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论文例1

2002年12月7日至9日，“首届中日经济法国际研讨会暨中南大学中日经济法研究所成立大会”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来自日本亚细亚大学、国立千叶大学、千叶经济大学、独协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和湖南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方正出版社等单位的60多位嘉宾和200多位与会者参加了此次大会。

本次大会共收到中、日语专题论文27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日语论文如中野正俊教授的“信托受托人的忠实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条文及其解释”，樱井雅夫教授的“东亚贸易投资自由化法的构成”，王为农教授的“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状及其研究”等；具有代表性的中日双语论文如中野正俊教授著、王度译“关于以欺诈为目的的信托及债权人享有的撤销权”，栗田诚教授著、张军建教授译“反垄断法的民事救济制度”和“日本反垄断法中的规制改革”等；具有代表性的汉语论文如漆多俊教授和陈云良研究员的“中日经济法立法与理论研究之比较”，王晓晔研究员的“入世催生中国反垄断法”，程信和教授的“中日经济法比较论纲”，徐士英教授的“反垄断法的‘日本化’及其借鉴意义”等。

学术研讨会分别由日本亚细亚大学中野正俊教授和北京大学刘瑞复教授主持，共有六位学者作了专题报告：日本国立千叶大学栗田诚教授作题为“日本规制改革与反垄断法（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晔研究员作题为“关于中国经济法争论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南大学王艳林教授作题为“晚近中国法发展之趋势”的报告；日本亚细亚大学中野正俊教授作题为“关于中国信托法”的报告；日本独协大学周剑龙博士作题为“日本经济法学说略考”的报告；中南大学中日经济法研究所陈云良研究员作题为“中日经济法立法与理论研究之比较”的报告。

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关于竞争法前沿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由中南大学许光耀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晔研究员、南京大学邵建东教授、华东政法学院徐士英教授、浙江大学王为农教授、日本独协大学周剑龙博士与中南大学经济法学科点的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生就国内外竞争法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座谈。

现将本次大会提交的论文、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经济法基础理论

本次大会上，学者们以中日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中日经济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程信和认为，（1）可以加强相互了解，从“互识”中求得“共识”，进而在经济交往中实行必要的法律协调，实为推进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之需要；（2）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经济法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既可以深刻认识经济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必然趋势，又可以借鉴和学习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法制中的有益经验，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法制的发展和完善；（3）为了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促进国际商事、经济活动规范的相对统一化，开展此类比较研究亦有必要。对此，漆多俊、陈云良认为，对两国经济法立法及经济法学研究作一系统的比较，有利于两国经济法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法立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发展。

就中日经济法的相同之处，漆多俊、陈云良认为，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研究，中日两国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法最为发达的国家，两国政府都把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两国高校都开设有经济法学这门课程，都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研究队伍。无论在统制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阶段，中、日两国都或多或少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即便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中、日两国政府不但都不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权，而且还强调政府“有形的手”的积极作用。就中日经济法的不同之处，程信和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四个方面：（1）两国经济法体现截然不同的社会性质；（2）两国经济法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3）两国经济法在内容上有着许多差异；（4）两国经济法发挥的社会作用亦不尽相同。漆多俊、陈云良认为，毕竟两国的国情不同，两国的经济法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1）日本的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核心；而中国的经济法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核心，至今还没有制定反垄断法。（2）日本的经济法形成了科学、严密的法律体系；而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仅存在于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各种经济法法律、法规分散陈列，相互之间不存在内在的联系。（3）日本形成了典型的、代表性的经济法执法机关，而中国则没有。（4）尽管中日两国的经济法法律、法规都赋予政府机关广泛的市场规制权，但是中国的政府部门享有的这种权力远大于日本。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日本就开始了一系列有关“规制缓和”的改革，旨在把日本经济社会建设成为国际开放性的、立足于自我责任原则和市场原理的自由经济社会。对此，栗田诚指出，在对政府规制进行大规模缓和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是否会对竞争条件产生影响，并且应从一个统一的立场出发就事前审查进行充分研讨。比如，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类研究会，以研究会之名公布研讨结果并提交议案，这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

日本经济法学说的发展变化强烈地反映了历史时代的变迁，周剑龙认为，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的经济法学说。以是否承认经济法学为独立的法律分科为标准，可分为肯定说与否定说，前者如社会法说、组织经济法说、经济统制或经济规制法说；后者主要是行政法学者和民商法学者主张。（2）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经济法学说，仍然承袭了战前的两大流派。（3）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法学说，可分为不把垄断禁止法置于经济法核心的学说和把垄断禁止法置于经济法核心的学说。前者如国家干涉说、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立法说；后者如狭义、中义和广义的经济法说、竞争秩序维持说、市场机制保全和补充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程信和指出，对中日经济法进行比较和借鉴可以得出四点启示：（1）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这是现代经济法发挥功能的主要表现；（2）发展市场经济既要利用市场调节，也要利用计划等宏观手段调节，并应通过法律形式确立此种经济运行机制；（3）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恰当处理企业面对的三大关系（国家与企业、企业内部、企业与其它企业），并借助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和保障；（4）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国际条件，并且配套地建立面向世界的涉外经济法律制度。

虽然经济立法是一个泛化的称谓，并不具有特别指认（经济法）的意义，但是经济立法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法立法的趋向，这有助于我们完整地、动态地研究经济法。总结中国1980年至2000年之间的经济立法，王艳林认为，它们呈现出三大趋势：（1）法律政策化。所谓法律政策化是指法律成为政策的基础，法律具有了政策的弹性和软约束力，法律要求政府必须制定导向性十分明确的政策，政府的作用就是在法律政策性选择的框架中将政策完善、细化，增强其操作性。1979年之前的中国，政策居于主导地位，法律始终居于从属与陪衬地位，甚至被虚无化。面对政策的刚性，法学家们寄希望于将实践证明成功的政策从法律化（政策扩张）转而上升为法律（法律限定政策）。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展开，经济立法中出现了由政策扩大化转为法律扩大化，法律政策化的趋势逐步显露。（2）道德法律化。在中国普遍认为法律和道德是两类不同的社会规则，道德的谴责机制明显不同于法律的强制机制。但是，在经济活动中，面对道德失灵，立法机关作出的选择是将道德赋予法律的外衣，即道德法律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1款就是中国商业道德法律化进程的标志。道德法律化在司法实践中，亦得到了确立。（3）法律形式适格化。成文法的形式要求乃是公开和适格。中国法在1980年之前乃至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在许多时候是不公开的（如事实上发挥着法之作用的政府红头文件一直是有密级的，阅读和传播的范围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而且经济立法中以法律草案的形式实际发挥法之作用的情况也相当多地存在着（如在税法领域就以草案的形式试行过）。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政务公开的实行和中国加入WTO，法律的内容公开化和程序适格化问题已得到了有效解决，中国的经济立法在法律适格化过程中具备了真正的合法性。

