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论文例1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A.andR.Hira,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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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人们选择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经济制度论文例2

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的作用。

一、制度本质上是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

制度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行动准则。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一套制度规范来调整和维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用于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对立和摩擦会变得很频繁，经济社会不可能达到健康发展。因此，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的作用。

1.制度是现实社会关系中不同人们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社会分层加剧、社会关系复杂多样，如何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可循，制度在此就提供了准则。在经济发展中，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起基础和保障作用的是制度建设。

2.推进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度建设保证。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也就是能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二、深刻认识目前我国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迫切需要完善制度，而制度建设则为经济发展的人本目的提供有效保证。建立一整套在各方面更加定型的制度，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处就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己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但是，实践的新发展对我国社会制度化水平提出了实质性的新要求，而当前制度的供给状况与对制度的更高要求形成明显反差。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改革响应不够及时，制度创新相对滞后，甚至在实践中造成了障碍。具体体现在:

1.形式制度与实质制度之间的反差。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表象来看，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具体制度看似比较完善，基本覆盖了所有的领域。但在现实中，这些名义上的、正式的、显性的制度规范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真正引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往往是那些背后的、非正式的、隐性的“潜规则”。

2.制度的内在协调性与现实冲突之间的反差。完善的制度是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的有机体系。

3.制度的公众本位与部门本位之间的反差。制度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些部门在相关制度设计过程中，局限于自身部门角度而缺乏全局考虑，以部门利益来支配制度设计，将部门权力尽量扩大化，而将服务公众的责任尽量泛化和缩小，以至于这些制度成了他们“权力寻租”的“法宝”。

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我们紧紧把握制度改革的时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化水平。

1.要注重制度的整体设计和协调推进。要根据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关联性、综合性日益突出的趋势，着重从全局和整体层面来设计和推动制度改革。要在总结以往制度改革经验与教训、把握制度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制度改革的步骤、方式、整体布局做到科学规划，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相协调，使制度改革的设计、制定、实施、监督等程序和环节相匹配。

2.要切实突破制度改革的部门本位。要着眼于克服部门本位及主导的弊端，对制度设计和制定的程序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切实加强立法机构的能力建设，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制度设计的范围和途径，保证制度设计和制定的公平正义性。

3.要从程序上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制度设计和制定最基本的原则是以人为本。在制度设计和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增强透明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通过完善政策、法律等制定的程序，让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都有充分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和渠道，使每一项制度的推出能经过广泛的上下讨论，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为发扬民主的过程，成为推进法治的过程。

三、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制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范畴，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来加以界定。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制度，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准则体系以及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准则、规章的活动即制度建设。T.W.舒尔茨在将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时，又指出这样的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

四、结语

制度要真正能够充分发挥效应，应当是与经济社会现实契合。可以说，对要调整的对象认识得是否清楚，关系到所制定的制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实现预期目标。为此，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理念，跟踪经济社会的变化，精心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制度建设，以使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经济制度论文例3

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探究

1968年诺斯开拓性的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生产体系，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甚至比资本和技术更为重要。保罗克鲁曼认为：在制度有保证的条件下，技术跨越才是有可能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到：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具有自利本性的人的行为选择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最大边界范围，打“球”甚至越界闯红灯，追求个人或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笔者认为，我们应积极推进制度安排创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改革“牛鼻子”牵（推）动其他各项改革进程，大力探索实践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以下几方面关系：

1.完备的法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得出了“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缺乏法律保障，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遭遇“流动性匪帮”，经济组织行为难以走入良性轨道。研究发现，法律环境、个人财产、资源配置与市场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封闭社会的3倍,效率是后者的2.5倍。为此，洛伊在1985年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建立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前提：法律和秩序。法律即“固定性匪帮”通过对财产权的保证，能够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人没有激励，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活力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缺少制度保障，经济增长或许不可能，或许极其可怕。例如，美国未来学家在《高科技、高思维》中警示人们，高科技会挽救人类也会毁灭人类。电脑出错，飞机有可能掉下，导弹将胡乱发射，核武器和克隆更是不可想象。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内在逻辑的市场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抽象的市场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天然存在的“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下，大家普遍认为的我国民营私营企业家“原罪”问题，正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法律缺失造成的。还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但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高压线”必须通上“高压电”，不能让制度成为“夏天的冰棒”。

2.制度创新与遵循内生变迁规律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承担着由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种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以及贫富分化、效率低下、腐化堕落等众多经济社会困境，制度创新成为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十之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可以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倒逼的结果。“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国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说明，有效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避免脱离现实的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颠覆性错误。否则，有可能成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制度创新，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动荡，甚至发生以冲突暴力来满足人（集团）的自利本性。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比西欧社会稳定，因为它是个自给自足（或称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简单系统，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就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复杂系统。然而，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如政治动荡、冲突暴力或战争），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使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被打断而回归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较高），一切又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物理经济学家陈平认为，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因逼迫而发生，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3.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改革已由“帕累托改进”转变为“卡尔多改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皆大欢喜已非可能，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制度尤为重要，应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引导内生制度自身演化和变迁。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甚至可以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其它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迫切。不越位、别错位、补好位，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率、有担当、抗侵蚀，应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还有，鲁迅先生曾经说：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今天，不妨少算旧账，多算新账，以GDP增量做好利益调整补偿，以预期改善凝聚改革共识，以存量优化摈除改革阻力，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涉过险滩，突破藩篱。所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条件，发展仍是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第一要务。存量博弈，必定束缚羁绊，甚至引发动荡。

