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论文例1

二、具有“文化中国”情节的大陆视角

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陆所有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一共不超过5篇。大陆最初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纯粹自己的见解，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美国本土多元文化和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理解的影响，这一阶段属于大陆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探索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华裔美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像中国台湾境内的学者那样“步调统一”，在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现了两类不同文学背景的研究学者：一类是以中文文学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学的中文系学者，另一类则是以英语文学为研究背景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英语系学者。大陆对海外文学的研究开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小范围的海外华人的中文作品进行研究。随着对海外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对港台地区的海外文学感兴趣外，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所有华人文学研究扩展，包括东南亚文学、新加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华人聚集比较密集的国家和地区。相较于以英语系学者为主要研究人员的中文系海外文学研究，研究成员队伍更加庞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学的文化内涵。他们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过程始终以“文化中国”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华裔美国文学，并且试图将海外华人文学与母语文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发表的多篇博士论文和文学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多元化研究。与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学研究队伍不同，由英语系组成的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队伍最初是以翻译华裔美国文学为主线，侧重于将中国文学与华裔美国文学进行对比。恰逢21世纪初，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持续升温的时期，大陆境内各个大学、期刊纷纷设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机构或者期刊专栏，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已增加到近两百篇。这样，华裔美国文学也渐渐进入到了国内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的课程，为英语系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硕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学研究还是英语系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华裔文学的属性入手，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分析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引导和向度。从近几年发表的有关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题已不再仅仅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融与冲突”等角度一同展开。在大陆，虽然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还在持续升温，但都与国内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地区，华人对自己故乡的思念和中华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随时间和空间改变的。

三、美国多元文化下华裔美国文化的差异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始终不变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响和思想观念。美国自称是一个自由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大国，随着移民而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创新，这就像一个文化熔炉维系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美国国土无论多么的开放、自由，美国社会各民族的特点、民族的文化价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思想和政治观念，他们对一些主流的美国政治观念并非完全能够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国多元文化下的差异文化政治。在一个多元化语境之下，美国文化试图通过同化的方式来消除民族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政治观念。如果美国完全丢弃族裔的文化特点，而以白人种族文化作为文化同化的方向，势必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差异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单一性和同质性，新时期的差异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识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对华裔美国文学，贯穿整个文化脉络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对美国主流的文化来讲，华裔美国文学是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文化差异冲突和融合，华裔美国文化应该呈现出一种具有正面、正统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创出具有独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学成就，并能够形成影响美国文化，赢得自己生存空间的独树一帜的差异文化政治。

华文文学论文例2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华文文学论文例3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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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论文例4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华文文学论文例5

【英文摘要】ThereentailsprofoundaestheticconnotationintherejuvenationofChineseliteratureandarts.1.Theembodimentofloftyspirit.ItsloftybeautyexertsanedifyinginfluenceontheChineseyouth.2.Thebrightnessofsensewhichiscloselyrelatedwithloftiness.3.Artisticbeautywithspecialattentiontoart.4.Thebeautyofcreation,includingtherecovery.rejuvenationandrecreationofbeauty.Soitissignificanttoexploretheseaestheticcontentstomakethemplayactiverolesin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

【关键词】中华文艺复兴/美学/内涵

Chineseartandliterature''''srejuvenation/aesthetics/connotation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8X(2002)03-0047-00

中华文艺复兴的涵义是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以中华科技文化艺术的普遍持久高涨为突出表现和主要特征的，体现新中华理性主义并且旨在创造新的中华先进文化的思想文化运动、时期和潮流[1]。中华文艺复兴这一涵义又蕴藏着深刻的美学内涵。

一

中华文艺复兴深藏着的第一种美学内涵就是体现崇高精神，放射崇高美光彩，要求中华民族儿女崇尚崇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崇高（或壮美、或伟大）是不同于优美的一种美的形态。这种美的形态“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liú＠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2](P47)，能够给人以特殊的阳刚性质的美感。这种作为“实践主体巨大力量，更多地展示着主体和客体在现阶段相冲突和对立状态；并且在这一对立的冲突中，显示出客体和主体相统一的历史必然性”[2](P50)的崇高，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都有所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先进力量的胜利，往往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决不会轻而易举、一蹴而就。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先进社会力量的崇高精神崇高美显示出来了。人类历史上的奴隶革命、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民族解放斗争，都是先进社会力量起来反抗旧制度、反抗黑暗势力的艰巨的斗争，都付出了一定的英勇的牺牲，从而写下了历史上悲壮、崇高、伟大的篇章。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人类历史上最艰巨最伟大的历史进程，人民群众及其先进代表人物在这一进程中，更是体现了崇高的理想，显示出了崇高的光彩。中华文艺复兴是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为价值取向的，“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的中华民族不断壮大不断发展”[1]的思想文化运动，当然就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爱国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体现崇高精神，放出崇高美的光彩。

