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例1

（1）章鱼小丸子例⑤沙茶面、海蛎煎、花生汤这些都是必须要尝一尝的特色，另外常见的关东煮、章鱼小丸子、春卷也做得格外地道。例⑥不知不觉，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小周和小薛夫妻俩在黄埔一小学门前摆摊卖章鱼小丸子，已经十多天了。章鱼小丸子起源于日本大阪，原名“たこ焼き（蛸焼き）”，其历史要追溯到大正年代，创始人是日本著名美食家———远藤留吉先生，素有皮酥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这个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如果直说章鱼烧的话，恐怕没吃过的中国人很难想到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美食实在是强大，轻轻松松地就把它的做法总结成了丸子。这样，通过食材和做法把它的名称翻译过来再引入，这个美食也就没那么神秘了。

（2）关东煮例⑦便利店里除了寿司、饭团、关东煮，还有可自选搭配的盒饭，20元左右就可饱餐一顿。关东煮，日语本名御田（おでん），是一种源自日本关东地区的料理。“関东煮、関东炊き”，是关西人给这种料理的名称。这种食物最早是从老东北传到日本，后来流传到台湾，在台湾进一步丰富了汤汁、蘸料及其品种，该美食营养丰富，诱人的香味让你垂涎欲滴，在日、韩、台湾、东南亚特别流行。所以说，我们如果单纯说这个美食是属于日本的，那确实有点谦虚了。那么这道美食引入时，我们选择了最容易理解的“关东煮”作为它的中文名称。“关东”体现了“出身”，而“煮”则把食物的烹饪方式一语道破。这样既保持了美食的日本风味，其做法也被描述得十分清晰。

（3）寿司例⑧麻叶儿、小汤包、寿司，还有用栗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小窝窝头，花生粘还分出南北两派做法……百十道小吃放在一起，光是闻着香味，不少居民就大呼“过瘾”。寿司这道美食既体现了日本美食清淡、尊重原始滋味的特点，又方便携带，它的主要材料是用寿司醋调味过的维持在人体体温的饭块，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作配料，其味道鲜美，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现在国内的回转寿司店也由于独具特色而非常流行。然而“寿司”这个词汇的传入确实几经周折。直到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才把这个词收录到汉语中来。在这之前，寿司称为“四喜饭”，现在的称谓是取了其日本发音。这种音译方式确实很难买账，一来“四喜”容易令人费解，会混同于“四喜丸子”的感觉；二来像“章鱼小丸子”的“丸子”那样去描述这道美食的做法，又在中国的饮食中难于有参照物，单用一个“饭”字也还太过单薄，最终，取了“寿司”的说法，让这一传统的日本美食保持了它的原汁原味。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例2

2001年出版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将成为21世纪日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培养具有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日语人才将变得日益重要。我旨在探讨在日语教学中对学生应该如何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日语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而交际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外语教学需要一种合作学习的氛围,而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学会合作、学会与人相处,也是外语教学责无旁贷的责任。如果学生不能够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与他人的合作性互动之中的话,那么这些知识和技能都是无用的,这种教育是失败的。[1]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如果只顾自己夸夸其谈而无视对方的存在或反应,即使操一口地道流利的外语,也不能算作具备交际能力。同样,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人传递的信息,不主动积极地参与信息的摄取过程,以获取自己想得到的信息,也是一种缺乏交际能力的表现。

但在传统的日语教学模式中我们往往只注重培养学生传递与接受信息的能力,没有意识到语言的相互交流性和共同作业性,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的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的培养。在现实的日语课堂教学中,学生人数多,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让每个学生都有说的机会,结果导致只有少数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发言的机会就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培养交际能力无从谈起。又如在我们常采用的辩论这一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辩论双方自始至终坚持己方的观点,即使对方言之有理也寸步不让,非争个你死我活不可,自己的目标与他人的目标是相互排斥的,即别人的成功意味着自己的失败,这种“利己损人”的学习情境对他们日后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肯定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合作的交往较之竞争的交往在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里合作学习更为重要。[2]因此,课堂教学亟需引进能面向全体学生的、有利于学生全面开展的语言实践活动教学模式――合作学习。

二、运用合作学习原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可行性

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是一个无论在教育理论界还是教学实践中都备受人们推崇并且影响巨大的教学理论与策略,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大中小学教学实践,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

合作学习的代表人物约翰逊兄弟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上运用小组,使学生共同活动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学习。”[1]我国学者王坦认为合作学习是一种旨在促进学生在异质小组中互助合作,达成共同的学习目标,并以小组的总体成绩为奖励依据的教学策略体系。[3]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合作学习定义的表述不尽一致,但从中可以认识合作学习的内涵。合作学习是以小组或团体为主体的互动学习模式,在合作学习模式中,小组中的每位成员都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他们是同舟共济的合作伙伴关系,每个人的努力都是本组成功不可或缺的,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成功。

在日语教学中,运用合作学习来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切实可行的。合作学习强调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是语言的学习过程成为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主动思维和大胆实践,提高跨文化意识和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这种模式有利于全班学生人人参与日语学习的全过程,人人都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它不仅可以相互间实现信息与资源的整合,而且可以使学生学会交往、学会参与、学会倾听,能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这种合作学习中所产生的合作意识和品质,不仅对学生日常交际能力的提高大有益处,而且为跨文化意识的建立、培养和发展,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把合作学习的理念贯彻到日语教学活动中是一种提高日语教学效果、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手段。

三、运用合作学习原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由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和交际方略能力系统组成,基本交际能力系统主要指交际个体为达到有效交际所应掌握的能力,具体包括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能力、文化能力、相互交往能力和认知能力;情感能力主要指移情能力,即以别人的文化准则为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别人的行为的能力;关系能力主要指交际双方满足彼此自主和亲密交往的需求,或通过妥协达到人际关系的平衡,从而取得共识的能力;情节能力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根据实际交际场景不断调节交际行为的能力;交际方略能力是指在交际过程中,因语言或语用能力有缺陷、达不到交际目的或造成交际失误时采用某种技巧来补救的能力。[4]那么我们如何引导学生通过“合作学习”来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呢?我将从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和交际能力三个方面来谈谈具体的操作。

1.语言能力的培养

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际能力的基础,任何交际过程都包含着一定的语言形式。没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就不可能获得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而要使学生在听、说、读、写各个方面掌握坚实的本领就必须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操练。在学习每课的词汇时,教师可以在学生预习单词后再检查部分学生的发音,然后组织学生分成小组学习单词,给学生五分钟的时间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相互纠正发音,寻找记忆方法,并运用这些词汇,组织听写比赛,这样能增加学生的练习量,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并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让学生理解日语中常见俗语及其文化内涵。俗语是语言发展的结晶,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进行俗语的学习,既能学到语言又能学到文化,并能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看到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加深对日本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日语的运用能力。在课堂上的教学活动可以这样展开:(1)让学生自己分成小组;(2)教师列举一例汉语俗语;(3)各小组自己从应该学习的日语课文中找出类似的俗语;(4)学生在比较中对他们自己找出的俗语加以理解和适当运用;(5)教师直接参与学生的学习、讨论,并因势利导地引导学生找出两种语言中不同观念的俗语,并让学生根据所学过的有关知识来分析、讨论其成因,以便帮助理解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例如在汉语中我们常用“沙丁鱼罐头”来形容上班的高峰期时的拥挤不堪。在日本,虽然大量地捕捉沙丁鱼,但是为什么不用这个词,而用「め来表示拥挤呢?又如汉语中经常用“煮饺子”来形容很多的人泡在水中的样子,可是日本人为什么用「芋洗い来形容这一现象呢?这些都可以组成小组讨论,小组成员共同合作写出讨论的结果,并选出代表在全班发表,进行交流,然后教师对此进行点评。整个学习过程要求学生尽量使用日语。这种合作学习的方法不仅能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教学,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

2.文化能力的培养

日汉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着许多文化差异。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使他们了解日、汉两语中常见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否则,学生往往不自觉地用本族文化标准来衡量日本文化而引起文化摩擦,造成交际失败。中国人在对自己迟到的行为道歉时,多以「急用があります、「バスにれた等作为理由。这种对迟到的解释在中国人眼里看起来合情合理,然而日本人却把这种理由看成是一种耻辱,是说不出口的。很显然,如果我们在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学生就有可能在今后的跨文化交际中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会。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把文化教学贯穿于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而且应该把交际文化作为侧重点。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发现日、汉两语中交际文化的差异,使学生对异域文化有着理性的洞察力和感情的移情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首先由教师对必要的语言知识进行讲解,然后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组织学生讨论日语及其文化传递的信息,通过母语文化“过滤”后,哪些因素发生变化、哪些不变,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

在课堂上,我们可以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以及对文化的宽容性和灵活性。例如,教师可以先安排学生看一段中国人到日本人家中做客、日本人到中国人家中做客的生活录像,让学生从中找出其中人物在生活文化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在看完录像之后,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了解哪些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会引起摩擦或误会,并掌握避免摩擦的方法,然后将讨论结果向全班进行汇报,要求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尽量用日语交流。通过小组讨论,使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行为举止等方面表现出的相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并促使学生开展有关文化价值观及文化价值差异的比较和文化价值趋向的大讨论,借以促进他们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3.交际能力的培养

学生学习外语的目的是能够在真实情景中运用外语进行得体的交际,传递信息,交流感情。而要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角色扮演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法。它可以使学习者在模拟的社交情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获得交际能力,为以后在真实社会环境中运用外语打下基础。著名教学工作者何家宁认为:“角色扮演的情景可以选择集中反映学生需要的社会礼仪或那些可能导致文化误解的话题。”这样的情景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以避免不恰当地运用外语。日语教材中许多交际文化项目如打电话、问路、看医生、就餐和中日文化差异等,都可以用角色扮演的方法导入。在进行角色扮演时,教师要提醒各小组学生必须根据本组扮演角色的人际关系来组织对话,如果小组扮演的角色之间处于朋友关系的话,组员就得使用简体进行练习;如果扮演的角色之间处于陌生人关系的话,对话时自然得用敬体;如果扮演的角色社会地位不同的话,对话中不仅有简体、敬体,还得有敬语表现。教师在演出之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最终引导学生明确地认识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身份、年龄不同的谈话对象如何用合体的日语进行交际。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学生真正地将语言知识作为交际的工具,同时可以切实理解并感受日本文化的内涵,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会逐渐增强。

综上所述,合作学习在日语教学过程中是值得适当采用的教学手段,通过合作学习能够让师生在合作互动的氛围中增强跨文化意识,进而提高运用日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实际能力。

参考文献:

[1]约翰逊兄弟著.高燕,王坦译.学习中的合作.教育论丛,1994,(3).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例3

摘要：如何在日语教学中自然地导入文化教学，使学生不仅能够流利地表达日语，还能从对象国的文化层面进行思考后进行正确的交流，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高校日语教学的最终目标。但现下中国的高校日语文化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此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交际中可能出现的尴尬、误解和不快，保证日语文化教学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文化导入；高校；日语文化教学；跨文化交际

DOI:10. 16083/j. cnki.22 -1296/g4.2015.08.030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8-0066-02

