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馆下年度工作计划例1

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中国人民发起的又一次伟大战役。战役自1949年4月20日20时发起，至6月2日止，历时42天，共歼灭军43万余人。渡江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划江而治”的阴谋，宣告了集团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谱写了人类正义战争史上又一恢弘乐章。

安徽是渡江战役指挥中心所在地。早在淮海战役结束前，中央就开始谋划渡江作战。为了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统一领导大军渡江。1948年12月17日，总前委在安徽萧县附近的蔡洼村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渡江作战计划。1949年3月22日，总前委移驻蚌埠郊区燕山乡孙家圩子，在这里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针对守敌的江防设施，决定组成东、中、西三个集团大军。作出这一重大决策后，总前委驻地继续南移，以便靠前指挥。进驻肥东瑶岗后，总前委以相当大的精力组织侦察、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变化，为大军渡江做准备。此后，总前委在瑶岗村指挥了整个渡江作战。

安徽又是渡江战役的主战场。百万雄师横渡的千里江面，皖江就占了800里。1949年4月20日晚，第一梯队在无为至枞阳段率先发起渡江突击，迅速突破安庆、芜湖一线。一夜之间，渡过了3个军10个师的兵力，占领繁昌、铜陵、南陵、芜湖等地，迅速突入敌纵深50公里，歼灭敌第八十八军大部及第二十军一部，将敌拦腰斩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急忙于21日赶赴芜湖部署堵击。但就在当天晚上，东、西两集团同时向长江南岸之敌，发起声势更大的突击，敌军千里江防全线崩溃，人民渡江成功。

江淮地区人民群众为夺取渡江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皖北地区党政军民，齐心协力，筹备粮草，组织民工，抢修交通，征集船只，全力以赴支援渡江作战。渡江战役期间，皖北人民共出动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279万人、担架1.5万副，修复铁路210公里、公路1600公里，支援粮食18万吨、柴草3.6万吨、大小车辆9.8万辆、船只1万余艘。皖南人民在中共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不怕牺牲，排除万难，重点做好江边、党群、武装、财粮等方面准备工作；大军渡江后，皖南人民和地方部队全面出击，配合歼灭残敌，占领城镇，控制交通，断敌退路或迟滞敌人的行动。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民工船工和战士们一样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无为县民工中涌现出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胡业奎，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一等功臣马毛姐等296人，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37人，四等功臣499人。

作为这样一场伟大战役的指挥中心所在地，合肥如果没有一座标志性的现代化的渡江战役纪念馆，这不仅与合肥在渡江战役中所处的战略指挥中心的地位不相称，也与合肥作为安徽省会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不相称；这无疑是对渡江战役这段历史的欠尊重，也有愧于在渡江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先烈们，同时，也对不住数十万浩浩荡荡支前的父辈民工们。而且，在解放战争的几大战役中，辽沈战役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业已建成并对外开放，成为颇有影响的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在合肥建一座渡江战役纪念馆，既是合肥人民的心声，也是全省人民的期盼，更是全省广大老同志和众多战役亲历者的夙愿。它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对弘扬革命传统、缅怀革命先烈，对青少年学习中共党史和新中国成立史，对提高省会城市合肥的知名度和城市的文化品位，都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新四军老同志的深情呼声，引起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最终立项筹建渡江战役纪念馆

筹建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起因，缘于新四军老同志的深情呼吁。早在1994年4月20日，当年的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省委党史研究室前身）在瑶岗村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召开纪念渡江战役胜利45周年座谈会。时任分管党史工委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王太华、新四军老同志、渡江战役亲历者、省政协副主席李清泉以及省暨合肥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清泉老率先提出建议：请省委批准在合肥建一座新的渡江战役纪念馆，以永久纪念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王太华同志当场表态同意，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情。

1997年底，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呈报了《关于要求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1998年6月24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中秘文发【1998】104号函复我省，同意“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本着规模适度、厉行节约的原则，在合肥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至此，建馆的事终于有了尚方宝剑。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建馆的事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02年7月31日，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两家联名，向省委呈报《关于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在得到省委答复之前，老同志们特别是王光宇同志一直把建馆的事放在心上。光宇老说：“安徽是革命老区。合肥要有代表共产党政治上的标志性建筑。现在一到合肥，看不见这些东西。合肥要为渡江战役纪念馆留出一块风水宝地。建馆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几日后，我到光宇老府上拜访。在谈到筹建渡江战役纪念馆时，光宇老甚是动情地对我说：“建馆的事，我已经说过很多回了。我已经老了，你去向王明方副书记说，再不把建馆的事落实下来，我恐怕就看不到了。”说这番话时，这位80多岁高龄的省人大老主任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光。使命重于泰山，我抓紧时间做了笔录整理，带着书面文字，向时任省委副书记王明方作了汇报。对王光宇等老同志的建议和呼声，省委予以高度重视。王太华书记、王明方副书记很快把建馆的事，提到省委的议事日程上，亲自过问，亲自筹划，亲自把关。下面是从我的日记中摘录出来的几个情节：

2004年7月7日星期三 。我参加上午9时在省委南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会议。省委副秘书长陈树德主持，会议内容为专题研究筹建渡江战役纪念馆事宜。省委副书记王明方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在合肥建设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要求与会的各单位从现在起，就要认真考虑这件事，要论证好，谋划好，要有历史的眼光、时代的眼光，把好事办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要让省委、省政府满意，让老同志满意。

2004年8月30日，星期一。上午8时，我陪同省委副书记王明方、省委副秘书长陈树德，到省委书记王太华的办公室，向他汇报关于筹建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有关问题。太华书记听完汇报，当即指示：以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发改委、合肥市委三家名义，给省委、省政府写报告，作为一个议题，排到最近将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请陈树德同志任省筹建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筹建办主任，聂皖辉同志兼任筹建办副主任。

2004年9月14日，星期二 。上午省委书记召开办公会议，研究的议题中，有关于筹建渡江战役纪念馆议题。我列席会议并在会上报告了我们三家（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发改委、合肥市委）提出的筹建方案。出席会议的王太华书记，副书记王金山、、杨多良、王明方，省政协主席方兆祥（省委副书记张平缺席），对建馆的事都表示赞成。王太华书记最后讲了如下一番话：

筹建渡江战役纪念馆一事，现在就开始启动，先向常委会议报告一下，方案要汇报好。纪念馆建就要建好。第一，设计、规划要好；第二，内容要充实；第三，手段要比较先进。这是一个纪念馆，是教育基地、旅游基地、形象工程，因此，一定要有好的内涵，要有时代感、科技感，要生动、活泼、新颖。我们要建的这个馆，要与兄弟省已经建起来的纪念馆比思想内涵，比科技水平，比现代感。

一周以后，省委书记王太华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题讨论建馆的事。我列席会议，就关于筹建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有关情况作了认真汇报。省委在这次常委会议上，终于作出了重要决定：同意建渡江战役纪念馆。省委办公厅很快以《中共安徽省委会议决定事项通知》，印发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发改委、合肥市委。全文如下：“2004年9月22日上午，省委召开常委会。王太华、王金山、、杨多良、王明方、张平、任海深、朱成林、车俊、张学平、臧世凯同志出席。会议由王太华同志主持。黄岳忠同志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省委党史研究室聂皖辉同志关于筹建渡江战役纪念馆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一致同意建设渡江战役纪念馆，馆址选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瑶岗村，纪念馆建成后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合肥市负责管理。会议同意成立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王明方同志任组长，负责研究纪念馆筹建中的重大事项。”

会后，我把这一特大喜讯报告光宇老。光宇老一脸喜气，连声说：“好哇！好哇！”今天，我想说一句：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得以立项，是省委的正确决策、重大决策！我们衷心地感谢省委，感谢以德高望重的光宇老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十年呼吁，一朝定夺，老同志功莫大焉！

渡江战役纪念馆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后，建立筹建领导小组、选定馆址、征集设计方案、征集历史文物、编写陈列大纲等一系列工作随之展开。

成立筹建领导小组。建馆领导小组必须由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负责同志担任正、副组长，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民政厅、省文化厅、合肥市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申报立项、规划设计、史料征集等方面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明方；副组长：任海深、车俊、王明礼（省军区）、陈树德、郭万清；成员：刘莉（省委组织部）、张苏洲（省委宣传部）、聂皖辉（省委党史研究室）、沈培新（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李明（省发改委）、陈文华（省民政厅）、汪建国（省财政厅）、吴晓勤（省建设厅）、董昭礼（合肥市委）。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陈树德兼任办公室主任，聂皖辉、董昭礼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后来，由于人事的变动，领导小组成员先后作了些调整。

馆址选定。2004年9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会议决定事项通知》第9号曾将渡江战役纪念馆馆址选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瑶岗村。这主要是考虑到，观众在看过新馆后，一般接着看旧址纪念馆。可最后的馆址不是选在瑶岗村，原因何在？后来我们得知：经过勘察、权衡利弊，新馆不宜建在肥东瑶岗附近。原因是旧址附近有“皖电东送”22万伏高压电线路从空中穿越，并被国家重点工程——宁西铁路、沪汉蓉高速铁路疏解线横穿过境，使道路交通无法顺畅。后来，郑锐同志建议在大蜀山附近选址，靠近大蜀山烈士陵园和安徽名人馆，让红色旅游资源相对集中。但合肥市考虑到省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决策中心要南移至滨湖新区，因此最终将渡江战役纪念馆选址定于当年渡江战役前的训练地——浩瀚的巢湖之滨。

征集设计方案这项工作是由时任合肥市委副书记、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董昭礼负责的。我本人几度参加设计方案专家评审会。其中，2005年12月29日这天，我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建设工程项目规划建设方案设计第一阶段评审会，在稻香楼东二楼8号会议室进行。评审组一共听取8个方案的介绍，经过初步评审，从中选出了4个方案。我是作为评审会专家被邀请参加的。专家组除我之外，还有6位同志，他们是：江欢成（上海江欢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周方中（原西南院总建筑师，中国建筑设计大师）、王晓东（总建筑师，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专家委员）、胡小明（浙江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导）、张正康（南京规划研究设计院董事长、院长）、汪德满（合肥市发改委副主任）。主持今天评审会的，是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武军同志。”

