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文化论文例1

1.1春节的椒柏酒、屠苏酒春节旧称元旦，时间为农历正月初一。辛亥革命后，以公历元月一日为元旦，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习惯上正月初一至初五均叫春节。春节是人们送旧迎新，祈盼来年好运的节日。节日期间人们有互相拜年、放爆竹、吃年糕、吃饺子、饮椒柏酒和屠苏酒的传统习俗。《荆楚岁时记》言元旦时：“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其中，椒柏酒和屠苏酒就是人们针对春节期间的时气而特制的“药酒”，人们认为饮用椒柏酒和屠苏酒，可以达到顺天应时、强身健体的目的。椒柏酒，有祛病的功用。汉代时就有元旦饮椒柏酒的习俗。据崔寔《四民月令》所记载，“椒”即“玉衡”星精，气味芬香，服之令人身轻耐老；“柏”是柏树叶，古人视为仙药，吃了以后能免除百病。椒、柏可分别浸制酒，也可一起放入酒中饮用。古人相信元旦饮用椒花柏叶浸泡的酒，能使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祛病长寿。古诗中留下了关于元旦饮椒柏酒的记录，如南朝庾信《正旦蒙赵王赉酒》：“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柏叶随铭至，椒花逐颂来。”屠苏酒，也有祛病的功用。屠苏本是草庵的名称。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唐代韩鄂《岁华纪丽》：“俗说屠苏者，草庵之名也。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夕，遗里闾药一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识名，但曰屠苏而已”。孙真人《屠苏饮论》云：“屠者言其屠绝鬼炁，苏者言其苏省人魂。其方用药八品，合而为剂，故亦名八神散。大黄、蜀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分，乌头半分，咬咀以绛囊贮之。除日薄暮，悬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酒中。”可见，屠苏酒是一种用多味药材浸泡的酒，这些药材的功效主要是清热、散风、健脾、除湿，古人认为这种酒对身体有益，元旦时合家饮之可不病不疫。椒柏酒和屠苏酒的饮用还有一定的规则，即让全家年龄最小的晚辈先饮、长辈后饮。元旦饮椒柏酒和屠苏酒的习俗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身体健康的向往，历代一直沿袭，椒柏酒和屠苏酒也成为各阶层人士在元旦时共饮的时令酒。

1.2端午节的菖蒲酒、雄黄酒端午节的时间是农历五月初五。古人十分重视逢双的单数的日子，如农历的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认为这些日子的时气不佳，必须小心度过。五月初五，在传统观念中是一个恶日，人们采用多种趋吉避害的手段来达到安全度过此日的目的，端午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健身强体、抗病消灾节。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有赛龙舟，食粽子、咸蛋，放艾草，挂香袋，饮雄黄酒、菖蒲酒等。其中，菖蒲酒、雄黄酒是一种时令药酒，古人认为两者能够趋吉避害、强身健体。菖蒲酒可以避恶去毒。菖蒲在《本草纲目》中被列为本草上品，菖蒲根“辛、温、无毒……久服轻身，不忘不迷惑，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菖蒲酒最初是以菖蒲为药材，以黄酒为原酒浸泡而成。以菖蒲浸酒能治病，《本草纲目》云：“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石菖蒲煎汁，或酿或浸，并如上法。”唐五代以后，人们就开始盛兴端午节喝菖蒲酒。唐人殷尧藩《端午日》说：“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可知，菖蒲酒是新兴饮品，人们认为它比艾草、灵符更重要。《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端五以菖蒲，或缕或屑泛酒。”又坡词注云：“近世五月五日，以菖蒲渍酒而饮。”雄黄酒具有同样的功能。它有两种制作方法。其一是单用雄黄浸酒，可涂，单饮需慎重。《本草纲目》认为雄黄“苦、平、寒，有毒。主治寒热，鼠瘘恶疮，疽痔死肌，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炼食之，轻身神仙。”清《燕京岁时记》云：“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晒之，用涂小儿额及鼻耳间，以避毒物。”雄黄酒的避恶去毒功能强大，单饮需慎重，在著名的传奇故事中，白娘子在喝了雄黄酒后显出了原形。其二是合用菖蒲和雄黄浸酒，可饮可涂。《清嘉录》云：“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以饮，谓之雄黄酒。又以余酒染小儿额及手足心，随洒墙壁间，以祛毒虫。”又记，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五日剉蒲根入火酒，和雄黄饮之，或以涂小儿额上。”诗云：“细切蒲菹劝举觞，不须九节证灵菖。娇儿怯试烧春味，一抹妆成半额黄。”

1.3重阳节的酒、茱萸酒等重阳节的时间是农历九月九日，今又以此节为敬老节。重阳节的传统习俗有登高、赏菊、插茱萸、放风筝、吃重阳糕、饮酒和茱萸酒等。其中，酒和茱萸酒是时令药酒，古人认为，在重阳节时饮用可以延寿避邪。因在九月开放，成为重阳节的重要标志。古人认为，可辅体延年，有助彭祖之术，因此被人们称为“延寿客”，人们喜爱，在重阳节有簪菊、赏菊、作菊枕、品饮酒等习俗。酒有两种制作方法。其一为酿造法。《岁时广记》引《西京杂记》说：“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饮菊酒，令长寿。盛开时，采茎叶，杂黍米酿酒，密封置室中，至来年九月九日方熟。且治头风，谓之菊酒。”其二为泛酒法。即在酒中加而成。《梦粱录》记载：“今世人以、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作为中药，味甘苦，性微寒，有散风清热、平胆明目、防病辟疫的作用，主治外感风寒、头痛、目赤等症，用泛酒确有一定的养生功效。茱萸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食茱萸，另一种是山茱萸。古人认为，茱萸不但具有治寒驱毒的药效，而且有增年益寿、避邪去灾的作用，人们称茱萸为“避邪翁”。在重阳节时，人们有插茱萸、佩茱萸、看茱萸、嗅茱萸、饮茱萸酒等习俗。《岁时广记》引《提要录》：“北人九月九日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辟恶，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恶。”宋人饮重阳酒更盛，人们常以、茱萸浮于酒饮之。重阳节饮酒、茱萸酒的习俗一直延续至明清。除了两者，一些地区的人们在重阳节时还要浸制枸杞酒。《岁时广记》引《四时纂要》云：“重九日，收枸杞浸酒饮，不老不白，去一切风。”可见，重阳节时正值枸杞成熟，用它来浸酒饮用具有养生功效。《本草纲目》认为：“枸杞酒补虚弱，益精气，去冷风，壮阳道，止目泪，健腰脚。”此外，中国传统岁时食俗中还有立夏制作“驻颜酒”、夏至颁“冰酒”、七夕制作“明星酒”等风俗。这些酒的制作均遵循了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顺天应时、顺应自然的观念，饮用这些酒在不同程度上均有强身健体的作用。

2社会功能———祭祀迎神，怡情和谐

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也相对有限，酒作为一种怡情之物，在人们的日常和社交生活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在传统岁时节日中，各阶层的人士大都要饮酒聚宴。酒在传统岁时节日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不仅体现了“酒以成礼”，在祭祀迎神等场合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无酒不成席”，作为传统岁时节日里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剂”，具有怡悦心情、抒怀、通气合好、和谐欢愉的作用。

2.1春节的春酒、年节酒如前所述，春节旧称元旦，是人们送旧迎新、祈盼来年好运的节日。人们通过饮用椒柏酒和屠苏酒，来达到顺天应时、强身健体的目的。除了这两种时令药酒之外，人们在春节期间还有喝春酒、年节酒的习俗，这种习俗具有怡情和谐的功能。元旦天亮之后，邻族戚友以及官宦之间要交相拜贺。亲朋拜年，要留下喝春酒。在古代，冬酿春熟之酒，被称为春酒。《梦粱录》正月：“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街坊以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扑。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由此可见春节饮酒的范围之广，场景之热闹。相信如果没有酒的参与，春节期间人们相聚的欢愉程度就会降低。元旦期间，人们还盛行互相请客吃饭，称为年节酒。《清嘉录》云：“元旦后，戚若友递相邀饮，至十五日而止，俗称年节酒。”可见，年节酒的时间持续较长，这其实就是人们在春节，即古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休整期中，密切联络增进了人与人之间感情，尤其是增进亲朋间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其实在古代社会，人们不仅在元旦期间饮宴，有钱有闲阶级甚至把这个时间范围延伸至整个正月，如《岁时广记》引《玉烛宝典》记载：“元日至月晦，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乐。酺聚者，大饮之名也。一云，出钱为醵，出食为酺。”这种恣意享受生活的状态，当然不存在于普通社会阶层，但从中可见春节期间人们饮宴的欢愉和魅力。

2.2社日的社酒社日为中国古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古人祭社，每年春、秋各一次。汉以后，社日的具体日期不断变化，一直到唐代才最后固定下来，即以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分别为春、秋的社日。春、秋社大约在春分或秋分后五天之内。就春社而言，基本是在二月举行。社日的重要习俗就是饮用社酒，它不仅具有祭祀迎神的功能，更具有怡情和谐的功能。《荆楚岁时记》里有社祭的具体情形：“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祭社神的目的，最早不过是祈丰和庆丰，后来则发展到祭祀后人们在原地聚饮联欢，同时也作为春种前后、秋收前后的休整。社日在唐代盛行，唐诗中有关描写很多。如王驾《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宋代的朱熹描叙社日活动则言：“农亩怀岁功，壶浆祝神釐。”人们在丰收后，纷纷提携壶浆，祭祀土地神。社日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其实不只是为了“祝神”求佑，而是为了欢乐、友聚和畅饮。《东京梦华录》云：“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在古代的中国，广大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们不仅在社日请客饮酒，而且还给朋友和亲邻送酒，人们通过社日的欢饮，融洽各种社会关系。热烈的社日聚饮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朝。《清嘉录》的记载更为详细：“(二月)二日，为土地神诞，俗称土地公公，大小官廨,皆有其祠。官府谒祭，吏胥奉香火者，各牲乐以酬。村农亦家户壶浆,以祝神厘。俗称田公田婆。”社日的欢愉，是劳动者们对自己辛勤劳动的奖赏，也是点亮未来幸福生活的希望。

