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例1

一、《隋唐五代钱法辑考》研究意义

1、文献补白意义

自秦汉以降，货币法制的创制与厘革为历代王朝所重视。除出土简牍所见秦《金布律》、汉《钱律》以外，古代货币法制资料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目前尚无关于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辑佚、考证成果。隋唐五代是中国货币体制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钱法呈现律、令、格、敕多种法律形式并存的形态，并对后世货币立法格局产生直接影响。本课题集散见隋唐五代钱法资料之大成，全面展示这一时期货币立法演进之全貌。由此上钩下联，触类旁通，最终完成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整理，为重新认识古代经济法律提供资料储备和研究基础。

2、理论创新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法制的转型阶段，隋唐五代占据上承秦汉魏晋，下启宋元明清的枢轴地位。这一阶段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兼具传承与创新精神，对货币政策调整、法律修订以及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课题研究以法制变迁为主线，系统考察律令、诏敕、奏议、策对、诗文资料所蕴含的钱法思想。从法律创制、法律适用、法律文化的综合视角，探讨隋唐五代时期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脉络、内涵特征、理论贡献及实际应用等问题，为法律史学的纵深研究与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实践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调整货币政策、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等领域亟需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本课题从历史的角度观照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钱法渊源、钱法职能、钱法理论、钱法实践、矿冶法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查明隋唐五代货币法律变化过程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和运行状态，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学术创新，为我国当论决策、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提供理论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古代关于币制沿革的著录始于萧梁时顾@《钱谱》，后又有封演、姚元泽等诸家著述，惜皆散佚。当世所存者，以南宋洪遵《泉志》最古。此类著作多编年为次，以著录历代铸币沿革、款式为主。民国以来，结合出土、典藏文物对历代货币进行研究的路径，对近现代钱币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以下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三方面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

1、货币通论

此类研究成果承用前代经济史、货币史研究路径，重在介绍历代货币发展演进，对查明货币演化、铸币形制、货币政策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前辈学者侯厚培、周伯棣、彭威信、牧野巽、郭彦岗等在该领域均有论著。

2、货币法制

学界从法律史学角度对古代钱法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卢向前、闫晓君、唐金荣等学者利用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对钱法演进、赃钱征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石俊志《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和《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是目前货币法制研究的代表作，分别以断代和币制两条线索，阐释古代货币法制发展脉络与适用问题。

3、货币职能

货币职能研究一直是古代货币研究的重点所在。作为信用货币，铜钱承担价值尺度、流通职能、价值贮藏、支付手段等基本职能。加藤繁、戴振辉、陶希圣、王永兴、卢向前、渡边信一郎、傅筑夫、李锦绣等学者对隋唐五代时期钱绢估算、铜禁管理、铸币比价、财政收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现有成果从货币通论、货币法制、货币职能等诸多角度进行研究，对隋唐五代钱法辑佚、考释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本课题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目前从经济史、货币史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仍占据主流，现有钱法研究重述、描摹气息浓厚，古代钱法的整体架构、发展变化及实际运行等重大问题尚不清晰。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层面，尚未充分彰显法学属性与特色。因此，有必要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钱法的沿革兴替与实际运作进行系统考察。

三、《隋唐五代钱法辑考》概说

1、研究目标

在系统辑佚、考释隋唐五代钱法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辑佚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部系统探讨隋唐五代货币立法、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司法实践的有独立见解的力作。

2、研究内容

本课题是关于隋唐五代时期铸币法制的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与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两部分：

上篇：《隋唐五代钱法辑佚》。本篇为钱法史料辑佚。主要从《通典》、《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传世古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分类辑录相关史料，并以年代为序编次。辑录的“钱法”条目由题名、时间、正文、来源、按语五部分组成，最大程度保证史料的原始性、权威性与完整性。原文阙名或确不合理者，题拟新名。所辑条目逐一注明出处，辨析异同，旁采博引，辨析考订。凡属订正原文讹误者，则以校勘记方式附于文末。依据史料性质与内容，该篇结构设计如下：

（1）钱法律敕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律令之中“钱法”相对稀见，直接关联者，目前仅存《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条引唐“刑部格敕”条。就法律形式而言，唐代钱法主要表现为诏敕形态，并对律、格等“常法”修订具有直接影响，如“刑部格敕”内容即本于永淳元年五月敕文。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钱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律令、诏敕史料，编纂“隋唐五代钱法律令诏敕系年要录”。

（2）钱货奏议资料辑录。隋唐五代时期，国家时常召集臣僚讨论币制厘革、民间私铸、钱重物轻、币制折算等重大议题。官员还可以疏奏、策问、拟判等形式，发表关于钱法的观点。陈子昂、陆贽、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甫、罗周胤、程逊等关于当时钱法变迁与运行的表状、诗文材料，是反映唐代钱法理论与实践的原始依据。本章主要辑佚隋唐五代士人关于钱法的奏疏、论著、策对、拟判等资料。

（3）矿冶铜禁资料辑录。针对民间私铸、恶钱滥行、销铸牟利、物价波动等问题，隋唐五代时期制定了较为严格的铜禁规范。与铸钱关联的铜铁开采、征收史料，散见于唐《考课令》、《杂令》及诏敕之中。本章重点辑录隋唐五代时期铜矿管理、赎铜缴纳与折算、民间、寺观铜器管理等史料。

（4）铸钱监使资料辑录。隋唐五代少府监下设铸钱监，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此为铸钱使职设立之始。本章辑录隋唐五代钱监资料，考订各地钱监与铸钱使设置、沿革与变迁史料，力图体现专题研究与通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下篇：《隋唐五代钱法考证》。中国古代钱法始于秦汉，《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二年律令・钱律》是秦汉时期货币法制的代表。《唐律疏议》与《神龙散颁刑部格》“私铸钱”条，及隋唐五代时期百余道诏敕，则反映了近四百年间钱法厘革的实际状况。后世宋、元、明、清钱法，大致沿袭前朝典制。《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下一》：“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明会典》卷三十四《户部三》“钱法”涉及铸币规格、管理、折算、私铸等。《大清律例》卷十一《户部》“钱法”调整货币铸造、流通、铜禁等，并附条例若干。可见，研究隋唐五代转型社会货币法制，对于查明中国古代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隋唐五代钱法并无专书可据，相关资料散见于正史、诏敕、奏议、政书、律典、文集、稗史，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之中。作为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的分类、分期辑佚及考释成果尚属空白。本篇研究以历代钱法规则变迁为背景，以隋唐五代法制运行为剖面，依托系统、完整的钱法辑佚史料，彰显专题研究特色，强调综合互补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

①钱法渊源考。历代钱法在调整范围、对象与方式等方面损益之脉络清晰可寻。本章将以隋唐五代时期钱法为研究样本，利用传世文献、秦汉简牍和出土文书，上溯秦汉，下探宋元，关注中古时期经济法律形式的演变历程，重点研究晚唐五代转型社会钱法的变迁历程。

②钱法职能考。本章主要考察钱法规则在调整货币铸造、流通、贮藏、支付领域的作用。透过法制变革和实际运行的视角，以“开元通宝”钱的铸造、流通、贮藏等问题为线索，从法治视野关注币制改革、盗铸私铸、铜器铸造、实钱虚钱、实估虚估等问题，尤其注意晚唐、五代丧乱时期杂钱流通制度、地方割据政权钱法等专题的研究。

③钱法理论考。本章通过考订、分析律令诏敕、臣属奏议以及诗文判牍等原始资料，归纳、总结隋唐五代时期依法调整货币制度的思想与学说，与不同历史时期货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当代货币政策调整、抑制通货膨胀等提供历史参考。

④钱法适用考。罚、没、赃、赎收入是隋唐五代国家重要财政来源，处罚、抄没、计赃、赎铜均与钱法直接关联，是钱法适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唐律》规定了以绢估计赃标准，但中晚唐以后绢帛货币职能渐趋弱化，以钱评赃制度渐成司法常态，并在各类文献中有大量案例可资印证。本课题运用个案分析及数据统计方法，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考察钱法在定罪量刑领域的功能体现。

⑤矿冶法制考。货币铸造与铜、锡、铅、铁等矿产开采、冶炼、交易、持有、管理等法律问题直接关联。尤其是关于铜禁方面的律令、诏敕，以及银、铁、锡等矿藏管理，在隋唐五代矿冶法规中占据相当比例，遂拟设专题予以讨论。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依托《中国古代法律辑考》（北法文[2013]5号）、《古代法制资料钩沉》等大型课题，突出断代研究特色，完成隋唐五代时期钱法史料辑佚，为古代经济法律系统研究提供前期准备。

（2）以资料辑考为基础，强调专题考察特色。逐步展开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法制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为重新审视中国法律史学和构建经济法史部门贡献力量。

（3）重点关注货币法制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明，突出法律史学研究的时代借鉴价值，为我国当代金融政策调整及经济法律制定提供参考。

四、结论

在以上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本课题的主要结论：隋唐五代是我国中古时期货币法制发展和运行的重要阶段，是传统铸币本位体制逐步向纸币本位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各阶段货币法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隋初至开元中期，承接秦汉以来货币法制传统与货币政策理论，实行开铸新币，法禁私铸，钱货兼用，驱逐恶钱等政策；开元末期至五代十国，社会状况急剧变化，为解决财政危机，保障开支用度，国家推行调整禁榷、厘定赋税、铸造杂钱、申严铜禁等措施。各阶段钱法创制与适用之间既有传承又富变化，反映出法制运行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彰显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1] 侯厚培.中国货币沿革史[M].上海：上海世界书局，1930.

[2] 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 彭威信.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4] [清]梁正诗，于敏中.钱录[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1989.

[5] 闫晓君.试论张家山汉简《钱律》[J].法律科学，2004（1）.

