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工转正总结例1

美工转正总结1社会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适者生存，我们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才不至于被这个社会淘汰。实习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来--X公司实习快2个月了，现对实习期进行自我鉴定。

我是学设计的，在书本上学过很多套经典设计方法，似乎通俗易懂，但从未付诸实践过，也许等到真正成为一个美工时，才会体会到难度有多大;我们在老师那里或书本上看到过很多精彩的设计案例，似乎轻而易举，也许亲临其境或亲自上阵才能意识到自己能力的欠缺和知识的匮乏。实习这两个月期间，我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体验到社会竞争的残酷，而更多的是希望自己在工作中积累各方面的经验，为将来成为一名称职的美工做准备。

在实习期间，我认真的听从前辈的意见，虚心的像他们学习，不懂的地方就积极的去解决。性格比较开朗的我，能很好的跟同事沟通相处，培养了我良好的团队精神。

这段时间学到了不少学校里没有教的东西，感觉很不一样。也许这就是社会吧。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认真的态度。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认真对待，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因为我马马虎虎的毛病，老是做错。也许现在的错误看起来很小。可是如果不能改掉这个毛病的话，以后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

所以每天都得自我总结一下，做了什么，做好了什么，还有什么缺憾。必须尽快改掉这样的习惯，做好一个社会工作者。

我正处在富有热情与活力的生命之夏，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我可以用巨大的勇气和自信去面对也许远比想象更巨大的挑战。因为挑战所以存在，可是我更相信自己的实力。

美工转正总结2我叫--×，在--×工作，现任--×职务。一年来，在领导的关怀和同事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自我鉴定如下：

1、思想政治方面：思想积极进步，政治觉悟较高，始终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敢于同各种反动思想作斗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能够辩、理性地看待事物和问题，大事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

2、学习方面：坚持把学习作为自我完善和提高的重要途径，既积极参加所在单位和支部组织的各种学习，又广泛地开展自学。

学习内容除政治理论知道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外，还涉及历史、经济、科技、计算机以及各项业务知识。学习既讲究方式方法，又注重实际效果。

3、工作方面：服从安排，认真负责，踏实肯干，讲求实效。

凡事积极主动，迎难而上，争当排头兵，不怕苦，不怕累。

4、生活方面：勤俭节约，爱护公物，讲究卫生，热爱劳动，严于律己，诚实守信，淡泊名利，助人为乐，尊敬领导，团结同事，课件下载-谈吐得体，举止大方，注意保持形象。

但是本人也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主要是学习不够深入，政治敏锐性不够强，工作方式方法欠妥，文字功底不够扎实，有待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美工转正总结3本人于20--年被单位录用，工作一年以来，在领导的教导和培养下，在同事们的关心和帮忙下，本人在思想、工作、学习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必须的进步，个人综合素质也得到了必须的提高。

在思想上，本人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自觉树立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树立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也会不断加强学习，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素质，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工作上，努力夯实专业基础，扩大知识面，力求更好的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四年的大学学习，学到的更多的是专业基础知识，而实践经验、社会经验则十分匮乏。刚踏上新的工作岗位时，对领导分配的工作缺乏实践经验，但是，在领导及同事的传、帮、带下，在自己边做边学的实践中，逐渐理清了工作思路，明晰了工作流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在学习上，持续用心向上的心态，针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努力向周围的同志学习，改善方法，锻炼自己的应变和协调潜力。

过去的一年，是不断学习、不断充实的一年，是用心探索、逐步成长的一年。但是也同样就应认识到，自己在很多方面，比如社会经验等方面尚有些欠缺与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学习，努力进取。

美工转正总结4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试用期已接近尾声。这是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经历，也给我留下了精彩而美好的回忆。在这段时间里各位同事和领导给予了我足够的宽容、支持和帮助，让我充分感受到了领导们“海纳百川”的胸襟，感受到了作为广告人“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的豪气，也体会到了--从业人员作为拓荒者的艰难和坚定。在对各位同事和领导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为我有机会成为今天--的一份子而惊喜万分。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悉心关怀和指导下，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各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现将我的工作情况作如下汇报。

记得初次应聘时，我对公司的认识仅仅局限于--的广告公司之一，对设计师一职的认识也仅局限于从事相对单纯的广告创意和美术执行工作。除此之外，便一无所知了。所以，试用期中如何去认识、了解并熟悉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便成了我的当务之急。

一、通过理论学习和日常工作积累使我对公司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记得初到公司时，交到我手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张企业贺卡的修改，然而说来惭愧的是，因为对于对方企业整体形象包装的不熟悉，导致这张小小的贺卡修改任务就让我在公司的第一天工作从下午5：00左右持续到深夜12：00以后，反复的修改和漫长的等待客户的回复对我来说，既新鲜也处处存在挑战。不懂就学，是一切进步取得的前提和基础。

在这段时间里我认真学习和认识了公司各相关资料，并且对公司以前的、现在的客户的相关资料有了比较初步的了解，(这方面，小组的组长--、美术指导--、还有和我一样新到公司不久的美术--，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我也一直很感激他们)再加上日常工作积累使我对公司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也意识到了公司在重庆广告业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的发展对于推动整个重庆广告业的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同时，公司拥有比较先进的管理体制和企业化标准运作的行政机构。这一切都让我对公司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二、认真学习岗位职能，工作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根据岗位职责的要求，我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1)负责完成组长分配下来的设计工作指令。

(2)参与相关广告创意的讨论。

(3)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通过完成上述工作，使我认识到一个称职的设计师应当在具有相当的美术功底、熟悉的设计软件操作能力的同时，还一定要具备良好的设计心态，并且要敢于多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方案，敢于创新!当然，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向领导和同事提出自己创意想法的必不可少的。

目前我在创意想法方面存在不足，还需要多向组里的和其他组的各位资深领导和同事多求教、多学习。为了让自己做一个称职的广告美术设计人员，我也阅读了许多与设计相关的书籍，并争取在工作中有所帮助和提高。

--年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一年，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克服不足，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1、学无止境，时代的发展瞬息万变，各种学科知识日新月异。

我将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各种设计相关知识，并用于指导实践，大胆创意。

2、“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学习业务知识，通过多看、多学、多练来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各项技能。

3、不断锻炼自己的胆识和毅力，提高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工作过程中慢慢克服急躁情绪，积极、热情、细致地的对待每一项工作指令。

美工转正总结520--年过去了一半儿，在这一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到底应如何进行总结呢?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自己评价自己，自己总结自己，必须力求客观，避免成一家之言，要全面、立体地解剖自己。看清优势，寻找问题，借总结之机，欲上层楼。故此，回首20--年的履迹，罗列如下：

一、主要工作内容

1、完成上级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

作为下属，我们绝对服从领导的安排，因为我们相信公司的领导们都是为了公司能够得到的利益而时刻努力，所以我们要向领导们学习，前仆后继，尽心尽力为公司的进步作出的努力。

2、公司单项、综合性促销活动的宣传气氛及节日卖场气氛布置

每一次我们都为了让视觉更加美观而仔细研究，商讨怎样布置才能让视觉的效果更加有气氛，所以每当有比较大型的活动，我们都会加班加点完成。

3、橱窗陈列及商品展示台的布置

我们每一年都会换好几次橱窗的陈列，为的是让顾客更有新鲜感，觉得我们的百货公司走在时代的尖端。

4、广告、灯箱、招贴画的制作和安装

另外，我们还负责一部分专柜的广告、灯箱画的制作和安装，由于制作灯片比较耗时，而且价钱也比较高(一张灯片就要上千元)，所以我们每次制作及安装都会小心翼翼，尽量将灯片毫无差错地安装完成。

5、负责卖场的座牌和吊牌的制作

每一次商场要推出大型的促销活动或者更换视觉布置，都需要制作一些座牌和吊牌。策划部作出统计及策划，我们美工组就负责制作及下发;基本上每次活动前，各卖场的座牌就可以到位。

二、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美工转正总结例2

美国经济的转型发展过程，清晰地反映了工业、技术和应用科学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一旦人民掌握并创造性地应用这些技术，它将会释放出难以预见的巨大能量，不仅会全面地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也将会改造整个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将社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转型的任务。仅就这个问题而言，再没有比美国经济历史更富有教育意义的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转型，不断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升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清晰地反映了工业、技术和应用科学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次转型：独立战争与第一次工业革命

美国革命和独立战争本身，也是美国经济的第一次重大的转型。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时，英国正在发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采用了蒸汽机的纺织、钢铁和机械制造业在快速地发展着。曼彻斯特这个最著名的纺织业中心、工业革命的传统典型城市，正是在1776年开始兴建第一批大工厂。这一年，曼彻斯特市的人口已经达到了3万。到179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已增至5万。1801年，其人口达到了9.5万人。也正是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阐述英国应当采取的贸易政策。他认为，美洲殖民地和波兰一样，注定是应当经营农业的。在美洲的殖民地，可以用极低的代价获得丰饶的耕地，既然如此，那里的人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服从造物主的安排，专门从事农业。事实上，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政策，也旨在极力限制那里的工业发展。根据英国的法令，殖民地不能为了贸易而生产羊毛制品和帽子，禁止生产炼钢炉、切割和扎铁的机器等。按这样的政策，美洲居民甚至不能制造一块马蹄铁、一根平头钉，他们建造房屋所需要的全部铁钉、制造工具的全部钢材，都不得不从英国购买。

1776年，距英国人在北美大陆开拓第一个殖民点时已有170年之久。经历了漫长拓荒岁月，美洲殖民地锤炼出了一批朝气蓬勃、抱负不凡、敢于追求进步和幸福的精英才俊。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才有资格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美洲人民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同英国军队展开浴血奋战。1781年10月17日，华盛顿率大陆军彻底击败英军，美国独立战争宣告结束。1783年，美国和英国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了停战协议，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确定了美国西部和北部的边境线。由此，北美的13个殖民地正式组成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国。1787年5月，美国早期的领袖们在费城开会，编纂了一部全新的宪法。这份政治文件创立了美国的政府体系，至今依旧是美国的根本大法。

美国共和国发轫时，便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1807年，富尔顿将蒸汽机装在小轮船“克勒蒙特”号上，成功地上溯哈得逊河。随后几年里，密西西比河上便有了好几艘轮船，开创了马克・吐温所描写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冒险时代。1825年，美国人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技术，建成了伊利湖运河。1828年，美国开始修建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随后的10多年里，大西洋沿岸的主要城市之间，都开通了短途铁路线。美国的对外贸易也显示出了强劲发展的趋势。在1830～1840年间，单是对中国贸易一项，就达到了近7500万美元，比美洲革命时期留下的债务总额还大。这时，美国的工业家们，特别是棉纺、毛纺、刃具和其他钢铁制品业者，已把中国的广大民众视为重要的顾客了。1844年，美国国会鉴于对华贸易额每年高达900万美元的事实，决定拨一笔专款，派遣凯莱布・顾盛率代表团来中国。这年7月3日，顾盛这个美国船长的儿子与满清的大臣签订了《望厦条约》（美国称《顾盛条约》），美国人由此取得了在中国的若干通商口岸经商的特权。10年后的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一支舰队前往日本，与日本也签署了贸易条约。这样，美国便在东亚地区站稳了脚跟，隐约显现出了日后那个“太平洋国家”的模样。当然，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最具本质性的转变，还是它的工业的进步。到1861年林肯就职总统时，投资于工业、铁路、商业和城市房地产的资本，超过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全部农场和种植园的价值，这一事实宣告：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工业终于战胜了农业。

