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论文例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这一工具，不但应当从其他理论研究中借鉴，从自发的《孙子兵法》兵学理论研究中归纳、概括，更应当从加强《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设计中来获取。再次，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提供借鉴。一方面，科学设计《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不但有益于深化《孙子兵法》研究和繁荣孙子学，进而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军事文化提供有益的文化基因，而且亦有益于改进《孙子兵法》传播理念与方式、为提升《孙子兵法》文化功能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另一方面，科学设计《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必然要涉及《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在非军事领域中的应用问题，涉及《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在我国文化产业化中的发展模式与应用路径等问题，因而加强《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设计，提升《孙子兵法》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非军事领域的应用价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示范性意义。总之，《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兵学经典，不但是优秀的军事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科学设计其军事文化理论体系，深入研究其军事文化思想，对于创新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其意义不言自明。

科学构建《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既要借鉴军事文化理论研究的成果，亦需要有创新思维。首先，科学构建《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可以从我国学者对军事文化理论体系的认识上寻找借鉴。就目前而言，我国学者对军事文化理论体系的认识主要包括：有的学者认为，军事文化是由军事知识、军事价值观念和军事思维方法构成的复合体，主要包括军事思想文化、军事道德文化、军事制度文化、军事科技文化、军事谋略文化、军人精神生活文化等［1］。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先进军事文化除了上述方面外，还应当包括军事团队文化、军营文化和军事文学艺术等［2］。显然《孙子兵法》中有这些方面的文化因素，然而并没有较系统的论述，因此可以忽略不计。有的学者认为，军事文化按照形态分，有军事观念文化、军事制度文化、军事行为文化、军事语言文化等。按照学科分，有军事哲学、军事政治学、军事经济学、军队政治工作学、会学、军事伦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历史学等［3］。设计《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显然不宜按照现代军事学学科来分类，但确实应当包括军事行为文化、军事心理文化和军事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军事文化包括军事物化文化、军事精神文化，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军事行为文化［4］。因此，设计和构建《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应当涵养这三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综合理论界的看法，实际上对于军事文化的认识大致有两种倾向：一是广义文化论，即军事文化应当包括军事物质文化、军事制度文化、军事精神文化和军事行为文化；二是狭义文化论，即军事文化不包括军事物质文化，应当是纯粹的军事精神文化，这里的军事精神文化包括了上述提到的军事文化构成的主要方面［5］87－88。

因此，设计和构建《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也主要应当从军事精神文化层面来考虑，而不涉及军事物质文化方面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军事文化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群体———军队在军事领域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军事物质文化、军事制度文化和军事精神文化，其中军事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军事科技文化、军事观念文化和军事活动文化［6］2－3。借鉴这一看法，《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应当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如果撇开孙子论述较少的物质文化问题及古代物质文化于今天的军事变革没有太大意义，则可以认为《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应当主要由军事观念文化、军事制度文化、军事科技文化和军事活动文化构成。虽然从我国学者对于军事文化的认识方面来设计《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很难有较统一的认识，但无疑会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其次，科学构建《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需要运用创新思维才能解决。上述关于军事文化的认识，笔者仅仅列举了一些代表性的看法，无疑对于科学设计《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仅仅参考学界对于军事文化的认识来设计《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也是不够科学的。因为：第一，简单地采用拿来主义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二，学界虽然普遍公认军事文化不应当包括军事物质文化，笔者亦赞同这一看法，因为物质只是文化的载体而已，但人类创造的军事物质财富中，显然又内化了人类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和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因此军事文化构成中应当包括军事物化文化这一重要的要素；第三，军事思想或军事理论是否应当是军事文化。从上述综述来看，有的学者把军事思想或军事理论作为军事文化的重要方面，有的则认为军事文化中不包括军事理论或军事思想。而实际上，关于军事伦理、军事道德、军事心理、军事制度等方面的军事认识，无疑都是军事思想或军事理论的重要方面。所以笔者认为，把军事思想或军事理论归于军事文化的一个类别，在分类上就交叉重复了，而且军事思想或军事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军事知识体系的总体概念，如果军事思想就是军事文化，则军事文化无所不包，也就没有必要专门提出军事文化概念和进行军事文化研究了。另外，军事文化又离不开军事思想或军事理论，因为军事思想或军事理论是军事文化的载体，军事文化蕴含于军事思想之中。所以研究军事文化必须科学认识军事思想，这是一个重要前提，但总结军事思想本身并不是军事文化研究，挖掘军事思想中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才是军事文化研究。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科学设计，《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应当有新的思维。笔者认为应当把握以下方面：第一，可以将《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p#分页标题#e#

