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论文例1

一

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近代中国发展最快的现代都市，也逐渐形成了上海独特的文化形态与内涵。1904年，蔡元培等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了题为《新上海》的社论，对上海的地理位置作了生动的描绘，并感慨：“美哉上海，何幸而得此形势!”①由于面对浩瀚的大海、背靠长江三角洲平原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在近代中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小渔村的上海浦，至南宋末年正式设置了上海镇，到元代始设立了上海县，清康熙二十四年上海正式设立了江海关，雍正年间上海逐渐成为苏州、松江、太仓三个地区的行政中心。清嘉庆的《上海县志》载：“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②虽然上海为东南之都会已得到了认可，但由于清政府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港口远远落后于广州、厦门、宁波等城市。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抵达上海，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给上海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移民城市，成为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的商品集散地，上海文化也在都市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诸多因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商业文化的确立是上海文化形成的基础。开埠以后的上海，英国领事巴富尔将上海县城以北的外滩一带建立了第一块租界。接着，法租界、美租界等相继在上海建立。租界内实行治外法权，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获得了特权、提供了便利，也为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治外法权租界的存在，外国工商业资本纷纷来上海投资，外国的轮船公司、造船厂先后在上海出现，外国的银行、煤气公司、电话公司、电厂电光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先后在上海建立。这刺激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至辛亥革命时，上海新创办的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已达到112家，到1928年已跃升至1229家③。至19世纪末，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商业、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一个畸形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现代商业大都市。租界先进便利的生活设施、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比较安全的化外之地等，使得诸多华人纷纷迁居租界，形成了华洋杂居的状况。由于上海逐渐成为了一个移民城市，外地的移民纷至沓来，外国的移民纷纷迁入，上海市区的人口激增：1852年由开埠前的20余万增加到了54余万，1910年增长到128万，到1921年时，已经超过150万④。都市人口的激增，为上海作为商业化都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⑤，确立了上海文化所具有的商业文化的特征。其次，外来文化的引进是上海文化形成的新质。开埠后，外来文化加快了在上海的传布，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外国文化文学著作的翻译、洋学堂的建立与教育等，使上海在外来文化的传入与接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上海文化中西合璧的特点。

上海开埠以后，为西方传教士的进入提供了便利，传教士麦都思、文惠廉、裨治文、林乐知等先后于1843年、1845年、1847年、1868年抵达上海。在传教的过程中，也传播着西方科学与文化。傅兰雅参加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三十余年，在与诸多中国学者的合作中，翻译了139部科技著作，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等诸多领域，还编辑了《西国近事汇编》、《格致汇编》等科普刊物。他谈到西书翻译时说：“考中国古今来之人性，与格致不侔；若欲通变全国人性，其事甚难。如近来考取人才，乃以经史词章为要，而格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亦必能目睹华人得其大益。”⑥据统计，1843年到1898年间“中国共出版各种西书561种，其中上海出版的达434种，占77.4%。从质量上看，无论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影响很大的，带有开创意义的，几乎都是在上海出版的”⑦。

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⑧国门被打开之后，上海的学者、翻译家等纷纷开始翻译外国文化文学著作。1869年上海华草书馆翻译出版了英国班扬的长篇小说《天路历程》。1871年王韬翻译了《普法战记》。1872年4月《申报》连载了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汉译的第一部分，取名为《谈瀛小录》。1873年至1875年文学期刊《瀛寰琐记》连载了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静轩居士翻译的日本小说《江户繁昌记》。在近代上海的翻译史上，严复与林纾的成就为最，在甲午国耻的刺激下，严复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学术思想，1898年后他翻译出版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西方八大学术名著。林纾自1897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逸事》后，与人合作共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70余部。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和1907年创刊的《小说林》为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提供了重要的阵地，这两大刊物发表的翻译小说占其发表作品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除此以外，周桂笙、周瘦鹃、张碧梧、陈冷血、俞天游、包天笑等都是当时颇有声望的翻译家，均有翻译作品发表在上海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五四”以后，更是加快了对于西方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

上海开埠以后，洋学堂纷纷先后在上海创办，绝大多数为教会学校。传教士爱菲尔认为：“中国确实需要西方学者所传播的哲学和科学，但中国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那里获得这些知识。”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成为教会学校主要课程之一。教会学校“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⑩。教会学校开设的课程除了有关宗教教育和儒家经典的课程外，还有化学、物理、数学、天文、动植物学等有关科学知识的课程，对于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培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上海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再次，上海的文化传统是上海文化形成的血脉。在从上海浦发展成大都市的过程中，上海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中也有着其自身的建树与传统，有着诸多载入史册的成就：魏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是我国第一部探讨文学内部规律的名作。晚年居于松江的元代诗人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拟古咏史，想象奇异、诗风奇诡。隐居吴淞的明代诗人高启的诗文，感时怀古，抒情写景，涵浑中见清逸，从容中现才情。明代嘉定人李流芳，诗文写景酬赠，清新自然，画幅描画山水，笔墨疏朗峻爽。南明松江人陈子龙，诗歌感时伤世反映民间疾苦，直抒孤愤悲慨苍凉。南明华亭人夏完淳，诗赋抒发政治抱负、书写国破家亡之悲痛，凄楚激昂慷慨悲歌。清朝张南庄的小说《何典》以村言俚语嘲讽幽默的笔调，以鬼蜮世界展示人生事相。龚自珍在上海完成了他以经术做政论的著作《乙丙之际塾议》，抨击封建专制、针砭社会时弊、强调个性张扬。任上海龙门书院主讲14年之久的刘熙载，完成了《艺概》、《昨非集》的编撰。受雇上海墨海书馆达13年之久的王韬，协助传教士翻译西学著作，著述甚丰、创作甚勤，政论强调变法自强；创作强调“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能言人之所未言”11。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提倡“文体革命”，开创了平易畅达抒发感情的上海报章文体。章炳麟自1897年来上海后，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论析时政的文章，以古奥的言辞、尖锐的语气针砭时弊倡导革命。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官场谴责小说不断在上海涌现，以嬉笑怒骂的文笔谴责官场的腐败堕落。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政治小说纷纷在上海刊载12，在官与民的对立中倡导新的政治理想。以吴趼人的《恨海》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大量在上海问世，以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展示社会历史的变迁。辛亥革命以后长期居住上海的南社成员柳亚子等，以其诗文强烈的政治色彩、忧国忧民的胸怀，呈现出慷慨激昂的风格。上海文化与文学的传统，为上海现代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上海开埠后，在商业文化的确立、外来文化的引进、文化传统的继承中，在融会贯通中逐渐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