显然，不是别的，而正是中华文艺复兴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价值取向，使得中华文艺复兴具有崇高精神，放射崇高美光彩的美学内容。这种美学内容的存在，反映到中华儿女的头脑中，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崇尚崇高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形成后，人们认为自己投身的中华文艺复兴事业是神圣的崇高的事业，又会为达到目标而全力以赴奋勇前行。这么一来，中华文艺复兴又会为崇高、崇高美的发展辅路。

在时下的中国，“体现崇高精神，放射崇高美光彩，让中华儿女崇高”这一美学内容的开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种‘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拒斥传统、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都行’的社会思潮（包括社会心理、大众文化和学术思潮）正在引起人们深深的困惑与忧虑”，以文学创作为例，躲避崇高、拒斥崇高的“痞子”小说就引起了人们的困惑和忧虑：“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不过是游戏人生的《顽主》，我们都希望《千万别把我当人》，我们大家全都《玩的就是心跳》，并且全都《过一把瘾就死》，‘人’就不是从‘神’回归为‘人’，而是把人变成了‘虫’。‘虫’的生存不是‘人’的生活，人不能忍受‘虫’一样的生存”[3]。显然，在这么一种躲避崇高、拒斥崇高的社会背景下，在人们的困惑和忧虑的情绪中，开掘“中华文艺复兴”所蕴含的美学内容“体现崇高精神，放射崇高美光彩，要求中华民族儿女崇尚崇高”，具有非同寻常的“针锋相对”、“对症下药”的意义：你要躲避崇高、拒斥崇高吗？我们就是要对着干，开掘中华文艺复兴所蕴藏的崇高美学内容，重建崇高，崇尚崇高，让追求崇高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风尚。

二

中华文艺复兴深藏着的第二种美学内涵就是与崇高紧紧相连的新中华理性美的光芒照耀。这种美学内容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成功经验的启迪下发现并开摒出来的。

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前后的情况是，面对千年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宗教教义、经院哲学教条以及教会、宗教裁判所的严酷，有识之士们从古希腊、罗马文化那里，汲取有关“人的理性”的营养，形成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发展需要的反对宗教教义、经院哲学教条，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的“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尔后，他们又大力宣传“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使许多人认同、接受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而成为了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出现后，就以“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作指导，掀起了从神性走向人性，从信仰走向理性的欧洲文艺复兴热潮。热潮掀起后，尽管“人文主义者从古代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吸取自己所需的思想，他们的意见常常是分歧的”，但是共同的人文主义理性“把不同的认识贯穿起来，使之得以成为一个思想体系”[4]。在这个思想体系的制约或影响下，人文主义理性美的光芒照耀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整个历史过程，使处在这个过程中的人们“对自然的观察与实验代替了经院派的繁琐思辨；感性认识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归纳逻辑打破了演绎逻辑的垄断；因果律代替了目的论（天意安排说）；理性代替了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精神解放了，人的地位提高了”。从而，“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与无限发展的潜能”，“把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人性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带着蓬勃的朝气向各方面去探索，去扩张”[6]，进而取得各个方面（包括科学文化艺术各方面）的丰硕成果。

显然，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成为“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成为“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成为带来近代文明的彪炳世界史册的思想文化运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有以“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活理想”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理性美光芒的照耀。以史为鉴，中华文艺复兴要能取得科技文化艺术方面的丰硕成果，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复兴和发展的一次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就应该有新的人文主义理性美的照耀，这新的人文主义理性美正是切合我们中国需要的“自觉扎根中华文化、为中华服务、以中华或中国的眼睛看待世界的中华性，与以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开放精神为重要部分的理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新中华理性主义精神”[1]，或新中华理性美。

开掘深藏在“中华文艺复兴”里的新中华理性美具有明显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今天，中国大陆人民缺失的是精神和信仰，是对理性的高度重视，封建迷信现象回潮、感望粗俗化、理想追求虚无化、行为方式非理智化等等就是表现”。推动集中体现新中华理性主义，让新中华理性美的光芒照遍中国大地的中华文艺复兴，“就是力图以潜移默化方式向中华儿女，特别是青少年‘灌输’包含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开放精神的新中华理性，就是对各种理性缺位、缺失的弥补、反拨”[6]。

三

对艺术这种人类掌握世界方式，这种美的高度重视是中华文艺复兴的又一种美学的内涵。这种美学内涵也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成功经验的启迪下开掘出来的。

