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事迹材料例1

一、义无反顾 立志农村卫生事业

医生这个职业是光荣而崇高的，不仅是能以肉体上解除人的痛苦，而且在精神上也能给人安慰，所以选择了这个职业必须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所在的村卫生室辖区服务四个行政村，共服务3000人口，能爱岗敬业，扎根在农村最基层卫生服务，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坚持从正规渠道进药，药品价格，收费标准公示上墙，不开大处方，不乱收费，让群众花小钱，就能放心就医。 医者父母心，对群众热情，关心，耐心听取病人描述病情和痛苦。分析他们的需求和意见。时时急病人这所急，痛病人之所痛，上班时严肃认真，细致诊查每一例病 人，谨慎用药，严格执行操作常规，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白天还是夜晚，下雨还是下雪，上班时还是下班时，随叫随到，无怨无悔言。有时 一晚能出诊数次，一夜都睡上觉，有时刚端上饭碗，吃了一口饭，就被病人叫去，就是大年初一，也没轻闲过，更谈不上平时节假日，曾有人问，这么没日没夜，图 的是什么，即没有高的收入，也没有政治地位，回答的是凭一个人的良心，一个医生的道德。

二、顾全大局，完成公共卫生任务

在防控非典，手足口病，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典期间早出晚归，整天排查从疫区回归人员，为他们早晚测一次体温，不畏惧随时被感染的可能为辖区内儿童检查手足口病，做好散区儿童的手足口病的防控工作。防控流感，做到发现疫情及时上报，认真筛查辖区内出国回归人员，做好登记，严密防控流感的发生和流行。

所在村卫生室，管理规范，制度健全，资料齐全，去年被评为镇先进村卫生室，个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从事乡村医生工作后，多次被评为先进乡村医生，镇优秀共产党员，缠溪镇第五届、第六届人大代表。

在辖区内经常开展巡诊工作，及时送发防保所下达的各种宣传资料，使防病抗病知识普及到全村各家各户。向村民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宣传新型家村合作医疗的优 越性。配合主管部门村委员会开展改水改厕工作，主动参与，当好参谋，向村民宣传改水改厕对人的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使人民群众健康意识不断增强，把各种疾病 控制在萌芽状态。经常为60岁以上老人健康体检，听心肺、测血压，建立了村民健康档案，规范管理性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人。定期为他们检查，建议治疗和康 复方案。开展35岁以上测血压，及时发现高血压病人，提出最佳治疗意见。及时通知辖区内孕妇去医院体检，向她们宣传住院分娩的好处。夏秋季产后访视的同时 宣传预防产妇中暑。做好儿童保健和计划免疫工作，及时发放预防接种和体检通知单，结核病督导工作一丝不苟，主动与患者达成服药协议，发现副反应及时报告。

最美乡村医生事迹材料范文(二)河有多深，能不能过?过不了!这是新疆乡村医生居马泰护送小病人阿革兰时在路上和同伴的对话。乡村医生居马泰被冰河拦住了回诊所的路，他怀里抱的孩子名叫阿革兰。只有8个月大，由于上呼吸道感染发高烧已经两天了，在这样的高原和高寒地带，随时可能会转发肺炎，危及生命。牧场里缺少药品，居马泰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小阿革兰带回到50公里外的诊所。而这天山最艰险的一段路程被当地的牧民称之为“魔鬼路”。

冰看一下! 冰看一下! 可以过得话，我们看一下，抓紧时间，过不去!冰太软!绕过山从那边走吧!阿革兰 。高烧不退的小 阿革兰 ，一直哭闹不止，居马泰想尽办法，逗小家伙开心，8个月大的小阿革兰很快就跟他熟悉起来。阿革兰 的笑容让48岁的居马泰想起自己的三个孩子。居马泰满心愧疚。他的大女儿高哈尔说：我爸一般都说：有你在我放心，可是我吗能干什么呢?

我们都上学的，这次居马泰出门诊前，妻子刚刚的做完子宫切除手术，可等不得妻子出院，居马泰就又要出发了。他必须赶到在大雪封山前把药品送到冬季牧场把危重病人转移出来。因为自己是天山深处一块2200平方公里冬季牧场中唯一的医生。女儿高哈尔说：我爸走的时候，我妈就又掉眼泪说肚子疼，然后我爸就给她给了一些药说可能过几天就好了。

把生病的妻子交托给15岁的大女儿和9岁的小女儿照顾，居马泰的心一路上牵挂。可这时，他却不得不将精力放在眼前这50米的溜索上。溜索距离河面不到2米，不及一根拇指粗。居马泰在冬季牧场出诊已经在这根溜索上来回20年了。可是这一次，要抱着小阿革兰。他双手根本没办法抓住溜索。居马泰把小阿革兰紧紧绑在自己身上。路过的牧民找来绳子，把他俩拉过了河。

阿革兰! 阿革兰! 居马泰在溜索上不停的叫着哭闹的孩子。小心点!邻近傍晚小 阿革兰体温突然升高，咳嗽的更加严重了。居马泰停了下来，给小阿革兰喂了仅剩下的一点药。拔山涉水后。大家都很疲惫。居马泰却一个人在冰河边剃起了胡子。这也是他每次转诊病患孩子时必须做事。居马泰说;一边打鞭子，一边抱孩子。那时候看看娃娃的体温怎么样，这样子面对面(测体温)，但是娃娃不舒服，胡子刮掉好。上午十点回诊所路上，第二天小阿革兰病情加重，但回诊所，却要面对4200米的雪山。在这样的冬季翻雪山被当地牧民认为是最危险的事。

在厚厚的白雪下面，掩盖着无数的悬崖和冰川。居马泰在这条路上往返20年，熟悉这里每一条路的分布，可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他的三匹马都曾摔死在这样的路上。我和马一块下去了，摔倒了，马死了，我活着。这让居马泰身上留下了三处旧伤，每到寒冷天气就会伤痛加剧。可他还是毫不犹豫的承担起最危险的用自己的身体为阿革兰和妈妈开辟出一条安全道路。峰顶气温骤降到零下25度，扑面的冷风空气让人无法呼吸，一米多厚的雪，让每一步移动都非常艰难。4个多小时不停息的赶路，马终于支持不住了。

两昼夜的奔波，居马泰已经体力透支了极限，可是他知道自己是小阿革兰最后的生命保障，无论脚下的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无论还要面对怎样的风雪，除了坚持他已别无选择。两个小时后，居马泰带着孩子终于回到诊所。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小阿革兰恢复了健康。

他是居马泰在天山深处“魔鬼路”上转诊的第92个病人。在这20年中居马泰救治过192位病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极地行走，守护着1500多户牧民的健康。

主持人问居马泰：北京冷吗?居马泰答：北京不太冷。但对我们来讲，刚刚过去的这个元旦是三十年里最冷的一个元旦。零下十几度相当于您那儿的什么季节居答：现在我们那儿是零下30度。在这种天气下，您还得进行巡诊，继续巡诊。我手中拿的是一份病历，我仔细看了这份病历，分别是居马泰所在那个县和所在的州医院所开的病历证明，这上面医生写的是什么，心力衰弱，您有这么重的心脏病换个人行吗?换个人去，换个人也行。但是我们牧民想有点担心。担心什么?担心他们为了需要我们这样子。我们担心他，担心别人对路途不熟悉是吗?到底有多危险?又高又那个啥?滑的很，雪也大，学业厚。那样子，特别危险。一走就是20年。据说您是从父亲的手中接过的药箱。嗯!对，我父亲留给我的。这个药箱你想传下去吗?想传给谁?那个药箱，传给谁?我的丫头，儿子他(们)用。几个孩子您?一个儿子，两个丫头。年纪最大的是女儿是吗?对!她希望当医生吗?她也希望当医生。

有请居马泰的大女儿高哈尔登场献奖!小姑娘今年话不能不到16岁，家里很多活死她干。自己想当医生吗?想!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医生，像我爸爸这样的医生。其实居马泰的妹妹和妹夫也是乡村医生。这一家人对周边的很多百姓就是生命的护卫，真应该向他们致敬。这座奖杯所包含的是所有的那份敬意，浮雕上面有真实的乡村中国，上面绽开的是岩石上的花朵，生命如花，十字交叉。神圣的医生责任，向所有乡村医生致敬!向居马泰致敬!

最美乡村医生事迹材料范文(三)30日，杭州市卫生系统举行王妙芳先进事迹报告会。王妙芳也出席了报告会，她用百丈口音讲道：我做的是非常平常的事，社会各界却给了这么高的荣誉，真有点担当不起。我今年60多了，但只要乡亲们需要我，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

市卫生局领导，局直属各单位、各区、县(市)卫生局(社发局)主要负责人、党办主任，职工代表，直管医院负责人共30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

王妙芳是百丈镇仙岩村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40年来她坚守在一个小山村，用自己的技术和热情帮村民解除病痛。她把病人当邻里、当朋友、当亲人，成了当地村民不可缺少的大好人。7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王妙芳的事迹。患者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被村民需要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王妙芳这种质朴的幸福观，引起了全区、全市甚至全省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省市领导黄坤明、徐立毅纷纷作出批示。区、市卫生局先后作出决定，号召卫生系统向王妙芳学习。

报告会由区五院赵玲主讲，百丈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白洪斌和员工王刚领、王妙芳的儿子林峰、仙岩村村民李萍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描绘了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下属、同事、母亲和阿姨，讲述了一个个朴实感人的故事。

杭州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滕建荣一见到王妙芳，就握着她的手连说“向你学习”，他说，你的先进事迹，事实上就是乡亲们对你的口碑，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卫生系统的光荣，对此，你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他表示，下一步全市卫生系统将进一步加强对王妙芳事迹的学习和她这种朴素价值观的宣扬，学习她扎根基层、不计名利的高尚情怀，爱岗敬业、救死扶伤的职业素养和情系群众、无私奉献的优秀品格，从而鼓励鼓舞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身医疗卫生的神圣事业。

崇贤街道掀起一股“王妙芳”热

新乡贤事迹材料例2

【正文】

村民疫情防控主要事迹材料

刘博，男，1987年出生，定兴县贤寓镇陈村村民。刘博是一名拥有六年集装箱板房安装经验的建筑工人。2020年1月22日，刘博所在单位中建三局组织工人去武汉援建火神山医院，他主动请缨参战，支援火神山建设任务。

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武汉市决定建设火神山医院。众多建设者不顾风险，纷纷逆行，参与建设，刘博便是这些最美逆行者中的一员。

新乡贤事迹材料例3

清明节前夕，太原市化工路小学以中队为单位，带领队员通过浏览网络、查询书籍、家庭采访等形式，收集整理革命英雄事迹材料及牛驼寨相关战役资料，在中队会上进行交流分享。大队部还组织高年级的队员在牛驼寨烈士陵园举行“缅怀革命先烈 继承优良传统 争做四好少年”主题教育活动，少先队员们徒步登上青松环绕的牛驼寨烈士陵园，向烈士们敬献花篮，瞻仰纪念碑、缅怀先贤。

柳溪街小学的队员们通过召开“伟人精神伴我成长”主题队会，缅怀先贤宋庆龄。在辅导员的讲解中，队员们了解到宋庆龄创办的《儿童时代》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中国第一个少年宫是由她在1953年一手创办的……

