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村经济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不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质量与价格都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重点[3]。根据消费者的这一需求，应逐步规划并建立一系列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在生产基地中，进行无公害农产品的培植，建立一个绿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除了培植较为常见的品种之外，还可以在生产基地中培育一些因地域限制不易在室外存活的农产品品种。在农产品的招商方面，应给予潜在商家一定的优惠政策，让商家能够通过最小化的投入实现最大化的收益。同时，也为无业人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2提高农业人才储备

市场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市场上投入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与高素质人才。只有不断提高农业人才的综合素质，才能提高农村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企业的高水平发展。在农业人才的选拔上，应实行竞争上岗制度，避免腐败问题的发生。对于企业内部的高水平人才，应通过物质奖励等方式进行激励，遵循贡献越高回报越高的原则。同时，对所有人才实行淘汰制，做到奖惩分明。企业内部应定期进行培训，做到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人才储备。

1.3建设龙头企业

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发展，使农村企业实现了产业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方向[4]。因此，应按照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在农村企业成员中，着重培养一些龙头企业，不断推动农村经济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断将先进的科技与一流的管理模式应用到龙头企业的建设中，坚持企业自身的特色，提高企业在农业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也能获得较好的市场效益。在龙头企业的建设过程中，应建立农副产品的生产与加工基地，保证农产品与副产品投入市场的品质，使其受到市场的欢迎。

1.4制定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我国在加入世贸后，市场的规范化使我国的市场农业经济体系日趋完善。然而我国农产品的流通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5]。由于我国农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导致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农产品生产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标准的缺失，使市场无法对农产品进行有效的评级。同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农产品的经营与销售进行规范。为了保证市场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应根据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完善我国市场农业经济体制的建设，制定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规范农产品的销售行为。

1.5结合市场需求

在市场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围绕市场，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展农业生产，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农村企业的集团化发展。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针对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农产品，应按照地域优势规划并建立一系列农产品生产基地。对于主导该农产品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建设企业的龙头，推动企业集团化发展。农村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更有利于农产品资源的集中，实现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同时，也有利于农副产品的开发，实现农产品增值。此外，应不断转变思想，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及时对市场的消费能力做出预测。由于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依然受到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导致农产品生产者一味追求产量，而忽视了市场的消费能力。农业市场经济想要获得发展，企业就必须按照市场的消费水平来决定产量。

篇2

1.2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生活条件差，发展受制约。虽然近几年国家花了不少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农村幅员辽阔，历史欠帐太多，国家投资相对有限，农村的基础设施总的来说还比较薄弱，目前还有相当一部份农村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比如没有排灌设施、防洪设施、水土保护设施、田间道路设施等，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抗御干旱、洪涝、冰雹、大风等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脆弱；部份山区农村，至今还存在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畜饮水困难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农村的发展。

1.3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由于各种原因，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还不算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率不高，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普及程度较低，不少地方的农民至今仍然依靠传统的耕作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仍然以传统的锄头、镰刀、犁、耙、箩筐为主，较少使用农业机械化。还有部分农民至今没有掌握已经推广多年的常规农业生产技术，比如水稻稻瘟病的防治技术，水稻规范化栽培技术等。农村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农民增长受限制。

1.4农村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由于受传统产业结构惯性思维的影响等。现阶段农村的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第一产业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林业、渔业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农业又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所占比例较小。如果不对农村经济结构作出必要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资源的全面、合理开发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5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农民由于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等因素，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缺乏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价值观念，在生产安排上，一般都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较少考虑市场的需求以及市场的变化，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农产品无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相对有限，且市场竞争力不强。另外，市场体系不健全，发育滞后，不能适应农产品流通的要求。目前，有不少地方农村乡镇只有零星、分散的初级农贸市场，农副产品流通仍然以提篮小卖、小推、小贩式的分散营销为主。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因素。

篇3

（一）金融规模特别是存款规模的扩大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资源，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农村地区的存贷结构比例失调使得用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可用资本相对减少

农村投资的产出效率也不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作用。

（三）农村投资效率一直不高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外流导致的，资金外流致使农村的整体投资额增长缓慢，用于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的资金肯定也会减少。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农村金融要更好地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就必须对当前的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一定的调整，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应该为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助益。

