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国内形势论文例1

国际形势教育是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宣传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现状、趋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等。加强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具有深远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辅助，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形成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大学生了解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高度认同我国当前制定实施的大政方针政策，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并为之不懈努力。

1.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世情。国际形势教育能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发展状况以及即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引导学生从本质上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教育具有不同于国内形势教育的特点。首先，内容范围具有广泛性，涉及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状况以及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其次，研究的重大事件具有震撼性，发生的事件足以引起各国关注和研究。再次，国际形势教育对教师要求较高，相关教师需具备更为全面而深厚的知识结构。全球范围内发生事件的复杂性不仅要求教师了解事件的表象，还应熟悉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状况以及与他国之间的深刻渊源和联系，善于从事件表面寻找到内在的本质根源，从而帮助学生深入辨清形势、辨别是非、理解世情，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大学生认识国情。通过国际形势教育，学生能接受深刻生动的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珍惜和维护稳定大局，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因而它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国际形势教育能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国际角色与地位，理解对外开放国策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使馆被炸、奥运火炬传递受阻、美韩联合军演等国际背景下的历史事件，无不牵动大学生的爱国心弦，使他们接受到严肃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际形势教育也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强化公民为扞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略和颠覆的精神，国际形势教育能普及国防和军事知识及技能，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国家安全观。

3.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掌握科学的形势分析方法。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学生自觉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能力。国际形势教育能培养学生养成马克思主义系统观，通过局部看全局，透过支流看主流，抓住实质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在加速联系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宗教由此矛盾激化，引发此起彼伏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国际形势教育能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本质上认识世界的各种现象，掌握矛盾分析的方法、辩证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等，科学分析形势的思维方法反之帮助学生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确保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正确立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二、当前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存在的盲点与弱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并对高校形势政策教育提出诸多要求。经过若干年的课程探索与建设，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得到普遍重视与发展，但由于国际形势教育本身具有复杂性、深刻性等特点及教育时间过短、实践经验相对不足等原因，当前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存在一些盲点与不足。

1.管理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目前很多学校实行多头管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或由教务部门管理，或由党委宣传部管理，或由学生工作部管理，或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管理，多头管理的体制模式缺乏专门机构统一负责，致使责任推卸、管理混乱、备课不足、效果欠佳。此外，高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资金投人方面明显不足，国际形势教育需要长期的书刊、音像资料资金投人，师资培训、场所设置、专家、活动安排也需要一定资金，学校对课程的不重视及课程重要性的被弱化导致资金投人不足，国际形势教育缺乏必要的资金体制保障。在教学内容体系设置上，由于缺乏责任机制未能形成完整的教学大纲和计划作指导，国内形势教育与国际形势教育内容比例失衡，国际形势教育不能得到充分重视。

2.师资队伍不明确，缺少教研机构。目前许多高校未能建立稳定合理的教学科研队伍，没有设立专门的形势政策教育教研机构，国际形势教育缺乏深层理论指导，未能深入解释国际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本质及相关联系。大部分高校采取“专兼结合、以兼为主”的教学组织方式，让一些从事学生管理的工作人员、院系辅导员以及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其他一些行政人员承担该课程的教学任务，他们教学经验及理论水平的限度影响了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是一门知识性很强的课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分析，把握事件的深层矛盾与规律。这种分析对教师要求很高，既要求他们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积淀，又要具备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如果不能将两者有机融会贯通，则会缺乏问题分析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性对这种融会贯通知识要求更高，不经过长期系统培训很难深刻掌握国际重大事件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缺少专业老师的理论讲解及科研机构研究成果支撑，将是制约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实效性的重要瓶颈。

3.学生接受国际形势教育不具备连续性。由于形势政策教育仅限于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无法连续接受接受相关教育，这既不能实现国家相关规定，也无法满足高年级学生的求知欲。《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实行学年考核制，每学年考核一次，该课程总成绩为各学年考核平均成绩，一次计人学生成绩册。不少高校或以其他教育代替形势与政策教育，或仅进行1至2学期的教育，这样既不符合《通知》精神，也不能满足高年级学生了解世界形势的求知欲。大学生对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思考问题具有宽域性、分散性和表层性特点，国际热点往往成为他们的关注点与讨论点，引发思维变化及思想变动。这种特点将持续整个大学阶段甚至研究生阶段，如果忽视高年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不对国际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和及时引导，很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判断。

4.教学形式及教学方法单一滞后。目前，很多高校虽然已经改变了过去“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教学方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讲座报告等大课堂教学，但教学方法和手段仍然简单，教学形式依旧单一，教学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学生缺乏自主性和参与性，导致原本丰富有趣的教学内容变得枯燥乏味，师生间缺少应有的交流互动，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不佳。与国内形势教育相比，国际形势教育受到时空、认知等条件限制，教师难以组织学生开展实地考察、采访调查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方式。随着网络时代的深入发展，学生更多地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开放性、交互性、及时性等特点获取国际资讯，随时了解国外动态。高校国际形势教育的滞后性及方法的单一性往往不能满足学生迅捷获取信息的期望，高校面临与互联网等新媒体争夺学生思想阵地的严峻困境，同时承担了网络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教育手段方法变革创新的重大任务。