2.3上巳的“曲水流觞”上巳，又称元巳，作为节日特指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此日古代有“祓禊”等风俗，三国魏以后，“上巳”固定在每年的三月初三。古人认为，三月初三时气不好，因此要在水边沐浴清洁，去掉疾病和不祥，人们还采摘鼠曲草，用蜜汁加粉调和，做成饼团食用以去除不好的时气。后来，人们常临水宴饮踏青游春，并产生了“曲水流觞”的饮酒习俗，极具文化情趣。“曲水流觞”的习俗更多地是具有怡悦心情、抒怀的功能。《荆楚岁时记》言：“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在弯曲的溪中，将盛着酒的杯子浮于水上漂流，借流水传杯，人们各自守候一处，酒杯漂到谁的地方，谁就取饮赋诗，借以取乐。这种漂浮的酒杯，两侧有一对耳朵或翅膀，称作“羽觞”。因此，曲水流杯又称“曲水流觞”，这是魏晋以前人们从修禊事时临水宴饮、踏青游春演变出的一种饮酒方式。以曲水流杯为契机，朋友借此常聚会，最为著名的是晋代王羲之与朋友的会稽山阴兰亭修禊的故事。但是，当时的“曲水流觞”的活动，并不限于文人墨客。到了唐代，上巳成为唐代三大节日之一。在节前五天，按照官吏职位高低，皇帝要分别赏给不同的宴会费用。上巳日皇帝照例赐宴曲江亭，百姓也到曲江行乐。唐《辇下岁时记》：“三月上巳，有锡宴群臣，即在曲江，倾都人物，于江头禊饮踏青。豪家缚棚相接。至于杏园，进士局在亭子上。宏词拔萃宴在池南岸，内学士驸马等张建封宴元巳曲江，特命宰相同榻入食。”此外，唐诗中也多有描写上巳的作品，尤以杜甫《丽人行》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佳句最为脍炙人口。宋代以后，上巳日祓禊“曲水流觞”的风俗虽明显少于前代，但还在文人学士的阶层流行，成为文人学士们交流叙情、倾吐心声的一种娱乐方式，“曲水流觞”，这一古代民众的饮酒方式逐渐演变成为文人学士的特有的饮酒方式。流杯本是野外溪畔所为，后来人们修备专门的园池进行，今存清代流杯之处不少，可见“曲水流觞”之俗传至清代。

2.4中秋的团圆酒中秋节的时间是农历八月十五日，人们传统有祭月、拜月、赏月、吃月饼、饮团圆酒之俗，寓意团圆美满。中秋节的团圆酒习俗，除了具有祭月、拜月的功能之外，更多地是具有怡情和谐的功能。中秋节的饮食活动一般以家庭范围为主，非常强调融洽的家庭氛围，这十分有利于增进亲情。这一天，不管是家人团聚，还是挚友相会，大都离不开赏月饮酒。《东京梦华录》云：“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从“争占酒楼玩月”，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在酒楼赏月饮酒的热闹氛围。《梦粱录》言：“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时人们不分阶层，无论贫富，纷纷解囊饮酒赏月，欢度佳节。中秋节和此前中国盛行的岁时节日不同，它们大多是以节气为标志或以祭祀迎神为目的，而中秋节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伦理情怀的节日。中国人之所以对中秋之夜的圆月感兴趣，除了“中秋之夜，月色倍明”之外，还因为它能象征亲人、至友的团圆，而中秋的团圆酒则更添加了这种节日团圆的气氛，能够更好地融洽家庭关系。即使家人不能够团圆相聚，人们也会用一壶清酒来思念亲人，正所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的酒让人更加珍惜家人的团聚，进而祈盼家国的平安。此外，中国传统岁时食俗中还有花朝节饮“花朝酒”、十月朝的“会饮”、除夕饮“分岁酒”等风俗，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同样具有祭祀迎神、怡情和谐的社会功能。

节日文化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G8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5-0059-03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1]5，开展农村节日体育文化活动，形成品牌效应，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也符合当前国家提出的“文化强国”的重要理念。

一、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的品牌建设的意义

节日体育在我国农村有着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如“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又称“人胜节”或曰“七元”）郊外踏青、端阳龙舟、重阳登高、清明秋千等传统体育文化；有娱乐表演的各种球戏和技巧，如跑步、举重、嬉水、马术、射箭等夏季项目，还有冰嬉、滑雪等冬季项目。这些项目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品牌，并带来了一定的效应，促进了本地区旅游观光、民俗观赏的发展，形成了节日体育文化交相辉映、不断发展的新局面。如闻名全国的潍坊风筝节、东北大秧歌、河南的武术、安塞腰鼓、广州的龙舟和醒狮等。[2] 44-48不同节日的体育文化丰富灿烂，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不断繁衍生息，它体现了东方的智慧，促进了农村的和谐发展。

节日体育活动轻松活泼的内容和形式多样的组织方式，正与人们追求健身过程中的愉悦心情相吻合。娱乐性和趣味性极易唤起人们的参与意识，竞赛性和表演性极易激发人们的参与兴趣。通过节日体育文化的开展使间接体育人口转为直接体育人口、非体育人口成为体育人口。体育人口密度的增大，人际交往也会增加，从而培养参与者具有高度的集体荣誉感，进而增加了人们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强化了集体意识。由节日体育活动而形成的归属感、凝聚力和集体意识，能够进一步带动群众体育及全民健身运动的持久开展。节日体育活动的日臻完善，向着科学化、健身化、大众化方向发展，为实现全面健身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为增强人民体质不断地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已经成为我党的重要执政目标，节日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对于繁荣农村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二、农村节日体育文化品牌建设的现状

1.农村节日体育文化品牌建设受到场地、器材、资金不足的制约

为了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农村的深入实施，国家体育总局决定2004年为“农村体育年”，提出了“全面奔小康、身体要健康”的口号，在全国开展“体育三下乡”活动，农村的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健身指导和体育科普知识得到加强。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增加对农村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拿出体育公益金6000多万元，以农村为重点实施“全民健身路径工程”。但政策落实不到位，政府有关部门监督不到位，在农村开展体育活动的资金来源仍是一个难题。如何缓解资金问题带来的训练、宣传、交流等方面的问题，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农村开展体育文化活动受到场地、器材、天气等方面的限制，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逐步解决。场地问题是制约农村体育开展的因素，由于广大农村经济不发达，对体育活动场地建设不重视，目前农村体育场馆设施的普及率比较低，人们开展体育文化活动有难度。

2.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的品牌建设缺乏专业性指导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文明程度的提高，一些村、镇举行了篮球、拔河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体育活动，举办了诸如龙舟邀请赛、舞龙、舞狮比赛、风筝节等活动。这充分体现了各级政府对农民体育文化生活的关心和支持。但在调查中发现，农民举办赛事多是一些随机性的，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划，缺乏相关的体育组织，这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同时，管理农村体育文化的相关政府机构对农民的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明显不足，主管体育的人员中，县、乡级单位缺少专职的农民体育工作人员，专业的体育人员从事该项工作的更是微乎其微。

农村体育文化要形成品牌，不但要有热情、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更要有专职的农村体育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工作。

3.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的品牌建设缺乏市场运作

目前，节日体育活动大多是在农民的余暇时间开展，是在特定的时间段里进行体育竞赛或者表演，节日结束或者农忙时节，活动或者训练就处于停滞状态。

在当前形势下，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乡之间的交流，民间文化、民俗文化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同时，农村市场也是一个大市场，对于一些企业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借助农村节日体育文化使自己的产品深入农村市场，分享农村市场，推动企业的发展，这是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怎样去转变文化的传播方式，使企业文化深入农村市场，推动农村民间、民俗文化的建设，逐步使这些文化形成品牌效应反哺企业，增强企业的生命力，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农村人口在我国占有较大比重，农村文化建设关乎我国文化强国的建设，农村体育文化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应得到发展和弘扬。

4.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缺乏有效的传播和宣传途径

大众媒体的传播和宣传是现代农村文明繁衍和生存的主要载体及有效途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媒体忽视了农村文化，农村文化传播出现了空洞化、边缘化的倾向。在内容上，媒体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经常是以市民的标准来选择加工信息。媒体上充满了都市化的内容，而农民需要的信息和文化内容却少之又少，舆论的焦点聚集在非农村地区，对于农村体育文化的传播和宣传缺少关键的推动力。而对于农村节日体育活动的宣传也是局限于特定的时间段里，媒体对于农村节日体育活动缺少主动性，缺乏深度挖掘的理念，因此对于农村体育文化活动的报道也缺乏系统性，无法形成农村文化繁荣的有效局面。

三、农村节日体育文化品牌建设的对策

1.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可缓解节日体育文化品牌建设的资金来源紧张局面

国家对农村中小学的扶持力度比较高，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目前已经基本达到开展活动所需的器材、设施等方面的要求。同时，社会上一些公益机构也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健身器材的投放力度，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周边的乡村或者城中村，应将距离城市较远的乡村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除此以外，要加大企业与农村体育文化品牌的接轨，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的品牌建设离不开农民与政府、农民与企业之间的互动。[4] 24-28农村开展节日体育文化的品牌建设，要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以政府为龙头、企业为主体，以双赢为目的，加大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的挖掘力度，借力于企业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技术和资金，对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的品牌建设进行支持。通过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的品牌建设，达到宣传企业、提升企业效益的目的。

2.高校体育与农村体育相结合可缓解专业性人才不足局面

基层乡镇成立的文化指导站要与农村体育文化和农民健身结合起来，积极培育、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形成本地的体育骨干。同时，可以鼓励立足于当地的高校体育专业的大学生投入到农村体育文化的建设中去，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对于节日体育活动的新需求，促成高校体育与农村体育接轨。

加强农村体育人才以及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力度，解决品牌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人才问题。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人才问题是关键。引进专业性的人才，对开展的体育项目进行引导，才能促进农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3.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的品牌建设应引入市场机制

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的品牌建设要拓宽思路，将体育文化推向市场，让市场传播体育文化。旧的发展观念已经严重阻碍体育文化的发展。从市场到农村文化建设，从农村文化建设到反哺市场，加强文化内涵的建设是我们应主要思考的问题。无论是安塞腰鼓，或者是舞龙、舞狮，它们根据地方特色的建设，在社会上有了较大的知名度，推动了当地旅游业、手工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富裕了当地的群众。我们更应该看到，这种品牌效应增强了基层市场发展的后劲，繁荣了农村文化建设市场。

因此，农村体育文化的品牌建设要转变发展模式，规范管理，提升队伍整体水平，巩固体育项目的生命力，挖掘、提升体育项目的品牌效应，强化市场与体育文化建设的接轨。

4.重视农村节日体育文化品牌建设的传播和宣传渠道

农村体育文化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具有农村特色的体育文化也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作为思想宣传阵地和堡垒的媒体，应开辟专栏传播农村节日体育文化，使报道具有系统性和持续性，使节日体育活动深入人心，从而使更多的人关注农村节日体育活动。同时可开展农村体育文化展示大赛，加大宣传和推广，推动农村体育文化的品牌活动取得成效。

此外，有关部门应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提出建议，开展示范对接，推动农村节日体育文化的建设；要发挥政府职能，按照面向农村、发动群众、加强指导、强化培训的工作思路，做好落实工作；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为推进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06-07-09.