欧洲文艺复兴普遍的表现是对科学、文化和艺术的高度重视，使得科学、文化和艺术高涨，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都取得了光照青史的突出成就，产生了一批成果累累、功绩卓著、影响深远的大师、巨人。然而，对艺术（包括文学）的非同一般的重视（改变在中世纪，艺术家被看做“从事低下体力劳动的工匠”的身份，使艺术家的地位在历史上首次被公开承认），使艺术发挥影响生活、改造生活的作用也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对此，欧洲文艺复兴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过：“文艺复兴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使视觉艺术取得了与‘自由艺术’并驾齐驱的地位，艺术家竭力对当时的生活与思想施加影响。显而易见，人们在克服了中世纪那种把艺术视为手工艺活动的陈旧观念后，进而把艺术看作能在精神和宗教方面发挥作用的宝贵的客体或形象的创作性活动。因此，文艺复兴的艺术起了重要的文明作用。”[7]（重点为引者所加）也正因为如此，欧洲文艺复兴，特别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阶段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了众多的成就卓越，名传千秋的文学艺术巨匠，如诗人但丁、彼特拉克，作家薄伽丘，画家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文、提香，雕刻家米开朗基罗，建筑师鲁涅列斯基，音乐家帕莱斯特里那、拉索等。

欧洲文艺复兴，特别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早期阶段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非常重视文学艺术，使之发挥影响生活、改造生活的作用是有深刻原因的。“文学是人学”（高尔基），是最能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而为人们所接受的艺术形式。由于“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马克思），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艺术以其感人的、庄严宏伟的气魄，显示了权威的力量，它仿佛施展了魔法，使人们对它着了迷”，“起到使公民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焦点作用”[8]。这么一来，艺术就成了“人类生活的一种普遍机能”，成了“理解全部人生的钥匙”，而往昔的伟大艺术品则成了“人们获得审美愉悦的不尽源泉”，成了“催人向上的永恒动力”，成了“超越人世辛劳、争斗、烦恼以及欲望的事物”，成了“绝对美的永恒领域的创造物”[9]。……艺术的这些特质和作用，就使得它成为最能被人接受的最受人欢迎的人文主义理性载体，而人们通过它比通过其他形式更能接受和认同人文主义理性，以及其他的文艺复兴主张。事实上，当时的人们首先就是通过但丁、彼特拉克等诗人的能够点燃情感火苗的诗句，通过薄伽丘的吸引人的故事，通过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色彩鲜艳夺目、神态栩栩如生的美术作品，而在受到熏陶之后接受、认同人文主义理性的。一言以蔽之，艺术（包括文学）的内在特质和作用是人们特别重视艺术、艺术美的最根本的依据，也是开掘重视艺术、艺术美的这一美学内容的最根本的依据。

欧洲文艺复兴过去了几百年时间，但是，文学艺术及其内在特质和作用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因此，恰如对艺术、艺术美的重视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的美学内涵一样，对艺术、艺术美的重视也必定会是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要的美学内涵。我们理应开掘这一美学内涵，使曾经当过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理性载体的文学艺术，在我们时代里担负起中华文艺复兴新中华理性载体的重任。“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文艺可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地受到其在各个历史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10]（重点为引者所加）在这段话里所指出的文艺的“独特的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与我们所说的文艺“因其特质和作用而最能被人所接受”是一致的，因而，我们要充分利用文艺的“最能被人所接受”的“特质”，发挥文艺的“独特的重要作用”、“深刻影响”，让文艺当好新中华理性载体，使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视艺术、艺术美的美学内涵得到充分的开掘。

四

中华文艺复兴的实质、主旨的创造新的中华先进文化。从美学的角度看问题，这个“实质”、“主旨”里，蕴藏着中华文艺复兴的创造新美的美学内涵。这“创造新美”指的是，给我们中华祖国、中华民族创造更多的美好的东西，使中华儿女得到更多的审美享受。“创造新美”可以通过三个环节来实现。这三个环节就是复美、兴美、创美。

（一）复美事物的发展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列宁）。美好的事物也是如此发展的。这是规律。因此，要创造新的美好的东西，就必须顺应这条规律，重复、恢复低级阶段美好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并且仿佛是向旧的美好事物的“回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艺术大师、巨匠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挖掘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宝藏，发现古典世界的美。然后，“在断壁残垣的古代建筑的废墟、年代久远的雕刻塑像以及保存完好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学手稿的启发下”[11]，结合现实情况而创造出新美的东西。虽然中华文艺复兴不是复古，但是，同样不是复古的欧洲文艺复兴的上述做法，还是值得我们中华文艺复兴效仿或借鉴的。这就是说，我国古代的某些美好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有必要恢复，并且传承下去。例如，曾经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超凡脱俗的境界和人格的风骨精神而在世界艺术中独树一帜的中国绘画艺术应该传承下去，中国画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地位也应该恢复。