商业化的大都市注重经济利益关注市场效益强调商场竞争，“近代文明使一切东西都商业化，物质的精神的各方面都商业化了。在中国内地还不明显，在上海这情形就十分明显了”13。商业化是社会进步的一种特征，商业性也成为上海文化的一种特点，在商品交换极度发达的都市社会中，以物化的商品特性衡量事物的社会价值，突出事物的消费特质。上海是一个最具流动性的都市，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上海文化开放性的特征，外国文化的引进、外地文化的融入，使上海文化在中西合璧多元交融中具有一种开放的气度，纳外来文化于传统，融异地文化于一体，这也导致上海文化呈现出追求创新的精神，无怪乎30年代曹聚仁就曾经说过：“京派笃旧，海派骛新，各有所长”14。由于西洋文化不断传入与移民城市的特点，与中国儒家血缘文化家族文化强调群体性不同，在西方文化注重个体性的影响下，上海文化呈现出突出个体强调自我的特征。不迷信权威而看重自己对于事物的感受，不为他人见解所左右而注重自我的看法，五方杂处华洋杂居，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就成为上海文化中的一种现象。

上海开埠以后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与融汇中，形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上海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缩影，上海文化制约着上海文学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走向现代化。

二

都市的繁华、文人的云集、出版业的发展等，使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晚清维新运动中，康有为于1895年12月在上海设立了上海强学会，并创办《强学报》；梁启超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此后，在上海出现了许多鼓吹新学和维新变法的团体和报刊。1898年戊戌政变后，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诸多维新派志士汇集到上海，在传统文化的中心北京处于没落状态时，上海逐渐取代了北京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1915年上海群益书社《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张作霖、曹锟控制北京政权，“五四”新文化阵营逐渐溃散，1920年陈独秀被捕获释后南下上海，将《新青年》又带回上海，在上海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租界的特定环境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氛围，无怪乎胡适、傅斯年等曾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15。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日益明显，诸多知识分子来到上海，使文化中心的南移成为定局。

在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深刻制约了上海文学的发展，使上海文学更多了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这也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使中国文学明显具有新的质素。

上海在不断都市化过程中，稿酬制度在上海逐渐确立，使文学日趋显现其商品特性，促进了作者队伍的壮大与职业作家的出现。由于传统抑商扬士观念的影响，文人撰文大都以谈润笔为耻，而商业化的上海却开拓了稿酬制度，并逐渐使文人有了商品意识。1907年徐念慈在《小说林》上刊载“募集小说启事”：“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可原本寄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这种按质论价的稿酬致送，无疑催生了许多作家，尤其发挥了取消科举制度后文人们的才华。在谈到民国初年文学的繁盛时，范烟桥说：“除了晚清时代的前辈作者仍在创作外，更平添了不少后继者，也可以说是新生力量。而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他们的文学造诣可以在小说上得到发挥，特别是稿费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16。稿费制度的建立，使写作不仅成为抒写性灵的方式，而且成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文学阅读也成为了一种消费，这必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商品意识的介入显然促进了文学创作，而上海正是促使作家商品意识形成的大本营。“五四”期间反对文学的拜金主义，在文学革命倡导的过程中，北京的新文学作家们郑重宣告取消稿酬，当时北京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新文学报刊概不支付稿酬，甚至构成如此印象：“判断哪一份报刊是否是新文学报刊，哪一位作家是否是新文学作家，无须看作品内容，只要看这份报刊给不给稿费，这个作家要不要稿费便一目了然了”17。从某种角度看，这却是一种倒退，以致于郭沫若后来反省说：“这些正是我们那时候还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的铁证，并不是泰东能够束缚我们，是我们被旧社会陶铸成了十足的奴性”18，“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是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19。1926年，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与泰东书局决裂，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郭沫若思索道：“‘卖文’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是“意识上的革命”20。由封建意识的卖文为辱而转变为具有现代意味的卖文为荣，是中国现代作家在上海文化商业性影响下的一种进步，具有了商品意识的现代作家使上海文学具有鲜明的消费特色，这也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上海商业性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学具有了鲜明的消费特色。上海文学在商业化文化背景中走向文学消费，在注重文学的读者市场中，注重文学创作的世俗性、可读性、趣味性。在商业化大都市的氛围中，用商业化的方式创作与推销文学，用文化的趣味来欣赏、表现商业都市，文学在表现都市生活中走向消费，并呈现出对于都市生活的审美观照，使上海文学更具有消费色彩的某些特征。在商业性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使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开始注重文学的消费市场、注重读者的阅读趣味、注重世俗的社会生活、注重作品的雅俗共赏，而不再将文学创作仅仅视为作家的独抒性灵自娱自乐。