三、探索新形势下国际形势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1.建立健全形势政策教育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机制。《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对形势政策教育管理机制建设提出总体要求：“高等学校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牵头负责，教务部门、学生工作部、团委直接参与的教育教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教育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要加强督查工作，形成定期或不定期地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机制。”各高校应依据国家政策指导，结合地方实际及本校特点部署教学工作，并组织落实教师培训、教学管理和考核等。例如，可确立党委统一领导，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主管，教务处、社科部、学工部、宣传部分工合作的工作机制。具体实施上，党委宣传部与思想教政治育理论教研部总体统筹规划国际形势教育，制定长期教学计划与大纲，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确保机制到位、制度到位、师资到位、经费到位，组织其他各部门协调配合，切实把形势政策教育尤其是国际形势教育贯通学校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各个环节。

2.成立国际形势教研室或研究小组，加强国际形势规律研究，提高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重大事件的能力。国际形势教育不仅要求讲授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更要求透析事件的起因、联系、本质和规律，这要求学校成立研究小组开展专业研究。、教育部等国家部门近年来多次颁布的相关文件也越来越表明：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应具有体系性、原理性、科学性、教育性，高校应尽快成立研究机构或研究小组，解决国际形势教育中存在的重大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具体主要研究如下课题：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提炼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对重大国际事件分析、指导的科学论断；学生心理特点及接受特征，把握学生关注国际形势的范围、特点，及时准确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国际形势教育教学特点，分析国际形势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与其他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合理安排课程结构和宗旨大纲；主要国家发展历史及其外交联系，形成丰富稳定的资料库，有效预测、解释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教育范畴研究，揭示国际形势教育内容、方法和环境等各环节，研究该教育特有的教学要素与环节；国际形势教育方法论研究，探寻独特的研究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国际形势的思维方式等。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例2

作者简介：张多来（195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征难（1964-），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12@ZH015）的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0-0070-02

同志在十八报告中指出：“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因此，高校要加强对此类课程的研究。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特殊地位决定高校要加强对它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从这一门课的特殊性来看它的重要性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指出高校本、专科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高校开设这门课，既要承担着向大学生及时介绍国内外发展形势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任务，又要使这门课教学实施过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因此，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搞好这门课教学的基础和前提。这门课程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也不同于政治学的纯理论课；既不同于思想品德课，也不同于专业课。它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政治性。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及时疏导，解疑释惑，情感交流，从而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全面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其次是思想性。这门课程的思想性是十分明显的，专题讲授过程中要有对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的清晰阐述，要有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要有对相应政策的深入浅出的论证，从而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既要让学生钻研知识与学问，又要让学生掌握德行，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再次是动态性。由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教学内容也要相应调整，每个学期、不同专题，教学内容都是变化的。由于这门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动态性的特点，决定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研究。

2.高校要从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对“形势与政策”课有明确的规定，从课程性质说，它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2]形势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基本走向。从课程内容说，“形势与政策”课担负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重大改革措施等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当前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等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教育让大学生提高认识，了解国情，了解民情，了解世情，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融入社会，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高对形势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缺乏教研的支撑就不能全面完成这门课的教学内容任务，不能很好实现教学目的。

3.高校要从社会需要和学生运用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大学生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学生踏入社会就会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和难题。如何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合作共事？首先是学会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认真研读有关文件精神，吃透政策精神，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懂得策略方法的灵活性，既不违背上级文件精神又能灵活变通，具有协同创新能力。其次是顺应形势与政策，结合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定准方位，发展自我，不断提高个人自身素质和能力。再次是利用学校学过的有关知识，自觉运用，提高科学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理解力，以超前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及时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与政策。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机遇与挑战，坚定理想与信念，不断创新，为民服务，报效祖国，实现大学生人生价值。

二、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以教学带动教研

在教学方式上，将这门课列入学生培养计划，严格按教学计划开课。在时间安排上，做到四年不断线，前两年釆取理论讲授为主，辅之与实践相结合；在大三期间，以大学生专业的社会需求形势、大学专业学科发展前程和基本走向的形势为教学内容，开展专业形势与政策教育，如培养卓越工程师、卓越医师等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大四期间，以学生实习、就业、创业、考研为主，开展相关形势与政策教育。同时，还可充分利用“形势与政策”网络课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这样做使形势与政策教育四年不断线，常学常新。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研究，通过教学带动教学研究。

2.高校要以教研促进教学

教学与教研，相互贯通。通过教学发现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通过研究加深理解，形成论文，然后把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教研促进教学。这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也是教学—教研—再教学的过程。这几年，来南华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参观考察的学校不断增多，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促进兄弟院校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研讨，外校来我校参观考察既是动力，更是压力和责任。

3.高校要以专题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湖南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对“形势与政策”课十分重视，制订政策，下发文件。如省高校工委、省哲学规划办联合发文，提高研究级别和档次。近几年我校又获得教育部对“形势与政策”专项课题项目支持，教育部还把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团队列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网站共建团队，作为该课程观察点学校之一。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12@ZH015）又把我校列为该课题的子课题之一。这门课有校级、省部级、国家社科基金子课题。通过专题研究既取得了一些教学成果，又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三、时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高校要加强这门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基本理论主要是科学认识和分析形势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它是分析各类国内外时事和热点问题的主要依据。要开展对不同时期形势与政策的研究，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得深一点，讲起来就有力度，就有针对性，就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如的《论持久战》、《目前的形势与我们任务》，都是建立在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高度，从而正确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又如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南巡谈话》，为我们党拨乱反正，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航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不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不符合实际或偏离实际，就会出现“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导致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基本经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事业发展就比较顺利，为此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2.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政策问题研究

