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贸易论文例1

【论文摘要】 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且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产业结构和自身优势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额并不很大，但是近年来的贸易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两国间贸易发展空间仍然宽裕。所以，两国应共同寻求南南合作的新途径。从对两国商品贸易的结构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双方贸易商品做出合理安排，从而充分利用各自的禀赋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达到增强两国贸易紧密度和双方和谐利用外资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商品结构 比较优势 产业内贸易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约2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面积1200多万平方公里，GDP总额约2万亿美元，外贸总额1.5万亿美元。然而，从历年的外贸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印贸易额占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的分量却不到2％，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份量不到6％，从这些基本数据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双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很多互利的投资与合作机会，贸易增长潜力巨大。事实也正如此，印度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合作伙伴，两国的贸易额近年来呈现出以较高的增长率逐年递增的态势。另外，由于两国领土接壤，在云南、西藏地区，两国边境贸易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印边境贸易在一段时间里面有所衰退，但是两国自身都客观具备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互补和合作的优势。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中印乃堆拉口岸的开放、胡锦涛主席2006年底成功出访印度等一系列增进双边交流合作的利好消息的到来，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前景被十分看好。 一、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对双方的经济腾飞具有战略意义 曾经有人预言，中国和印度在将来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许多学者也曾提议并探讨了关于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些都说明这两个国家应该在经济发展的方向上寻求某种共同的道路。但是，在现实中，中印双方各方面的相互合作的确还存在一定困难，单从贸易方面来讲，由于受到政策、文化、历史、国情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中印贸易的实际开展远不如理论上那样顺利。总结阻碍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首先，中印之间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对我国有一定戒备心理；其次，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在对外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第三，两国陆运贸易不发达，虽然接壤，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目前两国之间大部分贸易的开展是通过海运进行的，路程远、费用高，不利于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中印加大互利合作是两国的明智之举，中印双方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寻求一种南南合作的新格局。其中中印贸易紧密程度的加强，是这种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1.加强中印贸易的紧密联系可促使中印两国在政治方面更加相互信任 同我国一样，印度也正处在改革的浪潮之中，它的目的同样也是经济的迅速腾飞。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此十分感兴趣，印度也有意希望借助美国等一流发达国家的力量来迅速达到赶超的目标。但这样对于我国而言无疑是不利的。如果能够使两国的经济依赖性加强，在各个领域展开更充分的合作，使双方都成为彼此不可缺少的伙伴，那么经济上的紧密性会影响政治的紧密性，在双方互为有利的基础上，稳定的双方关系应该不难创造。 2.双边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提高两国的经贸效益 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双边贸易，特别是陆运贸易，如果能适当降低关税，则可以进一步扩大贸易量。但就目前而言，印度的关税依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对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不利的；另外，如果像许多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印自由贸易区能够建成，则双方获利会更大，根据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济理论，不难推测出这个结论。 3.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可以给我国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这点成绩对于彻底改善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依靠优惠政策也是远远不够的，西部地区应该发掘自身的禀赋优势，并能够将资源转化为资本。西部地区应努力做成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基地。首先，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从云南、西藏到印度都有公路到达，去年建成的青藏铁路，更是将内地和印度的陆地距离延伸到了拉萨，而且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青藏铁路的延长线已经被纳入重点工程，该延长线将现有的 青藏铁路从拉萨延长到了日喀则，按计划，以后还会延长至亚东口岸，这将进一步拉近了与印度的距离，为中印贸易的开展，包括边境贸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廉价且众多的国家，西部地区正是我国劳动力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在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如果西部地区作为中印贸易的门户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随着该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大量的劳动力会回归到西部地区，从而可以相应减少流动开支和一系列其他相关社会问题，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分布不均的问题得以缓解。 二、中印商品贸易结构分析 1.中印产业间贸易情况分析 在中印商品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产品类别有着较大差异，本文根据HS（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编码的商品分类标准将参与贸易的商品进行分类研究，该分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完善和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它将所有贸易商品共分为22类、99章，考虑到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印贸易商品时，剔除了第19类（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20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21类（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主要原因是由于这几类商品贸易量太小，故本文以下只研究其他19类商品。如图1－图3所示，从2003年到2005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印商品贸易有如下特点： （1）中国和印度的商品贸易结构比例基本保持平稳； （2）多数类别的商品贸易量较小，但也有部分商品显示出较高的贸易额度； （3）从印度出口方面来看，该国出口到我国的金额最大的商品是第5类（矿产品），且在该类商品中，印度保持了较大的顺差；第15类（贱金属制品）中，两国贸易量也较大，虽然在2003年，印度在这类产品的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随后2011年、2005年数据显示两国贸易差额不大；第7类（塑料橡胶制品）中，印度显示出略微强势的出口额，但两国这类产品的贸易量并不大；（4）从我国的出口方向来看，我国在第6类（化工产品），第11类（纺织品）和第16类（机电产品）的出口中占有比较优势。 图1 2003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图2 2011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图32005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在贸易量较大的产品类别中，进口或出口一边倒的形式十分明显，双方都有具备贸易比较优势的产品，显示了双方商品的互补性，这对于双方贸易的开展是有推动作用的。然而，这样的商品在中印贸易间只是少数，而且，由于诸多原因，一国某类商品大量的贸易顺差无疑会增加另一国一定程度上的贸易恐慌，特别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与许多国家的一直保持了顺差形式，加之印度本国也正在实行一系列崛起战略和改革战略，双方较大的贸易差额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一国的利益，从而影响到两国的贸易进一步开展。所以，这种基于双方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国际贸易并不十分适合于这两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中印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完全依靠这种传统的贸易形式是不够的，而基于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内贸易应该更适合目前双方的贸易开展甚至对两国吸收更多的国际投资也能起到促进作用。 2.中印产业内贸易情况分析 学术界一般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高低。在一系列统计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数（Grubel-Lloyd Index）简称GL指数，是迄今最常用的权威性测量 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某产业的GL指数表达式为： Xi-Mi Bi=1 － ———— Xi+Mi 其中，Xi表示某国i产业的出口额；Mi表示某国i产业的进口额；Bi在0－1之间变动，Bi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越接近于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很低。根据统计数据计算，中印产业内贸易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中印19类主要贸易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1997－2005) 数据来源：高校财经数据库 根据表2中的数据，本文只着重研究双方贸易额较大的商品类别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即第5、6、7、11、15、16类商品），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1)在印度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5类商品两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逐年降低；第7类和第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大，且近年依然呈现上升趋势。 (2)在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1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平稳，且产业内贸易程度很小；第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指数逐年上升；第11类产业内贸易指数逐年下降。 可总结得到以下结论，如表3： 表3 中印贸易中适合不同贸易形式的商品类别 三、发展中印贸易对策分析 针对前文所研究的发展中印贸易的战略意义和双方贸易商品结构数据的分析，笔者认为发展中印贸易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1.对双方具备比较优势产品要继续保持其优势 对于印度的矿产品和我国的机电产品和纺织品（虽然纺织品还有一定的产业内贸易成分，但是其趋势已经越来越小，所以对于纺织品贸易而言，中国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而言，因为双方都有着较强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的具备前者是因先天禀赋后者是后天多年的积累结果，且都是不容易改变的固有优势，所以对于这两类产品双方应该进一步巩固各自的优势，而不必刻意弥补贸易差额，更不要恶性竞争和制定高额壁垒加以限制。 2.利用规模经济开展产业内贸易 对于塑料橡胶制品、贱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内贸易已经形成且有逐步加强的趋势，所以，对于这几类产品，两国应着重加强产业内的分工协作，在产品质量、档次、用途等方面，结合本国其他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展开合理分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创造规模经济效益。另外，由于双方协作分工，产业间的恶性竞争会相应减弱，这对于目前两国吸引FDI方面的矛盾也会有所缓解。 3.大力加强边境陆运基础设施建设和沿线配套服务建设 目前，印度进口到我国的商品所经过的陆运途径主要是经缅甸到达我国云南。值得欣喜的是青藏铁路的开通及已经纳入“十一五”工程的其延长线的修筑无疑对双边的陆运贸易往来是一个利好消息。铁路的运力是陆运的数倍，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以往绝大部分依靠海运的运输成本，又可以提高运输的速度、效率和安全性。另外，在陆运沿线也应该相应地建立服务于双边贸易的配套设施，如在云南、四川、广西等地设立货物装配和集散仓库、商品加工厂等；也可以不定期在这些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产品博览会，针对双方的优势产品展开贸易洽谈，不论双边贸易还是地区经济亦可在会展经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 参考文献: 罗文宝周金秦: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及对策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2006（1） 郑利:中印经济优势分析[J].合作经济与贸易，2006（1） 张建红:中印两国贸易合作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1999（5） 斯瓦兰·辛格:中印双边贸易的基础探悉与前景展望[J].现代财经，2006（3） 朱晶陈晓艳:中印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潜力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 徐康宁韩剑:中国和新加坡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5（7）

