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消费议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7-0146-1.5

会议营销是一种在前期通过大量数据的收集，筛选出潜在的客户，并通过邀请的方式参加会议，同时在会议中发生交易行为，并且在会后通过优质的服务来稳定和扩大客户群的链式循环营销活动。菲利浦·科特勒曾把消费者的行为分成三个基本阶段：（1）量的消费阶段，即人们追逐买得到和买得起的商品；（2）质的消费阶段，即寻求货真价实、有特色、质量好的商品；（3）情的消费阶段，即注重购买商品的情感体验和人际沟通。会议营销便是从消费者行为的最高阶段出发，即以顾客为主导，以沟通为手段，以服务为内容，以满意为结果。本文从4C营销理论的角度对我国会议营销的特点、会议营销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对如何促进我国会议营销的良性发展提出建议。

一、医药行业运用会议营销的优势

上个世纪90年代，劳特朋（Lauterborn）提出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4C营销理论包括4个基本要素：（1）消费者—消费者想要和需要的产品；（2）成本—消费者愿意付出的购买成本；（3）便利—为消费者尽量提供便利；（4）交流—和消费者进行双向的沟通。会议营销恰恰是顺应着4C的倡导发展而来，且优势日渐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包含两个方面，即满足生理需求和满足心理需求。产品的吸引力对消费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不符合消费者利益的产品，消费者就不会产生兴趣，营销无效果。医药会议营销产品包含药品、服务两个部分。通过前期开发和搜集的客户名单，筛选潜在的客户。这些定向的客户都具有企业相关产品的潜在需求，客户的需求与产品的功能一致。售后工作中的优质服务，充分体现了对客户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客户社会地位被尊重的一种体现。因此，企业是在向特定的目标群体传递产品的信息，以期能确切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廉价的消费者购买成本。会议营销由于直接面对消费者，药品的特点及使用方法可以让消费者更直观的感受到，节省了广告宣传的费用。企业虽然在人员、会议活动、售后等环节上支出费用，但与巨额的广告费用相比，节约了相当部分的药品销售费用。药品价格相对市场同类产品较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降低。使用会议营销的企业就在价格上占据了巨大优势，在与竞争对手的价格战中，可以以物美价廉取胜。

亲密双向的沟通。会议营销的开发工作，往往选择小区域性的市场，如社区和家属院。小范围的开发沟通能够保证会议的专一性、专业性、排他性、集中性的特点，可以使沟通达到最佳效果。会议活动往往采取了展示营销、借势营销、造势营销等方式的整合，能够建立起一种面对面的双向沟通。会议营销的售后工作更是一个庞大的沟通工作，销售人员与客户长期的密切沟通，不仅仅产生了朋友的关系，更是像家人一样的关怀。售后的工作，不仅是辅助客户用药、介绍公司动态及新产品以及劝导客户进行口碑传诵，也是对客户生活的服务，包括节假日的旅游、日常的生活才艺展示等等。特别对于老年客户而言，这样的沟通方式，能够满足客户的社会认同感。双向的沟通也使销售人员能够清楚的了解客户信息，及时反馈给企业，以把握市场的整体动态，调整营销策略。

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渠道。在会议营销的会议阶段，消费者的需求被充分放大后，顾客的消费欲望也随之膨胀。现场进行的交易活动能够及时的满足顾客的购买欲。售后工作中，如果顾客有继续购买产品的需求，销售人员可以通过与顾客预约，根据预约的地点、时间，为顾客提供便利。直接的销售模式，不仅省去了大量销售环节，节约了成本，顾客得到便利，而且提高了企业的美誉度，声誉的提高是与同类企业竞争的巨大优势。

二、医药会议营销存在的问题

会议营销是一种很优秀的营销方式，吸引了大量医药企业的关注。但是当企业纷纷效仿的同时，会议营销的缺点也就随之暴露出来。

实施门槛过低。实施会议营销的门槛过低表现在三个方面：（1）企业不需要大量广告，市场投入较低；（2）固定的销售模式简单容易上手，模仿、照搬即可；（3）药品品牌效应不明显，企业主要通过销售人员的沟通能力和对客户的服务占据市场。门槛过低带来的问题是企业拥杂和假药劣药趁虚而入，药品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不仅受到损害，而且会降低对会议营销的信任度。

销售人才缺乏。会议营销采取的沟通方式属于典型的“人海战术”，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比较高。急于成功的中小企业容易发生互挖人才墙角的事件，而企业本身并没有一个成熟的人员培训机制才是最根本的问题。销售人才缺乏带来的问题是：（1）人员对会议营销的理解力不足，不了解会议营销的核心意义，急功近利，颠倒了主次，忽略消费者；（2）营销模式死板，缺乏创新意识。固定不变的模式不仅在与同类企业竞争时毫无优势，而且随着消费者认知度的提高，对同类活动接触过多，兴趣会逐渐降低，不利于活动的进行。

诚信危机凸显。在会议营销的开发阶段，往往是以关注消费者健康的理由进行；然后在会议营销过程中发生“签单”行为，即卖货。在利益的驱使下，销售人员往往急于销货，导致消费者对会议的性质产生怀疑态度，前期开发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药品的选择上，由于放弃了广告宣传，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较低，初次接触产品，消费者通常也带有怀疑态度。消费者的警惕心增高，对企业的不信任感也随之增强。而且违法企业对消费者的欺骗会直接导致消费者对整个会议营销行业的不信任。

单次购药款额过高。由于会议营销追求的是在最佳沟通效果时期换取最大的利益，在诊疗会或者售后会议往往鼓励顾客购买半年甚至一年的用药量。虽然药品的单体价格低，但一次大批量的购药所产生的费用是不容小觑的，一般高达几千甚至上万。高额的费用和附带的购药风险使消费者购买成本提高。

三、对促进医药会议营销良性发展的建议

加大会议营销人才的培养。会议营销人才应具备对目标市场环境的操作能力、与客户沟通时自身言行的专业程度以及对营销模式和活动内容的创新能力。会议营销人才的培养途径包括企业培训和学校培训等多种渠道：企业应改变互相挖墙脚的行为，加大对员工技能培训的投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保证会议营销人才的稳定性。医药院校培养的医药人才往往专业素质过硬而销售能力偏弱，因此医药院校应加大对学生营销技能的培养力度；这不仅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利于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政府机构应借鉴国家资格准入制度，提高医药会议营销人员的准入门槛；经常对从业人员进行道德素质教育和专业知识的培训，使其充分认识医药行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树立强烈的责任心，具备医药营销人才所特有的素质。

我国中小企业实施会议营销的通病是容易急功近利，忽略消费者的利益。这也说明4C营销理论在我国发展的还不够成熟，未能成为会议营销运用的理论基础。4C营销理论不仅能帮助企业领悟会议营销，更能帮住企业开拓创新，增强竞争力。

广告与会议营销相结合。广告与会议营销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广告能够提供广泛的认知度，会议营销提供双向的沟通；二者的互补，不仅使会议营销产品知名度的问题得以解决，还能利用双向沟通将广告的效果放大。广告与会议营销的整合也势必成为发展的趋势之一。

建立以药店为依托的实体店铺。根据我国国情，老百姓更适应有实体店铺的营销模式，对直接销售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建立以药店为依托的实体店铺有三大好处：（1）药店用于药品的储藏。在药店展开工作，便于消费者购药；（2）药店的环境渲染能烘托出药品的正规性，增加消费者对药品的信赖；（3）降低消费者购买成本，避免单次购买量过大。

加强会议营销监管。2005年以来，《直销管理条例》等国家及地方法规相继实施，传递了国家加大监管的信号。大中小企业都受到很大冲击，撤出、整合、转型；中国药品市场面临洗牌，市场正逐渐走向规范。但是，仍有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欺骗消费者。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强化监管：（1）企业开展会议营销活动应首先在公安机关备案，提前接受检查，防止违法活动进行；（2）政府应加大对企业非法组织会议营销的打击力度，维护会议营销的健康发展；（3）政府应对实行会议营销的企业进行资质认证，并发放资质证明，规范企业行为；（4）政府应提高会议营销的公众认知效果，让公众了解会议营销，从而对非法会议营销进行举报，利于对非法会议营销的查处。

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扩大诚信影响。会议营销在开发到售后的整个环节中，贯穿的主线是服务，由卖商品向卖服务的转变是深层次的转变。企业应降低销售人员的销售压力，提高销售人员的服务质量；从消费者利益出发，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形成忠诚的客户群。所以，消费者利益得到满足既是企业前期承诺的兑现，也是消费者信任企业的前提。

【参考文献】

[1]葛龙涛，等.医药电子商务模式简析[J].中国药业，2008，17（8）.