单词、语法都掌握得很熟练，可与日本人交流时却经常让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学日语的学生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思维方式的不同所致．因而，仅靠语言本身来研究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结合日本特定的文化背景去学习日语，才能掌握日语的精髓，说出地道的日语。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质量将直接影响语言能力和商务能力的培养”。所以，在日语教学中导人文化教学至关重要。”所谓文化导人，就是在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引入该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内容，使社会文化融人到语言教学中”。卡希尔说，人是文化的动物。他的这一观点也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沟通和融合打开了一扇门。

在外语教学中导人与语言国相应的文化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点已被各国教育界所认可。但是，受到教学大纲、教材、教师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的日语教学中，偏重听说读写练的教授模式还普遍存在。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也可以取得国际日语能力一级考试证书，但应用能力相对薄弱，最明显的就是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组织语言来表达日语，出现与日本人交流受阻的现象。本文拟在分析日语文化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矛盾的原因的基础上，探索实践日语文化教学的有效措施和方法，构建日语开放式的文化教学模式。

一、文化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矛盾的原因

（一）《大纲》的问题

目前，中国高等学校日语专业主要还是依据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来设置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而《大纲》对如何培养文化理解能力、丰富学生的社会文化知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要求及标准，只有一个抽象的渗透概念。这也说明如何在现行高校日语教学中导入文化教学和用何种方式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还没有得到中国日语教学界的重视。

（二）现有教材的问题

在当前出版发行的日语教材中，在基础教学中以图像或音频的形式融入日本文化的教材很少，在日语教学中介绍日本的生活、文化、交际等的教材几乎没有，这很不利于现代语言教学的开展。

（三）教师的问题

现在不少教师没有认识到文化教学在基础日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且没有把文化教学融入到基础教学之中，依然按照老式的听、说、读、写方式来训练语言技能。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化是除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之外的“第五技能”，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使其不能很好地将文化教学融人到听、说、读、写等基础技能训练中去，“教师如果没有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文化素质，必然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失”。

二、改进的方法

（一）调整《大纲》刻不容缓

现行《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对培养文化教学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具体教学内容和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可借鉴2000版《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如“在课堂上开展具有语言交际性意义的任务型学习活动”、“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等。

（二）重新制定及编写教材

要想让学生不用中国式思维去理解日语，就必须在基础教材中加入文化讲解，使语言内容与文化内容并存，只有全面、透彻地理解了具体文化，才能促进学生文化意识的形成，才能使学生用日本人的思维去思考日语。同时，教材中的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应该被置于一种对比的构架之中。

（三）提高教师的文化修养势在必行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文化素质的培养。要想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教师的文化修养格外重要。例如：可以定期派教师去日本进行短期进修，让教师积极参与到日本商务活动中，有意识地引进有实际跨国工作经验的人才，鼓励教师参与到与日语文化相关的课题中，定期组织一些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讲座等，通过此类方式提升教师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跨文化交际的双向互动性要求教师首先要深刻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提高自身传统文化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日本社会文化教学融入到基础教学之中。

三、文化导入的教学实践方式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例4

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在沪举办

由上海美协与日本昭和美术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日前在上海美协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举办，展览共展出86件作品，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美协各组织43件作品参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体现出两地美术家在多元化文化语境下，对艺术的不断追求探索。在沪期间，昭和美术代表团一行21人还前往江苏同里、南京等地写生采风，并为上海美协主席施大畏颁发了日本昭和美术会名誉理事聘书。早在1984年，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确立了联展互访的友好伙伴关系，形成长期友好交流展示机制，进一步增进了中日的文化交流。此后的20多年里，两地的美术家频频进行友好互访，多次举办了联合画展。

“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圆满闭幕

由上海市摄协主办、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协办的《“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圆满闭幕。本届青年大展是上海市摄协倾力打造的又一品牌项目，旨在发掘和培养上海摄影人才。本届青年大展参展对象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青年”定义年龄的14―34岁，并且是在沪居住和工作的、沪籍的在外工作和生活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专业和业余青年摄影人。展出的纪录类和非纪录类41组作品是从投稿者千余幅作品中遴选而出的。展览的优秀作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当今青年摄影的水准，体现了上海摄影后续人才的可塑性。为探索新的运作模式和市场机制，本届青年大展在开展过程中相继推出了为扶持青年摄影后续人才的导师模式与探索新的运作机制的策展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另外，市摄协还积极与沪上著名画廊机构战略合作，在运作将青年大展的优秀作品进入艺术品市场。

2011“纸PAPERCUT”中德当代艺术作品交流展开幕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例5

在外语学习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只要学会该语言的词汇、语法以及发音等就可以掌握该门外语。但是很多学习实践证明只掌握这些还是不能很好的和外国人进行交际的。因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仍存在各自文化上的差异，同样，在和日本人进行交际时，由于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会产生“文化冲突”。作为一名日语教育工作者，笔者就经常听到一些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学生抱怨，和日本人交流，不是语言层面不懂，而是对日本人的表达、想法不理解。如果学生在日语学习过程中不系统学习，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许多失误。当然这种能力是随着日语能力不断提高而逐步提高的。同时外语能力与语言文化知识并不成正比，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并不代表了解日本语言文化。同时学习外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外国人交流。如果虽然会说外语，却不能和外国人顺利交流，不能不说是外语教育的失败。因此在日语教学中引人日本语言文化教育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我国许多大学的日语专业强调在日语教学中要引人“文化教学”，除了从初级日语教学就融人“文化教学”外，有的还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开设了‘旧本语言文化”选修课。我校在专业三年级下学期开设此门课程。笔者在担任此门课程教学的同时，就课程的构建作了一些思考。本文试从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角度出发，就日本语言文化课程作一些初步探讨。并就如何开展在语言教学中引人文化教学，提出笔者的建议。

一日本语言文化课程的理论发展

首先谈一下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是一门边缘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都有密切关系。Chomsky在1965年提出了“语言能力”，创立了“生成语法”。但遭到了Compell和Wales等语言学家的批评。他们在1970年抨击Chomsky“语言能力”的同时，指出“语言能力”过分强调语言的结构即语法部分，却忽视了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的那一部分能力。语言学家hymes在1972年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新概念。指出“交际能力”即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语言学家Byram指出语言文化综合教学模式应该包括语言学习、语言认知、文化认知、文化经验四个方面。

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文化语言学。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并成立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北外胡文仲教授编写了《文化与交际》、《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著作，关世杰教授也著写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现在发展非常迅速，尤其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方兴未艾，一般的大学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语言与文化”、“文化语用学”等课程。而且召开了多次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

在日语教学方面，一些研究日语教育的日本学者也强调了跨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例如在《日语行动论》一书中野元菊雄、加藤正信等就指出日本人的语言表达特点以及日语体现日本人行为规范方面和日语的非语言表达的特点。并统称为“日语行动论”。

在中国日语教育界，随着日语教学改革的深人，也逐步开始加强了日语的文化教学。每次中国日语教学研讨会都有一些关于日语文化教学的论文。同时一些院校也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专集。2001年，《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也明确指出:“对文科院校提出了‘厚基础、宽口径、高质量’的要求。要继续锤炼语言基本功，提高日语实践能力.扩充文化知识，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同时指出:“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创新意识，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在宏观方面指出了我国日语教学改革的方向。在注重同汇、语法以及发音教学的同时，必须引人语言文化教学。

二日语语言文化教学的开展

1课堂的布置

教室布置应根据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采取不同的布置，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三段式教学。即: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学生集体讨论和教师点评。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两种教室布置。如下图。

A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一阶段的教学即教师向学生的知识传授，因为这种教室配置适合于教师传授知识，而学生听解。

B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二第三阶段的教学即学生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以及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学习气氛自由开放。

2.教材的选定

教材的选定编辑，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具有权威性的日本学者和研究日本文化的外国学者的关于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的内容;其次，侧重文化对比，特别是把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再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能突出反映日本人论和日语行动论的内容。同时笔者认为这些内容在第一阶段的教学中执行，上课前发给学生，让学生事先阅读。其目的是学生通过阅读一定量的关于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内容，起“抛砖引玉”的作用，通过阅读使学生积蓄一定量的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思考，以及教师的知识传授、点拨，完成对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感性认识。教室里也可装饰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东西，如和服、茶道、花道等，以渲染气氛。

具体的教材内容如下:“(

)”内为作者。

(1)女の日本語 男の日本語 (佐佐木端之)

(2)[気の]文化論(赤爆行雄)

(3)「私中心の視点—日本語的な内と外とは何か(森田良行)

(4)日本人と中国人ここが大達(中鳩嶺雄)

(5)「缩み志向の日本人(李御率)

(6)謝らないアメリカ人すぐ謝る日本人

(7)凳話の場面、凳せられる表現一なぜ客觀的叙述がとりにくいのか(森田良行)

(8)菊と刀—恥の文化(ベネディクト、ル—ス)

(9)お辞儀について—非言語行動 立礼

(ogasawara -ryu.gr.jp/lessons/reihou/manners/basic/bow.html)

(10)受身的凳想に基つく言葉—受身で客觀性をどう示すか、(森田良行)

语言交际离不开话语的背景知识，各民族语言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如果脱离了语境而只从字面理解语言的意思，往往会产生文化误解。笔者就举出亲身的经历说明。在一次宴会上，我们外语学院老师聚会，因为外教是初次来到我校，还未与院领导见面。当宴会进行到一定的时候，笔者有意把外教介绍给院长，外教却这样回答:“今日は初めてですから”笔者听后产生了错觉，“今天是第一次，对，正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把你介绍给院长。”而外教却没有去的迹象，这让笔者茫然无知。这之后笔者再次问到这句话到底表达什么意思时。外教回答到:“今日は初めてですから”只是一种委婉的回答，其实后面他要想说的是:“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和院长见面太唐突了，下次等我打好领带，穿好西服再见面为好。”那么，从这次交际中我们又能得到何启示呢?“今日は初めてですから”只是语言层面的意思，如果光从话面去理解，很容易产生文化上的隔阂，在场的还有一位日本人，这位外教这样说道:“如果是日本人很容易就理解啦。”所以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解读异文化就显得极为重要。日本社会讲究“以心伝心”，“察しの文化”的思维方法。交际过程中，对于对方的言语，往往通过捕捉“言外的信息”，以达到默契，来完成交际。但是中国人却觉得省略得太多，变得“委婉、模糊”。又如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芭蕉的徘句“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在外国人看来这似乎不能产生任何美感，翻译界对此徘句也是反复研究。但似难找出合适的翻译。这是由于此徘句反映的是独特的日本文化，如果不粘和于日本文化这块土壤来进行翻译是很难做到的。从这一徘句，我们可以解读日本文化的两个信息:一是日本人的联想。其次日本人的言简意赅。所谓日本人的联想，即在日本人内部的交流中，日本人总能从对方的言语中捕捉到对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日本人已习惯于表达方式，但在外国人看来却百思不得其解。日语还讲究言简意赅。象徘句一样仅仅5个字或7个字就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日本人的“以心伝心(いしんでんしん)”。不是通过语言的具体表达来传递信息。因此在日语教学中，讲明委婉语的言外之意，让学生体会到日本人的思维特点就很有必要。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调查、讨论，在课堂上提出了关于日语中主语省略的问题，举例指出“你叫什么名字?”(お名前は)“你几岁了?”(おいくつですか)等在日语中主语经常省略。同时谈到自己在使用日语时，常常喜欢以“我”开始，但在实际的翻译中却常常省略主语。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教师在评价学生的调查的同时，指出日语的省略是由于日语与汉语或英语不同，是主要依靠语境来相互交际的一种语言。同时它也导致日语的“あいまい”，这种“あいまい”在日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外国人却觉得“暖昧”，是因为外国人不懂得日本人的心理。例如日本人之间在邀请对方看电影、吃饭时，如果不想去，会说:“きょうはちょっと。”日本人之间就会心领神会，不再强求对方。而中国人或欧美人就会很明确地问:“你去还是不去”。所以与日本人交流会觉得日本人表达“模糊”。而日本人和外国人交流，会觉得外国人太“直率”。并同时提出了日本人的“察しの文化”和“以心伝心”的思维定式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指出在许多语境下日本人之间都是通过“察才”来完成的。在日语中当面直接指出是一种没有“修养”的，而“暖昧”的表达却是一种美。