新建路二校召开“缅怀革命烈士 弘扬爱国精神”主题队会。少先队员们通过诗词朗诵、学唱红色歌曲、阅读革命题材书籍等形式，了解清明节的由来和习俗，了解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忻州市：

忻州市七一路小学组织各中队开展以“红领心向党”为主题的网上“祭英烈”主题活动，各中队利用多媒体举行“网上祭英魂、共铸中华魂”主题中队会。队员们通过祭奠伟人“、孙中山、、、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人民英雄“刘胡兰、雷锋”等，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受他们的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以及他们对祖国深深的爱。

大同市：

大同城区十校举行“缅怀先烈 童心向党”主题队会活动，通过手抄报、写作、书画、朗诵等形式，将爱国教育、感恩教育和传统文化融入到少年儿童思想道德建设中。

吕梁市：

“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谨记党的教诲，树立远大理想……”汾阳市300名少先队员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向为解放汾阳献出宝贵生命的67位英雄烈士敬献花篮。

岚县少工委组织500余名少先队员在岚县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继承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清明祭扫活动，号召全体少先队员继承先辈遗志，弘扬雷锋“螺丝钉”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长治市：

长子县城乡各中小学校少先队在清明节期间统一开展“过一个有意义的清明节”主题实践活动，队员们通过阅读书籍、网上查询、询问长辈等形式，了解清明节的来历、家乡清明节的习俗，了解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

晋城市：

晋城市少工委在烈士陵园举行“红领巾心向党、缅怀革命烈士”主题活动，在纪念碑前重温入队誓词，引导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的朴素感情。

新乡贤事迹材料例4

胡贤林医德高尚，体现为他把救死扶伤的天职看得高于一切。33年来，他把病情当作命令，甘当“全天候”医生，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千方百计方便大山里群众就医。他视病人如亲人，时时为病人着想，处处从病人的利益出发，不让病人多受一份罪、多花一分钱。33年来，他走遍了全乡28个自然村，叫得出六千多号人的名字。他把对病人的爱，融入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一举一动都是情。

胡贤林医德高尚，体现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山区群众健康有保障。胡贤林说，“与大山里治病救人的头等大事比，自家的事都是小事。”为此，他一心扑在双峰卫生院这个“大家”的建设上，一次次放弃了离开山区的机会,为了在大山里建设好让乡亲们放心的生命守护站,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病人以生命相托，这不仅需要高明的医术，更需要高尚的医德和甘于牺牲的精神。胡贤林扎根山区33年，以对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和高尚的医德，在山民心目中树立了大山一样伟岸的形象，山民们只要看到他，“眼睛亮了，病也好了一半。”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这些年，与医疗设施越来越先进不相称的是，一些地方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作为医护人员更是责无旁贷。胡贤林的感人事迹告诉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只要恪守职业道德，弘扬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就一定有助于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海拔六百米的天台山脉连绵不绝，横亘宁海、新昌和天台。素有宁海“小”之称的双峰乡就坐落在这群山环抱的三地交界处。那里，有一个山民们熟悉的身影时常在崎岖的山路间穿行。33年来，他忠实地履行着救死扶伤的天职，用脚丈量着大山深处的每一寸土地；他一次次放弃了下山行医的机遇，一直坚守在大山里，为山区的父老乡亲建起了“生命守护站”；他以高尚的医德赢得乡亲们广为传诵的好口碑……

他就是共产党员、宁海黄坛镇双峰卫生院院长胡贤林。已经83岁的当地村民何行龙，这样评价胡贤林：“这么好的医生，难得。”1974年1月，何行龙大吐血，被送到卫生院。听说新来的病人有肺结核病史，当时在卫生院仅有的两间病房住院的病人谁也不肯与他同住一处，胆小的干脆吵着要回家。可何行龙的病情需要一日数次观察诊断，对症下药，理应住在医院里，而且最好安排单间。这时新婚才三天的胡贤林作出了一个令同事们感到意外的决定，让老何住进他安在医院宿舍里的新房，自己和妻子搬到附近的丈母娘家去住。

让病人住婚房，多不吉利，万一是传染病咋办？有人好心相劝。胡贤林反劝道，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最要紧；确诊是传染病再转院也不迟。后来，经确诊老何得的是肺结核后遗症———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就这样，老何在胡贤林的新房里整整躺了一个月。在胡贤林的精心治疗下，老何终于康复出院。

此后，老何一有病就找他，而胡贤林也从不嫌麻烦，每次都给予亲人般的照料。去年，老何出现原因不明的便血。他又找上胡贤林，要他帮着联系山外的大医院去看病。胡贤林不但很快通过在杭州工作的小女儿帮他联系上了浙一医院，还利用休假时间陪他到杭州看病。上个月，老何又高烧不退，来到卫生院一查，白细胞高达17000单位，比正常人高出7000单位。这对一个冠心病、肺气肿和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身的老人来说，最好是到大医院去诊治，可这次何行龙执意不肯去。无奈之下，胡贤林只得每隔几天，就给老何抽血化验，调整用药；晚饭后，他带上出诊箱送医送药到床头。经过9天的精心治疗，老何的病情终于得到明显的缓解。33年来，类似这样的麻烦事，胡贤林不知揽过多少次。有时不仅要出大力，还要垫上自己的钱。

榧坑村的胡永安患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时常复发。气急时他脸色铁青，最犯愁的是每次挂针、吸氧的医疗费，五六天下来就要六七百元。这对丧失劳动力的他来说是很难承受的。这时，胡医生总是说“先看病，有钱了再来还”。10多年来，几十元的欠费胡贤林悄悄垫上；多的就记在卫生院的账上，待村民有钱时还上。账上的欠款从每年的数千元越滚越大，直到上万元。20xx年前，这笔欠账直接从卫生院业务结余中核销。此后，由乡财政核销。胡贤林没有统计过10多年来自己垫了多少医药费，但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村民记得，每当要还他垫的钱时总被他婉拒。卫生院的平均处方26元。青霉素、庆大霉素等廉价药是双峰卫生院的当家药。为了让村民省药费，胡贤林动足了脑筋：山乡多发尿结石，急诊时打针消炎，待控制病情后，就教病人上山采车前草、金钱草和紫金沙三味草药煎服调养；上呼吸道感染时，教村民 拿梨头、枇杷叶和鱼腥草煎服。

“病情就是命令。”干过部队卫生员的胡贤林，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理解颇有几分军人色彩。然而，为了践行这一理念，他时常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88年一个大雪封山夜，长丘村一急性腹痛病人俞东贵托人打来电话，要他出诊。胡贤林钻出热乎乎的被窝，背起药箱，拿着手电，一头扎进寒风刺骨的茫茫风雪夜。大雪齐膝，北风呼啸，他艰难前行。北风越吹越紧，刮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他最后只好背朝着目标倒走。为了赶这足足7.5公里长的山路，他不知摔倒过多少次，而窄窄的山道边就是悬崖！

“一个雪人叩开我家门，外衣是积雪，眉毛挂着冰凌，只有头顶冒着热气。是胡医生，他真的大雪天赶来救命了。”回忆起往事，老俞至今还激动不已。

1998年9月的一个凌晨，王家染村来电请他赶快去抢救一名喝农药自杀的妇女。胡贤林收拾好急救药物，一头挑着生理盐水，一头担着灌肠用具，揣上两个隔夜的冷麦糕就出发。50出头的胡贤林挑着10多公斤重的担子一路小跑，2个多小时赶了15公里山路。只见病人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上气不接下气，皮肤、口唇青紫，全身抽搐，瞳孔也缩得只有针尖那样细。胡贤林马上采取洗胃、催吐、灌肠等措施。他不顾病人一身污秽，一直守在边上细心观察，调整用药。经过一天一夜的精心治疗，终于将中毒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连夜送产后大出血病人到城关的大医院；抢救农药中毒的村民三天三夜没合眼；为赶时间出诊，吃饭常常烫破喉咙；下乡巡诊顾不上术后不能下地的妻子，让她就此落下低血糖的病根……胡贤林的感人事迹，同事和乡亲们说了一件又一件。

村民们说，“看到胡医生，我们眼睛亮了，病也好了一半。”

胡贤林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自勉牌匾，上书“以白求恩同志为榜样，全心全意为山区父老乡亲服务”。33年来，他接诊病人30多万人次，挽救了近百个山民的生命。一心扑在“大家”上

黄泥墙、烂泥地的矮楼，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这“老三件”是双峰卫生院建院初期的全部家当。村民做个血化验、拍个x光片，还得赶到15公里外的城关医院。担任双峰卫生院院长后，为了让大山里的卫生院真正成为乡亲们放心的“生命守护站”，胡贤林可谓是费尽了心血、绞尽了脑汁。

1987年，卫生院第一次改建。老房子拆了，新房因3万元基建缺口被迫停工。他心急如焚，挨村入户动员村民支援木材，帮助运砂石。他白天门诊，晚上带领职工下工地锯木头、装卸建材，常常忙到凌晨一两点钟。过度劳累让他瘦了10多公斤，来卫生院看儿子的老母亲心疼得直掉泪。

三次改建，卫生院有了两栋整齐的楼房，内设规范的诊室、病房、输液室、化验室、影像室和儿保室，陆续添置了x光机、进口b超、心电图机、血球计数器、半自动化分析仪和尿十项自动分析仪等先进仪器。这些装备在宁海18家乡镇卫生院里居中上水平。

调出四年多的小王还常回双峰卫生院，因为“那里像个温暖的大家庭，气氛好”。每逢节庆，胡贤林总在家里备上丰盛的菜肴请大家聚聚；每逢春节总让卫生院其他医务人员回家过年，自己留守。他老家与卫生院只隔座山，步行只需20分钟。可33年里，他只回老家过过一次春节。

33年里，卫生院调出了19人，胡贤林总是轻松放行，为的是还有人愿意进来，撑起这个大山里的“生命守护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人劝他没必要再掏钱派医生外出进修。老胡却说，技术好些，多服务一天，村民看病就受益一天，这钱要花。去年，卫生院又花了近2万元送3名医生进修影像、妇产科和儿保专业。

现在，双峰卫生院不仅能治常见病，一些重病、恶病通过检测也可及时得到发现和治疗，为救治病人赢得了宝贵时间。

双峰卫生院现有固定资产已上升到300万元。而胡贤林安在卫生院的小家依然简陋，家具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添置的，洗衣机、电冰箱还是女儿工作后给买的。这些年来，为了建设双峰卫生院这个“大家”，胡贤林几乎很少有精力去顾及自己的小家了。“大山里的病人离不开我”

1974年，干了五年卫生员的胡贤林退伍了。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叫他到政府里工作；乡卫生所所长上门劝他从医。“缺医少药的山乡太需要懂医术的人了！”所长的话让他沉思良久，往事历历在目……

胡贤林13岁那年的夏天，大腿发生脓肿，因没钱医治，只好用土药敷治。等到一个多月后大腿痊愈时，却错过了开学时间，痛失了上学的机会。眼下，由于卫生所条件简陋，时有村民死在送往大医院的途中。“用部队里学来的本领，解除乡亲的痛苦”，胡贤林立志扎根山区从医。

