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理论论文例1

1异化劳动理论的渊源及建立

1.1异化思想的渊源

异化一词最先由英国的霍布斯和法国的卢梭提出，卢梭认为由于私有财产和专业分工的出现，人失去了自然自我，使自我陷于相互冲突，相互疏远的利己主义当中。卢梭是第一个提出人类创造的文明但是却使自己陷入不幸的思想家。

异化一词作为哲学术语，指主体活动的后果成了主体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支配主体自身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始自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赋予异化概念丰富深刻的内容，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精神、自我意识、思维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和创造者。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外化、异化为对象世界（主体、客体），这种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否定；但精神把本身的创造、表现当做外在的、生疏的、与己不适应的东西，最后通过否定之否定，扬弃一切异化回到自身。

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前人关于异化理论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的成果的基础上，于1844年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理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认为，异化劳动同私有制有内在的联系。从起源上看，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从既成形态上看，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1.2异化劳动理论的建立

（1）劳动者同其本身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其产品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也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也为工人生产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得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份工人回到了野蛮劳动，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产生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2）劳动者与其劳动活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但表现在劳动结果上，也表现在生产行为中。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活动。劳动不是人的需要，而是一种手段；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异化的结果就是工人丧失自己的人性。

（3）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的异化，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的本质就被贬低为手段。

（4）劳动中人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和过程的异化，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这就是资本家阶级。

2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这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有的观点认为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是成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及线索和构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异化劳动理论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仍是不成熟的，在晚年马克思已抛弃了异化劳动理论。

从马克思创立异化劳动理论的目的来看，可以说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思想最初的一种经济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第一次尝试。

异化劳动理论首先从方法论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出发，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起源，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历史的暂时性，从而揭示出消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异化劳动理论在现代经济的运动规律这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

另一方面，涉及到异化劳动理论的人本主义因素或性质的理解及其评价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核心所在；而有的观点则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残迹，是不成熟的一个标志。笔者认为，人本主义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东西，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一大遗产，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人类学的一个方面，因而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人本主义只具有价值评判职能，而不具有科学认识和科学分析的职能，即它不能用来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另外，人本主义必须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局限性妨碍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因此也妨碍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异化劳动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的矛盾必然使其自身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必然使成熟马克思重建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它既蕴含着产生唯物史观的新的思想因素，又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的痕迹；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又慢慢失去其基础和其出发点的意义，逐渐地抛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术语和旧观点，保留了异化劳动的某些职能。马克思为了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种这种非人化的影响，在晚期仍然使用异化概念。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失去了原来作为认识或方法论的职能，而只保留了其价值评判的职能。

3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及现实意义

3.1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1）异化劳动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的剖析，发现了物质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识到了社会物质关系对社会精神现象的决定作用。并且试图利用物质关系来说明精神关系。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使马克思的研究由哲学研究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劳动进行经济学的解析，开创了唯物史观的开端。

（2）异化劳动理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揭露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有力武器，揭示了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就在于资本家支配和统治劳动者，奴驭压迫劳动者，说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为阶级都争理论和无产阶级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

3.2异化劳动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及时代价值

当代社会的主题是发展，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实施发展，加速发展，防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发展异化”现象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发展的异化”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起来，割裂发展的本意，扭曲发展的本质。反映到当代社会就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应该给人们带来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但是如果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反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那这就是发展的异化社会的发展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与最终目的，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在发展中注重人性的发展。在我们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和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发展的最高尺度。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要通过人的发展加以体现与衡量。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与决策者，又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发展。

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机会的。而人的发展能够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的发展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没有人的参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完全取决于人的发展和人的素质；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

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都和现代经济发展同步前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现代人在国民素质之中的广为散布，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内容。

人的发展，包括反映人的生存的必要条件和人的生活质量，反映人的发展要将人的个性发展其中的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等方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人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的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因此，异化劳动理论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类不断地被物化的情况下，对于我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人本身，重新审视人在当代社会中人的作用，思考人类发展的前途，具有非常深刻的启迪和引导作用。

现在，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应该更多地考虑人的因素，做到人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对于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异化理论论文例2

“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民族共同语与方言，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地转换。作为语际的交流，把握文化所传承的信息，至关重要。曾经有一个翻译的轶事：一位外国人参加中国的朋友的婚礼，他称赞新娘很漂亮，新郎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外国朋友大吃一惊，以为是问哪里美，只好硬着头皮说：“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都很美。”无独有偶，在我们地现实生活中，大型公司也因为不懂文化的内涵，同样犯了大笑话。BraniffAirlines（布兰尼夫空公司）想宣传其舒适的座位，可当它的广告语从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时，意思却告诉人们乘坐他们的飞机可以不穿衣服。同样theChevroletautomobilecompany（雪佛莱公司）试图在拉丁美洲推销theChevyNovacar，广告译文同样也很糟糕。Nova意思是星星，而在西班牙语里是走不动的意思。

故而，翻译不仅仅单纯是语言的转换，更蕴含与文化之中。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对于真正成功的翻

译而言，熟悉这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地理位置的不同

语言文化离不开人类的生活的环境。正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语言渐渐形成。因而各自的文化被赋予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特色，有浓厚的地域风采。

英国是一个海岛，渔业和航海业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中国传统是内陆文化，农业在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因而在英语中很多习语与水有关，但在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同的对应。例如：

Restonone’soars暂时放一放

Allatsea不知所措

Drankthefish牛饮

Neveroffertoteachfishtoswim千万不要班门弄斧

气候同样也带有地域特色。中国人喜爱东风，因为东风象征着春天，给大地带来一片生机，通常用来比喻革命地气势和力量。而西风是冬天的象征，给大地带来一片萧瑟和凄凉，通常用来比喻没落地腐朽势力。“东风压西风”（），如果不了解此殊涵义，外国人势不会明白其特殊含义。但在西方，英国是海洋性气候，西风代表着春天，象征着生气勃勃，大地复苏。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天的讴歌。同样，中国的夏天是炎炎夏日，烈日难耐，通常人们觉得不舒服。但是英国的夏天气候凉爽宜人。莎士比亚曾经写了《仲夏夜之梦》，并且还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把爱人比作夏天：

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

Thouaremorelovelyandmoretemperature.

三、思维方式的不同

民族思维方式属于传统文化，这种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式语言的句法结构。汉语句子重“意合”，反映中国人重“综合”，英语句子重“形合”，反映西方人重“分析”。在中文的句子中多采用“流水句”，在叙述事实的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涵几个甚至十几个句子。譬如在《水浒传》中就多采用这样的“流水句”。但西方人注重逻辑分析，惯与“由一到多”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到各个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层层叠加，形成“树杈形”的句式结构。所以在英文翻译中，译者通常用连词“and，but，or”等，并多用分句，从句来表达原文层层递加，有主到次的信息。此外，汉语多主动句，英语多被动句，反映了中国人不重本体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重本体的思维方式。汉语通常从已知到未知，从大到小的词序和英语从未知到已知，从小到大的词序，反映了中国人的顺向思维和西方人的逆向思维。譬如在地址和时间地顺序上，中国人先省份，后城市，再地方，而西方人则习惯与先小地方，再大地方。

四、人名文化的差异

人名的文字形式以及人名的结构模式影射出不同的信仰、习俗和价值观。中国传统的姓名由三个字组成，第一个是姓，第二个是家族的辈分，第三个才是名。名字的选取代表着取名者的所寄托的希望。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都有名有姓，但是在姓名的排列顺序上，却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西方人则是名在前，姓在后。这种姓和名的不同排列顺序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宗族观念，而姓代表这宗族、氏族、群体和血缘关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代表宗族、家族的“姓”必然在前，而代表个性的“名”理应在后。然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更强调个性和个体，尊重个体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意识，所以必然把代表个体的“名”放前，而代表共性的“姓”放在后面。故而，这种“重姓”和“重名”的观念识中西方人人名文化中最明显最重要的差异。所以中国有“百家姓”，蕴含深厚的文化积累，但西方的“姓”则多来源与以父姓、地名、诨名、职业、颜色或自然现象。

