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经济管理论文例1

一、城郊农村与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

1、城郊农村的概念

城郊农村指的是处于城市和乡村结合部或者是在城市近郊的农村区域。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有的农村区域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尚未被完全并入城市，它们的社区管理体制和人员管理办法尚未完全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因此形成了一种非城非乡的过渡型社会区域。

2、城郊农村的特点

相对于传统农村，城郊农村在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方面有很大不同。首先，城郊农村的经济结构更加多样化，城郊农村以为城市建设提供用地和发展城市新兴产业为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地位较为重要；其次，在城郊农村区域，由于其接近城市，因而享有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便利条件，在道路、供水供暖和绿化建设等方面远优于传统农村区域；最后，农民的生产方式不局限于第一产业，而是快速向租赁经济和服务经济等方向发展，城郊农村地区的农民在生活上也倾向于城市化生活，崇尚休闲娱乐和现代化的消费形式。

另外，从性质上讲，城郊农村作为传统农村城市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和演进环节，处在地理外置和特征形态上最接近城市的地位上，它是农村城市化的最前沿地带。但是，我国现在依然沿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又注定了城郊农村虽然在产业结构、基础建设和人员生产生活方式等非常接近城市，达到了非农化，但是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依然属于农村区域，这就造成了城郊农村具有城市与农村两种形态。

3、城郊农村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城郊农村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主要包含四个理论：城乡互动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统筹城乡发展理论和农村城市化理论。简而言之，城乡互动理论重在强调城乡之间在经济、资源、生态和空间上具有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作用；城乡一体化理论强调城乡之间打破界限，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融合；统筹城乡发展理论则侧重改变以往对农村发展不够重视的局面，将城乡发展统一规划、综合考虑；而农村城市化理论则可以看作是前面三个理论的指向目标和实际落脚点，即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结构、社会管理、人员构成等方面逐渐缩小差别，最后达到没有差别，达到农村的城市化。

由此可以得出，城郊农村遵循城市化的原则进行开发和建设，走城市化的建设道路，是城郊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之一，这也是针对我国城郊农村发展和解决城郊农村“三农”问题的发展方向。

二、以往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中产生的问题与弊端

由于我国一直实施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行政管理体制，城郊农村进行建设和城市向郊区与农村的扩张往往走的是一条渐进式“蚕食”状态的发展路径，诸多城市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犬牙交错的格局，在城郊农村建设和城市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城中村”。所谓“城中村”，概括起来是指：在居住形态上，由于城市急剧扩张，在城市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项目建设过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和人员就地保留下来；在社会形态上，此区域的人员在原有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投资制度和教育体制的管理下，仍然以土地和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

“城中村”是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现象，但是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城中村”造成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首先，在“城中村”中，由于整体规划滞后于现实的建设速度，村民们为了在拆迁中获取更多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违建现象，而在违建的过程中，在

管理和监督的盲点下，大量占用土地资源，又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其次，在后续过程中，政府依照既定规划拆除农村建房时，就需要拆除很多包括违建在内的新村民建房，在付出高昂拆迁成本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为环境增加了负担；最后，由于”城中村”人口密集，社会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对落后，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治安问题。

结合这些年来我国城市改造”城中村”的经验和形成的模式来看，走的基本上都是软件和硬件改造相结合的道路。从硬件改造上看，在预留村集体产业用地之外，对村民原有用房统一拆除，统一还建；从软件改造上看，改变原有的农村管理机制，改变原有的农村村民身份为城市居民，将以往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造成股份制公司。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巨大的资金需求还是主要来源于农村土地改变性质后的增加价值。一般来说，需要改造的”城中村”的所在村，会按照规划，将部分土地资源的优先使用权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给一个或者几个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依照合同参与”城中村”改造中的资金运作。

三、我国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路径尝试

在统一开发原则的指导下，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最早和最普遍的尝试就是设立开发区。在近年来，我国各地依托城市建立的各级各类经济开发区和技术开发区鳞次栉比。这些开发区的设立，由于在设立之初就明确了建设目的，在建设过程中按照规划统一、有序地进行开发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的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出现的种种问题。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开发区在设立和建设的时候，往往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在开发建设和政策制定方面也都侧重于对发展经济的扶持，忽略了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视。尤其是对实行区域托管的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的管理职能机构一般都是临时组建和形成的，对于占地上的城郊农村的各种问题还缺乏深入了解，而且行政管理的目标性过强，容易造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缺位。

建设开发区虽然不失为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一条可选择性路径，但其存在的先天问题也提醒我们寻找一条更适合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新城建设模式开始慢慢出现。分析近几年来我国依托城市出现的区域性新城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类：内城改造和用地功能置换所联动形成的新城、城市结构改变生成的组团级新城、城市郊区化蔓延形成的郊区新城、以一大型项目为中心的特定新城以及以传统小乡城镇为基础发展成的新城。在这中间，最后一类以传统小乡镇发展成的新城，因其具有独立完整的政府机构和政权组织，在进行拆迁和还建的过程中便于管理，便于预先合理化建设规划，进行统一产业布局和村民改造，可以最大程度地从根源上解决“城中村”所产生的问题，所以，这种在传统小乡镇的基础上建立的区域性新城建设相对于开发区建设来说具有先天上的优越性，可以避免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滞后与缺失。另外，在地理位置和互动关系中，这一类的小乡镇处于与城市毗邻却又不紧挨的位置，自然环境较好，既可以依托城市进行发展，吸纳城市人口在其新兴产业中就业，又可以吸引外来投资，消化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农村人口就业。

四、武汉市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有益尝试

作为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投融资平台的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联发投）于2008年成立后，首个确定的“两型社会”建设示范项目即为武汉花山生态新城。花山镇作为一个传统小乡镇，原为武汉市洪山区（现托管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个镇（现改为街道），境内自然环境优良。在花山生态新城66平方公里的规划面积里，包含了原来整个的花山镇。通过三年多的发展，现在的花山生态新城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总结其建设经验为以下几点。

1、由唯一一个开发主体负责规划

省联发投先与洪山区（花山托管后改为东湖开发区）共同出资在2009年成立了花山生态新城投资公司，作为唯一的投资主体负责新城的规划与建设。花山新城投资公司作为投融资、规划建设的唯一主体，负责开发与建设的所有事务。这就可以保证在实施过程中，先确定总体规划，统一建设基础设施，统一对政府和民众负责。

2、分阶段分梯度实施建设规划

花山生态新城的规划在世界范围内招标，并通过专家团评估，确保了规划的科学性、先进性。在基础设施如道路建设上，采取了

一次性规划、分批实施的做法。现在已经从南至北和从东至西建设了花山大道和花城大道纵贯横穿整个花山新城，并在规划中分期分批建设支路配合，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以往的“断头路”和重复修建道路的资源浪费问题。在商业性开发建设上，注重商业项目之间的相互支撑和配合，避免了无序和盲目。

3、统一拆迁，统一安置农民

花山新城建设采取全版图一次性征地的模式，以村为单位签订征地协议，保证了区域的平衡，有利于征地工作的推进。与此同时，先行开工还建房建设，做到了先还建再拆迁，一方面减少了被拆迁群众在外过渡的时间，同时也大量节省了过渡费。这种先盖还建房的做法很好地解决了以前拆迁难的问题。到今年为止，城中已基本完成了改制和社保办理工作。在农民安置问题上，新城整合闲置的土地、资金和人员，结合花山镇以往传统的苗木花卉优势，成立了一个园林绿化公司，同时成立了一个物业公司对还建住房进行统一管理，并成立商业管理公司对商业用房进行管理。

4、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

在新城建设之初，政府就在建设规划中把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作为建设宗旨，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调配了专业人员，吸取国内和国外对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经验，对新城建设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严格设定和控制，将新城打造成名副其实的生态新城。例如污水处理和电能转换方面，都分别采用了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技术。

五、结语

城郊农村的新农村建设，具有与传统农村新农村建设的不同的特点。依托城市，走城市化的建设道路，可以被视作城郊农村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建设方向，也在理论层面上联系了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的内涵。结合以往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产生的”城中村”问题和开发区建设问题，区域性新城建设是城郊农村城市化建设的一个有益尝试。这项尝试也会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在理论和操作层面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陈欣：“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8（1）.

[2] 魏娟、阎魏：城郊型农村新农村建设探讨[j].科技信息，2008（25）.

[3] 王艳艳：乡互动作用下发达地区城郊农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发展[d].山东大学，2008.

[4] 田伟：大城市城郊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几点问题思考[j].乡镇经济，2004（6）.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例2

 

城市郊区指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周边区域中所形成的，其特征、结构和功能介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交叉地带。城市郊区是城市发展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区域，现行城市郊区水环境的严峻现状严重制约了城市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郊区半工半农的产业特点和以农村集体管理为主导的管理体制使其所面临的水环境问题相较于普通城市和农村具有复合型的特点，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对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破解城市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瓶颈”问题就显得格外紧迫。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管理体制，水环境管理与发展不相适应 

现行郊区水环境管理实行的分散式的管理体制，水资源、水污染等管理分属不同部门,水环境管理责权交叉多，难以统一规划和协调，部门间管理工作缺乏有效衔接，造成了水环境管理的脱节，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不利于水环境综合管理，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二）管理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关于水环境管理的法律实行的是水污染和水资源分立立法的形式，部分立法内容存在交叉甚至冲突。目前，我国水环境综合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涉水部门多，部门起草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实践又先后，缺乏通盘考虑，涉水法律存在交叉，妨碍水环境管理的法律执行。水环境管理的立法现在注重实体性立法，缺乏程序性立法，造成实体性立法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对于水环境管理的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可操作性较差。 

（三）水环境管理运行机制缺失 

1.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方式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要求 

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实行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调控政策。水环境管理职能和经营职能界限不清，水环境管理主要以各级政府投资为主，造成了水环境管理工作具有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的特点，单独依靠行政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需要。 

2.水环境管理经济手段运行机制缺失 

市场机制是微观领域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各种税、费、补贴、信贷等是水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在水环境管理相对薄弱的城市郊区，经济手段的实施由于管理力量的薄弱，制度规范的缺失造成实施和监管难度较大，制约了水环境管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3.监督及参与机制缺失 