[6] （日）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日）渡信一郎.中古代の政と家[M].|京：汲古院，2010.全汉N.中国经济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隋唐文化论文例2

关键词：隋唐、服饰、现代女装、设计

前言：

在人们浸泡于不断更新的国际流行趋势中时，忘却回眸历史，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历朝历代都为后人留下了自己绚丽的文化，为寻回真正适合亚洲人气质的着衣形式，研究如何把隋唐服饰元素运用于现代女装设计当中，就具有现实意义。

1.大气、华美的隋唐服装

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为历史下一个鼎盛时期打下基础。公元618年建立的唐朝，疆域辽阔，政令统一，物质丰富，文化粲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服装上显示了大气、雍容、华美的风格，并在海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隋唐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首先是隋代丝织业的进步，加上唐时中国对各国文化采取广收的态度，使之与本国服装融会贯通。唐代女装给人以雍容大度、端庄丰硕的美感。各种艳丽的色彩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再加上参之以金银，愈显雍容华贵。

唐代长裙色彩艳丽，以红、紫、黄、白、绿、蓝为最多。图1-1普通老百姓有喜欢绿裙的，上层贵族有喜欢黄色的。而用萱草染成的红色的石榴裙尤其流行。唐代长裙还有一种“间色裙”，把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的布料拼接起来。

半臂是隋唐仕女喜爱的款式，是可以穿在襦衫之外也可单穿的对襟上衣，多为合领，领口宽大，可以出胸腹，没有扣袢，用缝在衣襟上的带子在胸前结带。帔帛是妇女穿半臂时将一块帛巾披在肩背上，通常是轻薄的纱罗，或绕于双臂，或搭在肩上，给人以飘然若仙的感觉（见图1-1）。

名目繁多的唐代长裙之款式特点，一是长，一直长到曳地。因而唐代妇女鞋子的前端高高翘起。二是宽，妇女的长裙非常肥大。三是裙腰高，唐代妇女常常把裙腰束到腋下，使身材修长，飘逸洒脱。

隋唐衣料有丝绸、棉、葛、麻、毛等，而丝绸最为常见。隋唐时期纹样造型丰腴、主纹突出，地部疏朗，常用对称构图，色彩艳丽明快。有最为常见的宝相花纹、瑞锦纹、散点式小簇花、、穿枝花、鸟衔花草纹、几何纹。

隋唐仕女面部化妆十分新颖独特。包括七个方面：一、施铅粉，二、抹胭脂，三、涂鹅黄，四、画眉黛，五、点口脂，六、画面靥，七、贴花钿。隋、唐时的妇女发饰有堕马髻、螺髻、侧髻等。自中唐开始加入假发、垫加木冠等。

2.一般运用与创意运用的创新设计

设计师以历史风格为借鉴，使设计趋向一种“融合”和“碰撞”的特点。隋唐元素的设计运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种为一般运用。可以直观地看到隋唐服饰元素被提炼后，与现代服装相结合。另一种为创意运用。这一类设计，只是单纯地把元素作为一个出发点，从构成、层次、形式感等几个方面来设计。

隋唐服饰风格的一般运用。传统的隋唐纹样被或多或少地运用在现代时装的特定位置，如裙子的下摆或者上衣的肩部、胸口、领子、袖口等部位（见图2-1）。这种设计方法能比较快地被消费者所接受，对现代女装没有本质上的改动，只是在局部细节装饰上有一些特色和创意，同时也有利于控制成本和控制品牌整体风格，结合现有的市场因素和现有社会的审美趣味而设计。

图2-1

隋唐服饰元素的创意运用。通过运用完全不同的审美趣味来进行再创作，营造出风格迥异而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服装样式。以隋唐服饰面料图案为灵感的设计，一般是在提取可用的图案元素基础上进行对图案的创意处理。运用图形创意、材料替换、拼贴等设计手法来进行。

以隋唐服装款式为灵感来源的服装结构创意，主要从模仿和改良原有的服装款式入手，通过改变比例，替换材质，重复堆积等方法来进行结构创意。图2-2设计师将袒露装进行改良设计（见图2-2）。只是单纯地将隋唐服饰元素当作一种灵感，选择这些元素中任意一种可设计利用的点来进行设计，充分运用替代、拼接、重复、堆积等设计手法，所设计出的作品完全属于尝试的自由设计状态。

3.结论

这篇论文着重分两点来论述如何运用隋唐服饰元素来进行现代女装的设计，即隋唐服饰元素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一般运用与隋唐服饰元素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创意运用两个方面。

隋唐服饰元素在现代女装的一般运用，这些设计大多体现和保留了大量的隋唐风情感觉，在款式、服装设计细节和色彩、材料上也同样沿袭或借鉴了隋唐服饰元素，是对隋唐服饰元素的直接运用。

隋唐服饰元素的创意运用是以元素作为设计灵感出发点的方式存在。这类设计中，是将拼贴、替换、重复、堆积、模仿等手法来进行设计，设计出来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丰富多元、华贵雍容的隋唐服饰对于服装设计者来说是一个源泉，设计者可以从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找到设计灵感，或简洁，或优雅，或含蓄，或艳丽，或古典，这将散发无限的可能性。（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参考文献：

[1] 黄能馥，乔巧玲著.衣冠天下：中国服装图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

[2] 黄能馥，陈娟娟编著—修订本[M].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6

[3] 缪爱莉，邝璐编著.中西历代服饰图典[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0.3

[4] 袁利，赵明东.打破思维的界限—服装设计的创新与表现[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7-5

[5] 华梅著.中国服装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0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古代西域服饰集萃[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

[7] 陈晓启主编.中国服饰收藏与投资全书[M].天津：天津古迹出版社，2006.1

隋唐文化论文例3

二，隋唐营州的建置与职能研究。

主要探讨了隋唐在营州地域建立管辖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这些机构的具体职能，包括政治、军事、民族、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与发表的文章，在隋唐营州研究方面的比例较大，可以看出学术界在隋唐营州历史问题研究上，一直偏重于中央政权与边疆政权关系的制度史领域。尤是吉林大学宋卿博士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并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学术观点。例如她的《唐代营州研究》、《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营州政府行政职能略论》、《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等等，这一系列的文章对唐代营州的管辖机构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并总结归纳营州政府的各项职能。可以看出，宋卿博士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三，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研究。

营州是隋唐两朝东北边疆重镇，也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关于营州地域内的靺鞨人、高句丽人以及契丹人的流动、迁徙、叛乱、融合、多元文化，以及隋唐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反应与措施，也成为这一学术领域饶有兴趣的话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于契丹人李尽忠主导的“营州之乱”的研究尤为关注。因为，营州之乱几乎影响了此后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形成，尤是唐朝对高句丽故地的控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并且对唐代东北边防的稳定及原有防御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得营州成为幽州东北方向上的从属配合力量。除此之外，学术界对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讨论，往往把研究焦点投放到契丹人、突厥人、靺鞨人或高句丽人等单一民族问题上，缺乏对多元民族融合与互动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分析。

四，隋唐营州的考古发现问题。

隋唐营州考古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地区学术成果积累最多，发表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历史遗存。隋唐营州考古的主要成果，就是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与发掘。这些实物资料，从各个方面为揭示隋唐营州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市井生活、都市文明、城市建筑、交通、宗教、艺术、音乐、舞蹈、贸易、货币等等，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料。考古资料的丰富性，为我们原有的停留在隋唐营州的民族、历史、制度、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摆脱，并把隋唐营州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和实际。尤是对于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的细节研究有了可能。例如：“1993年3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在朝阳市黄河路发掘了一座大型唐墓。墓内甬道壁龛内发现2件辫发石俑。两件石俑原应放置在甬道中部的壁龛内，男东女西。因墓葬曾被盗掘，出土时男俑已不在龛内。两件石俑皆以绿色砂岩雕制，下部雕出方形台座。男俑连座高112厘米，浓眉大眼，高颧骨；头发向后梳拢，至后颈部扎结，然后两股头发梳长辫下垂，辫稍不扎结；身着圆领窄袖长袍，束带穿靴；左手微抬，架一鹰，将系鹰之绳缠于手指之上，右手下垂并执一铁挝。女俑连座高102厘米，浓眉大眼，嘴角微翘，面露微笑；头发向两边梳起，在头顶两边梳成两髻，然后又在颅后结成辫发下垂，辫梢部扎结；身着交领（一侧翻开）窄袖长袍，腰束蹀躞带，袍襟撩起系于带内，露出长内衣，脚穿靴；双手置于胸前，作左手握右手拇指作“叉手”状；在蹀躞带右侧佩香囊和鞶囊，左侧佩一条状物，身后别一把带鞘的刀子。两俑的脸、手部均涂成粉红色，头发涂成黑色，出土时虽已剥蚀，有的地方仍可见到施彩的痕迹。”这两尊石人俑的发现，为我们了解隋唐时期营州靺鞨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服饰装束、编发的形式、身材相貌、身份职务等都提供了可能。

五，隋唐时期营州社会文化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造成学者对此关注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文献记载的不足，以及对考古资料的深入分析与横向比较研究的不够。朝阳地区发现的考古资料，无论从墓葬的形制还是器物的质地、造型、制作技术都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外来移入特征。尤是朝阳地区共出土了21方隋唐墓志，墓主人皆为隋唐营州地区的上层人物。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不仅包括墓主人的生平，还包括当时营州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民族流动，以及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这些考古资料可以让人从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角度去审视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同时笔者认为，隋唐时期营州出土的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古代营州地区已经形成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共生性。说明民族的融合现象是非常普遍和深刻的，尤表现出中亚与东亚，内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值得学术界深思。

