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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模板(10篇)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9-0040-02
一 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不仅继承了旧制度主义，还改造了旧制度主义。同时，历史制度主义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继承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并且吸收了一些历史社会学的相关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①
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有四种：制度的革命与战争生成论、路径依赖理论、断裂平衡理论和渐进转型理论。其中，制度的革命与战争生成论是指“20世纪乃至以前所爆发的国内革命和国际战争导致一个政治体制的衰落，随之新的政治体制产生”。②路径依赖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最重要的一种理论范式。它主要强调了历史进程中某个重要的制度、结构、社会力量、重大事件或其他关系对当前制度结构的形成所产生的方向、内容以及模式上的一种依赖性的影响。断裂平衡理论是指制度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断裂平衡的状态。渐进转型理论将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分为替换、层叠、转移、转变和衰竭五种。
二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制度变迁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课堂形式呈现，最初是1920年在北京大学的几个系先后讲授的《唯物史观》和《公认的国际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及讲座。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也经历了多次改革，主要原因多是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转折以及政策和制度的变迁。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发展，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贯穿了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过程。具体来看，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初步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49年～1956年。此时正值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百废待兴，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问题。自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要培养人民的新思想后，同年的12月23日～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强调了要着重于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副部长钱俊瑞也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对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③这一时期，我国各高校积极响应会议精神，纷纷开设了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但当时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刚刚起步，并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接着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各校拟定1951年度教学计划时应注意的几项原则的指示》，当中表明：“政治课是各系科的基本课程，与其他业务课程一样，应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同时结合实际有重点地解决学生的主要思想问题。”之后为了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其他课程对立或者分离，各高校取消了“政治课”的名称，将“社会发展史”这门课程改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与另外两门课程一起，同其他业务课一样进行统一计划。1956年9月9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定为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具体规定了相关的课时要求以及考查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中制度的革命与战争生成论来看，我国刚刚成立了新的政治体制，随着新的政治体制而产生了新的制度。由于受到新的教育制度的影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发展变化。
第二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曲折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56年～1978年。1957年开始，我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加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代表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产生了波动。1957年10月12日，我国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要求各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以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教材，同时取消了原本的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1961年4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进行了调整，对于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科目进行了调节，力求更加符合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虽然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课程逐步走向正规化和合理化，但由于当时党的“左”倾思想，以至于到后来的，都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由于历史发展的不稳定性，制度的不断调整，以及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产生的断层效果，使得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处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理论中断裂平衡理论的断裂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恢复与稳定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78年～1992年。此时正值拨乱反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全面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开始进入恢复期。1979年5月20日，自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一般定为：一年级开设“中共党史”，二年级开设“政治经济学”，三年级开设“哲学”，四年级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后，我国正式开始提出在高校开设思想品德课程，并逐步规范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科目与课时要求。不仅对本科学生，之后对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专门下发了规定，并对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设定提出了具体的一系列要求。这一时期，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缓慢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基本处于断裂平衡理论的平衡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全面发展时期，时间从1922年至今。自党的十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随之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93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于《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要加强“两课”教育，并且要进行改进，注意两者的相辅相成，共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作用。200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2005年接下来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不仅进一步强调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并且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程体系、教材以及教学方法等各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至此，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理论课程部分，真正进入了平稳良好的发展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依靠国家政策和制度来进行设定、开展工作。从渐进转型理论来看，进入了层叠的状态，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部分按照政策偏向于进行调解，差别性增长，逐渐依照政策的要求转变，符合的部分增加，不符合的部分减少，直至形成完全符合当前形式与政策的新结构。
三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建议
第一，我国社会目前处于快速发展的稳定时期，因此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应该依照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渐进转型理论，按照转移的模式来寻找对策，处理问题。由于当前制度较为稳定，因此可以对于机制不变这一特征协商性忽略，主要针对所面临的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自动调试，在制度的约束下来调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细节问题，找到针对所面临问题的有效对策。
第二，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政治观等思想，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向着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而努力。因此我国的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等正确的思想以及政治观点、社会规范，对高等学校的学生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他们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
第三，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来合理定位其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适当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依靠专门的思想政治课程和思想政治活动，还可以将其融入其他课程的日常教学中，使之更好地渗透在对学生的教育中。
第四，避免反复多次地重复教学，以防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有效影响降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到学生的学习过程特征，尽量避免学生在接受本科教育以前多次教授已学过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第五，充分开展思想政治活动。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处于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但目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的建设还不够完善，应积极建设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基地，为思想政治活动提供开展的平台，也可以通过校企合作来为高校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更直接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以求达到更佳的实际效果。
注 释
①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 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22～134
③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6～9
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例2
一 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著《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 200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特点。本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专制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英国、美国方面的专著较多。
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可以说是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程汉大的基础之上，阎照祥 1999 年写成《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继续不懈探求，深入挖掘英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翔实。 程书主要 论述的是二战以前的英国政治制度，二战以后的政治制度很少论及。 阎书填补 了这一空缺，从英国文明的起源一直论述到 20 世纪 90 年代，并进而对 21 世纪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作了展望，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 程书对 全国性政治制度论述的非常详尽，但对地方制度的阐述相当简略。 阎书详其 所略，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沿革、职能的变迁做了更细致的考察。 程书对 议会制度论述的淋漓尽致，可对中世纪的中央政府机构研究相对薄弱， 阎书敏锐 的捕捉到了这一点，辟专章论述了中世纪的 咨 议会，并清晰详细地勾勒出其来龙去脉。总之， 程书和 阎书详略互补，为我们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专著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著作中，蒋著《美国国会史》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著；曹著《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但该书出版于 80 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 一部著 作。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晔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的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袆著《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 80 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著《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 杨祖功 、顾俊礼所著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 18 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 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 弊制度 ，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 吴国庆著《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 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 1958 年建立起来并 随之间 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 揆 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资料翔实、分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虽然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但是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 撰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 异中 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于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 ；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 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著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个问题。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的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 施雪华 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 适中互择与 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 撰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 一 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 郭 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著《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 均权主义 、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胡康大 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的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 2002 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 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 选举制度
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 京法律 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著，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书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 象 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 国采用 何种政体。法国在 1946 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 1958 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 穆春玲 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马敏的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 议会制度
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无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 ，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 的 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 即由代议 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 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 卢梭可能 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著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 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政党制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 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 郇庆治 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的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种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 学者 K · 劳 森《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文章中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 21 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 一 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是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 的 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 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
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 项原则 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自 1870 年英国确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后，英国文官制度便一直处于平静的“制度化”进程之中。但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富尔顿报告》的出台，英国文官“制度化”的平静被打破，到了 80 年代，撒切尔夫的上台及改革，更将文官制度带向动荡。在新世纪悄然来临的今天，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世界的文官制度将走向何方，它吸引和 困惑着 每一个关注它的人们。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 度历史 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 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 改串政治 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 庆环撰 《 20 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 上威胁 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 最共同 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 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 20 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 的 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如：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吴国庆对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李道 揆 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周淑真、王长江、施雪华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王晓民、蒋劲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等等。
在这 20 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
度史的 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 （ 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