第二次转型：南北战争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美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开始于1861～1865年间爆发的南北战争。美国历史上这场内战，也是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第二次革命。1860年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南部各州便开始了战争准备，目的是要脱离联邦，以便自行处理内部事务，特别是奴隶制度。而林肯则坚信，根据宪法，美国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因此，南部各州无权脱离联邦。林肯还提出，制定宪法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联邦，他的核心任务就是挽救联邦。1865年4月14日，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几个月后，北方终于依靠强大的工业力量，彻底战胜了南方分离势力，使联邦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南北战争历时4年多，士兵阵亡死伤多达60万人，其血腥程度史上罕见。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南北战争最重要的结果，是种植园贵族所遭到的彻底毁灭，种植园制度的经济基础，包括奴隶制本身，都在这场横扫一切的战争中被毁灭了。1862年，林肯总统公布《解放宣言》，宣布解放各州的奴隶。但直到林肯遇刺身亡后，这些州才批准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度。就在这一年，美国国会批准修建太平洋铁路，决定打开横贯美洲大陆对东亚进行贸易的通道。在东端，大批爱尔兰移民和新近从战场上退伍的士兵挖沟填壑，跨过平原河谷，架设桥梁，向西推进。与此同时，在西端，一支由华工组成的筑路大军，越过高山深谷，铺设铁轨，向东推进。1869年5月10日，两支筑路大军在犹他州北部汇合。到1884年，已有4条铁路从密西西比河流域通往太平洋。这些伟大工程的完成，标志着小马快递、驿车和货车的时代宣告结束，蒸汽机和钢铁开始统治北美大陆。这时，美国已有一些颇具远见卓识之士，预言太平洋是未来世界文明的中心。他们强调说，古代文明史在地中海沿岸繁荣起来的，现代文化兴起于大西洋，未来的文化则属于太平洋，在那儿，更古老的东西和更新的东西将以贸易和经济竞赛形式相汇合。这样的预言在当时还显得夸大其词，但铁路的贯通，很快便使美国经济从东向西扩展开来。美国经济重心虽然还远没有转移到太平洋，但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看，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的确强调说明了世界是紧密的统一体。

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差不多每年都可看到美国在应用科学领域中的一些非凡成就。1865年，在费城出现了第一部轮转印刷机。1866年，铺设了通往英国的通讯电缆。1867年，第一台自动收割机出现。1868年，出现了商用打字机。1872年，爱迪生宣布可在同一条电线上同时拍发两封电报。1875年，第一辆冷藏车出现。1876年，贝尔通过电线打出了历史性的电话。这一年，为纪念美国宣布独立100周年，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美国所展示的最新科技成就，使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们惊叹不已。俄国科学界领袖门捷列夫对美国的铁路建设成就尤为赞赏，回国后，立即敦促俄国政府聘请美国工程师，引进美国技术，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科学家们仍在继续着他们的发明，而且一点儿都没有放慢脚步。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1879年，第一辆汽油驱动的汽车出现。1880年，爱迪生建造了第一条电气火车路。1886年，自动排铸机出现，大报馆手工排字的工作宣告结束。1888年，谷物收割机和捆禾机出现。1891年，施特罗杰组织了一个公司，专门制造自动电话交换机。1891年，贝尔开辟了从纽约到芝加哥的电话通讯。1893年，福特在公路上成功地试验了他的第一辆汽车。1894年，詹金斯用他的机器放映了一场电影。1896年，兰利驾驶飞机飞了300英尺。1901年，赖特兄弟制造了第一架滑翔机。这些科学领域的革命，使美国经济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当世界上其他地区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时，美国的农业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实现了机械化。

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西部地区已经普遍采用了收割机、自动捆禾机和联合收割机，可以把麦子的收割、脱粒和装袋一次完成，供应市场。玉米播种机、玉米脱皮机、干草装载机、马铃薯挖掘机、拖拉机、汽油发动机等机械，使土地耕作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肩荷锄头、被劳作压弯了腰的农民，现在坐在拖拉机上，驾驶者犁铧，如同汽车司机一样轻松地工作。农民们虽然身处旷野中，但通过汽车、电话和无线电，能够迅速地同市场、银行和农业社进行联系。农场主普遍地采用机械化，也使他们被卷入到工业和科学的潮流中来。科学之灯不仅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农场、平原和山坳。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在这个潮流中被迅速地缩小了。

美国正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以令人目眩的步伐崛起的。在1865年，美国还只有铁路3.5万英里，而到了1900年，就增加了20万英里，超过了欧洲的总和。对于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是这样描述的：“在1865年内战结束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小麦产量增加256%，玉米产量增加222%，糖精增加460%，煤增加800%，钢轨增加523%，铁路运营公里数增长567%以上。”“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其增长速度几乎是从零开始，用百分比来加以说明已毫无意义。例如，原油从1865年的300万桶增加到1898年的5500余万桶，钢锭和钢铸件产量从不到2万长吨增加到近900万长吨。美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从1870年的23%增长到1914年时的38%。”

当20世纪破晓的时候，统计学家们发现，美国出现了西方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从3100万增长到了7600万。除了俄罗斯以外，欧洲已没有哪个国家可与美国的人口规模相匹敌。统计学家们还发现，美国的国内贸易额，超过了英、法、德、俄、荷、比和奥匈帝国合在一起的对外贸易额。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时，美国只有不足1/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到1900年时，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不足2/5。纽约市1850年时的人口不到70万人，到1900年时已超过300万了。

第三次转型：电气化和大工业时代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超过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1917年1月13日，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乘船从欧洲流亡至美国。他在回忆录中讲到，那天凌晨3点，他被人叫醒，说船到纽约了。“外面一片漆黑，天气寒冷，刮着风，下着雨。岸边矗立着湿漉漉的庞大建筑群，新大陆到了。”他们一家人在工人区租了一套住宅，“它的方便设施对欧洲人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电、煤气炉、洗澡间、电话、送食物的自动升降机、倒垃圾的垃圾道。”“我们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未曾有过这种设备。”纽约这个既神奇又平淡的资本主义机械性城市，即刻让托洛茨基认识到，世界最大的经济事实是：在欧洲的经济基础破产之时，美国却富强起来，世界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

托洛茨基所看到的美国经济，正处第三次转型时期，即电气化和大工业时代。电气设备、内燃机、无线传送动力、无线电广播和飞机的发明，在技术上引起的带有根本性的发展，对社会的命运具有更大的意义，甚至比蒸汽机那个时代的变化更为重大。蒸汽机很笨重，令人压抑，通常只能设置在工厂，或者在铁路上使用。而发电机和燃气发动机，则能够把所需要的电力输送到车间、库房或公路等任何地方，使人们从工厂和铁路中解放出来。汽车使旅行和运输更为迅速，成为货物流动的新动脉，可以延伸至最辽远的穷乡僻壤。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农场主们来说，电影放映机使他们能够得到城市中的那些娱乐，而收音机则使国家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城市的思想和喧嚣。这一切新的技术成果，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849年时，美国制成品总价值为10亿美元，1899年为110亿美元，到1923年已增长到610亿美元。1925年时，美国总共约有2500万个家庭，而汽车的拥有量已超过了2000万辆。在马车时代，每个家庭出游的范围只限于几公里，现在使用汽车，家庭出游的范围已扩大到几十、上百公里了。与此同时，美国已有1500万部电话和至少300万台收音机，整个国家的生活标准、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而这个时代所积累的财富，使以往任何时代都相形见绌，它在速度和力量上超过了一切预测。单就1925年，私人申报从租金、利息和红利得来的收入，就从上一年的59亿美元跳升到82亿美元，仅仅增加的部分就相当于美国革命时期国债的25倍。

但到了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突然崩盘，随后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股市崩溃直接导致了5500多家银行倒闭，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濒临瓦解，工业生产和农业净收入下降了近一半。到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的钢产量只有1929年时的24%，失业率为24.9%，道・琼斯指数只相当于1929年最高点的11%，整个国家的经济倒退回到1913年时的水平。

第四次转型：基础设施现代化与乡村电气化

富兰克林・罗斯福非常熟悉美国政治经济制度演变的历史，他深入研究过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创建“第一国民银行”（1791～1811）的经验。他相信，恢复美国经济的唯一途径，就是按照汉密尔顿的原则，创建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银行。充分运用国家的信用，通过向企业和个人发放低息贷款的方式，大力进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以机床设计和机械制造为中心的工业，支持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业。他建立了几家强大的、完全由政府拥有和控制的战略投资机构，购买银行、铁路和其他机构的资产，并利用这些机构提供的资金，在1933～1938年间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这些项目中，包括一系列著名的水坝、密西西比河的河流改道和防洪大堤。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修建了长度为244英里的科罗拉多河运河，它将胡佛大坝所拦截下来的河水，穿过高山，引入洛杉矶、圣地亚哥和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今天，这条运河仍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饮用水的主要水源。同时，美国还修建了新奥尔良境内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建造了长达1.5英里的著名的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纽约州尤蒂卡水利系统、长度为160英里的匹兹堡―哈里斯堡收费高速公路。

罗斯福总统还利用这些战略投资机构迅速地推进了美国乡村电气化建设，这也是有史以来运用国家最高信用机构进行长期贷款最为成功的例子。在1933年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时，美国的电业托拉斯仍然是由摩根、梅隆和杜克家族控制着。电业托拉斯不愿意在南部和远西地区发展电力，因为在这些地区建设发电站和架设高压线的成本太高，无利可图。到1934年时，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用上电的家庭还很少。在整个美国的乡村，仍有89%的人口得不到供电。即便从整个美国的情况看，仍有2/5的人口用不上电。为此，罗斯福总统实施了一项宏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计划，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来负责修建一系列大坝和大型水力发电站。1935年5月，罗斯福总统又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负责监督工程并向农村地区传输和分配电力。到了1943年，重建金融公司总共向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提供了2.46亿美元的贷款。在它的推动下，美国的电气化事业在此后一些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1955年时，美国88%的农村家庭都用上了电力。电气化为农村生活和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据估计，由于用上了电，美国的农民每人每周平均可以节省出10到20个小时的劳动时间，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利用电力的孵化器、制冷机、谷物脱壳机、挤奶器和各种农业机械很快便得到了普及。美国的农业家庭也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进行阅读和接受教育，从而提高知识水平。

在这些基础工程项目建设中，美国引入了大量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明显地提升了生产和建设能力，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制造业、农业、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16日，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说，目前“刻不容缓的问题”是加倍地生产，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开始全速运转起来。据统计，在美国参战期间，即从1941年到1945年的4年时间里，美国迅速发展起了铝、镁、合成橡胶等新的工业部门，开辟了雷达、原子能、青霉素等新的科技领域。钢铁和机床等原有工业部门也得到了升级，引入了大量新的技术成果。美国工业部门的生产水平，每年都达到了极限的程度。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美国总体经济规模就翻了一倍。正是这种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这种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巨大经济优势，确保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美国也因此成为西方文明的继承人。

第五次转型：从生产性经济到消费性经济

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后，他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迅速被逐一颠覆了。1956年，罗斯福总统所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战略投资机构―重建金融公司被彻底肢解，它的许多重要资产又落入到了私人财团和银行家的手中，并且同战争中形成的巨大的军事工业财团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控制了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政策。

美工转正总结例3

【本刊讯】（记者贺涛）一场进口美国玉米退运风波已经绵延八个月之久，目前尚未看到解决迹象。

去年10月，深圳口岸首次从一船进口美国玉米中检出未经中国农业部批准的MIR162转基因成分，要求“一律作退运或销毁处理”。国家质检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16日，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共在125.2万吨进口美国玉米及其制品中，检出MIR162转基因成分。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的玉米进口总量为326.5万吨，退运规模已接近去年玉米进口总量的四成。舆论将之解读为政府基于转基因安全问题考量做出的行动。包括中粮集团在内的玉米进口商受到质疑，被指通过非法行为进口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玉米，带来食品安全风险。

MIR162是一种较新的抗虫转基因玉米，由总部设在瑞士的先正达公司研发。2008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之核准作为食物和饲料，两年后，美国农业部批准其商业化种植。目前，台湾、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墨西哥、阿根廷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批准进口乃至种植MIR162玉米。

然而，MIR162玉米未拿到中国政府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这是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必要条件。早在2010年3月，先正达向农业部提交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安全证书申请。农业部经评审，认为先正达提供的相关材料和实验数据不完整，并存在一些问题，要求其补充材料。此后，先正达数次提交相关申请。2013年11月份，先正达再次提交了MIR162玉米的安全证书申请。根据相关规定，“农业部应当自收到申请人申请之日起27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据此推算，先正达应在今年七八月份得到批准与否的通知。

目前，有12种转基因玉米获批进入中国作为加工原料使用，并仍在有效期内。进口主要来自美国，由于美国玉米九成以上都是转基因玉米，所以中国进口的基本都是转基因玉米。

MIR162玉米在美国玉米总产量中占到一成左右。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对《财经》记者分析，美国将转基因食品与同类非转基因食品等同对待，认定为同样安全，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不要求标识的制度。这样一来，在生产、运输、储存、加工等各个环节，各种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玉米都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可能因此出口到中国的玉米中夹带MIR162转基因成分。

如果从源头将MIR162玉米分离出来，则要在上述各环节增加处理成本，随着价格抬升，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

据媒体报道，连续被退运，也引发美国谷物协会对MIR162转基因玉米的不满，今年初曾致函先正达，要求先正达暂停推广MIR162转基因玉米，直至获得中国批准为止。但是先正达拒绝了，理由是这对已经进入流通体系的MIR162玉米于事无补。