我国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责任制尚不健全，地方政府在水环境管理方面兼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监管动力不足，造成了水环境管理执法不力、监管不力的结果。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方面的参与机制并不健全，水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尚待健全，公众的水环境知情权落实不够，对水环境规划和水资源分配等参与不够，参与渠道和方式落实不够，缺少公众参与监督的有关规定，不能建立起公众监督机制，使得水环境管理缺乏广泛的公众参与。 

二、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存在矛盾及分析 

（一）水环境整体联系性和水环境分散管理的矛盾 

整体性和联系性是水环境的自然属性，是水环境实行统一管理的必然要求。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阶段造成我国水环境管理实行分立管理的现状，导致了水环境管理各职能部门权责交叉、利益冲突。水环境管理职能的割裂、水环境管理职能界定的不清晰，造成各职能部门在进行水环境管理的时候不能够充分考虑水环境整体公共利益，造成了在水环境管理立法出现交叉，个别条文冲突的现象。 

（二）水环境管理与城市郊区经济发展的矛盾分析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点，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带，同时也是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的地带，水环境管理制度尚待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的矛盾日益尖锐。郊区经济发展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在各地重视本地国民经济发展，努力增加本地税收的推动下，造成政府对水环境管理的执行性大打折扣，水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三）水环境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运作的矛盾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造成了我国水环境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现状，水环境管理受政府施政方针的影响较大，水环境管理以政府投入和政府推动为主，缺乏可持续性。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是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改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运动员、裁判员身份不分的现象。 

（四）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之间的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和福利城乡间分配的不平衡，公共物品的不均衡分配是直接表现之一。城市郊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区域，具有较强的水资源需求和水污染治理要求，但是城市郊区公共资源投入不足造成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制度缺失，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加重的现实状况日益严重。 

三、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改革的对策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集成管理 

水环境的分散管理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部门间的分权管理使水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缺乏协调和配合，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构建以政府统领的水环境集成管理的体制，整合管理资源，统筹管理涉水事务。实行水环境的城乡统一管理，实现水环境管理的部门间的集成、地域间的集成、管理内容的集成、管理对象的集成。推进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推行区域水量和水质的统一管理，调整目前水环境管理部门为事业单位性质，增强其行政权力，赋予其财权、事权，加强对涉水事务的协调能力，确保执行的有效性。实现郊区水环境管理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回用为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二）加强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各级水环境管理法规体系建设，根据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特点，统筹规划水资源和水污染管理立法。完善地方各级水环境管理制度，注重对水环境管理综合性立法，统筹考虑各部门和水环境资源相关单位利益。注重地方水环境管理的程序性立法，明确界定水环境管理的权责。建立水环境管理审批、运营、监督机制制度的建立，推行许可证制度。进行郊区水源污染防治立法，完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立法。加强水环境管理的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执法监督，提高管理效率。 

（三）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对水环境管理运行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明确进行水环境相关权利界定，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建立完善水资源相关权利的市场交易制度，特别是个体与群体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丰富水环境管理的组织形式，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水环境管理的投融资制度，推行水环境管理涉水者治理模式。丰富产业组织形式，实行推行股份制、出租、拍卖、委托经营等形式提高涉水企业的运行效率。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丰富水环境管理调控手段，推行系统的水环境管理税、费、补贴、信贷等经济手段，加大水环境调控经济手段的研究，特别是级差税、费以及绿色信贷方面，促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产业园区的建立，促进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四）建立和完善参与和监督机制 

加强水环境管理集体和个人的水环境知识宣传和教育，发挥管理对象的监督和参与作用，是做好水环境管理工作的基础。建立起水环境相关单位、个人在水环境管理中的参与和监督机制，丰富参与渠道，可以以水环境监督委员会、用水协会、节水互助小组、水环境管理听证会等制度形式，加强水环境管理监督。对涉水事务执行过程和涉水企业的运作过程舆论指导、决策建议、运行监督，形成良好的水环境管理的参与氛围，进行提升水环境管理效率。 

（五）将水环境管理与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区域，也是地区社会管理资源的薄弱区域，高耗水、重污染的工、农业单位是造成郊区水环境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优化郊区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结合地区水环境特点，鼓励发展低耗水、低污染的工、农业产业，从财政、税收、信贷、价格等渠道制定优惠政策，坚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生态农业，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优化利用相结合，将水文化建设与水景观建设相结合，打造地方经济发展特色，推进城市郊区的城镇化建设，实现郊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佃红.浅谈农村水环境存在问题及治理对策[j].治淮,2008，(2):42-43. 

[2]毛春梅，施国庆，黄涛珍，丁守森.淄博市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体制研究[j].水资源保护,2007，(6):75-79. 

[3]杨继富，李久生.改善我国农村水环境的总体思路和建议[j].农村水利,2006，(5):21-24. 

[4]许玉明.全面推进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城市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1):63-66.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例3

城市郊区指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周边区域中所形成的,其特征、结构和功能介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交叉地带。城市郊区是城市发展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区域,现行城市郊区水环境的严峻现状严重制约了城市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郊区半工半农的产业特点和以农村集体管理为主导的管理体制使其所面临的水环境问题相较于普通城市和农村具有复合型的特点,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对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破解城市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瓶颈”问题就显得格外紧迫。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管理体制,水环境管理与发展不相适应

现行郊区水环境管理实行的分散式的管理体制,水资源、水污染等管理分属不同部门,水环境管理责权交叉多,难以统一规划和协调,部门间管理工作缺乏有效衔接,造成了水环境管理的脱节,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不利于水环境综合管理,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二)管理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关于水环境管理的法律实行的是水污染和水资源分立立法的形式,部分立法内容存在交叉甚至冲突。目前,我国水环境综合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涉水部门多,部门起草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实践又先后,缺乏通盘考虑,涉水法律存在交叉,妨碍水环境管理的法律执行。水环境管理的立法现在注重实体性立法,缺乏程序性立法,造成实体性立法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对于水环境管理的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可操作性较差。

(三)水环境管理运行机制缺失

1.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方式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要求

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实行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调控政策。水环境管理职能和经营职能界限不清,水环境管理主要以各级政府投资为主,造成了水环境管理工作具有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的特点,单独依靠行政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需要。

2.水环境管理经济手段运行机制缺失

市场机制是微观领域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各种税、费、补贴、信贷等是水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在水环境管理相对薄弱的城市郊区,经济手段的实施由于管理力量的薄弱,制度规范的缺失造成实施和监管难度较大,制约了水环境管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3.监督及参与机制缺失

我国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责任制尚不健全,地方政府在水环境管理方面兼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监管动力不足,造成了水环境管理执法不力、监管不力的结果。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方面的参与机制并不健全,水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尚待健全,公众的水环境知情权落实不够,对水环境规划和水资源分配等参与不够,参与渠道和方式落实不够,缺少公众参与监督的有关规定,不能建立起公众监督机制,使得水环境管理缺乏广泛的公众参与。

二、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存在矛盾及分析

(一)水环境整体联系性和水环境分散管理的矛盾

整体性和联系性是水环境的自然属性,是水环境实行统一管理的必然要求。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阶段造成我国水环境管理实行分立管理的现状,导致了水环境管理各职能部门权责交叉、利益冲突。水环境管理职能的割裂、水环境管理职能界定的不清晰,造成各职能部门在进行水环境管理的时候不能够充分考虑水环境整体公共利益,造成了在水环境管理立法出现交叉,个别条文冲突的现象。

(二)水环境管理与城市郊区经济发展的矛盾分析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点,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带,同时也是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的地带,水环境管理制度尚待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的矛盾日益尖锐。郊区经济发展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在各地重视本地国民经济发展,努力增加本地税收的推动下,造成政府对水环境管理的执行性大打折扣,水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三)水环境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运作的矛盾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造成了我国水环境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现状,水环境管理受政府施政方针的影响较大,水环境管理以政府投入和政府推动为主,缺乏可持续性。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是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改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运动员、裁判员身份不分的现象。

(四)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之间的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和福利城乡间分配的不平衡,公共物品的不均衡分配是直接表现之一。城市郊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区域,具有较强的水资源需求和水污染治理要求,但是城市郊区公共资源投入不足造成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制度缺失,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加重的现实状况日益严重。

三、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改革的对策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集成管理

水环境的分散管理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部门间的分权管理使水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缺乏协调和配合,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构建以政府统领的水环境集成管理的体制,整合管理资源,统筹管理涉水事务。实行水环境的城乡统一管理,实现水环境管理的部门间的集成、地域间的集成、管理内容的集成、管理对象的集成。推进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推行区域水量和水质的统一管理,调整目前水环境管理部门为事业单位性质,增强其行政权力,赋予其财权、事权,加强对涉水事务的协调能力,确保执行的有效性。实现郊区水环境管理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回用为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二)加强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各级水环境管理法规体系建设,根据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特点,统筹规划水资源和水污染管理立法。完善地方各级水环境管理制度,注重对水环境管理综合性立法,统筹考虑各部门和水环境资源相关单位利益。注重地方水环境管理的程序性立法,明确界定水环境管理的权责。建立水环境管理审批、运营、监督机制制度的建立,推行许可证制度。进行郊区水源污染防治立法,完善取水 权、排污权交易立法。加强水环境管理的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执法监督,提高管理效率。

(三)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对水环境管理运行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明确进行水环境相关权利界定,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建立完善水资源相关权利的市场交易制度,特别是个体与群体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丰富水环境管理的组织形式,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水环境管理的投融资制度,推行水环境管理涉水者治理模式。丰富产业组织形式,实行推行股份制、出租、拍卖、委托经营等形式提高涉水企业的运行效率。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丰富水环境管理调控手段,推行系统的水环境管理税、费、补贴、信贷等经济手段,加大水环境调控经济手段的研究,特别是级差税、费以及绿色信贷方面,促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产业园区的建立,促进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四)建立和完善参与和监督机制

加强水环境管理集体和个人的水环境知识宣传和教育,发挥管理对象的监督和参与作用,是做好水环境管理工作的基础。建立起水环境相关单位、个人在水环境管理中的参与和监督机制,丰富参与渠道,可以以水环境监督委员会、用水协会、节水互助小组、水环境管理听证会等制度形式,加强水环境管理监督。对涉水事务执行过程和涉水企业的运作过程舆论指导、决策建议、运行监督,形成良好的水环境管理的参与氛围,进行提升水环境管理效率。

(五)将水环境管理与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区域,也是地区社会管理资源的薄弱区域,高耗水、重污染的工、农业单位是造成郊区水环境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优化郊区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结合地区水环境特点,鼓励发展低耗水、低污染的工、农业产业,从财政、税收、信贷、价格等渠道制定优惠政策,坚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生态农业,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优化利用相结合,将水文化建设与水景观建设相结合,打造地方经济发展特色,推进城市郊区的城镇化建设,实现郊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佃红.浅谈农村水环境存在问题及治理对策[J].治淮,2008,(2):42-43.