中印贸易论文例2

论文摘要：中印同作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其两国的双边贸易在未来的发展中将越来越重要。虽然目前中印贸易额迅速增长，但在各自的贸易总额中分量尚轻。文章分析了中印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简单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印贸易 经济因素 非经济因素 自20世界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印贸易也发展迅速。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成为WTO成员国后，双边贸易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中印双边贸易额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增长。2004、2006、2007年分别达到136、250、387亿美元。但中印双边贸易总额占各自对外贸易总额都很小。以2005年为例，中国对印度贸易额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0.8%，印度对华贸易额也仅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5 %。其原因是还有诸多因素制约着中印贸易的发展。 一、经济因素 （一）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具有明显的重叠 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差异性的存在；中国和印度均存在着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以及中印经济技术水平差距不大；中国和印度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似，对产品的需求结构或需求档次相似。中印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进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印2005年出口产品构成: 中国农业原材料、食品、燃料、矿物和制成品分别为0.5%、3.2%、2.3%、1.9%、91.9%，印度1.5%、8.9%、11.4%、6.9%、70.3%; 进口构成：中国 3.6%、 3.3%、 9.7%、 8.1%、75.1% ， 印度2.0%、 3.3%、 36.3%、 5.0%、52.4%。中印 2005年进口来源出口去向构成：两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货物分别为55.2%、45.1%，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4.8%、54.98%；从发达国家进口分别为38.5%、34.4%，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分别为 61.5%、65.6%。从以上数据得知，除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及个别外，各项基本一致，这表明中印两国进出口和经济结构雷同，发展水平相似。明显这成为双方贸易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印度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印度的贸易保护水平之高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除了近30%的制成品平均关税之外，印度还对进口维持着一系列的额外收费，各种非关税措施纷繁复杂，贸易争端的立法不规范，解决程序也缺乏透明性。近年来印度关税已陆续下调，但仍居较高水平，最高关税由 400%降至50%，平均关税由87%降到27%。高关税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入，中国商品同样也难以进入，阻碍中印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印度非关税壁垒相当普遍，行政干预多。印度进口商一般还须交纳附加税、增值税、预期收入税、调节税及基础设施建设费、进口许可费等各种进口费。 （三）投资领域重叠 中印两国经济起步都较晚，且两国经济增速很快，在很多领域，具有相同的需求。特别是对基础建设领域的大量资金投入，这种共同的资金缺口使两国不得不寻求其他国家的投资。这种在需要投资领域的重叠，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印两国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相似的投入，使中印的产业结构以及国内需求产品趋同，从而增强了竞争性，阻碍了中印贸易的发展。 （四）两国间贸易摩擦频繁 中印两国双边贸易随着在各方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都不大，但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但由于印度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中印两国间贸易摩擦频仍。从1994年印度对我国发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6年7月，印度对我国反倾销调查98起，特保措施l起，保障措施2起，总计涉案金额716亿美元，印度正成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频繁的贸易摩擦给中印两国贸易开展造成了障碍，也阻碍了两国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进程。 二、非经济因素 （一）政治和安全因素障碍 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是个经济问题，但政治和安全上的因素也对其产生着间接的影响，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印方看来，密切的中巴关系为中印政治关系的改善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为中印贸易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长期以来，印度对于中巴的密切关系依然怀有戒备心理，把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正常的国家关系看作是对印度国家利益的威胁这使中印在政治上的互信度降低，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发展。其次，“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使印度对中国的崛起产生畏惧心理，对中国的的商品产生抵制情绪，使得中国在印度的市场缩小，中印贸易发展受挫。再次，中印边界和西藏问题。中印作为亚洲的邻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我国西南边疆进行侵略时遗留下了许多边境问题，直至目前双方仍未找到最终妥善解决边界问题方案。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政府多次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不允许西藏的反动势力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反华活动的官方立场。这不仅给中印政治上的互信蒙上了阴影，同时也阻碍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和贸易的便利运输业。（二）交通运输费用高 对于贸易的发展，交通运输可谓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他直接关系到双方贸易的运费问题。中印两国虽为紧邻，且有数千公里边界相连，但至今却没有作为基本交通设施的公路和铁路相通，使双方之间交通运输极为不便。双方大部分贸易商品只能通过南中国海，绕道马六甲海峡，经过遥远的海洋运输，从而大大增加运输成本。这不仅严重阻碍中印商品贸易扩大。而中国目前提出的第三亚欧大陆桥的修建，成为解决中印交通运输费用的一条极其可行的办法，但印度尚存疑虑，反映不是很强烈。这为中印贸易的长期发展造成障碍。 （三）印度的大国意识和经济发展战略 印度的大国意识和大国目标决定了印度对中国的经贸战略中始终以赶超为目的、 以竞争为主题。印度是一个具有强烈大国意识的国家，但印度又缺乏一个大国所应具有的自信和风范。印度施行了内向型经济战略思维，奉行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战略。一方面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学习和借鉴中国引进外资、促进出口的经验，另一方面，印度又过度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印度的开放度不够。在享受别国经济开放带来的好处时，利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政策来保护自己，这种体制制约着印度进一步向外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也阻碍了中印贸易的发展。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合作共赢中求得发展，中印贸易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例证。如何更快、更好的促进中印贸易的发展，成为两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的强劲动力。从上面对中印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可以看出，要促进中印贸易的快速发展，首先，在经济因素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要主动去了解印度的投资和合作环境。尽量避免中印贸易中的重叠性，促进互补性产品的开发，减少贸易摩擦；在非经济方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通过高层互访来增强政治上的互信，修建第三亚欧大陆桥及构想其他通道，为中印贸易的快速发展准备条件。 > 倪香芹，王晓莹，试论中印贸易合作发展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南亚研究季刊，2006（4） 杨文武，倪香芹，中印经贸合作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社会科学，2007（9） 熊德禄，中印贸易关系发展现状分析[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 李铁峰，李军，中印贸易问题透析及解决[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lzw