恢复、传承我国古代某些美好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在当今的中国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国家形势不断变好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本土商店“克隆”外国商店，中国人“克隆”美国生活，以至于美国报纸都要惊问“这还是中国吗”的情况[12]，而恢复、传承我国古代某些美好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就有助于抵制上述“克隆”现象，有助于保持中华文化、中华美赖以立身的个性、特质。

（二）兴美所谓“兴美”指的是让某种美兴盛起来。时尚、流行色之类的存在为兴美提供了某种依据。欧洲文艺复兴也给“兴美”带来了某种注释或例证。“乔万尼·戴拉·科萨在他16世纪写的一本有关礼仪的书籍里写道：‘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年龄和社会地位穿着得体，否则就会受到别人的鄙视。’文艺复兴时期，殷实富裕的意大利人崇高这种观念，雇用裁缝和绣工制作高雅精美的服装”[11](P62)。“威尼斯人花费大量财富来美化他们的城市，使她在15世纪已成为与佛罗伦萨和罗马齐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大都市，众多的游人香客拥入威尼斯，前来观赏这座威尼斯人自诩为最安宁的共和城邦。一位来访的法国牧师曾这样描述威尼斯：‘宏伟壮丽，繁荣富足，像地中海的女神一样神奇地矗立在水中”[11](P92)。诸如此类的“兴美”例子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是很多的。这类“兴美”例子启示我们，在中华文艺复兴时期，也应该发挥文学艺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使真正的属于中华民族先进文化范畴的美的事物、现象兴盛起来。真正的美兴盛起来之后，反理性、反传统的，诸如将10吨苹果倾入广场水池中，以“演泽生命从新鲜到腐烂的过程”的所谓“行为艺术”，假冒伪劣艺术才会消失。

（三）创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因此，在复美、兴美、创美三个环节中，最重要的还是创美。恢复我国古代某些美好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也是希望在它们的启发下创造出新的美的东西。

对创美的重视和要求固然与人们的审美心理有着求新求奇的成分有关，甚至可以说是由人们的求新求奇心理成分所决定的，然而，也与时展的要求紧紧相连。何以见得？当今和未来的时代是科技、特别是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可以预见，科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伴随着中华文艺复兴的开展和进行。而这种伴随中华文艺复兴始终的科技、高科技迅猛发展，又必然会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发展，使得文学艺术的面貌、形态、存在方式都发生诸多的变化，使得许多新的艺术美品种能够在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下产生。例如，由于高科技带来的现代传播媒介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VCD、DVD、电子游戏、电视娱乐节目、家庭影院等对人们欣赏方式的强大诱惑，就发生了文学美的由单媒介（语言单媒介）向多媒介（把文字阅读与声音、图片、动画等视听观赏方式结合起来）的延伸。又如，高科技“计算机艺术作品中经常表现的超时空画面，在审美中更增添了几分玄奥的色彩和虚幻的空间效果，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尤其是一些拼贴的图像处理软件，可设置出一些矛盾的空间，构图元素的错位能使画面产生一种戏剧性的幽默或一种幻想中的世界，并能多视点欣赏，还可制作成动画效果，表现出人类超越自然和自身局限的审美理想，折射出人类尽善尽美的渴望”[13]。……在科技、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下，许多新的艺术美的品种、形式在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下产生出来了。显然，摆在中华文艺复兴中的艺术家面前的一大任务，就是“因”科技与艺术结合之“势”而利导，创造出许多新的美。

综上所述，中华文艺复兴蕴藏着深刻的美学内涵，这些有着相应意义的美学内涵主要有：(1)体现崇高精神，放射崇高美光彩，让中华儿女崇尚崇高；(2)与崇高紧紧相连的新中华理性美的光芒照耀；(3)非同一般地重视艺术、艺术美；(4)包括有“复美”、“兴美”、“创美”环节的“创造新美”。我们理应深入开掘这些美学内涵，使它们在中华文艺复兴，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积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2-05-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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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白秀兰.追寻古罗马[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22.

[9]本内施.北方文艺复兴艺术[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1.

[10].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1-12-19.