[2]毛春梅,施国庆,黄涛珍,丁守森.淄博市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体制研究[J].水资源保护,2007,(6):75-79.

[3]杨继富,李久生.改善我国农村水环境的总体思路和建议[J].农村水利,2006,(5):21-24.

[4]许玉明.全面推进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城市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1):63-66.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例4

[关键词]

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农民；公民意识

一、引言

城镇化是城市文明向乡村传播，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和聚集，城镇空间不断向农村扩张，乡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综合社会变迁过程。毋庸置疑，城镇化进程有利于农民人格的公民化。[1]向城镇的流动、就业使农民既受到社会化大生产秩序的制约，又受到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使得农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等强于传统农民。[2]然而，由于城镇本身现代性不足，使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功利化，传统臣民意识较浓。[3]而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留存也限制了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4]一项基于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正向的影响因素，如外出打工、房屋拆迁、有序政治参与等，又有负向的影响因素，如土地征用、社会参与、个人利益表达等。[5]可见，学界关于城镇化影响农民公民意识发展已取得较为丰富成果，但以下方面还待深化：（1）已有研究未看到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的多样性，[6]未探讨不同城镇化模式下农民公民意识发展是否存在差异；（2）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媒介接触状况，进而影响了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为此，本文试图在浙江省金华和宁波地区选择代表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的15个村落，运用问卷调查收集农民公民意识数据，依据定量分析回答以上问题，以完善城镇化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机制理论，并为推动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型提供理论指导。

二、研究方法

1.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与村落样本选择。徐勇依据城镇化发展动力将农村城镇化分为企业带动型、政府主导型、市场拉动型。邓大才依据农民进城的程度划分为身体城镇化（农民工式的城镇化）、身份城镇化（征地与社区建设式城镇化）、生活城镇化（非迁移式的城镇化）。[7]李培林从农村城镇化视角，将村落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8]可见，不同村落因地理位置和非农化程度体现为不同的城镇化模式。然而，李培林的分类未考虑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程度，而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引发农村城镇化的重要原因。[9]本文依据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地理位置与农民进城程度，将农村城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主导，城市空间扩张带动的城镇化，主要在城郊村；二是由农村工业化启动的农村城镇化，主要在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远郊村；三是外出打工推动的农村城镇化，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本文选择了宁波、金华的三个村落作为城郊村样本；余姚市、慈溪市的四个村落作为经济发达的远郊村样本；金华市、余姚市的八个村落作为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样本。

2.样本收集及特征。问卷样本来源于调查所在的15个村落，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分层抽取，共发放问卷1500份，获得有效样本1398份（见表1）：

3.研究变量选择与测量。（1）因变量：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身份制度规定的权利、义务的主观认同程度，其测量工具在章秀英等编制的测量问卷[10]基础上针对农民群体加以修订，分别由公共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民利意识、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识六个维度28个项目构成，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公民意识越成熟。各维度的坠值除法治意识在0.52之外，其余维度均在0.7以上，总量表为0.88。（2）解释变量：政治参与。农民政治参与的测量量表由三个维度11个项目构成：个人接触、参与公共事务、利益表达。个人接触是指农民为了建房、孩子上学、找工作、村庄事务等找领导；而参与公共事务是指参与村庄选举，关心村庄选举事务，参与监督村庄的事务财务；利益表达主要是指通过与他人、媒体、网络等谈论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问卷按五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政治参与越积极。三个维度的坠值为0.60-0.78，整个量表的值为0.80。（3）解释变量：社会参与。它指农民人际交往与参加各类社会组织的情况，包括与他人看戏、打牌、聊天；参加村里组织的灯会、花会、秧歌队、合唱团等文娱、体育活动；参加宗教组织（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等）的信仰活动；参加老年协会活动；参加养殖协会、养兔协会等合作经济、金融组织等行业组织活动的频率。用李克特量表5个等级测量，5个指标的坠值只有0.548。为此，分别考察各种社会参与方式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4）解释变量：传媒接触。传媒接触是指接触报纸时事新闻、网络时事新闻和电视时事新闻的频率（“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5个等级）测量，三个指标的坠值为0.53，不太理想。分别考察接触不同传媒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

三、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下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现状比较

统计结果发现，城郊村农民的公民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1）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P<0.05），经济发达远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不存在统计差异（P>0.05）。从公民意识各维度的平均值比较看，除法治意识外（F=0.35，P>0.05）外，其余各维度均存在显著差异。

1.城郊村农民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显著高于其他村落的农民。参与意识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行为倾向，是现代积极公民的意识表征。平均数差异比较的结果发现，城郊村农民的参与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5）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参与意识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维权意识是指当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个体主张运用法律维护权利（主要是财产权）的意识。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三类村落农民的维权意识存在显著差异（F=10.23.P<0.001），城郊村农民的维权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1）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P<0.001），其余没有统计差异（P>0.05）。

2.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城郊村和经济发达远郊村的农民。公共责任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身份制度规定的公共领域道德的自愿认同，主要与维护政治社群相关的政治道德，包括团结、忠诚和爱国、宽容、理性、生态意识等。从道德层次看，包括基本的公民道德（法律规定的公民身份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和高层次的公民美德（对他人利益和社会普遍利益的关怀）。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01）、城郊村（P<0.001），城郊村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的远郊村（P<0.001）。

3.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民利意识显著低于城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的农民。民利意识是公民对现代在民理念的自觉认同。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城郊村农民的民利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民利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其余没有统计差异（P>0.05）。

4.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在三类村落中最高。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影响力的信心和信念，包含对自身能力和政治行为成功概率的评价，并由此而滋生的政治情感体验，高政治效能感的公民政治参与会更积极，且对政治体系更忠诚，是民主政治体系良性运行的公民重要意识品质。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显著高于城郊村农民（P<0.01），也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其余没有统计差异（P>0.05）。

四、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下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因素比较

1.政治参与比较及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回归分析。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更热衷于利益表达，其次是城郊村农民，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利益表达最少，三者差异显著（P<0.001）。同样，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较多进行个人接触，其均值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和城郊村农民（P<0.004）。在参与公共事务维度上，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5），其余没有统计差异。回归分析发现（见表2），利益表达对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公共责任意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个人接触对农民的维权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参与公共事务对农民的公民意识所有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社会参与比较及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三类村落在参与打牌、看戏、聊天等休闲娱乐活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F=0.49，P>0.05)。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文娱、体育活动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01）和城郊村农民（P<0.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活动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和城郊村（P<0.001），城郊村农民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老年协会活动频率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经济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组织的频率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P<0.001）和城郊村农民（P<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显著低于城郊村农民（P<0.001）。可见，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社会参与在三类村落中最活跃。回归分析发现（见表3），参与传统休闲娱乐活动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民利意识；参与村里组织的文娱体育活动，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法治意识；参加宗教活动负向影响公共责任意识，参加老年协会负向影响法治意识，参与经济合作组织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但负向影响公共责任意识。

3.传媒接触比较及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发现，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阅读报纸时事新闻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01）和城郊村（P<0.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浏览网络新闻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和城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收看电视新闻的频率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5），其余不存在统计差异（P>0.05）。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见表4），阅读报纸新闻正向影响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民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浏览网络新闻正向影响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政治效能感和法治意识，但负向影响公共责任感和民利意识。收看电视新闻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民利意识。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城郊村农民的公民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的农民。除了法治意识外，三类村落农民的公民意识各子维度各有优势和弱势。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发现，这是由于三类村落农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和媒体接触的差异造成的。

1.城市扩张带动的城镇化与城郊村农民公民意识发展。城郊村地处城市周边，其城镇化主要借助地方政府推动，依靠城市空间扩张而推进。城郊村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经济生活主要依靠非农收入，以土地为纽带的经济利益联盟开始淡化，农业经济合作类组织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强。而征地补偿、医疗保险、养老服务等社会福利权利使城郊村农民比其余村落农民有更多的经济保障和业余时间享受闲暇生活，与城市的毗邻则方便其享受城市丰富闲暇生活。这不仅使老年协会、秧歌队、舞蹈队等社会组织，活动无法有效吸引城郊村农民，而且电视、网络等传媒娱乐的吸引力也受到了冲击，城郊村农民接触网络新闻和电视新闻接触在三类村落中处于中等。可见，城市扩张推动了城郊村农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与城市文明和文化的接触提升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民利意识，而负面影响公民意识发展的社会参与（老年协会、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社参与）频率不高、网络新闻接触不频繁，致使其公民意识发展水平在三类村落中最高。另一方面，由于城郊村农民公民身份转变和城市融入不彻底，在非农职业体系中处于边缘（保安、保洁等），居住空间带有城郊村农民的标识符号，在城市权利系统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加上基层管理模式未做出实质改变，无法有效吸引农民政治参与，致使政治效能感不高。此外，城郊村在“撤村并居”后，有的变成了城镇社区，有的拆迁后被集中安置，有的进行旧村改造，成为新村小区，传统以儒家文化和宗族观念为根基的乡村共同体日渐解体，原来依赖血缘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以及公德伦理、公序良俗等构建的乡村道德文化也受到了冲击，孕育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集体主义精神日渐侵蚀，基于现代公民共同体的社区参与文化还未成熟。一些城郊村（例如金华的叶店）基层管理组织运用传统的宗祠文化资源和经济激励手段，团结村民和促进参与，以增强其公共责任意识。然而，只能吸引中老年妇女参加，实际成效非常有限。因而，建设一个具有较高价值认同、情感归属的新型社区，促进公益导向的社会参与和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城郊村城镇化和农民公民意识培育需要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2.农村工业化启动的内生城镇化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首先，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生活水平和职业生活已经“城镇化”，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不断出现，吸引了村民积极参与。同时，由于形式上农民身份的保留，使得村落共同体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联盟并未解体，农村经济合作社、村集体组织的各类文娱活动、老年协会等吸引了农民的参与。村民自治依然受到关注，不管是个人接触、利益表达，还是公共事务参与，都是三类村落中最为活跃。公共生活参与的踊跃孕育了村民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并促进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的发展。其次，经济发达远郊村与城市距离较远，无法像城郊村农民那样方便享受城市文化生活设施，但因其生活水平较高，现代通讯技术发达，使其业余文化生活主要依靠网络、电视等传媒消遣，网络新闻接触和电视新闻接触在三类村庄中最为频繁。对网络的频繁接触虽有利于其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识、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养成，却不利于其公共责任感和民利意识的生成。最后，由于催生经济发达远郊村城镇化的内生力量主要是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此类企业依靠能人运用传统血缘宗法关系进行融资、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带动村民致富，其文化色彩和行为习惯依然遵循传统乡土人情社会的人际交往规则，血缘宗法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并未弱化，虽然因经济发达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农民”，基于契约交往的陌生人社会并未形成。因而，经济发达远郊村的老年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组织的社会参与具有浓厚的血缘性，农民热衷于个人接触，利益表达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不仅如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侵蚀了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追名逐利的市场逻辑破坏了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公共责任意识的正面影响，以血缘性为纽带的社会参与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越积极，反而越不利于其公共责任意识和民利意识的形成。