第一个层次是战略文化理论。因为《孙子兵法》主要是一部战略理论著作，它蕴含着科学的战略文化思想，不但构成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流思想，对于当今创新与发展中国战略文化亦具有科学的现实指导价值。第二个层次是军事物化文化理论。《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及其以前时代中国古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基础之上，这些物质财富内化了中国古人的科学技术知识及需求与选择。物质本身即使不能归于文化，但物质的创造包括军事物质财富的创造中，本身是融入了人类的军事文化的，因而军事物化文化是《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个层次是军事方式文化理论。人类对于军事物质财富的创造与运用，对于军事知识体系的创新与运用，都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反映了和体现了人类的军事活动方式。《孙子兵法》从许多方面总结了中国古人的军事活动方式。这三个层次，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的科学构成。笔者认为，科学设计《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既不能简单地从军事物质文化、军事精神文化和军事制度文化等方面来构建和分类，也不能按照现代军事学学科分类来构建，这样做，只能揭示《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而不能科学反映《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层次的军事文化结构，虽然相互之间会有一定的交叉，但总体上共同构成了《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其中战略文化理论是核心，军事物化文化是基础，军事方式文化是重点。第二，应当依据上述三个层次结构，将《孙子兵法》军事文化理论体系设计成三个开放的体系。《孙子兵法》战略文化理论，笔者在《孙子兵法战略文化研究范式、现实意义及传播理念》一文中认为，主要包括《孙子兵法》的战略价值观、战略思维模式和战略行为选择偏向模式，而且随着更多战略文化研究范式的确立与运用，《孙子兵法》战略文化理论还可以构建出不同的理论体系［7］。

军事思想论文例2

1、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和国防教育具有一致的总体目标

不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建设之需相适应，为国家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新中国接班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所以，各高校在教育学生将其专业知识掌握好的同时，还需要不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政治立场，不断增强当代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献身精神以及辨别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军事观念是高校开设军事理论课的直接目的，以此使学生国防意识得以不断增强。就本质而言，就是对保卫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接班人与建设者进行培养。军事理论教育效益并非仅局限于军事理论建设本身。作为一种积极、正面的精神力量，国防意识可以让当代大学生形成“位尊未敢忘爱国，未卑未敢忘忧国”的理念，使其能够在今后工作岗位中及自觉生活、学习过程中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我国特色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2、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理论教育具有一致的内容

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科学整界观而实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教育；结合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与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教育，这三大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内容，而高校军事理论教育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主要包括国防精神、国防教育理论、国防法规、国防尝试以及国防历史等。大学生军事理论课能够将其对祖国的感情激发出来，有利于培养高校生为了民族利益而终身奋斗的道德情操。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具有一致的教育原则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都始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般青年学生政治思维都还不够成熟，所以他们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分化”或者“西化”的希望，大肆诋毁四项基本原则。基于这种情况，我国各大高校积极、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让高校生能够全面认识到我国与世界上敌对势力向抗衡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使其能够在思想上保持统一战线，坚定立场，旗帜鲜明的捍卫与构建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其次，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原则均为“育人”，都是对国家与党教育方针进行全面贯彻，对我国现代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抱负的“四有”新人进行培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骨干力量，当代大学生素质的高低对国家兴亡有着直接性影响。所以，一定要从客观正面引导当代高校生有效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同时不断增强当代大学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使高校生纪律性、组织性、民主法制观念得以切实提高；不断增强学生抵御腐朽势力的免疫力。

二、在大学生军事理论课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思考

1、对课程设计予以不断完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互渗基础

1.大学生军事理论课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a.忽视了大学生思想政治与军事理论教育教学整体性设计，而片面强调军事理论实践教育中所存在的首因效应。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校都将新生军训作为大学第一课，而这也是事实军事理论课程的首步。高校这种教育设计安排，对改善与提升当代大学生意志品质、独立意识及生活能力等领域具有积极作用[1]。然而，就宏观角度而言，这一教学安排也有很大弊端，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学生自身认知规律形成一种忽视。刚刚走进大学校门，很多大学生对所学专业、高校定位、职业规划及校园文化等缺乏了解，认知不到位，且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基于这种状态，开始他们艰苦的军训生活，很难达到理想效果。不仅没有达到高校军事教育核心目的，而且也因为开始传统教学前实施军训，错失了多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实践教学平台；第二，导致高校教学整体性的分裂。因为高校课程设置等诸多问题，使得大学生军事训练与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脱节现象，很难最大发挥两者的作用。b.很多大学军事教育课程都轻理论、重实践。在我国，军事教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即理论课与实践课。《高等学校军事理论教学大纲》规定，高校军事训练时间大约为2.5周，高校军事理论课示数大约为36个学时。然而，事实上高校军事理论教育主要还是军训，期间载穿插一些理论课程，理论教学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2.课程改革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理论课相整合的课程体系，有利于丰富高校基础教学实践，不断拓展高校教育路径，增强高校教育感染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全面提高与共同发展。课程改革的主要途径包括：a.实施课程内容系统设计。其基础为国情教育、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载体为军事实践教学，补充为军事理论教学，不断整合高校思想政治与国防教育内容，以实现教育形式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系统化；b.有效协调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时间，结合军事理论教学与思想政治教学，在新生军训过程中能够实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大学生爱国教育[2]。