实际上，MIR162玉米在美国放量种植的2011年起，美国来的玉米船货中就混有这种转基因玉米。为何到2013年底才开始拒收？一位业内人士的解读是，目前国内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舆论压力非常大，“目前有多个转基因玉米品种的审批都处于停滞状态”。

业内一个普遍观点是，2013年国内玉米大丰收，阶段性供过于求，库存压力大。但这种做法无可指摘。 进展

肥胖者的健康“密码”

同样是胖子，为何有人因胖生病而有人就不会？一项国际研究发现，肥胖者健康与否和体内一种酶关系密切。

美工转正总结例4

虽然从理论上分析,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数据已难以支撑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在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200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586.1亿美元(中方统计)/1239.61亿美元(美方统计)(见图1)。对于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中美两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断,主要在于它涉及到两国应当采取的解决方式以及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美方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引起的:(1)美国产品遭遇中国贸易壁垒、缺乏市场准入;(2)中国缺乏政策的透明度;(3)“中国对人权、劳工权以及环保的滥用,以及拒绝遵守这些领域的国际标准使其获得不公平的增大美国贸易赤字的贸易优势。”①(4)未来的不可预见性;②(5)中国有意压低工人工资,有意操纵人民币汇率,压低人民币值,以促进出口。对于此问题的解决,美方善于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增加进口配额、限制自华进口;加大反倾销调查力度、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口;贸易制裁等。

中方则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由于美国因素造成的:(1)美国的统计夸大了中国的对美出口;(2)美国使用的原产地规则难以全面衡量中美贸易平衡的状况;(3)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合理解释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改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以防美国可能使用的贸易制裁;贸易报复等。

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深层次分析

中美两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贸易发展出现不平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的发展特点决定、也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所决定的。由于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外在表现,是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方式,所以必须结合中美两国各自的整体经济状况以及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的动态变化来考察这种东向贸易和西向贸易所导致的不平衡关系。

1.从中国对外贸易自身的特点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在纺织、服装、玩具、皮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方面具有比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以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70%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和进料加工装配出口,即所谓的加工贸易出口。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为出口而进口的商品,从理论上说,加工贸易必然会使处在加工环节的国家出现加工贸易顺差。因为作为从事加工贸易的国家,总是要通过对为了出口而进口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赚取加工

费用,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出口。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显示,中国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出口主要市场则为美、日、欧国家。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来源地依次为:日本、中国的台湾省、东盟和韩国,占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65%。同期,我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分别对美国、日本和欧盟出口468亿美元、281.5亿美元和261.4亿美元,对美、日、欧三个市场的出口合计占到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56.2%。表面上看,中国从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获取了较大的顺差,但实际上中国仅赚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费而已。另外,由于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增长点,中国赚取的少量加工费也被外商所分享,中国实际获取的利润进一步减少。因此,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背后却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

中美贸易中的香港转口因素是双边贸易关系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东向贸易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西向贸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香港转口进行的。因此,如何处理和统计两国贸易中的香港转口份额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之争的关键。一方面,美国把经香港转口的中国产品价值全部算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就把货物在香港的附加值也归为了中国的出口收入;与此同时,美国又把经香港转口到中国大陆的美国产品排除在对华出口之外,这样就使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统计夸大了。另一方面,中国也把美国经香港转口产品的全部价值都算成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报告的美国贸易逆差数字就低估了。如何修正通过香港转口贸易带来的双边贸易不平衡规模,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统计小组分析的结论是,中国出口货物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7%,远高于一般情况下的转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转口货物,如玩具和针织服装等,增值率甚至超过100%。但不管如何,中国对美国贸易存在顺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贸易顺差没有美方统计的那么大,这也是一个事实。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中香港转口份额的下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能否会走向客观化,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影响将十分巨大。

2.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除了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外,还包括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与销售,也就是说,生产的全球化对国际分工的内容、形式和作用机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传统的国际收支统计已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分工利益的分配关系。只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把握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实质。

从近年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双边贸易不平衡基本属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合理的国际分工,并由中国发挥两个比较优势———产业之间的比较优势与产业内部的比较优势所导致的结果。③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排在前五项的商品分别是杂项制品(18.44%)、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11.7%)、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10.74%)、鞋靴(8.7%)、电力机械气具(8.09%)。单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近年来对美出口以纺织服装为主的经贸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上半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948.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67%,高出全国外贸进出口增幅11个百分点,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流仍然是加工贸易方式,具体说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9.65%,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实质上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根据美中商务中心的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讯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机器。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但是由于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使美国对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补充地体现出来,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3.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及边际产业的转移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因此,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也将其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贸易顺差转移给了中国。可以说,中美贸易问题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延续,体现出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对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给中美贸易不平衡带来的影响,美国许多专家学者给予了客观的理解与分析。华盛顿策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业部主任凯兹指出“在看贸易赤字问题时不应该只看美中之间的贸易,还应该看一看其它亚洲国家的情况,因为中国正在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抢生意。本来在那些国家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去制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正在转移,从对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转移到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因为中国更具有相对优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通过研究证明,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低工资经济体的进口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皮靴和服装,只是10%的自华进口直接与美国的产品形成竞争。④所以说,对美中贸易赤字的争论,总的看来感情的色彩多于理智的成分。

4.从美国经济自身结构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美国出现巨额外贸逆差的原因之一是由其基本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决定的。一方面,战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世界产业发展史中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体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反映在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就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包括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类产品及电动机械、金属加工等机电类产品)出现大量逆差。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进一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优势等塑造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及与国外的产业内贸易成为美国贸易赤字剧增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样简单的进出口统计,就把真实的经济关系掩盖了,歪曲了。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近年来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正在成为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止2002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37212个,涉及合同外资762.53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03.79亿美元,“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正把中国作为它们的出口平台”。⑤因此,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有可能再次扩大,短期内单边倒的趋势难以真正改善。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两国及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对两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也对两国经贸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这两种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当两国都认为它对自身经济发展有好处时,才会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否则就会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阻碍。

1.对美国的影响

美对华贸易逆差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节省大笔的开支,弥补了其国内相关产业的不足,提高了国内的总有效供给,弥补了消费缺口,抑制了通货膨胀发生,为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宽松的经济环境。二是由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而带来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优化了美国资源的配置,实现了产业的高级化,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好处。但由于巨额贸易逆差需要巨大的资本流入才能弥补,所以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变化,美元的强势或者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贸易逆差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美国也有不少人士认为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带来负面作用,他们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是贸易,是对中国的外国援助。”⑥“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对美国的工资和就业以及美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令人忧虑的影响”等等。⑦

2.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中国实现整体外贸顺差奠定了基础,这对于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改善我国外汇资源短缺的状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增强了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夯实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利于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问题,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约1/3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斯蒂格利茨陷阱”之中,中国以巨额出口退税补贴美国消费者,大量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好处重新流回美国,等于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GDP增长也是一种巨大损失。例如,一个玩具离开中国工厂时值2美元,到达美国时加上成本值3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将以10美元购买这个玩具,由于进口花费为3美元,那么这个玩具的销售增加了美国7美元的GDP。由于向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利润为美国的进口商和中国的外资投资商所进一步挤压,那么出口盈利率事实上可能是负值。中国2002年427亿美元的对美出口直接导致中国854亿美元的GDP损失(如果这些产品在中国国内消费的话)。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GDP损失将更大,约为出口价值的4倍。因此,中国对美出口盈余越大,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进与出之间的缺口越大,从而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越大。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中国对美经济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对华经济依存度,这种不对称的经济依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对美外交的主动权,使中国在处理与美摩擦时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3.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极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更有甚者认为“贸易不平衡是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唯一问题”,⑧因此能否处理好、何时处理好这一问题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巨额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以获取全球化利益的强大“武器”,在其他国家一再鼓励出口,甚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的情况下,美国就会以“公平贸易”为幌子,频频挑起贸易战,20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摩擦、90年代以来的美中经贸摩擦就是典型的例证。具体来讲,如果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趋势持续下去,美国政府重点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华施压:(1)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中美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进行攻击的主要依据,因此美国会不时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这一问题在当前正愈演愈烈。(2)在反倾销方面,基于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美国会判定更多的中国企业产品对美构成倾销,从而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力度,2002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立案就达到十几起。(3)在出口补贴方面,美国会要求中国减少对其出口美国产品的补贴,削减出口退税力度,以削弱中国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总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将越来越会成为阻碍双边经贸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增大双边经贸摩擦的频率,对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双方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可能使双边贸易朝平衡方面发展。

四、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未来走势与展望

任何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不可能永远处于顺差地位,也不可能永远处于逆差地位。因此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终趋势应该是走向双边平衡。然而就短期来看,对决定中美贸易状况的几种因素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当中既有改善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有利因素,也有恶化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不利因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未来趋势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这几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之间的相互博奕。

因素一,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国对外贸易整体顺差决定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的加工贸易从1989年以来一直是顺差,而且顺差额持续稳定增长,从1989年的2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577亿美元。目前,我国加工贸易所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超过了55%,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对外贸易顺差的这种势头应该还会延续,也就是说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是顺差而不是逆差。由于美国是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加工贸易产品出口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到高技术产品出口,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短期内可能会继续加大。

美工转正总结例5

中轻联会长步正发，名誉会长陈士能、杨志海、潘蓓蕾、张善梅，副会长钱桂敬、王世成、杜同和、陶小年出席会议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江苏省轻工行业协会会长许荣云介绍了江苏省轻工业发展情况。

中轻联会长步正发作理事会工作报告。他指出，2012年中轻联和各行业协会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轻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履行行业组织职能，共同努力，克服多重困难，各行业取得新的进展。一年来，轻工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对全国工业的贡献加大。轻工全行业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22万亿元，利润总额1.4万亿元，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8.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5075.1亿美元，同比增长13.7%，轻工累计顺差超过全国贸易顺差1577亿美元。优势集聚和产业有序转移稳步推进，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产值占轻工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30%，中、西部地区轻工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高于全行业4.8和3.7个百分点。另外，轻工内外销比重进一步改善，内销占86.8%，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而2012年轻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在工业行业中居第二位，以占全国工业14.3%的资产创造了19.6%的产值、20.3%的利润、24.8%的出口、25.0%的就业，比重比上年均有提高。

在回顾中轻联2012年工作中取得的主要成绩时，步正发指出，2012年，中轻联紧紧围绕“牢牢把握扩大内需、稳定外需，拓展新的需求；牢牢把握科技创新，产业优化升级；牢牢把握质量管理和自主品牌建设；牢牢把握发挥轻工优势和特色，促进做大做强企业同发挥中小企业优势、特色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及时反映行业和企业诉求，推动轻工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实施；召开全国轻工科技大会，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和行业自主创新；突出重点行业，推进环保和节能减排；召开全国轻工行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工作会议，提升产业集群建设水平；组织开展轻工品牌培育体系建设工作，加强质量管理，推进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举行第二届中国轻工品牌和优秀特色展会大会，促进国内外轻工经济交流合作；开展全国轻工劳模评选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定工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同时，不断提升服务行业的能力，加强行业自律。

成绩已成过去，把握机遇才能不断发展。步正发强调，党的十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国轻工业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更高起点上。准确把握形势，紧抓新的机遇，推进轻工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步正发指出，我国轻工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增多，轻工业自身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部分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显现，产业技术水平整体处在中低端，受科技体制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制约了科技创新的成效，鼓励和扶持政策尚需进一步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轻工业速度效益型粗放式增长难以为继，形势倒逼轻工企业必须由数量效益型转变为质量效益型，创造自主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轻工业进入调整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期。但值得肯定的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好的态势没有改变，轻工业总体处在多层次需求拉动和优化升级阶段，扩大需求，提高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新形势下轻工业发展的新机遇。步正发举例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涉及众多轻工行业，蕴藏着巨大发展机遇。食品行业产值占全部轻工业45%以上，生活必需品的刚性需求保持稳定、快速发展，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休闲健身产业发展方兴未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轻工消费品多元化需求和升级换代需求持续发展，为轻工业提供有力的市场支撑。轻工业是在市场化、国际化的激烈竞争中不断成长的产业，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轻工业的优势、特点，依靠全行业的努力，轻工业完全有条件走在转型升级的前列。

据此，步正发提出2013年总体工作思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线，以提高轻工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满足和创造多层次消费和服务需求，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着力推进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化解过剩产能，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改进行业组织作风，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提升服务行业和企业的能力，促进轻工业持续健康发展。