五、意识形态文化的不同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其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关联。

（一）政治上的概念和知识

中国传统信奉儒家学说，所以“孔孟”特指儒家学说。在美国，MartinLutherKing是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他的生日“马丁·路德·金日”是美国法定的节日，象征着着民权，尤其是黑人的民权。“lobby”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常用词。原指“休息室”，国会在会议期间对议员的游说活动多半在议会前面的休息室进行。“lobby”在政治生活指对议员进行游說。“Naverick”指在政治生活中我行我素。“Naverick”原为美国德克萨斯农场主的名字。因其养牛方法上与众人不同，以我行我素著称。所以这个词指在政治生活中不循规常理、出人意料、不墨守成规，与一般人政见不同的人。

（二）经济上的概念和知识

以美国为例，“NikkeiIndex”即我们常常听到的“日经指数”。它是由东京证劵交易所根据美国道琼斯阿囡公司的股价修正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每日股价指数，列入计算表的股票有225种。它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亚洲经济状况的晴雨表。“Fed’（federalReserveBank）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SiliconValley”（硅谷）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的圣克拉拉县，该地区因集中了一大批半导体公司及新兴地信息产业而声名远播。由于硅是制造半导体的原料，这个地区便称之“硅谷”。同时，硅谷有时一大批网络公司的聚集地。“硅谷“已经成为高科技信息产业地代名词。例如中国北京西北海淀区地中关村汇集了大批知名信息产业，被称为“中国的硅谷”。“bioeconomy”（生物经济）是本世纪出现的一个新词。它指以生物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例如克隆技术、生物工程食品、优生等生物技术。

（三）文化中的概念和知识

同样以美国为例，“Hippie”指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现实不满，标新立异，崇尚先锋派艺术，表面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性格，称之“嬉皮士”。”Yuppie”是指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雅皮士，即城市中上阶层的青年专业人士，是”YoungUrbanProfessional”的缩写。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有雄心、追求金钱和享受、衣着讲究、追崇时尚。”Broadway”是一条纵横美国纽约市的“百老汇大街”，集中了众多家剧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每天都有大量的戏剧和娱乐演出，是被公认为纽约戏剧和娱乐中心，是美国戏剧和娱乐业的代名词。著名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究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上。

（四）其他典故传说的反映

典故传说是历史的精髓，是文化的浓缩，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典故传说具有隐喻性，这一特点表明人们在以文化语境为基础，通过想象、联想、映射等途径进行一系列认知活动时，典故传说的隐喻文化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汉语中的“怒发冲冠”，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据说赵国大臣蔺相如带和氏璧去秦国换十五座城，献璧时秦王拒不给城，“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冲冠。”由于这个典故，汉语成语“怒发冲冠”形容头发竖立，表示非常愤怒。

有些典故本身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概括。如“卧薪尝胆”、“负荆请罪”、“四面楚歌”、“闻鸡起舞”等。

有些典故表达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评价，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例如“助纣为虐”、“殷鉴不远”等。

在神话传说中，汉语“点石成金”来源于古代神仙故事，说的是仙人用法术可以使铁或石编委金子。还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通过这些神话传说，表达说话人的见解或对现实的隐喻。

在西方，“aJudaskiss”（犹大之吻）比喻口腹蜜剑，阴险的背叛，源自《圣经》。指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以接吻为暗号出卖耶稣，导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TheGordianknot”（戈尔迪结）比喻棘手的问题，源自希腊传说，戈尔迪在木桩上系了一个众人皆无法解开的绳结，后由亚历山大王一刀斩开。

“theswordofDamocles”（达摩克里斯之剑）比喻临头的危险，源自希腊传说，古Syracuse过往命令其廷丞达摩克斯坐在以一根头发悬挂的剑下，以示君王多危。

“Crocodiletears”（鳄鱼的眼泪）比喻假慈悲。“Eden”（伊甸园）比喻乐园，安乐之所。“olivebranch”（橄榄枝）是和平的象征。“aSphinx’riddle”（斯芬克斯）比喻难题或难解之谜。“Solomon”

（所罗门）比喻聪明人或贤人。

六、结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翻译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翻译。“文化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特征，因此不同地文化需要交流和沟通，而交流和沟通离不开语言地的翻译，文化及其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民族特色的集中体现。只有充分地了解民族文化和语言，才能领悟到文化负载的内涵和信息，才能进行有效的翻译。只有对民族特色文化深刻了解，才能做一名优秀的翻译工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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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rySnell-Hornby.翻译研究:综合法[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异化理论论文例3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转(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异化理论论文例4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异化劳动理论，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其中第一个规定阐发的是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马克思说：“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1卷第41页。）是一种异化关系，这种异化关系的表现是：工人生产的越多，他的产品的数量越大，自己占有的产品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产品价值越高，他自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了自己的对立物，成了统治自己的力量，他们创造的产品的力量越大，统治自己的力量就越强，自己就越没有力量。在这种异化关系中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工人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作为他产品的奴隶才能得到工作，以获得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因而工人为了生活，必须作为生产资料的奴隶才能实现自己的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遭到了双重的丧失，即劳动者自身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者进行生产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说：“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上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1卷第42页。）

马尔库塞在新的条件下提出的异化理论，也阐发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强迫工人去消费劳动产品，工人成了消费产品的奴隶。在马尔库塞看来，生产的发展“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的。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拥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能当做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所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注：《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马尔库塞这一番叙述表明了工人和产品的关系是一种强制性的消费的关系，工人受消费品的压抑没有任何自己选择的自由，在强迫性的消费过程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地位，完全受到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支配，是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奴隶。

由此看出，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论述了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阐明的工人与产品的关系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家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去剥削工人，获得利润，工人由于失去了劳动产品而处于奴隶地位，马克思强调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关系。而马尔库塞讲的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关系是在新的条件下形成的，是资本家利用他占有的产品强迫工人去消费，推销他的产品获得最大的利润，使劳动者成了产品的奴隶，他强调的是强迫工人消费的关系，这的确是马克思那时没有的新现象，马尔库塞指出来是有意义的。但是他忽视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这相对于马克思是一个倒退。

二、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在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也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工人与统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因为异化劳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异化劳动造成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主要表现在价值形态的剥削、货币统治和人类的两极化的发展上。

1.关于价值形态的剥削

社会的剥削关系并不是从异化劳动的形成开始的，而是自阶级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它指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但是在异化劳动的关系下，剥削出现了特殊形态即价值形态的剥削。马克思认为，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这种剥削体现为人对人的剥削，意味着把人当成一种商品，人遭到了无限的盘剥和残害，这种剥削不仅限于阶级之间，而且还延伸到阶级之内。如劳动力的买卖扩展到人类的一切能力的买卖，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等。

2.关于货币统治

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货币成了市民社会的万能之神，货币把人类的本质化约成抽象的数量，把人的个性和价值变成了一切可交换的价值。货币实现了物性对人的个性的绝对统治，货币具有使物与人的本质倒转的力量，它既是连结人们的扭带，也是离间人们的手段。“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3.关于人类向两极化发展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类向两极化发展。首先，财富和贫穷的两极化，资本家成了财富的集中者，而工人成了贫穷的集中者，工人为资本家生产了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贫穷。生活资料出现了两极化，资本家需要的生活资料精细化和多样化，而工人的生活资料粗陋和简单化；智慧上也出现了两极化，工人创造了智慧，却被统治阶级占有，而工人成了“愚钝”的人。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与统治阶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工人被排挤在人类正常生活以外，不成其为人，这种状况工人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资产阶级才是出路。

马尔库塞认为，在生产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今天，财富增多了，产品多种多样，任人消费，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工人与统治阶级矛盾已不存在了。不仅如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了同化的趋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融合为一体，没有任何反抗力了，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种肯定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的因素，原因如下：