2、不断整合高校师资资源，创设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条件

现阶段我国很多大学的军事理论教师队伍极为匮乏，对充分发挥高校军事教育功能造成严重影响。科学整合师资队伍，为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利支持。首先，通过沟通、交流与培训等，不断加强大学教师相关知识储备与军事国防意识，使其教学水平和业务素养得以不断提高；其次，作为军事训练的指导教师，思想政治教师应该全过程参与学生军事训练，以此对学生积极实施理论指导与思想动员，与军事训练实践教官通力合作，确保大学教学实践工作的共同完成[3]。

3、积极实施平台建设，进一步构建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1.网络平台

现阶段各大高校积极开拓网络新天地，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构建，积极实施思想交流与主旨教育，紧紧把握互联网军事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将互联网创设成为对高校生综合素质进行培育与弘扬的重要阵地。第一，根据高校互联网信息平台，构建一个专题网页，积极开展以时事政治、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互联网交流与讨论，以民主对话、平等沟通既加强监督等各种形式不断增强高校生思政素质与军事国防意识[4]。第二，对当前各主流互联网设计模式进行效仿，积极引导当代高校生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2.校园文化平台

就本质而言，校园文化直接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军事理念、国防意识及“三观”教育的培养与提高。所以要对这一平台予以充分利用，确保大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接受文明的洗礼与文化的熏陶，使学生在健康、和谐的高校校园自然、人文环境中不断陶冶其情操，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国家、学校及民族的使命感、荣誉感以及责任杆。第一，必须充分利用各高校校园文化中的舆论阵地，以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宣传教育，不断向学生宣扬革命英雄等；第二，“军事文艺”活动的积极开展，以“舞蹈比赛”、“唱响军歌”等活动模式积极开展军事理论教育[5]。

3.各高校手拉手共创平台

对各大高校自身资源予以充分利用，与当地开设军事专业的高等院校联合创建手拉手教育平台，对建设机制与体制予以不断创新，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的长效机制进行不断探索，共同搭建培训、交流的思想平台，使高校间能够实现资源与理念共享，高校间交流平台的搭建，有利于高校综合教育水平的切实提高。

4.高校学生社团、学会平台

在各大高校中，学会与社团等是大学生自我管理与学习的重要形式。基于这种情况，各高校应该积极倡导与鼓励在校生创建向军事爱好者协会、国防教育协会等校内社团组织。学校中的思政教师可以指导教师身份加入其中，使学生社团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学校社团活动的积极开展，进一步推动高校军事教育，同时全面开展学生“三观”教育。

4、结合行为导向和思想导向，在高校军事训练带队干部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军事思想论文例3

一

江总书记同志在领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革命气魄和胆识，科学分析和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未来可能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的问题，集中全党全军智慧，创立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实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新的历史性飞跃。《江总书记文选》收入的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著作，生动记录了江总书记同志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深邃思考和战略运筹，全面展示了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历史脉络和理论体系。

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对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军事领域的生动展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江总书记同志主持军委工作15年间，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战略格局出现重大转变，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兴起，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反“__”斗争任务日益突出。这些新的历史条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时代课题。江总书记同志敏锐地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前进脉搏，始终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当代世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加以思考，放在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密切联系中加以思考，放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走向中加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观点；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要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的观点；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的观点；关于围绕中心任务加强和改进军队党的建设的观点；关于按照“五句话”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的[！]观点；关于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的观点；关于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战略目标的观点；关于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观点；关于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导和统揽军队建设全局的观点；关于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牵引和带动军队现代化建设整体推进的观点；关于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的观点；关于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技练兵的观点；关于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观点；关于把院校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的观点；关于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路子的观点；关于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观点；关于高度重视抓基层打基础的观点，等等。江总书记同志这些相互联系的重要思想观点，科学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指导方针、总体思路、根本途径、战略步骤、发展动力和政治保证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国防建设的特点规律、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军治军的特点规律、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特点规律、未来战争与军事斗争准备的特点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把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为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长远指导作用。

