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厂长述职报告例1

让劳模代表深入车间班组巡讲“劳模精神”

面对钢市的寒冬，涟钢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发全体职工的奋斗激情，引领企业在逆境中“突围”前行。涟钢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汪俊适时提出：工会组织应做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做职工积极性的调动者，做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组织者。

根据这一要求，涟钢工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围绕企业当前生产经营的中心任务，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感染力强、号召力大、振奋人心的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宣扬劳模精神，用劳模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唤起全体职工崇尚先模，追赶先模的意识，感召和激励公司广大职工立足岗位，为企业扭亏脱困作出自己的贡献。

为扩大此次活动的宣传效果，涟钢工会从建厂五十余年来获得过全国、省、市、企业劳模称号的历届劳模中挑选出10名代表，组成劳模精神巡讲报告团，开展“追寻劳模足迹，弘扬涟钢精神，担当企业解困振兴重任”主题宣讲活动。

5月21日至31日，在涟钢工会的组织下，劳模事迹报告团分赴各二级单位进行宣讲，与职工面对面交流，讲经验，谈感受，共组织了一线职工、青年职工、女职工、机关人员专场19场。

据了解，此次上台的报告团成员，都是历届劳模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大多来自生产一线，有的从未在公司的讲台上发过言，普通话也不太标准；有的还带有很浓的乡音，担心自己的汇报职工们听不懂。组织此次活动的工会干部们一次又一次地鼓励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辅导他们。劳模们为了搞好这次报告会，认真对待每一次练习和试讲，他们中有的下了夜班参加训练，有的嗓子发炎了还坚持一遍又一遍熟读稿件……

仅用了3天时间，这些劳模们就鼓足信心走上了讲台。

73岁的全国劳模张良庄是劳模报告团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老一辈涟钢人如何在一片黄土岗上用肩扛手提白手建起一座钢城的故事：“1958年的涟钢，还是一片荒山黄土，我们住的是茅草棚，吃的是瓜菜粮，每天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靠手扒肩挑，硬是凭着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挺了过来！结束了湖南省用木炭炼铁的历史，填补了缺钢、铁、材的空白。”

从技校生成长为中南大学软件工程研究生，并指导研究生开展工作，在各级技术比武中总能载誉而归的陈奇福告诉听报告的职工们，倔强和不安分的他在14年间换了8次岗位，每次他都要求换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不理解的人说他脑袋灌了水，其实他是去学习新的技术。因为，他坚信逆境出人才，艰苦的环境最能磨炼人的意志，激发人的潜能。

用“劳模墙”上展出的千余名劳模“群像”激励职工

涟钢工会根据公司党委、行政的部署，组织完善了建厂50年来的劳模档案，以劳模所获等级（全国劳模、省部级劳模、市劳模、公司劳模）为主线，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挑选出各具代表性的人物，将他们的简要事迹和照片，编辑成“劳模—钢铁脊梁”大型图片宣传栏，集中在青山文化广场的文化墙上展出，以先模人物的感人事迹，升华职工对劳模的敬仰和追求，大力讴歌劳模精神。

据介绍，在涟钢文化墙上“展出”的劳模共有1033人次，其中，全国劳模7人；省、部级劳模22人；市级劳模18人；公司级劳模986人次。

工会还挑选出各时期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劳模，组织文学爱好者对劳模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进行深入采访，深刻描述出劳模在平凡人生中所干出的不平凡业绩，诠释劳模的无私奉献精神。同时，工会还组织编印“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劳模优秀事迹《索桥》专刊，发放到基层班组，激发职工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工作热情。并在《索桥》上开辟“劳模风采”专栏，定期刊登劳模故事和反映劳模风采的专题文章。

此外，涟钢工会还组织企业中的摄影爱好者，走进劳模的生活，用镜头记录下劳模辛勤工作和精彩生活瞬间；通过艺术的手段创作出音乐、舞蹈、情景剧、小品等不同类型的节目，举办“工人伟大，劳动光荣”追寻劳模足迹专场文艺晚会，充分展示公司劳模的风采。

记者在现场看到，“劳模墙”上的展览分前言、后语，全国劳模，省、部级劳模，市级、公司级劳模等四个板块。

一张张亲切的面孔，一个个熟悉的劳模名字，一段段生动的事迹，让前来“劳模墙”参观的职工们为之动容。

在“劳模墙”上“出现”的劳模中，有父子劳模，也有夫妻劳模。王积福、王如意两人的名字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

今年84岁的王积福在当年艰苦的环境中以厂为家，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回忆起刚进厂时的情景，他仍记忆犹新：“1957年，没有一条路走，当时，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路，我是一个分队长，晚上要做到12点，早上4点钟就起床。”工作25年中，王积福有24年是在厂里过的年，正月初一就上班。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儿子王如意和父亲王积福分到了同一个单位，在父亲的精神感染下，他励志要当一名好工人。在后来的工作中，王如意以厂为家，从内心爱护涟钢。即使是调到供应处开车，王如意也把开好车当成了他为涟钢服务的全部，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父亲王积福连续8届被评为劳动模范，而儿子王如意也连续5届被评为劳动模范。

用劳模精神为企业解困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听了劳模们的巡讲，职工们深受劳模精神感染和鼓舞。涟钢各二级单位和机关部门积极开展“我向劳模怎样学，我在岗位怎样干”的职工大讨论和“劳模精神落实在岗位、见效于行动”的比学赶超活动，进一步激发出职工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意识。

涟钢能源中心发电三车间的岳玉琅，是一个大学毕业后进入涟钢的青年职工。当天，在听完了劳模们的事迹报告会后，他难掩激动之情：“作为从学校出来不久的青年大学生，看到涟钢一段时间内陷入困境，自己也曾动摇过，产生了离开涟钢的想法。听了这些劳模们的报告，自己感到很惭愧，觉得自己有些好高骛远，今后我一定好好向劳模学习，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也能像他们一样，站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劳模们的事迹让岳玉琅重新燃起了向往涟钢美好未来的希望。

炼钢厂长述职报告例2

故事要从1914年讲起。这一年，袁世凯还当着大总统。5月里，40岁的瑞典人安特生踏着春光来到北京。对于中国人来说，安特生可不是位等闲人物。中国20世纪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周口店猿人遗址、河南的仰韶文化等等都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此时安特生来中国，是作为地质学家，具体说，他是当时中国民国政府农商部正式聘请的矿政顾问，来帮助中国人寻找矿藏。

小小红色“染料”引出铁矿大发现

当时在北京有另一位来自丹麦的矿冶工程师，名叫麦西生，就在他的寓所里，安特生看到了一些深红色的“染料”，安特生是个识货的人，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染料”恐怕是种矿石。

原来，就在几个月前。农闲季节常有在北京街头做小生意的农民，麦西生就看到了那位背着篓子操河北宣化口音卖“染料”的农民。以自己的专业知识，麦西生看出这“染料”恐怕是某种矿石，他买下了一些回家去化验，发现果真是一种含量甚高的赤铁矿。

不敢怠慢，麦西生立刻想知道这矿石产自哪里。于是他又到街上转，结果又找到了卖染料的人，一打听，原来这东西产自北京往西100多公里的龙关山。

事后过了90余年，2010年，关续文在他那本《首钢史话》中重现了这个场面：民国初年，初冬的北京街头，嘈杂混乱，一个背着篓子叫卖红色赭石染料的农民身后，却尾随着一个碧眼直鼻白皮肤的外国人，在那个政权更迭动不动就兵戎相见的年代，引得街上人们一片惊愕……

这颇为传奇的发现，对于安特生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运气。他马上安排助手与麦西生前往龙关山察看，接着他又同地质调查所的技师新常富等人一起亲自前去踏访，发现在龙关、辛窑堡一带确实有一个巨大的矿层区，储量达1亿吨，“那是个富铁矿，矿石含铁量在46%到56%之间，都可以直接投到炼铁炉里冶炼的”，《首钢史话》的作者关续文介绍说。

发现铁矿的消息报到北洋政府，引起轰动。袁世凯在忙着与国会议员们玩猫捉老鼠的政治游戏、一步步迈往“洪宪皇帝”宝座的间隙，还抽空发了安特生一枚“三等嘉禾勋章”，以示嘉奖。

当时最早向北洋政府呈文要求开发龙关铁矿的，是陆宗瀚。此人并不有名，但他的哥哥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名人――前驻日公使陆宗舆。陆宗舆参与了与日本的“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后来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一道被学生们列入要求严惩的“三大汉奸”。不过在1916年时，陆宗舆刚刚从驻日公使任上卸下，后来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他那时名声没那么恶，在民国初年，政坛人物与商界大佬间的身份来回转化也是寻常景象。

陆宗瀚是在1916年6月向政府提出呈文的，他在报告中说，要集资100万元，组建龙关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先采矿，再办炼厂。但是在这一年，中国的政治风云实在变幻多端，袁世凯因称帝病亡，代行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琪瑞正忙着派系权争，另一面还要对付张勋的复辟行动，哪里顾得上龙关山的铁矿？呈文递上去就没了下文。

一战风云催生钢铁业上马

1918年的时候，安特生与新常富等人又一次前往龙关勘查。当他们出了麻峪口进入宣化境内时，忽然发现前面路边站着数人，一个个手拿石块交头接耳。安特生他们正不知所以，那持石者前来说道：我们正在这里等着“献矿”呢！

你不能不承认安特生真是好运气。那些红褐色的石头果真就是很好的赤铁矿矿石。此后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后来到了烟筒山，翻山越岭历经了十几天颇为艰辛的现场勘察，终于搞清楚了，这里又是一处面积巨大的铁矿藏，含铁量平均为48%，与龙关铁矿同属一个矿床，安特生在给北洋政府的报告中写道：“其矿产之美富不亚于凤凰山、龙关、秣陵、大冶诸处，实为最近发现唯一之大铁矿。”

安特生的报告来得正是时候。此时今非昔比，中国的政要大佬们，正摩拳擦掌地想办铁矿呢。在那个年代，中国没有纯粹的矿业工业史，矿业发展必然与政治史和国际风云紧密相连。

1918年国际上发生的最大的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到了第五个年头。

中国是在1917年宣布了加入协约国一边对德宣战的。不过，战争带来的经济上的直接影响，是铁价暴涨。看到此种行情，又有徐绪直等人对陆宗瀚开办龙关铁矿的报告旧事重提。这位徐先生不是别人，乃北洋元老、担任过一届民国总统的徐世昌之子。徐绪直向政府打报告说，现欧战方酣，铁价日昂，国内主要铁矿正宜乘时开发，以辟富源。他建议交龙关铁矿公司改为官商合办，资本增加到200万元。到1918年2月，报告被政府批下来了，3月16日颁下“大总统令”：派陆宗舆为该矿督办。

陆宗舆是在这一年的6月16日读到安特生的《烟筒山铁矿勘查报告》的。已经当上“龙关铁矿公司”督办的他，当即向农商部提出要求，将烟筒山铁矿划入龙关铁矿公司并案办理，最后获得批准，公司更名为“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于1918年7月18日宣告成立。

官商大佬们的盛宴

办铁矿，第一需要的就是资金，以当时中国的贫弱，钱从何来？既然这是一个官商合办的公司，于是公司简章上就约定，由官方与商界各出一半，共集资500万元。

官股250万元来自农商部和交通部。农商部既然为统办，需要承担128万元；交通部以后要依靠该公司所产的钢铁来制作铁轨，于是要分担122万元。

商股的250万元，都是私人出资。1919年3月29日陆宗舆在家中花园召开股东会，他向与会者们报告说：公司的计划是，建立一座大型炼铁厂，估计利润率会在27.2%；炼铁废料等可以生产水泥，利润率会在50%-75%之间；还会建炼钢厂，估计利润率可达46%。三大主要项目平均下来，利润可达41%，比当时利润最高的本溪煤铁公司还要前景光明。

于是拥有“龙烟”的股权成了1919年时中国政界商界巨头们风头最劲的事。

研究者郑连明根据他掌握的史料，整理出一份“龙烟”的主要股东名单。它简直涵盖了当时北洋政界商界的主要风云人物。他们不是政要本人，就是政要的家人，这样以官方身份大规模参股持股商业性公司，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想象。

这样，来自私人的商股共计140户，筹集到了230万元。股东们主要都集中在大官僚和大银行家这些权势人物上，当时的中国恐怕也只有他们才拿得出钱。从中也可看出他们确实对龙烟铁矿的前景充满信心，认为它可以一本万利。

选址石景山：首钢历史开启

钱有了，政府也批准了，矿石也从矿山采出来了，下一步的就是选择冶炼厂的地址了。

“炼铁厂的选址，有‘就红’（矿石产地）和‘就黑’（煤炭产地）之争，更要考虑交通、地势、垃圾处理等等因素，难度非常大，最初一共考虑过宣化、石景山、天津、坨里、长辛店、卢沟桥、通州和丰台等九处，最后才选定在石景山。”关续文介绍说。

最后大家都同意把炼厂选在北京西部的石景山。在陆宗舆起草的《龙烟铁矿公司股东会报告书》中，讲述了其中的理由：这里地势较高而且宽阔，基岩地层坚固，有座青石山恰可以承受建高炉的压力。所需的铁矿石，可以由京绥路从北面运来，而炼铁所不可少的另一种配料石灰石，附近的将军岭就有出产，用水，可以从这里的永定河中汲取。炼成之铁走京奉线运至天津外销，也是极为便利。还有，人们又得知“京师华商电灯公司”马上就要在石景山的北麓兴建，电力来源的解决也极为方便。官员们还考虑到这里地处京畿，战时安全也容易保证。让人比较担忧的还是煤炭来源似乎不那么有保证。陆宗舆倒是想得比较开，他说：“公司在与京绥铁路接近的蔚州，觅得一煤矿……适合炼厂之用。但为本厂目前制炼计尚不及时，故于该煤未能供应之前，暂以沿京汉路出产之煤如井陉、磁县、临城、六河沟等处，皆与之订有优惠合同取求甚便……”

石景山炼铁厂的位置就这样确定下来了。这一决定，奠定了首钢――日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的最初根基。后来石景山铁厂发展成石景山钢铁公司再到如日中天的首都钢铁公司，实际都是从1919年的这一天开始的。

1919年9月，石景山炼铁厂破土动工。那座海拔20多米高的青石山被凿平，从美国购来的炼铁炉就建在这之上。这座可日产250吨的炼铁炉，连同热风机、锅炉等都是从美国贝林马雪尔公司订购，用关续文的话形容，整套设备皆“世界先进，亚洲一流”。

除了打好炼铁高炉的地基，石景山炼铁厂还挖掘了原料地沟，修建了厂内的铁路干线，建设办公用房与职工宿舍等，当1921年美国的设备陆续运到时，关续文说，此时“炼铁厂的筹建工作已完成80%”。而就在这时，“龙烟公司”没钱了。

资金链断：命中难逃之劫?