4.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化（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们将它视为文化力、软环境。事实已经证明，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不会形成后发优势，相反会进入“锁定效应”而停滞不前或昙花一现。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辉煌是从未有过的，它带来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人类传统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技主义给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对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价值、负效应，纷纷转向“孔子学院”、转向“东方文化”寻求解决之道，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价值创造不容低估。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国儒家文化抑制个人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形成了一个有力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道德氛围，在东亚经济起飞中显示出良好作用。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也要避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应包容兼蓄，海纳百川，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好软环境和强大软实力。“囚徒困境”原理说明，根源于信任的“责任感”或“信誉”机制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当“负责任”和“守信”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基础时，制度成本最低，制度效率最高。

5.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三者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就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规模大、总量大，只能代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经济发展。比如，高消耗、低效率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若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没有创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较低，还不如直接售卖生产要素。我国经济“现行版”是“经济增长型”。目前，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上海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只相当于纽约的1/29、中国香港的1/14；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比日本和韩国高40%；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关键核心部件和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我国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按照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模型，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30%依靠技术，更多依赖的是要素数量扩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60%-70%依靠技术拉动。所以，辩证来看，我国由“经济增长型”向“经济发展型”转变迫在眉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6.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概括为：G＝F（I，T），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F=生产函数。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也能阻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更为准确。制度创新不仅能使科技创新潜能尽可能充分发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CDM机制的实施，就意味着在WTO原有游戏规则失灵的情况下，“世界政府”不得不进行“制度安排”创新，重新构建一个“人为市场”，将金融手段直接嵌入人类遏制气候变化的活动之中，从而诱导出大量的低碳能源技术的创新活动。入世十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水平由于“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求生存，倒逼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升级而获得了大幅提升。同时，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然牵（推）动交易规则、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创新

经济制度论文例4

我国正处于传统产业经济向新型循环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同进化，才能推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尽管我国已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还存在诸多与循环经济理念不相适应的制度规定，对循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设置了障碍。

一、体制障碍

1．税收制度上存在的障碍。我国现行税制不仅缺少以环境保护为目的、针对环境污染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税种而且还存在某些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种。

(1)增值税。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值的比例。虽然现行增值税法规定，对利用三废产品生产的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也实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我国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过少，征收范围也过小，很多企业均享受不到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

(2)资源税。现行资源税是针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我国资源税规定对开采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生产盐的7种矿藏品征税，并按资源自身条件和开采条件的差异设置了不同的税率。就目前而言：一是资源税征收范围过小，仅限于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导致大量非征税资源价格偏低；二是已开征的资源税税率太低，导致资源的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这些不但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且加大了初次资源和经过循环生产的再生利用资源之间的价格差，使得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的经济效益难以实现，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

(3)消费税。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流转税。目前，我国消费税包括的11个税目所涉产品的消费大多直接影响环境状况，消费税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其中，对汽油、柴油和小汽车、摩托车征收的消费税对环境污染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总的来说，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许多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尚未被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一次性用品、煤炭、化肥、农药等。我国的消费税还没有起到引导公众绿色消费的作用，还不能适应循环经济对消费环节的绿色要求。

(4)排污费。排污收费制度建立十多年来，为污染控制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该制度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收费标准偏低，使得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积极治理污染；二是收费方法不合理，总体上实行的是单项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对超过浓度标准的排污者征收，且当排放的污染物在同一排污口含有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按最高一种计算排污费，导致排污者仅注重被收费的污染物的治理；三是排污费的使用不合理。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用排污费补偿治污资金的不足，因此排污费的80％要返还排污者治理污染，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返还的资金只有少数被用于污染治理。可见，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不利于企业自觉采纳循环生产模式，不利于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

2．经济核算制度上存在的障碍。以往的预算、统计、会计和审计等经济法律制度在进行国民经济资本与成本评估时都未将环境的价值因素纳入社会成本中，这就在无形之中助长了人们以破坏环境和掠夺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去谋求暂时的、局部的经济利益。

(1)会计制度。我国传统会计只反映了企业主体与企业主体内部的经济关系，只承认那些能以货币计量的并且能用价格确认和交换的东西，未将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计入成本，仅计算了微观的经济成本，而没有计算宏观的社会成本，变相鼓励了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而取得短期利益的做法。

(2)审计制度。传统审计制度重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情况、轻企业的经济绩效审计，对于环境绩效审计更是一片空白。根据环境审计具体内容的不同，还可以将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细分为以下四类分项目标：①评价环境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法规政策制定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政策与制度；②评价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影响其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③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④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当前我国的审计制度设计上，无论是国家审计还是独立审计或者内部审计，这一方面都很欠缺。

(3)GDP核算。传统GDP核算没有扣除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因而社会成本和效益并不清晰，既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也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经济活动及社会公众的福利状况，特别是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完善对策

1．税收制度上。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生态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生态税收，这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起到环保作用。

以德国为例，为了更好地贯彻循环经济法，德国于1998年制定了“绿色规划”，在国内工业经济界和进入投资中将生态税引进产品税制改革中。德国生产排除或减少环境危害产品的企业只需缴纳所得税即可。此外，企业还可享受折旧优惠，环保设施可在购置或建造的财政年度内折1360％，以后每年按成本的10％折旧。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最完备的，日本政府一直积极支持循环利用项目，制定了各种资金投入和税金制度来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在税收上，日本采取了以下措施：①政府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②对废纸脱墨处理装置、处理玻璃碎片用的夹杂物剔除装置、铝再生制造设备、空瓶洗净处理装置等，除实行特别退税外，还可获得3年的固定资产税退还。③对公害防治设施可减免固定资产税，根据设施的差异，减免税率分别为原税金的40％～70％。④对各类环保设施，加大设备折旧率，在其原有折旧率的基础上再增N14％~20％的特别折旧率。