(3)教学案例三:非语言交际(お辞儀について—非言语行動 立礼)

1)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

交际的时候除了语言交际，同时也存在非语言交际，必须注意交际时的“体态语”，例如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鞠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会话教学中似乎不太重视“体态语”的教学，其实“体态语”与谈话中的话语一样重要，例如实际的交流过程中日本人很少有见面握手的习惯，往往用低头、鞠躬来交往，这样教授学生鞠躬的交际习惯就很重要。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鞠躬”分为三种类型:低头的角度为巧度，日语叫“会积.，，在日常生活中它常常使用，或者在遇到公司同事，或碰到熟人;另外一种为30度，它一般在公共场合使用，如遇到上司或迎接客人;还有另外一种是45度，一般是道歉或者在迎接尊贵客人的时候。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常识，在日语教学中若不加以重视，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教授会话课时，笔者就有亲身体会。在学习初次见面时，要求学生做角色扮演。学生虽然n里能够流利地说:“始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但是他们的姿势确是千姿百态:有的不鞠躬，甚至有的学生两手交叉。有的手插在裤兜里，可能学生是由于紧张的缘故。但是我想这种姿势如果不在学习阶段加以纠正，那学生毕业与日本人交际就会产生文化误解。所以在教学中必须指出日本人的姿势:鞠躬时，男性的双手需放在两侧裤线的位置或大腿前，女性的双手则放在大腿前。鞠躬时按照123的次序1看对方2行礼3才完成。其他的例如眼神等，与欧美文化不同，鞠躬时不要老是望对方。目光应避开对方，这些“体态语”，都反映了日本文化，同时是与日本人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指出与日本人习惯上的不同，例如日本人做事讲究计划性，干什么事都有“スケジュ—ル(计划)”。例如突然去外教家，外教感到不高兴，最好要先打电话，和外教约好才行，突然造访会使对方不悦。虽然不是非语言交际，但也是语言交际以外非常重要的东西。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例6

四、可持续发展领域

一、中日韩合作概况

五、社会人文领域

二、政治安全领域

六、展望

三、经贸财金领域

序言

中国、日本、韩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三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进入21世纪，三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惠及三国人民。

1999年，中日韩领导人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举行会议，三方合作迈入新阶段。

经过十多年发展，三国对话机制日臻完善，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了解与信任逐步加深。三国确立了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人文交流更加活跃，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不断加强。中日韩合作已成为三国巩固睦邻友好、拓展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今年中日韩合作协调国，将主办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今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国民交流友好年，中韩建交20周年和友好交流年。值此之际，谨以此手册回顾三国友好交流历程，展现务实合作成果，展望未来广阔前景。

一、中日韩合作概况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2000年，三国领导人决定将会晤定期化。2002年，三国领导人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此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在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迄今，在10+3框架下三国领导人已举行11次会晤。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三国并决定，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

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纪念三国合作十周年。2010年5月，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展望了未来十年三国合作发展。2011年5月，在日本遭受严重灾害的情况下，三国在东京举行了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拓展了地震、灾害、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今年，中国将主办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2002年，三方将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文化确定为5大重点合作领域，2007年又将财金、科技、物流、卫生、旅游、青少年交流等6个领域列入重点合作领域。目前中日韩已在20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涵盖了三国经济、社会各个层面。

中日韩合作达成多个重要文件，主要包括《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新闻声明》(2007年)、《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2008年)、《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2009年)、《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2010年)和《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2011年)。

经过十多年发展，中日韩合作已建立起较完备的合作体系，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外交、经贸、科技、文化等18个部长级会议和5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2011年9月，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韩国首尔建成，将为三国合作提供优质、高效、专业的服务和支持。过去十多年的成果证明，中日韩加强合作，符合三国和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合作。中国国务院总理出席了历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会晤，中国积极参加并主办了中日韩框架下各领域部长会、高官会和司局级会议，在众多领域倡导、主办或参与了形式多样的合作项目，推动三国合作不断走向深入并逐步走向机制化和规范化。中国为巩固三国合作基础、提升三国合作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政治安全领域

(一)伙伴关系

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提出，三国将面向未来，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2009年10月，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明确提出，三国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2010年5月，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表示，将推动三国合作达到新高度，使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更加巩固。2011年5月，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提出，将进一步加强三国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近年来，三国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对话，开展政策磋商，拓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增进了解，扩大共识。三国在经贸投资、财政金融、交通物流、信息通信、海关、知识产权、标准计量等领域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促进经济融合。三国积极探讨在循环经济、科技、环境、农业、水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三国积极开展社会人文交流，扩大文化、教育、旅游、人事、卫生及民间合作，逐步增进国民感情，巩固三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三国各部门共同努力之下，三国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日益提升和深化。

(二)政策磋商

亚洲政策磋商

在2011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议举行三国亚洲政策磋商，日韩予以响应和支持。2012年3月，首次中日韩亚洲政策磋商在北京举行。三国高官重点就亚洲地区形势、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三方认为，举行亚洲政策磋商，及时就亚洲事务沟通协调，有助于加深对各自亚洲政策的了解，有助于增进信任。三方同意保持磋商势头，继续探讨在亚洲事务上加强沟通与合作。

非洲政策磋商

举行中日韩三边非洲政策磋商系2007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时达成的一项共识。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非洲政策司局级磋商在日本东京举行。目前磋商已举行四次。三方就各自对非洲政策及合作情况、非洲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看法，取得良好成效。三方均认为，中日韩非洲政策磋商有助于加强三方在非洲事务上的沟通和协商。三方将继续利用这一平台，增进在非洲事务上的相互了解，扩大共识，共同促进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拉美政策磋商

2004年，中日韩三方合作委员会(外长级)提议举行三国拉美政策外交部门司局长会议。2006年4月，首次中日韩外交部拉美司司长磋商在中国北京举行。目前磋商已举行五次。三方重点就拉美地区形势、各自对拉美政策、与拉美国家关系等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并探讨三方在拉美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磋商为三方就拉美事务增进了解、相互借鉴、增信释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增进三方关系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合作。

随着拉美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日韩三方对拉美事务将更加关注，同拉美国家在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将进一步加强。继续就拉美事务开展交流是三方共同需要和愿望，三方将保持和加强这一机制。

反恐磋商

为落实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加强三国反恐合作的共识，2011年3月，中日韩首次反恐磋商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三方重点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打击海盗、网络安全及三方具体领域合作等交换意见。三方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韩反恐磋商机制，三方可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反恐领域的重大问题、各自反恐政策深入交换意见，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及时交流信息、协调行动，同时促进三方职能部门间的合作及专家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丰富中日韩三方合作内涵，维护三国共同安全利益，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三方商定于2012年在日本举行第二次反恐磋商。

(三)非传统安全

灾害管理

为应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三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灾害管理合作。2009年10月，三国举行首届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隔年轮流在三国举行，现已举行两届。三国商定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一是建立互访交流和会议机制，逐步建立共同访问灾区机制；二是加强信息共享，共享灾害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政策信息，共享灾害信息和巨灾风险研究成果，共同构筑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三是加强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开展三国间的灾害管理人员培训，建立三国在灾区现场开展救援、保护居民的有效合作机制；四是加强卫星灾害监测，共享减灾地球空间数据。目前三国正在积极落实上述共识。

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海啸、核泄漏特大灾难，引发三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援助。当年5月在东京举行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中、韩领导人专程前往日本灾区慰问受灾民众，展现了三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睦邻友好关系，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政府和人民应对特大灾害的信心和决心，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今年，三国将在秘书处的协调下举行首次中日韩救灾合作桌面演练，以提升三国协同应对灾害的能力。三国正在为演练预做准备。

地震科技

中日韩地震科技合作始于2003年，中国地震局、日本气象厅和韩国气象厅于2004年至2006年举行了三次地震减灾三边会议，随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迄今，共举办过五届会议，并在此框架下开展了地震海啸数据准实时交换、信息处理技术、重大地震研究、人员交流等多方面合作。

2011年10月，中日韩三国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东亚地震研讨会，共有来自三国及泰国、印度、蒙古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个国际组织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形成《北京共识》，并决定启动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联合研究项目。

为进一步推进中日韩地震科技合作，中国地震局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中日韩地震减灾会议，并开始实施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联合研究项目。

核安全

为推动亚洲区域核安全合作，三国于2008年启动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机制，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由三国核安全监管当局轮流举办。高官会目前已举行四次。

2011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第四次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上，三方签署了“中日韩核安全合作倡议”，确定将建立合作框架，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在地区和国际合作中发挥领导性作用，并承诺在地区核安全标准、区域应急响应机制和监管能力等领域开展合作行动。倡议的签署是三国核安全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地区核安全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在核安全监管领域的良好合作机制和信息交流平台，为促进本地区核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执法合作

中日韩执法部门同为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机制成员，也都是东盟警察组织的对话伙伴，三方在上述合作机制中保持着良好沟通与合作。

2007年6月，第27届东盟国家警察首长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警方建立国际合作负责人会晤机制，并举行首次会晤。三方通过此机制，就提高区域执法合作水平、加强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的合作、加强人员培训合作等交换了意见。此外，三国职能部门在法庭科学领域也开始开展合作。三国消防协会建立了协商会议机制，就消防学术与技术交流等问题进行定期磋商。

(四)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日韩三国就东北亚形势保持着密切沟通，积极致力于通过对话和协商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致力于与其他各方密切合作，推进六方会谈进程。

作为东亚重要成员，中日韩三国在东盟+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合作机制中保持着良好合作。三国积极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致力于推动东亚自贸区建设和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作为世界重要国家，中日韩三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平台内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携手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三、经贸财金领域

(一)贸易投资

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成效显著。三国间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多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900多亿美元，增长超过4倍，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在中国贸易伙伴中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六位。日本、韩国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11年底，日本、韩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分别接近800亿和500亿美元。

中日韩经济贸易部长会议是促进三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2002年9月，首次中日韩经济贸易部长会议在文莱举行，此后原则上每年举行。2010年5月起，三国经贸部长会议开始在三国轮流举办。目前已举行8次。今年5月，第九次会议将在中国举行。