六，在隋唐营州发现的墓葬形制的研究。

隋唐文化论文例4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它很多原创性的政治制度，例如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等对后代影响深远。汉承秦制，并使这一套管理国家的制度更趋完备，开创了两汉四百年的基业，两汉成为亚洲强国，声威远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的短期统一，至隋589年统一全国，经历三百余年的分裂。隋唐是我国历史上大分裂后的又一个大统一的时期，隋朝像秦朝一样，创立了一整套管理国家的制度：中央行政管理方面的三省六部制度；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州、郡、县三级制；科举制度等。唐承袭隋制，并使之更加科学化、合理化。而且，在这一时期，隋唐帝国的声威、对周边少数民族及世界的影响力比之秦汉帝国更大。

人们经常把秦汉与隋唐放在一起比较，还因为秦朝与隋朝的灭亡有惊人的相似性：（1）两代均盛极一时，又都二世而亡。秦朝从统一到灭亡存在十五年，隋朝从建国至灭亡存在三十七年。（2）灭亡原因大致相同。隋炀帝与秦二世都奢侈浮华，大兴土木；苛捐杂税沉重，穷兵黩武。秦征发数十万人修筑万里长城，耗费巨资修建阿房宫；发动与匈奴的战争；捐税名目繁多。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劳师万里，远征高丽；数次巡游江都；搜刮民脂民膏，藏富于国等。后世史家多由此认为，这些是秦朝和隋朝灭亡的原因，其教训也是汉唐所以兴的理由。此论不无道理，但仔细察看，在相似的原因下，仍还有诸多相异的因素存在而少有人注意。那么，李唐在短期内走向强盛的原因何在？是否仅仅是中学教科书中所谓的唐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训以及唐太宗的善于用人和勇于纳谏呢？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中学教材在论及“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唐初统治者直接参加或亲眼目睹了隋末农民起义，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2）唐太宗善于用人，勇于纳谏。（3）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政治、经济方面沿袭了隋朝创立的一系列制度，使唐初立国就很快走上了发展的正轨。这些观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还可以据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加以细化，以说明“贞观之治”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笔者认为，仅有这些原因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存在，这个因素要到隋朝内部去寻找。但这个因素不是亡隋留给唐初统治者的教训，而是隋亡后留给李唐的经济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我认为，经济方面的因素对唐初快速兴盛的影响应该是更具原动力的因素。

隋朝于581年建立政权，589年统一全国，至618年灭亡，存在了三十七年。但是，隋朝很多原创性的制度对后世影响甚大，其迅速崛起又快速灭亡也令后人惊讶。隋朝灭亡后，留给唐王朝的就像一部缺少油的机器，一旦加了油就可以快速起动。“新机器”的制造者是隋文帝、炀帝和他们的臣下，他们之所以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制造出这样一部“新机器”，是因为有“开皇之治”。

隋文帝在位时采取了很多措施，使得政治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开皇之治”，后世称叹。他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有：一、开皇元年，废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在地方上采取州、县两级制。他合并州县，裁汰冗官，提高了行政效率。二、改革府兵制。开皇十年，颁布了关于军人编入户贯的诏令，这是府兵制度的重大改革。这项改革措施，扩大了府兵的兵源，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三、制定新的律法。先是开皇律，后制定了大业律。四、创立了科举制度。隋文帝于开皇年间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取士，用分科考试方式选拔官员。隋文帝为了贯彻这些政策，非常注意地方官的选拔，严明赏罚，励行法治，严惩贪官污吏。

经济上的主要措施有：（1）减轻剥削，缩短农民服兵役和徭役的年龄以及服役的时间。（2）沿袭北朝的均田制，并把它推行到江南。均田制的推行，使大量无地农民获得土地。尽管有的地方受田不足，可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国耕地面积迅速增加。（3）组织农民兴修水利。

隋文帝的内政改革，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南北统一局面的出现，更加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南朝经过宋、齐、梁、陈的开发，加以隋朝均田制的推广，经济上与北方的差距已经很小，生产力发展水平渐趋平衡。农业的迅速发展使隋朝粮食储备大增，政府在全国设置了许多官仓，如黎阳仓、河阳仓、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等。伴随着农业的发展，隋朝的人口也迅速增加，到606年，人口达到了460多万。手工业、工商业迅速兴盛。隋朝走向全面繁荣。

604年，隋炀帝即位。在即位之初，他尚能依靠文帝时期的政策维持其统治，隋朝继续发展。然而，隋炀帝统治后期却走向了反面，暴虐异常。隋朝灭亡，亡于暴政和农民起义。经过“开皇之治”，隋朝很快走向繁荣，数年之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当时百姓的境遇：“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犹大充轫，吏皆法，莫肯赈济，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①王夫之说：“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②他深知隋亡的个中缘由。其实，农民起义时，并非真的天下粮尽，只是隋炀帝藏富于国，处置失当而已。《贞观政要》卷8载：“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十一年，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灭亡二十年，他们储备的粮食布帛还没有用完，可见隋朝库藏的充实至为惊人。尽管隋朝亡于暴政和农民起义，但从上述引文看，直至炀帝末年，隋朝的物质基础还是甚为雄厚的。那么隋朝灭亡了，这种较好的经济基础对李氏建唐及以后“贞观之治”的出现有何影响呢？

《新唐书》和《旧唐书》及其它记载炀帝被杀的相关史书，李渊作为隋朝唐国公拥立杨侑，后受“禅让”立唐。后世论史者谈及此次“禅让”，每每认为是史家为李渊脸上贴金，以掩饰李渊逼位的事实。李渊作为隋室重臣，废幼帝自立，终究有篡位的嫌疑。论史者的臆说不无道理。但是从以上所述，文帝、炀帝当政，经“开皇之治”，隋朝迅速兴盛。而数年之间亡于暴政。而从隋亡二十年后，仓储犹丰来看，隋朝的经济基础并未因农民起义而受到致命的打击，恢复发展应该相当容易。李渊作为隋朝的唐国公，用兵自重，有问鼎天下的实力；李建成、李世民有谋略，网罗了大批人才，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当天下大乱后，李氏父子才能太原一呼，应者云集，以有天下。如果说，唐初建时如汉之建立于亡秦的废墟上一样，那么绝不会有唐的迅速崛起。所以，“禅让”之说并非为尊者讳而为李渊脸上贴金，杨侑确是让出了九五之尊，将有着雄厚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天下让给了李氏。李渊父子吸取亡隋灭亡的教训也罢，善于用人也好，归根到底，生产力没有遭到致命破坏，物质基础较好才是唐朝很快兴盛的关键。

学习探究历史，秦汉、隋唐并举是自然要求，因其前后相继。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后者吸取前朝教训和制度沿袭等方面，必须作整体考察，深究其内在的联系。隋唐与秦汉不同，汉代秦是由起义开始的革命，江山易姓，天下易主。汉朝吸取秦亡的教训，承袭秦制。但汉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它的必然性在于秦不得不亡。唐代隋是从起义开始而不是以革命终。江山易主易姓是自上而下的，只是政权在贵族间的转换。隋朝一整套管理国家的制度、隋的治国方略、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造就了唐初的迅速发展，更进而有开元时的高度繁荣。

任何后一朝代都是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都是建立在前朝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前朝对后代的影响，内在联系如何却千差万别。所以，笔者认为，探究隋亡唐兴，在肯定唐高祖、太宗一系列治理国家措施所起积极性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亡隋与唐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亡隋的物质、经济基础对唐朝快速兴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惟其如此，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唐朝的建立、发展和兴盛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乌廷玉.隋唐史话[M].北京出版社，1984-09.

隋唐文化论文例5

关键词:隋唐；目录学；历史背景；杰出成就

我国古典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多次出现过国家管理图书的记载，《周礼???春官宗伯》就有记载：大宗伯属官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的职掌都与图书文献管理有关，如“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1]。到三国时的魏国的郑默的《中经》创制经、史、子、集四分法，（“四部虽确立于李充，发韧于荀勖，而郑默《中经》之作，亦在筚路蓝缕之列矣。”[2]）尤其是西汉末年刘向《别录》、刘欲《七略》问世，古典目录学的发展经历了春秋至两汉的萌芽时期、魏晋至宋元的发展时期以及明清的鼎盛时期，其间产生过许多流芳百世的目录学著作，这是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目录学家既继承前人成果又根据时代要求勇于创新的结果。时至隋唐，目录学在继承与创新表现得更为突出，目录学的发展更以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界的重视，目录工作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不但出现了新的书目类型和新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特别是目录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明显的飞跃阶段，影响甚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基于隋唐目录学在我国古典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目前学界对其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仅从隋唐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背景、隋唐目录编纂的杰出成就对隋唐目录学的成就及影响作一些探讨,不免陋薄，请方家指正。

一、隋唐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一)政治上的辉煌成就

隋唐时期政治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1）改革官制。隋朝开创三省六部制，在尚书省下设六部；唐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还另设政事堂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地方,隋文帝时实行州县制,隋炀帝时改为郡县制；唐朝实行州县制。另外，设立一台五监九寺，大大加强了政府的行政职能。这些措施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吏史上的重大变革，它在促进科教文化方面的发展也起到了一个不可低估的作用。比如，隋朝一开始国家藏书不过一万五千余卷，于是接受了著名学者牛弘的建议：“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娟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3]，大大鼓励了民间的献书。唐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建国之初，除得隋旧藏八万余卷外，又接受令狐德棻建议：“购募遗书”、“数年间，群书略备”[4]。（2）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科举制。隋朝废除了积弊于久的九品中正制度，开创了科举制，形成读书、应考、任官三位一体的选官办法；唐朝的科举制主要设立常科和制科两种形式。科举制打破了百年来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庶族的参政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3）改革律令。隋文帝时制成《开皇律》，唐初在此基础上制定《唐律》。唐高宗时命长孙无忌等对《唐律》进行修订，撰成《永徽律疏》三十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为后世封建法典的制定和修订都有借鉴意义，它对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还设立秘书省对图书文籍方面的管理就十分有序。