美国亚利桑纳州1999年颁布的有关法规中，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销售税)10％。美国康奈狄克州对前来落户的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除可提供低息风险资本小额商业贷款以外，州级企业所得税、设备销售税及财产税也可相应减免。美国对公共事业建设和公共投资项目，包括城市废物贮存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市政污水处理厂等，给予免税的优惠待遇；而企业单一的污染控制设施难以享受这一优惠待遇。

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①增值税。扩大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让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享受到国家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也可以参照日本采取退税政策。②消费税。树立绿色消费税的立法理念，将有关措施进一步改进和细化。特别是在实行差别税率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差别税率的差距。③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对某些虽可再生但速度缓慢及对国计民生有较大影响的资源也征收资源税；完善计税依据，只要自然资源被开采，无论资源是否销售或自用，开采企业都要纳税。④排污费。可以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开征污染税。污染税的课征对象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

2．经济核算制度上。

(1)会计制度设计。应逐步构建和完善绿色会计理论体系。绿色会计把视野扩大到主体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反映到会计模式上，来计算和揭示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环境带来的经济后果。它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增加，产生“社会利益”，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减少，形成“社会成本”，并将社会利益与社会成本加以比较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

绿色会计应克服传统会计的缺陷，其基本目标就是在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努力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为决策者实施经济和环境决策提供信息帮助。

经济制度论文例5

从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以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运用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而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T·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等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尽管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但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重视对非市场因素的分析，诸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其中尤以制度因素为甚，强调这些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们以制度作为视角，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不是以任何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而是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因此，以制度为视角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求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为起点。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不确定的人，因而无法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说：研究视角的改变推动了诸如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产权分析和比较体制等领域中实证和理论研究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有用的，并带来了制度主义的复兴。[1]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尽管制度学派是以反对主流经济学为旗帜的，但它强调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首先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反对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的研究思路，却可以追溯到主流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我们知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一不朽著作，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先河；同时，亚当还发表了著作《道德情操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分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和不确定性，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人的情感，而不同的情感又源于人的不同想象。由此他提出，维系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佳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因为市场没有违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和想象，市场是人的情感不确定性的集中和体现。当然，主流经济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一味地对市场进行所谓的科学分析，逐渐把市场描述为一架精巧的可预测的机器，从而背弃了斯密关于市场不确定性的思想和研究思路，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从研究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二者一脉相承。因为，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都反对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演绎法，反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强调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认为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他们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个人首先是一种“社会人”和“组织人”，而不是“经济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因为人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他的内在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所以，应当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从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方面，从文化和社会规模等方面去考察人的经济行为。如果只是单独考察个人的动机来发现经济规律，那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做法。因此，制度经济学采取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而主流经济学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普遍意义。

制度学派在美国产生伊始，就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为己任，强调有必要进行改良，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因此，制度学派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个以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其代表人凡勃伦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而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这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十分显著的理论特色

（二）

20世纪60年代，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又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此外还有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提出要从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一时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显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如下两个方面：

（1）注重“整体制度分析”方法。早期制度学派反对古典学派的孤立个人行为的分析方法，但是他们还没有提出整体概念，并用以阐述制度运行中各个相关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这一时期制度经济学则注意分析整体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从根本上刷新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这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用把注意力从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他们提出，从经济学上讲，经济整体要大于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所以研究经济问题应当注重对“总体”和“整体”的研究，而不能循着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来加总。加尔布雷思强调，只有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考察，才能更清楚地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这是制度济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加尔布雷思的整体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甚至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达。比如，他提出的“大公司的权力”，就是一个整体概念。它既包括经济权力，又包括政治权力，因而不能用数字来计量。因此，这一时期的制度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而强调整体制度因素的分析。加尔布雷思认为，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却恰恰遗漏或忽视了社会的制度结构问题，即权力分配问题。

应当说，整体大于个体的简单加总，这无论在哲学上、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更重要的事实是，“个体加总”总是构成“整体”的主体部分，两者的差异可能是重要的，但一定不是主要的。一般地讲，个体的特征是整体特征的集中反映，个体的性质决定了整体性质的主要方面或基本方面。因此，既要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应当丢弃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对个体的研究往往可以构成整体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后面的分析将要说明，科思看到了加尔布雷思过分强调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偏颇，而将制度经济学研究引向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

 （2）运用规范经济学研究方法。制度学派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的。早期制度学派认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经济价值，只是社会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除此以外，社会价值还应该包括社会平等、生态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等。加尔布雷思更提出了“整体制度目标”的概念，他把整体制度目标分为经济价值目标和文化价值目标，而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这一时期制度学派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既反映了从凡勃伦以来的早期制度主义的一贯想法，更加突出地采用了包括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是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第三个显著特点。

（三）

科斯（R·H·Coase）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开辟了新领域。诺斯（North）曾经说，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才使我们可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变化。比如，我们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可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么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等。他说，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制度经济学才称得上是“新”的。笔者认为，由于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边际交易成本作制度分析，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较之先前的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是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出“合流”或“融合”的倾向。如果说，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对早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的拓展还只是量的发展和扩大的话，那么科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就具有了革命性和方向性的改变。也许，这就是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