基本政策主要是国内和国际规定、规则等，国内方面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际方面包括联合国、多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有关规定和规则。形势问题，从宏观上讲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从内容上讲，有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就业形势、农业形势、农村形势、工业形势等。每一项大的内容中都有基本政策问题，如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房产政策、环保政策、医保政策等等。这些基本政策要好好研究，研究清楚了，讲起课来就有说服力，就有理论深度，有分析高度，有说服力度，就能打动学生，启发学生，就会有人“愿意听、喜欢听、还想听”。

3.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研究

这门课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有：实事求是原则，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首要原则和方法；矛盾分析法，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三贴近”，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还有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实践方法等等。

4.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历史回顾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就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课表，有计划有安排，有组织机构，有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有一定形式的教材。因为这门课教材编写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所以编写教材难度大，也就是说，教材编好了，部分专题内容又变了，特别是具体数字又变化了，跟不上形势变化。我校每年每学期都安排5个专题，坚持“短、平、快”，集体备课，教授牵头，专题组长负责，统一讲稿和课件。经过努力，我校“形势与政策”课2008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精品课程，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2012年，这门课程又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并往省里推荐评奖。同时，学校又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责任教授岗位课程。应加倍努力，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认真总结，好好研究，弄清优势与不足。既往优势和成功经验要发扬光大，不足之处要加以弥补。

总之，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教育教学研究。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深化教学，才能把它办成校园“焦点访谈”课、特色鲜明的课，深受学生喜欢的课。在十精神鼓舞下，以实现教育梦想托起“中国梦”，因为教育是托起“中国梦”的基石，“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辛勤耕耘。高校教师只有都来“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关注梦想，才能使青年大学生茁壮成长，才能托起真正的“中国梦”，只有通过实现更多“个人梦”，才能早日实现全国人民的“中国梦”。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例3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二、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历程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二）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尚待整合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转贴于

三、竞争优势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整合与完善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例4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课主要是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使学生基本掌握该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渗透到实践中，指导自己的行为。

因此，要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目标，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生活，就是要使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内容之中，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充满生活色彩，富有生活气息，反映生活本质；就是要使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途径和载体超越课堂、超越校园，要使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敏感地带和热点问题；就是要通过引导，使大学生更理性地观察、思考和分析生活。

一、联系现实生活，精选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时效性强，没有也不可能有较稳定的、具体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有些重大问题的教育时效性很强，学生很关注，社会影响大，迫切需要及时解决认识问题。

各高校一般根据教育部社政司下发的每学期《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主要围绕党和国家推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当代国际、国内形势的热点、焦点问题，并结合各校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来确定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论述的热点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些国家大事。比如，从文化传承看国家软实力建设、分析、建立创新型国家、从中东、北非局势看国家的稳定富强、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等。二是吸引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焦点。比如，如何看通胀下的经济形势、从毒胶囊事件看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如何看待和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影响与应对，如何看待我国4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以及土地流转、食品药品安全、网络民意、从微博发展看网络规范等。三是与大学生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热门话题。比如，如何看待大学生就业形势、从大学生村官看就业择业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大学生中有很高的关注度，而且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极易引起共鸣。

与其他课程相比，形势与政策课更为直接地体现着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它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宏大变化，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当时形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政策性、时效性，而且当代大学生比较务实，他们不喜欢听大道理，也不喜欢听脱离生活实际的空洞内容，如果空讲理论，不联系社会的生活实际，就达不到教书育人、转变学生思想的目的。所以，形势与政策课讲授的概念、原理、观点，只有结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才会使理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也才能被学生所接受。

近年来，我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选择上注重选取贴近生活的、学生感兴趣的、国内与国际的热点焦点问题，并且有目的有重点地加以分析说明。例如2011年春季学期开学之初，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把最热、最受关注的3月5日结束的我国利比亚大规模撤离同胞的行动作为专题内容。通过本次专题的讲授传达给学生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了解中国海外大撤离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再如，在教学中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在讲授的过程中及时穿插了东海问题，并及时向学生宣传理国、干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这一理念，及时教育了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提高理性思考的辨析能力。

2013年4月以来，我们结合国际国内最新局势，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党的十、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理解和认识“中国梦”、认清我国当前海洋权益形势和国际关系等。这样为学生释疑解惑，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和了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使他们无论面对任何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都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通过选择贴近社会生活的内容，把学生带到真实可感的时代生活中去接受教育，引导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也帮助学生树立起责任意识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二、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模式

要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强化教学效果，必须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模式。

1.改变教学方式，实现灵活多样

（1）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

要抓好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系统讲授，设立专题，把问题讲深讲透，满足学生的需求。例如，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为了让学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及“两会”精神，我校通过精心安排，在“两会”召开之际就组织师生集体学习并提炼了相关专题，并按照相关教学计划集中组织向学生系统讲解，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重大方针和政策。

同时，高校要结合实际，组织举办专题讲座，定期聘请校外领导或专家对国内外发生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重大节日或纪念日及时跟进讲解，如有关奥运、中东北非政局、两会精神、纪念建党90周年、喜迎十的专题讲座等。例如，在进行南海局势的专题教育中，我们专门聘请海军工程大学教授、著名的国防理论研究专家黄友牛来校为学生作了题为“认清周边安全形势，不断增强国防观念”的报告。

