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例1

受季风气候和全球变暖影响，我国巨灾频发，干旱、洪涝、泥石流、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屡见不鲜。近10年来，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受灾农作物面积均在200万hm2以上，占每年播种面积20%以上。据中国气象局公布的年度全国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结果统计，2013年6月下旬的高温干旱造成南方7省(市)农作物受灾802万hm2、绝收112万hm2。而2013年4月6～11日全国主要粮食及经济作物产区遭受“倒春寒”影响，据调查，仅安徽砀山受冻面积约4万hm2，砀山梨减产85%以上，全县水果直接经济损失达34亿元。深刻认识并认真分析自然灾害对农业产生的影响，利用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对发展农业保险，化解灾后冲击，弥补农户损失，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2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生产对农业政策性保险提出迫切需求

农业保险实施的自然基础是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分散、零星的田地，不同的种植品种不利于农业保险费率的厘定和理赔的展开。而农业保险也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促进农业向专业化、集约化发展的有效手段。中共十报告指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提出，“按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要求，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及其向全国的扩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农业保险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

1．3农业保险公益性特征明显，不宜由市场主导

农业受到自然环境影响很大，收益和损失都极不稳定。根据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在皖北实地调研，如果发生旱灾，仅抗旱每亩就要增加成本100～150元。如果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以营利为目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得不到利益，甚至亏损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他们愿意承保农业保险。由于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这需要政府在农业保险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并给予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相应的补贴或优惠政策，以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我国实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的原则，将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不仅创新了政府救灾方式，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还在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促进我国保险业改革创新以及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4适应国际形势，充分发挥“绿箱政策”作用

“绿箱政策”是一种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存在的补贴，这种补贴不论多少或有无，其他国家和企业均不得实施补贴立案，也不得对其征收反补贴税。我国在加入WTO之前实行的许多财政补贴及优惠措施因不符合WTO的相关规定，因而需要逐步取消，而属于“绿箱政策”范畴的农业保险恰是各国政府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的有效工具之一。农业保险的施行，不仅是现代农业管理风险的有效手段，而且还发挥着稳定国民经济的宏观作用。加入WTO后，我国农业不仅面临来自国内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还面临来自国外的市场风险，要想使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就要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发展农业保险。

2目前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中的有关问题

尽管我国农业保险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2．1农民自身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明确

政策性农业保险面向的主体是农户，其能否顺利进行和良好开展都将直接依赖于农户是否认同与支持。随着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医疗保险在农村的推广，农民尝到了保险保障的甜头，也渐渐对保险知识有了切身的了解，投保意识较过去有所增强。但是，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宣传不到位等原因，部分农民对政策性保险仍重视不够。一方面，没有专人负责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解释，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明确;另一方面，以往我国发生自然灾害时，农户大多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和社会救助，农民便形成了遭遇自然灾害时等待政府救济的依赖心理，主观方面缺少自救及对风险预防的意识。另外，有一些农民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遭受自然灾害以及意外事故，这不仅降低了农户参保的积极性，也严重制约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2．2高保费、低赔付以及理赔手续繁琐导致农民参保意愿不高

我国农业生产多为个体分散经营，收益极低且不稳定，农民难以承受较高的保险成本，而农业保险因其保费厘定及计算的复杂性等固有特点，使得其成本较高。一般情况下，农业保险费率与其他险种费率相比要高出十几倍，即使政府补贴费率超过50%农户仍交不起保费。有些农户坦言，相比领取赔偿金，他们更愿意替人打工来弥补受灾的损失。投保需求不足从本根上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空间。较之理论上的保费精算，由人为操作的保险理赔手续也很繁琐。理赔时要多趟奔走于各种机关部门盖章、交各种证件，耗费数月也未必能拿到赔偿金。2013年7月17～23日笔者随安徽大学调研组前往皖北宿州调研，并就保险赔偿能否弥补2013年初冻灾损失与砀山县相房水果合作社负责人座谈，该负责人表示:“保费高，不是所有人都交得起，像我们种植大户还交得起，一些散户根本不愿买保险。受灾了领导要检查，专家要鉴定，等到赔偿的时候又要一趟一趟往村委会跑，折腾了十几天也没有结果，到最后几个月也拿不到赔偿金”。

2．3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作为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品种，农业保险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更强，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将影响农业保险正常、规范发展。2013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明确规定我国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但仍存在许多需要完善健全的地方。如虽确定了政府主导地位，但没有具体规定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操作随意性大;相关细则没有出台，遇到具体问题时无法可依，土地流转后保费补贴应补贴给转出人还是转入人等均缺乏具体规定，很容易引起矛盾;没有明确相关保费精算制度，费率计算与赔付存在不合理等现象。结合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建立一套健全的农业保险法规已刻不容缓。

2．4财政补贴效率不高，且有违公平

目前，我国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保险公司或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以及税收减免;二是对于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保费补贴。一方面，对保险公司进行管理费用补贴的方式过于粗放，易造成责任不明，效率不高，难以保证补贴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对于农户的保费补贴容易产生累退效应，导致以下2种不公平现象的产生，违背了农业保险的公益性特征:首先是区域不公，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保费的补贴比例分别是35%和25%，这忽视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别，使得政策性农业保险在部分欠发达地区推行起来较困难，而这些地区往往是农业大省，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其次是农户之间的不公，补贴同样存在着边际收益递减效应，相对于小农经营而言，补贴大户边际收益较低，也容易产生累退效应。

2．5缺乏有效机制应对巨灾冲击

我国一直以来饱受自然灾害困扰。近十年来，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在1000亿元以上，2008年更是高达11752．4亿元，常年受灾人口达3亿多人次。目前，我国针对干旱、洪涝等巨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补偿机制实行的是国家财政支持的灾后融资模式，即灾害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财政拨款等形式对灾害损失进行补偿。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单靠财政补贴难以弥补上千亿元的巨灾损失。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其中，财政用于救灾补偿的资金仅27．5亿元，占比仅2%。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难以承担巨灾赔付成本，多数保险产品种将巨灾列为除外责任，商业保险在巨灾补偿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小。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其中通过保险补偿的损失仅为18．06亿元，仅相当于损失的0．21%。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缺失使得保险公司在经营和运作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亟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事前机制来缓解保险公司的资金压力。

2．6监管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我国目前实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主导的，以扶持和保护我国农业为目的的公益性保险产品，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这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保险有很大差别。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截然不同的性质，导致了二者经营理念的不同。就商业性保险而言，监管部门要考虑保险公司的盈利，也要使被保险人的权益得到保障，尽量做到二者的利益平衡;然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部门需要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进行推动，达到政策目标是其最终目的。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的监管部门主要是保监会，而保监会向来是针对商业性保险进行监管，监管政策性保险经验不足。同一监管部门对两种性质不同的业务，营业理念不同的保险进行监管，必将产生多方面的冲突。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监管非常有必要。

3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转变相关认识

《农业保险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行自主自愿的原则，这表明不强制每人每户都投保，是否参保全凭个人意愿。政策的非强制性特征与农业保险的公益性特征相冲突，为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政府在宣传方面要做足功夫。受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影响，我国农民普遍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不愿接受新鲜事物，一项新的政策执行起来较困难。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一项实施不久的政策，农民对其不了解，持怀疑态度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创新宣传形式，加强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视程度和宣传力度。可以印发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小册子，通过广播、电视等方式进行宣传;还可以利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成功试点户的亲身讲授，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让农户看到购买保险的好处，鼓励农户购买农业保险。

3．2发展“信贷+保险”模式，填补农户资金缺口

“保险+信贷”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以农业保险的保单向指定银行进行质押贷款，借款人投保信贷保险是取得贷款的前提条件，保险的第一收益人是银行，投保人无需另行提供抵押物或保证，借贷资金用途限定为与投保品种有关的种植或养殖活动。以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的“草莓种植信贷保险”为例，该产品保险费率为6%，其中省、市、县财政各负担25%、25%、30%，农民自行承担20%，同时银行实行利率优惠，农户贷款成本总体上不高于现有的抵押贷款。自2009年开展草莓种植信贷保险以来，截至2012年已有433个农户从银行获得了超过2000万元的无担保无抵押贷款，累计赔付150万元，当地草莓种植面积扩大333．33hm2，促进农民增收6000万元以上。这种银保互动机制既解决了农户的资金需求，又盘活了保单，一旦出现巨灾或大的亏损，政府财政通过风险补偿机制对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一定的补偿，也解除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