（一）明确农村金融的角色定位

以前，农村金融的定位通常是为城市经济输送农村的剩余资源和资本，在农村经济高度发展，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今天，农村金融的作用更多地是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方面的保障，还要吸引城市资金参与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当中去。所以要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民间小额信贷公司等创新农村金融机构，使农村金融市场更加有活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从而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结合。

（二）选择正确的农村金融发展政策

农村金融目前的发展重点不在量的扩大，而是质的提升，目前农村金融中的资本利用效率底下，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颇有不利，为了提升农村金融的资本利用效率，应该使用较为合理的手段与政策提高农村市场上金融机构的贷存比率，从而有效防止农村金融机构造成的资金外流，从而使资金流向实现正确的导向，提升农村金融机构对于农村产业发展的促进发展效率，有效吸引和巩固农村的可用资本。

（三）加强政策和法规的建设

针对三农问题，要通过政策和财税的扶持增强农村的技术设施建设，引入更多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合法权益，使其在法律法规上有一定依据，从而在农村市场站稳脚跟，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篇4

1.1.1全市经济总量增长较快。

2010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85.0亿元，比上年增长7.1%，是“十一五”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其中，农业产值366.6亿元，增长7.9%；牧业产值364.2亿元，增长6.5%；林业、渔业和服务业产值为23.0亿元、15.7亿元和15.5亿元，分别增长4.6%、4.8%和6.3%。

1.1.2粮食生产能力快速提升。

从“十一五”时期的情况看，我市粮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连续三年突破100亿公斤，2010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25.9亿公斤，比2005年增长35.4%。

1.1.3畜牧业生产增势加快。

全市大牲畜、生猪、家禽存栏分别达到203.4万头、397.7万头、5914.1万只，同比分别增长4.1%、7.7%、6.2%，分别高于“十一五”。肉类、禽蛋和奶类产量分别达到75.0万吨、34.5万吨、143.1万吨，奶类低于“十一五”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

1.1.4县域经济贡献率提高。

我市10县（市）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84.7亿元，10县（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达到2.9%，比“十五”末期提高0.7个百分点，县域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3%，比“十五”末期提高4.6个百分点。

1.1.5农民人均收入增加较快。

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达到8020元，同比增长18.4%，增幅高于“十一五”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

1.1.6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及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前列。

全市农业经济总量占全省份额的1/3左右，主要经济指标多居全省前列。2010年我市肉类、奶类产量居全省十三地（市）和农垦之首，粮食产量、禽蛋产量位居农垦之后。在有资料的14个副省级城市中，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加值、粮食产量、牛奶产量始终居首位，牧业中肉类总产量位于长春、成都和沈阳之后排在第4位，禽蛋产量位于沈阳、长春和济南之后排第4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高于西安和长春排在第12位。

1.2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1.2.1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2010年初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大力实施“两改”工程，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上半年，县域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8.7亿元，同比增长7.9%，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3%，拉动县域经济增长1.3个百分点。

1.2.2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各县（市）抢抓“强县”发展机遇，不断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着力提升县域工业化水平。县域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46.1亿元，同比增长19.6%，高于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5.6个百分点，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0%，拉动县域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

1.2.3服务业持续稳定发展。

今年以来，各县（市）加快实施民生工程，以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第三产业稳步发展。上半年，县域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39.7亿元，同比增长10.8%，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7%，拉动县域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

1.2.4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上半年，我市县域实现固定资产投资额124.2亿元，同比增长14.5%，占全市固定资产总额的23.5%。投资额超10亿元的县（市）有六个，分别为宾县、五常、尚志、双城、巴彦、通河，其中宾县、五常投资额超20亿元。

1.2.5消费市场繁荣兴旺。

全市消费品市场受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及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拉动，全市县域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183.1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绝对值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前三位的是尚志、双城和五常，分别实现零售额33.3亿元、31亿元、29.6亿元。从增速看，零售额增速高于县域平均水平的分别是依兰、五常和尚志，增速分别为20.6%、18.8%、18.7%。