科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缺陷是没有专门的制度理论。在他们那里，尽管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对制度运行成本进行分析，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旧制度经济学。科斯强调，要解释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对它们产生影响、支配或约束作用的制度安排。应当说，科斯并不是第一个注意研究交易背后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就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但科斯却是第一个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四个显著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发展。

科斯认为，诸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现象，实质上反映的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选择或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又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边际交易成本。他举例分析说，假定有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两种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如果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不相等时，当事人自然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安排，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如果两者边际交易成本相等，就会出现制度均衡，这就可以解释现实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的原因；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由此科斯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制度的显著重要性和制度安排的多元化，恰恰反映了边际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是不被重视的。

科斯的制度分析方法还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他不赞成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包括加尔布雷思）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认为他们的最大不足在于他们的制度分析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分析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的过程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等等。科斯认为，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他批判过去的制度分析方法：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并且认为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考察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看来，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反映出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从制度分析方法的发展来看，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又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和纯粹归纳研究方法的不足。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五个显著特点。

如上所述，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的最大不同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和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方法。这是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贡献。应当承认，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而是促使人们更加科学地研究制度及其与之相关的经济问题，从而直接推动了制度分析的复兴。科斯在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开拓性成果，对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强调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和发展理论。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古典制度分析、旧制度经济学，甚至新古典经济学等的研究方法，仍然对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侧重和理论子分支，使新制度经济学呈现出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支构成多样化的蓬勃局面。

（四）

以D·诺思和T·W·舒尔茨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诺思认为，在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诸因素中，市场机制的功能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市场机制运行并非是尽善尽美的，因为市场机制本身难以克服“外在性”等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外在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产生“外在性”的根源则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在考察市场行为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时，必须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范围。他们强调，制度是内生变量，它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深入探讨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要素，经济行为主体做出不同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以及产权制度与国家职能，意识形态变迁的关系等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制度变迁理论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特性，启发了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效率时，把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把政治要素作为经济运行研究不用缺少的要素分析。

诺斯在强调制度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时，并没有丢弃“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事实上他是应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六个显著特点。诺斯认为，一项制度安排之所以被创新，之所以影响到制度变迁，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有许多外在性的变化促成了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的形成，另一方面又由于存在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在性内在化的困难，以及厌恶风险、市场失败、政治压力等原因，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规定的现有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由此导致制度安排的创新，并进而形成制度变迁。

诺斯认为，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才会发生。这又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由市场规模扩大、生产技术进步和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预期的改变促成“制度创新”。因为，这些因素的变化，将会促使成本和收益之比发生变化，比如市场规模的变化会改变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收益和费用；技术进步会使得制度创新变得有利可图；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的预期改变会使他们对新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作出重新评价等等，上述各要素作用的结果就会推动制度创新。第二种情形是，由技术创新、信息传播、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进步等创新成本的降低导致的“制度创新”。他强调，制度安排创新的真正原因在于，创新成本的降低，可以使在新制度安排下的经济行为主体获取潜在的利润。

总之，在运用上述制度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成本-收入”方法的基础上，制度变迁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制度下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关系决定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因此由制度创新决定的制度变迁是缓慢进行的。

（五）

综上所述，制度经济学不仅以其独特的理论思想和理论特色，在整个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引人注目，而且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色。更进一步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演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引人入胜的。起初，制度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思想上还是方法论上，都以“逆经叛道者”的面目出现，强烈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个过程经历了从凡伯伦到加尔布雷斯的几代人的传承。他们强调制度分析，强调非经济因素，强调人的选择的不确定性，强调整体和规范研究方法等等。然而，自科斯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制度展开研究之后，制度经济学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理论思想方面，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变化的趋势不是日渐远离主流经济学，而是趋与相同，以至于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可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甚至能够被归并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科斯制度分析方法的微观化和具体化的倾向，诺斯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更具有新古典色彩。

分析以上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呈现出的显著特点及其演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获得三点重要启示。第一、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是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进步服务的，他们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第二、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独立性，一种方法可以为多种理论研究所运用，一种理论可以使用多种方法；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往往成为理论突破的启动按钮和关键环节，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为理论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促成新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说，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待在方法论上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正如诺斯所说，制度经济学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要做，特别是应当更重视跨学科研究和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间的联系。[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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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11

3.[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地经济学方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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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寿宁，制度经济学的演化[EB/OL]，/geren/zhidu.htm

6.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EB/OL]，/gongzuo/guanyu.htm

7.诺斯/张军，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教授与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博士的对话[EB/OL]，/jjxqy/zhidujingjixue6.htm

8.钱颖一，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EB/OL]，/Article/paper/paper_econ/200410/6723.asp

经济制度论文例6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经济制度论文例7

关键词：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方法论二元观制度个人主义

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总体来说就是其方法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因为方法论是对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有其特定的认识基础和逻辑前提。它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手段的运用和研究目的的限定。这种变迁的结果是，当人们在考察经济现实的时候，用不同的视角去进行观察，由于切入点的转换和研究目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论出现。“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有没有完整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也是它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塞缪尔森认为，在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上，一般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沿着两条不同的途径展开，即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源于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只能来自对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制度经济学分为新旧两个学派，其分野的基础在方法论上是前者开始遵循着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后者开始遵循的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

一、方法论一元观：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旧制度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区别正如前文塞缪尔森所言，前者是把个体行为放在第一位的，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高于一切。并且这两种方法在新旧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中被认为是对立的，这也是这两个学派的主要区别之一。