中国经济立法趋势的背后也难免喜中带忧，王艳林指出，法律政策化和适格化的趋势表明中国的治理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出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依法治国”理念的确立已不再仅仅是宣传口号，而是在悄无声息地转变为行动指南。但是，法律政策化也使得法的不确定性加大。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政策化的结果是使法律变得空洞，缺乏规范性特征，使法律的实施和效能的发挥更加依赖于政策的细化。另外，法律政策化还使得法律有丢失强制执行效力的可能。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就无“法律责任”的规定，而是将法律的实施寄希望于政府的理性与德性，这不能不引起法律人的忧虑。

漆多俊、陈云良认为，为了充分发挥经济法应有的作用，必须建立一个科学的经济法体系，有必要制定一部统领全局，起经济宪法作用，但并不局限于反垄断，重点是界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济基本法。王为农则认为，法律总是落后于社会关系的，因而经济法不能超前立法，同时也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修正。

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取向，徐士英认为，不应局限于“地盘之争”，而应符合科学和法律发展的实际。市场秩序是公共产品，要靠大家来创造。政府的力量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借助“行业自律”来维护市场秩序，同时社会监督也应发挥重要作用。程信和认为，我们必须从国家、市场与法的关系入手，来考察经济法现象，经济法的实质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反映国家（政府）因素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影响。邵建东认为，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制度是共通的，中国在具体制度上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也应注重“一般条款”和“高院判例”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周剑龙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法应以竞争法为中心，中国没有必要等到反垄断法出台之后才来明确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法的概念及其定位，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为我们提倡经济法是竞争维持法的观点打下了基础。王为农认为，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制定有关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的一般规则已经显得非常必要，应该把反垄断法作为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核心。

对于中国经济法的“特殊”使命，程信和认为，与时俱进，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漆多俊、陈云良认为，中国的经济法立法比日本的立法要多一层任务-规制政府权限，而不仅仅是赋予政府规制市场的权力，而且这还是当前中国经济法的首要任务。每部经济法法律、法规都赋予某一专门行政部门强有力的监督、检查权，但却很少对政府行使行政规制权所引起的损害责任作实质性的规定，政府的市场规制权是一种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免责权。国有企业改革史几乎就是一部反行政干预的历史。

对于经济法的产生、本质、性质、地位、体系等理论问题，王晓晔认为，（1）经济法是一种普遍的法律现象。只要国家存在，就存在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控或者管理，而其法律制度是否被称为经济法则是人们主观的问题。把经济法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或者调控的法律，这只是说明了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内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则是组织法或者授权法。经济法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初期的德国出现的，这只是经济法学的开始，而不是经济法规范的开始。（2）经济法的本质不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而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对经济调控的手段，是确认和规范国家调控经济的法律。（3）经济法不是公法更不是私法，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看，正因为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类于公法或私法，人们才将其称为经济法。把经济法归于社会法也是不对的，因为经济法的本质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体现了国家的经济政策，而社会法的本质是建立一种社会安全网或者减振器，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保障社会秩序，从而体现了国家的社会政策。（4）在中国，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它与其它法律部门也存在交叉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需要经济法、民商法和行政法共同进行调整，从而越来越多地会出现这些部门的法律规范在相互交叉和冲突中执行和划分自己职能的情况。（5）对于中国经济法是否包括企业法、涉外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学界存在着争议。就企业法而言，任何国家的经济法都不可能没有企业法，特别是在金融、保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法中更是如此。涉外经济法体现了国家对外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应作为经济法的专门制度来研究。不将社会保障法纳入经济法，既有利于强调它的社会功能，也可以避免经济法的体系和范围过于庞大。就经济法的整个体系而言，在性质上被视为经济法的各种法律、法规由于其地位和作用不同，可以把它们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宪法中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可以称之为经济宪法；其次是一般经济法，又分为四个方面，即企业法、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和涉外经济法；再次是特别经济法，即国家对某些特殊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制度。

对于经济法的本位观，张军建、王巍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加以分析和论证：（1）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以摩莱里、德萨米、蒲鲁东、边沁、狄骥、庞德、博登海默、耶林和卡多佐等先哲为代表的法律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本位的理念，既影响了西方法律思想的走势，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2）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目前，国内外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本位的特殊性已经初步达成共识，即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维护和保障社会利益的法-社会本位之法。同时，经济法也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运用社会调节方式，使传统的公法（行政法）和私法（民商法）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均衡。（3）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经济学上认为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保障经济稳定增长之法，其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在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社会学上认为以社会团体（“第三部门”）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壮大，使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外的第三利益-社会利益凸显，经济法也就在“国家-社会-市场”三元化的基础上构筑起“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格局。

二、市场规制法

日本经济法的规制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权力性规制（或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力性规制（或非强制性规制）两种。前者必须根据法律来执行，其方式主要有三种：（1）直接在刑罚上运用；（2）借助行政权来运用；（3）通过私法领域的强制性规范来间接运用。后者不一定要借助国家强制力，其方式主要有两种：（1）国家以非强制性的私法手段干预经济；（2）国家以非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指导经济。栗田诚认为，日本的政府规制不但范围广，而且执行得也很强硬。但是，这些规制方式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非效率性，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产业自身的蓬勃发展，并造成革新性事业形态和事业开展的滞后。政府规制还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规制目的和方法不协调，规制方法缺乏透明性和实效性，产业规制不合理等。日本政府推行的“规制改革”应强调“三位一体”：（1）缓和竞争限制性的规制；（2）完善竞争条件并构筑安全网络；（3）竞争法（反垄断法）的严格执行。

