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管理论文例1

【关键词】“红色记忆”文化产业消费社会意识形态

“红色记忆”的复苏悖反性的出现于1990年代初，其时，十余年的市场实践对于社会大众消费意识的塑造已初见成效，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彻底消除了特定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反对性思潮的回流，这是一个朝向实现价值规律允诺的历史性解放而高歌猛进的年代，前所未有的商品“丰盛”景观就在咫尺之遥向大众展示其诱惑性面容。然而，恰在此时，《南泥湾》、《红太阳》、《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等等“革命歌曲”的旋律却从历史记忆的深处悠然鸣响，一夜之间，散落于塞北江南的每一条街巷。

这可不是偶然的、短暂的、群体性的心血来潮或盲目从众！因为，在此后的数年——直到今天——具有相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会反复出现：电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飞虎队》的拍摄和放映，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林海雪原》、《小兵张嘎》、《苦菜花》、《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的重拍和热播，歌剧《洪湖赤卫队》、《白毛女》的重演，小说《沙家浜》的改写，等等。流风所及，多家电视台推出“重走长征路”的综艺性节目，崔永元还主导摄制了据说长达二百集的《电影传奇》，将影像凝结的“美好回忆”细细分解、一一评说。

如果仍然从强化革命传统教育的维度理解这一意蕴复杂的社会文化景观，那可真是缺乏对于当代中国现实的感知能力！在强大的消费语境中，所谓“复苏”的“红色记忆”，只不过是被征用的符合社会无意识逻辑的历史材料。这一征用恰恰体现了中国渐趋成长的文化产业资本对于社会大众意识的商业化开发，正如杰姆逊所描绘的那样，是资本逻辑对于文化意识领域的大规模殖民⑴。

具备上述眼光，在讨论近年来论争激烈的所谓“红色经典”改编的问题上，就大可不必拘泥于类似“是否尊重历史”、“是否忠实于原著”、“是否把握了原著精神”等等难以进入当代社会文化系统内在运作逻辑的意识取向，而将思维转向对于消费意识形态在征用“红色记忆”（包括指称并不严密的“红色经典”）以实现资本目的的过程中对其所采取的种种有意识地改写、遮蔽或重新塑造的策略的考察上，并由此出发，探讨这一“征用”对于塑造当代中国社会大众个体意识，完成系统化社会规训工程的历史性意义。

二

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建基于消费意识对于社会个体的强制性引导和支配，“这个系统需要有人作为劳动者（有偿劳动），作为储蓄者（赋税、借贷等），但越来越需要有人作为消费者。”⑵消费不仅刺激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神话，它还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编码机制——由“消费”组织起来的全部活动（生产、广告、销售、购买、使用等等）和所有机构（生产企业、广告传媒业、金融服务业、家庭等等）都在强化着对于参与消费的个体身份的区分与鉴别。

于是，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区分原则、新的意识形态实践方式得以建立，由此形构的社会系统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必须依赖于“需求旺盛的消费者”旺盛的消费需求，所以，“浪费”成为维系消费社会正常运作的具有本质性的文化要求：“在这个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一种类似于向承接赋税的通常无形的强制性指令，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不自觉参与。”⑶——这就是自市场化历史展开以来我们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对社会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的历史性原因。

然而，在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或者我们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与基于“浪费”原则的消费意识形态实践之间不是存在着本质性的断裂吗？如何在这一历史性的价值鸿沟之上架设桥梁，从而确保社会个体意识紧随特定社会逻辑的更替而发生相应的变迁？波德里亚认为：“大众传媒的戏剧性夸张（社会新闻或灾难被视为所有消息的常见类别）就在于此：要想解决清教徒的道德与享乐主义者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这种个人范畴的宁静必须像被剥夺的价值一样，经常性的受到灾难命运的威胁与环抱。”⑷

可以看到，由大众传媒营造的“灾难的完美诱惑”⑸意在解除社会大众对于“浪费”的道德警惕。或者说，道德从来就不是一个恒定的、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超历史范畴，特定的社会逻辑系统总要建构符合自身运作要求的道德内涵以图实现对于个体的规训。因而，当消费成为当代社会的内在构成原则时，大众传媒就像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对于社会个体意识的召唤与建构，力图使之契合消费时代的总体性需求。可以看到，在传媒播报中，交通事故、飞机失事、凶杀、绑架、恐怖袭击、战争、地震、海啸等等总会成为首要关注对象，因为“这是日常命定性中最为美好的不幸，人们之所以怀着如此的激情去挖掘它，完全因为它具有一种集体性的主要功能。”⑹在这里，所谓“集体性的主要功能”指的是由于无处不在的灾难时时刻刻以视像性画面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所以，“消费社会就如同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威胁的耶路撒冷。”⑺正是在无穷无尽的灾难的觊觎之下，一切享乐主义的道德观都获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完全合理性，及时行乐式的消费行为模式由以建立，所以，波德里亚说：“其意识形态就产生于此。”⑻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对于上述“当代灾难现实”的媒体展示外,“红色记忆”同时提供了与之相对照的历史性内容（在西方这一历史性内容则是以“二战”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战争记忆）。尽管《巍巍昆仑》、《彭大将军》、《长征》、《百色起义》、《秋收起义》、《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主旨在于“突出主旋律”，可是，当它们不自觉的置身于消费时代总体性历史语境之中时，必然会由于处于支配位置的社会逻辑的激发而衍生出超出制作者主观意图的意义向度。就上述影片而言，与显意识层面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重述弘扬主旋律的创作意图相对照，血腥的战争场面所展示的灾难景观恰恰在潜意识层面不自觉地实现了波德里亚所说的塑造消费个体意识的“集体性主要功能”。相比于此类“主旋律”影片，由叶大鹰执导的《红色恋人》则有意识地从灾难展示的意义上重写革命，从而为消费意识的论证明确地引入了历史的维度。

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红色恋人》通过一位外国人（美国人佩里）的视角叙述中国革命者的信仰与爱情。可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佩里真的能够理解中国革命者的行为、感情与思想吗？他的叙述难道不会因为理解的偏差而扭曲事实的真相吗？不要紧！因为确保对于历史的差异性理解得以产生的意识隔膜状态恰恰是导演——更准确的说是时代——的强烈追求，当我们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重新审视革命往事时，这场革命的缘由、意义等等这些多年来因为革命传统教育而积淀于我们心理深处的意识形态内容，都遭到了有意的、强制性的遗忘与遮蔽。

所以，革命者“靳”和“秋秋”从天而降，他们出场之际就是已经成型的革命者，至于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原因却是影片无意追述的，而这一点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恰恰具有价值支点的意义。例如，1960年代拍摄的《红色娘子军》中，当吴琼花被问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时，她激愤地拉开衣领露出道道伤疤怒吼：“还要问为什么！？为这个！为报仇！杀那些大肚子，扒他们的皮！”在传统政治话语中，不堪忍受压迫起而反抗的历史合理性是自明的，斗争中的牺牲自然而然被认为是前进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当革命的合理性前提被遗忘的时候，还有什么价值可以将血淋淋的死亡赋值为牺牲呢？换而言之，“靳”和“秋秋”究竟为什么要献身革命？于是，革命就被还原为裸的灾难：“秋秋”的父亲在敌人枪杀未成年女儿的胁迫下变节革命，从此生活在自我否定的灵魂灾难中；“秋秋”必须亲手杀死父亲，承受人伦惨变的现实灾难；而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靳”遭受处决的场景：随着一声沉闷而直击人心的枪响，坐在椅子上背朝观众（因而也让观众产生面对枪口的感觉）占据整个银幕的“靳”，突兀地向着观众后仰倒下，手镣随着胳膊的剧烈摆动在叮当作响中滑过一个绝望的弧，躯体的生命迹象和人的尊严蓦然消逝，“靳”于是在瞬息之际成为一具尸体躺在广漠的空间之中。目睹生命意义嘎然而止的绝对时刻，是一种让人如何才能经由心理内化而泰然处之的灵魂灾难！

由此，革命记忆在被抽空了具体的、历史的意义之后，仅仅以其灾难性的形式作为当下日常性合理意义的反证而被征用，并与现实生活中的灾难报道构成了线性的历史逻辑关系，共同强化着享乐式消费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意识导向功能。

三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为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⑼的确，针对身体的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个体全部消费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投资/消费行为被组织到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等等话语系统之中，并且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完全出场，它通过塑造个体的自我关注意识引导消费实践，进而成为拉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关键性维度。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旨在说服个体针对身体进行消费性投入的话语都围绕着“性”核心而展开，进而，“性”话语从身体出发扩散入对于一切消费行为的意义阐释。在电视、广播、报纸、时尚杂志、街头广告招牌的产品广告中，不仅涉及身体关怀的种种女性丰胸、美体、整容和男性壮阳、健身乃至生殖器整形的内容以性的方式出现——“做一个让男人无法一手掌握的女人！”（女性丰乳产品广告）；一个美貌含羞带涩地诱惑你：“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甚至并非直接涉及身体的商品都会以性话语组织起来：家具城雇用模特，汽车销售配以三点式着装的车女郎，酒店推出“女体盛”的豪宴等等，它们在有意识引导大众性幻想以实现推销商品的广告目的的同时，更从宏观上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暗示：对于性的追求是我们这个兴高采烈的肉体时代的宪法，或者说性是在世者一切享乐的顶峰，它具有对于消费的抽象本质作出根本规定的意义。当然，“性”本身的确根植于人的本能冲动，惟其如此，“性”才能成为消费逻辑最为钟爱的、最具产出性的征用对象，并几乎用来为一切消费品赋值，从而将消费逻辑深深地刻入人的生命需求之中。

如同组织在性周围的消费品广告，言情片中遮遮掩掩、欲说还羞的床上戏，含义混杂暧昧的新婚必读书以及午夜谈话节目等等通过对于性的公开谈论而使之获致意识合法化的各类社会性话语一样，对于革命历史的回忆性发掘也参与了形构当代社会普泛化性意识的意识形态实践过程。

将性话语引入革命历史的意义首先在于瓦解意识形态传统对于性话语的排斥——这恰恰是另一种知识型用于建构社会个体主体性的规训手段——进而，对于已经定格化的意识形态记忆的性改写所具有的突破禁忌的意义，使得在革命历史中展开的性幻想更富于危险的诱惑性，从而能够更充分地实现文化商品的资本目的。在新版电视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有了一个情人槐花和一个私生子；新版小说《沙家浜》则将阿庆嫂刻画为一个风流成性“可以令男人丧失理智的女人。”等等，虽然上述作品因为改编拙劣而受到广泛地批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性描写进入历史必然会遭到抵制，事实上，在受到一致好评的新版电视剧《苦菜花》中，性场景的展示简直让人惊心动魄。

面对反对派的屠刀，革命者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历来都是革命叙事的高潮之所在，例如《红岩》、《刑场上的婚礼》等等。这一历史性场景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是明确而单纯的，它指斥反对派的残暴与罪恶，讴歌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英雄气概，要求读者（观众）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小说《苦菜花》同样精心设置了这一仪式性场景以实现意识形态目的：由于王柬之告密，日伪追查八路军兵工厂，血洗王官庄，并当众枪杀区妇救会主任赵星梅。女革命者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可以看作刘胡兰的化身，她的就义充分发挥了这一叙事单元的意识动员功能。

与小说相比，电视剧对于赵星梅遇难的表现可谓大异其趣。在日伪血洗王官庄的前几天，赵星梅的未婚夫八路军战士纪铁功突然来到王官庄与她相会。小说中赵星梅提出尽快结婚并遭到纪铁功婉言劝阻的情节，却遭到电视剧不动声色的改写——赵星梅羞涩而坚定地说：“铁功，我现在就想把身子交给你！”这是小说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台词，随即两人倒在村头的野地里像当代言情剧中的主角一样狂热的接吻，尽管镜头随即拉向广袤的原野和满天的红霞，可是镜头语言暗示的两人野地交合的事实和“身子”这一词语所蕴含的意义却顽固地诱使想象力向电视画面之外开进。于是，革命者因为生死未卜而要体验身体——这一逻辑便肯定了性之于人生的首要意义。此外，在诱导观众的性想象之后却有意识的转换场景，必然形成了对于接受主体心理本能的强制性压抑，从而为下一场戏做足了铺垫。

随后日伪军开进王官庄，烧杀抢劫之后将村民集中于村口，寒风萧杀，刺刀闪闪，穿着厚重棉衣的乡亲们惊恐而拥挤。在日军指挥官庞文枪杀王家女仆和兰子被铡刀斩首之后，画面已经积聚了足够程度的血腥。就在此时，汉奸王竹狞笑着从人群中拉出赵星梅暴喝一声：“把她的衣服扒下来！”在凝固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电视画面一如既往的推进到按照惯例应该设法回避的境地：寒风、黄土、刺刀、狗吠、众目睽睽，在最不适合的情景中，赵星梅在瞬息之间被剥光衣服，她那柔软洁白的“身子”以令人震惊的突兀绝望而无助的蓦然展现，并势无可免地唤起观众对于“村头相会”场景的记忆和补充，呀！被原野和晚霞所置换的“身子”原来就是这样！尽管画面上仅仅展现了赵星梅胸部以上的身体，可是观众却都知道画面中的每一个“鬼子”和“乡亲”都可以亲眼目睹全部！

于是，借助鬼子手中寒光闪烁的刺刀和赵星梅白得发亮的肉体所产生的极端化对比，剧作在接受者的意识中营构了民族屈辱感和偷窥欲望之间的张力，残酷地绷紧了观众的神经并将之拉扯到长度的极限，同时，由于赵星梅特殊的革命者身份，画面意义的暧昧复杂与居心叵测更获得了成倍的增加，从而制造了真正动人心魄的高潮——“性”处在张力场的中心，其诱惑力被充分开发，并进一步引导了对于“性”的首要性的由衷认可。这可能是全剧之中最为大胆同时也是最具解构力度的一刀，它彻底实现了消费社会最本质的要求：“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被谱上性的颤音。”⑽哪怕这些“东西”曾经神圣不可亵渎，现在都可以在性话语的包裹之下受到调动，以创造接受的方式实现资本目的。

四

在彩色影片中以黑白画面叙述回忆性内容是彩片时代特殊的表现手法，当这一表现手法成为普遍性的电影、电视言说方式之时，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情境中，由黑白胶片制作的画面本身就被赋予了怀旧的功能。1994年，由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别出心裁的在顺时序历史叙事的高潮性结尾突然改用黑白胶片——就影片本身而言，画面色彩的转换营造了开国典礼场面具有纪实意味的历史庄严感，同时，导演也试图凭此庄严感相称于这一伟大事件对于民族史和世界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刻改写。但是，将“黑白画面”的怀旧语言形式与“革命历史”的具体内容相结合却开启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意义空间。在何种历史语境中“怀旧”才能成为普遍性的社会情感需求？叹惋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可能是人类恒久的心理冲动，然而，只有当现代性社会文化系统得以形构之时，怀旧才获得了批判性的意义向度，并且形成具有规定性的题材内容。于是，舒缓柔美的田园牧歌便承担了以淳朴人性和原生态自然景观映照现代文明全部破坏性后果的历史责任，其用于达成批判的浪漫情调恰恰与现代主义对于理性文明的绝望反抗形成历史性的张力机制。用波德里亚的话说，“这一切构成一种心理，或者更恰切地说，一种特别的感伤。”⑾在这里，“感伤”更多源于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渴望。