2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从水利基础设施情况看，我市属于缺水较重城市，全市水资源中3/4以上为地表水且多为过境水。二是土地流转规模不大，形式单一，流转规模是以中小型为主，流转的土地主要集中在种植业。

2.2畜牧业生产规模不高

一是规模化养殖程度不高。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我市畜牧业规模化程度逐年提高，但与省外部分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二是缺少牵动力较强龙头企业。

2.3农业产业化规模小，精深加工能力不足

一是龙头企业规模较小。辐射牵动作用不够。二是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多以粗加工为主，产业链短，精、深加工品种少，农产品加工增值转化率低。三是利益联结不够紧密。

2.4县域经济总体实力偏弱

一是经济总量偏小。二是结构调整滞后。三是强县地位弱化。

3促进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意见

3.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水利发展为契机，加强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建设；围绕50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加快建设高标准良田、改造中低产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机装备和深松整地补贴力度，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实施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工程，积极开展高产创建活动；加强气象灾害预警预报，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3.2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加强标准化规模化原料生产基地建设，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逐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协调发展的一体化产业链条；引进知名企业落户我市，培育扶持本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广“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全力打造“哈尔滨食品”大品牌。

篇5

1.2集体资产流失现象频发目前农村集体的资产管理出现资产流失的现象较为严重，按照目前存在的情况分析，主要是由于资产的管理者私自改变集体资产的产权性质，这种情况多见于个人和村合资创办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企业，平频发个人管理者过多蚕食集体的利润或者股份的现象。此外，在集体产权发生转让或者租赁等情况时会出现个人或组织通过暗箱操作将成本压低，变卖集体资产或者低价折股等现象，甚至会出现管理者为己中饱私囊、和侵占集体的资产等违规违法行为，导致机体资产大量流失。

2.分析提高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水平的对策

2.1全面清核集体资产，明确资产存量农村的集体资产是广大农民共同的一项资源，必须对其进行规范科学管理，全面核查集体资产，明确集体资产具体存量。首先应对多样化结构和经营的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核，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对农村的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给予明确界定，明确其资产的具体性质，是属于国有资产或是属于集体资产。其次建立相应且完善的资产账簿，对资产的产权归属和正确的存量关系给予明文规定，并通过城堡、租赁或者拍卖等方式正确处理长期闲置的集体资产，以实现集体资产的活跃性，实现集体资产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并对集体资产加强管理，提升资产的发展水平。

2.2转变思想，创新管理管理农村的集体资产应加强思想转变，创新管理，建立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以提高集体资产的管理水平和质量，防止集体资产受到恶意侵占。加强管理思想的转变是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具有现实作用和价值，并在实践管理的工作中规范自身的行为。此外还应建立健全科学的资产管理制度，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和管理权限等，确保将制度管理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管理活动中，为农村的集体资产管理创建牢固的制度保障。

2.3提高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技能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技能在提供集体资产管理水平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管理者的管理技能和应变能力能有效处理资产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侵占集体共有资产、贪污等问题，因此可通过培训的方式，开设资产管理的相关课程提供管理人员学习，让管理人员在培训活动中学习到资产管理的相关制度和创新的管理理念。此外在管理岗位的培训上，可通过考试的方式进行岗位分配和管理，要求每一位管理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建立科学的奖惩机制以激活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在良性的竞争中提升资产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提高资产管理的水平和质量。

2.4建立牢固的监督体系牢固的监督体系是提高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水平的重要后盾保障，完善的监督体系是保障资产管理健康发展的主要条件，能有效避免资产管理者发生侵占集体共有资产、等情况。建立牢固的监督体系应走群众路线，凝聚群众的力量，农村的集体资产要求实行公开的财务制度，并通过群众接受的方式给予公示，让农民群众充分了解共有资产的流动情况，构筑牢固的群众监督后盾，实现依靠群众的力量对资产管理充分监督的最终目的。此外应在监督体系中建立责任奖惩制度，对出现侵占集体共有资产和挪用公款等现象出现时，给予相应的责任惩罚，确保农村的集体资产管理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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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农村经济审计存在的问题