2002年底，在中方倡议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同意就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开展可行性研究。2003年至2009年，三国研究机构对自贸区给三国产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形成了共同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可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区域内市场，推动三国经济融合，实现三国互利共赢。2009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尽快启动由政府、产业、学界共同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达成共识。2010年5月，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正式启动，经过三方共同努力，2011年12月研究完成，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目前三方正在积极协商尽快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根据2003年《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的联合宣言》，2004年起三国政府相关部门就商签中日韩投资协定进行了多轮研究和磋商，并于2007年启动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目前三国共举行了13轮谈判，已就投资协定文本达成一致，有望近期正式签署。

泛黄海中日韩经济技术交流会议于2001年正式启动，是三国间唯一由政府、经济团体、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次区域合作机制，重点探讨三国相关地区在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的合作方案。会议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今年9月，第12次会议将在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

中日韩工程商务圆桌会议由三国工程承包行业组织和企业共同参加，旨在加强三国在工程承包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第一次会议于2011年10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三方讨论通过了首次圆桌会议的《联合声明》。第二次会议将于2012年下半年举行。

自2009年起，在三国领导人会议期间三方举行中日韩工商峰会。峰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共同主办，目前已举行三届，每届会后都发表共同宣言，就三国合作未来发展向领导人提出工商界看法和政策建议。工商峰会作为领导人会议一项配套活动，有助于为领导人会议的举行营造良好氛围，同时搭建起三国工商界之间、工商界与政府之间对话交流的平台。

(二)财政金融

中日韩三方财金合作十分密切，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逐步成为深化东亚区域财金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三方在财金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以财长机制为主，其下设财政及央行副手、司局长、工作层及研讨会等多个层面的平台。三方财长每年定期会晤(一般与10+3财长会相连举行)，就10+3财金合作的具体倡议协调立场，并讨论三国共同关心的财金问题。中日韩三国财政和央行副手、国际司局长和工作层也不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区域财金合作进展，为每年的财长会做准备。在三方的积极推动下，东亚财金合作不断深入，在建立区域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自2012年起，三方财长会议改为财长央行行长会议。

2011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中日韩三国财政部继续深化协调与配合。在中日韩财金合作框架下，重点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立场协调：一是在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区域危机救助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CMIM建立危机防范职能；二是进一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取得进展；三是大力推动10+3财金合作未来重点领域研究，目前研究工作已取得进展。

自1996年起，三国央行行长一直利用共同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举行中日韩央行行长年度会议。2008年12月，三国央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了3次。会议主要就三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此外，中日韩三国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等区域性框架下保持沟通与合作。

(三)交通物流

交通运输

2006年9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首届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签署了《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决定建立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机制，每两年轮流在三国举行，并确定了12项具体行动计划，由三国分别主导4项，包括交流信息、消除物理障碍、开展联合技术研究、加强港口合作等。

2008年5月，在日本冈山召开的第二届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未来工作计划，三方确定了中日韩运输与物流合作的三大目标：建立无缝物流系统、发展环境友好型物流业、实现物流安全与高效的平衡。会议决定将合作范围扩大到航空物流领域，将会议名称从第三届起改为“中日韩运输与物流部长级会议”。

2010年5月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三届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签署了《第三届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提出了建立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的倡议。在2010年12月召开的中日韩运输及物流发展论坛上，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NEAL—NET)正式成立。网络的组织机构包括指导委员会、理事会和秘书处，秘书处设在中国杭州。目前，三国物流信息共享服务接口已成功开通，三国试点港口中国宁波一舟山港、日本东京一横滨港和韩国釜山港基本实现船舶动态信息的互联共享。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将于2012年7月在韩国釜山召开。

(四)信息通信

信息通信是中日韩重点合作领域之一。2002年9月，三国信息通信部长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信息通信部长会议机制，目前会议已举行五次。2011年1月第五次中日韩信息通信部长会议确定三方将加强政策交流，开展物联网、云计算、网络安全、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中日韩信息通信部长会议机制下，三方在第三代及下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及RFID／感应网络、网络与信息安全、开放源代码软件、电信服务政策、2008年北京奥运会通信等领域开展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

(五)海关合作

2007年，中日韩三方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为三方海关加强在地区性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目前，三国海关共召开了四次领导人会议。2011年11月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经修订的《中日韩海关合作行动计划》，对三方海关合作方向进行了规划。目前，三国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下设4个工作组，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组、海关执法与情报工作组、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工作组和海关手续工作组。三国海关在上述四大领域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开展了密切合作，取得良好成效。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三方制订了《中日韩三国海关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即《零假冒计划》)，在加强综合信息和个案信息交换、立法和执法实践交流、提高公众意识、与权利人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执法合作领域，三方达成了《执法合作和情报交流的行动计划》，并切实围绕行动计划确定的内容，在打击商业瞒骗、走私等方面加强情报信息的传递和使用，开展案件协查，共同打击了跨国走私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果。三方将继续进行磋商，共同提高情报信息交换的效率和质量。在AEO互认领域，三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AEO互认合作，中韩海关签署了《AEO互认行动计划》，预计将在2013年形成中韩AEO互认安排。中日海关也制定了AEO互认路线图，并正在开展双方AEO制度对比。在改进海关手续领域，三方制定了《海关手续改进工作计划》，确定了海关手续工作组的工作重点与目标。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中韩、中日海关分别签署了《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合作备忘录》，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方海关通过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就地区贸易安全与便利、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效促进了本国乃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对世界其他区域海关问的合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六)知识产权

2001年9月，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日、韩特许厅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三局局长会谈，确立了“中日韩三国知识产权局局长政策对话会议”机制。2007年，第七次三局局长会议首次审议通过“三局合作路线图”，确定了三局未来合作的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2011年，第十一次三局局长会议更新了合作路线图，并签署了《中日韩三局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三国知识产权合作进入新阶段。

自建立知识产权局长会议机制以来，三国知识产权局在自动化建设、专利审查对比研究、人才培训、制度建设等方面开展了有效务实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各自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同时，该机制还积极探讨与东盟开展合作，并就其他国际知识产权热点、焦点问题交换意见，为亚洲区域乃至国际知识产权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七)标准计量

东北亚标准合作会议是中日韩在标准化领域的三边合作机制。该会议最初由韩国标准协会提出，自2002年以来每年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主办，到2011年已举办十届会议。三方还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开始同期召开中日、中韩和日韩双边会议。成立之初，由民间主办、政府支持，三国通过该平善了标准化领域合作的运行机制。目前，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已实现了从最初的民间交流到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转变，提升了三国实质性参与国际和地区标准化活动的能力和水平。

为落实2010年5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韩国发表的《中日韩标准化合作联合声明》，2010年12月，三国标准化管理机构在日本签署了《中日韩构建标准合作框架谅解备忘录》，一致同意成立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常务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三国标准化合作的规划与协调。第十一届东北亚标准合作会议暨2012年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常委会会议于2012年4月在中国成都举行。

自2003年起，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中日计量合作备忘录、中韩计量领域合作议定书的基础上，加强了中日韩计量领域三方合作与交流。每年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召开计量研讨会。

由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国家计量院联合发起“亚洲标准物质联合研发计划”(ACRM)旨在通过强强联合及技术资源互补，联合研究和开发确保化学测量可靠性和溯源性的有证标准物质，为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技术支撑。2005年8月，三方共同签署了《亚洲有证标准物质协作谅解备忘录》。2010年10月，又重新签署该谅解备忘录。2005年5月，中日韩三方共同完成了《中日韩计量学名词术语》的出版工作。

四、可持续发展领域

(一)循环经济

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是三国可持续发展领域重点合作项目之一。建设示范基地是中国在2009年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倡议，会议发表的《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提出探讨建立示范基地，为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而共同努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本经济产业省、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工作层沟通渠道，商定将首先在中国选址建设。

(二)科技

目前，中日韩科技合作主要有三国科技部长会和科技合作局长会两个机制，均为每两年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参加方为中国科技部、日本文部科学省和韩国教育科技部。截至2012年2月，双方已经举办了2届部长会及5届局长会。第三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于2012年4月在上海举行，第六届三国合作局长会将于2013年在华举行。

在2009年第二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上，三方启动了联合研究计划以支持三国科学家开展联合研究活动，该计划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NRF)共同实施。截至目前，三方已共同支持了两期共六个项目，领域涉及污水处理、新材料、灾害预防、气候变化和节能技术。2012年4月，三方启动了第三期项目征集工作。

在第二次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上，三方还启动了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同意每年选定主题举行三国青年科学家研讨会，由中国科技部、日本文部科学省、韩国教育科技部轮流举办。2010年5月第一届三国青年科学家研讨会在韩国济州举行。第二届中日韩青年科学家研讨会于2012年4月在上海举行。

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中日韩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联合声明》和《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明确三国将努力推动合作，提高三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支撑三国经济社会发展，合力应对共同面对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为推动三国产业技术合作，2010年11月，由韩国倡议，中国科技部、日本经济产业省、韩国知识经济部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三国产业技术合作论坛。第二届三国产业技术合作论坛于2011年10月在中国举行，就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

韩国教育科技部于2010年在韩国济州主办三国绿色技术论坛，中国科技部和日本文部省均派人参加。后经韩方倡议，第一届三方共同主办的绿色技术论坛于2012年3月在日本东京举行。

2011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倡议成立中日韩可再生能源产学研创新联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汇聚三国合力，集成各方资源，促进共同进步。目前，中国科技部已向日、韩介绍了中方就建设创新联盟提出的建议实施方案。

(三)环保

中日韩环境合作是三国合作中起步最早、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之一。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是三国开展环境政策对话、共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自1999年三国环境部长会议启动以来，每年在三国轮流举办，目前已举办13次，每次会议均发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就重要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达成共识。

2009年6月召开的第十一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确立了环境合作的十大优先领域，即环境教育、环境意识与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协同效应、低碳社会和绿色增长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沙尘暴；污染控制(空气、水和海洋环境等)；环境友好型社会／3R／资源再循环型社会；电子废物越境转移；化学品管理；东北亚环境管理；环保产业与环保技术。2010年5月，第十二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十大优先领域和《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为三国开展具体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框架下，三国环境部门在十大优先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成果丰富的合作，包括建立共同打击电子废弃物非法越境转移机制、中日韩环境教育研讨会、中日韩环境教育培训、中日韩少儿环境共同读本、中日韩沙尘暴联合研究项目、中日韩绿色经济研讨会、中日韩3R研讨会、中日韩光化学氧化物研讨会、中日韩化学品政策对话、东北亚环境治理联合研究、中日韩环保产业圆桌会等。通过以上途径，三国在政策和技术层面的环境务实合作不断推进。

(四)农业

中日韩三国农业经营规模、农业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各有差异，加强农业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三国农业的发展，同时有助于提高三国人民的福祉，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粮食安全。

在2009年召开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达成了“探讨三国建立农业合作机制”共识。2012年4月，首届中日韩三国农业部长会议在韩国召开。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长官徐圭龙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鹿野道彦分别率团与会。三国农业部长就粮食安全、动植物疫病防控、建立农业伙伴关系和其他全球及区域粮农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公报。这次会议成功举行，标志着三国农业合作机制更加完善，三国农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将不断增加。

农业科技

2007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韩国农村振兴厅国家作物科学研究所及日本国家作物科学研究所互签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决定在三国轮流召开中日韩作物科学研讨会。2008年至今，已举办四届研讨会，推动和加强中日韩在水稻、大豆科研和产业发展等领域的交流，促进了三方农业科技交流。第五届研讨会将于2012年在北京召开。

