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资论文例1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

(一)农户的基本情况

1户主年龄。对户主年龄进行调查的目的在于与第二项文化程度相结合，共同分析年龄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调查发现户主以男性为主，占85.4％，平均年龄在40.5岁，最小为24岁，最大为62岁；24-30岁的占22.9％，31～40岁的占37.5％，41岁以上的占39.6％。调查中还发现24～30岁的户主，80％以上外出打工，31-40岁的户主外出打工因受年龄和文化技能限制，只有30％外出打工。41岁以上的户主基本上都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2户主文化程度。在被调查的户主中，文盲占21.9％，全部集中在41岁以上的户主；小学文化的占52.1％，主要集中在31岁以上的户主；初中文化的占18.6％，主要集中在31～40岁的户主，24-30岁的户主有一部分，高中(中专)文化的占7.4％，全部集中在24～30岁的户主。由此可以看出，户主年龄越年轻，文化水平越高，户主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低。户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家庭的投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接受新兴事物要快些，具有一定的进取和冒险精神。

32007年全年家庭纯收入。2007年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997元，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7896.76元，与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人大致相当。但是，如果按调查户所处地理环境分为平原区、丘陵区和山区，则他们之间的纯收入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平原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396.70元。丘陵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201.83元，山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2873.65元，这说明地理环境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以及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二)投资行为分析

1投资意愿和投资计划。当问及调查户是否有投资意愿时，回答有的占87.5％，这说明广大农户还是很渴望进行投资的，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占44.8％。为什么有87.5％的农户有投资意愿，而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只占44.8％。调查发现，除了少数农户有自身积累外，大部分并不具有现实的投资能力，自身没有投资能力而又不希望得到援助的原因有二，一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投资计划，这类农户达76％，或者有明确的投资计划，但不能预测投资期及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怕万一投资失败，难以还债，所以稳健起见，想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有意愿不一定有机会，83％的农户想拓宽增收渠道，但就是苦于难以发现和利用机会，部分农户说，如果有机会，只要有把握赚钱，他们还是愿意得到投资援助的。

2在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下，对土地投资的意愿。愿意对土地投资的占26％，将减少对土地投资的占37.5％，保持现状的占36.5％。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有74％的农户不愿对土地增加投资。原因之一是土地调整比较频繁；对土地的投资一般在当年很难见成效，土地调整频繁使农户对土地经营的短期化行为严重，不愿意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二是目前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已经处于临界点了，再增加投资，产出并不一定会相应增加。三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同样的投入如果用在其他方面，可能效益更大。四是农村中的“四荒”地已经不多，剩下的“四荒”地投资的成本很高，更何况“四荒”地目前的产权不明晰，投资后怕收不回来。调查还发现，2007年与2006年相比，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数量普遍减少，减少的农户占92.7％，增加的为0，不增不减的占7.3％，减少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外出打工，其余的在本地或外地经商和跑运输。

3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物质投资。认为种粮有利的占2.1％，认为种粮无利可图，尽量少投入的占26％，认为别无门路，只能投向粮食的占52.1％，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太高，资金有限，无力投入的占19.8％。第一类情况的农户只有2户，他们都是子女在城镇上班或务工经商，老人在农村种粮供他们的口粮，所以他们愿意在种粮方面多投入，而且他们也有实力投入；而第二类的农户，一旦有其他投资机会，也必然会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投资；第三类和第四类农户的情况也正好说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且兼业化现象也多发生在他们身上。

42007年家庭总投资的变化。回答增加的占26％，回答减少的占52.4％，回答不增不减的占19.8％。调查发现，在增加投资的原因中，认为消费减少的占71.9％，认为是贷款增加的占11.5％，认为是收入增加的占16.6％；这说明大部分农户是在勒紧裤带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目的中，用于解决吃、穿、住问题的占19.8％，此类农户一般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或者正在努力解决；用于应付开支的占47.9％，此类农户一般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子女较多，家庭开支大，必须有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源来应付；用于增加财富的占32.3％，这类农户一般已经步入小康，或正在奔小康。在影响投资的因素中，把“不了解行情，不知投向何处”放在第一的占23.9％，把“不愿增加投资，怕风险”放在第一的占25.3％，把“农产品价格较低，农用工业品价格高”放在第一的占22.5％，把“无资金可投和缺乏技术指导”放在第一的占28.2％。其实大多数农户认为这四种因素都会影响投资。很难对他们进行排序。

5家庭收入来源和用途。家庭收入的来源反映了农户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而收入的用途可以反映农户的支出结构和投资意识。调查发现，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的占51％，主要来源于畜牧业的占7.29％，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占3％，主要来源于渔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占6.25％，主要来源于服务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打工的占9.37％。这说明除了部分年轻的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打工外，大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农业。

三、调查后的思考

1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投资行为，还会对其他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户，其投资意识一般较强，而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有了收入就用来改善生活，投资意识不强。而且文化素质的高低还会影响农民的消费习惯和休闲时光的打发，而这些也会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易于接受和掌握新技术，培养一定专长，为农户从事兼业行为，开辟增收渠道创造条件。

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土地两权分离后的关键是农户是否真正拥有使用权，因为这是农民能否对土地具有长期经营思想和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投入的重要前提。然而，尽管中央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但实际上在不少地方，农户承包的土地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做法使农户不愿也不能对土地的经营进行长期规划和稳定投入。所以，目前必须明确农户对土地拥有经营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必要的处置权。通过承包、租赁、股份等形式，来确定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变动；其次就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专业户集中，并尽可能延长使用期限，以加深农户对国家土地制度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对土地进行合理投入。

3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增强农户积累。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1)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2)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的投资收益率。在这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根本的。因为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是保证农业投资收益率达到较高水平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目前的GDP分配格局下，工农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利于农业部门的剪刀差。

农户投资论文例2

一、引言

近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至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在对农村财政支出也越来越多，已安徽省为例，2006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投资总额为188.3亿元，2010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投资总额达到654.5亿元。近年来，安徽省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村投资的力度，扶持了一些有关安徽省农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和工程的建设。尽管如此，但安徽省的农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和农民持续增收困难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1]因此，研究安徽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经济增长增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巴罗模型为基础，分析安徽省非农户固定投资也就可以说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建立模型的理论基础

（1）农村公共支出和农村经济增长内涵的确定。 公共支出又称为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责而支出的费用。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是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本文以安徽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作为具体的度量指标。

（2）计量模型的选择及其相关变量的含义。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是通过分析各种要素贡献来解释经济增长问题。在实证分析中大家广泛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文也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生产形势，基于巴罗的模型的基础上。则包含农业财政支出要素的农业生产函数随即回归方程就为如公式1-1所示。

Yt=AtLαtKβtGλt（1-1）

其中，At表示第t时期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是用常数和时间的函数关系来表示技术进步。Yt表示第t时期的农业生产总值，Lt，Kt，Gt分别表示第t时期的劳动投入量、农业资金投入量和安徽省农业财政支出量，α，β，λ为待估参数，α表示就业的产出弹性，β表示农业资本的产出弹性，λ表示财政农业支出的产出弹性，本文是通过估计这些参数，考察农业劳动投入量、农业资金投入、政府农业支出量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

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来建立安徽省非农户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在先不考虑技术进步影响的情况下，公示如1-2所示。

lnYt=C+αlnLt+βlnKt+λlnGt+ε（1-2）

若令MPG=YG表示安徽省非农户固定投资G的边际生产率，根据巴罗的理论，当MPG=1时，非农户投资的生产达到最优水平，也就是政府投资达到最优水平。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最优的政府边际收益也为1，若MPG>1，则会出现财政支出不足，若MPG

本文的数据样本以安徽省2006-2010的数据位样本区间，数据来源于2007-2011的《安徽统计年鉴》，以安徽生产总值中的第一产业值代表Y，以乡村从业人员数代表L，以安徽地区农村固定资产代表K（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安徽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代表安徽省财政农业支出总量G，如下表3-1所示。

注：安徽第一产业值Y数据，乡村从业人员数L数据，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G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总量K的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现在运用表3-1所示数据，运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数据分析。降分析结果写成标准形式如下公式1-3所示。

分析以上回归方程的详细结果，我们发现由于D.W=2.29，接近于2，所以，我们断定其中三个自变量基本上不存在自相关。拟合优度R2=0.999，说明这三个解释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达到99%，解释能力较强。F=15203，因此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是显著的。三个变量的T值均比较大，可知这些值都是显著的。此外，我们还可发现：

（1）农村从业人员即农业劳动投入量的产出弹性α==19.235，这表明农业劳动投入量的变动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动的影响为负，也就是说，在当前农业资本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和农业财政投入（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一定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美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会降低19.235%。这可以反映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前安徽农村劳动力人均资本和人均政府财政投入过低；另一种是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剩余太多，其实这两种情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可以判断有两种方式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种是增加投入资本以改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另一种也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提高劳动力过剩带来的对生产率的影响。

（2）农业资本即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入量的产出弹性β=1.009，表明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入量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动的影响为正向的，并且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农村固定资产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会增长1.009%。因此，增加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0.088，表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就平均增长0.088%。由前文讨论的MPG=YG，且我们知道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YG·GY，所以可以得知λ=MPG·GY，我们可以令S=GY，即S为非农户固定投资量占安徽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MPG=λS，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表3-1中的数据计算得到MPG的值，根据巴罗的理论，MPG=1时财政农业支出达到最优规模，所以此时λ=S，固定λ=0.088，我们可以得到理论上财政农业支出（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最优规模，并将MPG的值列在下表4-1。

由表4-1所示，我们能够得到理论上理想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理论上可以得知安徽省非农户固定资产投入量还不够，在不考虑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刚性约束和其他财政等约束的情况下得到的理想值。但我们应该尽量向理想值靠拢，设定目标，逐步实现。

四、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为例，采用2006-2010年农村从业人员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安徽省农村经济等数据，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eviews回归的实证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1、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0.088，表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就平均增长0.088%。

2、我们能够得到理论上理想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理论上可以得知安徽省非农户固定资产投入量还不够，如表4-1所示，所以政府应该增加财政支农规模。（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农户投资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F33/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099－03