1.科学技术发展改变了劳动者的地位。马尔库塞认为，科学的高度发展使体力劳动者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改变了工人的概念，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工人主要是指出卖体力劳动的人，而资本家就是靠买到这种劳动力而起家的，是靠无偿的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发财的，工人也因此落到了商品的地位。工人不满意这种地位而起来反抗。但现在不同了，原来的这种状况不存在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维持着剥削，但日臻完善的劳动机械化改变了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境况。”（注：《单向度的人》，第23页。）但这不意味着从要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地位，而只是改变了奴役的形式。可以说，过去对工人的肉体的奴役，现在是心灵和灵魂的奴役，这种奴役形式的改变对工人是一个很大的麻醉，使他们感觉不到受奴役之苦，因而他们的反抗情绪也很少了。

2.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职业分层显示出了同化的趋势。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并因此而远远超出了个别劳动过程”。（注：《单向度的人》，第25页。）这种变化使工人参与并指挥这个技术组合的各种职业融合为一体。马尔库塞认为，今天的自动化改变了各行业的差别，也就改变了工人和资本家的这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马尔库塞看来，今天决定生产力的不是别的产品，而是机器，今天的这种关系不是工人同其他阶级关系的问题，而是技术进步同发展工业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问题。在这个适应中，个人的作用就微不足道了，人同机器浑为一体，被机器同化了。

3.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劳动者的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自动化的实现，不仅过去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减少了，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消费品，使人们各种需要得到了满足，使他们越来越感到舒适、幸福，因而工人失去了他不幸的意识，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工人不仅生活上感到满足，而且意识上也感到愉快。这样，工人从生活到政治意识方面都同资本主义社会融合为一体，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否定方面，只有肯定的方面。

在工人与统治阶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对当时的真实关系的揭示，而马尔库塞却是对今天的真实关系的曲解。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与马尔库塞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上也有明确的分歧。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而马尔库塞却认为在今天革命的主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一些阶层。

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形成了异化世界，把工人阶级降到非人的地位，消除这种异化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这场革命的主体就是工人阶级。马克思说：“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了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从马克思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工人受的奴役是最重的、最典型的，它是人类奴役形式最集中的体现。所以，它也是反抗旧制度的最强大的力量。工人阶级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工人阶级的奋斗方向也是人类的奋斗方向，所以，工人阶级是消灭异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马尔库塞则认为，由于今天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阶级已失去了它过去作为革命主体的作用。今天作为革命主体的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亚阶层，因为工人阶级已同资产阶级融合了，工人阶级在物质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得到满足，他们不再反抗现行的制度和资产阶级了，所以他们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的因素。白领工人增加，蓝领工人减少，蓝领工人已失去了马克思当年描述的工人阶级的那种革命性，工人阶级已变质。所以工人阶级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总之，马尔库塞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作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工人以外的亚阶层。他指出：“在这里，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种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或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是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注：《单向度的人》，第215-216页。）马尔库塞的这些论述无非是证明这些亚阶层受压迫最深，最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行为是革命的，应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

从马克思与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比较中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提出的，有不成熟的方面，但从总体上看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揭露，这种异化现象至今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明显存在。而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尽管晚于马克思一百多年，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现象，他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如资本主义新的奴役形成是对工人心理和灵魂的奴役等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中不成熟的因素更多。

1.马尔库塞关于工人阶级被融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从总体上是会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更是如此。居里说：“科学并无罪，有罪的是不好的利用科学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艺术的进步，它是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增强资本的重要手段，这也是资产阶级重视科学技术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些科学技术的基本内容是资本，而资本累积的物质内容是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抗加深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使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使剩余价值率增大，这便是工人阶级受剥削程度提高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如美国1949年是146%，1957年是263%，西德1950年181.4%，1960年236.3%，1976年上升到276%等。

异化理论论文例5

1引言

语境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概念,最先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985年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多大反响,在之后的30年中,语境理论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讨论语境这个问题,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ofsituation)这个概念,并把它应用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和理解之中,并于1935年提出“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概念,语境研究才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语境理论认为,交际过程中有种种不同的语境,而不同地区因为所处的语境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如果从语境理论角度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这些文化差异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同时通过这样的分析,人们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语境理论

霍尔(Hall)在1976年出版的BeyondCulture书中提出并区分了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

根据霍尔的表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界定: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文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霍尔进一步提出高语境交际和低语境交际,“referstothefactthatwhenpeoplecommunicate,theytakeforgrantedhowmuchthelistenerknowsaboutthesubjectunderdiscussion.Inlow-contextcommunication,thelistenerknowsverylittleandmustbetoldpracticallyeverything.Inhigh-contextcommunicationthelistenerisalready"contexted"anddoesnotneedtobegivenmuchbackgroundinformation."

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及交际的特点差异较大:高语境交际中,符号所引发的意义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际双方的共有的文化知识;依赖于人们思想预先设定的、先入为主的程序来传达信息。高语境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语较少,对言语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多地借助于非语言语境;低语境交际则相反。

通过对比,霍尔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Samovar,2000:98)

3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下的中美文化差异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语境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的中美文化差异有很多:

(1)直接与间接交际方式的差异

高语境和低语境的不同决定了直接与间接的不同和交流方式。美国人愿意坦率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人则喜欢以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交际的过程中,中国人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感觉和面子问题习惯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隐蔽起来婉转地表达出来。为了避免双方尴尬,我们常试图利用表情,身势来暗示对方,其真正意图有时很难从字面上判断。美国人则截然相反,他们不愿意受别人施加的影响,所以在表达时多是坦率直言。事实上,西方人有时不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不善于察言观色,往往会引起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

(2)成功交际责任所属的差异

在低语境中,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所以美国认为对交际成功负责的是说话者或作者,他们应该通过言语将意思表述清楚。如果言语没有完整清晰地表述意思,听者和读者可以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说话者将这理解成积极的行为,因为它表明了听话者理解了并希望更全面的理解。而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话者不必在言语中完整精确地表达意思,听话者有责任通过注意言语表达的语境来阐释言语的意思,他们期望听话者在阐释信息意思中负更多的责任,发挥语用推理能力,进而推导出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也习惯于并善于从身体语言、沉默等话外之音中去寻找意义。新晨

(3)用语方面的差异

相比中国人,美国人不注意非言语传达的信息。当他们做出回应时,他们是回应人们所说的而不是回应人们是怎样表现的,而对情景,参与者的角色等语境因素不予注意。通常中国人在理解这些语境信息的意思是没有困难的,当中国人看见美国人不能或没有对语境信息做出回应时,他们会认为美国人对他人的感受不敏感。美国人确实也使用一些表达问候、谢意的礼节用语,但是这些固定短语和惯用语在低语境中的作用比在高语境中的小得多。由于作为低语境的交际者的美国人希望其他人说的话信息量大,所以他们常常误解礼貌用语的意思。低语境的交际者常常不满高语境的交际者在言谈中使用套话,他们希望所有的言词都有意义。

4结语

由于语境不同,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已经、正在而且还会给中美跨文化交际带来困难。从语境理论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研究高低语境文化及由其决定的高低语境交际,对于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实践必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Samovar,L.A,Poter,R.E&Stefani,municationBetweenCultures[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0.