步正发强调，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因此，要按照规划明确和切实抓好全年重点工作。他要求要深度调研，促进轻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要认真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循环经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轻工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建设水平；要以品牌建设为重点，做好质量和标准工作；拓展展会功能，帮助企业开拓市场；要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务能力。

美工转正总结例6

一是从总量趋势看，加工贸易顺差逐年增长，一直是中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从 1980 年的 16. 7 亿美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11578 亿美元，曾一度占到对外贸易的 “半壁江山”，目前约占 40% ( 表 1) 。随着加工贸易总量增长，顺差规模不断扩大，2008 年达到近 3000 亿美元峰值，2010 年达到 3229 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比重 2010 年达到 176% ( 表 2) 。

二是从地区结构看，加工贸易顺差和逆差流向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市场是美国、欧盟、香港和日本，进口主要市场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东盟。这主要是基于近年来全球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中国从日、韩、台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在中国大陆加工装配后出口到美欧发达国家，由此导致中国对周边经济体逆差增加，而对美欧顺差扩大。以2010年为例，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逆差总额达 2113 亿美元，较中国对美顺差 1813 亿美元还略高。跨国企业对这一贸易链条的形成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也与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主体 80% 以上是外资企业相吻合。以苹果 iPhone 手机为例，可以清楚地展现出贸易流向，即中国从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进口零部件，由富士康公司组装后出口美国。反映在现行贸易统计上，有研究估计 2009 年中美iPhone 手机贸易额约 20 亿美元，其中中方顺差 19 亿美元。

三是从产品结构看，加工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电脑、手机等更易进行产品内分工的电子类产品。据统计，目前全球约 90%的笔记本电脑、80%的数码相机和 50% 的手机属于加工贸易出口。就中国而言，加工贸易约 80% 属于电脑、手机、船舶、液晶显示板、集成电路等电子类产品。以中美贸易为例，加工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数据处理设备等相关电子产品领域。而中国较具优势的传统机电类产品，如电站设施、汽车摩托车、移动通信基站、机床、农业机械和机械基础件等，则主要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

四是从国内增值率看，近年来随着国内配套能力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也在逐步上升。按照 “( 出口 － 进口) /出口”的方式粗略估算，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从 1990年的 26% 上升到 2010 年的 44%，但整体仍处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 表 3) 。以前文的 iPhone 手机为例，研究人员估计每部手机的总制造成本约 178. 96 美元，中国组装只占 3. 6%，即 6. 5 美元。中国不仅在高端制造环节落后，在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品牌营销等产业链环节上整体更为薄弱。国内也有研究人员运用美国学者 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门化比率的方法，对中国 1992—2003 年出口特别是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进行了估算，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用大约十年的时间，使得出口贸易中垂直专门化的价值比率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国外也有相关研究成果支持该结论。

二、关于加工贸易顺差问题的几个再认识

长期以来，对于加工贸易存在一些 认 识 上 的 误 区，需 要 加 以澄清。

一是在加工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背后， “出口导向政策”是主因吗?

事实上，从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对比来看，前者更多受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影响，对国际环境的敏感度远大于对国内政策的敏感度。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加工贸易已经出现明显的增速下滑信号，反映出全球跨国生产链条的内在影响。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也表现为加工贸易率先恢复，成为危机后贸易形势的 “晴雨”指标。与加工贸易相比，一般贸易受国内政策和环境影响更大。2002 年，外贸经营权放开带来民营企业大发展，导致一般贸易出口急剧增加、顺差急剧扩大; 而在 2006—2008 年前后，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加快，对大宗能矿产品和国外消费品进口急剧增长，导致近年来一般贸易项下出现逆差。这些事实说明，我国今天的贸易格局和顺差状况，是中国作为一个处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长期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外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以及国际分工调整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段时期内，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化，顺差还将保持一定规模，之后随着相对比较优势的消长，顺差的构成也会发生改变。最终随着内需的逐步扩大，总体贸易平衡状况才可能改善，这是客观发展规律，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可以改变。

二是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减少加工贸易顺差吗?

毋庸讳言，通过本币升值的途径，对降低一般贸易出口竞争力、扩大一般贸易进口是有效的。但对于加工贸易来说，这种效果则十分有限。加工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产品内分工模式，即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环节在空间上发生分离，分布在地理距离较远的不同位置。而从贸易主体来看，跨国公司在全球加工贸易中占据的分量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品出口的 55% 以上、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7% 以上，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汇率调节贸易失衡的作用在不断弱化。以中美贸易为例，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汇率在一定程度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核算价格。从贸易链条看，受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转化的影响，一些复杂产品的设计、工艺、制造等环节相分离。由于品牌、设计、流通等服务性环节等非贸易部分占比不断提高，制造环节占比下降，导致产品最终售价对汇率的敏感性下降。因此，受全球产业分工以及加工贸易自身特性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减小加工贸易顺差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是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越大，就等于耗费中国更多的廉 价 资源吗?

这涉及我们如何认识加工贸易作用的问题。过去 30 多年来，我国通过发展加工贸易，不仅仅是扩大了就业、积累了外汇、获取了税收，更重要的是通过 “干中学”，在产业、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获取了巨大的外溢效应。一些产业如造船、航空制造、光伏等，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承接国外订单，获取相关资质认证，实现技术积累，反过来又助推了国内上游原料生产和下游市场培育。加工贸易还促进了国内产业集聚，为许多产业转向一般贸易出口和创设自主品牌创造了条件。目前，许多国内品牌企业的创业者以及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多有在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工作经验。这在纺织服装、轻工等比较优势明显的行业更加突出。近年来，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在做大规模的同时，正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对上下游产业的拉动效应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增强。这些事实均说明，不应仅从贸易角度来看待加工贸易及其顺差，清醒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中长期比较优势，有助于理清下一步推进外贸结构调整的思路。

四是以 “减顺差”为政策目标导向，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吗?

对于这一问题，应从两个层面来加以认识。一方面，对于加工贸易的制造环节来说，在现行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下，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延伸加工贸易价值链，其结果必定是国内产业链越长、国产料件比重越大、国内增值率越高，则加工贸易顺差越大。因此，如果孤立地将 “减顺差”等同于 “不出口”或 “少出口”，这显然与提高外贸出口附加值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总体处于低端位置，主要不仅是制造业本身的问题，而症结恰恰在于与制造相关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市场营销、金融咨询等生产环节严重滞后。近年来，许多加工贸易企业正在探索进行业务转型，如供应链公司通过专注做整个产业链的优化重组，虽然出口规模成倍增加了，但其通过精益采购、物流仓储、报关运输等种种增值服务，挖掘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带动了配套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符合产业升级的大方向。因此，我们要辩证认识加工贸易顺差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转型升级是一种路径选择，而减顺差应当是 “果”，不应本末倒置。

三、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顺差走向的互动关系初析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实践与路径进行了分析。有研究从产业内、产业间、企业模式、区域转移、内销及海外投资等六个角度，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模式进行了全景式分析。下文则试图以全球产业链条作为分析主线，从四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模式入手，初步分析其对顺差的影响和联动关系。

第一类: 企业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国内零部件采购率上升。这是一种较常见的加工贸易升级模式。企业通过开展深加工结转业务使加工贸易产业链不断延伸，不仅在产业内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成品之间相互紧密配套，形成了相互配套的加工贸易企业群，而且伴随产业上下游链条的横纵延伸，在产业之间也开始形成比较完善的加工产业链和产业配套群体。例如，广东东莞市已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全球 40% 的硬盘磁头、30% 的覆铜板、27% 的高级交流电容器在东莞制造，电脑整机零部件配套率达 95%。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直接表现为进口减少、顺差增加。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国内相关产业制造水平提升、扩大就业和税收均有积极的正面效应。

第二类: 企业自身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从 OEM 向 ODM、OBM转型，做研发和设计环节。这是许多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路径。一些企业从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做起，逐步实现了从 OEM ( 贴牌加工) 到 ODM ( 委托设计生产) 再到 OBM ( 自有品牌营销) 的转变，逐步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知识产权，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例如深圳的华为、中兴、康佳，顺德的美的、格兰仕、科龙电器，珠海的格力等。这些企业中，有的已经转型成为一般贸易企业，有的则将开拓内销市场作为主攻方向，有的则进一步通过贸易、对外投资和内销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外扩张，成为真正的跨国企业。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一般表现为顺差增加，但是同时出口附加值和收益也大幅提高了，其对国内相关产业的溢出效应也不可低估。

第三类: 企业自身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做渠道、品牌和销售，定价权更加灵活。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传统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方向。受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回落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引导，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一些加工贸易企业从传统的 “大进大出”逐渐转向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服务，内销比例不断提高，形成了内外贸市场双轮驱动的格局。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可能表现为顺差减少，但随着内销比重上升，出口企业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连带效应进一步提升。

第四类: 伴随供应链公司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兴起，产业分工更加深化，一部分企业更加专注做制造，一部分企业更加专注做服务。这是近年来在国内一些沿海城市兴起的一种新型企业模式。在深圳、厦门等地，一些企业利用自身掌握的优势资源，重点从精益采购、仓储运输、物流报关、金融支持等涉及加工贸易的 “全产业链”入手，开展 相 应 的 增 值 服 务，实 现 了“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间厂房、但年出口达到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发展模式创新。其实质，是在当前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既高度分工又紧密融合的格局下，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挖掘中国强大制造业背后的庞大服务需求而进行的商业模式创新。虽然在形式上，似乎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专业贸易公司，但其内涵和盈利模式已经大大拓展。这些供应链公司背后的制造企业，则往往更加专注于制造环节，通常在生产工艺上有创新、在企业管理上较为先进，具有较明显的规模效应。这种模式的效应，体现在顺差上是将原有部分制造企业的顺差转移到专业供应链企业项下，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顺差。但从整体来看，这种分工更加细化的商业模式，对于催生相关生产业意义重大，同时也对传统外贸管理体制和政策带来新挑战。

四、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是清醒认识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存在的客观性和长期性，以平常心看待。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当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劳动力比较优势还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内需市场的扩大同样需要在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中逐步得以实现。这些客观因素决定着，中国的贸易顺差特别是加工贸易顺差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应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清醒认识所谓的 “失衡”问题，既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时更加注重把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中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美工转正总结例7

曾几何时，拉美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样板；而如今，拉美化却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种社会现象。个中原委极为复杂，既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也涉及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一)发展理论在依附论与放任论闻摇摆。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并没有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二战以来，由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边缘化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大都是作为批判武器，而不是以建设理论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还隐含着某种封闭的发展观。事实上，虽然拉美国家在1950～1980年期间经历了军人干政、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但经济却维持了近30年的持续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普遍采用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模式。然而，就在东亚地区于1960年代转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时，拉美国家却抱着陈旧观念不放，从而导致十年(1980～1990)发展机遇的丧失。应该说，这与依附论等理论有莫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已形成了一批不愿改变现状、却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19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一筹莫展时，就将“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全盘接受下来。然而，这种“放任论”并非灵丹妙药，在使经济稍有起色的同时，却导致了更加扩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近年来，在民众强烈不满的情绪中，拉美国家“政治左转”的集体“变天”，就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某种失效。或许说，拉美国家在两种极端发展观的摇摆中，还要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政治权力在不满与失望中频繁变更。拉美历史上有军人独裁统治的传统，而军人当政、政权更迭在1960年代更是风靡这一地区。亨廷顿把这种政治化的社会称为普力夺社会，主要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很少或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利益取得的方式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因此，社会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而公共利益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使得“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中产阶级体制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拉美地区的政局不稳，在经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挫折后，如今政坛再起风云。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左翼领导人已经在拉美3／4的国家上台。然而，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琼·德里尔却认为：“这有些像阴阳的理论。有时候势态趋向某个方向，但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就又朝反方向发展了。拉美国家过去有着中间或者中右翼执政的政府，他们当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中左翼政府就当选了。我不认为拉美国家这些中左翼领导人之间是团结一致的。我认为，最终拉美国家还是要遇到麻烦的，因此，到时候那里的潮流又会朝另一个方向变了。”

(三)经济增长在腐败与犯罪下艰难运行。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显著特点除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过分依赖外资以外，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滋生的腐败与等犯罪经济。首先，官员腐败严重。1990年以来，拉美各国政府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上至总统，下至执法部门，都陷入腐败泥淖；腐败如同瘟疫；腐蚀着拉美各国的政治机构。如巴西总统科洛尔因腐败而遭罢免并受到审判；委内瑞拉总统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因被指控非法挪用公共资金而被迫下台；墨西哥警察与犯罪分子勾结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现象司空见惯。其次，泛滥成灾。“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法交易产业的惊人增长确实转化了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现在，拉美已是世界上三大产地之一，而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是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种植中心；“美元”已成为一些拉美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最后，恐怖活动猖獗。早在1970年和1980年，拉美地区的犯罪率就属于世界最高之列，每10万人中平均每年发生凶杀案8起；1990年代增加到13起，是除非洲以外凶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腐败、和其他各种犯罪经济纠缠在一起，严重腐蚀了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使合法经济的成长步履艰难。