定义还存在着争议 ） ，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 如利益 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 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参考书目及论文
一 政治制度 史部分 ：
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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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政体概要》郭成伟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董建萍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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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府体制》曹沛霖，徐宗士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7月版
《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比较》李敬德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7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 王惠岩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宋玉波 著 法律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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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例3
一 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着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着《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 200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特点。本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英国、美国方面的专着较多。
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可以说是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程汉大的基础之上，阎照祥 1999 年写成《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继续不懈探求，深入挖掘英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翔实。 程书主要 论述的是二战以前的英国政治制度，二战以后的政治制度很少论及。 阎书填补 了这一空缺，从英国文明的起源一直论述到 20 世纪 90 年代，并进而对 21 世纪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作了展望，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 程书对 全国性政治制度论述的非常详尽，但对地方制度的阐述相当简略。 阎书详其 所略，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沿革、职能的变迁做了更细致的考察。 程书对 议会制度论述的淋漓尽致，可对中世纪的中央政府机构研究相对薄弱， 阎书敏锐 的捕捉到了这一点，辟专章论述了中世纪的 咨 议会，并清晰详细地勾勒出其来龙去脉。总之， 程书和 阎书详略互补，为我们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专着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着作中，蒋着《美国国会史》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着；曹着《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着作，但该书出版于 80 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 一部着 作。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晔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的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袆着《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 80 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着《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 杨祖功 、顾俊礼所着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 18 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 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 弊制度 ，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 吴国庆着《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 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 1958 年建立起来并 随之间 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 揆 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资料翔实、分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虽然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但是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 撰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 异中 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于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 ；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 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着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个问题。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的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 施雪华 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 适中互择与 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 撰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 一 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 郭 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着《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 均权主义 、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胡康大 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的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 2002 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 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 选举制度
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 京法律 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着，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书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 象 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 国采用 何种政体。法国在 1946 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 1958 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 穆春玲 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马敏的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 议会制度
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无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 ,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 的 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 即由代议 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 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 卢梭可能 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着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 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政党制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 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 郇庆治 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的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种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 学者 K · 劳 森《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文章中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着，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 21 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 一 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是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 的 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 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
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 项原则 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自 1870 年英国确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后，英国文官制度便一直处于平静的“制度化”进程之中。但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富尔顿报告》的出台，英国文官“制度化”的平静被打破，到了 80 年代，撒切尔夫的上台及改革，更将文官制度带向动荡。在新世纪悄然来临的今天，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世界的文官制度将走向何方，它吸引和 困惑着 每一个关注它的人们。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 度历史 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 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 改串政治 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 庆环撰 《 20 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 上威胁 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 最共同 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 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 20 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 的 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如：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吴国庆对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李道 揆 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周淑真、王长江、施雪华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王晓民、蒋劲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等等。
在这 20 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
度史的 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 （ 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
定义还存在着争议 ） ，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 如利益 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 晓阳着《俄罗斯利益集团》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参考书目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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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袁征/《前线》2001/1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 /马敏/《德国研究》2002/1
《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杨士林，穆春玲/《政法论从》2002/3
议会制度：
《 多党议会内阁制的危机与演变》 /胡伟/《政治学研究》1997/3
《浅议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何强，王清/《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4
《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悖论》 /唐君黎/《理论前沿》1998/ 10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0/9
《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与政党的关系》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6
《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8
文官制度：
《试析英国文官制度的连续稳定性》 /王晓焰 /《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 1
《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 /姚景芳/《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英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回顾》 / 周金昭/《中国公务员 》1999 / 5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从政党“分赃制”到“功绩制” 》 /张淑华/ 《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5
《英国贵族与文官制度》 /邹冠秀 /《龙岩师专学报 》2000 /2
《试析 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 洪忠杰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0/3
《当代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潮流》 /徐晓丹/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 /2
《对西方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原则的认识》 / 何青 /《江西社会科学》2000 /2
《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石庆环/《世界历史》2001 /6
《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 /李治国/《历史教学问题》2001 /5
《 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石庆环/《美国研究》 2001 /2
《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 /符晓薇/《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
《浅议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 /王霞/《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7
《廉洁与效率 :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张延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1
政党制度：
《美国政党的变化》 /（美国）K· 劳 森 着 蜀君 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8
《后工业社会的政党制度危机》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1
《政党政治与西方社会》 /施雪华/《学术月刊》1994/4
《西方政党制度的确立及前因后果》 /杨卫平/《新疆大学学报》1996/2
《论西方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政治学研究》1997/3
《绿党对西方政治制度影响》 /汪洋，王义 桅 ，彭文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4
《战后意大利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6
《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赵龙庚/《新视野》1999/2
《试论转轨时期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王立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5
《现代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论纲》 /刘开寿/《探索》2001/1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 /李兴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2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刘金东/《求实》2001/6
《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种比较观点》 / 郇庆治 /《山东大学学报》2001/9
《从德国看政党政治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从安然破产案看美国政党制度之弊端》 /李启先/《前进论坛》2002/6
行政制度：
《 当代西方行政制度改革：取向与启示》 /张立荣/《求实》2001/10
《英国行政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孙迎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5
司法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例4
清前期职官结构的研究是此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王文明《试论清前期官制的几个主要特征》（《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前期的官制调整幅度大，总的趋势是加强皇权，并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性质。李兴荣在《试论后金"八王共议"制度》（《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努尔哈赤本意效法汉人立皇储，无奈屡屡受挫，只得以"八王共议"来维护政权稳定。由于与中央集权的趋势相抵触，故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杜家骥《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八和硕贝勒是八旗旗主，但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统属关系。姚念慈《天命年间都堂初探》（《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天命六年至八年间都堂的发展脉络，作者指出它实质上是一次限制"八王共治"的不成功尝试。赵志强《论议政处与清代前期之决策》（《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一文，在详细比较了清前期议政处的职责和功能后指出，清前期决策中枢以皇帝为核心，由议政处、内阁和各部院首脑组成，三者之中，"以议政处为最重要"。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另一种见解，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有自己的衙署，即议政处。
李鸿彬《简论清初十三衙门》（《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顺治帝废除内务府，设立十三衙门，目的在于防止皇室亲贵干政以及便于重用汉官，但由于宦官弄权，满州贵族在顺治帝死后便将其撤消。祁美琴《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本质上说，十三衙门是顺治帝在清朝统治初期对原有内务府一次不成熟的改革。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南书房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帝退朝之后陪侍皇帝讲读经史、论古谈今，或从事文字翰墨和其他文娱活动方面的研讨和消遣，对康熙时期南书房的政治作用及其历史地位，不能估计过高。
围绕军机处的研究，赵志强有《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和《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三篇文章，前文从档案材料考证，军机处的设立时间是在雍正八年十二月，后两文则指出内翻书房和户部军需房与军机处既密切相关又互不统属。刘绍春《军机章京权责利的若干问题》（《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军机章京的具体工作要求和管理情况，指出它与会典记载大有出入。任清《清初奏折探析》（《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为清帝所独创的奏折制度，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而奏折的广泛使用，又将军机处推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省级政权中职官的研究，林乾在《近十年来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一文中，归纳了90年代以前10年中清代督抚制度的研究情况。王跃生的《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督抚总揽地方事权，机构精干，彼此监督，相辅相成。王雪华《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各朝选任督抚的情况，认为督抚是清代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者，而其贪墨又加速了清政权的衰落。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论述了督抚在地方官选用中的作用和地位。
省级以下政权职官的研究，毕建宏《清代州县行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州县衙门也较好地完成了统治者交给自己的任务。秦富平《清朝的县级政权》（《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一文则认为，知县独尊的局面直至清末才有所改变。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至保甲的演化》（《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地方基层政权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状况，并指出，里甲制的失败，是雍正初年进行赋役改革的重要原因。吴吉远《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朱金甫《清化胥吏制度略论》（《清史论丛》，1994年）两文都认为，胥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一文，则分析了清代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幕友的职责与素养。