（2）理论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在进行理论讲解时，要善于引领学生关注生活，在具体知识的呈现中充分做到把基本观点、原理融入鲜活的题材中，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同时，要采用多维互动式教学模式，组织学生围绕其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吸引绝大多数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讨论方式有小组讨论、师生对话、看录像短片畅谈观点等。例如，在讲授社会保障体系时，除讲授政府的责任外，还涉及社会慈善机构，就可以让学生搜集“红十字会”的相关资料，就“郭美美事件”进行讨论，引导学生了解其他国家成熟的慈善活动的做法，进一步思考中国将来应该怎样完善慈善事业以辅助社会保障。

（3）课堂教学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正确理解政策，不能离开学生利益的满足，要把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学校可以结合学分制，对学生听课、讨论、写报告等进行累计积分，并使之成为这门课程学习成绩的一部分。

2.改变教学手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随着高等教育条件的改善，高校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越来越普及，在教学中充分应用这些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够丰富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内容，增强形象直观教学，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感染力。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手段要生活化、现代化，变抽象为直观。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和影视音像资料，建立素材库、制作精良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把文字、声音、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给课堂教学注入浓烈的生活气息，增强教学效果。例如，在讲授“纪念建党90周年”专题时，可以下载电影资料，利用多媒体设施再现建党时的情景。

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还可以广泛利用电视教学，同时也可以创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体网站和栏目，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设置动静结合的频道，设置大量的贴近学生生活、拓展学生视野、活跃学生思维的栏目，开通由高水平教师主讲的网上专家论坛，设立专家网络邮箱，适时引导学生在线交流，开展在线答疑，建立网络教学考核评估系统等，满足学生对知识广延性、开放性的需求，使教学更加完整、连续、形象、生动和有效。

三、适应社会需求，加强实践教学

现代社会要求教育必须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这就意味着教育要向生活回归。因此，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要搞好课堂教育，又要注重引导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例如，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服务社会、勤工助学、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紧密结合，要求学生参加寒暑期两次社会实践活动，撰写和提交调查报告，成绩计入课程学分。调查的主题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农村的学生可以在寒假对回乡过年的农民工进行调查，也可对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保、农民收入、农村食品安全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城市的学生可以对城市居民贫富差距情况、老年人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调查。

讲到“改革开放的成就”这一内容时，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走出课堂去收集各种资料，在切实了解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发展后，带着思考和问题再走进课堂。

在进行就业形势与政策教育时，组织学生到一些大型企业调研就业形势和企业对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情况。各种调研活动使学生更加贴近社会，更加贴近时代，更加了解国情，拓展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

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专题教学中，结合理论教学开展“生活中的荣与耻”征文、“校园中的‘风景’”摄影、DV展评等实践教学活动。围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让学生们关注和发现生活中践行“八荣八耻”的具体事例，用真情实感书写、拍摄身边的真善美，讲述对荣与耻的感悟。

依托学校、社区及教师资源，联系一些教育基地、知名企业、政府部门或是基层农村，让大学生带着任务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还可以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以重大热点问题为契机，深入挖掘其中的理论深度和实际教育价值，更好地把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和党团活动、“大学生三下乡”“青年志愿者行动”等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促进形势与政策课“入脑”“入心”，实现教学效果的知行转化。

社会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既能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又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实现由学校课堂向现实生活的延伸，对进一步帮助学生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认清形势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内化为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总之，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本身具有开放性、时代性、前瞻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与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与个人成长息息相关，形势与政策课的组织和教学应该是开放发展的，教学内容应该是贴近生活、与生活现状和谐对接的，教学过程应该是使学生融进教学环境，接触生活、接触社会的过程。

参考文献：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2-0021-07　收稿日期：2010-08-17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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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形势论文例6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转贴于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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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建东，林毅夫，王勇，2004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沦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经济学(季刊)(1):27-54.

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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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李永军200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7):21-28、66

铃木2008我们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N].经济观察报，05-05(37).

马建英2009.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3):1-8

茹玉骢，金祥荣2008，台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119-127.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769-770

俞海山2004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5-10.

章铮1998.边际使用者成本：资源产品定价与国际贸易[J].世界经济(11):44-46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例7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如何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获得较高的附加值），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利益的关键。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这种比较优势又是以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应，比较优势的内涵与外延是否有待进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等是本文思考的问题。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比较优势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个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概括来说主要可分为比较优势陷阱说和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认为，如果一国完全以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完全接受由边际生产成本状况确定的国际分工角色，运用本国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忽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最终将陷入低附加值循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有学者发展了上述比较优势陷阱（张小蒂，李风华，2001），指出如果一国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即过度地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完全地发挥后发优势，则只能跟在先进国家之后，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弱化主要是指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之上，从长期来看这种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比较优势弱化的原因可以从发展中国家国内国际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国内环境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数量不丰裕，经济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弱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使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弱化。从国际环境看，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同时，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使资源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受到诸多贸易壁垒的限制，在国际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陷阱和比较优势弱化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或者不适用了。本文通过合理地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发现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内涵和外延的拓展