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这是隋唐官僚的一个大趋势。尤其是大量的庶族阶层的参政，大大地扩大了统治基础。由于科举制度的开创和发展，引发了广大学士文人走科举为仕之路的强烈欲望和决心，激发了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倾心学术文化、潜研经书诗文的浓厚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对促进隋唐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无疑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直接导致了宋代目录事业的发展。

(二)经济上的发展与兴盛

隋朝在统一南北之后，统治者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比如，继续推行均田制，不少农民因此而分到一些土地，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租庸力役制基本上贯彻了轻徭薄赋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索貌阅”的实行使大量逃避赋役的丁壮和隐匿的户口重新编入户籍，增加了封建国家的户口和财政收入；“输籍定样”使政府掌握的纳税户口大为增加，加强了政府的经济实力。唐朝的均田制扩大了授田的对象，对官僚的授田的规定也更加完备，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也比较松弛，但它仍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唐朝的租庸调制使“庸”的确立和制度化，这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物资，唐朝设立驿站、陆上丝绸之路、坊市分开，足见当时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唐后期，饮茶风气已很普遍，陆羽写了《茶经》，推动了中国制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由于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在一些大城市中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此外，广州、泉州、明州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

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隋唐时期的许多著名的商业城市，如广州、泉州、明州的文化氛围也极为浓厚，尤其是当时的官僚阶层的那种尊文尚儒的风气，催生了一批以售书兼营刻书的书贾，这就为书籍使用的大众化、普遍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是文献学和目录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条件。

(三)科技文化上的进步和繁荣

隋唐文化论文例6

一、隋唐五代山东类传人物分布

隋唐五代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共242人，其中隋代15人，唐代167人，五代60人。其各朝代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从以上三表的对比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期山东地域类传人物人数和种类上以唐代最多，隋代次之，五代最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决定的。对唐代各类传人物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文学、儒学、忠义的人数较多，反映了山东地域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对山东地域历史的深远影响。而三代都有节妇入传，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山东地区妇女贞节观的影响。

二、隋唐五代山东入传人物地域分布

（一）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山东地域入传人物共有182人，其中唐代吴筠据《旧唐书？？隐逸》卷182记载为鲁中儒士具体所属州郡不明，其他181人地域分布如下：

从表4中可看出各州人物在数量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从所处地理位置上看其主要分布于儒家文化发达的山东西部到山东南部一带，其中贝州、曹州、魏州、博州、齐州、兖州、沂州七州共有143人，占总人数的79%。可见隋唐时期山东传统儒家文化对山东籍人才的地域分布存在着显著影响。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山东士人充分秉承了儒学中倡导的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在这种精神和责任感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参与朝政，并做出利国利民的事迹，从而载入史册。最具代表的就是山东大儒孔颖达“通《左氏传》、《王氏易》、《毛诗》等经书，入唐为秦王府学士。太宗即位后，留心庶政，数进忠言，贞观十八年，图形与凌烟阁。史学家赵翼也曾对齐鲁儒生做过这样的评价，“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1]

通过对各州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各州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入传人物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今山东地区作为隋唐时期的主要农业区，在中央朝廷的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实际上，山东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安作璋在《山东通史》中认为，山东地区的经济以青州为分界线，青州以西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以东地区则相对落后。[2]在此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照分析可以发现，入传人物分布较多的州基本位于青州以西经济发达的地区。

（二）五代时期

五代时期入传人物共60人，其地域分布如下：

从表5可以看出五代与隋唐时期各州入传人物数量的排列情况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五代时期居入传人数前六位各州的人物进行内部分析发现，此时地域家族势力对各州入传人物的影响已较为微弱。此时清河崔氏只有2人入传，唯一有一定影响的家族为五代时期新兴起的贝州张归霸家族有4人入传。可见五代时期军阀藩镇混战割据下对旧有地方家族势力的打击之重。

这一时期今山东地区的藩镇主要是以青州为中心的平卢镇和以兖州为中心的泰宁镇。五代政权为打击藩镇割据先后在山东地区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分别是后晋平定平卢镇杨光远的战争以及后周平定泰宁镇慕容彦超的叛乱。这两次战争不仅造成了经济的衰退，而且给地方旧有的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削弱了地方家族势力。不过战争也为地方封建势力的重新的整合提供了条件。一些没有家庭背景的下层百姓通过参军取得战功进入了社会的统治阶层。这一特点在五代时期尤其明显。

通过对比分析隋唐和五代入传人物地域分布的特点，我们发现入传人物的分布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社会环境，儒家文化，家族势力，经济状况等。而隋唐和五代时期入传人物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山东地域内地方家族势力的兴衰历程和战争对地方封建势力重组的影响。

三、隋唐五代山东入传人物入仕途径

（一）隋唐山东入传人物入仕途径分析

隋唐时期山东入传人物中有入仕途记载的有120人，其入仕途径分类见下表：

从表6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在入仕途径上以科举为主，比例接近一半。说明科举是这一时期山东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渠道。可以说山东士人敏锐的抓住了科举这一最新入仕途径，而且成果显著。唐代的第一科状元，也是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就是山东贝州武城人孙伏伽。朝廷采用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有利于山东地区士人的入仕。作为儒家文化的源头，山东地区儒家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儒家经典的诵读从未间断。而这一时期朝廷比较重视进士和明经科，山东地区的士人多通过参加进士、明经考试中举。可以说是儒家文化为山东士人科举入仕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科举入仕的比例大，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崇文风气浓厚。这种崇文风气与隋唐时期今山东地域内世家大族有一定关系。山东地域的清河崔氏、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兰陵萧氏皆为唐代著名的文化士族。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崇文风气还表现在中小地主阶层对文化的追求上。如明克让“少好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礼论。尤所研精”。[3]王孝籍博览群言尤精于五经，注《尚书》及《诗》等。[4]吕才才学出众，尤长于乐律，与他人删定成《新阴阳书》制《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增修古琴曲《白雪》等[5]。

（二）五代山东籍入传人物入仕途径分析

五代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中有入仕途径记载的有47人，其入仕分类见下表：

从表7分析可见，这一时期山东籍入传人物的入仕途径与隋唐时期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行伍出身的比例占据一半多。这与五代时期战乱的社会环境中对武将需求大的客观事实相符。除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影响外，该时期入仕途径特点与五代时期科举的发展变化也有一定关系。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相比，这一时期由于战乱不断，朝代更替频繁，据《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五代登科记总目录》载，有几个年份出现了科举全面停考的现象。科举中常科的科目明显减少，制举据史书记载仅后周显德四年一次。科举考试的减少影响了士人中举的机会。

与隋唐时期的崇文士风相比这一时期的士风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在表7之中即以行伍出身、投诚受封入仕的比例占61.6%。这一时期入传人物的事迹多体现了山东士人的尚武风气。如王彦章，少投朱全忠军，常持枪冲锋陷阵，驰骑如飞，号为“王铁枪”。[6]张归厚年轻时骁悍勇猛，有机智计谋，尤其擅长使用弓矛，和哥哥张归霸从黄巢军中投降梁太祖，任为军校，梁太祖军队较少，作战中张归厚往往以少攻多，无往不胜等[7]。

注释：

[1]二十二史札记（卷15）.[M].北朝经学者.

[2]山东通史（隋唐五代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3]隋书（卷五十八）.明克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隋唐文化论文例7

二、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

除了继承隋朝的音乐建制，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也是各民族之间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唐都长安作为世界文化中心，其音乐综合了龟兹、天竺、高丽等外国音乐文化，同时也集合了西凉、江南等地国内各民族的音乐。这种融合对国内传统民族音乐而言，是华夏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外国音乐文化而言，则是一种宽容的吸收和同化。隋初文帝建立“七部乐”的宫廷燕乐体制，“七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其中，“高丽（古朝鲜）、天竺（古印度）、安国（乌兹别克布哈拉一带）、龟兹（新疆西域古国）”四部乐均为外来音乐，“国伎（西凉乐）、清商（汉族民乐）、文康（汉族乐舞）”三部为国内民族音乐。隋炀帝时期，又增设康国（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疏勒（新疆西域古国）两部乐，隋代“九部乐”的音乐建制至此完成。唐代沿用隋代“九部乐”的燕乐体制，太宗时期将“文康伎”废除，又增设“燕乐”于列部之首，从而形成了新的“九部乐”。“九部乐”的体制形成不久，太宗将“高昌乐（新疆吐鲁番）”专设乐部，最终形成了“十部乐”的唐代宫廷燕乐体制。无论是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还是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从乐部的分配上不难看出，外国音乐在宫廷燕乐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唐代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既保留了原有的传统音乐形式，又吸收、引进了外来乐舞、乐器，呈现出国内、国外各民族音乐文化齐聚一堂的繁盛景象。

三、稳定、开放的社会环境

唐代经济高度发展、政治稳定，为音乐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安定的社会条件。经济方面，商业繁荣，不仅拥有货币储蓄机构，还出现了“市”、“集”的定期贸易场所；农业上，开垦耕地、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极大提高了作物产量；城市发展上，除两都以外，涌现出益州（成都）、洪州（南昌）、扬州等新兴的繁华都市。政治方面，国家强盛，对外扩张，呈现大一统的局面；政策上，采取开明的民族、外交政策，对外兼收并蓄，进行全面的开发和广泛的交流；文化上，受统治者开明政策的影响，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文化也呈现繁盛的景象。商业、农业的进步发展和新兴都市的出现，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统一、政策开明、文化繁盛，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条件。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逐渐衰弱，政治统治陷入藩镇割据的混乱时代。宫廷燕乐及多种音乐形式的发展因此由盛转衰，梨园、教坊也于唐末先后遭受裁撤和解散。由此可见，音乐的繁荣发展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四、统治者对音乐的提倡