3.外出打工推动的低水平城镇化与经济落后远郊村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首先，农村工业不发达，地理位置偏僻的经济欠发达远郊村既没有经历城市扩张带来的城镇化，也难以发生内生城镇化，人口外迁导致“基层民主空心化”。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在城市，政治参与权利在户籍所在地农村，职业与政治权利的分离使其既无法参与打工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也因缺乏时间和精力参与户籍所在地的公共政治生活。同时，村委会成员因缺乏农村精英参与，其素质结构不尽如人意，村落的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不正常，村级的民主监督流于形式，即使留在村落的村民也无法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政治参与的缺乏导致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政治效能感、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在三类村落中最低。其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新农村建设成效低，公共基础设施差，电视、网络等现代通信技术普及率低，信息传播方式落后使其媒介接触在三类村落中最低。传媒作为现代城市文化和政治文明的有效传播载体，无法有效地提升其维权意识、参与意识和政治效能感，但也避免了因较少受网络新闻接触面影响其公共责任意识。最后，外出打工农民虽然工作在城市，但大多数局限于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人际交往圈子主要局限于农民工，维持着农民的人情交往原则，家族和宗族的力量相对较强。同时，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村集体很少组织灯会、花会、秧歌队等文娱体育活动，有的村落并未成立老年协会、经济合作社等社会组织，有的即使成立也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村民的娱乐往往是打牌、聊天、看戏，或者是聚众，社会参与的缺乏使得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落后。当然也避免了参加活动和老年协会活动对公共责任意识的负面影响。此外，不管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还是留守的农民，都把村落当成“精神家园”，对村落的归属感很强，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依然滋养着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使得其公共责任意识在三类村落中最强。综上所述，在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下，公益导向的社会参与、有序政治参与和现代传媒文化接触各有缺失，导致了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差异，而法治环境的缺失则是共同点。因而，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推动公民参与，不仅是新型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着力点，也是推动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变不可缺乏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李兰芬：《城镇化中的农民人格公民化趋向》，《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11期。

[2]何晓红：《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缺失和强化》，《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

[3]赵文正：《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政治意识考察———以孝感市1000个案的调查为例》，《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4]陈方南：《影响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障碍及其解决途径》，《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5]章秀英：《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研究》，《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3期。

[6]孙胤社、林雅贞：《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及其类型》，《经济地理》1988年第1期。

[7]邓大才：《新型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类型与发展趋势》，《中州学刊》2013年第2期。

[8]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例5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形成了以城市为住的工业经济和以农村为主的农业经济。由于经济发展过快，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与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水平都存在很大差距。而作为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城市近郊，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其经济构成既有工业经济的特点，又有农村经济的特点。从国外社会发展进程来看，现代工业在城市的发展，对近郊农村发展有名单的带动作用。用高效的生产力转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利用工业经济思维，将传统农业逐步改造成现代农业。

一、 旅游城市近郊农村的定位

城市职能是指城市在一定地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分工，是城市对城市本身以外的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城市职能决定城市的发展方向。每个城市根据地域，历史，发展趋势不同，都有其独特性。有的城市明确以旅游为开发方向。这种城市，其旅游产业在经济中占据很大比例，其行业发展好坏对城市影响巨大。而一些污染指数较高的企业或者对城市景观有影响的企业，就必须迁出城市。则从各方面考虑，近郊景观成为企业迁出的首选目的地。另一方面，近郊农村可以借助旅游城市所带来的人口流动，进行贸易活动，提供自己特色产品成为另一个优势。

二、 旅游城市近郊农村的发展模式

虽然同为旅游城市的近郊农村，但是由于城市发展水平不同，地域不同，自身资源情况不同，所以近郊农村的发展模式也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详细分析各种因素，综合比较，因地制宜，逐步规划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制定出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1. 发展工业经济

工业的发展能够消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快速持久的带来说如增长。通过工业发展，还能够带动近郊农村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各项指标的综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由于主体城市定位为发展旅游行业，对环境要求非常高，因此需要把一些企业外迁。近郊农村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当仁不让获得外迁目的地。企业外迁近郊农村，首先就是厂房成本降低，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其次近郊农村作为旅游城市的辐射地，交通发达便利，而且缺少了城市中的拥堵，更具优势。而作为旅游城市，必定修建了发达的交通系统，这为企业迁往近郊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此近郊农村劳动力素质相较偏远农村更好。具有更好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意识。而且工厂需要的高等教育人才，可以在城市居住，近郊上班，这方面更能吸引企业入驻。而且近郊农村消费水平较低，相对应其工资水平也低于城市，可以进一步减低企业成本。

2. 发展旅游经济

近郊农村发展旅游经济，有其独特的优势。一个是依靠旅游城市的知名度和客流量，开发自身独特的田野风光和乡土风情。或者是把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改造，包装成体验休闲旅游项目。例如发展观光农场，种植特色作物，并把采摘的机会让给游客，并配套相应设施，或者人员讲解，可以让家长带孩子进行亲子体验，寓教于乐。可以办一个农家乐，将池塘，菜田，养殖结合起来，游客亲自钓鱼，亲自选菜，亲自喂养家畜。然后农场主进行食材加工，或者游客可以自己动手做饭，体验农村文化。再辅以当地特有的民俗文化，就能打造城市旅游之外的另一个旅游景点，甚至能反哺主城区的旅游业。另外一种模式是保持原有生态风貌，利用近郊农村不同于城市的田园风光，或名刹古寺，或历史遗迹来打造成旅游景点，丰富中心城市的旅游内容。农村旅游休闲模式因为是结合当地的生活生产习惯，利用现有资源，所以投资很少，适合近郊当地农民创业，并且其具有可观的收益，短期内就能获利。而且不会让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让农民少了后顾之忧。所以打造旅游休闲经济模式百利无一害，是农村发展的新模式。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其次，各地游客能够带来大量外部信息，能够让农村居民增长见识，从思想上推动农村发展。近郊农村发展旅游城市，除了区域优势和旅游环境外，近郊农村居民生活更贴近城市居民，能够了解旅客需求，这也是一个重要优势。而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在此过程中，政府应进行统一管理，各个村镇、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旅游方案，避免因雷同产生不利竞争。再者，虽然质朴是农村居民美德，但是政府应严格管理，维护好旅客利益，保持旅游城市良好形象。

3. 发展商贸经济

旅游城市为区域内带来了大量的人流，而发展旅游城市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必然完备。这些要素为近郊农村打造商贸经济提供了便利条件。不同于城市商圈，近郊农村可以打造物流产业园，或者其他大宗商品等占地面积大的物流市场，把其土地租金廉价的优势发挥出来。以产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最终形成经济发展新模式。近郊农村发展物流产业能够从大量流动人口中快速积攒口碑，打开知名度。但是打造商贸经济缺点同样明显。物流经济需要完备的配套设施，需要大量资金，需要聚齐起一定规模。这些都需要政府主导。而政府在规划时也要慎密调研，充分挖掘当地优势。另一方面，物流经济创业风险较大，需要近郊农村居民有较强的创业能力和风险意识。

三、结语

发展农村经济，减小城乡差距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课题。而近郊农村因其地理位置，在发展自身方面占据独特优势。本文以旅游城市的近郊农村为切入点，讨论了近郊农村发展经济的几种模式。总之，近郊农村的发展，还是要根据其独特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让农民真正从发展中获利，建设健康新农村。只有农村和城市都发展了，才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鸿雁.陕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西安理工大学，2010.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例6

关键词: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影响因素；研究

1.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界定及特征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是指由一个或多个房地产商单独或者联合在城市郊区或者泛城郊地区进行开发的商品住宅。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1开发区域的限制房地产商进行房地产开发活动的区域必须限制在城市郊区.

1.2开发规模的限制

并不是所有的在郊区进行的商品住宅开发活动都可以称为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必须有一定的规模限制，通常情况下，构成大盘开发的基本条件开发规模至少应为数千亩.

1.3房地产商扮演双重角色

房地产商除进行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活动之外，还必须承担一定的城市基础设

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经营责任.

1.4房地产商实力雄厚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的规模决定了房地产商必须拥有雄厚的实力，开发主体既可为一个独立的房地产公司，又可为多个房地产公司的联合体.

2.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的重要意义

2.1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城市经济大发展。随着城市中心区域的快速发展，原有城市发展模式已不能承载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城市开始采取离心扩散式的发展模式，主动向城市郊区扩展。一方面可以摆脱城市中心发展所带来的人口、交通、经济等压力；另一方面，城市郊区资源也得到了有效利用，城市规模得到了不断发展。城市郊区住宅大盘的开发使房地产商积极的介入到城市开发的过程中来，实力雄厚的房地产企业在建设郊区住宅大盘的同时，也承担了城市郊区部分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带动城市郊区经济、商业、交通业、房地产业的发展.

2.2居住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城市中心区域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心区的土地价格变得十分昂贵，房地产商进行住宅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很多城市的中心区域已经变成了城市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再加上拥挤的交通环境，已经很难建成宜人的居住环境。此外，现代人们对住宅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房地产商将目光投向了地价低廉、环境优美的城市近郊区.