在日本，垄断禁止法被称为“经济宪法”，经济法研究也大多是以垄断禁止法为核心的。回顾日本垄断禁止法的发展历程，徐士英认为，40多年来，该法从一个外来的、被动的工具逐渐转变为政府自觉运用的、由本国内生力量调节的市场经济手段，这经历了一个由陌生到初步为人接受并逐渐嵌入日本社会结构而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特征相适应的“日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对此，中国至少有四点借鉴之处：（1）全面、灵活地发挥反垄断法之功能。中国经济发展既有培育竞争机制的需要，又有产业重组和扩大规模效益的需要，应全面而灵活地发挥反垄断法维护竞争机制和执行产业政策的双重功能。（2）适宜的政策引导。中国把反垄断法移入本土时，也应有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政策引导。（3）信息共享的机制。应通过立法咨询和事先报告、事后谈判的制度建立起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二者的充分交流。（4）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磨擦，加速其“中国化”的进程。

日本垄断禁止法的执行体制是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同时也赋予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讼的权利。但是，栗田诚认为，后者作为制度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必须加快建立垄断禁止法的民事救济制度。如果把日本现行垄断禁止法的执行机制加以概括，可大致分为：（1）行政执行＝竞争当局（公正交易委员会）执行；（2）刑事执行＝由检察当局提起刑事公诉；（3）民事执行＝利害关系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其中行政性的制裁体系已经相当完备，刑事执行的运用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而民事救济尚不完善。日本垄断禁止法对适用除外制度的运用，公正交易委员会应加以严格控制，同时也应对该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很多适用除外都规定在其它省厅执行的法令中，所以修改工作进展缓慢。但是，经过以1997年的“一揽子整理法”和1999年的“适用除外制度整理法”为根据的大幅度整理，垄断禁止法在各产业中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终于确立下来。

对于反垄断法的执行机制，李国海认为，要想使中国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真正担负起执行的职责，就必须使其具有合理的基本架构。这种合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保证：（1）以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主管机关的基本特征为参照；（2）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的主管机关，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采取“委员会”制。

各国反垄断法对公司控股加以限制和禁止，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企业过度扩大规模，防止经济过度集中和产生垄断。沈乐平认为，日本的垄断禁止法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和严厉，具体表现为：（1）禁止控股公司；（2）规制股份保有；（3）限制大规模非金融公司持股；（4）限制金融公司持股。这些规定已成为日本垄断禁止法的一个创举。中国应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对母子公司产生的垄断问题采取必要的规制：（1）制定反垄断的标准（应包括一般标准和例外标准）；（2）建立公司收购与兼并的审批制度，当控股母公司的行为涉及垄断问题时，反垄断法理应对其进行限制；（3）对中国现有的企业法及公司法等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4）对国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充实和补充；（5）成立专门的执法机关或在原执法机关中增设反垄断机构；（6）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

中国涉及反垄断的法律制度存在着很大问题，王晓晔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和完整的反垄断体系；（2）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制裁不力；（3）缺乏独立的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但是，中国反垄断法又迟迟不能出台，其阻力主要在于：（1）思想认识上的阻力；（2）行政垄断问题；（3）行业和政府的阻力。当前，随着中国加入WTO，反垄断立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1）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2）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3）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另外，从短期看，垄断能够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和质量下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从长期看，垄断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和国家的经济短缺；更重要的是，垄断将会遏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竞争精神，而这种竞争精神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根据2002年2月26日的征求意见稿，中国反垄断法草案共有8章58条。王晓晔认为，这个草案在总体上是不错的。草案在实体法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关于行政垄断的内容，也有程序法的规定，并根据“效果原则”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草案也取消了对公用事业企业的豁免，取消了“自愿”、“平等”、“公平”和“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的规定。但是，草案仍然存在着缺陷：（1）有关垄断协议：草案关于“禁止垄断协议”的规定中没有关于纵向价格约束的内容；关于豁免卡特尔的规定中没有出口卡特尔；对订立违法卡特尔的行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责任。（2）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方式中增加一个“拒绝互联互通”；关于禁止垄断高价中“一定时期内”的表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3）有关企业合并：企业合并的申报没有具体标准，这使企业合并的控制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有必要明确指出兼并一定规模下的小企业不需要向反垄断法主管机关进行申报；反垄断法主管机关的审查期（90天）太长了，最好分为两个阶段：“产生或者加强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与“排除或者限制市场竞争”等其它三种情况完全不必并列作为禁止合并的理由；关于撤销批准的规定在理论上不合理，在实际中也难以操作。（4）有关行政垄断：草案对行业垄断行为和其它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后果做出了不同规定，而且规定由违法者的上级机关处理行政垄断行为也是不合理的。（5）有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和程序：草案在执法机关和程序法这两个方面的规定都显得过于简单，既没有关于反垄断主管机关组织方面的规定，也没有这个机构审理案件和作出裁决的程序；另外，法律还必须对执行反垄断法的地方性机构作出规定，而且应当合理划分全国性和地方性反垄断主管机构的管辖权；国务院反垄断主管机关应当有权向政府及其部门就完善和实施反垄断法提出建议和意见，并且应有权独立地行使职权和承担国家在竞争领域与国际组织以及其它国家相关机构的合作与协调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施行了九年，如何评价这部法律，王为农认为，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下了明确的定义，这是立法者为了防止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解释任意扩大而采取的不得已之方法。但是，在实践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却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扩大了自身的自由裁量权，对“不正当竞争”作出扩大解释，这很容易侵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另外，建议借鉴日、德等国对不正当竞争侵害行为的“制止请求权”制度，完善中国的竞争立法。

许光耀、王晓东认为，日本的消费者立法是以“消费者行政”为主导和主题的，其中管理性、行政授权性立法发达，民事性法规不起主要作用，产品责任法较为温和。《制造物责任法》（即“PL”法）是日本在保护消费者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该法虽然只有短短6条，却在“制造物”的定义、责任范围、赔偿原则和责任期限等方面具有日本自己的特色。但是，该法把制造物的生产者“无过失”专门规定为严格责任条件下的免责事由，这对于有效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不利的。另外，日本的《消费者保护基本法》具有纲领性和对策指导性的特点，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具有一般权利义务的特征。因此，中国应汲取日本基本政策法的长处，从宏观角度加强政策指导性，这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作用和效力就会更大。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笼统和粗糙，虽然确立了精神赔偿制度以及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只要证明产品确有瑕疵，不论是否给消费者造成损失，都应当给予赔偿。