经过对筛选出的这4个设计方案的几番讨论，几轮论证，又从这4个方案中遴选出1个，请该方案的设计师吸收其他3个方案的优点，形成一个新的方案。就这样反复比较，好中选优。最后的方案，是由深圳建筑设计院设计的。2007年9月25日这一天，确定新馆设计方案的讨论会，在包河公园浮庄茶社的二楼召开。讨论中，我提出了3条意见：关于总前委5位领袖塑像的安置地点问题，船头船尾的位置问题，水下烈士长明灯问题。设计方案中，5位领袖塑像的安置地点原放在正门的侧面，我建议安置在整个纪念馆的中轴线上，正面和正门要方向一致，都朝着东南方，雕塑要高大雄伟，让人瞻仰而不可平视。设计方案中，船身倾斜度不够大，气势不够，我建议把船头抬高，指向蓝天，以彰显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和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设计方案中，参观者进入展厅要经过一段玻璃栈道，栈道下面是缓缓流动的水，水中漂浮着一盏一盏长明灯（电光蜡烛），寓意这些烈士们，都是参加渡江战役而牺牲的，他们的灵魂与长江之水共存久远。寓意虽然不错，但我不认同。我说，把英灵置于我们的脚下，这是不合情理的，也是不恭的，而且，一汪池水，活不起来，容易变质，造成污染就会带来对英灵失敬的问题。我的意见，当场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赞成，但在后来定稿和实际建馆的过程中，我的意见基本被采纳。

新馆最终定夺的方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实景：纪念馆建筑群整体布局由北向南，由解放广场、纪念馆、总前委雕塑、胜利广场、胜利塔依次展开。纪念馆主体建筑总长126米，总宽52米，总高40米。馆身形如两艘并排行驶的雄伟战舰，恢弘壮观，大气磅礴。矗立于胜利广场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群雕，凸现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位政治家军事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宏伟气度和坚定信心。五角星胜利塔高达99米，象征着百万雄师同仇敌忾，千帆竞发，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粉碎蒋家王朝的磅礴气势。纪念馆展览区3000余平方米，分6个展厅，用实物、图片、文字还原历史，再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画卷。

按照建馆领导小组关于纪念馆陈列大纲的编写工作由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的要求，2006年2月9日，省委党史研究室确定由我主持召集，省委、合肥市委、蚌埠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合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有关人员参加大纲编写组第一次工作会议，首先启动大事记编写工作。《渡江战役大事记》编写的总体要求是：要体现渡江战役中发生的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决策和主要人物，既要反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战役的深谋远虑，又要体现总前委、二野、三野以及广大前线指挥员的运筹帷幄；既要突出渡江作战的军事地位，又要彰显渡江战役独具的政治意义；既要再现战役的全貌，又要透视主战场安徽的地方特点。

2006年4月，在完成《渡江战役大事记》的基础上，由我主持大纲编写组，着手进行《渡江战役纪念馆陈列大纲》的编写工作。确定编写陈列大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要以《渡江战役大事记》为主要依据，着重反映渡江战役中发生的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决策和重要人物，真正为渡江战役纪念馆陈列布展提供史实依据。

2007年4月底我离任转岗以后，陈列大纲的修订工作，由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毅负责，在他的手上，又改了5稿。根据省筹建领导小组的意见，送审稿先送到政治部，请几位军史专家逐条审定。然后又把稿子送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请室副主任、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李忠杰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二部和科研部的几位学者，从头到尾仔细审核了一遍，获准通过。

纪念馆下年度工作计划例2

1 前言

2005年11月20日是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为了表达广大人民群众对一代伟人同志的怀念和爱戴之情，长沙市和浏阳市人民政府在同志的家乡――浏阳市中和镇苍坊村建立故居纪念园，通过对故居的修缮、陈列设施的建设及周边环境的改造，向人们展示共和国总书记“光明磊落、无私无愧”的领袖风范和从“红小鬼”到党的总书记的光辉历程。

2　项目背景

浏阳市中和镇位于湘赣边的罗霄山区，山高林深。故居坐落于镇区东南约1 km的苍坊冲山坡之上，门前有几丘农田，山脚有一条砂石公路通向冲内的村庄，在公路与农田之间有一条宽5～10m的小溪蜿蜒流过。故居两侧山体相对高度50m左右，植被茂密，环境清幽。

湖南省另一个重要的红色旅游基地――文家市秋收起义会师纪念馆，位于中和镇东南的文家市镇区，距故居约12km，交通十分便利。从文家市到故居是一条重要的旅游线路，文家市方向也是故居的主要客源方向。

同志故居是典型的湖南农家建筑，坐北朝南，背山面溪，小青瓦，砖木结构。据说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由此算来已经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此房自建造以来经过多次修缮，以1995年的修缮最为精工细作。目前所存的房屋是的曾祖父胡名钟和哥哥胡名镜当年所共有的，共计19间房，总面积约450m2。中间的“泮公享堂”最高大，是当年名镜、名钟兄弟供奉其父亲胡中泮牌位的地方，为两家共有。经两代相传，属于父亲胡祖仑家的房子为7间半，约200m2。故居北侧在1998年加建了同志陈列馆，建筑形式和风格与故居保持一致，作为与故居配套的展览场所。

另外通过现场调查和采访当地百姓及胡家后人，得知故居对面山坡上有一处“桃树书屋”和“焚字亭”遗址，书屋是同志年少读书学习的地方；在故居的农田里有哥哥胡耀福的儿子胡德滋的住宅；在镇区内有一座建筑规模较大、外观精美、保存良好的胡氏祠堂：在故居对面山上有祖母坟。

3　构想

承接设计任务后，我们在现场整整呆了半个月，反复查看地形，调查植被，走访居民，感受故居的气氛，细细寻找伟人的印记。但除了满目青山、涓涓小溪与袅袅炊烟外，就是静静的故居与村庄里的鸡鸣犬吠声。

如此乡野风情，如此清幽环境，耀邦纪念园该如何做呢?如何在空间场地上体现本纪念园的特色，体现“耀邦精神”的实质呢?如何解决纪念园车行交通、人行交通及停车问题呢?如何解决纪念园故居、陈列馆、铜像广场等主要瞻仰、纪念、集会、参观空间序列的关系呢?如何解决旅游管理、接待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呢?如何解决现有民居与纪念园的关系，使自然环境、气氛能与纪念园相协调呢?

我们带着问题参观了湖南韶山故居景区、花明楼刘少奇纪念园、乌石纪念园，这些故居纪念园的规划设计大多是采用大广场、大雕塑、大纪念馆、大文物馆的场所设计，特别是纪念园，高山顶上树立高大的塑像，远远地就能看到，成为纪念园的地标，与“彭大将军、横刀立马、铮铮铁骨”的形象吻合。但耀邦同志呢?他的领导风格与人格魅力在哪里?研究耀邦同志的专家总结为：顾全大局、胸怀坦荡、以身作则、平易近人、作风朴实、光明磊落、一身正气、谦虚好学、追求新知、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耀邦精神”。我们希望纪念园就是“耀邦精神”的体现，能够体现其平易近人、亲切随和的一面，成为又回到苍坊冲的家乡人，回到乡村田野的山里娃，回到人民群众的总书记。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故居的生活对他以后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参观故居和陈列馆有助于参观者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事迹，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体会伟人文化。

“失去了真实的环境就失去了故居存在的真实性”。我们提出扩大规划范围，不仅要保护故居建筑本身，还要保护故居周围的自然环境，保留现有农田、莱土，保留几处风貌与故居相统一的农房。

同时故居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长期生活学习过的地方，既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也有很强的旅游价值。规划要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建设参观接待设施，发展旅游业。

4　场地的空间布局

一般而言，在名人纪念园区，故居、陈列馆、铜像广场是三个最主要的组成要素，三者的空间位置关系及具体的表现设计也是规划的核心所在。其中故居是纪念园的核心，是纪念园存在的基础，也是吸引外来旅游者参观的最重要场所，其它规划内容必须与之协调；铜像广场是灵魂，是名人精神、名人文化的最直接体现场所，也是游人祭奠凭吊领袖的物质空间；陈列馆是名人历史、名人足迹的浓缩，也是游人深入了解名人文化的场所。

我们充分分析苍坊冲的现有场地与对外交通情况，将纪念园规划为三大区域：参观纪念区、风貌协调区与祭奠凭吊区域。

参观纪念区――包括故居与陈列馆及其周边的山水植被。故居是年少时的真实生活环境，是参观游览的主要对象，规划将其严格保护。陈列馆选址于故居斜对面的山凹中，隐藏在山林树丛后。

风貌协调区――位于景区入口与故居之间，起心理过渡、气氛渲染的作用，重点是保护原始风貌。

祭奠凭吊区――位于纪念园的主入口，该用地相对开阔，有利于建设铜像广场与纪念园管理设施。之所以将铜像广场与纪念园管理结合建设还基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铜像广场常聚集大量人流，置于人口区域，有利于人员集散。二是部分专程来瞻仰铜像，进行祭奠凭吊与爱国主义教育的人员可以减少步行距离，不必进入纪念园深处，利于保持纪念园的宁静氛围，也不干扰前往参观纪念区域的人流。

5　功能的分区设计

5.1　入口区――积聚、管理、交通

规划将主入口区设在纪念园东南部，位于从文家市来的主要旅游公路旁。该入口区由停车场、景区管理及商业服务建筑、景区大门与入口广场组成。

交通组织――因为现状交通较混乱，在镇碑处现有四条公路交汇，严重影响参观流线，规划将镇碑拆除，将文苍公路进镇区段改道到敏溪河南面山脚，从铜像广场西侧绕过，同时将故居路入口路段改道敏溪河东侧，保证铜像广场的完整性与相对封闭性。

停车场――分两处建设，一处在景区大门，面积1800m2，该处拟停放50辆小轿车，

完全满足非高峰日游客停放需求；另外一处位于大门50m外文苍路东侧，面积2300m2,该处建设为生态停车场，主要满足节假日与纪念日的大量车辆临时停放需求。

景区管理及商业服务建筑――一组仿古园林建筑，建筑面积450m2，供游客在此集合、休整。除售票、管理外，此处还提供旅游生活用品及旅游纪念品售卖、公厕等服务。

景区大门――纪念园大门采用卧碑形式，上书“故居纪念园”几个大字，引导人们进入。

5.2　铜像广场区――祭奠、凭吊、疏散

地形改造：将入口处的小山体推平降低，同时用土方将现状镇碑处堆高，既缓冲现有山体陡坎的冲击又能形成北高南低的地势，有利于形成瞻仰的气势。

将现有敏溪改道向南、向东推出约45m，沿山脚流，为铜像广场留出一定的空间。

铜像广场设计：铜像广场座北朝南，朝向文家市方向，与同志走出去革命的方向一致。广场成长方形分两级平台设计，一级平台(74mx66m)，二级平台(55mx50m)，通过9级台阶联系。铜像放置在二级平台上，稍微靠山体，前有50mx34m的空间，供祭奠凭吊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尺度适中，空间大方而且又亲切。铜像广场背面及两侧植栽苍松翠柏，形成庄严肃穆的纪念氛围。从入口大门到铜像，其景深约110m。规划建议将铜像塑造为较常人稍大的坐像，体现同志的作风民主、平易近人的精神。铜像置于1m高的基座上。铜像后是苍松翠柏，再往后以远处的青山为背景。整个广场区形成了入口――花坛――祭奠广场――铜像――苍松翠柏――青山的空间序列，层次丰富，为祭奠凭吊的人们提供良好的心理体验。