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在文学上形成了向世界文学开放的姿态。“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上海仍然是对国外文化思潮文学思潮特别关注的地方，《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月刊》、《文学旬刊》等刊物不断译介西方文化文学，仅《小说月报》就出版了《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法国文学研究号》、《拜伦纪念号》、《安徒生号》、《现代世界文学号》、《藿普德曼研究》、《芥川龙之介研究》等专号，对于外国文学分别做了详细的翻译介绍。由于上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诸多国外的文化人士进入中国常首先来到上海，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上海不断向西方的开放，也就使上海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尤其在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关注与影响下，上海文学的运用现代手法使20世纪中国文学在形式上更具有了现代色彩。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上海自觉地承担着对于西方文学新潮引进的重要职责，上海的作家们在对于外国文学的模仿与借鉴中运用现代手法，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方面不断探索，引领着中国20世纪文学的新潮流。在诗歌创作中，上海文学开拓了中国现代派新诗的道路，使现代派诗歌在上海走向成熟。20年代李金发在上海出版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是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诗坛最初的操练。30年代梁宗岱在上海出版诗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将中国传统诗学融入象征主义。30年代戴望舒在上海出版诗集《望舒草》、《望舒诗稿》等，追求象征派形式与古典派内容的统一，将中国象征派诗创作拓展到成熟的阶段。1932年《现代》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歌在中国诗坛形成了气候，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诗形”21。上海的《诗歌月报》、《文饭小品》等刊物都发表现代派诗作。1936年10月，戴望舒、徐迟、路易士在上海创办了《新诗》，并邀请冯至、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等参与主编，形成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强大阵营。辛笛、唐祈、唐、杭约赫、陈敬容等诗人在40年代中国刮起现代主义的旋风，在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理论的影响下，他们的诗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现代派手法撞击出的绚烂火花。可以说中国现代派诗歌是从上海引进，又在上海走向成熟。

在小说创作中，上海文学拓展出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新天地，并推进了现代都市小说的成熟。1920年，上海的《东方杂志》、《民铎》分别刊载了“Y”的《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张东荪的《论精神分析》，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了细致的介绍。1928年后，张东荪的《精神分析ABC》、黄维荣的《变态心理学ABC》、章士钊翻译的《佛罗乙德叙传》、高觉敷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等先后在上海出版，促进了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在小说创作中，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在上海也逐渐形成气候。上海是创造社的大本营，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小说，以心理分析的手法描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常将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与心理分析的幻想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其文艺创作譬如在做梦的思想。郁达夫的《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等小说，关注人物性的冲动、灵肉的冲突、性心理的涌动，将私小说的题材、浪漫主义的情绪、心理分析手法糅合在一起。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浴》、《昙花庵的春风》等小说，描写人物的性本能的冲动、红色的梦境、隐秘的心理，将个性自由的表现、至美境界的追求、人物心理的波澜结合起来。白采的《微眚》、周全平的《楼头的烦恼》、滕固的《石像的复活》等小说，都在关注人物的隐秘心理的描写中，使小说透露出心理分析的意味。受到创造社影响寓居上海的许杰，他的《萤光中的灵隐》、《暮春》、《雨后》等小说，“差不多想以性的行动，为一切的中心行动，而去解决、观察一切的人生问题

社会问题了的”22。在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中，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的出现，使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真正走向了成熟。施蛰存的《梅雨之夕》、《魔道》、《旅舍》等小说，以细腻的心理分析手法描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他的《将军底头》、《石秀》、《鸩摩罗什》在对历史故事的重新阐释中，突出人物色欲和民族情感的冲突。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空闲少佐》、《某夫人》等小说，在对人物潜意识、性心理的展示中突出人物的二重意识、两重人格。张爱玲的《金锁记》、《封锁》、《花雕》等小说，将都市人的欲望追求和心理波澜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出来。中国心理分析小说到30年代已经形成气候走向成熟。

30年代，在日本新感觉派、欧洲现代派的影响下，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以具有现代色彩的新感觉手法，反映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与心理，拓展了都市文学的表现手法。徐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营构荒诞情节与浪漫情调的故事，构成了现代主义的浪漫化、通俗化。无名氏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将哲学的思辨与宗教情绪融合，以浪漫笔调与现代手法交织，被称为“后期浪漫主义作家”。在都市文学的创作中，章克标、黑婴、徐霞村、予且、周楞伽、丁谛、苏青、施济美、东方、谭惟翰等都以其各自的小说创作，构成了都市文学创作的兴盛与发展，拓展了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都市文学创作。在戏剧创作中，上海成为文明戏的大本营，孕育了中国话剧的雏形。洪深在上海创作的《赵阎王》是中国第一部表现主义剧作，以大段的内心独白描写一个士兵的罪恶与痛苦，展现出社会的黑暗、现实的荒诞。曹禺的《日出》、《原野》在上海发表与演出，汲取了外国剧作家的艺术营养，在反映社会的深度与力度上达到了中国话剧艺术的高峰。

儒家文化在强调礼的规范中忽略个体的独立性与个人的权益，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化注重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性的张扬与追求，这使上海文学更具有了人性内涵，这也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嬗变与发展。“五四”时期，陈独秀在谈到东西民族之差异时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23“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引进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康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萨特等人的人文思想纷纷被介绍进国内，重视人的价值和权益，突出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注重西方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人道主义思想，注重灵肉的统一、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使新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人性内涵，这在上海文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主要体现在强调个体的自由独立、表现人性的丰厚复杂、突出人生的世俗况味等方面。

