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语言学论文例1

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文化活动。无论论文联盟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实践都有着几乎和语言一样悠久的历史。古代不同部落、民族在交往和发生冲突时,都少不了翻译。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会产生理论,翻译理论也不例外。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顾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史,特别是回顾构成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上述主要发展路线,我们不难发现: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再到现代,虽然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发展高峰,但就整体而言,自20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则可视为迄今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二、西方翻译理论思想派别分类

谭载喜曾说道,如果从思想流派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现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也许更能反映出新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清晰可见的路线串联起来的。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另一条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西方的翻译理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两种倾向,在后来还出现了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争。本文意在抓住此两条理论线,也即两派翻译论点进行比较分析。

三、文艺学派译论与语言学派译论述与分析

1.两派人物代表及其理论主张

文艺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一直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代表有古罗马西塞罗、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和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在苏联国家,文艺学派翻译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楚科夫·斯基、卡什金、索伯列夫、加切奇拉泽等。楚科夫·斯基在其《崇高的艺术》一书中,用大量的翻译例子论证了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由此说明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一种形式,属于美学的范畴。

在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 成为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语言学派的出现早在古罗马后期奥古斯丁等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始,一直延伸到20及21世纪形形的现代语言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主要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从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奈达、卡特福特、纽马克、莱思、诺德、贝克、海蒂姆和梅森等。

2.两派翻译理论对比分析

(一)宗旨不同

文艺学派重在主观的创造性,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以接受美学为取向, 认为翻译语言是艺术创造的产物。如古罗马西塞罗提出的翻译应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和力量的观点,十八世纪泰特勒打出翻译是艺术的旗号。他们认为虽然文学作品是语言的产物,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对创作来说技术只起从属作用,是手段,不是目的。翻译的实质是,在译文中再现原作内容与形式统一体中所反映出的艺术真实,它属于美学范畴。翻译作品应尽可能多的展现其艺术效果和艺术魅力。然而,语言学派崇尚翻译是一门科学,意在寻找到翻译的客观规律。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 力主翻译的语言科学性质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是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雅柯布逊。

(二)标准不同

文艺学派认为,文学翻译语言上对应和艺术上对应的区别,取决于译者是追求译文与原文词句的形式对应,还是寻求二者的艺术对应。文学翻译对比的是译作与原作的整个形象体系。卡什金强调,语言是“表达一切文学的基本手段”,但是“文学翻译的基本任务,并不在于复制原文的语言,包括语言结构要素,而在于考虑到语言系统的不同,艺术地再现原文中的形象”。语言学派认为,“等值翻译”(或称“等同翻译”、“等效翻译”)首先语言上要对应,即译文与原文的相应语言或话语单位应具有相同的意义。费多罗夫给翻译的等值定义为:“从思想内容到修辞功能与原作完全一致”。巴尔胡达·罗夫认为是“在保持内容不变(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

(三)方法论不同

文艺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特点是用形象译形象,即用不同语言塑造同一形象。翻译改变的是语言,而不是艺术形式,艺术形式是通过新的语言手段来实现的。以形象译形象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译文语言能够达到与原文的艺术等值。语言学派认为,要达到译文与原文等值,就要通过再现原文的形式特点,或创造这些特点的功能对应物来传达原文特有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就需要使用一些在形式上往往与原文的成分不同,但在整体上却能完成类似表现功能的语言手段。因此,语言学派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翻译方法如:“层次翻译法”、“语义传达法”、“功能等值法”。

(四)翻译主体要求不同

对比语言学论文例2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许钧．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杨自俭．关于建立对比文化学的构想［A］．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对比语言学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6)09－0070－02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许钧．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杨自俭．关于建立对比文化学的构想［A］．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对比语言学论文例4

一、前言

二十世纪初，索绪尔提出了“零符号”的概念，此后中外语言学界对“零度”理论不断进行探究，逐渐发现了该理论的深层内涵，推动了零度偏离理论的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语言中的偏离现象从未停止过关注，偏离理论的发展也日新月异。然而学界对偏离现象对比研究的关注不够多，本文选取以下两篇具有代表性的对比研究论文展示和分析近年来语言偏离对比研究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并根据分析后得到的启发，对该领域的对比研究进行浅层探讨。

二、语言偏离对比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1、冯琳等：英汉广告语言偏离现象对比研究——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例

本文以零度偏离为理论研究基础，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和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研究预料，对比分析了二者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方面的语言偏离现象，找出它们在语言偏离方面的相似点和差异，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使大连品牌的广告语得到更好的发展。

文章首先介绍了零度偏离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指出了零度偏离观念的普遍性，并通过介绍正偏离和负偏离引出了在广告语的撰写中通过使用语言的正偏离手段为广告增添色彩，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接着作者具体通过语音偏离、词汇偏离、语法偏离、语义偏离等四个方面对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广告语的偏离现象进行了对比。

在语音偏离的对比中，作者主要对比了大连广告和英语广告中的押韵和谐音现象，并得出了以下两个结论：英语头韵多尾韵少，汉语尾韵多头韵少；二者都广泛体现了语音偏离中的谐音现象。但作者并未对押韵所体现的偏离理论结合实例进行分析，缺少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对于词汇偏离，作者从造新词和掺杂外来语两个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但“造新词”并未在大连广告语中有所体现。语法偏离中，作者通过改变词性、改变词序、省略结构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对比，由于汉语本身的语法特点，改变词性的偏离未在大连广告语中大量出现。语义偏离的分析中，作者列举了二者对辞格的使用以及在语义色彩方面的体现，通过褒贬错位实现词语附加义的正偏离，达到正面效果，起到扩大广告宣传吸引注意力的作用。

2、李晗蕾：中西零度偏离理论比较研究

本文从零度偏离的重新发现、理论本源、体系和方法、研究意义等四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中西零度偏离理论的异同。

作者指出，零度理论作为普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从二十世纪初就有“零符号”的概念提出。二十世纪后期，比利时列日学派的新修辞学对零度理论作了重新发现，它继承了古典修辞学的传统，把偏离作为操作概念运用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级，其中最主要的偏离操作是词汇层面的修辞格。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言学界在零度偏离领域也有了新的探索。与西方修辞学相比，中国修辞学的零度概念更宏观，零度不仅指语言的零度，也指与语言应用有关的四个世界的零度。偏离和语言零度、物理零度、文化零度、心理零度都有关系。这些偏离概念的重新发现是中国偏离理论的重要研究成果。尽管中国的零度偏离理论较晚于西方，二者共同的学术本源即为大陆结构主义。

作者分别选取了中国零度偏离理论的代表作：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和西方零度偏离理论的代表作：列日学派的《普通修辞学》，通过分析比较，从目标和范围、研究对象、理论体系、方法论原则四个方面具体对中西零度偏离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理论目标是建立“零度-偏离模式”，从表达效果出发建立表达模式系统；但后者的理论目标则是建立“诗语模式”，用语言学程序描写诗学语言，建立一个辞格系统。前者的目标基于语言本质，结合了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

后者基于诗学语言，目标过于理想化。但不排除随着语言学家对零度和偏离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修辞学理论的不断完善，能够越来越接近后者的理想化目标。

三、浅谈语言偏离对比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无论是理论对比方面，现象对比分析方面，还是学科比较方面，关于语言偏离的对比研究都寥寥可数。近些年来，语言学界对于语言偏离现象、语言的超常规使用都有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对于偏离的分类，偏离的语用功能，偏离的研究价值都有不少新的建树。然而鲜有中外偏离理论、偏离现象的对比研究。