三、宏观调控法及其它

本次大会收到了较多有关宏观调控法的论文，一些学者还就社会保障法、科技进步法、经济法诉讼、信托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日本关于产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法的理论，先有“后发优势论”，后有“市场失败论”，1992年又出现了“边际费用递减说”。以这三种理论为基础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产业政策-“追赶型”产业政策、“竞争型”产业政策和“先驱型”产业政策。张军建、欧阳白果认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产业政策各有其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是中小企业最多而又最发达的国家，政府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立法，对中小企业采取促进、保护和扶植的政策，使中小企业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对企业的基本方针是“促进”、“振兴”。一方面，对资金、技术占优势而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大企业，政府从政策上加以优待；另一方面，对大量的中小企业，也采取相应的支持措施，以改变它们所处的不利地位。

日本农业政策改革对中国的启示，张军建、欧阳白果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1）农业现代化要把立足国内生产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有机结合起来；（2）农业现代化要同时兼顾保障供给、农业收入和环境保护三大目标；（3）坚持市场导向，适时调整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4）积极探索农业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创新。

总结日本金融立法和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许光耀、李彬认为，中国应从三个方面加强金融法制建设：（1）按照“渐进式”与“爆炸式”相结合的原则推行金融体制改革。“渐进式”的改革符合经济转轨时期资金缺乏、对金融稳定要求高、改革经验少等客观实际情况；但是，金融改革过程中不可能不触动任何人的利益，过分强调稳定，就很可能延误改革的时机和进程，对于那些限制改革进程的“瓶颈”问题有必要进行“爆炸式”的改革。（2）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现阶段应主要抓好三项工作：首先，要逐步引进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运作制度；其次，要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再次，要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第四，要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3）重视社会力量的作用。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应重视社会监督，随时注意社会反馈的信息，适时纠正改革的措施。

就社会保障法而言，余卫明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立法，虽然数量庞大，但都是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地方规章甚至更低层次的行政性文件，至今未有一部专门性的法律。这与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同时也与中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相冲突。这种格局的直接后果有三：（1）立法的随意性大；（2）规范性不强；（3）不易为人们所理解、认可和遵守。因此，中国应提高社会保障的立法层次，加强其规范性和强制力。

日本“殖产兴业”的近代工业化政策和技术引进的“吸收性战略”能够顺利实施并取得惊人的成果，应得益于日本具有较为完整的科技法律调控体系。蒋言斌、曾平认为，日本促进科技进步的法律调控体系包括外部拉力法律调控体系、内部动力法律调控体系和进步阻滞力法律调控体系三个部分。日本一方面加强对技术引进和国际科技合作的法律调控，另一方面也加强对国内科技合作的法律调控，同时采用法律法规来规范科技活动，由此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技制约的法律调控体系。中国在高技术领域应借鉴日本的“拿来主义”模式，为“请进来”和“走出去”建构较为完善的法制环境。