[2]杨建设，李建国.我国民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影响[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7（1） .

节日文化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117-01

苗族是我国西南人口较多、分布地域宽广的少数民族之一。苗族人民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筛选和积淀,创造了多元而丰富的文化。

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便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原生态节日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至今的,未经外来文化(特别是官方和学界)刻意改变过的传统节日。

在现代艺术设计领域中,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设计的民族性问题,对少数民族传统符号历史意义与创新应用等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事实上,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包括古老的苗族,所形成的丰富的视觉符号,绝大多数同该民族原生态的节日庆典有关。例如,节日中雍容、华贵、讲究的节日盛装;盛装上的各色纹饰;用以祭神祭祖的食物;具有特殊意义的器皿;源于娱神的戏剧、歌舞及各种民俗表演等。

一、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原生视觉表现

(一)图形表现

人是使用图形符号表达意义的动物,苗族人民尤喜爱使用象征型的审美图形来表达节日文化的原始意义。在这些象征型图形中,有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为了获得神灵的庇佑。如苗族盛大祭祖节日“鼓藏节”的礼服百鸟衣,用象征祖神的图腾符号枫叶纹和鸟纹装饰,整体呈现锦鸡状,穿有这种礼服的使者,被认为可以获得与神圣世界中的祖神沟通对话的能力。

有的图形则是对历史故事的视觉化记忆。譬如在苗族“花山节”上,苗族妇女头戴象征苗族皇帝皇冠的银饰,身穿象征苗族皇帝大印的锦衣,外加一种名为“迁徙裙”的裙装,这些均是对九黎部落历史的图形象征。

(二)器物表现

在苗族原生态节庆中,伴随着原始思维的推动,以及实际活动的需要,形成了大量而丰富的视觉化器物表现形式。

在这些庆典祭祀专用器物中,有的从苗族祖起之时,便富含了自己独特的信仰含义。如铜鼓,在苗族人民的宇宙观、生命观中认为,铜鼓是象征祖宗安息的地方。

而另一些器物可能在节日形成之初具有实际的作用及功能,而当仪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凝固为民族节日时,这些器物形象便自然转变成独具象征性与纪念性的符号。譬如苗族“花山节”中的花杆,以前是为了方便散居各方的人民明确团聚地点,而今人们则是围着花杆载歌载舞,以表达怀念、庆贺之情。

(三)色彩表现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色彩观,在西南少数民族色彩体系中,由于传统的农耕经济的影响,多为时空色彩观,其特点是以东方主青色、西方主白色、南方主赤色、北方主黑色、中央主黄色的空间色彩组合及春青色、夏红色、长夏黄色、秋白色、冬黑色的时间色彩组合为主。在“姊妹饭节”中一个独具特色的食品――姊妹饭,分别由黄、青、红、黑、白染制成的五色糯米饭便充分体现了这样的色彩观。

另外,作为以母系为社会主要支柱的苗族,与他族色彩观最大的不同在于苗族妇女对于色彩意象性的运用。譬如苗族节日盛装上的织绣中,为了突出喜庆,画面通常以红色为主,无论是飞禽走兽、树木花草都可以用红色描绘。

二、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衍生视觉表现

(一)平面视觉中的表现及应用

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在平面视觉中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三类:即当地农民艺术家的农民画、民间美术家的壁画陶艺创作以及影像工作者的民俗摄影作品。

其中,农民画的创作者多是直接来自于当地的苗族妇女,她们将自己对本民族原生态节日的信仰,结合自身从小到大在苗族刺绣、挑花、剪纸中培养出来的图形色彩审美观念,借助手中的画笔直接描绘出来,从而形成一种独具审美意味的崭新视觉表现形式。

而设计工作者参与较多的,则在民间美术家及影像工作者中。民间美术家有的确实来自于传统工艺间,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接受过正规的艺术设计教育。他们多是靠自己对于苗族原生态文化深入而细腻的考察认知,加上自我的主观意象性来创作作品。他们的作品往往在满足艺术性的同时,也充分兼顾了商业性。

影像工作者的民俗摄影作品,被广泛的运用在民俗专题报道中,因为其要求严格遵循事物的真实性,所以多是对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直接的视觉再现,但由于摄影艺术直观、真实、生动的独特魅力,往往能产生新的审美及艺术价值。

(二)歌舞戏剧中的表现及应用

剪辑,体现出一种视觉交错的速度美感,在融入了摄录及编辑者独特的视觉角度之后,画面通常更多的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感与使命感,如贵州旅游宣传片《多彩贵州》。

三、原生态节日文化与视觉传达设计的结合

中国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原生态节日文化,这些文化又孕育出多彩的视觉表现形式,如何有效的运用这些资源,在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将之更好的应用结合在设计领域,从而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审美价值,使中国的设计更具民族特色,是每一个中国设计人员都应该努力钻研与探索的方向。

通过对苗族原生态节日文化视觉表现的探索与研究,在少数民族原生态节日文化与视觉传达设计结合上,我认为首先一个族群文化的视觉设计应建立在对于这个民族内部信仰崇拜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了解之上。其次,在运用视觉传达设计方法表现少数民族信仰崇拜等文化时,要善于将抽象的精神意念转化成视觉形式,在纷杂的外在视觉表现中抽取最合适的元素传达主题,具体可以通过该民族的图腾、族标等视觉元素进行改造,也可以选用能表达主旨意义的视觉符号以表示。

此外,在充分运用民族民间工艺技术的同时,还需要努力创造有自己特色的新的表现形式与之相结合,在继承前人审美意念的同时进行自我发展,而不是单纯的复制挪用。而那些源于民间的原生视觉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保留其中一些较有特色与识别性的部分,替换剩余部分来表达新的涵义与思想,使之焕发新的意寓。

最后,少数民族原生态节日文化视觉表现中经常运用单纯却极有张力的色彩搭配,将这些具有强烈对比与不协调感的配色方法进行提炼,再运用于现代视觉传达设计领域,将会有效的形成具有鲜明地域氛围的设计新风格。

四、结语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民族在淡化,地区文化也在淡化。然而,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其本身并不能自然地转变成紧跟时代步伐的新的艺术形式。所以,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观念解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转化成新的思想和表现形式,运用新的技术进行新的尝试与创造,才能对一个民族文化身份进行确认,并在多元文化中显现他们独特的自我价值。

节日文化论文例4

一、“保保节”民俗概要

“保保节”是川西地区流行的一种民俗活动。时间是正月十六，“保保”就是干爹，拜保保就是给小宝宝找干爹，传说可以保小宝宝平安、健康成长。现今四川地区仍然流行拜保保活动，只是各地称呼不同，时间不同，如成都郫县、温江、彭州、德阳什邡等地都称为拜干爹活动，活动是在每年的雨水节举行。但真正作为一种传统节日保留下来的只有正月十六广汉“保保节”，现已列入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节日起源

广汉“保保节”据说是由川西民俗“游毛病”和“拉保保”两种民间活动融合演变而来。其起源和一个传说有关：传说在清朝时期，有母女俩进城“游毛病”，“游毛病”是一种民俗活动，认为孩子有病，带出去游走一遭就可以把病根甩掉，在途中母女俩遇到一无赖纠缠，为了摆脱这个无赖，母亲急中生智跑到州衙门前，对守门的衙役说，自己的女儿是州官的干女儿，前来给州官拜年，无赖一听便吓跑了。州官听了禀报，出门问明原因，觉得这位母亲真是很聪明，还真收了这个干女。从此，正月十六就成了“拉保保”的节日，相传至今。

2．节日民俗内容

川西各地的“拉保保”活动内容基本一致，其中心内容都是“拉保保”，正月十六，广汉“保保节”这天，大家扶老携幼踏青游玩，俗称“游毛病”，中心内容“拉保保”。父母带孩子在大桥上、庙前或大树下（广汉“保保节”最初就是在房湖公园的十二棵古柏树下进行），等候过往男性行人，父母在给孩子选“保保”时，不一定都相互认识，只要认准对方长得一脸“福相”，就拉来让其给孩子戴上猪儿帽，并为小孩取一个吉祥的名字，让孩子叫一声“干爹”，如行人接受，家长就要摆酒菜，点香烛，焚纸钱，让孩子给“干爹”进行跪拜仪式，接受“干爹”所取的名字和“压邪钱”，双方喝酒结拜，互称亲家，这就算礼成了。以后逢年过节都要互相拜访，就算多了一门亲戚了。

二、川西汉族传统节日文化的现状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的内容和形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民族观念的发展和变化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广汉“保保节”也是如此。