(四)利益集团在贫穷与富贵间形成断裂。在拉美地区，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人口总收入的40％～47％；而20％最贫穷的人口却只占有人口总收入的2％～4％；有1．25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2亿人不能享受必要的卫生设施；1／7的人口用不上电。因此，尽管拉美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时代，但在其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也没有多少改善；况且近15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下还有恶化的趋势。同时，拉美国家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造成在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这就反过来促使犯罪流行，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动荡。对于拉美这种贫富严重分化的效应，R·维斯科夫评论道：“在任何情况下，不公正程序都能带来不稳定的政府，因为收入上的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中创造出了鸿沟，而这些利益集团难以在民主中求得妥协。大多数人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仅仅有利于某一特权社会团体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变得有利于大多数人，这一特权社会团体也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这种政策。”这就是说，长期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彻底摧毁了拉美社会集团之间达成信任、共识与合作的基础。

(五)社会局势在冲突与动荡中危机四伏。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频繁发生危机，别的不说，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就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一政治危机；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也称“结构性发展危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连续的金融危机。这三次危机看似起因不同，实际上根子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引发的社会严重分化。反映在经济方面，就是由于大多数人的贫困，特别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人口没能融入现代社会，导致市场得不到相应的扩大和升级。而这时政府又没能及时转变“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使得国外市场没有开发，而国内市场狭小又限制了经济增长空间，以致于到期外债无法偿还，发生债务危机也就无法避免。至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变种，根源都在于贫富分化导致的国内经济体系的脆弱。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长期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集团间的严重对立，结果只能是在走投无路时由对立派执掌大权。然而，由于隐患并未消除，这一派也未必能长久稳定大局，最终是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社会也总是会在这种冲突和动荡中危机四伏。这就是拉美国家频繁发生危机的演绎逻辑。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的城市化发展

不能说拉美国家没有成绩，但发展成果大都被少数权贵所吞没。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被农业剥离出来、而大量涌入城市的剩余农村人口来讲，其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都在恶化。

(一)理论照搬导致实践上的尴尬。拉美国家长期存在一种认知倾向，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越低，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越小，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而且，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也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某种佐证，因为这个模型用西方现代化作背景，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视角，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实现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完成工业化过程；二是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或地域转移，完成城市化过程。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吸收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就会消失，在农业和工业、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就形成合理配置，现代化就基本实现了。问题是，刘易斯模型暗含的、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为依据而设立的三个假设前题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做到的。其一，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不存在任何素质和制度等方面的阻碍；其二，城市在各方面都有能力完全接纳这些人口，并使他们融入现代生活；其三，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会过快。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步履艰难的症结不是反映在实现途径上，而是恰好出现在这三个重要前提上。因此，拉美国家这种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倾向显然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而且以这种理论为导向制定的发展政策在实践中也造成了难以扭转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仅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而且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污染，降低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二)土地的垄断造成农民的分化。造成拉美城市“无序化”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土地和其他农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这大大压缩了中、小农户的发展空间，致使他们只有成群结队拥入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拉美在历史上就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而大地产主集团历来就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即便到近些年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不会通过社会变革来调整农业资源的配置，而是在基本保持现状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技术变革来进行。当然，在20世纪50～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但除了古巴在1959年和1963年进行的两次，消灭了农村的大庄园制度和富农经济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地区农村土地占有权越来越集中于大型农场，而“小型生产单位的数目在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减少了，这一衰减趋势到90年代更加剧烈”。少数人不仅对土地进行垄断，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的政策优惠，使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这也使得拉美农村社会的严重分化在所难免。此外，拉美各国几乎又都把向城市移民视为缓解农村社会冲突的“排气阀”，因此，大规模自发移民潮的出现无法避免。数据显示，1950～1960年期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间，这一比例提高到58％。20世纪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100万，70年代每年超过200万。由此可见，农村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是使拉美城市化陷入尴尬局面的总根源。

(三)城市的排斥形成大量贫民窟。虽然拉美地区在历史上有人口偏好向城市特别是首都聚集的传统，但在1955～1980年期间显然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这25年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然而，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不但就业困难，而且还处处受到排斥。从需求讲，首先，“进口替代”模式出现偏差，结果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其次，私有化改革牺牲了社会公正，使城市失业变得更加突出；最后，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滑坡，带动就业的能力在减弱。从供给看，农村流入人口素质低，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的需求，而且，在1980～1990年，拉美地区人口增长率处于历史高峰期。因此，一方面，由大量迁移农民形成了城市的主要贫困人口，他们在城乡结合部抢占地皮，搭建简陋住所；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也从原来靠近市中心的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从而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一些大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都被大片贫民窟包围，那里通常没有正规道路或街道，水电供应也往往是从城市供水、供电系统“偷”来的；在文化层面上，贫民窟居民与所在城市更是难以融合；而且，这里还往往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黑社会势力横行，非法枪支泛滥，各类犯罪活动猖獗，因而形成“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奇怪景象。

(四)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发展模式。2000年，拉美地区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达75％，城市化水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且，这一地区有52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到2004年，墨西哥城(1640万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387万人)、圣保罗(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都已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然而，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终于实现了少数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还是实现了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外的城市化呢?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进程；其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转移和职业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变化，而且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转变。但是，拉美国家却把这种发展趋势简单化和片面化了，造成了更难应对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这从下面一组数据大致可以得到说明。上世纪90年代末，拉美地区每lO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住在城市；1980～1990年，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下降了17％；2002年，贫困人口比1977年增加了2000万人，总数为2.27亿人，占总人口的44％，而占人口10％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60％；1995年。公开失业率为7.3％，失业和从事非正规职业者约占全部劳动力的50％；2003年，失业人数净增70万人，城市公开失业率创10.7％的历史新高，城市失业总人数达到1670万人。这样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恐怕与拉美人民当初的憧憬是大相径庭的。三、社会剧烈分化中的强迫性政策变革

拉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说明贫富的严重分化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就必然会出现社会动荡与危机。易言之，人们的愤怒情绪如果得不到化解，总是要通过极端方式对社会发泄不满或进行报复；或许说。就是要对社会进行强迫性的政策变革。近年来，中国掀起了一股拉美研究热潮，这决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当前我国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有莫大关系；同时，也说明拉美国家的许多教训确实有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

(一)应以大多数人受益为改革价值导向。以拉美现代化历程为鉴来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在改革过程中所凸现的裂痕，理当引起我们对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导向进行再思考。一方面，应正确理解和及时转换过去的价值观。在一个思维僵化的社会里，提倡“效率优先”可以催人奋进；而在社会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之后，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才真正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是因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建构的效率，才是可持续增长的效率。另一方面，应弘扬和强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其间当然会形成受益集团和受损集团。如果发展的成果由大数人分享，社会自然就会处于健康与和谐状态；倘若改革只是使少数权贵受益，则会引发人们对改革的不满，降低对改革的预期。而且，由少数权贵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羽翼丰满，形成气候，就会不顾大局而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滋生公众的不满与愤怒情绪，进而使社会出现危机。在这一点上，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与政局不稳就是明证。因此，如果说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已是“病入膏肓”，那我们则是“千里大堤”可能“溃于蚁穴”。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应整合城乡社会日益分化态势。拉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体现在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集体衰落，而是表现为由农村社会内部的巨大分化而引发的城市移民潮，这主要是由于拉美国家普遍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变革而形成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以农补工”和城乡分治政策。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适宜的，但客观上也是导致“兰农”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三农”在集中释放了多年压抑积累的能量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又终归陷入困境。总的说来，目前我国的城乡分化主要表现在：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农民群体的集体衰落。这主要应归结于社会转型中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这是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促使资源的“去农业化”，从而导致农业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进而使得农民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随之衰微而产生的。亨廷顿认为，尽管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但是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换言之，要求得工业化所必须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农民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从全面的视角出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提高国家政策供给的综合效应，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就成为整合我国城乡分化态势的重要举措。

美工转正总结例8

一、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社会危机 

 

曾几何时，拉美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样板；而如今，拉美化却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种社会现象。个中原委极为复杂，既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也涉及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一)发展理论在依附论与放任论闻摇摆。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并没有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二战以来，由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边缘化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大都是作为批判武器，而不是以建设理论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还隐含着某种封闭的发展观。事实上，虽然拉美国家在1950～1980年期间经历了军人干政、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但经济却维持了近30年的持续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普遍采用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模式。然而，就在东亚地区于1960年代转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时，拉美国家却抱着陈旧观念不放，从而导致十年(1980～1990)发展机遇的丧失。应该说，这与依附论等理论有莫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已形成了一批不愿改变现状、却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19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一筹莫展时，就将“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全盘接受下来。然而，这种“放任论”并非灵丹妙药，在使经济稍有起色的同时，却导致了更加扩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近年来，在民众强烈不满的情绪中，拉美国家“政治左转”的集体“变天”，就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某种失效。或许说，拉美国家在两种极端发展观的摇摆中，还要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政治权力在不满与失望中频繁变更。拉美历史上有军人独裁统治的传统，而军人当政、政权更迭在1960年代更是风靡这一地区。亨廷顿把这种政治化的社会称为普力夺社会，主要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很少或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利益取得的方式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政变”。因此，社会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而公共利益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使得“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中产阶级体制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拉美地区的政局不稳，在经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挫折后，如今政坛再起风云。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左翼领导人已经在拉美3／4的国家上台。然而，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琼·德里尔却认为：“这有些像阴阳的理论。有时候势态趋向某个方向，但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就又朝反方向发展了。拉美国家过去有着中间或者中右翼执政的政府，他们当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中左翼政府就当选了。我不认为拉美国家这些中左翼领导人之间是团结一致的。我认为，最终拉美国家还是要遇到麻烦的，因此，到时候那里的潮流又会朝另一个方向变了。” 

 

(三)经济增长在腐败与犯罪下艰难运行。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显著特点除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过分依赖外资以外，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滋生的腐败与毒品等犯罪经济。首先，官员腐败严重。1990年以来，拉美各国政府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上至总统，下至执法部门，都陷入腐败泥淖；腐败如同瘟疫；腐蚀着拉美各国的政治机构。如巴西总统科洛尔因腐败而遭罢免并受到审判；委内瑞拉总统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因被指控非法挪用公共资金而被迫下台；墨西哥警察与犯罪分子勾结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现象司空见惯。其次，毒品泛滥成灾。“20世纪70年代以来毒品非法交易产业的惊人增长确实转化了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现在，拉美已是世界上三大毒品产地之一，而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是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种植中心；“毒品美元”已成为一些拉美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最后，恐怖活动猖獗。早在1970年和1980年，拉美地区的犯罪率就属于世界最高之列，每10万人中平均每年发生凶杀案8起；1990年代增加到13起，是除非洲以外凶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腐败、毒品和其他各种犯罪经济纠缠在一起，严重腐蚀了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使合法经济的成长步履艰难。 

 

(四)利益集团在贫穷与富贵间形成断裂。在拉美地区，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人口总收入的40％～47％；而20％最贫穷的人口却只占有人口总收入的2％～4％；有1．25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2亿人不能享受必要的卫生设施；1／7的人口用不上电。因此，尽管拉美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时代，但在其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也没有多少改善；况且近15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下还有恶化的趋势。同时，拉美国家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造成在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这就反过来促使犯罪流行，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动荡。对于拉美这种贫富严重分化的效应，r·维斯科夫评论道：“在任何情况下，不公正程序都能带来不稳定的政府，因为收入上的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中创造出了鸿沟，而这些利益集团难以在民主中求得妥协。大多数人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仅仅有利于某一特权社会团体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变得有利于大多数人，这一特权社会团体也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这种政策。”这就是说，长期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彻底摧毁了拉美社会集团之间达成信任、共识与合作的基础。 

 