5.3　风貌协调区――原野、自然、古朴、纯净

从铜像广场至故居的步行距离约为550m，规划将此区域划为风貌协调区，保护与维持其自然的田园风貌，形成朴实、纯净的氛围，成为祭奠凭吊区域与参观纪念区域间优美的过渡景观。规划重点改造河道，整理农田，严格封山育林，保护自然植被。拆除其间的民居，恢复农田或菜地。

同时，规划保留现状胡德滋的房屋，通过“一代皇兄是农民”的真实展现和背后故事的挖掘，体现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的精神。

5.4　故居保护区――山水原貌、建筑历史

规划重点是严格保护故居，拆除现有陈列室。拆除后要恢复到出生及少年生活时的形状；同时将现状的挡土墙折除，将道路改窄，形成绿化缓坡。

将故居西北角的民宅拆除，种上，谓之菊圃。故居东面现状也为破旧的建筑，规划将其拆除，种上桃花，形成桃花林。两个小庭园的布置，丰富故居春、秋季的景观。

故居前有一口水井，位于大树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喝这里的水长大，水井具有纪念意义。规划将水井进行整治，围上石栏，成为景点。将故居门前的现状停车场改造为参观人流的停留集散场所。对故居前空间的整治完全遵循严格保护的要求，以最小的改变达到最大的效果。

5.5　纪念陈列区――青山掩印

陈列馆座落于故居斜对面的山谷中，集中展示同志生平事迹。

规划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协调好故居与陈列馆的关系。陈列馆建筑占地面积2960m2，建筑面积3689m2。陈列馆采用院落式布局，前部和中部为局部三层，后部一层，充分利用南北高差，因地制宜。平面布局吸收了当地传统民居的布局和造型特点。屋顶采用坡屋顶和平屋顶有机地结合，错落有致，在山坳中形成一道风景线，整个建筑依山就势，镶嵌在山坳之中，墙面色彩仿照当地民居，形成含蓄、简朴、庄重的建筑风格。

在施工图设计与实际建设时将方案中垂直敏溪上的楼梯间改为室外台阶，减少了该建筑对故居的影响。

故居对面的小山坡上，规划一处留影平台，从此处可提供与故居较好高度、角度的视线联系，人们可于此处观赏故居并留影。

从留影平台往南，爬上山坡便到达陈列馆。规划于陈列馆对面的小山丘上恢复幼时读书的种桃书屋。故居与陈列馆间的小山丘精心培育景观林，形成两者之间的过渡景观。再往北面则保留现状的大片农田，保持原始的田园风貌。

纪念馆下年度工作计划例3

中图分类号：[F23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纪念品的开发在旅游业里是一项受较多关注，又经较多曲折的工作。在国内，相当一部分博物馆、纪念馆（以下简称博纪馆）等文化场所都设有纪念品售卖处，但在自主开发上投入较少，起步也较晚，许多都直接引入地区旅游纪念品或克隆于各类小商品，自主创新意识不强，发展较为缓慢。

对博纪馆而言，自主开发的纪念品不仅可以深化购买者或受赠者对宣传主题或延伸文化的印象，还能在交流往来中促进双方的情感沟通，更有利于提高整体形象和公众知名度。因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博纪馆自身对于“优质”纪念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什么样的纪念品谈得上“优质”二字？也许每个人都有一杆标尺，这里笔者认为简单地说，就是各方面品质优良且具有其独特代表性和纪念价值，广受欢迎的纪念产品。它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一、 整体轻便精致，实用性强

为了体现档次与价值，符合传统的赠礼需求，市场上包装精美、单个体量较大，较重的纪念品非常多见。然不论对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周边热心的居民，来到博纪馆进行参观都可能只是全天安排的一部分。所以纪念品的携带方便，不易在途中损坏就成了很重要的购买因素。

实用性是相对于观赏性而言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物品的价值大小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其实用性。可以被反复被启用的纪念品，拥有人把它们带到哪里，就把该馆想要赋予表达的内容和精神传播到哪里，在使用中产生叠加的宣传作用，而不是被带回家后就束之高阁。如二大会址纪念馆开发的“手书环保笔记本”，取材于馆内展品1952年9月17日致李达的信，以环保纸为书写材料，不仅是一件实用、走亲民路线的宣传商品，更是一件可以探究背后历史故事的文化产品。

二、 承载文化知识，富有内涵

博纪馆是历史和知识的海洋，因此其纪念品应也应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富有传播展览主题、相关知识的重任。游客在游览的时候由于时间和认知等原因，能记住的可能只是一个框架，如将博纪馆的部分藏品元素、文化历史故事、所在地区的风土人情等融入纪念品中，予以精致设计、巧妙制作，则让参观和学习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有助于博纪馆及其所在地区的整体宣传推广。

以我馆馆藏文物陈独秀手书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为灵感设计制作的铅笔为例。这是何种书法体式？书写风格如何？革命先驱何时何地缘何写下了这一段话？通过这小小的纪念品观众得到的信息量可以是很大的。在了解、查询到了这些知识后，革命先驱深厚的书法功力及其在写对联时坦荡的胸怀、昂扬的革命精神也将深深地印在观众心中。

三、 体现独特元素，个性鲜明

不同地域、不同主题的博纪馆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就如同各地的山川风光哪怕近似，也没有一处是相同的。展示科学技术的展馆与纪念历史人物、事件的纪念场馆必然不会呈现相同的气质风格。因而各方各馆的纪念品也不能一味地克隆，在选择定位上要反复推敲，设计中要选择易于理解和记忆、最具表现力的元素。表现的方式可以是内容上的独特，如之前说的文化植入、有代表性的甚至是唯一性的藏品元素植入；也可以是独特载体的，如闵行博物馆的鸭嘴壶摆品，或我馆计划制作的将“二大”精神完美物化的“明灯”纪念品，都是个性鲜明、无法复制的。

四、 引用新技术工艺，与时俱进

传统纪念品中占很大比例的手工艺品，积淀了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人文价值，是亲切的、怀旧的、乐于接受的 。但从心理学分析，现代人对新鲜事物更容易产生兴趣和探知欲。因而，新技术、工艺的运用自然成为最终产品是否成功、“优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前几年的砖雕，近两年的“高温数码瓷像”，不断推陈出新的技术与工艺使得纪念品的设计与制作更加精准和完善，也更跟得上群众审美观念的变化节奏。

为紧跟时代步伐与科技潮流，我馆计划将成品的数码产品与红色文化相融合，在博纪馆高端纪念品的领域引入新科技产品。保证产品其他功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在电纸书、数码相框中加入、民主革命纲领的元素，以幻灯片模式随机播放二大会址纪念馆充满上海地域风情的石库门老房子照片，提供详细可供查询的历届的文本，观众购买或受赠之后不仅可以用于学习中的资料查询，还可以导入其他数据反复使用或作为装饰摆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如“二大”电纸书这一类的礼品将颇受时代青年的欢迎。

五、 注重针对群体，各有所属

纪念馆下年度工作计划例4

中图分类号：TU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6-0184-02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迄今中国共产党唯一在广州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共三大会址房屋毁于1938年10月侵华日军飞机对广州的轰炸中，基址于1972年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到广州实地考察初步确认，2006年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勘查完全确认，三大会址纪念馆2006年7月1日建党85周年之际，正式落成对公众开放，她是广东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员教育基地。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包括中共三大历史陈列馆、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和旧民居5号楼几部分。设计者针对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纪念性并结合具体场地条件的分析，选择以简洁、现代的手法处理历史环境中的问题，同时注重对建筑造型及空间的梳理，力求摆脱简单的符号附会，充分发掘纪念建筑本身所具有的纪念性。

一、基地现状分析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位于广州市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这一片区是广州市著名的“东山洋房”别墅区，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山便集中了许多权门显宦，达官贵人们纷纷在此兴建别墅和官邸，形成了散落在新河浦、龟岗一带600多栋中西合璧的红砖小洋楼。这一系列融合了岭南和西洋建筑风格的民居建筑，后被称作“东山洋房”。其中的春园、明园、简园、逵园和隅园，被称为东山“五大侨园”。几乎每一座别墅都留存有一个望族或政要名人的故事。宋子文、孙科、白崇禧、于右任、阎锡山等等，分别在合群路、美华路、烟敦路、新河浦一带，修建别墅公馆。解放后，洋楼最早的主人陆续都出了国，散布在世界各地。东山洋房或空置或已几经转手，如今大多已为商用，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或开辟为咖啡馆或为私人高档会所，会址正对面的逵园成为了私人艺术馆，不定期的举办私人作品展。

在有着如此浓厚的人文环境地段内，如何使纪念馆这样的新建筑融合于周边的环境，无疑给设计增加了难度。但从另一方面考虑，这些要素恰恰给了设计者以灵感，是很好的切入点。正是由于复杂的地貌及现状，需要对周边环境进行整合;正是由于纪念性主题和随处可见的历史素材，需要营造纪念氛围以强化主题。

（一）外部空间环境的整合

站在中共三大会址上，首先看到的是逵园。三层高的仿西洋古典式建筑，独门小院、阳台两侧立仿罗马式圆柱。整座红砖小楼掩映在竹丛里，光影晃动、摇曳生姿。乍看小楼的外墙，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刻在楼顶门楣的“1922”字样。

逵园正是建设于1922年。这个数字成为建国后文物部门到处寻找中共三大会址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当年的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记得，他们在会议休息时就站在窗前，能看到逵园顶部的“1922”的年份。因此，刻有“1922”的逵园就成了确定中共三大旧址的重要坐标。

毁于日军轰炸的三大会址遗址清理出会址基础和残存地面，为保持历史的真实，会址楼房并未复建，而是对出土文物进行保护修缮，加盖钢化玻璃顶以保护基础，人们可以通过玻璃参观文物。并设立纪念碑，供人们瞻仰。会址转变为遗址广场，站在广场上，正对面就是有着醒目“1922”字样的逵园，如此身临其境，比任何复原场景都要来的真实，来的震撼。地下的残砖烂瓦使观者深刻的意识到“勿忘国耻，兴我中华”的历史使命。

在会址西侧依次是旧民居5号楼和中共三大历史陈列馆，顺着恤孤院路往南，行至新河浦路22、24、26号，便可以看到3幢一字排开的洋房，24号楼便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

当年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开完会后去春园休息，如今观者参观完历史陈列馆，再沿着革命前辈走过的路前往春园参观。这一观展流程在室内外的不断变换中，在新馆与旧址的互动中，形成了时空交叠的“场”。如此独特的历史轨迹和场所构造，具有深刻的纪念性。