除此之外，近期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吕美颐《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韦庆远《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政治》（《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晏子龙《清朝世爵世职制度》（《清史论丛》，1996年）等。
1993年5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郭松义、李新达和李尚英三人合著的《清朝典制》一书，它是国内清代典制史研究的一部专著，书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监察、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值得一读。
二、清代政策研究
在此专题研究中，涉及清代民族政策、清初政策、经济政策、八旗旗务政策、选官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政策研究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广度与深度也不断得到加强。其中，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和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民族关系与边疆政策，均属此方面有代表性的专著。
论文方面，王钟翰《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一文对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总体性概括，指出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希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两文，从具体条文角度，论述了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杨选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和苏钦《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两文，则从法制史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法制与法制建设的举措。穆渊《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和王熹、林永匡《叶尔羌的官方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两文，还分别从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角度，剖析了清政府的边疆地区民族经济政策和策略。对于"改土归流"的研究，近期也有所加强，日本神户辉夫《清代雍正朝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民族问题》，1991年）和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两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对此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和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初政策研究。魏千志《从清初五大弊政看当时的社会矛盾》（《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8期）一文认为，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法是清初五大弊政，既是清王朝统治者执行错误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多尔衮对明皇室由笼络改为打击镇压，这一重要政策的改变，并非个人好恶使然，而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孟昭信《试论清初的江南政策》（《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则指出，清初多尔衮在江南执行的高压政策，直到康熙时才得以全面纠正和调整。
经济政策研究。郭蕴静《谈谈清代的重商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与历代王朝相比，清政府更重视商人和商业经济的作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王纲《清代禁酒政策》（《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崇德八年起，清政府长期推行的酒禁政策，在后期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俞玉储《清代前期漕粮缓改折概论》（《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根据清初土地荒芜的情况，统治者适时调整政策，采取了"征熟免荒"的办法，并逐步加大蠲免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彭泽益《清代财政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则指出，户部控制各省财政，是解款协拨制得以推行的基础。彭雨新《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认为，耗羡银为田赋附加制与补助金制度的结合，是地方财政体制形成的标志。
关制与八旗政策研究。日本香坂昌纪《雍正年间的关制改革及其背景》（《东洋史论集》1992年第5期）一文认为，雍正帝关差废止措施是财政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赵秉忠、白新良《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为解决八旗生计，在赈济银两、赎买旗地之外，又有出旗为民和京旗移垦的政策。
选官制度与政策研究。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清朝科举的"分省取士"和"分民族取士"的特点。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举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一文则对清代57名状元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清政府为保证科举的公正性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及其原因。美国B·A·埃尔曼《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一文认为，清代实行科举制，"掩盖了政府官职对下层社会的排斥"。此外，袁昌顺在《试论清代铨选回避制度》（《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清代官员铨选的籍地、姻族、师生和拣选四种回避制度，郭成康、林铁钧的《清代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则考察了清代诸多重大文字狱的情况。
三、清代政治人物研究
清代政治人物研究，尤其是有关清代皇帝的研究，近年最为活跃。
在清代帝王的总体评价方面，李治亭、王桂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朝的灭亡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起义，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正是他与皇太极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郭长庚在《应重新评价康熙帝》（《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康熙帝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延缓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并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最佳时机，关于雍正帝继位之谜，史学界仍有两种观点。张羽新《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据《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二年十二月条文所反映的情况看，康熙帝因宏爱乾隆帝而传位于其父雍正帝，并非荒谬。杨珍《满文档案中所见允＠①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一文则根据满文朱批奏折，认为允＠①被康熙帝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雍正帝收缴并销毁大量奏折与朱谕，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夺位行为。
在清代帝王的统治思想、统治策略的评价方面，研究文章亦不少。其中，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以幼冲继位，在许多方面延续了世宗政治，但在秘密建储、军机处与内阁双轨辅政制度、用人政策等方面则有较大的改革与变通。赵秉忠在《论乾隆出巡》（《北方论丛》1990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作用不可估计过高。乔治忠《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一次大的清理和总结，它促进了官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近年来还出版了多部乾隆帝传记，如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研究论著，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乾隆皇帝一生及其时代的特征。
此外，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更对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探索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
作为清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嘉道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中的若干领域，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提出，嘉道朝处于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口，应注意整体研究。李尚英《嘉庆亲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嘉庆帝亲政一年，在政治、经济和宫廷方面进行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张玉芬《论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指出，由于清代社会各种矛盾更趋激化，社会积弊日深，致使嘉庆帝的改革并未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与1992年第4期相继发表《关于"和＠②shēn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和《嘉庆嗣位考述》两文，前文认为嘉庆帝铲除和＠②shēn，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后文则指出，乾隆帝多次秘密建储失败，在无嫡子可立的情况下，＠③yóng琰才得以脱颖而出。他的《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还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嘉庆帝的传记。赵秉忠、白新良的《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一文认为，道光帝惩贪过宽、治军不严、改革不坚，加速了清朝国运的衰落。1992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则出版了冯士钵、于伯铭的《道光传》一书，书中对道光帝的一生及其治国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其他清代政治人物的研究方面，论文亦不少。其中，周晓光《多铎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多铎在皇太极时代与多尔衮时代的不同遭遇，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杨友庭《论郑成功的军事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总体而言，郑成功的军事思想是基本正确的。张晓虎《董鄂妃死因新探》（《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一文认为，顺治帝逼死胞弟博穆博果尔之福晋，两人的爱情危及满蒙贵族利益，导致董鄂妃被孝庄太后逼死。而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则提出，董鄂妃是"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清史论丛》1993年）一文认为，广西巡抚傅弘烈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功臣，而尚之信则既是叛乱的参与者，又是其牺牲品。王思治《索额图其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指出，索额图既以助康熙帝清除鳌拜而发迹，又因助太子"潜谋大事"而身败名裂。杨珍的《索额图研究》（《清史论丛》1996年）一文，还从多角度研究入手，分析了索额图政治心理特征的家庭因素。高翔《尹继善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认为，尹继善是一代经世重臣，任两江总督期间政绩卓著。马大正《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指出，噶尔丹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建树，但分裂祖国，走上覆灭道路，却"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迄至1996年为止，由何龄修、张捷夫等人主编的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一书的上编部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至第九卷，涉及乾隆朝之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该书体例严谨，文字流畅，其立论与评价也颇为公允，是清代人物研究中的重要成功著述。此外，清代人物传记方面的著述，尚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和周刊《清宫流放人物》（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有关李光地研究的文章，也相继出版与面世。
四、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研究
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是清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因此，有关研究成果亦多，涉及面甚广，现介绍于后。 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17至18世纪中西历史上就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大争论后，指出"礼仪之争的神学分歧是次要的，政治上的向背才是本质"。李治亭在《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康乾盛世时期封建统治者多次拒绝西方文明，使中国社会转轨化为泡影。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康熙帝因罗马教廷掀起礼仪之争而禁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乾隆帝则广泛使用、严格限制西方传教士，两者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聂德宁的《明末清初澳门的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对澳门在明末清初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察，作者指出，澳门的主权一直归中国所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何瑜在《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康熙帝晚年强化海疆闭关政策，是内外政治交相压迫的结果。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政府在禁南洋案问题的决策上受到了东南封疆大吏的直接影响，并受到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制约，反映了旧政治体制已丧失活力。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则分析了闭关政策在乾隆朝的表现。
余定邦在《清朝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关系》（《东南亚》1992年第1期）一文中，考察了从1664年到1766年中泰两国官方交往的记录，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清朝与琉球的关系研究方面，秦国经《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一文，对记录中琉友好往来的文书的形式、种类、格式、特点及其价值作了考察和研究。此外，杨冬荃《中国招抚琉球史实考》（《海外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指出，琉球曾在三藩之乱时，向耿精忠进贡过硫磺。
中俄关系是近年中外关系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周祚绍《康熙后期中俄关系基本态势简析》（《文史哲》1991年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以守为主，而彼得一世又无力向东扩张，"于是形成了不太短时间内的和平状态"。日本涩谷浩一的《俄清关系和罗连茨·兰格》（日本《东洋学报》第72期）一文，根据18世纪初参与中俄两国交涉事务的罗连茨·兰格的日记，探讨了俄罗斯观察清朝官员的情况。王少平在《中俄恰克图贸易》（《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俄贸易是建立在恰克图贸易条约基础上的平等互利贸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说，它维护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利益。1995年8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王希隆的《中俄关系史略》一书，该书在充分利用近年来出版的中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有关清代中俄关系的问题。 五、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
有关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也获得一定进展。阎崇年《论宁远战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一文指出，明朝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明与后金双方各有胜负，这是双方兴衰之势的客观反映。王思治与〔香港〕吕元骢《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军入关是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作用和激烈冲突的结果。朱永安《弘光政权速亡探析》（《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南明政权种种政治举措进行分析后指出，联清灭顺、内部纷争、政治腐败、丧失民心，是弘光政权迅速灭亡的原因所在。王戎笙在《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中认为，"遗诏"乃孝庄太后等人所炮制，它的目的在于抵制宗室诸王贝勒对四辅臣制度的反对。何龄修通过对许多支离破碎、隐讳晦涩史料的整理爬梳，陆续写出了多篇清初复明运动的论文，如《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朝主）》（《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杨＠④kūn空敕案》（《清史论丛》，1993年），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总结了这些政治军事活动的许多特点。
〔日本〕黄一龙（伊东贵之译）在《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日本《中国：社会和文化》199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杨光先与汤若望、南怀仁有关天文历算的争论并非问题的关键，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选择荣亲王的葬期。王政尧在《简论清初收复台湾》（《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中则指出，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康熙帝挫败郑经"将台湾分割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企图"，都为完成统一台湾大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张仁善《康熙朝"明珠案"与"治河案"的关系》（《南开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提出，康熙帝因废立太子而借治河案罢黜明珠，而当太子党威胁皇权时，明珠一派便又得以复出。
王钟翰《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一文认为，作为胤＠⑤死党的年羹尧对抚远大将军允＠①用兵处处加以掣肘，为胤＠⑤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有关他在青海毁寺庙、杀喇嘛的问题似不应过分夸大。对大小金川战役，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指出，金川之役为统治者轻易点燃，劳师縻饷，久而无功，是得不偿失的。关文发的《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反驳了关于蔡牵集团"官逼民反"的起义说，认为"其海盗性质十分明显"。
在有关清代政治事件的研究专著方面，1992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力图从政治和民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剖析，以此解释明清嬗变和封建统治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清初三藩之乱进行了全面、动态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三藩的源起、历史作用及其必然归宿。李景屏《清初十大冤案》（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还分析了清初的一些重大冤案，力求从案件的分析中整体把握清玉朝统治集团的发展脉络。
六、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
近年来，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在清代政治史研究中，是一个为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因而取得了许多成绩。
在总体研究方面，秦宝琦《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范畴、性质与社会功能、清前期秘密社会的历史分期与发展脉络等问题，作了概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莉在《论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兼论会党的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前期的会党是以乡村城镇的下层群众为主体、以遇事相帮为目的、利用传统歃血为盟为形式而建立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结社组织。马西沙《白莲教辨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对于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不应统称白莲教。李尚英《八卦教的渊源、定名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则对清代八卦教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此教进行了正名。
在天地会起源问题研究上，争执最为激烈的无疑要数"康熙十三年说"与"乾隆二十六年说"。秦宝琦坚持乾隆说，他的《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天地会的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其创始人是乾隆年间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在《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他还强调指出，清代秘密会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渐完善过程，洪门是乾隆年间秘密会党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产物。主张康熙说的文章较多，1993年《清史论丛》即登载了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和罗＠⑥《天地会的两个源头》三篇文章，依据大量可靠的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其创始人为万云龙。
1996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它是作者多年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系统总结，对于天地会产生的时间、背景、创始人、宗旨及其来源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为立论有据的一家之言。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评价说："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示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