异化理论论文例6

一、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文化异化”问题的阐释，是从对人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开始的。而对人的本质与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互为认证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只承认理性或精神是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只能把纯粹的精神产品、理性产品理解为文化，也只能在这种狭窄的文化视野中观照和展开人的本质。”[1]马克思则扩展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把“实践”纳入人的本质和文化思考之中，从而超出了把精神产品视为唯一文化产品的狭隘观念，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视域。

（一）从人与劳动实践的关系本文由收集整理中探寻文化的起源。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界定文化，但在对世界进行的划分中，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出来。被马克思加以区分的世界，即自然界、人、“人化的自然”。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人与自然一体的状况，把自然称之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在经过改造之后，自然界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马克思不只是从结果来看人的创造，而且还注意到活动本身的意义，即“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样，从过程到结果，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文化形式得以显现出来。马克思讲的“生产”和“改造对象世界”，无疑都是指劳动实践——人所特有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形成了对文化研究的唯物史观的视野。

（二）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理解文化的本质的。文化形成的过程即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同时，人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使人由自在的生理需求者提升为自为的创造主体，如手稿中所说，“劳动是……人的自为的生成”[2]163。马克思继而通过“两个尺度”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人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劳动成果中体验着快乐与自由，因此，马克思说，“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对象化都是必要的”[2]126。文化的必要性也从人的提升的角度得到确认。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一方面创造着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创造着人本身，人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塑造着人。可见，马克思把文化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成是劳动的外化。所以其异化劳动的理论也理应蕴含着“文化异化”思想。

二、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践却背离了人的本质，劳动沦为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力量。物质世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带来精神文化世界的本末倒置。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现实的劳动异化和人本质异化的状况，进而上升为对文化异化的批判。

（一）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却成为束缚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手稿中，马克思说道：“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52从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关系而言，本来，劳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发挥形式。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与对象建立关系，人才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从人所获得的自我肯定和欢乐而言，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在私有制的形式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并不能得到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是遭受从物质到文化的摧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给工人的却是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匮乏。这样，在本质上，“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反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2]951。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为反过来压迫工人、束缚工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

（二）文化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却成为个人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从劳动者与自己所应该具有的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而言。所谓“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马克思在手稿中讲人作为“类存在物”时，强调的正是人的基本机能，即劳动行为。马克思在对比人与动物时指出：“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因而生产劳动实际地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

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97。结果，“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94。这样，劳动本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使之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由于人只剩下动物性的生存，“人的类本质”也就丧失了。

（三）文化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却使人沦为物的奴隶。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3]87。文化创造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通过文化创造活动，人们能够获得自我肯定的欢乐，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物的奴隶，也就是沦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奴隶。如果说工人是因为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被剥夺而被异化，那么资本家则是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而异化，“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3]87。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疲于奔命无力欣赏美，富人穷于享乐无心欣赏美，这种文化不是对人的肯定而是对人的能力的抵制和瓦解。物质至上的文化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桎梏，人丧失了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成为随波逐流的流浪者，成为物的奴隶。

三、“文化异化”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并非只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上，他继续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劳动，使文化发生了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追问：“我们已经承认劳动异化、劳动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3]63

（一）文化异化的社会原因——强制性、固定化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首先，强制性的分工是导致异化的直接根源，“也就是说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86。分工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的活动就不同，这些活动联合起来产生统治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分工的程度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所以形式也不同，以前是政治权力，后来是神权，现在又是资本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哪种力量都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反而支配人的行为意识使人们盲目的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相对应的就产生了对宗教、权利、金钱的追逐。其次，马克思还认为固定化分工导致劳动的异化。“当分工出现后，这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推动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85分工的出现使得一定的人只能从事一定的、专门的社会生产；与此同时，个体从事一定的生产不能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因而只能让渡自己创造出的社会产品的所有权，而通过与别人交换得到自己所需的产品。因而，分工的强制性和固定化必然带来工人与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的分离，造成人性的消解和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导致了异化的产生。

（二）文化异化的制度根源——私有制及资本对文化的统治。如果说固定化的分工从生产力的层面上指示了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私有制则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说明了异化的产生源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84。马克

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具有抽象、空洞和颓废的显著特征，因而文化不具有提升精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倒退性。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在物、资本肆意横行，成为一切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被物化和奴役，“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2]124。私有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束缚文化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文化异化的人本原因——人的需要的歪曲与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132。在私有制条件下，“需要”成为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和享乐，人们的需求越多，就越成为欲望的努力，人们的劳动，文化创造活动不再是人的本性的展现，而仅仅成为低层次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而言，是生产出离奇古怪的需要，而对于穷人来说，则是生产出粗糙、简单甚至野蛮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境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会再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也不再以非人的方式，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人的需要的歪曲和异化也是异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它也是文化异化产生的人本根源。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之路

异化理论论文例7

关键词：广告创意意识形态文化差异

Asatypeofculturalpractices,thesignificationofTVadvertisementcirculatesmeaningsbetweenimaginationandeverydaylife.Advertisementhasbecomeakindofculturalrepresentation.Thispaperattemptstodiscoverthedifferencesofculture-ideologybetweenChinesemainlandandHongKong,theirinfluenceson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andtomakeclearthecausesofthedifferences.KeyWords: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ideology;culturaldifferences

（一）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种“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其“包括的范围广泛，由语言、艺术、哲学，一路直到新闻、时尚与广告。”[1]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成为“一个表意的系统”[2]。随着电视这种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知各种信息，享受多样娱乐，接受教育的主要传播工具后，看电视的行为实践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其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它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

广告在电视传播中的重要性除了经济原因，即作为商业促销的手段为受众提供商品信息，现代广告也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电视广告图像伴随着所有的电视节目进入家庭生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种日常性较至于其他文化实践就更为明显了。广告图像记录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文化意义，它利用业已成型的文化观念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现实生活中的诉求转移到广告图像创造的平面世界，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

作为广告的创意者，立足于一种文化环境，这个环境中话语支配权在其创作实践过程被实施，即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代表了主导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实践过程产生影响。

香港和大陆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但是，由于香港与大陆一直实行的是两种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和证明系统合法性以维护系统运作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在适应体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为必须的同时，发展每个人所认可的传统、民间传奇和道德故事。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生活历史、社会结构、个性发展的不同，构成了大陆和香港不同的广告文化。

二、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霍尔的文化循环论。霍尔在其著作《表征》[3]中对文化循环理论作了如下论述：

（1）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4]

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循环(文化循环)。意义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

（2)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

(3)意义还产生于我们用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和占有文化物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及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

（4）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电视文本分析方法。从具体文本——图像符号的研究入手，进入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的生成场所，给这些图像一种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对作品要再现的表层观点和目的的重复性的表达，而是把图像的创意当作一个已经被“规范和组织”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透过图像表层的意义（广告的意图），揭示它在进入到广告文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即进入到文化循环的过程中，探讨香港、大陆广告图像符号文化的差异。

（二）

一、文化——意识形态差异之比较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某种经济、政治的理论或体系基础上的，或某些阶级特征基础上的各种观念、价值和信仰。用霍尔的话来说，作为意识形态——观念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包括建立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意识形态不仅组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和形象，而且使人们形成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认识，并据此在这个世界占领一个位置。即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一种身份，成为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志、自己好恶的主体。除了关于自己形象的认识外，意识形态也提供他人的形象。不仅一个人自己的身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且意识形态还能勾勒出其他人的身份。[5]

对大陆和香港在各自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不同之处进行分析，我们看到：

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将西方的一套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照搬到香港，加上香港人(中国人)独特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二者的结合，使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行政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香港人也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接收着殖民者的教育，与大陆的中国人形成差距(以与香港语音最接近的广东人比较，香港的语言中多处有英语音译出现，如草莓叫士多啤梨，打球叫打波，警察称作沙展等)。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即不同于台湾、澳门，也不同于大陆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既可以看作是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像。又是形成香港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因素。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其特点做了如下的分析：

1、香港意识形态的特点

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颇为复杂，有来自大量的颇为完整和系统的民间传奇、宗教学说，以阐释善恶，印证报应。这些意识形态成份比较成形，有系统的看法和判断，牵涉生活各个层面。各种成份由于牵涉范围和题旨有别，可以并肩而存，互不拖欠。市民按能力、兴趣、机遇和利益各取所需，接纳改良，形成一套或多套个人理解事物原因和行为对错的、较明确可辨的认知和道德地图。[6]

复杂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使香港的市民对政治的兴趣和热情低于大陆的市民。市民社会认定的靠个人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价值，形成香港人的生活风格。即香港这个群体经年累积下来的自卫生存姿态是“走精面”、“无执输”、“弱肉强食”等。这些风格更多地见证于香港人到圣安娜“挤提”西饼，地铁车箱空无一人仍然坚持要飞身上车的拼搏精神。这是香港社会的调子和素质(toneandtimbre)。