（二）纪念氛围的营造

本身建筑场地就置身于有强烈历史痕迹和人文气息的环境中，周围遍布有悠久历史的小洋房，清一色的红砖外墙是最直观的视觉呈现。所以纪念馆的陈列馆外墙设计也是红色，使之融合于大环境;建筑外立面设计是四四方方的几何形体，低调简洁，给人以庄严的感觉;另外周边都是低密度小洋楼，纪念馆为配合周边的建筑高度，只设计了三层，公共建筑层高远高于住宅，所以特意设计为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即符合纪念馆室内空间的展示高度要求，又能保持建筑外立面高度与环境一致，没有高大建筑的唐突反而显得格外亲切。新旧建筑很好的融合为一体。

战争使会址不复存在，但残留的地基片段构成了强有力的场所特征，反映了内在的精神。挖掘后用玻璃保护起来，使参观者能最直观的了解当年的一些历史片段，给参观者以强烈的感染。遗址广场―历史陈列馆―机关旧址串联起来的线性组合空间序列带来了良好的参观节奏感，及由此产生的纪念氛围。

二、内部展示空间的设计

纪念馆除了作为纪念有卓越贡献的人或重大历史事件而建立的纪念地，她也是一个城市的会客厅，她的室内空间首先应该是温暖和明媚的。因为她常常是一个外来者了解一个城市的第一步，也是本地居民的聚会社区。她的空间，不是板着面孔向观众微言大义，而是如同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对观众把历史娓娓道来，随时为游客提供学习和休闲的场所。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比较特别，首先她不是一栋独体建筑，而是几个建筑的组合体，且每个建筑都有其独立功能;再则她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筑群，而是分散在马路两端，由陈列馆与遗址广场到机关旧址需要步行一段距离。如何设计每个建筑内的历史陈列主题，如何串联起几个建筑间的线路都是难点所在。

（一）展示空间的功能划分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几个组成部分做了以下功能设置：中共三大历史陈列馆展示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相关历史知识;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是复原当年与会代表们的生活场景;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是纪念性的开放空间;旧民居5号楼作为临时展览厅。

具体到每一个展馆，又划分为信息空间（展示展品）与公共空间、辅助空间。

公共空间包括服务区、休息室、大厅、通道、楼梯、残疾人通道等，应该是有文化品位、舒适方便的场所，在设计上尽量充分利用有效空间，去掉多余的东西，使观众有高度的自由感和舒适感，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各个展馆虽小，却都具备了以上功能，是一个理想的休闲和思考的场所。

接待空间、工作人员办公室、储藏空间这些辅助空间都安排在了旧民居5号楼，这栋楼主要是做临时展览，设置辅助功能在这里，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其他展馆的展览空间，又便于工作人员的管理。

（二）展示空间的实体部分

以历史陈列馆为例，在参观路线的设置上为串联式组合设计，就是主要使用空间一个接一个地相互串通、直接相连。特点是：（1）把交通联系空间寓于使用空间之内;（2）各主要使用空间关系紧密，并有良好的连贯性。这样的组合形式非常适合中小型纪念馆，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

每一层的空间均为一个入口一个出口，空间设置有变化、有起伏、有节奏，主要目标是营造一个不断引人入胜、有明确导向、丰富多彩的陈列空间，用场景点缀特殊空间。观众置身陈列环境中，步移景换、不断获得新鲜感，忘却疲劳，获得一种特别的感受。

由于展馆较小，室内运用墙体多设计围隔，把一个空间划分为若干个大小不一的空间，增加展示的面积，拉长展线，给人以丰富饱满的空间感。并且采用临边的设计方法，就是把陈列内容依墙体而设置，尽量少占用交通空间，需要特别强调的部分做重点展示。这样有松有紧，有缓有驰，使参观者不感到疲惫。另外封闭展示和露置展示相结合，灵活的展示形式让观众更贴近文物，倍感亲切，展示空间也变得丰富多彩。

（三）展示空间的虚体部分（灯光色彩）

纪念馆以人工照明和自然采光相结合，设计感应照明系统，减少光对文物的损害。为了改变狭小的空间，有效利用色调和暖光源、冷光源增强空间的感觉。

而各种博物馆空间里，最适合采用自然光的空间就是名人故居。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虽只是与会代表短暂居住的场所，不是何人的故居，但是一样适用。因为在这样的空间里没有设计的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没有过多的灯光，一切恢复原状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小桌子，老藤椅，窗外洒进来温暖的阳光，这个空间呈现的是当时的生活状态，是对历史的浓缩与展示。

（四）展示空间的感知部分

创造意境、烘托主题、感染观众情绪中起“点睛”的功能，是将陈列内容高度集中概括，运用艺术表现力去创造生动的典型形象，而场景再造是用的比较多的方式，如：人物模型加道具构成有故事性的场景、复原街景或生活街市。力图做到以简洁的艺术语言表达丰富的陈列形象，用高雅的艺术形式再现历史。

（五）展示空间的组织形式

这里重点描述中共三大历史陈列馆，在建筑面积有限的情况下，采用竖向型空间构成能最大限度利用面积，三层空间弥补了展馆空间狭小的不足，叠加的构成方法即增加了展线，又活跃了空间。

参观时最先下到负一层，并没有开门见山、一览无余，而是设置了一个缓冲的过厅空间，接着才是前言部分，顺着展板浏览，到末端又设置了一个小过厅，暗示着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利用楼梯把人流引导至上一层空间。引导处理得自然，从而使人不经意中沿着一定的方向或路线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直至参观完整个展览，再搭乘电梯下来大厅。不需要走回头路，参观线路流畅自然。

（六）展示空间的丰富与扩展

与大多数中小型博物馆一样，由于受限于布展空间不足，能展出的展品仅占极少部分，而大部分深藏在库房中。而且一件展品的说明牌往往只有少量信息，无法扩展内涵。多媒体技术辅助实物展出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中共三大历史陈列馆很好的运用了多媒体技术，在适当的场景配合实物向观众形象、生动地讲述历史。解决了传统布展很难表达、枯燥的知识点，通过声音、图形、图像、视频、动画等媒体表现形式丰富、扩展了展示内容。尤其是历史纪录片和动画类的题材，常常能吸引观众长时间驻留观看，达到很好的传播宣传效果。

三、结语

纪念馆下年度工作计划例5

由于我省的党史胜迹普查工作开始于全国正式开展革命遗址普查之前(全国普查于2009年10月开始)，同时做了一些保护、开发和利用方面的工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为此，结合“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具体实施，谈几点个人体会。

一、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总体规划

(一)为何称“党史胜迹普查”

2007年，浙江省委在下发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意见》(119号文件)中指出：要“开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切实加强对党史重要遗址、史迹的保护。”在8月22日召开的省委党史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赵洪祝再次强调，“要重视我省党史胜迹的普查和保护工作，把党史胜迹作为立体的党史、有形的党史、无声的党史，认真开展普查、维修、保护、陈列等工作，对重要革命胜迹特别是濒危胜迹要加强保护，酌情合理开发利用。”

中央党史研究室最初提出是要开展“革命遗址普查”，浙江为什么要称“党史胜迹普查”?概括起来讲，当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既要突出“共产党领导”，又想涵盖更多内容。因为“党史”相对“革命史”，从横向范围看更加专一，就是专指以共产党为活动主体的历史内容，从纵向范围可涵盖整个党的历史(包括社会主义时期)；二是“胜迹”相对“遗址”，适应性更宽、更广。因为除了在原址遗留下的大量遗址(故居)、遗迹(墓碑)外，还有许多后来新建的，例如烈士陵园、综合性党史纪念馆(陈列室)，也包括社会主义时期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经济建设项目的纪念地等。

纵观浙江80多年党史，内容丰富、资源浩大。首先，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是较早开展党的活动的省份之一(1921年9月在杭州萧山爆发了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而在民主革命时期，浙江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有过许多著名党史人物，仅就《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版的65卷787人中，刊登的浙江籍中共党史人物就有51位。这些名人的故乡大都保留或恢复了他们的故居并有一些后建的纪念设施；其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的最多并做出许多重要决策的省份之一，如、、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多次来浙江工作、学习、疗养；其三，浙江是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建设走在前列的省份之一。因此，浙江大地留下了许多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艰苦创业的遗址、遗迹和大量的纪念设施。因此，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向省委建议用“党史胜迹普查工程”这个名称。

(二)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主要内容

浙江“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规划原则，是要坚持把党史胜迹普查同有效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相结合；同弘扬革命传统、培育民族精神、发展红色旅游相结合；同文化资源保护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同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也就是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省委党史研究室首先将实施“党史胜迹普查工程”，列入全省党史工作“十一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在2008年7月，由省委办公厅转发的《省委党史研究室关于在全省开展党史胜迹普查的意见》(浙委办[2008]75号)通知中强调，开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是我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关于对全省普查工作的具体要求，在时间和阶段安排上，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至2010年底，用二年半时间，分三个阶段完成，即：普查阶段、汇总成果阶段、保护开发和利用阶段；普查的范围。包括全省各地中共组织建立以来至今所形成的党史遗址、旧址，重要党史人物故居、烈士陵园、纪念馆(碑)等，内容包括胜迹的名称、所处位置、历史背景等基本情况；达到的目标，一是基本摸清全省党史胜迹的“家底”，二是评选一批全省党史教育基地，三是评审并下拨全省党史胜迹保护工程专项经费，四是编纂出版《浙江省党史胜迹图志》，五是拍摄一部反映全省党史胜迹的电视文献片；关于组织实施，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组成领导小组负责这项工作，以各市、县(市、区)为单位，采取分级负责的方法。

(三)力争党史胜迹普查和保护专项资金

为配合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和党史胜迹的保护、利用，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目标要求，2007年9月，省委党史研究室向省财政厅提交了《关于申请全省党史胜迹保护工程专项经费的报告》(浙党研[2007]34号文件)。报告根据初步调查的情况：“大多数党史重要遗迹遗址由于经费缺乏和管理体制等原因，有的无人管理；有的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有的无展示内容；有的移作他用等，已经很难利用它发挥党史宣传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提出：“通过开展党史胜迹的普查和保护，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那些濒危遗址进行及时的抢救和维修，对那些原来管理不善的遗址加强保护”，使之发挥最大社会效益，为建设和谐浙江、文化大省服务。

经过多方努力，2008年9月，省财政厅批复，自2008年至2010年，每年由省财政下拨专款350万元(总计1050万元)，用于全省党史胜迹普查以及党史胜迹维修、保护和利用经费。同时，由省财政厅和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印发《关于印发(浙江省党史胜迹保护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浙财政字[2008]99号文件)，以加强对党史胜迹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全省党史胜迹保护工程的顺利进行。

(四)落实省委通知精神普查工作全面部署

2008年8月，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会议，11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参加了会议。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在会上进行动员，并对在全省开展党史胜迹普查工作进行部署。会议 落实省委指示精神，要求各地按照“全面普查、掌握现状、加强保护、合理开发利用”的原则，明确了普查的范围、内容、方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程全面正式启动。

