众传播受众多、散、杂的特征。

二、制约远程教学效果的因素

基于远程教育的传播学视角，我们不难看出影响远程教育传播效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教育者——教育传播系统的控制者，各种学习活动的安排者，也是教育信息的发送者，包括主持教师、辅导教师、教育管理者等。在远程教育传播过程中，教育者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和提供信息，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二是受教育者——即学生和一切学习者，是教育信息的接受者。在教育传播系统中，受教育者的工作，主要是接收、转换、反馈信息，完成学习任务。三是教育信息——即教育传播的内容，主要指以知识形式构成的各种课程。四是教育媒体——是承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连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通道，包括传统教育媒体与现代教育媒体，其作用在于延伸人体器官的功能。五是教育环境——是教育传播系统的外部条件。任何系统都不能忽视环境。教育传播系统的大环境，指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教育传播系统的小环境，指学校环境，主要是校园环境和教室环境。对于教育传播系统来说，社会生活环境是主要的，但物质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教室环境和校园环境等。

三、从传播学角度看如何优化教育信息的传播过程并提高传播效果

要想取得优良的传播效果，产生好的传播效益，就必须对传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设计和合理的组合。

（1）优质的传播环境

面对广泛而庞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者对各种社会信息必须加以控制和调节，正确处理和运用各种社会信息，可以有利于教育传播质量的提高，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干扰甚至破坏教育传播活动的正常进行。另外，学校还应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特别是远程教育教学借助的是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媒体，则更需要建立网络校园文化。班级内部应该成立班委，经常组织班级集体活动，以增加学生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平时，同学之间，班主任、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应该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QQ等增加联系，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2）高效的传播者

根据传播学原理，传者方面影响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在于传者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因此，首先，要不断提升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提高教师对学科前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以及教师自身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提升教师鉴别、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成人学生学习的知识和资源的能力。其次，加强教师对媒体的使用和熟练程度。第三，加强教师对成人学生知识的储备。例如，成人学生学习规律、交往规律的知识，成人学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品位、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知识，成人学生的生活经验与文化见解，成人学生的网络语言特征，成人学生的行为文化等。使教师善于根据学习对象的知识来改造学习资源，增强学习资源和学习生活、工作实践的联系，激发其学习动机，鞭策其自主学习。第四，加强教师的教学及管理培训。经常性地开展教师培训，组织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评优，并进行考核，对提高整个教学效果都是大有裨益的。第五，注重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教师除了懂教学，更要懂教务，还要熟悉教务考务管理各种系统的运用，学校在这方面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教师自己争当既懂教学又懂教务的“多面手”。

（3）两级传播理论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谈到两级传播理论：信息先由大众媒介传播到舆论领袖那里，然后再经舆论领袖扩散给社会大众的过程，所以，称为两级传播。根据两级传播理论，我们也可以在远程教育体系中建立一个二级传播体系。我们都知道，远程教育教师实际上大多通过网络等多媒体手段授课，学生与授课教师正面接触的机会寥寥无几，大多是通过网络自学，加上自学能力有限，对知识的吸收完全被动，一知半解或者完全不能理解，这时候，要是我们能建立一个二级传播体系，对信息进行一个二级传播，就能更好地帮学生分解和消化知识。具体做法：一是重视校内班主任的作用和地位。班主任与学生联系密切，实际上是学生在校的“家长”，与学生建立起很好的个人感情。通过班主任向学生传递课程的学习要求，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加强对各教学点教师的培养。因为这些教师与学生有更近距离的接触，了解学生的工作、学习情况。通过必要的培训使各教学点教师能够理解和把握办学宗旨、掌握每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对他们进行重点培养，以便更好地为学生做好教学辅导。三是要注重发挥从学校派往各地巡教人员的作用。因为他们来自校本部，能更准确更好地代表和传达学校的意见，与学生直接面对面谈心交流，为校外学习点和学生提供必要的咨询和指导。总之，要充分重视远程教育中传播存在的隔膜，利用两级传播原理，发挥“舆论领袖”的积极作用加以弥补，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缩短学生与学校在情感方面的距离，增强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