关于语言偏离的研究，在概念界定（超常规和偏离）、语音偏离、社会语言学、跨学科等方面都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笔者认为，这些偏离研究中的弱势领域都可以尝试从对比研究的角度切入进行深层发现。

例如语音偏离，在《英汉广告语言偏离现象对比研究——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例》一文中，作者在文章的语音偏离部分作有如下分析：“英语广告中，撰写人有时会使用押韵这种修辞方法，分为头韵和尾韵，使广告词更富有节奏感”所举实例为女士泳装广告语：“flah，dash，classic splash！”（押尾韵），作者分析“尾韵[？]可以使人联想到东西落入水中或人跳入水中时发出的声音”。然而在中文广告的例子“海鲜美食好，当属三山岛”中，除了作者缺少的深层解释说明外，读者也感到疑惑：此例中的语音零度何在？偏离又何在？如果仅仅是押韵，何以作为一种语音偏离的现象？尚且不论作者所举此例恰当与否，实际上不少人在分析语音偏离的时候都简单地将大部分甚至所有押韵（抑或谐音）当做语音偏离去分析。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偏离研究的精神：没有零度，何来偏离。在上例英语广告中，尾韵的零度为国际音标的标准发音，而广告中却采取了该音与物体入水声音的相似点，便使其发音更接近水声而对原标准音的发声作了一定偏离——如果我们能够进行丰富的对比研究，将中外语言偏离现象的偏离规律进行比较分析，相信更易实现新的研究突破。

总之，语言偏离的对比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深入，我们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视角，加大研究力度，同时促进语言偏离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琳等.英汉广告语言偏离现象对比研究——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例[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2（7）.

[2]宗守云.文体学偏离理论与修辞学偏离理论[j].毕节学院学报，2006（2）.

[3]李晗蕾.中西零度偏离理论比较研究[a].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辑——暨王希杰修辞思想研讨会论文集[c].2004.

对比语言学论文例5

语言系统中，名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吕叔湘先生指出的那样：“构成句子的最根本的词类是名词和动词；除特殊情况外，光有名词，没有动词，不能成句，光有动词，没有名词，也不能成句。”[1]组成句子的基本结构是动核结构和名核结构，一个动核结构是由动核和动元（动核所联系的强制性语义成分）组成的；而充当动核和动元的正是动词和名词。一个名核结构是由名核和名元组成的；充当名核的是名词。因此，在研究句法结构时，只研究动词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名词。显然，在汉语和维吾尔语的对比研究中，名词的对比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两种语言名词的对比研究，找出两种语言名词在语法特点方面的异同，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两种语言的结构特点。

一、语名词对比研究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1.对比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比研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认识语言的特性。只有比较才能发现特点。在对比的过程中引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从而促进整个维吾尔语言的理论研究。比如我们在该研究项目中运用的“三个平面的语法观”“格语法”“配价理论”对于维吾尔语来说都是崭新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的引入有利于维吾尔语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不仅可以促进维吾尔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还能促进维吾尔语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研究。

2.本选题从名词的对比入手，从语言形态类型的高度去认识汉语作为孤立语、维吾尔语作为黏着语的本质特点，从而为丰富语言形态分类和句法特征分类的理论提供例证，同时又以丰富的实例证实形态分类和句法特征分类的局限性。这将为普通语言学、类型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汉语和维吾尔语分属于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差异，但由于思维的共性、双语环境等多种因素，也有不少的共性。通过名词的对比研究，揭示两种语言在与名词有关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有利于普通语言学、类型语言学的研究的发展。

3.为对比语言学提供具体语言对比的语言事实。从运用的理论、方法、范围和涉及的层面来看，本课题算是对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一定程度上可算是开拓性的研究。汉语和维吾尔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其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虽然也有对比研究的部分成果，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名词进行比较全面的对比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两种语言的名词进行较为全面的对比研究，为他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帮助，为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做出贡献。

（二）实际意义

1.本选题从理论上对两种语言名词的异同进行深入、详尽的对比分析，从而为两个民族互学语言的双语教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在语言学习中必须运用对比研究的成果，因为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摆脱不了母语的干扰。在教学过程中这种干扰不能忽视，而应该通过母语和目的语的对比解释排除。因此本课题的研究结果对新疆双语教学有益。

2.本选题不仅对于第二语言的语言教学有实际意义，而且对于两种语言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也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因为翻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把源语的内容尽量完整并全面地转换成目的语，因此首先必须了解两种语言的共同点和细微的区别，而这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二、语名词对比研究的学术背景

（一）对比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是在20世纪产生的，是语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当然，语言的对比研究的历史要长一些，但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stics）这一术语是美国人种语言学家沃尔夫（B.L.Whorf）于1941年提出的（许余龙，2000）。他的《语言与逻辑》（1941）分析了语言的差异。C.C.Fries从1945年起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都讲到语言对比问题。他认为语言教材的编写应该建立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这为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尊定了基础。从此以后，欧美各国出版了一系列理论和应用对比语言学论文集以及双语对比丛书和专著，召开了多次关于对比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随着对比语言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对比语言学研究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色列、埃及、伊朗、约旦、俄罗斯等国，也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展，其成果可以在《应用语言学》《国际应用语言学评论》等著名的学术刊物和论文集中看到。对比语言学随着现当代语言学的总的发展方向而发展。越来越多的对比语言学著述问世，其中有关于对比语言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有涉及语言不同层面（从语音到修辞，从具体的语言单位到语篇）的研究。对比的范围也在扩大，从初期的语言系统的对比分析，逐渐转向语言行为、语言实践的研究。对比的方向涉及当代语言学的内容，涉及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符号学等等。

在汉语界，最早涉及语言对比的是《马氏文通》（1898）的作者马建忠，他仿照英语的“葛朗玛”草创了第一部在西方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

在维吾尔语研究领域中，最早涉及语言对比的是《突厥语大辞典》（1074）的作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他对突厥诸族语言与阿拉伯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对突厥语语法（与阿拉伯语法进行比较）、词汇、语言作了与众不同的诠释。这比欧洲19世纪末才开始进行的比较语言学还要早800余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马氏文通》和《突厥语大辞典》之后，都没有产生一个成系统的研究理论体系，因此不能算作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作品。

（二）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汉语语言学界最早由黎锦熙先生在《比较文法》（1933）中将汉语和英语的句法进行了比较。赵元任先生在1933年发表了关于汉英语调对比的论文《英语语调与汉语语调比较初探》（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 and Its Chinese Equivalents），随后，吕叔湘的《中国人学英文》（1947）出版了。在我国，对比语言学真正为人们所重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许多人开始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进行语言的对比研究，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等方面对汉语和外语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中国语言对比研究从此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语文》《中国翻译》《语言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等学术期刊和各高等院校的学报纷纷刊载语言对比研究的论文，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对比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集。就对比的语种而言，英汉对比处于领先地位。如：吴洁敏《汉英语法手册》（1982），任学良《汉英比较语法》（1984），张志毅《汉英比较语法》（1984），徐士珍《汉英语比较语法》（1985），杨自俭、李瑞华《汉英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王福祥《对比语言学论文集》（1992），王还《汉英对比论文集》（1993），万惠洲《汉英构词法比较》（1989），熊文华《汉英应用对比概论》（1997），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等等。除此之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对比语言学一般理论和方法的专著――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概论》（1992）。目前，我国的语言对比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有关汉语与其他外语对比研究，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等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对比研究。