[11]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天才复生[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华文文学论文例6

近些年来，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学术主题得到广泛关注，以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文化学科为基本研究单位的专门史研究方兴未艾。作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华法律文明在法制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在民族史、民族学界，已有方家提出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理论，并以区域和族别为线索进行了系统论述①。然而在法制史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著述都侧重于汉族及其先民在中华法律文明的开启和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民族同样是中华法律文明的缔造者和建设者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元一体②的民族大家庭，在汉族政权时期，少数民族的从属地位是毋容置疑的。既或在少数民族政权时期，其“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的融入，为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华夏法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③。甚至有学者断言“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但法律的发展很少受这些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影响”④。显然，本文在论述“各民族共创中华法律文明”这一历史主题时，无法回避与上述结论的悖立。 一、从习惯与习惯法的起源考察关于法律的起源，对于法学家和史学家都是一道难题。法学家力图通过一套合乎逻辑的理论概括法律起源的一般规律，却常常由于一些“例外”而前功尽弃。严谨的史学家总是在为史料的罕缺而伤神，以致于“恢复历史原貌”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鉴于“上古之世，若存若亡”（王国维语），传说之史，似非似是，试图从传说时代的云雾之中理出一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起源的轨迹来，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冒险”的事。⑤前人和学长的研究为后学者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提出了警示，指明了方向。那么，能否根据现有的史料和法学理论勾画出中华法律文明起源的大致轮廓，概括出中华法律文明起源的一般理论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法律的起源问题上，一般认为，法律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同国家一道产生的。⑥其实，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的产并非在短期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同时，它的产生并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必要。早在国家产生之前，已有中华法律文明的发轫，并呈现出多元性特点。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①这一点已是定论。然而在夏之前的远古社会，确实出现了法律的萌芽，而且，它是由古代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法律的起源，由于西方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与中国的截然不同，因此关于法律起源的理论也决不相同。遗憾的是学界一直有人试图用西方的法理解释并覆盖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由此产生的一些理论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诚然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存在其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种共同规律是建立在个性差异基础上的，无异何来同？所以笔者在考察中国法律文明起源的历史实然性时，对其特殊性予以相当程度的关注。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产生经历了氏族-- 部落（部落联盟）--国家这样一个过程，法律的产生相应地经过了氏族习惯--习惯法--成文法这样三个阶段。在晚出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氏族和部落习惯的记载，如《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反映的是母系氏族时期内婚制局限性或弊端。甚至到了现代民族这里，黎族的“放寮”、侗族的“行歌坐月”、壮族的“歌圩”、傣族的“泼水节”、仫佬族的“走坡”、布依族的“赶表”等等，都保存了远古社会群婚制和外婚制的习惯，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礼记·表记》所载：“母，亲而不尊”，反映的是父系氏族社会母亲的从属地位。到了“远古社会末期，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②，这三大集团实际上就是三个较大的部落联盟。总体来说，这些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分别直接、间接地构成现代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前身。据《尚书·吕刑》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其注云“蚩尤作乱，当是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周书·吕刑》载：“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说明苗族是法律文明起源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它不仅以大刑攻于外，而且以中刑，薄刑施于内。③《墨子·尚同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则此其刑不善？用刑则不喜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王杀。”据载苗民的肉刑共分四类： 劓、刵、椓、黥，说明苗民当时处于中华法律文明的前列。中华法律文明的最早开创者。④ 从法的语源和词义上分析，“法”的古体为“ ”，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 行也，平之如水从水， 所以触不直去之，从去”。⑤ 据说 是一种独角兽，一说像羊，一说像牛，一说像鹿，它“性知有罪，有罪触，无罪则不触”。⑥ 在甲骨文中写为“ ”，读为志（zhi）。它不是别的，正是“法”的缔造者蚩尤部落的图腾。⑦ 可见法最早起源于苗民是由其历史根据的。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反映了远古社会各民族共同体为本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争斗。“三苗经过与黄带族的长期战争，最后为华夏族的联合力量所战败。这一方面由于‘苗君久行虐刑’，使其内部矛盾尖锐，削弱了抵抗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黄帝、炎帝、尧、舜、禹诸帝的连续战争，极大地挫伤了元气，最后遭到失败。战胜者虽然将部分苗民驱于边远地区，部分苗民降为奴隶，但并没有以自己的制度强加于苗民。”⑧ 而是“袭用了苗族原有的肉刑，所谓‘诋其意而用其法’，并在苗民肉刑的基础上发展了夏朝的刑法。”① 除了苗民的法律，黄帝部落的法律也在一些文献中有所反映。“上古结绳而治”② 反映的是上古时代通过结绳记事的习惯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形，这应当是习惯法的雏形。到了“黄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暗”③ 时期，可以设想，长期贯行的习惯已经随着规范性的加强而逐渐演化成习惯法了。黄帝之后的尧舜时代，典籍中也有许多原始习惯的记载。据《竹书纪年》载：“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尚书·尧典》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 。汝作士 ，五刑有服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其中的“五流”之刑值得我们注意。在远古时代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如果一个人被流放出其部落或氏族，那无异于走上绝路。但是到了《尚书·尧典》所载“流共于幽州，放欢都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时，流放已经成为确认氏族部落首领权力地位，调整古老民族关系的一种规范了。诚然，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规范是调整远古社会民族关系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到了以后的封建时代，“流刑”的适用对象也曾转移到有罪官吏、士兵等个人身上，逐步成为另外一种刑罚制度。《新语·道基》载：“皋陶乃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民知畏法。”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的原始习惯已经逐渐获得了法律的评价功能、预测功能和调整功能，它向习惯法的过渡已经成为必然。而《尚书·尧典》中有关“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 怙终贼刑”的记载显然表明原始的习惯法已经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和强制力保障，已经具有向奴隶制习惯法升华的倾向。 显然，不论是苗民部落创制的法还是黄帝部落借鉴传承和制定的法，并非国家制定意义上的法，而是停留在习惯与习惯法并存的阶段，并带有一定的规范性特点。