龙烟公司当初是筹集500万元开办起来的，听起来这笔资金不算少，但实际要应付开发烟筒山铁矿、将军岭石灰石矿并建一个日产250吨的炼铁厂，这笔钱还远远不够。龙烟公司的督办陆宗舆这时调动了自己的全部能量。

在1919年这个年头，陆宗舆可以用“焦头烂额”来形容。点名要打倒的三个大卖国贼，他是其中之一，并且在该年的6月被徐世昌宣布撤销他的币制局总裁的职务。不过这些政治风云，似乎对于陆宗舆在实业界的运作发展并不构成实质的影响。

作为日本通，陆宗舆想到的挽救龙烟之策就是从日本借钱。1921年，陆宗舆跑了趟日本，9月返回后，向龙烟公司董事会提出向日借款的合同草案，以龙烟所有财产做担保，拟向日本东亚兴业借款180万日元。为此，龙烟铁矿所有技师、会计聘用日本人稽查，每年需向日方交铁砂10万吨，生铁4万吨。这个借款合同被报纸披露以后，正打在中国人最敏感的心结上，当时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这是一个卖国的协定，是把中国的矿产拱手出让，国会议员向农商部提出质问，农商部急忙声明：“报载龙烟公司督办以公司抵借日款，并以承受矿砂为条件各节，并未据该公司报部有案，无论对内对外当然不能发生效力。”

除了向日本人借款，龙烟还想过向“四国新银行集团”（包括英、美、法、日四国）申请垫款120万元。起初该银行集团也表示愿意共同投资，但却迟迟不见行动，直至1924年时，银行集团以“董事意见不一”为由，取消了投资成议。

炼钢厂长述职报告例3

曾经的下级让他成了“俘虏”

朱文清原是马钢股份公司二钢厂的职工，上个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系马鞍山华清科工贸有限公司、马鞍山市江友冶金工业材料有限公司和马鞍山金科特种涂料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或实际控制人。他与施雄梁的交集最早开始于二钢厂时期，施雄梁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二钢厂工作，直至成为二钢厂的厂长。

2002年的一天，朱文清找到施雄梁，提出想向马钢股份公司供应泡沫渣抑制剂。施雄梁当即表示，只要你能试制出泡沫渣抑制剂，他就会给技术中心和钢厂打招呼。泡沫渣抑制剂在炼钢上使用，可以防止钢水喷溅，减少钢铁量的消耗，因此是炼钢重要的辅料之一。如果能拿下马钢这样的大单，当然意味着滚滚财源。

不久，朱文清果然试制出泡沫渣抑制剂，施雄梁也不食言，他随即向三钢厂厂长邱某打招呼，要求在三钢厂炼钢时首先使用泡沫渣抑制剂。邱某表示同意，并向马钢股份公司的技术中心打报告申请使用。技术中心接到申请后，还必须经过初步试用、扩大试用、专家评审等程序，才能让朱文清的产品被正式使用。由于施雄梁分管技术中心和质检中心，同时他又是马钢股份公司的总工程师，在施雄梁的关照下，朱文清的泡沫渣抑制剂很快就走完这些程序，施雄梁也在专家评审报告上签了字。

自2002年年底正式供货，到2008年年底马钢股份公司停止使用泡沫渣抑制剂，朱文清的这一产品基本上是畅通无阻。当然，也有出问题的时候。泡沫渣抑制剂在一钢厂使用过程中，有职工向厂长反映朱文清的产品不好用，没有起到防止钢水喷溅的效果。朱文清为此找到施雄梁，由施雄梁出面多次请相关人员吃饭，并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终于把职工反映的问题压下来，摆平了。

朱文清何以在施雄梁那里这么吃得开？除了两人私交不错的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在他费尽心机的围猎下，施雄梁几乎已经彻底成了他的“俘虏”。

张某自2001年起就担任施雄梁的秘书，朱文清通过施雄梁认识张某后，每次请施雄梁吃饭、娱乐，一般都会把他叫上。加之平时也经常给张某送这送那的，渐渐地张某就成了朱文清的“眼线”。有了张某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渠道，朱文清“围猎”起施雄梁来就更加得心应手。机会一旦来临，朱文清便直接找上门去施之以贿。

2003年，施雄梁在马鞍山某小区的房子要装修，朱文清便帮施雄梁找了个装修队，并为他支付了工费、电线、水管费等费用8万元。2007年8月的一天，朱文清得知施雄梁女儿考上大学，就以祝贺其女儿考上大学名义送给施雄梁现金20万元。2012年元旦，施雄梁搬入了上海浦东的新居，朱文清赶到上海，以祝贺乔迁名义送去1万元现金。两个月后，又以资助其买房子名义，送给施雄梁现金40万元。2012年5月，施雄梁在浙江临安为其母亲做90岁大寿，朱文清得知后赶往临安，送给施雄梁2万元港币。同年12月1日，朱文清听说施雄梁马上要去临安过生日，便向施雄梁提出在马鞍山给他祝贺60岁生日，并在当天晚上一场小范围的“生日宴”上送给施雄梁2万元港币。

至于逢年过节，本身就是再好不过的借口。据一审法院认定，2000年至2014年春节前，15年间的每个春节、中秋节前，朱文清都会去给施雄梁“拜节”，先后29次累计送给施雄梁人民币8万元、港币15万元及购物卡5万元和烟酒等。就这样，林林总总，朱文清共向施雄梁行贿88.5万元人民币、23万元港币和5万元购物卡。施雄梁案发后，朱文清因为犯单位行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把大媒人给“算计”了

和朱文清一样，黄荣平（另案处理）也是施雄梁在二钢厂的老同事、老下属，不过因为施雄梁同时还是黄荣平和其爱人的大媒人，所以两家的关系自然就更近乎一些。

2003年，黄荣平从二钢厂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于2004年三四月间注册成立了马鞍山凤山耐火材料厂。该公司主要生产耐火散装料，包括干试振动料、轻烧镁球、转炉泡沫渣抑制剂、铬质引流沙等产品，基本上都销往马钢股份公司。

黄荣平的公司成立后，一次请施雄梁吃饭，席间他对施雄梁说，自己停薪留职后办了个耐火材料厂，想生产一些适合马钢的产品，希望能得到老领导的支持。“你要生产马钢的确需要的产品，要讲信誉，把产品质量做好，我相信你小黄会把事情做好的！”黄荣平连连称是。

在黄荣平公司生产的泡沫渣抑制剂进入马钢股份公司之前，朱文清公司生产的同样产品已经被一钢厂使用好几年了。为了争得一些份额，黄荣平先是找到马钢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赵建明（因受贿已被判刑）帮忙，赵建明便给施雄梁打了个招呼。接着他又直接去找施雄梁，说自己的产品试用报告已经交到技术中心，马上开始评审，希望老领导能在评审上给予帮助。在施雄梁的努力下，黄荣平公司的泡沫渣抑制剂顺利进入一钢厂。

黄荣平深知，施雄梁是马钢股份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技术审核，其公司的耐火材料产品要进入马钢，没有他的审核签字那是万万不行的。于是2005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晚上，黄荣平提着一个装有10万元现金的黑色塑料袋敲开了施雄梁的家门。一番互相寒暄后，黄荣平把黑色塑料袋丢在沙发上便离开了。

当然，黄荣平公司对马钢泡沫渣抑制剂的供应量也从最初的100吨逐渐增加到最后的400吨，占到了马钢泡沫渣抑制剂总供应量的一半。此外，黄荣平公司生产的干试振动料、轻烧镁球等产品，经施雄梁同意也都顺利进入了马钢。“我公司2007年、2008年在马钢的业务能做到近千万元，与施雄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送钱给他，是为了感谢他。”黄荣平供述说。

2008年，马钢集团公司实行车改，要求每位领导都要带头买车自驾。黄荣平听说施雄梁打算给他爱人买一款福特两厢车，于是在请施雄梁吃饭的时候，黄荣平表示，嫂子买车，自己也要表表心意。施雄梁推辞说不用。饭后，黄荣平送施雄梁回家，并把装着10万元钱的黑塑料袋给了施雄梁。施雄梁便也收下了。

此外，2005年至2008年春节前，黄荣平先后六次以过春节、中秋节的名义共送给施雄梁人民币1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2005年年初至2008年年底，施雄梁利用职务之便，接受黄荣平的请托，为该公司生产的泡沫渣抑制剂等炼钢辅料持续进入马钢股份公司大量使用，在试用、评审等各个审批环节给予关照，多次收受黄荣平现金共计人民币32万元。

2012年，赵建明案发，黄荣平曾被纪委叫去核实情况，施雄梁担心收受黄荣平钱物的事情迟早会暴露，便以送给黄荣平女儿结婚贺礼的名义，退给黄荣平20万元。“我和黄荣平两家人关系不错，他趁拜节等时机送钱给我，实际上是感谢我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他公司的产品顺利进入马钢持续使用，我们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在接受办案人员讯问时，施雄梁终于认识到了自己被围猎的真正性质。

都是“沾亲带故”惹的祸？

围猎施雄梁的行贿人，不少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中既有朱文清、黄荣平这些施雄梁曾经的同事，因为关系比较好，平时双方就走动得比较频繁，所以送的方便、收的自在，所给予的关照看上去更“顺理成章”；也有利用施雄梁女儿的同学、其爱人的同事之类的关系“搭上线”后，通过送钱送物来慢慢联络感情，以寻求预期的利益。

孙某的马鞍山市某物资贸易公司自打2000年成立后，就一直没有做什么业务。2007年，马钢开始生产管线钢，该公司就起马钢的管线钢业务，而这正需要分管销售的施雄梁的照顾。孙某于是想到利用自己儿子和施雄梁女儿是同学这层关系去“投石问路”。2009年8月份的一天，施雄梁的女儿即将去英国读书。孙某就带着儿子来到施雄梁家，送给施雄梁2000英镑，名义上是对其女儿出国留学表示恭贺。施雄梁稍加推辞也就收了下来。

首战“告捷”，此后几年，孙某都借过春节或中秋节之机，给施雄梁送些烟酒和现金。几年下来，孙某共送给施雄梁8万元人民币、2000英镑。“我就利用（小孩子是同学）这一层关系，通过过年过节和他女儿去国外读书的机会，送些钱物给施雄梁，不断增进我和他的感情，以得到施雄梁对我销售管线钢业务的关照。”

施雄梁也很够意思，有时孙某请马钢销售部门的人员吃饭，施雄梁一般都会去参加，为孙某撑撑场面，“下面人知道我和他（孙某）关系好，自然会帮助他在马钢的生意做得顺畅”。在不懈努力下，孙某的公司成了马钢在马鞍山市的独家管线钢商。

马鞍山个体商人宋某是施雄梁爱人以前的同事，跟施雄梁的关系也不错。为了拿下马钢股份公司的瓶装气业务，宋某于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跑到施雄梁家送给他1万元人民币，请其帮助协调。后来由于马钢不用这种瓶装气，事情最终没有办成，宋某与施雄梁之间也就再无任何经济来往。

有的人和施雄梁“沾亲带故”，围猎起来靠的是“温水煮青蛙”；而有的则直截了当，裸地砸钱以“猎捕”之。

杨某是江苏省无锡市某金属材料公司负责人，上个世纪90年代，其做业务员向马钢供应耐火材料时就与时任三钢厂厂长的施雄梁认识。2008年，杨某注册成立了无锡市某金属材料公司，起初做些零散钢材生意，后来则销售马钢的窄带钢。一段时间里，马钢供应给他的窄带钢数量较少，为了让马钢能增加些发货量，他想到了在马钢股份公司分管销售的施雄梁。