由于意识形态的非一统化，香港人的日常意识由即时、片断、零散的观念构成。港人日常生活竞争激烈，危机接踵而至，市民守成应变唯有事事拼搏。一些配合、解释和理性化了此类生活经验的意识，变成了民间的智慧，广为流传。能“走精面”和所谓精面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践的。日常意识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又成为日常实践的指南。它们的特征是：实用、自然、浅薄、反方法、通俗。同时也具备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成分。

2、大陆意识形态的特点

大陆与香港相比较，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传统的一致方面，大陆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一直实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为了保护这种视社会为优先的制度，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和体系，建立起的有效实施这种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陆主流文化场域。张扬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和价值一直被有效的坚持下来。党和社会确立的一致关系，使得社会优先意识在公共场合被认可。这种认可通过从上至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宣传、落实（政治表现的考核、媒体的宣传、各种会议的传达），潜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作为一种被社会肯定的价值转化成知识，融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继而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意义。这种意义形成过程，“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它“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霍尔1997年）

大陆市民长期接受着较系统的、政治色彩较浓的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结合，使大陆人在处理日常事物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公共场合。这一套知识和道德地图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漫游在大陆的文化景观中。因此，这种“意义”对于创造的实践形成控制和规范，显示出了力量和权威。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其作为创意的动机和基础获得与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生出别样于香港的广告文化是必然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如何呢？

二、文化——意识形态对创意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把文化解释为有权利者和无权利者争夺领导权的场域，这是目前文化研究最有趣的一种潮流[7]。当本文在分析两地广告作品时，从创意的实践中看到优势意识形态如何不着痕迹地获得支配权并被普遍表现的事实。

1、文化差异对“颠覆”[8]的限制

在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一个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所谓的亚文化也就是被视为“反文化”的社会现象。[9]作为“反文化”的实践，具体现象有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带鼻环、舌环、跳街舞、剃光头、穿破牛仔裤等。总之，这种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抗。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实践场域，当它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范畴时，自然会代表大众的利益，表现他们的观念。广告从其诉求对象（这些亚文化的实践者往往是主要的时尚消费者）和创作者本身来讲（广告创作队伍年轻化），与这种亚文化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一致性。就此而言，电视广告由于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较少政治意识的控制，成为亚文化的活跃场所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这种颠覆必须保持对优势意识形态的敏感，必须在其规则下操作。

作者在分析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广告图像时发现，尽管广告内容很少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意义，但是在具有颠覆性的创意里，却看到了社会政治意识的强弱对创意者颠覆企图的接纳和包容的不同尺度。虽然，这种尺度不是硬性的规定，但是创意者仍然自愿地遵守规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臣属”[10]于此处。因此，通过对颠覆尺度之差别的分析，可以描述出造成差异的“最具特权的场所”[11]。

区别在于：大陆的颠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也就是说，大陆所谓的颠覆有一个政治的前提是不能越过的，加之在这个政治前提下被培植的思考习惯本身，象是一种警号自动（至少表现为自动）地强调着不能越过的事实。与之相比，香港电视广告在创意上是“自由”的（此处主要针对有无政治意识控制而言），不受束缚，唯新唯奇，不拘理念，想象力出格。

如香港电视关于一家餐厅削价的广告画面：黄昏，僻静的巷道，一位大妈手拎一个提袋行走。突然，一名年轻男子冲到大妈面前抢夺她的提袋，大妈与之争夺并且大声喊人捉强盗。街坊闻讯出来，将强盗制服；一家餐厅大堂内，大妈等人围坐在餐桌旁美餐，个个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从大堂往外看到，刚才的青年人被警察反扣了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被压得走了形，看着大妈一家人美餐，垂涎不已。这时观众看到的画面是：玻璃窗上一张被压得变了形的脸和这张脸旁边的关于削价的内容。这个广告涉及到三类人：警察——国家政治的象征；市民——被国家保护的对象；小偷——警察、市民的对立面，破坏力量。同时，小偷也是警察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广告意义的第一个层面表达了警察捉小偷，警察保护市民的利益这样一个符合主流社会利益的价值观念。第二个层面上，小偷的破坏性消解了，警察的意义被颠覆，小偷和大妈（市民）成了同一类人——到削价餐馆美餐一顿的强烈欲望者。这时候画面的所指转移为对美食的欲望，它给拦路抢劫者一种新的解释：即餐馆的美味食品和价格太诱惑人了，使他不得不用抢劫的手段满足被深深刺激起来的食欲。这样强调抢劫行为的动因，冲淡了抢劫行为本身，使观看者把大妈的美餐与强盗的馋相联系在一起，对抢劫的愤怒也被忽略了。大妈的欲望满足了，另一位与大妈有同样欲望的强盗不仅被捉牢了，捉牢后心思还在吃美餐上，令人生出同情。这时候，抢钱和被警察捉住都没有吃这件事重要了。消费在先，其余不在话下。这种对社会已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确定的关系的颠覆性的展示，是通过对强盗的同情取消现实中对与错的判断界限。为了达到突出餐馆的美食和低廉的价格，不惜颠覆事件本身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随意间将主要意义消解了——抢东西不再与犯法的有关。

类似的颠覆还可以用另一个“垃圾虫”形象意义先后倒置的例子来说明。在香港清洁运动中，为了配合政府的行动，公益广告设计了一个“垃圾虫”形象。垃圾虫是乱扔垃圾的人制造的：一片草地，经过此处的男男女女随手将吃剩的食物或包装材料扔在草坪上，草坪渐渐从里面凸起，变成一个绿色的可以行走的动物，其身上的垃圾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凸起的粘状物，垃圾虫蹒跚走出镜头，原来的绿地成了的水泥地。广告的意义不言而喻，垃圾虫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以后，在街头张贴的清洁香港的广告画中，虽然出现了与垃圾虫相对立的形象——清洁龙，但是其影响无法与当年的垃圾虫相比，因此，许多清洁香港的广告还是以垃圾虫为清洁标志：一个绿色底上带有红色块的垃圾虫，头戴一定高筒礼帽，向上摊开双臂，旁边立有垃圾箱。在这样一幅宣传画中，垃圾虫站在中间，作为主角进入清洁香港运动的实践，被清洁的对象这时成了清洁的标志。同一个形象，其意义在介入了时间的因素后，发生了变化。对此，香港的广告人士李悦说：这正是广告宣传中“正不胜邪”的最好例子。[12]

上述两则广告在大陆可以播放吗？

大陆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体系——标准和价值不论是在何种场合，都要维护其严肃性。在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法庭、警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政治的稳定，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长在大陆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即使有违规，电视媒体作为的责任也不允许表现这样的颠覆内容。

虽然在大陆人的生活经验中，上述“垃圾虫”反面变到正面的现象会发生。但是，对这种变化表示公开的认可，并由垃圾虫——“邪”告示市民应该清洁香港，“以邪胜正”大反串式的意义颠覆，在一种被养成正反界限分明，不可倒置的大陆政治文化环境里是难以实践的。例如，“红桃K”（补血的药物）曾经登出一则广告：在红桃K形象标志下，写着“呼儿嗨吆······”。它套用了大陆妇孺皆知的歌颂的《东方红》歌曲的句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一个形式被政治化后，意义的转移难以实现。这则广告刊登在一家报纸上，没过多久即被取消了。它违反了政治规则。红桃K广告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本文后面将再次提起这则广告）。

大陆广告创意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颠覆实践生出的是另一种样式。例如有一个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模拟了孙悟空与太上老君的对话。孙悟空让老君把自己放回到炼丹炉里，因为“家事、国事、单位的事，烦死了。”而老君则笑着指点道：“快快加入××航×日游吧”。这是一个广告版的《西游记》。还有SONY牌walkman广告语更有意思，它把《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改为“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能否由“恨”转“乐”，只看有无walkman。“小糊涂仙”酒广告特意用传统的酒坛子作为广告的背景，让一个身着古装的美女作为广告人物，她眉清目秀，面带微笑，使人想起古人豪饮以及美女为英雄斟酒的情景。[13]