本身农村经济审计工作就相当繁琐，需要专业人士完成，同时也需要工作人员认真负责，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国家的正确引导，我国在农村经济审计方面已经有所突破，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农村经济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审计规章不完善，调查取证难；二是审计人员专业性有待提升；三是农村审计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四是单据管理和做账不够规范；五是审计执行不得力。

2.1审计规章不完善，调查取证难

尽管当前我国已经颁布了具体的法令制度，但是由于农村经济审计工作开展缺乏专门的规章制度，因此在农村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经常会由于制度缺乏而造成取证难度增大，在审计工作开展时很多比较旧的历史账目没有办法进行科学正确的取证操作，再加上相关工作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可以提供的资料也是能够避免就不提供，很多相关的审计工作也是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这就使得农村审计工作缺乏了实际性，不具有实际开展意义。

2.2审计人员专业性有待提升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专业高科技人才较少，很多审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考核，因此在审计工作开展时由于缺乏对审计相关知识的正确认识，从而使得审计工作开展不完善，审计执行力度明显降低。从实际情况来看，村级财务审计工作点多且面广，这也对审计工作者提出了一定要求，审计人员不仅仅要有过硬的财务和审计知识，也要熟悉和审计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耐心和职业素养，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另外由于村级财务审计工作比较繁重，工作点又比较多，所以也需要审计工作者具备一定的协调和沟通能力，所以这样的综合性人才在实际开展审计工作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很多，也给审计工作带来了一定阻碍。

2.3农村审计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

审计工作开展必须要有经费给予支持，如果经费缺乏，审计工作就难以顺利开展，审计工作人员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会严重影响审计工作效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在开展审计执法或业务培训时常常感到有心无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部分地区由于县镇地方财政困难，在审计经费投入方面也不是很多，给在实际开展工作审计的人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另外，农村审计工作开展环境一般都比较简陋，也是影响农村审计工作开展的因素之一。

2.4单据管理和做账不够规范

支出单据不规范，有的单据多为手制收条、收据，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收入不上账的情况发生，审计工作对此类违纪现象的核查难度较大。再者，做账不规范也影响了农村经济收支的客观具体反映，同时也加大了审计工作的难度，尤其是对专项资金的审计。

篇7

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市场所包含的金融体系只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而像农业保险公司、农村证券公司等、农村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发展十分不利，由此可见我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主体是很不充分的。此外，现存的金融机构功能十分不完善，例如：农业发展银行主要业务是农业综合开发和扶贫开发、大宗农副产品收购以及生态环境项目建设的信贷供给等，不与农户个体发生业务关联等。

2.金融工具欠缺，业务单一

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上金融工具是相当匮乏的，大多只限于存贷款以及短期的国债等，一些诸如中长期国债、企业债券、基金保险等基本上不会出现。由于金融工具总类稀少伴随着金融业务也非常单一，例如常见的只有存款和贷款业务，汇兑业务的使用也不是很广泛，在一些发达地区常见的金融业务如同业拆借、票据贴现等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讲更是没有涉及过的新鲜事物。

3.农民投融资方式有限

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无法满足需求，所以造成农民资金来源稀缺，融资渠道狭窄。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上直接融资无法实现，以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要依托的金融服务满足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上出现了间接融资的方式。此外由于贫困地区农村市场上金融工具匮乏、金融业务单一，这些现状直接导致农民结余的货币资源不能投向于与农业相挂钩的投资项目，不能有效的向农业投资转化，于是只能把结余的货币转化为储蓄存款，无法转化成金融资产来实现最大化的保值和增值。

二、发挥金融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1.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步伐

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垄断的态势，信用社缺乏足够的动力改革目前的发展制度以及经营现状。所以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引导农村信用社之间形成公平竞争的模式，特许盈利的农村信用社有权利选择是否加社，由此产生有效、透明的竞争环境，激励农村信用社自主经营、自主改革。

2.创建并规范农村民营商业银行的发展

目前贫困地区农村市场上很多农民的融资渠道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金融机构融资令一种渠道是在民间进行融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民间融资，这恰与农村信用社不允许吸引民间资本相违背，于是应该在彻底破除农村信用社区域约束的同时创建并规范一批农村民营商业银行的发展，通过民营商业银行最大化的带动本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3.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协调发展