2.3有利于城市规划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开发有利于城市的总体规划，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开发往往是在城市规划部门的统一筹划之下进行的，在规划过程中。规划部门必然会考虑其与发展规划中的各功能区域的划分和布局相吻合，且与城市工业、商业及其它产业的调整和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也必然呈相辅相成的关系.

2.4对于房地产商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房地产开发商面对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的机遇，要综合考虑自己的实力，抓住机遇，适时转型。房地产开发商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以增强其竞争力.

3.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影响因素分析

3.1市场定位及影响因素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市场定位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市场价格定位；（2）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目标客户定位；（3)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经营属性定位；（4)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规划设计定位；（5)住宅大盘的建筑结构设计定位；（6)住宅大盘的建设方案设计定位.

3.2开发模式影响因素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项目是一种大规模、多功能、规划性的综合性房地产项目开发，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根据已有的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经验分析，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运作模式可分为两种模式，即开发商单独进行开发模式和多个开发商联合开发模式.

3.2.1开发商单独开发运作模式。

开发商单独开发运作模式的典型代表为广州市的祈福新村项目。在这种模式中，开发商可以在项目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但由于开发商独立承担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项目开发建设也加剧了自身的负担，开发商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一个项目中，也减少了其它项目上获利的可能性。就目前的房地产行业市场发展状况而言，几乎很少有开发商愿意采用这种开发模式.

3.2.2多个开发商联合开发。

在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项目开发过程中，由于项目的开发规模巨大，使很多的中型房地产开发商无法参与，一些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也面临实力不足的问题，这就使得房地产开发商实行联合开发变为可能，也为中小型房地产开发商联合介入郊区住宅大盘项目开发提供了机遇。采用联合开合运作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广州市番禺区的“华南板块”。但这种开发运作模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开发商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各自为政。不利于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整体开发建设.

3.3相关政策影响因素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政策因素主要包括：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城市规划以及金融政策等方面。产业政策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的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产业政策直接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方向。土地政策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城市土地决定、规定、意见、通知等。土地政策成为影响房地产开发最直接的风险因素。具体来讲，土地政策对城市郊区住宅大盘开发风险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取得方式和年度土地利用指标等三个方面。城市规划是为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目标和各项建设而预先进行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的行动步骤，并不断付诸实施的过程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在制定和调整城市规划的时候就要全面考虑，使城市规划体现出其宏观性、整体性、长期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也要及早预测当地城市的规划目标，选择到增值潜力较大的区位。金融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采用各种方式调节货币、利率和汇率水平，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方针和措施的总称.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宏观金融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三大政策.

3.4区位选定影响因素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区位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子、设施因子和位置因子三个因素.

3.4.1经济因子。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区位影响因素中的经济因子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房地产行业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居民的收入水平、区域经济居民的消费水平等。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房地产区位价值的不同，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内居民可以享受到更高的个人收入、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更高的生活质量.

3.4.2设施因子。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区位选择的独特之处是十分注重社会性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和其完整性。具体是指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项目周围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商业设施、教育设施、娱乐设施、医疗设施以及交通设施等.

3.4.3位置因子。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项目如何选址将直接影响到开发商的利润和居住着的经济效益或生活满意程度。其中，位置因子是影响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区位选取的关键因素，主要反映在项目选址地的发展状况，交通便利状况，项目选址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

3.5经营管理影响因素

经营管理是郊区住宅大盘开发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地产项目开发的全过程中，开发商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的将所建房屋出售出去，并回收资金获得投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将面临着许多风险因素，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风险、财务风险、时间管理风险、沟通管理风险、经济风险和内部决策与管理风险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营销策划影响因素、物业管理影响因素以及其他因素.

4.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的具体措施

4.1准确的确定项目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对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营销具有关键作用，开发商要做好住宅大盘开发的市场定位工作。对于市场价格定位，要制定出合理的租售价格，一方面要维持开发商既有的利润水平；同时，也要为购房者所接受。开发商必须明确住宅大盘建成后的市场目标客户，只有判断好目标客户，才能获得预期目标。为此，开发商要认真分析该区域人口构成比例，合理预测市场需求分析，开发相应的建筑市场。对于住宅大盘的方案设计方面，一方面要符合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要求，保证建筑设计及结构设计的质量；同时优化建设方案，做好住宅大盘项目开发的具体实施建设；此外，还要根据预测的目标客户类型制定相应的设计方案.

4.2选择适当的开发运作模式

选择适当的开发运作模式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进行风险规避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实力和郊区住宅大盘项目的建设规模。在郊区住宅大盘开发过程中，如果住宅大盘的项目并不是超级巨盘，而且房地产开发商具备足够的实力对项目进行单独的开发建设，那么开样的降低了开发商的开发成本，缩短了开发周期，加快了郊区住区的配套设施完善和建设。此外，开发商对住宅大盘项目的选址离城市不宜过远，或者选择发展不成熟的区域，避免开发的住宅大盘项目避免成为一座“孤岛”，而需要与城市形成一个自然的连绵带.

4.5制定有效的经营管理方案

房地产营销一直就在房地产的发展过程中担负十分重要的角色，它能够以独特的主题策划为中心，综合利用各种营销手段，在消费者和开发商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使产品能够快速、准确地直达消费者.

现阶段，只要房地产企业认清形势，房地产策划能有效地整合房地产项目资源，充分发挥它的特长，增强项目的竞争能力，以赢得自己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余凯，《我国房地产开发模式研究[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2]温伟，《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联合投资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4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例7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居民对生活休闲娱乐的需求增加并且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休闲农业消费受此影响得到迅猛发展。休闲农业具有多种形式，大致可以按照内容不同分为民俗体验式旅游、主题农庄、休闲农场、农业公园、森林公园、野营地模式、度假乡居、乡村主题博物馆、乡村俱乐部九种类型。休闲农业是依托于生态资源，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互结合融通的一种新型消费内容、经营模式，也是国家为改善三农问题而重点推进的发展形式。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各类休闲农业年接待游客11亿人次，全国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4100亿元，且休闲农业产业规模仍在不断扩大。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空间布局、评价、行为特征、需求主体等领域，而对于休闲农业的影响探究甚少。在此背景下，本文探究了我国目前的休闲农业发展状况和特点，并以此为基础，针对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对城郊地区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对城郊地区的经济影响

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给城郊地区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经济影响，主要表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1.微观角度。城市居民的休闲农业消费为农村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收入。休闲农业的从业者主要是农民，农民可以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从事服务业，从而获得双份收入，可支配收入增加，收入结构改善；将农产品作为休闲农业的部分内容销售给城市消费者，农产品在城郊产地实现直接销售，去除中间不必要的流通环节，减少农产品的损坏，大大降低成本，利润空间增加，城郊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城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又能够拉动当地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业方面，目前城郊地区从事非农行业的劳动力比例不断上升，且劳动力结构呈现高龄化趋势。这种现象主要归因于城郊青年劳动力向往城市生活，追求更高的工资收益，因而进入城市务工，致使城郊地区的劳动力结构出现变化。休闲农业的发展能削弱劳动力变化的消极影响，由于休闲农业对从业者年龄要求较低，可以消化城郊地区的中年甚至部分老年劳动力，推动充分就业。据统计，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从业人员790万，其中农民从业人员630万，休闲农业在就业创造、就业带动方面影响明显。休闲农业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如部分休闲农业项目为外地开发商直接投资租用城郊土地建设，景区的过度建设导致农民损失大量土地，倘若相应的补偿措施跟进不及时或者不合理，农民将失去原有的经济来源，承受经济上的损失。2.宏观角度。休闲农业依托农业基础发展而来，对于农业经济本身发展水平的要求较低，不需要追加大量投资，即可获得相当的收益。但这也限制了休闲农业的发展，基础设施不完善对休闲农业的吸引力提高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城郊地区若计划发展优质休闲农业，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期改善城市居民消费环境，吸引更多的城市消费者。而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城郊地区提高投资吸引力，丰富城郊地区产业布局，改善城郊地区的整体产业结构。除此之外，休闲农业将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发展，餐饮、住宿、交通、纪念品零售业等产业链上的产业均能得到优越的发展机会。休闲农业消费推动城郊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是城市地区与城郊地区通过休闲农业消费产生关联，进而形成更加密切的联系和往来，加速城市的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城郊地区流动的经济活动。借助城市的资源和建设经验，城郊地区受到辐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享受更多城市带来的资源，有效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对城郊地区的社会文化影响

1.剩余劳动力及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随着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推广，城郊地区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无法解决该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则可能对社会稳定、贫富差距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该群体受职业技能的局限，无法直接从事具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工作，就业范围受到严重制约，而休闲消费则为该群体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休闲农业具有农业与服务业的共同特色，既对技术水平要求较低，保证城郊地区农民能够适应工作内容，又能发挥该群体在农业知识、技能等方面的特长。因此，休闲农业消费对减少城郊地区失业、无业人员，提升社区治安水平等方面均有积极影响。此外，休闲农业消费为外出务工人员在本地提供了相应的工作机会。外出务工人员在本地从事休闲农业服务即可获得等于或略低于外出打工水平的报酬，极大地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转变为本地劳动力，从而减少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的发生。2.思想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休闲农业对劳动力的知识水平、道德素质要求相比于原有的纯农业形式处于更高的水平，间接促进了城郊居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形成更加和谐友善的社区文化氛围。通过与城市居民在消费过程中的接触与交流，城郊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逐步实现生活方式上的城乡一体化。休闲农业的发展促使城郊地区注重保护和传承传统特色文化，以达到打造特色标签、增加消费吸引力的目的。各式各样休闲农业文娱活动的举办提高了城郊居民的文化追求与审美意趣，极大丰富了城郊居民的精神生活。3.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变化。通过休闲农业的联结，城市居民与城郊居民进一步相互了解、理解和包容的态度被更广泛地接纳，削弱了城乡居民之间的偏见与歧视，夯实了城乡一体化的心理基础。城郊地区的女性在休闲农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休闲农业的发展使城郊地区女性逐步实现经济独立，社会地位提高。休闲农业发展对城郊地区的人际关系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客源量一定时，同一城郊地区的多个休闲农业消费项目会形成竞争关系，争抢客源的状况可能发生，进而导致邻里关系失和，城郊地区人际关系受到消极影响。