接着，根据工作需要，又先后建立了由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为组长、研究室领导和各处处长参加的“全省党史胜迹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了以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以及部分市县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参加的“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小组”，并在各市确定了一名党史胜迹普查联络员，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落实、联络等。各市、县(市、区)党史研究室也很快行动起来，通过积极向分管领导汇报，建立普查工作责任制，争取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为普查工作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成果

(一)初步理清红色历史有形资源的“家底”

经过两次报送材料(第一次是2008年底，第二次是2009年7月)，全省11个市87个县(市、区)报送各地党史胜迹名录总计1615处(其中大的革命遗址群只按一处上报)。这是普查工程的中心任务和所获得的最基本的数据。当时是要求各地提供5个数据：时期、名称、地址、现状、授牌情况。根据数据分类，对全省党史胜迹情况有了大致了解：

一是按时期和内容分类：民主革命时期1348处、占总数83％，社会主义时期139处、占总数9％，综合纪念场馆128处、占总数8％，其中以人物命名的故居、纪念地238处；二是根据授牌情况统计：有318处被授予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等称号，占总数20％，其中获部级授牌10处，省级授牌61处(包括2009年授予的27个全省党史教育基地)；三是根据现状统计：91处为近年完全新建，530处为待修、待建，227处属于原址它用或已荒废，其余767处属于在原址或多或少采取过维修、保护措施；四是从受保护情况统计：有337处被列为市县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部级文保15处，省级文保39处。

(二)推荐评选全省第一批党史教育基地

这项工作是在各地推荐的155处候选名单基础上，经过对其中部分遗址调研和组织专家评选，再经征求各地党史研究室的意见，最后经研究室普查领导小组审议，确定了“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等27个单位为第一批“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涉及全省11个市的25个县(市、区)，并在2009年11月召开的全省党史宣教工作会议上举行了授牌仪式。

第一批省级党史教育基地有三个特点：一是覆盖面广，评选出的党史教育基地都在浙江中共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基本覆盖了从浙江共产党组织建立到浙江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发生在浙江的党史重大事件和重要纪念地；二是代表性强，评选出的党史教育基地有战争年代的遗址和纪念地，也有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经济建设项目，以及浙江著名党史人物的故居、纪念地；三是基础性好，这批教育基地过去在场馆建设、管理和使用方面大都做得较好，影响较大，做出了表率，其中大多场馆设施完备，陈列水平较高，参观人数多，在发挥党史宣传教育方面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基地的作用。

(三)下拨省级党史胜迹普查和保护专项经费

根据与省财政厅协商，总计1050万元的全省党史胜迹普查保护专项经费主要分为3个用途：一是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经费，二是党史胜迹保护工程专项经费，三是涉及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的会议、出版图书、拍摄电视片等工作经费。下拨经费安排为三次(年)完成。

第一次是2008年10月，下拨全省各市、县(市、区)普查工作经费总计209.5万元，主要用于补贴各地在开展第一阶段普查工作时的费用；第二次是2009年10月，按照保护、开发、利用的原则，并结合对部分市县党史胜迹的调研，在已上报的全省(宁波市因计划单列除外)200个专项维护资金申请项目中，确定了全省46个项目，为2009年至2010年度全省党史胜迹专项保护资金下拨单位，涉及10个市、44个县(市、区)的46处纪念设施，2009年的28个单位共440万元专项资金已全部到位；第三次计划于2010年上半年，将下拨第二批18个单位，共计260万元专项资金。

(四)编纂《红色印记――浙江党史胜迹图志》

这项工作也是2009年3月第一次联络员会议上重点布置的任务。在各地征集、报送的450个条目，1000多幅照片，总计达30万字材料的基础上，经反复修改、论证，已完成初稿，确定了约280个条目入选，有600多幅照片和约18万文字资料。目前该书已进入对出版社的公开招投标阶段。这部书的出版，将是对我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全省重要党史胜迹成果的展示。

该书力求以史为线，以事为面，本着“有意义、有形象、有内容”的原则，集中展示鲜明的浙江特色。收录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开展活动前后至2008年底，反映党的各级组织和党所领导的军队，党的重要人物(包括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在浙江所形成的并已具有一定规模的纪念地、标志物，其中包括重要党政军机关旧址，重大战斗、重要会议、重大政治事件的遗址遗迹，重要党史人物故居，烈士陵园(墓、碑)和综合性纪念场馆等内容的文字和照片。

三、浙江党史胜迹的文化蕴含

党史胜迹也是红色坐标，其横向，包含着物质遗存――党史遗址、纪念设施等有形资产；其纵向，则包含着非物质遗存――党史事迹、精神传承等无形资源。浙江无论从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史内容看，都有大量遗址和纪念地存在。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对相当数量的党史胜迹进行了确认、修复和改扩建工作。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红色资源的再认识，许多新建项目还在陆续完成。以浙江重大党史事件所形成的党史胜迹为例：

(一)中共一大南湖会议遗址和纪念建筑群。1921年8月，在嘉兴召开的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目前在嘉兴南湖畔，就有许多纪念胜迹。1959年初，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关怀下，嘉兴县委开始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10月1日，展示中共一大史料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湖心岛烟雨楼正式对外开放。仿制的中共一大南湖纪念红船，得到了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确认，从此停泊在湖心岛烟雨楼的水面上。1985年9月，邓小平题写了“南湖革命纪念馆”馆名。2001年6月，在南湖畔，一座造价近百万元，名为“1921・狮子汇”的中共一大代表铜像大型雕塑群落成。2005年10月，由国家发改委批准，一项列入2005年国家预 算内专项资金(国债)投资(第二批)计划的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也是浙江省唯一获得国家资助的红色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预计在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前夕开馆。

(二)萧山衙前农民运动遗址和纪念建筑群。1921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杭州的萧山，爆发了由中共党员领导发动的全国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1999年9月，在事件发生地――杭州萧山衙前镇的凤凰山上，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建成开放，展馆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薄一波为纪念馆题写馆名。衙前镇境内，目前还保存着当年筹备发动农民运动的衙前农村小学校的一间教室、衙前农民协会旧址、农运著名人物李成虎烈士墓和故居等。也就是在这次运动的一年后。浙江第一个中共组织――杭州党小组在杭州创建，至1927年4月，全省党员从3人发展到了4000余人，党的组织由1个发展到30多个，共产党人的足迹遍布全省大部分地区。

(三)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武装斗争遗址和纪念建筑群。最早的中共浙江省委成立于1927年6月，由于斗争环境的险恶，在之后不到两年时间里，省委机关迭遭破坏，省委书记、书记换了10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其中8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中的浙江籍省委书记(书记)张秋人、王家谟、徐英、卓兰芳，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著名烈士的故居等，如今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修复并建起了有关的纪念馆(室)等。同时，从1927年下半年至1930年底，在党领导下，全省共发生了大小60多次农民武装暴动，涉及50多个县，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党的活动和暴动活动遗址、遗物。如宁波罗浦暴动纪念碑、台州三门亭旁暴动纪念遗址群等。期间最著名的，还属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浙南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这是中央军委当时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之一，部队鼎盛时达6000余人，范围涉及到全省20多个县。在其活动的4年中，包括前后两任政委金贯真和潘心元、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等营连以上干部，有1500多人英勇牺牲。在温州永嘉有红十三军成立旧址、红十三军纪念馆(碑)，在台州温岭有红十三军红二团纪念馆，在仙居有红十三军第三团纪念馆等。

(四)艰苦卓绝的南方3年游击战争遗址和纪念建筑群。南方3年游击战争在浙江的活动也非常频繁，最初当数1934年7月，由中央派出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其转战闽、浙、赣、皖4省，先后在浙江三进三出，活动44天，进行了10多次重要的战斗，著名红军将领，就曾领导过这支部队，在丽水的庆元、遂昌，在衢州的江山、常山，在杭州的淳安等地都有其战斗遗址和会议旧址和纪念地。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以其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的红军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于1935年再次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顽强地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成为党在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在丽水、温州许多地区都有大量红军挺进师活动和战斗遗址及新建的纪念馆(碑)等。

(五)抗战初期的浙江国共合作遗址和纪念建筑群。浙江在全国范围属于较早实现国共合作的省区之一。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促进了浙江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开展。1939年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到浙江视察20多天，为推动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金华、丽水、绍兴、杭州等地都有当年视察、讲演的遗址和新建纪念设施。1939年7月，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民主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党代会。那时，全省党员已发展到1.9万多人。在平阳除保护和修复了中共浙江省一大会议旧址，还新建了中共浙江省一大陈列馆。2009年，在纪念中共浙江省一大召开70周年之际，省委书记赵洪祝还专程参加了在平阳举行的纪念大会。

(六)抗战后期的浙东、浙西抗日根据地遗址和纪念建筑群。浙东、浙西抗日根据地当时是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浙江抗日武装活动地区，主要分为三大遗址群：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中共浙东区委，活跃着一支以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委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历经大小战斗640多次。在余姚梁弄一带，有以浙东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为中心的“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旧r址群”，其中包括中共浙东区委旧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旧址等11处遗址。1945年1月，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主力挺进浙西，建立了苏浙军区，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这也是当时华中8个战略区之一的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湖州长兴有17处重要遗址，并建立了综合性的“苏浙军区纪念馆”。与此同时，在括苍山和乐清湾一带，还活跃着一支由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永(嘉)乐(清)人民抗日游击自卫总队，最多时有700多人，最近改扩建完成的“永乐人民抗日游击自卫总队纪念馆”，其规模、藏品和现代化程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七)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遗址和纪念建筑群。抗战胜利后，浙江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大部撤至长江以北地区。少数留守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斗争，不断发展壮大，为迎接解放大军做出了贡献。在台州黄岩区建有“浙东浙南部队会师纪念馆”，杭州桐庐的“浙东人民金萧支队纪念馆”，宁波宁海的“山洋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宁波镇海区的著名女革命家“朱枫烈士纪念楼”；发生在1947年的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曾推动了全国爱国民主运动，在杭州凤凰山北麓的万松书院内，建有于子三烈士墓园，在烈士母校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于1992年10月竖立起一座于子三铜像，校园内还建有于子三烈士纪念室。1949年浙江解放，各地也有很多纪念地，如杭州解放纪念碑、解放舟山前的登步岛战役纪念碑。特别是1955年1月18日，人民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台州一江山岛，是人民海陆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被载入史册。这以后不久，2月26日，平阳南麂山岛等解放，至此宣告浙江全境解放。在台州椒江建有一江山岛战斗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等。