中印贸易论文例3

自20世界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印贸易也发展迅速。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成为WTO成员国后，双边贸易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中印双边贸易额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增长。2004、2006、2007年分别达到136、250、387亿美元。但中印双边贸易总额占各自对外贸易总额都很小。以2005年为例，中国对印度贸易额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0.8%，印度对华贸易额也仅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5%。其原因是还有诸多因素制约着中印贸易的发展。

一、经济因素

（一）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具有明显的重叠

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差异性的存在；中国和印度均存在着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以及中印经济技术水平差距不大；中国和印度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似，对产品的需求结构或需求档次相似。中印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进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印2005年出口产品构成:中国农业原材料、食品、燃料、矿物和制成品分别为0.5%、3.2%、2.3%、1.9%、91.9%，印度1.5%、8.9%、11.4%、6.9%、70.3%;进口构成：中国3.6%、3.3%、9.7%、8.1%、75.1%，印度2.0%、3.3%、36.3%、5.0%、52.4%。中印2005年进口来源出口去向构成：两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货物分别为55.2%、45.1%，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4.8%、54.98%；从发达国家进口分别为38.5%、34.4%，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分别为61.5%、65.6%。从以上数据得知，除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及个别外，各项基本一致，这表明中印两国进出口和经济结构雷同，发展水平相似。明显这成为双方贸易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印度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印度的贸易保护水平之高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除了近30%的制成品平均关税之外，印度还对进口维持着一系列的额外收费，各种非关税措施纷繁复杂，贸易争端的立法不规范，解决程序也缺乏透明性。近年来印度关税已陆续下调，但仍居较高水平，最高关税由400%降至50%，平均关税由87%降到27%。高关税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入，中国商品同样也难以进入，阻碍中印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印度非关税壁垒相当普遍，行政干预多。印度进口商一般还须交纳附加税、增值税、预期收入税、调节税及基础设施建设费、进口许可费等各种进口费。

（三）投资领域重叠

中印两国经济起步都较晚，且两国经济增速很快，在很多领域，具有相同的需求。特别是对基础建设领域的大量资金投入，这种共同的资金缺口使两国不得不寻求其他国家的投资。这种在需要投资领域的重叠，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印两国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相似的投入，使中印的产业结构以及国内需求产品趋同，从而增强了竞争性，阻碍了中印贸易的发展。

（四）两国间贸易摩擦频繁

中印两国双边贸易随着在各方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都不大，但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但由于印度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中印两国间贸易摩擦频仍。从1994年印度对我国发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6年7月，印度对我国反倾销调查98起，特保措施l起，保障措施2起，总计涉案金额716亿美元，印度正成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频繁的贸易摩擦给中印两国贸易开展造成了障碍，也阻碍了两国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进程。

二、非经济因素

（一）政治和安全因素障碍

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是个经济问题，但政治和安全上的因素也对其产生着间接的影响，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印方看来，密切的中巴关系为中印政治关系的改善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为中印贸易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长期以来，印度对于中巴的密切关系依然怀有戒备心理，把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正常的国家关系看作是对印度国家利益的威胁这使中印在政治上的互信度降低，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发展。其次，“中国”的影响，使印度对中国的崛起产生畏惧心理，对中国的的商品产生抵制情绪，使得中国在印度的市场缩小，中印贸易发展受挫。再次，中印边界和问题。中印作为亚洲的邻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我国西南边疆进行侵略时遗留下了许多边境问题，直至目前双方仍未找到最终妥善解决边界问题方案。在问题上，印度政府多次重申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不允许的反动势力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反华活动的官方立场。这不仅给中印政治上的互信蒙上了阴影，同时也阻碍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和贸易的便利运输业。

（二）交通运输费用高

对于贸易的发展，交通运输可谓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他直接关系到双方贸易的运费问题。中印两国虽为紧邻，且有数千公里边界相连，但至今却没有作为基本交通设施的公路和铁路相通，使双方之间交通运输极为不便。双方大部分贸易商品只能通过南中国海，绕道马六甲海峡，经过遥远的海洋运输，从而大大增加运输成本。这不仅严重阻碍中印商品贸易扩大。而中国目前提出的第三亚欧大陆桥的修建，成为解决中印交通运输费用的一条极其可行的办法，但印度尚存疑虑，反映不是很强烈。这为中印贸易的长期发展造成障碍。

（三）印度的大国意识和经济发展战略

印度的大国意识和大国目标决定了印度对中国的经贸战略中始终以赶超为目的、以竞争为主题。印度是一个具有强烈大国意识的国家，但印度又缺乏一个大国所应具有的自信和风范。印度施行了内向型经济战略思维，奉行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战略。一方面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学习和借鉴中国引进外资、促进出口的经验，另一方面，印度又过度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印度的开放度不够。在享受别国经济开放带来的好处时，利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政策来保护自己，这种体制制约着印度进一步向外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也阻碍了中印贸易的发展。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合作共赢中求得发展，中印贸易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例证。如何更快、更好的促进中印贸易的发展，成为两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的强劲动力。从上面对中印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可以看出，要促进中印贸易的快速发展，首先，在经济因素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要主动去了解印度的投资和合作环境。尽量避免中印贸易中的重叠性，促进互补性产品的开发，减少贸易摩擦；在非经济方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通过高层互访来增强政治上的互信，修建第三亚欧大陆桥及构想其他通道，为中印贸易的快速发展准备条件。

参考文献

[1]文富德，论中印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J]，南亚研究季刊，2008（1）

[2]倪香芹，王晓莹，试论中印贸易合作发展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南亚研究季刊，2006（4）