大陆与香港“以邪胜正”似的颠覆的不同处在于：1、这种颠覆的基础还是传统文化（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典故、成语等），只有对这些文化的内涵有认识和理解，对它的颠覆才生出新的意义来。这种“颠覆”严格讲只能算是“篡改”。香港市民的生活风格中较少有这种文化的因素，因此，这种类型的颠覆意义难以生成。2、意识形态化对大陆人思想的导向较强，如果一种意义表达方式有政治色彩的话，对其的颠覆会受到官方制止，如在在公开场合（媒体）上“邪”与“正”是不会被“颠覆”的。

2、文化差异对隐喻的影响[14]。

在广告创意中隐喻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但是，隐喻的过成也是漫游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

隐喻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特点，与广告中的这种风格不谋而合。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效果是强烈刺激观众。如香港一家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出现了女鬼的形象，以女鬼吓煞人的效果形容手机使用价格骤跌给人们带来的惊讶程度(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的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广告画面：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这时候，画面才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在汉语的词汇中，人们经常使用“见鬼了”来表示对某事发生的不可思议之感觉。但是直接把鬼的形象搬出来时，形象本身的刺激导致的效果，并不只是话语“见鬼了”的感觉。当人们说“见鬼了”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鬼的形象相伴这句话而出现，说这句话既不会吓昏自己也不会吓昏别人。

这一则广告完全符合“新潮、搞怪、难懂、无厘头”[15]的后现代特点，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对应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16]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了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是臭名昭著。通过了对鬼形象的这种认识后，鬼的形象难以归如正面符号类别。在组合一个正面完整意义时，也不会给它留下位置。

接下来分析另一则广告：一位着一袭黑色紧身衣的蒙面女子，脚登旱冰鞋在一家超市的货架之间来往穿梭。一条胳膊前伸，手做削割状。手到之处，物品的价格统统被削价。用女杀手削价，意味着超市的价格削得彻底。电视画面唯有以加强视觉的冲击力，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为达此目的，追求感官刺激不必在意与参照物的相像（对应性）问题，即广告要告诉的意义与它用来表达这个意义的物的出现是否符合已经形成的理解模式，已经不重要了。上述两个广告就是靠画面令人吃惊、不知所云的感觉引起人们的注意，广告要告诉观众的总是最后才出场。当削价的意义出现时，反视广告对削价本身所作的解释——犹如女杀手出现，其形象与杀得狠之行为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选择的不可思议与组合的出人意料（这也许就是广告希望的效果）。

这两则广告画面的共同特点是观众因为摸不着头脑而产生了注意力，对画面生出的惊讶和广告内容的逻辑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逻辑联系的话，就是让杀价能获得如同见到女鬼或女杀手一样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惊讶（杀价、见到女鬼）有质的区别：一是恐怖引起的(女鬼与女杀手形象)，一是对购买欲望的刺激。但是在香港广告人的隐喻中，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又是自然的，即追求图像效果与效果之间的相似，不是经过思考以后对两者之间意义的认可。不追求画面之间的逻辑性，只在乎对画面的注意力形成香港与大陆广告图像的差异。这样一种现象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

3、文化差异生成不同的解读习惯

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即使是空车，也要飞身而上。他们每天要作许多事情，物质的诱惑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阅读文字作品与这种快节奏生活不相适应。这也可以作为香港人喜欢阅读漫画的一个原因。另外，有学者对香港人接收知识教育时状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香港的现代人读书时经常耳听音乐，眼睛一边看电视，一边读书。在地铁或公共交通车上随处可以看到一边读书，一边打手机的人。就是说香港人自小养成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习惯，因此，大学的课堂也应该创造这样的氛围，以适应学生自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否则他们读不好书。

以上两种解释，为本文提供的答案是：香港大众文化的消费与制造者习惯于对画面连续的逻辑性产生注意力。因为MTV或卡通跳跃闪烁的画面，使人们紧张地跟着变化迅速的电视图象走，每一个画面跳跃闪烁时，吸引住你的眼球就可以了，至于吸引你眼球的物与想利用这个物表征的另一个物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在这种解读方式中不被注意。当他们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连接闪现的萤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观光刺激时，[17]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连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久而久之，培养起来的对这种跳跃性画面的接收习惯遮掩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大陆在此方面与香港有较大区别。大陆承袭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子女从小灌输读书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关于小猫钓鱼的寓言故事十分流传，它告诉儿童三心二意是办不成事情的。加之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家长对子女的成才寄予更大的希望。望子成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伴随着一个人求学的全部阶段。年青人被要求苦读书，以应付应试教育，甚至会被要求在开学阶段不看电视等。这种教育的目的养成了阅读文字的习惯，训练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尤其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各种质疑题和思考题，都在训练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

尽管大陆的年轻人也喜欢卡通片，但是尚未达到香港普及程度——除了少年，青年也是漫画族的一员，也许年龄还有上升的趋势。此外，大陆人接受电视图像的历史比香港人晚，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依据。香港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电视广告。大陆在80年代初期购买彩色电视机还需要凭票，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

姓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可以说，“跳跃闪烁”画面对大陆人观看习惯的培养比香港人至少晚了20年。大陆传统的阅读习惯，虽然也受到挑战，与香港的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逐渐消失。

与香港的广告相比，大陆的广告十分注意其画面的逻辑性，如果因为画面本身的说服力受到限制，影响叙述的逻辑性时，就用语言来说明。例如关于“严迪”(一种抗生素)的广告：一位带眼镜，着西装的男士手拿教鞭指着身后写有“严迪”的药盒说：感冒是由大肠内的支原体和因原体······病毒引起的，严迪可以有效地消灭以上各种病毒······这一条广告画面突出的有三点：一是介绍药品的知识分子(这种衣着在公共场合作为知识分子的符号)，二是关于病菌的专业术语。三是把这种典型的课堂教学的方式搬上广告屏幕。这三点联系起来产生的意义是：肯定知识分子在大陆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涉及到专业问题时，知识分子有发言的权利，知识分子说的可信。知识分子又是以追根问底为特色的；肯定课堂说教的有效性。希望产生的效果是：这种药的疗效是可信的。

另一条广告为了突出这类意义，一开始就说：全国有多少教授、院士、博士研究生、科学家、学者的研究证明这种药好。尽管广告词的作者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头衔哪个大？但他尽可能把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各种称谓都罗列出来，以显示权威性。

这种说服力主要靠概念——社会上的某种共识讲述一个意义支持，有赖于观众对画面的“良苦用心”的理性解读，而不是靠“闪烁跳跃”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类广告如果离开了大陆的文化环境，同样令人费解。

（三）

以上分析得出四点结论：

1、意识形态并非一组静态的世界观，而是不断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中复制出来的动态社会实践。实践过程也是个体对自身、对其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认同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的管辖下，臣属于它。[1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将人们塑造成符合优势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大陆和香港有着同种文化传统（汉语言文化）的血脉，这是两地文化相同的前提。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制度以及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是这种差异的生产前提。当我们把差别放在文化形态层面寻找原因时，意识形态的差异凸现出来。在有可能对广告创意形成影响的诸多因素：地域差异、语音差异和习俗差异等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最大。

2、在大陆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政治观念由于和国家的行政体制的一致性，使其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价值体系、日常生活观念、行为规范等中处在了支配地位，其他方面都向政治观念自然妥协。

3、这种自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受政治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和国家利用政治机构强行控制不同，它主要靠贯穿在大陆泛政治化的话语环境中实现其目的。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任何的文化实践都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国家的政治目标。

4、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实施和香港回归大陆，政治“向北望”[19]，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力量在社会构建过程的不断增加分量，香港、大陆两地政治会逐步沟通、妥协，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可能减弱。