统治者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也起着引导和支配的作用。唐代“九部乐”、“十部乐”宫廷燕乐体制就是是由太宗皇帝所建立的，而将唐代音乐推向繁荣鼎盛时期的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音乐皇帝”唐玄宗。唐玄宗的音乐活动涉及创作、演奏、理论等领域。他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雨霖铃》等，还擅长羯鼓、玉笛等器乐的演奏，是一位杰出的演出者与指挥者。此外，他还亲自创设和指导新的音乐机构———梨园，将教坊从太常寺中独立出来并加以改组、扩充等，进行一系列利于音乐发展的举措。虽然统治者对音乐的提倡是音乐文化繁盛原因的片面因素，但统治者的特殊地位及其音乐活动，影响着宫廷燕乐乃至整个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因而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隋唐文化论文例8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今佚，其《序》保存于《广弘明集》首列“总集”一目，唐修《隋书・经籍志》(下称《隋志》)承之，设立“总集类”。对于《隋志》总集类著录的参差庞杂，后人多有讥评，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即言：“此岂总集?乃杂书耳”。正确看待这一现象，必须还原历史，明确《隋志》的总集观念。

1　《隋志》“总集”

《隋志》集部总集类小序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益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这是《隋志》对“总集”的著名界定，后世研究总集者无不称引。小序所言之“总集者”大致有如下特征：①从“众家之集”也就是别集中取材(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有“总集囊括别集为书”语)，因此有“集林”、“集苑”、“集钞”等名目；②“采摘孔翠”，也就是“选本”，是一种方便属辞之士取则的文章范本，与后世旨在“网罗放佚”的全集不同；③“自诗赋下，各为条贯”，也就是按文体排列；④标举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轨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隋志》的总集观念。

首先，《隋志》以《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其实，在挚虞之前或同时已经有了一些可以称为“总集”的著述，如傅玄《七林》(《隋志》不著。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七杂文部：“傅子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日《七林》”)、苟绰《古今五言诗美文》、荀勖《晋歌诗》《晋燕乐歌词》等，这一点王运熙、朱迎平、傅刚、张伯伟、郭英德等都有论及。张伯伟认为：“这些书大抵以‘网罗放佚’为目的，不具有‘删汰繁芜’的作用，所以古人也不以之为总集之始，从中正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总集的观念”。此说似未为圆照。挚虞之前确已出现一些专体总集，但似乎并不是以“网罗放佚”为目的，至少苟绰的《古今五言诗美文》应是选五言诗精华而编成的集子，不然何以称“美文”?再说若确为“网罗放佚”，五言诗发展到西晋，必不是五卷的篇幅所能容纳的。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严格说来，在挚虞之前已有总集出现。但荟萃各体文章，加以删汰别裁且附以大规模评论的总集，自当首推《文章流别集》”。郭英德亦有类似说法：“这些总集大抵都是汇聚某一体文章为一编的，与《文章流别集》的总汇各体文章有别。也许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才以《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发绷之作”。后二者显然更有说服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力之先生《总集之祖辨》力证《文章流别集》为真正意义上的总集之祖，是为得其大者。《隋志》以产生时间并非最早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表明它对《文章流别集》的充分认可和极力推崇，在这个意义上《文章流别集》恰可以代表《隋志》的总集观念。

其次，《隋志》以《文章流别集》为后世总集之轨则。《隋志》总集类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两卷、论两卷、挚虞撰)、《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挚虞撰)。则《文章流别集》梁时原有六十卷，唐初已残为四十一卷，今则全亡，仅存佚文十余则(《全晋文》卷七十七)。“集”文之外又复有“志”、“论”，可谓体例完备。“自诗、赋下，各为条贯”，表明其按文体编排，以见各体文章源流，这种分体编纂、集流别(品藻)与选文于一体的体例正是《隋志》极为推崇的总集编纂典范。体例的完备和“论”述的精当对后世总集编纂有发凡起例之功，所以，《隋志》标举《文章流别集》为后世总集之轨则。《隋志》著录之《文章流别本》十二卷(谢混撰)、《续文章流别》三卷(孔宁撰)当继之而作者。

骆鸿凯《文选学》：“总集为书，必考镜文章之源流，洞悉体制之正变，而又能举历代之大宗，柬名家之精要，符斯义例，乃称雅裁”。斯言诚是，谓为“雅裁”，《文章流别集》当之无愧。此“总集为书”之说与《隋志》总集类小序之“总集者”云云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皆举总集之荦荦大者而言。

从《隋志》对《文章流别集》的推崇可见其基本的总集观念。《隋志》的这种观念当然会反映在著录上。既然《隋志》总集类著录不以时为序，那么著录的次序就很能说明其在撰志者心目中的地位。“文章流别”之书最先，次之则《集苑》、《集林》、《集林钞》、《集钞》、《集略》、《撰遗》、《翰林论》、《文苑》、《文苑钞》、《文选》等，皆兼收众体，其体例与《文章流别集》相同或相近。这些总集的优先著录显然彰显着《隋志》的总集观念，它们虽在《隋志》总集类中仅占很小比例，但却是“总集类”的支柱和灵魂，没有这些书，总集类就不成其“总集”类。

但是，标举《文章流别集》的意义绝不在于否定其外的集子之总集性质，许多专收一体的集子也是总集，二者只有体例优劣之分，而无是否总集之别，这也是《隋志》的基本观念。尝试论之，《隋志》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楚辞是一种特殊的编纂体式，自阮孝绪《七录》始在各种目录中多自为一类；别集合一人之作为一集，以人为纲，编例分明；总集按一定体例收录众家之作，编纂体式的不同是三者最根本的区分。在这里，“总集”与“别集”相对立而存在，没有“别集”也就无所谓“总集”，只要是收录众家作品、按一定标准编纂的集子就可以看作是总集，这应是《隋志》判断是否“总集”的基准。

2　《隋志》“总集类”种种

2.1　“总集类”的形成

《隋志》总集类合并《七录》之“总集部”与“杂文部”而成，可是对于合并之因，《隋志》没有交代。《隋志》为什么不立“杂文部”?在我们看来，显然《隋志》撰者认为“总集类”可以包容“杂文部”，不必另立。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总集类末云：“案《七录叙目》文集录第三日总集部16种，第四日杂文部273种，两部并计289种。本志合为总集一类，盖自第二类赋集以下皆杂文之属也。存佚并计，增辑者47种”。姚氏此说很有道理。从《隋志》总集类著录推测，其所著录之专体总集应为《七录》杂文部所收，因为数量巨大的专体总集(百余种)不可能来自《七录》“总集部(16种)”。因此我们认为《七录》“总集部”最可能只著录兼收众体的总集，而这恰恰又是《隋志》总集类小序极为推崇的总集编纂的典范。准此，《隋志》总集类小序很可能直接来源于《七录》，而非撰《隋志》

(或《五代史志》)者所为。我们知道，《七录》也是有大小序的，当然这仅为笔者在情理层面上的推测，谨提出以求教于方家。

在唐初，“杂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艺文类聚》“杂文部”内收“诗、赋、七、连珠、书、檄、移”等文体的专论，实际上可包一切文章。又《七录序》云：“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为倾世文词总谓之集。故变翰为集，于名尤显”。《隋志》总序云：“(《七录》)其四日文集录，纪诗赋”。《隋志》以“诗赋”释《七录》文集录所著录，显然此“诗赋”之名乃“倾世文词”之总称，涵盖各种文体，非仅指诗、赋二体，《七录》“杂文部”作品的内容和性质应与“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同，皆“文词”之属，四者的区分可能仅在于书籍编撰体式的不同。“文集录”封域之内，不入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的书籍都归入“杂文部”，“杂文部”之“杂”应指包含各种书籍编辑体式，甚至单篇作品。书籍之复杂客观上带来的归类之难使得《七录》设立“杂文部”来著录这些各种各样的“文词”之书。那么，若《隋志》设立“杂文类”，其与“总集类”之著录在内容上就很难确定去取的标准。再者，就编辑体裁而言，二者都著录有总集，只是一者全部，一者部分，只是编辑体例不同而已。这种内容和编辑体裁上的交叉使得“总集部”与“杂文部”在相当程度上界限模糊，因之，似乎无分立之必要。《隋志》并“二”为“一”即为明证。这种合并在后人看来弊端很大，使得《隋志》总集类参差庞杂，但是若依《七录》则专体总集与分体总集又割裂著录矣。

因此《隋志》从编纂体式出发把专体总集也人“总集”域内，这是对《七录》的突破，“总集”的概念较《七录》有所拓展。典范的总集是总集，但典范的树立并不能否定其外的集子的总集性质。由《七录》严格区分、著录总集到《隋志》对总集最宽泛的认可，总集观念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如同古人严守“沐”、“洗”、“浴”之界限，而今人只以“洗”统称之，反映出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及逻辑思维的发展。

2.2　“总集类”的性质

《隋志》“总集类”径直著录147部书，而对“总集类”性质和著录范围却没有明言，不过我们可以从《唐六典》以及《旧唐志》的相关论述中推知。

《唐六典》为李林甫等撰于开元年间，去修《隋志》之时尚且不远。其书卷十叙秘书郎之职日：“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景丁为之部目。”紧接着详列四部之分类，其叙丁部日：“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楚词等十部二十九卷)；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苟况集等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三曰总集，以纪类分文章(文章流别集等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唐六典》所言之四部分类与《隋志》几乎全同，“总集”所言部数与《隋志》总集类亦同。实际上其四部分类及图书著录即依照《隋志》。因而，其所言“总集以纪类分文章”就是对《隋志》总集类著录内容和范围的认识。此表述恰当地说明了《隋志》总集类的著录思想：无论是分体编纂的总集、专收一体的总集、还是专收某种题材的总集，都是类分文章。即或以体裁为纲、或以题材为纲把众家作品按一定的标准编辑起来，就是总集，与以人为纲的别集迥异。