中印贸易论文例4

命题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所导致的各成员国的直接收益损失。证明：，，=（1，2，3，4，5，6），当国损失部分直接收益从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员收益提高时，反映在国收益上的增加量我们不妨设为，国参与国经济合作时的直接收益损失量设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时，国与国经济合作时带来的收益的净增量为{（）+（）}。因此，,{（）+（）}是所有参与合作成员国收益的净增量。显然，只有{（）}0且{（）}0同时都成立的时候，各成员国家才会参与区域的经济合作。通过命题1分析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充分条件是各成员国通过有效的磋商，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此约束双方之间的经济行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是中印双方纺织品服装贸易间的互补性。若满足了上述条件，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给各成员带来的收益的增加定会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收益。

命题2：假设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与其他第三国的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即有′。若国不能同时参与和′的经济合作联盟，则有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净增加的量。证明：令=｛′｝，表示成员国属于联盟′而不属于联盟，由命题1可知，对于，当与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其相应的联盟收益净增加量{（）+（）}0时，则有,（{）+（）}0。命题2得证。

定义1：成员国对联盟即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收益的边际贡献为（）（），其中（）表示国不是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的成员国时联盟的值。

定义2：对′，若参与国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大于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即（′）（′）（）（），则称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对效应可转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数值（其中，）使得和，（）=（）+（）+,（+），则Shapley值为（,）=（）+0.5,（+）。为简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设参加中印经济合作的行为对非成员国没有影响，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政策在参与合作前后没有变化。于是，我们可以将特征函数定义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员国自身的保留效用；为结成联盟时联盟全体成员国获益的总和；为未参加联盟的成员国（但仍属于）对联盟造成的损失；表示未参与联盟而与联盟以外的成员国（但在内）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与命题1的论证类似，对，有（）=（）+（）+{（）+（）}令=，=，=，则（，）=0+=1+0.5=1{（）（）}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为：（，）=0+=1+0.5=1{（）（）}，=1，2，如果结成联盟却没有发生效用转移，则成员国得到的收益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个成员国参与经济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却没有效用转移时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时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显然，这意味着各成员国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命题3：所有成员国都参与合作时，其处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给每个成员国分配的利益补偿量将为=0.51（[（）（））]，=1，2，。证明：对任意的成员国和，是国与其他成员国合作而不与国合作时得到的收益，是国不与国合作时导致的损失。因此，国不与国合作时的收益的净增加量为。同理，为国不与国合作时的净收益。所以，补偿给成员国的总净收益是成员国与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之和减去成员国与除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的一半。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知，从不合作中获得较多收益的成员国应该从获得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中得到利益补偿，这显然不符合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为达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取收益较多的成员国应该给予获取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一定的利益补偿。同时，获益较高的成员国在补偿获益较少成员国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参与经济合作前有所上升。[4]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证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合作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充分条件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成员国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有效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以求达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制约双方的经济合作行为。同时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使获利更多的一方通过利益输送补偿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获利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双方利益，从而形成双方互利共赢的局面，实现双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保证各方贸易合作的可持续发展。[5]由此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需要满足贸易互补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几个条件。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互补性分析

中印两国作为纺织品服装大国，其实在纺织原料、技术等方面，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虽然纺织原料丰富，但相对于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来讲，供应还显得相对不足。为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每年都需从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大量进口纺织原料。而印度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棉花生产，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纤维素纤维生产国，还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另外还拥有世界最大产量的黄麻生产。纺织原料丰富且品种齐全，且相对于印度国内的生产需求来说还有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纺织原料这一方面，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纺织品服装业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纤维，但人造纤维相对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企业生产规模都较小，人造纤维的产量无法满足印度国内的巨大需求。为满足国内纺织品服装产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的人造纤维。而中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在人造纤维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印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着很好的互补关系。互补性的存在将促进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两国发展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为更直观地展示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程度，本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实际测算。贸易互补性指数由经济学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两国贸易互补性程度。单个产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定义公式为：为出口国对进口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表示国产品的进口额，表示国总的进口额，为国产品的出口额，为国总的出口额。值变动的范围为0到1。值越是接近0，则意味着出口国和进口国在产品出口进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两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程度较低；而当接近1，则表示出口国出口的产品和进口国进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两国在产品上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纺织品服装相关数据2001年至2013年无论是中国出口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还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趋势。虽然各年份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所波动，但整体而言自本世纪之初以来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无限接近于1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印两国在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上存在着巨大的贸易互补性。两国在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依赖程度较高。近年来，中印两国间的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额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且每年的贸易额占两国总的贸易额的比重均超过10%以上。这一贸易事实也很好地佐证了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间贸易互补性的特征。因此，综上中印纺织品服装产业间互补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在纺织品服装产业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相互依赖程度高，贸易增长空间大。若两国能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两国纺织品服装业之间的互补性，进行产业内的贸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发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贸易互补性是两国贸易合作的重要现实依据，这为进一步扩大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内贸易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说明两国实行纺织品服装业的贸易合作是现实可行的。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损失分析

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互补带来的福利收益。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是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的贸易互补性，这也是两国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分工与协作，从而更好地发挥两国间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扩大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两国纺织品服装的传统出口市场需求疲软，且为保护本国自身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也进一步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保持并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印两国须开拓新兴市场。而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发展经济体，两国国内市场空间巨大。因此，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之间的合作将大大提升市场容量，增加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量，从而带来贸易收益福利。第三，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带来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且近年来在两国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印度则一度处于逆差状态。为保护本国产业，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贸易摩擦显著增多。除一般的关税措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得到大量运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了两国间的贸易发展。而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实行贸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等相关贸易壁垒，推行自由贸易，将极大地提升两国的福利收益。

2．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损失第一，关税损失带来的福利损失。为促进中印两国贸易的自由化，提升贸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关税必不可少。而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会对两国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但从整体的经济效益来看，这一损失并不值得担忧。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将大大地降低企业的产品出口成本，提高贸易收益，也将会使消费者收益。第二，贸易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目前，中印两国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由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一定的类同性，导致双方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若两国实行自由贸易，推行纺织品服装间的贸易合作，定然会给对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的优胜劣汰，升级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综合上述福利收益损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带来的福利收益将远远大于引致的福利损失。

（三）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任何有损合作的行为都会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诚地按相应的规则制度和对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选择贸易合作对中印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稳定的生产资料才能让民众的心踏实下来，置土地是生产资料中最为重要的。使民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国”的执政思想。董仲舒坚持“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摇役，以宽民力”。（《食货志》）同时，他认为“德治”还要重教化，“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儒学发展到汉代已趋于成型，其提倡治国要施仁政，要轻刑罚，轻徭役，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和惧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对民众进行管理，使“德治”在汉代广泛推行，诸子百家，独以儒术治国，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国原则，体现了儒学对治国理政的深度关怀。