2003年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和日本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共同商讨未来三国在农村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等研究领域的合作，并成立“东北亚农业政策研究论坛”，迄今已走过8年的发展历程。

中日韩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加速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需求，下一步三国将加强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通过合作需求对接会等形式商定合作项目。三国将确定农业科技合作优先领域，在食品安全研究、可持续农业生产、小型农业机械引进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

渔业科技

自199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共同开展了科技人员学术交流工作，每年举办一次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截至2011年11月已召开了22届。中日韩三国水产专家已在研讨会上300多篇。研讨会对三国渔业资源养护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科研和管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6年6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在韩国釜山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为进一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决定以后三方每年轮流召开一次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迄今已举办5次。

在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和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机制下，三国积极推进水产科技人员的交流。

在三方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三方机构按照共同制定的合作方向开展了合作研究。在气候对渔业及环境产生的影响、大型水母发生机制、减轻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环境压力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逐步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有力地推动了三国渔业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渔业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渔业发展对科技需求不断加大的前提下，中日韩三方应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拓展合作领域，在渔业增养殖研究、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及资源影响研究、水产品的安全性研究、大型水母的研究、低碳节能型社会构建的研究、沿岸生态系统与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等方面继续开展合作研究；加强平台建设，继续完善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和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两个机制，同时探索双边或多边联合实验室或试验基地等平台建设，促进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五)水利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频发多发，洪涝灾害、干旱缺水等水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日韩三国同属东北亚地区，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水利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与良好的合作。

2009年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表示将“适时启动水资源主管部长会议机制，重点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河流综合管理和水资源管理’议题的研究”。2012年3月，中日韩三国在法国马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日本国国土交通省、大韩民国国土海洋部关于建立水资源部长会议机制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确定“每三年至少举行一次”部长会议，具体合作领域包括政策交流对话、经验和信息共享、联合科研、能力建设和发表共同立场声明等。《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三国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日韩水资源部长会议机制建立前，三国在水利方面的合作主要在世界水论坛机制下进行。2006年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四届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水利部、日本国土交通省和韩国原建设交通部联合举办了“洪水管理”、“亚洲季风区的河流修复”和“水资源信息系统”三场议题分会，并了《第四届世界水论坛中日韩议题分会联合倡议))。

2009年3月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水利部牵头举办了“特大自然灾害与水利基础设施风险管理特别分会”，日本和韩国应邀出席特别分会；在论坛组委会的协调下，中国水利部与日本国土交通省和韩国国土海洋部共同举办了“水与灾害”部长级圆桌会议；三方在水论坛期间签署了《中日韩三国水利部长关于水管理合作的联合声明》，表示将考虑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展联合研究，并适时举行中日韩三国水利部长会议。

2012年3月在法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三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中国水利部与日本国土交通省共同举办了“涉水灾害”部长级圆桌会议。

五、社会人文领域

(一)文化

自2007年首届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在中国南通举行以来，三国已形成文化部长定期对话机制，该机制为持续推动三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2007年至2011年间，三国文化部长共举行三次会议，分别通过《南通宣言》、《济州宣言》和《奈良宣言》等合作文件，并在扩大和加强文化艺术交流、推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文化产业交流及深化三国青少年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进行合作达成共识。2012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将在上海举行，计划签署《第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海行动计划(2012年至2014年)》，适时启动评选“东亚文化之都”、联合举办“东亚艺术节”等项目。

由中国文化部、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轮流主办的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是三国文化产业领域的一个重要合作项目。论坛于2002年在中国首次举办，自第三届起，形成三国副部长级会议机制，并被列入《中日韩合作行动战略》。该论坛重点合作项目包括三国文化市场调查、文化产业展会信息汇总、文化产业政策对话和文化产业合作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方案等。

2009年9月，三国在韩国釜山第八届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签署《釜山宣言》，并根据《宣言》成立了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的工作机构——中日韩文化产业合作联合工作组。工作组的建立标志着中日韩三方文化产业合作进入新阶段，是建立政府问国际文化产业合作平台的探索。

2011年，三国完成了《中日韩文化产业合作备忘录》文本的拟定工作。该备忘录确立了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产业方面进行教育及培训、专业人员交流、探索文化产品的共同制作与投资、相互参加国际文化产业展会、保护文化产品版权等方面的合作，是确定三国逐步扩大文化产业合作的指南。

(二)教育

1999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并一直致力于推进三国教育合作。2006年3月和2007年4月，中日韩先后在韩国首尔和中国北京举行了中日韩教育部司局长会议，探讨高层次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学生交流、语言教学等具体合作项目。

为推进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三国决定联合实施“亚洲校园”项目，旨在通过学分互认、学生交流等各种形式的交流项目，增强学校竞争力，培养亚洲下一代杰出人才。由中日韩三国政府教育部门、大学、质量保障机构、企业界等代表组成的“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已成功举行三次会议，就实施“亚洲校园”项目的指导方针、试点项目有关细节达成了一致。“亚洲校园”试点项目于2011年11月启动实施，2012年4月正式开始学生交流。试点项目将持续3至5年。

目前三国教育部门正在保持密切磋商，争取及早建立三国教育部长会议机制，以进一步推进三国教育合作。

(三)旅游

在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为主体的交流机制推动下，三国旅游部门及产业界在各个层面展开了密切务实的合作。

为落实三国领导人2003年10月发表的《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三国旅游部门签订了“关于建立中日韩旅游部门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推动三国旅游合作、举办三国旅游部门会议等合作计划。

2006年第一届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确认了《中日韩旅游交流计划》，即三国旅游交流规模力争从2005年的1200万人次扩大到2010年的1700万人次。该目标已如期实现。2010年，第五届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制定了2015年实现三国问人员交流规模达到2600万人次的新目标。

目前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已连续举办了六届，每届会议成果以《会议宣言》或《联合声明》等形式发表。

2007年，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增加了业界交流机制。自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日韩教育旅游研讨会”也纳入部长会议框架之中，并由三国轮流举办，已成为加强三国青少年教育旅游交流的有效平台，为三国青少年通过旅游加强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年，第七届“中日韩教育旅游研讨会”将在中国四川省召开。

(四)人事

2005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日本人事院、原韩国中央人事委员会(韩国行政安全部前身)签署了《中日韩人事行政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中日韩人事政策网络，通过资料交换与三方轮流主办青年公务员交流、研讨会、联合研究等形式在人事行政领域开展合作。2010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了第六届中日韩人事部门首长会议，三方续签了《中日韩人事行政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中日韩人事部门首长会议和司局长会议由每年举办一次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六年来，中日韩人事政策网络已发展为比较成熟的合作机制。

(五)卫生

为降低传染病对本地区造成的威胁，2006年5月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在瑞士日内瓦签订了《中日韩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合作意向书》，将应对流感大流行确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以此为契机正式开启三方合作。2007年4月，在韩国倡议下，三国卫生部门在韩国首尔召开首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并形成年度对话机制。截至2011年底，共举办了五次卫生部长会议，签署了《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合作备忘录》和《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关于食品安全的合作备忘录》、《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行动计划》等3个合作协议。

随着卫生部长会议机制的建立，中日韩卫生合作领域从流感大流行逐渐扩大到传染病防控、食品安全、卫生信息和自然灾害卫生应急等领域。三国先后举办了多届中日韩食品安全论坛，传染病、非传染病防控论坛，并共同为实现本地区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开展合作。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海啸灾难后，三国同意加强在灾后卫生应急领域的合作，并分享了在处理核泄漏事故中卫生应对的经验。

(六)新闻、地方和民间友好

东北亚名人会

2006年2月，在韩国中央日报社的倡议下，新华社、韩国中央日报社、日本经济新闻社共同发起了东北亚名人会。作为中日韩三国的知名人士论坛，东北亚名人会旨在促进三国的民间交流，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自2006年2月以来，已先后在韩、日、中三国轮流举行过七次会议。会议从三国的经济、文化和学术界各邀请10位知名人士参加。钱其琛和中曾根康弘曾分别担任中方和日方代表团团长。现三方代表团团长分别为曾培炎、福田康夫和李洪九。

自发起以来，东北亚名人会为增进三国人民间的友谊、加深相互了解、扩大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成为三国间高层次、机制化交流的平台，受到了政界、商界、学界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新闻交流

中国人民日报社与日韩主流媒体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缔结了友好合作关系，保持了不定期人员交流，并且与其中部分报社合作举办过国际会议。

2011年9月，人民日报社在长春主办了主题为“中日韩媒体给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首届中日韩名记者圆桌对话会”。近百位来自日本、韩国的主要媒体负责人、知名记者及国内主流媒体负责人出席了对话会。对话会是中日韩合作机制确立以来，最具广泛代表性的三国媒体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三国主流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实了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实质内容并增进了媒体间了解。对话会今后将每两年举办一次。

人民日报社自2007年起举办“东盟与中日韩媒体合作研讨会”，邀请日韩主流媒体代表与会。迄今已举办过四届会议，增进了东亚主流媒体之间的交流。人民日报社还与日本朝日新闻社、韩国东亚日报社合作，举办了“中日韩文化论坛”，并分别合作举办过几届“中日文化论坛”和“中韩文化论坛”，为中日韩文化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促进了民间文化合作与交流。

友好城市大会

自1999年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韩国全国市道知事协议会(原为韩国地方自治体国际化财团)、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共同主办中日韩友好城市大会，在中日韩三国轮流举行，每年由三国建立友城关系的城市派代表出席，共商友城合作和城市发展经验，迄今已举办13届。经过多年努力，友好城市大会已成为三国地方政府交流与合作机制，为三国地方政府通过友城形式沟通信息、扩大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第十四届大会将于2012年7月30日至8月3日在中国昆明举行。

迄今为止，中国与日本已建立友城247对，与韩国已建立友城139对。

青少年交流

中日韩青少年交流领域主要有中日韩青年领导人圆桌会议(原“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和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

根据《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共同举办了两届“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自2006年起，全国青联正式成为该论坛的中方主办单位。目前，论坛已成功举办八届。该论坛由三国各派遣六名代表(分别来自各国的议会、政府部门、经济界、学术界、新闻界和青年组织)历访三国，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相关领域展开充分讨论，增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增进友谊。2012年起，“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更名为“中日韩青年领导人圆桌会议”，并将在三国举办第九届活动。

为落实总理关于加强中日韩青少年交流的提议，配合2007年“中日韩文化交流年”活动的举办，全国青联于2007年8月邀请日韩两国各100名青少年来华，与中国100名青少年共同参加第一届“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该活动受到日韩政府的高度评价。此后，日本和韩国分别作为东道国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目前该活动已形成三国轮流主办的态势，已成功举办五届。

佛教友好交流

佛教交流是三国民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提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构想，用来概括三国佛教关系的过去和未来，得到韩、日佛教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与认同，三方共同决定定期召开“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大会”。1995年至1997年，第一次至第三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大会”先后在中国、韩国和日本举行，会后发表了宣言。每次会议三国均派出千人代表团出席，成为三国佛教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出席人数最多、内容最丰富、成效最好的多边友好交流活动。