华文文学论文例7

一、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学评论

华人文学泛指使用汉语语言文学为母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总称。具体包括中国大陆文学，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文学，新加坡文学，北美华人文学。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有助于沟通大陆与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的关系。随着全球文化交流活动的日趋活跃，华侨华人地位的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华文文学共同体，它以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为精神纽带，是全球华人共同创造的文化成就。通过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陆续介绍和广泛传播，华文文学研究已发展为一个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现在大陆已有30多个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出版四种专门刊物，许多大学还开设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课程，华文文学研究正以蓬勃的姿态发展壮大。喜中之忧谁也不能否认，华文文学的洪流巨波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自然地发生了分流的现象，由本土伸向港台，继而延向海外，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关于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阵容，常常被学术界分为四大块，台湾、香港、澳门海峡为第一大块，东南亚诸国的华文文学为第二大板块，澳洲华文文学为第三大块，北美华文文学为第四大块。今日的华文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共存的历史趋势中，更多地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独特的性质和价值。对“世界华文文学”的重新命名，便包含着摆脱以往研究中部分存在的过分浓厚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一种努力。因为“语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对客观存在事实的概括，而非意识形态的想像，更与文化民族主义无涉。在这个基础上，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整合化和客观化，提供了可能。当然对于那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我们仍须保持警惕。警惕和反对华文文学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等于否定华文文学的民族性向度，更不能把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身份的追认，等同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分辨十分重要。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中华文化因素，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美学特色，是形成居住国文学文化多元构成与发展的元素之一。过度强调传统是不恰当的，那种文化原教旨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把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文化属性和汉语美学传统视作文化民族主义而加以否定同样不妥当。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要拒绝狭隘的、排外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族群主义，但却不能彻底否定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开放的族群意识。海外华人移民社会或华人族群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族群意识既是这种存在事实的反映，它的生成又具有维系“想像的社群”的功能。华文文学以其特有的想像与叙述形式参与了族群意识或族群认同的建构，显然具有形塑少数或弱势族群自我的意义。以往的华文文学研究很少讨论这一问题，而拘囿在纯粹文学或审美领域的批评，不可能真正从社会学和历史的真实层面理解华人的文化、现实和历史处境，在清除了一厢情愿地把海外华文文学看作中华文学的海外支流的理念之后，许多研究者还把研究的重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在寻绎、证实与注解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薪传关系上，这只是前期研究的遗韵，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另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重要的维度，是要把海外华文文学放诸居住国的历史脉络，探讨“在客居国家意识与认同形成中，华人族群意识与认同又面临如何的回应与调整”(萧新煌语)。对此问题的回避、忽视，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幼稚、虚弱的表现。因此若说“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存在着某些缺陷，主要是指它的平面化，未能深刻地进入这种纵向的结构关系的分析，仅仅停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横向整合的研究层面。那种仅仅停留于对语言、意象、意境乃至各种技巧鉴赏分析的所谓“花边化”的操作，不能真正抵达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面世界，也难以真切认识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在这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远远落后于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为基础的华人学研究。华文文学研究有必要向华人学学习。华人学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将有助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一臂之力，改变这一领域研究缺乏理性的弊端。近来，热衷于谈论华文文学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华文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研究华侨华人的著名学者王赓武的有关华人认同问题的精辟论述，其成果本是华文文学研究可以信赖的理论支援，因为从中可以在海外华人生存与发展的整体联系中，更准确地寻找到海外华文文学的位置与意义，以及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