中印贸易论文例5

内容提要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开始着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本文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作经验，探讨了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 北美自由贸易区 中印自由贸易区 经验 启示 随着南亚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南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与南亚国家特别是其中最大的国家印度开展合作也越来越受到中国的重视。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建立一体化的经济组织不仅是顺应全球化潮流的现实选择，而且也是促进中印两国关系向深度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也将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资借鉴之处 (一)经贸联系密切 美加墨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加拿大、墨西哥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方面，加拿大与美国互为最大的投资场所；这样密切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看来，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扩大，而加墨这两个巨大的市场自然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加拿大而言，它一向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依赖，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外，还可以获得墨西哥这个潜在的市场。 中印经贸关系在两国各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经贸往来愈益密切，双边贸易额由1990年的0.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86.5亿美元。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有机化学品、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蚕丝、特种机织物等，自印度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砂、钢铁、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珠宝、棉花等。截至2007年底，中国公司在印度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39.6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2290万美元。2007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印度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580.5万美元。2007年，印度对华投资项目78个，实际使用金额3404万美元。目前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1月，双方确定到2010年，实现双边贸易额600亿美元的目标。 (二)地缘关系占优 地理临近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地理临近为国与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便利。高昂的运输费用增加商品成本，使之失去价格竞争优势；长途运输过程中复杂多变的气候可能使某些商品变质，使之失去品质竞争优势。同时，地理临近的国家，尤其是地缘相邻区域的居民，历来在文化社会方面的交流较多，且比较熟悉各自的消费习惯，从而更有利于相互间的通商往来。 (三)经济互补性强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国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的差别，使得区域内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提供了更多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的机会，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同样，中印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阶段，这种发展水平的梯度决定了互补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中印两国有着一定的差距。从国内经济总产值、经济发展速度、投资环境指标、引进外资等指标看来，中国处于优势地位。尽管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都还不高，但是经济结构还是显示出了相对较强的互补性。这主要是因为两国相对和绝对的资源和禀赋不同，同时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得早，经济结构总体水平要高于印度。中国在工业和机械设备、加工制造方面的优势，与印度在软件和高技术方面的优势为两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了合作空间。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印贸易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印度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为原材料，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则主要是制成品。 (四)世界经济环境的推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有感于欧共体经济势力的压力以及GATT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的不力，转而放弃原来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集团的倾向，加快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圈，开始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步骤，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美国借助地区经济的整体实力与竞争对手抗衡的产物。 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也存在世界经济环境的推动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几乎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有的成员则参加二十个区域集团甚至更多，区域间贸易额已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一半。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欧盟的东扩，拉美地区小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亚洲遭受到贸易转移的影响，对策之一就是成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在开拓北美和欧盟市场方面发挥影响力 。中印自由贸易协定则是理想的起点。虽然中国已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也寻求建立印度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若中印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亚洲自由贸易区则缺乏效力。如中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亚洲其他国家会与中国和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印两个崛起的亚洲大国，实现双边FTA可有利于增强两国在大区域内有利地位，加强彼此在政治上的合作，还有利于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 (一)南北共存 地区性贸易安排一般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接近的有关国家组成，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实际运行中的“调整成本”。而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经济发展水平迥然相异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处在一个区域经济集团中，因此，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既存在着美、加之间的“水平形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又存在着美、墨与加、墨之间的“垂直形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这决定了美、加、墨之间既有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基础，又客观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 (二)一国主导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集团，美国既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正常运行的主要支撑力量。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个成员国中，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及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等诸领域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加拿大虽属发达国家，但它的总体经济实力远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墨西哥则是一个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尤其是美、墨之间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这也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方向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利益与意愿。 (三)协商制度比较健全 三国所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法律形式规范着三国的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另外，北美自由贸易区还有一套固定的运行机制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定期协商机制，包括：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的不同的特别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秘书处，咨询机构，仲裁法庭，保护仲裁法庭的程序特别委员会。这些机构具有相应的职能，对三国的争端冲突进行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协调。 (四)准司法性争端解决机制 北美自由贸易区根据不同类型的争端设有9套争端解决机制可供选择使用，包括《协定》自创的5套争端解决机制(即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劳工争端解决机制，反倾销、反补贴争端解决机制和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解决机制)、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和3套国际仲裁程序规则。9套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是规定以法律方法解决争端中的仲裁方式，但在《协定》中仍强调有争议的成员国应首先试图通过磋商或谈判等外交方式解决争端。ADR模式适用范围仅限于成员方与成员方之间，其具体程序为磋商——调解——仲裁，即争议双方以磋商为首选的解决争端的方式，若不成功就进入调停、调解程序，最后才是仲裁。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程序上，不存在投资人与东道国之间的协商和提请调解程序，由投资人直接提起仲裁。可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以仲裁为核心的政治性或准司法模式，这与其促进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和宗旨是协调一致的。 三、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所面临的挑战 (一)冷和平思维的存在是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要障碍 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里，印度国内谈论“中国威胁”的不乏其人，为“中国威胁论”在印度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冷和平思维的存在不仅成为制约中印关系深化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要障碍。 (二)缺乏有效解决双方贸易摩擦的司法程序 中印贸易摩擦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印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从2001年以来，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位居各国第一，平均每年约9起左右，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近15％，占印度对外发起案件总数的近50％。2007年，印度对中国发起的10起案件中有1起终止调查，总涉案金额约8.34亿美元，是继欧盟和美国后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最多的国家，也是对中国立案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印目前没有对解决双方贸易摩擦方面进行司法程序的制度安排，所以处理这些贸易纠纷还存在着较大的 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三)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到目前为止，虽经中方多层次、多方位交涉，印度政府没有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印度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裁决中大量使用第三国国内价格或结构价格来确定中国产品正常价值，导致中国产品倾销幅度被人为地大幅提高。印度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中国涉案产品在印度市场竞争力受到较大影响，一些企业甚至被迫退出印度市场。此外，2005年以来，印在所有原审裁决中未给予任何一家中国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影响着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正如印度商业部长纳什在世界贸易组织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所表示的，只有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获得印度承认后，印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才有可能。 (四)两国民间交流限制着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 1962年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中印之间的民间交流甚少，许多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基本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程度。在舆论多元化的印度，部分媒体对中国有负面报道，使部分印度人对中国印象不佳。正如印度总理辛格2008年1月访华时所言：“我们必须拉近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认知距离，我们应该做出长期的努力，确保相互之间有正确的了解。” (五)高关税限制印度对外经贸合作 印度政府实行高额进出口关税制度。一是保护个别产业，确保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有充足必需品供应，国内市场不被洋货充斥，增强对外贸易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促进新兴工业的发展等等；二是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印度商界担心降低关税将导致低价的中国商品涌入印度市场。而中国的关税已经处于低位。所以印方担心印度生产商难以从FTA上受益。中方降低关税难以增加印度对中国的出口。 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对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启示 (一)尊重相互主权和独立 北美自由贸易区既能保全美加墨三国享有充分完整的主权又能保证一体化组织高效运作，这一成功模式值得未来的中印自由贸易区借鉴。中印两国尽管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地缘与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两个民族无论是政治经济制度、语言文化和民族性格，还是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中印之间的历史隔阂和目前仍然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对于双方特别是印方来说十分敏感，因此尊重相互主权和独立就显得很重要。 (二)构建开放型的中印自由贸易区 中印自由贸易区应定位于开放型的自由贸易区，因为南亚其他国家在地理上与中印两国毗邻，经济联系也十分紧密，因而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应该为其留下空间。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实际上就将中国、印度、东盟三者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在中印自由贸易区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规模的新型的区域经济组织，以期实现区域空间集聚规模效应。 (三)选择几个重点合作领域进行先期合作 由于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牵扯到许多复杂的细节问题，因而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可以考虑在几个重点领域进行先期合作，如合作潜力很大的IT、钢铁、能源、农业、生物制药、汽车制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也可以相互投资，在条件成熟时进行联合研发。这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印之间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也可以为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 (四)对印度的实际利益给予适度关切 鉴于印度制造业的竞争劣势，中国的关税税率较低的现状，在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过程中，印应分阶段就某些制造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降低关税，最终目的应是商品、服务、投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区重点放在中印之间的互补性，中国应适度开放服务业，从而印度可以发挥其比较优势。 (五)机构设置 结合中印实际，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机构设置及其职权划分，未来的中印自由贸易区也可以设立类似的组织机构，包括：中印自由贸易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秘书处、劳工合作委员会、中印合作银行、各类咨询委员会、仲裁法庭及特别委员会，其职权范围也可以比照北美自由贸易区机构职权划分进行定制；考虑到中印边境的现实，可以成立特别的边境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印边境地区的安全、边境贸易以及边境地区的环境保护等相关事务。 (六 )中印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 未来中印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可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式。这种准司法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套数多、规则细密、机构设置较为完善、程序与实体结合、外交方式和法律手段并用等特点，不需设立超国家性质的司法机构就能为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在适用法律上，当事双方可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WTO协议以及由此签订的任何协定中自主选择，具有很大灵活性；另外，ADR模式还给双方当事人留有很大的回旋空间。概言之，中印之间选择的最理想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是不需要让渡国家主权，二是又具有充分的权威性可以保障制度安排顺利推进和自由贸易区高效运作，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操作简单易行又不失效率的准司法性模式，是未来中印自由贸易区制度安排争端解决机制的可选模式。