1．民俗节日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

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文化内涵是精髓

，只有文化才具有永恒的魅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川西汉族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逐渐流失。最初的“拉保保”、“拜干爹”的习俗是源于川西汉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是从拜物、拜神的原始信仰观念中分化出来的拜人的活动。人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除了祈求神的保护，还希望求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保护，求平安无事、长命百岁，特别是小孩出生后，除了想得到神和父母的保护外，还需要寻找“保护神”，方能健康成才，否则就会多灾多难。“拉保保”和“拜干爹”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能保佑其宝宝健康成长、无病无灾。而两种民间习俗的形式却不同。本文由收集整理一般说“拜干爹”是由父母按生辰八字物色好和孩子属相相生的成年人，认作干爹，而“拉保保”则不看生辰八字和属相，也不管属相是否相生，看到有“福相”的行人拉来就当干爹。而近些年，特别是09年以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物质文化生活及思想观念的变化，出现了“职业拉手”借机赚钱，这些“职业拉手”大多数是广汉本地人，“保保节”的节日文化内涵出现了变味。这些年由于政府和媒体的宣传，广汉“保保节”的规模越来越大，“职业拉手”也有了生存空间，“职业拉手”拉一个“保保”，就要从孩子得的“压邪钱”里分一半。所以这帮“职业拉手”拉的很卖力，不管对方是否愿意也强拉，在现场甚至还出现过互相拉伤、衣服撕破的现象。所以真正有意向拉保保的本地人大多数会选择“拜干爹”的形式，在民间悄悄进行，不敢到房湖公园进行“拉保保”的活动。在“保保节”上虽然成功拉了很多“保保”，但真正能在节日过后互相来往的却很少，至于节日的传统文化内涵已明显淡化，特别是川西汉族青年一代几乎不知道节日的深层内涵，传统节日更多的成为物质消费的时期，成为单一的娱乐性节日，大大淡化了其精神文化内涵。

2．节日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迁

首先，活动地点增加了。由于“保保节”规模的扩大，现在活动地点除了房湖公园，又发展到了金雁湖公园，因为那里有十二生肖的铜雕群，现在每年正月十六那天，房湖公园和金雁湖公园都会吸引周围一些城市，如成都、绵阳、德阳等很多游客来广汉为自己的小孩拉保保。

其次，节日内容增加了。随着每年参与“保保节”的游客增多，广汉“保保节“的内容也变的更丰富了，除了“拉保保”的活动，还增加了大型计划生育宣传和商贸洽谈活动。使节日的气氛更热闹，使这一地方传统节日更具时代特色。

再次，节日形式发生了变迁。在正月十六的“保保节”上，一旦“保保”拉成功，就由孩子的家人将“保保”簇拥出人群，找个人少的地方，互相进行自我介绍，孩子父母道出自己的心愿，然后就到餐厅宴请“保保”，并不在“十二株古柏”前摆酒菜、焚香礼拜。“保保”也要为孩子取名字，赠“压邪钱”，只是名字的含义已经突破了旧观念。

三、保护川西汉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几点建议

川西汉族传统节日民俗事象是川西汉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承载着川西汉族诸多重要的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的标本，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表达着自己民族对美好理想、伦理道德的追求和向往。然而在今天“全球化”和“商业经济”等新的文化背景下，传统节日正在遭受着巨大的考验，为了更好地保护地方民俗文化，使优良的传统文化世代相传，笔者特提出几点建议。

1．提升“文化自觉”，实现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代代传承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知晓，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针对广汉“保保节”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的现状，笔者认为首先必须从“保保节”的文化特点出发，发挥口头传承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和节日中通过家庭、长辈讲述节日的历史、传统文化内涵等来认识自身文化，从而提升文化自觉。其次，在广大青年中普及传统教育。充分发掘传统节日文化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在开发中小学地方课程时，可将地方民俗传统节日文化内容纳入其中，通过广泛开展地方传统民俗文化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帮助学生了解并自觉传承其文化内涵。再次，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宣传传统节日的历史、文化内涵、特色等，能把鲜活的传统节日文化知识传播给青年一代甚至更广的领域，实现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代代相传。

2．坚持民间事民间办原则，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扩大节日活动的民众基础

广汉“保保节”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是由于民众自发兴起、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现象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点，“保保节”也不例外，节日的规模、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迁，如今的“拉保保”活动更多的包含了娱乐的意思在里面，而带着传统文化意义的“拉保保”活动只能在民间私下进行。因此，为了保护原生态的节日文化，应该改变传统的通过政府干预、财政支出等措施来发动或组织民众参与活动的局面，应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充分吸收民间力量，真正起到社会办节、群众分享的效果。

3．通过政府将广汉“保保节”定为地方性法定节日，提升传统节日文化认同感

通过政府将“保保节”定为地方性法定节日，既尊重了传统节日文化的风俗，又能使川西汉族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去共同体会传统节日的丰富活动和文化内涵。从而让大家都认识到传统节日的重要性，并能提升人们的民族认同感。

节日文化论文例5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概念逐渐淡漠，传统节日的走向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引起了学界争鸣，成为一个较为厚重的文化课题。

然而，我们不仅不畏惧外来文化的侵人，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不同文化的双向交流、理解和学习，达到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共同发展。西方将洋节文化输人到中国本土的许多现代化传播理念之运作方法，也值得在继承和创新本土传统节日文化时学习和借鉴。与此同时，要深人反思传统节日的现状，审视整个社会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保护传统节日的策略和途径。为此，需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参照自己民族文化去认识他国文化特征，才能形成不同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以跨文化的视角考察节日文化的变迁与传播。

1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

传统节日是能够纵向传承、横向传播的固定庆典活动，是一宗重大而又占有特殊地位的民族文化遗产，是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示方式，也是一种隆重举行的标志性民族文化，它是人类文明长期积淀的结晶，并经受历史的磨练而永放光芒。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和有效方式。

作为一种公共的文化行为，节日的最终目的并不单纯在于娱乐或审美，而在于社会教育和社会融合，是为了通过庆祝活动和集体参与，建立一些公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此外，在各种仪式行为中，节日以其高度的公共性、组织性和历史性而特别适用于文化记忆的储存和交流。这一文化功能，不仅对内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而且对外成为社会群体和谐团结的勃合剂，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传统节庆中所负载和蕴涵的和谐对称、淑世情怀、历史意识和乐观自信等文化精神，自始至终成为渲染文化气氛、塑造民族性格的重要内容;植于现代社会中的传统节日，带有文化遗留物与象征物的特点，且具有更大的公开性、全民性和民族性，这要求顺应文化记忆的逻辑以及多方面的社会要求，在保护节日文化及遗产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兼容性改良与创新。

今天，以理性的自觉态度，认真分析和正确评价传统节庆的精神实质，将为全面弘扬传统文化并积极创造具有鲜活时代气息和厚重文化底蕴的新文化，提供立足的根基和发展的空间。

2中外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及传播

中、西方有着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差异。作为文化符号的传统节庆，西方节庆文化是与中华迥然相异的独立发展的另一种文化形态，日本则是受到中华深刻影响并亦步亦趋发展的节庆文化形态。

中国传统节日往往将诸多活动内容融为一体，而西方的传统节日却大多呈现单一性特征。与中国人注重血缘、群体、物质性的欢娱诉求相反，西方的传统节日除了注重于精神的升华外，也注重于个体人格的张扬和个体之间的情感诉求，易于为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这使得西方节日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跨文化移植性。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西方传统节日跨文化交汇与移植的最大障碍，尤其造成中国传统节日跨文化向西方移植的障碍，要使中国节日文化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普适性，必须不断融合西方文化，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不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更加紧密，而且文化上的交流合作与竞争也更加频繁。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传统节日，也处在相互融合与容纳以及相互碰撞与冲击之中。中美的传统节日同样面临这样的形势，从相互容纳角度看，中国的春节和美国的圣诞节已逐步为对方所接受和容纳，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容纳与此消彼长，更说明当今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相互开放、合作、竞争的时代。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自创立以来就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如韩国、日本等国的节俗活动很多都能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找到源头。春节在韩国、越南、新加坡都是最主要的假日，韩国甚至把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日。日本虽把春节和元旦合而为一，却现在还把三月三女儿节、五月五端午节列为节日。

如今，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被商业文明不断冲击，即将成为历史，但是通过日本的传统节日和仪式活动，可以再现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昔日辉煌。这种现象应当引起国人的警觉与反思，并适时加以调整。

韩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江陵端午节祭成功，刺激了中国对节日民俗研究的重视，提高了对申报世界遗产和中国遗产保护的战略性认识。联合申报也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文化交流战略，例如中朝共同申报高句丽文化遗产，中蒙联合申报蒙古族长调，中国与中亚五国同时申报丝绸之路等。

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全球多元文化互动使得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机会增加，为民族文化的展示和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传统节日应该保持和弘扬，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民族精神振奋的力量，也是让世界了解和尊重的必要渠道;从文化民主建设方面来看，全球化文化多样性进程需要民主机制，需要更民主和开放地倾听文化的各种声音和利益诉求，以便把许多群体的要求带人选择和决策的过程。

3传统节日文化变迁、融合与走向

当代社会中，大众文化对于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侵人，作为强势文化对民俗文化有着较大的冲击，挤压了民俗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同时，大众文化中对民俗文化的利用也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民俗文化的一些组成部分也卷人了大众文化运作之中，并逐渐渗人到民俗文化各个空间中。

3. 1传统节日文化变迁及其传播

在当下文化情境下，由权力政治、资本等不同资源共同支配下建构起来的宏伟场景、热闹非凡的景象，表面的狂欢被以及地方性文化等资源之间的共谋抽空了内在的精神实质。从文化价值的视角来评判当前节日文化，洋节盛行，传统节日日益萎缩，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认同感的严重缺失。每年定期、反复发生的节日行为是确认民族文化认同的时间契机，有丰厚内涵的传统节日文化行为是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契机。只有具有充足内在含义与象征寓意的节日行为才会被社会接受并得到民众的自觉保护和继承，被忘却内涵只徒有形式的节日，则是其走向消亡的开始。

虽然中华传统节日在国内逐步势微，海外的华人却仍然有浓厚的传统情结，身处异族文化之中，仍然坚持过年过节，既强化了自己的文化信念，也宣传了中华文化。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春节到来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接受并喜欢上这些传统节日，开展舞龙、舞狮和赛龙舟等节日活动。海外侨胞对清明祭祀十分重视，每年清明节都有大批海外华侨归国祭祀祖先，也祭祀本民族的始祖。因此，保护好传统节日文化，可使各地华人拥有更为和谐一致的文化空间，充分发掘、利用其文化内涵及其丰富多彩的民俗展演形式，丰富节日文化生活，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将发挥要作用。

3. 2传统节日文化融合及其发展

文化融合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地域和模式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国界并从全人类性评判和取舍中得到文化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