根据大会提议，三国成立了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联络委员会，负责探讨落实大会决议。同时，三国选派出有代表性、权威性的人选，成立三个窗口组织，每年召开联络委员会会议。三国窗口组织分别为：中国佛教协会、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目前，三国会议已机制化，每年举办一次春季预备会议和一次秋季会议。1998年10月第一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截至目前，已举办了十四次会议。2012年10月，第十五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将在日本召开。

除定期会议外，三国佛教界友好交流具体事项包括：互相派遣访问学者、留学生，培养人才；举行学术交流会议，互相交换佛教书刊，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组团互访，朝拜佛教胜地；每年4月三国佛教徒都在本国植树，借以推进环境保护事业；选编三国佛教共同盛典以三国文字公开发行；互相派遣和接收修行体验僧人。迄今为止，中韩、中日之间的修行体验活动各自举行了5次。2012年秋，韩国、日本佛教修行体验团将来华进行修行体验。

六、展望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亚洲地区总体稳定，经济保持较好增长，地位与影响不断上升。东亚合作蓬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中日韩三国人口占东亚74％、世界22％，经济总量占东亚90％、世界20％，贸易总量占东亚70％、世界20％。三国进一步推进合作不仅有利于三国自身发展，还将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动力。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例7

在外语学习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只要学会该语言的词汇、语法以及发音等就可以掌握该门外语。但是很多学习实践证明只掌握这些还是不能很好的和外国人进行交际的。因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仍存在各自文化上的差异，同样，在和日本人进行交际时，由于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会产生“文化冲突”。作为一名日语教育工作者，笔者就经常听到一些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学生抱怨，和日本人交流，不是语言层面不懂，而是对日本人的表达、想法不理解。如果学生在日语学习过程中不系统学习，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许多失误。当然这种能力是随着日语能力不断提高而逐步提高的。同时外语能力与语言文化知识并不成正比，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并不代表了解日本语言文化。同时学习外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外国人交流。如果虽然会说外语，却不能和外国人顺利交流，不能不说是外语教育的失败。因此在日语教学中引人日本语言文化教育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我国许多大学的日语专业强调在日语教学中要引人“文化教学”，除了从初级日语教学就融人“文化教学”外，有的还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开设了‘旧本语言文化”选修课。我校在专业三年级下学期开设此门课程。笔者在担任此门课程教学的同时，就课程的构建作了一些思考。本文试从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角度出发，就日本语言文化课程作一些初步探讨。并就如何开展在语言教学中引人文化教学，提出笔者的建议。

一日本语言文化课程的理论发展

首先谈一下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是一门边缘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都有密切关系。chomsky在1965年提出了“语言能力”，创立了“生成语法”。但遭到了compell和wales等语言学家的批评。他们在1970年抨击chomsky“语言能力”的同时，指出“语言能力”过分强调语言的结构即语法部分，却忽视了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的那一部分能力。语言学家hymes在1972年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新概念。指出“交际能力”即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语言学家byram指出语言文化综合教学模式应该包括语言学习、语言认知、文化认知、文化经验四个方面。

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文化语言学。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并成立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北外胡文仲教授编写了《文化与交际》、《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著作，关世杰教授也著写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现在发展非常迅速，尤其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方兴未艾，一般的大学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语言与文化”、“文化语用学”等课程。而且召开了多次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

在日语教学方面，一些研究日语教育的日本学者也强调了跨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例如在《日语行动论》一书中野元菊雄、加藤正信等就指出日本人的语言表达特点以及日语体现日本人行为规范方面和日语的非语言表达的特点。并统称为“日语行动论”。

在中国日语教育界，随着日语教学改革的深人，也逐步开始加强了日语的文化教学。每次中国日语教学研讨会都有一些关于日语文化教学的论文。同时一些院校也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专集。2001年，《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也明确指出:“对文科院校提出了‘厚基础、宽口径、高质量’的要求。要继续锤炼语言基本功，提高日语实践能力.扩充文化知识，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同时指出:“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创新意识，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在宏观方面指出了我国日语教学改革的方向。在注重同汇、语法以及发音教学的同时，必须引人语言文化教学。

二日语语言文化教学的开展

1课堂的布置

教室布置应根据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采取不同的布置，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三段式教学。即: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学生集体讨论和教师点评。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两种教室布置。如下图。

a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一阶段的教学即教师向学生的知识传授，因为这种教室配置适合于教师传授知识，而学生听解。

b教室的配置适合于第二第三阶段的教学即学生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以及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学习气氛自由开放。

2.教材的选定

教材的选定编辑，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具有权威性的日本学者和研究日本文化的外国学者的关于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的内容;其次，侧重文化对比，特别是把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再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能突出反映日本人论和日语行动论的内容。同时笔者认为这些内容在第一阶段的教学中执行，上课前发给学生，让学生事先阅读。其目的是学生通过阅读一定量的关于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内容，起“抛砖引玉”的作用，通过阅读使学生积蓄一定量的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思考，以及教师的知识传授、点拨，完成对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感性认识。教室里也可装饰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东西，如和服、茶道、花道等，以渲染气氛。

具体的教材内容如下:“( )”内为作者。

(1)女の日本? 男の日本? (佐佐木端之)

(2)[?荬?文化?(赤爆行雄)

(3)「私中心の?点—日本?的な内と外とは何か(森田良行)

(4)日本人と中国人ここが大?(中??X雄)

(5)「缩み志向の日本人(李御率)

(6)?らないアメリカ人すぐ?る日本人

(7)凳?の?雒妗⒌胜护椁欷氡憩F一なぜ客?的叙述がとりにくいのか(森田良行)

(8)菊と刀—?uの文化(ベネディクト、ル—ス)

(9)お辞?xについて—非言?行??nbsp;立礼

(/china/">中国人却觉得省略得太多，变得“委婉、模糊”。又如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芭蕉的徘句“古池や蛙?び?む水の音”。在外国人看来这似乎不能产生任何美感，翻译界对此徘句也是反复研究。但似难找出合适的翻译。这是由于此徘句反映的是独特的日本文化，如果不粘和于日本文化这块土壤来进行翻译是很难做到的。从这一徘句，我们可以解读日本文化的两个信息:一是日本人的联想。其次日本人的言简意赅。所谓日本人的联想，即在日本人内部的交流中，日本人总能从对方的言语中捕捉到对方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日本人已习惯于表达方式，但在外国人看来却百思不得其解。日语还讲究言简意赅。象徘句一样仅仅5个字或7个字就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日本人的“以心?恍?いしんでんしん)”。不是通过语言的具体表达来传递信息。因此在日语教学中，讲明委婉语的言外之意，让学生体会到日本人的思维特点就很有必要。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调查、讨论，在课堂上提出了关于日语中主语省略的问题，举例指出“你叫什么名字?”(お名前は)“你几岁了?”(おいくつですか)等在日语中主语经常省略。同时谈到自己在使用日语时，常常喜欢以“我”开始，但在实际的翻译中却常常省略主语。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教师在评价学生的调查的同时，指出日语的省略是由于日语与汉语或英语不同，是主要依靠语境来相互交际的一种语言。同时它也导致日语的“あいまい”，这种“あいまい”在日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外国人却觉得“暖昧”，是因为外国人不懂得日本人的心理。例如日本人之间在邀请对方看电影、吃饭时，如果不想去，会说:“きょうはちょっと。”日本人之间就会心领神会，不再强求对方。而中国人或欧美人就会很明确地问:“你去还是不去”。所以与日本人交流会觉得日本人表达“模糊”。而日本人和外国人交流，会觉得外国人太“直率”。并同时提出了日本人的“察しの文化”和“以心?恍摹钡乃嘉?ㄊ揭园镏????玫乩斫狻V赋鲈谛矶嘤锞诚氯毡救酥?涠际峭ü?安觳拧崩赐瓿傻摹T谌沼镏械泵嬷苯又赋鍪且恢置挥小靶扪?钡模??芭?痢钡谋泶锶词且恢置馈

(3)教学案例三:非语言交际(お辞?xについて—非言语行??nbsp;立礼)

1)传授日本语言文化知识

交际的时候除了语言交际，同时也存在非语言交际，必须注意交际时的“体态语”，例如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鞠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会话教学中似乎不太重视“体态语”的教学，其实“体态语”与谈话中的话语一样重要，例如实际的交流过程中日本人很少有见面握手的习惯，往往用低头、鞠躬来交往，这样教授学生鞠躬的交际习惯就很重要。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鞠躬”分为三种类型:低头的角度为巧度，日语叫“会积.,，在日常生活中它常常使用，或者在遇到公司同事，或碰到熟人;另外一种为30度，它一般在公共场合使用，如遇到上司或迎接客人;还有另外一种是45度，一般是道歉或者在迎接尊贵客人的时候。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常识，在日语教学中若不加以重视，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教授会话课时，笔者就有亲身体会。在学习初次见面时，要求学生做角色扮演。学生虽然n里能够流利地说:“始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いします。”但是他们的姿势确是千姿百态:有的不鞠躬，甚至有的学生两手交叉。有的手插在裤兜里，可能学生是由于紧张的缘故。但是我想这种姿势如果不在学习阶段加以纠正，那学生毕业与日本人交际就会产生文化误解。所以在教学中必须指出日本人的姿势:鞠躬时，男性的双手需放在两侧裤线的位置或大腿前，女性的双手则放在大腿前。鞠躬时按照123的次序1看对方2行礼3才完成。其他的例如眼神等，与欧美文化不同，鞠躬时不要老是望对方。目光应避开对方，这些“体态语”，都反映了日本文化，同时是与日本人交际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指出与日本人习惯上的不同，例如日本人做事讲究计划性，干什么事都有“スケジュ—ル(计划)”。例如突然去外教家，外教感到不高兴，最好要先打电话，和外教约好才行，突然造访会使对方不悦。虽然不是非语言交际，但也是语言交际以外非常重要的东西。

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2-0073-08

DOI： 10.14156/ki.rbwtyj.2015.02.009

借词是文化交流的记录和载体，在跨文化交流中见证着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自古以来就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和民族有过接触，这种中外跨文化交际过程伴随着语言的使用和接触，也必然会带来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借词的出现是跨文化交际的必然结果。萨丕尔认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就是词汇的借用。只要有文化借用，就会有词汇借用”[1]。中日两国作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亚洲邻国，在以汉字为媒介的长期跨文化交流中，双方词汇互相渗透和影响，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汉语词汇对日语词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从近代开始，日语向汉语输出了大量汉字词汇，并逐渐渗透到汉语词汇中，这些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中日两国历史渊源深厚。官方交往始于汉代，盛于隋唐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国，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前。19世纪中期，中日交流方向出现了逆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制度，成功移植了西方文明，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开始通过日本途径学习西方知识，日本也随之成为汉语词汇的输出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将近三十年的时期，被认为是日语借词进入汉语词汇的第一次高潮，该时期日语借词所表示的概念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后期，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及改革开放，中日两国的交流得以恢复，并广泛涉及到日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教育文化以及饮食时尚等多个方面，两国语言的频繁接触造就了第二次日语借词高潮。近十年，随着网络普及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日本饮食、音乐、动漫文化、网络游戏等为中心的日本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第三次日语借词高潮随之形成。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中后期，至今将近半个世纪期间，中外学者针对日语借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们将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围绕日语借词定性与定名、特征、成因、借用途径、词义变化、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了研究[2]。文章拟从模因论这一崭新视角，根据语言模因的传播理论分析日语借词的借用类型及成因、并从强弱模因的角度对日语借词的流行和消亡进行探讨。