理性消费议论文例2

1992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下简称《消法》）起草期间，我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工作，期间撰写了《论“缺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思想》一文，其中写道：“不施严刑峻法，岂破奸宄之胆。倘若有效制止伪劣商品、劣质服务，就需要施之重罚，罚得假冒分子伤筋动骨、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除行政重罚、犯罪重罚外，民事赔偿也要实行从重原则。我国民间流传着‘缺一赔十’的俗语，少一两补一斤，这是人民群众对缺斤短两、克扣消费者行为做斗争的结晶。这一经验升华为理论即是惩罚性赔偿原则，可谓根治伪假商品的灵丹妙药。”阐述了提出惩罚性赔偿的初衷。

在后来《消法》起草、调查和论证期间，惩罚性赔偿的思想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不过，从论证到最后出台的过程，也曾历经波折。

1993年3月2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送审稿）》报国务院。送审稿将惩罚性赔偿称为额外赔偿，用三个条文分别规定了百分之五十、一倍、三倍的额外赔偿金。

事物是复杂的，由于国务院法制局和工商总局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1993年7月，国务院法制局拟出《消法》修改稿，却删去了额外赔偿金。

由于对惩罚性赔偿认识不同，以至《消法》通过前的一个月，1993年9月20日的修改稿）仍未有惩罚性赔偿条款。

产生转折的是1993年10月6日的法律委员会会议。这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审议《消法》草案，在审完修改稿现有条文后，讨论是否写进惩罚性赔偿。参加会议的人员对此展开激烈争论。一番讨论后，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薛驹向与会法律委员会委员逐一征询意见，最后，在多数委员支持下，薛驹主任委员拍板定论，法律委员会决定将惩罚性赔偿条款写入草案。当时，与会同志的情绪十分激动，大家握手相贺，其场面之热烈是法律委员会会议从未有过的。

会议接下来是落实1993年10月6日法律委员会会议决定。怎样写惩罚性赔偿条款，也有一番争论。惩罚性赔偿赔几倍，意见不一致。曾有人提议区分不同情形赔，有的认为赔十倍，有的赔五倍，有的赔一倍，有的认为应定数额赔偿。也有人说，赔都赔不了，还赔十倍？能赔偿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失就不错了，再增加赔偿数额恐怕行不通。最后我们决定为一倍。我说一倍也是进步，它开创了先河，有了这个开端，再不断完善惩罚性赔偿在不同情形下的适用条款。

理性消费议论文例3

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 市场 经济 的稳步发展，房地产行业也蓬勃发展，已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提出建议

上海市房地产 市场 消费者 心理 呈现出以上特点，在市场 营销 过程中，把握消费者心理特征无疑将取得更好的营销效果。本文试从把握房地产消费者心理的角度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营销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必需全面细致地进行 调查 ，把握需求信息尤其消费者心理信息分析

这一工作要摸清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产品，具有哪些消费习惯，消费者有怎样的 审美 观念，对产品有哪些特别的要求等，然后根据消费心理合理地进行产品定位。开发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建造过程中使用哪此工艺等都必须围绕消费者心理需要展开。

（二）要善于从众多消费者多样性的消费心理中提炼具有共性的心理特点，准确地进行客户定位

从目前我国房地产的发展来看，房地产营销还没有到针对个人心理需要“量身定制”的程度，而往往是针对一批消费者开发一批产品。消费者心理需求各种各样，但是在某一层次的消费者中还是存在着带有共性的消费特点，如何把这些带有共性的心理提炼出来，贯穿到房地产再生产的整个过程中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只有将共性心理提炼出来，营销人员才能准确地把准潜在的消费群体，实施客户定位。

（三）实施名牌战略，进行形象定位

名牌战略就是企业通过对自身的产品、 管理 、服务、商誉等进行宣传，让消费者对企业品牌产生良好的印象，并形成习惯性消费心理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利用某一方面信息对消费者实施影响，而是通过多种“良性”信息对消费者心理进行长期影响。

（四）通过有效的营销手段和营销技巧影响消费者惯有的消费心理，诱导其形成购买决定

房地产营销人员科学地运用一些营销技巧（如营销人员细致地服务、详尽地讲解等），同样可以与消费者形成心理共鸣，促成交易。

参考文献：

[1]尹志东，成都市主城区住房需求结构分析[d]. 电子 科技大学.2007年.

[2]张晓斌、张声东，试论我国房地产开发的项目策划模式[j].国外建材科技.2004年02期.

[3]万浩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和行为分析[j].江西 社会 科学.2006年06期.

理性消费议论文例4

(一)开展消费评议是消费维权工作的基本性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同样也需要调查研究，了解消费者最关心、反应最强烈的问题。随着消委会的社会影响力、公信力的提升，消委会的声音、意见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开展消费评议工作可以了解到广大消费者对于各行各业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看法，可以集中社会各界的智慧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二)开展消费评议是增强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的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委会行使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职能。但是仅仅是参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日常检查、调解消费纠纷，容易使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只流于表面。通过受理消费者投诉，分析投诉的热点、难点，针对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消费评议活动，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所得到的结论，极具说服力，体现了某一时期、某一行业消费状况的全貌，并且通过媒体、各职能部门进行曝光、披露。这样在增强消委会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的同时，提升了消委会的社会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的依法维权意识和安全消费信心。

(三)消费评议为企业和消费者搭建一条相互沟通的桥梁。消费和谐，就是达到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双赢。实现和谐消费，没有沟通、没有了解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无法达到的。消费评议，是消费者与经营者面对面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它提供给企业一个最直接的通道，去主动接触目标客户并与客户保持良好的联系。通过沟通，企业可以逐步改进做法，制定各项措施，逐步营造一个企业和消费者都关注、支持的和谐消费环境。

二、消费评议制度的构建

(一)消费评议办法。宁德市消委会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牵头制定出台了《宁德市消费评议办法(试行)》。办法指出，市消委会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行使社会监督权利，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民主公开、注重实效的原则，运用监督、调查、体验、比较、教育等手段，组织实施对经营性行业进行评议，以及一些消费热点行业评议。评议办法明确了评议的宗旨、目的、评议内容、评议方法及程序、评议时间、地点、参评代表、评价处理和跟踪监督等事项。当然，对各评议对象的评议细则，要因地制宜，因事而异，不同的行业，评议的重点各有侧重，这样，有利于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起到评议的预期效果。

(二)消费评议对象。根据消费者投诉热点、投诉量大以及和消费者密切的相关行业人手，如一些公用企业。这些公用企业因为自身的独占地位和有利条件，在服务方面难免存在霸王条款，行业“潜规则”，而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及时维权。因此，确定这些单位为评议对象，是以征集广大消费者的呼声和反映，帮助被评议单位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创造更大的价值为宗旨。