(五)社会局势在冲突与动荡中危机四伏。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频繁发生危机，别的不说，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就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一政治危机；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也称“结构性发展危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连续的金融危机。这三次危机看似起因不同，实际上根子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引发的社会严重分化。反映在经济方面，就是由于大多数人的贫困，特别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人口没能融入现代社会，导致市场得不到相应的扩大和升级。而这时政府又没能及时转变“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使得国外市场没有开发，而国内市场狭小又限制了经济增长空间，以致于到期外债无法偿还，发生债务危机也就无法避免。至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变种，根源都在于贫富分化导致的国内经济体系的脆弱。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长期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集团间的严重对立，结果只能是在走投无路时由对立派执掌大权。然而，由于隐患并未消除，这一派也未必能长久稳定大局，最终是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社会也总是会在这种冲突和动荡中危机四伏。这就是拉美国家频繁发生危机的演绎逻辑。 

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的城市化发展

不能说拉美国家没有成绩，但发展成果大都被少数权贵所吞没。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被农业剥离出来、而大量涌入城市的剩余农村人口来讲，其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都在恶化。

(一)理论照搬导致实践上的尴尬。拉美国家长期存在一种认知倾向，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越低，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越小，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而且，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也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某种佐证，因为这个模型用西方现代化作背景，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视角，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实现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完成工业化过程；二是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或地域转移，完成城市化过程。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吸收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就会消失，在农业和工业、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就形成合理配置，现代化就基本实现了。问题是，刘易斯模型暗含的、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为依据而设立的三个假设前题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做到的。其一，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不存在任何素质和制度等方面的阻碍；其二，城市在各方面都有能力完全接纳这些人口，并使他们融入现代生活；其三，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会过快。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步履艰难的症结不是反映在实现途径上，而是恰好出现在这三个重要前提上。因此，拉美国家这种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倾向显然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而且以这种理论为导向制定的发展政策在实践中也造成了难以扭转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仅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而且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污染，降低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二)土地的垄断造成农民的分化。造成拉美城市“无序化”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土地和其他农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这大大压缩了中、小农户的发展空间，致使他们只有成群结队拥入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拉美在历史上就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而大地产主集团历来就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即便到近些年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不会通过社会变革来调整农业资源的配置，而是在基本保持现状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技术变革来进行。当然，在20世纪50～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土地改革，但除了古巴在1959年和1963年进行的两次土改，消灭了农村的大庄园制度和富农经济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地区农村土地占有权越来越集中于大型农场，而“小型生产单位的数目在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减少了，这一衰减趋势到90年代更加剧烈”。少数人不仅对土地进行垄断，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的政策优惠，使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这也使得拉美农村社会的严重分化在所难免。此外，拉美各国几乎又都把向城市移民视为缓解农村社会冲突的“排气阀”，因此，大规模自发移民潮的出现无法避免。数据显示，1950～1960年期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间，这一比例提高到58％。20世纪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100万，70年代每年超过200万。由此可见，农村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是使拉美城市化陷入尴尬局面的总根源。

(三)城市的排斥形成大量贫民窟。虽然拉美地区在历史上有人口偏好向城市特别是首都聚集的传统，但在1955～1980年期间显然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这25年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然而，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不但就业困难，而且还处处受到排斥。从需求讲，首先，“进口替代”模式出现偏差，结果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其次，私有化改革牺牲了社会公正，使城市失业变得更加突出；最后，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滑坡，带动就业的能力在减弱。从供给看，农村流入人口素质低，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的需求，而且，在1980～1990年，拉美地区人口增长率处于历史高峰期。因此，一方面，由大量迁移农民形成了城市的主要贫困人口，他们在城乡结合部抢占地皮，搭建简陋住所；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也从原来靠近市中心的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从而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一些大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都被大片贫民窟包围，那里通常没有正规道路或街道，水电供应也往往是从城市供水、供电系统“偷”来的；在文化层面上，贫民窟居民与所在城市更是难以融合；而且，这里还往往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黑社会势力横行，非法枪支泛滥，各类犯罪活动猖獗，因而形成“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奇怪景象。

(四)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发展模式。2000年，拉美地区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达75％，城市化水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且，这一地区有52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到2004年，墨西哥城(1640万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387万人)、圣保罗(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都已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然而，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终于实现了少数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还是实现了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外的城市化呢?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进程；其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转移和职业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变化，而且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转变。但是，拉美国家却把这种发展趋势简单化和片面化了，造成了更难应对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这从下面一组数据大致可以得到说明。上世纪90年代末，拉美地区每lo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住在城市；1980～1990年，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下降了17％；2002年，贫困人口比1977年增加了2000万人，总数为2.27亿人，占总人口的44％，而占人口10％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60％；1995年。公开失业率为7.3％，失业和从事非正规职业者约占全部劳动力的50％；2003年，失业人数净增70万人，城市公开失业率创10.7％的历史新高，城市失业总人数达到1670万人。这样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恐怕与拉美人民当初的憧憬是大相径庭的。

三、社会剧烈分化中的强迫性政策变革

拉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说明贫富的严重分化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就必然会出现社会动荡与危机。易言之，人们的愤怒情绪如果得不到化解，总是要通过极端方式对社会发泄不满或进行报复；或许说。就是要对社会进行强迫性的政策变革。近年来，中国掀起了一股拉美研究热潮，这决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当前我国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有莫大关系；同时，也说明拉美国家的许多教训确实有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

(一)应以大多数人受益为改革价值导向。以拉美现代化历程为鉴来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在改革过程中所凸现的裂痕，理当引起我们对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导向进行再思考。一方面，应正确理解和及时转换过去的价值观。在一个思维僵化的社会里，提倡“效率优先”可以催人奋进；而在社会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之后，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才真正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是因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建构的效率，才是可持续增长的效率。另一方面，应弘扬和强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其间当然会形成受益集团和受损集团。如果发展的成果由大数人分享，社会自然就会处于健康与和谐状态；倘若改革只是使少数权贵受益，则会引发人们对改革的不满，降低对改革的预期。而且，由少数权贵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羽翼丰满，形成气候，就会不顾大局而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滋生公众的不满与愤怒情绪，进而使社会出现危机。在这一点上，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与政局不稳就是明证。因此，如果说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已是“病入膏肓”，那我们则是“千里大堤”可能“溃于蚁穴”。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应整合城乡社会日益分化态势。拉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体现在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集体衰落，而是表现为由农村社会内部的巨大分化而引发的城市移民潮，这主要是由于拉美国家普遍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变革而形成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以农补工”和城乡分治政策。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适宜的，但客观上也是导致“兰农”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三农”在集中释放了多年压抑积累的能量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又终归陷入困境。总的说来，目前我国的城乡分化主要表现在：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农民群体的集体衰落。这主要应归结于社会转型中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这是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促使资源的“去农业化”，从而导致农业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进而使得农民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随之衰微而产生的。亨廷顿认为，尽管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但是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换言之，要求得工业化所必须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农民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从全面的视角出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提高国家政策供给的综合效应，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就成为整合我国城乡分化态势的重要举措。

美工转正总结例9

［关键词］贸易顺差；产品内贸易；国际分工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世界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外资、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至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度贸易顺差皆在120亿美元至400亿美元之间，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2621.97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中国外贸顺差增势放缓，但年度顺差仍达到295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净增328.3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象征，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有助于保持全球债务的偿债能力，降低金融高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动乱。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代表了贸易伙伴国不断加大的贸易逆差，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向中国施加压力，引发了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日益加重的汇率调整压力。除此之外，高额的外汇储备还会成为少数反华势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借口，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鉴于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目前的贸易失衡状况，探求引起中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原因和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方法是当务之急。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国内外各个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读，但总的看来，文献探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长期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邓立、张坤（2007）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余永定、覃东海（2006）指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导致了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John Whalley(2010)运用二阶段增长法估测了FDI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由于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国内企业，导致国内市场产品大量剩余，形成大规模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40%。刘光溪（2005）指出，国际收支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攀升，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发展，应从根本上着力进行政策规范、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钟山（2009）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国内外贸易的限制措施是顺差得以扩大的政策性原因，国家需要营造良好环境，以此来缓解过度出口的不平衡压力。孙彩梅（2007）认为，贸易顺差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对贸易顺差的观念滞后，认为贸易的重点在于出口，对于保持贸易平衡的措施相对较少。

（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Alicia García-Herrero and Tuuli Koivu（2007）运用经验数据，通过建立双边进口等式，发现外贸进口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而这部分减少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减少，这反映出“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垂直一体化现象，也使得中国的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反映敏感。Martin S Feldstein(2008)通过对美国贸易账户的数据分析，指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方式在于汇率以及国民储蓄率的调整。Yin-Wong Cheung， Menzie D. Chinn，Eiji Fujii（2009）认为人民币显著低于通过跨国模型估算出的价值，并且多面贸易受相对价格的影响，尽管这种相对价格的关系有时不够准确。因此，中美的贸易平衡应该依附于预期的实际汇率以及相对收入的变动。卢锋，刘鎏（2007）以巴拉萨-萨缪尔森为理论基础，分析得出虽然贸易部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方向呈正相关性，但作为具备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前者的涨幅仍低于后者，由此导致实际汇率被低估，形成出口部门的又一优势，拉大贸易顺差。 刘光溪（2006）认为，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是由制度、结构和特定的发展阶段综合形成的，汇率政策在平衡贸易收支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对于处于转型并轨期间的中国经济，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三）国内投资无法完全吸收国内高储蓄

Martin S Feldstein(2008)结合中美贸易实际情况，认为虽然极具竞争力的货币是解决贸易失衡的重要方式，但是本质的解决方式还是来自于国民储蓄率。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储蓄率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和政府在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来实现，借贷市场的发展，保险业的完善等举措都能加速这一目标的实现。李扬，殷剑峰 （2007） 从国民经济的供应角度出发，认为高储蓄率构成了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高顺差的物质基础，并且由于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将继续拉大。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应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储蓄的变化两方面来解释中美贸易顺差。管涛，王信（2007）从国际经验来看，认为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初期，当前规模的贸易顺差在正常范围内，贸易顺差变动可以用国民储蓄投资的缺口变化来解释。何帆、张明（2007）指出，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起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原因在于国内总储蓄高于国内总投资。政府若放任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的上升，贸易顺差将继续增长，政府若采取积极政策调整，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后者符合中国现实内外平衡的增长战略。与国内投资储蓄投资缺口引起贸易顺差观点相似的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祁春节（2007）基于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分析，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扩张必然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导致贸易顺差的增长。除此之外，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和贸易品供给过剩以及国民储蓄持续超过投资也构成了贸易顺差的直接因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佟家栋（2007）认为因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产生的“生产过剩”必须借助国外市场出清，形成了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不足。

（四）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

Hummels， Rapoport， and Yi (1998)指出国际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促进了国际分工，并将这样的国际分工称为“垂直专业化”。 Hummels， Ishii， and Yi (2001)建立了两阶段生产模型，并通过研究指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形成是开放型国家成长多于所得的重要原因。马野青（2009）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这种贸易顺差由于是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和我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是可持续的，并且对我国产生一系列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先进要素的集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业增加、创新能力的提高等积极作用。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卢锋（2006）指出，双顺差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双顺差结构特点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表现。

除了以上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提出针对贸易顺差的不同观点外，一部分学者也尝试通过采用实证分析提出新的想法或者对已有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验证。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2000)采用联立方程组回归模型，从全国的视角出发，认为FDI作为产品内贸易的一种具体方式，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贡献。许煜、徐翱、尚长风（2007）提出了理论假设，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并采用了多变量的Johnsen协整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很大，表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贸易顺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张茵、万广华（2005）构造了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在1985 ～2000 年间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因素进行了探究，指出实际冲击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实际冲击包括国外供给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相对需求冲击。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不大。因此，货币性手段将不足以解决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问题。徐毅（2009）通过对贸易顺差的特征事实分析以及对储蓄论的验证，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持续，而生产要素在地方的流动和结合是其形成机制中的重要构成增加的最重要原因。 蒲华林、张捷（2007）针对产品内分

工和产品内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中日产品内贸易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贡献最大，韩国和东盟位居其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转移所导致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

以上几种观点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依据对贸易顺差进行了合理的解释，部分也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其理论推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都存在一些漏洞，主要有以下三点：（1）多数研究都将贸易假设为同质，或者直接解读为一般贸易。事实上，除了一般贸易，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不同的贸易形式形成原因可能不相同，同时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贸易影响。（2）多数观点关注的都是内部因素，视角局限在国内，对于国际分工带来的影响缺乏必要的思考，与当前国际贸易分工深化的世界局势不符。（3）在对于国内影响贸易顺差的诸多因素的分析中，某些观点一味固守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脱离了中国当前国情，导致理论推导与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不能用于指导实践。