由于投资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农户是农业投资的基本主体。因而，农户投资行为将直接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结构和方向等众多方面。所以，不少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户投资不足及其原因

1964，舒尔茨（Theodore.William.Schultz）较早地对发展中国家农户投资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他发现，传统农业中对原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极其低下，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从而农户不愿意增加投资。Bela Mukhoti（1966）也较早对农户投资不足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农业生产率和农地规模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他指出，农业（种植业）经济的本性为较大的农场主提供了较多比农业投资更有回报率的投资机会，大户可能对农业投资相对减少，其中贸易的存在导致或者扩大了人为的农业投资稀缺；大户在贸易等方面处于垄断地位从而可获垄断利益，这是导致农户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2]。但Gill（1968）通过分析Bela Mukhoti所做各种假定的不合理性，对此问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3]。

国内学者陈立双和张谛（2004）认为，农户的农业投资状况总体在恶化，原因是农业收入增长速度降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差及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等因素导致农民对农业的投资预期降低, 抑制了其对农业的投资冲动和投资行为[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不少有益的观点。农户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生活消费发生了挤占效应；农业投资环境的恶化；金融支持不足；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经营规模过小；政府对农民重视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

2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Steigum（1983）认为，关于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研究，从是否强调金融变量产生的作用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两大学派[5]。一是调整成本理论学派，其基本观点是假定农户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是不受限制的，最优的长期资本存量应是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和技术进步诸变量的函数，且认为可以用调整成本来解释单个企业的投资率；与调整成本理论对应的另一学派则比较强调金融变量在投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Steigum的概括是精辟的，但他归类的视角是农户是否存在融资限制。这种概括可能会忽略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笔者认为，以下的研究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Lewis 等（1988）在研究澳大利亚农业时发现，资本的使用成本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收入却不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6]。20 世纪 90年代后，国外关于农户投资行为的实证计量经济研究明显增多。Reardon, Thomas; Crawford, Eric; Kelly, Valarie （1994）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去研究非洲农户非农收入和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农活动的增加有时会使农户的农业投资减少；但非农收入有时也被用于农户投资[7]。Jacoby（1995）等，他们发现：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有助于农户增加土地投资和土壤改良[8]。Bjornson, Bruced（1995）研究了商业周期对农地投资的影响，指出：1961―1990年间的农地投资回报率显著地受到商业周期资本市场风险状况和贴现率的影响[9]。英国农业经济学家Upton Martio （1996）指出，投资是有风险的，所以投资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农民才愿意投资；农民进行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灵三个方面[10]。Gruyter（1996）通过对1949―1991 年荷兰农业投资数据研究发现：存在金融状况的约束下，在荷兰影响农业投资的显著因素有资产资本比、贴现率、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而储蓄并不会显著地影响农业投资。

国内在这方面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林毅夫教授所做的实证分析[11]，他指出（2005），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学者认为，抑制农业投资的潜在因素是农场规模、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和金融的不充分性。他以三省四县800农户的调查资料以上观点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每户的生产性投资和土地规模成正比，但资本土地的比例并未随着土地的规模而增加；在流动性投入严重不足时，信贷也不是制约农场投资的因素；1989年以前土地使用权的低安全感并没有对投资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然而，随着15年承包期的逐渐到来，这个问题可能逐渐变得重要起来。除了林毅夫在此领域的研究外，郭敏和屈艳芳（2002）的实证研究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其研究结论大致如下[12]：（1）农户收入与农户投资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2）农地收益水平对单位耕地农户投资有较强的正向影响；（3）在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下，农地规模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呈现负相关关系；（4）农户的农业贷款资金和农户投入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5）农户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农户投资起着实质性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对此的相关研究也是富有意义的。刘承芳（2001）研究指出[13]，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信贷可得性、家庭其他方面投资与消费行为、非农就业比、土地规模、国家政策、拥有资产的形式等因素的影响。辛翔飞和秦富（2005）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支出等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研究农户投资与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提高农户投资水平的对策。张健（2005）分析认为，土地产权强度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14]。贾丁（2004）认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基本家庭情况、拥有的资源状况、市场条件外部经济环境。

3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Boehlje, Michael D.和White, T. Kelley（1969）构建了一个同时引入投资和生产决定的农场成长的模型，并对印地安纳中部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农场成长过程中投资与产出之间相互作用；且在现有条件下最优的农场成长并不是规模上有效的[15]。Sadan，Eara（1970）分析了风险状态下农业经营中的投资行为[16]。他首先描绘和界定出了风险状态下作为投资决策者的农业生产单元所面对的“效率边界”，这个边界的大小取决于预期的现值和未来净利润和变化；其次，他还给出了简化的跨时期边界代数方程式（模型），在该式中农业产出水平由单一的投入自变量和随机干扰项所决定的，并且其函数形式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以此方程对风险状态下农场经济中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也考察了不同的生产和消费政策对“效率边界”的影响。最后，他还指出经过适当的调整后的模型可以用来模拟其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国内也有些学者对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史清华（1999）研究表明，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都会促进农户经济收入的增长[17]。张改清（2005）对农户投资量、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及与农户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做了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结论[18]。

4农户投资行为的特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的确立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农户家庭经营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内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户的生产性投资行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户投资积极性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引发许多学者对农户经济行为及（生产性）投资行为的极大关注和深入研究。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了农户投资行为的诸多特征。胡继连（1992）从农户投资的动机和需求出发以行为科学理论、激励理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农户投资行为，他认为，农户投资行为具有短期化、货币化、双向兼业等特征。马鸿运（1993）研究发现，农户生产性投资的规律是：农户投资行为具有创新、模仿和保守性并存的特点[19]。孔祥智（1998）分析指出，农户投资行为的特点在于其目标的多重性，这事实上是体制转换的产物。这些分析是从农户的动机、目标、结构及制度环境等方面来展开的，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对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定性分析，而定量实证分析较少[20]。张改清（2005）认为，农户投资呈现规模小、力度不足、分布不均的特征，并进行了不少定量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农户投资行为进行了不少有益的研究，由于篇幅的原因并没有在此将其全部列出。前人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虽然同样是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但众多学者的分析结论和基本观点往往不太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这些分歧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不同学者所分析的农户在进行投资和生产决策时各自所处的外部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存在差异。于是，我们在研究农户行为时绝不能简单照搬农户经济行为相关研究的个别观点和结论。因此，进一步对农户投资行为所进行分析，应该将农户所处的特定环境和经营对象本身的规律及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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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投资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9-0026-2

实际上自从新农村战略实施以来，关于新农村建设各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无论研究者们站的角度如何不同，但在塑造新型农民或形成农村人力资本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上却取得了共识。首先，关于什么是新型农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方向性的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这是新农村建设中培育新型农民的指导性意见。显而易见，该指导意见中的新型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有人力资本的形态和建设要求。学者们也一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建设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更是十几亿中国农民共同的梦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在这一系列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实现所有转变的经济和物质基础，而最根本的是通过农业的根本转变，实现传统农民由数量型简单劳动力向现代人力资本形态转变。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使命。

1 农户人力资本形成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此共识下，学者们从几个不同方面探讨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户人力资本的相关问题。梳理学者们从人力资本视角来研究新农村问题的相关文献，基本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新农村建设中农户人力资本培育的重要性方面，研究者共同强调完成人力资本提升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并分别从我国农户人力资本的现状、农户人力资本培育与农户收入增长、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等角度论证这一问题。研究表明，我国农户人力资本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农户的文化程度较低。根据2008年农民发展报告的研究，农业从业人员的学历情况基本如下：文盲、小学程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人员的比例分别如下：9.5%、41.1%、45.1%、4.1%及0.2%。高中和初中学历人员占到了农业人员的大部分。技术素质低下。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户仅占9.1%，受过农业科技培训的人员不足5%。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属于体力型和经验型农民，离现代农业的要求相距甚远。（张雅丽，瞿艳萍，2007）。这方面的研究能充分表明，加强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和意义。

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第一，把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放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二元经济视野中进行考量，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资金反哺与资金和要素反哺并重，并指出反哺的重点在于农村的人力资本培育（郭家虎，崔文娟，2006）；第二，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看，强调国家在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基础作用，这一观点基本上得到了所有该方面研究者的认同。第三，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内容和相关重点，包括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扩大和完善职业教育（李强，薛兴利，2007）；除过加强教育和职业投资外，还应该重视劳动力迁移和健康投资（侯永平，张霖，2007）；李海绒（2007）强调了国家财政投资的主体作用及完善农民的职业培训体系等。

从加强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建设方面，李永宁（2008）认为，我国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生产制度即政府在农户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制度上存在职能偏差和缺位、农村教育和培训制度偏离农村发展的方向；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欠缺和农村非正式制度上存在缺陷，导致农户人力资本生产缺少制度保障和支持。因此要进行制度以上方面的创新；王勇（2008）认为，应该积极推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在教育制度、户籍制度、培训制度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开发。

还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农户人力资本的评价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指出应该从人力资源的配置状况，农村人力资源保障程度、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式三方面构建农村人力资源的评价体系。（熊会兵，肖文韬，毛德智，2008）

值得一提的是，极个别的学者开始初步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中的重大作用（林岩，2008）。这些作用包括：一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互助精神；二帮助农民从分散的小农生产经营中的相对孤立和封闭状态下解脱出来，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市场化程度，成为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社会资源；三对农民进行直接的教育培训，是提高农民素质增力资本的最有效最方便的载体。这一研究给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更深入的研究值得进一步进行。

以上学者的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背景，运用了多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推动了中国社会对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关注，提供了关于农村人力资本研究的多个角度和视野，为进一步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相关研究的缺陷

尽管以上研究为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初步的分析框架，但结合当前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实际，尚有如下几个基本问题尚待研究者厘清。