此外，近年来还召开了十余次清史学术论会，出版了多部讨论文集，其中不少论文涉及到清代政治史研究。而近期出版的有关清史总体研究成果的著述也较多，包括王戎笙为项目负责人的《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至1992年出齐），共十册；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何龄修、郭松义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清代部分。陈生玺、杜家骥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总体介绍了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清史研究的成果，并附有论文索引。1993年6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清朝系列帝王传。而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0卷"清时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可称得上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概括性成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题
＠②原字王加申
＠③原字禺加页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例5
学生在历史学习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记住了的知识容易忘记，考试答问答题时总答不全。这同样也是老师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我们通常的解决方法是：教学生很多记忆方法，让学生反复记忆，教学生许多答题方法。但是这些做法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什么呢？我也曾经反复思考这一问题，最后发现学生遗忘快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只是被动地记忆历史史实和历史结论，而没有真正理解历史，所以他们不能以历史人物的视角去体会历史，更不能以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什么事情记得最牢？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如何记得最牢呢？那就是你理解了这一事情亲历者当时的环境和感受，因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必然的，理解了当时的环境，就能像做数学题一样从已知条件推导出未知的结论。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我们在教学中可以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成为亲历者，这称之为情境教学法；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我们可以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加强史论教学，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这称之为历史逻辑教学法。以上这两种教学法的见效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至少要从高一开始就进行。那么在高三复习教学中有没有能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教学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目录教学法。下面我以必修Ⅰ《政治文明历程》（岳麓版）为例介绍这一教学法的运用。
一、目录教学法的理论依据
目录是书籍正文前所载的目次，是揭示和报道图书的工具，是记录图书的书名、著者、出版与收藏等情况，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为反映馆范、指导阅读、检索图书的工具。目录是检索工具，我们在背书的实践过程中，总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总是背了一段以后就忘记下一段是什么了，这时如果有人给你提醒下一段开头几个字，我们马上就能流利背诵了；或者我们演讲准备时间有限，要使演讲有条理，就会写一个提纲。这些经历说明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掌握了知识，就能驾驭知识。而目录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目的。
二、解读教材名，抓住教材核心
教材名也就是书名，它是整册书的标题，整册书的内容都是围绕这个标题展开的，因此理解了书名就把握了教材的中心。如我在复习必修Ⅰ《政治文明历程》时，是这样教学生理解书名的。第一，这是必修Ⅰ，我们就要想到必修Ⅱ、必修Ⅲ，把三个必修的书名整体理解，就会发现编写者的历史观，那就是文明史观，整个人类文明史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讲到这里就要特别强调，“三个文明”是在党的十六大上明确提出来的，政治文明是新提法，政治文明建设也是中国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重点。第二，解读“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具体地讲，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个层面的内容。在政治制度层面，主要表现政体、国体、国家结构、政体范围内的政治体制、机制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成果。其中，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在政治观念层面，主要表现为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和政治情感的更新变化。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共和、法治等思想观念的形成、普及和发展，以及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增强，等等。第三，解读历程。“历程”表明政治文明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概念，自文明社会以来就有政治文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通过这一解读，学生明确了本册书的内容就是政体、国体、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和政治观念的发展过程。
三、解读单元标题，把握单元之间的内在联系
单元标题的解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解读完书名后马上解读所有单元标题，以把握它们与书名之间的联系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我在复习必修Ⅰ《政治文明历程》时，是这样教学生理解单元标题的。第一，让学生看完整个目录的七个单元标题，然后指出教材是按照古代政治文明（中国和希腊、罗马，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阶段）、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包括第四单元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探索历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第一次实践――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苏联和中国）、当代各种政治文明的交汇（第七单元）的顺序进行编排的。从而将它们与书名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总的知识体系，这样以时间顺序为主线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记忆。第二，解读单元的核心内容。在解读第一单元《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第二单元《古代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制度》时要求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理解单元的核心内容，第一单元的标题可以修改，改为《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这样改了以后就能明确第一单元的核心内容就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第二单元的核心内容就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最后指出这两个单元的四个关键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民主和法律。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体的建立》的核心内容就是代议制，然后明确其四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四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政体。第四单元《内忧外患与中华民族的奋起》的核心内容就是民族独立与政治近代化。第五单元《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第六单元《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理论建立、第一次实践到两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第七单元《复杂多样的当代世界》的核心内容就是各种政治文明交汇下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迁。第三，从单元标题升华历史认识。从政治文明的发展顺序得出政治文明具有继承性的结论和从孤立发展到相互影响的结论；古代不同政治文明、近代资本主义不同的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不同的政治文明得出政治文明具有多样性的结论，以及政治文明建设应符合各国国情的结论；从当代各种政治文明交汇的历史现实，得出政治文明建设应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和与时俱进的结论。
四、解读课题，把握单元标题与课题之间的联系
单元标题之下就是各课的课题，每一个课题都是围绕单元标题展开的，理解了单元标题与课题之间的联系，就能从整体上把握本单元的知识。对单元标题与课题之间的联系的解读同时也是单元标题解读的第二个部分。这一工作是在复习每一个单元之前要做的。由于内容太多，我以第一单元《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为例解读单元标题与课题之间的联系。由于有了单元标题解读的第一个部分的基础，我们已经明确了本单元的核心内容，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解读核心内容。第一单元的核心内容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因此首先就是从理论上解读这两个制度，然后比较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第二个工作就是明确各课题是如何围绕这两个内容展开的，第一课《夏商制度与西周封建》介绍的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雏形――王位世袭制的形成、王位世袭制的规范（宗法制、礼乐制）、中央对地方管理制度的演变（内外服制度、分封制、郡县制）；第二课《大一统与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可以先将这一标题改为《秦朝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这里一定要强调“统一的”，所以本课介绍的就是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的推广；第三课《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第四课《专制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这两个标题应进行修改，修改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和成熟》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走向反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和成熟》介绍的是汉至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君权与相权矛盾的演变、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演变达到最高效能及与生产力最契合的程度，各种与之配套的管理制度，如选官制、监察制的演变；《君主专制制度走向反动》介绍的是明清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君主专制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过以上修改和解读，学生一方面可以以时间为线索把握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史，另一方面可以以两对矛盾为线索把握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趋势。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政党制度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模式，已经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纳，其特点与缺陷并存，表现形式也因时因地因事而异。一般来说，政党政治可以分为竞争性政党制度和非竞争性政党政治制度。竞争性政党政治制度是指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政府管理核心团队通过政党内部选举，政党间竞争，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政治制度，如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党制度均属于竞争性政党政治制度。非竞争性政党政治制度是指在国家层面上，政府管理核心团队是由政党内竞争、民主选举、执政党顶层认可，通过政治传承而获得领导权力的政治制度。中国内地实行的就是这样的政党制度，即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认识政党政治的方法
政党的主体性问题。政党的主体是谁，各政党具有什么样的同质性和差异性，政党的运作模式是什么，即政党的主体性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主体自身的立场和视角，主体立场不同，视角亦可相异。一般来说，主体立场是由主体的社会基础来决定的，这个社会基础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由此就会结成利益团体。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党也可以说是利益团体的代言人。
例如，从美国政党历史看，的社会基础是劳工、公务员、少数民族和黑人，一般代表中产阶层和社会边缘阶层，城市力量较强，主要支持者是工会和知识分子及社会边缘化势力，如移民、女权主义、少数族群、同性恋团体等。因此，主张自由主义，追求国家福利。而共和党的社会基础则是金融寡头、商业巨子、军火商等业界巨头，一般代表资产阶层和社会保守势力，主张新自由主义，突出市场和资本的主导作用，调节国家政治与资本的关系。共和党和一方面有自身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在提升全民福利与国家利益的目标下，形成了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概言之，当代美国的竞争性政党制度是在法制下的自由竞争，公民既可以是共和党党员也可以是党员，哪个党派符合自己的利益就选择哪个党派。
综合世界政党运作的具体情况，政党的核心竞争力是政党责任。政党责任首先是法律责任：依法竞争，依法行政；其次是经济责任：通过制订国内政策满足公民福利需求，通过制订适当国际关系政策维护国家和公民的安全和利益；再次是伦理责任：以民主、人权、法制的名义，对内管理，对外树立形象，适度影响他国政治；最后是慈善责任：对内救济需要救济的群体，对外经济支援。也就是说美国政党主体是美国公民团体，其核心是为美国利益服务，其实施的办法和路径具体而明确。无论是还是共和党，其所采用的策略不过是四种责任的微调而已。
现实性和历史性的问题。现实性和历史性的问题，即作为事实而存在的政党是不可否定的，这种存在在一定的意义上获得了当下具体的、现实的政治力量的支持，这种现实性和历史性的语境使得竞争性或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存在获得合法性。就政党制度的形成而言，任何政党制度都是具体的现实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脱离历史的现实，也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没有脱离历史的现实是指现实都是由历史决定的，除了相对稳定社会中族群的自然繁殖延伸，还有共同的语言、交往规范、习俗的作用等。因此，所有现实的存在均是历史的存在。同样，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就是指现实的主体是既定的历史经验者和解释者，历史只能由历史剧中人创造，而不是历史观众所创造。现阶段美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只能由美国的和共和党来书写，当下的中国内地的政党制度也只能由中国共产党和派来书写，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党历史也只能由台湾地区的党派书写。这些是各地区、各国家政党政治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与现实的逻辑一致。
目的性以及伦理性的问题。从目的性以及伦理性而言，现代政党政治获得正当性和社会认可就在于从裸的丛林法则中把人性从物性、兽性中解放出来，使人与人通过协商，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获得妥协，达成共识，使政党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大众的权益得到保障。现代政党制度的目的和伦理责任紧密相连，任何政治的目的都不能脱离正当的伦理责任，伦理责任是现代政党制度合法的根据。没有伦理责任的政党很难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无论是通过什么形式和程序获得的政党都应受到质疑和批判。
值得反思的是，仅仅依赖相对少数人（或相对多数人）的责任伦理而获得政党资格的团体仍然需要质疑和批判，甚至以伦理或道德绑架的神圣政党也同样应该受到质疑和批判，因为伦理责任是政党合法性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少数人对多数人形成的恐怖组织尽管在少数人内部获得了主体性和伦理性，却不能获得政治文明的意义或政党资格；而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也同样会使多数人的政党失去合法性。在此意义上，政党政治的协商民主才是政党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政党也只有在政治协商中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尊重少数人的诉求，在折中、补偿、妥协中获得共识，尊重共识，按照共识进行公共管理和服务才能使具体的地方性政党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正当性。
根据以上理论，研究政党错误就十分必要了。首先是主体偏狭，即固步自封、孤芳自赏的错误。一些西方政党以为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政党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这就封闭了自身的视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犯了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错误。
其次是主体消失的错误。主体消失的错误是致命的，表面上看政党的组织结构尚在，而实质上只有政党的形式而无政党的内涵，表现为政党的政治理念缺乏，政治目标模糊，政治路径不清晰，政治队伍缺乏凝聚力，政党责任不强等问题。
最后是政党定位不准的错误。政党定位不准易犯两个错误，一是全民党、全球党，以为自己的党派作用具有超功利、超阶级的作用，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为标准，到处推销自己的政党理论。而实际上，知行不一、表里相异的做法必然引起人们对政党政治的怀疑和批判；二是政党变成了少数人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一切以利益为标准，以实用主义政治为标准，否定公共价值。由上所述，政党错误会严重地危害政党的健康发展和合法性，使政党限于自我为中心的利益陷阱和观念陷阱，政党话语陷于独断论、唯我论、至高无上论的泥沼。某些政党的“唯民主论”、“唯科学论”就属于这样的错误。
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的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政党政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要认识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就需要从上述政党理论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党理论。从社会转型的历史看，中国社会经过了由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形成了当下“一国两制”的政治格局。作为历史与现实的存在，中国人探索了或者正在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台湾地区实施的是竞争性政党制度，大陆实行的是非竞争性政党政治，香港特区的政党政治、澳门地区的社团政治也各有特色和不足。综合“两岸四地”的政治经验，在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内地政党制度既可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势，也可借鉴其他地区的政治经验，吸取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的优点，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理论。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理论是指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派参政的非竞争性政党政治制度。如上所述，这种政党制度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是现实存在。历史的原因是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转型，人们也尝试了君主立宪制、共和制、竞争性多党派合作制等多种政治路线，然而最终是政治制度尝试的破产，政党制度尝试的失败。败退到台湾地区由一党制逐渐演变成多党竞争制的政治制度，香港、澳门地区由于受殖民思想和中华传统文明的双重影响，回归后实行独特的资本主义政党与社团制度。而中国内地实行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港澳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中国内地实行的政党政治也是和执政党以及参政党的集体政治智慧分不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理论还在于执政党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参政党积极参与共商国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制度等，决定中国的未来和发展路径、发展方式，这种政治模式的确立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对中国道路的探索经验，也有执政后中国共产党的教训，如“”的泛民主、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等等。改革开放初，由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直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的再探索，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权，这个核心就是现实，而这样既避免了竞争性政党设立影子政府的社会成本，也有助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在抓发展、惠民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参政党与执政党是共谋者也是合力者。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正确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的政治方针。
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还在于党派共识，也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一是参政党与执政党的政党目标一致，即为人民服务，建设富强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参政党与执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二是参政党代表界别相对明确，即参政党的主体在行业、专业技术方面有特定的人群，例如，九三学社的主体是大专院校、研究院所等科教文卫行业中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民盟成员则是中小学教育、文化科技行业中的高中级知识分子。比较而言，参政党员代表尽管专业性较强，却不具有广泛性的代表性。因此，它的运作多受专业技术领域的限制，在专业行业的系统中参与政府管理，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社情民意。在民主监督方面，参政党不是通过竞争性的政治选举实现民主监督，而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行政司法制度，多渠道地反映人们的各方面的合理诉求，实现协商民主式的政治参与。
三是参政党具有智库的作用。执政党通过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制度、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制度确定国家大政方针、发展目标、发展路径，说明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各参政党由此确定党派意识，明确党派职责以及具体任务，通过专业调研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方案，对政府科学决策、细节管理、过程管理全程监督，及时给出合理化发展建议以及纠偏意见，实现参政党的政党责任。
如何确保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健康、科学