炼钢厂长述职报告例4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11-0041-04

从1958年开始，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攻克难关，解决生产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在大搞群众运动的形势下，全国各地出现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趋势。辽宁是工业企业密集的省份，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尤其具有重要意义。196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指示，辽宁在原来已开始进行的技术革新基础上，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一、辽宁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初始阶段发展概况及评价

在辽宁的众多企业里，鞍钢搞技术革新的规模和声势最大，行动也最早。1959年11月间，鞍钢组织技术表演，提出大量技术革新项目。从1960年元旦开始，从矿山到炼钢、炼铁厂，从各主要生产部门到生产辅助部门都投入了这场运动。从元旦到2月初的一个月左右时间内，鞍钢职工提出革新建议10万多件，对于生产计划的完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中板厂把职工提出的700多件解决烧钢能力不足的建议搭配成套，最后综合成“双层烧钢法”，提高烧钢能力30%。初轧厂实现“轧双锭”的技术革新后，又实现了“双推”、“双切”、“双吊”、“双送”等一套新的操作技术，使全厂生产能力提高31%。鞍钢的技术革新活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注意把工人的干劲、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同工程技术人员的理论知识相结合，以解决一些重大技术问题。第二炼钢厂工人与技术人员一起创造了用185吨设计能力的平炉炼出330吨钢的纪录，而且使平炉多装、快炼、安全。

在广大职工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基础上，中共鞍山市委于1960年3月11日向中共辽宁省委和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五条经验：第一，必须不断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第三，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力协作相结合；第五，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相结合。报告还特别指出，为了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不断推向新高峰，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开展学习著作运动，用思想武装头脑。

这个报告上报中共中央以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3月22日作了批示：“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人，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以前的情形，此为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一个好报告，主张，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3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乡，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1]180-181

鞍山市委的这个报告，经批示否定了“马钢宪法”，认为鞍钢自己创造了“鞍钢宪法”，于是“鞍钢宪法”的提法被确立，并被广泛引用。

1960年3月24日，辽宁省委将的批示转到鞍山市委，当天上午、晚间和26日上午，鞍山市委常委会学习讨论和研究了贯彻批示的精神。与此同时，批示精神迅速传达到鞍钢各厂矿。4月22日，鞍山市委又经辽宁省委报中共中央和《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和指示情况的报告》。鞍山市委这个报告系统地揭发了“马钢宪法”的严重危害，指出“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斗争，既是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同资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坚持“马钢宪法”，坚持一长制，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鞍山市委的这份报告，中共中央于5月11日批示转发各大企业党委阅读。5月23日至26日，冶金部党组在鞍钢召开学习、推广“鞍钢宪法”现场会。会议对“鞍钢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作了归纳和概括，主要有五项，即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1960年7月，辽宁省委协同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到鞍山总结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批示的经验。此后，在鞍钢，乃至在全国冶金战线，都学习、宣传贯彻了“鞍钢宪法”，推动了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

在贯彻“鞍钢宪法”过程中，鞍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有了更大发展。与此同时，辽宁全省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也掀起了高潮。当时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在“”、特的形势下兴起的，但它的出现反映了工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辽宁是工业大省，它的生产建设体系担负着支援全国建设的任务。虽然大多数企业在当时条件下，其设备比其他地区稍有优势，但总体说来，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还不高；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水平更低一些。当时生产任务重，企业设备不足，劳动力不足，迫切需要使企业的生产向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四化”方向发展。实际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四化”的发展。1960年1月至2月，沈阳全市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增长10%左右，出现了301条生产自动线、联动线，节省劳动力3万多人。沈阳钢铁厂实现了土吊、火车推进器等11项重大革新，变体力劳动为机械化、半机械化，平均提高效率3倍以上，节省100余劳动力。沈阳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木工创造成功的电动割冻土机，每天可开24立方冻土，一台机器相当于原来40名工人的劳动效率。全省其他各地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也迅速发展，特别在解决变手工操作为机械、半机械化操作，变机械化操作为自动化、半自动化操作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为了推动全省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发展，中共辽宁省委、省人委于1960年4月10日召开全省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先进集体和革新者代表会议。省委领导同志在会上作了总结，提出今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提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水平，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大搞原材料生产，继续开展群众性的夺材大战；大搞企业管理革命，特别是要注意解决企业综合经营问题；大力支援农业，掀起一个规模更大的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战线全面支援农业的群众运动，从而使这一运动沿着正确、科学、全民的轨道继续前进。在代表会议上，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聘请省内92名革新家为特邀研究员，使这些工人出身的优秀革新家步入科学研究殿堂，把自己的丰富生产实践与科学理论结合起来，也给科研部门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一方向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是正确的。在代表会议上，被聘请为特邀研究员的著名革新家、刨工出身的王崇伦，冲压女工尉凤英等相继登台讲话。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全省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革新家、技术能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冲压女工尉凤英从1953年到1960年共完成技术革新107项，刀具改革后提高功效14倍，改革的冲具提高功效100余倍，曾提前434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任务。沈阳铸造厂的副总机械师张成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搞技术革新，成功地研制了自动芯卡机，提高功效10多倍。他研制的铸铁管漂浮检验机，填补了铸铁行业的空白。[1]183-184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大发展，促进了辽宁生产建设的大发展，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指标能够按时超额完成；同时也改变了企业的技术面貌。运动的锋芒一开始就指向那些占用人力多、劳动强度较高的混凝土、砂浆、钢筋、垂直运输、厂内运输、建筑、土方等方面，使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广大职工群众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实践，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高了集体主义觉悟，发扬了工人阶级的积极首创精神。在运动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革新能手”和“革新迷”，他们废寝忘食，苦干实干，几十次、几百次地坚持试验，一直到成功为止。本溪的砌砖盘就是连续试验了三百多次才成功的。许多普通的描图员、勤杂人员成了“发明家”、“革新家”。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大发展，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技术面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推动了生产组织、企业管理工作的改革，促进了文化发展，推动了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

上述情况表明，当时辽宁省基本建设部门开展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形势很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的是某些地区和单位运动发展迟缓，先进经验不能迅速地普遍地推广，有些单位仍是采取“人海战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快，脚手架放不下，夺材大战展不开，劳动力减不下来，“技术革新千千万，生产效果不见面”，施工进度缓慢。

辽宁全省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较为广泛地开展起来，在“”过程中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因而这时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不能不带有当时政治压力、群众运动一哄而起的成分，许多数字和成就也明显地有夸大不实之处。运动中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个人意志和主观能动性，也有违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现象存在。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总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其中许多重大改革、发明创造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改革人才。

二、辽宁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更高阶段

辽宁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一直没有中断过，到1961年又在技术革新的基础上，发展为全省职工技术协作运动。群众技术协作，就是在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的带动下，以老工人为骨干，自愿串连组织起来，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地帮助别人解决生产当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学习和传播先进技术经验，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它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偶然的，体现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反映了时代精神。它是产生于时代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全省工业战线的群众技术协作，从1961年开始，几年的时间，就形成了全省规模的扎扎实实、生气勃勃的群众运动。到1963年底，通过群众技术协作，全省已经拥有包括8.4万多骨干分子的技术协作大军，并且建立起遍及全省10个市的技术协作的各级组织。尤其可贵的是，群众性技术协作运动，大大增强了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意识，提高了职工的工作自觉性和主动性；发扬了不计个人得失、不辞辛苦、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增强了职工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斗志。

辽宁省的群众技术协作是由沈阳市3名劳动模范创始的。这3位革新能手是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吴家柱、沈阳拖拉机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林海丰、沈阳高压开关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吴大有。他们3人为了克服困难，更好地提高技术水平，在业余时间经常一起交流经验，研究技术，互相帮助各自的工厂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他们随后便展开了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串连，很快这种技术协作的“星星之火”，就在沈阳市工业企业当中形成了“燎原之势”。他们自发地活动了一个多月。虽然是短短的一个多月，活动的范围还不算大，却已经显示出群众技术协作运动最基本的特征：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性，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个别串连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挥集体智慧促进生产的显著效果。经常参加这项活动的骨干分子，已经由最初发起的3个人扩展到4.8万多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不辞辛苦、不怕困难、自觉自愿地互助帮学，带动与组织广大职工革新技术，传播与推广先进生产经验，解决了大量生产技术课题，对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实现增产节约和更好地支援农业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2]。

开展群众技术协作，和保证完成当时国家计划、实现增产节约紧密结合，是这项活动始终贯彻的重要原则，也是这项活动的突出特点。煤矿系统的技术协作活动，一开始就把主攻目标指向了掘进、采煤以及设备维修等重要方面；轻工、机械、冶炼系统的职工围绕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品种、降低成本等方面组织技术协作，也取得了新成就；运输部门针对有关保证安全正点运输方面解决了许多问题。据沈阳市对开展这项活动以来解决的6190多项生产技术问题分析，其中属于提高产品质量的占35.96%，增加品种的占4.13%，降低成本的占9.44%，节约原料、材料和燃料的占4.44%，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占29.21%，其他属于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占16.82%。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的技术协作运动，在各地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安排下，也日益增多[3]23。

各地各企业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精神和本地本企业的实际情况，都把为农业服务作为厂际活动的重点之一，加强了对直接为农业服务企业的技术协作。沈阳市总工会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为了帮助拖拉机修配厂做好“冬检”工作，支援春耕生产，先后组织41名具有技术专长的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到3个拖拉机修配厂进行技术协作，提出60多项解决当前生产技术问题的建议，到1963年5月已经实现20项。而据同时期本溪、锦州、营口和朝阳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属于支援农业的技术协作项目就已经实现了220多项。

这一时期，各地在技术协作中推广与交流先进经验的活动，异常活跃。全省10个市和沈阳、锦州两个铁路局，在1963年上半年通过群众技术协作的串连活动，交流、推广的先进生产技术操作经验就达4500多项。广大职工在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鼓舞下，提出了“迅速学会与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的响亮口号，出现了传播技术、研究技术、学习技术、提高技术的新热潮。他们成群结队地去听技术讲座，冒雨长途跋涉去学经验，到处寻访和六请、七请甚至是九请名匠能手的动人事例，不断涌现。据沈阳、本溪、阜新、安东（今丹东）、锦州、朝阳和锦州铁路局的不完全统计，1963年以来，群众技术协作组织举办的各种较大型的技术讲座有1470多次。仅沈阳市，先后有1.8万多人次听课，并举办了2200多次技术专题讲座。各地和许多企业适应活动迅速发展的需要，还初步建立了一些制度，按工种、行业或产品建立了专业组，并采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使这一活动既轰轰烈烈地迅速发展，又扎扎实实地巩固提高[3]36。

各地和各企业建立的专家组，少者几个，多者几十个，主要成员都是具有专门技艺的老工人，在技术协作活动中起着“技术顾问”的作用。有着这样的专业组，把同行业和相互有关联的工种的名师巧匠搭配起来，既可以更有效地突破生产关键，解决技术难题；同时通过这种形式，又可以把一些名师巧匠的活动由一时的、偶尔的、零星的串连引向经常化、计划化、制度化。对于群众技术协作活动成果的运用情况和这项活动的开展情况，许多地区和企业，都及时地进行了检查。有的则是由企业群众技术协作组织发动职工进行自我检查。沈阳市的群众技术协作组织，还组织有关人员和企业共同逐项地检查了技术协作成果在生产中的运用情况。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检查，大大地促进了技术协作活动的进一步巩固和开展。

实践表明，辽宁省工业战线上的群众技术协作活动，不仅在生产方面是一个解决生产关键问题的好办法，在技术方面是一个总结、传播和发展先进技术经验的好办法；而且，对于增强职工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高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技术协作积极分子在技术协作中不仅传授了先进技术经验，也传播了先进思想。他们为了帮助别人解决生产技术方面的难题，或者通宵达旦地苦思冥想，或者常常四处奔跑传经送经，不把问题解决总是不罢休。

参考文献：

炼钢厂长述职报告例5

1.特色教材开发的背景

目前攀西地区作为中国西南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正吸引各方企业家来此兴业，必然需要大批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目前采用的学科式教材影响了人才的培养质量，缺少合适的教材是制约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瓶颈。为了培养攀西本地企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必须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课程和教材。

根据本地产业、生源特点，教材应具有以下特色：①教材内容反映攀西特有的利用钒钛磁铁矿生产钢材、钛制品和钒制品的复杂工艺；②教材表现形式文字、图表、视频相结合，通俗易懂，适合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的攀西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③教材逻辑结构以工学结合、理实一体的项目化教材为主。

2.特色教材总体结构设计

项目化教材总体设计，包括选择项目以及项目的序化。[1]一般根据岗位工作任务分析，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选择项目。作为相关厂的主体专业，冶炼、轧钢等专业的课程体系需要覆盖多个不同产品的工厂，一门专业课程又要覆盖工厂不同工序的多个工种岗位，包括设备操作、工艺管理、生产调度、质量控制。

按照工作逻辑确定教材总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各个项目的功能和目标如下。

（1）认识工厂：能说出工厂产品、设备、生产工艺流程、安全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部分内容。

（2）原料准备：能按照作业标准， 进行原料验收、入库、出库操作。

（3）原料加工（粗加工、中加工、精加工）：能按照作业标准，与上下游工序协调配合，进行物理、化学加工，使原料变成合格产品。

（4）质量控制：能进行半成品、成品检验，典型质量缺陷分析，典型生产故障、事故处理。

3.特色教材项目结构（体例）设计

项目结构设计就是项目化教材的体例设计，[2]设计内容包括各个项目的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的具体设计。