在当今这种多元价值体系里，如何面对洋节文化的输人、融合与中国传统节日的继承、发展等等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沙特阿拉伯学者a1—qatta。和a1—zahrani曾考察了社会习俗、、节日庆典和古老医术所遭受的冲击与破坏。但民族传统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加强国民教育，推进民族文化竞争力。传统节日文化不仅要在符合自身发展前提下不断发展，而且要合理借鉴西方节日的现代运作手段，将科学的运作模式运用到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中。

旅游业迅猛发展，为传统文化形式重塑甚或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节庆类文化空间，如庙会、歌会、花会、歌好等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都是最典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因民族特征明显和文化价值突出，正成为文化旅游开发的新热点。用文化空间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对文化空间进行保护，并且促进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种崭新理念，最终达到文化空间和旅游开发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3. 3传统节日文化交流及其走向

samovar和porter主张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跨文化群体进行动态、连续和系统化的交流，促进个人和社会的文化适应性和发展潜力，以相互理解现实的不同信仰、价值观和文化模式。这种文化认同不能建立在宏大抽象的文化共性上，而应当是一种存在于具体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凝聚力，应建立在具体的族流和沟通亲和的心理基础上，民族认同的基础是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在环境所形成的传统认同和共享记忆，如血缘、地域、习俗、原型等。

在中西交往、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中，必须坚持积极的原则，取世界文化之精华，创造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在文化融合中努力维护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个性，保持自己文化的应有地位。以兼容并蓄的包容与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节日，突破所谓如何守护我们传统节日的误区，与外来节日一起共同建构我们新时代的节日文化，复兴传统节日，既要保留和保护传统节日的方式与形态，还要弘扬和发展传统节日的精神与内涵，传承并创新传统节日的形式与精髓。

节日文化论文例6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端午节亦称“端阳”、“天中节”、“女儿节”、“诗人节”、“龙船节”、“解粽节”、“地腊节”、“蒲节”、“重五节”等，与春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代社会己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节日，日本的端午节即传自中国。本文试围绕端午节的文化内涵、端午文化与日本固有信仰的结合及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从一个侧面揭示日本吸收和发展中国文化的过程。

一、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仅以所引诸多命名，就可见端午节起源之复杂。归纳起来，大致可分六种:一是纪念屈原。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泪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这是百姓中最流行的说法。二是纪念介子推。《琴操》曰:‘“介子绥割胖股以吱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播山求之，子绥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三是纪念陈临。《初学记》卷四引三国谢承《后汉书》日:“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梯。临微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四是纪念曹娥或伍子青。三国邯郸淳写的《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吁之女也。……盯能抚节按歌，婆婆乐神，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五(伍)君(宋章樵注:伍子青为涛神)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五是祭图腾龙。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端节的历史教育》联系了《说苑·奉使》《战国策·赵策》所记的吴越之民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推论出吴越民族在五月份日照最长的这一天，举行盛大的图腾祭，距今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六是夏至的演变。宗嚓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有夏至食粽的习俗，隋人杜台卿的《玉烛宝典》亦云龙舟赛为夏至节的主要活动内容。

端午节时值春夏之交，其习俗活动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里，我们把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分为三大部分:采药祛病、驱毒避邪;保生护命、爱国为民;龙舟竞渡，追思先哲。

(一)采药祛病、驱毒避邪

端午节时值阴历五月，气候潮湿多变，此时人体免疫力最低，也是瘟疫流行的季节。鉴于五月多禁忌，民间便相应产生了许多防瘟避疫的习俗。《养生要集》曰:“味苦，小温，生汉中南郑山谷，五月五日采之。”孙思邀《千金方》记载:“(五月)五日取葵自微炒为末，患淋者食前温酒服一钱，立愈。”另外，《艺文类聚》卷四引《夏小正》口:“此月畜药，以镯除毒气也。”人们为了顺利度过这个恶月，采药来驱除毒气。兰草在古代民俗观念中有避邪的功效，以兰草煎汤沐浴是古代一种常见的祛病方法。江苏《如皋县志》:“端午采泽兰煎汤沐浴，昔人所谓浴兰汤者是也。”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说:“香兰乃香草，能辟不祥。”在门上悬挂艾营，是另一种驱邪的方法。《荆楚岁时记》中写道:“五月五日，四民并蹋一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镶毒气。”

(二)保生护命、爱国为民

避兵灾是端午节的另一节俗。历代的战争给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因此，人们在端午节的各种活动中对避兵灾寄予了理想。《荆楚岁时记》谓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即指五彩丝有避兵灾的用途，故五彩丝亦名“辟兵增”。晋葛洪《抱朴子·杂应》说“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可以避五兵。在《仙药》篇中又谓在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万岁蟾蛛，“阴乾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这些带有超现实性质的理想，其实寄予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和厌倦、对和平生活的无限向往。

(三)龙舟竞渡，追思先哲

龙舟竞渡活动是将端午节推向高潮的节目，宋代词人杨无咎《喜山溪·端午有怀新淦》词云:“崇仙岸左，争看竞龙舟，人汹汹，鼓冬冬，不觉金乌坠。”

到了汉末魏晋之时，关于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吴越传说是为了纪念军事家伍子青;会稽人以此日纪念孝女曹娥;山西传说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晋国的忠义之士介子推。《荆楚岁时记》言:“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泪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揖以拯之，炯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尧。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该观点认为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由于屈原的情操为人敬仰，此说很快取代了其他诸说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将节日习俗与历史人物的纪念联系起来，端午节的意义便在防瘟避疫的基础上，增添了祭祀屈原、追思先哲的新义，使得这一平常的夏季节日，在唐宋之后逐渐升华为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大节。

二、端午节文化在日本的传承

阳历五月五日是日本的“端午句”(端午节)，在日本古时又称“曹蒲节”。端午节是奈良至平安时期由中国传人日本的。古代日本端午节的习俗大体上仿效中国风俗，日本对中国端午节文化的传承清况大体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采药祛病、驱毒避邪

在端午节使用营蒲这一行为出现在中国的《荆楚岁时记》等诸多图书之中。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天平胜宝五年(753年)，该书开始被日本的贵族阶级所阅读。《荆楚岁时记》对日本的节日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端午节原先是宫中的节日活动，之后作为贵族阶级和神社、寺院的庆祝活动而传到了地方，并最终成为一般民众在家里举行的庆祝活动。在一千两百年后的今天，“端午的筋句”(端午节)使用富蒲的民俗依然保存着。

据史料记载，推古、皇极等各朝皆在五月初五举行特别仪式，即采草药和骑马射箭两项。在平安时代，宫廷举办的节俗活动日趋隆重。每年节前，天皇都要降旨采集葛蒲、艾篙等应季植物，各地官府则组织人员采摘并进献宫中。届时，宫中屋稽上遍插营蒲，柱子上张挂香囊，室内装饰营蒲、艾篙编织的花轿，御用裁缝编织首蒲冠进献天皇。此外，天皇还要在宫中设首蒲宴，赴宴官员头戴御赐的葛蒲冠，席间饮用雄黄酒，吃五色粽子，宫女们则要换上中国式服装侍候左右。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营蒲的芳香可以祛除恶魔和瘟疫的缘故。

在现代的日本社会，每逢端午节临近时，人们会在屋檐下挂上营蒲;孩子洗澡时，家长会在小孩子的头上缠绕营蒲叶，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有些妇人还会将其挂在头发上，或作为钗头。营蒲本身有浓烈的挥发气味，悬于门上或插在头发上，可消除异味，清洁空气，有益人们的健康。

(二)保生护命、爱国为民

古代日本举行的端午活动，其意义是以悬营蒲等为表现形式的“保生护命”。从飞鸟、奈良一直到平安时代，古代日本所举行的端午活动，大都出于“保生护命”的目的，基本上保持着中国端午的特色。尽管飞鸟时代的节俗内容尚不完整，但人们已经意识到端午节的意义并试图模仿。到了平安时代，端午节开始从一个非定期性节日发展为一年一度的定期性节日，并逐渐从朝廷普及到民间，节俗内容也随之愈益丰富多采。具有“保生护命”意义的端午节俗之所以为日本所接受，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生的欲望、消除其对于死的恐惧。

三、端午节文化在日本的发展

日本于昭和23(1948年)年7月制定了《关于国民节日的法律》，将端午节的名字改为“子供”(儿童节)，成为现代日本的11个法定节日之一，全国放假一天。在这一天，全国各地举行各式各样的以孩子为中心的活动。另一方面，作为“端午箭句”(端午节)，祈祷男孩子健康成长的民俗活动也进行着。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南方的龙舟竞渡，一直没有出现在古代日本的端午活动中，直到德川时代竞渡才开始出现在长崎等地区，属于地方性节俗。据此可以推断，传人日本的端午习俗可能源自中国端午的北方系统。龙舟竞渡自端午节俗中的脱落，意味着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中以屈原为对象的“追思先哲”意义在日本的消逝。然而其骑马射箭、崇尚武力和挂鲤鱼旗、祈求健康等含义则发展了出来。

(一)骑马射箭，崇尚武力

飞鸟时代的端午骑射由宫廷独自举办，到平安时代已经发展成为宫廷和贵族们都要举办的大规模的节俗活动。骑射之仪，是天皇在“武德殿”观看左右近卫府军骑马射箭的仪式，赛事在五月三日至六日间进行。参赛马匹由亲王、公卿们进献，数目依爵位之高低而有所不同。仪式结束后，乐队奏雅乐，获胜一方向天皇献舞谢恩，失利一方则将马匹如数献给天皇。除了宫廷举办的骑射之仪外，贵族们还要在私宅举行骑射比赛，其场面之热闹并不亚于宫中。

平安时代的骑射目的是为了比武练兵，这与应季植物“首蒲”有关。葛蒲叶子扁平，上尖下宽，形状似剑。镰仓时代的人们注意到这一特征并发现汉字“营蒲”的日语读音与汉字“尚武”和“腾负”的读音相同，于是，葛蒲成为了日本端午节不可或缺的植物，端午节也倍受武士阶级的青睐，被称为“尚武之节”。这一名称的改变，除了语音相谐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新兴的武士阶级继承了宫廷骑射的传统，并为之注人了反映自身生活的内容。

(二)挂鲤鱼旗、祈求健康

端午节俗中原有的关注儿童的因素逐渐与日本固有习俗融为一体，日本端午从一个全民性的节日变异而成了一个男儿之节。鲤鱼旗，是一种布制或纸制的圆筒空心、_上绘鲤鱼图案、可随风飘舞的旗状物。它分为蓝、黑、红三种，蓝色为主，黑、红色为辅，分别代表男儿及其父母。