33年山区行医，宁海18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他一直坚守在大山里。

新乡贤事迹材料例5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主动服务，发挥亲情、乡情、友情的纽带作用，切实加强与籍在外工作和创业人士的沟通和联系，激发乡贤眷恋故土、回馈故里的热情，实现“人才回乡、信息回归、资金回流、企业回迁”，切实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全面推动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二、发展目标

至2015年底，实现全区回归企业或项目达到30家（个）以上，产值1亿元以上达10家，产值10亿元以上达3家。

三、政策措施

（一）搭建回归创业桥梁

1、建立籍成功人士资料库。对企业在外有一定规模或有影响企业家、从事科研工作的高级人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重要岗位的干部等乡贤进行普查，采集有关信息，建立资料库。

2、支持异地商会建设。在籍创业人员相对集中的地区，建立异地商会，搭建在外乡贤与家乡联络平台。

3、建立走访联系制度。由区领导带队，经常性走访慰问在外乡贤，宣传投资环境，推介招商项目。邀请乡贤回乡考察，及时了解家乡经济发展情况。

4、建立异地商会会长联席会议制度。由区工商联牵头召集，各异地商会轮流承办，定期召开异地商会会长联席会议，进行商讯交流，推动经贸合作，落实“回归项目”对接。

5、对回归创业成绩突出者，优先推（举）荐为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劳动模范候选人，提供参政议政机会，为家乡的建设发展出谋献策，发挥才智。

（二）提供回归创业优惠

6、共享优惠政策。凡省、市、区出台的服务“二次创业”和总部经济区的土地、税收、融资等相关优惠政策，回归创业者符合条件的均可享受；除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私人经营的产业和项目外，均允许回归创业者经营，鼓励多形式多层次回归创业。对固定资产投资额巨大、产品科技水平在国内外领先的重点回归企业，可实行一企一策，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7、实施“三税”补助。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至1亿元，自供地之日起18个月内投产，且自投产之日起24个月内新增纳税达到300万元以上的，按企业已缴“三税”（指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的40%给予一次性奖励；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自供地之日起18个月内投产，且自投产之日起24个月内新增纳税达到400万元以上的，按企业已缴“三税”区级留成部分的50%给予一次性奖励。

8、回归企业年缴纳个人所得税总额2万元以上的投资者及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自在我区工商注册年度起3年内，按每年缴纳个人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50%给予企业用于高管人员的贡献奖励。该奖励以企业当年税收区级留成部分较上年增加部分为限。

9、对回归创业企业生产的符合招投标目录条件的产品，在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中所需的设备、材料等物资招标采购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选用。

10、鼓励籍在外企业家回乡投资外贸出口型企业。支持和组织回乡投资企业参加境外展，引导企业加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宣传推介力度，对企业参加相关境外展，给予适当经费补助。提高出口信用保险扶持标准，对企业出口业务当年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按保费实际支出额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帮助企业规避市场风险，缓解融资困难；引导企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货源出口。

11、优先快捷保障用地需求。对需要新增建设用地的回归创业工程的项目，用地计划指标优先安排，在通过专家评审，相关部门出具明确意见后，在区用地联席会议间隔期间，由国土、住建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用地意见并报区政府同意，即时转入用地后续程序，办理用地预申请手续，待下一次区用地联席会议召开时，予以补充上会备案。

12、回归工业项目用地地价给予优惠。对创新型、就业型、高科技型及节能环保型的回归创业工业项目用地给予地价优惠，在国家规定的工业项目用地最低出让价的基础上（成本不倒挂），将土地出让价下调10%。

13、缓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列属回归创业项目的新建工业厂房，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给予缓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待项目办理建设工程规划竣工验收时再一次性缴清。

14、缓缴新建房地产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2012年12月31日前列属回归创业的新建房地产项目，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给予缓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待项目办理建设工程规划竣工验收时再一次性缴清。

（三）优化回归创业环境

15、建立区领导和有关部门联系回归创业企业（项目）制度，开设“绿色服务通道”，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要事先办”的原则，实行“跟踪督办、限时快办、主动协办、预约办理、容缺预审”服务制度。

16、区委、区政府定期表彰奖励一批回归创业成绩突出的“回归明星”，并大力宣传其典型事迹，激励返乡创业的热情。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报道在外企业家创业成果和“回归创业工程”有关政策，在全社会形成“以回归创业为荣、以热爱家乡为荣、以奉献家乡为荣”的浓厚舆论氛围。

四、实施程序

1、申报程序。回归企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报区回归办审查；由区回归办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办理意见，经区分管领导同意后报区政府审批。

2、企业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1）引进项目申请报告。包括引进企业的基本情况和资金到位状况；（2）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的文件；（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4）引进企业资金到位证明（实际到资额）；（5）引进企业本年度完税证明；（6）引进企业已投入资金有效凭据。

新乡贤事迹材料例6

一、思想政治课堂引进乡土文化的现实意义

 

(一)乡土文化进课堂彰显人文价值

 

乡土文化是指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中形成，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地域文化，它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民在历史的沿革中创造和发展的，又必将对这里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笔者的家乡政和县早在商周时期先民对政和的开发就已揭开序幕。“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大浪淘沙，闪烁着历史光芒的一处处古迹遗珠，令今人流连感怀。著名理学家朱熹之父朱松创建的云根书院，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被称为“中国活化石”的四平戏，融汇着乡土情感、民族智慧的40多座古廊桥，黄巢营寨的弥漫硝烟，千年寺院的旷古钟声，跨越历史时空悠悠地诉说着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过往……无论是以物质还是以非物质的形式呈现的乡土文化都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具有特有的人文价值。因此将其引入课堂，不但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而且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更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和乡土情结，引起共鸣，促使学生的健康人格在潜移默化中养成。

 

(二)乡土文化进课堂体现课改理念

 

构建以生活为基础，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是新课程整合的追求。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生活性、实践性、开放性等特点决定了课程的实施需要有丰富的课程资源作支撑。因此，新课程标准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师要积极自主开发课程资源，从地域特点、学校特点、教师特点、学生特点出发，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特色开发，努力使课程资源的开发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独特性。学校和政治课教师必须树立开放的、多元的大课程资源观，积极开发和利用校内校外各种课程资源，努力为学生拓宽学习途径，创造实践条件，增长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发掘乡土文化以作为课程资源便是其中最直接、最广泛、最有说服力的特色教学资源。立足学生的生活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利用乡土文化课程资源于课堂教学正体现了新课程改革对政治课堂教学的要求。并且课堂教学中引进乡土文化，有利于引导学生去关注自己的生活，激发学生的爱家乡之情，促使思想政治课德育目标的实现。

 

二、以《文化生活》教学为例探究乡土文化在思想政治课中的运用价值

 

1.利用乡土文化激发学习兴趣，提升课堂实效。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乐知”就是积极情绪色彩的一种意识倾向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兴趣”。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兴趣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和思想品德修养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应试教育思维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学过于关注和强调知识的传授与灌输，忽视学生兴趣倾向和心理特点。学生所学习的知识又大多是远离自己经验的“书本知识”，这容易让学生感觉索然无味，制约了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而乡土文化是来源于学生们生长和生活着的地区，大多数学生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又有着特殊的感情，因此在教学中利用乡土资源，必然会增强课堂的亲和力，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使教学得以顺利进行。

 

高中政治必修三《文化生活》第一节课，不仅要求学生了解文化形式的多样性，通过对不同区域文化的对比，知道不同区域文化各具特色等这些基本认识，更要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激发学生对文化与生活知识的兴趣，增强学生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组织学生活动“城乡文化大家谈”：结合教材第六页第一个探究活动中的问题引导学生畅所欲言，进行不同地区文化特色的对比。在学生活动发言的基础上老师补充强调，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由于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自然环境，也有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地域的文化生活带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此时我给学生引入极具有乡土色彩，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政和四平戏介绍：“《辞海》中也认为已经灭绝的四平戏，奇迹般在闽江源头的一片古老大山中发现，并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古老剧种历经数百年，在渐渐消逝的今天，又慢慢地苏醒……”运用现代多媒体手段，配以恰当的文字介绍，向同学们徐徐展现出一幅古时政和先民精神生活的生动画卷。古老而熟悉的戏台，带着浓浓乡土味道而又亲切的曲音，弥合了课堂与学生生活的心理距离，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2.利用乡土文化创境导学，改变课堂呈现模式。

 

现行思想政治课程建构方式，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课程观即要求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这种课程强调学生从现有知识经验和生活经历出发，自主获取新知识的过程与方法; 这种课程，主张用富有意义的案例材料来呈现问题，提供问题发生的情境和分析问题的思路，以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思想政治课堂引入乡土文化资源，让生活走进课堂，让课堂飘散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让学生在家乡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中体验生活、感悟生活，这将带来课堂教学模式的改变，也必定提升课堂教学实效。 另一方面，现行统编教材的普遍适用性与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使得一本教科书不可能完全适合每个地区的学生。而这正为乡土教学资源价值的体现提供了空间。乡土文化更贴近学生的生活，情感上更易使学生产生共鸣，教师可以恰当地运用乡土文化创境激趣，引导学生深入探究，从而优化教学情境，激活学生思维。

 

廊桥是政和先民遗留下的文化瑰宝。在政和目前完整地保存着洞宫花桥、后山廊桥、洋后廊桥、赤溪廊桥、杨源廊桥等，大大小小有40多座。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编写《中国古桥技术史》，专家们在考察中发现北宋时期盛行于中原的虹桥技术，原本以为已消失却在闽浙大地重现。这无异于在闽浙大地上发掘了一座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侏罗纪公园”，尘封了900多年的虹桥结构重见天日。政和廊桥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在于桥与庙的紧密结合，每一座廊桥中基本都设有神龛供乡民祭祀。这使廊桥承载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廊桥虽然简单而又普通，但它犹如一本读不完的书。它代表一种文化，一种乡土情感，它又是融汇了民族智慧的载体。在讲解“文化”这一大家“熟知并非真知”的抽象的概念时，我改变以往讲解概念贯用的做法，不惜发费较多的时间向大家呈现廊桥这一文化现象，通过廊桥这一生动直观、又能调起大家兴致的资料，和同学们一起从技术，历史、宗教、民俗、艺术等方面感悟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最后师生一起归纳出文化的概念。如此一来抽象的概念不再晦涩，严肃的课堂不再刻板，提高了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

 

3.利用乡土文化改变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新课堂应从过去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引导和帮助学生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促进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因此，课程改革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注重培养学生收集、处理、应用和评价信息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实践能力。教学中利用乡土文化资源，可以为发展学生多方面能力提供良好的条件。比如课前教师布置学生就某个问题，收集相关的本地材料或事例。在课堂上，教师则组织学生围绕乡土实例中所蕴含的某一个突出问题发表见解，相互启发、互相补充，提出各种问题或就问题的解决从不同侧面，自由发表见解。

 

政和茶叶生产有着千年的历史。宋元时期，政和东平一带曾是“建安北苑贡茶”的主产地之一。政和又是白茶的故乡，白茶因其特异的品质和保健功能独具一格，尤以白毫银针和白牡丹驰名，如今已成为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政和工夫，为福建省三大工夫茶之一亦为福建红茶中最具高山品质特色的条型茶。近年，在县委、县政府实施的“打响茶品牌，做强茶产业”战略的推动与引导下，政和功夫红茶十年磨一剑，正进入一个飞跃期，逐渐做大做强。政和茶产业发展的悠久历史及积淀的深厚茶文化是拓展思想政治课堂不可多得的课程资源。