下面以“现代化的攀钢轨梁厂调查”项目为例来说明项目结构设计[3]。项目名称：现代化的攀钢轨梁厂调查。项目导言：火车在钢轨上的飞驰事实上是钢轨引导火车轮前行并承受车轮压力的轨道关键部件。攀钢轨梁厂是中国著名的钢轨生产厂，通过现场参观或浏览有关企业网站，可以知道钢轨和其他大型型钢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学习目标：编写有关轨梁厂产品品种规格、设备工艺、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内容的调查报告。工作任务：①轨梁厂品种规格及主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调查；②轨梁厂设备系统调查；③轨梁厂作业区调查；④轨梁厂安全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调查。项目成果示例：轨梁厂XXX调查报告（略）。

工作任务1：轨梁厂品种规格及主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调查。任务描述：轨梁厂生产的产品包括钢轨、型钢、方圆钢三大类，各类生产工艺流程不同。任务分析：用word撰写符合任务书要求的调查报告。调查方式有工厂现场调查、电话调查、网络调查等。相关知识：①调查报告格式；②轨梁厂产品分类；③典型产品特征、规格、用途、技术要求；④典型产品生产工艺流程。任务实施：观看有关视频、图片和文字资料，结合工厂现场感性认识，提取有用信息，用word撰写符合任务书要求的调查报告，小组抽签答辩。

工作任务2：略。拓展提高：①技术标准解读。②产品缺陷特征。练习：有关轨梁厂产品的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或问答题。项目评价：评价表格式如下。

4.结论

过去出版的职业教育教材大多没有教材设计环节，缺少对教材结构的研究，在教学实践中实在不方便师生使用，影响了教学效果。本文对攀西特色教材结构做了一些研究和探索，材料生产类教材可以借鉴。

参考文献：

炼钢厂长述职报告例6

二、高炉炼铁和电炉炼钢的出现

1920年，保晋公司创办了保晋铁厂(即阳泉铁厂)，建立高炉，用现代化技术工艺炼铁，结束了用土坩埚炼铁的历史，但产品单一，有铁无钢。1926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建了育才炼钢厂(后与育才机器厂合并，称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即今太原矿山机器厂)，从德国引进一吨半的电炉，冶炼工具钢、模具钢等特殊钢，开创了我省炼钢之先河。但是由于产量小，而且有钢无铁，更没有大型钢胚和轧钢设备，不能轧制铁路钢轨等各种钢材。当时，我省军需、民用钢材，全靠进口，价格十分昂贵。因此，阎锡山在制订“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时，即将建设一个从采矿、炼焦、炼铁、炼钢到轧钢的联合钢铁厂列为重点工程，决意筹建炼钢厂(即今太原钢铁集团公司前身)。

三、筹建西北炼钢厂

1932年1月，西北实业公司筹备处成立，同年6月又成立了炼钢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炼钢筹委会)，从太原、阳泉各厂抽调曾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冶金技术专家担任委员，郑永锡、董登山、张增、唐敬亭、赵铮、柴九思6人为执行委员。为了便于亲自掌握炼钢筹委会的工作，阎锡山特将筹委会办公处设在省政府前院东楼办公，在他的主持下每周开会两次，讨论研究建厂的规模、资金、厂址、设备等问题。初步规划建设一个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投资概算为500万元(实际增至800万元)，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投资之多，为西北实业公司所建30多个厂矿之冠。在当时每斤面粉不过4、5分钱的低物价水准下，阎锡山竟舍得以一省之力花费800万元巨额投资，利用“煤铁之乡”的有利条件创建炼钢厂，在一定意义上不能不说是个具有远见的大胆决断。

在讨论厂址选择的问题时，开始有人提议设在阳泉。曾在阳泉铁厂担任过化验科科长的梁海峤工程师认为，阳泉的铁矿为窝子矿，蕴藏量也小，又没有炼焦煤，水源也很缺乏，而太原东西山都有煤铁矿藏，水源也不缺，又是省会中心城市，交通方便，立广条件理想；而且，建在太原，还可为省城增光添彩。此意见正合阎锡山的心意。阎锡山认为，阳泉远离太原，不便掌控，而设在太原，就在他眼皮之下，好掌握，于是就决定建在太原。后经筹委会技术人员深入太原城郊调查研究，最后决定将炼钢厂建在太原城西北的古城村(今尖草坪区古城街)，占地300亩。该村距太原大北门2公里半，西临汾河，东靠同蒲铁路，北为飞机场，引水、排水和运输都很便利，南侧不远，即为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机车厂、西北铸造厂和西北窑厂等，便于与炼钢厂协作互助。另外，他们还请澳大利亚专家就水源问题作了勘测肯定。

钢铁联合企业因为是不间断的连续生产，要求必须有炼焦煤、铁矿石、白云石、镁砂和耐火材料等原材料源源不断的可靠供应，为此，炼钢筹委会派出技术人员分赴湖北、河南、内蒙和本省各地进行了资源调查，并在我省拟建数个煤矿、铁矿，扩建西北窑厂。不仅如此，为了建设一个起步高、技术先进的炼钢厂，阎锡山还亲自点名，派两路人马分赴国外考察世界各国钢铁工业现状。

一批是1933年6月，阎锡山派郑永锡、唐敬亭和柴九思3人先后到德、法、英、美、比利时和瑞士等国家考察，其中在德国考察时间较长。他们拜访了柴九思留德时的老师、德国高等工业学校冶金系主任马太逊教授，以及曾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设计钢铁工业的主设计师普培。普培建议道：“建钢铁联合企业越小越不上算……最好搞个中型的。”考察人员还参观了德国数家钢铁企业。在参观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时，他们与该公司代表德瑞森博士洽谈了厂区总体设计问题。德瑞森表示，必须来太原实地考察后才能考虑设计总体方案。后来，该公司派恩格巴赫来西北炼钢厂出任总设计师，在我方工程技术人员协助配合下，编制了各车间的布局安排、原材料的进口区、产品出口区、公路铁路交通网、钢渣倾倒处以及将来发展、扩充余地等全厂总图。

另一批是1933年10月，阎锡山派梁海峤、沈香士、李铭元和仇牟章4人前往日本考察。梁海峤请他留日时的老师联系参观一些钢铁企业，均遭厂方拒绝，他们怕中国人掌握了冶炼钢铁的技术。后经沈香士请设在日本的德国洋行帮忙，让他们4人混迹于德国商人中间，才得以参观了八幡制铁所和釜山钢铁厂。参观中，日本工程师概不回答问题，厂方还派有两个带枪的日本人跟踪监视，把参观人员视若盗贼特务，极不友好。这次考察日本的唯一收获，是李铭元托白本同学买通日本浅野铁厂、川崎造船厂的两个日本工程师，私下定购了120吨高炉的设计图纸，花了2万元。

1934年3月，分赴欧美和日本的考察人员返回太原。阎锡山在听取了他们韵汇报后，根据本省情形，拟定了西北炼钢厂的建设计划。

四、建设中的西北炼钢厂

1934年4月，西北炼钢ViE式成立，同年8月破土动工。阎锡山委任郑永锡为厂长，董登山为副厂长。郑永锡，字恩三，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工学院，后留学英国雪菲尔大学专攻冶金，20世纪20年代曾任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化炼科科长、太原育才炼钢厂厂长，解放后任山西文史馆馆员。董登山，字峰仙，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工学院，后留学美国专攻冶金，20世纪20年代曾任太原兵工厂核计处处长。

西北炼钢厂除厂本部设有职能科、室、所机构外，生产车间有下列5部：

1、炼焦部。主任王昂，字青云，留学日本，曾任井陉矿务局炼焦厂技术员。该部的主要设备有洗煤设备、36孔炼焦炉设备和副产品回收提炼设备。除洗煤设备由我方制造、安装外，炼焦炉图纸和焦炉及副产品回收提炼设备均由德国享泽尔曼公司提供。是时，西北窑厂(今太钢耐火材料公司)已开始生产耐火砖，我方已备好了砌焦炉烟道烟囱用的耐火材料，可是德国人试验说我方的耐火砖耐压不够，坚持连设备带耐火砖一起卖。在此情况下，我方只好屈从。阎锡山生气地说：“我还得到德国担水去!?”当时山西共有汽车约700辆，要引进德国提炼汽油的设备，必须引进全套炼焦设备，故阎也无奈。

炼焦部日产焦炭240吨，副产品有肥料、煤焦油、汽油等。日军占领太原后，汽油提炼设备即被掠夺运往日本。

2、炼铁部。主任张增，字益卿，留学英国，曾任保晋公司阳泉铁厂厂长；工程师梁海峤，留学日本，曾任石家

庄炼焦厂技术员、阳泉铁厂化验科科长。该部主要设备有40吨高炉(1号炉)1座及热风炉3座、120吨高炉(2号炉)1座和热风炉4座及除尘塔1座。1号高炉及热风炉由梁海峤工程师(定襄人，解放后曾任太钢分管生产的副经理，1996年病逝于北京)设计，杨焕章机械工程师助之，所需耐火材料由西北窑厂生产供给。2号高炉设计图纸从日本买回，耐火材料从日本进口。两座高炉和7座鼓风炉炉身及除尘塔塔身所用的钢板约2000吨从法国进口，由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机车厂(今太原机车车辆厂)、西北汽车修理厂(今山西汽车厂)等单位加工卷制铆接吊装而成，没有聘用一个外国工程技术人员。

炼铁部日产生铁160吨，其中1号高炉所产40吨供铸铁用，2号高炉所产120吨供炼钢用。

3、炼钢部。主任唐敬亭，字子肃，留学美国；副主任李铭元，留学日本，曾任太原育才炼钢厂技术员；工程师沈香士，留学英国。该部主要设备有30吨平炉2座、2吨煤气炉6座、10吨白云石炉1座。厂房和平炉由褪居在哈尔滨的俄籍教授斯克拉道夫和鲍大连设计，大部分设备由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广、西北铸造厂等单位制造安装。部分设备进口，如50吨注钢用悬梁起重机、35吨钢水包和钢锭模等。

炼钢部日产钢锭240吨。

4、辗钢部(即轧钢部)。主任柴九思，宇彼棣，河津县人，留学德国(解放后曾在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工作，后调唐山钢厂)。该部主要设备有650中型轧钢机一套，包括三重轧机3架和轧机前升降设备及5000马力特大型电动机等。厂房、生产规模和对设备的各项要求，是柴九思独立设计的，德国德玛格公司据此提供设备。安装时，德国人素尔茨随机带装配图前来。素尔茨看不起中国人，有一次，他在架子上指挥安装，因架子不牢固摔下来，工人笑他，他竟脱下鞋来砸工人。在场的柴九思很恼火，上前对他说了几句责备的话。素尔茨不但毫无歉悔之意，反而罢工不上班，想为难中国工人，将柴九思一军，没想到柴九思继续指挥安装，工人们干得很好。、一个月后，因有合同规定，素尔茨又经禅臣洋行说情回来，与柴九思握手言和，继续工作。

辗钢部日产钢材150吨。

5、工务部。主任韩屏周，字维祯，留学日本。该部下设木样、翻沙、车工、铆焊、锻压、起高吊装等工段，为以上各部制作、安装零部件及修配机具。

如上所述，由于炼焦炉和轧钢设备的主要部分我们尚无能力设计或制造，不得不进口，而且所需资金数额较大，外国洋行竞相兜售。阎锡山怕上洋人的当；又怕他任用的干部从中贪污，所以事必躬亲。他从各国众多洋行报价中筛选出德国“礼和”、“孔士”、“禅臣”三家洋行，请其代表前往离太原100多公里的五台县西汇村别墅分别住下。阎锡山亲自分别接见他们，但不急于成交。各家洋行为把生意抢到手，彼此勾心斗角，价格一降再降。住了五六天，阎锡山经过货比三家，一再讨价还价，最终与礼和洋行签订了合同。据说，礼和洋行的成交价与最初报价相差一半，放弃了数十万美元的利益，为的是给阎锡山好感，争取得到更多的合同。另外，西北电汽厂还进口了两台5000千瓦发电机，兴建了西北电汽厂古城分厂，专为炼钢厂送电。

1934年11月8日，为了拉拢阎锡山，乘机来并。9日，蒋一行赴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看望了正在病中的阎父阎书堂；10日下午，又赴太谷县拜访了孔宅，11日参观了太谷铭贤学校(今山西农大前身)，12日返并离晋。他从飞机上看到了太原城北工厂林立，特别是西北炼钢厂正在建设的景象，印象深刻。在并期间，曾与阎锡山、赵戴文多次详谈如何把山西工业建设推广于全国，他感叹东北的钢铁厂被日军侵占，汉阳钢铁厂缺乏原料停产，对山西以一省之力建设炼钢厂表示嘉佩，并透露：南京政府拟在浦口建钢铁厂，其规模与山西的差不多，完全由洋人承建，要价却高达3000万元，比山西贵得多，正在洽谈中云云。阎锡山表示：建设事业，应定方略，密计划，严督促，实考核，当赏罚；并将其所著《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送蒋，供改革参考。