二、模因论

模因论是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观点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其借用生物学的基因概念探讨模因的复制、传播和演变。1976年，英国动物学家Dawkins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探讨了基因如何通过自我复制和相互竞争促进生物进化，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将“模因”作为文化进化的单位正式提出。Dawkins把“模因”定义为：文化传递的单位，它通过一个过程而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入另一个人的头脑之中[3]。另一位新达尔文主义者Blackmore认为，模因就是指人的思想、习惯、技术、故事、歌曲或任何一种在人与人之间被复制的信息[4]。只有当这些信息得以传播、仿制才具有模因性。模因论认为语言也是一种模因，语言中的字、词、段以及篇章等，只要通过模仿被复制，就有可能成为模因[5]。模因在被复制和模仿的过程中，会出现保留、变异和选择三种情况[6]。由于不同的语言模因复制能力存在不同，具有保真性、多产性和长久性的强势模因才能得以保留下来，而弱势模因则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3]。中国学者何自然最先将模因论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国内社会语言文化领域模因研究的热潮，也为借词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三、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模因分析

语言的接触和交流必然产生借用。语言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任何正在使用的语言，都会不断吸收新的词汇，新词汇和表达方式之间会发生激烈的竞争并产生优胜劣汰。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是经过模仿而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模因，日语中的词汇模因现象被汉语模仿或复制后进入汉语词汇，形成日语借词。伴随着中日长期的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日语借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语借词的语言形式来看，主要有借形词、借音词和混合型借词等三类。

（一）借形词

借形词是将日语词汇的书写形式直接引入汉语的词汇，即原词模因的形态被模仿和复制。日语借形词主要有日制汉字词、日语回归借词、日本固有词汇三类。日制汉字词是日本人借用汉字或汉字字形作为构词要素，或根据汉语词汇的构词法自己创造的汉字词，多用来翻译西方近代词汇。如民主、科学、电话、宗教、艺术、革命等。日语回归借词是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词语时曾借用的中国古汉语词汇或明清之际传入日本的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在后期又通过日本回流到中国。如：文明、专制、自由、资本等。日本固有词汇主要是代表日本特有事物、文化等或对某种事物现象的特有称呼和命名，如歌舞伎、相扑、柔道、天妇罗、寿司、便当、厚生省、新干线、物语等。还有少量如吨、码、腺、盏仍谌沼镏写丛炝撕鹤肿中危而后又被汉语吸收的词汇也属于日语固有词的范畴。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由于汉日两种语言具有同源性，借形词的原体模因在被模仿和复制过程中，在形态上都得到了完整的保留，仿体模因在形态上与原体模因完全一样。从意义上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日语借词大部分保持了仿体模因与原语模因的一致性。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语借词意义由于受到模因变异和选择的影响，或发生了词义的扩大、缩小，或发生了词义色彩的变化，还有一部分则在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上发生了转化。

（二）借音词

借音词也叫音译词，是指通过记录原词的语音特征而借用的词汇，原词模因的发音被复制和传播。在引入音译词的过程中，原词模因的发音被模仿并表现到书写形态上，意义保持不变。日语借词的音译词中，一部分是早期日语用汉字音译的西方词语，通过汉字发音可以看出原词模因的痕迹。如：俱乐部、浪漫、瓦斯、淋巴、维他命等。该类词绝大多数在现代日语中已经改用片假名来表示，但在汉语中则作为日语借词以汉字词汇的形式保留下来。另一部分词汇是汉语音译日语发音得来的词。如：榻榻米、卡哇伊、一级棒、欧巴桑、撒哟娜拉等。该类词的原词模因所反映的概念和事物大都为日本社会所特有，由于在汉语中缺乏对应的概念和意义，顺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就产生了对应的音译词。

（三）混合型借词

混合型主要指音义兼借型、音形兼借型两种形式。表现为兼顾原词模因的发音和意义或者发音和形态而形成的模因现象，也是模因效应不断完善的体现。音义兼借型借词由相似于原词模因发音的音节，加上能够反映原词模因意义的汉语语素组合而成，其中音译部分只作为表音符号起修饰作用，而后者则体现所表示概念和事物的类别，处于中心词的地位。如“乌冬面”中的“乌冬”来自“ウドン（udong）”这一日语发音，通过加上“面”这一汉语语素反映该词所属类别。“芭啦芭啦舞”的“芭啦芭啦”源于日语的“パラパラ（parapara）”一词，“舞”作为该词的中心存在。音形兼借型借词如“奥姆真理教”，其来自于日语词汇“オウム（oomu）真理教”，“奥姆”取自“オウム”这一发音，原词中的“真理教”则直接以原形被借用。此外，还存在义译加汉语元素的借词。即在保持原词模因意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汉语元素，进一步表达原词模因的意义。如日本女子流行歌曲偶像组合“モ`ニング娘”在汉语中被表达为“早安少女组合”，其中“早安少女”对应“モ`ニング娘”的意义，而增加的“组合”一词则起到了中心词的作用。

四、日语借词模因产生的原因

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过程，既有自身文化的传递，也有对对方文化的吸收，这种文化上的复制现象就是文化的模因现象。日语借词是在中日两国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接触语境中产生的，是中日跨文化交际的必然结果。

Blackmore认为在模因进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选择压力。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过程就是各种模因相互竞争的过程，只有通过在交际中发挥积极作用变得强大的模因才有可能进入目标语言系统，并被人们不断地模仿、复制和传播，成为成功的模因[4]。陈琳霞、何自然认为一种模因要被人们普遍地模仿，成为成功的模因，必须具有实用性、合理性、时尚性、权威性等四种特性或者其中一种[6]。

实用性。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讲，语言信息的产生源于社会交际的需要。语言被模仿、复制和传播的前提是语言信息实用，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新出现的语言信息，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并被接受，才会被复制、模仿和传播。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和“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开始通过日本途径全面学习西方政治、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大量日语借词进入中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逐渐稳定下来。该时期以科技类词汇为主的日语借词，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载体，对西方文明和科学人文思想大规模传入中国，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中国积极吸收外来先进事物和文化，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改革开放，中日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员的来往逐渐增多，该时期以体现社会文化和时尚习俗的日语借词通过多种渠道输入到汉语，成为中国了解世界文化和时尚的窗口。因此，具有应时性和实用性的词语，才能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逐步发展为成功的模因。

合理性。能够表达合理意义的语言信息才会被人们复制和传播，从而形成模因现象。吸收外来词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方式，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语言历来是一个开放性的符号系统，在社会发展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新事物、新现象的不断出现，必然需要新词来补充该语言词汇系统中的空白。具有较强的表现力是语言模因得到强化和保留的前提，语言信息生动形象、更具合理性的一方往往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得到传播。“版克”、“德谟克拉西”、“赛因斯”等国内音译新词最终被能表达原词模因意义的“银行”、“民主”、“科学”等日语借词取代，就是新词之间竞争，最终具有合理性的词语成为成功模因的例子。此外，也有一部分日语借词由于汉语本族新词的使用，而没能流行起来。如，“寒暑针” “会社”等日语借词，由于表示同样意义的本族新词“寒暑表”“公司”已经使用，因而这些词没能在汉语词汇中流行起来。在模因进化过程中，会有新词之间的竞争、也有新词和既有词汇的竞争和选择，而其结果，常常是符合汉语词汇发展需要、能够表达合理意义的语言模因得以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词汇则在竞争中被淘汰。

时尚性。从语用心理来看，借词模因的使用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的趋新、尚异心理。具有时代气息和流行特点的语言，以及其所携带的概念新奇性，往往容易吸引人们去模仿而得到广泛复制、传播，形成语言模因。具有时尚性、突显新意的语言更能反映社会潮流和时代特点，也更容易被对外来事物和新事物敏锐的年轻人所模仿和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达人”、“宅男”、“新干线”等一批具有新鲜感、带有异域风味并反映日本特有文化的日语借词模因通过年轻人的使用，在汉语中广泛传播，也引起了人们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更多关注，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权威性。语言信息的权威效应也是其被广泛复制和传播，成为语言模因的条件。语言模因作为一种文化机体，想要生存下来，需要高频率的使用、传播和进化的稳定性，语言的权威性能为语言的高频化使用和稳定性传播提供一定的保证。由于具有权威性和特殊地位的人士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受关注程度高，也容易带动他人有意识地使用和模仿，从而使他们所拥有的模因得到传播。清末民初，访问日本的官员使臣、商人、学者以及因政治避难的革命党人等有着较强社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士，成为该时期日语借词的传播使者。他们利用奏章、游记、随感等形式将日语借词不断复制和传播，使得该时期的日语借词模因得以产生，并在较长时期内稳定、保留下来，并对汉语词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五、日语借词模因中的强弱势模因与模因复合体

Heyligen指出模因要复制成功必须经过同化、保持、表达、传播四个阶段，成功通过模因选择四阶段的模因都可以被称为强势模因[7]。Dawkins指出强势模因的三个衡量标准是保真度、多产性、生命力[3]。即模因复制精确、复制广泛、传播长久。一部分借词作为模因被广泛应用于交际，就会随之强大起来并被不断复制传播，从而融入到目标语言中，成为成功的语言模因被保留下来。另一部分借词模因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表义的不明确性以及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而无法得到广泛复制和传播，变逐渐消失，成为弱势模因。由于日语与汉语具有字形的相似性、字义语义的同源性，以及语言系统在文化背景上的趋同性，日语借词模因进入汉语后，大部分都发展为强势模因，得以保留下来。作者以马西尼的《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中的日语借词为对象进行初步统计，并与《汉典》和《现代汉语常用词汇表》对照发现，该时期代表著述中的共计173个日语借词中，有163个词被《汉典》收录，占到总数的94.2%，147个词作为汉语常用词汇活跃在现代汉语中，占上述日语借词总数的84.4%。

Blackmore认为：模因具有文化适应性，即模因对某种特定文化的适应性[4]。能够适应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并能在该文化环境下生存下来，才能成为成功的模因。顾嘉祖认为：“民族文化心理制约着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8]。不同的民族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语言习惯。日语借词大多具有表义功能，符合中国人惯用的思维方式，再加上它们都使用汉语成分构成，从文化心理上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清末民初是汉语吸收外来借词的过程，也是自创新词的过程，这一阶段，国内有识之士也创造了一部分表达新概念、新事物的多音节音译新词，但最终这些多音节音译词被更具有准确性的意译日语借词所取代。如“tobacco”、 “Telephone”、 “president”在汉语中出现的仿体模因为“旦把孤”、“德律风”（“得利风”）、“巴力门”（“巴里满”），最终被日语意译的仿体模因“香烟”、“电话”、“总统”所取代。同一时期，汉语自制多音节音译词与双音节意译日语借词并存，最后，前者被后者取代的例子为数不少。这是因为汉语词汇具有表义的要求，音译的仿体模因往往只模仿了原词模因的发音，没有传递其真实内涵，因而达不到汉语词汇“望文生义”的效果。这就决定了它必定会被符合民族文化心理、具有联想意义的强势模因即意译词所代替。