在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其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良好的金融服务，远远满足不了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立足于村落的小型信用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成长空间。小型村级信用合作社的发展有利于在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商场上形成彼此竞争的氛围，由此大大提高储蓄以及信贷服务的效率。总之大力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引导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向成熟的阶段迈进。

篇8

之前农村主要农作物就是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这些作物主要要求其增产，因此水利设施只需要能够满足粮食作物的生长就可以了。但是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除了种植粮食作物之外，还要种植蔬菜、瓜果、花卉等经济作物，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农村水利工程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原先那种只满足作物生长的水利工程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农村新型经济的发展了。还有就是，市场化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农民为了取得更好的市场效益，各自调整自家的产业结构，使得农村地区产业的发展缺乏统一规划、统一调整、统一调度，这样以来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就会面临着诸多问题。

2.农村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对于水质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当前，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利用之前的水利配套设施开展水产养殖业，水产业对于水源水质的标准要求更高了。水质如果不好，水源被污染，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将会遭受严重打击，农民的利益就会受损。目前的农村地区的水质条件还不能为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加强农村水利水电工作，把握好重点，掌握好方向

农村水利工作要围绕“一个目标”，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目标，利用“两大优势”，即水资源优势和水务一体化优势，确立“三个协调”，即安全、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不断完善“四个体系”，即防洪保安、水环境保护、水资源配置和农业灌溉安全体系，发挥“五个方面作用”，即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安全可靠性、提高景观水平、提高水资源科学利用程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今后，农村水利建设的重点是防洪除涝、节水灌溉、河道清淤、圩区治理以及农村水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推广有效益的技术项目，搞好技术示范工作。

1.增强水资源保护意识，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

由于我国粗放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不少地区还在沿用之前的农业发展模式，没有水资源的保护节约意识。要在农村地区普及水资源知识，加大水资源保护节约的宣传力度，使得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的思想深入人心，使得农村每家每户都具有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大力倡导建立节约型社会。政府在制定农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与规定时，要充分考虑到农村水资源的制约因素，逐渐转变粗放农业时的管理思路，由之前的供给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有机结合，进而逐步实现需求管理。

2.积极推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

由于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大力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使用节水灌溉能够促进我国农业的良好可持续发展，控制农业生产成本，减少农民支出，有利于保护节约农村地区的水资源，提高农业生产力，进而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必须把推广节水灌溉放在农村水利工作的突出位置，加大节水灌溉知识的普及，大力建设节水灌溉配套设施，积极推广滴灌、喷灌技术。

3.加大农村水环境治理力度。

近年来，由于农村地区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生活垃圾的乱推乱放，以及生活污水的任意排放，农村的水环境遭受了严重的污染，河流水质污染严重，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生活质量。再加上农村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恶化了农村生态环境。因此必须加强水资源保护，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倡导建立中国“美丽乡村”，提高农民生产生活质量。

4.要加强农村水利服务队伍的建设。

要加强农村水利站的管理工作，增强水利工作者的服务观念，提高水利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与水平。乡站人员事业经费应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计划，并通过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再下拨到乡站。要实现事企分开，精简乡站事业编制人员。乡镇水利站要向制定规划、监督建设、经营管理转变，加大水利技术示范和推广力度，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水平，尽快实现公益与经营相分离、综合和专业相结合、科技和指导相协调，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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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楼街道办事处地处孝义市东郊，农村耕地少，加之存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现象，农村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农业增收渠道较少，农民增收困难。为此，办事处党委想方设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民调整品种结构，建造塑料大棚，种植绿色蔬菜、无公害蔬菜，使有限的土地增加了经济效益。

1.2农村财务管理规范化

办事处14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推行全覆盖信息化管理。规范农村财务、健全制度，做好村级会计工作。每月组织村级会计人员学习会计业务知识，每季度财务公开一次。14个村组每村都有民主理财小组，基本做到农村集体财产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