后来，派浙江省财政厅长徐青甫等来太原详加考察研究。徐青甫一行返宁后向蒋作了汇报，一致认定从20世纪20年代起阎锡山大力发展军火工业，从德国引进制造大炮、机关枪等重武器的精密机器和技术，在太原兴建了一系列的机器业工厂，既能生产兵器，也能生产民品，或军民共用，机械制造加工能力很强，打下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

据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基础上对1928至1936年中国最重要工业的统计，全国机器业工人为17，065人，而西北实业公司的10个机器业工厂(西北育才炼钢机器厂、西北机车厂、西北铸造厂、西北机械厂、西北水压机厂等)共有工人6，843人，占到全国机器业工人总数的40％。再从工厂的资本额来看，全国377个机器业工厂，平均每个工厂有资本2．3万元，而西北实业公司10个机器业工厂每个工厂平均资本为52．4万元，是全国机器业每个工厂平均数的22倍还多。太原被誉为华北工业重镇，集中了一批土洋专家、工程师和管理人才，特别是太原工人素质高，吃苦耐劳，能工巧匠多多。太原拥有如此发达的机器制造工业，就不难为其他产业部门制造装备。而阎锡山的一贯做法是：凡我们自己能做的，就不进口或不请洋人做；我们一时做不了的，就重金(最高者月薪1，200银元)请洋人来，并亲手教会我们的职工为止，而后请他走人。所以，山西的建设项目如同蒲铁路和炼钢厂等工矿交通企业上马快，工期短，而且省钱，没有一个是花巨资完全由洋人承建的。

五、西北炼钢厂基本建成以后

从1934年8月西北炼钢厂破土动工建设，到1937年基本建成，并计划于同年10月投产，历时3年。辗钢部(即轧钢车间)工人在安装好的轧钢机上贴了红对联，烧了香，做好了试车的准备。炼铁部工人把1号高炉生火投产的木料都按需要长短切好待命。不料，“七七”事变的炮声，打乱了中国人民和平建设的生活，及至11月8日，日军占领了太原，西北炼钢厂落人敌手。

炼钢厂长述职报告例7

应日本公认会计士协会和日中经济协会的邀请，我们于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十九日访问了日本，考察日本企业财务管理的情况。在访问期间，根据两个协会的安排，拜会和访问了大藏省、公认会计士协会、日中经济协会、经济团体联合会，重点访问了新日本制铁公司、五十铃汽车公司、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小松制作所、川畸重工业公司和日立精机公司六个公司。由于时间短，日方准备的材料未能系统的介绍，有些问题考察的不够深入。据我们粗浅的了解，日本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有些是有参考价值的。给我们印象较深的，有以下三点。

大公司的财务管理体制高度集中

这次考察注意了解了日本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方面的情况。访问的六家公司中，除日本精机公司规模较小外，其余五家是日本著名的大公司。新日本制铁公司有八个大型的从炼铁到炼钢、轧材的联合钢铁厂，炼钢能力达五千万吨，其中三座大钢厂，生产能力都达800一1，000万吨。东京芝浦电气公司拥有三十多家工厂，上年的销售额合人民币一百亿元。五家大公司中，相对来说规模较小的五十铃汽车公司，有两个汽车制造厂，年产汽车四十万辆。上述五家大公司的管理体制分二种类型：一种是人、财、物、产、销的管理权都集中在公司，职工的招收、科级以上千部的任免、工资和奖金标准的确定、设备投资、主要原材料采购、接受订货、推销产品与核算损益，都由公司负责，工厂只是生产的执行单位，根据公司的指令和计划，组织生产，管理成本、质最和采购零星材料。属于这一类的是新日铁、五十铃和小松制作所三家。新日铁所属的君津钢铁厂，生产能力年产钢1，000万吨，这样大的工厂，折旧费都集中在公司统一使用，工厂更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要报计划，经公司审查批准后执行。在批准的投资额中，给相当于一年折旧额十分之一的机动资金，可以应变使用。在计划之外，工厂没有购置设备和建设工程的权利。

另一种类型，是所属工厂多，产品神类多，按产品把工厂分成若千个事业部进行经营，以事业部为单位核算盈亏。例如，东京芝浦电器公司有三十一个工厂，分为电波电器、电器通信、医疗机器等十九个事业部。川畸重工业公司有十八个工厂，分为造船、车辆、航空机等十五个事业部。事业部在产、供、销方面有类似独立公司的权利，但人事权和财权，仍集中在公司。在人事方面，事业部需要增人，由事业部提出计划，经公司董事会审查批准后，工人由事业部(或工厂)招收，大学毕业生由公司统一招收。科长以上千部的提升，由事业部推荐，公司审批。在财权方面，各项资金由公司集中调度使用，事业部无权向银行借款。事业部需要的流动资金，公司核定给一个数额，由公司提供贷款，收取利息。事业部由于管理不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需向公司申请追加借款。东京芝浦电器公司规定，这种借款，加倍收息。扩建、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需要的投资，事业部每年要作出计划，报公司审批。公司按批准的计划提供资伞去事业部按批准计划执行，计划外没有用钱的权利。东京芝浦电器公司虽然规定折旧费留给事业部，但要用于基本建设和设备更新改造，也得按公司批准计划执行。在批准的工程计划之外，也无权动用。

以上两种类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事权、财权高度集中。我们曾问过新日铁和川琦重工，工厂规模很大，财权高度集中，有什么利弊。新日铁的经理部长中津海先生讲：管理高度集中，可以保证最有效的使用资金，最合理的经营。十个钢厂，都希望发展，要求投资，在那个厂投资最合理，最经济，工厂不了解，公司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十个钢铁厂，有二个厂各种钢材都可以生产，其余厂生产的品种都有分工和侧重，有的适合少品种大批量生产，有的可以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在生产安排上，公司统一接受订货，可以根据订货的品种、数量和运输条件，安排到最合适的单位生产，做到高效率、低成本。如果由工厂各自接受订货，就会失去这个优势。川畸重工经理部长横山先生讲，财权集中，可以合理使用资金乃但也有缺点，事业部有依赖思想，主动精神差。在竞争激烈、市场多梢的情况下，使用资金要谨慎，集中管理是有利的。

我国正在进行企业财务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财权。日本的作法，值得我们研究参考。财权不宜放的太散，财权太散，不利于合理使用资金。对财权，可研究区别对待，属于生活福利基金、奖励基金，直接放给基层企业步属于生产发展基金(包括折旧费在内)，可以一部分放给基层企业，一部分放到公司一级。这样处理，可能既有利于调动企业积极性，又有利于合理使用资金。

十分重视会计财务工作

各公司在介绍情况时，对经营的目的讲的非常明确。私人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盈利，不盈利公司就无法生存。因此，公司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提高盈利水平而进行的。为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增加盈利，各公司都非常重视会计财务工作(日本是会计、财务工作合一，以下统称会计财务工作)，把会计财务工作当作对企业整个经营管理进行控制管理的系统，充分发挥会计财务工作在经营管理上的作用。尽管他们用人精打细算，但在配备会计财务工作人员上肯下本钱。东京芝浦电气公司的会计核算已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还配备950名会计财务人员，占公司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五(不包括电子计算机操作人员)。企业的领导人都懂得通过会计财务工作进行企业管理。兵库县经营者协会副会长滨先生讲：“不懂会计财务工作的人，就没有资格当企业领导人。”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理解他们对会计财务工作的重视程度。据六个公司的介绍，会计财务工作有以下特点，

一、通过会计财务工作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他们认为，现代化企业，规模大，大的 公司下属有许多事业部和工厂，有生产、物资供应、产品销售、技术研究、发展新产品、 基本建设、设备更新、成本和盈利等等十分复杂的管理事项。对庞大的企业，复杂的管理事项，如何进行管理，会计财务工作利用货币和计算经济效果的方式，提供了简化的、明了的综合的管理方法，即实行预决算管理。所谓预算，就是对生产、物资供应、产品销 售、技术研究、发展新产品、成本、利润和设备投资计划，以预算的形式编成。预算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在执行中按预算进行严格控制。决算就是预算的执行结果。决算同预算的 差异，各公司每月都进行分析。他们强调责任会计制，即会计要反映事业部、工厂、车间 以至班组各级的经营责任。各级都要进行预算执行结界扩险查考核，完成的好，要找出经 验，普及提高，完成的不好，耍找出原因，研究措施加以解决。他们的会计财务工作，事 后反映虽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重点是放在事前预算控制上，充分发挥了会计财务工作 的积极作用。

二、狠抓成本管理。成本管理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确保实现盈利目标。资本主义国 家企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企业要得到生存和发展，必须增强竞争能力。企业的竞争力， 主要靠产品价格低、品质好、式样新。生产成本低，价格才能有竞争力，取得超额利润。 他们抓成本管理，有以下特点：

1·经理、厂长直接抓成本。小松制作所的粟津工厂，在厂长直接领导下；有个工厂管理室，室下设七个科，有二个科是管成本的。一个是成本管理科，有9个人，专门搞成本计划管理。另一个是价值工程科，是专门调查、研究、分析降低成本的途径、方法、有七个人，都是技术人员。日常的成本核算、分析管理工作，由总务部会计科负责。五十铃汽车公司，有一个直接归总经理领导的办公室有122人，主要是搞经营规划的，其中63人是搞成本规划、管理和搜集成本情报的，多数是工程技术人员。日常成本核算、管理，另由成本科负责。

2·重视成本的事前管理。事前管理着重抓成本规划、产品设计和试制。这个环节的工作抓好了，以后生产的成本管理献比较容易了。要生产一种新型号的汽车，根据对国内、国际市场相同类型的汽车进行分析研究，确定一个有竞争性的销售价格。销售价格减去合理的利润，作为进行生产的目标成本。目标成本交给设计、技术、生产和供应等部门进行具体设计和落实。如果达不到预定的目标成本，就进一步研究改进设计，力求改进技术，提高材料利用率，采用廉价的代用材料，降低材料、协作件的采购价格，提高生产率，务求达到目标成本。达到了目标成本，才能证式进行试制，否则，就不试制了。

生产过程中的成本管理，采用标准成本(也叫预算成本，我们叫计划成本)进行事前控制。标准成本按成本形成的责任单位逐级分解落实到基层，按标准成本对生产过程实行管理，使成本管理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重视事后检查考核。各个责任单位按期分析实际成本同标准成本的差异，实际成本低于标准成本的，要找出经验，巩固普及，实际成本高于标准成本的，要找出原因，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新日本制铁公司各钢厂每天向公司报一次成本情况。东京芝浦电气公司深谷工厂每月开二次会，研究分析成本。五十铃汽车公司川菊工厂每月科、部、厂分别开成本会议，分析研究经费预算、工资预算、材料利用率等成本情况。

事前的成本管理，在新厂、新设备建设前就进行充分的研究，保证投产后能做到低成本。私人办工厂是为了盈利，建设新厂，扩充生产设备，投产后产品售价多少，成本高低，能否赚钱，这是决定是否投资建设要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是银行决定给不给贷款要研究的中心问题。工厂建设方案，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研究，多种方案比较，力求投资省 (投资多了，折旧费就大，影响成本高，还要增加利息负担)、工艺流程合理、效率高、产品质量好、成本低、赚钱多。不像我们那样，建设工厂事前不研究投产后的产品成本，工厂投产后发现消耗大、成本高，再去抓成本已经晚了。他们工程建设前研究的时间比较长，准备的充分，一旦决定建设，就集中力量摘，工期比较短，经济效果好。例如，君津钢铁厂，是一个年产1，000万吨钢的大联合钢铁厂，是填海造地建设起来的。新日本制铁公司五十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建设这个厂，前后经评六、七年的研究审查，1967年3月才开始填海造地建设，并相继开始钢铁厂各项工程的建设。第一期工程从填海造地开始到出钢材，仅仅用了十九个月的时间，全部工程只用了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各项工程投产的时间衔接的非常好，焦化厂1968年8月1日点火，烧结厂11月10日投产，一号高炉11月27日点火，第丁炼钢厂12月2日投产，第一初轧厂12月11日投产，热轧厂1969年1月13日投产，保证了较高的投资效果。新日铁用的铁矿石99.2%是进口的，每吨进口价是22美元；用的焦煤86%是进口的，每吨进口价高达60美元，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由于工厂建设合理，采用新技术，加强成本管理，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仍有竞争力，保持了较高的盈利水平，销售利润率达到11.5%。

3·成本管理强调依靠全体职工。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和小松制作所介绍，都讲成本管理要依靠企业的每一个成员。他们依靠职工进行成本管理的方法，首先是注意对职工进行成本意识的教育。小松制作所介绍，职工对成本有正确的认识，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条件，成本意识可以给每个职工的活动指出方向和目标。用我们的话讲，教育职工，有勤俭的思想，行动上才能注意节约。其次是每年制定计划时，发动全厂职工讨论降低成本的措施，制订降低成本的计划。讨论的重点放在本人本单位主管的工作上，怎样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通过职工讨论，制订出个人的、班组的、车间的以至全厂的降低成本计划，把降低成本责任落实到每个人。实际执行，按计划进行检查考核。这个方法卓有成效。东京芝浦电气公司深谷工厂，有一个装配工序，通过发动职工讨论，采取措施，提高效率30%。三是开展小组管理活动。(类似我们的班组核算)。目标是高质量、高效率、低消耗。深谷工厂84个小组，都开展了小组管理活动，收效很大，去年节约成本一亿日元。小组管理活动开展的很普遍，全国约有1，000万人参加。日本产业界非常重视这个活动，他们称为“全员自主管理运动”，是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四是提案制度，即发动职工对企业经营管理、、生产、技术等各个方面提合理化建议，好的建议及时采纳，用于生产和经营管理上。东京芝浦电气公司深谷工厂1979年共提合理化建议2.2万件，平均每人7件。这个制度实行的也比较普遍。日本产业界非常推崇这个制度，说它是开发职工的智慧办好企业的重要方法。