与此类似，从《旧唐志》也可窥见《隋志》总集类之性质。其“总集类”著录之驳杂丝毫不亚于《隋志》。《隋志》总集类著录之文论著作、单篇之赋、一赋之音以及启事、杂碑文集、杂论、连珠、俳谐文、表集、策集、诫集、箴铭集等，亦见于《旧唐志》，由此可知该志总集类著录基本沿袭《隋志》。既然《旧唐志》总集类著录基本上沿袭《隋志》，那么《旧唐志》对“总集类”的认识必与《隋志》同或近同。《旧唐志》总序云“总集以纪文章事类”，以此观《隋志》总集类著录，应无任何不妥之处。“总集以纪文章事类”是《旧唐志》对总集类所著录书籍的范围和性质的总体说明，与《隋志》总集类小序从产生动因、功能角度界定“总集”这种编撰体式不同，二者可以互相发明、补充。可见，从《隋志》到《唐六典》再到《旧唐志》，目录分类体系相沿不变，对“总集”或“总集类”的看法也相差无几。下面再从总集类具体著录验证之。

2.3　“总集类”的著录

《隋志》总集类实际著录147部书，这些书并非全是总集，也有文论之作、单篇之赋(赋注、赋音)及一人之作等。为何不是“总集”而归人“总集类”?这就值得思考。

2.3.1　文论之作入“总集类”文论之作入“总集类”与目录中不立“诗文评”目密切相关。《隋志》总集类著录了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评》等文论著作。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解释说：“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认为《文心雕龙》入总集类是由于“文集”难定专门，似者乱真的结果。文集本身的驳杂不纯是文论著作混入总集类的一个客观原因。

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说：“融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与一体是挚虞《文章流别》的重要特点，也是早期文学总集的重要特点(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合而为一)”。王先生从早期总集的基本特点来理解《隋志》的著录很有说服力。《文章流别论》所含有的文体论内容与《文心雕龙》确有相同，既然《文章流别论》因与《文章流别集》的关系密切得以入总集类，那么列《文心雕龙》于总集类亦有其相当的理由。《翰林论》作为《翰林》集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同《文章流别论》之于《文章流别集》。《诗评》所入之理由与《文心雕龙》同。鲜明的批评倾向使得总集与文论著作有天然的联系，那么在“诗文评”目出现之前，“以类相从”地把文论著作归人总集类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处理。

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在于目录学家眼中文学批评的不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文学理论大发展，出现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心雕龙》、《诗评》等，但数量毕竟有限，难以在目录学中支撑起独立的门类。之后随着唐诗的繁荣，涌现了一大批“诗式”“诗格”“诗句图”等(参两《唐志》)诗歌理论著作，这才引起目录学家的注意，目录中才出现相关类目。据现存文献，唐开元间编订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最早将“文史”从总集中厘析出来(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条：“丁部集录，其类三：楚辞，别集，总集并文史”)，《新唐志》沿其例将“文史”附于“总集类”末，稍后《崇文总目》将“文史”与“总集”并立，此后公私目录均设“文史”一类。后来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下设“诗评”一类，已肇“诗文评”目之端。

2.3.2　单篇之赋、赋注、赋音等入“总集类” 《隋志》总集类著录了不少“注”“音”之作，如萧该《文选音》三卷、储诠之的《百赋音》十卷以及各种赋注本，这些当属于《隋志》总集类序所说的“解释评论”之作，它们归入“总集类”之理由乃“以类相从”。

可是《隋志》总集类尚著录单篇之赋，如《齐都赋》

二卷并音(左思撰)、《神雀赋》一卷(后汉傅毅)等，为什么与“总集”毫无关联的单篇赋作也杂厕其间呢?前面已论述《隋志》总集类合并自《七录》之“总集部”“杂文部”，而《七录》“杂文部”所收乃“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之外的所有属于“文集录”(集部)的作品。中国之大，文人之众，创作之盛，作品之多种多样，编辑体式与流传情况之千差万别，区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目何足以括之?于是就有《七录》“杂文部”的产生。这样，本来在《七录》“杂文部”的单篇赋作就自然而然归到了《隋志》“总集类”门下。退一步讲，即使《隋志》总集类不是来自《七录》，在既定的四部分类体系下，恐怕也很难找到更好的类目来安置这些著作。楚辞类、别集类皆界限森严，难以混入，只有“总集类”门庭相对较宽，附之者亦杂，姑且收录无妨。

2.3.3　一人之作入“总集类” 《隋志》总集类著录有《毛伯成诗》一卷(伯成，东晋征西参军)、《江淹拟古》一卷(罗潜注)，皆一人之作。《毛伯成诗》一卷已佚，无由窥其面貌。《江淹拟古》一卷略可考知，《文选》卷三十一所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了三十种其前的优秀诗作，除第一首《古离别》模拟无名氏古诗外，其余二十九首按时代顺序模拟李陵、班婕妤、曹丕、曹植等29位作者，涉及离别、从军、赠友、感遇等三十种诗歌题材。

《隋志》为什么没有将江淹“一人之诗”归入别集类而归入总集类呢?力之先生《总集之祖辨》：“或从被拟者之角度看，若然，此可看作是集众家之作为一集”。所言极是。这个意义使得《杂体诗三十首》具备“总集”之形态。又江淹《杂体诗序》言：“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源流，庶亦无乖商榷”。这同早期总集“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的原初功能又不谋而合。因此，兼具“总集”之形态与功能使《杂体诗三十首》得以人“总集类”。

隋唐文化论文例9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请将正确答案填入下表相应序号内)1.在中国历，分裂和统一的局面曾交替出现。结束 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分裂局面,有一位实现全国统一的关键人物是( )A.杨坚 B.李渊 C.李世民 D. 武则天2.右图是隋朝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轴，图中的①②③代表相关的历史事件，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①隋朝建立②隋灭陈，统一全国③开凿大运河B.①隋灭陈，统一全国②隋朝建立③开凿大运河C.①开凿大运河②隋朝建立③隋灭陈，统一全国D.①隋朝建立②开凿大运河③隋灭陈，统一全国3.下列属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建造的水利工程有( )①都江堰 ②长城 ③大运河 ④赵州桥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4.古人评论隋朝大运河说：“天下转漕，仰此一渠。”指的是隋朝大运河的主要功能为( )A.灌溉 B.泄洪 C.运输 D.饮水5.他在位时开创科举、开凿运河，造福后世。他好大喜功、不惜民力，结果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这里说的“他”是( )A.隋文帝 B.隋炀帝 C.唐太宗 D.武则天6.下面对隋朝特点的简短总结中，哪个最为全面且符合实际?( )A.经济繁荣 B.短暂而繁荣 C.二世而亡 D.节俭盛行7.唐太宗时期，下列人物得到重用的是( )? ?①房玄龄 ②姚崇 ③魏征 ④宋璟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①④8.虽然武则天诛杀公卿，独断专权，但史学家还是肯定了她的功绩。其原因是武则天( )A.创立殿试制度 B.重用有才之人C.打击大族势力 D.促进社会发展9.“2004年10月14日第六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京剧艺术表演家尚长荣出演京剧《贞观盛事 》中耿直进谏的名臣……”你知道尚长荣扮演角色是( )A.杜如晦 B.李世民 C.魏征 D.姚崇10.隋唐时期，青年李进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骑射好手。一天，他告别父母，满怀信心地赶赴洛阳参 加武举考试。 这可能发生在下列哪位皇帝统治时( )A.隋文帝 B.隋炀帝 C.唐太宗 D.武则天11.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唐诗的繁荣与当时的考试制度中进士科重视考诗赋有密切关系。诗赋成为进士科考试内容与下列哪位皇帝有关?( )A.隋炀帝 B.唐太宗 C.武则天 D.唐玄宗12.隋唐的考试制度的进步意义最主要的一点是( )A.削弱了显贵的特权B.改善了用人制度，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C.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D.对皇帝的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13.唐太宗是我国古代一位有作为的开明君主，下列言论不属于他的治国智慧的是( )? A.“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B.“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C.“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D.“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4.2014年9月20日，国家主席在印度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他说“中印两国人民交往浓墨重彩的是佛教交流 ”。回顾历史，唐朝时曾经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是( )A.张骞　 B.玄奘 C.鉴真　 　D.戒贤15.近年来穿越剧受到青少年的青睐。穿越时空，回到隋朝，你可能看到或听到( )①家住余杭的张兄坐船游大运河来到涿郡 ②寒门书生王某通过考试获得官职③农民在长安的市坊间出售农产品 ④公孙大娘表演剑器舞A.①②③④ B.①② C.③④ D.②③④16.唐朝手工业发达，陶瓷业在唐朝有重要发展，被称为世界工艺珍品的是( )A.青花瓷 B.冰裂纹瓷器 C.唐三彩 D.白瓷17.下列历史人物与相关史实的搭配，正确的是( )A.唐太宗----将金城公主嫁到吐蕃 B.武则天----任用杜如晦为相C.李春----设计赵州桥 D.欧阳询----借谈笔法劝谏唐穆宗18.成都出土的印刷品《陀罗尼经咒》是研究我国印刷技术史的珍贵文物，该文物的印刷采用的技术是( )A.雕版印刷 B.活字印刷C.双色套印 D.激光印刷19.唐代历有一位书法家，他曾任平原郡太守，抗击过安禄山叛乱，其所创雄浑敦厚的新书体，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该书法家是( )A.王羲之 B.欧阳询 C.柳公权 D.颜真卿20.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应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国的灿烂文化。右图中，福娃欢欢的头部纹饰源自敦煌壁画中火焰的纹样，假如你想欣赏更多的敦煌壁画，应该去( )A.甘肃省 B.河南省 C.陕西省 D.四川省二、非选择题(6分+7分+17分)21.根据下列称号或作品写出他们的名字(6分)诗仙—— “三别”——画圣—— 《秦中吟》——药王—— 《步辇图》——22.阅读下列材料：(7分)材料一：“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锂。”——唐•周匡物《及第谣 》材料二：隋唐考试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生，考生“皆怀牒(证件)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不论贵族和平民皆可参加公开考试。……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皆可为考试内容。……一切以程文(文章)定去留，为草野寒酸之士开辟了登仕之途……——杨齐福《考试制度与近代 文化》(1)材料一中的唐诗体现了我国古代哪种选 官制度?(1分)唐太宗和武则天对这一制度的完善分别作出了怎样的贡献?(2分)(2)根据材料二概括这种考试制度的特点。(2分)简要概括该考试制度的积极作用。(2分)23.唐朝是中国古代繁荣与开放的朝代，它政策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声名远播四海，是中国历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请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有关唐朝历史主题的探究并回答相关问题。 (17分)【盛世局面】材料一：“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唐•杜甫《忆昔》(1)材料一中的唐诗描写了唐朝开元时期繁荣富庶、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当时的统治者是谁?(1分)这一盛世局面的出现与他采取的哪些措施有关?(2分)【技术创新】材料二：(2)唐朝经济繁荣，农业生产工具有很大改进。请依据图A和图B分别写出当时出现的两种新的先进生产工具的名称和新农具的用途。(4分)【和同一家】材料二：上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材料三：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接公主。回到吐蕃后，他对亲近的人说：“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选自《中华上下五千年》(3)材料二体现了唐朝皇帝的什么民族政策?(1分)这一政策有哪些表现方式?(2分)(4)材料三中的吐蕃人是今天哪个少数民族的祖先?材料中的“公主”是指谁?(2分)【对外交往】材料四：“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郭沫若(5)材料四反映了唐朝对哪个国家的重要影响?(1分)举例说说有哪些重要影响。(2分)(6)唐朝的民族政策和对外交往留给我们什么历史启示?(2分)