尽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有着诸多的优越性，可是，从唯物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看，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都有修正完善的必要。因此，避免政党错误，确保健康、科学的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确政党主体的性质及目的。政党主要是从国家管理层面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进行管理，协调各种利益，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从历史逻辑上讲，政党主体的代表首先是政党集团的核心成员，政党一旦上升到执政党的地位，它就不仅是执政党的代表，而是全体公民的代表，其唯一合法的目标就是为全体公民服务，即为人民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执政党与参政党才能“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明晰政党的定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出发，就需要从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确定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地位，确保社会生态各系统有序、科学、可持续的发展。从分工合作的角度，整合社会资源，实现和谐发展。共产党执政，派参政；中国共产党宏观管理、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各参与细节设计，微观管理，全程跟踪，提供智力支持，这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政党定位。
确保执政党与派的政党责任。政党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不作为乱作为，由此也直接危及政党的合法性。而有效地预防这样的错误，就需要明确政党责任，确保责任落地。政党责任首先是模范地执行既定的法律，依法参政、依法执政。还有政党的经济决策和服务，政党应尽可能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发展经济，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需求。政党不应该有私产或集团利益，而是通过政治运作、社会治理确保社会正义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满足党员与群众的物质、精神需要。再有政党永远要站在道德高地，确保政党的伦理责任，如尊重生命、以仁为本、遵纪守法，等等。最后，政党风气引领责任。如党员应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办教育、开民智，搞经济、做慈善，重细节、爱奉献，等等。
不搞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一般说，竞争性政党制度的行政成本与经济成本较高，效率较低，这是其不足；而它的优势是民主监督较好，有助于督促执政党规范化工作，也有效地防止私权利侵害公权力。非竞争性政党政治可以有效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其不足是民主监督成效一般。比较世界各地的政党制度，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在内地既没有历史基础也没有现实基础，从理性的功利主义角度看，如果实行西方的竞争性政党制度，由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情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众多，多利益团体的形成，将使我们付出极高的社会成本，且不一定能保证国泰民安、增加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机会成本与风险极高。因此，竞争性政党政治不符合中国内地发展的国情。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例7
一、政治文明与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政治文明
什么是政治文明？简而言之，政治文明是指人类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活动的进步状况和发展程度的标志，它是与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相对立的范畴。具体来说，政治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个层面的内容。在政治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由于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引起的国家管理形式、结构形式的进化发展，即政体或国体、政体范围内的政治体制与机制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成果，如代议制民主的确立、选举制度的推行、司法制度的近现代化、政党制度的建立、文官制度的形成等。其中，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在政治观念层面，主要表现为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和政治情感的更新变化，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共和、法治等思想观念的形成、普及和发展，以及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增强等。政治观念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精神文明的其他部分一起，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认为，“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相互作用”。《课程标准》规定了高中历史关于人类政治文明史的学习内容——“着重反映人类社会政治领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共有9个专题”，并认为“了解中外历史上重要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探讨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是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也就是说，当今高中历史政治文明史学习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在史实上主要掌握“中外历史上重要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二是在理论上要“探讨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
从史实的角度来说，高中历史学科中的政治文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与法律，如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雅典民主政治、罗马法、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等。二是重要的政治思想与活动，如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的斗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现代中国的外交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等。三是政治格局，如二战后世界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等。
依据这些基本史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中历史学科所叙述的政治文明史实际上是围绕民主化和法制化两条基本线索展开的。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四点：第一，中国的政治发展经历了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的曲折历程。当今，中国的民主法制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第二，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法开西方民主法制之先河；近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或改革先后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19世纪70年代后，代议制不断发展、日益健全。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俄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显示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追求。第四，伴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和加强，反对霸权主义、打破强权政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高中历史学科中的政治文明史所阐释的作用、影响、经验教训很多，如“西周通过分封制，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形成了对周王室众星捧月般的政治格局”、“宗法制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等。关于人类政治文明活动所带来的种种作用、影响和经验教训，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说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学习政治文明史的时候，仅仅掌握相关史实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做法应是在感知和掌握相关史实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探讨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学好政治文明史的基本策略
1.准确理解和掌握政治文明史中的重要政治概念。
政治文明史所涉及的政治名词、术语、概念较多，且理论性强，我们应注意运用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解读概念，分析史实或典型材料，理解某一具体制度的特点，然后对同类制度进行归纳、概括，从而理解该类制度的内涵和实质。
以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政治概念为例，不少学生因没有准确理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内涵，而对中国古代这一政治制度持彻底否定态度。实际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由“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组成的复合概念。这里的“专制主义”主要是指君主专制，是指一种决策的方式，它强调君主个人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大事由君主独断。这里的“中央集权”，则指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一种政治体制，它强调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权力集中于中央，地方受命于中央，地方长官只能在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两者相结合，就构成了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其目的是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君主个人的权威。据此，结合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专制主义”作为一种决策方式，其主要作用是消极的。“中央集权”作为一种政制体制，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主要表现为：①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②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活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③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有利于民族大融合，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使我国古代人民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古代文明。
2.在坚持历史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注意运用多元史观评析政治文明史。
探讨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是高中政治文明史学习的重要任务之一。既然要探讨政治文明史的作用与影响，汲取其经验教训，就离不开以什么为思想为指导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课程标准》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里需要强调的主要是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评价中外政治制度，切勿机械地从形式上进行比较，应注意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民族和文化传统、制度溯源等方面，客观地分析其呈现出不同特点的原因。要注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不同政治制度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而理解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理解政治文明发展的规律。如2012年高考全国新课标文综卷第31题，就很好地反映了运用历史唯物史观评析政治文明史的问题。
31.1920年12月，在致朋友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表明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看来 （ ）
A.俄国革命道路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B.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是当务之急
C.暴力革命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必然选择
D.改良仍旧是改造社会行之有效的办法
命题者通过介绍1920年12月致朋友信中对改造中国的认识，揭示了在当时中国“暴力革命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必然选择”，这就很好地体现了历史唯物史观。当今史学界，有些研究者认为，革命不如变法改良，近代中国选择暴力革命是一种历史失误；如果当时走变法改良、民主的道路，中国的今天就会好得多；等等，并致力于搜集种种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学术研究有其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也不想与这样的研究者辩论什么。但我想说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以我们后人的意志为转移，难道中国人天生就主张革命？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为变法改良和民主努力过？为什么一直坚持民主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后来支持辛亥革命？为什么早年主张维新改良的孙中山放弃改良而走向革命道路？为什么已经让权于袁世凯并致力经济建设的孙中山后来又举起革命的旗帜？这里有太多的“为什么”需要我们去追问。不错，暴力革命破坏性大、流血多，但我们为什么不去反思，那么多善良老实的中国人，为何不畏牺牲、前赴后继地去坚持革命？其实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为生存环境所逼，不得不进行暴力革命。我们真诚拥护改良，不希望看到通过大量流血牺牲的革命来实现美好愿景，但历史的演进是不会以我们的美好愿景为转移的。正如今天的国际关系，我们中国选择了和平崛起，希望和平谈判解决国家之间的纷争，建立一个美好的和谐世界。问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会尊重我们的意愿吗？甚至我们周边的小国家会配合我们吗？如果我们不做好武力斗争的准备，甚至自动放弃武力，那就只有等着被宰割的命运到来。我们无需美化革命，但也不能通过贬低革命来美化历史上的变法改良与民主道路，说到底，革命也好、改良也好都是符合某一国家某一时期国情的必然选择。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揭示中国革命的历程，是中学历史学习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在坚持历史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注意运用多元史观评析政治文明史。当今史学研究，除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外，还涌现出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新史观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足，但确实都有其可取之处，并给人们耳目一新和豁然开朗的感觉，因此当今高考命题者常将这些新的史观融入到高考试题之中。
以文明史观考查政治文明史为例，2006年高考全国文综卷Ⅰ第37题、2007年高考全国文综卷Ⅰ第40题第（1）、（2）问考查中华民族内部的文明交流，体现“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以华夏文化为基础，融汇各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这一主题。2008年高考全国文综卷Ⅰ第37题通过考查中国唐代科举制和英国近代文官制度，进行文明比较，体现“文明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折射“文化上应相互借鉴、求同存异，使各种文明兼容并蓄。坚持文明发展的开放性，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若运用文明史观把握高中政治文明史，我们至少要注意四点：一是文明史观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依据，把人类文明演变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又分为初级农业文明阶段和发达农业文明阶段，青铜器和铁器成为划分的标志；工业文明分为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展两大阶段，工业文明的生产力主要是蒸汽机和电力，18世纪下半期人类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此前，还有一个长达数百年的酝酿阶段。我们应以此掌握文明史的基本线索、基本史实，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过程和成果。二是重视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文明成果，从现实追溯历史，从历史联系现实，说明现代文明是如何传承演变的，将历史与现实予以结合。比如要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在现实社会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历史上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形成的民主的运作方式和法律的现实意义等，从而感悟历史的时代特征，运用各种方法比较、概括主要文明的重要特征和现实意义。三是正确把握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各种文明虽有强弱之分，但绝无优劣高下之别，都有同等价值。各文明也不是封闭的、隔绝的，各文明之间多以和平往来与暴力冲突两种形式发生交往，通过这两种形式，加快了不同文明间的整合，促使世界文明由分散走向整体、从区域走向全球。四是把中华文明纳入到世界文明中考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查中国文明的演进，同时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待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在把握历史线索和划分阶段时，改变按社会形态“由低到高”划分的传统做法，以中国文明的发展演变为主导线索，并按照中国文明在某一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进行历史分期。
3.依据政治文明史模块的编排特点理解人类政治文明。
高中政治文明史模块，是依据《课程标准》的相关精神和内容标准要求编写的。它在政治文明方面，颠覆了传统史学中突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编写思路，而是以国家机器的运行，各种机构、组织、制度的设置以及相关政治运作为研究的重点，突出了政治制度、政治事件、政治活动的分量。其中，对于制度文明更是浓笔重彩，在整个必修模块9个专题中有5个专题涉及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从文明史角度客观叙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全面阐述了两种政治制度发展的历程。从英国渐进的制度创新、美国政治体制的完备、法国共和制的曲折历程、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制定等方面，阐释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发展和历史地位。《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文明方面的成就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系也做了充分反映。
综观《课程标准》中关于政治文明史的“内容目标”和政治文明史教科书的编排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教材在编排上主要依照文明史观的史学价值观。如关于古代政治，教科书提供了古代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方希腊、罗马民主法制政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前者讲述了农业文明下的东方大国的政治特色，其君主制、中央与地方（包括边疆）制度、监察制度、选官制度构成教材叙述的五大制度内容，为古老的中国缔造了辉煌灿烂的时代，为世界奉献了一份政治智慧的盛宴——当然，也证明了专制文明并非完美的人类政治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终会被历史抛弃；后者则是商业文明下的政治设计，教材论述的目的在于给学习者提供完整的民主政治的脉络：古代希腊、罗马是近现代民主政治文明的源头。关于近代政治，教科书也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形态，即资产阶级代议制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前者主讲英、美、法、德四种不同政体下的代议制特征，揭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内涵；后者则在于揭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渊源。关于现代民主政治，教科书重点通过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主政治的曲折发展历程，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内在规律。我们要重点领会这几个问题：政治文明的演进脉络、每一种政治文明形态的历史贡献及局限、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努力方向。
依据政治文明史模块编排特点反映出的文明史观，我们在学习时应注意思考五个方面的问题：①在古代专制政治方面，思考政治文明与农业文明、精神文明间的关系，政治制度的构成和影响。②在古代民主政治方面，思考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起因、演进内容、评价和一些民主原则；古代罗马法制的起因与演进、法制原则和评价。③在近代民主政治方面，思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的起因、发展、国体与政体、制度运作与原则、影响与评价；中国近代建立民主政治的原因、各种探索尝试与成果；无产阶级为争取本阶级民利的斗争与设想。④在现代民主政治方面，思考新中国60年民主法制政治的发展历程、纵向或横向的互动联系。⑤在国际政治格局变动方面，思考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表象与内在规律、中国不同时期的外交。
4.依据政治文明发展的阶段特征，归纳政治制度等的发展沿革。
历史阶段特征通常是指一个历史阶段明显不同于其他历史阶段的特殊之处。把握历史阶段特征不仅可以引导我们正确理解知识、巩固记忆知识，还可以启发我们了解掌握知识的过程，弄清获取知识的方法，并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思维品质，使我们能自如地甚至创造性地运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现以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为例，从学习的角度作一简要说明：
第一，归纳其特征。夏、商、周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宗法制在夏朝萌芽、商朝开始、周朝成熟。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相辅相成，巩固和发展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从秦汉到明清，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秦朝开创了君主专制、地方听命于中央的政治体制及其相关机构和制度。汉朝通过王国问题的解决以及选拔和监督官吏制度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了这一体制。隋唐时期，针对中央政权机构建设的三省六部制，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北宋的地方分权措施和元朝的行政体制改革，使我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央机构的变化，使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例8