政府也通过经济团体指导成本管理。日本的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出口，国际市场竞争很厉害，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经济的竞争能力，在全国开展了几次合理化运动。在合理化运动中，政府通过民间经济团体提出一些指导原则，推进合理化。日本机械工业协会于六十年代初提出了“机种生产集中原则”，规定一个工厂生产某型号机械，要达到全国产量 5%以上，本公司总产量的20%以上，因为规模小，批量少，不经济，就应进行产业调整，组织集中生产。这个措施，促进了专业化大规模生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增强了竞争力，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经济规模比六十年代初大多了，上述具体比例虽已不适用，但各企业从本身利益考虑，还是坚持机种生产集中原则的。

三、使用资金谨慎，讲求经济效果。经济效果是私人投资的目标。经济效果不好，企业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会倒闭。因此，使用资金都非常谨镇，尤其是在增加设备投资上更为慎重。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将设备投资分为提高效率更新设备、增加生产扩充设备、新建工厂三类。为提高效率更新设备，要详细计算和比较新旧设备的经济效果，包括用人数、作业率、材料利用率、废品率、成本、投资利润率、资金回收期限等。更新设备追加投资的利润率(成本降低额+更新设备投资额)，一般来讲要揭于利用惊芍设备的利润水平，才有采用价值。如果不能带来增加的利润，就不投资。对扩充生产设备和新建工厂的投资，要作更周密的研究，包括原材料来源、协作厂家、水泡供应、运输条件、地质条件产品质量、产品销路、销售价格、有技术能力的劳动力、成本、资金、施工单位、建设工期、投资利润率、投资回收期（投资额/扣除纳税、资本分红后的利润+折扣）等等方面，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日本的企业，自有资本都比较少，只占17%左右，一般企业大部分投资、 要向银行借款。上述各项，不但企业要研究，提供贷款的银行也要审查。经过公司、银行详细认真的研究审查，上述各项都有把握落实了，经济效果比较好，投资一般五至七年可、以收回的，才决定进行投资，银行才提供贷款。因为决定投资谨慎，投资的经济效果都比 较好。据日本兴业银行介绍，经他们审查提供资金的工程，都是成功的。

在使用流动资金方面，讲求金融成本，力求少用资金。新日本制铁公司完全依赖进口 的铁矿石，只储备50天左右的用量，煤储备40天左右用量。东京芝浦电气公司深谷工厂。 低值小零件储备十天用量，显象管、电视机外壳只储备二小时的用量。川崎重工摩托车 厂，零件储备二天用量。小松粟津工厂，生产多种挖掘机，过去是不同型号的产品轮番生 产，这样效率虽高，但占用的资金多，利息负担大，现在改为在一条装配线上同时装配几种型号的挖掘机，节省了资金。企业都讲求资金周转速度，资金运用效率高，机械工业二百二十个大公司，流动资金一年周转5.8次(按销货成本计算)，比我国民用机械工业周转1.1次快四倍多。钢铁工业三十九个公司，流动资金一年周转3.8次，比我国冶金工业周转2次快将近一倍。

日本的会计工作，很有特色，不少地方很值得借鉴。他们将会计工作提高到企业经营 管理至为重要的地位，使其对企业经营发挥有效的控制作用。会计工作，重点放在成本管 理上，成本管理着重事先控制，使用资金谨慎，非常重视使用资金的经济效果，企业领导人懂得会计知识，会运用会计工具进行企业管理，政府关心宏观方面的成本管理，通过民 间经济团体进行指导，等等，这些都值得学习。相比之下，我国的会计工作是落后的，虽然群众有许多创造，有些方面还胜过日本，但缺乏理论上的概括和提高。会计工作的重点 放在记帐、算帐、报帐和事后分析反映上，缺乏事先控制的积极作为。企业的管理千部，懂得会计知识、会运用会计工具管理企业的人很少。我国的会计理论函待发展和提高，以便用先进科学的会计理论指导实践，发挥会计工作在新长征中的积极作用。建议对企业的经理、厂长进行会计知识的教育，各级经委轮训企业千部要增加适量的会计课程，使他们粗懂一般会计知识、会计的主要作用和运用会计管理企业的方法。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合理的贷款利率，能有效的促进提高资金使用效果。目前，企业的资金使用费和银行贷款利率太低，不能发挥促进有效使用资金的应有作用，建议适当提高。

对大企业进行社会性会计监督

炼钢厂长述职报告例8

引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钢铁行业进入发展迅速阶段，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钢铁企业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趋势、中国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少国有钢铁企业都已完成了第一轮的结构调整，同时许多民营企业也借势加入了钢铁行业使得，我国的钢铁行业快速发展。然而快速的发展导致了整个钢铁行业过于追求产量和效益的最大化，极大地增加了设备的运转率。给企业的维修负荷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由于企业过度的关注于生产效益而忽略了的对设备的安全生产管理，使得近年来我国钢铁行业的安全事故发生频繁。根据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冶金安全专业委员会34家安全会员单位的有关统计数据，34家大型钢铁企业在2012年共发生死亡人数、重伤人数都比2011年有所增加。平均前任死亡率增长一个百分点，而千人重伤率增长两个百分点。频繁发生的重特大事故，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对社会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保证企业安全生产和正常发展的同时，还要必须提高企业在新环境下的安全管理水平，因此建立一套适合钢铁企业的行之有效的设备安全管理模式和合理的设备检修方法就成为一个既现实又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由于钢铁企业生产工艺过程复杂的特性，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如爆炸、灼烫、物体打击等具有高能量的危险因素。因此容易频繁发生较大的事故，例如中毒和窒息、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起重伤害等事故。因此对危险源进行合理的控制和分析，加强对日常作业环境的管理，控制高温作业，合理的对设备进行安全管理和检修是对企业安全生产的保障也是对工作人员拥有安全的工作状态的一种保障，是钢铁行业对待安全问题的最基本的保障。据调查太钢焦化厂在2000年发生两起特大事故“2.22”事故和“7.14”事故。“2.22”事故是由于在更换拦焦车走行主动轮时千斤顶摆放位置的不当造成了拦焦车侧翻，砸死两人。“7.14”事故是工人在拆除和切割焦油船时发生爆炸，落物飞出砸死两名起重工人。这些事故都是发生在生产和检修现场，因此完善设备管理模式和检修方法，强化现场安全管理是有效控制事故发生的关键。钢铁企业现行设备检修管理方法主要有预防性检修、预知性检修和主动性设备检修等方法，这些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也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对设备的检修等级划分不明确等等。从以上案例基本可以归纳为设备的安全性、经济性和事故概率三个方面造成伤亡损失比较大，将从这三点优化当前的企业检修方法。

一、事故安全统计分析

根据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查询服务中查询的2001年――2009年间46起事故案例分析中进行了各类伤亡事故和死亡事故的统计如表（1）。

表1 事故类型和伤亡统计

2001-2009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通过近几年我国百万吨以上钢产量企业的工伤事故的统计分析，这些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工伤事故情况基本可以反映我国钢铁行业的工伤事故的现状和趋势，从中可以得出大部分事故是有设备管理不当和检修不及时造成的。有设备引起的机械伤害的事故数是34起，占总起数的81%，其中死亡人数占总人数的79.3%。由此可知在钢铁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行中的，对设备管理存在了很大的缺陷，主要原因是企业对设备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对设设备故障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这都对钢厂造成了一定了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由于在钢铁行业生产过程中流程一体化、生产设备专业化、生产设备过程程序化的特点比较显著，在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物质多为高温高压的状态，易燃易爆或有毒气体被用在多个生产环节，种类多样的生产事故也可反映出钢铁企业生产的复杂性。生产设备体积大结构复杂、自动化程度高，检修维护工作不易进行，因此对设备安全管理方法不当是造成钢铁企业设备事故多发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事故经济损失分析

由于钢铁行业生产线长，工艺复杂，设备数量大及结构精密，任何微小环节发生故障都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据统计1999年9月，柳钢动力厂由于继电保护设计不妥，造成全公司停电19分钟，严重影响生产，经济损失重大。2000年3月，酒钢烧结厂一风机转子叶片突然飞出，造成了一起重大设备事故，导致停机221小时直接给该厂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2001年2月21口，邯郸钢铁集团公司由于雾闪造成外部电网电中断，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两千万元。2003年9月3口，日本新日铁公司的名古屋钢铁厂煤气柜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了该厂多名员工受伤，直接导致该厂停产。完全恢复生产约需两三个月时间。此次事故给新日铁造成的损失至少在上百亿日元。

以某钢铁集团自1996年到2006年十年间发生的各类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例。

表2 事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统计（万元）

有上统计表显示可知，由于钢厂设备管理不当发生的机械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最大。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建立合理的设备管理模式和检修方法以保障钢厂的正常生产运行。

三、事故发生率统计分析

针对某公司转炉炼钢厂37年间332起事故的分析和评价，进行事故规律查找，分析如下。

（一）伤害种类分析：该转炉炼钢厂37年间共发生332起工伤事故，其伤害种类分布如下图。从图1中可知，物体打击、灼伤、起重伤害事故占总数的73.5%，是主要的三类伤害事故，被称为炼钢生产的“三大伤害”。

图1 伤害种类分析

（二）物体打击分析。由事故发生的地点分布图可知（图2），炉前、供料、锭垛区、和维修厂房是物体打击事故的多发区

图2 事故地点分布统计

（三）起重伤害分析。由图3可知钢厂中起重伤害主要发生在直接使用天车的作业过程中，统计分布如下图

图3 起重伤害分布

（四）伤害度分析。对332起事故进行伤害度分析，依据受伤程度分为轻伤、重伤和死亡伤害三类，具体分布如下图。由图可知重伤和死亡是46起，占总事故的13.8%。

图4 伤害度分布

通过以上数据和图表的分析，可知起重伤害、物体打击和灼伤是钢厂主要的三大伤害，因此加强对着三部分的设备管理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事故率，降低企业的经济损失。

据统计我国钢铁行业近十年设备事故其中因起重设备造成的事故居多。2003年7月6日唐山钢铁集团一炼钢检修车间一台80t桥式起重机发生固定螺栓断裂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7万元。2007年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在吊运过程中发生钢包滑落倾覆造成32名职工当场死亡另有6名炉前工受伤其中2人重伤。由此可知其中去是钢铁企业的事故发生高频率区域，因此有必要对该区域制定更加合理的设备管理制度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根据我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将事故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死亡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一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一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一下死亡、或者10以上50人一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一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一下死亡、或者10一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一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总结：通过以上对设备管理，事故经济损失和事故率的分析和研究可知，在我国钢铁行业现存的设备管理模式和检修制度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不足。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一套以设备安全等级的划分，设备事故率以及发生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三维指标的新的设备管理和检修模式的理念。从以往发生的事故中进行统计和分析，掌握设备故障率，根据设备新旧程度，磨损程度以及所处生产位置制定合理有效的检修周期以促进企业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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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厂长述职报告例9

延安时期，延长石油厂产生了中共边区石油战线首任厂长。

他就是陈振夏。

在陕甘宁边区被封锁的日子里，延长石油厂生产的汽油、煤油、擦枪油、油墨、凡士林等石油产品，保障了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而油厂本身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对此，陈振夏功不可没。

来自崇明岛的工程师

1972年，陈振夏退休时，他的独生女儿和女婿都在北京工作，组织和亲友们都希望他在北京定居，但他坚决要求回到他最初参加革命的地方―上海崇明岛。

陈振夏是崇明县港东乡人，出身贫苦人家。幼年时代开始就在上海的模范工厂当实习生，长大后当过工人。1925年起在中华电器制造所工作，随后又在上海招商局工作，做过工程师和轮机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参加了江阴沉船封港行动，被当局列为“危险人物”。

1937年，陈振夏在武汉认识了杜重远，逐渐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觉得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于是便想到延安去。

杜重远写信给，经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介绍，1937年年底，陈振夏到达中共西安办事处。

1938年1月4日，陈振夏抵达延安。在延安住了二十多天后，陈振夏心里开始焦急起来，专门跑去找李富春要求工作。其实，陈振夏并不知道，已经有个重要的任务就要落在他的身上。

李富春要他和一同来的胡华钦先到延长石油厂去看看。陈振夏没想到，此后他的人生与这个当时算是中国仅有的油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33年底，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地区的土地革命战争迅速发展起来，而位于延长、永坪的产油区处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受持续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影响，陕北的石油开采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1935年4月底，陕北红军解放延长接收油矿时，只有一口井出油，每天采油仅250-300公斤。而“机器工具材料有破坏者，有失散民间者，也有移到机械厂作修理材料者，余留部分也不全。”

1936年1月28日，率领红军赴山西东征路过延长县，专门视察了延长石油厂，他对延长县委书记高朗亭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生彬说：“石油厂要尽快恢复生产。由于油料没有保证，已造成短时间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我已致电和左权、聂荣臻想办法，尽快搞到石油。”