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的总结，旧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特征是：①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③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

尽管整体主义者对社会约束或决定个人行为的强度看法有不同，但正如卢瑟福的归纳，整体主义的所有形式都把社会整体放在首位。他们一般都认为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加总，而是由特殊的结构联系起来的社会整体规定了个体的属性、规定了个体的生存发展空间。旧制度主义者宣称，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了制度的变迁，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决定了个人行为的选择方式和选择空间。换一句话说，在旧制度主义者的眼里，整体是第一性的。

如旧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康芒斯在其名著《制度经济学》中认为，在经济学里有稀少的东西，人们才缺乏和向往，假如一切东西都是无限丰裕，那么就不会有自私、不会有不公道、不会有财产权、不会有伦理学。正因为有稀少性的存在，物质的取得就由集体行动加以管理(集体行动是整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集体行动规定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他认为所谓的制度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许多有组织的运行中的机构，如家庭、一般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联合事业的集团以及国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控制的结果。最后他得出结论：既然某些人得到解放和扩张是由于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对其他的人作了抑制，同时制度的简单扼要的定义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那么制度或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起抑制、解放、扩张的决定作用。

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情形一样，马尔科姆·卢瑟福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特征也概括为：①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②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③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

这就是说，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眼中，组织或集体本身不再是主要研究的对象，相反，对社会单位分析必须从其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其理论必须建立在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之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独立的社会和集体，社会或集体只是一个假想的团体，只是个体的总和，从而社会幸福只是个体幸福的总和。按Watkins的话说是“人决定历史，不管人自身被什么决定”。

柯武刚与史曼飞在他们两人合著的《制度经济学》中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社会中心的知识太有限，根本不能协调复杂的演化系统，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而不断深化，无人了解其路径，也无人能预测其路径。只要个人有创造能力，他们就能影响历史，因此诸如“历史铁则”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用了一个很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二个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的优劣。在2o世纪80年生了两起地震，一起地震发生在原苏联的亚美尼亚，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旧金山。亚美尼亚的地震发生时，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引发了大量的委员会，以确认和策划重建工作，但所有这些努力到苏联解体时仍没有解决；旧金山的地震发生后，仅数小时，远在芝加哥的玻璃供应商们就已经为运往旧金山市场的卡车装货了。柯武刚与史曼飞借用卡尔·波珀的观点批评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认为那是历史决定主义，这种历史决定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该系统的发展遵循可预期的模式通向一个理想的终极状态，实际这已经被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失败了的。卡尔·波珀对个体主义方法论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社会这个开放系统的演化在本质上依赖于人类知识的发现，即“依赖于一个本质上不可预测的、无止境的过程”。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总体上看，新旧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是对立的。虽然他们都坚持社会方法论一元观，但对构建方法论一元观的基础在看法上却大异其趣，一者强调从个体中异化出来的整体对个体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即历史决定个体；一者只承认个体的存在，整体(或集体，或社会)只是一个假想之物，即个体决定历史，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调和的。

二、方法论二元观：整体方法与个体方法的并行

随着研究的深人，一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发现，单纯地用整体方法或单纯地用个体方法来观察世界和解决问题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因为现实生活中既有整体的存在，又有个体的生成。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共生现象得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整体到底是一个机械的组合，还是一具有自己生命力的有机体?有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即使在方法论大战中也没停止对对方方法论的思考旧制度主义学派中的代表作家凡勃伦可以说是最早说要给个体主义方法以关注的作家。他说“正是个人被制度系统施加了这些常规的标准、理想和行为准则，后者构成了共同体的生活结构。于是，该领域中的科学探索必须处理个人行为，并用个人行为系统地阐述这种探索的理论结果。”但具体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凡勃伦没有做出回答。

推崇个体方法的哈耶克对整体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最终承认了二种方法论并存的方法论二元观，即整体方法和个体方法都可以用来审视社会。哈耶克认为社会中的无数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人们可以从整体中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他部分的正确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做出能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哈耶克根据对个体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内部规则假说；根据对整体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外部规则的假说。所谓内部规则，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彼此认同的规则，亦即哈耶克所谓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所谓外部规则，是指根据组织或治理者的意志、通过命令——服从方式以达到某种目的而形成的规则。按哈耶克的观，社会秩序的演进是内部秩序(即自发秩一与个体方法相对应)和外部秩序(即人造秩序——与整体方法对应)作用的结果：个人之间的互动逐步演化出一套内部规则，并随市场迅速扩散；组织之间的互动导致外部规则的演化，其中知识的不对称性决定演化的路径。

哈耶克的方法论二元观直接导致了他的秩序二元观的社会理念的形成。其中内部规则的方法论基础是个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外部规则的方法论基础是整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哈耶克本人是自由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分析范式是推崇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异化的整体不是简单的个体的相加，但他对整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的方法如何与个体主义以及个体主义方法互动，他无力回答，所以他在方法论二元观上构筑的二元观秩序，就充满了矛盾；他虽然提出秩序二元观，把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都作为构建世界秩序的基石，但在骨干里他还是对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强烈的偏爱，他通过《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作品表达了对人为的或人造的外部规则的疑虑，进而言之，也是对整体方法和他的秩序二元观一定程度的否定。