三、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对城郊地区的生态影响

1.积极影响。休闲农业强调生态、自然、绿色、环保，城市居民到城郊地区进行休闲消费的原因之一是为感受生态之美，亲近大自然。因此，为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城郊地区相关管理机构会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和投资，努力改善当前生态环境；城郊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也相应提升，理解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减少环境破坏的行为，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对城郊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休闲农业依托于各地不同的生态资源，其发展有助于对当地特色生态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合理利用。其实，休闲农业的特色标签一旦贴上，所在地为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就必须保护当地独特的生态资源，从而对生态产生积极影响。2.消极影响。休闲农业的发展致使大量城市居民涌入城郊，面对更多的人类和人类活动，城郊地区的自然环境承载压力随之增大。况且并非所有区域都适合开展休闲农业，在生态基础薄弱的地方进行休闲农业的建设不仅不会保护生态环境，反而会加速环境恶化。一方面，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也会相应带来更多的废水与生活垃圾，增加城郊地区的废水处理与垃圾处理压力。如果废水、垃圾等污染物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会对城郊地区的生活、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进一步引发土壤污染和水污染。另一方面，大气污染也是城市居民休闲农业消费给城郊地区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一。由于城郊休闲农业所在的区域通常与居住在城市中心消费者距离较远，城市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出行有较大的不便，所以，消费者通常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到达城郊地区。特别是在休闲农业消费的旺季，到达城郊地区的私家车数量会持续增加，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对城郊地区的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1.结论。休闲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为城郊地区带来了积极影响，也给城郊地区造成了某些消极影响，如环境承载压力增大、争抢客源导致邻里失和等。但总体上看，发展休闲农业对城郊地区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在经济上，休闲农业增加了城郊居民的收入，促进就业，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优化城乡生产力分工，产业联系加强，城乡间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加速融合，实现了更优的经济效益；在社会方面，休闲农业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缓解了失业、留守儿童增加等严峻的社会问题，提高了城郊居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水平；在生态上，显著提升城郊居民生态意识，保证自然生态健康发展。休闲农业在实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我国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展。2.启示。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注重多样化发展，形成特色标签。休闲农业应注意多样化发展，提供不同类型的休闲农业活动，用特色区别服务，避免陷入价格拼杀的“红海”之中。可由政府或社区牵头，对同一地区的休闲农业单位进行整体规划布局，细致调查各处不同的旅游资源，确保特色鲜明、分工明确，实现整体的规模化发展，增强竞争力。（2）适度开发，重视保护。休闲农业应在保护的前提下对生态资源进行合理开发，真正确保消费者能享受田园生活以及回归自然的愉悦，而非破坏原有湿地、林地，转而扩建休闲农业。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积极跟进基础设施配套工作，避免因城市居民的休闲农业消费给城郊地区的生活与生态环境带来无法消解的压力。（3）提高经营水平和服务质量。现阶段休闲农业消费大多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经营，经营理念落后。经营者个人以及城郊地区居民委员会应注意对优秀人才的引进，介绍优秀的旅游管理人才入职，并对休闲农业的经营者进行定期的服务培训，提升休闲农业的服务水平和经营水平。（4）运用营销手段，加大宣传力度。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休闲农业应借助互联网在宣传上的优势，进行绿色营销、情感营销、体验营销等；借助电视综艺的平台，向城市居民持续传达回归自然的生活理念，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利用假期到城郊地区进行消费，从而增加收益，扩大休闲农业的经济影响。

参考文献：

[1]杨伊侬.休闲农业旅游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中国商贸，2014（17）：159-160.

[2]李榕.论乡村旅游及其社会经济效应[J].现代经济信息，2016（22）：342.

[3]王波.休闲农业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15.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例8

城郊是城市郊区的简称，指位于中心城市周边，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城市和乡村土地利用方式相混合为特征，人口和社会特征具有城乡过渡性质的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相互重叠的特定地域空间范围。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看，其边缘是模糊的；从行政区划来看，其边界又是明确的。本文所指的城郊主要是指近郊的建制镇(部分有农村的街道)，它们具有空间范围的动态性、过渡性特征，既是部分城市产业辐射的前沿地带，也是城乡社会变迁的交接区域。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城郊型新农村建设是在这一特定地域空间载体上进行的、整合城乡经济社会要素的综合性活动，是城市现代化和郊区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

二、“城郊村”的经济特征

“城郊村”介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之间，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较，具有“亦城亦村、非城非村”的发展特征。

(一)产业结构非农业化

“城郊村”往往拥有庞大的集体经济，从产权关系、经营管理方式、利益分配等方面看，仍然维持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城郊村”以非农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一般都有较大规模的第二产业，而且有比较完善的第三产业。“村民”们在土地被征用时，在征地补偿的分配上一般都给原“村”集体经济留有一定比例，这些集体经济现多已具有一定规模。其发达的集体经济无论是没有城市化的农村社区还是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比不上。由于地缘的变化而导致地价的上涨，提高了剩余农用地继续保持农用的机会成本，剩余农用地陆续被付租能力更高的非农产业占用，陆续非农化，转向二、三产业。

(二)从业人员多元化

“城郊村”最显著的人口特点就在于它打破了原来的单一的农民结构，出现了多元结构的从业人员。由于房屋租金比城市社区低廉，且“城郊村”属于城市建制范围内也享受着城市化所带来的一些配套服务设施的便利，所以“城郊村”往往是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第一站，也是外来务工人员的理想寄居地。没有“城郊村”的存在，多数外来工是迈不进城市门槛的。

(三)村民收入寄生化

由于土地价格的飞涨和发展工商服务业的便利，使很多城郊村的集体经济收益非常高，以第三产业尤其是以土地出租、物业租赁为主，经济收入依赖于出租屋租金和政府或开发商征地补偿金。拥有村籍就拥有村级集体资产的分配权益。有专家称之为“寄生型”的集体经济。村级集体经济的效益取决于城郊村的区位及周边流动人口的集聚状况。这种高收入、高福利的“寄生型”经济，导致村民重金钱、讲实际、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和投资创业意识，也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内聚，减弱了城郊村与城市融合的迫切性，加大了其与都市整合的距离。

三、城郊型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以城郊村改造为着力点，积极推进城郊型新农村建设，符合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城郊村的改造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率先发展、富民强市为目标，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积极稳步地推进城郊村改造。

(一)坚持村庄拆迁与社区建设齐头并进，推动物质形态城市化

城郊村由于在规划建设上没有纳入市政统一轨道，在管理上缺乏规章制度可循，长期按照村镇建设的规范实施，很少顾及城市的整体功能和区域优势，造成城郊村成为城市文明的“塌陷带”，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建设和城市的品位。

推进城郊村的物质形态城市化，就是要将城郊村混乱分散、设施不足的建设形态和不良环境转变为运作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文明社区，从而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奠定城郊村转型发展的物质基础。一是抓规划设计。坚持把建设现代化城市与新农村相结合，积极谋划城郊村改造的总体方案，系统规划、分步实施；坚持从环境生态性、生活舒适性和居民方便性的角度，抓好定点规划，既遵照城市功能区要求，又尊重村民生活习惯，把就地改造和易地新造相结合，优化组合，合理布局，打破行政村界线，分片区、成组团建设新社区；坚持继承传统建筑、体现地方特色，在规划设计上，利用原有生态环境，依山傍水，充分展现城市个性；坚持以人为本、实用为先，精心规划综合环境，注重居住、休闲、服务相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环境优美。二是抓拆迁补偿。改造城郊村，平稳顺利推进拆迁是重点。在旧村拆迁中，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坚持政策统一性，坚持把保障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对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处置、房产确权、拆迁补偿与安置的资格、标准、违法建筑与临时建筑的处理等实际问题做出具体、明确、可操作的规定，并切实编排可行计划，严格按程序操作，调动多方积极性。三是抓建设安置。在建设过程中，注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加强市场运作相结合，积极探索建设模式的多样性。

(二)坚持改革产权与保障利益协调共进，推动城郊村经济形态城市化

一些城郊村集体资产能够在旧模式下不断膨胀，主要是凭借其有利的地缘优势，在新旧体制摩擦产生的裂缝中获取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这种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只有对城郊村的集体经济进行改革，提高其整体运营效率，才能求得进一步发展。推进经济形态城市化，要在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上下功夫，通过股份化途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对城郊村集体经济进行产权改革，增进城乡经济的融合度。

加快集体土地征用。土地征用要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规定，保证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兑现。在国家未实施土地使用前，允许由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继续使用，确保村民向居民的平稳过渡。如对人均不到0.1亩耕地的城市村庄，其土地性质将自动由集体转为国有，使用权仍归集体所有。将“城中村”属于城市征用范围内的土地推向市场，用土地置换成资本。同时，政府可对一些开发配套费进行减免，让开发商用这些费用来建一些公益设施，如小公园、文体娱乐等居民休闲场所。同时，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坚决制止一些村民违法建房成风、部分村突击消耗集体资产

等现象，把最大利益让渡给村集体和大多数村民；坚决刹住借“城郊村”改造的机会，投机取巧，漫天要价的歪风。

妥善处置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要因村制宜，一村一策。条件成熟的村可一步到位，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革。条件不具备的村实行两步走，先搞股合制，不改变企业集体所有制性质，待平稳过渡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革，

合理补偿住宅拆迁。在国家和省拆迁法规范围内，制定有利于村民的拆迁政策，把最大的利益让给村民，切实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对村民所有合法房屋按建成年份至少1:1的面积比例进行民地补偿，民地补偿以实物为主。拆迁期间对旧村住房的安置费及原有房屋的出租收入的酌情补偿，补偿的方式以货币为主。坚持以人为本，有情操作。对在“城郊村”改造中，确实困难的，但又因村民身份进不了低保的，要想办法，挤出财力，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财政也可以安排资金加以确保。对于那些房屋资产补偿变现后，还解决不了住房问题的，要按成本价提供房源。科学测算居民安置用地、补偿用地的比例关系，确保补偿用地的收益能抵补居民安置住宅的建设，实现收支平衡。

确保村民就业保障。农转居人员应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优惠等政策；农转居人员转居前已参加养老保险的，其投保年限可从参保之日起计算；对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金的，可适当减少最低累计缴费年限和最低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基数。同时，制订“城郊村”中的世居居民、外来居民的安置政策。对他们中的特困户也应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不能成为新社区的新问题。