此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克服了种种困难，组织力量重新开采石油，恢复了石油生产。据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的报告记述：仅在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的三个月中，延长油矿共生产原油约7万余斤，炼制的石油产品有挥发油400斤、汽油2000斤、头等油2.5万余斤、二等油1.35万斤，以及大批油墨、石蜡、凡士林等，“除充分供给了红军与机关需用外，最近还大批运输出口。同时，在这一时期，打完了永坪第三井，现在正着手打第四井。三个月共盈利2000余元”。

但到1936年6月，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影响，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队主动撤离了瓦窑堡，暂时放弃了延长油矿。中央军和东北军进驻后，延长油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陈振夏到达陕北时，由于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陷入困境。特别是被称为边区“两宝”的延长石油和定边的盐严重短缺。中央军委军工局将石油开发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延安并无石油专家，军工局便将目光投到了搞机械出身的陈振夏身上。

兴家立业的“起家井”

到了延长石油厂，陈振夏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多数油井已经完全处于荒芜状态，“采油的机器设备散落在方圆百里的农村、山林”。陈振夏一边向边区政府及军工局报告，请求地方政府协助，将失散的设备器材收集起来，一点点运回厂区，一边做石油厂附近村民的工作，因为有很多机器的散件已被村民们占为己有。

机器零件收集回来后，陈振夏带领工人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才拼拼凑凑地安装起一些必要的器材设备。

此时，以为完成了任务的陈振夏准备返回延安，却接到军工局指示，让他继续留下来担任油矿工程部主任。

这一任命让陈振夏非常诧异，“这是负责采油炼油的技术干部，我长这么大连油井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打井采油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痛快地“服从组织安排，迎着困难上”。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想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想到前方抗日杀敌的英雄，就增加了无比的力量和信心。”

接受任务的陈振夏开始向工人请教，他跑到采油现场了解采油炼油技术，“凭着一股韧劲、钻劲，埋头苦干，逐渐由外行向内行转变”。

当时已经开打的新井在开工后不久，就因缺少燃料被迫停工。陈振夏带领工人们上山砍柴，开荒种地，在解决燃料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粮食问题。

陈振夏偶然听到老工人讲，永坪一口报废多时的井，其实地下还有油。他接受老工人的提议，将这口井再打深了一些，石油果然冒了出来，每天能产200多公斤。

这让陈振夏深受触动。他一面继续开发利用废弃的老井，另一面计划新井的位置选择。位置定好了，但打井时断时续，直到1938年8月才打了200米。新打的井出水很旺，却没有出油，很多工人失望地说：当年美孚公司都下了结论，说没有希望打出油。我们这么简陋的技术，不是白费力嘛！

陈振夏找来老工人和懂地质学的技术人员一起合计，这年年底，他们将机器移到了西山洞。

油井架通常是用钢材做，可边区钢材奇缺，陈振夏按老工人的土法，以木代钢。除井架角柱用钢管外，其余都以坚硬木材替代，钻机底座、传动装置的承力立柱和横梁，用的也是硬木。

1940年新春来临时，延长石油厂油笛声响彻云霄，延长十九井开工了。“这是共产党政府自己打的第一口油井，只许成功！”由于设备落后，速度很慢，一昼夜只能打一公尺左右。陈振夏带领工人们日夜奋战在打井现场。

经历了两个季度的日日夜夜，这口井终于出油，日产原油1.6吨。延长油矿自清末以来打过多口井，从未有过这么高的产量，是名副其实的“旺井”，工人们将其称为兴家立业的“起家井”。

有了这口井，油厂的经费总算有了着落，整个延长石油厂得以起死回生。

中共第一位石油厂厂长

1940年，中央军委军工局任命陈振夏为延长石油厂厂长。在中共党史中，他被称为“中共石油战线上的第一位厂长”。在此之前，延长石油厂的厂长要么是由白区留用人员暂代，要么就是由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都是有名无实。而陈振夏第一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专职厂长。

担任厂长的陈振夏，很快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起家井出油后，当时边区有领导主张，让油留在井里储蓄起来。但老工人却告诉陈振夏，油井里的油不陆续抽出，便会停止油流的来源。于是，陈振夏硬是顶住来自上层的错误主张，向军工局提出反对意见。

油矿生产出来的油经过加工，运往边区各急需的地方。陈振夏还请教老工人，开展土法采炼石油，使产量不断增加。

1941年，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完全断绝了外授，中央军委军工局把延长石油的增产问题列为重点任务之一。当时给陈振夏下达了硬指标，油厂产量应比上年增长三倍以上。

军工局把边区懂地质和勘探方面的工程师陆续派到了延长石油厂。特别是从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的工程师汪鹏奉，被陈振夏当作师父，亲自陪着他走访老工人，翻山越岭地跑遍了延长县周围三四十里的山山水水，终于在一个叫七里村的山村测定了井位。

1941年秋至1943年初，延长石油厂先后打了五口井，其中两口井都是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旺井，七一井日产量16吨，七三井每天出油11.6吨。到1943年底，延长石油厂生产原油1279吨，创历史新高。陈振夏超额完成了军工局下达的硬指标，“比上年增长远不止三倍而是十一倍，相当于1935年前十四年的总和”。

油厂产量剧增，厂里原有的贮油罐根本不够用。工人们挖了星罗棋布的地池，还是装不下。炼油部工人们更是日夜加班，由过去三天一锅改为一天炼一锅，却连地池里存放的原油也炼不完。

党中央和军委迅速采取对策，后勤部命令每个部队及机关团体，务必贮存足够半年用的油量。而早在1942年底，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就曾指示，“增加煤油生产，保障煤油自给，并争取一部分出口”。

边区大量出产石油的消息传到山西，阎锡山的部队也拿枪支弹药、粮食、药品、布匹等渡过黄河来交换石油产品，边区的石油成功地打破了敌人封锁。

但陈振夏并不满足于此，他撰写了《延长石油厂目前的改良和今后的发展计划》一文。并且设计制造的打捞工具，排除了许多严重的钻具落井事故。他设计了制蜡机和编芯机，大大提高了制蜡的速度和蜡烛点燃的质量。他和老工人一起改建的烘蜡窑和冰窖，以土代洋，花钱少、效果好。

为了解决燃料供应的困难，他多次去石马科调查，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41年办起了煤窑，这一举措使石油厂需要燃料的百分之六七十得到了保证。他还带领工人们新打了12孔石窑洞、一大间工房、一口冰窖。1943年，为了适应制造和修理的需要，陈振夏在厂里成立了修理部，用旧管材制做了一台锅炉、四台炼油锅，加强了提炼原油的能力。他带领技术人员在困难的物质条件下，提炼了动力机应用的油和黄油等。

此时，正如延安革命纪念馆记载的：延长石油厂渐成规模，汽油、煤油、柴油、蜡烛、擦枪油、油墨、黄油、凡士林等石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后方，运往党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部队、学校、机关、团体。

盛赞的劳动英雄

随着延长石油厂产量的不断提高，边区很多人把延长石油厂称为“功臣油矿”。而陈振夏的名字也在延安和边区传开了。

1942年春，中央军委召开边区技术人员座谈会，陈振夏汇报了延长石油厂的工作。中央领导对他的工作情况十分满意，亲自点名接见了他与顾光、徐文杰等人。

在与陈振夏交谈时，特别询问了他的出身和经历，赞赏他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革命行动的同时，更赞赏他努力开采石油使边区摆脱了经济封锁。

1944年5月1日至25日，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边区政府颁发给陈振夏“特等工业模范工作者”的奖状。

会议进行到5月22日，亲自为陈振夏题词：埋头苦干。

据说，这可能是为中国石油惟一的题词。在当天的颁奖仪式上陈振夏走向主席台，将亲笔书写的“埋头苦干”题词送到他手里，以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是边区埋头苦干的典范，延安之所以能大放光明，离不开你的贡献。

炼钢厂长述职报告例10

内外部不利因素的相互交织，为企业留下了巨大的风险敞口。关于海鑫的债务规模，媒体报道有“30亿”甚至“超百亿”之说，最高的版本达200亿元。《财经》记者从权威渠道获知，海鑫现有负债及对外担保数字为104.59亿元，而整个海鑫集团的账面资产仅100.68亿元，这意味着其负债率超过100%。

这个数据揭示了海鑫大致的负债规模，却并非最终的数字。接近债权银行的知情人士透露，海鑫对银行的负债内容，除了贷款以外，还有其赴国外买矿粉时的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等，后者的金额需要到期结算时视汇率而定，且在债务总额中占据相当比例。

接连发生的信贷及担保违约，又为海鑫招致了一波波的诉讼风潮。至7月，将有20亿元的案件审结，陆续进入执行阶段。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海鑫将在当月迎来司法查封潮。

据《财经》记者了解，造成海鑫资金链断裂的直接因素是银行的大幅度抽贷，这背后既有宏观经济带来的行业萧条，亦与企业之前过快的产能扩张、管理不善有关。为脱离困境，早在2010年底，海鑫进行了一次强力的内部改革，但囿于市场环境与信贷环境双重恶化，仍收效甚微。

面对危局，海鑫提出的方案是破产重整，即以进入破产程序中止司法执行，避免直接破产清算，力争保住完整的生产线，以图日后复产。目前，对于海鑫破产事务的处置，正由运城市一级相关部门牵头协调，方案则已送达分管副省长案头。虽然这一建设性的破产偿债方案受到地方政府认可，但仍有待债权人银行决定。

这或许是自海鑫集团创始人、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于2003年1月在办公室被枪杀之后，这个家族企业遇到的最大难关。银行的态度，成为决定海鑫未来的关键因素。 停产风波

出于维护稳定考虑，闻喜县政府曾支援部分资金，但远远无法满足需求。目前，海鑫员工正以日均50名的速度离职，其中不乏核心技术骨干

最近的四个月，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运城市闻喜县空气最好的一段时间。原因在于，随着当地最大的钢铁企业海鑫停产，昔日夜间从烟囱冒出的浓烈烟尘也停止了排放。

海鑫停产的消息，最早在2014年3月中下旬传出，但其资金链的紧张，持续已久。“公司炼钢的原料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去年下半年起，公司就大幅减少了铁粉的进口，只保五号炉。原来一晚上得进1万来吨，下半年减至一两千吨。”3月底，海鑫集团一位中层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到了今年就没有进口过铁矿石，2月从代县拉了1万吨，但坚持不了多久。”

海鑫目前共有两大四小共六座高炉，其中五号炉的炉膛容量1080立方米，六号炉为1380立方米，一号至四号炉为小炉。

产量最大的六号炉因本身有故障，农历年前就停了。前述海鑫中层人士称，3月底，设备部门被要求把六号炉的维修资金拉个清单，拿出检修方案。

闻喜县政府系统一位人士透露，五号炉、六号炉是李海仓时代修建，服役十年有余，煤气管道外面的防腐层已有脱落迹象，“都是焦炉煤气，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一旦发生泄漏将无法收拾”。

直至3月18日，随着曾经力保的五号炉熄火，偌大的海鑫集团厂区陷入了死寂。

面对媒体持续的追踪报道，海鑫与其所在的闻喜县官方均不置一词。仅有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在微博上表示，“银行抽贷40亿，导致其流动性出问题；15%贷款利息，导致其负担较重。政府和社会，应鼓励海鑫钢铁继续正常生产，而不是落井下石。”史玉柱是李海仓的商界朋友，后者去世后，其子李兆会继承了父亲的企业，以及与史玉柱的合作关系。

前述中层人士称，海鑫在本地并无民间集资，“对于钢铁企业，民间集资那点钱也就解决个燃眉之急”。停产初期，工人的工资仍会发放，但是所有员工上午、下午都必须签到。虽然不再生产，但海鑫仍设法让工人有职可司，“会计可以核对账目、工人可以维护自己的设备”。他介绍，“公司不敢不发工资，国企的工人有编制，无法轻易离职，海鑫的工人全是农民，得养起来，不发钱都走光了。春节过后，很多当地工人去新疆的钢企打工，去了不到一周又回来了，因为那边也停工。”

不过并非所有的员工都领得到工资。一对双职工夫妻表示，公司自2014年1月至5月间，未发放一分钱工资，而且养老保险只交到2010年底。公司领导也曾做出承诺要尽快解决，却迟迟不见解决实质问题。“我家上有上了年纪的父母，下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工资是唯一的生活来源。由于工资拖欠，生活所迫，只能依靠东借西凑解决燃眉之急。”他们表示。

据《财经》记者了解，海鑫约有1万名员工，且以本地人为主，一旦停薪将直接导致近万家庭面临生计问题。由于每月需发放的工资总额约为3000万元，海鑫无力发放，公司发生数百名员工集体讨薪事件。出于维护稳定考虑，闻喜县政府曾支援部分资金，但远远无法满足需求。目前，海鑫员工正以日均50名的速度离职，其中不乏核心技术骨干。 病源产能扩张