第一，以上研究存在概念使用模糊、内涵不清并由此而导致研究对象模糊。梳理100份和该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献，研究者分别使用了农村人力资本、新型农民等相关概念。其中89份使用了农村人力在资本、11份使用了新型农民。笔者认为，中国当前还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状态下，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劳动力必然面临着非农领域的职业选择即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和留在农业领域内就业两种选择。很显然，两类劳动力职业区别明显，因此对其的投资、培训等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很显然，农村人力资本，农村是一个地域性概念，相对于城镇而言的，是以居住地划分而形成的。这一地域性概念会混淆和抹杀两类人力资本的职业和专业特性，从而带来投资、培训等定位的不明确。同样新型农民是一个与新农村相对应的概念，它的内涵更为宽泛，除了包含与人力资本相重合的部分经济意义上的内涵之外，更多的是涵盖了政治、社会文化概念。因此作为专门研究人力资本这一经济学意义明显的概念时使用新型农民这一概念是不合适的。

第二，由概念模糊导致的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培训的导向不明、培训投资的针对性缺乏。以上研究指出，国家是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关键问题是，国家是投资于农业农户人力资本还是非农性人力资本，两者如何来平衡和操作。这涉及到国家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导向、投资额度的分配、培训的操作等一系列问题。人力资本和非农业性人力资本的问题同样适应于教育培训当中。因为农业性技能的特性，即一些技能并不是可以通过教育领悟到的。由此可见，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性，而对这一环节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

第三，对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及途径的研究尚属空白。拥有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显著特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而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才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以上研究内容来看，就如何形成专业化的农户人力资本，研究者尚未提及。

第四，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研究视角过于狭窄。拘泥于现有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重视国家的主体作用，重视基础教育、学校教育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对蓬勃发展的现实的关注，忽视了除过国家之外的其他经济组织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蓬勃兴起的各种农业经济组织为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在龙头企业各种农业合作社带动下，农户在不断增收基础上，科学种养能力大大提高，科技素养不断提升，市场意识逐步增强，逐步由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民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民转变，人力资本的形态初步显现。

很显然，加强对这些经济组织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方面作用和相关机制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现有的研究就这一问题尚未起步。

第五，关于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方面的研究也有如下缺陷。就制度本身而言，它的内涵决定对其的研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从宏观来看，在国家政府层面，制度包含政策、法律、基本制度、行政规章、法令等。从微观来看，组织中的结构及形态、组织规章、制度、条例及规范等。现有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政府层面宏观制度的研究，而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微观环境和制度的研究上也属于空白。

3 农户人力资本研究的方向与研究建议

第一，非农性人力资本和农业性人力资本应该区别研究。区别研究两类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需要等相关要求，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组织人力资本培训和进行人力资本评价等行为的基础。

第二，必须重视和加强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的研究，并把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一般人力资本的形成相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组织载体、功能、作用及其具体运作；

第三，农户专业化人力在资本形成应该重点研究新型经济组织的投资和培训行为，以及如何为农业新型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构建农业新型经济组织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良好运行机制。

农户投资论文例5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项目组2007－2009年对湖北的红安、孝昌和四川的阆中、富顺四个部级贫困县的农户调查。调查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遵循县内分层随机抽样原则，在每个县内随机起点等距抽取3个乡（镇），再从每个乡（镇）随机起点等距抽取10个村，在每个村随机选择100户进行农户调查。这样共形成12000个左右的农户大样本。第二阶段，按照事先确定的大病标准从第一阶段调查获得的农户大样本中选择5％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共形成621户大病农户样本。调查主要收集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家庭成员的患病就医情况以及农户对医疗保障项目的认知和采用等方面信息。在621个大病农户中，6岁以上在校学生共有438人，分布在309个农户家庭中，其中，有1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196户，有2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99户，有3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12户，有4个子女上学的家庭有2户。在这些学生中，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有341人，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有97人。在309户有子女上学的农户中，170户农户家庭发生了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发生率为55．0％，其中，11户农户借贷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子女上学，占样本户数的6．5％。从金额方面看，为子女上学而发生民间借贷的11户大病农户民间借贷金额为146355元，占170户发生民间借贷行为的大病农户总金额1696931元的8．6％，户均13305元。调查地区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民间借贷用途中的8．6％用于子女上学，这与叶静怡、刘逸对云南彝良县的调查研究结果近似。

（二）概念界定

1．大病。

本文中的“大病”概念根据以下三个标准界定：一是农户当年（2006年）住院治疗费用劳均（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平均数）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二是不符合第一条，但是农户当年门诊治疗的费用劳均（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平均数）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三是不符合上述两条，但是当年因病误工累计超过90天的疾病。凡符合以上三个判定条件中之一者，即定性为“大病”。

2．教育投资。

本文中所指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是指当年农户子女上学而发生的教育费用支出，包括学杂费用、在校生活费用、住宿费用、上学来往交通费用等。

二、民间借贷对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作用的计量分析

（一）变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本文以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作为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由于各农户家庭上学子女人数不同，所以被解释变量按家庭子女上学人数取平均值，即本研究以农户家庭教育投资的子女平均值为被解释变量。对于影响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邹小芄（2007）、刘祯（2008）通过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状况是家庭教育投资支出水平的主要因素。Lloyd和Blanc（1996）认为，除了家庭收入外，父母受教育程度也与子女教育投资有密切关系，且母亲通常比父亲花费更多的家庭预算在子女教育方面。ParishandWillis（1993）的研究指出，家庭人口规模、成员构成、家庭借贷约束、子女与父母的血缘关系、家庭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等均对子女教育投资产生影响。

赵连阁、李旻（2008）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把家庭收入、母亲受教育程度、母亲非农就业状况、家庭在校学生人数、子女性别、家庭劳动力人数和人均土地面积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子女教育投入影响显著的因素有家庭收入水平、母亲是否非农就业、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子女性别等因素。借鉴中外文献研究成果和根据从农户调查中所获取的数据信息，本研究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的解释变量包括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民间借贷规模、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母亲教育程度、户主教育程度、学生性别、母亲是否非农就业、户主年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等10个因素。这10个解释变量与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之间的关系统计描述。贫困地区农户货币收入普遍偏低，义务教育学龄段47％的学生家庭年货币收入在10000元以下，货币收入最高的家庭，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支出也最高；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中，家庭货币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较多，占样本的35．05％，但人均教育投资支出水平偏低。

从民间借贷规模来看，无论是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非义务教育学龄段，50％以上的学生家庭民间借贷都是2000元以下的小额借贷；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家庭民间借贷规模在11000元以上的学生所占比例将近20％。从家庭人口规模看，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家庭人口最多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支出最低，家庭人口规模影响了农户子女的教育投资。从家庭劳动力情况看，将近50％的学生家庭劳动力人数为3～4人。但家庭劳动力越多并不意味着学生教育投资越多。样本农户学生的母亲文化程度普遍偏低，55％以上学生的母亲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母亲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最高。义务教育学龄段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在户主文化程度方面差别较大，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户主文化程度偏低，55％学生的户主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户主文化程度最高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水平也最高；而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户主60％以上具有初中和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但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最多，户主文化程度最高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反而最低。

从学生的性别状况看，无论是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男女学生比例严重失调，男学生的比例比女学生高约11个百分点，但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并不大。进一步分析发现，调查地区6～24岁的农村人口共有7133人，其中男性人口有3991人，占55．95％，女性人口3142人，占44．05％。在校学生的性别失衡是由于调查地区农村人口性别比本身严重失调造成的，而非农户在子女教育上性别歧视的缘故。从母亲是否非农就业方面看，大部分学生的母亲以在家务农为主，非义务学龄段的学生母亲在家务农的比例更高（74．23％）；在义务教育学龄段，母亲从事非农就业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相对较高，但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母亲从事非农就业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相对较低。

从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来看，绝大部分学生家庭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在75％以上，无论在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非义务教育学龄段，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在50％～75％的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水平最高。

从户主年龄看，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38％的学生的户主年龄在30～44岁，40％的学生户主年龄在45～54岁之间；而在义务教育年龄段，38％的学生的家庭户主年龄在30～44岁之间，但有30％的学生家庭户主年龄在55～64岁之间。年龄差显示，大部分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家庭户主为其父母亲，而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户主为其祖父母。他们成为农村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对于非义务学龄段的学生来说，户主年龄越小，教育投资水平越高。

（二）模型回归结果和分析

利用Stata12统计软件将438个学生样本数据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比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否因学生所处的学龄段的不同而异。

1．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分析

（1）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收入水平对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在义务教育学龄段，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变化成正比，而且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家庭收入每增加5000元，子女教育投资将增加198．45元。但家庭收入水平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大病风险冲击下，农户家庭的收入主要先满足家庭成员看病的需要，子女教育投资需求只好通过其他途径来满足，所以，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水平与家庭收入额没有相关性。

（2）民间借贷规模。

民间借贷规模对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影响不显著，其子女教育投资支出不随民间借贷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民间借贷规模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与民间借贷规模成正比，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规模每增加3000元，农户子女的教育投资将增加954．29元。模型结果表明，贫困地区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需要依靠向亲戚朋友借贷来完成学业。

（3）家庭人口规模。

无论子女是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对子女教育投资都具有较显著影响，而且系数符号都为负数，表明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水平会随着家庭人口增加而减少。但相比较而言，家庭人口规模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更显著。

（4）劳动力人数和母亲教育程度。

模型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母亲的教育程度这两个解释变量对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影响都不显著，没有统计学意义。

（5）户主教育程度。

大病农户子女无论是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还是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其教育投资都在5％的统计水平上受到户主教育程度的影响。对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来说，其教育投资与户主教育程度成正向关系，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户主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其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会增加156．24元。但对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来说，其教育投资与户主教育程度成负向关系，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户主教育程度每提高一级，其子女教育投资支出反而要减少1002．64元。这种现象在农村贫困地区出现，需要引起重视。随着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和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以往农户所信奉的“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受到了现实挑战。在大病风险冲击下，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户主家庭决策会更加理性，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会以家庭成员的健康为优先考量，而宁愿放弃就业前途不确定的子女教育投资。

（6）学生性别。

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差异对子女教育投资支出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进入少子女时代以后，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歧视已经不明显了。

（7）母亲是否非农就业。

对于子女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的母亲是否非农就业对子女教育投资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与母亲从事非农就业的学生家庭相比，母亲不从事非农就业的子女教育投资要少217．29元。但母亲是否非农就业对处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8）非农收入比重和户主年龄。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比重和户主年龄这两个因素对于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