基于目前的情况，参考阿尔蒙德等人对政治文化的定义，考量明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实践情况与特点，初步界定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可以构成一个起点。政治的本质是社会共同体内公共权力的设置与运作。所有社会共同体，都会在其历史经历中逐渐形成某些倾向，包括其主流成员对于宇宙、世界、公共社会、公共权力、社会秩序原理等问题的基本理解与相关的价值观念，以及策略思想。这种倾向中最稳定、最获得公认的部分，凝固为制度——制度是获得原则地位的、趋于凝固的倾向——这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种倾向中处于底层因而指向性很强并对政治现象和人们的政治行为形成导向作用的重要成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伦理——关于政治生活、政治现象之意义的界定、辨识、预设以及相关的行为准则与评价尺度。这种倾向中以最为明晰的方式表述并且具有探索和调适倾向的侧面，是政治思想——思想是体现人类自觉和自我意识的领域，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人们对于公共权力运行经验的解释、总结、反思、倡议。这种倾向在特定时空展开时表现出来的要素格局、色调、总体环境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特定社会共同体内部由传统和时局推演交互作用而形成并构成随后政治推演基础的总体状态。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从这4个基本维度透视出来的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和运作的精神倾向和生态格局就是政治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所有制度，包括国家体制、民法、刑法等等，都体现主导人群的社会理想、理念。所以政治文化角度对制度的研究，应特别重视制度文本和制度运行背后的社会理想、理念诉求。比如《明律》中有“威力制缚人”条：“凡争论事理，听经官陈告。若以威力制缚人及于私家拷打监禁者，并杖八十。”4其精神是崇尚公法，禁止私刑，可见明初立法者追求以国家权威处置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私人无论何种身份地位，不可私设公堂，任何私人无凌驾他者的司法地位。我们都知道明朝仍然是有社会等级残余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毕竟有“平等”的诉求在，“平等”在很多情况下被当做社会的公则。那么，在明代中国社会中，公理诉求与统治关系之间是如何耦合的？到了这个层面，我们能够看到的研究就很少，需要自己去追问了。其他制度，在厘清其文本、功用、沿革之后，如果肯去追问其文化含义，即那些制度形成的过程、文本和实施方式背后的社会理念与价值诉求，也会遇到有意义的论题。比如，研究明史的人，入门的时候就了解内阁制度了，但是内阁制度在政治文化的视角下呈现出来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探究。内阁是在丞相既废之后，在一段时间内逐渐推演出来的，不是设计、预备了内阁之后，再去废除丞相的，所以这种推演的结果并不是预先设计的，它体现了某种内在的诉求，究竟是什么样的诉求导致了内阁的形成，内阁形成之后，为什么明朝人还会用“相体”之类的话语来谈论、评价它，明朝内阁运行的权力——无论大小——是什么性质的，明朝的内阁与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在庙堂政治中的活跃一定有某些牵连，是什么牵连，为什么明朝行得内阁制，到了清朝就被边缘化了？这样来追问，内阁制度的研究就可能更深入一些。又如礼仪制度，从今天生活实践的角度看，会觉得古人的礼仪过度繁冗琐细，但在那些礼仪作为先行制度实施的时候，其规范作用、文化导向功能、心理培育作用，乃至直接的政治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以往被忽视而在近年得到许多关注的明代大礼议，就突出地显示出了礼仪在当时政治文化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明代各种国家祭祀制度、民间祭祀制度，都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涵。
政治关系中，利益是永远的要素，这一点人们一般不会忽视，有时被忽视的是，价值体系也是政治中永远的要素。因为政治是社会公权力运作的机制、行为，社会公共权力的设置及其运行背后，始终存在着社会成员关于社会应然状态的诉求，这决定社会成员对于现行政治的基本态度，也构成社会制度设置和演变的观念基础。比如，所有的政治社会，社会成员都期待政府能组织使本社会不受外力势力的侵扰，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府一定会灭亡。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冲突，不仅是利益冲突，而且是价值冲突。明生了多次君主与朝臣在庙堂之上对抗的现象，这种对抗现象背后，有利益问题，也有价值问题。仅仅从现实利益角度去揭示诸如“大礼议”、“争国本”之类的事件，肯定不够，还需考虑价值冲突问题。政治价值观念与利益考量构成复杂的纠结，其中前者更多体现长时段趋势，后者更直接体现当下人们行为的可能范围。
政治思想与政治价值相比，体现为更为明确地通过语言、文本表述的主张。一般说来，要想把握一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基本面貌，需要考察该时代思想家的论述。所以，政治思想史永远带有精英史的意味。思想史是文化史的核心部分，政治思想也是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其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
政治生态是指特定政治共同体运行中展开的总体状态，尤其是其中关于进一步推演的条件和倾向。政治历史是特定时刻的状态连贯起来构成的推演的过程，每一刻的状态，是下一刻状态的基础，所有的政治状态都是其先状态推演的结果。在这样的视角下，一个政治体的内部，就构成一种生态，具有某些政治现象发生的较大可能性，而缺乏另一些政治现象发生的很大可能性。于是，我们就可以考虑，推演出明代“党争”的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生态，明代的“阉党”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生态孕育出来的，明朝皇帝的多荒嬉怠政是从何而来，明代的政治对于普通人、官僚甚至皇帝各有多大的自由度？政治生态中同样重要的方面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心态，包括政治精英、庶民、边缘人群的政治心态，这些基本人群内部，又有不同的人群和层级，其政治心态常有差异。明朝人对于其所在时代、社会政治的感觉、参与方式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相关的研究，会连贯其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考察。其实，政治问题永远与社会、文化密切关联。
所有一般政治史研究的论题背后，都有从文化含义角度再深一步解析的可能。例如：关于明朝的皇权，以往的研究早就揭示了其强化的情况。然而我们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明代的皇帝大多是耽于玩嬉而不勤政的——空前强化的皇权与不勤政的皇帝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明朝的皇帝们如何界定自我角色，朝臣、民众对于皇帝权力、角色持怎样的观念。明朝有各层面的政治冲突，发生在庙堂之上的有大量君臣对抗事件，发生在水边林下的有党社运动，发生在社会底层的有诸多民众反叛。所有的政治冲突背后，都是极其复杂的利益和价值矛盾，都包含政治、社会诉求的对立，都是观念的冲突。君臣冲突、党社运动、农民战争，都在明代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其间的利益冲突可以用一般政治史的方式去考察，背后的观念冲突，就要透过政治文化的视角去看了。明中后期被公认是大众文化繁荣的时代，庶民的社会自由扩展了，民间舆论比较开放，常常关涉政治。他们如何看待我们在一般政治史考察中看到的那个明朝廷，他们有没有欲望参与政治，他们有没有渠道参与政治，他们认同明朝的程度与方式是如何演变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国家政治发生怎样的影响？明朝一面是皇权强化，另一面是政治批评很发达，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政治批评体现政治反省，明朝人的政治反省是否曾经达到政体改塑的临界点？这些，都可以追问。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161-0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名称曾经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教育”、“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思想概论”等，直至现在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变化。每一次课程名称的变化，都与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紧密有关。依据中国社会、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等宏观政策变化过程，可以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49―195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一规定为相关部门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将“新民主主义论”列为文、法、教育（或师范）学院的公共必修课之一。此后，“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前身，正式进入大学课程体系。
事实上，1949年10月8日颁布的《办法》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献。例如，它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目的及重点并没有详尽的规定，对政策如何实施也缺乏规划。这种情r到了1950年有了改变。1950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详细说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重点，应包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等七个方面。
但是，各高校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1953年6月，高教部下发了《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和重点的通知》，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调整成为“中国革命史”。这一做法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密切相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将课程内容扩展为“中国革命史”是一种必然趋势[1]。为了提高教学质量，1956年9月，高教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这是对以往课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其中规定了“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学期、学时以及课堂讲授与讨论的学时比，以及课程的考核要求等等，较为详细。
总之，自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高校“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属于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相关部门在制定课程政策时基于以下背景：一是对学生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决定了高校“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的开设。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结合政治运动开展教育，使学生的政治认识有明显的提高[2]。二是国家的政治任务及全国高校教学实际情况的发展和要求决定了该门课程政策的调整和变迁。三是在课程目标上，突出强调革命性。有的文件中就强调要让学生树立和巩固革命的人生观。因此，这一时期，反映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以下特点：一是对于历史教育而言，更多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视角而制定政策。至于“新民主主义论”课，在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上往往也是围绕着国家政治任务而展开。例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文提到的高教部于1953年6月颁布的《通知》中指出“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要“特别着重说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以加强学生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3]二是历史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点，这个指导思想也一直持续到“98方案”出台以前。“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在全国各个层次的院校都要开设，在排课顺序上也经常排在其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首位，一般情况下，课时也最多。
二、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十年（1956―1966）
1956年底，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国家制定课程政策时也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为主，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为主的转变。与之相适应，高教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下发了一些文件，根据这些文件，高校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了“中国革命史”。后来“社会主义教育”又被‘马列主义基础’取代。1959年以后，“中共党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一在高校逐步开设。1964年10月，下发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过去的政策相比，该文件对“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教材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建设、教学体制方面都有更加详细的规定。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高校历史课属于曲折发展时期。首先，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也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但相较于第一阶段，该阶段的政治倾向性更加明显，这在当时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中有明确反映，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明：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当然，从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也是相关部门进行课程政策调整的原因。例如，鉴于“中国革命史”教师无一人是从大学本专毕业的，所以教育部主张建立专门培养和提高高校政治课教师的学校，要求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马列主义基础”系或专业[4]。和以往政策比，在培养师资方面，这是一个进步。总之，这一时期围绕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如下特点：一是党和国家依然重视历史教育。从1957年到1958年，高校其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律停开，只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虽然这一做法并不科学，但足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历史教育的重视。二是这一时期历史教育方面的课程政策随着国家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时摇摆不定。例如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课程名称亦曾频繁变化。课程名称变动大，内容变动也大。所以历史教育的教学内容在这一时期缺乏相对稳定性。但总的来说，“中共党史”基本保持了正常教学，取得了一定成绩。
三、时期一度停开“中共党史”课（1966―1976）
“”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高校也是个重灾区。“”开始后，从1966年到1969年，高校在校学生被停开所有课程。1970年秋季恢复了高校招生，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得到了恢复。“中共党史”即为当时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之一。
“”时期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时的特点依然是以政治为中心，受其影响，“中共党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特性，在政策的制定上“无视大学生群体的特殊要求，无视教学规律的特性，完全与当时政治气氛的变化相结合。”[5]尽管从1970年开始，高校恢复了“中共党史”课程，但是在和“”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以“革命大批判”取代了课堂教学，政治理论课完全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6]属于历史教育的“中共党史”课程仅仅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作用。
四、“三大课改方案”：从“中国革命史”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977―201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到目前为止，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三次改革，产生了三个课程改革方案，包括：“85方案”、“98方案”和“05方案”。
（一）“85方案”中的“中国革命史”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198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指出：对高校大学生要“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所以，这一时期，从课程设置上看“中共党史”又改回到了“中国革命史”，该《通知》也被称为“85方案”。
与改革开放前比，该阶段在政策制定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是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以，政策制定时不但强调以政治为中心，而且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从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的课程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其次是对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了深刻认识。国家相关部门的文件中也曾多次重点强调了这一点：早在1979年5月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中就曾明确“必须明确肯定每门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科学。”[7]三是政策制定更缘于提高课程的教学时效性的需要。例如，突出对实践教学的重视，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85年到1995年，涉及到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文本大约有十个，其中至少在七个文本中都强调要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四是政策制定上注重中国革命史教师学历哟蔚奶岣摺G康鳌耙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师资。”[8]在政策实施上除了和过去一样，在一些高校开设“中国革命史”本科专业外，更鼓励肯定试办“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班，这在以往的文件中是没有明确提到的。应该说，“85方案”中关于历史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在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忽视思想性，影响了教学实效性。针对“85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出台了“98方案”。
（二）“98方案”中的“思想概论”
“98方案”出台的背景之一是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以及规范“两课”课程设置，1998年6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被称为“98方案”。为了加强中国革命史教育的理论性，“98方案”用“思想概论”取代了原来的“中国革命史”，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思想的学习，该政策使得高校历史方面的教育从理论层面上得到了提升。
这一时期，国家对历史教育课程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具有创造性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导向发生明显变化，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度以“德育”这一名称代替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概论”即为德育课程之一。二是在政策制定上重视历史课程和其他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课程名称的调整即为证明。在“85方案”中，将“中国革命史”课调整为“思想概论”课，这一调整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从“思想概论”到“邓小平理论概论”的课程逻辑[9]。可见，该阶段的政策在强调历史知识的同时，更突出了对历史理论的重视。三是历史教育课程不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核心课程，取而代之的是“邓小平理论”。
（三）“05方案”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2005年3月， 、教育部下发了《实施方案》，史称“05方案”。“05方案”规定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与其他阶段比，这一时期课程政策的制定有一个突出的背景：那就是中国高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苏联“三中心”教育思想的影响，即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10]。进入21世纪以后，开展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政策导向上，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开始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05方案”及其以后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一是提倡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制定的政策更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价值取向上，则突出以人为本，强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二是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会充分考虑一线任课教师及学生的建议及需求，重视实地调研，制定政策。三是将教材建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集全国之力编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改变了过去历史教育课程“一纲多本”的现象，全国高校使用材，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四是重视课程建设。首先是出台相应课程建设标准。如2010年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指标具体细化，易于高校操作，如课堂规模一般不超过100人，鼓励小班教学等等。其次是在有条件的高校推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部级精品课程建设。目前为止，较典型的有华中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等等。最后是结合实际需要，多次修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大纲，使得教学目标更加明确。五是抓学科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二级学科已于2008年增设，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更加科学。
综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的变迁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较深，政治性比较明显，体现出了该学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对于帮助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政策变迁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体的意志，对大学生个体需求的关注略显薄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目标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学科地位的确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除关注其政治性和思想性之外，更关注该门课程的理论性、实践性和学术性，尤其是拓展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的有效途径，更关注大学生整体素质教育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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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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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7〕〔8〕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16、34-35、76、120.