二、对外汉语教师指导来华留学生进行华文文学评论的写作研究

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是一种外语教学。它的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对以汉语教学、研究和翻译为终身职业的学生则要求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多半是成年人。把汉语作为外语在外国人中进行教学，有下列特点：①教学时间一般只有1～2年，最多 4年，这就要求选择最切合实际的教学内容。②汉语是有声调的分析型语言，书写形式是方块字，汉语语法又有一些独特之处,所以,母语是没有声调、以拼音为书写形式的屈折语言的学生对汉语感到特别陌生，这就要求更加讲究教学方法。③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和语言习得过程均有不同,必须在没有现实语言交际活动的条件下，创造学习汉语的环境，精心设计并组织教学和模拟的交际活动。针对上述特点，对外汉语教学过程始终要遵循实践性原则、与学生母语进行对比的原则和启发学生自觉性的原则，并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具体地解决外国学生的疑难。文化多元化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们有必要对很多传统的学科研究进行重新的定位。其中文学翻译因为其在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所担负的特殊使命，需要我们考察翻译在文化多元化语境下的变异以及作为翻译主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选择。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既要重视传统中华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也不可忽略汉语言文化的传播。现今的跨文化的对外汉语教育存在着中国文化输出的欠缺，外国留学生学生不能用汉语表述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引发跨文化交际障碍。语用文化与文学翻译是动态等效翻译，其等效性包括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差异，制约了语用翻译的动态等效。英汉文化差异经常影响交际中的信息获得，造成信息误导和信息障碍，进而导致语用翻译失误。因此应考虑不同文化差异因素，力求避免语用翻译失效。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法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注意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外语教学法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下列主要的教学法倾向：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的，力求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加强文化内容的教学；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继续贯彻实践性原则;正确处理听、说、读、写、译之间的关系,根据 学生的需要和语言教学的规律，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正确处理语言的结构、意义和功能的关系，把结构和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汉语和 学生母语的关系，有控制地使用学生的母语或媒介语。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包括4个环节:①总体设计,即针对既定的教学对象及其学习目的确定总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据此确定课程设置及各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制定出教学 大纲和教学进度计划。②教材编写（包括电教软件的设计与制作）。③课堂教学（包括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语言实践活动）。④语言测试（包括各种衡量语言知识 和能力的手段）。中国大学应该改革对来华留学生管理方式，实行无差别的“趋同”管理；建立多种形式的政策咨询活动和信息沟通网络，鼓励留学生参与当地社会文化生活，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文化：加强全社会对留学生的社会支持，营造宽松友好的社会环境；对中国大学生和从事留学生服务和管理的人员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提高他们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减少文化误解和冲突。同时，研究者建议：充分挖掘留学生中丰富的“信息”、“语言”、“文化”和“跨文化经历”资源，开发跨文化能力培训项目 和跨文化交际课程。这对我们完善留学生服务和管理体制，增进中外学生的了解，促进来华留学生的适应，进一步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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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认识与思考华文文学，离不开其置身的文化传统，华文文学的本质形态带有更强烈的民族情结和边缘地位的诉求，而这种属性的艺术表达,正处在漂泊与迷茫的路上，挣扎于认同与归属的寻觅中。任何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都必定与相应的文化相互依存、相互表征。文化作为民族灵魂的体现,其深层呈现 为一种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并为某种价值信念的思想体系与行为规范所界定。于是不同的文化所传达出来的差异,便显现出不同的民族精神之根，而文化语境的差异又带来了文化内蕴、审美观的差异。华文文学评论写作是一个社交和认知的过程，是一种交际手段，是需要培养以便创造好作品的技巧，也是帮助来华留学生学生学习各门学科的一种途径，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对来华留学生写作指导应直接放在社交语境中。学习写作不是简单地获取技巧，而是学习进入约定俗成的言语社团。现作学不再像传统写作学那样，对学生的成品进行孤立的、静态的研究，而是从宏观角度把写作现象作为整个写作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进行动态考察，以找出写作活动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从而指导课堂的教学活动。现作理论认为，写作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它是通过人们的独立或合作行为来进行的。最有价值的写作研究应是以下三方面的结合:对写作成品的分析、对写作过程的研究和对写作背景及功能的分析。写作的成品可看成是对交际活动的描述，即作者成文意义的产生,它可引导其他交际活动，即读者对成文意义的构建。写作研究的焦点已从对成品的分析转移到写作过程本身，并把它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写作过程中的社会性方面也受到了重视。现作理论重在分析写作认知过程与交际内容的相互关系。写作越来越体现出跨学科的交叉性，写作研究也正朝着更加科学、更加实用的方向发展。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素材，因此华文文学评论写作教学不仅要教各种规约和范式，还要注重培养来华留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对修辞的敏感性，使其在华文文学评论写作过程中学会发现和探讨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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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鹏程. 世界华文文学新世界[j]. 华文文学, 2010, (01) :5-12.

[3] 袁珍琴. 谈文学评论的写作[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2) .

[4] 宋琪. 从文学评论的写作与指导谈作文教改[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25).

[5] 石万鹏. 文学批评的文体写作[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1,(02) .