(八)新中国建立后的著名党史胜迹。20K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经常来杭州视察、学习或陪同外宾。曾50多次来浙江，长时住上二三个月，短时只住几天，他曾动情地称浙江是他的“第二故乡”，杭州、绍兴、莫干山、海宁、余杭、萧山、金华等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如1954年3月在杭州主持起草第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住地，1958年1月视察杭州小营巷纪念馆，1960年3月视察金华双龙水电站纪念碑馆，在杭州刘庄活动过的丁家山读书纪念室、采茶亭、学英语处、赏雪处等。浙江绍兴是的祖居地，他也曾20多次来到浙江。规模较大的有：绍兴故居和纪念馆，杭州、莫干山周蒋谈判纪念遗址，杭州梅家坞纪念室，新安江视察纪念馆等。其他著名党史胜迹还有：曾被三次点将出征的台州路桥区“海空雄鹰团陈列馆”，亲自树立的全国公安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诸暨“枫桥经验陈列室”，被誉为东海明珠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纪念馆”，以及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并管理的第一座核电站海盐“秦山核电站展示馆”等，都是属于在全国具有一定地位的党史胜迹。

四、党史胜迹普查后的若干思考

(一)普查工程顺利进行的基础是各级各部门的重视

首先，是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和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23号文件提出对革命遗址进行普查后，省委先后有过四项大的举措：一是在省委下发的加强党史工作的意见(119号文件)中首先部署了要开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二是在省委书记的报告中多次强调了开展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的重要性；三是由省委办公厅下发了开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的意见通知；四是由省财政厅下拨了上千万元的全省党史胜迹普查、保护专项经费。这在全国党史研究系统也是不多见的。

其次，是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认识统一，目标明确。在全国还没有出台有关开展革命遗址普查的具体办法之前，浙江没有等待、观望，而是积极果断地向省委建议。省委党史研究室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率先做出开展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程”的决策和制定了一系列实施办法。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维党史”的概念：即“一维”是指我们的各种书面产品(照片)；“二维”指各种声(录音)、光(动画影视)、网络；“三维”就是指党史胜迹。得到普遍赞同。大家认为用“三维”来表达党史工作的产品非常形象和直观，更加有利于对党史的宣传、利用和红色旅游的开发。

其三，是各市、县(市、区)党委和党史部门的积极配合。中央和省委文件下发各地，以及全省党史胜迹普查工作会议动员后，各级党史研究室及时向分管领导进行汇报，得到了领导部门的普遍重视，大多将这项工作纳入党委议事日程，许多地区召开了基层党史胜迹普查工作任务会，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提出要求，尽快展开工作。在省财政下拨专款的带动下，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还积极争取到地方配套资金。如萧山争取到120万的胜迹普查、保护经费；温州从市财政申请到党史胜迹维护经费600万元；宁波因财政单列，也通过积极努力争取到了财政部门的专项资金等。同时，一些市县还根据本地区的党史胜迹现状，提出了保护、开发、利用党史胜迹的计划，有些地区已将其纳入到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或红色旅游的长远规划项目。正是有了上下齐心协力的努力，才使我省这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普查工作推动了党史胜迹保护利用和对党史的再认识

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文化、文物、民政部门，在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地的保护、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保护措施情况看，在已上报的1615处胜迹中，有337处属各类“保护单位”，占总数21％，其中有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处；从建设投入情况看，有91处为近年完全新建，占6％，530处为待修、待建，占33％，227处属于原址它用或已荒废，占14％，其余767处属于在原址或多或少采取过维修、保护措施，占47％。这次省党史专项保护经费下拨只有46个单位，而申请的有200处，只占23％。由此可见，受到重点保护的仅占五分之一，有近半数属于待修、待建或亟待抢救的项目。从对各地的调研情况综合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　管理体制上的疏漏。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各级都建立了党史研究部门，对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已经非常广泛和深入，但对相应的革命遗址的保护、宣传和开发利用还普遍缺乏认识。这里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大多革命遗址、党史人物故居、综合革命纪念馆等，都不属党史研究部门管理，党史部门最多是提供党史资料、参与布展和审查大纲等；而具体管理单位，又大多对党史、对革命遗址的现实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导致维护、管理、宣传不配套，不到位。

2　缺少维护资金，缺乏有效开发，是现存革命遗址管理的普遍现象。革命遗址大多处于偏僻地域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交通不便，导致开发利用率较低。那里的大多遗址、纪念设施基本属于事业接待型，没有向旅游产业型转变。宣传力度不大，人们对它不了解，缺乏社会影响，导致保护和利用方面的恶性循环。

3　红色景点配合绿色旅游，要有创新和魄力。近年来，国家在规划红色旅游和建设红色景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大多旅游部门受经济利益驱使，还缺乏对红色景点的开发和宣传意识，在大多情况下，能列入旅游线路中的红色景点很少，个别党史胜迹管理部门甚至不愿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的授牌，担心会因免费对外开放，影响其经济收益。从而影响了对党史胜迹的宣传和利用。

所以，通过这次普查，一方面是对各地革命遗址、纪念设施的有形物进行梳理；另一方面也是对革命遗址、纪念设施史料的再发掘；其三是结合对革命遗址普查，开展了评选教育基地和下拨保护经费的工作。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各级领导、党史研究部门、革命遗址管理部门对保护革命遗址、纪念设施的责任意识，将会进一步促进对党史研究的再认识和再深化，从而提高全社会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宣传和利用的意识。

例如，湖州市的著名党史人物钱壮飞(1896～1935)，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保卫党中央做出过重大贡献，后来牺牲在长征途中。但因种种原因，有关烈士的纪念设施却还分在各地，还没有一个独立、象样的纪念场馆。通过这次开展党史胜迹普查的促进，在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已得到了市委的重视，规划将投入1亿元资金，省里也拨出20万元专项资金，准备在近期开始整合烈士纪念设施，建造钱壮飞烈士纪念馆，加大宣传力度。

另外，浙江省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杭州党小组的诞生地，也因种种原因，过去被拆除建起了“大厦”。也是通过这次党史胜迹普查，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城区委、区政府决定因地制宜，在附近小营巷建造占地面积450平方米的“钱塘星火”――浙江省第一党小组纪念馆。同时，杭州市还在积极规划建造“杭州党史馆”的项目，已经市委同意立项。

省委党史研究室通过这次普查活动，也正在积极总结经验，准备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全省党史胜迹保护条例，探索一套科学、长效的保护、管理机制。

(三)浙江普查工作走在前列的贡献与探索中的不足

无论是全国开展的“革命遗址普查”，还是浙江实施的“党史胜迹普查工程”，在全国、在我省都是第一次。近两年来，我省虽然作了大量普查的基础工作，我们的成果也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重视。2009年11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会议”上，浙江省被安排在大会作经验介绍。应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为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提供了借鉴：

一是争取到了省财政上千万元的党史胜迹普查和保护经费；二是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遗址、纪念地的普查；三是同时开展了全省党史教育基地的评选；四是已着手编纂《全省党史胜迹图志》。这几项工作，对于已开展的全国革命遗址普查和今后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宣传、利用工作，都摸索了一些经验。

当然，也正是由于我们的这项工作起步较早，因此在普查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前遇到一些问题和工作中的疏漏。例如：

1　对设定的党史胜迹普查的范围、分类标准、内容表述等缺乏严格具体的规范，因此导致在统计分类上不够科学，项目内容不够完整，从而也使统计数据不够精确；

纪念馆下年度工作计划例6

明确特色定位，树立学术品牌

早在建馆之初，关山月美术馆就根据岭南派大师关山月先生捐赠的819件作品及其艺术活动、教学实践等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将关山月艺术研究作为主要学术方向。通过对其捐赠作品及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了关山月作品集、传记、研究文集、诗集等系列丛书，并根据最新的关山月研究成果，策划了一系列的学术专题展。2002年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关山月美术馆将关山月艺术研究与20世纪中国美术专题研究相结合，将关山月艺术放在2 0世纪中国美术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使得关山月艺术研究获得了历史的厚度和时代的纵深，同时也为2 0世纪中国的美术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此，将2 0世纪中后期美术研究纳入美术馆学术研究范围，并通过对20世纪名家的个案研究，来深化对“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课题的把握。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凭借着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提供的动力，使得当代艺术设计成为深圳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山月美术馆对深圳设计师的创作力和相关产业发展予以持续关注和推动。从1999年起，关山月美术馆就承办了在中国艺术设计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九届全国美术展览·艺术设计展”。 2003年，关山月美术馆又举办了“0 3深圳设计展——设计深圳·深圳设计”，在全国设计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促进了深圳市政府提出关于打造“设计之都”的文化战略思路，也由此加大了对深圳设计艺术发展的统筹和规划。关山月美术馆适时提出把“当代设计艺术的研究和展览”作为新的学术方向。在2005年和2007年，相继推出“深圳05平面设计在中国展”、“深圳07平面设计在中国展”，进一步深化了在设计艺术方面的探索。在2012年，更是举办了由文化部和深圳市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设计大展”。

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关山月美术馆，以积极姿态切入深圳城市文化，主动结合深圳市的文化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开展自己的工作，而进行当代艺术设计研究则是将深圳城市文化既定优势转化成关山月美术馆学术品牌的自觉选择。在充分肯定在关山月艺术与20世纪中国美术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当代设计艺术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关山月美术馆的学术定位为：以关山月艺术与20世纪中后期中国美术研究和展示、当代设计艺术研究和展示为主要学术方向，标志着关馆具有特色的学术品牌的树立。

强化精品意识，打造展览品牌

展览工作是美术馆公共服务的重要环节，不仅是对观众进行美育教育，提高审美能力的重要方式，同时也能直接反映美术馆的运作理念和综合实力。关山月美术馆围绕其核心学术定位，摸索具有深圳城市文化品格的美术馆展览模式，打造体现其特点的展览体系的同时，十分注重展览质量。关山月美术馆在组织展览时，本着打造精品的理念，向观众推出一系列制作精良的展览。

荣获文化部2011“全国美术馆发展扶持计划·国家重点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的“笔墨当随当代---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生平陈列展”是最体现关山月美术馆学术特色的常设陈列展。该展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以实物、图像与文献等多元并存的陈列形式为特点，全面展示关山月的艺术生涯和艺术特点，以满足广大观众对了解关山月艺术的愿望为目标，展现了关山月艺术人生和艺术成就，是美术馆常设展览的新探索。

关山月美术馆从其核心学术定位出发，推出关山月美术馆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品牌展事“年度学术专题展”和“20世纪中国名家系列展”。“年度学术专题展”分别通过关山月人物画、诗意和革命圣地、关山月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中国画、关山月敦煌临画、关山月国外写生等多角度，向观众呈现关山月艺术及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专题的研究成果；同时推出齐白石、李苦禅、高剑父、刘海粟、宋文治、陆俨少、亚明、韩乐然、黄宾虹等与关山月艺术活动节点有交叉的重要艺术家的展览，让观众得以系统地了解20世纪美术的发展。