1.3加大水利设施建设力度

中阳楼街道办事处如所地势较低，排水设施不完善，每年夏天都有内涝发生，街道办事处按照所辖区洪水重现期3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新建蓄洪池，总容量50×104m3，排水能力达10000t/h。有效防范突降暴雨对办事处所辖区域的洪涝灾害，并对补充地下水资源，保障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优化区域生态环境，古城修复项目开发起到积极作用。每年夏季检查护城河情况，提高防洪水平。

1.4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全街道14个村全部制定了新农村建设规划，12个村进行了详细的建筑设计规划，分别为楼西小区、西关巨龙小区、东关小区、尚家庄小区、北关小区、新庄小区、桥南小区、桥北小区、铁匠巷小区、楼东小区、八家庄小区，完善办事处新农村建设。该项工作由中阳楼街道办事处书记、主任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建成绿化达标、配套设施完善的城镇化住宅小区。

1.5招商引资促发展

办事处打造“核心商务区、文化旅游区、休闲娱乐区、公共服务区”四大强区，充分利用区域优势、人才优势和劳动优势，发展农村经济。

2制约中阳楼街道办事处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

2.1农村增收形势不乐观

由于农产品流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绿色通道”不畅通，价格低迷，农民从种植业中获得的收入不多。生产分散，不利于形成生产规模和产品品牌。生产过程中对农药依赖性很强，降低了农产品的质量与品质。

2.2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慢

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不够突出，品种结构和生产布局还没有大的变化，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提高不大。

2.3创新意识差

自力更生、开拓创新精神不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一些干部群众畏难情绪突出，遇到问题就退缩，缺乏发展和创新的激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

3中阳楼街道办事处农村经济的发展建议

3.1提高服务水平

加强与项目建设单位的联系和沟通，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项目按预期安全施工。进一步优化服务，努力构建“引进来、请进来、带进来”的局面，强化服务意识，对已落实和有意向的企业推行“保姆式”服务，为投资者做好服务，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3.2健全管理制度

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科学管理水平，健全管理制度，包括：①规范农村集体资金管理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所得、社会捐赠资金、集体建设用地所得等资金及时入账。②规范财务开支审批制度。③规范财务公开制度。每季度定期公开财务收支情况一次，一些重大财务活动应及时接受广大村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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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因此，那时的个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也随之产生。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在当代中国，这种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二。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陆学艺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阶层。”［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三是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这种类型的划分以毛丹和任强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人阶层)、中下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7］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标准。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财富存量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货币储蓄。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民的财富积累情况应主要以现金存款、住房情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来衡量。这其中，最易于测量的是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首先看农民的收入状况。由于农民的收入难以直接测量和统计，为了让农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实数据，我们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农作物种植收入、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经商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项收入之和与家庭户籍人数的比值。调查显示，贵州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为5061元，江苏农民的为20988.9元，初步统计，江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为分档依据，分别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据发现，江苏和贵州农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较明显，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却大相径庭。其中，贵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的2.8、3.1和3.8倍。与之相反，江苏“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则呈倒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减少，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农民的5.9、6.2、124.5倍。可见，无论是江苏农民，还是贵州农民，农村农民的经济利益分化均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江苏和贵州农民利益分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收入来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也是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访谈时多位农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调查时贵州GP乡某工作人员提到:“形成农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的有无和强弱。一个家庭有四至五个劳动力，另一个家庭无劳动力或劳动力弱智，劳动力无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给的低保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四五个劳动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开生活开支，一个家庭每月的存款可达万元，两到三年这个家庭就变化大了，两层房屋有了，车子有了，衣着各种高档的东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收入来源和家庭劳动力多少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劳动力越多的家庭收入来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为主，劳动力越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种养殖为主。这一点，我们的问卷调查可以证实。如表3所示。江苏农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经商收入，二者合计占95．2%。而贵州农民的收入来源却是收入较低的传统种养殖收入，占45．4%，是江苏农民的9.5倍;贵州以经商为主的农民比例仅有11．8%。再看农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本文调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1，如果没有就赋值为0，家庭耐用品的拥有程度就等于这16种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拥有程度越高。为此，应以0.25为分档依据，家庭耐用消费品分为低拥有、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四种类型。调查显示，贵州农民以低拥有为主，比例高达65.4%，是江苏农民的19.2倍，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依次递减，其中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为0。与之相反，江苏农民的上述比例则逐次递增，高拥有的农民比例达46.6%，接近一半。仔细分析发现，贵州农民拥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费品分别是电话、电视和洗衣机，分别占92.5%、83.5%和64.7%，而拥有健身器材、空调、汽车、摄像机、照相机等奢侈耐用消费品的比例几乎为0。江苏农民电话、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率几乎为100%，电脑、热水器和空调的拥有率均在80%以上，拥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为14.9%，对贵州农民零拥有的汽车、照相机和摄像机，江苏农民拥有的比例则分别为36.8%、52.9%和19.5%。数据和调查均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分化。在村庄内部，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农民中的权力拥有者和财富集中者，他们人数虽少，却垄断着农村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源，这些资源的差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苏和贵州农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程度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间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进一步补充。