注释：

[1]《文化帝国主义》第20-30页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同上。

[3]《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4]《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17页麦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艺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文化研究读本》罗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阅读香港文化》第87-90页吴俊雄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8-269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8]“颠覆”在此处是指对传统和习惯的反叛。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9]《文化研究读本》第22-23页罗钢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1]《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12]《广告！广告》第145-146页李悦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13]《为我所用：广告中的文化资源盗用》陶东风《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3版

[14]隐喻：根据罗兰·巴特的解释，隐喻是指在完整意义的构建过程，在同一类符号（意义相近、相似、相对）中选择一个适合在此处安置的符号的能力。参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p169-1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注：由于文化的差异，能够归入同一类的符号也有了差别。

[15]《后现代文化导论》第1-4页康纳著唐维敏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异化理论论文例8

1 引言

语境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概念,最先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985年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多大反响,在之后的30年中,语境理论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讨论语境这个问题,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个概念,并把它应用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和理解之中,并于1935年提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概念,语境研究才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语境理论认为,交际过程中有种种不同的语境,而不同地区因为所处的语境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如果从语境理论角度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这些文化差异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同时通过这样的分析,人们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 语境理论

霍尔(hall)在1976年出版的beyond culture书中提出并区分了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

根据霍尔的表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界定: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文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霍尔进一步提出高语境交际和低语境交际,“refers to the fact that when people communicate, they take for granted how much the listener knows about the subject under discussion. in low-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knows very little and must be told practically everything. in 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is already "contexted" and does not need to be given muc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及交际的特点差异较大:高语境交际中,符号所引发的意义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际双方的共有的文化知识;依赖于人们思想预先设定的、先入为主的程序来传达信息。高语境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语较少,对言语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多地借助于非语言语境;低语境交际则相反。

通过对比,霍尔得出结论: “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samovar, 2000:98)

3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下的中美文化差异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语境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的中美文化差异有很多:

(1)直接与间接交际方式的差异

高语境和低语境的不同决定了直接与间接的不同和交流方式。美国人愿意坦率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人则喜欢以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交际的过程中,中国人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感觉和面子问题习惯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隐蔽起来婉转地表达出来。为了避免双方尴尬, 我们常试图利用表情, 身势来暗示对方, 其真正意图有时很难从字面上判断。美国人则截然相反,他们不愿意受别人施加的影响,所以在表达时多是坦率直言。事实上,西方人有时不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不善于察言观色,往往会引起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

(2)成功交际责任所属的差异

在低语境中,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所以美国认为对交际成功负责的是说话者或作者,他们应该通过言语将意思表述清楚。如果言语没有完整清晰地表述意思,听者和读者可以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说话者将这理解成积极的行为,因为它表明了听话者理解了并希望更全面的理解。而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话者不必在言语中完整精确地表达意思,听话者有责任通过注意言语表达的语境来阐释言语的意思,他们期望听话者在阐释信息意思中负更多的责任,发挥语用推理能力,进而推导出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也习惯于并善于从身体语言、沉默等话外之音中去寻找意义。

(3)用语方面的差异

相比中国人,美国人不注意非言语传达的信息。当他们做出回应时,他们是回应人们所说的而不是回应人们是怎样表现的,而对情景,参与者的角色等语境因素不予注意。通常中国人在理解这些语境信息的意思是没有困难的,当中国人看见美国人不能或没有对语境信息做出回应时,他们会认为美国人对他人的感受不敏感。美国人确实也使用一些表达问候、谢意的礼节用语,但是这些固定短语和惯用语在低语境中的作用比在高语境中的小得多。由于作为低语境的交际者的美国人希望其他人说的话信息量大,所以他们常常误解礼貌用语的意思。低语境的交际者常常不满高语境的交际者在言谈中使用套话,他们希望所有的言词都有意义。

4 结语

由于语境不同,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已经、正在而且还会给中美跨文化交际带来困难。从语境理论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研究高低语境文化及由其决定的高低语境交际,对于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实践必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samovar, l.a, poter, r.e&stefani, l.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异化理论论文例9

中国正以飞速的发展与世界接轨，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越来越多。中（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也对交际礼仪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在中（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人际交往。但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一、打招呼

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吃饭了吗？”“到哪儿去？”“上班呀？”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Haveyouhadyourmeal？”“Whereareyougoing？”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西方人见面，通常招呼道：“Hello！”“Howdoyoudo！”“Niceday,isn’tit？”

二、感谢

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象“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you”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

三、招待客人

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yourself，Please！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再见，走好啊！”“你们进去吧！”“请留步”等。而西方人只说：“ByeBye！””Seeyoulater！””Seeyounexttime！””Goodnight！”

四、节日礼仪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Year’sDay）处，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theSpringFestival,theDragonBoatFestival,Mid—Autumn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Day（情人节），Easter（复活节），Aprilfool’sDay（愚人节），ThanksGivingDay（感恩节），ChristmasDay（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五、词汇语言的文化

英语词汇在长期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地从词汇本身做出主观评价。比如red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英语里有“red—letterdays”（节假日）。尤其在中国，红色象征革命和社会主义等积极意义，但在英语中“red”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flag”（引人生气的事）。还有当看到商业英语中的“inthered”，别以为是盈利，相反，是表示亏损，负债。

在教学中，文化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地，自学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比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教学中。又如：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等。

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六、文化等级观念

中（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谚语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workinghard,evencowboycanbe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秘书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进入WTO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文化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

【2】方文惠主编，《英汉对比语言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异化理论论文例10

沈从文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颗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小说，并分别建构了各自独特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新旧文明撞击下的人、社会、文化。所以，对二人进行比较不单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西方作家在乡土文学这一共同母题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户。

一以人性为核心的文化批判

人性，是人类普遍的、共同的本质。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都在作品中用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永恒的主题作了风格各异的阐释，沈从文与哈代也不例外。这两位文学大家不谋而合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在现代物质文明之下的人，关注生命存在的健全与缺失。人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核心和归宿。

从边城走来的沈从文，接受了湘西文化的熏陶，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契合。他始终从人性的角度去打量世界，表现理想中的人生形式。柏子率真而又粗犷;翠翠纯真而又温柔;萧萧勤劳而又单纯;天宝和摊送胸襟坦荡，洋溢着原始的生命强力。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投射出了最本真的人性和最自由的生命情态。而且，他还大胆地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媚金渴望得到，花脚苗族寡妇追逐，青年男女自然野合，形象地淦释了人性的深层内涵—原始的、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机。在他的笔下，“湘西世界”是一个充满人情美、爱情美、生命力旺盛的化外之境。另一方面，对于扭曲变形的人性，他也予以了强烈的批判和鞭答。《龙朱》、《柏子》、《萧萧》、《丈夫》演绎了在异质文明的挤压下，乡下人灵魂的堕落史。

哈代的“威赛克斯”小说创作始于《绿茵下》，在这部作品中他已有意识地将叙述重点转移到人性这一主题。在其《小说与诗歌总集序》中，他曾谈到:“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类本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我对这种想法一直坚持不舍，所以，即使有时本来比较容易超越国界，使故事叙述带有更多的世界性色彩，我还是固守在威塞克斯界限之内，不越雷池一步。”①他塑造的人物，特别是早期作品中的，都表现出坚毅、刚强、勇敢的品格。虽然他们接连不断地遭受打击，但却始终不向环境和命运低头屈服，为实现人生理想排除万难。随着创作的深人，哈代惊异地发现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扼杀，也目睹和感受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对立。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自在的生活、古朴的民情已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取而代之的是以苔丝和裘德为代表的广大的乡村人民在现实与理想、灵与肉的冲突中被压垮、被撕裂。于是，在《绿荫树下》和《远离尘嚣》中，哈代苦苦地找寻着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家园，反复吟唱着美好自然和完美人性的挽歌。