3．3完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促进其长久发展

发展农业保险不仅需要自下而上的创新改革，更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统筹完善农村、土地、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世界上较早尝试农业保险且发展较好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先后出台过一系列法律来保证农业保险的实施。如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农业协同组合法》、《农业信用担保保险法》;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农作物保险改革法》、《农业风险保障法》等。《农业保险条例》的出台使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有了法律保障，但“条例”的保障作用仍不及“立法”更有说服力。我国在农业保险立法方面可以充分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进程，适时制订并出台《农业保险法》，并以此为基础完善与农业保险相关的法律体系，考虑制定《农业金融法》、《农业信用保障法》等法律，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农业法律体系，为农业保险体制的健全提供有力保障。

3．4规范财政补贴方式，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应利用财政补贴的杠杆作用，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落实补贴资金，规范补贴流程。其一，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管理费用补贴应逐步倾斜到保费补贴及再保险上，同时增加对经营农保的保险公司的优惠政策，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其二，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受益人应是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生产者。就农地流转而言，他应是运用转入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转入方，而不是转出土地后脱离农业生产的转出农民。其三，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扩大保费补贴比例，并定期公开补贴用资金的去向。完善和优化财政补贴制度还可从下3个方面入手:首先，实行区域性补贴和差异性补贴，对于粮食主产区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作物进行重点补贴或优先补贴，并结合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进一步增加补贴标准;其次，鼓励质量补贴，对于拥有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有机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等的农产品实施优先补贴并相应提高补贴标准;最后，科学制定保费补贴标准，使财政补贴在发挥支持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保险机构及农户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补贴的激励作用。

3．5建立巨灾基金及再保险制度，减小承保公司资金压力

农业对自然灾害的反应较其他产业敏感，尤其是面对巨灾造成的损失，仅靠财政补贴和保险赔偿难以弥补，因此有必要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巨灾基金来源可由政府预算、农民缴纳保费的一定比例以及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费构成。该基金由专门机构集中管理使用:可对保险公司超赔部分提供一定补偿;也可为受灾农户重建生产资料提供资金;还可用于灾害的预防，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病虫害防治等。此外，还需要建立国家补贴的再保险制度，可考虑由国家财政直接承担再保险责任，一旦发生保险公司超赔事件，超赔部分由财政承担。结合当前，可考虑由国家投资建立“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由国家专门部门负责其运行管理，承担国家农业再保险职能，并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有实力的大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进行再保险，分散承保保险公司风险。可能的话，也可考虑引进外国再保险公司，促进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有实力、有经验的大型保险公司的合作，进一步分散农业风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例2

国外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和农业保险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都比较重视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而且具有比较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农业保险的立法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如农业保险发达的美国，1938年就颁发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1980年又修订了《农作物保险法》，1994年又通过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2000年又出台了《农业风险保护法》等，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开办主体等明确规定。

(二)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

美国的农业保险原则上实行自愿保险，但1994年美国《农业保险修正案》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福利计划，如农产品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补贴和保护计划等，农民必须购买巨灾保险，然后才能追加购买其他的保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日本的农业保险也体现出了强制性特征，如日本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民实行强制保险，对达不到经营规模的农户，实行自愿保险。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强制，如1994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就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等得到政府其他的福利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事实上的强制性。

(三)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从国外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分析，农业保险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适度参与。世界大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支持体现在二方面：一是提供财政支持。主要是提供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和相关行政费用。美国保费补贴按照险种不同而有差异，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费用，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的推广和教育费用，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日本保费补贴比例依据费率不同而有差异，费率高，补贴比例也高，政府还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业务费用补贴，并承担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全部费用和农业共济组合的部分费用。二是提供再保险支持。农业风险的特点决定农业保险风险具有巨灾性，使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显得更为重要。国外农业保险相对成熟的国家都建立了各种再保险组织对农业保险进行分保。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就行使政府职能，专注为参与农业保险的各种私营保险公司、联营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支持。

(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需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一般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实行分级负责制，即设立农业部和省两级农作物保险局；法国设立农业相互保险集团；日本设立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菲律宾设立农作物保险公司；美国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都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构。他们或者指导农业保险经营，或者参与农业保险经营，或者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服务。

二、国内农业保险实践的启示

全国各地各个时期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或做法虽有不少共同点，但更有很大不同，这说明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组织模式可以多种多样，因而构不成农业保险是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理论上对农业保险制度建设在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政策支持是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前提。

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经营农业保险情况进行比较，充分证明了政府行政干预和政策支持是农业保险可持续运行的根本原因。如果缺少政府支持，即使经营管理水平再高的保险公司，出现经营困境也在所难免。

(二)地方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划分应考虑到国家需要。

农业保险实践中，各地结合自己的财政实力、农业特色、发展农业保险的目标，以及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确定了不同的险种作为政策性业务。这些业务地方性特征明显、稳定性差，不利于该业务的长期运作。具有明显地方性特征的保险业务与国家政策性业务不可能完全吻合。目前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均由一个保险公司经营，即使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会削弱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力度。

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例3

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发展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稳定农民收入的通行做法。但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自1982年恢复以来，一直发展缓慢。2006年农业保险费收入8.5亿元，仅占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的0.56%。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选择什么样的经营模式却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农业保险经营的客观困境及其障碍

由于农业保险标的——农作物及家禽家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面临自然力和人力的作用，其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损失率和高管理费用率的特点，由此导致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很难形成。世界各国对农业这一特殊领域如何更好地开展保险进行了长时期的探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商业性保险经营模式

这种是保险人选择农业中不需要补贴或只需少量补贴的项目，按商业性原则经营农业保险。商业性农业保险多为私人公司经营，西欧国家是典型代表。他们按照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经营要求，针对农业中经济价值高的标的，选择损失机会发生少但强度大的风险为承保对象。在西欧，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农业的雹灾损失十分严重，农作物雹灾保险成为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主要险种。另外还有火灾、风灾等，这些灾害发生机会虽然不多，却具有毁灭性。毛里求斯承保甘蔗等糖类作物、牙买加承保香蕉。这些都属于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对于高价值的农作物，选择适当的风险承保，采用商业性经营原则，完全可以获得经营的成功。经营模式下，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农民要支付足额的保险费。因而该模式在农业中的可承保面较狭窄。

（二）政策性保险经营模式

这种模式完全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政策来开展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管理费用及纯保费给予大量补贴，投保农民只需交部分保险费用。一般讲，农民从农业保险中所得到的赔款收入大于他们所交付的费用支出，即从农险中得到了政府的净收入转移。因此，这种经营模式实质上是灾害救济与保险机制的结合，又可称为灾害救济性农业保险。该模式作为政府保护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政策，多为政府机构或政府指定的公司经营。

在该经营模式下，农民对保险的有效需求迅速扩张，农业保险得以在广大地区普遍开展。北美国家和日本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他们承保了大多数主要作物的所有主要自然灾害及病虫害，即主要开展农作物一切险。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全额补贴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农险业务的活动管理费用，同时，为了弥补农险基金的不足，还提供了1亿美元的资本捐助。日本既直接补贴管理费用又直接补贴净保险费。在1947～1977年间日本农险业务总支出为4953.83亿日元，而政府提供了其中的3265.59亿日元，占65%。农业保险早已成为他们提高农业生产投资和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保险，但却能使保险在农业领域广泛推行。

对于我国，灾害救济性的政策性保险模式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但它是建立在政府大量补贴的基础上的。选择该模式的国家，大多是工业化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所谓工业化，实质是资源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动态再配置过程，是工业生产的资本化不断扩张并在经济总体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源不断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工业份额上升，农业份额下降。当工业自身的剩余除了可以支持工业化进一步完善外，还可以用于支持其他产业发展时，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受到保护，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大量补贴才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也只有在此时，农业只是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基础的地位会显得特别突出和光荣，农业将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怀，农业成为关系到整个社会生存的大问题、小行业。大问题应当受到关怀，小行业能够得到关怀。工业化的成长过程一般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支援工业阶段、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以及工业支援农业阶段，不同阶段的工农关系是不相同的。

据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农业与工业的净产值比例为14：86，城市人口率为40%，人均GDP为1300美元左右。据此，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工业化第二阶段，但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部分地区还处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补助工业，也就是说，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工业发展仍然需依靠农业提供的剩余积累推动。这一阶段的政府政策取向是农业挤压，通过不平等的税收、价格、资金投入等手段挤压农业以支持工业。第二阶段是平等发展，这时农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农业与工业各自独立发展，农业发展依靠自身积累。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离以工补农即农业保护阶段还存在一定距离，因而还不可能依靠工业收入来全面补贴农业。而且一些欠发达地区仍然需要通过挤压农业来发展工业。