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

从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理论上来说，第一次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创新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创新期的产品实际上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发展期则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入成熟期则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进入衰退期时基本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转变，产品的生产也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比较优势也将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兹、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对传统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将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结合起来综合动态地研究一国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贸易的根源上，动态比较优势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不仅仅来自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产生的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而且受技术因素影响的规模经济差异将会导致生产成本差异，从而产生价格差异，因此，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差异共同决定贸易格局。在贸易的构成上，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一个国家根据产业内专业化模式仅能生产某一产业内广泛的潜在的产品系列的一个或几个子集；另一方面由于示范效应的作用，消费者总在效用最大化原则支配下，偏好商品种类的增加，这样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找到了产业内贸易的依据。在贸易利益上，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动态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于比较优势利益，而且还会因生产效率提高、生产集中、生产的合理化以及产品多样性而存在潜在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化，为发展中国家先天比较优势的升级和后天比较优势的培育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第一层次的拓展。

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

所谓的先天优势是指一国先天存在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等优势，也叫自然优势；后天优势则是指原本没有，通过后天培育而形成的优势。后天优势的培育不仅要通过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要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产业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先天的比较优势上升到后天的比较优势。“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往往成为后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获得“后发优势”的源泉。有的学者甚至将这种“后发优势”纳入广义的比较优势（张小蒂，2002）。但是，本文认为“后发优势”仅仅是后进国家所具有的潜在的比较优势，它要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还要取决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和“干中学”中学习效应的大小，如果一国仅仅被动地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并且在“干中学”中缺乏消化、吸收与创新，则不可避免地陷入由于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错误而导致的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本文认为后进国家如果能在主动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过程中，加快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可以在特定产品或特定行业上，或者在技术、管理、营销上，替代或赶超同类的国际竞争者，获得后天优势。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波特创立并发展完善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特相继发表了《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优势》（1990），系统地阐述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把国内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国际竞争领域，提出了著名的波特菱形理论。该理论包括四个要素：生产要素，包括一国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和后天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推进要素，且后者对竞争优势更为重要；国内需求，包括国内需求结构、规模、成长率、高级购买者压力以及需求的国际化，波特认为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进而获得竞争优势；相关支持产业，即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品的国内产业，包括上游供给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其是影响一国主导产业取得规模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包括企业的形成与组织方式、竞争激烈程度、创新与企业家才能，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成长和竞争力的维持，政府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此外还有政府和机遇两个辅助要素。波特指出，上述要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动态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进而产生一些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相对具有以下新特点：竞争优势理论除了考虑现实的利益外，还考虑潜在利益对比，考虑一国取得或保持竞争优势，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创新机制，取决于企业后天的努力和进取，只要勇于创新、积极竞争，后进的国家可能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此外，竞争优势理论涉及产业和企业，强调非价格竞争，更注重要素质量和市场的需求档次。

总之，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分布与产业互补的合理性，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而竞争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冲突和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强调各国间相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竞争优势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较优势，但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将原有的比较优势拓展到竞争优势。

上述比较优势三个纬度的拓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传统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内涵的拓展；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外延的拓展。比较优势动态化要求比较优势内容即外延的不断拓展，以资源禀赋等先天优势为基础的狭义的比较优势必然发展到以后天通过努力而培育形成的优势为基础的广义的比较优势。

推动比较优势升级的因素

比较优势既然是动态的，那么如何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呢？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实现自动升级，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贸易自由化，政府不应该干预自由贸易；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不能自动升级，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本文支持后一种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极不平等，发达国家占据高附加值的一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低附加值的一端，导致了全球化利益严重偏向发达国家。实际上，如果通过市场力量来推动一国比较优势的升级，不仅做不到，而且在利润最大化的作用下，各国都偏向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就使原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强化。发达国家继续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高额附加值，而发展中国家则继续出口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获得较低的附加值。因此，通过国家力量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实的选择。

发展中国家要变潜在的后发优势为现实的比较优势，就要技术创新。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技术创新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现状都不能构成坚强的支持，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此外，发展中国家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企业的形成，也需要国家力量的扶持。一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如航空航天、船舶、电子、核、常规武器等应成为发展中国家扶持的重点，因为这些产业集中了大量的高精尖技术，可以创造长期动态的比较优势（杨帆，2001）。

本文所指的比较优势升级应该还包括传统比较优势产业的升级，如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使之向资源-技术密集型、资源-资本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转化。总之，在经济全球化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同时走两条道路：一是以国家力量支持传统产业的升级；二是要以国家力量扶持新的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企业的发展。前者是巩固和发展现有比较优势的需要，后者是培育长期动态比较优势的需要。

参考文献：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例8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文件精神，《形势与政策》是新时期高校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形势与政策”包含“形势”和“政策”两个部分，“形势”即国内外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态势，“政策”为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的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行为准则。高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目的就在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帮助大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来理解社会问题，同时要求青年人牢记光荣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勇于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科学发展的推动者、和谐社会的构建者，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奉献力量。可以说，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效果，与我党的舆论宣传工作在高校的贯彻落实，以及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息息相关。

二、新形势下《形势与政策》课程面临的挑战

目前，面对以“90后”为主体的大学生，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不仅要解决以往师资力量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手段方法落后等问题，还要紧紧跟随风云变幻的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和动荡的国际格局，还要正确理解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各类社会问题，还要最大程度的削弱网络带给大学生们的消极影响。这些无疑给《形势与政策》课程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国际格局动荡，社会问题不断

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出现好转迹象，但全球经济仍未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大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相互依存、多领域合作加深，利益汇合点在扩大和拓宽，但是，根据各自的核心利益，大国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出现新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依然是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此外，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威胁日趋多样化，各种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综合性、突发性和扩散性增强。中国奉行全方位开放合作的外交，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世界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显露出勃勃生机，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目前不断提高，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国企改革职工下岗，社会腐败现象，食品安全问题等社会问题。一些学生往往会夸大它们的消极影响和作用，从而得出一些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结论。