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军事领域的创造性运用。江总书记同志在对当代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中，始终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继承前人与锐意开拓的统一、尊重实践与理论创新的统一，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江总书记文选》中有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著，我们可以体悟到洋溢其中的科学精神和革命风范。一是胸怀全局的战略意识和世界眼光。江总书记同志总揽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家发展大局，科学判断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始终把国家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强调军队建设必须着眼世界发展大势，既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快现代化步伐，不断提高国家战略能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二是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江总书记同志十分注重并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对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始终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把握，许多事情见事早、思考深、看得远，强调军队在讲政治的问题上要有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从而保证了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三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江总书记同志始终关注世界新军事变革潮流，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建设各个领域领导和推进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开启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之路，进一步加快了我军现代化建设步伐，表现了非凡的创新勇气。四是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江总书记文选》中的军事论著，字里行间饱含着江总书记同志对党、对国家、对军队的深厚感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江总 书记同志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担任军委主席期间，他走遍了全军所有的大单位，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辞辛劳。这15年军队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都凝结着江总书记同志的智慧和心血。五是尊重群众、情系官兵的领袖风范。江总书记同志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连队，倾听官兵呼声，集中官兵智慧，总结官兵创造，始终与官兵心连心。《江总书记文选》的终篇之作《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深切表达了江总书记同志同全军官兵结下的真挚感情，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民军队建设的殷切希望。

二

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江总书记同志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的生动反映和科学总结。《江总书记文选》收入的江总书记同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著作，既反映了江总书记同志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又展现了江总书记同志领导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

江总书记同志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审时度势，总揽全局，运筹帷幄，作出了一系列关乎全局的重大决策，解决了一系列制约军队建设与改革的突出矛盾，推动军队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全军部队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经受住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同严重自然灾害斗争的严峻考验。

面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政治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转变，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江总书记同志高度关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强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要求全军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为了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江总书记同志果断作出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经商活动的战略决策，提出在全军开展“四个教育”，指出部队必须警惕酒绿灯红的影响，要求把选拔培养优秀年轻干部作为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来对待等，充分反映了江总书记同志注重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要思想。

面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突飞猛进的严峻挑战，江总书记同志主持制定并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作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文秘站:军战略指导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为军队建设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江总书记同志亲自领导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先后裁减军队员额70万，使我军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道路迈出新步伐；决定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推动我军建设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强调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这些重大战略决策，在我军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面对日益严峻的，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江总书记同志要求加紧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强调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牵引和带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推进。江总书记同志亲自决策和领导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设，大大提高了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号召全军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增强了部队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推动“大联勤”和后勤保障社会化等改革，提高了后勤保障能力。

面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的新形势，江总书记同志深入思考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军治军之道，确立依法治军方针，强调把正规化作为从严治军的根本目标，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作为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紧抓不放，把军队建设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在江总书记同志的领导下，军队立法进程明显加快，从严治军力度明显加大，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

江总书记同志还亲自组织、领导和指挥了许多重大军事行动。比如，成功组织一系列重大战略战役演习和战备行动，配合党和国家政治、外交斗争，沉重打击了“__”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安全和领土完整；组建驻港、驻澳部队并顺利进驻香港、澳门履行防务，彰显了国家和尊严，为香港、澳门回归后的繁荣稳定提供了重要保证；组织数十万大军挥师三江，取得98抗洪抢险伟大斗争的胜利。这些重大军事行动，显示了江总书记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卓越的指挥才能，展现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学习《江总书记文选》，必将使全军官兵更加深刻地认识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更加深切地感受江总书记同志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以实际行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谱写军队建设和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三

军事思想论文例4

军事文化是由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建军原则、军事理论以及军人思想、理想、信念、道德、作风和纪律等要素所构成的思想体系,它是军事文化系统的灵魂和“主心骨”,处于“首位”和“支柱”地位,关系到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方向。加强军事思想文化建设,说到底是要解决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占领军事思想文化主阵地的问题。

一、在先进军事文化定位上,要把握好军事文化的高起点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先进军事文化建设,要求我们既要遵循军队文化的特殊规律和要求,又要适应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新环境,处理好各种关系和矛盾,使军队文化建设永葆生机和活力,始终走在建设先进军事文化的前列。发展独具特色的思想道德文化,思想道德文化,是彰显军队政治属性的文化,主要表现为军队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的价值观念及其所信守的道德原则。思想道德文化体现军事文化核心,反映军事文化性质和军队建设方向。

发展性质先进的思想道德文化,处于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首要位置。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统揽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思想。军队要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坚持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的思想。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要走在全社会的前列,必须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要始终坚持军事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思想。要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军事思想文化的主阵地。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全体官兵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的思想。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是为“打得赢”、“不变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可靠的政治保证。

1.要着眼于提高部队战斗力。先进军事文化工作把思想工作形象化后作用于广大官兵,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纪律观念的培养同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思想性、娱乐性溶为一体,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互相促进,理论思考与情感活动齐头并进,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主动性,并且对加强部队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战斗力也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以文化建设促进战斗力的提高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我军的任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文化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它的地位和作用却从未动摇,始终不渝地为提高部队战斗力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且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其重要性更加突出。