那种认为目前我国应全面推行农业保护政策的观点，显然是一种超前意识。它只认识到了农业发展和农民需要保护的必要性，却没有认识到工业化阶段的可能性。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早已完成。农业保险实际上是他们以工补农的大政策之中的一项具体政策。把我国的农业保险放在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现阶段农险要得到国家财政的大量普遍补贴，在当前是很不现实的。我国20世纪80、90年代的众多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没有可持续性，就是由于受到了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取向的客观制约。

二、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现实选择及构想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农业保险曾经一度繁荣，当时形成了四种重要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一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商业保险公司自营，单独核算模式；二是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办或代办模式；三是保险公司组织农民之间的互助保险合作社的模式；四是民政部门办农险的模式。这些改革，一方面通过险种间互补、政府财政资助或民政补贴等方式部分解决了农业保险基金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与政府合作、组织保险合作社等方式减少了自身所承担的经营农业保险的风险，一度在90年代初使农险迅速发展。特别是1991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达到5.17亿元，比1990年增长1.5倍。

然而，这些保险发展模式都只是权宜之计，其制度设计本身存在致命的弱点，因而后来大都没能长久。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事实上是采用商业性保险模式来经营农险，却没有按商业性经营原则来选择和设计险种，有些在主观上是想按照政策性保险模式以扩大农业保险的经营面，事实上却不可能得到财政补贴资金来源的有力保障。正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制约，同时考虑到保险公司商业性质的经营体制，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分近期模式和远期模式进行分阶段设计：

（一）商业性保险为主、政策性保险为辅的近期模式

“商业性保险为主”，是指保险公司选择一定的农业险种，完全按商业性原则进行经营。目前的财产保险公司大都是股份制企业，必须为股东利益考虑，不可能容忍农险的长期大量亏损。在保险企业得不到充足的外部补贴来源时，农险要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继续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恢复保险的本性，按照商业性保险的原则来严格选择和设计险种。选择经济价值高的标的、事故发生少但损失强度大的风险作为承保对象。如小麦在田间生长，价值分散，但收割后堆放晒场，价值集中，这时万一发生火灾，干万斤小麦便毁于一旦。因此，众多麦农必然对麦场火灾损失风险的转嫁产生强烈需求。有些经济作物如烤烟、蔬菜、花卉、果类等，商品价值较高，对已形成规模经营的农户来说，他们也存在对生长期风险的忧虑和损失转嫁的需求，并且他们有足够的保险费支付能力。随着我国“三高”农业、外向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

“政策性保险为辅”，是指除了商业性农业保险项目外，允许少数经济发达地区通过保险公司内部的其它险种盈余补贴、地方财政补贴等手段对主要农作物或牲畜实行统保。其目的是为将来实行远期模式广泛开展的农业保险探索规律和总结经验。政策性保险的组织形式以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地方政府支持模式为最好，也可采用合办或代办模式。补贴应是固定的和事先确定的，补贴金额与农民所交保险费之和应与预期赔付额与管理费用之和相平衡。政策性农业保险要作为独立的地方经营险种单独立账、单独核算，免缴营业税、所得税，并且结余留存，作为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专户存储积累。政策性保险应由保监会统一规划和安排，选择有条件的发达地区试办。

（二）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性保险为辅的远期模式

近期模式不能使农民普遍受惠。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工业化进程进入农业保护阶段，政策性保险即可广泛发展，并在农业保险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远期模式要改变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这时的商业性农险只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充，为农民承保那些政策性农险以外的险种，或者为农民提供更高的保障。政策性保险体系的设想是建立事业性质的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经营农险及其再保险；通过国家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并实行法定保险的经营方针；国家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以必要的优惠政策。远期模式的具体设计为：

1、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各省、地、县设立其分支机构。由该公司经营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再保险。此外，允许农村合作组织经营某些政策性农业保险，但必须按一定比例向专业公司分保。

2、通过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专项基金。由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负责筹集、分配和管理专项基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提供该专项基金的一定份额。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再保险独立核算，免征一切税赋，经营结余全部留作总准备金积累，以备巨灾风险。

3、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牲畜商品的生产全部实行法定保险，政府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保费补贴。法定保险由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及其指定的农村合作组织垄断经营。除法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外的商业性农险项目，全部实行自愿投保。各商业保险企业及农村合作组织对商业性农险项目可竞争经营，国家农业保险专业公司为之提供再保险。

远期模式是发展农业保险的一种理想化目标。虽然现阶段它不可能在全国同时实现，但是少数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提前实行。另外，远期模式必须在省范围内统一实施，并要进行农业风险区划和费率分区，承保范围太小了，风险难以有效分散。

参考文献：

1、李军，FrancisTuan.农业风险管理和政府的作用——中美农业保险交流与考察[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例4

2保费水平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保费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保的积极性，过高的保费使得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难以应对，从而放弃农业保险。对农户进行保费补贴可以降低农户承担保费的负担进而增加其积极性，因此保费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政府补贴比例。而影响保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保险费率与保险金额。

2．1保险费率的厘定

2．1．1保险费率厘定方法

目前，农业保险费率

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经验费率法和单产分布模型推导法。前者是指依据个人或地区的历史损失数据进行费率核算，将个人或地区历史损失率的平均值作为当年损失率预测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可以提高费率厘定的精确性，适用于有完整和长期连续且完整的历史数据的情况；而后者是指利用统计学和概率论知识，估算某地区或个人作物单产波动的概率密度函数，然后利用概率论知识进行费率厘定的方法。该方法理论严谨，数学推理性强，适用于没有长期完整连续的历史数据的情况，国内外关于保险费率厘定的研究大都采用这种方法。由于研究对象的单产历史数据样本量不够大，所以该文的研究采用单产模型推导法。

2．1．2理论保费的厘定

选取辽宁省与贵州省1981～2012年玉米单产数据为研究对象，基础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通过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去除趋势化处理，建立了单产关于时间t的回归方程，之后将各年份的趋势单产转换到计算费率的年份，使得各年份产量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下。

2．2保险金额的设定

保险有两个功能，一是弥补灾害带来的损失，二是保障生产的恢复。目前发展农业保险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农户在受灾以后尽快恢复农业再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农户利用保险而产生额外收益，国家主要保障的是直接物化成本而不是收益。根据现行规定，农业保险补贴险种的保险金额原则上只应覆盖直接物化成本，其中物化成本主要包括种子成本、化肥成本、农药成本、机耕成本和地膜成本等。

2．3保险费率与保险金额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2．3．1保险费率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根据辽宁省与贵州省在85％保障水平下最优分布的费率（辽宁省4％，贵州省9％），假定两省的保障金额都为3000元•hm－2，如果农户负担20％保费比例，则辽宁省农户需要付出24元•hm－2的保费，贵州省农户需要付出54元•hm－2的保费。对于相对贫穷的贵州省农户而言，反而要承担超过辽宁省农户一倍多的保费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为了使高费率地区的农户拥有较高的参保积极性，政府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应相对提高。例如辽宁省农户目前享受的政府补贴比例为80％，即农户支付保费24元•hm－2，如果贵州省农户按照目前同样享有的80％补贴，则需要支付保费54元•hm－2。若要使贵州省农户也享受24元•hm－2的保费，那么政府的补贴比例就要达到91％。

2．3．2保险金额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物化成本也在不断提升，为了达到覆盖直接物化成本的目的，保险金额也应该随之进行调整。若要使农户承担的保费不变，在提高保险金额的同时加大政府的补贴比例。按照目前辽宁省玉米种植保险的费率4％和保险金额3000元•hm－2，农户需承担24元•hm－2的保费。但若将保险金额提高到目前的物化成本水平4500元•hm－2，农户需要承担36元•hm－2（4500×4％×20％）的保费。因此提高保险金额会加大农户负担，降低其参保积极性；但是在农业生产资料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如果不提高保险金额，农户又会因保障水平太低而失去参保意愿。对此，政府补贴就应该适当发挥作用，即在提高保险金额的同时加大政府补贴的力度。

3各地经济状况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3．1各地农户收入及支出水平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对比2000～2011年辽宁省与贵州省农民人均收入、人均支出及人均结余（见表10）情况可知，辽宁省农民人均收入要明显高于贵州省，约3倍。但就其支出而言，两省农户在生活支出方面的差距并没有像收入差距那样大，这就导致了辽宁省农民的人均结余平均高出贵州省农民6倍多。也就是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但面临的各类税费、生活必须开销、子女教育费用和购买化肥农药饲料等方面的支出并不少，因此真正可以支配的收入就更低，保费支付能力很差。与此同时，由于农户的资本积累少，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也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面临的农业生产风险加大，保险费率随之提高。用较低的收入来支付较高的保费，这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为了发展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保险进而保障农户的生产生活，政府应承担更高的保费补贴比例。