（三）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

近年来，在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总论性的论著，如：严学的《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1985）论述了中国对比语言学的任务，尤其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当代形式、变换、干扰及其对应关系。提出在对社会交际、语言教学、文字翻译和母语本身进行研究的同时，系统地进行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戴庆厦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1992）在探索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少数民族转用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等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汉语与少数民族语法比较》（2006）一书，内容包括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对比的理论方法研究。王远新的《中国民族语言学史》（1993），在论述我国的几种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史的同时，还论述了汉语与部分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以及对比研究的情况。此后，对汉语和具体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的论著不断问世，如：张元生、罩晓航编著的《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1993），贺又宁的《汉，苗语言里几类词的语法特点比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4/3期），柳英绿的《朝汉语语法对比》（1999），伟景熙的《中韩名量词对比研究》（《济南大学学报》2002/3），哈斯额尔敦的《汉语与蒙古语语音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4），拉都的《汉藏并列复句的比较与翻译》（《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成燕燕的《汉语和哈萨克语反义词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3期），韦达的《汉壮语的词类活用》（《河池师专学报》2003/1期），戴庆厦、邱月的《藏缅语与汉语连动结构比较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8/2），戴庆厦、范丽君的《藏缅语因果复句关联标记研究―兼与汉语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1），李春风、齐旺的《近十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比研究概况》（《民族翻译》2011/3）等等。这表明我国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随着双语教育的全面开展，在不断地发展。

（四）汉语与维吾尔语对比研究

与汉语和上述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相比，汉语与维吾尔语的对比研究起步更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为止在这一领域已问世的著作有：刘珉的《共时对比语法》（1991），张玉萍的《语法对比》（1999），张洋的《语语音对比研究与维吾尔语音析辨》（1999），马德元的《对比词汇学》（2004）等，对汉语和维吾尔语的语法、语音、词汇做了对比分析。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且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其中有综述性的、专题性的，内容涉及语法、语音、词汇诸方面。比如，综述性的论文有：靳尚怡《对比研究的若干问题》（《语言与翻译》1989/2），高莉琴《语法对比》（《新疆大学学报》1990/1），阿布力米提・优努斯《谈对比语言学》（《新疆大学学报》1993/3维文）；专题性的论文有：乌丽亚《汉语维吾尔语代词对比》（《新疆石油学院学报》1995/1），普拉提・卡德尔《对比语言学与翻译》（《语言与翻译》1997/2），赵平《复句中关联词语的对比》（《新疆大学学报》1997/4），张洋《语辅音对比》（《新疆大学学报》1998/3），张国云《维、汉语被动句的对比研究》（语言与翻译1998/4），许伊娜《从对比的角度看维吾尔语副动词多谓项结构》（《语言与翻译》1998/2），张洋《语语音对比研究方法初探》（《语言与翻译》1999/1），马德元《语词的结构形式对比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0/1），王新青、艾克拜尔・库尔班《语序数词对比》（《语言与翻译》2000/1维文），莎尼亚等《论量词的小类及其特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1维文），阿依夏木姑丽・阿布都热西提《维吾尔语数词与汉语数词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2001/2），吐尔尼沙・肉孜《形容词的使用对比》（《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2/3），阿依西姑丽・卡德尔《论语被动句》（《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2维文），帕尔哈提・阿帕尔《论汉语与维吾尔语的礼貌用语》（《新疆社会科学研究》2003/3维文），徐春兰《语基数词称数法对比研究》（《语言与翻译》2003/2），赛比燕・吐尔汗《符合词对比》（《民族翻译》2010/3），李芸《语修辞对比研究概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5）等等。

（五）语名词对比研究的现状

汉语与维吾尔语名词的对比研究成果并不多。刘珉在《共时对比语法》中，张玉萍在《语法对比》中，曾就维吾尔语名词研究的现有水平，两种语言名词的定义、语法特点、分类等做了简要对比分析。除此以外，上世纪80年代起在各种学术期刊上不时可见有关两种语言名词的对比研究成果发表。如，张鸿义《略谈现代汉语与现代维语名词的“数”》（《语言与翻译》，1885/1），白晓丽《汉语介词与维吾尔语的格》（《语言与翻译》1990/4），张玉萍《语名词构词法对比》（《语言与翻译》1999/2），骆惠珍《动物名词的联想与比喻》（《语言与翻译》2002/3），李素秋《名词在多重定语中的分布顺序及其理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10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0年）等等。

三、语名词对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语名词对比研究过程中须克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语言本体研究不够深入。由于语言本体研究的情况有差别，确立对比的基础时就遇到困难。比如词类的研究，汉语词类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曾进行过大讨论，对词类划分的标准和划分结果做过深入讨论。除了总论词类划分的著作外，还有对词类的专题研究成果，例如：王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2001），刘顺《现代汉语名词的多视角研究》（2003），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2000），王启龙《现代汉语形容词计量研究》（2003）。维吾尔语词类划分的问题虽然在有关著作中系统论及，但至今还没有反映专题研究成果的专著问世。因此，要深入进行语词类对比研究，或者说深入进行本选题的研究，必须在收集汉语名词研究成果的同时，要对维吾尔语名词做一些补充研究，搭建起对比研究的平台。

2.已有的语言对比研究成果的一般模式是对现象的异同做简单对比，对比描写比较粗略，缺乏细致深入的对比。这种现象牵扯到多种原因。首先，以上所说的两种语言研究水平的不平衡现象导致对比研究停留在表面现象。其次，国内外的新观点，新理论不能及时运用到语言对比研究，缺乏理论的借鉴、方法的吸收和更新。比如，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分析的“三个平面的语法观”，适合于分属不同类型语言对比研究的“格”语法、配价语法等理论都在汉语界广泛运用，而尚未吸收到对比研究中。这也导致对比研究的理论高度不够。此外，正因为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类型语言，要从语言类型特点的理论高度做深入分析，揭示产生异同的本质特点、内在原因等。这也是对比中所欠缺的。

3.语言应用研究比较薄弱。应用对比的目的是为双语教学、翻译、计算语言学等有关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其中指导双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是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对比研究的成果必须运用到双语教学中。而这正是一个薄弱环节。

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深入语言本体的对比研究。语名词对比研究是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尽量突破以上问题。

四、语名词对比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一）研究方法

在语法对比中，特别是在维吾尔语和汉语这样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语言的语法对比中，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因为维吾尔语是形态极为丰富的语言，而汉语则相反，汉语词汇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例如，维吾尔语名词有数、人称、格的形态变化，而汉语名词则没有。如果我们只限于形式（结构）对比，就会出现缺乏对比基础的现象，似乎觉得没什么事可做。但是，一种语言没有某种形态，这决不意味着该形态范畴所表达的意义在该语言中不能表达出来。因为除了形态范畴的形式特征以外，还有语言单位的排列形式（即语序）以及语法辅助词的应用等都是表达语法意义、实现语法联系的语法手段。语法手段具有一定的语法功能，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因而将语言单位组成一个语法结构。同样的一种语法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用不同的手段来表达，这些手段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层面。因此我们必须跳出形式系统的传统描写模式，从多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这样才可以真正了解这两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运行机制。着眼于这种差异，我们应借助三个平面的语法观的研究方法，从“句法、语义、语用”等三个平面来对两种语言名词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语法特点。