中日经济论文例2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主要奉行基于最惠国待遇（MFN）的单边自由化政策，是支持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力量。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基于市场力量而不是政府间的制度安排。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东亚国家的政策取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步入制度性安排的快车道。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建立了领导人定期会议制度（简称10+3），形成了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中日韩都是在东亚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三国在10+3框架内开展对话与协调，对促进三国之间的合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2年11月，三国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会晤，同意适时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可能性的研究。这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东亚区域经济融合具有积极意义。 一、全球地区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一）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区域内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 20世纪90年代，全球兴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截止2001年底，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通报的区域贸易协议（RTA）已经达到了179个。WTO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一个或多个RTA，RTA成员间贸易已占2001年全球贸易的43%。 国家之间通过自由贸易协议促进经济融合往往是基于多种动机，例如，依靠经济融合来防止可能产生的政治或军事冲突；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扩大内部市场，吸引外来投资，增强国际竞争力；小国借助地区组织增强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地位；通过有约束力的自由贸易协议锁定或推进国内改革。关于区域自由贸易安排是否能实现各国最初的目标，很难得出一致的答案，实际上有一些自由贸易协议已经是名存实亡。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新的区域贸易安排还在不断增加，其动力不仅来自成员国本身的利益，而且来自外部的压力。因为多边贸易体系并不能保证所有国家都可以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目前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两个最大贸易集团的区域内贸易已经占全球贸易的1/3，而且，欧盟将通过接纳新成员继续扩大区域内市场。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经济一体化将扩大到整个美洲，形成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正在形成的两个更大的贸易集团的内部贸易已经超过全球贸易的40％（表1）。各国为了避免受到两大贸易集团贸易转移的损害，或者寻求进入这两大市场的捷径，纷纷寻求区域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地区主义的多米诺效应。表1 10+3与各主要区域贸易集团的比较(%) (待发）注：东盟+中日韩1995年和2001年的区域内出口比重使用的分别是1996年和2000年的数字。 （二）在多哈回合中寻求分享贸易自由化成果的努力 世界贸易组织接受西雅图会议失败的教训，在启动多哈回合谈判时增加了发展的议题和内容，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分享贸易自由化利益的强烈要求。然而，从目前谈判进展情况看，欧盟和美国似乎并不想就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农产品贸易等重大问题达成妥协，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能否在谈判成果中得到体现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不仅如此，乌拉圭回合的成果也并没有得到切实执行，例如，纺织品贸易协议（ATC）的执行一再被拖延，而且由于进口国采取新的技术壁垒，贸易自由化的成果被打了折扣。如果多边贸易机制不能充分发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不能使发展中国家分享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更多的国家将转向诉诸地区主义，借助区域贸易自由化来促进和补充多边贸易机制的作用。 （三）区域贸易协议的成员和内容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区域贸易协议成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欧盟的成员都是发达国家，南方共同市场、东盟、东南非洲共同市场等则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如果APEC不能算是真正的区域经济组织的话，NFTA是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区域组织。现在越来越多的RTA对话或谈判是在不同发展水平，甚至跨洋国家之间进行的（如欧盟国家、日本与墨西哥之间）。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各国在选择区域合作伙伴时，地缘经济、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战略等因素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RTA有多种形式，其中以自由贸易区（FTA）为核心的制度安排越来越多地被各国所采用。新的自由贸易协议大多超出了货物贸易的范围，服务贸易、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技术合作等内容适应了各国扩大合作领域的需要。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表现在相互贸易的扩大，而且贸易与跨境投资（FDI）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 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建立生产网络，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成为扩大国家之间相互贸易新的动力。因此，通过实行区域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是相关国家的重要政策选择。 （四）地区主义的经济效应：贸易创造还是贸易转移 对地区优惠贸易安排经济效果的评价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通过理论分析和列举案例，有些学者认为RTA的贸易创造效应十分明显，而有些学者则强调不应忽视RTA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实际上地区优惠贸易安排的利益和成本，或者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都希望获得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而担心受到贸易转移的损害也成为各国争相与其它RTA成员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动力。尽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断地规劝各国不要让区域贸易安排成为多边自由化的“绊脚石”，但欧盟和NAFTA还在继续扩大贸易集团的范围，在现实面前，他们的说教似乎显得苍白无力。对于各国决策者更有用的建议是，在追求区域贸易安排的经济效率时如何尽量减少贸易转移和原产地管理的成本。 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步入快车道 长期以来，东亚一直是全球制造基地，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市场，区域内贸易发展相对缓慢。虽然90年代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有所提高，但与欧盟单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以美国为核心市场不同，东亚地区内部贸易的扩大主要依靠产业转移所导致的生产链和价值链延长。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将不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和生产环节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扩大了东亚国家相互间元器件和零部件的贸易。日本在资本品和关键零部件生产方面继续保持领先，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组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东亚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密切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加剧了相互之间的竞争。由于日本调整结构、扩大内需不见成效，新兴市场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大伤元气，东亚区域内市场发展放慢，在与欧美两大贸易集团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现实的压力迫使东亚国家重新考虑多边和双边贸易政策，扩大内部市场规模是许多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动力之一。 （一）中国的积极立场为东亚区域内发展自由贸易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政治关系复杂等因素始终是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关系的障碍，各种双边、多边FTA方案的研究和谈判进展缓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占全球进口和出口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流入。东亚其他国家希望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同时也担心在本国市场和第三国市场上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中国的发展需要政治和经济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为了消除东亚国家对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崛起的疑虑，通过与东亚各国发展自由贸易关系，开创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新局面，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中国峰会上，中国总理朱镕基主动建议研究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2001年11月6日在文莱举行的东盟—中国峰会上，领导人接受了专家组的建议，就开始FTA谈判达成共识。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东盟—中国峰会上，签署了《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在发展区域自由贸易关系问题上的积极立场推动了东亚各国建立区域内和跨区域FTA的进程：2002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并且在“10+3”会议期间与东盟就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CEP）和开展双边FTA谈判发表了联合声明；韩国与智利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也在2002年10月签署了双边FTA协议，正在与新加坡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同时也在探索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 （二）三个“10+1”是否最优的选择 按照目前的情况，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有可能形成所谓“轴心轮幅”模式，即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建立FTA，东盟成为区域合作的轴心，而中日韩作为轮幅国，相互之间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就地缘经济和贸易关系看，中日韩之间的经济联系显然比三国与东盟之间更加密切（图1）。“轴心轮幅”模式至少对中日韩三国来说，不是最优的选择。虽然三国可以分别获得与东盟建立FTA的好处，但三国之间不仅不能得到自由贸易的利益，而且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可能受到贸易转移的损害。图1 中日韩相互出口额占自身出口总额的比重（％） （待发）图2 中日韩与东盟相互出口额占自 身出口总额的比重（％） （待发）注：左图正中间的数字代表中日韩三国的区域内出口比重。 数据来源：WTO，东盟秘书处。 对于东盟来说，作为轴心可以通过与中日韩分别建立FTA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和吸引更多的投资。不过，由于东盟内部实行“共同一致”决策原则，每一个成员均具有否决权，这大大限制了东盟秘书处的协调能力。实际上，东盟与中日韩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并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代表东盟的整体利益，而是十个东盟国家分别进行谈判，而任何一个成员谈判不顺利，都会影响其他成员的谈判进程，同时与中日韩甚至更多的大国谈判，难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内部尚未形成统一市场，与多国建立FTA，原产地管理的成本也会很高。 (三)中日韩应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以“10+3”框架为基础，在东亚国家之间建立全面的经济伙伴关系，对于东亚各国来说都显得越来越重要。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是依靠外部需求拉动的，出口贸易对欧美市场依赖程度很高。随着欧美两大贸易集团的形成和继续向周边扩张，已经开始对东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一些国家在欧美的市场被区内成员挤占，份额逐渐缩小。