3．2各地财政水平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在上海、浙江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比较小，地方政府财力雄厚，出钱补贴不成问题。在欠发达地区农业保险试点中，政府补贴明显不足，这是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将政府补贴分层是目前问题的难点。对比2000～2011年辽宁省与贵州省财政收入情况可知，辽宁省的地方财政收入要明显高于贵州省，平均为3．6倍。因此单纯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补贴比例显然会对地方的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为此，尽管2012年以来中央财政先后多次提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由25％提高至中西部40％、东部35％，即在比例总体提升的基础上，中央财政体现了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持。但对于贵州省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的财政补贴力度仍显不足，该地区地方政府和农户对保费承担的比例仍然较高。

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例5

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到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到1992年当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但保费快速上升的同时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为119%。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调整农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而其他保险公司则是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1993年以后农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2000年农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2002年继续缩减为3.0亿元，全国农民人均缴纳农险保费不到1元。我国农业保险远未发挥其化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作用。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考察我国农业保险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农业保险主要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1.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农业保险业发展20年来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缺乏法律支撑；连WTO农业国内支持与保护的“绿箱政策”允许对农业保险发展的保护条款，我国都没有有效利用。日益加剧的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凸显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的懦弱和不足，现有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远不能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

2.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强度较低

我国农业保险在总体上普及率很低，覆盖面很小，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业务覆盖面较宽、有一定保险深度以外，全国农业保险承保率不及应保面的5%。1993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高峰年，当年全国的粮食作物承保面为4.8%、经济作物11.1%、耕牛3.66%、奶牛1.87%、牲猪1.18%、家禽约1.3%、水产养殖2.5%、森林4.59%。除经济作物覆盖面超过10%以外，其余均在5%以下。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的投保覆盖面进一步下降。目前我国种养两业95%以上均处在缺乏保险保障的状态之下，农业生产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包围之中。

3.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

我国目前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逆向选择严重，通常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急于投保，而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则不愿参加保险，造成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二是农险理赔复杂、特别是养殖保险核损较为困难，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骗赔的现象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

4.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营农险的风险巨大，农险的赔付率远远高于安全线。1982年-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其中有7年的赔付额超过投保额，开展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长期亏损。尽管免除了农险营业税，但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大，农险业务难以为继。而且我国农险存在着政策性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弊端，这也导致农险经营的长期亏损。

5.农民投保意愿较低

我国农户小规模经营、农民收入不高，加之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农民投保意愿不高、投保面窄，农险业务不符合大数法则，使得农业保险公司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这也是我国农险日益萎缩的重要根源。

二、农地制度的局限性与小规模农户的经营风险

1.我国农地制度的局限性

20多年来我国以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农地制度推动了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历史性的持久增长。但从制度的安排来看，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固有局限性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逐步暴露出来，家庭分散经营更加剧了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承包的有限性，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这不仅大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区域性种植、机械化耕作和集约经营；而且增大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及农业固定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上农业生产收成的不确定性及市场的多变，单一分散的农户不能很好地运用价格、成本与利润的比较去规避市场风险，容易造成决策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振荡”状态。

我国农地产权激励不足这表现为三个特征：产权不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农民承包界定不清。产权不完善。农民拥有有条件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产权不稳定。我国农地制度多变，农户权利经常受到损害，无法实现土地利用长期利益最大化。这三个特征与产权的自身特征——排他性、转让性、继承性是相违背的，使农民对固定承包的土地缺乏长期预期，在收入、投入、风险目标的制约下，不能实现有效投入和积累机制。因而对我国农户对有效抗击自然灾害的投入没有积极性，是不难理解的。

2.小规模农户经营的风险特征

在经历家庭承包后我国的农业土地制度没有出现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小规模兼业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对农户内部风险处理的研究显示，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是理性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农户防范和处理风险的策略是有效的。我国小规模农户经营风险及其特点是：

农户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明显的产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户既要应付农业的自然灾害风险，又要应付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以及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动等的市场风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等外部环境的变迁，农户在面临农业经营所固有的各种传统风险的同时，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大。

农户风险分摊的外部环境差在良好的市场体系中，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例如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等形式消除风险和分散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我国农户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其外部风险分散和防范的机制比较脆弱。现阶段农户对风险的防范和处理主要还是通过家庭内部及农户之间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而且这些手段主要集中在应付意外事故。对农户生产和消费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与不稳定性还缺乏有效的外部机制与手段来防范。

由于农业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程度高，农户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及损失都很大，商业保险往往不能承担这种风险。保险公司无法统一农户的行为，无法要求不同风险偏好和对各自风险评估不一致的农户都加入统一的农业保险计划，保险的信息高度不对称，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都十分困难。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外部机制安排在供给方面先天不足。

农民多是风险回避者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消费中力图回避各种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欠发达的农户抵抗风险和补偿风险损失的机制与手段的成本较高。我国农户承受不起风险较大的损失，大多数农户宁愿选择生产风险较小、收入水平也较低的生产方式，而放弃那些收益可能较高、同时风险也较高的活动。

我国农户家庭的小规模农业既受自然风险影响、又受农产品市场波动风险制约，农业生产经营比较经济利益低下，农地制度的缺陷和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使得我国农户单靠自身力量是无力防范和承担诸如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风险的。

3.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设计

在土地家庭承包制条件下，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承担洪涝、干旱等巨灾的农业风险，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分散和化解农业巨灾风险。针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特征农业经济结构特征和WTO框架下农业保护政策，我国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设计如下：

大宗农产品（粮棉油）是我国大面积种植的主要农产品，极易受到洪涝、干旱巨灾的威胁。大宗农产品涉及千家万个农户，拟采取政府统筹农业保险的措施：类似西方国家的农业保险，给参加大宗农作物投保的农户提供保险补贴或分担保险费。美国、日本等给本国农户的保险补贴达到农业投保费的45%以上，考虑我国目前财政负担情况，给予大宗农产品的洪灾保险补贴率可为30%；大宗农产品生产面广、经营分散，农业保险的运作成本高昂，为鼓励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事业，政府应当给予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费用补贴。

其他农产品，经济价值较高、生产经营效益好，可采用互助共济式——相互保险的农业保险模式。非大宗性农产品是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采用相互保险模式可以起到风险化解与分散的作用。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实行农业相互保险机制的途径比较可行的是集资模式。由于单个农户实力有限，可以考虑以村民小组或村级经济集体为成员单位参与相互保险公司的集资和筹建。

在缺少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条件下，为鼓励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考虑将农村其他保险（如财险、人寿险）纳入农业保险，享受农业保险的一些政策待遇。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将农村地区其他保险业务的收益补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亏损，从而分散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改变国家对受灾地区救济救灾款的办法，将财政救灾救济款在内、甚至一部分扶贫资金等转化为以农业保险补贴的形式发放，这样既可以减轻对受灾地区补贴的随意性和地方政府对国家救灾补贴的依赖，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又可以推动受灾地区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同时改变政府和受灾地区人们只重视抗灾救灾、忽视农业灾害风险的防范和风险分散与转移的观念。

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的特点决定了巨灾保险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农业巨灾风险不符合大数法则，纯粹由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是不现实的。因此，为防范和化解巨灾风险、真正实现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功能，政府就有必要通过合理的“市场干预”，建立国家巨灾保险保障基金。以巨灾保险基金支持农业水灾保险业务的正常进行，并且政府要作为巨灾基金的“最后的再保险人”，在巨灾基金不足以应付赔款支出或达到某一收支临界点时，政府应当提供强力的财政支持。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发展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为减轻自然灾害给农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西方发达农业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从而使农民能以较低保险费普遍参加农业保险。发达国家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经验，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途径：一是强制保险，在一定地区实施农业保险时，把农户贷款、技术帮助与投保挂钩；二是对给予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以保费补贴和对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费用补贴；三是对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

参考资料：

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例6

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到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到1992年当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但保费快速上升的同时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为119%。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调整农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而其他保险公司则是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1993年以后农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2000年农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2002年继续缩减为3.0亿元，全国农民人均缴纳农险保费不到1元。我国农业保险远未发挥其化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作用。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考察我国农业保险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农业保险主要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农业保险业发展20年来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缺乏法律支撑；连WTO农业国内支持与保护的“绿箱政策”允许对农业保险发展的保护条款，我国都没有有效利用。日益加剧的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凸显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的懦弱和不足，现有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远不能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