作为国家重大美术展览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场所之一，关山月美术馆成功承担了“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设计艺术展”、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设计艺术展”、“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巡回展·深圳展”、“博蕴华光— 敦煌艺术大展”、“中国平面设计大展”等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部级展览。作为国1231.文化义工用讲故事的手法为大家讲解每幅画的构图和故事，小记者们看得津津有味2.四方沙龙讲座现场3.何香凝美术馆外景际艺术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平台，关山月美术馆策划举办了“中国海报赴波兰展”、“中韩水墨交流展”、“董小明水墨赴德展”、“馆藏海报作品”在俄罗斯“中国文化年”展出等重要展览。作为深圳市最重要的美术场馆之一，关山月美术馆还承担了全市重要的艺术展览，自1998年起，成为历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的主展场，并推出了“吾城吾乡”摄影年展等一系列本土展示品牌。

完善公共服务职能，打造城市休闲文化品牌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文化的快速转变，传统美术馆所注重的典藏、展示和研究功能，已不再能适应公众的社会需求，使得美术馆需要重新审视并改善从以往启蒙主义“传授”式的方式，转向如何积极主动地与观众之间建立可亲近性和持久性的关系。为此，关山月美术馆在拓展自身功能，为公众提供更为健全和完善的公众文化服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致力于将美术馆打造成一个市民可以进行审美、学习、娱乐、社交的城市休闲文化空间。

首先改变美术馆以往“传授式”的教育方式，在展览中加入与观众的互动环节，重视观众的参观体验。以 “山月丹青——纪念关山月诞辰100周年艺术展”为例，展览除展出关山月先生各阶段的精品力作外，还规划设计了“互动体验区”，通过音乐、书籍、实物、照片， 体现关山月先生的日常生活中的趣致，描述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希望能与观众的日常生活画面结合，拉近美术馆与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设置“视频赏析区”，让普通市民听到、看到关山月讲述自己的艺术人生及创作故事；同时在展览中引入数字化技术，观众可以通过点击展览现场电子触摸屏，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绘画技巧等知识，体验与作品相关的互动小游戏。展览中还启用了展览app上线及二维码扫描等功能，让观众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把美术馆“带回家”。以上种种方式都给观众提供了体验式的参观过程，增加了展览的可参与性和趣味性。

纪念馆下年度工作计划例7

驻足自己的作品前，大师凝神静气。也许是在回忆着过去的灵感，抑或是在更多的思考？看着她和她创作的大殿，在敬仰大师和她非凡的成就时，我也感受到了作品与人之间和谐融合。一个建筑师的最高理想，就是当人们谈起她的名字的时候就会想到一座城市。或者，当人们谈起一座城市的时候，怎么也不能忽略她的名字。西安成就了张锦秋，张锦秋也让西安这座古都得以升华和传承。

出身建筑世家的张锦秋1954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专业，研究生阶段有幸师从梁思成、莫宗江先生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和古建园林研究。1966年她告别曾度过12个春秋的清华园，来到位于古城西安的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

早在1976年，当一代伟人去世时，中央决定建设纪念堂，永久保存遗体，供世人瞻仰。当时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被作为全国六大建筑设计院之一，受到邀请参与方案设计。该院领导从发展和培养新人的考虑出发，决定选派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代表队，张锦秋有幸成为其中青年建筑设计师的杰出代表。在40多天的设计工作中，张锦秋和其他20多位专家们敞开思想、广泛交流、深入探讨，大家将满腔热情和对的敬爱、思念都倾注到设计之中。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任务圆满完成。如今的纪念堂与亲手奠基建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遥相呼应，成为世人瞻仰和缅怀的纪念性建筑。

名列世界四大文化古都的古城长安，曾是13代王朝的建都地，是盛唐文化的发祥地，拥有众多的汉唐遗迹，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对专攻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张锦秋无疑提供了难得的文化环境；而作为部级大院的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着大量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设计任务，这些从客观上为张锦秋继续学习提高、施展抱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纪念馆下年度工作计划例8

1、强化理论学习，提高党员队伍整体素质。纪念馆支部不断完善和认真落实支部各项学习制度，及时制定党员理论学习计划，坚持每月开展集中学习，要求各科室每周组织学习，不断丰富党员学习内容，创新学习形式，拓宽学习渠道。全年共开展专题理论学习12次，其中支部书记上党课一次，党校理论宣讲员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专题辅导一次，参学率达到了98%以上，保证了政治理论学习的效果。同时，支部还鼓励党员干部参加各类函授学习和业务培训等，利用参观淡季，组织讲解员到省博物馆、刘少奇纪念馆跟班学习，今年还推荐工会、关协骨干参加了对口业务培训，目前党员队伍80%的党员为本科以上学历，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得到了新的提高。

2、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按照县委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我馆精心策划，认真组织，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结合馆情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广大观众、加强基层组织”为目标，以“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努力做到“五个好”、“五带头”为主要内容，认真做好各项规定动作，结合实施自选动作。纪念雷锋诞辰七十周年系列活动、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提质改造、馆区景观灯、路灯更新改造、整体规划修编等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大部分得到解决，有的正在有序推进。同时，馆支部把公开承诺作为确保创先争优活动取得实效的重要手段来抓，严格按照承诺的事项来开展工作，支部和党员的公开承诺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创先争优”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推进党员队伍的思想建设，使我馆支部的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紧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党员发挥作用的有效载体，为机关党建工作注入了新内容，开辟了新途径，开造了新局面。

二、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

1、明确目标，把党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建工作的要求，年初党支部认真分析现状，组织支委会成员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去年度党建工作计划，并对全年党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明确了去年党建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点。建设了支部活动学习室，制作了支部宣传栏，把党建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构建起了上下同心共抓党建的良好运行机制。

2、健全组织，着力抓好党支部建设。

今年馆内干部职工异动较大，为了健全组织，确保支部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我们根据支部工作的需要，及时增补了支部组织委员；对馆支部转入转出的党员，及时调查核实，及时接转组织关系，使每一位党员都在组织之中；在馆长借调，书记馆长的情况下，明确一名副馆长协助开展党建党务工作，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3、强化管理，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纪念馆党支部严格落实发展党员“十六字”方针及相关制度，注重对一线青年干部职工的培养、吸收，全面推行“积极分子培养联系人制度”、“党员发展公示制”和“预备党员跟踪考察制”等制度。今年，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我馆培养了入党积极分子3名，选送2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县委党校、县机关工委的学习培训，11月份，馆支部确定发展对象1名，按照组织发展程序，接收高洪龙同志为预备党员。

4、及时高效，完成其组织建设工作。

一是认真做好党费收缴管理工作。在收缴工作中我们做到勤检查，多核实，按标准足额收缴。落实专人认真做好党费收缴管理工作，每半年度按时全额上缴机关工委，并定期公布党费收缴情况，自觉接受监督。二是认真完成去年党报党刊的征订工作，共自订各类党报党刊18种，全面完成了机关工委分配的征订任务。三是积极做好党员信息管理工作，党员信息和支部活动内容都及时更新完善，并及时向县委组织部上报党建工作信息。四是完善党内记录，对过去的党员档案材料重新进行了分类整理。

三、完善工作责任制，为党建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1、抓制度建设，强化党内管理。纪念馆支部一直以来坚持以严格的制度管事，以严密的纪律管人，支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机制。一是制订了《党费管理制度》、《发展党员制度》、《党支部会议制度》、《党支部学习制度》、〈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等，并切实抓好制度的落实，以提高党内组织生活的质量。我馆支部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全员绩效考核制度》、《首问责任制》等，并按照县委、县政府去年工作目标对各项工作任务加以分解、落实到人。

2、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强化党内监督。

一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年初我馆支部就制订了《雷锋纪念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细则》、《雷锋纪念馆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实施细则》，对此项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二是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廉政准则》、印好了学习资料发放给班子成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学习，全年召开关于党风廉政建设主题民主生活会2次。三是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严格按上级要求推行财务公开、党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全年按要求认真组织召开了党员及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四是把加强单位效能建设与反腐倡廉工作结合起来。我馆在制订《纪念馆去年“机关效能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时就注重这两项工作的结合。与雷锋馆各项工作有关的信息及时公布公开，做到网上登录信息与书面上报情况相符，严格进行监督检查。

四、抓好活动开展，提升品牌效应。

1、抓好“双优”创建和和谐机关创建工作。我馆去年被中共*县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县级共产党员示范岗，*年度和谐机关，也是长沙市党员教育基地。如何巩固这些荣誉，充分发挥基地的宣传教育功能是我们今年工作的重点。为此，我馆进一步完善在宣传接待、文明服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安全保卫等方面的制度和措施，要求员工统一着装、挂牌上岗，实行当班值班形象监督牌，公开咨询、投诉电话，设立意见箱等，全年馆内无重大事故，无投诉事件，干职工无违纪违法行为。

2、积极开展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和“千名干部结对帮扶”活动。我馆的结对共建党组织是白箬铺镇大塘村，通过调查摸底，沟通协商，我们与大塘村共同商定“共建内容”，并签订了“结对共建”协议书。支部还以谈心活动为载体，帮助白箬铺大塘村支部增强党员意识，并大力帮助大塘村改善办公环境，开展对困难党员户援助活动；根据*县“千名干部结对帮扶实地亲民教育活动”的安排部署，我馆实职副科级以上领导多次深入*县白箬铺镇帮扶对象贫困群众家中开展帮扶活动，一年来，共为帮扶对象捐款5600元，为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

纪念馆下年度工作计划例9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始于1983年。筹建之初，在建馆和选址上有不同意见。1984年4月，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报送的建馆请示报告，最初的动议是要筹建一个七七纪念馆。胡乔木曾就筹建七七纪念馆的拨款问题写信给等中央领导同志，后经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后，资金得到落实。但在怎样定位纪念馆的问题上仍有分歧，如有的力主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为此，1983年11月24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白介夫请示胡乔木。胡乔木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不搞个抗日战争纪念馆说不过去。”他表示，“要抽时间去宛平城看看”后再定。

为了全面了解纪念馆的情况，1983年12月19日，胡乔木在白介夫的陪同下来到宛平县城，实地考察了抗日史料陈列室，认真听取了关于筹建纪念馆的汇报以及各方意见。之后敲定：在宛平县城搞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不搞七七事变陈列馆。他说：卢沟桥事变实际上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在卢沟桥建纪念馆不能只反映卢沟桥事变，还是应该在宛平县城搞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并提出很有必要在县城内建抗日公园、纪念碑、搞万人坑的模型以及像法国巴黎纪念普法战争的蜡人一样的雕塑。

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敲定之后，纪念馆建在什么地方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利用两个城楼即在旧城楼的城墙上稍加扩充，建立一个初具规模的纪念馆。另一种意见主张在宛平县城内单独选址，建一个庄严朴实、布局紧凑的部级抗日战争纪念馆。对此，胡乔木颇费思考。他认为，博物馆、纪念馆的建设应尽量利用古旧建筑，如寺庙、古迹等稍加维修就可以对外开放，这样既能保护文物古迹，又能充分利用古旧建筑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为国家节省建设资金。所以，他最初倾向选址就在旧城楼的城墙上稍加扩充，利用两个城楼进行陈列，如果面积不够，还可在城内公园里建房陈列。