摆脱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强调个体的自由独立，成为上海文学突出表现的主题。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将表现自我作为艺术构想的基点，塑造了极富个性色彩抒情主人公形象，以愤世嫉俗的姿态表现出对于封建伦理道德挑战的个体自由独立的追求。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丰富的想象、夸张的笔调、喷涌的激情，抒发了抒情主人公的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时代呼声。叶圣陶《隔膜》、《一个朋友》等小说，将在封建伦理体系浸淫下个体心理的变异揭示得十分深刻。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描写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追求过程，突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个性自由、自我价值的追求。戴望舒的《望舒草》等诗集以其低吟浅唱的韵律抒写时代重压下青年知识分子的复杂内心，突出对于个性自由的崇尚、美好人生的向往。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小说，以洋溢的激情描绘青年人如何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走上社会斗争的过程，充满着对于个体自由独立的追求。

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上海作家努力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表现人性的丰厚复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以典妻过程中被撕裂了的慈母心，写出封建陋习中人性的被摧残。《二月》通过萧涧秋在江南小镇中的彷徨与挣扎，将人物的复杂心理性格刻画得十分生动。叶紫的《丰收》以大革命中农村的丰收成灾，写出农民们在窘困中的心理与觉醒。《星》以饱受封建势力凌辱折磨的农村妇女梅春姐复杂心态的刻画，展示出农民运动中人性的欲求和解放。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以在梅雨之夕与一女子邂逅时男主人公的性心理的勾勒，突现出人性的丰富复杂。《石秀》以石秀捉奸的情节注重于人物性心理的描绘，突出了原始本能与江湖道义的冲突。

上海文学在满足市民的文学消费过程中突出了人生的世俗况味，在对于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中，注重对于世俗人生的体察描写，强调生活本身的丰厚性生动性，注重对于日常生活琐事的细致描写中展现出世俗况味的真趣。包天笑的小说常常在充满市民气息的故事中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他的《一缕麻》以女主人公嫁与丑陋痴呆富家子的不幸婚姻，表达要求婚姻自主爱情自由的追求。《爱神的模型》以画家寻找裸体模特却屡屡受挫，终于找了一个荡妇才完成题为爱神的作品，揭示出社会的虚伪、妇女的不幸。张恨水的小说大多以反对强暴同情弱小的母题受到欢迎，他的《啼笑因缘》将言情与侠义融合起来，在波澜起伏的爱情故事中迎合市民的阅读趣味。《金粉世家》在民女冷清秋与国务总理公子的婚姻悲剧中，揭示出官场腐败、人格的独立。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于洋场生活中畸形人生的描写中，展现都市生活的丰富与复杂。

上海文学中呈现出的人性内涵，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文学创作从一味对于人的外部世界的描写，逐渐转入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从一味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逐渐转入对于人的世俗生活、心理心态的展示，从对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的方式，逐渐转入对于人的生活情趣人生境界的细腻描写，使中国文学更加丰富更加生动了起来。

三

作为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上海在中国20世纪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是勿容置疑的，上海文学也具有导引影响中国文学发展与嬗变的重要作用，在上海文化影响下的上海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市场运作形式，并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上海开埠不久，英国传教士就在上海设立了墨海书馆，用来自英国的印刷机从事宗教宣传品的印刷出版。随后外国人的字林报馆、美华印书馆、清心书馆、申报馆、点石斋石印局等先后创办。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很快就为中国人所掌握，开办起同文书局、蜚英馆石印局、鸿文书局、富文阁、拜石山房等，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印刷业的重镇。印刷业的发展与新闻事业的发达密切相关，上海较早的报刊是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中文报《上海新报》、《教会新报》、《申报》等。中国人创办的《强学报》、《时务报》、《实学报》、《蒙学报》、《工商学报》等也纷纷出现。据统计仅1896年至1898年上海创办的报刊就近50种之多。20世纪以降，《笑林报》、《寓言报》、《方言报》、《花世界》、《娱闲日报》等诸多文学性小报在上海的创办，扩大了文学作品发表的阵地。民国初年姚公鹤在《上海报业小史》中说：“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报纸为最声先。”24在报刊业的发展中，报纸文艺副刊的开辟促进了上海文学的发展，也强化了文学的消费特色。文学期刊的创办更是促进了上海文学的繁荣，据统计仅民国初年全国创办的59种文学期刊中，在上海出版的就有55种。在商业化都市中逐渐形成了文学的市场运作方式，逐渐影响到全国的文学消费与出版。

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范伯群在谈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时，指出：“这种‘存真’的文学——近现代中国通俗文学也只有在上海这个现代化工商业中心才得以诞生……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繁荣皆离不开现代化”25。这不仅指出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诞生地在上海，也道出了上海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上海是通俗文学的大本营，从20世纪初至“五四”前夕，在上海创刊出版的通俗文学期刊就有《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小说世界》、《小说世界报》、《月月小说》等几十种。上海的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小说林社、有正书局、新世界小说社、改良小说社、中华书局等也出版通俗小说。从2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李定夷、周瘦鹃、胡寄尘的言情小说，到程小青、孙了红、陆谵安的侦探小说；从30年代张恨水的新章回小说、张资平的言情小说、顾明道的武侠小说，到徐卓呆的国难小说、王小逸的言情小说、叶灵凤的恋爱小说；从40年代张爱玲的洋场小说、秦瘦鸥的言情小说、苏青的自传体小说，到徐的爱情传奇故事、无名氏的浪漫爱情小说、予且的市民通俗小说……上海构成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通俗文学雅俗流变与整合发展的全过程，在突出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中造就了大批的市民读者，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运行的过程中，上海文学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运行的秩序，而且这种运行并非沉潜的、凫藏于时代的浪涛之下的，而是浮出历史地表的，并且可以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新文学、通俗文学、现代派文学三种流脉，虽然现代派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延伸，但是已经在其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拓展，已经具有了新的质素，左右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运行秩序，使中国文学贴近了世界文学潮流。