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强度较低

我国农业保险在总体上普及率很低，覆盖面很小，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业务覆盖面较宽、有一定保险深度以外，全国农业保险承保率不及应保面的5%。1993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高峰年，当年全国的粮食作物承保面为4.8%、经济作物11.1%、耕牛3.66%、奶牛1.87%、牲猪1.18%、家禽约1.3%、水产养殖2.5%、森林4.59%。除经济作物覆盖面超过10%以外，其余均在5%以下。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的投保覆盖面进一步下降。目前我国种养两业95%以上均处在缺乏保险保障的状态之下，农业生产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包围之中。

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

我国目前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逆向选择严重，通常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急于投保，而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则不愿参加保险，造成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二是农险理赔复杂、特别是养殖保险核损较为困难，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骗赔的现象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

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营农险的风险巨大，农险的赔付率远远高于安全线。1982年-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其中有7年的赔付额超过投保额，开展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长期亏损。尽管免除了农险营业税，但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大，农险业务难以为继。而且我国农险存在着政策性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弊端，这也导致农险经营的长期亏损。

农民投保意愿较低

我国农户小规模经营、农民收入不高，加之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农民投保意愿不高、投保面窄，农险业务不符合大数法则，使得农业保险公司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这也是我国农险日益萎缩的重要根源。

农地制度的局限性与小规模农户的经营风险

我国农地制度的局限性

20多年来我国以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农地制度推动了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历史性的持久增长。但从制度的安排来看，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固有局限性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逐步暴露出来，家庭分散经营更加剧了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承包的有限性，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这不仅大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区域性种植、机械化耕作和集约经营；而且增大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及农业固定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上农业生产收成的不确定性及市场的多变，单一分散的农户不能很好地运用价格、成本与利润的比较去规避市场风险，容易造成决策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振荡”状态。

我国农地产权激励不足这表现为三个特征：产权不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农民承包界定不清。产权不完善。农民拥有有条件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产权不稳定。我国农地制度多变，农户权利经常受到损害，无法实现土地利用长期利益最大化。这三个特征与产权的自身特征——排他性、转让性、继承性是相违背的，使农民对固定承包的土地缺乏长期预期，在收入、投入、风险目标的制约下，不能实现有效投入和积累机制。因而对我国农户对有效抗击自然灾害的投入没有积极性，是不难理解的。

小规模农户经营的风险特征

在经历家庭承包后我国的农业土地制度没有出现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小规模兼业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对农户内部风险处理的研究显示，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是理性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农户防范和处理风险的策略是有效的。我国小规模农户经营风险及其特点是：

农户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明显的产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户既要应付农业的自然灾害风险，又要应付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以及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动等的市场风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等外部环境的变迁，农户在面临农业经营所固有的各种传统风险的同时，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大。

农户风险分摊的外部环境差在良好的市场体系中，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例如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等形式消除风险和分散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我国农户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其外部风险分散和防范的机制比较脆弱。现阶段农户对风险的防范和处理主要还是通过家庭内部及农户之间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而且这些手段主要集中在应付意外事故。对农户生产和消费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与不稳定性还缺乏有效的外部机制与手段来防范。

由于农业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程度高，农户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及损失都很大，商业保险往往不能承担这种风险。保险公司无法统一农户的行为，无法要求不同风险偏好和对各自风险评估不一致的农户都加入统一的农业保险计划，保险的信息高度不对称，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都十分困难。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外部机制安排在供给方面先天不足。

农民多是风险回避者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消费中力图回避各种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欠发达的农户抵抗风险和补偿风险损失的机制与手段的成本较高。我国农户承受不起风险较大的损失，大多数农户宁愿选择生产风险较小、收入水平也较低的生产方式，而放弃那些收益可能较高、同时风险也较高的活动。

我国农户家庭的小规模农业既受自然风险影响、又受农产品市场波动风险制约，农业生产经营比较经济利益低下，农地制度的缺陷和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使得我国农户单靠自身力量是无力防范和承担诸如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风险的。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设计

在土地家庭承包制条件下，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承担洪涝、干旱等巨灾的农业风险，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分散和化解农业巨灾风险。针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特征农业经济结构特征和WTO框架下农业保护政策，我国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设计如下：

大宗农产品（粮棉油）是我国大面积种植的主要农产品，极易受到洪涝、干旱巨灾的威胁。大宗农产品涉及千家万个农户，拟采取政府统筹农业保险的措施：类似西方国家的农业保险，给参加大宗农作物投保的农户提供保险补贴或分担保险费。美国、日本等给本国农户的保险补贴达到农业投保费的45%以上，考虑我国目前财政负担情况，给予大宗农产品的洪灾保险补贴率可为30%；大宗农产品生产面广、经营分散，农业保险的运作成本高昂，为鼓励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事业，政府应当给予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费用补贴。

其他农产品，经济价值较高、生产经营效益好，可采用互助共济式——相互保险的农业保险模式。非大宗性农产品是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采用相互保险模式可以起到风险化解与分散的作用。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实行农业相互保险机制的途径比较可行的是集资模式。由于单个农户实力有限，可以考虑以村民小组或村级经济集体为成员单位参与相互保险公司的集资和筹建。

在缺少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条件下，为鼓励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考虑将农村其他保险（如财险、人寿险）纳入农业保险，享受农业保险的一些政策待遇。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将农村地区其他保险业务的收益补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亏损，从而分散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改变国家对受灾地区救济救灾款的办法，将财政救灾救济款在内、甚至一部分扶贫资金等转化为以农业保险补贴的形式发放，这样既可以减轻对受灾地区补贴的随意性和地方政府对国家救灾补贴的依赖，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又可以推动受灾地区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同时改变政府和受灾地区人们只重视抗灾救灾、忽视农业灾害风险的防范和风险分散与转移的观念。

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的特点决定了巨灾保险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农业巨灾风险不符合大数法则，纯粹由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是不现实的。因此，为防范和化解巨灾风险、真正实现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功能，政府就有必要通过合理的“市场干预”，建立国家巨灾保险保障基金。以巨灾保险基金支持农业水灾保险业务的正常进行，并且政府要作为巨灾基金的“最后的再保险人”，在巨灾基金不足以应付赔款支出或达到某一收支临界点时，政府应当提供强力的财政支持。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发展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为减轻自然灾害给农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西方发达农业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从而使农民能以较低保险费普遍参加农业保险。发达国家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经验，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途径：一是强制保险，在一定地区实施农业保险时，把农户贷款、技术帮助与投保挂钩；二是对给予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以保费补贴和对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费用补贴；三是对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

参考资料：

1.许飞琼，我国的农业灾害损失与农业政策保险，《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9期：-8-12

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例7

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到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到1992年当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但保费快速上升的同时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为119%。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调整农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而其他保险公司则是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1993年以后农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2000年农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2002年继续缩减为3.0亿元，全国农民人均缴纳农险保费不到1元。我国农业保险远未发挥其化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作用。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考察我国农业保险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农业保险主要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农业保险业发展20年来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缺乏法律支撑；连WTO农业国内支持与保护的“绿箱政策”允许对农业保险发展的保护条款，我国都没有有效利用。日益加剧的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凸显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的懦弱和不足，现有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远不能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

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强度较低

我国农业保险在总体上普及率很低，覆盖面很小，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业务覆盖面较宽、有一定保险深度以外，全国农业保险承保率不及应保面的5%。1993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高峰年，当年全国的粮食作物承保面为4.8%、经济作物11.1%、耕牛3.66%、奶牛1.87%、牲猪1.18%、家禽约1.3%、水产养殖2.5%、森林4.59%。除经济作物覆盖面超过10%以外，其余均在5%以下。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的投保覆盖面进一步下降。目前我国种养两业95%以上均处在缺乏保险保障的状态之下，农业生产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包围之中。

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

我国目前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逆向选择严重，通常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急于投保，而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则不愿参加保险，造成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二是农险理赔复杂、特别是养殖保险核损较为困难，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骗赔的现象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

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营农险的风险巨大，农险的赔付率远远高于安全线。1982年-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其中有7年的赔付额超过投保额，开展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长期亏损。尽管免除了农险营业税，但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大，农险业务难以为继。而且我国农险存在着政策性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弊端，这也导致农险经营的长期亏损。

农民投保意愿较低

我国农户小规模经营、农民收入不高，加之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农民投保意愿不高、投保面窄，农险业务不符合大数法则，使得农业保险公司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这也是我国农险日益萎缩的重要根源。