(三)坚持培训农民与转移就业同步推进，推动主体形态城市化

城郊村改造不仅是物质空间的改造，而且也是包括生活方式和现代文化素质在内的综合社会改造。因此，应把培训农民作为改造城郊村、推进城郊型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积极实施农民培训和转移工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农民就业技能为重点，以促进转移就业为目标，广泛开展农民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大力拓展农民转移就业渠道，努力形成培训转移的对接机制和保障机制。一是围绕产业发展抓培训。根据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需要、园区企业和城市服务业用工的需求和农民转移就业的意向，采取“企业下订单、农民选菜单、政府来买单”的方式，因地制宜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既提高农民致富的能力，又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熟练工人。二是适应城市生活提素质。随着农民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迫切需要转变生活方式，从思想观念、行为习惯、文化素养等方面努力融入城市生活。针对城郊村农民特点，突出抓好公民道德、法律法规、城市管理、健康生活等方面知识的普及性教育，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增强市民意识。三是拓展就业服务促转移。一方面着力构筑城乡一体劳动力市场，市、区(县)定期举办农村劳动力交流会或专场招聘会，畅通劳动力转移渠道；另一方面各镇(街)及时收集、辖区内企业的用工信息，拓展农民就业信息途径；与此同时，出台“以奖代补”政策，鼓励各种社会中介机构来推介农民就业，多种力量促进农民转移就业。通过实施农民培训和转移工程，为农民学一门技能、找一个岗位、增一份收入创造条件。

(四)坚持创新体制与完善机制循序渐进，推动管理形态城市化

村委会是为适应我国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而建立的农村自治组织。城郊村的产业结构和村民就业结构已非农化，如果仍然实行以村委会为管理组织的社会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城市化发展。因此，必须对城郊村内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推进城郊村社会管理形态城市化，促进城乡社会管理的接轨。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例9

一、问题的提出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进入工业化提升、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新的发展时期，然而，近几年由于城乡差距的逐步拉大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思路，并将以城乡统筹发展和配套改革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想放在首位。在新时期，新疆兵团（作为全国最大的农工商联合体，同时具有党政军企职能，承担着发展经济和保卫边疆的双重任务）也和全国一样，面临着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快速提高农工收入、发展壮大兵团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和重要课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于1954年10月，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是中央直属单位，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实行单列，并享有计划单列市的各种经济管理权限。40多年来，兵团各族干部职工在天山南北、戈壁荒滩，开发建设起了石河子、五家渠、奎屯、阿克苏、库尔勒、阿拉尔、北屯等10多个大型垦区和新型城市。兵团现拥有总人口256.39万，其中职工97.45万，领导机关设在乌鲁木齐市，下辖13个农业师、1个工程建筑师，分布在新疆自治区14个地、州、市内。兵团以占全疆1/7的人口，生产新疆1/5的粮食、2/5的棉花和1/3的棉纱、棉布、食糖，并交纳1/5的税金。然而仔细分析发现兵团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还是经济结构优化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新疆和全国，从1978―2005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由28.1?48.2?23.7调整到14.6?52.2?33.2，新疆三次产业结构由35.9?46.2?17.9调整到20.0?33.9?33.9，而兵团三次产业结构由47.4?30.8?21.8调整到46.6?26.3?33.1。从改革开放至今，兵团农业产值比重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而工业产值比重不升反降了4.5个百分点；另从下面图1和图2可看出，兵团相对于自治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且经济总量占自治区的比重成下降趋势，从1983年20.15%下降到2005年的13.31%。有关资料显示兵团农牧团场教育、卫生医疗、基础设施、科技投入等与城市相比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兵团大力发展城郊经济是消除兵团与自治区、全国的差距、缩小城乡差别、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战略，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资料来源：兵团和新疆《统计年鉴》2006年）

二、研究的理论依据及兵团城郊区域的界定

1、理论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写到：“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然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消灭城乡差别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所以，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和我国学者都十分关注区域差异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中，首次提出“二元经济”模型，并认为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经济特征，随后，拉尼斯和费景汉发展和完善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形成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研究。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首次提出“增长极”概念，所谓“增长极”是指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先导部门在一些区域或大中城市聚集，形成一种资本集中、技术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果，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辐射作用的发展中心（即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决策中心等）。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带动邻近地区或整个经济的发展。1966年，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R・Boudeville）扩展了增长极的概念，把增长极定义为位于大中城市内的正在不断创新和扩张的一组产业，它通过自身对邻近地区的影响而诱导区域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增长极理论实际是一种合成理论，是指那些通过解释地区的发展过程，说明在增长中的城市中心确实诱使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各种假说。增长极（也称发展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如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及一些地区优先发展，都是培育增长极以带动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战略。1957年，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写了《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概念，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存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他认为，当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制扩大，发展中国家不应当消极地等待发达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应当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包括政府政策、法律手段等）弱化“回流效应”，增强“扩散效应”，来激励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应制定相应的对策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缩小差距。1958年，赫希曼（A・Hirschman）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针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和企业家及决策能力的缺乏，提出了“不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理论”，并用“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和“联系效应”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建议，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首先发展那些“联系效应”和“引致投资”最大化的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理论指导下，实施非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事实上不平衡发展是手段，平衡发展才是目的。1960年，J・弗里德曼（JohnFriedman）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将创新变革的主要中心称为“核心区”，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其他区域被称为是“边缘区”，该理论认为，随着区际人口迁移、运输改善、市场扩大、城市等级扩散和政府的干预，核心和边缘的界限会逐渐消失，达到空间一体化。

2、兵团城郊区域的界定

区域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层次。兵团作为特殊的组织，有其历史的、行政的、军事的、经济的区域特点，分布范围广且集中度低，是典型的绿洲区域。正如人们常说：“新疆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从表1中可以看出兵团下辖的13个农业师和1个工程建筑师的师部机关都位于新疆主要城市或地区，且天山北坡经济带（六、七、八师）、乌鲁木齐地区（十二、建工师）、哈密开发区（十三师）库尔勒市石油城（二师）以及阿拉尔市（一师）和图木舒克市（三师）人口占兵团总人口98%以上。本文将兵团师部机关所在地界定为核心区（城市），距师部所在地方圆50公里范围界定为城郊地区，50公里以外地区界定为边缘地区（乡村）。

三、兵团发展城郊经济的必要性和战略依据

1、发展城郊经济是兵团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城郊区域是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连接点，是城市与乡村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地，也是农产品集散地，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城郊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兵团城市化的进程、克服“大城市病”，更有利于兵团农场非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吸纳农场剩余劳动力、增加农场职工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城市化是我国消除城乡差距的战略选择

城郊是连接农场和城市的纽带和桥梁，是城市辐射、扩散效应和农场改革动力的交汇地带，发挥着“基地、枢纽、集散”的功能。可以预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郊区域将是兵团未来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城市“退二进三”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城郊区域工业化的进程。城郊经济发展也是走城市化道路的“必经之地”，世界各国城市发展实践证明，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将城郊转化成为城区，把城郊地区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再把远郊区转化为城郊的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3、兵团经济带的发展为发展城郊经济奠定了基础

2000年，兵团党委根据新疆自治区优先发展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战略思路，实施了“集中力量做大石河子垦区、优先发展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非均衡发展战略。2002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南疆经济带、边境经济带和哈密特色经济区的GDP分别占到兵团经济总量的55%、25.5%、17.1%和2.4%，经济带的核心带动作用增强（见图3）。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35?31?34调整到29?32?39，固定资产投资额由37.3亿元增加到55.8亿元，占兵团当年投资额的53.3%，外贸进出口总额由5.15亿美元增加到9.61亿美元，占兵团当年进出口总额的79.7%，职均收入由7775元增加到9434元。

四、实施发展城郊经济战略建议

1、继续实施非均衡的城郊经济发展战略

以天山北坡经济带、南疆经济带、边境经济带和哈密特色经济区为重点，充分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和“十一五”期间加大对西部投资倾斜的机遇，集中有限的资源，加大投资和扶持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加快“核心区”和“增长极”的培养，提高核心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二、三产业集中度，使其真正发挥辐射、扩散和诱导周边城郊区域经济活动的作用。积极采取相应政策和一些必要的措施弱化“回流效应”，增强“扩散效应”，来激励城郊地区的发展。

2、加强城郊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城郊经济发展目标

以城市和师部经济带核心区为轴心，以重点城镇为依托，以方圆50公里为半径，加快城郊区域规划，做好规划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要明确城郊经济发展目标，城市化是我国21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趋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实施城郊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兵团与新疆和全国的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所以，在培养核心区和发展极时一定要以农业的发展和提高农场劳动生产率为前提。以城市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挥兵团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与地方互补的优势，大力发展精品、特色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

3、按照自治区经济发展总战略，合理安排与地方协调发展的战略发展重点

各师和农场应积极主动出击，寻找发展机遇进行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打破兵团与地方双重体制的束缚，发展与地方城镇融合的城郊经济。

4、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兵团农场距新疆中心城市都比较远，方便和快捷的交通服务是城郊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现代化的通讯、信息服务、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和各个要素市场体系的建立都是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1959.