2．模型标准回归系数分析

在多元回归模型中，标准回归系数（Beta）用来判断和比较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作用的大小，标准回归系数（Beta）的绝对值越大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越大。从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义务教育学龄段的模型中，家庭收入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最大（0．2896），其次是户主教育程度变量（0．1412），而包括民间借贷规模在内的变量标准回归系数都非常小。这就是说，在义务教育学龄段，学生家庭的收入对其教育投资水平影响最大，而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很小。这表明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困难农户子女教育投资依赖向亲戚朋友借钱的局面，缓解了贫困农户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的状况。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模型中，民间借贷规模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0．2524），其次是家庭人口规模（0．2234）和户主教育程度（0．2210）。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很小。也就是说，在非义务教育学龄段，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作用和影响最大。这说明，贫困地区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教育投资要严重依赖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帮助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困难农户子女求学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利用回归模型对影响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10个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民间借贷对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但对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大病农户子女教育投资支出影响十分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大病风险冲击下，为给患病成员看病而耗尽了自有经济资源以后，非义务教育学龄段的农户子女上学要依赖向亲戚朋友借贷。针对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农户投资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0-0016-03

1 背景

上世纪30年代,在但是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农民失业、流民现象的大批涌现,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主张,如振兴农业,让农民回到土地;又如强调“都市集中”的“重工”理论(新望,2004)等等。其中有人提出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工业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脚步进一步加快。随着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90年代民工潮的涌现以及后面“三农”问题的浮出,很多学者提出了当前我国应当走新型农村工业化道路的理论。2001年李昌平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一下将对“三农”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农村工业化再度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随着农村工业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理论研究的视野、题材、成果也有了空前繁荣。目前,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加大农村市场建设的力度,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2009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再度锁定“三农”问题,这是中央首次连续6年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可见农业农村作为国之根本的分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年连续六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注“三农”问题。2004年“一号文件”明确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2005年“一号文件”指出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2008年“一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2009年“一号文件”一共提出了28点措施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等无不指向扩大内需,而农村工业化则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一条根本途径。但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户面临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经济环境改变,其投资行为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分析农村工业化之初的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特征对于分析农户投资方向、探讨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发展现代农业,那么如何积极引导农户的投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结构系统

2.1 投资于农户经济行为

投资一般是指一个私人或一个法人购买一件新的或旧的资产,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投资做出过详细的分析。沙缪尔森在其著作的《经济学》中论及投资问题时指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投资的意义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房屋、设备和存货的净增加额。对于一般人而言,投资的意义仅仅是购买几张股票,购买地基或开立储蓄存款的户头①。J・哈维在《现代经济学》中指出,投资是一定时期花在资本货物生产上或净增加存货上的支出。

农户经济行为是指农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为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面对外部经济信号做出的反应。农户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目标,并在一定条件下采取一切可能的行为追求目标,所以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中的一个具体方面。在众多农户行为中,投资行为是决定性的,因为投资规模和投资力度影响到未来收入的高低,而投资方向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吴绍田认为:“所谓农户投资行为,就是一种以获利为目的,或追求某种效用而投放资金于经济过程中的家庭群体行为,是农户对其未来生产的预期。从其内容来看,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投资,还包括非农业生产投资和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从其投资的方式来看,不仅包括货币投入、实物投入,还包括投入的特殊形式――劳动积累”①。

我们认为,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为实现其经济目标和效益最大化原则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过程,这里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个方面的内容。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笔者将农户投资行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产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投资、农户储蓄和其他投资行为等,如图1所示,后面将进一步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结构系统做详细的介绍。

2.2 农户投资行为的结构

在图1中,农户投资行为宏观方面受外部经济环境(如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和内部约束条件(土地、技术等)的限制,微观上受投资能力(如资本)和投资目标(主要表现为投资的期望值)的限制,其投资水平和投资方向是变动的。目前,学术界对农户投资行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使用农户投资行为这一术语时,通常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农户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总和;二是专指生产性投资的总和。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所述的农户投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是指农户为了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而进行的投资,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支出和家庭经营支出。农业生产支出包括农、林、牧、渔业等农业生产结构,也包括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农民家庭用于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开支,如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生产机械,工业生产机械等生产工具,它用来实现农户继续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家庭经营投资包括所需的商业基础如商品成本支出、运输费用支出、服务业支出、劳动力支出、其他经营支出等等。

2.技术性投资:技术性投资是指农户为提高收益,从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和水平所需要的支出,如学习专业技术、教育投资等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的生产意识进一步加强,技术性支出表现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对兼农户和非农户而言。学术界常说的开发性投资也是一种技术投资,开发性投资是指农民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家庭自营生产范围之外,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投入较多的人力和资金,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投资的周期较长,在短期内没有收益或收益较少,开发性生产涉及范围较大。

3.固定资产投资行为②: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农户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扩建、新建等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以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的经济现象为统计对象,包括建设准备、设备安装、建成投产的全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住宅投资和购置家庭用具(电视机、冰箱等)两个方面,住房投资是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方式。从一般意义上说,住房支出应属于生活消费支出的一部分,但由于目前住房支出在农户总的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农户家庭经营的许多活动是在住房中进行的,农户住房部分地具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特点。因此,本文将其归入农户投资行为中。

4.农户储蓄:农户储蓄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安全,二是获得利息。当农户能找到比储蓄收益更高的投资渠道时,不再会将钱存入银行。因此,储蓄是农户预期收益率最低但是最稳定的一种投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户将钱存入银行,更多的并不是从投资角度去考虑的,但由于农户抵抗风险能力较弱,特别是对纯农户而言,储蓄是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是长期有效的投资。因此,笔者也将农户储蓄看做一种潜在的投资。

5.其他投资:这部分是指除上面几部分以外的投资方式,如家庭日常费用支出和资本货币投资(买证券、股票等),以及家庭教育支出等。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是指农村住户为维持家庭正常开支的支出,如购买生活必需品等,这部分投资可以看成是农户提高生活水平的一项支出。

3农村工业化之初农户投资情况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将打破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思想观念,等级式的社会结构要被平等式的社会结构所代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将被以物为纽带的人际关系所取代;人们将按工作的需要组成新的社会团体,家庭规模也将小型化;勇于拚搏、勇于创新会成为新社会的主流思想③。农村社会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农村工业化进程也在加快,农户投资行为也在迅速变化,其投资水平和投资结构在不同的阶段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由于目前我国还处于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在此,我们根据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具体发展的机遇,分析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特征对理解农村工业化中期的问题也具有一定帮助。

3.1 农户投资概况

农村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的水平比较低,农户的投资行为也较简单。从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工业化初期大致可以划分在改革开放以前,而这段时间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萌芽和起步阶段,下面我们具体从这两个阶段看农户的投资行为变化。

3.1.1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阶段

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阶段大概出现在1949年到1957年这个时期,是在当时开展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时,在农村手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在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利用自己多余的劳动力和财力兼顾其他可能发展的副业并使副业的经营能够为扩大农业生产服务”。许多农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办起一些修理农具和加工农副产品的手工场,同时许多分散的专业手工业者也被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据1956年统计,农村约有1 000多万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的农民和一部分分散的农村专业手工业者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副业从无到有。到1957年,农村副业总产值达22.9亿元,占当时农业总产值的4.3%。

3.1.2农村工业的起步期阶段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在中心城市、基点县以及其他各县的同产业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协作制度,形成点面结合、城乡结合、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工业网。”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从此走上起步阶段,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次工业浪潮,乡镇企业的前身,即社队企业随之诞生。

到1960年,社办企业总数达到11.7万个,社办工业企业总数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6.1%,占集体工业企业总数的74.1%①。1959年,社办工业继续发展,企业数达到70万个,总产值达100亿元,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整顿期间,社队企业成为整顿的部门之一,社队企业产值变动见图2。

1966年“”开始,国民经济发展受损,但农村工业却逐步恢复并得到一定发展。1970年8―10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号召各地发展“五小”工业,农户投资的热情被有效的调动起来。在1970年之后的五年里,社队企业的产值以年均24%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52.42万个,是1959年的两倍多;有2 800多万农村工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5%;94.7%的公社和78.4%的大队都有工业企业,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都来自社队企业;总产值达493.07亿元,其中工业产值达385.3亿元③。

4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主要特征

4.1投资总量较低

在农村工业化的初期,我国农村经济还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④,在体制下,生产队是基本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农户除了在自留地和庭院养殖的投入以外,基本不具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户没有独立投资)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功能,对农业生产的投资非常有限。因此农户经营规模都很小(自我投资几乎没有),扩大规模几乎靠“开荒”的形式来进行;对土地的投入,农田施用的基本限于农家肥;对农产品技术的投资受经济技术的条件的限制,只能靠习惯的经验,农作物的产量自然是比较低的;对劳动工具的投入方面,主要集中在简单生产工具上,如镰刀、锄头和耕牛、驴、马之等,对机械化的投资量是比较少的。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后,农民才成为投资的主体,农户投资也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为什么当时农户投资水平如此之低呢?这主要是受当时社会经济的大环境所决定的,国家政策的限制和农户收入水平低下才是农户投资低迷的根本原因。

4.2较强的经验习惯性

传统的农户经营思想(小农经济思想)尤为严重,工业化的发展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传统的农户生产行为,农户的投资行为是具有相关经验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1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比重较大

我国在建国之初采取的“苏联模式”,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得成绩。但是“重工轻农”的政策并不能长期适合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农村居民人数较多,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农村信息传输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使农户难以做出迅速正确的投资选择。在此阶段,农户的生产投资成为了大头,主要支付农业当年生产所需的物质消耗,如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补偿投入。

4.2.2技术性投资较低

改革开放以前,农户的技术投资水平是很低的,一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二是受思想意识的影响。毕竟刚解放的新中国经济形势一片满目疮痍,很多先进技术还依赖于国外技术,农民还习惯于旧的生产方式,对新技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当年就曾经出现过国家强制农民买肥料、种“营养块”、种植杂交水稻等现象。很多人批评农户在使用新技术上缺乏积极性,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当时的生产社会背景下存在是合理的。恰恰相反,这种谨慎态度正是农户“草根理性”的表现,由于缺乏对信息技术的了解,新技术在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高风险,而农民的收入较低,每一分钱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在风险和收益的选择上他们的态度是谨慎的。