三、制度个人主义：对整体方法与个体方法的融合

尽管以整体方法为主来分析问题的凡勃伦和以个体方法为主分析问题的哈耶克都在某种程度上给对方以应有的重视，但他们对这两种方法论的看法还是彼此独立的，在分析问题时如何取舍，也就是说，个人与组织以及整体与个体如何在互动中寻求规则的理解和一致性，如何协调其冲突，从凡勃伦的论述以及哈耶克的作品中不得而知。

对这两种方法论的重新思考．得益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成功推动。他们借助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方法，并引入交易费用概念，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把制度和制度变迁内在化制度经济学家阿加西把这两种方法论进行了融合，他在他的“制度个人主义”中说：“不是假设全部的协调是存在的，也不是要解释全部的协调，而是假设有某些协调是存在的，借此来解释其他的协调，如果在解释某一问题时不提及制度，那是错误的。

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考虑禀赋、技术及偏好三类变量来解释传统外生变量中剩下的另一类变量——制度。艾格特森是这样解释连续内生化过程的：“第一层次是明确建立包括产权和组织形式结构模型，但产权和组织形式结构被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关键是强调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第二层次是将交易组织内生化，但产权的基本结构仍为外生。用约束经济人的合同来组织企业内部的、跨越正式市场的以及非市场环境中的交易。例如，把企业定义为合同网络。第三层次是尝试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慨念，将社会、政治规则和政治制度结构一同内生化。”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的变化这一事例来看这二种方法论融合的历程。在1940--1950年代，经济学家视制度为既定，并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暂时现象，当时在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只强调资本(一般用K表示)。到195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已经不满足用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他们发现要素之间在有的情况下可以替代，如果要素价格发生变化，生产组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引起企业组织形式的变更，企业是一种交易组织，交易组织在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下内生化了(此时经济增长模型由K、L、TEC、SK等要素组成，在以前的模型上增加了三个要素，其中L代表劳动，TEC代表技术，sK代表人力资本)。到1970年代，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通过实证得出结论：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要f衣赖于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这时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又增添了／1STR，它代表制度)，也就是说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也被内在化了。经济增长是这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的程度取决于各要素的相对价格与组织要素的交易费用。

经济制度论文例8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movement)。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艾尔斯著作颇丰。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Vol.26(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63.）。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power)（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这显然是错误的”。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1)社会分层；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ritesandceremonies)。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与仪式行为相反，技术行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技术过程是技能(skill)与工具不可分离地进行运用的过程。技术是“组织化的技能”。技术具有两个特征：(1)技能与工具间存在着一致的和不变的联系；(2)所有的技术都是进步的。在艾尔斯看来，“技术”与“工具”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别。“工具”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来使用，而“技术”则带有更多的实践的意义。认为技术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维方式就被艾尔斯称之为“工具主义”。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与“技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这样，在艾尔斯对经济行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学意义上的“工具”就与“仪式”相对应，描述现实的“技术”就与“制度”相对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仪式行为体系是反技术行为的，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功能的特征是静态的、抵触并约束变革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74。）。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们是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

在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两股力量的冲突中，“技术方面的技艺(art)和工艺(craft)的持续发展，同时仪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减退，就是进步”（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31。）。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在这个过程中，艾尔斯显然是相信技术发展能够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理论。

艾尔斯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这里的工具包括了规则、器具、工序和科学方法。新技术是先前存在的物质设备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技术的产生和技术变革是由技术的内部动力所推动，但同时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内部动力也就是工具的自发进步特征。艾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技术组合都与人的智力有关，但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类知识和技艺的积累最终要反映在工具这个符号上，但工具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和技艺的反映。因为新工具一旦诞生，它就会有组合的要求，这种组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知识和技艺的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组合要求才产生了更多的或者爆发式的发明。工具的组合就是进步，从而自发的工具组合导致了自发的技术进步。

由于工具的组合原理，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比现存物质设备和思想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就是艾尔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的历史分析。他以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技术进步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后来的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西欧发生，是因为西欧既继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时相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又是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特征是受传统制度的约束更小。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仪式行为对工具行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贸易的发展固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贸易发展的结果恰好是产生了更多的边缘地区。这样，工业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为最容易克服仪式行为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艾尔斯也强调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继承性，他认为工业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积累的产物。

这样，在结合了工具的自发组合特征和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之后，艾尔斯坚信技术行为或工具行为必将克服制度行为或仪式行为的阻力，最终实现制度调整。技术也就是实现制度调整的最关键力量。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或仪式行为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它又永远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永远滞后于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持续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艾尔斯所阐述的技术连续性是与生命连续性相联系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实践与认知(doingandknowing)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工具的连续性”，而文明的连续性当然也就是生命的连续性。工具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技艺和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们根植于文化中。知识和技艺又因为人类维持生命过程的需要而不断积累，因此技术必然具有连续性。这样，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与促进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这就引出了艾尔斯的价值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

5.价值及其构成

文化或经济系统由技术体系和仪式体系构成，前者促进生命过程的连续性，后者阻断这种连续性。仪式体系也会产生价值，但所产生的是错误的价值。这样，艾尔斯价值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从错误的价值中将真实价值鉴别、区分和解脱出来”（注：Rutherford,1981,ClarenceAvresandtheInstrumentalTheoryofValu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XV(3),Sep.,657-73,p.660。），从而明确靠什么来维持和促进生命过程以及经济过程的连续性。这样，经济学就必须是关于价值的科学，必须对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连续性的同义词，连续性是技术连续性的同义词。从字面上来看，价值就意味着连续性，这是它唯一的含义”（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艾尔斯同时又将“真实”(truth)这个词与连续性等同起来，而“连续性的基本条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术”（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这样，有价值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能维持技术连续性从而生命连续性的东西，又由于仪式行为阻碍着技术行为，所以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东西。