〔5〕姬丽萍.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演进[J].中共党史研究，2010（11）：33.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例10
关于三国时期的起始年代，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传统史家多持曹丕称帝之年说(公元220年)，然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许多学者已突破王朝体系的局限，认为根据整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断代时间应该提前到汉末军阀混战阶段。至于提前到何时，众说纷纭。王仲荦是黄巾起义说(184年)、范文澜是董卓之乱说(189年)、白寿彝是曹操迎汉献帝都许说(196年)，此外还有官渡之战说(200年)、赤壁之战说(208年)等。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以曹操为中心，分别对董卓、袁绍、吕布、孙坚父子、刘备、张鲁以及白波黄巾、青州黄巾、泰山诸将等各种政治军事势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全面展示了汉末军阀混战阶段的政治史。类似的文章还有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对于曹魏政权的性质，陈寅恪认为，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官有关。曹操的崇尚与政策即是由他的出身决定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万绳楠认为，曹魏政权是依靠尚武的谯沛集团和崇儒的汝颍集团建立起来的，而曹丕继位后以司马懿为核心的汝颍集团实力的膨胀，则导致了两个集团势力的分化和斗争(《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周一良打破旧说，认为曹丕、曹植争位，植之失败与他反对曹操决意篡汉的态度有关。陈寅恪提出魏晋兴亡嬗替，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周一良对魏晋禅代之际分属于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以及对当时思想领域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指出双方实力的消长和文人集团的向背，决定了魏晋两朝政权的交替(《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4—6、26—37页)。万绳楠则认为，谯沛集团内外势力被汝颍集团逐次剪灭，是司马氏代魏的关键(《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78—82页)。此外，还有大量文章是讨论曹魏用人、校事之制和封国政策内容的。
关于蜀汉政权的构成，王仲荦认为主要是属于刘备的荆州集团、刘璋的东州集团和巴蜀土著集团三种政治势力(《魏晋南北朝史》第78页);李开元在和曹魏、孙吴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刘备的蜀汉政权是一个以豪侠武人、寒门下士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浅谈蜀汉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田余庆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一文中认为，蜀汉政权中新与旧、客与主的分野主要是刘备和刘璋两个营垒，当主客合流后仍然有政治上的派别之分。诸葛亮当政把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作为治蜀的核心所在。魏蜀吴三国中，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需要内部调整的时间，与江东诸大族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田余庆又详论了孙吴政权江东化的过程，对其异常艰难的建国历程给予了合理的解答(《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高敏《试论孙吴建国过程中北方地主集团与江东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和方诗铭《读〈檄吴将校部曲文〉》(《史林》2000年第4期)等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西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惟一实现了全国统一的王朝。对于这个短命政权，史家历来评价不高。陈寅恪认为，西晋整个官场都已溃烂，弥漫于社会上的是贪鄙、淫僻之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西晋政权腐朽性的文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简修炜《论西晋地主阶级贪欲和权势的两重性》(《河北学刊》1987年第4期)、王永平《论西晋上流社会的贪欲风气》(《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许辉《西晋的佞臣与后党评析》(《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袁济喜《西晋的政失与世风》(《学习》1995年第6期)、夏保连《西晋的腐败风气与门阀制度》(《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等。当然也有的文章对西晋前期的历史有所肯定，如郑欣《西晋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93年第3期)、尚志迈《晋武帝与太康之治》(《张家口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等。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晃娜衔?晋武帝虽然较好地处理了发生在中枢权力圈内的党争，保持了前期社会的政治稳定，但是这种党争仍然为西晋王朝的灭亡预伏下了祸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动乱产生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由于晋初大封诸王造成的。王仲荦认为此说不全面，八王致乱，主要是司马氏任诸王以方面重镇之故(《魏晋南北朝史》第216页)。唐长孺在《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文中也持此说(《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则认为，乱因是由于继承人和辅政大臣不得其人所致(《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何吉贤对上述几种观点皆持否定意见。他认为西晋门阀士族势力恶性发展，才是造成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试论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杨德炳则认为，八王之乱是晋廷内部存在着宗王、太子妃党和后党三支力量互相殊死争斗的产物(《西晋的崩溃与门阀的分化》，《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杨光辉将宗王分为皇子王和宗室王两大派系，认为动乱是两大派系展开的一场争斗(《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门阀政治一直是学者们用力较多的论题。在门阀政治的产生、性质、作用和衰亡等几个方面，学者提出了很多观点。早期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除上面已提到的杨筠如、王伊同、谷霁光等人的著述外，还有其他人讨论门阀士族内容的文章。如杨廷贤《南北朝之士族》(《东方杂志》1939年第4期)、蒙思明《六朝士族形成之经过》(《文史杂志》1941年第10期)、方壮猷《中国中古时期之门阀》(《中山文化季刊》1944年第5期)等。但对门阀政治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还是在20世纪后半叶。唐长孺《门阀政治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认为，士族门阀特权的确立，政治上是皇权和地方豪强势力妥协的结果，经济上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贵族官僚大土地妥协的结果。因此，其发展和衰落也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以后他又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与升降》等文中，进一步论述东汉以来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能否列入士族与决定士族高低序列的基本条件乃是凭借这一家族在当世的权势(《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典志部分中撰有《门阀制度》一章。祝文认为，门阀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先后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后期是萌芽期，曹魏、西晋是初步形成期，东晋和南北朝前期是确立和鼎盛期，南北朝后期是衰落期。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分裂、新皇朝力求获取三结合之统一体，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而门阀制度在形式上如果离开了九品中正制，便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把本论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作者综合考察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地理、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对门阀政治进行了概括和界定。作者指出，学者所习知的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其实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几家大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的政治变态，是皇帝和士族的联合执政。黄正藩不同意“门阀专政”的提法，他把东晋政权的基本形式概括为君主制下的门阀合议体制(《东晋门阀政治散论》，《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相关的专题论文还有陈长琦《魏晋南朝世族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等。论述士族地位衰落的文章有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高诗敏《试论南朝门阀地主地位的变化》(《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薛军力《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陈伟强《从刘宋王朝和谢氏家族的关系看谢灵运的政治悲剧》(《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牛贵琥《南朝世家大族的衰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等。
北朝士族的情况和魏晋南朝有很大的不同。唐长孺在《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文中指出，两晋南朝士族序列高下多是习惯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而北魏是皇帝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制定包括胡族在内的门阀序列和体制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刘琳《北朝士族的兴衰》一文，具体考察了北朝士族发展的过程，指出在北魏前期、孝文帝时期和北朝后期是北方门阀地位上升、极盛和衰败的三个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族士人地位的变化》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北魏后期汉人上升为士族并形成汉人士族统治集团的过程(《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与门阀政治衰败同步，南朝的低等士族、寒门庶人不断崛起。对这个问题，唐长孺在50年代撰写的《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有专门的探讨。他认为南朝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寒人手中，既是由于南朝士族的腐朽，也是由于寒人队伍的增加的缘故(《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进入80年代以后，讨论继续深入。代表性的文章有郑敬高《南朝掌机要的寒人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王铿《论南朝宗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等。有的学者还把这一变化同南朝皇室的出身与宗王出镇联系起来。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将刘宋开国皇帝刘裕门第考订为低等士族(《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祝总斌又研究了从晋末刘裕起兵至南朝宋文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认为地位日趋上升的低级士族一直没有停止向没落的高级士族进行夺权(《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万绳楠考察了南朝“拟周之分陕”的政策，认为宗王出镇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纷争，使皇室不得不以寒人充任舍人、典签制衡诸王。而舍人典选又进一步扩大、提升了寒人的势力，这是南朝寒人兴起的基本原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228页)。类似的文章还有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薛军力《刘宋初年对强藩的分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陈长琦《南朝时期幼王出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鲁力《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等。王铿认为南朝时期的士庶交往已经非常频繁，所谓“士庶天隔”之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到南朝后期连江南土豪也日渐兴起，张国安《论梁代湘交广诸州豪强的兴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何德章《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欧阳小桃《梁末陈初的南川酋豪》(《争鸣》1992年第2期)等，都是论述这一课题的文章。侯景之乱的发生，不但导致梁朝的覆亡，而且给南朝士族带来灭顶之灾。与此有关的文章是萧黎《浅析侯景之乱》(《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夏建新等《论侯景之乱》(《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郑显文《侯景之乱新探》(《松辽学刊》1993年第1期)等。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研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收获颇丰的一个领域。举凡这一时代的官制、监察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外交制度等，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下面重点介绍的是魏晋南朝有关制度的情况，个别地方兼及北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职官体系最大变化，莫过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的逐步确立。秦汉三公九卿制虽然仍有保留，但“三公”已徒有虚名，“九卿”职务卑落而变成闲散职位。作为辅佐皇帝决策和执行政务的机构是三省及尚书省所属诸曹。对于三省机构设置、运行及变化情况，陈仲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皆有详细论列。陈琳国《魏晋南朝游移发展中的三省制》(《史学评林》1982年第3、4期)、陈满光《论三省六部制形成于两晋南朝时期》(《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也是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韩国磐《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认为，秦汉的尚书、中书、侍中等低等官吏转变成隋唐枢机大臣的原因，在于皇帝欲分相权(《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祝总斌认为此说未抓住事物本质，其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他为“宰相”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是尚书省(台)长官，而中书令、监和门下侍中都不是，尽管他们也在某些时候或某些方面权力极大(《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3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政权，比较规范的是州郡县三级制。涉及这一方面问题的论述，则出现得比较早，如萨师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方制度》(《东方杂志》1945年第9期)、严耕望《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6本)等。此后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以及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薛军力《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等，都有专门的研究。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具有军事化的特点:州刺史、郡太守多带将军号以治民又领兵。同时又出现了以军将为都督，督一郡、数郡，或一州、数州，往往又兼府所之刺史或郡太守，治军又领民的现象。研究这一方面的文章有陈琳国《魏晋南朝时期都督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姚念慈《两晋都督制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薛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张鹤泉《孙吴军镇都督论略》(《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等。近年来，对魏晋南北朝官制的研究有不断细化的趋向。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认为，官品是表示官职所需才能的品位，资品是在官品基础上显示的官才(《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同类的文章，还有汪征鲁《魏晋南朝官职中的“言秩”与“不言秩”》(《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张旭华《萧梁官品、班品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阎步克在2000年发表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章，如《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南北朝的散官发展和清浊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等，全面探讨了这一时期朝班、官品、位阶和西省、东省散官的仕途状况，使魏晋南北朝官制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监察制度是君主对臣下的监督和考察。黄惠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从监察官的职位来看可分三类:一是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及其官吏(御史中丞、尉)。二是兼职官吏(散骑诸官、司隶校尉、尚书左职官员)。三是君主直接任命的监察官吏(校事、典签、候官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72页)。讨论这一课题的论文有陈琳国《魏晋南朝监察制度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邱永明《略论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的得失》(《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徐斌《南北朝监察概论》(《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和朱朴《论三国时期的校事制度》(《福建论坛》1988年第5期)、高敏《曹魏与孙吴校事官考略》(《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章义和《孙吴校事与吕壹事件》(《许昌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周兆望《南朝典签制度剖析》(《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徐茂明《试论南朝的典签》(《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考课属于对官吏管理的重要制度，代表性的论文有张文强《魏晋北朝考课制度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杨钰侠《论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演变》(《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杨普罗《关于魏晋考课制度研究的两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等。