(三)消费评议代表。开展消费评议活动，选择消费评议代表尤为重要。我们制定了消费评议代表产生的五个条件：热心于消费维权事业；熟悉消费维权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在某个区域、行业中有影响力、号召力；参与过消费纠纷调解，处理过消费矛盾：具有一定文化素养、道德修养，处事公道正派。按照上述条件，我们确定了五种评议代表：一是行政执法单位代表，这些代表依照各自职能，对垄断行业具有监督检查的权力，也了解垄断行业在消费维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执法规范角度能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农村(社区)消费者代表，主要是社区(街道)群众(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农民消费者代表(包括市消委会“一会两站”维权网络联络员)，能代表普通市民，了解基层消费者的消费情况，消费心声；三是各界人士代表，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合会、法律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科研机构专业人员，具有广泛的权威性、专业性、代表性，也有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和经验；四是新闻界代表，运用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五是市消委会指定评议代表。上述代表的人员数量，根据被评议单位的性质及评议目的而确定，一般10－20人左右。

(四)组织消费调查。在评议主题、被评议单位、消费评议代表确定之后，搞好消费调查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消委会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开展消费体察、比较实验等方式，把消费者和市场上反映的问题、建议、意见全面记录下来，把消费者对被评议单位的评价收集起来。消费评议代表要根据评议主题广泛搜索和掌握评议素材，准备评议点评提纲。此外，消委会要主动走访被评议单位，使其打消顾虑，端正态度，又要对其自查自纠进行指导，看问题是否找准，认识是否深刻，措施是否明确，帮助其理清思路，找准位置。

(五)组织现场评议会。在充分做好评议前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开好评议会非常关键。在现场评议会上，首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沟通交流氛围，被评议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行业代表要求到会，与参加评议的消费者代表围坐在一起，评议与被评议参会人员面对面就座。这样做，消费者代表发言方便，被评议单位也便于听到代表的建议和意见。首先，由被评议单位汇报本行业查找出来的问题及措施，之后，由消费者代表围绕被评议单位调查情况展开评议。以问题、建议为主。消委会将整个调查结果经过汇总后当场宣布。被评议单位根据评议代表提出的问题，现场解答。

(六)组织评价处理。评价处理及应用效果如何是衡量评议活动成功与否的标准。具体方法：1.对每一项评价活动制作消费评议分析报告，通过媒体或网络向社会公布，并且提供给政府及相关部门信息公开平台予以；2.对在体验评价中发现商品或服务存在制度、标准不完善或监管不力等问题的，向政府或有关部门反映、建议；3.对在比较实验、调查、体验中发现经营者故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的，予以公开披露。对经营不规范或制度不完善等过失行为的，向经营者发出劝谕改正建议书；4.对可能影响消费行为的评价活动结果，消费提示或警示，进行消费引导；5.对评议结果较好的单位可以优先推荐为消费者满意单位，并记录于相关市场主体信用监督档案中。

(七)实施跟踪回访。评议结束后，并不意味着评议活动的终结，实施评议回访，是监督被评议单位措施到位、整改到位、落实到位，保证评议效果的最后一个环节。消委会要组织参加评议人员对被评议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监督，被评单位针对评议会上提出的问题、

建议和意见，逐项分析研究，制定整改措施，修订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责任，确保评议会上提出的问题落到实处。

三、开展消费评议的主要成效

(一)消费评议促进被评议单位健全机制、改善服务，消费投诉量大幅度降低。被评议单位由过去的被动解决消费纠纷变为主动与消委会联系，汇报工作，征求意见，及时沟通情况。同时，架起了一个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互信的平台，其中面对面等沟通方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针对行业存在的问题，寻找利益共同点，共同解决问题，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同时，提升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保障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二)消费评议树立了消委会的良好形象，提升了消委会地位。宁德市消委会开展消费评议以来，每次都主动向市政府领导汇报评议的相关工作，邀请市领导到会指导，向工商等执法部门以及新闻单位通报评议情况，取得了各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保证了评议效果。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如调整公交车、出租车收费标准等重大决策之前，邀请消委会以及评议代表参加听证会，征求意见和建议。

四、完善消费评议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健全评议员队伍，发挥评议员作用。消费者组织要改变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善于运用社会公众的力量，特别是要利用消费者的力量，形成维权的共识和主流。开展消费评议工作，可以了解到广大消费者对于各行各业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看法。评议的过程就是体现消费者意志的过程，也是体现集体智慧的过程。因此，选择消费评议员既很重要，又要慎重。主要方式是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消费评议员，市消委会经过严格的审查，予以聘任，颁发证书。除了应当具备五项条件外，还应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对消费领域的现象有细致的观察，能客观分析一些消费现象，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消费评议员要尽职，讲真话，说实事，积极发挥作用，消委会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意见和心声。

理性消费议论文例5

    欧洲、美国等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监控达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们的食品标准制定除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专家参与之外,还强调必须有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的规定。

    在消费者运动繁盛的国外,标准制定已经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消费者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标准的制定和管理中,如组建与标准有关的协会或者独立机构等。美国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是依据1972年的消费者产品安全法建立的独立管制机构,不仅在许多方面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还鼓励消费者通过参与监督的活动,提醒企业时刻关注自己的社会责任。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在建立之初,由产品导致的死亡和受伤比例下降30%。再如,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已成为喀麦隆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劣质产品常常引发火灾、崩塌甚至丧失生命,例如该国2009年发生的多起列车脱轨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事故。为此,2011年11月,喀麦隆标准和质量局邀请消费者组织在雅温得举行了题为“了解标准的制定过程”的座谈会。会议认为消费者是标准制定技术委员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必须向他们进行大量征询,同时也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熟悉标准领域采用的规则。

    标准是一种准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条文解释》中所定义的“标准化”是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指定、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的过程。”近年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了全新的ISO手册,该手册阐述了标准如何影响消费者,使消费产品更加安全可靠,而该手册也正是在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的消费者利益论坛(CIF)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除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参与了标准的制定外,非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行为。他们通过成立非营利消费者安全保障组织,制定产品安全质量标准等方式,保障消费者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在促进组织生产,规划发展及技术普及同时,也暴露了其局限性。总之,标准的制定不仅需要专家与相关机构的参与,更加需要消费者参与。国内部分研究者如罗海林、刘广明等讨论了我国标准制定中的消费者参与问题,但仅于国内。本文认为通过对海外一些国家典型案例的分析,寻找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

    二、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的准则与方法:以USP为例

    那么国外是如何具体进行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的呢?本文选择美国药典委员会(USP)为例进行展开分析。

    美国药典委员会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它所生产的高质量、高纯度的药物、食品添加剂以及膳食补充剂被销往全世界。不仅如此,USP还是美国公认的法定公共标准设定机构,这些标准得到了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承认和使用。自1820年成立以来,美国药典(USP)通过制定质量标准,并与众多保健机构合作,帮助药物、食品补充剂等保健产品达到标准,确保世界各地能够获得优质的药品服务。

    随着专业志愿人员的积极参与和监督,USP对公共健康业的贡献也日益增大,这些志愿人员包括了科学家、医生和许多国家的监管机构。由此可见,美国药典委员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系列方法具有典型成熟性和参考价值。

    在美国药典委员会成立之前,美国在产品质量方面明显落后于日本。因此,美国药典委员会改善运行的基本方针是吸取消费者意见,全面改善产品质量。

    USP标准制定的原则是以科学为基础,通过可信、公正的过程制定标准和信息,允许所有重要客户参与的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其标准制定活动。该机构的使命是建立有助于提高药品和食品质量、安全性和效用的公共标准及相关方案,以改善全世界人民的公共健康状况,其标准制定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流程。