表面上看来，二人的作品都反映了生活在“湘西世界”和“威赛克斯”王国里人物命运的变迁与完美人性的失落。归根究底，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浸润和滋养这些乡村居民的文化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内涵的核心部分是由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构成的，人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哺育其成长的文化的变化。所以，通过考察人物命运和关怀生命本真，二人将笔触延伸到了现代文明重压之下急速蜕变、衰败的传统乡土文明与文化。而有特殊的时代语境使两位作家一致采用了文化批判的姿态:沈从文的创作高峰期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文明演进的蜕变时期。哈代生活在维多利亚王朝末期，即新兴的工业社会蓬勃发展，宗法制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被取代之时。

恩格斯说过:“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是意味着相对的退步，这时一些人的幸福与发展是用别一部分人的痛苦和受压抑为代价而实现的。”②在二人眼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乡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场及其痛苦的变革，现代文明俨然是一种践踏传统美好价值、扭曲人性的异己力量，宗教、法律等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束缚、阻碍着人对理想的追求，人沦为了现代文明的牺牲品却浑然不觉。为此，二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文化批判。

沈从文构建了“湘西世界”的对立面—“都市世界”。他挥动手中的笔，剥去都市人的楚楚衣冠，尽情展露他们的虚情假意。他们或是油腔滑调的市井之徒，或者是趋炎附势的卑鄙小人，又或是自欺欺人的愚昧大众。总之，在这类小说中，我们可以窥测到都市人的种种丑态。在湘西的边城小镇，现代文明的浪潮滚滚袭来，在人们头脑中尊严和耻辱之间的界限已不那么分明，“利”与“义”之间的天平慢慢倾斜，勤劳、质朴、正直等传统美德以及原始的生命强力正加速离开古老的湘西世界。翠翠和摊送的爱情在“渡船”与“碾坊”的较量中最终是走向了悲剧。因此，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共生，以及为理想人性寻找“诗意”的寄居地就成为了沈从文边城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哈代身为乡土文明的产儿，他的小说敏锐地反映了19世纪末英国农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迅速崛起的工业文明给农业文明以及深深植根于其中的乡村居民带来的极大伤害，也无比痛心地披露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悲剧命运。盖布利尔(《远离尘嚣》)、克莱姆(《还乡》)、苔丝等人物都是传统文化的血肉化身。通过他们，哈代揭露了现代工业文明践踏传统文明和反人性的一面，描述了在新旧两种文明的双重压力之下，人类精神世界里的分裂和危机，使现代与传统间的交战得以形象化、具体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压抑为代价的。两位作家将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各自的艺术世界中深入地探讨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与乡土文化。在向人类本性深处开掘的过程中，发现了生命的不确定性里具有永恒价值的人性本真，也洞察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明的蚕食、扼杀。

二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精神流浪者

综观二人的小说，乡土世界与现代都市的二元对立是其文化批判的主要模式。在朴拙宁静的乡村世界与纷繁嘈杂的现代都市的夹缝中，立足人性这一基点，由乡土世界观照城市，或从城市反观乡土，城与乡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被隔离的世界。尽管二人力图站在边民或村民的立场来展开叙述和描写，但实际上不论是野蛮神秘的“湘西世界”，还是封闭落后的“威塞克斯”王国，都在一种双重目光的审视之下。

具体说来，沈从文凭借着“乡下人”的高尚品德和原始生命强力，在心理上蔑视、鄙薄都市人，大力颂扬在扭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生活在边城的人们保留了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实现了生命的自主自为。但是这种“乡下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样，秉持“乡下人”评判标准的沈从文就只是都市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已，他依旧孤独。同时，他也发觉边城其实是一个古旧的未开化的世界，而他引以为骄傲的精神后盾在异质文明面前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他开始反思古老的乡土文明。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挽救这种自然、纯美的乡村人生形态的唯一途径是唤醒沉睡中的生民们。然而，他却不敢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他犹疑了，退却了。

哈代与之类似。他的一生见证了英国农民阶级的逐渐消亡，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村宗法文明的吞噬。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理性上认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认为威塞克斯被带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身为乡土文明的杰出代表，他在情感上深深地眷恋着宗法制社会里的淳朴生活和传统美德。在金钱的腐蚀下，这些美好的事物或发生了质变，或走向消亡。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人了贫困、破产的悲惨处境，精神世界也被无情地卷入了工业文明的体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人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无所适从。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残酷的、违背人性的但却又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变化趋势，哈代为此陷人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一生中都在寻觅理想的价值观和信仰。这种双重价值尺度的文化批判恐怕首先要归咎于，二人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二人集“‘乡下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于一身，这直接导致了双重价值尺度的产生。我们来看一下二人及其相似的生活经历。沈从文与哈代都出生在偏僻边远的乡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既是他们文学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美的自然景色、闲适的田园生活、传统的风俗习惯、古老的传说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现代都市，而都市却并未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生活中，他们目睹了种种黑暗、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遭到了都市人有意无意的歧视和排挤，深感与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人。于是，在内心深处，对都市生活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对故乡和童年美好回忆的眷恋也在不断滋长。为了宣泄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为了发泄对傲慢的都市人的不满，二人以各自的故乡风土为背景和原型建构了“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鞭挞践踏传统、违背人性的现代文明。但这两位经过了现代知识洗礼的思想先驱也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车轮不可逆转，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更不幸的是，当他们“逃回”故乡时，发现乡土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朴素的民风逐渐瓦解，乡村居民的道德价值跌落，到处都是丑恶的现实，坚守乡土的理想随之破灭。于是，他们始终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当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发生变更，人们就被迫遵循新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可当新的价值标准的根基尚未稳固之时，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常常在接受这样一套全新的标准的过程中也萌发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希冀在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所以，虽然他们一次次地重复着返回故乡的精神之旅，但他们认同和眷恋的乡土世界正在飞一般地离他们远去。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思想、气质与一心向往的现代都市生活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他们既不属于乡土也不属于都市，而是以一种边缘人的姿态远远地观望、审视这两种文化形态。所以，他们是游离、徘徊在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流浪者”。

由此可见，二人在精神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浪者”。他们疏远和排斥以都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也不愿亲近渐渐腐化、堕落的乡土世界。在双重的压力下，他们想为自己的灵魂找寻一片栖息地，却发现无处容身。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也使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批判这两种文化形态。这可谓是二人在文化批判中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根源，也是二人努力营造特异的艺术世界的原动力。但回过头来一想，也只有像沈从文、哈代这样的精神流浪者，才可能创作出在文学史上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洞察两种文化形态的冲撞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只有他们才能清醒地在审视现代的同时又反思传统。

三不同的选择与出路

沈从文与哈代都试图找到解除逐渐消失的乡村世界和迅速崛起工业社会二者之间对立冲突的办法。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湘西世界”的蜕变还处于最初阶段，仅有沈从文这样的思想先驱才能意识到两种文明间的冲突、两种价值观的矛盾。而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面对乡土社会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浸漫而颓然解体的现实，两位“精神流浪者”在各自的文学世界中不断求索并找到了不同的出路。

沈从文怀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投身于文学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③。他鼓起勇气，以完善道德和人性为宗旨建构他的文化故乡。湘西小说就是他这一哲学的艺术再现。他虚构了理想中的故土湘西，在这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了最高的审美批判标准。他努力挖掘故土人民的善良、淳朴、正直，而有意略去了乡村生活的落后、贫困，也忽略了乡民的愚昧、无知、鄙陋。他的力作《边城》就是这种“乌托邦”式的追求。小说不仅展现了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宁静自然的生活环境，古朴淳厚的世风民情，而且人与环境、人与人的矛盾、对立因为爱而消解，一切都笼罩在友爱和谐的氛围里，爱成为了构筑社会、弥合人际关系的纽带。并且，他“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人到老边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④，从而“弓}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由此可见，沈从文坚持唯美主义的原则对边城、边民进行了审美化改造，表现了其理想的人生形式，也传达了其以爱与美的理想重建民族精神与美德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