“2007年以来的资金紧张，一直没得到根本改善，资金不够-无法满负荷生产-单位成本高-亏损更严重-新一轮循环，就是这样。”前述海鑫高层人士介绍

作为山西民营钢企中的龙头老大，海鑫缘何沦落至此？据《财经》记者调查，造成海鑫陷入资金紧张的源头，在于2007年的一次产能扩张，以及此后变幻莫测的内外部环境。

海鑫内部一位高层人士介绍，2007年，为加快淘汰钢铁工业落后生产能力，根据国务院文件的要求，各省钢铁工业都在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小炼铁、小炼钢。海鑫当时亦关停了一炼铁和一炼钢，产能由260万吨降至200万吨。

“全国钢铁产量2000年是1.27亿吨，2013年到7.8亿吨，最高年耗也到了7.5亿吨。”这位人士说，当时大家都对未来的钢铁需求看好，又受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倒逼，企业都大上产能，海鑫也不例外。在淘汰60万吨落后产能之前，海鑫于2006年开始建设新区，包括一个板材厂。新区产能达230万吨，“淘汰60万吨，新上230万吨，等于翻了一倍”。这次近乎疯狂的产能扩张，总投资达到60亿元。如前所述，截至2010年11月底，海鑫集团及其子公司在11家金融机构的信用额度为71.59亿元。

这位人士事后复盘，超出实际还款能力的巨额贷款，加上日后萧条的市场行情，为海鑫今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从此资金开始紧张，2007年时原料就吃不饱了。”

新区的建设是先上炼铁、炼钢，后上板材厂。建材属于落后产能，板材是高端产品，当时很多大型国企扒了建材上板材。于2006年开建的板材厂，投入10多亿元后，却只建了半截。原因在于，在筹建时板材价格较好，后来板材价格却开始下跌，加上资金压力，导致海鑫被迫放弃这个项目。

2008年，由于上半年市场不好，加之北京奥运会以前环保核查很紧，海鑫基本没开工。奥运会过后，金融危机又突如其来，海鑫不得不部分限产，由此新区停产。

一份银行信贷报告如此描述海鑫当时的窘境：2008年8月的经济危机后，导致国内钢铁行业景气度下降，由于海鑫人员较多，机构设置较复杂，加之政府及金融机构对钢铁企业实行紧缩政策，致使不得不以减产、停炉、减员为措施，以应对市场。在最严重的2008 年10月，停炉三座，减员1200人，待岗500人。2009 年生产经营基本在低位运行。

为了支持企业脱困，当地政府开始持续地财政输血。《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官方文件显示，2010年6月和2011年1月，闻喜县财政与运城市财政先后达成协议，因县级财政周转困难向市财政借款1亿元和2亿元，并将此款转借给海鑫用于资金周转。2012年9月16日，运城市审计局的一份审计报告显示，在承诺还款期限的一年半以后，海鑫仍欠财政款2亿元未还。由于经营环境不断恶化，价格下滑，效益下降，至2011年底欠缴税金高达1.19亿元，极大地影响了闻喜县财政收入，虽然不断财政借款，仍无根本改观。

“2007年以来的资金紧张，一直没得到根本改善，资金不够-无法满负荷生产-单位成本高-亏损更严重-新一轮循环，就是这样。”前述海鑫高层人士介绍，形势不好后，国有大行对民营企业贷款萎缩，海鑫不得不找股份制银行替换掉国有大行贷款，接受高达15%的贷款利率，这极大地增加了财务成本。

在2014年6月29日的新金融联盟峰会上，史玉柱曾含蓄地谈到这类现象：在2008年的时候，银监会下文要银行支持钢铁、建筑等传统企业，“那时候一个钢厂贷了200亿元，现在突然不给它贷，它的存量贷款放在那，怎么办？只能走歪门邪道，现在接受15%利率的贷款。”

困境之下，海鑫启动一场人事改革。在2005年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李兆会之妹李兆霞2006年9月先担任集团董事长助理，2007年9月任财务总监，2008年2月任常务副总，主管财务。2010年底，26岁的李兆霞代替六叔李文杰，正式执掌海鑫。

“2008年下半年建材开始涨价，市场开始好起来，按说公司效益应该变好。但是2009年、2010年，公司的效益还是不好，于是开始从内部找问题，2010年底搞改革。”上述海鑫高层人士介绍。

在创始人李海仓过世后，海鑫曾由李兆会的五叔李天虎管理过半年，之后由李兆会亲自掌管两三年。由于热衷金融投资的李兆会常年待在上海、北京，于是管理权又移交给其六叔李文杰。

作为典型的家族企业，海鑫内部的管理比较粗放，存在任人唯亲、人浮于事、内部人控制等大型企业的常见问题。由于内部人控制，一些质劣价高的采购，也一定程度上对经营造成了困扰。前述海鑫中层管理者举例说，新买的供料车，前进挡坏了，入库时得倒车倒进去；原料质量也不好，钙灰粉掺了石墨粉，硅锰镁合金进了几百吨都不达标等。

通过考察学习一些经营较好的民营钢企的经验，李兆霞决定精简机构，将公司干部裁去1000多人，相当于裁掉了三分之二。针对当时出现的人员流失现象，为稳定职工队伍，她咬牙把员工的工资平均提高了20%左右。

此后，海鑫大力推行企业网络化管理、无纸化办公、用ERP办公软件内部分享数据，审批、签字可以用邮件完成，各部门无须跑来跑去。为了优化管理，她还进一步理顺事项与管理权的分配。“县政府也派出工作组协助，待了两个多月，他们害怕关键岗位出问题。”知情人士透露。

在李兆霞的影响下，海鑫甚至一反低调的常态，少见地在钢铁新闻网发表文章《深化内部改革，突破行业困境》，阐述“钢企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贴近买方市场的追求质量和成本控制的生产组织模式”的心得。

不过，即便是少主人，李兆霞的改革也在海鑫内部遭到不小的阻力。在整治原料回扣问题时遇到抵制。虽然如此，李兆霞坚持希望将国外所学引入海鑫，建立现代化的管理体系。

其另一项改革，是在2010年底将原料采购与成品销售业务从海鑫剥离，放到李家位于上海的国际贸易公司海博鑫惠，并亲自出任该公司大股东。

前述海鑫高层人士解释，此举是为了配货和改善现金流的双重需要。原料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当时长协价低于市场价，海鑫与上游签的是长协合同。除了给海鑫，也可以给其他公司供货。由于采用单一原料炼出的钢没有强度，所以需要配料，海鑫进口的铁粉，往往是一船来自澳大利亚、一船来自印度、一船来自巴西。如果这些料全部由自己消化，海鑫需要一次性押进几十亿元资金，如果几家公司一分，资金压力就小很多，原料的结构配置也更合理。

“当时业内还没有这样干的，属于创新，可惜市场没有给这场变革留出足够的时间。”上述人士说，公司在2010年底至2011年9月是赚钱的；实际产量也经历了U型曲线：从2007年400万吨一路递减，经过2010年底改革后，2011年涨回到400万吨。“但在2011年10月起，钢材价格一路单边下跌，连反弹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对《财经》记者介绍，钢铁行业主业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陷入亏损，不亏的企业都是靠矿业、贸易、房地产等副业在赚钱。在这样的环境下，钢企之间竞争惨烈。

不过，在他看来，海鑫需要反思的是：“面临同样的宏观环境，为什么别的民营钢企没死？银行为什么光抽你的贷？” 资金燃眉之急

据权威知情人士转述，李兆会曾谈及，104.59亿元负债及担保仅是目前的数字，随着审计深入，账面资产的实际可变现价值将会继续缩水，海鑫已在事实上严重资不抵债

2014年5月10日下午，由运城市金融办牵头，27家债权银行在海鑫厂部召开债权人会议。会议成立债权人银行理事会，推选出民生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国开行、广发银行、天津银行六家银行为理事会成员单位，民生银行为理事会主席单位。据民生银行披露，海鑫集团在该行授信敞口19.5亿元，占海鑫债务总额的近20%。

一个月以后的6月13日，下午2点半，海鑫集团债委会主席单位第二次会议在太原召开，这次与会的银行更多。

在这两次会议上，海鑫集团董事长李兆会向债权人银行们详述了企业现在面临的困难。

据权威知情人士转述，李兆会曾谈及，104.59亿元负债及担保仅是目前的数字，随着审计深入，账面资产的实际可变现价值将会继续缩水，海鑫已在事实上严重资不抵债。与人员流失同样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海鑫积攒十余年的资产，也面临查封窘境。

银行与债主是嗅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在第一时间闻风而动。当地一位与海鑫内部人有交往的商界人士称，3月下旬，海鑫新轧厂的车间大门被用钢筋焊死，日夜有保安守卫。办公楼的门口有人把守，银行来人以及从外地赶来的供货商，都不让进。

遇阻的银行试图以诉讼为手段保全资产。率先进入公众视野的官司来自上海。3月13日，光大银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在三家海鑫集团的下属企业、李兆会和美锦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于次日裁定，查封、冻结被告银行存款324482083.33元或其他等值财产；并据此于2014年3月17日将美锦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美锦能源（000723.SZ）8300万股限售流通股股份及孳息予以冻结两年。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虽然在政府协调下，本地债主与银行尚未加入诉讼，但恐慌蔓延导致全国其他地方诉讼迭起，无法控制。前述知情人士透露，全国各地法院涉诉未结的案件有71起，金额53.51亿元。其中已进入执行阶段的有6起，海鑫的资产、银行账号已全部被各地法院查封或采取资产保全措施。进入7月，将有近20亿元诉讼一审将完结，陆续进入执行阶段。

与此同时，为海鑫做担保的企业，至少包括美锦集团、宝鸡东岭、银光镁业、西保冶材、德龙钢铁等，亦将受到相应的牵连。

接近海鑫的人士介绍，海鑫对此心急如焚，担心资产被零散处置，工厂的生产线彻底破坏。

此外则是沉重的资金成本。停工期间，海鑫的设备维护、管理费用等，以每月数百万元计，同时还要为巨额的银行贷款支付资金成本。目前，海鑫每过一个月，仅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债务就会增加近亿元。

知情人士透露，如此之高的利息，除了贷款本金基数大以外，另一个原因在于海鑫在国有大行收紧信贷后，过于倚重股份制银行的贷款，年利率高达15%。

《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海鑫集团征信报告显示，以民生银行为主的股份制银行成为其融资的主力军。截至2010年11月底，海鑫集团及其子公司在11家金融机构总授信73.67亿元，信用额度71.59亿元，用信率97%。其中贷款37.14亿元，占52%；银行承兑汇票18.99亿元，占26%；信用证则为22%。

在这11家金融机构中，股份制银行占到6家，占比过半；6家股份制银行授信额度达到46.59亿元，占比达到63.24%；民生银行一家授信额度30亿元，占比41%；用信22亿元，占比三成；四大行合计授信额度仅占比三成。 海鑫的算盘

2014年6月13日，与会的债权人银行在听取了李兆会通报的方案后，意见分为两派，一派对方案表示理解，另一派则担心继续投入资金风险太大，最终可能仍无力回天，不如直接破产清算

在此情况下，李兆会试图争取债权人银行的支持，让海鑫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这样相关利息及罚息等均可停止计算。在过去的三个多月中，海鑫已与多家潜在投资人接触，但照目前诉讼缠身的情况，因为新投入资金的安全无法保障，投资人也将望而却步。

海鑫希望采取的破产方式，是破产重整，而非破产清算。二者的区别在于，破产重整的企业具备破产原因但又有维持价值和再生希望，在法院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进行业务上的重组和债务调整，帮助债务人摆脱财务困境、恢复营业能力。

按照海鑫的设想，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将可以中止司法查封，保证资产的完整性，存量贷款不再计息，同时还能解封已被查封的资产和账户，后续进入的资金也不会被强行划转。后续投入的复产资金，也将作为共益债务得到优先全额受偿。

李兆会希望，以租赁、托管等方式切入，恢复生产、实现重组――结合股权结构调整和DIP融资（外部债权融资），与愿意投资、租赁、托管企业的战略投资人或财务投资人尽快达成协议，恢复生产以获得经营收益。至于员工的工资，可依靠依法变现部分资产解决。再在此基础上，与债权人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在偿债方面，李兆会提出，进入重整程序后，对海鑫资产、负债及担保情况进行有效梳理，确定基本清偿率。在政府支持下，与主要金融债权人谈判协商，调整贷款品种，免除累计欠付的利息，就债权本金分期全额偿还。同时，与主要生产经营债权人进行沟通，请求给存量债务一定的清偿宽限期，并保证后续生产的原料供应。

“海鑫钢铁的生产工艺和品种并不落后，钢铁业务目前还盈利。”与李兆会往来密切的史玉柱此前曾在微博表示。在面对债权人银行时，李兆会也反复强调这一点：钢铁生产原材料价格走低，钢材价格稳中有升，全行业正在回暖。另外，黄河金三角开发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海鑫若能复产，将面临一个复苏的区域市场。同时，海鑫的管理团队也对经营管理上的失误做了反思，将继续落实内部经营管理改革措施。

李新创对《财经》记者介绍，2014年1月-4月，中钢协掌握数据的88家重点钢企中有33家亏损，亏损面37.5%，5月则明显好转，单月只有15家亏损，亏损面降为17.05%，原因在于矿产价格下降，节省了成本。

李新创同时也提醒，史上最严格的新环保法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对于违法企业，最严重的可追究刑责，这将给钢铁企业增加一笔不小的资金成本。

据《财经》记者了解，运城市政府、闻喜县政府已专门成立领导小组推进重组工作，海鑫提出的重整方案也已上报至分管副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