    (一)正式声明与解释规则下的公众审议制度

    考虑到USP的出版物会在其他地区可能存在法律问题,因此其使用语言必须尽量准确,不能在事后向一方当事人提供官方解释,使其当事人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为此,USP认为公众的意见和参与交流对于这些标准的制定尤其重要。这些标准来自新建或修订现有各论和附录提供标准草案和相关数据的赞助商。负责审查这些资料的USP的科研人员和专家志愿者认为若有必要将对其进行实验室检测,就必须在《药典论坛》(PF)上修改后的各论或附录,供公众审议和评论。公开程序有助于完善在USP-NF中作为正式文本出版的USP标准。在作为正式文本出版之前,所有各论和附录提案都必须经过USP专家委员会的审批。

    (二)公开会议的公众参与规则

    公开会议的公众参与主要是指USP专家委员会的所有会议都应向公众公开,除非特殊情况下且有充分理由对某次会议或会议的某一阶段保密。一般来说这类原因可可能为审查或讨论某些事件或者贸易秘密和商业机密。专家委员会会议的出席应参照专家理事会“规则和程序”中说明的细则和USP公布的官方程序。除此之外,USP网站随时更新公开的日程安排,及时地显示专家委员会会议时间,以便公众能够准确关注。比如关于USP的研讨会,它通常情况下对公众开放,作为互动论坛,代表行业、政府和学术界的利益主体可由此获得行业基准信息,并通过与USP员工、成员和志愿者的讨论,为USP标准制定流程前期做出贡献力量。

    (三)多渠道信息披露与征求公众意见规则

    USP披露与个人隐私、保护贸易秘密和其他专利性商业或机密性的金融信息需求有关的信息,努力致力于促进良好的内部审议和统一标准制定活动的信息。根据此政策规定,USP网站公布和保持有关USP标准制定的一般信息,包括与USP专家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工作与审议相关的信息,形成USP的文件披露程序。《药典论坛》(PF)是在线杂志,USP将其作为开发和修订USP-NF标准的重要平台,通过该平台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对USP-NF标准的更改和增补首先在《药典论坛》(PF)中提出,供公众进行评议。PF是一种免费提供的资源,旨在鼓励扩大标准建立程序的参与范围,征求意见期为90天。当全新或修订的待审各论可用后,将于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在USP网站上,为征集意见的各论草稿会说明提交意见的截止日期以及接受意见的USPZ_作人员的电子邮箱地址,社会公众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除了《药典论坛》之外,该机构还通过FCC论坛向用户提供对药典拟议修改进行审议和评论的机会。FCC订阅者和工业、学术以及其他领域人士所进行的评论和反馈,对于审批过程的透明化和科学化至关重要,这些反馈最终提交至一组独立、公正的科学专家(食品成分专家委员会)手中进行最终审批。

    可见,一个完善的消费者参与制度细化和落实是及其关键的环节,消费者参与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发挥了消费者的监督功能。

    三、国内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的对策

    在消费者参与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在吸取国内外相关措施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

    1.以制度化的手段明确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的权利、地位和路径。一般可通过法律和行政的双重要求来规范消费者参与标准。因为消费者参与标准的制定有法律依据,有权参与标准制定。如果有了法律的规范和支持,消费者也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和责任,合法地参与标准制定的过程。

    2.明确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步骤和范围。标准制定过程步骤的复杂性导致消费者参与程度和有效性不尽相同,因此明确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的步骤和范围显得至关重要。明确参与的步骤与范围以为消费者参与标准的制定提供保障。而如果事先不能明确,则会引起消费者的不解和不满,也会使有关部门的工作和自身形象受到质疑。

    3.消费者需参与标准立项过程中的审批和资金来源问题。由于国家在制定标准过程中立项活动信息并不公开,导致企业与有关机构相互勾结,存在寻租的灰色空间。为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可以借助消费者给予监督。以前由于标准的立项制定中,政府给予的资金匮乏,使得部分承担标准编制单位为了缺口资金不得不求助于企业,原本是件合作契机,却易引起企业绑架标准的制定进程,在损害政府机构的形象和公信力的同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追求利益的企业出于降低标准的要求的内在动机,使其符合本企业的要求,这使标准本身失去了原有的公共功能——监督企业。政府、企业与消费者三者之间需共同建立起标准和维护共同信用体系,来更好地为整个生产生活服务。

    四、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的意义

    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这项举措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显而易见的。

    1.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遏制了企业和有关机构的互相包庇行为。因此采取这项措施使得食品安全能够以消费者的要求来制定明确、严格的标准,让消费者亲自监督食品的安全,增强消费者对食品的信心,营造一个安全的食品环境。

理性消费议论文例6

关键词：预付卡；基础法律关系；缺陷及完善；法律保障； 操作性

一、当前对于预付卡消费纠纷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将修改，现处于讨论阶段，其中增加了一条关于“预收款”的规定，对于预付卡要怎样管理，还要看消费者保护法修改的具体结果。2012年0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2年第9号令：《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12年8月24日商务部第68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在预付费消费卡领域出台的第一部正式的部门规章，也是此领域第一部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可以说，这部规章是众多专家学者和相关实务部门近几年来的理论研究和执法司法经验总结凝聚的成果。

近几年在理论界对于商业领域预付费消费卡的研究有不断升温的趋势。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业机构融资需求不断扩大以及消费者对于此类预付卡缺乏清醒的认识，导致社会上预付卡消费者投诉不断激增；另一方面，由于此种消费模式发展迅速，问题出现突然，国家在2012年九月份之前还没有出台任何一部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这一领域。因此，一时之间，对于预付卡的理论研究不断涌现，工商、商务和消费者保护协会等实务部门也不断进行探索，致使在预付卡研究领域出现许多阶段性的成果。

1. 基础法律分析

自从预付卡消费模式进入中国，纠纷投诉不断，随之而起的是对预付消费的各种学术理论研究。在过去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预付卡消费的基础法律分析已经基本明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预付费消费的定义、特征、种类，预付费消费的起源、发展及起到的作用以及预付费消费中出现的主要不规范现象及原因。

首先，预付卡的定义、特征和类型的研究。虽然学术界各位学者对预付卡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关于其内涵争议不大，基本具有统一意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刘迎霜认为“商业预付卡是指商业企业或发卡机构发行的在一定范围内流通的具有一定面额的可代替人民币的卡或券、票，具有有限的流通领域和一定的信用索取权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预防腐败局联合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中指出“商业预付卡以预付和非金融主体发行为典型特征”，并把预付卡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专营发卡机构发行的，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另一类是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 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李晓玲在其《关于预付卡市场发展的一些思考》中提出“预付卡是指客户先付款、后使用的一种卡产品。与现金相比，预付卡携带方便，如果有密码，预付卡还会更安全”。还分析预付卡特征：与银行卡相比，它不与持卡人的银行账户直接关联，一般匿名购买，日常使用非常方便，还常常能获得发行机构提供的各类优惠。她在本文中继续指出，预付卡主要分封闭式预付卡和开放式预付卡。封闭式预付卡是指仅能在单个商户或者通过特定网络连接的多个商户内使用的预付卡，是一种行业储值卡。开放式预付卡则是指能在银行卡组织的受理网络上使用的预付卡。