[2]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例10

一、郊区与郊区化的概念差异

郊区原意指城市地区，是一个相对城区的概念，是“都市区内、中心市边界以外的区域。郊区不同于中心市的特点是：郊区蔓延发展；郊区土地利用低密度；郊区缺少像中心市那样的中心城区或闹市区；郊区缺乏一个统一的郊区政府”。我国的郊区是指城市行政区内，城市中心区以外的地域，包括了围绕中心区的城市建成区。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以后的一个绝对分散阶段。它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等城市要素先后从城市中心向郊区的迁移，即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郊区化是从城市中心区出发，考察人口、产业等从市中心到郊区的迁移，而郊区城市化则是站在郊区的立场上，考察郊区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演进。

二、国外城市的郊区化及其经验

（一）国外郊区化的发展历程

美国人口郊区化大约出现于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城市化率开始超过50%，从那时开始，美国主要经历了人口、制造业、零售业以及办公业的四次郊区化浪潮，即四个郊区化阶段：一是萌芽阶段，随着城市发展扩大，交通设施的进步，一部分富有阶层首先搬入郊区；二是形成阶段，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居所，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购物和娱乐，城市仍然是工作、生活和娱乐的主要空间；三是发展阶段，大规模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发展，郊区人口和就业比重越来越高；四是成熟阶段，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郊区化的出现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种都有郊区化趋势，郊区异质性增强。

（二）国外城市郊区化的机制

美国人口郊区化主要由五大因素引起：第一是收入增长。当收入的消费效应大于机会成本效应时，郊区化就发生了。第二是交通费用的降低。19世纪末期，美国城市有轨电车迅速发展；到20世纪，个人小汽车的广泛使用和城市高速公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个人出行的成本。第三是内城问题。在郊区化过程中，由于中产阶级不断迁移到郊区，造成城市中心区房屋缺乏维护、黑人等有色种族人口增加、财政收入下降、教育质量下降，从而引发了更多的人口外迁。第四是跟随企业迁移。在20世纪初期，由于福特制生产模式的大规模流行，工厂对土地的需求扩大，迫使大量工厂搬迁至郊区即工业郊区化，在工厂就业的人口随工厂郊迁；在二战后，由于零售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就业人口也进行了随雇主的郊区化。第五是公共政策。战后，美国政府为美国家庭提供了低利率贷款和贷款担保，鼓励在郊区置业；另外，郊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又普遍好于市内政府，根据“用脚投票理论”，居民趋向于郊区化。

三、中国城市郊区化和新郊区化

（一）2000年以前的郊区化城市化特征

1、郊区化概况

我国城市的郊区化出现于1980年代初期。不少学者利用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部分大城市郊区化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交通和通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大城市普遍出现了中心城区尤其是核心区域人口减少、城市中心边缘区和郊区人口迅速增加的现象。如上海，1990-2000年，中心城核心区的黄埔、卢湾、静安三区人口减少69.2万，年均减少超过4%；边缘区的徐汇、普陀、长宁、闸北、杨浦、虹口六区人口则增长了92.6万，人口密度显著增加；而增长最快的是位于近郊区的宝山、闵行、浦东、嘉定四区，年均增长达6.45%；远郊区有少量的增长。其他的大城市如北京、杭州等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特征。

2、共性化特征

纵观2000年以前的郊区化，可以发现郊区化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具有五方面共性特征：（1）郊区化表现为近域郊区化，即人口主要从城市中心区向城市边缘区或近郊区迁移，郊迁距离较短。主要原因是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还比较短，而且主要线路在中心区域或邻近地区，因此为了到市中心就业，人口只能迁移到中心区边缘区或离城区较近的近郊区。

（2）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同时进行。郊区化发生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郊区人口和经济发展除了得益于城市中心区的扩散效应外，还来自于城市郊区本身的集聚型城市化。如在上海，近郊区浦东、闵行等区人口的增长除了城市动迁居民外，主要是该区域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

（3）政府推动下的被动郊区化。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市场推动作用还相当有限，迁移到郊区的主要是因为城市中心区更新改造中的市政动迁居民。由于商业地产模式刚刚开始，主动到郊区买房居住的人口还比较少，这与西方首先是中产阶级郊迁有着明显的差异。

（4）郊区化沿着交通沿线进行扩散。这主要表现为人口和产业沿环形城市道路进行摊大饼式的发展。另外，在部分城市中，随着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人口分布的扩散作用逐步加大。

（5）办公、就业的郊区化还远远滞后于人口和工业郊区化，城郊差异明显，郊区还未发展为自立的经济实体。

（二）2000年以来的郊区城市空间重构

1、新郊区化的态势

20世纪后期，美国新经济对城市发展影响加深，Stanback以“新郊区化”一词来描述新经济影响下的郊区化。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城市发展也全面进入了都市区化阶段，这种可以称为新郊区化的郊区化发展阶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所加强。以上海为例，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常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明显，郊区化距离不断加大。数据显示（见表1），2000-2010年，中心城区核心区人口与1990年代一样，继续大幅度减少，但年均减幅已然下降；边缘区人口则只有微小的增加，主要是普陀区人口有23%的增长，但长宁和虹口区人口出现了减少，其他几个区人口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幅减少的态势也非常明显；近郊区人口呈现了大幅度增加态势，增幅高达95.9%，年均增长达到6.93%，远超1990年代的增幅和增长率；远郊区人口也有大幅的增加，增幅为31.55%，年均增长高达2.78%。

分街道镇的六普数据分析表明，10年间，郊区有关街道镇人口高速增长，超过100个街区人口年均增长在2%以上（见图1），出现了多个拥有大规模人口的街区，人口规模超过20万的街区超过20个，超过30万的也有5个，几乎相当于中小规模的城市；而且这种人口规模大的街区主要在近郊区和远郊区，如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列处于前几位的分别是奉贤区的南桥镇、浦东的川沙和三林、宝山的庙行以及闵行的梅陇，人口规模在30万以上。

2、新郊区化的机制

检视2000年以来的郊区化发展，可以把郊区化的动因概括如下：

（1）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同样以上海为例，至2010年，上海轨道交通运行线路已有12条，运营线路历程达452千米，轨道交通到达宝山、闵行、浦东、嘉定、松江等郊区的大部分区域，这几个区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

（2）郊区各种园区的建设。2000以后，郊区各类产业开放区、科技园区发展很快，成为高密度就业的区域，吸引了大量白领和产业工人。学者郑国和周一星发现，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成为我国城市郊区化的重要载体，促进了城市的远域郊区化和郊区化的空间分异。

（3）城郊房地产的开发。2000年以后，商业住宅发展迅速，由于受土地限制，拥有大面积土地而又有轨道交通的郊区房地产开发十分火热，尤其是上海闵行、浦东、松江等区，较低的房价、较便利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大量白领人士居住。

（4）经济的发展和小汽车的使用。居民收入的增加势必会增加对住房和环境的消费，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学者吕拉昌认为，在新经济等多重因素推动下，中国大都市郊区化的推力增强,推动了郊区化加速发展。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家庭得以在郊区买房居住以提高居住质量；小汽车已经广泛进入普通家庭，从而使得远距离就业和居住成为可能。以北京为例，2010年，城市居民每百户家庭平均拥有小汽车多达34辆。

（5）城市化和外来人口。学者于萍和沈正平研究表明，郊区化受传统工业经济与新经济的双重影响。这种双重动力与所形成的双重表现特征，体现出我国城市在新经济时代郊区化的特有规律，即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郊区就业，成为郊区人口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3、新旧郊区化的差异

对比2000年前后的郊区化，可以发现两者在诸多方面差异明显。

（1）郊区化的距离方面。新郊区化有远域郊区化趋势，而旧郊区化的距离主要在中心城区边缘及其邻近的近郊区靠近城区的区域，郊区化的距离明显加大，从原来的10千米左右扩展到25千米左右。郊区多项发展指标已经超过近郊区，如上海2010年末，郊区工业总产值超过30000亿元，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2.34%，中心城区与郊区人口比例为30.35：69.64。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8年末，上海市第二、第三产业单位中有34.5%分布在中心城区，54.4%分布在郊区。

（2）郊区化的主动性方面。新郊区化是在市场条件下，通过经济手段发生的自然的城市形态的重组，与1990年代被动的旧郊区化区别明显。通过土地和房价的落差，人口和企业在城市中寻求最佳住址，郊区化主体的主动性大大提高。

（3）新产业经济影响明显。2000年以后，郊区建设了不少科技研发为主的高新产业园区，涌现了一批郊区创新和极化增长区域，如上海浦东的张江高科园区，吸引了大量高科技人才就业，对区域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很大，这与2000年以前主要工业企业建设明显不同。

（4）郊区化内涵增加明显。2000年以前的郊区化主要是人口居住和工业企业的郊区化，造成郊区产业结构较为低级和单一。2000年以后，高新产业和生产业郊区化明显，郊区产业结构更为优化和综合化，有力促进了集生产、居住、研发等功能为一体的郊区新城的建设。

4、新郊区化的正负效应

（1）郊区化的三方面积极影响

首先，城市中心区域人口继续减少，缓解了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压力，为城市改造和高端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城市中心区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高端服务业发展加快。其次，大量人口主动郊区化，大大提高了人口的生活质量；大量人口在郊区集聚，大大加快了郊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三，郊区化重构了城市空间结构，即城市空间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向现代的多中心大都市结构转变，为城市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从2010年上海人口等密度图可以看出，除了高密度的中心城区外，郊区出现了若干人口集聚的中心，多中心人口分布格局已经比较明显（见图2）。

（2）郊区化的四方面不利因素

首先，城市发展中摊大饼式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明显的遏制，无序发展仍然存在，土地和各种资源的集约度低；城市多中心结构发育还比较缓慢，城市中心区仍然承担了大量的就业、交通负荷。其次，尽管郊区有大量的产业园区吸引了大量的就业，但由于产业园区生活配套不足，造成大量的职住严重不平衡，造成交通拥堵，通勤成本上升，城市环境恶化。再次，郊区新城社会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还比较低，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资源；郊区社会生活质量还比较低，郊区城市功能不够齐全，难以满足大规模人口的需要。第四，经济发展和郊区化造成社会极化严重，社会空间分异，社会问题层出不群；城市管理机制急需改革。

四、加强郊区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郊区发展的综合性规划，加强郊区功能的规划管理

要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加快制定郊区人口与新城和新市镇的综合发展规划，加快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规划，努力从满足郊区居住、就业、生活、休闲等功能出发，以提高郊区综合竞争力和郊区生活质量为目标，加强规划的编制和执行。

（二）加快郊区新城的规模化发展，推进国际大都市的建设进程

从六普数据看到，许多城市的郊区已经涌现了若干人口规模相当的街道或镇，但大多数街区人口规模偏小，城市体系发育不足。像上海，未来市域范围内，除中心城区(人口约为850万左右)以外，应形成若干大城市（100万以上）、中等城市（50万左右）、小城市（20万左右）构成的合理的城市体系。

（三）加快郊区轨道交通建设，提高郊区新城人口聚集度

大力推动通往远郊区的轨道交通建设，为郊区城镇居民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通过轨道交通把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相互连接，优化人口布局，进一步提高郊区新城人口集聚度，促进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格局形成。

（四）加快郊区产业的配套发展，提高社会管理的质量水平

首先要搞好郊区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产业能级，提高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其次，要为郊区各类产业园区进行配套建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郊区产业集群。另外，郊区管理模式急需改变，从常住人口需求入手，加强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在郊区的布局和调控，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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