“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倡导呼唤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发现，“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26。20世纪的中国，从封建的注重群体伦理的社会向现代的注重个体价值社会转化，上海文学以其对于个体自由独立的强调、人性丰厚复杂的表现、人生世俗况味的突出等，构成了上海文学丰富深刻的人性内涵，在中国文学转型与嬗变的过程中，促进了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也看到在上海文化影响下的上海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特征的影响下，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等方面也导致了文学的某些偏向。在商业性文化主宰下文学的消费特色中，常有为了商业利益追求消费效益而一味降低文学品位粗制滥造的现象，“追逐时髦，卖弄噱头，粗制滥造，形成了海派文化商品化的另一些特点，人们称之为‘恶性海派”27。这种“恶性海派”的文化商品化的倾向，显然影响了文学的品位，将文学的创作演变为制作，将文学的通俗化演绎为庸俗化，构成了上海文学有时一味迎合读者迎合市场，一哄而上制造文学潮流，而导致文学品位降格的状况。在借鉴西方文学的现代手法进行文学创作中，有的作家的创作往往又显示出急功近利囫囵吞枣的倾向，在追求创新的心态下，又常常简单地模仿西方作家的创作，而往往置中国文学传统于不顾。在猎奇创新的努力中，有时创作演变为文学的杂耍、域外的拷贝。上海文学的人性内涵有时在个体的自由独立中，呈现出仅注重维护自己的个体自由、而不顾他人的个体自由的倾向，各执己见各行其是中相互诋毁，各自为阵中难以形成群体或流派。有时在强调个体的自由与独立中，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使文学运动演变成一场党派斗争、政治斗争，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将文学引入政治宣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误区中。在人性的丰厚复杂的描写中又往往表现出过多的肉欲追求，在人生的世俗况味的展示中又常常充满享乐庸俗色彩，这又使某些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内涵具有了及时行乐自私颓废的色彩。

20世纪，上海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为中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铸成了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的特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制约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下，上海文学的传统逐渐失落了，上海文学融入了建国初期的颂歌主旋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又几乎变异为策划与实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上海文学几乎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上海文学的传统至此已经丧失殆尽了。新时期以后，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逐步得到了弘扬，上海文学逐渐努力恢复上海文学的传统，但上海文学也未能引领全国的文学潮流。综观上海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上半叶的辉煌与下半叶前30年的衰微构成了鲜明的反差，虽然新时期的上海文学有着新的生机新的面貌，但是在继承弘扬上海文学传统中仍然有着诸多的缺憾。我们期盼着上海文学在努力恢复与弘扬其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的传统中，保持传统中优良的部分，对中国21世纪文学的发展继续做出重要的贡献。

*此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学研究项目。

注释：

①见《警钟日报》1904年6月26日。

②转引自朱少伟：《海派文化浅论》，见《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③⑤⑦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第59页，第923页。④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0年版，第7页。⑥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引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页。

⑧转引自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⑨⑩见《基督教在华传教大会记录，1890年》，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第233页。

11王韬：《蘅花馆诗录自序》，转引自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12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序言》，转引自欧阳健《晚清小说史》第2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3高植：《在上海》，见1934年5月20日《大上海半月刊》第1卷第1期。

1427转引自陈旭麓：《说“海派”》，见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第170页。

15见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期。16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见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17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中国近代文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181920郭沫若：《革命春秋》，上海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144页，第206页，第206页。

21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4卷第1期，1933年11月出版。

22许杰：《火山口?新序》，见许杰《火山口》，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版。

2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24姚公鹤：《上海报业小史》，转引自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2页。

上海文化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5—0129—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派”（modernists）文学在广义上通常指的是“现代主义”（modern—ism）文学，但也有学者从文学流派角度把1930年代结集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周围的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称为“上海的现代派”（如杨义、王文英等）。本文在具体论述中主要在广义上使用“现代派”概念，同时也从流派角度将后者作为考察重点。对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现代派身份，学界早有共识，而对徐計、张爱玲的现代派归属尚有争议，或称之为“新海派”，或称之为“新浪漫派”，或称之为“通俗的现代派”等，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形式上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在旨趣上化雅为俗，使其作为现代派的现代性和先锋性具有了潜隐性。其实，无论是从他们在形而上层面的哲理探索和人生体验，还是在艺术形式上的大量象征、隐喻、暗示等现代派手法，都无可置疑地标识了他们的现代派身份。因此，本文所论述的现代派包含徐計和张爱玲。

一、上海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派”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指出：“西方现代文学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的作品产生。那么中国有哪个都市可以和这些现代大都市比拟？最明显的答案当然是上海。”都市是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土壤，没有巴黎、都柏林、布拉格，就没有波德莱尔、乔伊斯和卡夫卡。而在近代“乡土中国”，只有上海才具有孕育现代主义的都市文化语境。现代性的物质空间构建了上海都市的外部形象，提供了现代派文学想象的空间。商业性的消费生活营造了上海都市的文化氛围，塑造了现代派作家的都市文化身份。在上海开放多元的都市文化语境中，20年代李金发、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等象征派的诗歌在上海出版，30年代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现代派群体在上海形成，40年代杭约赫、唐浞、唐祈、陈敬容、辛笛等“九叶派”诗人在上海聚集，上海正是中国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产生、发展不可或缺的土壤。