隋唐文化论文例10

作为道家思想自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之后的第三期发展，昌隆于隋唐时期的重玄学无疑代表了这一时期道家哲学的主流。在目前学界的共识中，隋唐重玄学以其借鉴于佛教中观学“非有非无”的双遣双非而迥异于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那么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经历了道家学说从先秦原始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本体论的转变、并同时导入了与道家学说的“崇本论”截然相反的反本质主义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最后的理论形态对于道家思想的发展来说究竟是一种理论建构上的全面颠覆还是一种终究未能偏离原旨的因循沿袭？如果隋唐重玄学并未能偏离道家思想的基本立场，那么它又将以何种面目承续道家学说？

如所周知，道家学说自先秦原始道家至魏晋玄学，有一条基本的理论脉络贯穿始终，这就是崇本论。虽然先秦道家的“本源”与魏晋玄学的“本体”在内涵上已不尽相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道家学说自《道德经》以来，从未放弃过对万物之“本”的探寻和追问，而这正是道家思想的特出之处。那么，在借鉴了与之相反的反本质主义的佛教中观以后，隋唐重玄学是否就此放弃了道家思想这一“崇本”的基本立场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以前，或许我们应该首先回溯到原始道家的道论，以此作为探究这个问题的开始。

道论是道家得以立足之本，道家的一切理论都奠基于其道论之上，原始道家道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一再强调道的无可规制性。据此，《道德经》以“无”释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缴，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2]

然而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指出的，这个“无”并非与俗常的“有”决然对立的空无一物的“无”，而是超越于具象的“有”、“无”等二元对立之上的无可确定性：

在道家以及中国的佛教徒看来，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并可以说，他们否认世界的存在。而这本来不过是说，统一在这里是完全无规定性的，是自在之有，因此表现在“无”的方式里。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是被认做远离一切观念、一切现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性的、抽象的同一。因此这种“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的本质。[3]

虽然原始道家的道（“无”）并非如黑格尔所说已成为一种抽象的“本质”，毋宁说，它只是“本源”，而这一对“道”的进一步本质化是由魏晋玄学完成的。但在《道德经》对于“道无”的一再强调中至少可以见出：“道”的这种无可感知和视听的“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然而自《庄子》以降，《道德经》中的这个“无”却一再被误读为具象的、与俗常的“有”相对的空无。据此，在《庄子》中，对“无”提出了质疑，《庄子·知北游》中说：

光耀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耀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不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

在《庄子》看来，所谓“无”只是与“有”相对的俗常的“无”，并未达到无为之最高境界，因而更以“无无”进一步否定“无”。而对于“无”的这一缺憾，在魏晋玄学中同样亦被发掘了出来，在何劭的《晋书·王弼传》中记载了王弼对《道德经》之“无”的置疑：

时裴征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征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

据此，王弼将其最高本体称之为“至无”，而这一似乎更高于“无”的“至无”，其实不过仍是为了表达“道”的无可规制性而已。于是从《庄子》中的“无无”到王弼的“至无”，道家思想一直试图沿着遣执去滞的理论进路推展道的这种无可确定性，在这一条似乎是漫漫无尽的遣执去滞的道路上，隋唐重玄学由于导入了佛学中的双遣双非而走得似乎更为彻底。初唐的重玄大家成玄英在其《道德经》疏中说：

有欲之人，惟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亦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4]

从初唐的成玄英李荣到唐末五代的杜光庭，无不将这种双遣双非的双重否定运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在这些重玄学的著作中，诸如“非……非……”“不……不……”等的语义模式所处可见。隋唐重玄学正是在运用了这种看似圆通的双遣双非、不落两边而使得其“道”更为无所滞碍，因为在隋唐重玄学的双遣双非中，“道”不但超越了有无，更超越于诸如阴阳、刚柔、因果、本迹、本末等等一切的二元对立：

道性者即真实空、非空，不空亦不不空，非法非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终非非终，非本非末，而为一切根本。[5]

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6]

是知道德为正体，非果非因，非本非迹。[7]

按照隋唐重玄学的解读，魏晋玄学的崇有说当然是滞于有了，而王弼等的贵无说虽然是对于“有”的否定，但是却同样落入了“无”的局障之中，那么这个“无”同样也要被坚决地否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与《庄子》的“无无”说是对《道德经》“道无”论的误解相类似，隋唐重玄学的“非有非无”对王弼的“至无”说亦作出了历史重演式的误解。正是基于这种误读，隋唐重玄学方才得以用“非有非无”进一步否弃王弼等的“至无”。然而隋唐重玄学在这条否定的理论进路上似乎走得还有些意犹未尽，因为他们以为这种中道仍然是一种执着，因而连这“非有非无”的中道亦要遣去，于是就是“玄之又玄”的重玄。

毋庸讳言，在对“道”的无规定性的铺展中，隋唐重玄学运用了“非有非无”的双遣法，而这一方法正是源于佛教的中观学。如所周知，佛教的中观是奠基于缘起性空的教义之上的，亦即：中观学意义上的“非有非无”指向的是万物的空无自性。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中观者的二谛中道观：缘起即是性空，因为诸法空无自性，所以是缘起法，要由众缘而现前，……中观则说无自性与缘起相即相成，彼此有深切的关系……然这里要郑重指出的，性空即缘起本相，不应作形而上的实体看，也不应作原理而为诸法的依托看；这是形上形下或理事差别者的拟想，而非缘起性空的实相。”[8]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导入了佛教反本质主义的中观学以后，隋唐重玄学的“道体”是否就此化约在这“非有非无”的双遣双非之中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隋唐重玄学中，无论道是“非有非无”还是“非古非今”，甚至是“非非有非无”，“非非古非今”等，这种有鉴于中观学的双遣双非所要导出的却绝非是“道”的空无自性，恰恰相反，它要成立的乃是作为万物最高之本体的“道”的真实存在，而所谓“双遣”的表述，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仅仅是为了彰显“道”的无有规定性，“双遣”本身决不是自反性地指向自身的。正如成玄英在《道德经》疏中所说：

至道微妙，体非五色，不可以眼识求……故夷然平等也，无色无声无形……明至道虽言无色，不遂绝无，若绝无者，遂同太虚，即成断见。今明不色而色，不声而声，不形而形，故云希夷微也，所谓三一者也。[9]

道虽然无色无声无形，然而却并非象太虚一样地“绝无”，只不过因为道的微妙玄通，无法以常人的耳目感觉罢了，所以决不可将道视为虚无，否则将堕入断见。不但如此，隋唐重玄学还一再肯定了道作为超然物外的最高本体的存在：

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10]

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11]

道之为物，非阴非阳，非柔非刚，泛然无系，能应众象，可左可右，无所偏名，故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12]

在隋唐重玄学中，佛教的中观之道显然已经失却了般若空观的原意，它不过是作为最高实有本体之道的修饰语而被使用着，而这种旨在指向“道”之无可规定性的双遣双非反而更证明了“道本”的实存——这一运思结果显然是与佛教中观的反本质主义背道而驰的。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在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之后，隋唐重玄学并未偏离自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以来道家思想“崇本论”的基本立场。当然，与前代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同的是：由于隋唐重玄学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而使得其理论构架变得更为精巧和圆融无碍。

二

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对于佛教中观的导入并非一场极具颠覆性的范式革命，恰恰相反的是，由于隋唐重玄学对于“道本”的无有规定性的进一步推展更为确凿地证明了“道本”的实存，因而这种变革在道家思想的发展中依然延循了其“崇本论”的基本理路。那么接下来使我们感兴趣的是：隋唐重玄学的所谓“道本”究竟成立于何种意义之上？或者说，在历经了自先秦的“本源”到魏晋玄学的“本体”的嬗变后，隋唐重玄学将以何种面目承续和建设道家的“道本论”？