明确了价值的含义，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每一个经济中的判断标准都是‘保持机器运转’(keepingthemachinesurnning)”。通过这个判断标准，艾尔斯还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在一起，“说到价值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单个行为—选择、偏好、决定或判断—与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系”（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5。）。所有个体行为的好坏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过程的持续来判断。

价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术的连续性，但这样来表述的价值显得过于抽象和空调。艾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丰裕(abundance)、优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术过程的结果，同时又是技术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一个条件。艾尔斯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实现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组织手段摆脱身份地位的专制；操作的自由；建设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没有人为的和独断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不平等就意味着那些不考虑工具效率的歧视。平等与技术过程的关系是，技术过程对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才会持续和向前”。安全来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组织，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疾病、饥饿和战争，技术进步是消除前两个威胁的最好方式，而战争是典型的仪式活动，工具活动将克服仪式活动。丰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结果，丰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取决于节约或者储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着优秀或者卓越，真正的优秀是超越过去的观念，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是优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数同意这种规则，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摆脱偏见和无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价值的以上6个构成部分在技术过程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同时也与技术过程的持续性互为条件。实现了这些价值，人们也就进入了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对真实价值的概括。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在艾尔斯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同义词。他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原则：经济发展是不可抑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经济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只要保证了技术过程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措施。

艾尔斯首先论证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艾尔斯并不认为价格是理性决策的唯一依据，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对经济计划的要求。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仪式体系支配着技术体系，而计划又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经济计划既是经济系统的现实要求，又是克服仪式体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尔斯在1938年的《经济秩序问题》(TheProblemofEconomicOrder,NewYork:FarrarandRinehart,Inc.)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荣阶段，人们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团；结果是高收入集团的储蓄大于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投资需要，使得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前者大于后者，萧条因此而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消费不足从而萧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尔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一个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他后来认识到这一计划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失业者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从而不会稳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尔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是制度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措施是同样在195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这个建议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议要早得多。

艾尔斯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只是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再分配。财富的再分配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变动，他并不提倡这种变动。可见，艾尔斯并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的结局，对他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凡伯伦进化观的逻辑结果。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的形成。正是有了艾尔斯的贡献，凡伯伦传统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续，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以复兴。

尽管艾尔斯的哲学基础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主义具备了一种单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对制度主义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方法之一，这使得凡伯伦的理论更象一个融合了众家之长的大杂烩。制度主义要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鲜明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必备条件。艾尔斯为制度主义提供了这个条件。就实用主义哲学而言，凡伯伦所运用的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论。凡伯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并不牢固。与凡伯伦不同，艾尔斯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手中成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将成熟的实用主义确立为制度主义的唯一哲学基础，使得制度主义可以以一种鲜明的世界观来批判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维护这个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制度主义因此而具备了一个学术派别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艾尔斯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技术过程视为实用主义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中已经包含了工具、进化、过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义又是其核心。实用主义方法使制度主义者自然地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在其中，技术过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术过程使经济朝向一个理性的、以科学为基本价值的丰裕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技术过程的强调，使得艾尔斯和其他的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看作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

经济制度论文例9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movement)。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艾尔斯著作颇丰。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Vol.26(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63.）。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power)（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这显然是错误的”。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1)社会分层；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ritesandceremonies)。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与仪式行为相反，技术行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技术过程是技能(skill)与工具不可分离地进行运用的过程。技术是“组织化的技能”。技术具有两个特征：(1)技能与工具间存在着一致的和不变的联系；(2)所有的技术都是进步的。在艾尔斯看来，“技术”与“工具”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别。“工具”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来使用，而“技术”则带有更多的实践的意义。认为技术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维方式就被艾尔斯称之为“工具主义”。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与“技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这样，在艾尔斯对经济行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学意义上的“工具”就与“仪式”相对应，描述现实的“技术”就与“制度”相对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仪式行为体系是反技术行为的，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功能的特征是静态的、抵触并约束变革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74。）。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们是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

在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两股力量的冲突中，“技术方面的技艺(art)和工艺(craft)的持续发展，同时仪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减退，就是进步”（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31。）。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在这个过程中，艾尔斯显然是相信技术发展能够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理论。

艾尔斯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这里的工具包括了规则、器具、工序和科学方法。新技术是先前存在的物质设备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技术的产生和技术变革是由技术的内部动力所推动，但同时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内部动力也就是工具的自发进步特征。艾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技术组合都与人的智力有关，但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类知识和技艺的积累最终要反映在工具这个符号上，但工具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和技艺的反映。因为新工具一旦诞生，它就会有组合的要求，这种组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知识和技艺的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组合要求才产生了更多的或者爆发式的发明。工具的组合就是进步，从而自发的工具组合导致了自发的技术进步。

由于工具的组合原理，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比现存物质设备和思想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就是艾尔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的历史分析。他以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技术进步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后来的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西欧发生，是因为西欧既继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时相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又是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特征是受传统制度的约束更小。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仪式行为对工具行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贸易的发展固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贸易发展的结果恰好是产生了更多的边缘地区。这样，工业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为最容易克服仪式行为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艾尔斯也强调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继承性，他认为工业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积累的产物。