首先，从句法平面看，句法功能对比的必要性尤为明显。因为语名词在句法结构中表现出的形态特点虽然不同，但在功能上却有一定的共同基础。比如语名词都可以充当主、宾、定，受代词、形容词、数词、量词的修饰等。我们可以从这些共同基础出发，探讨其不同的体现形式。其次，从语义平面看，名词的“配价”和“格”反映的是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适用于一切人类语言。我们可以从这种共同基础出发，探讨“配价”和“格”在具体的语中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体现。最后，从语用平面看，我们将对比分析两种语言名词的有定与无定、回指、话题化等语用特点，及其在句法结构中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

（二）基本内容

语名词对比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再分类情况的对比分析。首先要介绍语名词的分类情况。对两种语言共同存在的一些小类，专有名词、抽象名词、以及几种特殊的名词小类：方位名词和时间名词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从分类情况来看，汉语名词的分类，尤其是后期的分类系统层次性较强，分类标准和目的都比较明确。而维吾尔语中对名词的分类的层次性不显著，分类标准方面有多标准并用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从两种语言共有的部分具体的名词小类的特点来看，汉语名词小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句法功能上，即与数量短语的组合规律上。而维吾尔语名词小类的特点除了表现在句法功能上以外，还表现在进入句子时出现的形态特征上。

2.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构词法的对比分析。对语名词的词法构词法和句法构词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名词词汇扩展途径中表现出的语言特征。在汉语中，句法构词法比维吾尔语使用广泛，其复合名词的词化程度也比维吾尔语的高。而维吾尔语的词法构词法更胜一筹，构词成分（尤其是后缀）的能产性和虚化程度很高。这恰恰是汉语的孤立语特征和维吾尔语的黏着语特征在名词词汇扩展途径中的具体表现。不过，汉语中大量的准后缀表明，汉语的词法构词法正处于发展中；而维吾尔语中句法构词手段也在渐渐成为很能产的构词手段。

3.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句法特点的对比分析。从句法平面入手，对语名词的句法特点，即名词在句法结构中充当的句法成分，名词与其他成分组合的情况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汉语表示句法关系的句法手段主要是语序和虚词，维吾尔语表示句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形态。在名词充当句法成分的问题上，维吾尔语中形态格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很大，大多数句法成分都有形态标志。当然与汉语一样，语序和虚词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次于形态手段。

4.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语义特点的对比分析。从语义平面入手，对两种语言名词的配价情况和格关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名词语义方面的特点。名词的配价指的是语义结构中名词的搭配要求。格关系指的是语义结构中名词所担当的语义角色及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形式。从语义格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形式来看，汉语作为缺乏形态变化的孤立语，其语义格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手段是语序和介词，而维吾尔语是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因此在维吾尔语中语义格的体现手段首先是名词的形态格形式，其次是后置词。从句法结构中承载语义格的句法成分来看，语义格在汉语中的分布情况比维吾尔语复杂。汉语的语序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比较大，而维吾尔语名词的形态格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比较大，所以，汉语中语序的变化将会导致句法成分的改变，而维吾尔语中语序的影响不象汉语那么大。因此，汉语中在表层能够体现一种深层格的句法成分比维吾尔语多。从名词的配价成分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形式来看，汉语中还是用语序和虚词，维吾尔语中通过形态格和后置词体现。

5.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语用特点的对比分析。从语用平面入手，对两种语言名词有定/无定、语篇中的回指和话题化现象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名词语用方面的特点。虽然汉语和维吾尔语都是无冠词语言，但是两种语言中都存在表示名词有定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具有可比性。在回指问题上，两种语言的篇章中某中事物都可能被不只一次地提及，形成名词的回指现象，只是其表示手段不同。在话题化问题上，两种语言中充当各句法成分的名词基本上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话题化手段来成为话题。在名词的有定和无定问题上，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有定与无定的表示手段有同也有异。首先，两种语言作为无冠词语言，其指示代词都是体现名词有定性的有效手段。两种语言都可以通过指示代词来表示名词的有定性。由于维吾尔语是形态发达的语言，因此还有名词的格，人称和动词的态等形态手段也可以表示名词的有定。汉语中虽然没有类似的形态手段，但“把”字句和“被”字句等句式中名词的句法功能和语序也能表示名词的有定。

从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回指情况来看，在汉语中回指关系的确定主要靠上下文，而在维吾尔语中先行词和回指词在人称上的相互一致的特点是回指关系的重要标志。

从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话题化现象中可以看到，宾语、定语、状语等大部分句法成分都可以通过话题化充当句子的话题，但是由于汉语句法结构中语序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比较明显，充当话题的成分的句法位置（充当的句法成分）往往会发生变化，一般成为主语。而维吾尔语的形态发达，句法成分的形态标志比较明显，其语序比较自由，所以一个句法成分往往可以以原有形式直接移到句首充当话题，而其充当的句法成分不用改变。从名词的有定与无定、回指、话题化等语用特点可以看到，就表达手段而言，在维吾尔语中形态变化的作用较为明显，在汉语中词与词的组合能力和语序的作用较为明显。

6.立足于语言形态分类的理论高度，在以上进行的细致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探讨两种语言名词的形态特征和句法结构特点，论证两种语言的结构类型特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语名词对比研究过程中，必须从语法分析的“句法、语义、语用”等三个平面入手，把结构（形式）对比和功能对比结合起来，把具体理论对比和具体应用对比结合起来，在“由意义到形式”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适当使用双向对比和单向对比两种分析方式。即两种语言相互平行对比，互为出发语与目的语。尽管从总体上看，汉语属于分析语，维吾尔语属于综合语，汉语属于孤立语，维吾尔语属于黏着语，但是以上的对比分析说明，没有一种语言是纯粹的分析语或综合语（或者纯粹的孤立语或黏着语）。汉语以语序和虚词为主要的句法手段，也要兼顾词与词的组合能力；维吾尔语以词形变化为确立句法关系，但语序和虚词的运用有时也很重要。更何况处于双语环境之下的汉语和维吾尔语的结构特点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都处于发展的状态中。汉语的黏着成分在发展着，维吾尔语的复合成分和外部的手段也在不断发展。

（本文系新疆大学博士毕业生科研启动基金项目[BS0602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面向双语教学的名词对比研究[09XJC740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基于语料库统计分析的现代维吾尔语名词研究[11CYY054]。）

参考文献：

[1]吕叔湘.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开幕词[A].句型和动词[C].北

京：语文出版社，1987.

[2]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对比语言学论文例6

当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母语语言能力培养和母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对于中文院系发展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中文专业是基础专业，普遍分布于各类大专院校，而各类学校对中文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在师范类院校中，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目的比较纯粹，一般是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综合性大学文学院中文学科人才培养更为多元化，就业去向不一，课程体系设置需适应由此带来的复杂性。目前中文教育和人才培养面临一些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一是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社会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期望逐步上升，但在校大学生实践经验欠缺，应用能力低下，成为目前整个高校毕业生就业体系的矛盾焦点之一。随着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文学科发展迅速，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诸多交叉学科，各校也纷纷开办了新的专业如汉语国际教育等。二是中文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如中文院系各专业特色如何进一步凝练，如何克服新兴专业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瓶颈等。三是中文专业教育与整个大学教育的协调发展。目前不少综合性学校纷纷筹建本科生院，大力推行新的培养方案修订，拓展通识教育，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权利和机会，力争向国际化规范化靠拢。如何协调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培养高素质、宽口径的中文人才，成为大学中文教育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中文教育中，汉语言文字类选修课体系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中文类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目前已有不少文章探讨国内课程体系建设，如计算机类、人文地理类等等。包括理论探讨和实践教学讨论，还有中外大学课程教学评估差异等，这些思考给我们很大启发。但是对于新形势下语言文字类选修课程体系建设一直鲜有探讨。特别是教育部把对外汉语专业更名以来，新兴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更是引人关注。因此，我们选取新形势下综合性大学文学院语言类课程体系建设作为研究课题，此课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先进性。