三、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实行以来的当代社会，农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闭、单维走向独立、自主、开放和多维，农民的政治态度由冷漠、情绪化走向理性，农民的政治意识由村民意识、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农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竞争、权利、法治、效能等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尽管如此，农民的迷信和政治怀旧心理，政治参与的功利心理、盲从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赖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权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为如此，农民政治心理制约着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在参政主体、参政形式、参政时间、参政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对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不可小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必须将农民培育为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囿于指标的限制，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1．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

利益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正如罗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关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期望你会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马克•E．沃伦也曾指出:“当一个人信任时，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缔结双方或多方信任关系的核心与关键。有调查表明，农村利益分化是形成农民政治信任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11］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响农民政府信任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标，农民的收入分化会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考虑到我们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处就将政府信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对待，即下述分析时选取的是“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的单项选择题而非其它。为此，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档，并分别赋值“1～5”分。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对政府信任数据的处理策略是:将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为“低信任”，将3分以上的界定为“高信任”，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整体而言，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处于高信任状态，比例高达88.1%，是低信任农民的7.4倍。具体来说:第一，中高收入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达94.9%;第二，农民的收入越高，对政府持高信任状态的比例就越高。可见，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民的收入状况越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民的收入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以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以处理后的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情况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尽管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显著性水平为0.218，大于0.05。尽管如此，从Exp(B)值即发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对政府高信任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153、3.828和2.046倍，也就是说，高收入农民对高信任政府的发生比越高。

2．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选举心理的影响

选举参与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根据参与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根据参与的心理，可将其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一般而言，积极参与意味着主动参与，消极参与意味着被动参与。至于影响选举参与的因素，利益则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选举背后有复杂的变数，其中，利益和体制最应引起重视”［12］。于建嵘也指出:“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过“习惯”来表达，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13］可以说，“利益是村民参与选举的决定性动机，利益关系影响着村民参加选举的形态，利益相关度则决定着村民参加选举的程度。”［14］正因为利益对农民的选举参与如此重要，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影响表现为:农民是积极参与选举还是消极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为此，我们做了相应的调查。调查显示，整体而言，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时的心理都比较消极和被动，比例高达63%，是积极参与选举农民总数的1.7倍，其中，中低收入农民积极参与选举的比例最低，仅为19.1%，仅为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44.5%。仔细分析发现，农民的收入分层对其积极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而是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即低收入农民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比例最高，达40%以上。这说明，收入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比例高于中间收入群体。

3．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

在经济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经济利益的有效机制，参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们的参与热情若不能得到及时释放和有效满足，必将大大增强其挫败感，进而引发“参与危机”，诱发社会动荡。［15］因此，通过量化的方法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囿于调查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此处主要探讨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心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仍然有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之分。整体而言，农民是倾向于比较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百分比为56.3%，比积极参与的农民比例高12.6%。具体而言，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农民的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其中，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比例分别比低收入农民、中低收入农民、中高收入农民高14%、24%、35.9%。这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呈正比。那么，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为此，进行了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农民的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情况在0.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性;从NagelkerkeR2系数来看，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影响达11.8%;从发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767、2.672和4.716倍(详见表9)。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情况是影响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显著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