1985年第6期);陈琳国承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的基础，但是同时指出，两晋的选举又可分为吏部铨选与公府征辟、州刺史辟召和察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三个层次，而且恰好和高、中、低三级士族的入仕相适应(《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研究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还有胡宝国《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方北辰《解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举制度，特别是关于九品中正制的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取得不少成果。50年代唐长孺撰写《九品中正制试释》，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他认为，九品中正制建立的时间在曹丕代汉前，州郡设有大小中正，负责评定人物以备政府选官之用。中正提供的资料有三项:一是家世，二是行状，三是品。二品是上品与下品的分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巩固门阀的工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胡宝国进一步指出，九品中正制保证的是当时高官显宦的世袭特权，在势族向世族转化中起重要作用(《魏西晋时代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认为，门第高卑决定起家官品的高下，上品与下品是分属于清流与浊流的两大任官体系(《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夸大中正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汪征鲁指出，中正定品只是魏晋选官制度的内容之一，乡论清议、高门达官的意志仍然在选举中起着重要作用(《略论“九品中正制”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琳国承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的基础，但是同时指出，两晋的选举又可分为吏部铨选与公府征辟、州刺史辟召和察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三个层次，而且恰好和高、中、低三级士族的入仕相适应(《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研究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还有胡宝国《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方北辰《解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全面考察了察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弥补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过多注意九品中正制的不足。他认为，察举虽然比世卿世录、任子制优越，但人格化色彩浓厚，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是其终被科举制取代的原因。张兆凯研究了魏晋南北朝的门荫入仕制度，认为这种靠祖辈功绩入仕的制度的最主要内容是“计资入仕”，它对门阀制度的强化和延续起着很大作用(《汉唐门荫制度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张兴成《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是研究这一时期宗室仕进制度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军事制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军事机构和官员，二是军队的来源和性质。魏晋南朝的中央军也称“台军”。其中屯戍京师的部分称禁军或中军，屯驻外镇的称方镇兵或外军。曹魏时中军的最高长官是中领军，西晋改称中军将军或北军中侯。护军将军为中军的副长官。东晋南朝禁军的领导体制基本沿袭魏晋格局，变化很少。外军的长官是各方镇的“都督诸军事”，因此外军的存在及其变化，与都督制的存在及其变化密不可分。州郡兵是地方军。魏晋南朝时期，除了传统的征兵制、募兵制、谪兵制外，最具时代特色的当属世兵制。世兵制的主要特点是兵民分离和兵家子弟世代为兵。最早系统论述魏晋南朝兵制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魏晋南朝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6本)、《魏晋的中军》(《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7本)两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情况。以后学者的成果都是在何文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有关论述中军的文章，主要有陈勇《刘宋时期的皇权与禁卫军》(《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泽咸《晋朝军制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焯《汉代的北军与曹魏的中军》(《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张金龙《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等。关于外军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们在有关都督的部分已引述过，这里不再重复。对于州郡兵，唐长孺有专文进行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曹魏时期的地区皆有州兵，置兵的郡不多，但也存在。晋武帝统一全国后州郡兵一度被废止。东晋南朝时期的都督设置的制度化，出现了外军地方化并与州郡兵合流的趋势(《魏晋州郡兵的设置与废罢》，《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41—150页)。相关的论文有杨光辉《晋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等。讨论世兵制的文章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克尧《关于曹魏士家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玉屏《曹魏西晋兵户身份的卑贱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高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周士龙《南朝时期兵户制度衰落的原因试探》(《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等。此外，论述军事制度其他方面问题的文章有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耿敬《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童超《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特点》(《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制度的系统著作，除前述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外，还有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陈高华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等。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7、8两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对魏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黎虎对魏晋南北朝的外交制度做了系统的研究，除有专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外，还先后发表《魏晋南北朝鸿胪寺及其外交管理职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都督的外交管理职能》(《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等文。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四）民族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大激荡的时期。内迁各族和沿边各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或在中原建立政权，或居边地进行割据，各族间的混居以及各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为隋唐盛世到来准备了条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者就对这一时期民族史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精力，不断地取得进展，使之成为学术成果最为繁富的领域之一。
综合探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著述，成就较大的是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和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黄著理论色彩浓厚，白著注重对史实进行全面系统的叙述。黄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古老的民族走完自己的历程，从历史上消失了。因此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下限。由此上溯，可以弄清中国古代一些重要少数民族的脉络。属于综合探讨的论文还有黄佩瑾《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发展》，作者系统考察了这一时期各民族关系发展的大势，指出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发展经过了三国西晋的和平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武力征服中原和南北朝时期大融合的三个阶段，贯穿着少数民族和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两种矛盾，并呈现出同化中有融合的历史特点(《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观初探》(《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邱久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两文观点类似，都认为这一时期各族统治者在政权巩固之后，往往以华夏正统自诩，普遍存在着大一统思想。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分布、起源和迁徙的著述，主要有王伊同《五胡通考》、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国历史人口地理部分，各书都设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这方面的问题。对十六国北朝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被称作“五胡”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匈奴原居蒙古草原，后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后南迁，曹魏时期已深入到汾河流域。对此，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等书皆有专考。羯人入塞前属匈奴别部。关于其族源众说不一，白翠琴将之概括为六说。唐长孺从羯人相貌特征、葬俗、宗教信仰、姓氏等方面论证，羯人是包含西域胡较多的杂胡(《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14页)。羌原居青海草原，东汉时部分人口被强徙到关陇一带，被称为东羌。氐人原居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魏之际被曹魏和蜀汉分别徙至关中与巴蜀。氐人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是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研究这一时期氐、羌的权威著作是马长寿《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值得注意的论著还有冉光荣《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等。关于鲜卑族的情况比较复杂，原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后居有匈奴故地，建立过统一的檀石槐汗国。再后分裂成三部:东部为段部、宇文部，中部为慕容部，西部为拓跋部。慕容部东进吞并段部，打散宇文部，尽有辽东之地。拓跋部是鲜卑族地处最东北的一支，故称别部鲜卑。拓跋鲜卑族早期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迁徙，最后到达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此外，属于西部鲜卑的还有后来在河西地区建立政权的秃发氏、乞伏氏。控制青海一带的吐谷浑则是慕容部西迁的一支。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是系统论述乌桓与鲜卑起源和变迁的著作。与此有关的论文是周伟洲《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与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王俊杰《魏晋南北朝的鲜卑不是一个民族》(《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陈仲安《乞伏出于高车补正》(《文史》第25辑，1986年)、林干《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的初步探索》(《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赵向群《河西鲜卑事迹钩沉》(《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等。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发现拓跋鲜卑祖庙嘎仙洞石室，这使得长期令人困惑的拓跋鲜卑发祥地“大鲜卑山”之谜得以廓清。石室发现者米文平有《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鲜卑源流及族名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等考证性文章发表。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是分布在东南地区的山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蛮族、岭南及西南地区的僚族、赣南粤北地区的溪族、两广湖南地区的族以及一度在巴蜀地区建立过政权的巴氐。相比较而言，学者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不多。除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外，涉及这方面的论文，较早的有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禹贡》1934年第12期)、金宝祥《汉末至南北朝南方蛮夷的迁徙》(《禹贡》1936年第8期)、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等。时间靠后的论文，主要有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刘琳《僚人入蜀考》(《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张雄《南朝荆郢蛮的分布和族属试探》(《江汉论坛》1983年第5期)、张泽洪《魏晋南北朝蛮、僚、族的迁徙》(《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陈再勤《南北朝时期峡中蛮的分布与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刘复生《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
此外，还有著述探讨了柔然、高车、稽胡等族分布及族源的情况，主要是冯家升《蠕蠕国名考》(《禹贡》1937年第8、9期)、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周伟洲《关于柔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曹永年《关于柔然人的民族成分》(《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陈发源《柔然族源探讨》(《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林干《稽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以及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
全面探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性质和历史作用的论文是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期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文指出，晋末各族变乱源于种族和阶级的双重矛盾。各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一方面有种族报复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要同汉族上层分子合作。黄烈认为，不应该仅仅根据各民族政权上层统治者的族属来确定该政权的民族性质，对这一时期的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也要做这样的辨证分析。促进各少数民族走向迅速与汉族的融合是政权的建立，其民族共同体和政权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其政权越巩固，民族共同体越分散与衰落，从而迅速地向汉族全面转化(《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分论十六国史的著作有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齐陈俊《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论文有邱久荣《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王延武《后赵政权胡汉分治政策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蒋福亚《论慕容鲜卑的封建化》(《历史论丛》1988年第3期)、《前秦政权的民族性》(《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陆庆夫《略论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等。研究十六国时期制度史的文章是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何兹全《十六国时期的兵制》(《燕园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高敏《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军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张金龙《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等。
淝水之战是十六国时期一次重要的南北战争。蒋福亚《淝水之战前夕北方的形势及淝水之战的性质》一文认为，战争发起方前秦是一个以氐族为主体的、民族性十分强烈的政权，属于一个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持相似看法的还有简修炜《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认为前秦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黄烈则认为，前秦是一个继承了汉族封建政治传统的氐汉结合的政权，其民族性质不应该被看作是单一的。持此说的还有徐扬杰、赵文润等①。不过，在战争性质上，徐、赵认为前秦是正义的而东晋是非正义的。黄烈则反对简单地以正义非正义划分淝水之战的性质，认为这次战争实质上是南北封建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战争。孙祚民认为，是战争的非正义的性质决定了前秦的失败。徐扬杰、黄烈则认为，前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不成熟。赵文润指出，前秦是败于骄傲和战略的错误，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曹永年、周增义等②。田余庆则认为，在南北民族差异十分巨大、还不具备统一可能的情况下，苻坚过早地发动的以统一南北为目的的淝水之战，只能是一场民族灾难，在本质上仍然是一次民族入侵战争(《前秦民族关系和淝水之战的性质》，《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北朝史研究是从讨论拓跋鲜卑早期政权性质开始的。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认为拓跋部落早在猗卢统治时期即开始形成国家，其发展道路乃是由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奴隶制不占主要地位(《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93页);黄烈《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则认为从猗卢的祖父力微开始，拓跋鲜卑就已经开始国家化的进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不典型和不发达的奴隶制阶段(《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杜士铎主编的《北魏史》则认为拓跋鲜卑经过了氏族公社、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化国家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研究更趋细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研究拓跋鲜卑社会性质和封建化的论文，还有孙钺《拓跋鲜卑在接受汉族文化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斗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曹文柱《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高敏《论北魏的社会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田余庆《北魏平城政权的建立与封建化》(《文献》1990年第3期)、《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华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4期)等。
关于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严耀中认为，它的行政中枢包括外朝与内行两个部分。内朝的行政对象主要是京畿地区的拓跋人，外朝管理的是其他地区的臣民。其特点是内重外轻，以内制外。地方官制则是分任互督的州郡县三长官制。其武力核心是内行武官中领将军统率的中央禁军和驻扎在地方的八个军府。负责维持统治的还有由城民组成的地方兵。对于归附的其他游牧民族则实行领民酋长制(《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陈琳国指出，北魏前期的鲜卑八部大人制居于主导地位，三省制无足轻重，孝文帝改制后尚书省成为中央行政中枢，这是一个由繁到简、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北魏前期中央官制述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期)。论述北魏官制早期的论文有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北魏尚书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9本)、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北魏镇戍制度及续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近年来主要有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黄省非《略论北魏统治中原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两朝的世子监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张旭华《试论北魏前期的奴隶主贵族官职世袭制》(《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北魏前制地方官主要通过宗主督护制间接行使权力。李凭《再论北魏的宗主督护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以及其他人的一些文章都具体地考察了这一基层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