一、国外知名大学语言类课程概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课题组对美、英、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地十余所高等学校语言类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考察（所调查课程是该国语言学系所开设的母语语言及普通语言学课程，一般不涉及外语课程）。

美国是当代语言学的学术重镇之一，学术理论更新快，影响广泛，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风靡一时。故而美国大学语言学专业课程多而新，既有基础课程，也有前沿课程，既有本体研究课程，也有应用实践课程。不过各学校由于语言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兴趣不同，课程的设置也带有本学校的特点。我们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等几所学校为例来加以说明。麻省理工学院语言与哲学学院语言学课程有：语言学概论、语言及其体系Ⅰ：语音、语言及其体系Ⅱ：语法、语言及其体系Ⅲ语义和语用、语言习得、语言心理学实验室、双语语言研究、异态语言、克里奥尔语和加勒比特性、语言学实地调查法、语言分析的高级主题、黑人问题黑人研究概论、语言与科技、语言变异与变化、语音学、语言研究讨论会、语言学自主研究、语言学专题。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所开设的课程有：英语语言文学、非洲语言和文化概论、语言和文化、拉丁美洲的语言和身份政治学、诺姆・乔姆斯基和语言学、语言和史前史、语言的科学：概论、句子结构、语言的声音、语义、历史语言学概论、句法理论（1）、音位理论（1）、语义理论（1）、历史比较语言学、日语的历史和史前史、南岛民族语言学问题、语言、结构和认知、指导阅读和研究、古代末期拉丁字母、语言心理学。此外，哈佛大学开设了大量的外语训练课程，如希伯来语、韩语、尼泊尔语、巴利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反映出该校对实际语言能力的重视，而普通语言学学者最好的学术训练之一是实际掌握多门语言并学会语言调查和比较。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开设的课程除了多门理论语言学的课程外，还包括很多应用语言学方向的课程，如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等，涉猎十分广泛。如：语言学概论、语法的魅力、你的口音是什么？（声学语音学调查）、实验语音学、阿拉伯语言与文化、双语生活、语言，方言，说话者、性取向话语：语言和性的社会建构、漫画的语言、非裔美国黑人英语、白话英语和阅读、翻译、英语口语教学、语音学、言语感知概论、语音学和音韵学概论、音韵学研讨会、形态学、语法概论、跨语言语法、词汇功能语法概论、语义学和Z用学概论、词汇语义学、逻辑实验室、话语结构：理论与应用、语言习得（1）、语言与手势、传统语言、手语、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概论、社会语言、社会语言学和洋泾浜克里奥尔语研究、语言，权力和政治、语言接触、嘻哈――青年认同和语言政治、语言与性别、社会语音学、语言流变概论、语言成就历史、英语史、世界语、伊比利亚语言：结构，变异和语境、俄语的结构体系、从语言到信息、语法工程、语法的计算理论、自然语言处理的编程和算法、数字时代的书写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语言学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本科生研究讨论会、本科生研究概况、荣誉研究、自主学习。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的课程设置也很有特点，如分内外，内有语言学课程，还有的相关课程。语言课程又分层级：入门――中级――高级――高级研究课程。IntroductoryCourses入门课程：世界的语言、第一语言习得、语言：语言学概论、历史语言学、入门梵语（1）、语言认知科学、语言和心智、入门梵语（2）、语言的进化、中级梵语（1）、中级梵语（2）、意义Intermediate Courses中级课程：美式英语的语法多样性、语言变化、希伯来语和闪米特语语言学、手语和心灵、普通语音学、语言学理论的形式化基础、语言与计算、优选论和认知科学、神经语言学、语音分析概论、音位理论、实地调查法、印度雅利安语言、语法（1）、语法（2）、语义学、语言的哲学、形态学（词语形态学）。Advanced Courses/Seminars高级课程/研讨会：语音专题感知、大脑读写、音韵专题韵律接口、音韵专题：底层陈述、语法专题：心理词汇库、祈使句和礼貌、案例和话语、否定和极性、语义学问题：量化、古英语语言与文学概论、贝奥武夫和北方英雄传统。Advanced ResearchCourses高级研究课程：特别项目、语言学研究方法、高级论文。Related Courses相关课程：认知科学导论、语言，读写和玩耍、形式语义学、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学、希腊语语法和文体、拉丁语语法和文体、音乐认知、一阶逻辑、数理逻辑、可计算性和逻辑。

美国各类学校的定位可以从其语言课程体系中看出来。如有的学校注重理论研究，强调厚基础，有的学校还强调应用，关注社会现实，与社会需求、国际政治联系紧密。有的学校注重美国本土语言学传统。不一而足。但是他们的普遍特点是基础课一致，选修课灵活、趣味性强，比较注意突出本校的语言学传统或研究特长，注重教授和训练学生具体的研究方法，强调研讨。

我们对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语言类课程开设情况也进行了调查，总体上它们不如美国大学语言课程门类丰富，看来美国在语言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对于大学课程开设还是有重要影响。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和优势，在所开课程方面也体现出这些特点。英国语言学具有欧洲语言学传统，并注重本国语言学研究的优势领域，开设语音学、音位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义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等专门课程，关注多种欧洲语言结构及其用法的研习，对语言之间的比较、语言翻译等技能的训练也颇重视。韩国和日本的大学在语言本体研究和应用方面开设了基本课程，尤其注重亚洲语言的研究，对当代语言学流派及其理论也设有专门的课程。

二、比较与分析

中国语言学学者一直致力于走学术自主创新之路，中国境内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同时拥有浩瀚的古代典籍，这些都是语言学研究的良好基础。遗憾的是从现代语言学时期，中国语言学发展缓慢，逐渐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拉开了差距。当代中国学者努力融合古代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逐步发掘真正的汉语特色，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贡献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这是语言学课程开设的专业背景。

从目前中国大学的课程开设情况来看，基本上是遵循中西结合，传统和现实并用，有条件的学校基本上都开设语言学调查研究方法和专业外语课程。以北京大学语言学课程为例，北京大学语言学专业研究实力很强，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等教研室，课程设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课程开设较为全面丰富，兼顾汉语语言学传统学习和普通语言学训练。如汉语学包括传统的音韵、训诂、文字，还有现代的语音、语义、语法、词汇，语言学包括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北大对语言学经典的重视是其特点，有大量的原典阅读课程，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以中国古代经典为主，反映出其重视夯实基础的考虑。

根据各校传统优势特色和现有科研力量的区别，各校在课程设置上既体现出普遍的共同性，也还有点个性，如北大的语法学、浙江大学的文化语言学、中山大学的文字学等等。

我们把中美综合性大学语言课程设置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丰富课程知识内容，建构完整的语言学课程知识系统。我们目前的课程知识结构不够全面，语言学理论方面高级课程较少，如历史语言学几乎是美国大学语言学必设课程，但国内高校并不普及。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史的发展上是一个重要阶段，是现代语言学的先声。

对比语言学论文例7

语言对比分析简称理论。即理论是应用语言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第二语言学习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学习者而言，完成从英语到汉语的思维转换的过程就是一个把这两种语言不断加以比较的过程，逐步将英语的思维系统转换为汉语的思维系统。因此，在CA理论背景下探讨汉英两种语言在思维文化方面的差异，对促进汉语学习者汉语思维能力的提高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CA理论及其现展