2.要着眼于提高官兵的心理素质。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内部的兵源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独生子女兵”、“学生兵”数量逐年增加。这部分战士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心理素质不高,独立生活能力差,辩别是非的能力不够成熟等等类似问题也伴随而生。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与高技术战争所要求的心理素质极不相符,严重制约着我军高技术作战水平的正常发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所要研究的对象。因此,军事文化工作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必须针对这一情况来开展工作。

二、在先进军事文化主旋律上,要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军事文化反映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主流,具有精神支柱和思想导向的作用。主旋律文化是军事文化的根本价值所在,是强大凝聚力的源泉,是进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鼓舞力量。如何占领军事文化,关系到军事文化建设的方向。一个丧失了主旋律文化的军队,其精神支柱必然动摇,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因此,必须坚持主旋律文化的主导地位不动摇,旗帜鲜明地表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毫不含糊。

我们在强调主旋律文化重要性的同时,又要提倡多样化。军营生活是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军事文化对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文化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部队官兵的文化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军事文化也应当是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只要是能够使广大官兵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受到启发和教育的作品,都应当受到鼓励。

在全球文化多元化中,我军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和“五句话”的总要求全面加强部队建设,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同时,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指导,完善了先进军事文化,实行科技强军,积极推进我军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推进军事文化建设,与我军的历史使命相适应文化流动中精神成分难于和后于物质成分的规律要求,文化建设必须把工作的优先和重点放在精神文化方面,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军事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根本和保证。首先,要适应全球文化多元化趋势,加强我军的思想政治建设。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始终作为一项根本和经常性的基础工程来抓。坚持弘扬以人为本,和谐共存的主旋律文化,不断推出军事文化精品,让先进文化占领军队的文化阵地。对官兵关注的重大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敏感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和引导性评论,提高广大官兵的辨别力。其次,要健全完善适应全球文化发展趋势的军事文化安全体系。文化安全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设计,全力维护,常抓不懈。当下之急,是加强军事文化职能部门的建设,加强对军事宣传,及基层文化工作的管理和建设,建设一支过硬的军事文化理论和实践队伍,使之成为弘扬先进军事文化,批判反动腐朽文化的生力军。第三,必须以一个大国的胸怀和责任建立符合全世界长期持续发展,和谐共存的军事文化。加强同全世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各种文化事务的管理和军事文化规则的制定。目前,对我军来说,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就是以“新安全观”为指导,构建和谐共存的安全文化,引导世界安全秩序向和平,和谐的方向发展。

三、在先进军事文化机制创新上,要保持军队文化的先进性

目前,军内外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军队文化经受越来越大的挑战和考验。从社会环境来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正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即将兴起的文化产业规模化、集团化,以及广阔的国际竞争交流空间,这是军队文化不容回避的问题。从我军内部环境来看,高新科技已经成为军队战斗力提升的强大动力。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我军正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以完成机械化、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使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广泛地应用到军事生活的各个方面,军队官兵的文化知识结构和心理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趋势。如何紧跟军队建设前进的步伐,准确反映当代军人的精神和心灵,有效占领军营文化阵地,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不变质”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是军队文化建设面临的迫切而重大的课题。

时出创新的呼唤。坚持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队文化创新,已经成为军队文化工作者的迫切使命。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最有力的保证。我军自诞生以来,始终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伴随着战火硝烟与和平的阳光,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创造了壮丽辉煌的军队文化,对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以及提高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反映了军队文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形势,军队文化不创新就意味着自动让出文化阵地,不前进就意味着退出先进文化行列。

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先进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在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军队文化建设需要继承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我党我军创造的革命文化。继承的目的在于创新,我们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借鉴古今中外文化创新的经验同新时代新实践结合起来,大力拓展军队文化发展空间,丰富和扩充军队文化内涵,积极吸纳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推进我军文化形式、手法、技巧的充分发展,实现体裁、题材、主题的极大丰富。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占领制高点,掌握主动权,保持先进性,走在最前列,真正肩负起“两个提供”的历史使命。

四、在占领先进军事文化主阵地上,要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

构建中国特色先进军事文化,是官兵认同和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和理论功底。军事文化体现军队根本政治方向和性质,战斗文化体现军队武装集团的职业特征,创新文化体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根本要求,和谐文化体现新型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胡锦涛主席在关于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中,明确了“文化熏陶”在培育中的突出作用。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以丰富的文化营养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对官兵进行滋养,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土壤和养分。

1.自觉地坚持用先进军事文化武装全军。教育引导官兵全面深刻地理解把握其内容体系和重大意义,全面深刻地理解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深入扎实地学好胡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切实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魂”和统领各项工作的“纲”。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导官兵充分认清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典型示范、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使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为官兵普遍理解认同、自觉培养践行;大力创新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坚持从火热的军营生活和生动的部队实践中挖掘素材,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官兵,开展官兵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充分调动广大官兵履职尽责的积极性创造性。坚持从官兵中来、到官兵中去,为部队官兵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文化装备和优质高效的文化服务。