（二）自我意识较强，政治意识薄弱

高校“两课”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是指处在社会政治关系中的政治行为主体，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的看法或观点。

“90后”大学生普遍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备受家人的呵护，甚至溺爱，因此这些孩子往往自我意识较强，注重“个性”发展，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他人，缺少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以及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价值观的多样化，分辨能力不强，很容易受到错误的腐朽思想的侵蚀，甚至对社会政治生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冷漠和拒绝，对国情、世情的复杂性缺少深刻的感受。《形势与政策》在高校教学大纲中被定位为公共基础课，对考研、工作没有明显帮助，大学生通常缺乏兴趣，在上课过程中不能认真听讲，做其他作业、玩手机者不乏其人，教学实效性存在很大问题。如何针对“90后”大学生的特点，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是面临的难题之一。

（三）学校重视不足，师资力量薄弱

部分高校对《形势与政策》重视程度不足，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只是把该课程作为一门普通的理论课。从性质上说《形势与政策》属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环节，涉及党委宣传、学生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三个部门，教学过程需要上述部门的密切配合、统筹安排，使课程建设的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发挥该门课程的最大教育作用。从任课教师的构成来看，当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由专、兼职教师共同承担，没有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任教师。而大多数的兼职教师，来自从事党务、行政工作的领导或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班主任，他们从时间和精力上都不能保证对课程教学的全身心投入，会出现备课不认真，授课缺乏激情，专业知识有所欠缺，育人效果不理想。总之，很多高校存在教师队伍建设存在各种问题，缺乏长远的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规划，缺乏严格的教师准入制度，缺乏有效措施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缺乏系统化的教师培训机制，缺乏必要的教学环节监督机制。

（四）网络无处不在，冲击思想信念

“90后”大学生是同电视、电脑、网络等新的传播媒体一起成长、成熟起来的，尤其是现在手机与网络的结合，大大加深网络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丰富多彩的网络对于大学生有着极大的诱惑，使他们沉溺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不能自拔。我国对于网路媒体的监督管理体制还不健全，同时，新闻娱乐化和网络庸俗化的氛围十分严重。据媒体称，目前美国对华展开文化冷战，组织职业专门针对我国编纂成千上万的文章和段子，例如：《美国为什么没有腐败？》、《中国人在德国吃饭被训斥》、《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中国不敢公开的大数据》等等，这些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精神毒品，潜移默化中侵蚀着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青年人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西方多元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会导致大学生信仰缺失、价值取向扭曲，严重影响“90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三、《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需要针对新时期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和改革。

（一）加强组织领导，规范队伍建设

《形势与政策》任课教师是高校教师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的规范化建设，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引导学生全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高校领导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以教学科研组织建设为平台，以选聘配备为基础，以培养培训为抓手，以学科建设为支撑，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实现教学状况明显改善为目标，培养一批坚持正确方向、理论功底扎实、善于联系实际的教学领军人物、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

（二）理论联系实际，丰富教学内容

高校《形势与政策》与其他课程存在很大区别，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程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要结合国际国内最新形势变化，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特征；另一方面，授课老师始终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方针和政策为依据。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和对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更感兴趣，他们关注的主体大部分集中在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对将来就业和发展的影响。因此，任课教师要时刻关注时事政治，跟踪社会发展变化，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紧密结合形势，及时利用时事热点进行灵活有效的教育，充分满足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答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引导大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4]在课程中增加时事评述内容，结合社会形势或者国家政策加以评述，契合《形势与政策》教学要求，同时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国家政策、社会局势。

（三）改进教学方法，发挥主观能动性

目前，很多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学环节都停留在“一言堂”、“满堂灌”等形式上，这种单调、落后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如何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改变把大学生被动接受的状态，需要任课教师在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上进行创新，探索出形象、有趣、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90后”大学生富有个性，自我参与的意识较强，他们愿意在朋辈中尽情展示自我能力。我们可以根据课程内容设计相应“问题”，在课堂上开展问题讨论、辩论、演讲等方式激发学生兴趣。教学资源丰富的高校可以运用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具有图、文、声、影象这样的特点，提供给学生丰富的信息，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确立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教学环节和教学要素中想办法，进行适当的改革和创新，从而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实效性。

（四）完善师资培训，建立监督机制

《形势与政策》课程对任课教师要求很高，从主体到客体、内容与形式各方面全面发展，才能增强课程的吸引力。由于课程包括国际局势和国家政策，所以涉及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军事等多领域的知识，任课老师不仅要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信仰，还要对其他知识了然于胸，才能清晰、透彻的讲授给学生；同时，对任课老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都需要较高要求。因此，高校应建立完善的教师培训机制，可以采取集中备课，商讨、解决教学内容中的难点；安排集中学习，聘请经验丰富、治学严谨的教授解读国家最新政策、领导人讲话；举办讲课比赛，激发任课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为了真正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必不可少，听课、评教、教学资料检查都是监督环节可以利用的方法和手段。

新世纪新[dylW.net专业提供毕业论文写作和发表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阶段，我们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必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除了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视野，让大学生及时准确了解国家大事，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入脑入心，更要引导大学生培养民族责任感、树立民族自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真正成为国家建设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Z].中发2004，16号文件.

[2]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Z].社教政2004，13号文件.