1993～2001年，东亚占北美进口的份额由33.5%下降到28.5%。能否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安排扩大东亚区域内市场，直接关系这一地区稳定和发展，而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大国的作用至关重要。 从经济总量看，中日韩是全球第三大经济力量（见表2）。2002年日、中、韩三国总人口为15亿，三国GDP分别居全球第二、第六和第十二位，据世界银行统计，三国GDP总量达57000亿美元，占全球的20%。2001年三国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为11.9%，服务进口占全球服务进口总额的12.4%。此外，中日韩是全球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中、日、韩储蓄率分别为42%、30%和34%，三国现有外汇储备合计约900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40%，巨额外汇储备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持(由于亚洲本地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这些储备大部分流向欧美地区)。中日韩经济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高度依赖区外市场。2000年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中、日、韩出口总额的36%、46%和35%。虽然，三国相互间贸易比重已从1990年的11%上升至2001年的21%，但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东盟等区域贸易集团相比，中日韩区域内贸易均处于较低水平。表2 中日韩、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概况（%） （待发）注：NAFTA区域内投资的数字为1994年按流入量计算。 近年来，中日韩开始重视并积极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虽然三国分别在谋求同各自的贸易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不过，由于中日韩之间的制度性合作发展相对缓慢，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东亚区域内，还没有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协调和讨价还价力量。这种状况与中日韩在全球和区域中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也不利于三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如前所述，中日韩分别与东盟或其某个成员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关系，而三国之间不加强合作和协调，不仅每个国家自身获益有限，而且无法在东亚形成可以与EU、NAFTA相抗衡的区域经济组织。因此，未来10年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 三、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路径 （一）建立中日韩FTA符合三国的长远利益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在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时所采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比较理想的模式是中日韩共同组成自由贸易区，这一长期目标已经得到三国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一是出于扩大区域内市场规模的需要。实行贸易自由化，消除三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无疑可以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规模，一个更大的、相对稳定的区域内市场对于三国经济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自90年代初以来，东亚各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明显上升，这其中固然有产业转移加速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增加的因素，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市场内部需求的扩大。目前，中国市场规模已居世界前列。2002年，中国消耗钢材相当于全球产量的1/4；消费水泥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高速公路居世界第 二位；电话用户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上网人数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确立了在未来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努力使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中国工业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将继续扩大内部市场需求，为其贸易伙伴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如果同期中国的进口能与GDP同步增长，预计2020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中国不仅需要开发内部市场，也需要开拓外部市场。中国对北美和欧盟市场的出口依赖程度过高，面临两大贸易集团继续扩张产生的贸易转移风险，需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关系，实现市场多元化。 实现中日韩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对日本、韩国来说更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无论内部需求增加还是出口扩大都会拉动日本和韩国的出口。 二是出于促进三国结构性调整和降低调整成本的需要。目前中国、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都面临包括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和企业制度等方面的结构调整问题。但是结构调整需要付出代价，在一国内部进行结构调整的成本往往很高，所以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如果在三国之间建立FTA，将促进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发展，促进产业的重新布局，经济效率的提高可能部分抵消结构调整的成本，进而推动三国国内的结构调整。 在三国之间按照比较优势配置资源，既可以是产业间的，也可以是产业内的。从产业间的分工来看，日本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制造业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韩国则将介于两者之间。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会伴随区域内市场的扩大，以及来自内部和外部竞争的加剧，在三国之间重新整合、布局。从产业内的分工来看，在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和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内，三国间将会在产业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和差异化的产品间开展分工合作。 三是出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需要。东北亚地区的长期和平和稳定是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然而，和平实现朝鲜半岛统一，合理解决中日、韩日之间的领土争端、化解三国之间的历史积怨，需要在三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依存的良好关系。当今世界许多地缘相邻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或多或少是出于地区安全的考虑。中日韩三国FTA的建立，可以形成稳定的、深层次的经济联系，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避免在东北亚地区发生政治或军事冲突。 四是出于增强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讨价还价能力的需要。欧盟、北美和东亚是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地区，既相互依存，也相互竞争。然而，由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加上东亚国家遭受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在多边贸易体系中三个地区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美的影响力迅速增强，而东亚国家由于出口过度依赖欧美市场，相互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立场，在多边贸易体系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在下降。通过中日韩三国建立FTA，进而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恢复全球地区间的力量平衡。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协调立场，是加强中日韩合作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10＋3、WTO等国际舞台上，中日韩可以积极寻求共同点，加强协调与配合。例如，中日韩在推动WTO制定更为严格的反倾销规则、防止这一手段被滥用的问题上就具有共同利益。 （二）完善三国间业已建立的政府间对话、协调机制 1999年11月，在第三次“10＋3”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首脑举行非正式早餐会，标志着三国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的建立，随后三国财政、环境、科技、经济部长会议机制也相继建立起来。概括起来，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如图3所示。图3 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 （待发） 进一步完善10＋3框架下的中日韩合作机制，是实现建立三国FTA长远目标的重要条件。目前，东北亚区域合作虽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看来，合作水平还不高，实质性的合作还比较少。这与现有合作机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有一定的关系。一是民间参与不够。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是由官方主导，企业界和学术界参与的程度不高，民间要求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二是虽然形成了多个领域的部长级会晤机制，但各领域合作之间缺乏协调，没有形成良性互动，造成整个合作机制的运转效率不高。因此，加强中日韩合作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10＋3框架下的三国合作机制（图4）。图4 改进后的中日韩合作机衉 （待发） 首先，可考虑在中韩之间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将原有的三边磋商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一揽子合作机制，以便加强各领域合作之间的关联性，使整个合作机制更加有效。例如，将某一领域的合作议题提交给一个多部门高官联席会议来讨论，工作效率会明显提高。 其次，应充分联合官、产、学三方的力量，在更多层面上开展对话合作。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企业、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中日韩经济合作长期根植于民间交流，有良好的基础。应发挥民间交流的作用，采取官民并举的方式在更多层面上开展对话合作。例如，建立中日韩三边FTA要基于WTO的有关条款和充分利用10+3的框架，但在制度安排的方式、内容和时间表等方面，三国可能面临着多种选择。要提出可以为各方接受的长远方案，需要政治家的战略抉择和妥协让步，也需要企业家寻找共同利益的所在，更需要学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超越眼前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大胆地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三）在三国之间就区域贸易自由化和产业分工的关系开展合作研究 区域贸易自由化会引导各成员国之间产业的重组，这不仅涉及国家之间的利益调整，而且关系每一个国家内产业部门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由于中日韩三国经济高度依赖制造业的发展和产品出口，而且三国产业既互补又竞争，建立中日韩FTA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得到三国产业部门的广泛支持。三国贸易制度安排需要通过政府间谈判，但如果把产业部门利益协调的所有问题都留给政治家，谈判可能成为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 在关于三国FTA的谈判开始之前，由学者和产业界的代表就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三国产业分工和重组的一些敏感问题进行对话，可能对于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建设性的作用。由于企业家不仅关心贸易自由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而且更加关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他们可能愿意与其它两国的同行交换意见。这种交流如果由研究机构来组织，学者们的参与可以起润滑剂的作用或者开拓思路的作用，避免对话成为一种商业谈判。当然，这种对话并不需要在所有部门进行，而是选择那些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对三国十分重要而且十分敏感的产业部门，例如，钢铁、石油化工、农产品（蔬菜、肉类、水产品等）和电信部门。虽然由学者和产业界代表参加的对话不一定能够马上达成共识，但信息交流和建设性的方案无论对参与者还是三国政府都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在通往三国FTA的道路上，还存在哪些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难易程度和可供选择的方案。