节日文化论文例7

一、春节食俗与文化内涵

春节是我国汉族最隆重、最热闹、民俗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文化色彩最浓厚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的饮食也最为丰盛。有些菜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鱼象征吉庆有余，青菜、白菜象征一年清清白白。[1](p76)

明清时期，兰州春节食俗保留着浓郁的传统色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除夕全家人共进年夜饭，吃臊子面，名为“团圆饭”。 兰州人除夕夜里必须或多或少吃些猪耳朵或啃骨头，称“咬鬼”，没有猪耳朵的也要吃上些红枣煮的鸡蛋。认为吃了这些东西一年中就会精力充沛，百病不生，小孩不会在夜里害怕。年夜饭兰州人餐桌上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甜品菜肴“八宝饭”，寓意百事如意，甜甜蜜蜜，吉祥喜庆。

明清时期，兰州人沿袭春节饮“屠苏酒”的古礼，饮甜醅酒。“正月上元日，祭先人，荐寒食，少长饮甜醅酒，以次行礼。”[2]正月初一日，兰州人首先要祭祀祖先，进献寒食祭品。之后，大人小孩饮甜醅酒，讲究先后次序，从年少者起先，年长者最后，并按年龄辈份依次行礼拜年。早饭吃猪油包子、啃骨头，意为有油有肉。中午，多数人家吃韭黄饺子，认为饺子形似元宝，象征“招财进宝”，也有“团圆”的意思。有的人家吃“臊子面”，面条要求长而不断，象征长寿长福，又称“长寿面”。

正月初五，兰州人叫“破五”。早晨，家家户户清扫垃圾，倒于道旁，叫“送穷”。 这天，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为的就是能将“穷神”驱走。明清时期兰州人在这一天吃荞面搅团。“五日，食荞面，佐以芥?、椒辣，犹古五辛?之意。”[3]用荞面煮成馓饭状，浇上臊子，或清汤，调上油泼辣椒、芥末、姜末、蒜泥、香醋，酸辣可口。送“五穷”的食俗，寄托了明清时期兰州人彻底摆脱贫穷、争取富裕的强烈愿望。

元宵节的节日饮食以元宵为主。明清时期，兰州地区“元宵前后四日，作粉粢，馈元宵。”[2]兰州人在元宵节前馈赠元宵。十五日晚，各家吃元宵，象征“团圆”之意。

总之，明清时期兰州春节食俗中的传统色彩浓郁，地域特色鲜明，表达了人们祈福纳吉、喜庆吉祥、团圆美满等美好愿望。

二、清明节食俗与文化内涵

每年的公历4月5日前后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清明食俗是伴随着清明祭祖活动而展开的，是日家家要准备丰盛的食品前往本家祖坟上祭奠，祭祀完毕，所有上坟的人围坐在坟场附近食用各种食品。[4](p12)

清明前后，兰州人家家户户扫墓祭祖。除各户外，合族在家祠、家庙祭奠祖宗。凡在此年中添男丁者，此日杀鸡一只或买猪头一个；富者买羊一腔，烹而献于同族共食。如生女，则默不作声。

明清时期兰州清明食俗的意义在于慎终追远，传承先人的美德，礼敬祖先及祈求祖先保佑子孙后代诸事顺意、家族繁荣，人丁兴旺。同时通过祭祀祖先，强化血亲意识，增强家族凝聚力，体现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尊重和对家族命运的关注。

三、端午节食俗与文化内涵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是我国民间夏季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最重要的民间习俗是吃粽子，相传就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人们为了使他的尸体不被鱼类等水族吃掉，便往江里撒米和粽子。粽子，古人称为“角黍”。因以菰叶裹成角状而得名。东汉末年应

劭在《风俗通义》中说“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尝之。”应劭生活的年代比吴均要早得多，他的书里并没有提到粽子与屈原有什么关系。可见，吃粽子为纪念屈原的说法出现的较晚，并非是粽子的真正起源，而是出于民间百姓对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和爱戴之情。以后这一纪念活动便被流传和保存下来。

明清时期，端午节兰州地区家家包粽子、吃粽子，蒸粘糕，并馈赠亲友，寄托对爱国诗人屈原的缅怀和崇敬之情。人们饮雄黄酒，给小孩鼻、耳、口、眼边抹雄黄酒，防虫蝇侵袭。表达了人们驱邪祛病、避瘟防虫、祈福纳吉的良好希冀。

四、中秋节食俗与文化内涵

每年农历的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中秋佳节食月饼，是我国各地普遍盛行的习俗。月饼作为正式节令食品，始于宋而盛于明清。明代，中秋节食月饼成为时尚。[4]（p18）

节日文化论文例8

传统节日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周期性、参与性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有利于增强大学生们的民族认同感。首先，中国传统节日从形式和内涵上区别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节日，它跨越阶层和地域，让来自不同省份、具有不同民族的大学生都能有“一家人”的感受。其次，传统节日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它能让大学生追溯祖先曾经经历的事件、分享他们的感受，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情感上的共鸣。再次，传统节日具有周期性，它们能年复一年的加强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感知。最后，传统节日需要大学生们的广泛参与，集体参与能形成一种群体驱动力让大学生们形成过节的惯性，从而增强他们的认同感。

1.2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传统节日文化有丰富的内涵，思政工作者可以取其精华，把传统节日作为德育教育的重要契机。我国传统节日包含了爱国主义、尊老爱幼、尊重自然、团结和谐等理念，这些理念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正是这个时代青年应有的道德品质。比如，端午节所蕴含的历史典故可以让大学生们感受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操、重阳节作为敬老爱老的节日能够引导大学生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1.3缓解大学生的压力，调节大学生的心理状态

大学生在大学学习生活上难免会遇到来自学习、人际、工作各方面的压力，正处于青春期晚期的他们情绪较为敏感、容易被不良情绪左右，因此心理上的减压和疏导就显得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注重团聚和和谐，节日氛围温馨而祥和，这种氛围能让大学生敞开心扉、广交朋友。另外，大学生们通过参与有趣、有意义节日活动，能够舒缓身心、调整心理状态。

2当前高校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现状及其成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其他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远的影响着我国。相比之下，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影响已经日渐减少，许多节日的内涵衰退。在这种背景下，虽然有一些高校的思政工作者意识到了加强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但是，从实际成果看，这项教育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现状既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有高校思政工作宣传引导不到位所致。

2.1西方节日吸引了大学生的注意力

西方节日已经日渐被大学生们所了解并接受，大学生觉得西方节日洋气、浪漫、趣味性强，因此他们也热衷于参与西方节日。2014年底，上海外滩跨年夜现场拥挤的人流就足以显示出西方节日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除了西方节日契合了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外，商业炒作和媒体宣传也是西方节日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2.2高校在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上的缺失

当前大学生对传统节日的了解主要源于幼时的家庭教育，他们很少能在高校里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的熏陶。这首先表现在高校在课程上很少或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另外，高校开展的实践活动大多与专业相关，即使有传统节日的主题活动也只是流于表面、缺乏内涵，学生们无法从中获得深刻的体验。再次，部分高校对开展德育工作不够重视，过分关注就业率、升学率等指标，忽视了对大学生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3高校加强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途径

3.1丰富传统节日内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内涵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年轻人的需求，高校思政工作者必须结合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的实际，根据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赋予传统节日新的内涵。比如，端午节可以举办一些爱国历史人物的讲坛，对大学生进行英雄主义教育；七夕节可以对大学生进行恋爱心理教育，指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择偶观、价值观；重阳节可以组织经验丰富的教师教育大学生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等。另外，丰富传统节日的内涵必须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了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始终，摒弃传统节日文化中落后、愚昧的部分，发扬其进步、和谐的文化内涵。

3.2举办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活动

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是加强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把感受到的理念内化于心。首先，传统节日活动要凸显大学生的主体性。现在大学生多为90后，他们对单向灌输式教育十分反感。在活动过程中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被激发，从而真正的吸引住大学生。其次，活动形式必须具有创新性和参与性。一个形式新颖的活动能激发大学生的认同和欣赏，并最终让大学生对活动留下深刻印象。而提高活动的参与性能使大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彰显，大学生会感觉到和传统节日拉近了距离。最后，传统节日文化的开展应注意广泛性和安全性相结合。活动场地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控制人流量，提前做好应急工作预警。主要活动有：

（1）举办传统文化节日名家学者系列讲座。在各部门协商并推荐人选的基础上，邀请一批省内外知名传统文化节日学者、名家大师，到高校作国学经典、文学艺术、文明礼仪等系列专题讲座。

（2）建立传统文化节日名家学者专家库。各部门联合推荐并筛选一批传统文化节日名家，组建我省传统文化节日名家学者专家库，并及时推荐给各高校。列入专家库名单的专家主要承担到高校举办专题讲座、向大学生推荐经典名著阅读书目等任务。

（3）设立传统文化节日大讲堂。各高校要依托现有资源，普遍设立传统文化节日大讲堂，经常性地邀请知名学者、传统文化节日名家到学校开讲座、作报告，定期举办活动，形成长效机制。（4）活跃大学生社团活动。鼓励各高校学生社团经常开展小型化和学生自主化的传统文化节日活动，推动以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为重点的校园传统文化节日建设，融入并渗透到大学生校园学习、生活中。

3.3加强网络对传统节日活动的宣传

传统节日活动在宣传上应该利用网络和各种新媒体。网络具有受众广、传播快、吸引力强等特点，如果高校思政工作者不利用网络，它就会为其他文化、其他思想所服务。因此，高校思政工作者必须在网络阵地上立足并扩大影响。具体来说，思政工作者可以在学校的网页上开设节日文化专栏、也可以利用QQ、微信、微博等开展微小说征集或者照片征集、同时可以制作画面精美、内涵丰富的短片或者游戏，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只有充分利用网络开展活动宣传才能把活动的影响最大化。

3.4走近经典

引导大学生阅读经典、品鉴经典，通过开展经典名著导读、高雅艺术展演、非物质传统文化节日遗产进校园等活动，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增强大学生汲取人类优秀传统文化节日遗产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传统文化节日的责任感、使命感，提升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陶冶高尚道德情操，培养深厚的家国情怀，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主要活动有：