CA理论这种语言分析方法产生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40年代运用到第二语言教学中。1957年，美国文化语言学先驱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出版的《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有的译为“多文化之语言学”）著作中系统地阐述语言对比分析方法理论系统，标志着CA理论的正式建立。

CA理论以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母语迁移”理论（20世纪50-60年代）、转换生成理论框架（20世纪60-70年代）、注重超越形式或与形式结合的功能和意念层面上的对比的语用理论框架（20世纪80年代为基本依据的。CA理论认为：目的语中与学习者母语相似的成分对他来说是简单的，与其母语相异的成分对他来说是困难的。CA理论强调学习者对母语和目的语的体系进行一种共时的对比研究，揭示出语言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预测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学习难点，从而在教学中采取预防性措施，建立有效的第二语言教学法。CA理论是应用语言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第二语言教学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不少研究者认为：CA理论并不能预测学习者的全部错误，至少预测错误的程度不够高。这是因为他们对CA理论并没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学习者之所以产生的语言偏误，不管是语际错误（Interlingual Error）或母语干扰性错误还是语内错误（Developmental Error），是前系统错误（pre-systematic error）、系统错误（systematic error）还是后系统错误（post-systematic error）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对学习者产生的语言偏误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即对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做综合化的复合研究。

如菲律宾的华裔青少年基本上懂闽南方言、英语（官方语言）、菲语（即他加禄语，当地的民族语言）和华语，所以他们在学习德语时，语言偏误的产生可能受前四种语言的干扰造成。因此，根据CA理论，需对闽南方言、英语、菲语、华语与德语进行综合的对比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汉英两种语言思维文化对比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CA理论研究是对语言系统的全方位的对比分析研究。这里仅从思维文化视觉对汉英两种语言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和特定的民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认为“语言是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的。”可见，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一种文化符号，是文化得以保存、延续和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Lyons）也认为“语言与文化具有历史的联系，语言是打开文化宝库的钥匙，离开语言天然依赖的文化背景，难以充分理解语言本身。”这就是说，任何一种语言，不能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语言既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要理解中华文化，就必须掌握汉语言，而要学好汉语言，就必须同时学习中华文化。

其次，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思维的发展推动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又促进思维的发展。一般来说，语言的发展水平标志着思维的发展水平。语言的深层接触或影响决定于语言思维和语言思维方式，语言的创造、改进和运用也决定于语言思维和语言思维的方式。

对比语言学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232-02

近年来，体裁和体裁分析成了语言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对各类语篇进行体裁分析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对学术论文的体裁分析尤为突出。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的其他部分（如：摘要、引言和讨论部分），而对作为学术论文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献综述的研究甚少，其英汉对比研究更为少见。学术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具有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并在语篇结构、文体风格、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特定的体裁特征。文献回顾能够体现论文作者对研究问题的理性认识，论证研究必要性的能力，以及宏观综合文献的能力，是整个论文中最难写的一部分。[1]鉴于文献综述在论文写作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以Swales学派体裁理论以及Connor的对比修辞理论为基础，从分布特征对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同一体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异同。

一、数据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总共包括40篇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实证性学术论文。根据Nwogu（1997）提出的建立语料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声望（reputation）和可读性（accessibility）的原则[2]，确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4种杂志：《外语界》《现代外语》《AppliedLinguistics》《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这些杂志均出版于2013和2014年。运用WolframMathematics60软件进行随机抽样，从4种杂志中分别任意抽取10篇论文，从而构成了本研究的语料库共40篇文章。

本研究中文献综述宏观结构对比，主要是针对所建立的语料库论文中文献综述的分布特征进行对比。应用语言学领域实证性学术文章的宏观结构主要包含IMRD（Introduction，Method，ResultsandDiscussion）四个部分。[3]文献综述在论文中呈现的最主要的形式为引用，占据了文献中综述篇幅的大部分。Swales（1990）将引用分为两种类型：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在整合型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是句子成分的一部分。而在非整合性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以括号或上标数字加批注等形式出现。[4]运用PDF转Word转换器软件统计这两种引用在英汉论文中四个部分（引言、方法、结果、讨论）中的字（词）数。英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单词数为单位计算的，而汉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中文字数为计算单位，因此不能仅通过统计英语论文的单词数和汉语论文的字数得出文献综述的分布比例。为了使本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也作为分析的依据。在统计整理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比分析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分布特点。

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宏观分布对比分析

1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

表1是文章各部分文献综述字（词）数占相应各部分字（词）数的百分比。由表1可以看出，英汉论文都是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最多（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文献综述单词数24527，占引言总单词数的637%；汉语论文中引言文献综述字数16650，占引言总字数的495%），结果部分的最少。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的文献综述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而结果部分和讨论部分则相反。对于文献综述在整篇论文中的比例而言，英语论文略高于汉语论文（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词数38401，占英语论文总词数的266%；汉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字数33667，占汉语论文总字数的225%）。除了上面说到的英汉论文篇幅以不同的单位衡量的原因外，这样的结果不能足以比较文献综述在两种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因此有必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两语料文献综述在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2显示了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的统计分析的结果。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t=1615，1953，0215，-1870，1875；df=38；p>005）。

2.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

表3和表4是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对比。从表3可以看出，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都多于汉语论文，其中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最为明显（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的句子数771，汉语论文中为275；方法部分英文论文为185，汉语论文为50）。文献综述在论文中的出现频率与句子的比较结果相似，也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差距较结果和讨论部分要大。为了使研究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同样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这两方面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表5和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p值均为0000，小于005）。研究表明，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和方法部分明显多于汉语论文，结果和讨论部分也是英文论文居多，但差异不明显。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文献综述在英汉论文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分布最多。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就句子数和出现频率而言，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多于汉语论文中的句子数，出现频率亦是如此。这两方面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总的来说，英语论文作者更加重视文献综述的写作，尤其是在引言和方法部分。这可能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写作习惯差异。中西方对于“礼貌”的理解不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人际交往讲究“客气”。西方人似乎无暇“客气”，人与人之间交流往往直截了当。[5]因此，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写作时，中国学者常常采用委婉、含蓄、迂回等间接的表达方式；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直接、明快的写作风格。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不同之处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英汉作者不同的写作习惯。文化习俗和写作风格都会影响篇章的形成。本研究对于学术论文文献综述写作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有助于学术写作者了解不同语言文化各自的写作修辞特点，提高跨文化意识，加强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 

[1]王姿懿，高桂珍.中外应用语言学硕士论文文献综述体裁对比[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8：104-106. 

[2]Nwogu，K.N.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Structure and Func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1997，16：119-138. 

[3]杨瑞英.体裁分析的应用：应用语言学学术文章结构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0：29-34. 