农地制度的局限性与小规模农户的经营风险

我国农地制度的局限性

20多年来我国以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农地制度推动了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历史性的持久增长。但从制度的安排来看，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固有局限性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逐步暴露出来，家庭分散经营更加剧了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承包的有限性，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这不仅大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区域性种植、机械化耕作和集约经营；而且增大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及农业固定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上农业生产收成的不确定性及市场的多变，单一分散的农户不能很好地运用价格、成本与利润的比较去规避市场风险，容易造成决策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振荡”状态。

我国农地产权激励不足这表现为三个特征：产权不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农民承包界定不清。产权不完善。农民拥有有条件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产权不稳定。我国农地制度多变，农户权利经常受到损害，无法实现土地利用长期利益最大化。这三个特征与产权的自身特征——排他性、转让性、继承性是相违背的，使农民对固定承包的土地缺乏长期预期，在收入、投入、风险目标的制约下，不能实现有效投入和积累机制。因而对我国农户对有效抗击自然灾害的投入没有积极性，是不难理解的。

小规模农户经营的风险特征

在经历家庭承包后我国的农业土地制度没有出现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小规模兼业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对农户内部风险处理的研究显示，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是理性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农户防范和处理风险的策略是有效的。我国小规模农户经营风险及其特点是：

农户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明显的产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户既要应付农业的自然灾害风险，又要应付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以及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动等的市场风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等外部环境的变迁，农户在面临农业经营所固有的各种传统风险的同时，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大。

农户风险分摊的外部环境差在良好的市场体系中，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例如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等形式消除风险和分散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我国农户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其外部风险分散和防范的机制比较脆弱。现阶段农户对风险的防范和处理主要还是通过家庭内部及农户之间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而且这些手段主要集中在应付意外事故。对农户生产和消费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与不稳定性还缺乏有效的外部机制与手段来防范。

由于农业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程度高，农户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及损失都很大，商业保险往往不能承担这种风险。保险公司无法统一农户的行为，无法要求不同风险偏好和对各自风险评估不一致的农户都加入统一的农业保险计划，保险的信息高度不对称，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都十分困难。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外部机制安排在供给方面先天不足。

农民多是风险回避者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消费中力图回避各种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欠发达的农户抵抗风险和补偿风险损失的机制与手段的成本较高。我国农户承受不起风险较大的损失，大多数农户宁愿选择生产风险较小、收入水平也较低的生产方式，而放弃那些收益可能较高、同时风险也较高的活动。

我国农户家庭的小规模农业既受自然风险影响、又受农产品市场波动风险制约，农业生产经营比较经济利益低下，农地制度的缺陷和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使得我国农户单靠自身力量是无力防范和承担诸如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风险的。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设计

在土地家庭承包制条件下，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承担洪涝、干旱等巨灾的农业风险，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分散和化解农业巨灾风险。针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特征农业经济结构特征和WTO框架下农业保护政策，我国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设计如下：

大宗农产品（粮棉油）是我国大面积种植的主要农产品，极易受到洪涝、干旱巨灾的威胁。大宗农产品涉及千家万个农户，拟采取政府统筹农业保险的措施：类似西方国家的农业保险，给参加大宗农作物投保的农户提供保险补贴或分担保险费。美国、日本等给本国农户的保险补贴达到农业投保费的45%以上，考虑我国目前财政负担情况，给予大宗农产品的洪灾保险补贴率可为30%；大宗农产品生产面广、经营分散，农业保险的运作成本高昂，为鼓励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事业，政府应当给予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费用补贴。

其他农产品，经济价值较高、生产经营效益好，可采用互助共济式——相互保险的农业保险模式。非大宗性农产品是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采用相互保险模式可以起到风险化解与分散的作用。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实行农业相互保险机制的途径比较可行的是集资模式。由于单个农户实力有限，可以考虑以村民小组或村级经济集体为成员单位参与相互保险公司的集资和筹建。

在缺少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条件下，为鼓励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考虑将农村其他保险（如财险、人寿险）纳入农业保险，享受农业保险的一些政策待遇。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将农村地区其他保险业务的收益补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亏损，从而分散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改变国家对受灾地区救济救灾款的办法，将财政救灾救济款在内、甚至一部分扶贫资金等转化为以农业保险补贴的形式发放，这样既可以减轻对受灾地区补贴的随意性和地方政府对国家救灾补贴的依赖，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又可以推动受灾地区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同时改变政府和受灾地区人们只重视抗灾救灾、忽视农业灾害风险的防范和风险分散与转移的观念。

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的特点决定了巨灾保险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农业巨灾风险不符合大数法则，纯粹由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是不现实的。因此，为防范和化解巨灾风险、真正实现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功能，政府就有必要通过合理的“市场干预”，建立国家巨灾保险保障基金。以巨灾保险基金支持农业水灾保险业务的正常进行，并且政府要作为巨灾基金的“最后的再保险人”，在巨灾基金不足以应付赔款支出或达到某一收支临界点时，政府应当提供强力的财政支持。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发展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为减轻自然灾害给农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西方发达农业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从而使农民能以较低保险费普遍参加农业保险。发达国家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经验，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途径：一是强制保险，在一定地区实施农业保险时，把农户贷款、技术帮助与投保挂钩；二是对给予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以保费补贴和对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费用补贴；三是对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

参考资料：

1.许飞琼，我国的农业灾害损失与农业政策保险，《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9期：-8-12

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例8

按照中国保监会“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统一部署，自2004年起，全国多个地区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并成立了三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欧洲有一百多年农业保险经营历史的法国安盟在四川成都设立了分公司，尝试在中国开展农业保险。作为试点省份之一，吉林省自2004年底开始农业保险试点，试点的载体为总部设在吉林省的专业性农业保险机构——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地方的支持下，2005年，吉林省开办7个品种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涵盖大宗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主要养殖品种。承保种植作物总面积40多万亩、养殖畜禽4，000多万头俱，共10多万农户得到保险保障。通过试点，农业保险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减轻政府救灾、救济压力等多个重要方面发挥了“一保多安”的积极作用，得到各级政府、农民和企业的好评，农业保险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已成为政府支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农村建设的必要保障措施。但在下一步深入开展农业保险试点中，应有效结合新农村建设需要，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办模式、营销渠道、风险防范和加强农业保险公司的自主创新等方面还应进一步加强研究。

一、发展农业保险服务必须不断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以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三低”问题没有解决好。一是农民投保能力低。农民的低收入水平限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二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这是由我国传统农业长期以来规模小所决定的。三是农业保险服务水平低。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人员不足，加之农业保险成本高，造成定损、理赔等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因此，今后应针对这些实际问题，创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结合吉林省试点已取得的经验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今后应主要探索以下四种模式：一是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即通过龙头企业带动订单农户参加保险，打造一条龙头自身保险订单农户种植、养殖保险的链条。在稳步开展链条两端保险的同时，逐步向农户种植、养殖之外的人身和财产保险延伸。2005年，安华农保公司开展的玉米、烟叶、草莓、肉鸡等项政策性农业保险均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一是龙头企业可适当给予参保订单农户适当的保费补贴，强化产业化链条的紧密度。二是参保农户出险后，保险公司可与龙头企业协作，利用其人员、技术、机构等方面的优势，在现场查勘、协助理赔方面发挥作用。如玉米、烟叶种植保险的赔款，就是借助试点地区龙头企业的力量，共同查勘现场，并由出险地企业分支机构代替保险公司及时发放赔款。二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即以合作组织为参保范围，向合作组织内的社员提供保险，充分发挥社员之间信息比较对称、联系比较紧密、利益比较相同等特点，相对集中地开展较大规模的保险业务。2005年吉林省梨树县开展的生猪养殖巨灾保险，选择的就是梨树县百信和富邦农牧合作社。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是合作社社员比较集中，养殖规模较大，风险意识较强，投保积极性较高，农户之间的示范作用较明显。二是对合作社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比较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一般都有一个经营实体支撑，如饲料加工厂或稳定的销售渠道，在保险的开展上，有的合作社对参加保险的饲养户给予饲料或销售上的一些优惠，这就吸引了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社，从而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吉林省共有各类比较规范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4，000多个，为这种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三是订单农业的统保模式。即结合行政区划和粮食订单，对试点区域内大宗粮食作物种植成本巨灾保险进行统保的试点模式。2006年，吉林省的桦甸市由政府成立农业保险领导小组，以县为单位，按照粮食直补面积实行统一投保，由桦甸市政府组织收缴地方财政补贴和农户自交保费部分，现场查勘由政府组织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协同保险公司共同开展，并代保险公司统一向受灾农户发放保险赔款。四是分散经营的营销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围绕农村家庭财产、人身意外和责任保险所采取的。通过与全省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等农村金融系统和农村经营管理站、农机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站等农业管理与服务部门建立兼业代办关系，深入农村，针对分散农户开展保险业务。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民对家财、意外、学平等保险的需求不断加大，这些保险不仅能保障农民不因突发变故而致贫、返贫，而且也是保障新农村建设成果的一种体现。