（1）开展“我们的节日——中华优秀传统传统文化节日”主题活动。以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中华传统节日为契机，设立不同主题开展活动。各高校都要开设中华优秀传统传统文化节日相关的选修课，不断拓宽选修课覆盖面，体现“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等教育内容。把优秀民俗传统文化节日和乡土艺术引入高校，邀请非物质传统文化节日遗产传承人进校园、进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传统文化节日的传承和弘扬。鼓励高校开展“两岸名家话经典”等活动，促进两岸大学生传统文化节日交流。

节日文化论文例9

(二)社交娱乐节日中的体育文化藏族人们由于生活在高原地带，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导致人们平时交往、沟通较少。节日刚好给人们一个交流平台，人们借节日机会，载歌载舞，娱乐身心，交流感情，增强友谊。例如:康定跑马节、理塘赛马节、尔苏藏族射箭节、格萨尔文化风情节、沐浴节、安巴节等。节日期间人们进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有跑马打枪、射箭、拾哈达、赛跑、赛马、抱石头、赛牦牛、登山等。勤劳、智慧的康巴人们不仅将社交与娱乐融入到节日活动中，又把民俗与体育完美的结合起来，既锻炼了身体、愉悦了身心，又加强沟通、增进友谊。

(三)农事节日中的体育文化农事节日是人们为了庆祝耕种与收获，而进行的一种祭祀与娱乐、劳动与休闲相结合的节日。例如:春播节、望果节、开犁节等。“望果节”是藏区人们期望丰收的节日。“望果”的藏语意思是围着田地转一转，求神赐福，保佑丰收。望果节一般在藏历七、八月间，人们为了表达庆祝丰收的喜悦心情，欢聚在宽广的草原或者坝子上，载歌载舞，歌唱五谷丰登。此后，还要举行赛马、射箭、赛牦牛、押加、抱石头等比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还经常穿插在劳动生产与日常生活习俗当中。每当收获季节，如收青稞、割荞麦、摘花椒、打核桃等生产劳动之余，人们总会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举行体育活动，村村寨寨一片欢乐的海洋。

二、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特征

(一)地域性康巴藏区地处青藏高原的腹地和川藏高原的西北部，由于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的限制，使得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文化染上了浓厚的地方色彩。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辉煌灿烂的康巴文化，同时也使得康巴藏区传统体育节日文化更加绚丽多彩。例如:登山、转山、赛马、赛牦牛、跑马打枪、抱石头、举皮袋等体育活动。这些传统的体育活动，不仅表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情，也体现了鲜明的康巴地域特性。

(二)集体性传统节日体育的集体性，是指传统节日体育在产生流传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基本特征。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活动群体，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个村落、一个地区，这些传统节日体育活动由广大民众群体创造、组织、参与和传承。例如:藏族传统节日“跑马山转山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场面声势浩大，颇为壮观。人们口念嘛里，手拿佛珠，边走边念，祈祷家人一生平安，祈祷新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由此可见，传统节日体育是一种群体智慧的结晶。

(三)娱乐性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活动是藏区人们生产、生活的反映。每当耕种、收获和藏历新年等节日的时候，规模宏大的体育活动和歌舞表演便开展的红红火火。赛马、赛牦牛、拔河、角力、射箭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不仅娱乐人们的身心，加强人们的交往，也进一步丰富了人们的生产、生活。

(四)传承性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活动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藏族人们勇敢、豪迈的民族性格的反映。赛牦牛、赛马、抱石头、举皮袋、登山、转山、射箭等体育活动，都反映藏族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高原环境而有意识地进行的一种身体锻炼的运动。这种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体育活动方式，显示出藏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也彰显出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价值。

三、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的功能

(一)娱乐身心，增进健康体育活动是人们在传统节日期间进行的主要活动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不仅娱乐了身心，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而且丰富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一些传统节日比如藏历年、国际情歌节、浴佛节等，都是藏民们娱乐身心、增进健康、情感沟通的纽带。在浴佛节时，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到跑马山、南无寺等地转四方，朝山拜佛，祈求平安。山歌、弦子、锅庄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交替进行，整个跑马山像一片沸腾的海洋。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促进了文化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同时进一步传承了康巴传统体育文化。

(二)提升民族文化特色，增强民族凝聚力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通过传统节日表现出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民众开始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传统的节日文化把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原生态的体育活动，展现给广大民众，不仅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彰显民族文化特色。藏历新年男女老少都穿上节日的盛装，在一起演唱藏戏、跳锅庄舞和弦子舞，同时还进行角力、投掷、拔河、赛马、射箭等体育活动。跑马山转山会，人们口念嘛里，手拿佛珠，边走边念，祈祷家人一生平安，祈祷新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些传统节日，不仅展现了康巴藏族的特色文化，而且传播了康巴藏族的民俗风情。所以说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对提升民族文化特色、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传承民间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文化是藏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形成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藏戏、锅庄、踢踏、赛马、赛牦牛、射箭和转山等传统节日体育文化活动，不仅彰显出康巴体育文化是多彩的、多元、厚重的、兼容的，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康巴人们勇敢、开放、乐观、朴实、大度的文化态度和精神气质。因此，传统节日体育是保护和传承民间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途径。

(四)开发民俗旅游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康巴地区有着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比如康定跑马山国际转山会、康定国际情歌节等等。在康定跑马山国际转山会上，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云集跑马山情歌评，载歌载舞，祈年祷岁，祝福吉祥，预祝丰收，场面壮观，热闹非凡。2014年康定跑马山国际转山会为康定旅游增加十万左右人气。康定国际情歌节更是让游客们，在这丰富多彩的狂欢节上大饱眼福，通过街头民俗表演、焰火表演、街头立体彩绘、集体锅庄舞、民族竞技活动、藏式驿站、互动游戏、特色美食、情歌对唱打擂台、千人集体婚礼纯爱之旅等活动，让游客们对“情歌城上彩云飞，跑马山上歌声醉”有了更深的记忆。2013年康巴文化走进广州，2014年圣洁甘孜走进北京，不仅彰显出康巴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带领人们走进厚重多彩的民族历史文化。因此，传统节日体育文化不仅可以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而且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四、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的发展与传承

(一)政府搭建平台，提升节日活动影响各级政府应适时制定出台相关管理制度，抓好传统节日体育文化的开发、保护、利用和管理。同时各级政府应多种方式筹集保护管理资金，来合理安排开发利用丰富的传统节日体育文化活动。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活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应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宣传的积极性。组织民俗节日中参与人员的专门培训，建立基层体育服务机构，规范管理，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基层体育管理人员。康巴地区每年重大节日都举行大型的文体娱乐活动，比如康定跑马山国际转山会、康定国际情歌节等，通过这些节日体育活动不仅宣传了藏民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提升了藏民族传统节日体育活动的影响，也进一步传承、弘扬了藏民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

(二)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促进传统节日体育文化的传承旅游与文化具有天然的耦合性，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和旅游有机结合，融合发展，这样既能让传统节日体育文化资源活化，也能进一步提升旅游的人文品质和精神内涵。旅游是挖掘文化、保护文化、传播文化、优化文化、丰富和创新文化的途径，是文化传承、教化功能与休闲、娱乐功能的价值体现，同时为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提供创意源泉、交流平台。康巴藏区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多姿多彩的传统节日，通过丰富和拓展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不断满足游客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借助旅游市场助推传统节日文化产业化发展，以旅游独特的宣传方式更好地传播康巴藏区传统节日体育文化。

节日文化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120-03

一、20世纪初至80年代以前的研究

中国民俗学产生于上个世纪初“五四”时期，对节日民俗的探索也始于此。从“五四”时期到八十年代以前，学术界主要做的是对节日民俗资料的调查、收集、整理。就相关研究成果来说，不得不提两本书：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1923）与娄子匡《新年风俗志》（1935）。《中华全国风俗志》是胡朴安在二十年代初编成的一部有广泛用途的全国风俗百科全书，书中对各地方志和古今笔记、刊物中所载风俗进行了汇编，其中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过节习俗。就节日民俗总体研究来看，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人们开始尝试运用新方法、扩大新视角来挖掘节日民俗中的文化内涵，为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在“双百”方针号召下，各种传统文化艺术重新受到重视。节日文化研究，与其它人文学科的兴起一样，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罗启荣、阳仁煊，较早关注中国传统节日的学者，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年节》[1]一书中，将中国传统民族节日按季节进行分类为“孟春节日”、“仲春节日”、“季春节日”、“孟夏节日”、“仲夏节日”、“季夏节日”、“孟秋节日”、“仲秋节日”、“季秋节日”、“孟冬节日”、“宗教节日”。

韩养民、郭兴文1987年共同编写的《中国古代节日风俗》[2]，系统地介绍了除夕、元旦、元宵等传统节日萌芽、定型、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以及节日相关各种活动、轶闻趣事、故事传说。书中还提出了不少经得起推敲的创见，如神秘的原始崇拜、鬼神迷信与古代禁忌是节日产生的最早渊源；先秦是节日风俗的起源萌芽阶段，汉代是中国节日风俗的定型时期，这一点获得后来的学者的普遍认同。[3]

陈久金、卢莲蓉1989年联合出版了《中国节庆及其起源》[4]，是较早介绍中国节日文化的书之一。书分十一章，重点写了20余个节日，介绍了这些古代传统节日活动的内容、发展历史，重点研究和探讨了这些节日的起源。

八十年代是中国节日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从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看，有以下特点：第一，政治意味突出，学术意义不明显。初期的研究，多是政府号召下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编写的一些综合性知识读物。第二，以节日民俗的整体研究、汉族节日研究为主，单一节日研究、少数民族节日很少。就春节文化研究而言，专题性研究成果几乎还没有。第三，多数均是利用部分文献记载、或田野调查搜集到的民间传说故事、汇编而成的青少年读本，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学术性和研究性不强。

三、20世纪90年代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兴起的“文化热”方兴未艾。九十年代的节日文化研究，逐渐回到“学术意义”的位置，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重心集中在节日文化的整体研究上，节日文化一般理论研究架构在这个时期建立、成熟起来。