4.2.3短期化特点明显

所谓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是指资金投入以后开始获得和收回全部投资的时间的长短。在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表现出重短期性和守成性投资、轻长期性和创新性投资的特点非常明显。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户自身弱质性的特点,许多人的经营水平较差,加上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使许多农户不愿涉足风险较大的创新性投资领域,而宁愿从事一些收效较快、已经熟练了的,即使收益较差但是较稳定的活动。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和维持家庭经济状况的稳定,农户投资主要用于他们所熟悉的短期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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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投资论文例7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8－0020－04中图分类号：F830.61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data of 128 peasant households in 2006 are used as a sample, and loan amount, usage of loan and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labor force quantity are investigated through empirical study.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income level of peasant household can be remarkably increased by microfinance and by investment through credit fund and labor resource to non- agri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 Microfinance; Peasant Household Income;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一、引 言

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重要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我国内需增长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关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增加农民收入已经被政府列入长期规划，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我国多数农村地区都是处于资本稀缺状态，农民要增加产出、增加收入，就必须增加投入，而其自身又缺少资本，因此十分需要金融支持。那么，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能否有力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信贷资金投到哪些领域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这将是本文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王虎、范从来（2006）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但是金融发展也显著拉大了中国城乡收入的差距。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在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52―2003年的实际数据,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郑小华（2004）分析了农村金融体制对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提出通过农村金融体制创新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瞿商、洪均安、洪艳（2005） 认为农业信贷资金不足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 探讨了建立农民增收和农业信贷资金支持的互动机制的途径。朱林峰（2005）的研究表明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许崇正、高希武（2005）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使用逐步回归法分析了农村信贷资金投入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信贷未能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张凯、李磊宁（2007）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的方法对我国1981―2004 年农村信贷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信贷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正向的互动作用，增加农村信贷投入是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孙若梅（2006）认为，小额贷款是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制度性金融的重要补充；具有改善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中低收入家庭的信贷来源和收入水平的潜力；信贷要素的收入影响与其他要素相互依赖。

国外也有许多文献研究小额农贷对农户收入影响，大多数结论为小额农贷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户收入。例如，Remenyi（2000）的研究结论就是得到信贷的家庭收入比没有得到信贷的家庭收入明显提高。Heidhues,F.和Schirder,G.(1999)认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创新具有为穷人的收入创造做出有效贡献的潜力。Hossain（1988）的研究发现，孟加拉乡村银行（GB）通过就业、创收项目和促进社会发展已经并且一直在支持农村的穷人，特别是妇女。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的乡村信贷部（BRI－UNIT）与哈佛大学通过对1426户样本的研究认为小额信贷带来了强有力的积极作用。① 世界银行在研究报告（1995）中列举了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银行（BAAC），认为其农户贷款显著改善了本国农户的福利水平。

以上已有文献的研究大多数是运用时间序列的宏观数据，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和信贷投放是如何影响农民收入的，但这些研究仅是从总体上研究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变化的关系，缺少相应的微观基础。本文则是针对这一不足，利用从安徽亳州谯城区农村信用社调查得到的微观农户数据和资料，运用实证方法分析农村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假设前提

已有学者研究了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根据理论分析并参考有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假设：

假设一：农户收入受能否获得小额贷款因素影响，且农户获得小额贷款数量越多，收入增长越快。按照经济学原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资金越多则产出越多。②农户获得的小额贷款数额越多，可以投入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则越多，因此收入增长更快。

假设二：农户就业结构变化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在非农生产方面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力越多，收入增长越快。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在我国农村地区，把资金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可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户收入。所以，农户就业结构变化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非农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人数越多，收入增长越快；农户获取的信贷资金运用于非农产业投资，更加有利于收入增长。这一假设与已有的相关研究一致(陈劲松,2001 ;罗发友,2001) 。事实也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收入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从非农产业获得收入。农户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产生的就业结构变化,是农户收入来源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假设三：农户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越多，收入越高。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劳动作为生产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投入的数量越多，越有利于增加产出。虽然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等因素，但是，考虑到我国农村的另一个重要生产要素――土地是与人口数量挂钩的，农户占有土地的多少是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例，因此，可以认为一个农户的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占有的土地越多，收入越多。因此，农户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其收入的重要因素。

假设四：农民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且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户增加收入。根据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可以认为，教育能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进而增强农民的生产能力，增加农户收入水平。

假设五：农户税费负担是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税费负担越多，农户获得的纯收入越少。在我国农村地区，有关税费大多是直接向农户收取，因此，税费负担多少是影响农民纯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2003年，我国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大幅度降低了农户税费负担，这项政策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二）模型设定

以上对影响农户收入的有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贷款数额、贷款用途、劳动力数量、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数量、税费负担和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检验这些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大小，我们设定截面数据回归模型进行检验。根据以上假设，回归模型设定为：

Y=α+β1DAIKE+β2YONG+β3FEILAO+β4SHUIF+β5LAODt+β6JIAOY+ε（1）

公式（1）左侧Y代表农户的纯收入，单位为人民币千元，右侧是影响农户收入的各项因素，α为截距项，ε为随机扰动项。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数据说明

有关数据来源于2007年8月份对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农村信用联社小额贷款情况的调研。亳州市谯城区农村信用联社是2005年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正式批准，安徽省首批统一法人试点单位，是亳州市首家股份合作制金融机构。亳州市谯城区联社是以区为单位的统一法人，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出资入股组成的股份合作制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是面向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和小型商户。

我们从亳州市谯城区信用社面向农户的贷款资料中随机抽取了128家农户2006年度小额贷款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农户的贷款额、贷款用途、农户的纯收入、劳动力数量、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税费负担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进行了调研，得到了相关数据。变量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

三、实证检验及分析

我们使用截面回归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表4报告了贷款额、贷款用途、农户纯收入、劳动力数量、非农产业劳动力数量、税费负担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从中可以发现，贷款额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1％水平下是显著的，即使在添加了变量之后，这种影响的显著性并没有改变，而且符号为正，因此说明小额贷款对农户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农户获得的贷款越多，可以投入到生产领域的资金越多，收入增加越快，这说明本文前面的假设一是成立的。贷款用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10％水平下是显著的，即农户将贷款投资到非农产业，则更加有利于增加收入。非农产业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5％水平下显著，即将劳动力投入到非农产业，更有利于收入增长，这说明非农产业的生产率显著地高于农业的生产率，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更有利于收入增长，此结论支持本文假设二成立。

括号中为t统计值。***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

税费负担在5％水平下显著地影响农户收入，即税费负担越多的农户，其收入水平也越高。在正常情况下税费负担越少农户的收入应该越多，二者应该是反向变化，但是回归结果显示税费负担变化对农户收入具有正面影响，这可能因为有些税费是按照劳动力人数和收入来征收的，对一些农户来说，收入越高，税费负担越重。因此本文的假设五不成立。

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收入不存在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下降，因此，本文假设三不成立。户主教育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相反，本文假设四不成立。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取样的农户中有很多是大家庭，即年轻夫妇与父母被划分在一个家庭中，我们只是统计了户主的教育程度，并没有统计所有的劳动成员的教育程度，因此会存在偏差。另外，样本中很多农户从事的养殖业和药材生产，一个农户能否进入这些行业大多是与家庭传统，即上一代是否有从事这些行业的长辈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上一代人从事过这些行业，则年轻一代就可以非常容易获得相关的技术和经验，进入这些行业，获取较高的收入，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此影响可能是次要的。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128个农户200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截面回归模型研究了贷款数额、贷款用途、劳动力数量、非农产业劳动力数量、税费负担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论总结在表5中。

小额信贷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从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小额信贷数额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农村金融的发展，尤其是对农户直接发放小额信贷可以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这一结论与吴福臣、冯建辉（2002）、李锐（2004）和张凯、李磊宁（2007）的研究结论相似。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增加对农户的小额信贷，由此可以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农户将贷款投入到非农产业，即药材加工业、养殖业和运输业等，会显著提高农户收入；农户投入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数量越多，收入增长越快，这两点可以说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地高于农业的生产率，农户要提高收入水平，就应该逐渐将资金和劳动转移到非农产业。总而言之，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小额信贷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增加对非农产业的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可以显著增加农户收入。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积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对农户的信贷投入；鼓励农村劳动力和资金向非农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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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投资论文例8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又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农业大国而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

然而，任何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资本投入的增加和资本产出的提高，资金的积累及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即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亟需增加投资。

农业投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界对于投资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创立之初，但直到20世纪后期才有了完整体系的投资理论。纵观其发展历程，投资理论经历了从收入决定理论和加速器原理、经济增长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和金融投资理论等的演进。其中，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投资理论和理念中，都对影响投资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论及了均衡增长的问题。而对于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则主要是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这就体现在以下流派的观点中：

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以R• F• 哈罗德和多玛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以N•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理论；以西奥多• W•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有三条主线贯穿其中：物质资本积累论，技术进步决定论，人力资本决定论。

物质资本积累论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它是在假定资本产出比例不变的条件下得出的，因此它关于资本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的结论过于片面。

技术进步决定论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它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但它的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或唯一源泉的观点则过分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且技术进步的概念过于一般化很难从量上进行统计和计量。

人力资本决定论则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大作用，但它只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影响产出增长的要素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因素考虑，同时定量分析明显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和扩展，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对人力资本内在化增长的正确认识问题，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上述这些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把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然而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投资的重要性差别也很大。

从理论分析模型看，有的模型中投资是唯一变量，劳动力只是按照一个固定比率与资本结合，如哈罗德-多玛模型；有的模型不仅包括资本投资，还有劳动力，如卡尔多的理论；还有的模型不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还有人力资本，如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从实证分析来看，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的认为是资本投资，有的认为是劳动力，有的认为是技术进步，有的认为是人力资本。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此不同，可能与各自对相关概念的认识不同和使用的模型不同有关。