中日经济论文例3

［论文关键词］经济合作 互补性 走势分析 ［论文摘 要］中日经济合作有极大的互补性。日本有大量资金、先进的技术、高质量的设备、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经验；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惠的待遇、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世界加工基地。友好合作不但给双方赚取了大量外汇、拉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共同繁荣，还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框架和国际分工。虽然摩擦不断，但商机无限，前景光明。 一、中日经贸合作的互补性研究 1.中日经济合作使双边贸易大幅增加，为双方赚取了大量外汇 二战结束后日本与美韩、东盟、港台形成了经济分工与循环体系。中日从1952年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条约到70年代初只有少量的民间贸易。1971年双边贸易额9亿美元。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贸易额是10.4亿美元。1978年两国签订为期8年的长期贸易协定。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进出平衡、长期稳定的原则，到1985年，各出口金额累计1000亿美元。后经双方同意又把协议延至1990年，将原定目标金额增加1至2倍。上述贸易协议执行情况基本顺利。 90年代以来，中日摩擦增加，但贸易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1990年双边贸易额为164.4亿美元，1996年则突破600亿美元，2002年达到1016亿美元，2003年达到1335.8亿美元，2011年1678亿美元，2005年为1844.5。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在日本的出口方面，对中国(包括香港)的出口在2002年首次达到对美出口的一半左右。2003年日本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出口急剧增长，贸易额比2002年增加约20％，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的数额，中国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最大的日本进口对象国；两国间经贸关系更趋紧密。 经济合作为双方赚取大量外汇，而“外汇收入”是日本这类资源贫乏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源泉和动力。日本能长期保持世界最大债权国和外汇储备龙头老大的地位，中国能逐渐积累大量外汇并于去年超过日本，两国的互惠合作功不可没。 2.经贸合作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共同繁荣 二十世纪八、九十二年代，中国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中国不但从日本引进大量资金、技术、设备，还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先进管理管理经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牵动作用，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在直接投资方面，截至2005年末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800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575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414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的12.7%。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同时，投资项目开始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扩展，投资区域也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发展。日本企业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在华日资企业产品大量返销日本，又促进了中国价廉质优的纺织品与服装、机电类工业品的对日出口，使日本的消费者获得实际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福利待遇。中国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也开始增长。 日本还是中国第3大技术引进国。同时，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人才储备，也非常符合日本经济的发展。 事实证明，日本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市场的巨大牵引；日本企业的大量投资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据估计，在华日资企业直接、间接雇用员工920万人，2011年共纳税490亿元人民币。 日本对华援助不断增加，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形成良性互动。1979年日本在西方国家中最先对我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此后日本一直是对华援助最多的国家，在每年日本受援国中，中国一直是最大的。中国各地许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曾得到过日本政府提供的日元贷款。到2002年日方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已达2.1万亿日元，居各国对华贷款之首，超过我国接受官方贷款总额的40%。日元贷款一方面促进了两国贸易和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两国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而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做出了贡献，给双方带来好处。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成为对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因，还成为拉动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角。对华出口动向正在成为左右日本景气的重要因素。 3.中日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优势互补、形式多样、稳定发展的合作框架与国际分工体系已初步形成 中国对日出口的是以劳资为主的初级产品，如服装、面料、石油、煤炭、食品、土特产、玩具、陶瓷制品、日用工艺品、工业原料等、农副产品等，这类产品占2011年对日出口的43%以上。其中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中国企业核心技术是日本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很难成为日本的对手。企业的绝大部分的利润流回日本本土，也说明双方出口的品种处在不同的附加价值层次上。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科技含量很高的电器、电脑、化工设备、医疗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高技术产品。制造高质量的产品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日本人的特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研究，日本在超导技术、材料技术、纳米技术、平面显示屏技术等方面已经掌握了世界最尖端技术，以传统强项制造业为基础，尖端技术为前导，可以确保日本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保持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 这种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随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这种良性循环再次向更高层次上发展。至于在第三国如美国的市场上，中日两国对美出口中竞争的产品比重大约只有16％。 中日经济关系已发展成为日趋兴起的网络经济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通过对华投资、出口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中国也因日本的投资创造了近1000万个就业机会。另外，中国还从日本进口半成品，然后在中国进一步加工后向世界出口。在这种真正密不可分的关系下，现在每天有1万多人相互往来。 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作为世界上最大钢铁产量生产国的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高级钢材。中国信息化的进展也导致日本生产的中间产品对华出口的增加。例如，在电视机领域日本专门生产高清晰度电视机，中国专门生产标准型电视机，其单价相差悬殊。而作为中国大宗出口产品的标准型电视机当中，占电视机成本一半以上的显像管几乎都是由日资企业生产的。而日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就要向日本总公司支付红利、利息及专利使用费等，这又成为日本企业开发新的、高附加价值产品的重要资金来源。在“日本制造”的产品中也包含着大量我国生产的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两国产品已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4.中国的崛起不仅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还改变了日本经济一贯仰赖美国的状态 过去，日本经济长期受美国经济左右，“美国打个喷嚏，日本马上感冒”。经济持续高度增长的中国和资金与技术力量雄厚的日本的积极合作使东亚地区经济规模增大和地区内贸易与投资扩大，已初步形成不易受美国经济影响的地区内循环结构。日本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4%至6%，对亚洲的增长超过了10%，其中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竟高达20—30%。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的扩大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使中日两国彼此都有求于对方，谁也离不开谁。 5.中日美三国经济形成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 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是亚太经济合作的首倡者和推进者；随着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中日美之间在经济发展及运行体制等方面的共性不断增多，经济利益更加盘根错节，这有助于不断消除相互间的戒心和猜忌，减少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把三者关系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美国总是把中国视为未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者，既想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的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又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在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稳定中日关系对改善我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一向紧随美国，但又不愿长期作小兄弟，和美国有矛盾，希望借助中国牵制美国，同时又注重在中美之间掌握平衡，力图充当协调者。 二、两国经贸合作面临巨大商机 1.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履行承诺给双方带来的商机 中国正在逐步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与世界接轨，日本对华投资和出口更加规范和便捷。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05年日本获益610亿美元，远远大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以及轿车、手机、高清晰数字电视、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对华出口正在明显增长说明了这一点。近在咫尺、出口主导型的日本是除中国外、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国家。 2.扩大内需政策给双方带来的商机 扩大内需是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政府的国策，为发展中日贸易投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伴随国内需求的扩大，中国的进口需求也持续扩大，直接促进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产品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两国间的金融、货币合作以促进日本雄厚的民间资金与中国丰富的事业机会的结合，发展信息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加强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中日合作，加强中日软件业的合作，提高电子商务在中日贸易途径中的地位等等都会给双方合作巨大机会。 3.全球化和区域化给双方带来合作机会 从世界经济发展看，欧盟建立统一大市场、美加、美墨组成自由贸易区，日本和韩国、中国和东盟都在推进共同市场建设。东亚经济圈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间的合作。日本作为资金、技术的提供者和商品的吸收者，通过双边经济关系直接地、通过亚太经济循环链间接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经济以规模之大、市场之广阔，正成为亚太经济发展的新的火车头。 三、两国经贸合作遇到的挑战 1.经济摩擦加剧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加剧了中日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关系。他们认为中日产品存在替代关系，消减日本产品的市场；而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加会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中日可能迎来经济摩擦频发阶段。最近出现的京沪高速铁路纠纷，使中日互动呈现出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复杂和敏感的局面。 2.两国国民中的不信任感增加 据民意调查显示，在日本国内，1980年初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人占80%，现在已降至32%；而对中国有不好感觉的人数在上升；在中国，青年人反日情绪高涨，也出现了偏激的态度，认为日本经济正在侵蚀着中国的领土，提议世界华人抵制日货。 3.贸易顺差问题突出 从1981年中方出现对日贸易顺差起到1990年的10年中，中方6年为贸易顺差，累计总额111.5亿美元，相当于其余4年逆差总额的9倍。1994—2003中国连续十年每年有巨额顺差。这对于以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越来越难以忍受。 4.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争端加剧两国的对立情绪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在钓鱼岛挑起事端，日本政府也一再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两国关系出现紧张。 四、中日经贸合作的未来走势分析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起飞，带动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快速发展20年，现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国民生产总值4万亿美元，世界第二；人均三万美元，世界第一，超过美国20%；它国所欠债务5千亿美元。日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国际货币。在制造业方面，日本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方面已把美国抛在后头，日本产品以质高价廉而横行世界。今后有可能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成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领袖”。 二十世纪八、九十二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以中日两国为龙头的东亚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已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中心。近年来中日贸易以每年100亿美元左右的涨幅、平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日本成了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了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更加明显，仅去年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贸易额就占其全球出口贸易额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外需因素中的“中国因素”日益接近“美国因素”的分量。日本同时是中国的最大技术贸易伙伴。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日商对中国投资的资金到位率名列榜首。日本为促进经济复苏，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加上地缘优势和传统联系，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的扩大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使中日两国彼此都有求于对方，谁也离不开谁。日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所难以替代的。两个世界经济大国间的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去年，中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到2010年，如果中国能够保持8.5%的年增长率，GDP将达到3.2万亿美元左右，多年的强劲出口势头使得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将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的政府和私人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库券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债券总额约为5270亿美元。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三贸易大国，每年的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价值约1.4万亿美元。2005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1020亿美元。今年的顺差预计将超过1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让日本有了产品出口市场，还为日本的技术、资金提供了更大的市场。 日本外务省的民意调查表明，新世纪对日本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国家是中国。相对而言，对中国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国家，日本肯定也能排到前三位。 2006年10月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双方商谈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可以预见，中日两国互利合作前景光明。 ［参考文献］ ［1］外务省：《日中贸易额的推移》，2005年12月。 ［2］李海海：《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011年3月。 ［3］《奔龙：中国经济》，《朝日新闻》的月刊《论座》社论2006年2月。 ［4］李宏伟：《近距离仔细看日本》，《环球时报》2006年9月17日。 ［5］王毅：《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思考》，中国驻日大使馆网站2011年12月21日。 ［6］施君玉：《和睦相处是中日唯一选择》，《大公报》2006年2月13日。