毫无疑问，由改革开放启动的中国社会迅猛的理性化过程同样孕育了滋生怀旧情绪的潜在可能，而《开国大典》则在无意识中疏浚了宣泄这一社会情绪的最佳渠道——无论如何，基于现代性批判的怀旧情绪因为当代中国极不充分的现代化状况而无法实现与自身规定性题材的对接，对于交换理性（消费社会的逻辑基础）压抑向度的日常感觉还未上升为明晰的知性意识，这是尚且处于无名状态的潜在情绪。然而，凭借“革命历史记忆”满足大众涌动于胸的莫名情感，无疑是最好的命名策略，由此，抽象的怀旧冲动获得了具体可感的题材表现，普泛的社会无意识获得了自我表达的能指，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错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铸造了何等深刻的民族记忆！这是新中国由以建立的历史基础，进而，用于规范当代生活的主导话语、公共机构、社会编组等等现实性内容，均会在某一特定的意义维度上将个体意识引向对于革命记忆的回溯，而通过学校、单位、公共传媒所持续进行的“革命传统教育”更积淀了对于革命历史的全民性集体记忆。当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实际运作原则渐次远离记忆的规范之时，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回忆满足怀旧情感就具备了心理空间上的可行性。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红色记忆”获得了诗意的再现。

相比于《开国大典》中黑白胶片的片断性采用，由唐国强执导并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全部采用黑白胶片，并且颇具匠心的把所有画面进行了淡黄色处理，恰如年代久远的发黄的老照片。事实上，如果仅就电视剧的思想内容而言，《长征》并未致力于寻求所谓观念性的突破和新史料的发掘，它仍然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一主导理论所提供的阐释空间内，顺时序叙述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翻雪山、过草地、会宁会师和直罗镇战役的全过程，无论是材料的选取，还是对于历史的评价，都完全依从于教科书规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版《长征》仅仅是对于此前全部“长征”叙事的简单重复，它的意义就在于有意识地、明确地将“长征”作为怀旧对象予以表现，而非此前一切长征叙事致力于革命传统教育的目的。除了“老照片”式的色调改写（难道那一段历史生活真的没有色彩吗？）将一切故事纳入总体性的怀旧氛围之外，由宋祖英演唱的片头曲《十送红军》甜美深情而满怀忧伤，正是追怀美好岁月的普遍性情感状态的音乐表达，它温柔地拨动了当代社会个体在工具理性日渐实现其支配作用的历史情境中渴望人伦温情的隐密心弦。

无独有偶，由刘恒编剧、尹力执导的电影故事片《张思德》，同样以黑白胶片和淡黄底色所营造的充溢着怀旧氛围的视像画面召唤了多年来经由革命传统教育而积淀于民族心灵之中对于革命圣地延安的集体性回忆和想象性乡愁。于是，对于“红色记忆”的再现曼妙如诗，观众更着意于影片中所表达的淳朴圣洁的同志之情、军民之情，而这一切往往被认为已经失落于依托市场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社会现实。

显然，黑白胶片的采用最为明确的表达了对于“革命历史”的情感态度，一旦具备了这一理解前提，我们就可以以一种新的目光打量那些关乎“革命”的全部“记忆”。毫无疑问，1990年代以来种种指涉“革命历史”的影视作品、通俗音乐、时尚饰物——印有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绿背包、出租车司机悬挂的领袖像——等等文化产品实质上开发了由社会大众怀旧意识所孕育的消费市场，从而将“革命传统教育”的规定性内容纳入资本逻辑的运作过程，进而，由于此类文化产品对于社会意识的准确理解所获致的广泛接受状况，使得其支撑性的逻辑力量在充分实现资本目的的同时，也通过为当代社会个体提供实现对于消费社会规范性要求想象性超越之价值支撑的方式，消解了一切对抗意识的破坏性强度，使之更深的纳入交换逻辑的支配之下，从而强化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历史实践。

五

毫无疑问，“红色记忆”在被消费逻辑征用中呈现的意义——灾难、性以及怀旧——必然无法恰切等同于自身本真的历史。当然，扭曲、改写、遮蔽正是“征用”行为题中应有之义，它必然要将经验性材料纳入对于主导征用行为的社会逻辑的论证之中，从而建构符合特定时代需求的主体性。正如在“样板戏”中，革命者的遇难被界定为壮烈的牺牲（而绝不能仅仅被还原为“灾难”），性话语遭到彻底的排斥（否则就是沉溺于的低级趣味），展望美好未来则是革命者处理时间的恒定的意识方式（所谓怀旧只能是颓废、软弱因而必遭否定的消极情绪），这同样是为了形塑特定时代的主体性对于革命历史的征用策略，所以同样无法免于扭曲、改写与遮蔽。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不存在超历史的，作为知识基础的“主体性”，主体从来都是社会的、历史的建构。这一建构在阿尔都塞看来就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实践过程，正是为了维持特定社会结构的再生，必须提出富有感召力和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体系来组织社会个体。⑿就当代中国而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具有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因而，建构基于价值规律之上的消费主体认同无疑关乎社会文化体系现代转型的大局，大众文化对于这一主体建构过程的参与具有不容忽略的历史意义。

然而，关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还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由于人类永远不可能在当下就取得对事物的终极认识，所以，当下的每一种认识结论都具有一种非真实性（意识形态性），进而，“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⒀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在每一个时代展开的意识形态实践都可能包含着对于历史和人本身多样性维度的遮蔽与压抑，在上文将“样板戏”和当代“红色记忆”对于革命历史不同意义维度的“征用”所作的简单对比中，就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实践的不全面性，因而，保持一种清醒的反省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在当代中国，这一意识至少将有助于突破强大的消费逻辑对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视域的强制性规定，从而保证我们即便不能超越时代，但是却能认清时代的局限——工具理性/现代性的压抑向度早已是非理性哲学和现代主义运动的批判对象——并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晰的理解。

注释：

⑴参阅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

语境管理论文例2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化传播语境；地球村

全球化是当今社会一个典型的特征，已不容忽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今年第二期推出了“全球化”专辑。主持该期专辑的格雷厄姆·汤普森在《导论：给全球化定位》一文开篇就对全球化的显著性定了位：“‘全球化’一词已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一术语不仅仅用于分析国际经济的性质，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是采取真正跨学科研究方法来对社会作整体的分析。”⑴汤普森讲了这样几层：其一，肯定“全球化”一词的学科重要性；其二，点明了“全球化”由国际经济领域衍生出来，又突破了经济领域的特定性，具有了宽泛的包容性；其三，指出了全球化现象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整体视野。本文试图对全球化传播语境作点粗略的探讨。

全球化传播语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1962年，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著名的“地球村”概念。1969年布热津斯基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中正式提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⑵麦克卢汉肯定电视的威力而提出了“地球村”（globalvillage,又译“全球村”）。后来，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则对麦氏作了点校正。他说：苏联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全球信息革命的开始，这是正在成长中的信息社会所缺少的技术催化剂，其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开启了全球卫星通讯的时代。正是人造卫星把地球变成了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全球村。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是促成全球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是通讯卫星。⑶阿里·既承袭又超越了奈氏的看法：“通过消除地理距离，卫星传播是市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⑷这里的不同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从技术层面回答“是什么导致了地球村”的问题，而是直指传播的全球化市场了，回答“是什么承载全球化——全球化的市场。只有进入了真正的市场，全球化传播语境才是现实的。导言中还提到美国学者认为的“全球化”内涵：“尤其是在当代条件下，它指这样的方式，即权力和传播伸展到全球各地，压缩了时空，重构了社会关系。”⑸很显然，它表达了三层含义：一，传播技术缩短了时空；二，全球化中蕴含着权力（power）和传播（communication）的地理流动性；三，作为结果，它要重塑社会关系。这种认识，明显是对麦氏和奈氏认识的发展。当传播技术由电视、人造卫星发展到因特网（lnternet）时，全球化的趋势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奈斯比特所称的“技术催化剂”，如克林顿政府1993年才提出要建立NII（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全国信息高速公路），仅仅两年后又提出要建立GII（Glob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可见，全球化传播语境的加速在所难免。

当前，全球化传播语境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全球化传播语境是偏斜性的。全球化语境不是一个中立或中性的概念，事实上它从来也没有中性过。像最先明确提出“全球化”这一词语的布热津斯基，意在将美国作为完美的国家范型予以兜售，同时，要让人放弃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可见，全球化最初就被烙上了政治目的，为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后来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政治形态的殖民统治让位于经济形态的新殖民主义。很大程度上，全球化语境是以国际经济的依赖特征而为人所熟悉的。更进一步的事实是，经济领域中的全球化不是大致对等的依赖，而是呈明显的偏斜性特征：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过多地依赖着西方发达国家，比如资金的依赖、技术的依赖、产品的依赖等等。这种偏斜性特征在传播领域表现得更其突出。西方大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及通讯社垄断了绝大部分的信息传播资源，20多个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仍然在媒体资源和传播能力方面遥遥领先，而许多贫困国家则是媒体资源匮乏、传播能力低下。今年4月，澳大利亚RMIT大学国际传播与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召开学术研讨会，讨论太平洋岛国的媒体和传播发展趋势。其中讲到，像西沙摩亚等不少太平洋岛国传播状况非常恶劣，并不充分的信息传播还主要来自美、法等国。⑹所以，就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也批判地审视道：“目前西方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意味着美国的全球公司能更好地获得全球市场。它们已经处于统治地位了。……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美国一直在领导着全球市场。”⑺

可见，全球化传播语境是异常偏斜的。当前的现实传播语境依然是，与“民族—国家”这种政治主导模式相一致的“民族—国家”的传播语境，因此，全球化传播语境很难凌驾于“民族—国家”传播语境之上。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倒是，尽可能在全球化语境和“民族—国家”语境之间找到结合点。这表明，全球化传播语境中蕴含的传播自由不是无所限制的，它既有着超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流向，又要受到来自特定“民族—国家”的一定程度的制约。这导致的结果是，既培养出一定的世界同一性，又维护着特定地区、国家与民族的独特性，两者的此消彼长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对此，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1990年出版的《权力的变移》中就深刻地质疑道：“全球化传播媒介真会把民族之间的差异同化掉吗？”接着又指出：“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我们可能看到的不是已故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单个地球村落，而是大量不同的地球村——它们都被纳入新的传播系统，同时又努力保持或加强各自的文化、种族、国家或政治个性。”⑻另一位国际传播和新闻/政府关系专家哈森在1999年最新版本的《世界新闻多棱镜》中，对托夫勒的总结还是深表认同。⑼

其次，全球化传播语境中的传播理念是多样化的。全球化传播中既敏感又重要的一块就是新闻传播，所以这里以新闻传播理念为例。赛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将全球的新闻传播理念按国家的政治体制分为四种，即集权主义理念、自由主义理念、社会责任理念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理念。后来的学者又有所修正，比如哈森就在《世界新闻多棱镜》中剔除了第四种，而加上了发展理念、革命理念两种。不管怎样，这都表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全球的新闻传播理念是多样化的。由此引出的关键问题是，当今，全球化语境并没有使新闻传播理念达成全球的统一，它说明了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呢？至少说明，新闻传播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而绝不仅仅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传播。新闻传播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从来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鉴于当前的世界格局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格局，那么可以预测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化语境虽有更其强劲的信息技术支撑，但新闻传播理念多样化并存的格局仍然会大致持续下去。承认现状的同时，我们还是不得不问，全球化语境中到底有没有建立全球统一的传播理念的必要，如必要，可能性又在哪里呢？这是应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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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提问触及的是尴尬的现实。国际层次上，有关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主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展开。而随着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有关新闻流动的争议也结束了。哈森指出：“1990年5月，联合国负责信息政策的一个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不再考虑有关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政策问题。西方外交官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指出它标志着这场争论在联合国的结束。……驻联合国约总部的发言人安德鲁·鲁道夫指出：‘全球信息秩序已经成为过去’”⑽

我们应该从信息新秩序话题淡出联合国这一事实中看到些什么呢？显而易见，这一决议利于本来就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强势国家越发占尽强势，而劣势国家越发被挤压而边缘化。这就是典型的“马太效应”。“信息新秩序已经成为过去”，那么严峻的现实又将如何面对呢？在性质上，联合国是各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连各国政府都无法通过该组织商谈出一个有效的、各方满意的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方案，那么，全球化传播语境的发展又应当怎样处理与“政府”这一控制力量的关系呢？话题虽然于相互妥中淡出联合国，却并不意味着矛盾的不再存在，并不意味着跨国界的传播就能肆无忌惮地洞穿政府这一对本国具有绝对的统治机构。全球化传播语境自然要求信息传播的自由流通，但各国政府也自然会为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施加限制。这样一来，全球化传播语境恐怕并不能得以顺利发展。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传播语境应包括两个最为基本的方面：一，传播是“全球化的”（globalized）。国家这一主体对新闻传播的限制大大减小，新闻传播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二，新闻传播有着大体共同的传播语境，具体表现在比如新闻选择中大体一致的价值判断，受众解读中大体一致的文本解读等。如果按照这个基本标准，不但目前上未不存在，而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语境。要同时做到以上两点是困难的。阿里·说：“今天，全球化的最大意义之一就是所谓‘信息自由流动’。如果，我们将CNN视为一个全球公司，其主要功能是新闻和信息，但是它的新闻主要是以美国的观点来建构的。”⑾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传播语境在当前必然是一个被过滤了的传播语境。第一道过滤器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政府让一些信息入境，淘汰掉其他的信息。第二道过滤器是受众，他们以自己的文化语境来过滤外来的信息传播。至于说可能的取向，则是复杂的问题，须得分析各种变量，比如经济变量、政治变量、文化变量等等。比如，有着民族文化优越感的法国受众，恐怕更强调传播中自己的民族特色；比如非洲穷国，经济上政治上都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受众可能会出于要摆脱贫困处境的心理而极大地接受美国塑造的传播影像。鲁迅先生著名的“拿来主义”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我们应当恪守的如何过滤的原则。

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到底是出现奈斯比特说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强劲复苏，西班牙会更加西班牙化，中国会更加中国化呢，还是会出现更加的同一呢？我们应当追踪全球化发展的步伐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⑴[英]格雷厄姆·汤普森：《导论：给全球化定位》，《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年第2期

⑵[法]阿芒·马特拉：《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⑶[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⑷《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第3页，editedbyAilMohammadi,SagePublications

⑸同上第3页

⑹《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5期

⑺《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第3－4页，editedbyAilMohammadi,SagePublications

⑻[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变移》，第318-3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语境管理论文例3