其次，预付费消费的起源、发展及起到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李军素在其论文中提到“在我国大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繁荣，与外资外商合作密切，预付卡也被引入我国，以增强外资外商的竞争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利益驱动，内地经营者也纷纷效仿，从而使预付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且增长迅速。预付费消费当前几乎遍及我国各个消费领域。”而预付费消费的发展上，电子和信息技术创新为预付费消费提供了完善的技术条件；预付费消费也是经营者激烈竞争的产物。而且预付费消费为消费者和经营者都带来了利益。对于消费者，首先在预付费消费中获得的是便利。其次，在经营者正规经营的前提下，消费者可以通过办预付卡或能获得一定的折扣和优惠。对于经营者，首先可以通过预付卡的优惠活动，吸引更多消费者。其次，经营者可通过此举快速融资。再次，预付费消费可以建立更高的客户忠诚度。

最后，预付费消费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天津市工商局预付消费卡课题组在《关于规范预付卡消费市场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六个问题：服务信誉难保证、合同不公难问责、处处设限难兑现、产品质量难保障、商家变脸难追偿和发生纠纷难解决。此外还分析了原因：经营管理不规范，行业整体诚信水平不高；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处于无序状态；行政监管乏力，维权处于被动地位；行业管理职能弱化，自律体系不健全。天津商业大学李江华把预付式会员卡消费的现存问题分为三类：预付式会员卡消费的合同条款问题；预付式会员卡消费的隐私权问题；预付式会员卡消费的商家欺诈问题。兰州大学郭梁凯认为原因在于：立法方面，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监管方面，行政部门乏力；市场经济方面，双方信息不对称，信用机制缺失；消费者方面，自我保护意识较差。

2. 法律规制探索

相对于在此领域中基础法律关系研究的逐渐明晰与统一，而在对预付卡法律纠纷的预防与规制建议则出现相互争鸣的局面。在现有关于预付卡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中，有的学者从关于预付卡相关的法律服务制度入手，着重研究了我国目前预付卡相关法律服务制度的不足与缺陷，提出的一定的立法建议。比如中国政法大学韩军素在其硕士论文《浅论我国预付费消费的法律规制》中就提出制定一部《预付费消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补充来专门规制预付费消费。暨南大学的王育民在他的论文《电子预付卡发行主体的法律风险防范》中则以电子预付卡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了电子预付卡的优势与不足，提出建立了市场准入制度、发行总额控制制度、担保措施、合同备案制度和监管措施五种措施来防范发行主体的法律风险。兰州大学的郭梁凯在他的《预付费消费权益保护的案例分析》中则以典型案例为研究点，分析了预付卡消费这种新型的消费模式，分析其优缺点，并提出了一些降低预付卡消费法律风险的措施。另外，吉林大学的郑兴旺在他的硕士论文《预付费服务合同问题研究》中则从预付卡合同入手，对预付卡合同的性质进行了研究，发现现行预付费合同存在格式条款缺乏公平（霸王条款），个人隐私难以得到保护，办卡后转让困难等问题，并对这几问题出现原因进行分析，对这几个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建议。总体上来说，现有关于预付卡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预付卡及相关合同性质特点，以及对其有规范作用的法律法规的缺陷及完善方面。

（二）国外研究

预付卡是美国支付工具中最新出现的一种。

目前美国关于预付卡并无专门法律或法规，而是通过多部相关联邦法律或州法律从多方面共同施加影响来进行规制的，而且由于立法的模糊性，某些法律对于预付卡是否适用仍存在争议。在联邦层级，涉及《联邦存款保险法》（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Act） 、《1978 年电子资金划拨法》（ Electronic Fund Transfer Act） 及其施行法E 规则（ Regulation E） 以及《2009 年信用卡业务相关责任和信息披露法案》（ Credit Card Accountability Responsibility and Disclosure Act of 2009） 。于2010年2月22日生效的《2009 年信用卡业务相关责任和信息披露法案》（简称《信用卡法案》）旨在对信用卡经营机构的行为予以进一步规范，涉及与礼品卡相关的消费者保护问题。

美国对于预付卡的规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采取分散监管的方式，美国对商业预付卡进行监管的机构主要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储备管理委员会、财政部等。在发行主体方面，由于更为关注金融体系运行安全，仅就经许可的非银行机构及其分店、点、经销点的关系作出规定，以防止发卡人滥用预付款，保证其还款能力； 在资金使用方面，严格限制非银行机构收到的消费预付款的用途； 在消费者保护方面，规定了预付卡的使用期限和信息披露制度。

马克·弗雷特在2008年10最后修订的文章《预付卡市场与监管》（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Payment Cards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04-01）一文中引用美国运通公司电子储蓄价值卡业务的首席顾问里纳森女士的观点，认为美国预付卡领域的法律还非常不完善，目前还不清楚适用于其他金融产品的联邦和州法是否和怎样适用于各种不同形式的预付卡。里纳森女士认为采取统一的使用与各种类型的预付卡是不当的。

莎拉·休斯在2009年发表的文章《联邦工资、礼品、预付卡发展：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适格和2009年信用卡法案》（The Business Lawyer， Vol. 65， p. 261， November 2009）一文中认为2008年11月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工资卡的适格性范围基本指导的修订和2009年颁布的信用卡法案是预付卡领域的最新的主要发展。并指出2009年《信用卡法案》是联邦政府第一次试图规范礼品卡。它取代了州法，建立了区别各异的州法之上的联邦标准，此外，此法案授予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对礼品卡、通用预付卡、电子礼券进行规范管理，还授权财政部制定全面的规章对储蓄价值卡的发行、销售、回赎和国际运输进行管理。

总之，预付卡在美国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工具，对其的法律监管还在随着预付卡本身的发展而在不断完善之中。但相比较我国预付卡领域法律监管的几近空白相比，美国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的借鉴。

二、存在问题

1. 现有法律法规不够全面细致；法规效果有待检验

首先，去年九月份商务部出台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主要还是主要针对集团企业、品牌商、规模企业的办卡用卡的制度规制，而针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甚至小业主等这些跟普通消费者经常打交道的行业领域却没有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上述部门规章能否以及如何适应于这些普通商家，有待探讨。如何在这些领域提出一套规范消费预付卡的管理措施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颁布不到一年，正式实施才几个月。其中规范公司企业商家的各种制度，如资金存管制度、登记备案制度、单用途卡购卡章程协议以及企业对单用途卡的日常管理制度，其实施状况与效果有待实际考察。在未来的至少一年内，研究者可以针对部分典型行业与商家，进行一线现场采集数据，以问卷调查或采访等形式来了解商务部关于单用途预付卡规章的实施情况，并就其实施困难之处探索出现实的解决路径。切实为这一难得出台的部门规章的实施保驾护航，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推动其对此领域的规范作用。

2. 立法建议或批判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实际操作性；

现有对于预付卡相关法律问题所提出的立法建议仅限于较为抽象的概括型的建议，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较少。例如，有学者对预付卡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后，提出要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预付费消费者有权知悉转移至经营者的预付资金使用动向。但此建议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落实？现实中，消费者在预付费后，商家根本不会向消费者透露预付资金的使用动向，即使消费者过问，商家也会以投资是与消费者无关的活动为理由而拒绝向消费者透露。在此情况下，如何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对于此问题则鲜有学者进行回答。再如，一些学者提出经营者在签订预付费消费合同时，不得与消费者的利益相对抗，并且不得向不相干的第三人透露消费者相关信息。此种建议只是说明经营者在签订合同中“不得如何如何”，但并未具体说明采用何种措施才能切实确保经营者履行其义务，以及在经营者违反其义务时，消费者应当采取何种救济措施。从以上二例可以看出，现有对于预付卡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所提出的立法建议或批判不够具体明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实际操作性。

理性消费议论文例7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到《食品安全法》再到《侵权责任法》，惩罚性赔偿在我国的立法工作中不断得到体现和贯彻。在立法进步的背后，人们都能看见立法者何山的身影。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20年后的2013年4月23日上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在学界和民间引发广大争议。在此之际，本刊特邀何山讲述他与惩罚性赔偿立法的幕后故事和那些鲜为人知的立法博弈细节。