中印贸易论文例6

【论文摘要】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从收入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不同层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纽带。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转型经济国家典型。印度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在世界贸易中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被影响者。 【论文关键词】 转型经济 印度 中国 贸易关系 一、印度贸易状况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气候暖湿、资源丰富，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约80亿美元，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净贸易比(NTR)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Trade 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Xi是i产品的出口额，Yi是进口额；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历史数据(U.S. 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组～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 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年、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11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中印贸易论文例7

[摘 要] 近年来，中国、印度油料、油脂进口持续增加，对植物油产业发展造成了很大冲击。本文审视了贸易政策对中国油料生产、油脂加工的影响，并与印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植物油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论文关键词】 贸易 植物油产业 政策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植物油市场严重依赖进口，但中国以进口榨油原料为主，印度以进口成品油为主，不同的贸易政策给两国植物油产业带来了不同的冲击。因此分析、比较贸易政策对两国植物油产业发展的影响，可以为政府制定油料、油脂部门政策提供借鉴。 一、中国鼓励油料进口的贸易政策及其影响 1.相对鼓励大豆进口的贸易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相对鼓励大豆进口、抑制油粕及植物油进口的贸易政策。我国对大豆进口只征收3%的关税，进口多少大豆由贸易商根据市场行情和国内需求自行决定；对大豆油、菜籽油、棕榈油等植物油进口则采用配额体系，配额外进口要交纳60％～190%的关税;对豆粕进口虽然没有采用配额体系，但是征收5%的关税和13%的增值税。加入WTO后，我国对大豆仍实行3%的单一关税，对配额内植物油进口则征收9%的关税。 2.过量进口对大豆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贸易政策在决定我国油料、油脂进口数量和品种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5年以前我国主要进口成品油，油料进口很少，自从减少大豆关税到3%后，植物油和油粕进口迅速下降，大豆进口大幅增加。1995年～2003年期间，我国大豆进口量从29万吨增长到2074吨，进口大豆占国内大豆总压榨量的比例从4%增加至71%，大豆进口量已远远超过国内生产量。 如此大量的进口使大豆与小麦、玉米、稻谷等粮食作物的比价不断下降，严重抑制了农户种植大豆的积极性。我国大豆生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滑坡，2000年以后虽有恢复性增长，但产量一直徘徊在1600万吨左右，与1993年的生产水平还相距甚远。 3.油料进口促进了植物油加工业的产能扩张和规模、结构提升。相对鼓励大豆进口、抑制油粕及植物油进口的贸易政策虽然给大豆种植业带来了不利影响，却为榨油能力的扩张提供了原料基础，并减小了国外低价植物油和油粕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有力促进了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发展。1995年～2011年期间，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产能从4500万吨增加至7000多万吨，增幅高达56%。 大豆进口的迅速增加还提高了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产业集聚程度及平均规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者在沿海港口新建了许多以进口大豆为原料的大型油厂，目前沿海地区油厂的产能已近5000万吨，占我国全部产能的70%以上。伴随着产能向东南沿海的转移，油厂平均资产规模由9.01百万元/个提高到了128.07百万元/个。 二、印度鼓励食用油进口的贸易政策及其影响 1.相对鼓励食用油进口的贸易政策。为了适应WTO规则，1994年印度政府取消了国家垄断和配额限制，只对油料、油脂进口征收关税。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采取了鼓励食用油进口、抑制油料进口的贸易政策。虽然印度对油料进口没有设置任何数量限制，但是却将油料进口关税定为35%，并实行严格的植物卫生检疫和进口许可证制度。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印度政府对食用油进口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虽然大多数食用油的进口约束税率为300%，但实际税率一般只维持在15％～30%之间。 2.食用油进口过多对印度油料生产造成较大冲击。高关税和严格的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有效阻碍了大豆等油料的进口，多年来印度各种油料进口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贸易自由化和关税降低则刺激了食用油的进口，印度植物油(主要为棕榈油和大豆油)进口量从1988年～1993年间的年均30万吨迅速上升到1998年～2001年间的520万吨。 印度虽然成功阻止了国外油料进入国内市场，但却没能达到有效提高油料生产的目的。大量的食用油进口对印度油料生产造成了很大冲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油料与小麦、稻谷等粮食作物的比价不断下降，导致油料播种面积减少、生产滑坡。印度油料产量从1994年～1996年期间的年均2600万吨减少为1999年～2001年期间的年均2330万吨。 3.油料短缺对印度植物油加工业发展形成严重制约。相对鼓励食用油进口、抑制油料进口的贸易政策对印度植物油加工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国内 油料生产不足且时有波动，而国外油料又不能够大量进入，印度植物油加工企业很难在整个榨季获得稳定的原料供给，许多企业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另外，国外低价食用油的大量涌入使印度植物油价格持续走低，导致不少企业破产。1995年以后，印度植物油加工业停滞不前，总加工能力虽然由3000万吨增加到3600万吨左右，但这些加工能力分散在全国各地15000多家企业中，多数企业的日处理能力仍在100吨以下。 三、启示和建议 1.政策制定应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贸易对不同行业从业者的福利产生了不同影响，使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陷入矛盾的境地。建议我国政府在对大豆产业发展方向做出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制定出平衡发展的长远规划，既不能致大豆生产者利益于不顾，也不能使大豆压榨业、饲料业、养殖业及消费者付出巨大的代价。 2.实行适当进口油料、抑制成品油进口的贸易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油料生产满足不了需求的增长，如果限制油料进口，植物油和油粕进口必然大幅增加。建议政府继续实行适当进口油料、抑制成品油进口的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减少植物油和油粕进口，而且能够提高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过量进口大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要把握大豆进口的合理规模。 3.对油料生产进行综合扶持。国内油料产量不足、品质欠佳是植物油加工企业依赖进口油料的直接原因，在贸易自由化时代，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将国内油料生产、消费与国际市场隔离。政府只有在提高单产、品质及推进产业化等诸多方面对油料生产进行综合扶持，才能够达到持续提高我国油料产量和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中印贸易论文例8