对比语言学论文例9

张先亮、聂志平教授主编的《语言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2011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概论》是浙江省教育厅的重点建设教材、部级精品课程建设教材。该教材在继承同类教材已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吸取了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新成果，做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其突出特色在于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学理论素质。

一、重视语言学各领域的普及性介绍和方法的介绍

编者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把语言内部要素语音、词汇、语法和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单列一章。另外语言演变一章则介绍了语言历时的变化。以上是语言基础理论。语言学概论主要侧重语言基础理论，这一点应当是共识。不过语言学领域内丰富多彩的研究还是应该让学生有更多了解，尤其是作为基础课，很多学生将来未必继续做语言学研究，概论课甚至是他们了解这个学科面貌的唯一途径。很多教材这一方面的内容比较少，令人感到遗憾。《概论》比较重视语言学各领域的普及性介绍，它把语用学和应用语言学单设了两章，重视语言运用和语言学的应用，对文字改革、语言规划、语言教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内容，都比许多同类教材做了更多的介绍。虽然这些内容在授课时由于课时限制未必需要全部讲授，但教材已为学生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这有利于学生对语言学学科有更全面客观的了解，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与一般教材不同的是，《概论》注意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介绍。在绪论开头就说，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必须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然后详细介绍了历史比较法和结构分析法这两种最基本、使用最广泛的两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知识拓展附录“社会语言学”里也重点介绍了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语音章之后“怎样学习国际音标”介绍了学习国际音标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有了方法的指引，会把学生更快地引导到语言学研究的道路上去。

二、编著体例设计方便学生自学

《概论》内容的呈现方式则很有层次性。每一节后有思考和练习，重在检测学生巩固或者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一章后有推荐阅读和知识拓展附录。这三者和正文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绪论中介绍了语言学简史，分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的孕育、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五个阶段来介绍。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除了介绍印欧的情况外，还注意介绍中国的研究。整合了西方语言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的内容，让学生对此有个完整的认识。让学生明白，我们整体的语言学框架是在索绪尔的基础上得到的，语言学的特殊方法也是跟西方学习的。课后练习也有一题：“为什么说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怎样理解结构主义语言学？”推荐阅读里也有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在知识拓展附录“十部语言学名著导读”中第一本就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这些做法使学生由了解到思考再到深入探讨该理论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研究现状，层次性强，方便学生自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学理论修养。

三、注意吸收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

《概论》注意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这在每一章都有体现。如“语音”章的国际音标是参照国际语音协会2005年最新修订的国际音标；“语法”章“语素”部分增加了语素变体的内容，把它分为语音变体和语义变体。语言的结构类型除了介绍传统的语言词法类型外，还介绍了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基本语序类型；“语义与词汇”章则是在传统词汇章的基础上，介绍了最近几十年语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即由回避语义研究转为重视语义研究；“语用”一章如“礼貌原则”，一般教材介绍它的内容，即利人、损己、赞誉、谦虚、一致、同情六个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而《概论》又补充了礼貌原则的特征，即等级性、得体性、冲突性。另外，每一章后面的“知识拓展目录”一般都介绍了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新成果，如社会语言学、认知语法、流行语、几种参照汉字创造的文字、语用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语料库语言学等等。

除了注意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外，编者也适当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第47页：

对于语言符号的特点，索绪尔在语言学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有两点：第一，任意性；第二，性条性。国内高校语言学概论教材及专著多沿用这种说法。

而编者认为：

任意性是符号的根本属性，是任何一种符号包括语言符号都具备的属性，所以，语言符号的特点，应该是语言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性质。

编者认为语言符号除任意性外，还有以下五个特点：以语音符号为能指、线条性、多义性、历史承传性、层级性。这是对经典观点的补充。还有一些是对一般观点的修正，例如第136—137页：

一般语言学教材也把义素看做一种语义单位，但我们认为义素不是语义单位。

语义单位都有一定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都有一定可以感知的物质形式，比如义位是以词语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义从是以短语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表述是以句子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而义素没有语言形式作为载体，而是对义位做进一步分析而分解出的最小对立项，是一种抽象成分。尽管义素也用词语的形式如“成年、”“同胞”、“亲属”表示，但这些词语形式不是作为自然语言的词语，而是作为对自然语言中语言现象进行说明而存在的，属于科学术语范畴，或者说，是“元语言”。因此，这些词语形式，不是义素的载体；或者说，义素没有语言形式载体。这是义素与其他语义单位有根本差别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学家把音位的区别特征，或者说语音特征，看做是语音单位，音位音位区别特征没有物质的语音形式作为载体。同理，义素也不应该看作是语义单位。

这些语言研究的新成果，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语言学的生命力，感受到语言与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思辨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四、知识性与趣味性并举

一般的语言学理论教材是抽象枯燥的，而《概论》却是生动有趣的。这是因为它做到了知识性与趣味性并举，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具体表现为：

（1）注意举贴切的、有趣的例子。例如，讲语言学的功用时用了《光明日报》的例子：在美国的鬼节，两名化了妆的日本留学生不慎误入一户美国人家，男主人拿枪冲出来并高呼“freeze”，一名学生拼命往外跑，结果被枪打中，当场死去。讲语言政策的制定时举了“辛亥革命首届国会大会商议以何种语言做国语”的例子。然后又分析了50年代的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例子，之后又举了为什么以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等。多个例子从不同角度说明语言政策的制定离不开科学的语言学理论的指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提供了大量的图片。如文字一章正文的图片有：结绳记事、因纽特人的图画记事、印第安人的图画记事、佤族的记工木刻和催债木刻、西安半坡的陶器符号、东巴文的图画文字、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日本音节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三种字体：碑铭体、僧侣体和平民体、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三种字体的比较、楔形文字、甲骨文、玛雅文字等。知识拓展目录“几种参照汉字创造的文字”中越南字喃、朝韩谚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也分别有1-2副字形的图片。心理学研究表明，一张图片相当于至少10000个单词的价值。这些图片不仅使学生对文字字形有直观的认识，而且增进理解，有力地帮助学生保持信息在长时记忆中。

（3）注重语言学理论与汉语应用实际密切结合。编者在讲到符号的约定性时，举了马三立著名的相声段子“逗你玩儿”，并分析道：

小偷变更社会的一般约定，把“dòunǐwánr”这个语音形式做自己的名字，相同的能指表示不同的所指，小孩遵守了这个约定，把它当做小偷的名字，告诉母亲小偷“逗你玩儿”偷衣物，而母亲社会共同约定的意思﹛跟你开玩笑﹜来理解，两种不同的约定形成歧误，于是构成笑话。

对学生来说，他们很熟悉这个段子，但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用约定性来解释这个笑话，既使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还使他们产生“语言学理论原来这么有用”的感受。

再比如语用学一章，因为它是近几十年从国外引进的较新理论，所以很多语用学教材的例子都是照搬英语的例句，感觉与汉语很远。而《概论》则把语用学理论与汉语应用实际密切结合，如讲礼貌原则的冲突性时，举了一个例子（第200页）：

更多时候，接电话的客户，可能就是对方公司或单位的下面的员工，但是这些员工同时也是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员工，我们称呼他们为“××总”，这就表示尊重和尊敬他们。有些客户会感觉不好意思，他们会在电话直接说“我不是什么老总，我只是下面打杂的”，听到客户的这种话语，我们营销人员可以笑着回答：“您太谦虚了！今天您不是老总，明天就是老总了！”一般这种话说出去，客户都非常开心，沟通起来更加融洽。

学生学习语言学的同时锻炼了口才，使他们在交际活动中如鱼得水。这样的语言学谁不愿意学呢？

（4）在合适的情境下，它甚至注意到了思想教育。比如朝韩谚文，介绍谚文的产生和字母样式其实就可以结束了，《概论》则接着说：1446年朝鲜谚文的正式诞生，并不意味着朝鲜拼音文字的正式使用。它只是二流文字，而一流文字仍然是之前仿照汉字创造的“吏读字”。20世纪初中国被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文化和文字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朝鲜走下神坛，汉字被降格为朝鲜“谚文”的二流文字了。这样的介绍，会给学生思想的震撼，激发他们的爱国之心。