（一）宏观的一般理论研究

范勇、张建世继承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对于节日文化理论关注的学风，1990年在龙文化大系列丛书《中国年节文化》[5]一书中对节日的类型、起源、变迁、传播、传说、内容、社会功能及心理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讨。

宋兆麟、李露露199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一书，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了包括春节、立春、元宵节的20个古代节日。他们认为节日起源于多种历史原因；节日的发展经历分为四个阶段：发生期（远古时期）、发展期（秦汉）、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丰满期（宋元明清），并具有几点规律：节日的发展由不定型到定型，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大起大落，而是比较缓慢的、潜移默化的；节日的形成是长期的，在发展中有变异，在传承中有发展；农业文明的连续性和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使中国传统节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6]这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为后来学者们关于“如何确定节日”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7]

关于节日的特征与功能，也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杨景震1998年《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8]，将节日风俗的特征归纳为特征：礼仪性、理想性、时代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异性、群众性、地方性。关于这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朱宜初在《民族节日的基本特征》一文中认为，节日大约有下面几个特征：节日的文娱性（休假性）与劳动性、节日习俗具有最大的复合性、民族节日的簇新性与守旧性、传统节日的宗教性与新节日的非宗教性、节日的全民性与阶级性、节日的独特性。[9]金毅1992年在其论文《浅析民族节日文化的社会功能》[10]中归纳出民族节日九大功能：民族凝聚功能、人际调节功能、心理制衡功能、生产导向功能、文娱体育功能、教育宣传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文化传播功能、商品纽带功能，他还分别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二）春节文化研究的状况

这个时段春节文化研究基本上延续八十年代的研究路术，将春节置于节日总体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的背景下作为节日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展开的。

提到方法论，不得不提1998年简涛用德文写成《立春风俗考》[11]，他运用法国结构主义与英国功能主义理论方法对立春礼俗进行探究，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优秀范例，而且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个时代对春节文化的研究，除了对春节习俗事象的资料展示外，关于春节起源的研究上三种较流行的代表性观点已经形成。

1.腊（蜡）祭说

“腊祭”据说原是神农氏时代“索鬼神而祭祀”、“合聚万物而索事之”的年终祭祀习俗，主要内容是感谢百神上一年的赐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伴随着人们为祈求驱疫禳灾而举行的祭祀活动。范玉梅在《中国的民间节日》中说“春节，大抵是从原始公社时代的‘腊祭’演变而来的。腊祭期间，人们聚饮会替，歌舞戏耍，尽情欢愉。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春节习俗。”[12]王景琳、徐匋《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春节”条：“关于春节的由来，或说源于上古社会的腊祭，腊即歳终祭众神之名，因而春节乃是由一年农事毕后为报答深的恩赐而来。”[13]段宝林《中国古代的狂欢节——春节、蜡祭与傩》也认可上述源于上古蜡祭的观点。[14]

2.巫术仪式说

王娟1995年在中国文化讲座丛书发表了《中国的春节》，笔者从春节仪式活动内容角度来探，认为“春节应该源于古代的巫术仪式，是古代人原始信仰之一——巫术的具体表现。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语言和表演等来驱赶或避开邪恶，并得到平安和幸福。随着社会的发展，春节逐渐失去了其巫术的内涵而演变成一种庆祝活动。”[15]

3.鬼节说

徐华龙1997年在《春节源于鬼节考》[16]一文中说“古时候人们由于科学知识的贫乏和生产力的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常为冬天的寒潮所侵扰，又为粮食的匮乏所提心吊胆，早春更是青黄不接、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老人和儿童首先会因饥饿、寒冷及其他各种恶劣的原因而相继死去。看到这种情景，人们会恐惧，会以为是鬼神的作祟。”

相对于八十年代的研究而言，九十年代的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领域得到扩展，研究方法也相对多样化。绝大部分论文都是在理论上对节日的起源、分类、特征、内涵、功能、变迁及其原因探析等方面，论文成果尤为显著，理论研究相当成熟。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偏颇，节日文化理论研究充分，对各民族单一节日研究仍然不多，而且多数仅仅流于一般的简要的介绍，挖掘力度不够；其次，可以说，这一阶段对于春节研究仍尚未得到充分地开展，真正专门研究春节的不多，除个别专题研究外，多数还是仅限于八十年代资料汇编状态，或者只是随感式的记述。

三、21世纪以来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21世纪前十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一些学者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将节日文化理论深入到底，另一类学者则另辟新径，着力于个案和专题研究。百节之首的春节，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快速进入了学界研究的视野，成为一门显学。

（一）宏观的一般理论研究

杨琳2000年出版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17]一书，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成果的卓越代表，它“为二十一世纪节日文化研究提供了集大成的研究成果。”

赵东玉论著《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研究》[18]也是比较突出的成果之一。他以独特的文化史和民俗文化视角相结合，围绕“阐发传统节庆文化的类型和特征”“厘定传统节庆文化的要素和影响因素”“分析传统节庆中的男女角色”“探讨传统节庆文化的时代意义”等四个方面展开论题，全书分中华传统节庆文化概论、文化要素论、文化影响因素论等七章，提出了许多新颖扎实的理论观点。

刘魁立的《文化内涵——传统节日的灵魂》[19]一文，指出节日的核心是节日本身所具有的、自传统以来就已经形成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才是节日的灵魂所在，该篇论文对于把握春节习俗的内在本质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非物质文化保护语境下的春节文化研究

1.理论上的研究内容多涉及春节起源、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社会功能）、变迁等方面。

对春节起源问题的探讨，基本上被九十年代形成的上述三种说法占据。需要补充的是，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一书中对上述三种说法分别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由于文献不足，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他根据前人的研究和现有文献，做出了推断，“我国早在夏代之前已有‘年’的时间概念是不成问题的，有年自然就有过年的习俗，所以春节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古老的节日。”[20]陈连山基本赞同杨琳的观点。[21]

而关于春节民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春节内涵和原始意义的研究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出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陈连山2004年发表《春节民俗的社会功能、文化意义与当前文化政策》一文，文中对春节习俗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春节作为最普遍的超越政治、超越阶级、甚至超越国界的民俗节日，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全民族的认同感。而且，春节是一笔现成的文化则一富，利用它可以更加顺利地进入大众生活，有利于建设新的全民族各阶层共同享有的节日文化。[22]

吴正彪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独特视角解读春节习俗的文化内涵，2005年他在《春节习俗的文化人类学解析》中，提出自己看法“春节习俗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行为，不如说更是一种文化需要。”因此，“春节作为一种文化，对中华民族而言就有独特性和充分的价值。”[23]

萧放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习俗意义》 “以春节为例，分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价值。”认为“春节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已经内化民族的心结，我们享受春节，就是集中体验、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以节日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我们应积极开掘春节的文化资源价值，对这一特殊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和谐社会的建设。”[24]

除了上述学者以外，李俊群在其文《论春节的传统意义》中提出“传统春节的核心意义正在于它是维系传统宗法血缘共同体和熟人社会得以和谐运转的一种节日仪式，它为具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和情感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亲情交流的契机和纽带。”[25]刘守华《春节的文化精神》[26]中则用《周易》的一句哲言来概括春节的文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朱华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身份”。[27]还有，黄涛等学者也对春节的文化内涵、社会功能进行过研究。

有些学者还对春节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巫肇胜在《文化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春节习俗与文化变迁》[28]一文中首先解析了春节习俗的起源、主要特征，探讨了春节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还对春节衰变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考察，总结出：经济发展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城市文化的传播影响传统文化的变革，全球化及西方文化的传入冲击传统文化的变革，传统文化自身特点影响。而覃祥菊《春节习俗的城市变迁及其文化内涵》[29]从政府行为的引导、新型习俗产生、拜年方式多样化、旅游等城市新潮过节方式涌现等因素探索春节习俗在城市的变迁原因。李松洁[30]则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黑龙江地区为个案研究了春节习俗变迁。

2.回顾二十一世纪以来，节日民俗研究的整体面貌，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不只是理论探索上的收获所得，更突出的乃是这近十年间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单一节日研究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21世纪以来，节日民俗文化研究从一个量的积累达到了一个质的突破，相对于20世纪的研究而言，这个时期理论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个案专题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正在拓展，局面一片大好。在非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学者们逐渐转换了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对节日民俗，特别是单一传统节日进行重新认识、重新研究，成果卓著，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形成了二十一世纪头十年节日民俗研究的研究趋向。春节文化研究在这个驱动力作用下蓬勃发展。

注 释：

[1]罗启荣，欧仁煊.中国年节[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1986年再版时，更名为《中国传统节日》。

[2]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87.

[3]高丙中.文化自觉与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中国节假日制度的现代问题及其解决之道[A]. 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节日文化论文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3.

[4]陈久金，卢莲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

[5]范勇，张建世.中国年节文化[M]. 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6][7]宋兆麟，李露露.中国古代节日文化[M].文物出版社，1991：10，11-13.

[8]杨景震.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J].中华文化论坛，1998（3）.

[9]朱宜初.民族节日的基本特征[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8（3）.

[10]金毅.浅析民族节日文化的社会功能[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4）.

[11]简涛.立春风俗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2]范玉梅.中国的民间节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王景琳，徐匋.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14]段宝林.中国古代的狂欢节——春节、蜡祭与傩[J].中国文化研究，1996（2）.

[15]王娟.中国的春节[A].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讲座丛书第二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68.

[16]徐华龙.春节源于鬼节考[J].浙江学刊，1997（3）.

[17][20]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18]赵东玉.中国传统节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9]刘魁立.文化内涵——传统节日的灵魂[J].民间文化论坛，2005（3）.

[21]陈连山.春节风俗的历史渊源、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A]节日文化论文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23.

[22]陈连山.春节民俗的社会功能、文化意义与当前文化政策[J].民俗文化论坛，2004（5）.

[23]吴正彪.春节习俗的文化人类学解析[N].中国民族报.2005-3-4（6）.

[24]萧放.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习俗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06（2）.

[25]李俊群.论春节的传统意义[J].广西民族研究，2007（1）.

[26]刘守华.春节的文化精神[J].文明，2007（2）.

[27]朱华颖.港客谈春节：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身份[N].新华每日电讯，2008-2-13（4）.

[28]巫肇胜.文化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春节习俗与文化变迁[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8）.

[29]覃祥菊.春节习俗的城市变迁及其文化内涵[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