讲述人：何山，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福州会议上的动员

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始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离不开国际“3·15”维护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发展，也离不开我国一些地方率先制定《消费者保护条例》的大背景，但其中也不乏某些偶然因素。

记得那是1991年夏季的一天，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工委）民法室主任胡康生在经济法室看到由谢次昌、武高汉、史际春等人主持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问题”课题组起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建议稿）》被放在一边没人理。胡康生拿到这份建议稿后，把我叫了过去，问我：“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不属于民法范畴？”我说：“属于。消费者是自然人，经营者是法人，他们之间的买卖、服务为平等主体关系，归属民法调整范畴。我们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工作不会和别的室发生冲突。”于是，我受命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起草工作。当然，胡主任也随后完成立法程序申报工作。

第二天，我便给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协）的相关人士打了一个电话。第三天，中消协秘书长张明夫和投诉部主任武高汉等人就来到法工委。在位于后库的一套单元房里，我接待了他们。交谈后，张明夫感慨地说：“这部法我们弄了七八年，到处找门子，却不知道中国有个法工委是搞立法的。现在总算和你们联系上了。”

当初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还是一部宣言式的草案，主要强调消费者享有哪些权利、经营者负有哪些义务，尚缺乏可操作性。如何制定好这部法律，我琢磨了半年。

20世纪80年代，假货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横行。最具讽刺意味的故事是：1990年7月，前商业部部长去湖北省调研。一天，他在当地商场买了一双新皮鞋，并穿着在当地走访。第二天，胡部长回京到家一脱鞋，发现一只鞋的后跟已经掉了。他重新查看皮鞋，看来看去也没找到这双鞋的商标、产地和生产厂家。胡部长的遭遇，只是当时千千万万名消费者受侵权的一个缩影。所以，立法者意识到保护消费者权益就要打假。但该如何打假呢？

打假、治假是多方面的，而运用惩罚性赔偿打假不失为方式之一。我国民间有“缺一罚十”的习俗，上升为法律就是惩罚性赔偿。把这个制度交给消费者，就能成为打击假冒、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强大法律武器。

为了避免歧义，我特意将“缺一罚十”在称谓上改为“缺一赔十”。罚，是行政、刑事词汇；赔，才是民事用语。就这样，运用惩罚性赔偿打假的构想在我的脑海中逐步形成。

199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我约张明夫、武高汉在北京饭店会谈。我提出将惩罚性赔偿灌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的想法。张明夫、武高汉完全赞同。

4月10～12日，中消协在福州市召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工作座谈会。在4月9日晚间的预备会上，张明夫让我向与会者作了动员讲话。当来自各地的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听到惩罚性赔偿的概念时，都感到非常兴奋。接下来的福州会议很成功，与会同志一致赞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中体现惩罚性赔偿思想。

并非一帆风顺的“入法”路

1993年3月2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现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将其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送审稿）报送国务院。送审稿将惩罚性赔偿称为额外赔偿，用3个条文分别规定50%、1倍、3倍的额外赔偿金。但是，在7月份国务院法制局（现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拟出的修改稿中，删掉了额外赔偿金。[论文网]

当时，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杨景宇召开工作会，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听取各部门的意见。大家本着对立法负责的态度，提出不少尖锐意见。会议接近尾声时，杨局长点名让我发言。因国务院法制局的修改稿删掉了惩罚性赔偿条文，又在当时会场气氛的影响下，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句：“法制局的稿不如工商局的稿。”杨局长很大度，会议总结时还提到我撰写的《论“缺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思想》的许多段落，并说会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请示。

8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提请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基于人们对惩罚性赔偿的认识不同，以至于这次提交审议的草案中仍没有惩罚性赔偿条款。

这时，法工委副秘书长、中消协常务理事王著谦休假归来，我向她作了汇报。王著谦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写上惩罚性赔偿条款作出重大贡献。

10月6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审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对于是否写入惩罚性赔偿条款，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曹天玷、法规处副处长田云鹏作了感人的发言。经过与会委员们的讨论后，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薛驹逐一向大家征询意见。在项淳一、孙琬钟等多数委员的支持下，法律委员会决定将惩罚性赔偿条款写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当时，在场人员的情绪十分激动，大家握手相贺的热烈场面是法律委员会从未有过的。

至于怎样具体规定惩罚性赔偿，也引起大家的一番争论。胡康生曾问我是不是所有的民事赔偿都要有惩罚性？我说惩罚性赔偿仅限于制假、售假和某些恶意行为，一般的损害还是适用传统的民事赔偿。

对经营者的哪些恶意行为规定惩罚性赔偿，最初的条款采取了列举式说明，明列了经营者的7种行为属于恶意行为：一、提供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名优标志、认证标志、厂名、产地的商品或者服务；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或者危害人体的化妆品；三、出售有时效的商品，不标明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或者标明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与实际不符的；四、利用邮购、订购、预付货款、还本销售等形式欺骗、坑害消费者的；五、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以次充好的；六、提供服务时采取欺诈手段多收费用的；七、出售商品计量不足克扣消费者的。这7种行为是当时恶意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主要表现。最后，条款采取概括式，用“欺诈行为”囊括。

当讨论惩罚性赔偿的赔偿额度时，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意见是区分不同情形进行赔偿，有的意见是赔偿10倍，有的意见是赔偿1倍，有的意见是定数额赔偿。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规定1倍的赔偿额度。

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以127票的满票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全票通过的法律。惩罚性赔偿体现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的规定中。

第49条惩罚性赔偿条款的孕育与诞生，凝聚着千百个人的辛勤劳动。这一规定发展了《民法通则》的赔偿原则，是防治假冒商品、欺诈服务的重要举措，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核心条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在大陆法系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典中也是首次出现。随后，我国台湾地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条款。

《食品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接力

2008年5月15日，《食品安全法》制定时，我参加了中消协组织的《食品安全法（草案）》研讨会。5月23日，我递交法工委一份《对〈食品安全法（草案）〉的几点建议》的书面意见。意见特别提出，《食品安全法（草案）》中“十倍赔偿金”的规定发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可贺。虽然在消费者另有损失情况下的“十倍赔偿金”的震慑力度尚待加强，但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双倍赔偿”毕竟提高了5倍，这在健全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食品安全法》。该法第96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在庆祝《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金”出台的会议上，已经成为中消协副秘书长的武高汉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何山就提出‘制作销售伪劣食品赔偿十倍’的观点。18年后，何山的这一主张终于得以实现。”

同样，《侵权责任法》的初稿也没有写入惩罚性赔偿的条款。2006年7月24日，在一次外出前，我专门写了份书面意见，并请法工委民法室的杜涛转交给相关部门。该意见如下：“建议规定：侵权人动机恶劣、故意实施侵害行为，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加倍赔偿所遭受的损失。《侵权责任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在《民法通则》里都有规定，如不规定惩罚性赔偿，《侵权责任法》并没有新意，只是简单的立法重复。”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明确使用惩罚性赔偿概念。该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修待商榷

2013年4月2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拉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之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改为两款。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两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款：“经营者有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的欺诈行为，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两倍以下的民事赔偿。”可以说，草案的这一稿，也是在发展惩罚性赔偿制度。

理性消费议论文例8

1.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选择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市场营销学4P中的其中一个P。讨价还价似乎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购物活动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消费者讨价还价的心理也是受当今市场一些商家标的商品价格不规范的影响，导致消费者对商品价格不信任。某些商家的虚假价格使消费者上当受骗，使得他们对整个市场产生了防备意识。顾客的实际支付能力达不到商品的价格，因此想通过讨价还价这一行为获得商品。