综上所述，虽然各种增长理论侧重的角度不同造成结论不一，但把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是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共同点。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动因，二者有着密切联系与内在机理。投资数量增加、投资结构优化、投资效率提高、投资环境改善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农业投资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也依据此理。

农业投资现实分析

许多学者对我国农业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结论是我国农业投入严重不足。本文就目前我国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中几个主要主体分别进行分析：

政府

中央财政现有直接支持“三农”资金15大类，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国债资金）、农业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水利建设基金、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农村中小教育支出、农村卫生支出、农村救济支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这一口径是目前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最大的口径，基本涵盖了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各个方面。

基于数据可得性原理，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的有关数据，以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与农业占GDP份额的比值衡量中央财政支农相对效率，见表1和图1。其中，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它支出。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虽然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仍处于相对稳定增长的态势，这种增长态势符合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基本理论。

但是，反映财政支农相对规模的指标（即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却一直处于徘徊或下降的趋势，由于受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力、市场经济进程、公共财政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不过，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的比值基本上是平稳的，变化不大，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以来都居于中等水平。

就我国目前的财力而言，基本属于正常水平。因此，要想在短期内扩大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是不可能的。

就中央政府投入这一主体而言，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进行投资结构优化，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并不断提高投资效率，通过大力改善农业投资环境，以此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对农业的不断投入。

同理，本文以2003年全国各地财政支农份额与各地农业GDP份额的比值来衡量各地方政府财政支农相对效率，见表2。基于数据可得性，其中的财政支农支出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三项之和。

从表2可以看出，2003年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支农相对效率即财政支农份额与其农业GDP份额之比值存在着较大差异。北京、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陕西、青海、宁夏高于平均值，其中北京、上海高达1.37、1.45，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广东接均值的2倍；内蒙古、福建、云南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河北、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新疆则低于全国平均值。由此可见，全国有一半地区的地方政府存在农业投入不足的现象。

农村集体与农户

这里的农户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专指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商品率比较高的家庭，不包括那些虽然居住在农村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家庭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但以自给为主的家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农业投资大体上经历了快速增长、增速回落、缓慢增长和增速回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5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国家价格政策的支持极大地激发了农户增加农业投资的热情，农业投资快速增长，人均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39. 48 %。

第二阶段：1986～1993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农用生产资料和其他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扬，农民在第一阶段得到的实惠开始逐步丧失，农业投资比较利益大幅下降，农户对农业投资热情剧减。在此期间，虽然农户农业投资的绝对量还在增加，但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了25 个百分点，为14. 04 %，农村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波动很大，在1992-1993年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第三阶段：1994～1999年。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市场疲软、需求不旺，农业也不可避免地大受震荡，而且农户农业投资比较利益偏低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致使农户农业投资增长幅度继续回落，下降速度呈现加快势头。1994～1999年间，年均投资增长速度只有5. 26% ，比第二阶段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比第一阶段下降了34. 2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对农业的政策倾斜，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直补的出台和推进，农村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开始增加，尤其是农户已经成为目前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农户农业投资增长速度回升。然而，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农业比较利益低且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国家对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的投资环境恶化，农户收入增长缓慢，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土地相关权利的频繁变动， 特别是国家政策的稳定程度、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农村人力资本的缺乏、信息渠道不通畅等，大大妨碍了农户投资的热情，很多农户对农业投入的增加有限，有的甚至只是处于观望状态。

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投资的合理结构大体上应当是60 %来自于农户，然而，我国农户的农业投资远未达到这一水平。据统计，1995 年农户农业投资占农业总投资来源的比重达到最大值，近43 %，其余各年多集中在10 %～30 %区间。由此可见，我国农户的农业投资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

从传统观念来看，农业最主要是解决人们吃的问题，包括粮食、鸡、鸭、鱼、肉等，范围非常之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市场其实是很大的，但在过去它并不是风险投资家投资的热点，人们普遍认为，风险投资和农业似乎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但是，从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规律也正在被打破，农业的投资机会洞开，当然这种机会并非纯粹的传统农业，主要来自产业升级带来的投资机会。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高新技术现代化的农产业，而高新技术农产业的发展首要的就在于大量社会资金的注入。据统计，单是依靠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行业就会有1万亿元的市场流动空间，农业投资给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简称“三资”）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近年来，一些极具投资敏感性的“三资”就越来越关注我国的农业产业发展，甚至成为一些投资者投资的重心。

当然投资是需要考虑风险的。从稳健投资角度来讲，投资农业的风险低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是与消费相关的，提供人类生活的必需消费品，是一种稳健投资获得高额回报的产业，而许多新兴产业更新换代非常快，需要有非常超前的眼光，才能把握得非常准确，其特点是利润大风险大。农业投资的风险则主要来自系统性风险，尽管农业产业很大，但它仍是一个弱势产业。

我国农业原来在地方经济保护之下，现在逐渐开放，市场化以后，整个市场配套设施不健全，市场环境不像国外那么成熟，整体科技水平不高，法律配套不健全，市场混乱，这也是“三资”在我国农业方面不敢大举进入或进入之后又退出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源源不断流入我国，尤其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每年流入国内的外资就高达400亿美元，外资流入主要聚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很多行业的市场接近饱和，由于投入资金效率不高，资本的边际效用递减，外加我国税法改革的推进，内外资企业统一税制，很多行业获利率已经很低，大量外资正徘徊在撤退还是转向之间。

国内工商资本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也有相当部分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或处于闲置状态。国内民间资本2002年就已经超过12万亿元，至今基本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民间资本极其活跃的浙江省，目前也仍有3500亿，民间资本闲置，占总量的2/3。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和增值。资本的这种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民间资本、外商资本、工商资本蓄势待发，随时捕捉投资机会，关键是如何把这些资本成功导入农业产业领域，从而实现资本配置高效和农业投资充足的“双赢”。

农业投入不足的解决思路

理论和实践表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离不开必要的资金投入。但是这么多年，我国农业投入资金一直不多，尤其是近几年农业投入资金不足问题突出。农业投入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又使得农业投入停滞甚至倒退陷入恶性循环。要解决这个农业投入恶性循环问题，笔者认为要明确以下几点：

适时选择最优农业投资主体结构

所谓农业投资主体结构是指农业投资主体的构成、各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各自所占比重以及相互之间行为的互动反应。它是农业投资结构中的关键性部分，在农业投资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对其他各类型的结构发展有着一种导向作用。只有确保农业投资主体结构合理，才能进一步优化农业投资来源结构和投资使用结构，提升投资效率。当然，合理的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的构建是一项牵涉资源、资金、环境、利益等诸多方面因素在内的复杂系统工程。为此，必须注意从战略高度、宏观视角、全局利益出发对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优化的意义加以认识和把握；必须充分认识对农业投资主体结构进行优化的迫切性，即这一优化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而且对保持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协调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优化，保证农业投资主体结构合理化和运行通畅，带动农业投资方式和投资领域的改革，建立和健全农业投资体系，有力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发挥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

公共投资的特点在于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致性，投资的对象一般是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效用的公共产品。农村公共投资数量足效益好，可以带动更多私人投资介入农业和农村投资领域。在我国，对于农村和城市公共投资的问题，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投资城市天经地义，投资农村却屡遭非议。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投资是讲求效率的，投资农村可以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又正值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际，农村公共投资更是意义非凡，有利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符合市场农业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的农村经济结构的构建，有利于我国超稳定二元经济结构的改进，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应当也必须充分重视政府这一宏观投资主体，发挥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从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现状来看，农村公共投资主要应着眼于完善适应市场的硬件即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交通与通讯是建立市场信息系统和物流系统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些方面应首当其冲。为了确保效益中心的原则，必须同时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这就需要加强农村电教网络、科教基地的建设，这些方面同样构成了农村公共投资至关重要的方面。此外，伴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各种水、电、气、环境建设、娱乐场所建设、文化、卫生设施都需要齐备，政府应视情况介入。

着眼于微观经济主体

从上述分析来看，客观因素决定了今后我国政府投入增加是有限的，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最终主要着眼于微观经济主体，包括农村集体和农户以及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事实表明，我国农村集体和农户与“三资”对农产业的投资远未达到农产业发展的投资需要。那么，如何才能让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主动并大量投资于农业产业领域呢？关键就在于通过好的机制设计来实现各主体之间良性互动，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各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政府与农村集体和农户之间的互动，政府与“三资”之间的互动，“三资”与农村集体和农户之间的互动，“三资”相互之间的互动。通过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伴随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的农业投资将会出现飞跃。

参考文献：

1.姚杰，池宏.我国农业投入不足问题的原因：一种博弈视角的解释.农业技术经济，2004（6）

2.王国敏,马慧吉.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的嬗变与思考.天府新论，2004（6）

3.陈池波,崔元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农业投资博弈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5（6）

4.侯石安.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的目标选择与政策优化.农业经济问题，2004（3）

农户投资论文例9

地权稳定性涉及的是以往村里土地调整的频率以及今后可能发生调整的概率。①土地交易权涉及的是村里对土地的有偿转包、租赁和代耕方面给予农户的自由度。土地使用权涉及的是对农户生产计划,特别是劳动力投入的限制。在村级问卷中,我们征求了村干部对一系列反映上述三组产权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各代表该村在某一方面的土地制度安排。由村干部对每一组问题的答案,我们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一个主因子,以代表这一组地权的完整性。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得到三个主因子:Sj,Mj和Uj,分别代表第j个村子的地权稳定性、交易权和使用权的完整性。这三个因子均为标准化之后均值为0,均方差为1的变量,并以较大的值表示较完整的产权。利用所获得的三个地权因子,我们可以估计地权完整性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