二、农业保险服务应不断开辟新的营销渠道

农业保险业务的分散性、单个保险单位的小面值决定建立营销渠道的原则应是：以高效优质服务为前提来节约成本；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接近参保农户；兼顾商业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充分挖掘农村潜在力量。按照这样的原则，应开辟多渠道、多形式、多身份加入的营销渠道。一是农村信用社渠道。农信社是农村网络最健全、与农民联系最紧密的金融机构。通过农信社保险业务，利用其在农村的营业机构网点优势和人员优势，广泛开展，既能节约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又能促进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二是银行、邮政渠道。在安华农保公司2005年的试点中，农业银行、邮政系统等已开始代办“三农”保险业务。农业发展银行也与农业保险公司进行合作，开始探索专业农业保险公司与政策性银行的合作。由于农业保险与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形成了良好效果。吉林省于2006年提出要求，由省农信联社、相关金融机构同农业保险公司，对农村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发放大额贷款，并实行先保险后贷款的政策。三是农村经管、农机渠道。农村经营管理站、农机、农技推广站在农村都有健全的机构和人员，与农民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渠道，通过他们农业保险业务更容易被农民所接受。同时，通过业务，这些部门能增加中间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发展问题。吉林省共有乡镇780个、9，000个行政村，一旦这项计划开始实施，代办网点可向下延伸到每一个乡镇，触角触及到每一个村屯。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保险机构设置和服务上的诸多难点。四是自行组建直销渠道。吉林省的公主岭市尝试按照这种模式，组建了直销队伍。2005年8月份，在公主岭市的24个乡镇，组建了5个跨乡镇管理的农村营业部、24个乡镇营业分部、240多名农村营销员组成的农村队伍。这些营业部、营业分部的建设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持。通过这种渠道，还能较好地对农业保险进行宣传。

三、农业保险服务应有针对性地设定风险防线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在2005年的试点中，从四个方面对农业风险加强预防。第一，加强售后跟踪服务。为减少保险标的损失，为参保农户提供优质的保险保障服务，农业保险公司招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广泛的售后技术服务，赢得当地群众的信任，为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广泛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第二，加强防灾器械投入。比如，在烟叶保险中，根据烟叶种植地域多为浅丘陵、山坡地和地形地貌易发生冰雹灾害的特点，保险公司、省影响天气办公室、烟叶公司共同协调购置了大批的防雹炮，安置在冰雹多发地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灾害损失。第三，建立疫情预警机制。为超前做好畜牧业保险疫情监测工作，农业保险公司制定了《养殖业保险防疫工作实施方案》、《养殖业保险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养殖业保险疾病监测方案》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05年，在白城市奶牛保险过程中，技术人员在开展售后跟踪服务发现承保地区发生疫情后，及时逐级上报，公司立即启动《养殖业保险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将承保奶牛进行有效隔离，并派专人密切观测疫情防控情况，使防控措施及时、得力。第四，加强监管和技术指导。在延边梅花鹿保险工作中，农业保险公司专门指派高级兽医师赴承保地区，对承保的梅花鹿进行逐个查体验标，并给保险标的建立疾病治疗档案，与养殖场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梅花鹿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并经常深入养殖场开展技术指导。在2006年3月初的梅花鹿转场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的两名高级兽医师始终跟随鹿群转场的全过程，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跟踪服务，保证了梅花鹿的安全转场。

四、农业保险服务应不断进行创新

当前，农业保险试点是在缺乏成功经验和国家配套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因此，加强自主创新是试点成功的保证。

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例9

二、农业保险服务应不断开辟新的营销渠道

农业保险业务的分散性、单个保险单位的小面值决定建立营销渠道的原则应是：以高效优质服务为前提来节约成本；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接近参保农户；兼顾商业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充分挖掘农村潜在力量。按照这样的原则，应开辟多渠道、多形式、多身份加入的营销渠道。一是农村信用社渠道。农信社是农村网络最健全、与农民联系最紧密的金融机构。通过农信社保险业务，利用其在农村的营业机构网点优势和人员优势，广泛开展，既能节约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又能促进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二是银行、邮政渠道。在安华农保公司2005年的试点中，农业银行、邮政系统等已开始代办“三农”保险业务。农业发展银行也与农业保险公司进行合作，开始探索专业农业保险公司与政策性银行的合作。由于农业保险与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形成了良好效果。吉林省于2006年提出要求，由省农信联社、相关金融机构同农业保险公司，对农村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发放大额贷款，并实行先保险后贷款的政策。三是农村经管、农机渠道。农村经营管理站、农机、农技推广站在农村都有健全的机构和人员，与农民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渠道，通过他们农业保险业务更容易被农民所接受。同时，通过业务，这些部门能增加中间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发展问题。吉林省共有乡镇780个、9，000个行政村，一旦这项计划开始实施，代办网点可向下延伸到每一个乡镇，触角触及到每一个村屯。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保险机构设置和服务上的诸多难点。四是自行组建直销渠道。吉林省的公主岭市尝试按照这种模式，组建了直销队伍。2005年8月份，在公主岭市的24个乡镇，组建了5个跨乡镇管理的农村营业部、24个乡镇营业分部、240多名农村营销员组成的农村队伍。这些营业部、营业分部的建设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持。通过这种渠道，还能较好地对农业保险进行宣传。

三、农业保险服务应有针对性地设定风险防线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在2005年的试点中，从四个方面对农业风险加强预防。第一，加强售后跟踪服务。为减少保险标的损失，为参保农户提供优质的保险保障服务，农业保险公司招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广泛的售后技术服务，赢得当地群众的信任，为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广泛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第二，加强防灾器械投入。比如，在烟叶保险中，根据烟叶种植地域多为浅丘陵、山坡地和地形地貌易发生冰雹灾害的特点，保险公司、省影响天气办公室、烟叶公司共同协调购置了大批的防雹炮，安置在冰雹多发地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灾害损失。第三，建立疫情预警机制。为超前做好畜牧业保险疫情监测工作，农业保险公司制定了《养殖业保险防疫工作实施方案》、《养殖业保险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养殖业保险疾病监测方案》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05年，在白城市奶牛保险过程中，技术人员在开展售后跟踪服务发现承保地区发生疫情后，及时逐级上报，公司立即启动《养殖业保险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将承保奶牛进行有效隔离，并派专人密切观测疫情防控情况，使防控措施及时、得力。第四，加强监管和技术指导。在延边梅花鹿保险工作中，农业保险公司专门指派高级兽医师赴承保地区，对承保的梅花鹿进行逐个查体验标，并给保险标的建立疾病治疗档案，与养殖场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梅花鹿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并经常深入养殖场开展技术指导。在2006年3月初的梅花鹿转场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的两名高级兽医师始终跟随鹿群转场的全过程，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跟踪服务，保证了梅花鹿的安全转场。

四、农业保险服务应不断进行创新

当前，农业保险试点是在缺乏成功经验和国家配套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因此，加强自主创新是试点成功的保证。

(一)创新产品。在“三农”保险的产品开发上，应进行大胆创新，尤其是新农村的建设，为农业保险产品创新拓宽了领域。为开发真正符合“三农”需求的保险产品，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对吉林省20多个县(市)、100多个乡镇、30多家龙头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进行了调研，内容涉及各层次人群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与需求。包括种、养两业主要品种的风险与灾害情况，种、养成本与收益情况，不同农民交纳保费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在调研的基础上，目前已引进、改造和．自主研发了“三农”保险产品3大部分、18个类别、132个产品。