1.2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法收集资料，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对象为在校的大学生，调查总共发放问卷200份，实际收回186份，使用Excel表格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1.3研究内容

通过问卷调查把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大学生在讨价还价行为的差异，其次分析消费者不同讨价还价行为的原因，再对商品的经营者提出建议。

2.大学生在讨价还价行为上的差异

2.1讨价还价经历不同

调查显示，有议价经历的消费者达到了100%，而没有议价的消费者为零，其中经常议价占31.7%，偶尔议价占68.3%。有92.6%的女性有过议价，而男性只有31.7%。

2.2讨价还价的具体对象差异

调查发现，对待不同类别的商品，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讨价还价的行为也不一样，在购买衣服时，讨价还价的消费者占了77.4%，而电子产品、学习产品、生活必需品，有过议价行为的占了45.7%、52.2%、56.55%，只有18%的大学生对化妆品曾有过讲价行为，没有人在买奢侈品时，跟商家进行议价。

2.3讨价还价行为产生的购物场所差异

调查发现90.3%的大学生曾经在城隍庙购物时有过议价的行为，有85.5%的人在学校旁边商店有过讨价还价的行为，也有71%的大学生在网购时有过议价的行为，几乎没有人在超市和银泰进行讨价还价。

2.4对讨价还价行为的看法差异

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议价行为是正常的，分别有36%、21.5%的大学生认为讨价还价行为是浪费时间、麻烦的一件事情，也有一部分人觉得跟商家进行议价这一行为是值得的、有乐趣的，很少一部分人认为议价行为是尴尬的、丢脸的。

3.消费者不同讨价还价行为的原因分析

3.1性别因素

大学生没有固定收入，消费行为处于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期，消费经验少，时常有冲动性消费，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理智性。

性别是影响大学生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也会影响消费者讨价还价行为。男性的消费特征是不太愿意逛街买东西，求快心理，购买商品目的明确，迅速果断，购物时不喜欢议价。而女性的消费特征是对物品价格关注较多，购物时细心谨慎，喜欢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节省金钱，对时间没有太多限制。

3.2心理因素

调查发现当消费者看中自己喜欢的商品时，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过程中讨价还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学生讨价还价是为了找心理平衡。对于找心理平衡的，一般是怕我们给别人优惠，而没有给他优惠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反抗。爱占小便宜。而占小便宜的，并非自己购买不起，而是占便宜已经成为习惯。

在购物时消费者进行讨价还价首先是出于怕吃亏，在购买一件商品时生怕自己买贵了吃了亏。在不了解商品行情时进行讨价还价是为了试探商品真正的价格，而如果对商品的行情在有了解的情况下，再进行讨价还价就是希望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商品。

3.3时间因素

时间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决定了消费者在购买时对待价格的态度。大学生这个群体中部分是典型的“价格导向型”消费者，拥有很多的时间，却不太有钱，由于他们时间很充裕但囊中羞涩，他们就更珍惜金钱胜过时间，并且用时间去赢取金钱。

3.4收入因素

通过调查显示大部分大学生的生活费来自于父母，也有一些大学生的生活费由部分父母给，部分靠自己做兼职，极少数大学生的生活费来自拿奖学金和做兼职。因为大学生并未完全踏入社会，这个消费群体没有经济独立和固定的经济来源，使她们在购物时比较注重商品的价格，通常也会货比三家，因而讨价还价行为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

4.给商品经营者的建议

4.1产品策略

商家可以创建自己的一个logo标志或者通过帮一些有品牌的产品做，降低消费者的敏感度，减少讨价还价的行为。

对于追求差异性的客户，可以提供的产品是其他商家几乎不能替代的产品，产品的包装可以采取独特的包装形式或者包装的材料可以二次使用，那么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也比较低。

4.2价格策略

商家在给商品制定价格的时候，对于同一样商品的不同三种款式，商家应该制定出三种不同的价格，这样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当消费者提出降价要求时，商家可以适当地调价，以满足顾客的要求。

对于非生活必修品、奢侈品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求名心理，采取声望定价。当有创意的产品刚引进的时候，采取取脂定价的方法，满足消费者的求新心理，价格先高后低。当消费者大量购买商品时，可以采取折扣定价策略中的数量折扣。

5.结论

大学生购物时讨价还价行为普遍存在，由于这个群体的消费特征的特殊性，消费者讨价还价行为的差异跟购买时讨价还价经历、购买商品的类别、不同场所、环境、时间、对议价行为的看法有关，消费者不同讨价还价行为的原因是1、不同性别的消费特征所影响的，2、心理因素，3、时间也会影响大学生讨价还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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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消费议论文例9

保健品作为特殊食品，其最大的作用是辅助调理人体的健康状况，是人体的机理调节剂和营养补充剂。一般也称为功能食品。在当今人们健康意识逐步加强，对身体健康的重视越来越高。同时，政府大力推行“治未病”和“自我诊疗”的观念，这就使得保健意识逐步被民众接受和深化。

然而，保健品所面临的诚信危机和推广弊病，造成了保健品企业没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依然固守着“客户就是上帝”的理论艰难的前行。这里所提到的客户既指消费者，也指终端零售商。然而不论是零售商还是消费者，都不再想做上帝。更不用说对消费者通过送礼、带领旅游等“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了。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与客户是平等的合作伙伴，是利益的平等交换，而市场营销的目的是为客户创造价值，而不是把产品卖给客户。只要产品有独特的价值，能解决客户的实际问题，就无需“求着”客户，双方的地位就是平等的。

零售终端需要实际的新兴利益增长点

保健品零售终端主力之一的药店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亟待找寻药品以外的盈利点。也因此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如多元化药店、非药品标准化等做法，都是药店终端在赢利点上的一些改变。在当前保健品市场空间广阔、潜力巨大的情况下，如果保健品能够成为终端新的增长点，那么进入药店终端来说必然不会太过艰难。

但是如果你的产品没有独特的价值，或者说不清楚与同类产品的差异，甚至是无人问津、没人敢买的，那就不得不“求着”客户，祈求客户的“施舍”，形成不平等的交易关系，这是很多企业销售人员的悲哀。也不利于整个行业市场的良性发展。

消费者需要真正有用的健康保健产品

在看消费者这一端的情况，目前消费者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保健意识越来越清晰，增强抵抗力、健康减肥、科学戒烟、抗氧化延缓衰老等都越来越为世人所知。消费者也希望能够通过保健品使自己身体更健康，而不是被保健品企业销售当做上帝一样“折磨”。

那么如果产品很明确的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加以合理到位的宣传手段，原本就应该可以有很好的业绩。

理性消费议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3-0057-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3.13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国家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是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涉及的主体主要有三类：一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效果直接影响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消费活动的信心以及参与度，最终影响金融机构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二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是金融消费行为的重要一方，受自身知识、能力所限，往往在金融消费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所重点关注的对象。三是权力主体。权力主体主要包括立法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司法机关，他们是金融消费规则的制定者、金融消费行为的监督者和金融消费纠纷的裁判者。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从权力主体的角度来思考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问题，重点关注权力主体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职能和作用。与此同时，往往把社会公众仅仅作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受动对象，很少研究其如何主动地参与到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过程中，以及应当发挥何种作用。

笔者认为，社会公众不仅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被动接受者，而且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社会公众应当积极地和权力主体以及金融机构开展互动，推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化，积极维护自身在金融消费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概念解析