 

在学生学完的第二单元《文化传承与创新》之后，我组织学生开展关于我县茶文化的研究性学习。我把学生分成小组，要求学生通过图书馆查阅、上政和资讯网查询、社会调查、采访等方式对我县的悠久的茶文化展开研究。研究的问题包括：政和茶发展的历史、茶文化传说故事、茶艺或茶道、关于茶叶的健康知识、茶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政和茶产业发展现状、政和茶产业今后发展思路等角度，学生可以任选其中几个方面开展研究。最后要求以调查报告、小论文、数据报表或是诗歌、对联的文学形式呈现研究结果。学生通过这样的学习活动不仅加深了对文化的多样性与传播，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化创新等问题的认识，更加深了对家乡历史、地理、人文的认识，培养了对家乡的感情也增强了主动学习、合作探究的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

 

4.利用乡土文化唤醒乡土意识，培养爱国情感，实现三维目标。

 

作为学科课程，思想政治课是集理论教育、社会认识和公民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在学校德育和学生人文精神培养中，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优势。“文化生活”模块用先进文化、民族精神教育学生，更加凸显了本课程特有的德育性质和价值。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就要使德育工作真正做到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使各种形式的课程资源都成为德育的重要载体。教学过程有机融入乡土文化资源，如优秀古代先贤事迹、秀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古朴的民俗风情、悠久的古时遗存、有趣的传说事故等，努力挖掘其中积极文化内涵与精神营养，有助于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健全人格。

 

《文化生活》第七课“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是要通过对伟大的民族精神的体会，加深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和认同，在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自觉坚持爱国主义。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内容，学生都有一定了解但缺乏高层次的深入思考。课堂上适时引入政和古代先贤的乡土素材，就能避免老声重谈的平淡，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使知识从学生的生活体验中来，从学生的思考探究中来，提高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

 

课堂上我引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然后引导学生讨论：鲁迅所说的“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在家乡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的人物?如果存在，请举例说明，他们的具体事迹如何?学生在课前查阅、了解的基础上分组展开讨论、发言：如南山岗下的开拓者叶延一、许延二，兄弟二人于唐大和年间同朝为官。他们清正廉洁、恪尽职守，后因奸人谗害同时被贬，南下福建山区隐居。做为政和早期的开拓者，他们传播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兴建寺庙、传播宗教文化、注重教育培养人才，为政和民风开化做出重要贡献;忧国忧民陈朝老，为人刚直，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曾因多次上书力谏而遭贬。陈朝老回到故乡，隐居故里著书立说，教育故乡子弟。他胸怀大局，心怀百姓，做了不少益于国民的事;此外还有忠国殉国吴廷用，贤孝楷模陈文礼，诗人朱松，名宦贤吏陈桓等等。师生在交流这些古圣先贤的事迹之后无不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一方面是为自己生活圣贤故里深感骄傲与自豪，另一方面也为古代先贤身上所具有精神所折服。

 

新乡贤事迹材料例7

《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收录了诸如“耆旧传”、“先贤传”、“家传”等汉晋时期（东汉三国两晋）流行的各种人物传。已有研究表明汉晋时期这些人物传的集中编纂与当时社会的历史特性密切相关。

然而，由于具有冠以地名的特征，一般认为东汉至东晋末期流行的“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是为了矜耀乡里。代表性的观点如刘知几《史通》第34杂述篇所述：

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但是，若试着从现存佚文探讨“耆旧传”和“先贤传”编纂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在很多事例中难以认为他们的编纂目的仅仅如此。譬如，有些传编纂者的出生地与编纂地不同，或者一些传是直接由皇帝编纂的。

此外，汉晋时期书籍的编写和流通比较困难，“耆旧传”、“先贤传”又在以《三国志》裴松之注为首的许多史注中被引用，与正史列传的共通之处也很多。鉴于上述理由，对“耆旧传”和“先贤传”的考察似乎不仅限于像刘知几那样，认定它们只是乡里意识的流露。

笔者并非否定“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必要从与当时整体社会关系的角度深入研究。本文即着意于考察在“耆旧传”、“先贤传”流行的时代，各个中央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各个郡国先贤的存在。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试图进一步观察从东汉到东晋末，整个社会如何认识先贤，先贤又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

一、上计制度与先贤

东汉时期，各个地区多编纂有人物传，如（蜀郡临邛）郑廑《巴蜀耆旧传》、（蜀郡成都）赵谦《巴蜀耆旧传》、（广汉郡）王商《巴蜀耆旧传》、（汉中郡南郑）祝龟《汉中耆旧传》、（汝南郡汝阳）袁汤《陈留耆旧传》、（陈留郡）圈称《陈留耆旧传》以及《京兆耆旧传》、《冯翊耆旧传》、《扶风耆旧传》、《三辅耆旧传》、《沛国耆旧传》、《庐江耆旧传》、《鲁国先贤赞》等等。由此可知，各个郡国均有许多被视为“先贤”的人物。虽然东汉时期的人物传以“耆旧传”为命名主流，但本文采用在意义上包含“耆旧”的“先贤”一词作为这类人物的统称。“先贤”意指“具有杰出事迹的先人”。

对于东汉王朝来讲各地辈出的先贤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太平御览》卷463“人事”部“弁”上引谢承《后汉书》云：

郭宏为郡上计吏，朝廷问宏颍川风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贤、将相、儒林、文学之士。宏援经

以对，陈事答问。出言如浮，引义如流。虽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这条史料记载了朝廷向颍川郡上计吏郭宏询问颍川风俗、郡内先贤、将相、儒林、文学各种人士的问题。据此可知，朝廷有意在了解各地风俗的同时还了解各地先贤。

据《通典》卷33职官15郡太守条记载，汉代上计需要报告的内容为：

汉制，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偕薄。根据纸谷正和的研究，“郡内众事”指由县、道向郡、国提交的上计簿中涵盖的户口数、垦田面积、钱谷收支、盗贼案件数目、漕运情况，以及土地境界图、宗室名籍、戍卒的财物报告（作为边郡的话）、劝农成果、理讼情况、系囚狱死者数的报告（自地节四年（前66）起）。除此之外，依据尹湾汉简，上计内容还包括郡国面积、地方行政机构、吏员配置、长吏活动等，且需附上佐证户口数、钱谷收支统计情况的详细报告或簿籍。另外，据《后汉书》卷2《明帝纪》永平元年（58）注引《汉官仪》的记载：

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

先帝魂魄闻之也。元会仪见下。在正月上陵礼中，地方计吏将会向上汇报郡国谷物价格、地方行政（“四方改易”）等问题。

从以上事例可以得知，东汉王朝通过地方上计制度获得各种信息。通过上计制度报告的“先贤”对于王朝而言应该同样意义重大。而且，鉴于上计时可能需要上报地方先贤的情况，地方郡国有必要预先掌握本地先贤的信息。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各地区如何管理先贤的记录。

《后汉纪·桓帝纪》上卷第21永兴元年（153）条记载：

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以劝风俗。尝日：“不值仲尼，夷齐

西山饿夫，柳下东国黜臣。致声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出身于汝南郡的袁汤到任陈留太守后，让户曹吏追录旧闻，编纂耆旧传（即《陈留耆旧传》）。文中重要的是“追录旧闻”这一点。原因在于，“追录”表明原本就有关于先贤的基础记录，且其管理与郡户曹有关。户曹是由本郡出身人员担任的一种职役，据《续汉书·百官志一》所记“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主要职掌民户、祠祀和农桑事务。正是基于此，袁汤试图从出身陈留郡的户曹手中获取关于先贤的信息，了解先贤。

对先贤的了解在《三国志》卷14《魏志·刘哗传》裴注引《傅子》有如下记载：

太祖徵（刘）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皆扬州名士。每舍亭传，未曾不讲，所以见重；内论国邑先贤、御贼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之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夙夜不解……及见太祖，太祖果问扬州先贤，贼之形势。

可见，先贤是作为内政的议题被讨论的。曹操在了解扬州局势时，不仅询问乱贼形势还一并涉及先贤的情况，显示出对先贤的了解在地方统治中占据重要地位。

至于这种了解究竟在地方统治中具有何种分量，《后汉书》卷82《方术传·王乔传》载：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牧守每班录，皆先谒拜之。

明帝时期（57—75年在位）人王乔死后，百姓为他建造了称为叶君堂的祠庙。当地刺史、郡太守赴任时，都需要首先参拜这个由百姓设立的王乔祠。

又如《后汉书》卷64《延笃传》中也有类似记载，

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也……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

延笃（？-167）是桓帝时期（147—167年在位）人士。他在举孝廉到任平阳侯相时，参拜了龚遂墓，并擢用其子孙。据《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传》，“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是西汉宣帝时期（前74-前49）的人。此外，《三国志》卷52《吴志·顾邵传》中也有：

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吴郡顾邵27岁起家豫章太守，到任时参拜了豫章先贤徐稚（孺子）之墓，并优待徐稚子孙。徐稚与顾邵之父顾雍（168—243）是同一时期的人，在灵帝初年（168—188年在位）以72岁高龄亡故。如上各例所见，郡国长官新任之际，都会最先参拜地方先贤之墓，表彰、优遇先贤子孙，以此作为统治地方的开始。

先贤之所以在地方统治中受到重视，可以从郡太守回避本籍任职的原则和地方豪族势力延伸两方面考虑。正如《后汉书》卷73《朱穆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所记：“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见（朱）穆日，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见（朱）穆日，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势，为有令德。”东汉时期，地方豪族势力对县令、太守的影响增大，郡中右职多由他们占据。他郡出身的郡太守以表彰在地方上受重视的先贤为纽带，融合与地方豪族的关系。

接下来产生的问题是，从外地赴任的地方官员在刚刚上任时是如何知道任职地先贤墓地情况的呢？上文《三国志·顾邵传》的事例，可以解读为顾邵乘着赴任公车直接到徐稚墓前参拜。可见在上任前，顾邵就已经了解豫章先贤徐稚的情况。

与这个问题相关，近年公布了一些极其有趣的材料。这便是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在郴州市苏仙桥遗址东汉至宋元时期的古井群中发掘的西晋简。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编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本次出土晋简909枚（包含残简和5枚无字简），简报中公布了163枚（约占整体13%）晋简的释文和49枚图版。据简报介绍，参照简中出现的惠帝元康（291—300）、永康（300—310）和太安（302—304）三个年号，这批晋简的主要内容被定为西晋桂阳郡郡府文书档案。由于简文尚未完全公布，难以作出确切判断，但根据如下几例与上计相关的简，并分析简报中已经公布的163枚简文，可以大致推断这批晋简的内容大部分应与上计有关：