1984年5月，国家计委按照胡乔木的上述意见起草了《对北京市建设抗日战争纪念馆问题的意见》，上报国务院。但历史学家刘大年等人提出，应在宛平县城单独选址建馆，并就此分别向白介夫和胡乔木作了反映。1984年6月4日，胡乔木收到白介夫的信。信中希望他就选址问题作出批示。胡乔木对刘大年等人的意见非常重视，一方面建议北京市委对建议认真研究后拿出初步意见；另一方面立即向中央有关领导请示。收到白介夫信的当天，胡乔木批示：“请万里同志批示”。

6月6日，白介夫再次致信胡乔木。信中说，刘大年等人的意见也是很多专家和知名人士一直呼吁的，建议“应该考虑”。胡乔木收到白介夫的信后，经过多次与文化部、有关专家及北京市政府等有关部门协商研究，最终决定把原准备利用改建后的宛平城墙、城楼开辟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计划，改为由国家计委及北京市共同投资，在宛平县城内单独选址，创建一座规模宏丽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由于筹建抗日战争纪念馆意义重大，其陈列内容和资料征集涉及全国各方面，政策性、专业性很强，故白介夫在6月6日的信中还建议，纪念馆的建设“请文化部负责主持，中央和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参加，组成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建领导小组。建馆的经费、开办费及经常费，都要在文化部主持下，组织起专门班子……有了牵头单位即可抓紧工作。争取在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建成”。

胡乔木认为，白介夫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像这样重大的事情，由北京市牵头会遇到许多不便，还是应该由中央部门即由文化部牵头筹建，北京市负责承建为好。于是，他与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朱穆之紧急磋商并征得他的同意，又与总政治部等有关部门协商并取得他们的大力支持，之后就此问题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称：“以上意见是否可行，盼予批示，以便文化部邀集有关各方，提出具体修建方案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北京市则可据以进行施工。” 6月8日，万里批示：“同意，请纪云同志酌处。”6月11日，田纪云致答白介夫：“关于请文化部牵头问题，乔木同志已与朱穆之商定，请遵乔木同志指示办理。”

随后不久，由朱穆之为主任、白介夫及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汉为副主任的15人组成的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北京市政府还专门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基建指挥部，具体负责馆舍建设。同时由北京市、文化部及总政治部有关部门组成“抗战馆陈列办公室”，负责展厅陈列任务。

以史为鉴，指导布展

在纪念馆筹建过程中，胡乔木经常听取有关纪念馆的工作汇报，批示有关部门呈报上来的请示，帮助解决建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在建筑艺术、建筑布局特别是布展总的指导思想、布展形式和内容等方面，提出过非常具体的指导意见。

时任纪念馆基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后任纪念馆副馆长的刘建业回忆说：

抗战馆筹建过程中，头绪非常多。乔木同志始终提醒我们，“不管工程头绪怎样杂乱，你们要紧紧抓住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建筑和陈列的统一。建筑要为陈列创造条件，陈列要及时对建筑提出具体要求，使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千万不能各干各的”。当时由于建筑工程时间非常紧迫，建筑设计完成后，陈列方案尚未出来，如果完全按照建筑设计图纸施工，将来陈列形式就会被建筑所限制，而等待陈列方案，又会拖延工期，不能在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之际竣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乔木同志经常召集建筑、陈列两方面的人员在一起协商。

胡乔木有时还把一些同志请到家里，研究解决有关难题。对陈列内容，胡乔木非常重视，他提出，布展总的指导思想是要以史为鉴，一方面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一方面要反映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具体而言，他认为，整个陈列要按抗日战争的发展分四个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为第一阶段。这段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九一八事变、抗日联军、党领导的北平学生运动、万里长征、西安事变等都可以表现。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以党的统一战线为主线，中共中央发表红军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开到华北抗日前线。平型关战役也要表现，不管这个人后来如何，这个战役在全国影响非常大。王明路线可以提一下，不要放在重要地位。华北的抗战、台儿庄战役等都要表现。1939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第三段。这段时间日本搞“三光”政策，穷凶极恶，中国人民这时非常困难，但仍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对美国介入中国抗战，包括通过缅甸修一条公路以及苏联在初期支援抗战，末期出兵东北都要表现。他说，对日本的侵华暴行要有足够的揭露，对于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作用应有充分的评价，对于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也要让人民知道。然后是尾声。他说，尾声可以拉长一点。时间从1945年8月到1946年7月。一方面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一方面要反映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例如聂荣臻抚养日本女孩等反映出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谊是在不同形势下继续着的。“中日不再战”是日本提出的口号，但不能搞成中日友好馆，那样气氛不协调。对要实事求是，既不要把好的说成坏的，也不要把坏的说成好的。关于历史资料，可以找一些研究近代史的同志咨询。

胡乔木的意见，为纪念馆的陈列勾画出清晰轮廓。在胡乔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终于在1987年七七事变50周年时建成。

高瞻远瞩，确定三大任务

1987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揭幕仪式，杨尚昆、万里、王震、胡乔木等出席开幕式。此时的胡乔木，对纪念馆的关注并没有结束，他又在谋划纪念馆的发展。经过慎重思考，他提出纪念馆应该肩负三大任务：

纪念馆下年度工作计划例10

革命纪念馆作为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优良传统的教育基地，向社会公众传播革命历史、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革命纪念馆为了满足展览的需要，会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各类展品，造成了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多样化，因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规范，然而实践证明，一些革命纪念馆的档案史料管理总体水平不高，有待继续加强。

一、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重要价值

2008年11月23日，毛岸青纪念馆在齐齐哈尔克山县落成开馆，纪念馆分为苦难童年、赴苏历练、荼火日月、光彩人生、革命家庭以及老区精神六个战区，详细介绍了毛岸青同志在齐齐哈尔克山县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纪念馆档案内容丰富，来源广泛，不仅收藏了毛岸青同志生前使用过的生活、学习物品，还有毛家友人的题词以及社会各界捐赠的文物等，保护和管理毛岸青同志的档案史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因此，保护和管理好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具有以下重要价值：

1、革命纪念馆收藏着诸多内容丰富的且能反映历史全貌的档案史料，收集、整理和保护它们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2、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具有的直观性、形象性等特征，具有其他物品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优良传统的教育基地，向社会公众传播革命历史、科学文化知识，发挥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二、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管理现状

随着诸多革命纪念馆的相继落成，通过宣传教育、发展旅游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产生了积极的反响，然而各地存在着争抢档案资源、档案史料缺乏专业的保护等诸多问题。

1、档案史料的管理工作重点突出，但存在其薄弱环节。

许多革命纪念馆对需要展出的物品较为重视，却忽略了那些未参展的物品，其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实物，由于散落在个人手中，易受到损坏或丢失。

2、档案史料的收集工作相对顺利，但还需规范。

由于档案史料的载体、形状不一，纪念馆在没有建立统一收集制度的前提下，造成了许多了有价值的档案史料流落民间，因此，为确保收集档案史料的齐全和完成，应对收集档案史料进行规范化管理。

3、档案史料内容丰富，但需资源整合。

由于一些革命纪念馆缺乏明确分管领导和专业档案管理的相关人员，没有制定标准的档案史料保存场所和档案史料管理制度，易造成档案史料的损坏或丢失。对档案史料进行集中统一管理，设置专门的档案史料存放场所，并配备些专业的管理人员，有利于对档案史料的管理和保护。

4、人员配备相对齐全，但专业素质较低。

调查中发现，一些纪念馆中的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缺乏对档案史料业务知识的学习。专业管理人员匮乏等，严重阻碍了档案史料管理事业的发展。

5、档案史料地理环境相对较好，但基础设施尚需完善。

多数纪念馆由于缺乏经费，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使得对纪念馆档案史料管理工作有心无力。

三、加强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管理的办法与措施

1、提高对档案史料的保护意识。加强对档案史料的管理工作，必须提高对纪念馆档案史料的重要性的认识。近年来，纪念馆通过积极开展工作，频频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纪念馆不仅获得了荣誉，而且也从民间收集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档案史料。同时纪念馆的领导应充分认识到这些档案史料对纪念馆的重要性。因此，加强对档案史料管理，提高对档案史料的认识，使其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2、强化对档案史料的收集。毛岸青革命纪念馆通过通过党内文件、新闻媒体等开展征集工作，先后征集档案资料、个人物品260多件，做到了高质量、高品位，受到了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3、对档案史料进行分类整理。在对档案史料的进行分类整理时，应对各类物品进行分析比较，划分出具有代表性的且能概括出纪念馆所有档案史料的类别。①根据档案史料收藏价值的大小，划分收藏的期限。②按档案史料的级别进行分类。③按档案史料的形状大小进行分类。

4、注重对档案史料的保管。档案史料因其载体、形状、体积的不同，应配置专门的档案史料陈列室、保管室，依照有关的规范加强对档案史料的日常管理和保护。

5、规范利用。由于纪念馆档案史料的利用率较高，尤其在举办一系列的展品时，由于档案史料载体、规格的差异性，必须进行合理的规范。为便于查找，将档案史料的相关信息输入计算机或是为减少对原件史料的损坏，将实物拍成照片，按级别存储于计算机中，同时，将档案史料与其相对应的文字进行高层次的信息开发，提高档案史料的利用率。

四、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规范与管理

档案史料的管理部门应以责任明确、职责到位等原则，依据职责的范围，将纪念馆的档案史料管理好、保护好。

1、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对于档案史料的管理，各职能部门应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保障纪念馆建设朝着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革命纪念馆建设的管理水平。

2、加强信息交流

各职能部门只有主动公开对革命纪念馆的管理信息，交流工作经验，才能实现对革命纪念馆的扁平化管理。通过加强信息间的交流，实现了对工作任务的有效分解，才能使职能部门间的工作配合更加的默契，并增进彼此的沟通，共同革命纪念馆的管理水平。

3、建立联动机制。

近年来，随着各级部门改革初见成效，实践证明，为促进革命纪念馆的不断发展，各部门要协调工作，必须建立联动机制，不断提高纪念馆的管理水平。

4、建立管理规范体系

对于革命纪念馆的建设，不仅需要资金的支持，而且要提前制定出相应的规范，不能盲目发展，要统筹规划，循序渐进。革命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优良传统的教育基地，向社会公众传播革命历史、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应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

五、结论

本文针对目前对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保护和管理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实地考察一些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管理状况，指发现了一些革命纪念馆管理水平的不足，只有有效的管理，革命纪念馆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志远.加强文化场馆档案史料保护与管理.中国档案.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