2005年6月6日至10日，由中国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美国亚洲电影研究会(ACSS)三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与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隆重召开。计有来自美、英、加、日、韩、印、新加坡、新西兰以及中国两岸四地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学者提交论文并到会参加研讨。这使得会议研讨单元多达33个，是继2004年上海大学成功举办“全球化语境中的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注：有关此次研讨会情况参见《世界电影》2004年第5期《中外电影学者的盛会——“全球化语境中电影美学和理论新趋势”国际研讨会侧记》一文。另可参见陈犀禾、石川、聂伟主编会议论文集《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之后，东西方电影学术界又一次规模宏大的交流与对话活动。

除了旨在以学术行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以外，本次会议的背景还与近年来海外学术界关于亚洲与中国电影的研究热潮有关。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和资讯科技与视听传媒的日益发达，电影正在逐渐取代小说等传统文学形式，成为西方“窥视”、“想象”，乃至“建构”东方的主要载体之一。过去海外许多从事社会学科研究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学术兴趣转移到电影及其相关领域，并逐步积累了一批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成果。为了对这些成果进行一次集中展示，同时也为了对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亚洲电影文化进行重新体认和评价，三家主办单位经过长达4年的酝酿、策划和筹备，终于使这一次学术含量极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成为现实。

会议邀请到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到会做主题发言。如英国伦敦大学劳拉·穆尔维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米莲姆·汉森教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罗伯特·艾伦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尼克·布朗教授、ACSS主席约翰·兰特教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郦苏元研究员、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陈犀禾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彭吉象教授等；一些在英语学术界从事中国电影研究的知名学者，如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卫·詹明信、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英进、美国圣玛尔可斯加州大学肖知纬、美国西方学院邱静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保罗·克拉克、伦敦大学裴开瑞(ChrisBerry)等也应邀到会。另外，到会的还有著名导演谢晋、著名电影史家程季华、李少白等中国老一代电影工作者，以及倪震、胡克、章柏青、贾磊磊、黄会林、路海波、周星等国内知名学者。

一、理论反思与范式探索

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电影生态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种悲观主义论调认为，百年电影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美学危机。那么，从理论角度人们应当怎样来回应新技术发展对已有电影观念的影响？这便是劳拉·穆尔维在会议第一个主题发言中所要回答的问题。她指出，DVD播放器所拥有的“快进”、“定格”、“回看”等检索功能，不仅为老电影提供了一种新的“非线性”的观看形式，也对传统影像叙事的时间流程提出了挑战，使叙事与时间之间的裂痕得以放大。传统电影叙事有赖于胶片运动来营造动态幻觉，而画格本身却是静止的。这种关于“瞬间”和“延续”、“静止”与“运动”的错觉呈现，被劳拉·穆尔维表述为一种电影的“鬼性”(ghostliness)（注：这里的“鬼性”意味着让业已逝去的生命和生活被保存下来，变成一种“此在”(now-ness)。也就是说，电影是对死亡了的过去的一种复活形式：其一，电影能够挽留已经故去的演员的生命表象；其二，电影胶片记录的是已经逝去的某一瞬间，而胶片的连续显影所呈现的影像流动则使这些静止的瞬间得以复活。在劳拉·穆尔维看来，这种“鬼性”正是电影的本质特征之一。）。过去，在传统观看方式中，这种“鬼性”往往被连续不断的影像流动隐藏起来，而随着DVD的出现，它却被暴露在暂停、快进、回看的按键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这正构成新技术条件下人们对电影本性进行再发现和再认识的重要契机之一。有趣的是，劳拉·穆尔维在她发言的第二部分，试图从伊朗导演阿巴斯影片的“重复”与“延宕”风格，以及有关“追寻”和“终结”的主题中来印证自己的理论假设。在她看来，阿巴斯影片的“追寻”动作不断被一些枝蔓情节与偶发事件所阻断、所延宕，这喻示着一种线性叙事的瓦解。而阿巴斯的这一风格在《樱桃的滋味》一片中臻于成熟，使主人公对死亡的“追寻”通过一系列具有社会意义的“偶遇”表现出来。与此形成对应的是，由DVD播放器提供的对影像的“暂停”，也使叙事的延宕具有了一层“政治面向”，它可将观众带回到电影的物质“静止性”，或更宽泛地说，带回到人们对时间的“冥想”，包括时间的流逝与时间是如何被表述或被保存的基本命题上去。也许对于多数中国听众而言，劳拉·穆尔维的主题发言显得有些抽象，不过它却启示人们，通过“暂停”、“延宕”的画面去追问影像与时间的复杂关系，从新技术所提供的观看可能中，探求契合于历史而非脱离历史的新的发现。

相比之下，罗伯特·艾伦教授的发言就显得更为实证。他首先以自己10岁的女儿如何接触迪斯尼影片《超人特工队》（注：英文为TheIncredibles，也可译为《超人之家》，是迪斯尼和Pixar公司于2004年联合出品的动漫影片，同期进入市场的还有与影片相关的人偶玩具、电子游戏、旅游纪念品、发烧友网站(提供有关娱乐咨询的宽带高速下载)、主题公园等延伸消费形式。大多数美国观众在观看影片首轮放映之前，就已经大量接触过各种与电影有关的延伸产品。按照艾伦教授的看法，这也构成一种影片被观看的语境。）为例，说明电影科技为人们带来的多种便利的消费方式，进而将话题引向近25年美国人口与社会结构变迁与影片风格、类型及消费模式更迭之间的内在联系。艾伦指出，美国60年代初和80年代后期的生育高峰，以及70年代与90年代的出生率急遽下降，都直接影响到八九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类型和风格。在1983—1992年期间，13—25岁青少年观众比例从55％下降到38％；16—20岁青年观众比例则从24％下降到15％。而同期，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婴儿却开始进入婚育年龄。针对他们的欣赏口味，制片商开始拍摄《三个男人和一个婴儿》这样的都市家庭喜剧，并且在票房上大获成功。这导致好莱坞电影主流类型由过去的科幻、警匪、恐怖朝向家庭情节剧、喜剧类型转化。

另一方面，1983—1987年，美国家庭录像机的普及率从10％迅速攀升至50％。此后，进入影院看片的观众数量因此而大幅度下降，大多数家庭越来越倾向于从大型超市或社区音像店购买、租借自己喜欢的电影录像带。这又导致影片类型和美学风格的进一步变化。市场对P级与PG级影片的需求远高于其他电影品种。1983—1992年的10年间，美国家用录像带电影的年销售额从590万美元增长到2.64亿美元，家庭电影的兴盛使得好莱坞电影从传统的“影院时代”进入“后影院时代”。

从方法论上看，罗伯特·艾伦的主题发言似乎是在呼应2004年会议上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约翰·卡德维尔教授关于“深度产业实践研究”的理论设想。（注：参见[美]约翰·卡德维尔《影视产业文化中批评性理论的扩张与实践》，陈犀禾、石川、聂伟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一发言在方法论意义上更能显现出它的学术价值。因为它所援用的人口统计(Demographic)和工业文化(CulturalIndustry)与电影史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至少对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比较新鲜。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学术视野，更多去关注那些电影作品文本以外的“泛文本的集合”，那么，电影研究就会形成一个更为健康，更富建设性的理论格局。

米莲姆·汉森教授在主题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她关于“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Modernism)的理论创建。（注：参见[美]米莲姆·汉森《堕落的女人、冉升的明星以及新的地平线：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载《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白话现代主义”是技术、经济及社会现代化在大众文化上的对应物，以及大众文化对上述方面的回应，与“精英现代主义”一词相对应。“白话”指一种社会性的话语形式，是个人体验的表达形式，能在公共场所为他人认同。它不同于方言，可在相对广泛的区域内流通。）她将白话现代主义观念放在东亚电影语境与当代全球化、跨国电影生产格局中加以考察。她指出：白话现代主义可为分析众多在文化和语言上具有差异的电影，以及现代性的诸多表现提供“比较性”的理论框架。不同的电影传统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的现代性经验，反过来又可以补充和完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精细化。她以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为例，分析了这些影片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认为这些影片涉及了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如经济萧条、失业贫困、团伙犯罪、传统家庭解体、父权危机、性别与性向问题的重新界定等。这些现代性经验在当时新兴的、以技术为基础的视像文化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不仅包括电影，还包括现代建筑、时装、广告等。在白话现代主义美学趣味的引导下，日本左翼电影偏离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军事扩张的支配，但它又不构成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自觉“抵抗”，而只是至多反映了电影美学风格的众声喧哗与另类实验性。

在笔者看来，“白话现代主义”这一理论建构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进一步讨论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过去我们讨论现代主义，更多是从精英主义的话语实践角度，将现代主义与经典主义加以二元对立，而对它们之间的承继、呼应关系缺乏必要的洞察和透析。实际上，普通大众对于现代主义的体认有赖于一个远为广泛的文化消费领域，特别是在电影、现代媒体等大众文化语境中，“现代性”往往也被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形式呈现出来。在中国三四十年代，阶级斗争、民主、自由这些具有高度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也是经由中国民族电影浅白的“白话”形式，才得以为中国普通观众所消费和认同的。而这些影片正是套用了经典主义艺术语言来对现代主义进行象征性表达的。

上海大学陈犀禾教授的主题发言，旨在为当代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建立一个宏观的理论阐释框架。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当代(1949年以后)中国电影文化建构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十七年”和“”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革命”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到新时期，现代性观念开始取而代之。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浮出水面，压倒了现代性和革命性，成为中国电影和大众文化发展的主调。它们三者的关系并非完全排斥或对立，而是常常处于彼此交叉、冲突和协商当中。陈犀禾的发言又是与具体的文本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他针对不同时期中国电影中的父亲形象所展开的论证，引起不少与会者的回应与论辩，显示出人们对于这一话题的兴趣和关注。

在北京、上海分别举行的主题发言中，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从电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学特征着眼，将中国电影历史发展划分为三次高潮的观点也曾引起与会者的激烈讨论；约翰·兰特教授在发言中则回顾了亚洲电影研究领域七位开拓者的学术贡献。这些发言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浮现出目前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研究的成果与现状，为人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参照。

二、探索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新维度

借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之机，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已有史观、方法，探索电影史述新的灵感和新的维度，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之一，会议主办方收到相关主题的论文多达50余篇，其中30篇来自境外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这也能反映中国电影史在海内外学术界所受到的关注程度。

正如郦苏元研究员在主题发言中所提到的那样，与过去50年相比，最近的十多年，中国电影史研究“大有蒸蒸日上之势”。但同时他也提醒人们说，由于电影史观与学术方法，以及关注对象的差异，中国电影史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困惑和挑战，尤其在一些对中国电影史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中，“电影”常常为“历史”所取代，电影史的学科个性不同程度受到遏制而陷入一种隔靴搔痒的泛文化研究当中。针对这个问题，郦苏元呼吁电影史学家应该努力建构一种以电影本体为核心的电影史学观念，并在重审电影“史实”与“事实”二者学理关系的基础上，对历史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原则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界定。

郦苏元的这一观点，在随后其他学者的发言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美国圣玛尔可斯加州大学肖知纬教授就在发言中表现出一种“正本清源”的史学家气质。他指出，目前关于中国左翼电影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将其视为国共两党在文化领域的一种斗争形式，而忽视了战前政治文化格局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派系纷争。实际上。左翼电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主张，与的政治、文化策略也有彼此吻合之处。同时，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大大削弱了其对电影业的控制，这在无意间为艺术创作的自由提供了可能。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李道新博士的发言，以民国时期各地报纸对中国电影的有关报道为切口，从电影文化的传播学角度反观种种有关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试图从中探索重写中国电影史的新的视角和契机。无独有偶的是，宁波万里学院讲师徐文明对宁波城市电影放映史所做的梳理，也体现出对档案、文献、史料这类“泛文本”研究的浓厚兴趣。他的发言受到罗伯特·艾伦的高度肯定，认为这种“微观电影史”研究，对电影通史、综合史等“宏大史述”有一种填补漏隙和凸显历史“具体性”的认识价值。不过也有学者对此类“泛文本”研究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认为尽管报刊、文献、档案本身确是一种历史有机构成，但毕竟只是前人对电影的“叙述”形式，因此在做此类研究时，应对它的“文本性”有所自觉和警醒。

历史是一种对过去的叙述形式，因此它显著地带有史述主体的主观性痕迹。这也就是近来电影史学界关于历史是应该重“史实”还是重“阐释”，以及“阐释”的客观标准的争论焦点所在。事实上，某些历史“阐释”的史学合理性也正在受到人们的追问和质疑，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就谈到，在电影史研究中必须注意理论评价的客观性和适应度，否则会导致“指鹿为马”的荒谬结果。张英进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评判了近年来对战时中国电影的修正性历史重述，指出某些研究者为了取得预先的意识形态评估，无视文本证据而对一些电影作品进行误读。他认为，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挖掘电影的“含糊性”美学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转向“即此亦彼”的多元共存的学术评价，背后却暴露出区域文化学术政治的理论弊端。尽管如此，运用新近理论对传统电影文本进行介入式重读，依然是目前中外研究者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它对电影史研究的理论建设性与启发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仅能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也可为电影史述拓展更为开阔的话语空间。在本次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恩华的《迷失与回归：吴永刚从〈浪淘沙〉到〈巴山夜雨〉》，以及美国杜克大学洪国均教授的《影像时间：〈新女性〉与上海30年代对殖民现代性的影像呈述》两篇论文就是这样的例子。

西方史学理论在19世纪曾出现过一次转型，史学重心从历史本体论转到历史认识论问题上，由此历史认识的主客观关系问题，就成为20世纪历史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这在电影史研究实践上，则表现为重“史实”还是重“阐述”二者的分野。从目前西方学界的研究实践来看，后者似乎显得更有活力，也更具话语优势。然而，西方电影史学界也从未放弃从各种不同角度追索历史客观性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一套相对比较系统和开放的史学方法论。（注：参见[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另参见石川主编《电影史学新视野》，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相比较而言，中国电影史学界无论在史实的发掘、考订，还是在运用新史观对传统史述进行的重审和阐释，以及电影史学方法论的反思与建构方面，都还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这就决定了中国电影史研究必须立足本土史述实践和已有成果，在借鉴西方历史理论与相关批评方法的同时，对相关电影史学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并带有自觉批判意识的理论清理和检视。对于如何来着手展开这一工作，西南师范大学虞吉教授在他的发言中强调了两点：一是要对现有史述中大量的缺漏加以补足，归还历史的本相；二是要对已有史论判断加以衡量和重估，在既有学术成果和新的研究之间达成良好的衔接。他的这一观点表明，目前中国电影史学界已经开始在电影史学理论，尤其是在建构史述方法论层面有了进一步的自觉，而这正是催生为系统、科学的中国电影史述成果的前提之一。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传统电影史从未或很少涉足的话题，在这次会议上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如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国电影研究专家保罗·卡拉克教授就试图在“”电影总体文化氛围与80年代中国电影繁荣这两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内在关系。他说，尽管“”期间中国的电影产量降到了最低点，但电影在中国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中国观众陶醉其间，并从中找寻自己的乐趣。这一观影经验塑造了他们对于电影的认识。而80年代中国电影的繁荣和进步，很大程度上与“”时期形成的这种“电影情结”有关。上海大学吴小丽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钱春莲讲师的论文，则分别从章子怡与抗战电影中的明星所承载的社会观念意指入手，剖析了不同时代的文化想象与明星的形象、身份之间波谲云诡的映射关系。来自韩国的青年汉学家林大根博士，更是别出心裁地将中国现代电影文化纳入中国文体发展的总体范畴，以此梳理中国电影与文艺传统的关系。林大根指出，中国诗歌发轫于《诗经》，唐末发展到极致，由宋入词，再到明清的话本小说，催生出近代中国文艺的主流文体。同理，电影的出现也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文艺体裁转换，但电影克服了传统文艺的大众传播和语言文字交流等方面的障碍。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些学者以外，浙江大学盘剑教授的《〈申屠氏〉与洪深艺术观的改变》，日本文教大学白井启介教授的《20世纪早期上海演出事业中的电影》，上海大学马宁副教授的《从国家寓言到类型共和：30年代中国电影的国家建构与类型变革反思》、北京师范大学王宜文副教授的《中国类型电影的历史与境遇》、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的《中国电影外来影响的源流踪迹的初步考察》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的价值取向，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与开阔的学术思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察。