1—68 桂阳郡上城邑户口田租绵绢贾布计喈上书

1—71 城邑户口田租乡亭邮驿米谷绵绢贾布

2—57 伏遣上计掾赍谨上臣君诚惶在这批郴州晋简中，如下三枚与汉故平舆令张喜墓和汉故长沙太守胡滕墓相关的简也包含在上计相关简的部分内：

2—242 汉故平舆令张喜墓石虎

2—228 汉故长沙大（太）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碑

2—264 汉故郡察孝廉刘尚墓石碑张喜和胡腾在东吴时期张胜所编的《桂阳先贤画赞》中均有本传，可视为桂阳郡的先贤（详细论述见本文第三节）。这种将先贤墓地信息作为上计内容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地方长官对先贤和先贤墓的重视。由此回到前文提到的疑问，太守到任后之所以能够即时参拜任所的先贤墓，可能是因为上计报告中涵盖了先贤墓和石虎、石柱、石碑等相关信息。而且《太平御览》卷860饮食部18“饵粢”条引《风俗通》记载：

汝阳彭氏墓近大道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以归过荫墓树下，以饵著石人头，忽去而忘之。行道人见饵，怪问之，或人调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转以相语云，头痛者磨石人头，腹痛者磨石人腹。遂千里来，就号日贤君。如此数年前饵母闻之，为人说之，乃无复往者。

引文细致记载了墓的相关情况。通过引文很容易了解到，彭氏墓前的石人设立在面对大道的地方，而且因为一些细微小事就能成为信仰对象。这种情况对于了解当时乡里社会先贤墓的地位很有助益。

此外，需要引起注意的还有在表彰先贤的同时，往往一并优待先贤之后的情况。据《三国志》卷28《魏书·王浚传》记载：

王凌字彦云，太原祁人也……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出为兗州刺史……徙为扬、豫州刺史，成得军民之欢心。始至豫州，旌先贤之后，求未显之士，各有条教，意义甚美。

王浚在出任豫州刺史之际首先表彰了先贤的子孙后代。

这种对先贤子孙的重视在《后汉书》卷64《卢植传》中亦有表现：

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宜有殊礼。亟遣丞掾除其坟墓，存其子孙，并致薄酸，以彰厥德。”

材料显示，建安12年（207）曹操征讨柳城途径涿郡时，援引“春秋之义”，认为有必要对贤者（这里指卢植）子孙加以“殊礼”并派遣丞掾清理逝于初平三年（192）的涿郡先贤——卢植的坟墓，慰恤卢植子孙，供上祭酒，以彰显卢植高德。可见，曹操认为表彰先贤除了先贤本身，还应延及先贤子孙。

曹操所言“春秋之义”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国志》卷22《卢植传》裴注引《续汉书》中，在记载前引《后汉书·卢植传》相同的事件后，还有“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的字句，可见，时论认为贤者的子孙与普通人不同。又如《后汉书·卢植传》注引《公羊传》昭公二十年：

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也。上文指出先贤之善善及子孙，即认为由于受到先贤品德的熏陶，先贤的子孙也会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当时乡里社会对先贤及先贤后代的重视可见一斑。缘此，当政者表彰乡里社会重视的先贤，优待他们的子孙，以顺应乡里舆论倾向为治政方针。

此外，当政者对先贤的表彰和对其子孙的优遇，还可能会为当时的乡里社会带来另外的影响。身为先贤子孙，不仅在乡里社会，也会得到朝廷优待。因此不难推测，当时人们认为若自己的亲戚中先贤辈出，那么自己不仅在乡里社会中地位上升，连带在朝廷中的政治身分也会相应提高。如此一来，对“先贤”的认定，中央政府的意图与乡里社会的认知之间便会产生偏差。

二、中央政府对先贤的认定与管理

前文已经论述了乡里社会对先贤的重视情况。表现之一就是东汉以来，以乡里社会为主体修建的大量私庙和祠堂。这可以作为乡里社会是否将某个故人认定为“先贤”的依据。下面试举几例进一步说明。《后汉书》卷30《杨厚传》记载：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太尉李固数荐言之。本初元年（146），梁太后诏备古礼以聘厚，遂辞疾不就。建和三年（149），太后复诏征之，经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于家。策书吊祭。乡人谥曰文父。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

广汉人杨厚死后被乡里谥为“文公”，门人为他设立庙祠。郡文学掾史（郡学教官）春秋时节举行飨射（一种飨宴和弓射的仪式）时也常常祭祀他。可见，杨厚庙祭祀已成为地方统治的一部分。

那么，被乡里社会视作先贤并为之立庙立祠的人，是否全部都能受到政府的认可呢？《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记有如下事例：

（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倡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

诸葛亮死后（263），各地请求祭祀诸葛亮，但因为于礼不合而被禁止。虽然对蜀国功勋卓著，死后却没有获得朝廷的祭祀认可。《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又载“景耀六年（263）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死后30余年终于获得设立祠庙的许可。这表明即使被乡里社会视作贤人，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立即认定。诸葛亮的事例虽然与其他出身于乡里社会的先贤情况有所不同，不过也能暗示当时乡里社会认定与中央政府的认定之间存在一定偏差。

此外，上述史料表明，东汉以来社会上出现为仅有些许善德的先人绘故像、设私庙的风潮，同时也显示出当时蜀地百姓四时季节私行的祭奠已经出现混乱。为了抑制这种混乱，中央政府有必要管理地方祠庙的设立，崇正仪礼。中央政府一方面尊重民众设立的私庙，另一方面又意图对其加以统管。中央政府的这种管理甚至还涉及到古来就有的私庙。如《三国志》卷1《武帝本纪》裴注引《魏书》载：

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

曹操尚任济南相时，就曾毁坏在当时乡里犹有影响力的西汉功臣刘章祠庙，禁止祭祀。在他掌权之后，进而全面根绝淫祀。

通过以上各例可知，私祠、私庙的滥设会给百姓生活带来混乱，也会成为地方统治的妨碍。因此，为了防止蛊惑百姓的温床——私祠、私庙的滥设，朝廷有必要对先贤进行管理。

《太平御览》卷26时序部“冬”上引《汝南先贤传》：

周举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土人每至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乃作弔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止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出身于汝南郡的并州刺史周举废止了介子推忌月不吃热食这种于民众生活不利的旧习，为民去惑，改易风俗。据此可知，王朝禁止的“淫祠”是那些侵害百姓利益的祠庙。文中周举尊崇介子推为贤者，禁止的不是介子推本人，而是以介子推祠庙为中心的迷信风俗。即使是贤者祠庙也可能成为淫祠的温床，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正如前文《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提到的，东汉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仅有细微善德便修建祠堂庙的风潮，伴随着当时的迷信风俗，可能成为淫祠潜在温床的祠庙在各地大量设立。即便仅从曹操和周举的事例也能看出，对于中央政府来讲这种情况当然应当禁止。

但是从《后汉书》卷30《杨厚传》中杨厚庙的祭祀来看，朝廷并没有取缔所有私祠。如此一来，认定为先贤的标准就成为我们要探讨的话题。下面通过曹魏的例子，对中央政府认定先贤和力图确立这种选择标准的相关活动加以考察。

东晋陶潜撰《圣贤群辅录》引《文帝令》和《甄表状》记载（下文引用的《圣贤群辅录》均指《文帝令》和《甄表状》）：

魏文帝初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贤，后明帝乃述撰其状。魏文帝旌表二十四贤，明帝撰述二十四贤“状”，入选者有杜乔、张奂、向栩、陈蕃、施延、李膺、朱寓、杜密、韩融、荀爽、房植、姜肱、陈球、王畅、申屠蟠、张俭、郑玄、冉璆、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稚、皇甫规等人。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丧命于党锢之祸的陈蕃、杜密、李膺和不得已逃亡的张俭等党人，姜肱、申屠蟠、郑玄、徐稚等远离朝政的隐逸之士，张奂、皇甫规这样对战羌、匈奴的度辽将军，还有黄巾之乱中被宦官杀害的向栩。他们都是距文帝（220—226在位）选定二十四贤时，已间隔了两三代（父、祖父辈），活跃于东汉桓（146—167年在位）、灵（167—189年在位）、献（189—220年在位）时期的人士。

二十四贤由文帝选定，明帝授状。其中朱寓的“状”为（引自《圣贤群辅录》）：

司隶沛国朱寓字季陵。一名诩。右一人，访其中正无知行状者。告本郡访问耆老，识寓

云：“桓帝时遭难，无后。”材料表明，郡中正不知道朱寓的事迹，便寻找耆老来了解朱寓的情况。郡中正利用乡里信息参与制作先人“状”的现象值得关注。此外明帝还著有《海内先贤传》，比较汝南郡中正周斐编写的《汝南先贤传》和出自明帝之手的《海内先贤传》，就可以发现明帝在编写《海内先贤传》时利用了各郡中正手中先贤、耆旧的信息。可以说，文帝、明帝选定二十四贤，对之前各郡国编纂的“耆旧传”、“先贤传”和每郡选定的先贤能否得到魏王朝正式认可，均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二十四贤的选定表明这些人正是魏王朝理想的先贤形象，也会成为以后先贤认定的标准。

又《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纪》裴注引《魏名臣奏》云：

励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禄叙爵，莫关于显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复命其胤，汉室嘉江公之德，用显其世。伏见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文皇帝旌录先贤，拜玄适孙小同以为郎中，长假在家。

二十四贤之一的郑玄受到旌表，他的孙子郑小同亦被拜为郎中，获得长假在家的许可。选定二十四贤时不仅表彰先贤本人，还惠及子孙。这种做法会给当时的乡里社会带来不少影响。这或许也是人物传的主流名称在东汉时期为“耆旧传”到曹魏时却转变为“先贤传”的主要原因。例证之一就是《汝南先贤传》。虽然从现存的东汉“耆旧传”中还不能确认传中是否有编者的同族。但是，周斐的《汝南先贤传》中可以发现几篇周斐同族汝南郡安城周氏的传。这种记载汝南郡安城周氏先贤辈出的情况，可能是周斐表达自己与先贤关系的一种方式。如果《汝南先贤传》中的立传者周嘉、周畅、周业、周盤（磐）、周燮、周乘被王朝追认为先贤，安城周氏就会成为先贤辈出的“先贤之家”。

然而，想要成为中央认定的先贤，还需要向朝廷上报。晁载之《续谈助》卷4引殷芸《小说·许劭别传》云：

汝南中正周裴表称：“许劭高节遗风，与郭林宗、李元礼、庐子干、陈仲弓齐名。”《汝南耆旧传》的编者周斐任汝南郡中正时，上表称汝南郡先人许劭“高节遗风”，堪与郭林宗、李元礼、庐子干、陈仲弓等辈齐名。与二十四贤之一朱寓的情况相同，许劭的例子也表明先人的信息是通过郡中正向中央上表报告的。

这种郡中正掌握的资讯和各郡国编纂的“耆旧传”、“先贤传”向中央汇报的情况，在《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陈寿传》中有如下记载：

大同后，察孝廉，为本郡中正。益部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产、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寿以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编。散骑常侍文立表呈其传，武帝善之。（再）为著作郎。

西晋统一天下后，时为郡中正的陈寿编纂了《益部耆旧传》。成书后，散骑常侍文立上表将这部《益部耆旧传》呈给武帝。可见，武帝知晓各地在编纂“耆旧传”、“先贤传”。而且，郡中正陈寿正因为编撰《益部耆旧传》表现出的优秀才能而被任命为著作郎，掌管史书撰写。这再次证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不仅仅是乡里社会的自矜行为。又《宋书》卷14《礼志一》载：