    在过去20年中,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不仅贸易额迅速攀升,而且双方相互直接投资的额度也呈较快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对两国贸易摩擦问题的不当处理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双方的贸易利益,应尽量避免简单地使用贸易报复措施。

    (一)双边贸易规模快速增长且贸易失衡日益严重

    1992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3.39亿美元,此后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00年中印两国贸易额上升至29亿美元。在随后10年里中印双边贸易额出现了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40%以上。其中在2008年达到了517.8亿美元的高峰。虽然在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印双边贸易额比上一年度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但仍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总体而言,两国双边贸易额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中印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贸易失衡问题。长期以来,中印贸易基本保持平衡,然而到2006年,印度对华贸易出现赤字。2004年,印度对华贸易保持着17.4亿美元的顺差,到了2006年变成了43亿美元的逆差,2009年逆差扩大到了159.5亿美元(如图1所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617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201亿美元,逆差较2009年扩大25%。

    (二)双边直接投资规模呈上升趋势

    与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印两国双边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截至2009年,印度对华的投资项目累计402个,实际使用金额27055万美元;同期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额累计为12509.1万美元。虽然双边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但从图2中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上述数据表明,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因此正确处理两国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特征

    近年来,印度对华贸易摩擦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在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上以采取反倾销措施为主;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强度也呈上升趋势。下面本文就这三个特征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以反倾销为主

    反倾销在贸易摩擦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保护措施。中国出口产品从1979年开始遭遇到反倾销的困扰,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共遭受了784起反倾销调查,占到了同期全球反倾销调查案件总量(3752起)的21%,并从1992年开始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共体等发达贸易伙伴是反倾销的主要使用者,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其中印度最为突出。根据印度商工部网站案件列表统计,从1992年印度对外发起第1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10年年底,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37起反倾销调查,1起反补贴调查,6起特保措施调查和11起保障措施调查。总体来讲,中印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反倾销措施为主,占比高达到90%。

    (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

    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主要是以欧盟和美国为主。与印度发起反倾销的数量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对印度发起反倾销可谓是少之又少,2005—2010年只有1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并没有将反倾销作为对等的措施报复印度,具有明显的单向性。由图3可以看出,1995—2000年的6年间,从数量上来说,印度对华的反倾销呈逐渐上升趋势,并在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印度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达到峰值,高达14件之多。但随后2003年及2004年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下降,而到2005年由于纺织品服装配额的取消,印度对华反倾销从此又开始呈逐渐攀升趋势。印度国内一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之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印度为保护本地市场,不断地挑起贸易争端,同时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印度更是不断地针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力图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高达15件,使得我国产品深受其害。此时印度成为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已超过了欧美等发达国家。

    (三)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强度也逐渐加大

    自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开始,印度就不断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印度对全球发起的反倾销对比可以发现,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的案件数量占其对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比重自2004年以来(29%)明显高于1995—2003年阶段的水平(21%)(见图4)。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最频繁时印度曾经在一年内连续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15宗反倾销调查。不仅如此,这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金额均十分庞大,仅2008年一年,印度对外反倾销涉案金额就高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正常发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在表现形式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近几年来较为单一,主要是以反倾销为主。第二,在数量方面,虽然在2003年和2004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下降,但是总体上来说,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第三,在强度方面,不管是从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占对全球调查的比重,还是涉案金额来说,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调查呈现加强趋势。

    三、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分析

    (一)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机制的理论分析

    要素禀赋理论认为,贸易最容易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并且差异越大,潜在的贸易规模也就越大。相反,如果两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相近,则潜在的贸易规模较小。新贸易理论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解释贸易的产生,认为产业内贸易最容易在收入水平相近的工业化国家之间产生。由于中印两国都属于低收入经济体,相比于工业化国家都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要素禀赋理论更适用于对中印贸易的解释。由于贸易失衡通常是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而由于H-O模型中贸易总是平衡的,因此具体对中印贸易失衡问题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事实:①2005年至2008年中印贸易额增长速度达到了33%~54%,而同时中国对印贸易顺差以更高的速度增长;②中国加入WTO以后,贸易总量和总的贸易顺差规模逐年扩大;③这一时期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从总体上呈贸易顺差且不断扩大,对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呈现顺差。本文认为,中印两国之间贸易迅速增长和贸易失衡扩大,根本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外部依赖性和中印两国要素禀赋相近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消费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投资在维持经济增长、保障就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内家庭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背景下,这些投资大都属于“出口偏向型”投资。也就是说,投资形成的生产潜能无法被本国消费所吸收,最终形成更大规模的出口。从表面上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质上则是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在20世纪90年代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初期,我国过剩产能主要通过发达国家市场消化。由于我国同工业化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因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容易向这些国家出口,并引起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但随着“出口偏向型”产能的进一步扩张,发达国家的市场日益饱和,同时加入WTO后全球贸易伙伴关税壁垒的降低,我国出口产品开始大量转向发展中国家市场。由于要素禀赋相近,对发展中国家的过剩产能输出更容易引起贸易伙伴的贸易失衡和就业恶化,也就更容易遭受来自发展中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并且此类贸易摩擦呈现出发起国集中度高、单向性明显、贸易限制程度高和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的特点。而中印贸易摩擦只不过是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贸易摩擦的典型代表。结合现有文献,本文认为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为:①由于消费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严重的外部依赖特征,加大了遭受贸易摩擦的潜在可能性;②随着工业化国家市场进入壁垒(如技术性贸易壁垒,两反一保等)的提高和加入世贸组织后整体外部贸易壁垒的降低,中国出口开始转向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③由于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中国的剩余产能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印度的贸易逆差;④由于印度就业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其国内将就业问题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相联系,强化了“中国威胁论”的社会观念;⑤上述原因直接导致了印度对华频繁采取保护性贸易措施,并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有所加强。该机制可以用图5表示。