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大多强调的是上海文化“横的移植”，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外来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它们“纵的继承”，忽视了它们的本土文化资源。上海文化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形成的一种开放多元的综合文化，在其无比“现代性”的另一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传统质”，“现代”对“传统”的“继承和吸纳是以一种悖反的方式实现的”。从历史沿革来看，古代属于吴越之地的上海，旧时在岁时节庆、婚丧寿诞以及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和交际礼俗等方面都与吴越一致，因而上海素来有“士风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的说法。《宋史·地理志》说吴越人“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原于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这样看来，上海人的精明、进取、图利和崇洋由来已久。上海土话细软悠柔，与吴依软语之间的渊源更是明显可见。可见，上海文化本是吴越文化的支脉，蕴含着“散逸精巧”的气质。开埠以后，尽管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各个层面不断改造和打磨着近代的上海，然而，“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既然中国现代派文学是在上海都市文化的孕育中产生、发展和嬗变的，那么当我们在分析上海文化的“现代性”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时，就不能遮蔽上海文化的“传统质”对现代派文学的濡染。早在20年代，李金发在引进西方象征主义时便意识到传统诗歌艺术的重要意义，他说：“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百和，以为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但从无人着手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由于李金发传统文化的根基不深，又主要是在异域摄取的“世纪末的果汁”，因而他所进行的融合东西诗艺的努力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以至于胡适、梁实秋把他的象征诗斥之为“笨迷”，而即便是同为象征派诗人的穆木天也讥刺地说：“我读不懂李金发的诗。长了二十七岁，还没听见这一类的中国话。”李金发诗歌的这一“先天不足”在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作家笔下完全得到改观。在上海都市文化的濡染下，施蛰存、穆时英、戴望舒、杜衡、徐計、张爱玲等人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经验的同时，也鲜明地彰显出怀乡情结、浪漫情怀、通俗意识等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

二、现代派的“怀乡情结”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特征之一。近代上海是一个“华洋交错，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开埠以后，上海以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吸纳了世界各地和五湖四海的移民。与当时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移民不但规模大，而且范围广，成分复杂。从国内移民看，几乎涵盖了中国大多数省份，据统计，当时各省移民比例依次为：江苏48%，浙江25%，广东2%，此外还有安徽、山东、湖南、湖北、天津等，移民总数5倍于本地籍的上海人。从国际移民看，1935年，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侨民来自5大洲61个国家，多达10余万人，位居国内首位。大量的外来移民怀着冒险的心态来上海滩寻找发展的机遇，“没有多少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抱着长期在此居住的希望来到上海。他们多半在几年内发财致富，然后离开”。然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意者，在都市的浮华背后都常常难以释怀传统的乡土情结。吴福辉曾就此指出：“在洋场内部顽固地保存乡籍文化”，“这是个旅居者的城市，各个地方乡籍民俗的保留（注意并非残留），特别是在饮食起居婚丧礼仪方面的各行其事，是十分显然的”。这一传统的乡土情结在以施蛰存、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身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施蛰存说：“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最重要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土地；这些是他创作的根，是无法逃脱的。”“从江南带书香味的城镇走出来”的施蛰存，常常在都市洋场的繁华和古城小镇的宁静之间，带着淡淡的感伤追忆故园的青春往昔。早期的《上元灯》、《扇》、《旧梦》、《桃园》等作品，大多是对苏州古城和松江小镇早岁生活的怀旧与感伤。在其后的《闵行秋日纪事》、《魔道》、《旅舍》、《夜叉》等作品中，施蛰存的乡土情结继续在都市向乡野的回归中得到延展。从繁华压抑的都市回归纯朴自然的乡土，是这类小说人物常见的一种行为模式。后来，施蛰存还把自己的怀乡情结移植到那些遥远的历史人物身上，《将军底头》中的花惊定、《鸠摩罗什》中的鸠摩罗什、《阿褴公主》中的段功等等，无不在异国他乡怀着各自的乡思。对乡土故园的怀想与感伤，同样也在戴望舒、严敦易、陈江帆等人的现代派诗歌中屡见不鲜。戴望舒自称是一个“怀乡病者”。在《百合子》、《八重子》、《梦都子》等诗作中，诗人把怀乡的忧郁寄寓在三个上海的日本身上。她们虽然置身于“百尺的高楼和沉迷的香夜”，但却都是“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萦系着渺茫的相思”，在异国的都市中“度着寂寂的悠长的生涯”，“茫然地望着远处”，“在灿烂的樱花丛里”的故乡。然而，作为现代派的诗坛领袖，戴望舒的所怀之“乡”更深地指向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对于天的怀乡病》、《乐园鸟》和《深闭的园子》等作品中，诗人向往着没有俗世烦恼，充满了自由、静谧和爱意的“乐园”，在传统的“家园”情结与西方的现代主义主题之间搭建起相通的“桥梁”。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大多是都市的外来者，“初到都市”的诗人在复杂多变的都市中常常产生无法融人的焦虑，他们以异乡人、索居者和漂泊者的身份抒发伴着难以排遣的寂寞和乡思。他们或者在都市的大街上发出“这个漂亮的都市于我一无所有”的感叹（严敦易《索居》），或者在都市的公寓中怀想故乡的秋天（陈江帆《公寓》），或者在“都市底大厦下”和“街灯之行列”中，感到“比漠野的沙风更无实感”的忧郁与寂寞（宗植《初到都市》）。