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何承天云，魏元会仪无存者。即使仪注不明，魏王朝还是举行了元会。前文已述，元会时各郡国上计报告，曹魏可能也是在元会时上计汇报先贤情况。

如上所示，中央在认定先贤时，利用各郡中正编写的先人状和当时各个地方盛行编写的“耆旧传”、“先贤传”的情况更加明晰。接下来，中央对先贤的认定和管理在西晋时期出现了划时代的事件。《晋书》卷26《食货志》记载：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廕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

规定了依据官品可占田的最高限额。文中规定，依据官品高低，官员亲族的恩荫也有级差，对宗室、国宾（二王三恪，即夏商周后裔，以及东汉后裔山阳公、魏陈留王）和先贤子孙的处理也一样。这是中央明确承认先贤子孙具有特权身分的重要史料。

此外，“先贤之后”范围的界定也存在疑问。中岛敏编写、西岛定生译注的《晋书食货志译注》将文中的“先贤之后”解释为“古代圣贤的子孙，即孔子的子孙等”。然而，以《先贤传》为首，难以确定当时史书中的“先贤”指的就是孔子。权举一例说明，《晋书》卷92《文苑传·袁宏传》记载：

（袁宏）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时伏滔先在温府，又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欲令人显问。后游青山饮归，命宏同载，众为之惧。行数里，问宏云：“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

袁宏撰写的《东征赋》中罗列了诸多东晋以后有名德的人士，却没有记载当时权臣桓温的父亲桓彝，桓温对此抱有怨恨。文中桓温就称他的父辈诸人为“先贤”。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晋书·食货志》中的“先贤”指的是与当时时代相隔不远的贤者。如果以上的认知不致大误，那么《晋书·食货志》的这条材料可以说正式明确了中央对先贤的认定、管理以及先贤子孙特权身分获得的标准。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尊重乡里社会重视的先贤，地方长官在上任后立即参拜先贤坟墓，优待先贤子孙。与此同时，又基于防范地方滥立私庙、私祠引起民乱的统治需要，中央也致力于管理各个郡国的先贤。尤其是曹魏，采取了由王朝认定先贤并优待其子孙的措施。

另一方面，鉴于政府将先贤子孙也视作贤人加以优待的举措，乡里社会为了取得由中央认定的“先贤之后”的特权身分，在三国时期以后，编纂主流由“耆旧传”转为“先贤传”。从这个层面讲，乡里社会编纂“耆旧传”、“先贤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策导向的结果。

三、上计制度与《襄阳耆旧记》

东晋时期出现了与以往“耆旧传”、“先贤传”体裁完全不同的人物传。这就是因撰写《汉晋春秋》而知名的习凿齿编纂的《襄阳耆旧记》。《郡斋读书志》卷9《襄阳耆旧记》条记载：

右晋习凿齿撰。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隋《经籍志》曰《耆旧记》，

唐《艺文志》日《耆旧传》。观其书纪录丛脞，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

《襄阳耆旧记》不仅记载了襄阳人物，还记有襄阳地区的山川城邑、牧守等信息。实际上，从现存《襄阳耆旧记》来看，本书不仅记载了出身襄阳的先人，还涵盖了刺史、山、陂、池子、水、城、台、坛、坟、冢、亭子、桥等内容。

下面将比较现存《襄阳耆旧记》的佚文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异同，并从它们与上计制度的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入讨论。

首先选取荆州地区编纂的以下几种“耆旧传”、“先贤传”作为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分析对象（各个传记的具体情况，即卷数、编者均依据《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和《旧唐书》卷45《经籍志》乙部史录杂传类以及《新唐书》卷58《艺文志》乙部史录杂传记类）。

1.《桂阳先贤画赞》，编者东吴左中郎张胜，内容不详。除《隋书·经籍志》记为1卷外，其它目录均记为5卷。由于本传之外还有“画赞”，多出的几卷可能是“画赞”部分。本书尚存佚文10条，立传者包括张熹、成武丁（武丁、成丁、成子）、程曾（程曾）、胡滕、苏眈、罗陵六人。

2.《桂阳先贤记》，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1条。立传者1名（苏眈？）。

3.《桂阳先贤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6条。立传者4名（张熹、罗陵？、程桓、苏统、苏躭）。

4.《零陵先贤传》，编者不明（《五朝小说》、《说郛》记为司马彪撰，但依据不明），1卷，佚文22条。立传者刘巴、郑产、周不疑。又《太平御览》卷978菜茹·瓜条引用了《零陵仙贤传》，不知与《零陵先贤传》有何关联，立传者李融。现存《零陵先贤传》佚文中无此条内容。

5.《武陵先贤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仅见《水经注》卷36、《艺文类聚》卷5、《北堂书钞》卷66、卷73中共4条佚文。可以确认的立传者有武陵汉寿人潘京（景）、王坦2人。

6.《长沙耆旧传》（或称《长沙耆旧传赞》、《长沙旧部传》），编者晋临川王郎中刘或。刘或的具体情况不明。本书书目和卷数在各个书目中均不同（《隋书》卷33：《长沙（耆）旧传赞》三卷、晋临川王郎中刘或撰。《旧唐书》卷46：《长沙旧邦传赞》三卷、刘成撰。《新唐书》卷48：刘或《长沙旧邦传赞》四卷。只是仅从现存佚文难以确认是否就是《旧唐书》、《新唐书》收录的《长沙旧邦传赞》。佚文最多的是《长沙耆旧传》，有27条，《长沙耆旧传赞》5条。此外还能确认的有《长沙旧部传》1条。

7.《荆州先贤传》，《隋书》未收录。依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编者高范，3卷。现存佚文9条，立传者有董正、庞统、罗献、马良4人。

8.《荆州先德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6条。立传者有庞统、吕义、费袆、罗献4人。

仅从以上八种《先贤传》、《耆旧传》的佚文来看，全都只记录先贤的事迹（如孝、廉、义、清等方面）。与此相对，《太平御览》卷492人事部“贪”条引《襄阳耆旧记》：

罗尚贪而不断，付任失所，故遂至大败。蜀人不堪其征求，数万人共连名诣太傅东海王，言

之日：“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直。富拟鲁卫，家成市廓，贪如虎狼，无复极已。”本条详细记录了评价极差的罗尚（襄阳人）的事迹。这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立传内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襄阳耆旧记》的编纂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夸耀乡里。

除此之外，《襄阳耆旧记》与其它“耆旧传”、“先贤传”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记录牧守（刺史、太守）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牧守出任时有回避本籍的原则。也就是说，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仅记录出身于本地郡县的先贤不同，《襄阳耆旧记》还为并非襄阳出身的人物立传。《太平御览》卷465人事部“歌”条引《襄阳耆旧传》载：

襄阳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美哉明后，雋哲惟嶷，陶广乾坤，周孔是则，文武播畅，威振遐域。”

引文记录了百姓称颂襄阳太守胡烈善政的歌谣。

最后，《襄阳耆旧记》的独有特点是它还记载了山川、城邑。《三国志》卷56《吴志·朱然传》裴注引《襄阳记》记载：

祖音如租税之租。祖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粗中。

引文就襄阳郡内的“祖中”，记录了它与治所襄阳的距离以及土地的肥瘦情况等问题。又如《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条注引《襄阳耆旧传》云：“县西九里有方山，父老传云交甫所见玉女游处，北山之下曲隈是也。”可见，书中还留存有对山的相关记载。

那么为何《襄阳耆旧记》会记录传统“耆旧传”、“先贤传”中不会收录的身负不良事迹的先人、并非襄阳出身的牧守、甚至传统人物传中完全没有的山川、城邑呢？前文已经指出“耆旧传”、“先贤传”的编写与上计制度以及郡中正编纂的故人之“状”关系密切。下面想利用《晋书》卷42《王浑传》中记录的王浑关于上计的上表和郴州晋简，考察《襄阳耆旧记》的编纂问题。

《晋书》卷42《王浑传》记载：

（惠）帝尝访（王）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奏曰：“陛下钦明圣哲，光于远近，明诏冲虚，询及刍荛，斯乃周文畴咨之求，仲尼不耻下问也。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臣以诏文相承已久，无他新声，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指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别见，可前诣轩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于事为便。”帝然之。

这是一条惠帝（290-306年在位）咨询王浑元会仪中如何询问郡国上计吏“方俗之宜”的史料。从其回答可知，王浑认为应从方土异同（不同地域的区别）、贤才秀异（各个地区的贤人）、风俗好尚（各个地域的风俗喜好）、农桑本务（农业发展的情况）、刑狱得无冤滥（刑罚情况）、守长得无侵虐（地方长官是否侵害百姓）六个方面询问上计吏。惠帝很认同，所以西晋惠帝以后，上计的报告还包括了以上6项内容。

下面联系王浑上表，再对《襄阳耆旧记》佚文和带有惠帝年号的郴州晋简加以探讨。

首先，《太平御览》卷22时序部“夏中”条引《襄阳耆旧传》：

黄穆字伯开，博学为山阳守，有德政。弟奂字仲开，为武陵太守，贪贿无形，武陵人谚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黄。

引文记载了武陵人评价汝南郡出身的武陵太守黄奂为政不如其兄黄穆的事例。这应该就是王浑上表言说的“守长得无侵虐”。

《晋书》卷90《良吏传》曰：

泰始受禅，改物君临，纂三叶之鸿基，膺百王之大宝，劳心庶绩，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屡发忧矜之诏，辞旨恳切，诲谕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当此时也，可谓农安其业，吏尽其能者欤！而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寝以为常。

武帝之时，屡次“优矜之诏”，意在推进“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农安其业”“吏尽其能”，并试图改变“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等状况。

实际上《晋书》卷3武帝纪泰始四年（268）六月条记载说：

六月丙申朔，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

文中事无巨细地记载了郡守于地方统治中应遵循的规范。又同传武帝纪泰始四年（268）十二月条载： 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日正身，二日勤百姓，三日抚孤寡，四日敦本息末，五日去人事。

武帝向地方郡国颁布“五条诏书”。可见武帝对地方统治的忧虑。非常巧合的是，在郴州晋简中也可以看到与上计有关的泰始四年（268）五条诏书相关简，而五条诏书在《文馆词林》卷691中称作《西晋武帝戒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敕》。

关于各个郡国上计吏与皇帝敕戒之间的关系，据《宋书》卷14《礼志一》引晋武帝咸宁年间（275-279）更定的“咸宁仪注”：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咸宁注》，先正月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閤于殿前……漏未尽七刻，群司乘车与百官及受贽郎下至计吏，皆入，诣陛部立。…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

规定诸郡上计吏于元旦接受皇帝敕戒。

武帝对郡国守相异乎寻常的关注由以上事例可见一斑。这应该与王浑上表中主张应考察的“守长得无侵虐”一条相关。如上所示，王朝对各个郡国的勅戒通过上计吏下达到各地，显示出当时上计制度在对地方统治中的重要性。

但为何《襄阳耆旧记》会记载已去世的牧守呢？《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传》载：

薨，谥曰肃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祠。青龙中，帝东征，乘辇入逵祠，诏曰：“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