这样，在结合了工具的自发组合特征和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之后，艾尔斯坚信技术行为或工具行为必将克服制度行为或仪式行为的阻力，最终实现制度调整。技术也就是实现制度调整的最关键力量。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或仪式行为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它又永远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永远滞后于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持续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艾尔斯所阐述的技术连续性是与生命连续性相联系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实践与认知(doingandknowing)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工具的连续性”，而文明的连续性当然也就是生命的连续性。工具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技艺和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们根植于文化中。知识和技艺又因为人类维持生命过程的需要而不断积累，因此技术必然具有连续性。这样，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与促进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这就引出了艾尔斯的价值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

5.价值及其构成

文化或经济系统由技术体系和仪式体系构成，前者促进生命过程的连续性，后者阻断这种连续性。仪式体系也会产生价值，但所产生的是错误的价值。这样，艾尔斯价值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从错误的价值中将真实价值鉴别、区分和解脱出来”（注：Rutherford,1981,ClarenceAvresandtheInstrumentalTheoryofValu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XV(3),Sep.,657-73,p.660。），从而明确靠什么来维持和促进生命过程以及经济过程的连续性。这样，经济学就必须是关于价值的科学，必须对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连续性的同义词，连续性是技术连续性的同义词。从字面上来看，价值就意味着连续性，这是它唯一的含义”（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艾尔斯同时又将“真实”(truth)这个词与连续性等同起来，而“连续性的基本条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术”（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这样，有价值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能维持技术连续性从而生命连续性的东西，又由于仪式行为阻碍着技术行为，所以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东西。

明确了价值的含义，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每一个经济中的判断标准都是‘保持机器运转’(keepingthemachinesurnning)”。通过这个判断标准，艾尔斯还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在一起，“说到价值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单个行为—选择、偏好、决定或判断—与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系”（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5。）。所有个体行为的好坏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过程的持续来判断。

价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术的连续性，但这样来表述的价值显得过于抽象和空调。艾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丰裕(abundance)、优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术过程的结果，同时又是技术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一个条件。艾尔斯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实现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组织手段摆脱身份地位的专制；操作的自由；建设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没有人为的和独断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不平等就意味着那些不考虑工具效率的歧视。平等与技术过程的关系是，技术过程对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才会持续和向前”。安全来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组织，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疾病、饥饿和战争，技术进步是消除前两个威胁的最好方式，而战争是典型的仪式活动，工具活动将克服仪式活动。丰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结果，丰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取决于节约或者储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着优秀或者卓越，真正的优秀是超越过去的观念，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是优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数同意这种规则，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摆脱偏见和无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价值的以上6个构成部分在技术过程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同时也与技术过程的持续性互为条件。实现了这些价值，人们也就进入了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对真实价值的概括。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在艾尔斯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同义词。他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原则：经济发展是不可抑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经济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只要保证了技术过程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措施。

艾尔斯首先论证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艾尔斯并不认为价格是理性决策的唯一依据，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对经济计划的要求。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仪式体系支配着技术体系，而计划又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经济计划既是经济系统的现实要求，又是克服仪式体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尔斯在1938年的《经济秩序问题》(TheProblemofEconomicOrder,NewYork:FarrarandRinehart,Inc.)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荣阶段，人们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团；结果是高收入集团的储蓄大于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投资需要，使得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前者大于后者，萧条因此而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消费不足从而萧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尔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一个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他后来认识到这一计划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失业者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从而不会稳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尔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是制度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措施是同样在195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这个建议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议要早得多。

艾尔斯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只是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再分配。财富的再分配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变动，他并不提倡这种变动。可见，艾尔斯并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的结局，对他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凡伯伦进化观的逻辑结果。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的形成。正是有了艾尔斯的贡献，凡伯伦传统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续，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以复兴。

尽管艾尔斯的哲学基础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主义具备了一种单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对制度主义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方法之一，这使得凡伯伦的理论更象一个融合了众家之长的大杂烩。制度主义要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鲜明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必备条件。艾尔斯为制度主义提供了这个条件。就实用主义哲学而言，凡伯伦所运用的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论。凡伯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并不牢固。与凡伯伦不同，艾尔斯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手中成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将成熟的实用主义确立为制度主义的唯一哲学基础，使得制度主义可以以一种鲜明的世界观来批判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维护这个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制度主义因此而具备了一个学术派别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艾尔斯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技术过程视为实用主义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中已经包含了工具、进化、过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义又是其核心。实用主义方法使制度主义者自然地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在其中，技术过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术过程使经济朝向一个理性的、以科学为基本价值的丰裕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技术过程的强调，使得艾尔斯和其他的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看作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

经济制度论文例10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注：参见（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注：参见林毅夫著《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的观点。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民商法为目标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较之中国民商法，前者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民商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基础上的罗马法和德国法理论体系；而中国经济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比如，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61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秀，我们自己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秀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为了维护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参与和调控，强制性制度变迁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权威。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良性转变，而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应当保持稳定的社会制度。其中，以调整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关系为己任的中国经济法，在维护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的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典型法律例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走出“锁定”状态：中国经济法创新的途径

初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在制度规范和理论资源方面的先占优势，以及由此使中国经济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合而为一的综合法律调整模式（“纵横统一说”是其理论基础），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为主导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选择作用下，而陷入被动的“锁定”状态。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中国经济法以政府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制度模式初始选择，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经济法成为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这一“官方优势”，使中国经济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报酬递增和利益集团作用下，虽然它可以在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逐渐从民法中解放出来；但是经济法至今仍被锁定在行政法和经济政策的双重困扰状态之中。据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法从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锁定状态之摆脱出来的以下基本制度创新思路和途径：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