[3]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Z].社教政2005，5号文件.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G41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186-03

公元前500年，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提出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的预言。在当下，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的，历史上我们经历了过惨痛的教训：失去海洋上的权利，我们不仅由于战败而丧失民族与国家的尊严，并一度面临亡国的危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洋意识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海洋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带来了文化科学交流的新天地、也带来了海疆领土争端乃至区域格局的复杂化演变。经历这些变化，中国大学生身处其中，不自觉地产生了海洋意识。除了这种自发的海洋意识之外，高校专门针对大学生所开展的海洋意识教育可谓为数寥寥、成果不彰。尤其身处沿海地区的各级高校，本该走在海洋意识教育的前沿，如今看来，效果堪舆。如何加强高校海洋意识教育，本文就海洋意思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的实践做出一些分析和建议。

首先，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必要性。有多项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大学生的海洋意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海洋价值和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十分匮乏。当今大学生形成的海洋意识多属于自发性的。在信息媒体时代，大学生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媒体，以及报纸、电视等媒介获得新闻知识，相关内容如海洋开发、周边地区形势发展与变化、各国海上力量、区域海洋问题摩擦与争端、海洋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发的海洋意识。

在大学课堂中，海洋意识教育所占的比重极低，不论是教科书还是课外畅销读物等涉及海洋的内容非常少，大学里开展以海洋为主题的活动鲜见。普遍来讲，高校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理念和方法上是中学阶段海洋意识教育的复制，所以形式简单、内容单一、逻辑散乱、效果不彰。形式主要是海报挂板宣传、海洋知识竞赛等，进入课堂教学内容很少。内容集中在我国海洋国土、海洋权益争端、海洋经济价值等方面，基本上是海洋相关知识的普及，与国际形势、区域形势的发展变化关联较少。只有当周边区域形势变得紧张而敏感时，高校课堂才做出反应，如2009年“南海问题”、2012年“问题”在部分高校做专题解读。这些略显粗糙简单、仓促和被动的教育方式，很难满足我国要建设海洋强国所需要的海洋意识基础。

就当今高校教育的现状来看，若想使海洋意识教育切实有效地开展，进入大学课堂是必要的方式。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有着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先天基础。第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时政性强。“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自2004年、教育部下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来，形势与政策课针对大学生思想特点，结合国内外热点问题，通过课堂与教育实践，帮助学生认清了国内外最新形势。形势与政策课中的海洋意识教育不仅事关中国海洋利益的维护以及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更加包含我国国家战略的走向。同时，当今世界谋求发展的国家无不把海洋权益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方面，海洋意识的发展成为全球趋势。形势与政策课正是应对变化发展中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有效教育平台，亦是实施海洋意识教育的有效平台。第二，“形势与政策”课具有思想理论深度和政治方向性。高校开展形势与政策课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与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政策观。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就是从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和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握形势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不断提升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和水平。马克思主义政策观就是从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为人民谋利益，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海洋意识教育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与方法。

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需要清晰准确的内容布局。海洋意识教育在“形势与政策”课堂上应当讲授哪些内容？总体来说，海洋意识教育包含六项内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文化。在这六项内容中，笔者认为前三项是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后三项可作为辅助和补充整合为一个内容项。这四方面布局构成了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一方面海洋政治板块中，包括海洋权益在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际法等方面的内容。当前海洋竞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海洋意识是全球性概念，亟须国际视角加以诠释。国际关系是研究当代海洋问题的重点和基础，缺乏对国际关系的整体性认识，不可能形成完整深刻的海洋意识。比如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中备受争议却影响巨大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如有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英国学者麦金德的“陆权论”和美国地理学家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等，均对国家的兴衰更迭和海洋实力之强弱关系做出了有力的阐释。当然，作为高校通识课教育，形势与政策课无须完整系统地讲授地缘政治学理论，但当前全球海洋权益竞争充满深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当前不少大学生对于南海问题和问题的认识存在误解和困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地缘政治观念。不仅如此，还需要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构建现代海洋意识。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海洋权益的追求是不同的，所采取的海洋战略也是不相同的。当某一国家告别自然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就会产生向海洋寻求更大市场和更多资源的客观需求和自觉行动。这期间的海洋意识发展同国家发展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联系，揭示这种规律性联系进而上升为国家海洋战略是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点。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国际政治民主化，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现代海洋法规基本文件，为确立海洋权益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和行为准则。需要注意的是，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并非国际海洋争端的终结，因其是各个国家协调、斗争乃至妥协的结果，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同时其中也因为模糊的解释而使海洋利益纷争广泛存在。但是，《公约》的基本内容对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有利。在指导学生认清海洋权益纠纷的复杂性的同时，还要明确学会利用规则，建立规则，趋利避害，有效维护海洋权益。