豫州刺史贾逵死后，豫州吏民为他刻石立祠。还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明帝在青龙年间（《三国志》卷3《明帝本纪》青龙二年（234）秋七月壬寅条）东征的时候，路访吏民修建的贾逵祠堂，瞻视贾逵的石碑和造像，表彰贾逵，并向天下公布贾逵功绩，以劝将来。又有同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

甘露二年，车驾东征，屯项，复入逵祠下，诏曰：“（贾）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祠。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礼贤之义，或扫其坟墓，或修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

高贵乡公在甘露二年（257）东征时再次路经贾逵祠，命人扫除祠庙，加以修缮，可知中央事后承认了被乡里吏民视作先贤的贾逵。如此例所示，即使牧守已死，牧守及其祠堂在其任职地仍保有一定的影响力，连朝廷也无法忽视。这可能就是《襄阳耆旧记》中留存有牧守记录的主要原因。

前引郴州晋简中包含有“汉故平舆令张喜墓石虎（2-242）”、“汉故长沙大（太）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碑（2-228）”等关于先贤坟茔情况的报告。这应该属于王浑说的“贤才秀异”。

除《襄陽耆旧记》的事例之外，《水经注》卷21引《桂阳先贤画赞》中记载：

临武张熹字季智，为平舆令。时天下大旱，熹躬祷雩，未获嘉应，乃积柴自焚。主簿侯崇，小史张化，从熹焚焉。火既燎，天灵感应，即澍雨。此熹自焚处也。

又《太平御览》卷606文部“板”条引《桂阳先贤画赞》记载：

胡滕为南阳从事，遇大驾南巡，求索揔猥。滕表曰：“天子无外，乘舆所幸，便为京师。臣请荆州刺史比司隶，臣比都官从事。”帝奇其才，悉许。大将军西曹椽亡马，召滕，因作都官鹄头板，召百官敬服。以上材料均表明两人在桂阳郡被视为先贤，同时也显示出在乡里社会中被认定的先贤之墓会作为上计内容被报告。

又如《艺文类聚》卷9水部下“陂”条引《襄阳耆旧记》云：“宜城县东北角，有熨斗陂”，记录了陂的位置。《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阳郡条引《襄阳耆旧传》：“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中多鱼、人捕不可得”记录了亭和陂（“中多鱼”）的情况。这些应该是“方土异同”（或者是“方土异同”的基础材料）。关于陂中多鱼的情况在郴州晋简里有如下记载：

2-261 土地生鱼龟鳖蜺（鱼荣）鰬鯄（鱼小）（鱼尾）鱖（鱼丰）

该简留有桂阳郡采集鱼种的记录。推测不误的话，这可能是陂中所捕鱼群种类的报告。此外，在另外的郴州晋简中还有如：

2-156 土地生木松杨楮棐黄薪椒柟梓楑板樜桑枹

2-180 土地生熊虎豹独蛇蜈蚣蟊能毒害人陆生之属

该简留存有桂阳郡水生、陆生各种动植物的记载。这使人联想到《襄阳耆旧记》里关于山川的记载。在郴州晋简里还有关于“亭”的记载：

1-26 都邮南到谷驿廿五|里吏黄明士三人|主

1-74 挛德亭到故佳邮六里废无居人今置迷桥驿

该简记录有亭的设置，各个邮亭间的距离、存废、人员配置等内容。而《艺文类聚》卷49职官部“鸿胪”条引《襄阳耆旧传》云：

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侠神道，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

文中记录有祠、石像和山。郴州晋简里也有：

2-200 桐粱溪原（源）出县翁原山

2-224 逋溪原（源）出县阳山

简文中留有桂阳郡管辖下的山、河、溪流流向的记录。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要通过上计制度掌握各地山川的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宋书》卷17《礼志》中还有如下记载：

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诏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史荐而无愧词，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扇，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

从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224）、明帝青龙元年（233）以及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对山川祭祀的态度可以看出，与对各郡国先贤的管理相同，对地方山川的祭祀同样出现由中央主导的取向。这可能表明，乡里社会的山川祭祀也与先贤一样，不一定与中央认定的祭祀完全一致。

如上所述，《襄阳耆旧记》中除了记录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立传内容（贤才秀异），至少还增添了西晋时期上计报告中方土异同、风俗好尚、守长得无侵虐等内容。通过与西晋时期上计报告的内容比较，基本可以确定《襄阳耆旧记》是西晋以降，在上计对象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编纂的。

然而，在刘宋以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出现剧减的情况。《宋书》卷3武帝纪永初二年（421）条记载：

夏四月己卯朔，诏曰：“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刘裕受禅不久就废除了“惑民费财”的各种淫祀。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先贤”和“勋德”立祠者并没有被废除。也就是说，此时王朝有明确标准区分先贤祠和淫祀。

刘宋以降，中央完成对先贤的控制。与此相应，以先贤子孙的身分获取特权的途径断绝。这可能正是“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剧减的重要原因。中央对乡里社会的控制不仅停留在先贤，更延伸到山川。这可能也影响了刘宋时代以后地理书的内容。

结语

东汉以后，乡里社会出现了重视彰显先贤的风潮，中央通过上计获取地方先贤的信息，利用这些先贤实现对地方统治。从中央统治地方的角度看来，如何掌握和管理受到乡里社会认可而设立的先贤祠堂很重要。因为东汉时期各地为优秀先人设立了数量众多的私祠、私庙供乡里社会尊仰，也有为些许细小功绩和善行就立庙、立祠的倾向。这些祠庙虽是受到乡里社会重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惑坏百姓生活的淫祠。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有必要设定针对先贤祠的判断标准。中央采取了利用各个郡国的上计控制和管理郡国先贤的办法。

这种努力在东汉以后一直延续，三国时期魏文帝、明帝选定二十四贤并撰写二十四贤状，明帝编制《海内先贤传》等一连串选定先贤的政策，正是这种努力的表现。此后，中央政府对先贤的认定通过规定占田制中先贤子孙可占份额，至此，这一制度迎来划时代的变化。

新乡贤事迹材料例8

他收藏的明显特点是极具史料性。在他的收藏品中有1952年棉花保本保值存折及当时奉贤县最早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等新中国早期物品200多件。除此之外，他的藏品还有系统性，能从某个侧面反映历史演变的过程，如自1960年7月他的家乡第一次用电起直到现在40多年的电费账单他都有保存，几乎不缺，这些展品在上海市档案馆《百姓档案话发展》展览上一露面，便引来了不少好奇的参观者。

新乡贤事迹材料例9

1.备课过程中

在备课过程中，积极收集与本地有关的历史故事、地名典故和风俗习惯等。历史教学中，结合所授课程的内容，或依事牵连，或依人联想，或在导入新课环节，或在授课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给学生适当穿插讲授一些家乡的历史沿革、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风土人情，在课堂上巧妙地引申拓展，既可启发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知识，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教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时，结合郡县制，可介绍本地的历史沿革，针对宗法制，就与学生探究本地姓氏中几个“大宗”的来历；在教学古代中国的经济时，结合本地的一些地名比如“横溪”“田市”“皤滩”等的来历，引导学生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同时向学生介绍本地的一些重要历史遗迹、历史名胜，要求学生课余进行参观和考察，提高学生的探究兴趣。学生对有关故乡的历史故事、英雄人物、古老传说、风俗习惯以及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深厚的兴趣。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积极性因此调动起来了，师生之间的交流非常活跃，课堂教育效果也因此得到显著提高。

2.课堂教学中

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适当穿插相关的乡土历史知识，会让遥远的、全国性的历史变成学生所在家乡的历史，学生周围的、看得到的、摸得着的活生生的事件，可以缩短学生认识水平与遥远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让空洞的历史知识变得真实而生动，从而使历史学习变得趣味盎然。同时，通过学生对乡土文化的学习，可以增强对课本相关知识的理解、掌握。另一方面学生由乡土文化学习中产生的浓厚兴趣，可逐渐迁移到整个历史学科。这为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养成，为历史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二、动情———运用乡土文化资源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乡土历史具体真实，学生易于感知接受，易于引起情感共鸣，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好素材。家乡的辉煌过去、灿烂文化、名人事迹都是让学生引以为豪的最佳材料，可以成为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责任心、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和热爱祖国情感的生动材料。同时，家乡历史名人的非凡经历和生动感人的事迹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民族精神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好例子。本地风景优美、历史悠久、古迹众多、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且独具特色，乡土人文资源可以说相当丰富，这一切都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活教材。有位法学家说：“命令的道路是漫长的，范例的道路既简单又实际。”活生生的榜样对人的情感教育作用往往事半功倍。在校本课程中，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家乡资料，形成自己的“家乡英雄谱”，在课堂教学中，适时适当地穿插一些当地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学生感觉到英雄就在我们身边，每个学生通过学习，都可以成为榜样那样的人物，而学生在了解家乡历史中的优秀人物、先贤名人的格言、历史人物的成长足迹的同时，效法先辈、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感也被激发起来。家乡美景、历史名人凝结了大量的人文主义精神，学生在亲密接触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情感共鸣，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达到了培养人文素养的功效。

新乡贤事迹材料例10

 

清代乾嘉时期是一个学术比较繁荣的时期，尤其是朴学思潮在当时激为时尚。涌现出了如顾炎武、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以及俞樾、孙诒让等学贯古今、精通六艺的大师。甘肃虽地处边陲，但秦魏汉唐间一直是一个学术繁荣、文化昌盛的地区。宋元时期虽学术有所衰退，但到了明清，甘肃学术由沉寂又变得活跃起来。出现了李梦阳、胡缵宗、赵时春、金銮、胡釴等大师，奠定了甘肃学术在全国的地位。

在乾嘉朴学兴盛、大师辈出时期，甘肃也有两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巍然立于乾嘉大师之列。他们就是有“陇上二澍”之称的凉州张澍和阶州邢澍。邢、张二公，皆精于考据文章、金石文字，又都善诗词、能文章，著述宏富。但由于他们一生大都在外地做官，学行著述很少为人所知。诚如邓宝珊所说：“有清一代，吾甘学人以淹博著闻海内，卓然成家者，厥推凉州张介侯、阶州邢佺山二公，然介侯历任黔蜀，晚居长安；佺山宦游浙赣，投老方归。人往风微，沾被未溥，朴塞固陋，靡自开拓，士气隳薄，有由然也。”[①]

所幸，上个世纪初期，同是陇右学者的天水冯国瑞先生[①]对邢、张二公的学行及其历史地位做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邢佺山先生著述考》、《邢佺山先生事迹考》两文张澍，并著《张介侯先生年谱》，《守雅堂稿辑存》刊印行世，以表彰先贤德行风范。

（一）

邢澍（1759-1823），字雨民，号佺山，阶州（甘肃武都）人，二十一岁举于乡，三十二岁成进士，三十五岁出知永康县；三十八岁，调长兴，四十九岁由长兴迁署江西饶州府知府，寻迁南安知府。五十岁，由江右归秀水寓斋，省墓归籍。六十一岁回到阶州。道光三年（1823）八月八日卒于阶州，享年六十五岁。邢澍为官期间，补修城垣，重修地志，兴建同善堂、育婴堂，重建平政桥、丰乐桥，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为官清正廉洁、不徇私情、案无遗牍，深得百姓爱戴，有“邢青天”之誉。