三、对“国族”电影的跨文化重审

除此之外，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重新建构电影批评，以及如何在跨国(Transnational)语境下重审民族电影的“国族性”(Nationality)问题也是研讨会的聚焦点之一。

对于前一个问题，尼克·布朗教授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从对几种新近出版的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英语学术著作的批判性阅读入手，以一种东西方比较的眼光，探讨了西方后殖民与后现论对中国电影批评话语建构的影响。他对由某位华裔学者提出的中国“第五代”电影是一种“自我人种志”(Self-ethnography)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试图在文化多元论的基础上探讨对国族电影进行跨文化批评的可能性。对于第二个问题，伦敦大学中国电影研究专家裴开瑞在发言中认为：“国家”与“民族”概念在跨国语境中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不能够再以旧有的封闭而单一的“民族国家”观念来研究跨国时代的电影现象。（注：裴开瑞这一观点是对华裔学者鲁晓鹏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国族电影的研究必须转向跨国电影研究”命题的回应，其核心是强调超越单一国族、政治的视野局限，而从跨国、跨文化角度对电影现象进行理论读解和阐释。）但“国族”或“国家”概念在跨国时代以及跨国电影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他举例说，类似《卧虎藏龙》、《英雄》等一类跨国发行的中国“大片”，实际上正从三方面重塑了“国族”观念：第一、在功夫片类型的外包装下，所谓“中国性”正是以一种能被“非华人”观众方便消费的方式来呈现的；第二、不同的华人观众对“中国性”的接受和理解方式也各不相同；第三、国家的电影业通过吸纳跨国资本而得以重建。在此基础上，裴开瑞特别强调“抵抗”(Resistance)的观念。在他看来，“国族”电影的观念与实践均源自对好莱坞电影的抵抗，这类同于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然而，他又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抵抗”本身，因为“抵抗”从根本上说又是一个含混而复杂的过程。这一看似矛盾的命题恰好说明了跨文化国族电影内部的复杂性与生动性。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大卫·詹明信教授的发言则涉及到一种“另类”的全球化——即二战前的共产国际运动和冷战时期各国对抗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战略联盟。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尽管这种“另类”全球化具有地域和历史的广泛差异，并且已经在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急遽扩张中被逐渐边缘化，但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样式却依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通过对中国电影《舞台姐妹》、韩国电影《星星之火》(ASingleSpark)、台湾电影《好男好女》的文本解读，来阐明在亚洲电影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如何被用来建构关于社会进步的理念的。在结论中，詹明信教授强调说：或许目前资本主义电影霸权及其全球化逻辑已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太可能重复先前的辉煌，但断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记忆和其建构的乌托邦理想将荡然无存也是同样错误的。他的这一观点，在另一位来自美国的青年学生詹妮·培萨(JenniPeisa)的论文中得到了呼应。培萨认为，像《卡拉是条狗》、《香火》、《云的南方》等一类表现平民生活的当代中国影片，无论从主题上还是叙事与影像风格上都继承、延续了中国现实主义的电影传统。编导将镜头对准了急遽变化的社会给主人公带来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以一种“反英雄”的、世俗化的、多侧面的性格刻画，传达出现代化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个人心理体验。虽然编导不免在影片中表现出一种犬懦主义的玩世不恭，也无法在叙事中解决那些悖谬的现实难题，但影片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立场却与中国电影的传统一脉相承。

如果说大卫·詹明信和詹妮·培萨谈到的现象可被认作是一种裴开瑞所说的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抵抗”的话，那么，与其相对的另一种“共谋”(Complicity)态势，则在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对影片《英雄》的个案剖析中被展示出来。张颐武认为，《英雄》表明，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发展，无论是中国电影中的权力哲学还是唯美主义的消费观念都在被“正统化”(Legitimized)，由此，中国文化正逐渐偏离市场化初期的“后新时期”以及90年代的全球化轨道而进入一个所谓的“新世纪文化”时期。在此过程中，张艺谋与他的电影，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去寻求展示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奇观，而是试图借助一系列风格化的中国符码来诠释一种新的“世界想象”和“全球逻辑”。

对“国族”电影的讨论，离不开一个跨国、跨区、跨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总体背景。在东亚—泛亚，甚而一个更为广泛的国际空间中，近年来兴起的“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Cinema)概念，则可以被视作跨国时代与“国族”电影密切相关，但又互有差异的典型案例。（注：对“华语电影”的界定及理论阐释参见鲁晓鹏、叶月瑜《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探索层面上的研究》，陈犀禾、石川、聂伟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而目前西方学术界所流行的“华语电影”概念，在美国杨百瀚大学青年学者伊芬·碧邬斯(YifenBeus)看来，还不免显得有些笼统，它无意中掩盖了大陆、港、台以及其他地区话语电影在社会/政治诉求与话语风格上的显著差别。这极有可能导致各地华语电影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从而产生“我身何处”的自我追诘。这一观点得到了另一位美国学者米拉娜·萨托(MiranaSzeto)的印证，她举例说，这种忽视“华语电影”地域文化个性的情形，在对《英雄》一片的理论反馈中便可见一斑。这使得“英雄”、“帝国”等概念在获得了跨区域阐释的同时，却丧失了对文本自身的美学判断。对于同样的问题，台湾辅仁大学学者唐维敏试图从两个层面予以回答，他首先是从英、德、法、日等外文资料中分别读解西方对大陆、港、台、海外华语电影等不同社群电影文化的“感觉形构”。其次，再从所谓“内部他者”的视角，来厘清华语电影的整体谱系，以此在不同地区的话语电影之间达成策略性的“跨界”与“互看”。与前面几位学者的思路略有不同的是，伦敦大学博士生史唯是从叙事学角度来考察新生代电影的都市意象对“国族性”的超越的。她在发言中强调，新生代影片中那些个体的、边缘的和破碎的都市意象，不仅是对中国电影传统“国族”叙事的颠覆，同时也使得新生代电影获得了某种“跨国”(Transnational)的文化品质。

如果从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叙事风格的多样性等角度探讨华语电影，那么，香港电影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话题。香港学者KennyNg发现，在香港电影的影像世界与外部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这与香港的文化归属感匮乏不无关系。50—70年代，香港本土意识逐渐高涨的时期，黄梅调电影、功夫片这类本土影像就为香港人的文化缺失提供了必要的心理补偿。而到“九七”回归之后，文化认同的危机又让香港电影再度回到殖民时代旧有的情调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作为对这一观点的旁证，香港浸会大学的司若认为，陈果导演的影片，正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香港人对于自身文化认同危机的反思与矛盾心态。同样，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台湾青年李桐豪也从电影史的角度，梳理了50—70年代“邵氏”古装片流变与香港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总体判断是，邵氏公司一度曾以中国民族主义作为影片创作的主流意识，此后却由于香港本位主义抬头而最终导致古装片的全面没落。

谈到当代的香港，就不能不涉及它与内地的文化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赵卫防副研究员正是从这一角度论证了两地文化底蕴与接受方式的差异。他说，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在政策上港产片获得了与一般国产片同样的待遇，但在大陆的票房却始终不算理想，其首要原因在于香港影界未能认准两地观众的审美差异，而是简单地将香港的审美标准推介进大陆市场。一旦内地观众对“港式”娱乐的陌生感和好奇心渐渐丧失之后，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抵触心理。这也表现在香港功夫电影的落寞和近年来的惨淡经营上。为此，奥克兰大学华裔学者周学麟在他的题为《重回“少林寺”》的发言中指出，“少林寺”意象曾从历史和地缘方面为香港功夫片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美学资源。半数以上的香港功夫片都是围绕少林传奇来做文章。而香港电影获得的国际认同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人们对于功夫电影的青睐。在此意义上，香港电影需要重新返回到“少林寺”，这其中包括了字面和寓言的双重意义。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重建它在世界电影中的文化地位。

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国族”电影研究领域，海外华裔学者在语言、视野、学术背景等方面的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这个论题在国内还显得有些“冷门”。它今后是否也能成为国内电影研究的“显学”；国内学者如何克服在语言、理论背景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障碍，与国际学术前沿展开更有效、更富成果的对话；或者能以此为参照，形成富于本土特色的学术强项和话语优势？这些问题都是留待人们继续思索和努力的。

四、“日潮”、“韩流”与东亚女性奇观

亚洲电影的崛起，尤其是90年代以来“日潮”与“韩流”的涌动，已经成为国际电影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因此，围绕亚洲、特别是日韩电影所展开的理论言说，也就成为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个重头戏。有近20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这方面的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4场单元研讨。

香港中文大学年轻教师邱淑婷在搜集大量中日文史料基础上，从电影史角度详细描述了二战至70年代香港与日本电影关系的变迁。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如果将“东亚电影”看成是一个文化整体，那么，这种“跨界”电影的形成便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由。而发端于二战时期的日港电影合作，正是构成晚近“东亚电影网络”的一个历史源头。

在全球化时代，尽管亚洲电影仍是一个内部差异十分复杂而显著的文化存在，但在与好莱坞全球电影霸权的遭遇与冲突中，它还是多少能够表现出文化的同根性与整一性。而在今天，这种整一性正在成为好莱坞全球化策略一个可资利用的筹码。对这一问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者徐刚在发言中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好莱坞之所以热衷于大量翻拍《谈谈情，跳跳舞》、《我的野蛮女友》等东亚电影，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一，东亚电影成本低廉；其二，它们已经通过了东亚市场的检验；其三，一些东亚电影本身就怀有某种“重拍期待”，主动以好莱坞化的电影风格来揣摩美国观众的喜好，而不是以一种独立的眼光来看待电影的美学价值和市场。这样，上述重拍片实际上成为好莱坞“外包工”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恰与东亚日益成为世界加工和生产中心的地位相符合。重拍片在给东亚带来了超额利润的同时，也让东亚电影蒙受了更大的潜在损失。

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成功的产业运营，另一方面则来自对本土文化与历史资源的有效开掘。针对前一个问题，美国韩裔学者Noh-KwangWoo在他对纽约的韩国电影节的个案分析中指出：韩国电影除了注重开发国际院线市场之外，还善于通过国际电影节搭建有效的文化交流和销售渠道。纽约韩国电影节根据这一文化定位，与观众、影评界、亚洲电影学者和发行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获得了艺术与商业的双赢。而针对后一个问题，美国Hallym大学教授金栋薪与乔伊尔·大卫(JoelDavid)在发言中提出：当代韩国电影之所以引人入胜，很大原因在于韩国电影人与观众双方都愿意将电影当作一种回忆与重估民族创伤经验的文化载体，由此电影就成为世界了解韩国以及韩国人进行自我文化确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美学视角。

另一位伦敦大学的韩国学者李吉雍比较了韩国大导演林权泽的影片《醉画仙》在韩国本地与英国展映时，所用的宣传画面的异同，以此说明不同文化背景对韩国电影的性别问题的不同接受和理解，他认为：韩国本地的电影招贴画是男主人公骑在屋脊上饮酒的场面，它强调的是主人公的男性艺术家身份。而英国的宣传画则展示男女主人公在风景如画场景中的镜头，它仿佛要告诉英国观众：《醉画仙》是一部关于、异国风情与东方漂亮女人的故事。这一细节上的差异充分说明，韩国电影是如何通过“异国情调”和“色情”的视觉元素被西方文化“女性化”(Feminised)的。而这恰恰构成西方观众对韩国电影进行消费的一种潜在心理逻辑。如果注意了这一点，人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次研讨会大量关于东亚电影研究的论文都是围绕“东亚语境下的女性特质与跨国视觉呈现”这一命题来展开的。但在到会的一些亚洲国家学者眼里，东亚电影中那些富于视觉魅力与新潮的女性视像背后，事实上却构成了对东亚女性现实社会与文化处境的一种深刻的遮蔽。

美国学者沈京(音译)认为，在以彰显男性英雄主义为特色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女性角色大多是以挑拨男性兄弟情谊的“妖女”形象出现的。但是，在涉及《水浒传》的影视作品改编中，她们却往往被当作故事的主角。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来探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是如何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与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的。这一观点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蒂莫茜·艾勒斯博士(TimothyIles)关于日本电影中“女强人”形象的发言主旨颇为相近。艾勒斯认为，尽管日本当代电影中“女强人”角色在不断增加，但“男性凝视”的视点依然根深蒂固。这种方式否认女性在社会中所具有的现实主体性，让人感到，当今日本社会急需一种新的性别文化建构。而这种“女强人”形象，在韩国影片中被赋予了另一种“野蛮女孩”(YupgiGirl或SassyGirl)的视觉表象。这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韩国青年学生韩民(音译)看来，尽管这些“野蛮女孩”在性别关系上颠覆了传统韩国女性神话，但她们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截然不同的表现则再一次证明了既有性别秩序的牢固。“野蛮女孩”形象的生产并不表明性别地位的转换，相反，它只是在新的消费与资本环境下，为视觉产品的跨国消费提供了一系列与现实无关的女性符号而已。

语境管理论文例4

【关键词】“红色记忆”文化产业消费社会意识形态

“红色记忆”的复苏悖反性的出现于1990年代初，其时，十余年的市场实践对于社会大众消费意识的塑造已初见成效，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彻底消除了特定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反对性思潮的回流，这是一个朝向实现价值规律允诺的历史性解放而高歌猛进的年代，前所未有的商品“丰盛”景观就在咫尺之遥向大众展示其诱惑性面容。然而，恰在此时，《南泥湾》、《红太阳》、《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等等“革命歌曲”的旋律却从历史记忆的深处悠然鸣响，一夜之间，散落于塞北江南的每一条街巷。