中日经济论文例4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黑龙江省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中日经济论文例5

【编者按】：论文频道为您提供各类论文范文参考，以及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选题依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解决》，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提出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发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过去的局限。这对现有林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现有林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极其不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造成现有的林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没有后劲处于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并存的环境下生存。体制、机制、科技诸方面还跟不上社会整体的上升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xx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林区发展的决定》为林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家正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对政府体制、企业经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以成为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首要任务。从当前林区经济运行体制来看，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否则林区经济将无法摆脱困境。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xx年09月20日—xx年1月1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撰写论文提纲。xx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xx年4月1日—4月30日撰写论文初稿。xx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xx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xx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论文，完善论文格式以及答辩前准备。xx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中日经济论文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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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论文例7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compton, robert w., jr. 2000. 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conomy.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evans, grant, christopher hutton and khun eng kuah, eds. 2000.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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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郭南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德]赖特•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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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日]稻盛和夫，梅原猛：《回归哲学——探索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卞立强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1][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2][日]长谷川启之：《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郑树清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

[13][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2。

[14][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5][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1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中日经济论文例8

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和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

[1]Compton， Robert W.， Jr. 2000. 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conomy.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Evans， Grant， Christopher Hutton and Khun Eng Kuah， eds. 2000.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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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出版社，2002。

[5][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郭南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德]赖特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日]竹内宏：《活的经济学——走遍世界谈经济》，熊辉，张丽曼译，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9][日]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日]稻盛和夫，梅原猛：《回归——探索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卞立强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1][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2][日]长谷川启之：《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郑树清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

[13][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2。

[14][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5][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1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高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中日经济论文例9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专科两年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两年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本科两年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专科两年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两年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

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

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

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

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

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

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

中日经济论文例10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 专科 两年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 本科 两年 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

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

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

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

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

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

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

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