当然，《概论》也有一些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1）教材每一部分的内容都很丰富，但相对来说线索有些凌乱，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相对比较薄弱。这也可能是多人编著容易出现的问题。（2）基础教材一般以学生、读者没有学科背景知识为前提来设计整部教材的内容安排，专业概念术语应随着相关章节开始出现并界定，此前尽量少用，如果提前出现也要加以说明。《概论》似乎缺少这方面的考虑，大量语言学概念术语在未给出定义和说明的情况下已经出现。比如，绪论中介绍语言学的大致发展历程很好，但引入大量的具体流派理论的介绍就不妥了，要理解这些内容是以掌握了语言学的基础为前提的。这么大量的介绍似乎附在后面更好。

在该部级精品课程网上，浙江师范大学校内教学督导组专家王尚文教授在评价他们的教改课时认为：“语言学概论本来比较枯燥，能够让学生喜欢，甚至让学生立志以后从事语言学的研究，不容易。”　我们认为，这话也很适合评价张先亮、聂志平两位教授主编的这部《语言学概论》教材。

参考文献：

[1]　张先亮，聂志平主编.　语言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对比语言学论文例10

一、英汉对比研究综述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也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语言学的思想和理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他最早提出了语言比较对探索人类精神的关系。英汉对比研究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兼具有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任务主要是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英汉语之间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英汉对比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语言的表层结构、语言表达方法、语言哲学。从学科上看,英汉语言对比可分为英汉对比语言学、英汉翻译学和英汉对比文化学三个学科。从实践上看对比语言学也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理论研究方向;一个是应用研究方向。理论研究部分应包括英汉比较语言学、英汉比较词汇学、英汉比较语法学、英汉比较语义学、英汉比较语用学、英汉比较语篇学、英汉比较文体学和英汉比较修辞学等。应用研究部分,应将上述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英语与对外汉语教学、英汉互译和英汉汉英词典编撰中去。

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从《马氏文通》算起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研究从一开始的语音、词汇、语法扩大到句群、语篇、修辞、文体、语用、文化,尤其是语篇分析、表现法及语言认识方面。

潘文国认为英汉对比研究学科的发展存在着8大趋势:(1)学科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2)学科的理论自觉意识越来越高;(3)从微观走向宏观;(4)微观研究的深入化;(5)积极引进和运用国外理论和研究方法;(6)理论和方法多元化;(7)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关注;(8)汉语主体意识觉醒。

另外,徐通锵是真正摆脱印欧语言学模式制约,从地道汉语出发为创建中国语言学理论而进行对比研究的典型代表。徐通锵在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开创与系统建设、在汉语字本位理论和语义语法体系的创建,以及在以对比与结合为中心的新方法论的系统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二、发展趋势

第一,在语义的研究上呈现语法形式和语法功能结合、句法与章法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和语法隐喻的特点。

第二,宏观和微观研究的综合。研究领域冲破了语音、词汇、语法的传统领域,向语言外部扩展和向语言内部渗透。向语言外部扩展,特别是语用学,形成边缘学科。向语言内部渗透,特别是语义学,使学科相互补充,形成了交叉学科。

第三,理论与实践结合。从20世纪50―60年代,英汉对比研究与教学和翻译相结合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越来越多。不但重视应用研究,而且重视理论研究。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也适应了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和人类语言交际的需要。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要使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并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

第四,综合研究方法的趋势。从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到,对比研究取得了人类认知史上的重大进步。它综合了描述与解释、归纳与演绎、共时与历时及定性与定量。这样可以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把对立双方统一起来。

三、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第一,吕叔湘批评我国外语界与汉语界不相往来,从而形成“两张皮”现象。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作出深刻的思考。从近代的英汉对比研究综述我们可以看出,近代这50年中,汉语界同英语界中从事英汉两种语言对比研究的人比较少。虽然90年代后参与学习英语的人在增加,但是参与汉语研究的人还是很少。所以鼓励与发展汉语研究人员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另一种现象是正在进行对比研究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我们呼唤英汉对比研究的科学精神。由于英汉对比研究涵盖面比较广,内容多与语言相关,所以,只要与语言相关都会被纳入英汉比较研究的视野。这样突出了对比的人文性,势必会削弱研究的科学性。这就要求这种研究要具有科学性,要做到:(1)剔除不相关的研究对象,使研究更纯洁,反对唯材料论;(2)通过实践来验证假设或结论,使研究更客观;(3)为使研究更形式化、更抽象,常常使用公式、图表来表达;(4)为研究假设或结论的真伪要通过反证来检验。

第三,要求研究者有丰富的知识。从理论上讲,“知识结构是客观知识世界经过求知者的输入、储存、加工,而在头脑中形成的由智力联系起来的多要素、多系列、多层次的动态综合体”。王通讯认为,英汉对比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应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丰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基础知识;

(2)英汉语言及其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3)英汉语言史及其语言学史;

(4)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

(5)方法论基础(包括哲学、逻辑学、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方法等);

(6)对比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关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还有许多人给出了建议。总结如下:不仅要建设知识结构,还要使其优化。回顾我国过去50年的英汉对比研究历程,应该看到培养人才的问题已经颇为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人才。只有培养更多的人才才能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才能达到中国人学英语的目的――促进自己的发展。

四、意义

1.促进对外汉语教学

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百余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平台。对外汉语教学任务艰巨。对外汉语教学与对内汉语教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同的,难度在于它需要认清楚汉语的特点。通过英汉对比研究,我们能够把握两种语言的差异,进而更好地把握总结汉语的特点。不仅推动了汉语教学本身,而且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这样不仅有利于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更有利于为我国的对外汉语培养合格的人才。

2.深化英语教学改革

Fries(1945)和Lado(1957)提出最有效的外语教材是建立在外语与母语的对比基础上的。外语教材的解释和联系部分可根据对比分析的预测,将重点放在与母语不同的外语语言项目上,这对词汇和语法部分的学习具有更直接的意义。例如,汉语里没有冠词,刚学英语的中国学生经常会犯一些语法错误,因而在编写教材中就需要简明扼要地解释一下冠词的基本用法,并配一些相关的练习,使学生能掌握冠词的基本用法。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还可以帮组英语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的困难所在,分析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的原因,这对于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外语的词汇和语法,克服母语干扰,有很大的帮助,进而促进英语的教学质量。

3.为翻译学打下基础

对比研究及以对比研究为基础的翻译理论,为研究语言之间的可译性、翻译的分析和转换单位、翻译的种类目的和要求、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翻译重的等值或等效翻译理论重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与讨论的框架,可以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出语言学上的分析和解释。就英汉翻译而言,翻译学研究的重点仍然是立足在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哲学观下的英汉双语的异同性。找不出异同性,尤其是系统意义上形式结构的系统性,就会使翻译操作上带上浓厚的主观性,就谈不上翻译学。对比分析是古老的,因为自有翻译以来,就有语言之间的比较(王炎宗)。由此可见,英汉对比研究为中国翻译学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革新双语词典编撰工作

词典对学习和掌握运用语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词典编撰工作首先涉及句法结构标志和词义的语义结构标志,词义的语法类别是由词的语法功能决定的。英语重形合,每个词的语法功能在词典中都需要明确的标志;而汉语重意合,形态标志少,所以词典中一般很难以清楚地标明词的语法功能。另外,英语词和汉语词在词义上存在完全不对等应或不完全对应的情况,从词典的编撰不能有效地提供词语意义的内涵与外延。为了完善词典编撰工作,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英汉词语的全面研究,另一方面要将这些研究成果尽快体现到英汉词典及汉英词典中去。

参考文献:

[1]潘文国,谭惠敏.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3]王菊泉,郑立信.英汉语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