这可不是偶然的、短暂的、群体性的心血来潮或盲目从众！因为，在此后的数年——直到今天——具有相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会反复出现：电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飞虎队》的拍摄和放映，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林海雪原》、《小兵张嘎》、《苦菜花》、《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的重拍和热播，歌剧《洪湖赤卫队》、《白毛女》的重演，小说《沙家浜》的改写，等等。流风所及，多家电视台推出“重走长征路”的综艺性节目，崔永元还主导摄制了据说长达二百集的《电影传奇》，将影像凝结的“美好回忆”细细分解、一一评说。

如果仍然从强化革命传统教育的维度理解这一意蕴复杂的社会文化景观，那可真是缺乏对于当代中国现实的感知能力！在强大的消费语境中，所谓“复苏”的“红色记忆”，只不过是被征用的符合社会无意识逻辑的历史材料。这一征用恰恰体现了中国渐趋成长的文化产业资本对于社会大众意识的商业化开发，正如杰姆逊所描绘的那样，是资本逻辑对于文化意识领域的大规模殖民⑴。

具备上述眼光，在讨论近年来论争激烈的所谓“红色经典”改编的问题上，就大可不必拘泥于类似“是否尊重历史”、“是否忠实于原著”、“是否把握了原著精神”等等难以进入当代社会文化系统内在运作逻辑的意识取向，而将思维转向对于消费意识形态在征用“红色记忆”（包括指称并不严密的“红色经典”）以实现资本目的的过程中对其所采取的种种有意识地改写、遮蔽或重新塑造的策略的考察上，并由此出发，探讨这一“征用”对于塑造当代中国社会大众个体意识，完成系统化社会规训工程的历史性意义。

二

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建基于消费意识对于社会个体的强制性引导和支配，“这个系统需要有人作为劳动者（有偿劳动），作为储蓄者（赋税、借贷等），但越来越需要有人作为消费者。”⑵消费不仅刺激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神话，它还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编码机制——由“消费”组织起来的全部活动（生产、广告、销售、购买、使用等等）和所有机构（生产企业、广告传媒业、金融服务业、家庭等等）都在强化着对于参与消费的个体身份的区分与鉴别。

于是，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区分原则、新的意识形态实践方式得以建立，由此形构的社会系统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必须依赖于“需求旺盛的消费者”旺盛的消费需求，所以，“浪费”成为维系消费社会正常运作的具有本质性的文化要求：“在这个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一种类似于向承接赋税的通常无形的强制性指令，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不自觉参与。”⑶——这就是自市场化历史展开以来我们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对社会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的历史性原因。

然而，在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或者我们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与基于“浪费”原则的消费意识形态实践之间不是存在着本质性的断裂吗？如何在这一历史性的价值鸿沟之上架设桥梁，从而确保社会个体意识紧随特定社会逻辑的更替而发生相应的变迁？波德里亚认为：“大众传媒的戏剧性夸张（社会新闻或灾难被视为所有消息的常见类别）就在于此：要想解决清教徒的道德与享乐主义者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这种个人范畴的宁静必须像被剥夺的价值一样，经常性的受到灾难命运的威胁与环抱。”⑷

可以看到，由大众传媒营造的“灾难的完美诱惑”⑸意在解除社会大众对于“浪费”的道德警惕。或者说，道德从来就不是一个恒定的、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超历史范畴，特定的社会逻辑系统总要建构符合自身运作要求的道德内涵以图实现对于个体的规训。因而，当消费成为当代社会的内在构成原则时，大众传媒就像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对于社会个体意识的召唤与建构，力图使之契合消费时代的总体性需求。可以看到，在传媒播报中，交通事故、飞机失事、凶杀、绑架、恐怖袭击、战争、地震、海啸等等总会成为首要关注对象，因为“这是日常命定性中最为美好的不幸，人们之所以怀着如此的激情去挖掘它，完全因为它具有一种集体性的主要功能。”⑹在这里，所谓“集体性的主要功能”指的是由于无处不在的灾难时时刻刻以视像性画面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所以，“消费社会就如同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威胁的耶路撒冷。”⑺正是在无穷无尽的灾难的觊觎之下，一切享乐主义的道德观都获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完全合理性，及时行乐式的消费行为模式由以建立，所以，波德里亚说：“其意识形态就产生于此。”⑻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对于上述“当代灾难现实”的媒体展示外,“红色记忆”同时提供了与之相对照的历史性内容（在西方这一历史性内容则是以“二战”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战争记忆）。尽管《巍巍昆仑》、《彭大将军》、《长征》、《百色起义》、《秋收起义》、《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主旨在于“突出主旋律”，可是，当它们不自觉的置身于消费时代总体性历史语境之中时，必然会由于处于支配位置的社会逻辑的激发而衍生出超出制作者主观意图的意义向度。就上述影片而言，与显意识层面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重述弘扬主旋律的创作意图相对照，血腥的战争场面所展示的灾难景观恰恰在潜意识层面不自觉地实现了波德里亚所说的塑造消费个体意识的“集体性主要功能”。相比于此类“主旋律”影片，由叶大鹰执导的《红色恋人》则有意识地从灾难展示的意义上重写革命，从而为消费意识的论证明确地引入了历史的维度。

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红色恋人》通过一位外国人（美国人佩里）的视角叙述中国革命者的信仰与爱情。可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佩里真的能够理解中国革命者的行为、感情与思想吗？他的叙述难道不会因为理解的偏差而扭曲事实的真相吗？不要紧！因为确保对于历史的差异性理解得以产生的意识隔膜状态恰恰是导演——更准确的说是时代——的强烈追求，当我们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重新审视革命往事时，这场革命的缘由、意义等等这些多年来因为革命传统教育而积淀于我们心理深处的意识形态内容，都遭到了有意的、强制性的遗忘与遮蔽。

所以，革命者“靳”和“秋秋”从天而降，他们出场之际就是已经成型的革命者，至于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原因却是影片无意追述的，而这一点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恰恰具有价值支点的意义。例如，1960年代拍摄的《红色娘子军》中，当吴琼花被问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时，她激愤地拉开衣领露出道道伤疤怒吼：“还要问为什么！？为这个！为报仇！杀那些大肚子，扒他们的皮！”在传统政治话语中，不堪忍受压迫起而反抗的历史合理性是自明的，斗争中的牺牲自然而然被认为是前进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当革命的合理性前提被遗忘的时候，还有什么价值可以将血淋淋的死亡赋值为牺牲呢？换而言之，“靳”和“秋秋”究竟为什么要献身革命？于是，革命就被还原为裸的灾难：“秋秋”的父亲在敌人枪杀未成年女儿的胁迫下变节革命，从此生活在自我否定的灵魂灾难中；“秋秋”必须亲手杀死父亲，承受人伦惨变的现实灾难；而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靳”遭受处决的场景：随着一声沉闷而直击人心的枪响，坐在椅子上背朝观众（因而也让观众产生面对枪口的感觉）占据整个银幕的“靳”，突兀地向着观众后仰倒下，手镣随着胳膊的剧烈摆动在叮当作响中滑过一个绝望的弧，躯体的生命迹象和人的尊严蓦然消逝，“靳”于是在瞬息之际成为一具尸体躺在广漠的空间之中。目睹生命意义嘎然而止的绝对时刻，是一种让人如何才能经由心理内化而泰然处之的灵魂灾难！

由此，革命记忆在被抽空了具体的、历史的意义之后，仅仅以其灾难性的形式作为当下日常性合理意义的反证而被征用，并与现实生活中的灾难报道构成了线性的历史逻辑关系，共同强化着享乐式消费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意识导向功能。

三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为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⑼的确，针对身体的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个体全部消费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投资/消费行为被组织到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等等话语系统之中，并且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完全出场，它通过塑造个体的自我关注意识引导消费实践，进而成为拉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关键性维度。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旨在说服个体针对身体进行消费性投入的话语都围绕着“性”核心而展开，进而，“性”话语从身体出发扩散入对于一切消费行为的意义阐释。在电视、广播、报纸、时尚杂志、街头广告招牌的产品广告中，不仅涉及身体关怀的种种女性丰胸、美体、整容和男性壮阳、健身乃至生殖器整形的内容以性的方式出现——“做一个让男人无法一手掌握的女人！”（女性丰乳产品广告）；一个美貌含羞带涩地诱惑你：“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甚至并非直接涉及身体的商品都会以性话语组织起来：家具城雇用模特，汽车销售配以三点式着装的车女郎，酒店推出“女体盛”的豪宴等等，它们在有意识引导大众性幻想以实现推销商品的广告目的的同时，更从宏观上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暗示：对于性的追求是我们这个兴高采烈的肉体时代的宪法，或者说性是在世者一切享乐的顶峰，它具有对于消费的抽象本质作出根本规定的意义。当然，“性”本身的确根植于人的本能冲动，惟其如此，“性”才能成为消费逻辑最为钟爱的、最具产出性的征用对象，并几乎用来为一切消费品赋值，从而将消费逻辑深深地刻入人的生命需求之中。

如同组织在性周围的消费品广告，言情片中遮遮掩掩、欲说还羞的床上戏，含义混杂暧昧的新婚必读书以及午夜谈话节目等等通过对于性的公开谈论而使之获致意识合法化的各类社会性话语一样，对于革命历史的回忆性发掘也参与了形构当代社会普泛化性意识的意识形态实践过程。

将性话语引入革命历史的意义首先在于瓦解意识形态传统对于性话语的排斥——这恰恰是另一种知识型用于建构社会个体主体性的规训手段——进而，对于已经定格化的意识形态记忆的性改写所具有的突破禁忌的意义，使得在革命历史中展开的性幻想更富于危险的诱惑性，从而能够更充分地实现文化商品的资本目的。在新版电视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有了一个情人槐花和一个私生子；新版小说《沙家浜》则将阿庆嫂刻画为一个风流成性“可以令男人丧失理智的女人。”等等，虽然上述作品因为改编拙劣而受到广泛地批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性描写进入历史必然会遭到抵制，事实上，在受到一致好评的新版电视剧《苦菜花》中，性场景的展示简直让人惊心动魄。

面对反对派的屠刀，革命者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历来都是革命叙事的高潮之所在，例如《红岩》、《刑场上的婚礼》等等。这一历史性场景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是明确而单纯的，它指斥反对派的残暴与罪恶，讴歌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英雄气概，要求读者（观众）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小说《苦菜花》同样精心设置了这一仪式性场景以实现意识形态目的：由于王柬之告密，日伪追查八路军兵工厂，血洗王官庄，并当众枪杀区妇救会主任赵星梅。女革命者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可以看作刘胡兰的化身，她的就义充分发挥了这一叙事单元的意识动员功能。

与小说相比，电视剧对于赵星梅遇难的表现可谓大异其趣。在日伪血洗王官庄的前几天，赵星梅的未婚夫八路军战士纪铁功突然来到王官庄与她相会。小说中赵星梅提出尽快结婚并遭到纪铁功婉言劝阻的情节，却遭到电视剧不动声色的改写——赵星梅羞涩而坚定地说：“铁功，我现在就想把身子交给你！”这是小说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台词，随即两人倒在村头的野地里像当代言情剧中的主角一样狂热的接吻，尽管镜头随即拉向广袤的原野和满天的红霞，可是镜头语言暗示的两人野地交合的事实和“身子”这一词语所蕴含的意义却顽固地诱使想象力向电视画面之外开进。于是，革命者因为生死未卜而要体验身体——这一逻辑便肯定了性之于人生的首要意义。此外，在诱导观众的性想象之后却有意识的转换场景，必然形成了对于接受主体心理本能的强制性压抑，从而为下一场戏做足了铺垫。

随后日伪军开进王官庄，烧杀抢劫之后将村民集中于村口，寒风萧杀，刺刀闪闪，穿着厚重棉衣的乡亲们惊恐而拥挤。在日军指挥官庞文枪杀王家女仆和兰子被铡刀斩首之后，画面已经积聚了足够程度的血腥。就在此时，汉奸王竹狞笑着从人群中拉出赵星梅暴喝一声：“把她的衣服扒下来！”在凝固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电视画面一如既往的推进到按照惯例应该设法回避的境地：寒风、黄土、刺刀、狗吠、众目睽睽，在最不适合的情景中，赵星梅在瞬息之间被剥光衣服，她那柔软洁白的“身子”以令人震惊的突兀绝望而无助的蓦然展现，并势无可免地唤起观众对于“村头相会”场景的记忆和补充，呀！被原野和晚霞所置换的“身子”原来就是这样！尽管画面上仅仅展现了赵星梅胸部以上的身体，可是观众却都知道画面中的每一个“鬼子”和“乡亲”都可以亲眼目睹全部！

于是，借助鬼子手中寒光闪烁的刺刀和赵星梅白得发亮的肉体所产生的极端化对比，剧作在接受者的意识中营构了民族屈辱感和偷窥欲望之间的张力，残酷地绷紧了观众的神经并将之拉扯到长度的极限，同时，由于赵星梅特殊的革命者身份，画面意义的暧昧复杂与居心叵测更获得了成倍的增加，从而制造了真正动人心魄的高潮——“性”处在张力场的中心，其诱惑力被充分开发，并进一步引导了对于“性”的首要性的由衷认可。这可能是全剧之中最为大胆同时也是最具解构力度的一刀，它彻底实现了消费社会最本质的要求：“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被谱上性的颤音。”⑽哪怕这些“东西”曾经神圣不可亵渎，现在都可以在性话语的包裹之下受到调动，以创造接受的方式实现资本目的。

四

在彩色影片中以黑白画面叙述回忆性内容是彩片时代特殊的表现手法，当这一表现手法成为普遍性的电影、电视言说方式之时，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情境中，由黑白胶片制作的画面本身就被赋予了怀旧的功能。1994年，由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别出心裁的在顺时序历史叙事的高潮性结尾突然改用黑白胶片——就影片本身而言，画面色彩的转换营造了开国典礼场面具有纪实意味的历史庄严感，同时，导演也试图凭此庄严感相称于这一伟大事件对于民族史和世界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刻改写。但是，将“黑白画面”的怀旧语言形式与“革命历史”的具体内容相结合却开启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意义空间。在何种历史语境中“怀旧”才能成为普遍性的社会情感需求？叹惋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可能是人类恒久的心理冲动，然而，只有当现代性社会文化系统得以形构之时，怀旧才获得了批判性的意义向度，并且形成具有规定性的题材内容。于是，舒缓柔美的田园牧歌便承担了以淳朴人性和原生态自然景观映照现代文明全部破坏性后果的历史责任，其用于达成批判的浪漫情调恰恰与现代主义对于理性文明的绝望反抗形成历史性的张力机制。用波德里亚的话说，“这一切构成一种心理，或者更恰切地说，一种特别的感伤。”⑾在这里，“感伤”更多源于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渴望。