邢澍“谦谨淡泊，朴学华辞，渊穆湛深。”[②]是清代陇右学术文化的奠基人和开创者，著名的朴学大师、藏书家和诗人。在金石学、文献学、方志学、姓氏学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主要著作据漆子扬先生《邢澍著述考考辨》[③]，“有文献记录的著作和手稿总计16种，曾刻印者11种，现在所能看到的仅有6种:《寰宇访碑录》、《金石文字辨异》、《长兴县志》、《守雅堂文集》、《南旋诗草》、《关右经籍考》，其余著作（《两汉希姓录》、《十三经释天》、《全秦艺文录》、《旧雨诗谭》、《金石札记》、《司马法辑本》、《尸子辑本》、《孙子辑本》、《宋会要》、《晋书辨惑》）或密而不闻，或佚而不传。”

（邢澍）“《守雅堂文集》计1卷。据《贩书偶记续编》，《文集》与《南旋诗草》合为《守雅堂集》，《清史稿·邢澎传》、张廷济《南旋诗草后序》载《守雅堂集》有刻本，张廷济《瘗鹤铭》诗注、《昭代名人尺犊小传》、《清史列传·文苑传》作《守雅堂诗文集》，但原刊本不见于世怎么写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文集》本系未加整理的抄本，凡20篇，品类参差不一，次序乱而无类。”[④]

冯国瑞对于乡先贤邢佺山敬慕已久，且一直认为表彰先贤是“是固余小子之责也”。[⑤]又从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二十九日《大公报》第一百九十二册《图书》副刊，王重民《阅张介侯先生遗稿记》得知伯希和由西安购佺山遗稿数十种，凡八十四册，携归巴黎归家图书馆收藏。

孤本流传海外，而陇上频经兵燹，流传未知何所。乡人友人，亦无详其事者，诚可慨也！遂有搜集整理佺山著作之志。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冯国瑞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抄录了邢佺山《守雅堂文集》和《南旋诗草》两部著作，将《守雅堂文集》重新“排比次第，董理而附笺，增益若干首。《南旋诗草》也增益若干首，征引史志原传数首张澍，且编《事迹》、《著述》二考，间采和清人阮（芸台）、钱（竹汀）、孙（渊如）、洪（稚存）、张（介侯）、张（叔未）、章（实斋）、秦（小岘）、吴（兰庭）、施（希闰）、何（承燕）、吴（思亭）诸人往还酬唱之作，分编数目，曰《杂俎》，成《守雅堂稿辑存》四卷”[⑥]。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行世，列为慰景庐丛刊之二。扉页为冯国瑞题写书名。前序有五篇，分别为张鹏一、邵力子、孙蔚如、冯炳奎、温天纬所撰。后序一，为冯国瑞撰。卷一为事迹考、著述考；卷二为文集；卷三为诗集；卷四为《杂俎》。

1938年冯国瑞辑本《守雅堂稿辑存》今已不多见。现在所能见到的是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编《陇右文献丛书》之校点本《守雅堂稿辑存》。该书由漆子扬、王锷两先生校点,李鼎文先生审订，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2年出版。依校点者，校点本《守雅堂稿辑存》对原书的序次做了调整，“卷一为《文集》，卷二为《诗集》，而将原书卷首的《序》、《传》，原书卷一的《事迹考》、《著述考》，卷四的《杂俎》列为附录一。又搜集了《清史稿·文苑传》等七篇，列为附录二。又在《文集》中补入《〈金石文字辨异〉序》一文”。[⑦]内容较原本更为翔实，且多有考证补遗，文字悉用简体，版式横排，句读清晰，便于今人阅读研究，是研究冯国瑞先生以及邢澍学行不可多得之校本，弥足可贵。

（二）

张澍（1776-1847），字伯瀹，又字寿谷、时霖，自号介侯，凉州（甘肃武威）人，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经学家，史学家。自幼聪颖过人，七岁开始从乡贤刘星武先生受学。九岁丧母。十四岁举于乡，朱石君题《续黔书》诗：“张生天下英，胸罗武库富，十四歌鹿鸣！”十九岁成进士，博闻丽藻，才气无双，一时惊以为异人。二十一岁出都赴贵州玉屏任，后又调署遵义、四川屏山、江西永新、泸溪等县，一度贵州广顺州知州，期间曾讲学兰山书院、汉南书院。晚年寓居西安整理著作。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丙戍卒于西安。终年七十二岁。《清史稿·文苑传》有传。

张澍自幼就有远大的抱负，想往成为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良吏：“余自幼负志，耻为文人，思为吏，稍有树立，冀附于古循良后耳。”[⑧]但他的仕途很坎坷，所任多为贫山僻壤间的山城小县，其抱负难以实现，而且他性格耿介，常与上级发生争执张澍，得罪上级。因而屡不得升迁，抱负难以施展。“以子之精心，果立著书当可传，以子之直气严情，筮仕实不合。”[⑨]虽然张澍仕途上不甚称意，但是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梁启超《近代学者之地理分布》中说:“甘肃与中原隔,文化自昔朴塞,然乾嘉间亦有第一二流之学者,曰张介侯(澍),善考证,勤辑佚,尤娴熟河西掌故”。[⑩]《甘肃人物志》谓其“博学强记,于书无所不读,精考据,为海内名家,”张澍一生著述很丰富,已刊行的有《姓氏寻源》、《姓氏辩误》、《西夏姓氏录》、《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二酉堂丛书》、《诸葛忠武侯文集》、《凉州府志备考》等;未刊行的著作有《诗小序翼》、《元史姓氏录》、《帝王世纪》辑本、《续敦煌实录》、《鹊野诗微》、《文字指南》、《韵学一得》、《小学识别》、《叠字谱》、《天文管窥》、《消夏录》等。

张澍在姓氏学、辑佚学方面的成就最为人称道。张介侯辑佚学方面的代表作当属《二酉堂丛书》。《二酉堂丛书》，一名《张氏丛书》。《二酉堂丛书》收集了唐以前甘肃人的著作和甘肃古代地理书的辑佚本二十一种，是研究古代甘肃乃至西北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鲁迅先生曾仿效张介侯辑佚之书，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他说:“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乱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11]张澍姓氏学方面的巨著是《姓氏五书》，此书按韵布姓,以姓氏述人事,是研究中华姓氏谱系、族源变迁的必读书。 张澍在当时已名噪海内，与阮元、钱仪吉、段玉裁、王引之、郝懿行、臧在东等都有交游。但由于他后半生一直生活于西北，为官又在偏僻之地，因而其大量著作未被人注意和重视，散失殆尽怎么写论文。对于张澍的事迹，也很少有人知晓。诚如冯国瑞所说：“其治学务矜博大，于舆地、姓氏、谱牒造诣特深。以彼其才，生及盛世，获遍交当代学者，腾达京华，漫游江湖，朴学华辞，兼长并茂，巍然在乾嘉大师之列，而清代关陇学者，介侯允为大宗矣。综其平生所著述，都数十种，如干巷里中，后学至举其姓字，而或茫然，其遗书流传日渐散鲜。”[12]

冯国瑞的《张介侯先生年谱》是在他的清华同学刘盼遂的启发下写成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冯国瑞来到北平，借宿在刘盼遂宿舍中，两人闲谈中，刘盼遂出示所著《段王三先生年谱》（注：指乾嘉大师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并且谈到段王三先生与张澍有过交游，说张澍是“一代石师”，“ 此固一代石师，将徯于后学之表彰者。”冯国瑞听完之后，当即“瞿然而起曰：‘有是哉，是固余小子之责也。’”“辑逸之心，油然而生。”实际上，冯国瑞在西宁时，就已经“得其手校本《二酉堂丛书》，增补钩乙，颇见完善。”来到北平后，又获得张澍遗书多种，“尝欲为之重校而合刊之，以饷士林。”这年暮春，冯国瑞“山居无事”，于是“参以他籍”张澍，撰成《张介侯先生年谱》遗书，张介侯先生学行大端，略见于兹。

《张介侯先生年谱》初刊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不分卷一册，被列为慰景庐丛刊之一扉页有谢国祯题字，书首有刘盼遂和冯国瑞序。另外，《武威文史资料》第一辑收录了张志春先生的点校本《张介侯先生年谱》，对于正文部分进行了断句转载。格式改竖排转为为横排，并保存了原有的异体字和古文字。对文中所录《养素堂文集》的段落部分以原文进行了校正。

《张介侯先生年谱》详尽地著录了张澎一生的主要经历和学术成就。其中还收录了张澍部分著作的片段，如《五凉旧闻自序》、《与陆平泉前辈学使书》、《上那绎堂制军师书》《姓氏寻源自序》、《姓氏五书自序》、《姓韵自序》、《三史姓录自序》、《姓氏辩误自序》等，对于研究整理张澍著作提供了材料。尤其是收录了张澍与段玉裁、王引之、郝懿行、臧在东、钱衎石、朱香初诸人论学之作十篇,为研究张澍学术及乾嘉学术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三）

冯国瑞对于“二澍”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刘盼遂云：“君生与介侯同乡里，其后风遗沫之服膺者应多。则是编能得介侯之真，足以信今而昭后者又何疑焉？是亦陕甘文献一大事业也。”邵力子云：“邢佺山在乾嘉诸贤中不愧为卓然大家，岂仅为西北一隅之学者哉？仲翔所辑之著述考，可见其学术梗概，其纲罗散失之功不可没矣。”孙蔚如云：“今关西艺文诸志，佺山既辑于前，仲翔又辑存佺山之佚，陇右文化其将日进而益上，而永远弗歇益盛欤？”[13]

事实上，冯国瑞和“二澍”在学术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搜罗、整理乡贤的著作，目的都是要表彰先贤，激励后人，延续关陇学风，其中蕴藏着深厚的家乡情、爱国情。作为陇上后学小子，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冯国瑞的这种传承乡邦文化的精神，为挖掘、整理、研究、保护陇上文化遗产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①]冯国瑞（1901-1963），字仲翔，号牛翁，一号渔翁，晚年自号麦积山樵、石莲谷人、敦煌长史，有书斋，名曰“绛华楼”。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和平巷人。著名学者，陇上一代文宗。在金石考据、文章诗词、石窟遗存、古籍辑佚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

[①]任承允：《桐自生斋集诗文集·邓宝珊序》

[②]冯国瑞：《守雅堂稿辑存·后序》[M] .漆子杨、王锷校点,李鼎文审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③]漆子扬：《邢澍著述考考辨》[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

[④]漆子扬：《邢澍著述考考辨》[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

[⑤]冯国瑞：《张介侯年谱·刘盼遂序》[M] .,陇南丛书编印社铅印本，1935年

[⑥]冯国瑞：《张介侯年谱·自序》[M] .陇南丛书编印社铅印本，1935 年

[⑦]冯国瑞：《守雅堂稿辑存·后序》[M] .漆子杨、王锷校点,李鼎文审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⑧]张澍：《养素堂文集·潘石生考功传》[M] .兰州古籍书店，1990

[⑨]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M] .陇南丛书编印社铅印本，1935 年

[⑩]梁启超：《近代学者之地理分布》

[11]《鲁迅全集》第八卷《会稽郡故书杂集序》[M] .

[12]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自序》[M] .陇南丛书编印社铅印本，193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