值得注意的是，“怀乡”情结也同样体现在成长于上海的穆时英、张爱玲等人身上。穆时英的都市书写虽然大多规避或悬置了国家、民族、社会、家庭等传统的精神指向，但其文本深处仍然潜隐着一个“家园”的期待。他展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畸形与病态”，这种“畸形与病态”使得他笔下的主人公不管是夜总会里的舞客，还是洋场上的交际花，抑或是流落街头的水手或乞丐等等，无不怀着“海一样深的寂寞”，或诅咒都市的罪恶繁华，或渴望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然而，穆时英的怀乡情结还是在他流寓香港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怀乡小品》、《中年杂感》、《无题》等一系列散文中，穆时英尽情抒发了自己对上海的“乡情”，他曾忘情地说“只要能再看见黄浦江的浊水，便会流下感激的泪来吧”，可见这位“新感觉派圣手”的心底实在也蕴藏着传统的“乡愁”。张爱玲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都市人，但从她自香港回到上海后发自肺腑的一句“到底是上海人”中，我们不难体味出她已经把上海融化为心中的故土家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张爱玲“总是能用各种方式回到家庭，从上海市民家庭的窗口来窥视这个城市舞台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总之，无论是施蛰存直接对故土家园的怀想，还是戴望舒、穆时英等在都市漂泊中潜隐着难以释怀的家园情思，或者是萦绕在张爱玲心底的家园意识，这些都无不烛照出中国现代派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内心有着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情结。

三、现代派的“浪漫情怀”

才子佳人式的缠绵与诗情画意般的浪漫是我国古代文人传统的重要表征。以吴越文化为基质的上海文化中总有“那样一种说不出的阴柔绵软”，“晋宋两度的北人南迁，冲击不了江南丝竹的轻音和吴侬软语”，“近代的轮机汽笛仍没能够唤起勾践子孙们的阳刚之气”。鲁迅也曾讥讽现代文人在上海演绎着新式的“才子佳人”戏。置身于现代都市中的现代派作家们不但有难以舍去的乡土情结，在20至30年代，不仅中国传统小说普遍洋溢着一种“浪漫情怀”，即便是在洋场生活中亦是如此，“与传统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多有相通之处”。戴望舒对施绛年的相思相恋孕育出了他的“雨巷”缠绵。穆时英与仇佩佩的洋场恋情从上海演绎到香港。刘呐鸥的日记里充满了他对风尘女子的真诚与关爱。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也与胡兰成演绎了一段才子佳人式的浪漫。然而，现代派作家们的浪漫情怀更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

早在30年代沈从文就指出，施蛰存是“把创作当诗来努力”，“以一个自然诗人的态度，观察及一切世界姿态，同时能用温暖的爱，给予作品中以美丽而调和的人格”。从最初的《上元灯》、《周夫人》、《旧梦》、《扇》，到后来的《梅雨之夕》、《鸠摩罗什》、《将军底头》和《黄心大师》等作品，施蛰存常常把古典诗歌的意象和意境融入他的小说创作，形成了特有的诗意叙事风格。如《上元灯》中的“花灯”和《扇》中的“团扇”寄寓着男女主人公朦胧依恋的青春。《梅雨之夕》中的绵绵“梅雨”和《春阳》中的和煦“春阳”分别昭示了主人公的隐秘心理和萌动的欲念。在穆时英的小说创作中，虽不乏早期《南北极》时的粗暴强悍之气，但也有如《公墓》一类的低徊感伤之曲，“郊外邂逅”的欣喜与“斯人已去”的感伤相交织，静谧的郊外墓园与丁香般的柔弱姑娘相映衬，作者的浪漫情怀得以尽情展露。愈到后来穆时英的这种“柔媚感伤的气质日见其浓”，《圣处女的感情》、《街景》、《莲花落》和《竹林的惆怅》等都是这一抒情写意风格的呈现。戴望舒最擅长对古典浪漫情怀进行现代演绎。《雨巷》中的哀怨徘徊与《忧郁》中的欲哭无泪，东方古典的丁香情结与西方现代的蔷薇意象，《望舒草》中的大部分诗篇既是诗人传统浪漫情怀的写照，也是作者现代忧郁情绪的表达。

在40年代，徐計小说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的现代主义探索，以至有人把他归类到“后期浪漫派”之列。无论是《鬼恋》、《赌窟里的花魂》、《阿拉伯海的女神》、《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中短篇，还是《风萧萧》、《江湖行》等长篇，徐訐在虚构的浪漫爱情故事中总是演绎着传统的才子佳人式传奇，譬如《鬼恋》中的“人”“鬼”奇恋、《赌窟里的花魂》中的“花魂”传奇、《风萧萧》与《江湖行》中主人公的多角恋情，只不过在这些爱情传奇中，现代知识分子和都市摩登女郎置换了传统的落难书生与绣楼小姐。至于自小浸润在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活方式中的张爱玲，在其创作中既因袭传统又融化现代，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公论，《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与白流苏之间的情场算计、《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佟振保在红白玫瑰之问的游移徘徊、《封锁》中吕宗桢与吴翠远封锁时期似是而非的爱情等等，这些沪港两地世俗男女的婚恋故事在纷乱的时代背景下透出人性的千疮百孔。

上海文化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

从地理位置而言,无论上海“老城厢”还是沿黄浦江的外滩,都在今日黄浦区涵盖的范围,称黄浦区是一百六十多年前上海“开埠地”是准确的。本文着重探讨“开埠地”的文化内涵、开埠对于上海市民人格观念的塑造以及开埠地文化品格的现代传承,和对于今日上海都市民俗文化流变的影响。

一、上海开埠地的文化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入侵上海、南京等地,1843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到任。凭借不平等条约,巴富尔11月14日发出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