华文文学论文例8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WWW.133229.coM”[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美学向导>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不但体现出跨学科的文化意识，而且也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宗白华多次强调，研究中国美学，要与西方美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中西美学的联系和区别，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美学，要在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1980年12月，宗白华在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作了《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提出的第一点意见就是“要从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有悠久的历史，材料丰富，成就很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美学。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7]在《<美学向导>寄语》中言：“研究中国美学，还要把中国的美学理论与欧洲、与印度的美学理论相比较，从比较中可以见出中国美学的特殊性。”[8]又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美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开发中国美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9]此外，在《漫话中国美学》中，也提出要研究西方哲学、美学，找出中外美学思想之不同特点的看法。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其次，宗白华的这一主张也是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中国美学研究实际的结果。宗白华曾说：“我留学前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美学的文章，但浮浅得很。后来学习了研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回过头来再搞中国的东西，似乎进展就快一点了。”[12]宗白华于1919年至1920年在德国留学，学习美学、哲学、历史，这种双重文化学术背景促成了宗白华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的意识，也决定了他在研究中西方美学时，采用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西美学的人，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早在30年代，宗白华就写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60年代，写了《中西戏剧比较及其它》《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等，这些文章对中西方的绘画、戏剧、哲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视野及成果至今为学者们所称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在中外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所以，宗白华提出“这方面的研究还要深入做下去”[13]。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及中国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中，宗白华认识到比较对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大力提倡这种方法。宗白华重视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理路体现出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亦反映出其比较开放的学术研究思想，这对认识中国美学的特色，深入中国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宗白华不仅重视史料与实物的结合，而且还主张从表演艺术、艺人的艺术思想中，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他说，研究中国美学史，“应当多多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作出贡献。”[19]“研究戏曲只看书，单从理论出发不行，必须从艺术上，生活上一代代传下来才行，中间断了线就很麻烦。”[20]宗白华先生的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的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一种“行为”的艺术，它积淀着中国深厚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学理想。而艺人、戏剧表演家，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亦有不少独特的美学观点，他们对戏剧美学的体验是那些满足于书本的美学理论研究者无法企及的。所以，要总结中国美学的特点，总结中国艺术发展规律，不研究戏剧，不研究艺人的思想，那是不全面的，有缺憾的美学研究。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 释：

[1]杨存昌：《论美学研究的方法》，《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第57页。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4][8][12][14][20]宗白华：《<美学向导>寄语》，《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8、379、379、378、37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7][10][11][13][21]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8、2、2、5~6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5][17]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32和33~34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华文文学论文例9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美学向导>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二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 释：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华文文学论文例10

2011年3月18日，“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第一次专家评审工作会议于北京诺富特和平宾馆圆满举行。会议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游苏宁社长、“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评审组组长栗占国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四川华西医院、湖南湘雅医院等全国各地的风湿免疫领域核心专家、医学核心期刊主编、编审等二十余人汇聚一堂，对“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流程、评审制度、评审标准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中华医学论文奖”评选活动由中华医学会发起并主办，是我国医学论文的专属奖项，2011年是中华医学论文奖启动年、风湿免疫领域是“中华医学论文奖”2011年度首批开展的学科、本次会议是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次专家工作会议。游苏宁社长宣布了“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专家评审组聘任决定，并在致辞中对该奖项评选活动的背景及意义作了深入阐述：首先， “中华医学论文奖”评选活动的展开，将在医学领域树立学术论文典范，引导高水平研究论文投向国内优秀期刊。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期刊论文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设立，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医学期刊论文的质量与影响力，通过评审表彰机制，树立优秀论文典范，鼓励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优秀、原创作品在国内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其次，可以净化学术氛围，规避模仿、抄袭、剽窃等学术创作上的不良风气。本着提倡原创、表彰创新、激励贡献的宗旨，将会逐步在行业内树立并宣扬原创、科学、务实的医学论文创作观，为推动我国医学期刊向高水准方向迈进做出贡献。

“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选将会分学科领域、分年度逐步铺开，各学科领域设立“医文影响力提名奖”、“医文影响力奖”、“医文创新奖”、“医文贡献奖”、“医文典范奖”等奖项。“医文影响力提名奖”由万方数据根据论文的综合影响力客观评价指标如论文的被引指数、非相似指数等评价筛选产生；其他奖项采取专家随机分组、交叉评审、推荐与投票复议的方式产生。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医药事业部总经理张秀梅出席本次会议，并对此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本次活动的成功组织与实施将为在其他学科的推广应用积累宝贵经验。

栗占国组长主持会议，介绍了“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工作流程，专家评审工作制度。他强调，“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原则，全程接受专家、读者、作者的监督；专家推荐或举报要书面提交的理由，经评审复议会专家集中讨论，确定获奖名单。最后，栗占国教授对“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2011年评审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