目前，学术界对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和制度体系。笔者认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是指社会公众采取提出意见建议、开展舆论监督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到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制度设计、公平交易、规范管理、有效维权等多个环节，以促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参与方式的多样性。一方面，社会公众可以直接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活动之中，和相关主体面对面地进行互动，并对其决策产生影响。例如，社会公众在立法部门就相关法律征求意见时提出自己的建议；在行政管理部门就涉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重大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陈述意见；在涉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案件审判期间协助一方积极收集证据资料等等。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可以采取间接方式参与到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活动之中，为相关主体依法管理提供线索、作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自律经营营造舆论氛围。例如，社会公众可以就金融消费权益某方面的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在互联网上就相关问题开展讨论，在广播报刊等媒体上发表对相关现象的看法等等。二是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能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到金融消费活动之中。因此，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都有权直接或间接地就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事项发表意见或者施加影响。例如，某司法机关在购买保险过程中认为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中存在霸王条款，有权向保险监管部门举报，并协助其调查取证。三是参与内容的全面性。社会公众可以参与到一切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有关的活动中去，发挥其影响力。

三、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的理论分析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由社会公众选出人大代表并组成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任命行政机关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属于代议制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社会公众的诉求和权力主体的管理目标之间可能出现偏差：一是处于最基层的社会公众的诉求可能需要通过多个环节才能传达到权力主体耳中。在复杂的传导过程中，可能出现“信号衰减”、“信号丢失”甚至“信号错误”等问题。二是作为权力主体的组织或其中的个人，其本身也存在“逐利”的冲动。不排除个别主体置社会公众的诉求于不顾，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从而侵害了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和权力主体的整体公信力[1]。三是权力主体的技术、经验和精力的有限性和金融活动的多样性之间存在矛盾。在管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权力主体不可能做到时刻“睁着眼睛”，“紧盯”金融机构的每笔金融交易。公众参与能够有效地解决上述弊端：通过社会公众与权力主体的直接对话，减少信息传导的环节，使得权力主体能够全面地了解社会公众的诉求，使得权力运用更符合民意。同时，公众参与能够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参与的过程也是监督的过程，使得“寻租”行为无所遁形，确保权力主体正确地行使权力。此外，社会公众作为金融交易的一方主体，能够在第一时间查知其合法权益是否被侵害，及时向权力主体反馈所发现的违法线索，扮演权力主体“耳目”和“触角”的角色，帮助权力主体提升管理效能。由此可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既是权力主体管理所需，又是社会公众意愿所图，更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强有力的助推器。

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现状述评——以湖北省为例

在湖北省内，各地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主要是由当地人民银行牵头协调展开。笔者对近年来湖北省内人民银行系统和社会公众互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显示，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对金融消费者的调查问卷显示，社会公众对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效果予以肯定：一是便利了社会公众对金融消费常识和常见金融消费陷阱的了解；二是督促人民银行等权力主体对金融机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三是提高解决金融消费纠纷的效率。

同时，调查还显示，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加强：一是参与的目的还比较单一。目前基本限于法律政策咨询和金融消费纠纷投诉两个方面，较少对权力主体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参与的热情还不高。关心的事项主要限于自身权益有关的问题或纠纷，对于己无直接关系的金融消费权益纠纷关注程度较低。三是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基本上采用“单兵作战”的方式，很少通过建立临时性或非临时性组织等方式开展集体维权。

五、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的美国经验

1962年3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份“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国情咨文”，第一次提出消费者权利概念。在这篇咨文中，指出消费者具有4项权利：（1）获得安全商品的权利；（2）正确了解商品的权利；（3）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4）与消费有关的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2]。就与消费有关的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力可以视作消费者权益保护公众参与理念的雏形。2011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并依据该法案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认为仅仅依靠经验分析不能保证最佳管理效能，应当从广泛收集到的社会公众的观点和经验中获益，由此能够避免依据偏见或者不完整的信息作出不适当的决策，使得少部分人受益的同时损害大部分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该局注重从不同主体——包括金融消费者、律师和被监管对象等那里获取信息，以提高管理水平。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通过公开管理和创新使用各种科技手段，鼓励社会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并为其参与提供便利：一是创新技术，研发了众多科技系统为社会公众参与提供渠道。例如，在该局正式挂牌管理之前，就建立了网站（ConsumerFinance.gov）来和社会公众进行互动。又如，该局发起了名为“获取建议”的活动，该活动邀请社会公众通过Twitter、电子邮件、YouTube视频等渠道反映意见和建议。通过该活动，该局收集了数百条建议，并通过该局在YouTube上的专门频道对视频建议进行了反馈。再如，该局还在Facebook、Flickr等社交媒体上开设博客和专栏[3]。通过这些渠道为社会公众申诉在金融消费或金融产品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便利。

六、推进我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的建议

推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提升各方对公众参与重要性的认识，把公众参与从“自发”变成“自觉”、从“个案”变成“惯例”，又要为公众参与搭桥铺路、提供便利。具体而言，可以从社会公众、金融机构和权力机关三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推进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入和广度。

（一）提升社会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首先，提升社会公众对基础金融知识的认知。只有掌握了基础金融知识，才有能力对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作出初步的研判，为自身的金融消费行为指明方向。其次，提升社会公众对自己在金融消费过程中权利义务的认知。只有清楚地了解自身的权利义务，才能适当、充分、高效地和金融机构、权力主体进行互动，降低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再次，提升社会公众对社会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事件的参与意识。要通过各种媒介使社会公众意识到，今天别人的事情（如定制相关法律规定，打击金融犯罪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明天自己的利益，今天别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可能就会变成明天自己身上的事故，以此提高社会公众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关注度和参与的积极性，最终实现提升社会公众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公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的目的。

同时，社会公众应当改变传统“单兵作战”的参与模式，通过组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非政府组织（NGO）等方式开展集体维权。采取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对于增强参与效果具有重要作用：第一，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的影响力。较单个主体而言，群体的影响力会更大，其意见和利益诉求更容易被相关主体所重视和采纳，从而更容易达到维权的目的。第二，能够提升公众参与的质量。组织化模式具有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功能，能够训练社会公众的参与技巧并培养其合作精神，丰富其中个体的金融知识和维权能力，克服单个主体表达的无力与无序，提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二）促进金融机构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

金融机构应当鼓励社会公众与其积极互动，提升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业的整体形象和服务水平，提振社会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活动的信心。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当广开言路，通过各种渠道倾听社会公众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围绕社会公众的需求改进服务质量，提升客户体验。另一方面，在产品设计、服务或交易过程中应当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等基本权利，及时化解金融消费纠纷，积极和社会公众开展良性互动。

（三）权力主体应当对公众参与敞开大门

权力主体作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目标的主要实施者，应当采取各种形式，加强与金融消费者的沟通和互动，将社会公众作为自己管理工作的触角，延伸到金融消费的各个领域，扩展到金融消费的各个环节。第一，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就立法机关而言，应当严格按照《立法法》等法律规定，及时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下转第73页）

（上接第59页）面的立法计划、法律规定制定的进展情况，法律规定草案以及相关的说明材料及时予以公布，倾听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允许社会公众查阅相关立法的统计资料、研究报告等背景资料；就行政机关而言，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规定，及时公布行政管理职责和权限、办事流程等事项，便于公众查知和参与；就司法机关而言，应当依法公开职能设置、管理制度、工作规范等事项，确保当事人充分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确保社会公众全面实现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第二，为社会公众的参与行为开辟渠道。一方面，应当主动采取论证会、调研会、恳谈会等形式，定期或就某特定事项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或建议，广泛收集社会公众的诉求，为决策提供丰富的基础资料。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微博、微信、QQ群等新兴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收集社会公众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意见、建议以及金融消费侵权案件的线索，为高效履职提供技术支撑。第三，建立信息回馈机制。对于金融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的政策咨询、意见建议以及案件线索，均应当及时反馈。在反馈过程中，要注意说明理由，增强社会公众对决策的认知度和支持度，增强权力机关管理行为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