毫无疑问，由改革开放启动的中国社会迅猛的理性化过程同样孕育了滋生怀旧情绪的潜在可能，而《开国大典》则在无意识中疏浚了宣泄这一社会情绪的最佳渠道——无论如何，基于现代性批判的怀旧情绪因为当代中国极不充分的现代化状况而无法实现与自身规定性题材的对接，对于交换理性（消费社会的逻辑基础）压抑向度的日常感觉还未上升为明晰的知性意识，这是尚且处于无名状态的潜在情绪。然而，凭借“革命历史记忆”满足大众涌动于胸的莫名情感，无疑是最好的命名策略，由此，抽象的怀旧冲动获得了具体可感的题材表现，普泛的社会无意识获得了自我表达的能指，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错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铸造了何等深刻的民族记忆！这是新中国由以建立的历史基础，进而，用于规范当代生活的主导话语、公共机构、社会编组等等现实性内容，均会在某一特定的意义维度上将个体意识引向对于革命记忆的回溯，而通过学校、单位、公共传媒所持续进行的“革命传统教育”更积淀了对于革命历史的全民性集体记忆。当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实际运作原则渐次远离记忆的规范之时，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回忆满足怀旧情感就具备了心理空间上的可行性。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红色记忆”获得了诗意的再现。

相比于《开国大典》中黑白胶片的片断性采用，由唐国强执导并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全部采用黑白胶片，并且颇具匠心的把所有画面进行了淡黄色处理，恰如年代久远的发黄的老照片。事实上，如果仅就电视剧的思想内容而言，《长征》并未致力于寻求所谓观念性的突破和新史料的发掘，它仍然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一主导理论所提供的阐释空间内，顺时序叙述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翻雪山、过草地、会宁会师和直罗镇战役的全过程，无论是材料的选取，还是对于历史的评价，都完全依从于教科书规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版《长征》仅仅是对于此前全部“长征”叙事的简单重复，它的意义就在于有意识地、明确地将“长征”作为怀旧对象予以表现，而非此前一切长征叙事致力于革命传统教育的目的。除了“老照片”式的色调改写（难道那一段历史生活真的没有色彩吗？）将一切故事纳入总体性的怀旧氛围之外，由宋祖英演唱的片头曲《十送红军》甜美深情而满怀忧伤，正是追怀美好岁月的普遍性情感状态的音乐表达，它温柔地拨动了当代社会个体在工具理性日渐实现其支配作用的历史情境中渴望人伦温情的隐密心弦。

无独有偶，由刘恒编剧、尹力执导的电影故事片《张思德》，同样以黑白胶片和淡黄底色所营造的充溢着怀旧氛围的视像画面召唤了多年来经由革命传统教育而积淀于民族心灵之中对于革命圣地延安的集体性回忆和想象性乡愁。于是，对于“红色记忆”的再现曼妙如诗，观众更着意于影片中所表达的淳朴圣洁的同志之情、军民之情，而这一切往往被认为已经失落于依托市场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社会现实。

显然，黑白胶片的采用最为明确的表达了对于“革命历史”的情感态度，一旦具备了这一理解前提，我们就可以以一种新的目光打量那些关乎“革命”的全部“记忆”。毫无疑问，1990年代以来种种指涉“革命历史”的影视作品、通俗音乐、时尚饰物——印有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绿背包、出租车司机悬挂的领袖像——等等文化产品实质上开发了由社会大众怀旧意识所孕育的消费市场，从而将“革命传统教育”的规定性内容纳入资本逻辑的运作过程，进而，由于此类文化产品对于社会意识的准确理解所获致的广泛接受状况，使得其支撑性的逻辑力量在充分实现资本目的的同时，也通过为当代社会个体提供实现对于消费社会规范性要求想象性超越之价值支撑的方式，消解了一切对抗意识的破坏性强度，使之更深的纳入交换逻辑的支配之下，从而强化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历史实践。

五

毫无疑问，“红色记忆”在被消费逻辑征用中呈现的意义——灾难、性以及怀旧——必然无法恰切等同于自身本真的历史。当然，扭曲、改写、遮蔽正是“征用”行为题中应有之义，它必然要将经验性材料纳入对于主导征用行为的社会逻辑的论证之中，从而建构符合特定时代需求的主体性。正如在“样板戏”中，革命者的遇难被界定为壮烈的牺牲（而绝不能仅仅被还原为“灾难”），性话语遭到彻底的排斥（否则就是沉溺于的低级趣味），展望美好未来则是革命者处理时间的恒定的意识方式（所谓怀旧只能是颓废、软弱因而必遭否定的消极情绪），这同样是为了形塑特定时代的主体性对于革命历史的征用策略，所以同样无法免于扭曲、改写与遮蔽。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不存在超历史的，作为知识基础的“主体性”，主体从来都是社会的、历史的建构。这一建构在阿尔都塞看来就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实践过程，正是为了维持特定社会结构的再生，必须提出富有感召力和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体系来组织社会个体。⑿就当代中国而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具有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因而，建构基于价值规律之上的消费主体认同无疑关乎社会文化体系现代转型的大局，大众文化对于这一主体建构过程的参与具有不容忽略的历史意义。

然而，关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还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由于人类永远不可能在当下就取得对事物的终极认识，所以，当下的每一种认识结论都具有一种非真实性（意识形态性），进而，“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⒀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在每一个时代展开的意识形态实践都可能包含着对于历史和人本身多样性维度的遮蔽与压抑，在上文将“样板戏”和当代“红色记忆”对于革命历史不同意义维度的“征用”所作的简单对比中，就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实践的不全面性，因而，保持一种清醒的反省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在当代中国，这一意识至少将有助于突破强大的消费逻辑对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视域的强制性规定，从而保证我们即便不能超越时代，但是却能认清时代的局限——工具理性/现代性的压抑向度早已是非理性哲学和现代主义运动的批判对象——并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晰的理解。

注释：

⑴参阅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

语境管理论文例5

一所学校的长远发展，往往取决于领导的管理哲学。思想力是校长的执政之本，管理思想是校长的权力之“魂”。近些年来，我国社会转型引发的教育内外环境的巨大变迁，使学校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瓦解学校组织的力量越来越多，其离心力越来越大。这些使学校文化在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因为它可以使学校师生员工们的学校生活充满意义，并使学校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总而言之，我国的学校管理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旧的管理模式被打破，新的管理思想在建构。文化管理已成为当代校长新的诉求和选择。

一、文化管理：学校管理的新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从文化视角来思考管理问题，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框架——文化管理。所谓文化管理就是“人化管理”，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的价值实现为最终管理目的的尊重人性的管理。这种管理是靠管理主体与对象主体（中介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文化力的互动来实现的。[1] 39其本质是以文化为基础，强调人的能动作用，是以人为本的更高层次的“人本主义”。

任何一种管理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文化人”是文化管理模式中的人性假设。人是文化的载体，一种单一的文化就是人性的一个断面，它提供了与人性的其他方面相关的一个有意义的、极为重要的断面。[2] 19 世纪以来，人性假说成为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泰勒首先提出了“经济人” 假设，梅奥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这些都对学校管理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人” 假设被提出。“文化人” 假设把人从高技术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树立个人自信和个人价值，回归人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归属，文化管理模式便应运而生。教师不再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学生分数的生产要素， 而是一种文化目的，教师的发展成为教师管理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这正是学校管理在当下社会背景下的内在需求。相关研究也对此给予确证：大多数学校在管理上都存在着制度刚性、模式单一的情况，“人本化”管理模式应该是学校教育改革的主流，尤其是扩大教师认同的重要因素。[3]

二、学校实施文化管理的核心要素

文化管理不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简单否定和取代，而是对传统学校管理模式的整合和超越。

（一）高品位的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管理是通过管理的软要素“文化力”来发挥管理作用的。“大部分的人——不管是不是人类学家——都知道组织文化包围着我们、支持着我们。它支撑着我们，就像一个建筑物的地基一样。当建筑物建立起来之后，你看不到它的柱子、横梁与钢筋，但是少了它们，建筑物就会倒塌。”[4] 可是，文化领导有时又是最“硬”的东西，“想真正改变（学校），你需要改变文化”[5]。学校文化的重要性正日益显现出来。实际上，每个学校都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区别只是在于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低品位的还是高品位的。自觉进行高品位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文化管理的基础和要件。学校文化建设就是通过继承、创新和整合，使先进的、高品位的学校文化成为学校的强势文化、主导文化。

（二）学校共同价值观

学校价值观是学校文化的核心。学校文化管理就是要通过调整、创新和整合，塑造正确的学校共同价值观，以实现对教职工的价值引领。学校价值主体是多样而非单一的。建设学校文化，就必须认识到学校价值主体的多样性。同时，筛选出多样的学校价值主体和价值观中的共同的东西，把它们定义为学校的核心价值观或主流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尊重多元价值观的存在。总之，学校文化管理要尊重多元的文化个性，只有这样，学校文化才能真正繁荣，才具有张力。

（三）学校成员的精神家园

文化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依赖学校全体员工共同精神追求的一种柔性化、隐性化的管理，所以它必须关心师生员工的情感和精神生活。美国杰克·费茨·恩兹博士在《绩优公司的最佳做法》中指出：从历史看，美国最成功的公司创立者懂得，必须创造一个“家庭”，并让员工们感到他们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在公司这一母体中，他们有安全的保障，会取得成功。[1] 121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实践篇》里也提到：“如果学习同个人的愿望有关，那么一个人会尽其所能去努力学习。真正的愿景必须根植于个人的价值观、关切与热望中”[6] 。事实上，当每个层次的教职员工发现共同愿景中有他自己的愿景，而且是在学校高层领导听了他们的心里话之后设计出来的，他们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逐步培育情感、信念、价值观、团队精神、责任与义务等道德层面的价值观念，形成教师“共同体”，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学校文化管理实施的重要途径。

（四）有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有外激励和内激励之分。外激励就是通过外部刺激的手段，促使人们产生积极性，诸如提高工资、发放奖金、提出表扬、提职晋级等。内激励就是提高人们的工作热情和工作自觉性，促使人们从内心里产生工作的积极性。例如：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组织目标、工作任务对组织和个人的意义；扩大人们自和自由度；尽力让人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以增强工作热情和责任心。[1] 150学校组织是特殊的文化组织，学校成员主要是文化人，所以在学校实行文化管理，激励重点应放在运用激励因素去调动人的积极性上，从每个个体的内部解决工作动力问题。“教师所提到的最大的奖励就是精神奖励，居于第二位的选择是得到别人的尊重。”[7]

三、学校文化管理对校长提出新的要求

文化管理作为学校管理的新走向，实际上已经成为校长追求的一种新境界。其实施的构成要素对校长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校长应以此为根本出发点，自我转变行为方式。

首先，校长要做学校文化的积极构建者。校长作为学校文化的领导者，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人物，从文化设计到文化建设，领导者本人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文化品位无不影响和规定着文化发展的导向。学校文化管理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工程，当校长启动文化变革的时候，至少要计划好3个步骤：一是检查学校本身文化的问题和不足；二是寻找变革的方向、重点和切入点，确定从哪里开始着手；三是按照优先顺序列出时间表和方案，将目标具体到每一个过程。校长作为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让学校组织文化日趋成熟，让大家具有共同的期望，在流程中变革活动方式。

第二，积极构建鼓励合作的学校氛围。文化管理不是传统的控制，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学校文化管理的精髓在于它“管”的是心而不是身，校长的任务就是创设一种文化，使领导者与他人紧密相连。从组织关系和管理权限上为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提供保障，从心理上为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提供自由的、平等的平台，进而为学校管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组织关系层面、心理情感层面的支持。校长要进一步营造团队合作的组织文化，将学校建设成为学习化组织，使之能够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创造能力，努力形成一种弥漫于群体和组织中的学习气氛，凭借着学习和个体价值的实现，组织绩效可以大幅度提高。

第三，坚持赏识管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学校如果完全靠条条框框和纪律来规范教师的行为，不仅成本高昂，效果也不见得理想。因为此时校长没有把教师当作学校管理的主体，没有把教师当作可以信赖的同事和朋友，而仅仅将其当作学校管理的“纯客体”，校长和教师是对立的。从短期看，这样做或许能解一时之痒，但从长远看，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管理的问题。有经验的校长都知道，有时候一句推心置腹的谈话、一个充满信任的眼神、一句关怀体贴的问候，更能激发教师的积极性。要做到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就要求校长用信任、赏识管理去影响教师。

总之，校长应把管理的重点从行为层面转向精神层面，以文化管理模式为主导，着力营造出一种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的文化氛围。当然，文化管理语境下校长的行为方式也要有相应的转变。

[参 考 文 献]

[1] 孙鹤娟.学校文化管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2] 向吉英.管理文化与文化管理[J].暨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4)：49.

[3] 韩光福.好学校的核心要素是什么[J].基础教育课程，2007（10）：17.

[4] 高菲，琼斯.公司精神：决定成败的四种企业文化[M]. 林诛如，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244.

语境管理论文例6

二是可调动儿童识字的主观能动性。阅读，是儿童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阅读需要对语言文字有准确的感知，只要儿童有了阅读的积极性，那么，在阅读中识字的意识便是自觉的。当儿童感到识字能对获取新知识有用处时，识字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就一定会伴随着阅读能力和兴趣的提高而日益增长，这是孤立识字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是有利于抓住语言的根本，分散识字难点。汉字是音、形、义三个因素的结合体。字义代表客观事物，了解字义就是认识事物，这是语言的根本。字音是代表字义的声音符号，有了音和意的结合，就形成了口头语言。

儿童在入学前，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已初步掌握了大量的口头语言材料。口头语言是儿童学习书面语言的基矗入学后经过一段时间汉语拼音的训练，为向书面语言的学习架起了桥梁。我在教学第一册“看图读拼音识字”，“看图学词学句”之前，进行过一次字义的摸底，得出的结果是：儿童在入学前，对这部分教材所包含的生字在字义方面，几乎没有陌生的。这时的教学方法只需以图画和具体事物为媒介，再凭借汉语拼音这根拐棍，字音字义就联系在一起了。这时识字的难点侧重于字形的教学应教给儿童一些笔画、笔顺、基本字、偏旁，以及由基本字的偏旁、基本字与基本字结合构成汉字的知识。在字形教学时，一定注意尽可能多地与语言结合，防止为识字而识字。当儿童的识字量达到一二百字之后，阅读的愿望就明显地表现出来。教师要通过学句来满足儿童的求知要求，为下一步的看图学文和学习讲读课文、阅读课文打下基矗

语境管理论文例7

一、逆境教育思想在意志培养上的体现

意志是人的心理机能，坚强的意志是在明确认识的前提下形成的。有了明确的认识，才有正确的态度、鲜明的观点和坚强的意志。逆境教育就是教育学生凡事有明确的目标，并表现出主动性和自制力，向预定的目标迈进而不为其他因素所干扰。在艰苦的情况下形成坚强的意志，要求学生在正确的认识促动下，战胜困难，克服挫折，排除险阻，取得成功。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教材第八册（试用本）的《中国石》，写的是一个戈壁滩上的哨兵捡到一块像雄鸡的天然肖形石，并把它命名为“中国石”。后来“中国石”赢得了“最佳宝石”的盛誉。从此以后，无论在怎样寂寞艰苦的情形下，这位哨兵都能克服一切困难，顺利完成人民交给他的站岗放哨的重任。祖国在他心中，“中国石”给了他巨大的力量，所以他能克服戈壁滩这个逆境。因为这位战士懂得：我为祖国站岗放哨，祖国安全我安全。第十册的《挑山工》，讲述了挑山工负重登山要比游人多走路，和游人同时起程却常常走到游人前面，提前到达目的地。这靠的就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就像挑山工朴素而又富于哲理的话，“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因为挑山工“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可见人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境下，意志的培养、锻炼、形成是在正确的认识驱使下进行的。对此，教学中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逆水行舟难上难”。在逆境中战胜一切不利因素而汲取成功的养汁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不畏挫折的勇气的。能承受挫折，就能战胜困难。顺利中勇于拚搏是不难做到的，难的是在挫折中不气馁，迎头赶上。《圆明园的毁灭》（试用本）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一个时期中所受到的挫折。这惨痛的教训，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记住一部“心酸史”，并从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落后、贫困，就挨打受欺侮。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就要发愤读书。教学此课就要教育学生在挫折中抬起头，不畏艰难，迎接挑战。