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也会发生相互转换。日语借词中存在一部分汉语回归借词，这一部分词早期见于汉语著作，后来传入日本，成为日语词汇的一部分，但在汉语中却由于复制频率低，传播范围小，成为弱势模因而逐渐消失。而后这些词又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从日本重新传入中国，在交际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被广泛复制和传播，进而发展为强势模因。如“经济”“组织”“知识”“生产”等[9]。另一方面，早期的音译词由于不具有表义功能，在词语竞争和选择中，大都发展成为弱势模因。但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人们对音译词的接纳更为积极，榻榻米、卡哇伊、一级棒、欧巴桑、撒哟娜拉等一些列音译词在汉语词汇中频繁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强势模因。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以及新时期，借助于电视、网络等多元媒体，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将大量反映日本流行和日本社会文化的新词引入汉语，这些词往往是在短时间内迅速被复制、传播并流行起来，成为强势模因，但是，由于其反映的是日本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复存在时，就会被逐渐淡忘而消失，如“过劳死”“单身赴任”等词就是如此。同时，新时期的日语借词具有追求新奇和时髦的特点，这也注定该类借词会在短时间被人们频繁使用、广泛传播，发展成为强势模因，而后又迅速被更时髦的新词语代替，转化为弱势模因。

日语借词中的部分强势模因，不仅自身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还能在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与不同的词语要素、语言环境相结合，组合成模因复合体，表达出单个模因以外的意义。如“放送”一词在日语中是指“以被一般公众直接接受到信息为目的的无线通信”，常用的复合构词有“实况放送”、“新闻放送”、“主要放送节目”等。复合词中的“放送”都是指播放，无线传递信息之意。该模因进入汉语后，与其他词语组合，构成诸如“专题大放送”、“神话放送”等模因复合体，保留无线电传播、播放等意。另一方面，有时也会根据语境，重点突出“送”的意义，主要用于商家赠送等情形。如“福利大放送”、“优惠大放送”、“礼包放送”等。又如“新干线”一词，原指高速化的铁路路线，但是进入汉语以后，取该交通工具高速、快捷的特点，转指某种快捷、迅速、前卫的事物。如：“音乐新干线”、“日语新干线”等。另外还有诸如“ ～主义”“ ～作用”“ ～的”“ ～化”

“～族”“超～”等日语前后缀在汉语中组合而成的一大批模因复合体，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数量和意义。

六、结 语

语言模因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了日语借词的产生和发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借词作为异文化的使者，承载着国家、民族之间科技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任何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发展时期，总会有一部分新词和表达方式经过激烈的竞争和选择，被人们接受，加入并丰富原有的语言系统，同时也会有一部分词由于其自身特点或对社会文化、时代条件的不适应而被淘汰。日语借词在中日两国共享交流、传播科技文明的社会背景下产生，见证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并将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更新，继续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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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何自然. 语言中的模因[J]. 语言科学， 2005（6）： 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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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顾嘉祖. 试论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与民族文化心理[A]// 语言与文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例9

关键词: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交流

Key words: verbal communication;non-verbal communication;exchange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0-0142-01

交际行为由语言行为和非言语行为两部分组成,交际礼俗包括这两种行为的交际规范。文化不同,交际行为互有差异,商务交往也各有不同的交际规范。举手投足之间往往就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特性的差异还常常引起文化误解和交际障碍。在不同的文化中,非言语所表示的含义不一样,因此,要用外语进行有效的交际,在听别人说某种语言的同时还得了解说话人的手势、动作等所表示的意义,这就是说,既要“听其言而知其行”,又要“观其行而知其言”。

身体的接触:在商务交际中,人们应当注意体触的方式以及体触行为与人际关系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社交场合,文化不同,体触行为就有许多区别。在日本,一般朋友和熟人之间交谈时,要避免身体的任何部位与对方接触,即使是仅仅触摸一下也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

除了轻轻触摸外,再就是当众拥抱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两个妇女见面时拥抱亲热是很普遍的现象,夫妻之间或久别重逢的亲朋好友也常常互相拥抱。两个男人是否相互拥抱,各个国家的习俗不同。阿拉伯、俄国、法国以及东欧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里,两个男人见面后采用热烈拥抱,亲吻双颊来表示欢迎。但在东亚和一些说英语的国家,男人见面一般只是握握手,握手(shaking hands)这一身势语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表示同一个意思,即友好(friendly)。作为见面和告辞时“握手”已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但握手并不是一种全球性的礼节,在有些国家,握手仅限于特殊的场合,如在美国只有被第三者介绍后,被介绍双方才可握手;在日本,见面的一般礼节是相互鞠躬致意;在东欧一些国家则是相互拥抱、贴面,而不是握手。在交际中,最常见的体触行为当然是握手、拥抱和亲吻。除此而外还有其它许多体触行为。而作为交际者应谨慎对待,认真了解每一体触行为的含义及其文化差异。非言语交际行为既有表现性,又有社会性,而且多与文化相连。这是因为非言语交际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注意多积累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认真了解不同国家的非言语交际的含义及其文化差异。达到良好的交流目的。非言语交际作为一种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方式,不仅仅是一种非言语符号系统,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折射出交际主体强烈的文化特征,它会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内涵迥异。

非语言交际行为,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往往负担着一定的重要信息,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它在整个交际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在跨文化交际中比语言交际行为所起的交际作用更大。它所起到的代替,调节甚至挽救交际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交际双方应不断提高跨文化非语言交际意识和非语言交际能力,正确得体地运用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手段进行跨文化交际,避免发生文化误解或冲突,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

日本人之间的交流方面,重要的不仅在语言,而且还在语言之外的东西,无论是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正式的商务活动,除了语言表达外,那些伴随着言语行为的所有非言语的要素都在向交际对方传达着某种信息。

面部表情是丰富的,因为它可以传情达意,然而,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变的表情却难得一见,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喜怒不形于色。在此,最具代表性的有[ジャパニ-ズスマイル](日本人式的微笑)日本人非常注重这种面部表情的运用。所谓的[ジャパニ-ズスマイル]是指日本人特有的没有深沉含义却和蔼可亲的笑容,日本人无论在与上司或同辈谈话或走亲访友时都面带笑容,即使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笑容,对此,《日本人的微笑》一书中这样写到:“对对方来说,最令人心情好的表情便是微笑”。

因此,一定要以最令人愉快的微笑面对周围所有人,这是惯例,是常规,向社会显示出精神饱满的状态,是生活的的规范,即使是在痛苦万分的时候也凛然地保持笑容是个对社会的义务。

这种标志性的微笑有好处也有很多弊端。好处是和别人交流时,不会因为自己个人的情绪来影响交流的氛围,即便自己心情有所改变,但只要不表现出来,别人也不会在意。但弊端却是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相同的微笑要在不同的场合下出现,常常会使自己活的很累也会给不知情的人带来误解,认为此人深不可测。必有防备之心。

笑在日本人心目中最初总是与美好相连的,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农耕稻种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稻谷离不开太阳的照耀,对太阳的渴望与追求,成了人们内心永恒的向往与冲动,如果用颜色来描述人们内心世界的光明和憧憬,那就是白色和红色(这两种颜色在日本被认为大吉大利)而在感情上的表现就是一种向着太阳的笑,因此在十分重视团体生活的日本人,将最简单也最容易表达的笑视为赠送给对方的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在他们看来笑是一种通行证,一种愉悦众人的武器,是团体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调剂品,更是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时的信号和语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人常用一种矛盾的心态克制着笑,并对笑过多地灌注了文化内涵和社会的约定俗称,反而使原本十分单纯和自然的笑变得复杂多样和神秘起来。

一个人即使日语说得很好,如果表情配合得不恰当,有时也会使意思的沟通受到障碍;反过来说,即使不用语言,如果非语言交流处理得很恰当,有时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得到很好的沟通。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人的非言语交际非常独特,了解这一点,跟日本人打交道就会方便一些,而且能避免一些误会。而且学习日语的目的就在于运用口语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个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基础就是要理解对方的文化,并且尊重自己的文化,注重非言语要素在交际中的作用,并准确地运用这些非语言要素来传达信息,这样才能达到良好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例10

第四届海峡论坛于6月16日至22日举行，主会场设在厦门，分会场设在福建省其他八个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论坛以“汇聚民意共谋福祉”为主议题，举办大会活动、界别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和经贸交流等5大版块29项活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等领导，国台办等国家有关部委和福建省领导出席了海峡论坛。

台湾方面有中国副主席洪秀柱、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人民最大党主席许荣淑等重要人士，全台22个县市代表，32家主办单位代表，31个界别代表和涵盖北中南部的基层民众上万人出席了海峡论坛。

本届海峡论坛继续坚持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因应两岸关系继往开来的新形势，在前三届的基础上巩固、创新、提高，突出民间性，办成了“顺大势、利两岸、惠民生”的盛会、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和著名品牌。

四大特点

第四届海峡论坛在活动设计方案安排上主要体现以下四大特点：

一是培育两岸民间交流特色品牌，不断扩大参与面。继续组织两岸青年、职工、妇女、科技专家等界别，以及影视、新闻出版、音乐、武术等行业举办论坛等交流活动。首次举办两岸乡镇交流对接系列活动，广泛邀请台湾基层农会、渔会、农田水利会、乡镇市民代表会、基层司法调解委员会、社区发展协会和乡镇公所的代表参加。

二是丰富祖地文化内涵，扩大两岸民俗交流。举办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陈靖姑文化、郑成功文化等两岸民间民俗文化交流。举办两岸民间宫庙叙缘交流会、开漳圣王文化节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活动，进一步密切闽台同缘、根脉相连的渊源关系。

三是进一步拓展两岸经贸交流合作，推动海西先行先试。举办海峡物流论坛等区域和行业交流合作活动，进一步深化两岸区域间、业界间对流合作，邀请台湾部分县市举办推介会，促进两岸经贸互惠合作，共同发展。

四是打造两岸民众嘉年华，营造浓郁的节庆氛围。继续办好台湾特色庙会、名优特产展销、闽台民间民俗表演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使海峡论坛真正成为两岸乡亲欢乐祥和的喜庆节日。

新的亮点

短短一周时间，万余两岸同胞一起逛庙会，祭“国姓爷”，“谈婚论嫁”，论道共同家园，商两岸乡镇交流合作……到处洋溢着浓浓的乡情、友情、亲情，到处充满着欢乐祥和的喜庆气氛。海峡论坛的动人景象，映射出两岸民间交流渐入佳境的喜人局面，也激发两岸同胞“长风破浪”“直挂云帆”的壮志豪情，作为两岸基层民众面对面、手牵手、心连心的“草根嘉年华”，海峡论坛连续4届成功举办，活动不断创新，内涵不断丰富，机制不断完善，成效日益彰显，书写了两岸民间交流史上的华丽篇章。

与往届相比，本届论坛呈现新的亮点：

一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岛内各大媒体聚焦的话题。第四届海峡论坛引起岛内各大媒体热切关注，并获得高度评价。台湾媒体纷纷表示，海峡论坛已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平台。台湾《旺报》刊发了《海峡论坛构建两岸和平平台》文章。台湾《联合报》关注到海峡论坛开幕晚会上两岸明星联手演出，飘出了浓浓的“台味”。文章还引用国台办主任的话表示两岸目前良好的局面，是由两岸同胞共同创造出来的，成果也由两岸同胞来共同享受，大家都是海峡论坛的主人，都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主人，也都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