军事思想论文例5

我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军事理论课，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修内容。通过马克思主义对高校生头脑进行全力武装，为祖国栽培出“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且“德、智、体、美”均衡发展的优秀社会主义接班人与宏伟事业建设者。我国早在2008年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校军事教学大纲》中就明确提出，军事课应该以“思想、马列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邓小平理论”指导为课程性质，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全面贯彻与落实，根据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实时要求，各高校必须为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保卫者与建设者而努力，两者都是优秀、全面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与事业建设者，目标一致，且思想统一。由此可见，军事理论教育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修课，而且还能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理论教育具有高度一致性

1、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和国防教育具有一致的总体目标

不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建设之需相适应，为国家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新中国接班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所以，各高校在教育学生将其专业知识掌握好的同时，还需要不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政治立场，不断增强当代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献身精神以及辨别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军事观念是高校开设军事理论课的直接目的，以此使学生国防意识得以不断增强。就本质而言，就是对保卫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接班人与建设者进行培养。军事理论教育效益并非仅局限于军事理论建设本身。作为一种积极、正面的精神力量，国防意识可以让当代大学生形成“位尊未敢忘爱国，未卑未敢忘忧国”的理念，使其能够在今后工作岗位中及自觉生活、学习过程中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我国特色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2、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理论教育具有一致的内容

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科学整界观而实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教育；结合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与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教育，这三大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内容，而高校军事理论教育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主要包括国防精神、国防教育理论、国防法规、国防尝试以及国防历史等。大学生军事理论课能够将其对祖国的感情激发出来，有利于培养高校生为了民族利益而终身奋斗的道德情操。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具有一致的教育原则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都始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般青年学生政治思维都还不够成熟，所以他们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分化”或者“西化”的希望，大肆诋毁四项基本原则。基于这种情况，我国各大高校积极、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让高校生能够全面认识到我国与世界上敌对势力向抗衡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使其能够在思想上保持统一战线，坚定立场，旗帜鲜明的捍卫与构建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其次，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原则均为“育人”，都是对国家与党教育方针进行全面贯彻，对我国现代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抱负的“四有”新人进行培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骨干力量，当代大学生素质的高低对国家兴亡有着直接性影响。所以，一定要从客观正面引导当代高校生有效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同时不断增强当代大学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使高校生纪律性、组织性、民主法制观念得以切实提高；不断增强学生抵御腐朽势力的免疫力。

二、在大学生军事理论课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思考

1、对课程设计予以不断完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互渗基础

1.大学生军事理论课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a.忽视了大学生思想政治与军事理论教育教学整体性设计，而片面强调军事理论实践教育中所存在的首因效应。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校都将新生军训作为大学第一课，而这也是事实军事理论课程的首步。高校这种教育设计安排，对改善与提升当代大学生意志品质、独立意识及生活能力等领域具有积极作用[1]。然而，就宏观角度而言，这一教学安排也有很大弊端，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学生自身认知规律形成一种忽视。刚刚走进大学校门，很多大学生对所学专业、高校定位、职业规划及校园文化等缺乏了解，认知不到位，且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基于这种状态，开始他们艰苦的军训生活，很难达到理想效果。不仅没有达到高校军事教育核心目的，而且也因为开始传统教学前实施军训，错失了多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实践教学平台；第二，导致高校教学整体性的分裂。因为高校课程设置等诸多问题，使得大学生军事训练与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脱节现象，很难最大发挥两者的作用。b.很多大学军事教育课程都轻理论、重实践。在我国，军事教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即理论课与实践课。《高等学校军事理论教学大纲》规定，高校军事训练时间大约为2.5周，高校军事理论课示数大约为36个学时。然而，事实上高校军事理论教育主要还是军训，期间载穿插一些理论课程，理论教学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2.课程改革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理论课相整合的课程体系，有利于丰富高校基础教学实践，不断拓展高校教育路径，增强高校教育感染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全面提高与共同发展。课程改革的主要途径包括：a.实施课程内容系统设计。其基础为国情教育、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载体为军事实践教学，补充为军事理论教学，不断整合高校思想政治与国防教育内容，以实现教育形式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系统化；b.有效协调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时间，结合军事理论教学与思想政治教学，在新生军训过程中能够实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大学生爱国教育[2]。

2、不断整合高校师资资源，创设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条件

现阶段我国很多大学的军事理论教师队伍极为匮乏，对充分发挥高校军事教育功能造成严重影响。科学整合师资队伍，为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利支持。首先，通过沟通、交流与培训等，不断加强大学教师相关知识储备与军事国防意识，使其教学水平和业务素养得以不断提高；其次，作为军事训练的指导教师，思想政治教师应该全过程参与学生军事训练，以此对学生积极实施理论指导与思想动员，与军事训练实践教官通力合作，确保大学教学实践工作的共同完成[3]。