二、逆境教育思想在品质形成上的体现

品质是人们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比较稳定的行为特征。优秀的品质要从小培养，形成了良好的品质，意志的锻炼才更加坚决。良好品质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长期磨练中稳定下来。在艰难、危险、挫折、逆境中培养优秀的品质，要求学生从小就应“修身养性”，磨练意志，使自己的品行不断完善、美好、高尚起来。《考试》（试用本），写的是一位外国教育家在中国小学生中做实验获得成功的事。当教育家问学生原因时，学生不假思索地说：“有了危险，应该让别人先出去！”对此，这位教育家感慨万分。《一个苹果》一文叙述了在一次战役中，整整7天没喝过一口水的战士，谦让地传一个苹果吃的动人故事。《飞机遇险的时候》写的是在飞机遇险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安危，把安全的希望留给别人的故事。《倔强的小红军》叙述了在红军长征路上，一个“红小鬼”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结果留给自己的故事。课文所讲述的人物都具有一种可贵的、优秀的、高尚的品质。有了这样的品质，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都会顽强不息地拼搏。教材中的课文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内容，要使其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促使学生优良品质的形成，教师就要善于启发诱导，也就是要用课文中蕴含的思想打动学生，熔铸成学生高尚的品质。要充分利用教材，进行生动、形象、灵活、自然的教学，只要不断努力，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逆境教育思想在能力训练上的体现

能力是人们完成一定任务的活动方式，是人们个性心理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同样的条件下，最简捷、最准确、最顺利地完成一定任务的能力，是人们认识、分析、判断、解决问题能力的综合反映。

1．心理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

心理自我控制能力是逆境教育中能力培养的突破点。它是指自我的心理防卫活动，是用来应付逆境或挫折的心理活动。有了良好的心理自我控制能力，就会产生心理平衡；有了心理平衡，就会形成坚韧的毅力。心理平衡是指心理状态有一定相对的稳定性，是指人的态度、情感或性格等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干扰，自然而然地适应环境的能力。《“绿色的办公室”》一文，生动地描述了革命导师列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全神贯注地工作，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这不仅要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品质，还需要有心理平衡的能力。《倔强的小红军》、《一个苹果》、《峨眉道上》等课文都表现了人们在艰苦情况下心理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2．承受客观灾难能力的培养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来自外界的压力、阻力，甚至是灾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要培养学生从小就有承受外来压力或灾难的准备和适应能力。《再见了，亲人》一文，在叙述小金花失去妈妈时，以顽强的意志克制了悲痛的感情，表现了小金花承受悲痛的能力。《“你们想错了”》表现了在敌人的威逼下的不屈精神和承受能力。《珍贵的教科书》表现了延安小学的学生在失去亲人的情况下，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不懈努力，奋勇直前，化悲痛为力量的能力。

3．解决突发事件能力的培养

解决突发事件的能力是在遗传因素与环境教育相结合中发展起来的。教育学生在突然降临的危险和灾祸中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逆境教育不可忽视的一面。《司马光》一课告诉大家，司马光在危急情况下，是以智慧和勇气解救同伴于危险之中的。《跳水》一文讲的是，船长在儿子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时，以胆识和智慧排除了危险。所以，要做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应有这种应变能力。

4．处理复杂情况能力的培养

逆境教育也包括对学生进行处理纷繁复杂情况的能力的培养。《冀中的地道战》一文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随着斗争形势的复杂变化，冀中人民创造性地发明了十分巧妙的对敌斗争方式——地道战，并且不断改进、丰富、扩大、发展起来。针对敌人的火攻、水攻、毒气攻的破坏方式，冀中人民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人们在战争中培养起来的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表现出不畏，克服险阻，勇往直前，力破顽敌的精神。

四、逆境教育思想在信念确立上的体现

信念是指人们的观念和信仰，是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具体表现。人们在意识上有了一个明确的观念和崇高的信仰，就能为所追求的目标而牺牲一切。

1．在意识观念方面进行逆境教育

观念是人们在意志支配下所追求的理想。观念形成了，就有了一定的奋斗目标。课文中的此类内容十分丰富：爱迪生热爱科学，不畏艰难，一生有一千多种发明；李时珍从小立志，救死扶伤，历尽27年的艰辛，编写了闻名于世的《本草纲目》；茅以升潜心研究，反复摸索，努力实践，终于成为我国桥梁专家。他们就是在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而如痴如醉地追求的观念的支配下而有所成就的。

语境管理论文例8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2011年度同济大学双语教学团队和双语教学课程包教改项目资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1-0250-01

前言

西方发达国家自上世纪60～70年代以及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水环境治理实践表明：采取“自扫门前雪”的局部治理模式，既不能达到水环境治理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技术和经济的最优化；必须以一个区域的整体或者部分作为水环境治理的对象，综合采取工程、技术、政策法规的环境系统工程模式，才能实现水环境质量的有效改善。我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包括上世纪90年代实施的上海市苏州河水环境综合治理等，也开创了我国在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方面的研究与工程实践先河。近年来，配合我国流域与区域水环境治理的战略规划，国家实施的“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也明确提出形成城市水污染控制技术体系与城市水环境管理体系两大并行体系，对区域水环境治理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紧密结合世界上及我国水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科技的发展趋势，在同济大学教改项目的支持下，作者结合学术团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上海市苏州河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科研实践，率先开设了以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为突破点的“环境管理与法规”课程建设，并结合我国大学课程教育中开设双语、全英文教学的实践需求和我国一流高等院校国际化办学的目标，开设了“环境管理与法规”双语课程。结合近年来课程建设的尝试，做如下思考。

一、针对我国的流域及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具体国情，自行编写英文教学讲义

当前的双语教学中，一种通行的做法是用原版的英文教材，有助于使得学生掌握标准的专业英文表达方式，培养学生的规范化英文写作水平，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国外的学科动态。对于一些大学基础课程或者专业基础课程，可以减少教材编写的环节，又能够提高与国际接轨的能力。但是对于环境管理及法规这样的课程，使用原版教材则未必合适。例如，国外的水环境质量标准与我国的标准不同，国外的环境政策法规与我国的相关法规也不同，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水环境质量总体上明显好于我国的水质状况，水环境治理的技术路线的手段也不尽相同，完全采用国外的教材不能适用于我国的水环境综合治理实践。基于此考虑，作者在双语教学中结合以往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学术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的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研究积累，以科研带动教学，自行编写了以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为重点的环境管理与法规全英文试用教材，形成了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教学体系。全书共分7章，包括区域水环境治理概论、水环境污染源调查与水质评价、水环境数学模型基础理论、水环境容量与总量控制、区域水污染控制规划的编制、水环境决策支持系统和水环境治理政策法规等。虽然在教材的编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根据我国水环境治理的具体国情，编写英文教材授课十分必要。对于一些共性的内容，例如，水环境治理规划的基本工具，适当借鉴国外教材中的内容；但是对于一些个性的内容，例如水环境污染源调查、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水环境治理的政策法规等，则完全根据国情自行编写。对于教材中的案例，则主要采用我国水环境治理的相关案例，主要是作者所在学术团队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积累，这些成果在国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和推广应用。

二、突出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工程实际案例与教学理论体系紧密结合，以案例深化基本理论学习

通常意义上，环境管理与法规类的课程被作为一门软科学，给人的印象是理论和概念。作者认为，环境管理与一门硬技术，与环境工程的不同在于，环境管理是系统性、集成性、大尺度的硬技术，也是工程实践出真知的一门科学。这一点在以往的科研工作中深有体会。针对国内外的一些相关材料偏重于理论、概念阐述，缺乏工程实际案例的问题，作者在教材和课堂教学中将工程实际案例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每一章的教学内容都会介绍一个或者几个案例，深化理论学习；或者直接从案例开始介绍，引申出理论。

三、注重实践操作与理论教学相结合

要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除了加强工程案例的教学，作者还自行编写了一些水环境规划管理的软件，以及提供实际工程的算例，在课堂上通过和学生互动式的计算机操作，培养学生运用工具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能力。

四、中英文对照，提高学生的英文写作能力

在双语教学中，既要让学生学会说，更重要的还要学生学会如何写，尤其是将中文表达成英文，而这一点通常比英文表达成中文更困难。这既是双语教学的优势之所在，也是作者自编教材的优势之所在。在课堂教学后，作者在课后将相关英文教学内容的中文版发给学生，通过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学生还学会了环境管理及水环境综合治理中的中文内容如何以英文的形式准确表达，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普遍反映了体现了双语教学的优势，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五、通过出国进修，提高自身双语教学的表达能力

语境管理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　D63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6－0091-05

社区作为最基本的灾害应对主体之一，在应急响应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联合国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组织的普遍共识。早在1999年7月，由联合国组织的国际减灾十年活动（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IDNDR）（1990～2000）论坛通过的16条“日内瓦基本结论”中，就明确指出“多数防灾和减灾行动需要社区的理解和参与，因此，必须以社区为单元进行确信的灾害风险评价及灾害损失和减灾效益分析。人们往往对社区的环境和处理机制了解得更清楚，从而能采取更有效的减灾措施。……国家、区域和国际性的减灾行动是必要的，但应该看成是对社区减灾行动的支持性措施”［1］　。我国在2006年8月，由国务院了《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社区、乡村、学校、企业等基层单位为重点，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此后，2007年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清楚的认识到社区减灾是我国综合减灾的薄弱环节之一，明确对城乡社区减灾能力和建设社区减灾能力示范工程进行了部署。

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社区应急管理人员面对着各种不确定性，需要收集、处理和使用大量信息以便及时做出正确的应急处置。Murray　E.　Jennex指出，应急管理中需要的典型数据、信息和知识至少包括［2］　：关于资源的数据和信息（资源类型、数量和位置）；应急响应所需要的专门知识，例如步骤、所需设备、风险和人事知识以及专门的技能和知识能力（capabilities　knowledge）；响应程序和过程；来自先前事件的经验教训；关于环境的地理和地图数据；工业数据和信息；规则数据和信息（regulatory　data　andinformation）。高质量的应急决策，强烈依赖于决策者可获得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可靠性［3］　。一旦这些信息需求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就会造成应急响应的拖延，这势必增加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以及社会动荡。

显然，我们需要了解社区应急管理人员在工作各环节中的信息需求，以便进行相应的信息准备并开发有针对性的信息系统，从而切实提高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然而，不仅社区应急管理人员信息需求的产生受到语境的影响，而且其信息行为的发展和信息利用都和语境息息相关。例如，确定提供什么样的背景知识以方便信息的利用；对观察到的信息行为进行解释，探索背后的目的和意图等都依赖于语境。可以说，对语境的认识是确定社区应急管理人员信息需求内容和格式等的前提条件。但具体该如何对语境进行分析呢？理论上来说，整个社会系统就是所有人类活动发生的语境，可是社会系统过于庞大和杂乱，不具有完整分析的可行性。因此，本文提出利用活动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介绍了当前主要的语境分类系统，并总结了这些分类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活动理论在分析社区应急管理人员信息需求语境方面的优势和可行性。

1　什么是语境

然而，什么是语境？语境的概念在各个学科领域广泛使用，“可以说，在有说明和解释的地方，就会有语境概念的使用”［6］　。语境一词源自拉丁文的texere，意思是“编织”。在哲学领域，语境强调一种认识论的整体主义。在情报学领域，尤其是信息行为和信息检索研究中，有很多研究者就此进行了讨论，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7］　。

在实际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研究者主观确定的语境分类系统（部分研究中对语境的划分见表1）。其中，Massimo　Benerecetti把语境划分为物理语境和文化语境两大类，物理语境由一系列环境特征构成，而文化语境包括了用户信息、社会环境等内容。Albrecht　Schmidt则将语境扩展到三个维度，包括了物理环境、人的因素和时间。这里所说的人的系统和Massimo　Benerecetti的分类中的文化语境包含的特性相同。此外，Lieberman、Richard　Hull、Chalmers、Lucas、Bill　Schilit、Anind　K.　Dey等人也都给出了各自的定义和分类。与上述各研究不同，Guanling　Chen对语境的划分采用了非常宽泛的类型：积极的语境和消极的语境。所谓积极的语境，是指对人类行为产生了影响的语境，而消极的语境则指虽然和人类行为相关但影响不大的那一部分语境。

3　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是为数不多的起源于前苏联但同时能够在西方世界获得认可的社会科学学派（School）。到目前为止，活动理论的发展可以大体划分成三个阶段［9］　。其代表人物依次为维果斯基（Vygotsky）、列昂节夫（Leont'ev）和芬兰学者恩格斯托姆（Engestr?m）。尤其是恩格斯托姆，作为当代活动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在继承前两代活动理论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人类的活动在早期的活动理论当中被视为由主体、工具和客体构成的三角结构，后来恩格斯托姆等人进一步发现社群、规则、劳动分工在活动中拥有重要的地位，从而将其拓展成为更复杂和全面的理论框架，形成了通用的人类活动稳定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了主体、客体、社群、工具、规则和分工等六个要素（图2）［10］　。

[图2　人类活动的结构]　[工具][主体][规则][客体][结果][社群][分工]

主体（Subject）是活动的发起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拥有共同目的和动机的团队。整个活动是在主体的驱动下展开的；客体（Object）是主体活动操作的对象，既可以是物理实体也可以是规划、理念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主体为了把客体转化成结果（Outcome）而采取了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客体来区分不同的活动。活动的主体无法完全隔绝的完成活动，还需要和社群（Community）中的其他人进行交互。社群也称为共同体，是除了活动主体之外参与活动的其他个体和小组的集合。社群成员横向的任务分配和纵向的权利与地位的分配构成了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

简单来说，活动就是主体和社群共同协作试图把客体转化成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和社群将会借助某些工具（Tools），同时，受到一定规则（Rules）的约束。工具可以是物理的，比如锤子，也可以是心理工具，比如语言、文化或者思考方式。计算机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工具类型［11］；规则则指的是和活动相关的法规、政策、社会规范、工作指南和原则等。同不同的工具会影响活动的效率个样，社群采取什么规则，对于结果的影响也非常大。例如，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在危机发生以后，公众会积极通过网络关于灾情的信息，但是由于没有严格的评审和确认制度，以及信息规范，很多公众提供的信息并不能及时有效的为应急部门采用。