由于多数农户将90%以上的土地用于种植水稻,我们只研究水稻的情况,并做下面的回归:(1)AVOUTij=c+α1Sj+α2Uj+α3Mj+Zijα4+eij其中,AVOUTij是第j村中第i个农户的土地平均水稻单产;Zij是代表该农户特征的一组变量;c是一个常数,和α1,…,α4一样,为待估计的系数;最后,eij为一随机误差量。这一误差量包含的是上述模型所未考虑到,但影响单个农户产出率的因素。Carter,Liu,RothandYao(1996)考虑了农地制度的内生化问题。但是,由于农地制度是在村一级决策过程中确定的,而我们所考察的是一个村子里的一小部分农户样本,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eij和三个制度因子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从而可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1)式进行估计。对于农户特征,我们选用了家庭人地比、平均年龄、妇女占家庭总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数、平均农业就业年数、平均非农就业年数、平地占家庭总土地面积比例以及非农工资率与水稻价格的比例。

非农工资率是由1993年家庭非农收入除以家庭非农就业时间而得到的。对于那些无非农收入的农户,他们的工资率以他们所在村的平均工资率代替。在农户特征变量中,除人地比和平地量对单产具有显著正的影响之外,其它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人地比的正影响说明除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外,劳动力市场也不完善。①这与其它有关乡镇企业用工制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Yao,1996)。平地量的正影响显然来自土地质量对土地产出率的正影响。在三个制度因子中,地权稳定性虽然有正的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较完整的交易权对产出率有显著的正影响;相反,较完整的使用权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前两个结论与我们的判断相一致:地权稳定性增加农户长期投资积极性,完整的交易权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农户投资的动力。

第三个结论表明,平均而言,对使用权的限制对农户的水稻生产起到了约束作用。换言之,对于我们样本中的一个平均农户来说,如果约束解除的话,他将会减少对水稻生产的投入。以我们所使用的制度因子衡量,每一个因子增加一单位,意味着地权改善度大约为完整地权的32%(即每一个因子的分布占据3.12个单位的区间)。②因此,根据我们的结果,地权稳定性改善10%,将意味着土地单产在样本平均值(640公斤)上增加0.7%;土地交易权改善同样的百分比将使单产增加2.0%。与此相对照的是,土地使用权改善同样的百分比将使水稻单产减少2.5%。我们可以把制度因子的影响换算成具体产权安排的影响。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了各制度因子与相关产权安排之间的相关系数,这种换算是容易做到的。③比如,根据换算,土地每多调整一次,土地单产下降1.5%;土地从不允许租赁到允许租赁,单产上升6.8%;最后,从允许抛荒到不允许抛荒,土地单产将增加12.6%。后两个估计乍看偏高,但是,从不允许抛荒到允许抛荒、或从不允许租赁到允许租赁意味着这两项地权各改善了100%。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再看这两个估计便不会觉得它们偏高了。特别是,后一估计还表明,如果不对抛荒做任何限制,由此而引起的产量损失相当于大约13%的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经过这一节的分析,我们发现农地制度的完整性对土地产出率具有或正或负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将对这些影响的途径进行理论探讨,以便为以后的计量分析提供基础。

二、农地制度影响土地产出的途径:理论分析

在本节的讨论中,我们将做如下的两个假设。首先,农户的生产技术具有不变规模报酬经济。这个假设对于运用可分性生产要素的小农生产来说并不是一个臆断,许多研究均支持这一观点(例如,Federetal.,1992对中国的研究)。第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这个假设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对于那些想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农户,他们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受到限制的(Yao,1997);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想从市场上雇佣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他们面临着被雇劳动力的道德风险问题(Feder,1985),即被雇劳动力在不完全监督下可能出现的偷懒问题。在第一个假设下,如果劳动市场是完善的,则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将不会影响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强度(即劳动力投入与土地之比),因为农户总是可以通过租出和租入劳动力来回到原先他的理想投入强度上。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面积的土地产出率也不会受到影响①。但是,当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时,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将影响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强度,因而也影响土地产出率。在以上两个假设下,我们对地权稳定性、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交易权对农户投入强度的影响依次进行分析。

(一)地权稳定性

地权稳定性只影响功效超过一年的投入,即中、长期投入,而不影响农户的当前投入,如劳动力、化肥等,因为土地调整总是在年末当农业季节结束时进行的。同时,地权稳定性也不大可能影响农户之间土地的租赁活动,因为农户总是可以通过签订一年一度的租赁合同来回避可能存在的失去租出的土地的危险。地权的不稳定意味着农户的土地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将易手到他人手中。尽管农户可能因失去已经在这些土地上的进行的投资而得到补偿,但这种补偿的量很难确定,因为每个人对同一投资所给予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地权不稳定的作用和对农户投资征收一种随机税一样,将降低农户的投资积极性。

(二)土地使用权

如同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对农户投入,特别是劳动力投入的限制上,即农户必须在某一种作物(通常是粮食作物)的生产中投入不低于一定量的人力和物力。显然,这一限制对那些比较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来说是不起作用的,而只对那些不太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起作用。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样本中,这一限制对浙江的大多数农户可能起作用,而对江西的大部分农户则不起作用。为简化我们下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只考察这样的限制是否对我们样本中的一个平均农户起作用。

(三)土地交易权

在完全市场条件下,我们应该观测到这样的情况,即人地比大于某一特定值(如村子的人地比)时,该农户将租入土地(或出卖劳动力),而人地比低于那一特定值时,该农户将租出土地(或雇入劳动力)。①这样所产生的均衡结果将是每个农户的土地投入强度相等。②在不完全产权和不完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把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归纳为农户为土地交易所付出的地租以外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游说村干部的时间以及为绕过限制而消耗的其它费用。由于这一费用的存在,土地交易中买方的付出和卖方的所得不再是对称的了。以P表示土地租赁的名义价格,c(Mj)代表由于交易权不完整而产生的费用。我们假设c(Mj)是Mj的减函数,即较完整的交易权减少交易的额外成本。那么,买者付出的实际价格为P+c(Mj),而卖者得到的是P-c(Mj)。土地租入者将租入土地直至土地边际产出率等于P+c(Mj),土地租出者将租出土地直至土地边际产出率等于P-c(Mj),因此,租入者和租出者的土地边际生产率不相等,因而他们的土地投入强度也不相等。对于那些土地边际产出处于P-c(Mj)和P+c(Mj)之间的农户,他们将不租入或租出土地。这与完全市场下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存在不租入或租出土地的农户的概率为零,因为租出与租入土地的分水岭是一个特定的值。当地权不完全时,存在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民的概率将大于零,且与地权的不完整性成正比(或与Mj成反比)。这意味着,交易权的不完整具有两种效应。

第一种效应为资源配置效率。不完整的土地交易权使土地边际产出不能在不同农户之间达到均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强度因交易权的不完整性而产生差异,此差异随交易权不完整性的扩大而扩大。但是,应该记住的是,资源配置效应只对市场不完善的要素产生作用。由于除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其它当前要素市场已相当成熟、开放(如XiaoandFultou,1997对化肥市场的研究所显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当前要素投入不会受到地权不完整性的影响。

但是,对于长期投资来说,由于它们的收益延伸到现期生产以后的时期,农户在即期决定该期的投资量时必须考虑投资在以后各期的边际收益折现。在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边际收益受相应时期劳动力投入强度的影响。因此,如同当期劳动力投入强度一样,当期的长期投资强度在农户之间也存在差异,且此差异随交易权不完整性的扩大而扩大。正是从减少农户劳动力投入强度和投资强度在农户之间的差异这点出发,我们说完善的土地交易权具有改进资源配置的效应。第二种效应是Besley所说的交易收益。土地交易权越不完善,土地边际产出处于P-c(Mj)和P+c(Mj)之间,从而不想进行土地交易的人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在现期内进行的投资,以后一旦想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比如当他有了较好的非农就业机会而想租出一部分土地时),他能找到买主的机会将降低,从而使其对现期的投资的价值打上折扣。反言之,较完善的土地交易权使农户对其现期投资在未来实现其市场价值更具有信心,从而也增强他在现期增加投资的动力。

三、农地制度影响土地产出的途径:经验检验

前一节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指出了农地制度影响土地产出率的途径。本节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计量模型,并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数据对理论结论进行检验。根据理论部分的分析,地权残缺只影响劳动力投入和中、长期投资的强度。我们选1989年到1993年间绿肥的种植面积为我们将考察的中、长期投资。绿肥是南方稻米种植区在冬季广泛种植的一种肥田草,其效力和其它农家肥一样,可以持续3～5年。因此,其价值在土地重分中有失去的危险。下面我们依次讨论劳动投入强度和绿肥种植密度(即1989～1993年5年间平均每亩土地种植了绿肥的次数)的估计方法。

(一)劳动力投入强度

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同村的所有农户将具有同样的劳动投入强度。该均衡劳动投入强度取决于村里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相对价格,而后者又与该村的人地比密切相关。以l-j表示第j村的人地比,lij表示第j户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强度。则lij和l-j的关系可以表示为lij=αl-j=lj,其中α是将村的人地比转变为村均衡劳动投入强度的系数。但是,当地权不完整时,该关系将不再成立。以下我们依次引进土地交易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不完善,以确定他们对lij的影响。先看交易权。从理论部分我们得知,交易权的完善使得农户的劳动投入强度趋同,即趋于各村的均衡劳动投入强度。这使我们假设如下的关系式:(2)lij′-ljl-ij-l-j=γc+γm1Mj式中,lij′是农户i在只有交易权不完善的情况下的虚拟劳动投入强度,l-ij是它的人地比,γc和γm1是两个待估计的系数。lij′-lj测量的是农户的虚拟劳动投入强度离村均衡的距离。为了排除农户资源秉赋的影响,我们用农户的人地比和村的人地比之间的距离l-ij-l-j去标准化上述距离。如果我们的理论推导是正确的话,则我们期望γm1为负数,即较完善的交易权减小各个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强度与村均衡之间的(标准化)距离。