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卢锋（2006）等学者虽然已从全球分工角度对贸易顺差的成因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但都缺乏系统的内在机制分析。马野青（2009）“产品内分工视角的中国外贸顺差及其利益分析”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从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外贸顺差转移的角度对贸易顺差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上文只采用了统计性描述进行验证，并没有结合精确的实证检验，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和实践性。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笔者进一步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寻找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并运用Eviews进行深入分析，以得到更加完善的结论。

三、贸易顺差的形成机制

产品内贸易是在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贸易形式，是指由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所谓产品内分工，则是将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包括工序、区段、零部件进行拆分，在空间上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对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现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中，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出口成本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各国为了降低生产品本，提高竞争水平，扩大营业利润，纷纷将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工序转移到中国内地，之后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其行列，由此逐步形成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现实。产品内分工导致全球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产组织结构呈现出一条类似于“U”形的微笑曲线，而各个国家根据其专业化工序的不同分布在曲线上的不同位置。日本和韩国主要从事产品的研发和设计，美国和欧洲各国则提供核心技术，从事产品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市场营销，这些都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高，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最高处。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提供产品的零部件系统或模块，属于中间产品的供应商，处于微笑曲线的次高端。中国大陆则从事中间品的加工组装，提供少量的组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低，位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由于各个国家都顺应了全球化变革下对生产工序的“重新洗牌”，在改变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对国内原有的某些生产环节进行海外转移，或者对当前的生产工序寻找更加廉价的生产地进行外包生产，这一方面使得各国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加密切，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必然引起各国贸易顺差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根据微笑曲线的各国的不同位置，贸易顺差转移的原因和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消费水平高，占据了消费品市场的大块份额，同时它们也具有共同的产业特点，即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人力资本价格昂贵，若在国内进行生产，最终产品价格必然居高不下，不利于国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欧美企业会将大量产品生产链移向海外转移，在本国内重点发展服务业，并依托高新技术产业牢牢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对于产业链的转移，主要包括中间产品、零部件系统及最终产品的生产转移，而最终出口地分为两种情况，不同的出口地带来的贸易顺差转移的影响也不相同。一是将加工制成品用于承接国本国市场的销售，事实上，大量的欧美企业投资都是以在东道国销售产品为目的。原本在欧美国家制造生产并销往海外的产品现在直接在目标市场所在国进行销售，并且不需要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样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零。而对中国而言，本来应该向海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制成品，由于产业链转移到国内，这部分进口也就不需要了，因此贸易进口量减少。二是将加工制成品销往海外，包括对转移国最终产品需求的进口返销。欧美企业将本该承担的对外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的经常性账户中，并且由于对该产品由于需要进口返销，欧美国家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中国由于出口经加工后的制成品，出口增加。因此，中国的外贸顺差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两方面得以扩大。在将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某些欧美企业也会向承接国出口一些精密部件，由此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出口，账户上反映出对中国的顺差。但是，精密部件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而欧美对中国一直以来实行技术出口限制，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难度大。因此，中国真正进口的零部件只是一小部分，再加上中间产品价值远小于最终产品价值，远无法覆盖对欧美国家的出口额，账户总额上仍然显示大额顺差。由此可见，欧美国家通过在中国建立跨国公司，获取对外投资的利益，却将贸易顺差留在中国的账户上。

（二）日韩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将产业的重心转移到产品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上，而较低层次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外包给毗邻的中国，最后将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往海外。当日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时，需要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及零部件系统，虽然日韩本国所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从中国返销进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韩对中国的逆差，但其价值远低于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额，日韩对中国显示的是大额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日韩的产业链转移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将成品出口至欧美国家以及日韩。虽然中国对日韩国家存在中间产品的进口逆差，但在承接生产链的同时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后者的价值远远大于前者。日韩国家将对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用中间品顺差来替代，大大缩小了顺差额，但中国却承担了对日韩国家和欧美国家的两部分顺差，形成了顺差最大化。统计数据分析，近年美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占其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致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和东盟

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在产业特点上也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模块是其利用资源禀赋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体现。制造业是台湾和东盟地区的支柱产业，若将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将产生“制造空洞”，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会将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产业链进行转移，以避免国际贸易纠纷。转移地将某些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以中国为出口平台销往海外。这个过程将本该转移地承担的贸易顺差全额转移到了中国的账户上，转移地对海外的最终产品贸易顺差为零，只承担了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顺差，远远小于成品的贸易顺差。由于进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对台湾和东盟地区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作为出口平台，对欧美国家又表现为贸易顺差，两相抵消，在账户上仍显示为贸易顺差。在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台湾和东盟国家进口中国内地生产的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主要包括零部件系统及模块，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台湾和东盟地区向中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再进口，也就是将原材料、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制造，再返销到原地区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事实上，承接国在其中只获得了少量的劳务费用，但在经常账户上却显示了对转移地的大额顺差。

转贴于

（四）中国内地

中国人口总数大，就业岗位有限，因此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包工作也同样带来众多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就业压力。从某一程度上来说，低廉的劳动力优势缓解了农业隐形失业问题，这种社会福利是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产业转移中都无法惠及的。中国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负责加工、组装的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主要经过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随着大量外资的引进，许多外资公司将整条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经常账户上进口为零。生产出成品之后，外资公司将产品向海外销售，获取销售利润，产品出口收益记录在中国出口账户上，而实际上中国只是作为出口收益的“属地”，真正获取这部分收益的“属人”是外资公司。这里的外资公司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设立的公司。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电子机械、皮靴、玩具以及服装。这种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呈现逆差状态，而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呈现大量的贸易顺差。

四、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产品内贸易对贸易顺差存在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加工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内在联系。由于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展产品内贸易，因此加工贸易贸易进口与加工贸易出口数据选择1981～2008年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198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在本文实证检验中，分别设进出口差额以及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SUR、PRO。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之前，首先运用Eviews对序列SUR和PRO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进出口差额的ADF检验表明，SUR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SUR序列为二阶单整过程。

在对加工贸易总额的ADF检验中发现，PRO是一个三阶的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中，根据降阶规则，本文等号两边的变量的单整阶数要求相等。由于等号左边的SUR序列是二阶单整过程，因此需要转化PRO的形式，使其序列同样变为二阶单整过程。在此，将PRO变量去对数，重新进行ADF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PRO的对数形式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LPRO是二阶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工贸易总额将以对数形式出现，以保证检验的正常运行。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运用Eviews中的Granger Causality Tests，检验贸易顺差(SUR)和加工贸易总额（PRO）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Estimate VAR中，根据AIC、S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4期为最优滞后期（选择过程略）。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观察两个假设的可能性值，可以得出，可能性值分别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1）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即加工贸易增长促进了贸易顺差。（2）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贸易顺差增长促进了加工贸易。

可见加工贸易能够促进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国内贸易顺差也能显著正向作用于加工贸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前者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因此下文将对两者的长期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协整检验

在LPRO与SUR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的基础上，做如下协整回归，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AIC、SC最小原则，选择滞后5期最为时间序列LPRO和SUR的最优滞后期。检验可得，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其中，LPRO的t值显著。上述等式说明了加工贸易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加工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总额就会上升225个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长期关系。

利用协整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SUR(t)= 1.528*SUR(t-1) +1.47*SUR(t-2) +1.388*SUR(t-3) + 1.340*SUR(t-4) +1.276*SUR(t-5) +1219.606*LPRO(t-1)+ 647.696*LPRO(t-2)+ 1088.004*LPRO(t-3)-743.992*LPRO(t-4)-650.511*LPRO(t-5)-612.046-1.384( SUR(t-1)-225.053*LPRO(t-1)+ 1259.052)

上述模型将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明确分开，SUR(t-1)=225.053LPRO(t-1) -1259.052为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系数为-1.384，表明误差修正项对SUR(t)的调整速度，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短期动态关系较为复杂加工贸易对数与贸易顺差总额的滞后一期至五期均对贸易顺差产生短期影响。

五、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形成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产生正面影响。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从加工贸易的角度出发，提出减少贸易顺差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完善加工贸易政策

政府需要加强外资引进测评力度，合理引导海外产业链向国内的转移。对于大规模的产品外包承接，地方不能一味追求政府绩效全盘接受，而忽略了产品和生产链本身的质量及其发展潜力。政府需要制定更为全面、严格的外资引进政策，对于引进的外商投资，不仅要考量其规模，更需要对其产品链中涉及的原材料、加工工艺、中间产品的质量进行评估，考虑其是否对地方整体发展有益。在对产业链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再重新思考对于外商投资的引进问题，逐步减少低质量外资，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某些吸引外资政策，如“超国民待遇”。推出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吸引外商投资，而现今中国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加工组装地位，优惠政策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假外资”流入国内。对于欧美国家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取消并不会影响其FDI的进程，因此取消部分政策实际上是给所有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行了一次“过滤”，使得海外投资市场更加透明，利于中国FDI的长期发展，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二）改善进口结构，在贸易转移过程中适当加大进口规模

在上文中提到，欧美、日韩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链转移的同时，也会向中国出口精密部件，并且这种情况是常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制度限制（如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这部分进口往往有限。政府需要在国际贸易协商中加强谈判技巧，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获得更多的进口机会。同时改善国内进口环境，实行进口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国内。对于进口的内容，不仅包括精密仪器，也要拓展至国内短缺的原材料、精密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进口，逐步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结构。随着进口量的扩大，贸易顺差的压力会有所减小。 转贴于

（三）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出口增长方式

劳动力低廉的特点使得中国外贸出口呈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即出口量是由大规模出口而非高收益引起。要摆脱加工贸易引起的贸易顺差，就必须打破当前的贸易格局，脱离“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不断向上攀升，最终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政府需要重点发展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不断增加外包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辅以金融、财政、投资政策对产业结构加以调整，直至出口贸易实现内涵式发展。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产业结构没有彻底转换之前，外贸都要始终保持自身比较优势，将加工贸易作为本国外贸的一大奠基石，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良性转换。

（四）发展良性循环

从上述的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施加正面影响，因此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引起加工贸易的减少，由此进一步降低贸易顺差总量。由于两者相互促进，可形成良性循环，以达到最终缓解贸易顺差的效果。

以上政策建议是从加工贸易角度出发提出的，实际上，贸易顺差是一个宏观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仅仅优化一方面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加工贸易属于影响贸易顺差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国内消费需求、外汇管理、经济发展等，只有综合所有因素考量贸易顺差的形成，并针对各方面问题辅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整，才有可能引导贸易顺差达到较为合适的位置，真正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立，张坤.我国双顺差剧增成因及影响分析［J］.财贸经济，2007，(9).

［2］管涛，王信，潘红胜，林艳红.对当前我国贸易项下异常资金流入的分析——兼评渣打银行王志浩关于贸易顺差的研究报告［J］.国际金融研究，2007，(6).

［3］何帆，张明.中国国内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J］.财贸经济，2007，(5).

［4］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 1992 ～2003 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6).

［5］李稻葵，李丹宁.中美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哪里［J］.国际经济评论.2006，(5).

［6］卢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研究:对中国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的理论思考［J］.世界经济，2006，(11).

［7］刘光溪.论经济转型期中国汇率改革作用的局限性——客观、冷静地对待国际收支“双顺差”［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8］刘光溪.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与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调整［J］.中国外汇管理，2005，(8).

［9］卢锋，刘鎏.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1978～2005)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思考［J］.经济学，2007，(2).

［10］蒲华林，张捷.产品内分工与中美结构性贸易顺差［J］.世界经济研究，2007，(2).

［11］孙彩梅.我国外贸持续顺差的原因及对策［J］.商业现代化，2007，(28).

［12］佟家栋.中国贸易收支顺差调整的可能性探讨［J］.国际贸易，2007，(5).

［13］许煜，徐翱，尚长风.中国式财政分权与贸易收支顺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8).

［14］徐毅.从产品内分工看我国外贸顺差的成因［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1).

［15］余永定，覃东海.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J］.世界经济，2006，(3).

［16］张家胜，祁春节.我国贸易顺差存在的根源与发展趋势研究［J］.财经研究，2007，(8).

［17］张茵，万广华.试析我国贸易余额波动的成因［J］.经济研究，2005，(1).

［18］钟山.关于我国外贸顺差问题的若干思考［J］.求是，2009，(16).

［19］Whalley， John and Xian Xin. China's FDI and Non-FDI Economie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Future High Chinese Growth.［J］.China Economic Review 21， 1 (March 2010): 123-135.

［20］Hummels， David， Dana Rapoport， and Kei-Mu Yi (1998)，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Trade，［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79-99.

［21］Hummels， David， Jun Ishii， and Kei-Mu Yi (200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1)， 75-96. Knetter， Michael M.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1999)， "Measuring Production-Market.