    (二)中印贸易摩擦的具体原因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印贸易摩擦产生内在机制涉及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细致分析。

    1.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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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0—0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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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 蕾，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后 （上海 200020）

中印两国之间经贸关系随着政治关系的起伏，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互助互惠，60、70年代的14年中断，80年代的恢复，到90年代以来的增长4个阶段①。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印双边贸易发展迅速，2010年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但是，这样的贸易规模与中印两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发展水平还存在一定偏差。中印两国的发展都得益于参与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产业链，与对外开放密切相关，中印两国产业发展优势有叠加，在贸易领域的竞争也较为激烈。因此，中印经贸关系的实质是竞争还是合作？一直以来都是个困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两国的经贸关系再次陷入竞争性与互补性争论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印经贸规模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步增长。本文将从贸易竞争力、贸易依赖度和贸易自由度几个指标来解析中印经贸关系的现状，并在竞合理论指导下探索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

一、 问题的提出：中印经贸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和调整经济结构，同时，中国也认识到全球化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并积极加以利用，大力引进外资和开展外贸。而印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改革开放比中国晚十多年，但从1991年实行改革开放战略以来，短短10年间迅速培育出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计算机软件产业和服务业。

中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与鼓励出口并举的外贸政策。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6%，其中一半以上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另一半为加工贸易，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成为跨国公司生产基地并在贸易总体上呈现出“大出大进”的特点，获得巨额贸易顺差，却只是承担了加工组装的角色，处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分工链条较低的环节，获得了分工下的较低利润。

印度独立后，由于在对外贸易方面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使其进出口商品数额一直比较低，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非常小。直到1991年进行比较全面的经济改革以后，印度的对外贸易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印度的对外贸易虽然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但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印度的对外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石油类产品的大量进口所引起的。

尽管由于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时点和侧重点不同，中国和印度在参与世界市场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在本质上却都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转移有关，中印两国出口增长模式曾严重依赖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分工，中印的贸易比较优势在某种程度上由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位置决定，如中国的代工型加工贸易出口和印度的服务贸易出口优势。进入21世纪后，中国、印度两国的贸易政策又出现向不同方向发展，印度大力鼓励出口，而中国转向注意内外市场的平衡发展、贸易结构的调整，从过度依赖外向经济向开拓国内内需市场发展，两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愈加激烈，贸易摩擦加大，走向零和博弈还是实现共赢？两国经贸关系中是否存在更多的合作机会？

二、 实证分析：中印经贸关系的竞争性与互补性

（一）总体上中印双边贸易增长迅速，并呈现发展不平衡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改善、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印度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印贸易开始进入发展新阶段。随着2001年中国成为WTO成员国后，双边贸易

本文中提到的中印贸易指中印货物贸易，涉及到服务贸易部分会另作特别说明。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18亿美元，是2001年36亿美元的17倍（见图1）。

中印贸易开始呈现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从总体上看，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贸易规模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以及在世界贸易市场上的重要国家，中印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贸易地位并不相称，2010年中印贸易总额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08%，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11.5%

当然从贸易规模的占比看，中印贸易近几年已经得到超常规模发展，如2005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是0.8%和5%。

二是双边进出口规模的不平衡，2006年前，中国与印度贸易处在较低水平上的较为平衡状态，2006年以后随着双边贸易总量的增加，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中国对印度出口已经达到进口的2倍规模。三是双边贸易重要度的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仅列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中印贸易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9-0010-02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印两国经济联系紧密，双边贸易地位逐步加深，但是同为崛起的大国，各自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必会引起合作竞争，双边贸易所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和摩擦，不可避免。本文就从政治方面对摩擦的原因及其对策做粗浅的分析。

一、中印贸易摩擦的因素分析

中印贸易摩擦除了与经济有关以外，同时还受到政治的影响。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导致中印贸易摩擦的政治原因有如下几点:

1.中印贸易所产生的摩擦是由国家利益驱动的。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是世界政治的主要推动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决策的最高标准。[1]不同国家间贸易的本质就是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当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常会用政治的手段，来捍卫国家利益。当中印贸易收支持续不平衡的时候，印度总是会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干涉，比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措施势必会引起两国贸易的争端。

2.国际关系本身包含冲突与合作两方面，但是冲突是绝对的，合作并不意味

着没有冲突，[2]所以中印贸易摩擦是经济合作中的正常现象。中印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益变的紧密，两国通过合作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同时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注入了活力。所以中印贸易是合作向前的，摩擦并不是主流，是经济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3.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印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印度对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心存疑虑和戒心[3]，把中国当作区域内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也导致了两国贸易的摩擦。印度从尼赫鲁执政时期开始就逐渐形成了追求大国目标的思想，加上西方近年来，面对中国强劲发展而鼓吹的“中国”，促使印度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同时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印度决策层更是心存戒备，忧虑不断加深[4]。因此，印度在这种大国思想和忧虑之心的驱使下，不断的通过对中国采取一些像反倾销、补贴等贸易保护措施，力图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

4.印度在对华贸易上持重商主义的主观倾向，[5]这也会导致中印贸易摩擦，重商主义认为，社会的财富来自贸易顺差，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是零和博弈，国家要想获得权利和财富，必然要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6]然而现实中，从2006年起，印度对华贸易一直持续逆差的地位，这种贸易上的劣势，势必会促使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措施，来逆转这种局面，导致贸易摩擦。

二、解决中印贸易摩擦的思考

如何解决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以上分析，从政治上来讲，中印两国应该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增进战略互信，凝聚双方共识，妥善的解决中印两国所面临的贸易问题，以此来促进中印双边贸易的跨越式发展。中印两国同属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和战略共识，所以面对贸易摩擦，两国政府应该加强两国高层互访沟通，不失时机的扩大和深化利益交汇点，努力的缩小甚至消除贸易摩擦。面对“中国”，中国政府要要积极的宣传“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消除印度对中国存在的误解和忧虑[8]，从而不断的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为解决双边贸易摩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面对未来，中印两国应该珍惜所达成的共识，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经济全球化以及两国发展的实际出发，解决贸易摩擦，促进两国经济的增长。

三、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中印贸易摩擦是经济与政治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近年来，随着两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越来越多，不断的影响双边贸易的发展。面对未来两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两国是否可以保持良好的外贸关系，有赖于两国在宏微观经济上所采取的举措和政治领域的良好沟通。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中印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政治上的互动已经不可逆转，两国只有扩大双边利益，减少分歧，增进互信，加强合作，这样才会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P260.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319-321页.

[3]张立.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以及对策建议[J].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第64页.

[4]唐鹏琪.印度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原因[J].南亚研究季刊，2002年第1期，第28-31页.

[5]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402页.

[6]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408页.

[7]张立.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以及对策建议[J].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