为使(2)式具有可操作性,我们进一步假设lij′-lj与l-ij-l-j具有相同的符号。由于残缺的交易权使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强度更趋近于他们的资源秉赋,此假设是可以接受的。在此假设下,我们可以将(2)式改写成:(3)lij′-lj=γc(l-ij-l-j)+γm1Mj(l-ij-l-j)上式很好地涵盖了完善交易权所能起到的作用。如果γm1为负的话,则对于一个具有较高的人地比、处于出租劳动力(或租入土地)位置的农户,完善交易权使其劳动力投入强度降低到村均衡位置;反之,对于一个具有较低人地比、处于租入劳动力(或租出土地)位置的农户,完善交易权的作用恰恰相反。这正是理论部分指出的完整交易权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效应。再引入使用权的不完整。正如理论部分所指出的,我们只考察不完整使用权对一个平均农户的影响。则农户的实际劳动投入强度可以表示为:(4)lij=lij′+γu1Uj如果对使用权的限制对一个平均农户是有效的,即较宽松的使用权使他降低劳动投入强度,则我们期望γu1为负数。将(3)式与(4)式相加并加入农户特征变量组Zij以控制各农户所固有的异质性,我们得到一个可以估计的等式:(5)lij=αl-j+γc(l-ij-l-j)+γm1Mj(l-ij-l-j)+γu1Uj+Zijγz1+εij其中εij是一个与其它自变量相独立的随机变量。Zij中可以包括一个常数项,则该常数项与αl-j之和为第j村的均衡劳动投入强度。

(二)绿肥种植密度

我们以kij代表农户的绿肥种植密度。根据理论部分的讨论,农地制度对kij具有四种效应:地权稳定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交易收益效应以及使用权效应。根据前面对劳动力投入强度的讨论,我们假设下面的关系式:(6)kij=γsSj+γm2Mj+γm3Mj(l-ij-l-j)+γu2Uj+Zijγz2+δij式中δij,如同εij一样,为一纯粹随机发生的误差项。式中几个系数的解释是,γs代表地权稳定性效应,γm2代表交易收益效应,γm3代表资源配置效应,γu2代表使用权效应。由于许多农户在5年间从未种植过绿肥,即他们的kij为零,OLS方法不能适用于(6)式的估计。一个更好的估计方法是托宾模型。在下面的估计中,我们将采用该模型。

(三)估计结果

利用前面估计产出时所用的449户农户的资料,我们对(5)式和(6)式进行了估计。全部农户结果不近人意之处是资源配置效应和使用权效应均不显著。为此,(6)式以省为单位重新估计了两次。其结果分别列于表3的第二、第三列。从第二列浙江的结果可以看出,资源配置效应仍然不显著,而使用权效应非常显著,且具有我们所期望的负号。使用权在浙江具有显著的效应,说明在那里对使用权的限制对一个代表农户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浙江3县的劳动力市场较为发达。这可以由农户人地比与村人地比之差的系数得到佐证:该系数不显著,说明农户能够通过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从而使其劳动力在土地上的投入强度不受自家要素秉赋的影响。与浙江相对照,资源配置效应在江西表现得非常显著,且具有我们所期待的负号,但使用权效应却恰恰不显著。

后一个结论说明对使用权的限制对江西的一个代表农户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的劳动投入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最低投入量。前一结论说明江西的劳动力市场仍不发达,这一推测也可以由大部分农户特征变量所拥有的显著系数所映证。与先验期望一致,人地比较村平均多的或农业经验较多的农户对土地的劳动投入强度较高;相反,较年长、教育水平较高或非农经验较多的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强度较低。和劳动力投入相比,对绿肥种植面积的估计更具有一致性。从表4可以看出,除使用权效应外,其它效应,如地权稳定性效应、交易收益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均得到证实。使用权效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对使用权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其它效应的证实不仅补上了在非洲没有被发现的东西,而且也为国内对农地制度与长期投资关系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与Feder等人对东北的研究有显著的不同之处。他们没有发现地权稳定性与农户投资之间有显著关系(Feder,Lau,LinandLuo,1992)。究其原因,他们所考察的投资不是附着于土地的,而我们的研究直接考察附着于土地的投资,结论自然比他们的要可靠。

四、结束语

农户投资论文例10

    2研究方法与数据

    2.1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文献分析与开放式实际调查的方法,大致估计影响农户对公益林投入意愿的因素,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模型构建与估计。

    2.2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2010年8月2~17日期间对重庆市武隆县、四川省会理县和云南省玉龙县进行的实地调研。调研过程中每个县选取了2个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随机选取了2个村,共取得农户有效数据154户,其中武隆县51户,会理县52户,玉龙县51户。样本区的154户农户中,有公益林农户104户,无公益林农户50户。本文研究的是有公益林的农户对公益林的投入意愿问题,因此选取了样本区的104 户有公益林的农户作为分析对象。有公益林的104 位被调查者中男性占 92.86%,女性占 7.14%,平均年龄46.32岁,初中文化程度占37.0%,小学文化程度占 40.3%,高中及以上文化占 10.0%,文盲占11.7%。家庭平均劳动力 2.71 人,家庭平均总收入34152.02 元,家庭平均林地面积 4.30hm2、平均林地3.23 宗(块)(表 1)。

    3模型建立与估计

    3.1模型建立

    有公益林的104份农户调查问卷中,在回答问题“您在承包经营的林地上是否愿意投入”时,有30户回答“愿意”,占有公益林样本农户的28.85%,74户回答“不愿意”,占有公益林样本农户的71.15%。经开放式问卷调查,初步发现不愿意在承包经营的林地上进行投入的原因多为:林业没收入或收入较低,投入资金不值得;家庭缺乏资金,难以扩大投入;公益林在经营活动中受到政策限制;公益林不用投资,任其自然生长就行。进一步参照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农户对集体公益林的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农户自身因素: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农户生计因素:家庭总收入、林业收入。农户生活环境因素:家庭林地面积、林业投工量、农户森林管护类型。为了分析南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投入意愿的影响,加入“林改对家庭收入影响”这一因素。根据研究目的,将农户对集体公益林的投入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影响农户投入意愿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变量特征描述见表1。建立如下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

    3.2模型估计

    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104户农户的截面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估计。从估计结果来看,伪决定系数(Nagelkerke R Square)为0.617,说明模型对数据的的拟优合度较好,因此认为该模型拟合程度良好。表2给出了估计系数,Wald统计量,发生比例的估计结果。其中发生比例可以测量解释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给原来的发生比所带来的变化。从表 2 估计结果看,家庭总收入、家庭林业收入、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户投入意愿的选择影响显着,其它因素对农户投入意愿的选择影响不显着。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家庭林业收入在0.01水平下,对农户是否愿意对公益林进行投入有显着影响,估计系数为1.4130,Exp(B)=4.1082。说明家庭林业收入越高,农户对公益林愿意投入的概率越大,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林业收入每增加1%,农户对公益林愿意投入的发生比是原来的4.11倍。这与实际调查相一致,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农户选择对公益林投入的意愿来自于投入产出的比较,正如调查中林农所言“林业没收入或收入较低时,投入资金不值得”。当家庭林业收入较多时,林业的投入产出比相对较大,农户林业收入的增加会促进林农提高对林地的投入,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家庭总收入在0.1水平下,对农户是否愿意对公益林进行投入有显着影响,估计系数为0.9512,Exp(B)=2.5889。说明家庭总收入越高,农户对公益林愿意投入的概率越大,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总收入每增加1%,农户对公益林愿意投入的发生比是原来的2.59倍。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庭总收入是农户林业投入的根本。农户家庭总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当还不能满足林农的衣、食、住、行基本需要时,对公益林的投入只能是纸上谈兵。据调查数据,样本农户的平均家庭总收入结构中林业收入占 7.26%,农业收入占37.27%,养殖业收入占 21.31%,其它收入占 33.70%(其中打工收入24.42%)。由此看出,农户家庭总收入结构中农业收入最高,打工收入次之,而林业收入最低,说明样本农户家庭总收入依然依赖于农业收入与打工收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样本农户中有71.15%的农户不愿意对林业进行投入。

    第三,户主文化程度在0.05水平下,对农户是否愿意对公益林进行投入有显着影响,估计系数为0.7024,Exp(B)=2.0186。说明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对公益林愿意投入的概率越大。林农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高低一方面与宣传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林农所受教育程度相关。林农文化程度越高,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会更强,会更愿意经营生态林(张小迎、冷小黑,2010)。另一方面,林农的文化程度越高,接受外界知识的能力就越强,例如可以通过自己阅读相关书籍等获得相应的知识,进行林下资源经营等。因此,模型中文化程度越高时,林农对公益林愿意投入的概率会越大。

    第四,调查的样本农户中公益林的补助收入均为零,因此模型分析中没有涉及到这一因素。但并不说明生态补偿对林农的投入意愿是没有影响。张小迎(2010)指出,目前的生态补偿金额远低于农户的预期,仅有的补偿资金远不能满足生态林的经营管护。因此,现有的生态补偿不能在公益林的经营管护中体现出应有的作用。

    第五,经过建立模型分析发现,“林改对家庭收入影响”这一因素对农户投入意愿影响不显着,侧面反映了南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对农户投入意愿没有显着影响。具体原因解释如下:样本区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均完成于近几年(武隆县2006~2007年,玉龙县2007~2008年,会理县2009~2010年),配套改革措施尚未跟进,因此调查问卷“林改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中,85.71%表示收入没有变化,8.44%表示收入增加,5.84%表示收入减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收入”对农户是否愿意对公益林进行投入有显着影响,而“林改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对农户是否愿意对公益林进行投入却没有显着影响。分析结果进一步说明,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后,国家对现有的林业政策没有做出应有的调整或创新,林农经营行为仍然受林改前政策的束缚,短期内即使确权农户的投入意愿也不会受到影响。

    4讨论及建议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质就是要解决集体林中产权不明晰、经营主体不落实、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使林农的林权得到体现。然而,对具有公益林的农户而言,将由林农个体承担公益林的经营管理责任,而公益林的外部性特点,却限制了林农对公益林的充分利用,公益林保护与利用矛盾突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农户对公益林投入意愿的因素主要以农户的林业收入、家庭收入等为主,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政策在短期内对农户投入意愿没有显着影响,长期下去对农户投入意愿是否有影响还有待证实。据调查数据,样本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中林业收入所占比重较小,样本农户的平均家庭总收入结构中林业收入仅为7.26%,因此,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对提高林农对公益林的投入意愿具有一定作用。鉴于此,提出以提高农户林业收入等措施,促进公益林建设的建议。

    4.1完善公益林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