首先，继魏晋玄学将《道德经》中的“道”由本源说抽象为本体说后，隋唐重玄学将魏晋玄学的这一抽象本体进一步推展。在这一推进的过程中，隋唐重玄学不但借鉴了佛教中观的双遣法将其“道”的无可规制性进一步推进（而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详细论及），而且径直将“道”等同于“理”。成玄英可谓隋唐重玄学家中言“理”最为频繁的一位。在他的著作中，道即是理、是“无为之妙理”、“自然之正理”、“玄理”、“真理”等的表述随处可见：

道者，虚通之妙理，众生之正性也。[13]

至理无塞，恣物往来，同行万物，故曰道也。[14]

真理既绝于言象，至教亦超于声说，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15]

紧跟其后的李荣也基于道的抽象本质将其等同于“理”：（道是）“虚极之理体，不可以有无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极其真。”[16]而后代的唐玄宗、杜光庭则无不是沿着这一“道理”说的思路继续前进的：

夫至理精微，玄宗隐奥，虽假言以诠理，终理契而忘言，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辩说也。[17]

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物理既穷，生性又尽，以至于一也。[18]

从以上引文可以见出，隋唐重玄学的这个等同于“道”的“理”的一大要义在于其虚通无碍、超绝言相的无有规定性，正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德义》中所说：“道者，理也。……言理者，理实虚无。”[19]而正由于“理”的这种无有规定性，使得它能够遍在于万物之中。正如成玄英所说：“理不逃于物，教亦普遍无偏矣。”[20]在隋唐重玄学的“道理”说中，道与物决不可能仅仅象先秦原始道家那样如母子般血肉相连，因为“理”将不再作为万物的最高生化本源而是一种抽象普遍的存在。不但如此，由于其导入了佛教的本迹说，因而道物之间的关系比起魏晋玄学来说显然更为精致圆融。因为在所谓本迹说中，本既高于迹又不离于迹，本在迹中，迹中现本，本迹不二。运用本迹说阐发作为“理”的道本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成玄英可谓重玄家中援用本迹说最多的：

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无名，从本降迹，称谓斯起。[21]

无物者，妙本也。夫应机降迹，即可见可闻，复本归根，即无名无相。[22]

在《庄子疏·序》中，他甚至将《庄子》的内外篇分判为本迹之别：“《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23]而本迹说自成玄英的一再使用，似乎成为隋唐重玄学描述道物关系的固定用法了。如李荣在《道德真经注》中也说：“顺理则契于妙本，顺俗则同尘降迹。”[24]而唐玄宗则说：“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等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25] 在隋唐重玄学的理论识度中，“迹”是显而易见的，而将“迹”与“本”对举的意义就在于：由可识可见的万物之“迹”中更见出妙本理体的微妙难识，则当然隋唐重玄学的道理说比起魏晋玄学的本体说来是更为精致圆融了。

隋唐重玄学将道等同于理并非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其意义首先在于：理作为道的无可规制性和普适遍在性从道作为生化之本的本源性中剥离出来并成为了万物的最高本体，不但表明隋唐重玄学的“道本论”区别于原始道家的“本源论”，更意味着其在延循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时的确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转换。因为这个作为万物的最高本体的理将不会再象重玄学家们所指摘的魏晋玄学那样陷落于“有”或“无”的拘禁之中，正如成玄英所说：“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26]它将取代任何“有”或“无”的偏执而成为万物之最高本体。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一再强调的是：隋唐重玄学的“理”虽然似乎超越了所谓“有”“无”的禁制，但是它仍然是作为万物的最高本体而存在的，虽然隋唐重玄学一再宣称破滞去碍，然而这种似乎颇具革命性的口号却并没有带来对最高本体（道或理）的全面颠覆，亦即：那个自先秦《道德经》以来所一直被道家思想所延循的道本说即使是在借用了佛教中观的双遣双非以后，也仍然在隋唐重玄学的理论建构中贯穿始终。隋唐重玄学将道等同于理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如果说隋唐重玄学以前的道教一直将修命作为成仙了道的唯一途径，那么在隋唐重玄学将“理”导入了其道本论以后，所谓的智慧解脱也随之成为了道教修仙论的重要内容。因为既然道就是理，那么修道不单只是命功那样简单，由悟理而契道必将也成为道教修道论的不可或缺的一种途径。

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的“理”是沿着魏晋玄学的本质主义而向前推进的。与魏晋玄学将“道” 抽象本质化相区别的是，在先秦道家的《道德经》中，万物之“母”的最高本源——“道”是一种流动的、极富生命力的活象，这个作为万物生化之本源的“道”与万物有着母子般的血肉联系。而自魏晋玄学将道抽象本体化以来，这个作为万物之本的道却似乎在这种纯粹概念的形上标举中流于偏枯和空疏。那么，沿着魏晋玄学本质主义向前发展的隋唐重玄学是否也因其“玄之又玄”的遣滞去执而将其道论最终抽象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干瘪空疏的理体呢？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道气论的引进，隋唐重玄学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正好相反的回答。

在《道德经》中早有“专气致柔”的表述，但是老子对此并未进一步发挥。而相比之下，《庄子》倒是对气要有兴趣得多。在《庄子》中，“气”不但是一般具象的物质，而且还有阴阳之别，如在《秋水》中他说：“自以此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在《天运》中他说：“阴阳者，气之大也。”“受去气而养乎阴阳。”不但如此，《庄子》更有将气视为万物之本源的倾向：

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故圣人贵一。[27]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28]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29]

在《庄子》看来，万物包括人都是气之所化，人之生则气聚，人之死则气散。他甚至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在《大宗师》中庄子称：“伏戏得之（道）以袭气母”，以气为母，则其中的本源意味不言自明。关于气与道的关系在《庄子》中尚未被揭橥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将气等同于道，却是自隋唐重玄学肇始的。

如前所述，成玄英是隋唐重玄学家中对“道理”说推举最力的，但是即便是成玄英的道本论也未曾否弃过道气说。在注《老子》“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中他说：“专，精专也。炁，道也。致，得也。柔，和也。只为专精道，致得柔和之理，如婴儿之无欲。”[30]在这里，成玄英明确指出道即是炁；而在疏《老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时他说：

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为名也，虽复非无非有，而有而无，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炁，虽复非象，非色而为色为象；故是炁也，言道种种变见（现），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31]

虽然成玄英的“道”非有非无，非象非色，但是道却决非一个空疏之“理”所能全部囊括，因为这个即使是被成玄英名之为“妙理”、“玄理”、“理境”的“道”中还是蕴含着万物之生化本源的炁的。唐玄宗在《御注道德经》中，更是径直将道气并称为万物之生化本源：“人既知身是道炁之子，从冲炁而生也，当守道清净，不染妄尘，爱炁养神，使不离散。”[32]其后的杜光庭则干脆说：“道者，虚无之炁也，混浊之宗，乾坤之祖，能有能无， 包罗天地。道本无形，莫之能名。无形之形，是谓真形；无象之象，是谓真象。先天地而不为老，无形而自彰，无象而自立，无为而自化，故曰大道。”[33]

隋唐的重玄学不但基于元气作为万物质料的意义将其视为万物之本源，更将“气”等同于一种推动“大道”运行的动力或作用力。而这种“气”的意义在司马承祯的道气论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开展，在《服气精义论》中他说：

夫气者，道之几微也。几而动之，微而用之，乃生一焉，故混元全乎太易。夫一者，道之冲凝也。冲而化之，凝而造之，乃生二焉，故天地分乎太极。是以形体立焉，万物与之同禀；精神着焉，万物与之齐受。[34]

司马承祯认为气是道的极微妙的内核与动力之所在，而当这个作为道的内核与动力的气运动起来，道也随之成了一种动态，这样道便在气的推动之下生出太极，然后生化天地和万物。而不论气是作为万物的质料还是生成万物的动力，在隋唐的重玄学中都几乎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正是基于此道气同位同体的理论识度，所以隋唐重玄学在将道“理”化的同时，也从来不曾否弃过这个至道妙本的生化之用，于是，这个在魏晋玄学纯粹概念的形上推举中曾被一度干瘪化和空疏化的“道”又在隋唐重玄学的道气论中被重新激活而流动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可不谓是对原始道家道论的一种回归：

恍惚中有象，恍惚中有物。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剖一元而开三象，和二气而生万物。[35]

道本包于元炁，元炁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生万物。[36]道动，出冲和之气，而用生成。有生成之道，曾不盈满。[37]

然而隋唐重玄学毕竟已不全同于原始道家，因为在原始道家那里，“道”作为生化之本源的意义是道的全部内容。而如前所述，隋唐重玄学是在历经了魏晋玄学的本体说以后再重新导入其道气论的。这就是说，在隋唐重玄学的道体论中，本源论和本体论是同时并存的。这样，隋唐重玄学就将必然遭遇到无论是先秦道家还是魏晋玄学都不曾有过的理论困境，这就是：这两种道本论究竟是谁更为至高无上？抑或两者同样重要？基于重玄学的立场，成玄英以本迹说解决了这一问题：

至道妙本，体绝形名，从本降迹，肇生元气。又从元气变生阴阳，于是阳气清浮升而为天，阴气沉浊降而为地。二气升降，和气为人，有三才，次生万物。[38]

在成玄英看来，虽然道在生化万物时可等同于元气，但是这毕竟是有迹可寻的，因而相对于那个超言绝象的“理”化了的道本，这种生化功能只能是迹。在这个关于本和迹的分判中，道理说与道气论的高下之分已不言自明，而集重玄学之大成的杜光庭在他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则更为明白地阐发了这一点：

其一生化之域，二气之内，阴阳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气之外，妙无之间也；其三妙无之域，居妙有之外，氤氲始凝，将化于有也；其四妙无之外，谓之道域，非有非无，不穷不极也。[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