在活动理论的六个要素中，通常把工具、规则和分工成为媒介要素。工具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中介，规则是主体和社群之间关系的中介，而分工则是社群和客体之间的中介［12］　。

最后，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对活动要素进行理解。这是Kuutti在“活动理论作为人际交互研究的潜在框架”一文中给出的例子［13］　：软件开发团队为终端客户编写一个系统。其中，客体（object）是未完成的系统，现在需要把它转化成为可以交付使用的，没有缺陷的应用系统。这个团队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他们具有共同的客体。当然，也许某些客户代表也会参加到这个共同体中来。这个活动在管理者和下属之间、软件开发者和用户代表之间以及团队成员之间都有明确的分工。有一系列的规则（rules）来限定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这些规则有些是法律中明文规定的，有些是上级组织或者团队管理者设定的。但团队管理者设定的规则往往隐含在工作文化或者团队工作中。有些规则也许仅仅是为了专门的项目制定的，例如，如何对待特定客户的用户代表。在转化（transformation）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instrument）。例如，分析方法、计算机、编程工具、经验等。这些工具集是公司和团队长期积累和挑选的结果。在任何项目中，都有可能进行增删。在项目中无论团队成员具体做什么工作，都受到活动所在语境的影响。

3　利用活动理论描述信息需求语境

活动理论能够很好的解决当前语境分类系统存在的问题。在活动理论中，以活动作为分析单元，活动本身包含了最小的个人行为语境（minimal　meaningful　context）［14］。它比研究人员主观选择的语境更合理、更稳定，同时也比社会系统更好操作。因为语境已经包括在分析单元中，即便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在个人的行为上，活动分析也已经集成了语境的因素。这个最小的个人行为语境包含了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的语境要素，并通过活动的6大要素提供了一个相对标准和统一的形式。同时，活动要素的三角示意图还为我们展示了各个语境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得对语境要素的考察不再是相互割裂开来的状态。

其中，个人语境又分为心理和生理语境两个部分，包括心情、专长甚至身体是否残疾等信息；任务语境是关于用户正在做的事，包括目标、任务活动等；时空语境则指的是时间、地点等属性。环境语境包括用户周围的服务、人员、设备以及可获得的信息；社会语境则描述用户社会性的体现，例如承担的角色等。

让我们从社区应急管理人员的一个工作片段开始①：某街道的综治办工作人员早上11点10分接到巡防队员的电话汇报，在建东市场停车场门口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女性，年龄在60岁左右，沿雁儿湾路张贴小传单、向路人散发宣传品。经初步判断，这些传单和宣传品疑似宣扬，但也包含了很多佛教的内容。巡防队员无法断定，为了在跟丢该女性以及她散发更多传单之前予以处理，请示尽快给出处理意见。综治办工作人员通过询问很有工作经验的综治办主任得知，一年前处理过的一起涉及的事件中，出现过类似的传单。于是该工作人员检索了电脑中存储的去年综治信息和简报的底稿，在与相关的一起事件中找到其中提到“某某”，其宣传品与巡防队员汇报的有相似之处，但该简报描述过于简单，仍然无法断定。于是该工作人员联系街道维稳和反工作信息员，通过该信息员查找到了区应急管理专家库中宗教方面的专家。联系该专家后，该专家指出，“某某”具有一个代表性的标记，其花纹和佛教的传统花纹非常相似，鉴于时间紧张，鉴别这个标记是最简便的方法。于是综治办工作人员要求巡防队员用手机拍摄宣传品当中的相关标记，发送给该专家判断。经过专家判别，认定是“某某”。于是巡防员密切跟踪，综治办向派出所赵所长电话汇报。派出所立即派出三位民警出警，于当日11点45分在中科宾馆旁的小区门口将其现场抓获（活动要素见图4）。

按照Kofod-Petersen等人的观点，活动的要素对应了各种种类的语境信息。因此，活动要素分析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把数据收集阶段了解到的各种语境信息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见表2），以备将来进行信息需求分析时使用。

5　结论

参考文献：

［1］张军涛，　郑远长.　国际减灾十年活动论坛的基本结论［J］.　中国减灾，　1999，　9（4）：　27-28.

［2］Jennex　M　E.　Crisis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and　Emerging　Information　Systems：　Critical　Applications［M］.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2011.

［3］Mehrotra　S，　Butts　C，　Kalashnikov　D，　et　al.　Project　Rescue：　Challenges　in　Responding　to　the　Unexpected［M］.　16th　Annu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Ima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San　Jose：SPIE.　2004：179-192.

［4］Wilson　T　D.　On　User　Studies　and　Information　Need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6，　62（6）：　658-670.

［5］Wilson　T　D.　Information　Behaviour：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1997，　33（4）：　551-572.

［6］杜建国.　语境与意向性［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5，　22（4）：16-18.

［7］张露，　成颖.　信息检索中的语境研究综述［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9，（10）：14-21.

［8］Kaenampornpan　M，　O'neill　E.　Modelling　Context：　an　Activity　Theory　Approach［A］.Ambient　Intelligence：　Second　European　Symposium，　EUSAI　2004.　Springer.　2004［C］：　367-374.

［9］郑太年.　从活动理论看学校学习［J］.　开放教育研究，　2005，（01）：　64-68.

［10］　程时伟.　基于上下文感知的移动设备自适应用户界面设计研究［D］：　浙江大学，　2009.

［11］　Kaptelinin　V.　Activity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A］．Context　and　Consciousness：　Activity　Theory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M］.　Cambridge：MIT　press.　1996：　45-67.

［12］　Uden　L.　Activity　Theory　for　Designing　Mobile　Learning　［J］.　Int.　J.　Mobile　Learning　and　Organisation，　2007，　1（1）：　81-102.

［13］　Kuutti　K.　Activity　Theory　as　a　potential　framework　for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research［M］.　Context　and　Consciousness：　Activity　Theory　and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17-44.

语境管理论文例10

进人21世纪，企业全球化竞争愈演愈烈，中国要在这场全球竞争的大战中取得优势和赢得更多的机会，迫切需要大批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然而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在绝对剩余情况下，仍然存在着高端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状况。这种不足集中反映在劳动力“质”的欠缺，即高校毕业生的实用技能特别是外语应用能力难以满足企业跨国经营的需要。笔者认为，解决这一瓶颈的有效途径就是大力推进双语教学活动的开展。通过实施双语教学，学生不仅能够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掌握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前沿理论知识，而且还能够熟悉世界先进企业的管理理念与管理实践。学生通过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能够原汁原味地用作者的语言来体会其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吸收他们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同时，通过浏览国外专业人力资源管理网站，既帮助学生关注和认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热点和前沿，也能够锻炼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未来进人企业经营管理领域从事管理工作打下良好的语言和专业基础。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双语教学质量中的几个关键环节作一阐述。

一、双语教学内容的创新

近年来，国内企业越来越重视对人力资源的管理，由此对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毕业生需求增长旺盛。“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双语教学虽然具有教学内容新、与国际接轨强等特色，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国内企业管理实践不断演变和革新，新的人事政策法规不断出台，以英文原版教材等国外教学资源为主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内容虽然让学生了解国外最新管理理论与实践，却很难全面反映我国本土人力资源管理实际情况。学生对我国本土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不够清楚，对人事制度实际状况不够了解，走向企业以后很难将所学知识与现实工作相结合。因此，构建既能充分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又能全面反映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实际情况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体系是“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双语教学成功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1.本土化的双语教学内容创新。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其独特的发展演进历程和文化背景，企业管理实践不断演变和革新，与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差异很大。比如就业歧视和人口结构状况，西方国家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公平就业法保护重点之一是40岁以上的老年员工，而我国就业公平矛盾更多集中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问题。再比如市场薪资调查，在西方很多行业内部的大企业结成薪酬联盟，彼此承担向对方提供各自薪酬数据的责任，如建筑工程业和石油石化行业，而中国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企业联合组织，薪酬调查还主要依赖专业调查公司或专业网站完成。

由此可以看出，单纯依赖英文原版教材等外文教学资料的教学内容在很多专业模块产生本土化缺失，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环境的分析、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分析、培训与开发、薪酬和福利等。双语教学中需要及时对我国的宏观人事数据和微观企业实践进行统计、整理、补充和更新，并且需要同英文教材中国外情况和实例进行比较分析，这些教学内容能让学生全面了解中国人事管理的具体情况，以及其与西方国家人力资源管理相比存在的问题与差距或者是优势与特长。

2.中外公平就业法律比较。就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无论中外企业，人事工作从业者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就是对各项劳动法律和法规的充分理解和认识。“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向学生介绍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环境。然而，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双语教学依托英文原版教材，学生学习和掌握的是西方劳资关系中的各项法律和法规，对我国政府制定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知之甚少。教学中如果不及时充分地补充我国企业在雇佣实践中必须遵守和执行的各项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学生势必脱离我国实际情况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也大大受到知识的局限。针对这种情况，“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双语教学内容设计上应当全面、合理和系统地引人我国劳动关系法律法规，并进行中外劳资关系法律在法律条文和其实施细则方面的对比分析，让学生理解中外法律环境的异同。

此外，进人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愈加重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断更新劳资关系法案中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细则，以维护劳动者平等的就业权利，平衡劳资关系。比如，2008年1月I日生效的《就业促进法》和2009年1月I日生效的新《劳动合同法》分别在促进就业、反对就业歧视和保护劳动者就业权益等方面做出很多重大调整。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这些变化和革新，分析由此带来的影响和效果，评价其意义和作用，让学生充分了解法律环境变化的最新动态和趋势显得尤为重要。

二、双语教学中的语码转换

1.基于语境的双语教学语码转换。在双语教学过程中采用何种教学模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张谦在2002年中，把各国展现出的千姿百态的双语教学模式归纳为沉浸式、淹没式、双轨式、导人式、双向型、维持型、过渡型等。不管采用哪种双语教学模式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都是教学中的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为解决这一难题本文尝试依据语境理论，即语码选择的动因( Motivation )角度研究双语教学中的语码转换。语境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情境语境，它是文化语境的一个缩影，是一个社会符号概念。情境语境主要包括话语范围和话语方式。

伴随语言发生的社会活动受到来自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制度上的约束程度不同，这种“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程度反映话语范围的“场所”。而根据语言事件的内容或主题性质的“专业化”程度(specialization )，话语范围还包括“语义域”。“场所”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参与者从事特定活动的方式及其话语方式，如“课堂”这一场所远比“操场”的“制度化”程度要高，它规定了教师需要根据课堂情况选择不同的语言单位结构来表达思想。对双语教学而言，教师使用语言并非机械或随意，而是根据不同因素选择相应的双语教学模式，进行相应的句内语码转换、句外语码转换或者是语段的语码转换。

“语义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说话者概念意义的表达方式，专业性高的“语义域”需要大量的语码转换。“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显然比“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专业化程度高，教师在讲授专业知识的时候使用大量专业术语就需要及时进行语码转换，避免学生用生活或者文化英语的含义来理解专业词汇。这种语境下的双语教学模式适合加拿大的依托式双语(CBI)教学模式，依托式双语教学包括主题依托、专业内容依托和辅助式语言教学模式。“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依托式双语教学根据其课程本身的特点依托课程内容，进行相应语码转换。如对于课程中学术性和理论强的内容进行嵌人式句内语法转换，侧重点在与专业术语的转换，对于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内容采用句外语码转换，即用母语解释整个句子，帮助学生克服对知识难点的理解困难。而课程中实践性强的内容则可以采用语段转换，特别是国内企业案例，由于信息来自真实的母语语言材料没有必要再刻意转换成英语。

文化语境的另一个变量是话语方式。话语方式由两种编码介质组成，即文字介质和语音介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双语教学中课堂以外的教学延伸部分以文字介质为主，如书面案例分析、考查与考试、课下书面作业等，更适合采用全英文的“浸润式”双语模式，几乎不需要或者只需要很少的语码转换。 2.基于顺应理论的双语教学语码转换。顺应论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它指出语言运用就是一个“选择一顺应”过程，双语教学中的语码转换过程就是一种在目标语和母语之间不断选择和顺应的过程。顺应性是指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语言选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因此，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说话人会不断地有意识或无意地动态选择语言。

双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语码转换也是为了实现某些顺应的结果。与英语教学的顺应情况不同的是，英语教学中的顺应一般发生在语言现实顺应、社会契约顺应和心理动机顺应三种情况，而“人力资源管理”双语教学中的语码转换由于发生“场合”都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存在“语言现实”顺应、教师，’，自理动机’顺应两种顺应性情况。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双语教学中涉及的英文“专有名词”非常多，这些“专有名词”往往与汉语有着不同的内涵，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等的词语。例如，"targeted recruiting”的英文原意是“目标招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其汉语概念是“定向招聘”。此外，“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有大量的“专有名词”外延甚广，包括汉语中许多概念。比如“compensation”用英文理解是“补偿或报酬”，而其在本专业的外延包括了基本工资、奖金和福利在内的各项薪酬，可以翻译为“总薪酬”。诸如此类用英语生活用语无法准确解释的英文专有名词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双语教学中不胜枚举。这时候顺应这些语言现实采用语码转换会降低英语表达的不确定性，因为学生对“专有名词”理解错误会严重影响他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随之影响他们在考试做题中的正确性和在案例分析时分析的深度和准确性。

双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了缩小和学生的心理差距、节省时间以及强调授课重点和引起学生注意时往往会选择使用母语，这种基于教师，`}L理动机”的顺应性语码转换往往用在目标语较长时的语段之间的转换。例如，“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双语教学的各个模块中，工作分析方法部分理论抽象，方法实证性强，学生既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理论基础，学生用外语学习很难理解和吸收，教师顺应学生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适时地转换母语讲解会提高学生理解学习兴趣和信心。

三、多媒体教学创新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实务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很多内容都涉及企业人事管理的实践与操作环节，这就使课程双语教学面临较大困难。一方面，本科生没有管理工作经验，仅仅通过书本传授学科专业知识，学生容易出现理解困难、思维受到局限、分析问题过于肤浅等问题。而在双语教学过程中这些问题更是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教师在介绍西方经典案例的同时，也需要将国内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典型实例介绍给学生，教师能否生动准确地将信息用英文传达给学生，学生能否充分理解和吸收，外语语言能力是尤为关键的环节。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实施双语教学，在用两种语言传授学科知识的同时，提倡通过双向思维培养，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因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充分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工具进行视听等模拟仿真的感官形象刺激或者是基于虚拟现实的知识技能训练将大大有助于学生贴近企业工作现实，让学生思想更加贴近工商企业实践。目前在多媒体教学模式中适合于“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双语教学并且各项软硬件环境切实可行的模式主要是视听模拟仿真模式。

基于模拟仿真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多媒体教学利用教学课件给学生演示教学过程，创设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的英语教学情境。用计算机模仿真实的企业管理现象，利用英语或汉语广播、动画或者电影片段等视听功能的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专业知识的形成过程和情景，建立一个经过简化的中外企业案例模型，并通过图片或图表的形式将网络采集的国内外最新信息数据补充到课程教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