3、积极实施平台建设，进一步构建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1.网络平台

现阶段各大高校积极开拓网络新天地，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构建，积极实施思想交流与主旨教育，紧紧把握互联网军事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将互联网创设成为对高校生综合素质进行培育与弘扬的重要阵地。第一，根据高校互联网信息平台，构建一个专题网页，积极开展以时事政治、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互联网交流与讨论，以民主对话、平等沟通既加强监督等各种形式不断增强高校生思政素质与军事国防意识[4]。第二，对当前各主流互联网设计模式进行效仿，积极引导当代高校生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2.校园文化平台

就本质而言，校园文化直接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军事理念、国防意识及“三观”教育的培养与提高。所以要对这一平台予以充分利用，确保大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接受文明的洗礼与文化的熏陶，使学生在健康、和谐的高校校园自然、人文环境中不断陶冶其情操，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国家、学校及民族的使命感、荣誉感以及责任杆。第一，必须充分利用各高校校园文化中的舆论阵地，以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宣传教育，不断向学生宣扬革命英雄等；第二，“军事文艺”活动的积极开展，以“舞蹈比赛”、“唱响军歌”等活动模式积极开展军事理论教育[5]。

3.各高校手拉手共创平台

对各大高校自身资源予以充分利用，与当地开设军事专业的高等院校联合创建手拉手教育平台，对建设机制与体制予以不断创新，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理论教育的长效机制进行不断探索，共同搭建培训、交流的思想平台，使高校间能够实现资源与理念共享，高校间交流平台的搭建，有利于高校综合教育水平的切实提高。

4.高校学生社团、学会平台

在各大高校中，学会与社团等是大学生自我管理与学习的重要形式。基于这种情况，各高校应该积极倡导与鼓励在校生创建向军事爱好者协会、国防教育协会等校内社团组织。学校中的思政教师可以指导教师身份加入其中，使学生社团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学校社团活动的积极开展，进一步推动高校军事教育，同时全面开展学生“三观”教育。

4、结合行为导向和思想导向，在高校军事训练带队干部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对各高校教学辅导员与部队教官的教学积极性予以充分发挥与积极调动，这是对我国军事训练思政教育的特殊要求。因为对于高校辅导员与军事训练教官而言，其言谈举止与思政素养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于那些对自己提倡自由主义，对他人提倡马列主义，嘴上说的头头是道，行动上却南辕北辙的人是不会教育好学生的，而且不管采取何种方式都不会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教官与教师自身行为其实是一本隐形教科书[6]。所以，我们一定要紧密结合言教与身教，并形成一种身教高于言教的教学意识，通过自己的行动对高校生进行感染与教育。

三、结语

近30年的军事理论教育实践证明，要想让高校生对严格的校园军事理论知识形成一种深刻认识，一方面要不断锻炼体魄、锻炼意志以及锻炼思想，另一方面还要全面提高学生的国防意识与德智体美能力，在大学生军事理论课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对高校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具有积极作用，对高校爱国教育的进一步推进，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参考文献：

[1]董俊斌，那森.高校大学生开展军事理论课的教育意义探究[J].出国与就业（就业版）.2011（07）：120-121.

[2]韦荣道.论军事选修课在大学生国防教育中的意义及建设思路――徐州师范大学军事选修课的实践与探索[J].教育探索.2011（09）：154-155.

[3]王建中，叶欣.军事理论课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独特的创新平台[J].中国电力教育.2011（31）：178-179.

[4]刘斌.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探析[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12）：165-166.

[5]徐水根，钞群英.军事理论课在高校素质教育中的作用[J].南昌高专学报.2009（06）：166-167.

军事思想论文例6

凝聚功能是把军队内部各要素凝聚在一起以形成向心力的功能。凝聚功能是军事文化软实力的基础要素之一。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最终强制手段，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集休，特殊的使命任务要求军队成员围绕共同的目标，贯彻统一的意志，忠实地履行职责，不折不扣地执行领导层的决策。凝聚力是军事文化软实力作用的最直接体现，是军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军队就不可能形成应有的战斗力。