(二)创新机制。第一，围绕农村的实际建立机构。2005年，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在吉林省6个地区建立了中心支公司、30个县级营销服务部。2006年，中心支公司发展到8家，营销服务部发展到40家，基本实现每个县(市)都有农业保险公司的服务机构。第二，围绕业务管理定制度。安华农保公司制订了县级营销服务部建设标准，进行标准化建设，力争3年至5年内，营销服务部建设达标率为100％，并有2／3的县级营销服务部晋级为县级支公司。第三，围绕人员考核抓管理。在员工管理上，从总公司到分支机构全员实行A、B类人员管理，确立能体现激励、约束的开放式用工管理制度。同时，公司十分注重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对班子成员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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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年来,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拓展和风险保障成效显著,银保合作支农业务发展较快。由于现行制度安排的过渡性和阶段性特征较强,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和供给短缺并存的市场失灵问题突出。要实现“治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业制度变迁”的战略目标,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观视野下,确立财税、风险规划、风险分担等一系列制度,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改革突破。

1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1.1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加快

2007年8月,省启动能繁母猪保费补贴工作,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正式开始。2009年2月,省农险办印发《2009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要点》,试点工作全面推开。目前,全省17个市全部参与试点,保险对象以农户为主,龙头企业及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占近10%。试点品种包括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大豆、能繁母猪和奶牛。

1.2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保险模式上,种植业为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办、风险共担,养殖业为保险公司在政府保费补贴基础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机构选择上,省政府组织公开招标,确定由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省分公司经办,各市地选择一家机构协商签订承保协议;保费负担上,由中央、省、市、县财政分险种按一定比例提供财政补贴;工作推动上,省、市、县成立农险办公室实施督导组,建立财政、农业、保监、宣传、水利、气象、民政等部门参与承保、理赔工作机制;考核措施上,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目标责任制和激励机制相结合,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保险资金管理上,养殖业保险按照《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种植业保险实行市级统筹、专户储存、封闭运作、财政监督的管理机制。

1.3农业保险的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作用显现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益受损的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保持稳定。第二,放大财政补贴资金效应。第三,银保合作带动信贷资金支持“三农”发展,多数地区开发了小额贷款保险产品。第四,试点工作推进程度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2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存在的问题

2.1经办机构承保能力有限,试点品种和保险责任范围较窄,难以满足农户的保险需求

(1)保险机构组织体系尚未健全,受灾认定和理赔效率较低。人保省分公司仅在部分地市设立了农业保险部,国元农业保险公司也只在少数重点乡镇设立农业保险服务部,与业务拓展需求差距较大。养殖业理赔受人员和经费限制较大。平均每个县业务人员仅3~5人,很难及时赶赴现场查勘定损;业务费用核定较低,每头能繁母猪平均出险费用核定不足40元。种植业理赔方面,农作物受灾程度短时间内难以确定,理赔速度较慢[1-3]。

(2)试点品种较少,保险责任范围和保障金额有限。政策性险种主要集中于种养业,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鸡养殖等尚未列入试点;部分险种保险范围较小,保险金额较低。

2.2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农业保险宣传推广效果与预期目标差距较大

(1)农户保险购买力有限,政府保费补贴未能解决保费支付难题。农业灾害频繁、风险大,保险费率高,投保农业保险的预期收益有限,农户参保积极性不高。

(2)农业保险专业性强,需多部门配合持久深入地宣传推广。当前,农业保险宣传推广效果与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农户保险认识深度亟待提高。

3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

3.1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社会预期不明确导致改革推进难度较大

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仅列入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和规范性文件,尚未出台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体系、业务范围、经营管理、费率厘定、赔付标准、优惠政策等缺乏法律依据,不利于其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3.2高成本约束,政策性农业保险推广进展缓慢

(1)地方财政对现行制度安排感到压力较大,地方财力不足成为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提供部分保费补贴(种植业补贴45%,养殖业补贴30%);保险超赔资金(扣除种植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历年结余)由市、县政府和保险经办机构按协议规定承担。中央财政对种植业和奶牛、能繁母猪养殖分别提供35%和50%的保费补贴,但保费补贴政策尚未实现制度化。实际运作中,财政补贴资金按季到位率较低,保险公司垫资现象普遍[4-5]。

(2)农业保险经营成本较高,保险公司持续运营压力增加。省内2家保险公司按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15%提

取展业费用,政府未给予资金支持;税收方面,对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暂无其他税种的减免政策。

3.3巨灾风险准备不足和再保险机制缺失,系统性风险难以得到有效分散

(1)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初步建立,但资金积累较慢,难以覆盖全部风险。保险机构按当年种植业保费收入的25%提取种植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其中40%上划省级保险机构开设的种植业保险巨灾调剂资金专用账户,由省级保险机构和省财政厅共同管理。

(2)区域性灾害气候易形成系统性风险,无法在投保人或保险标的间分散风险,需要再保险机制分散风险和弥补损失。

3.4制度供给的时滞较长,使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进程延缓

部分地方政府尚未制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长期规划,相关部门尚未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足够支持和配合。同时,农业保险制度涉及政府相关部门、农业生产经营者、保险机构和信贷机构等各方利益,涉及立法、税收制度变革和财政补贴问题,需在实施中协调相互关系,而制度设计到具体实施阶段又需经历较长时间。

3.5农业风险区域规划缺陷及农业保险专业人才缺乏,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

(1)农业风险区划工作尚未启动,农业保险费率厘定和调整难以充分体现农业保险的风险差异性。省不同地区间农业自然风险级数相差数10倍,而农作物保险费率相差很小。风险较小区域的农户投保积极性较低,影响农业保险基金积累;高风险区域,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有可能产生逆向选择问题。

(2)农业保险涉及农业生产各阶段,风险判断、核保、定损和理赔难度较大,对农业保险专业人才要求较高。目前,各地承保机构人员普遍较少,多数乡镇未设置营业服务站,使正常的业务开展存在困难。国元保险和人保公司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员工多为其他岗位转来或新参加工作者,单一型从业人员多、复合型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农业保险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3.6现行的资金管理方式不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保费资金市级统筹,不利于农业灾害风险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降低了综合赔付能力;监管难度和管理成本增加,易出现道德风险;再保险公司不接受以市为单位购买再保险,通过再保险分散巨灾风险难度加大。同时,农业保险保费资金只能存放在银行专户,资金收益相对较低[6]。

4建议

4.1加快农业保险立法进程,形成可预期的农业保险商业化运行环境

明确农业保险的性质、范围、经营方式、政府职能作用、经营主体资格、会计核算制度、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业务监管等,实现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

4.2完善巨灾风险保障机制和再保险体系,探索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途径,运用市场手段化解农业系统性风险

各级财政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中央、省、市、县级财政每年按一定比例安排巨灾风险准备金,逐步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探索建立再保险体系,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再保险经营主体给予相关支持,实行税收优惠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政策等;开发区域产量期权合同,实现风险的有效定价,在竞争性市场上全面分散农业巨灾风险。

4.3推动农村保险经营主体发展,加大农业保险展业和产品创新力度,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1)通过市场化手段合理选择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形成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加快农村保险中介机构发展,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技人员,通过信用社、农技站、邮局、畜牧站等中介农业保险,扩大、延伸农业保险的营销网络。

(2)依据动态调整机制,不断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体系。按照不同的补贴标准,逐步将蔬菜、鱼、水果、鸡养殖等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研究实施农村保险方案,将农机险、农村机关事业综合财产险、农村建房险等逐步纳入以险养险范畴。

(3)合理设计保险合同,增加合同的多样性,并通过规定免赔款条款、共保条款和无赔款优待条款,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程度[7]。

4.4建立财政金融等多部门协作支持机制,充分调动保险机构和农户的参与积极性,解决农业保险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外部性问题

(1)逐步建立健全农业风险区域规划和评估机制,通过建立相关数据资料库,较为科学地把握、评估农业生产的风险程度。

(2)实现财政补贴的制度化和差异化[8]。在补贴方式上,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险种采取弹性灵活的标准,以体现风险级差;优化财政补贴机制,减少补贴环节,提高时效性;加强资金使用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收益。

(3)对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予以管理费用补贴和免税等优惠政策[9]。

(4)与农村金融机构合作,开展“政策性保险+信贷”、“政策性保险+利率优惠”、“政策性保险+农民合作组织+贷款”、“政策性保险+龙头企业+农户”等银保新品种。对投保农户所需贷款在同等条件下实行贷款优先和利率优惠,通过业务创新拓展农业保险市场。

参考文献

[1]刘江林.对加快农业保险发展的思考与建议[J].金融与经济,2008(9):87-88.

[2]杨新华.省农业保险萎缩的原因分析[J].特区经济,2008(12):79.

[3]陈璐,宗国富,任碧云.中国农业保险风险管理与控制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4]冯文丽.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5]周道许.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及政策建议[J].中国金融,2007(19):65-67.

[6]孙访竹.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问题及对策微探[J].商场现代化,2010(18):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