美工转正总结例10

关键词:加工贸易地位作用转型升级一、加工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分工不断发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生产国际化日益扩大，加工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从广义上讲，加工贸易是外国的企业（通常是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以投资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已有的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运出东道国境外销售。这种跨越国界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成为加工贸易的显著特征。加工贸易同国际投资及国际贸易紧密相连，体现了商品和资本交换的国际化。从狭义上讲，加工贸易是部分国家对来料或进料加工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多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采取了对来料或进料方式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由海关实行保税监管的办法。狭义的加工贸易是一种比较新的现象,其特点是出口产品中所含有的进口成分比较高,出口国主要投入劳动力对进口零件进行组装。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外贸事业长足发展,成绩显著，外贸增长迅速,外贸增长率领先于国民经济增长率,按出口贸易额计算,已排到世界第11位，这和加工贸易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日益壮大的加工贸易已经在我过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加工贸易在中国20多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密切相关，是外贸进出口、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1986年。在改革开放中率先产生的“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贸易方式,是加工贸易的雏形。1980年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两者合计仅占4.4％，在整个对外贸易中比重有限。到1986年，进料加工的贸易方式开始崭露头角，与“三来一补”一起作为利用外资和扩大出口的方式之一，二者占全国进出口额的15％，已经占据一席之地。第二阶段：自1987年至1995年。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以鼓励“进料加工复出口”为主要内容，以海关进口料件保税监管为政策核心，发展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取得了成功。此后，加工贸易——作为这一贸易方式概括性很强的词汇，于20世纪90年代初应运而生并沿用至今。第三阶段：自1996年至今。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巩固和发展加工贸易取得了巨大成果。加工贸易不仅在吸收外商投资、扩大出口、增加就业和税收方面，而且在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促进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进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中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加工贸易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2002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8.7％，仍然是最大的贸易方式。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5.3％,加工贸易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1.4％。同时加工贸易出口额比进口额高出近580亿美元。这说明加工贸易在使用国内原材料、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增加出口值方面发生了显著而积极的变化。此外，在加工贸易中，进料加工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达73％。

（二）目前加工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加工贸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硕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外贸易进出口额，1986年为738.4亿美元，1995年达到2808.5亿美元，2003年更是达到6207.9亿美元，已占国民经济总量的49.62％。实践证明对外贸易在我国GDP中的地位日益增强。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对外开放的政策后，加工贸易在我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首次过半。1999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1.1％。加工贸易已占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并一直保持较高比例。自1996年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超过50％以后，1997年占52.2％，1998年占53.4％，1999年占51.1％。1999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达到1108.7亿美元和735.9亿美元，是1986年56.2亿美元和67.0亿美元的20倍和11倍。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3021.7亿美元，比同期增长25.2％,高出全国贸易总体增长速度3.4％，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8.7％。其中加工贸易出口1799.4亿美元，增长22％，进口1222.3亿美元，增长30.1％。累计实现贸易顺差577.1亿美元。（见表）表：加工贸易额与对外贸易额比较年份对外贸易进出总额（亿美元）加工贸易进口额（亿美元）比重（％）1987826.5191.8523.219901154.4441.9138.219931957.1806.1741.219962899146550.619993606.51844.651.120026207.93021.648.7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2003年）》

（三）加工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近年来，加工贸易在开拓国际市场、利用海外需求带动国内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97年我国加工贸易拉动GDP增长约0.84个百分点，2000年1月至6月，加工贸易净出口194亿美元，占同期GDP增加值的4.1％。今后，加工贸易的稳定发展仍将会对即期的经济增长继续发挥与目前水平相近的拉动作用。

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环节不断拓展，仅用静态加工贸易增值系数作参考，增值系数就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1988至1990年间的16.1％提高到1997年的41.9％，2000年1至6月份则达45％，这表明加工贸易带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大提高了。2、推动了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加工贸易带动了国民经济的配套发展。由于加工技术和国内原材料的限制，加工贸易最初涉及的国内加工装配业务，技术比较简单。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追加投资开办产品配套厂或车间，实现产品配件和工艺的配套成龙。提高了产品本地化的程度和自产比例。以家电、办公设备加工贸易为例，其所用零部件有70％至80％属于境内加工贸易配套产品。另外，外商投资企业进料出口中，附加值高的产品比例大幅度提高，使其对国内配套需求的带动作用也明显增强。外商投资企业进料加工出口一直大于进口，且出口与进口的差值逐年大幅度增加。进料加工进出口差额的增加直接反映了加工出口带动的内需量（包括国内配套的原材料、零部件及除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以外的其它生产消费）的迅速扩大。1990年外

商投资企业进料加工进口差额总计为6.27亿美元，到1995年为47.68亿美元，1999年的达188.78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据初步计算，减去材料加工企业的利润和企业除原材料、零部件以外的其它生产消费，则外商投资企业进料加工实际使用的国内配套原材料、零部件价值：1990年约为5.3亿美元，1995年约为40亿美元，1999年为160.46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3、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由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产业升级与转移步伐加快，发达国家正在将大量成熟的中间性技术乃至某些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政府审时度势，通过完善加工贸易政策，紧紧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大机遇，大大加快了我国总体产业升级以及工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发展加工贸易最初是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开始的，这适应了我国劳动力丰富的、就业压力大的状况。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部分，但与十几年前相比，产品的规格和品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工贸易出口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大大提高，这反映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随着我国制造业、加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已从纺织、轻工制成品为主转变为以机电出口为主。4、加工贸易是利用外资的重要内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贸易和投资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的。应当看到，我国加工贸易已不仅仅是一种贸易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与利用外资相联系，是我国参与国际化生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定加工贸易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分析，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军。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为45.39亿美元和526.73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的67.2％和71.6％。1999年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已占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得72.9％，比1998年增长8.32％。从总体上看，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分别约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的90％，加工贸易的发展既是我国吸收外资取得重大成就的体现，也是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内容。5、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我国的加工贸易项目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商在我国开展加工贸易也正是看中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通过开展加工贸易，不仅使当地的大量劳动力得到安排，而且还从内地接收了许多劳动力，为增加就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开展加工贸易20多年，加工贸易企业为我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外向型管理人才和技术管理人员。通过加工贸易，提高了从业人员的素质，丰富了企业管理经验，尤其是通过开展加工贸易业务，把原来的许多青年农民培养成了具备生产经营能力的工人，他们回乡后，利用所学的知识技能，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二、加工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一,加工贸易的发展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现状,致使我国外贸出口缺乏持续增长的潜力。当前我国外贸依存度非常高,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传统加工贸易是典型的大进大出模式,并且这种传统的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我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相当大的成分是由进出口数量扩张构成的,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局面。在推进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以及出口本身很难承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而保持稳定增长。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绝对地位,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工贸易发展的优劣决定着我国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我国的加工贸易仍处于传统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较低,技术含量不高,尤其是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低下,导致我国整个对外贸易出口缺乏增长潜力,发展后劲不足。第二,冲击了国内相关原料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传统加工贸易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因此传统加工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必然要大量进口原料,这给我国国内相关原料工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而一国的原材料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原材料工业的落后将最终损害整个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加工贸易是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台阶,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充分利用其波及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在我国加工贸易未能起到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我国传统加工贸易是典型的大进大出模式,原材料与零部件从国际市场上来,产成品到国际市场上去,而在国内只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产业链条短,因而使得加工贸易对国内其它产业缺乏前向和后向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对中上游产业,如原材料工业等基础产业的带动作用小。而在我国产业结构中,中上游产业一直是我国的瓶颈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因此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没有大规模地、有效地带动基础产业的改造和进步,产业结构没得到应有的优化和升级。加工贸易是以外商投资企业为经营主体的格局，它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工贸易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但在加工贸易特别是来料加工中,外商投资企业完全掌握市场和销售渠道,严密控制关键技术,把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能力大多留在境外,而中方只参与简单的加工装配环节。此外,还有些外商投资企业甚至将技术水平低、环境污染重的工业转移到我国生产,给我国的环境带来灾害性的后果。此外,加工贸易以外商投资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为经营主体的格局,造成我国原有的大工业基础和技术基础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也延滞了整个加工贸易的升级和国内配套程度的提高,从而延缓了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第三,加剧国际间的贸易摩擦。当前传统加工贸易的发展已成为造成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主要因素之一。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按照国际原产地的统计原则,加工贸易中大量为其它国家和地区加工的产品再出口,扩大了统计上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增加了贸易摩擦,据海关统计,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和出口成品约70％是通过香港地区成交,由香港转口。我国出口货物在香港特区的增加值,也被美欧等国统计为从中国进口,势必扩大其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和对我国的贸易逆差,加剧双边贸易摩擦。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数量过多且价格过低,导致最近几年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明显增加。到2000年底,已经有29个国家(地区)对华输出产品提起反倾销,共达412起,金额达到数百亿美元。

第四，加工贸易走私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加工贸易走私给我国外贸和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国家应征税款的大量流失,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扰乱了正常的对外经济贸易秩序,冲击了国内市场,特别是敏感商品走私严重影响了国内市场的供求平衡,直接冲击国内一些支柱行业和民族工业,造成极大危害。此外,加工贸易的走私现象还极易造成社会腐败的滋生。三、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外贸依存度过高的现状，优化产业结构，需要对加工贸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且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为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外部条件；我国在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也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内部条件。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探索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一）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努力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目前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呈现新的特点，跨国公司开始将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向外转移，国内企业可以加强国际间的科研合作，不仅把加工贸易作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载体，更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要从引用外资为主转化为引用外资与对外投资齐头并进的新思路。政府要出台支持研发机构开展加工贸易的监管模式和更加积极的出料加工产业引导政策，在承接境外高端产业转进的同时，将我国的饱和产业向境外转出，使加工贸易由单向转移向双向转移升级。

（二）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积极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第一，要处理好转型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要通过对加工贸易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提高加工程度，延长加工贸易的产业链，增强国内配套能力，释放加工贸易的辐射能力和聚集效应，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和配套协作型企业。

第二，是要处理好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鼓励东部地区发展空间较小、已趋饱和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逐渐向中部地区转移，并辐射至西部地区，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政府在“梯次转移”中要体现区域间的政策落差，给予不同地区以不同的加工贸易管理模式。

第三，处理好转型升级与引资量质并举的关系。吸引外资加快向有条件地区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扩展。加强加工贸易的产业分类评估，明确细化限制类、禁止类的商品目录，引入企业准入机制，通过政策上的落差，有效地将资金和资源引入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同时，政府在给予政策优惠之外，还可给予高新技术行业、高附加值加工贸易企业管理上的优惠，根据企业规模、行业特点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方式。

（三）主动突破传统监管理念，创新引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传统监管理念认为，经营加工贸易的企业应当具备生产能力，否则不得开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应以有形物质为监管对象，无形知识产权的生产不能成为加工贸易监管对象。在这看似合理的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加工贸易产业政策，已严重不适应当前产业垂直分工引起的产业链环节外包化的加工贸易发展趋势，如不加以调整必将严重制约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无论是高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产业链上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环节蕴涵的附加值最大，因此在国际分工中也是各国争夺的焦点。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要摆脱单纯制造业基地的不利境地，就必须调整加工贸易监管制度，创造一切条件使产业链“上伸下延”，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当企业的产业链有效延长，产业层级向高端推进的时候，政府部门管理职能必须及时从平面监管向立体监管跃升。

（四）重视社会责任标准，协调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目前，欧美国家正在积极强制推行SA8000标准认证。这个被称为“社会责任认证”的标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许多跨国公司订单的附加条件中，如果企业没有取得认证或者存在违反标准要求的行为，就会被停单、撤单，它们的产品将无法进入欧美市场，这对我国广大中小型加工贸易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要求企业在加工贸易备案环节贯彻社会责任标准采取不同措施，也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五）提高加工增值含量，共同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近年来国际、国内市场竞

争激烈，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相应削薄，有的企业甚至已处在亏损边缘，加工贸易制造环节中的增值含量有不断降低的趋势。为此，政府要通过完善监管机制，抵御监管风险。如制定加工贸易准入规则，通过“控制增量”来“提高水平”，将不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逐步淘汰出局；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对企业出现加工增值含量降低的情况及时作出反应，进行客观分析；完善进出口金额“倒挂”手册保税料件的内销补税审价机制，防止国家税收流失。在对加工增值规律研究的基础上，出备的法律监管体系，指导海关、国税、外汇管理等部门加强对加工贸易的联合监管，促进守法企业转型升级，对心存侥幸的违规企业加大打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