一、提升军事文化动员力

动员力主要是指先进的军事文化对内产生的鼓舞士气、砥砺意志、激昂热情的一种力量，突出表现在国家或者军队在出现突发事件，如战争、灾害等涉及国家和社会安定的事件时，能够把军心民意动员起来。而落后的军事文化是不能产生强大持久和广泛的动员力的，只能欺骗和愚弄军民。无产阶级战争观认为，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符合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顺应道义伦理，因而能够赢得民心士气。用先进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指导革命战争，用积极向上的军事文化贯穿战争始末，必然能够激发广大民众和官兵为正义而战的战斗热情，必然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员力和凝聚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而用“伟大的人民战争”这样简练的语言，表达了民心士气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早在1953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全面、具体的阐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和意义，以及政治动员应采取的方法和注意的问题。他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战争，没有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这里所说的政治动员，是指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每个民众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进一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来武装官兵头脑，凝聚军心，统一思想，不断巩固和促进先进军事文化的动员和凝聚作用。我军八十几年的成长历程中，积累了许多关于战时政治动员和战场宣传鼓动的经验做法，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文化软实力资源。在今后的军事训练和军队建设中，要充分挖掘和发扬我军优秀的军事传统，并不断发展创新能够鼓舞激励广大官兵的动员力量，不断凝聚军心鼓舞士气，让人民军队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堡垒。

二、提升军事文化支撑力

军事思想论文例7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 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军事思想论文例8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菊花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毛泽东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军事思想论文例9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军事思想论文例10

左权在他的军事论文中，阐明了战略战术思想和军队建设的许多新观点，主要是：

要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

左权认为，军事是一种科学。他号召广大指战员“创造我们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这个提议是独具慧眼的。他在1942年就指出：“关于战争的军事问题，也和别的事物一样，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向前运动的，这就是说，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他还说，在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创造和发展我们的军事思想这一问题上，我们还做得非常不够，今后需要用更大的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

在这里，左权不仅发出了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号召，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创造的观点，就是需要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他多次写文章指出，我们要吸收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及战略战术，如苏联红军的、法国的、英国的，其中，特别是苏联红军的都要吸收。但是，我们不能照搬、照套，也不能凭空创造，要根据中国的客观情况和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具体环境，从战争实际中，来创造中国光辉的军事科学，并推动中国军事科学向前发展。二是马列主义的观点。他强调，我们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要以马列主义作为理论指导，这是一个大前提。他还多次说，不能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来研究军事科学。与此同时，他身体力行，在战争空隙为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写出了一批思想深刻、观点新颖的军事论文。

要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

左权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我军军事思想产生的条件、规律和现状及其特点，以及如何创造新的军事思想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把中国的军事学向前推进。因为，我们自己的军事思想不能完全从外国搬来，也不能凭空创造，需要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依据我们所处的客观环境，敌我双方的具体条件，以及我军的历史传统、我军军事任务的性质，逐渐从斗争中产生出来。在创造新的军事思想时，要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吸收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优点，借鉴先进国家的成熟的军事思想。在这里，左权精辟地回答了军事思想的创造与继承、发展的关系问题，对我们今天研究军事理论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左权在战术思想上有许多真知灼见，补充、丰富和发展了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如何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他指出：

第一，要认真研究敌人的战术，找出应付的办法。1938年1月，左权在《论目前山西敌人的动态和我军应采用的战术》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现有战术为满足，因为敌人的战术也在不断地改善与进步，我们必须研究敌人的战术，求得新的胜利。他还指出，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敌人的一切战略战术原则及技术条件，研究其应付的方法。为了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术水平，1938年初，他组织八路军总司令部编印了《战术参考材料》，印发给部队，其中有许多总结作战经验教训以及研究日伪军战术的论文，对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术素质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必须批判战术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左权在战术研究中，十分重视批判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努力肃清影响，用正确的战术思想来武装我军指挥员的头脑，指导部队的作战。1942年，他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指出：有人不根据中国今天的实际环境来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而把《孙子兵法》与《曾胡治兵语录》毫无变化地捧出来；有人机械地接受外国军事理论的观点，照搬外国的唯武器论，认为武器决定一切，这些思想的根源是机械唯物论。他认为，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基本原因，是有些人没有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根据敌我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规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还指出，有人甚至受封建社会军事理论的影响，信神兵，看风水；宿营时按八卦摆好方位，选择吉利的地方住下；每逢军事行动以前，要扶乩卜卦，这个做法的根源也是唯心论。他十分严肃地指出：“如果这些错误思想不克服，就难免产生错误的战略战术，给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带来阻碍，而且对将来的共和国的军事思想建设带来严重的危害。”

第三，要创立适合自己的战术。左权主张逐渐地完善我军的战术，创立更正规、诸兵种联合、更富科学内容、更富组织性的战术。1940年，他在《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是工农的军队，革命的军队，而且有长期的战争历史，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中国和国际没有现成的适合我军斗争环境的战术”。因此，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有两层含意：一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指导，即只能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不能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二是要根据中国国情，适合我军斗争的具体环境，而不能照搬国内外现成的战术。他认为，任何一个战术原则都有它的两个方面，都是对立统一、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一切战略战术，而且我们从实际的斗争中用辩证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