第二方面海洋军事板块中，包含军事战略、海上力量等内容。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点之一。在此可以从军事战略和海上力量两方面着手。面对复杂的海洋利益争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与把握最受人关注，也最容易走向误区。现代国际局势下，军事打击手段的效能是有限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战争手段的积极运用才能有效控制局面。当前我国海上军事战略要追求的不是作战方面的“胜利”，而是战略主动和战斗效能上的“窒息”。这就需要创建边疆空间和强大的海上力量。有学者指出，在沿海国家所属和管辖的海疆基础上，存在一个为维护本国与世界和平、保障公海作业与航行安全而合法延伸的海上疆域，这种战略延伸可称之为“海上战略边疆”，即“战略海疆”。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我国采取的战略选择就必然是主导型的海洋军事战略，强大的海上力量呼之欲出。海上力量主要指海军，但并不仅限于海军，它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包括外层空间技术在内的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在这里航空母舰的特殊重要作用凸现出来，航空母舰作为集中陆海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于一身的作战平台，因其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而成为发展海上力量必不可少的军事工具，所以中国在发展航母的道路上应当走得更远。要明确的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并不走新兴大国挑战传统大国的老路，掀起全面海军军备竞赛并挑战现存的海权优势并不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第三方面海洋外交板块中，主要内容分为海洋条约和协定、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海洋军事外交、海洋权益争端等。首先围绕海洋事务展开双方或多方谈判，通过谈判缔结海洋条约和协定，以书面形式规定海洋外交中的权力与义务，赋予其法律意义。其次海洋外交还包括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如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人道主义救援、打击海上犯罪行为、反海盗、开展海洋科考等。军品贸易炮舰外交、海军外交、海洋法律外交、海上合作外交和涉海民间外交。除此之外，还有把军事与外交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外交重要分支的军事外交。军事外交即军事部门之间关于海洋活动的交流合作，包括海军互访交流、海上联合军演、建立海上信任措施、开展海上安全合作等形式。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军事外交特点在于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深入发展，既展示了中国的海军力量，也传递出和平发展的理念，表达了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与有些国家把海洋军事外交作为推动结盟、兑现安全承诺、威慑潜在危险和孤立竞争对手的工具，不断酝酿新的紧张因素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第四，海洋外交的内容还包括妥善解决海洋权益争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各沿海国家均可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不超过350海里的大陆架。因此，任何同濒一个海域且海岸线之间的距离小于400海里的两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之间，都存在海域划界问题。海洋权益争端难以避免。世界上有2/3的海洋权益纠纷未得到有效解决。但存在争端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引发危机与冲突，关键在于如何认识问题和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和平、妥善地解决海洋权益争端是海洋外交所争取实现的重要目标。

第四方面海洋经济文化板块中，包括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等三方面内容。海洋科学和技术是世界科学和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是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健康和实行海洋综合管理的依据，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开拓生存空间和扩大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支撑。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海洋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两大类别：一类是融入新科学、新技术和新型管理手段，不断进行结构升级、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传统海洋产业，如海洋造船与运输业、港口业、海洋渔业等等；另一类是依托高新科学技术而直接发展起来的新兴海洋产业，例如海洋油气业、海洋材料化工业、海洋能源产业、海洋生物制药业等等。无论传统海洋产业还是新兴海洋产业，科学技术在其中都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海洋文化是人类在认识、把握、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通过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海洋文化内涵丰富，按照文化系统所包含内容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四类：海洋物质文化、海洋制度文化、海洋精神文化和海洋行为文化；根据海洋文化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来对其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划分为九类：海洋民俗生活、航海与交流、海港与港市文化、海洋风情、海洋信仰、海洋文学艺术、海洋科学活动、海洋经济活动、海洋环境保护。根据不同地域高校的特点，选择重点，酌情安排海洋文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最后，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有赖于师资力量的有效提升。海洋意识教育本身处于交叉学科之中，不仅要求具备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相关基础性知识，还需要根据形势热点难点的变化对基础性知识加以融会贯通，根据政策要求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形势评估，甚至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形势与政策的发展走向给出合理的预测和建议。可以说这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是一种难度极高的挑战，需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壮大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首先，以专题授课为主要形式，由固定的教师负责所擅长方向的专题。在授课准备过程中，发挥教师团体的优势，集体备课，共同交流，达成共识，确定统一授课教案，强化教师对授课内容的把握。培养稳定性和灵活性共存的教师队伍。其次，建立良性的听评课机制。交叉听评课，课上发现优势与不足。总结经验，对于教学效果良好、教学方式先进的经验加以推广；反之加以纠正。最后，重视学生课后的反馈和成效评估。海洋意识教育也是一种思想教育，除了理论教学以外，实践应用和实际体验也不可忽视。同时还要与学生建立课后沟通平台，如与学生建立微信、微博等交流平台，掌握学生对于海洋形势与政策的理解与把握情况，观测海洋意识教育的成效。根据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测来发现与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提高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鞠海龙.中国海权战略[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43.

[2]郑志.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中海洋意识教育现状探究[J].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10）：28.

[3]杨震，周云亨.中国海权战略选择与战略海疆拓展[J].社会主义研究，2014（1）：145-151.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例10

内容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产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体系，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前者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后者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在发生变化，理论研究认为二者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而后形成共生关系，目前还有相互融合的趋势。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 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 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有不同的分析视角，但是二者融合的理论基础尚未统一。张晓涛(2004)指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分工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两种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关系。传统的研究将二者置于不同的分析框架之下，使二者长期处于隔离状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二者认识加深，一般认为二者存在互相替代、互相互补和互相促进的关系。 顾颖(2001)认为要建立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来统一解释企业的国际生产活动；贸易和投资是国际化经营方式的不同选择。 本文尝试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即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分析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的两个重要假设，几乎所有的重要结论都以此为基础。然而，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是两个纯粹的理论假设，只能算是一种特例，在现实生活中更为常见的是不完全竞争，同时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因此新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假定为基础分析了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本身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用垄断优势和区位优势可以解释跨国公司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选择。因此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