上海开埠,开埠地就在今天的黄浦区。开埠后的上海,成为外国殖民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的主要口岸。外国资本控制了上海海关的关税行政大权,实际上垄断了绝大部分金融外汇和进出口业务,攫取了中国沿海南北洋和长江航运权。―批批外国冒险家先后来到上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与此同时,随着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陆续在上海创办了一批近代“国有”企业,如江南招商局、江南制造局、江南机器织布局、电报分局等。这个时期,上海的民族工商业也得到相当的发展,其中缫丝、卷烟、棉纺织、面粉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

上海自开埠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座城市在百年间创造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中国“第一”、亚洲“第一”乃至世界“第一”,放眼望去,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的城市史中也不多见。上海开埠地先后包容和吸收的数百万国内移民来自中国南北各地,特别是江浙皖这些经济文化水准长期领先的地区,这些移民既有较高的素质,也不乏相互间的竞争和融合。当然有人会说,上海开埠地是殖民地文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正是租界的运行才有上海的发展;但谁能否认,如果没有上海的开埠,没有中国自身的经济文化积累,没有成百上千万各地中国移民的辛勤劳作和艰难打拼,上海开埠地的辉煌同样不可能出现。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五百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翻开中国近现代史,无论哪一方面,几乎没有不涉及上海。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大多有在上海活动的经历。上海不仅是人口的海、方言的海、菜系的海,也是文化的海、思想的海。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使上海开埠地成为各种思潮的发源地。

历史学家在谈到上海开埠以来的一百六十年时,曾经说道:“追溯上海发展的历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松江府上海县,再到民国时代的上海市。现在的上海专指1843年五口通商以后开埠的上海,这以后的上海才慢慢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上海的自我认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一般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所到之处都与本土化产生冲突,本土文化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失落感和焦虑感。但上海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上海文化没有失落只有获取,没有焦虑只有欢乐,因为上海的文化身份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这是上海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而在中国其他城市则很少。”[1]这段话对于理解上海民俗文化的内涵特征是意味深长的。兹举数端,略述其详:

(1)中西风尚的混合交汇

从民俗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上海开埠地文化的最大亮色是由中外移民汇聚造成的。据上海1885年以来历年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华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75%以上。[2](P.63-64)具有近代意义上的上海的出现是在开埠以后。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相撞乃至冲突的前沿。

开埠之初,上海开埠地一带由一片荒滩洼地魔术般变化得洋楼耸峙、工厂林立、道路纵横交错。租界内店铺繁多,商品丰富,往来行人,毂击肩摩,有记载云:“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3](P.87)租界的繁荣和稳定吸引了大量中外人口,而成为五方杂处、华洋杂居的移民城市。大批中外投机家、冒险家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随着租界的扩大与发展,上海租界成为当时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最先进、交通通讯最便利的地区。

人们在这种“与华夏本土传统迥然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看到了什么呢?当人们接近洋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鳞比卓立的洋房及其蜿蜒曲折的天际线,耳目为之一新。王韬在1848年曾这样描绘他在上海外滩看到的景象:“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滨浦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4]同样令中国人惊叹不已的是租界的道路。翻开当年游览“洋场”的中国人的笔记、日记,常见“街衢弄巷,纵横交错”,“道途平坦,商户整洁,堤岸桥梁,修筑坚固”,“舟车填溢”,左右“树木森茂而齐密”之类的赞语。由于规划、勘察、施工、材料设施的近代化,租界的道路从各方面体现出新型城市的风貌。整洁有序的市容,先进完善的设施,严格科学的管理,无不反映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它对刺激中国人改革民居建筑和居住环境,改良生活方式和居住文化习俗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西文化交汇的态势还表现在人们的语言。随着大量外国侨民的进驻以及上海人与外国人接触、交际机会的日益增多,华洋杂处,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语言不通,特别是外国商人、海员、旅游者初来乍到,由于不谙华语,难免有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之虞。于是,社会上出现一些游手好闲、又略习英语的人,充当翻译和导游的角色,从中索取报酬,成为一项新兴的职业,名曰“露天通事”。“露天通事”未经过正规训练,说的英语发音不准确,语法不规范,但在洋泾浜一带尚能通行,所以又称“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虽然主要运用于商贸场合中的特殊语言形式,但是这种语言形式对于上海都市的影响却远不止洋泾浜这一个地区,也不仅仅只限于用以商贸交易。实际上,它已经渗透到了上海都市中的各个地区、各种场合,以及各种层次的社会群体之中。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洋泾浜英语岁然不够标淮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会影响正常的语言交际表达,破坏语言的纯洁性和完美性。但是从社会效用的角度来看,洋泾浜英语的出现却又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它解决了人们急切希望掌握外国语言,然而一时又难以很快达到目的的困难。尤其是对于那些文化层次不高,但又迫切需要与西方人交际、沟通的中下层民众来说,洋泾浜英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最为适合需要的“快速入门外国语”。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曾经广为流行的语言民俗事象,对于上海开埠地文化的演变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是上海语言文化与语言民俗的一颗化石,记录着中西语俗交融、会合的历史,展示着上海都市民众在与西方人不断交往、接触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

(2)对待洋人的平和态度

上海人称外国人叫“老外”,既透出一股亲切感觉,又是一个包涵相当宽泛的人文概念,这个坊间的俚语很典型地反映了上海居民对外国人的态度,概况起来就是五个字――“崇洋不”。

崇洋是心态,是行为。开埠之后,民众对西方文化有一种情有独钟的认同,它可以是抽象的,比较喜欢西方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羡慕工业文明后的科技技艺;也可以是具体的,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舶来品”,诸如吃“法式大菜”、戴“瑞士名表”,对于后者,是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仰慕,由仰慕而吸收,拿来为我所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积极因素,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积极意义。所谓“”,却是比较大的问题,它的表现是一种奴颜婢膝,尽管也是伴随着崇洋而派生,往往是从对西方文明的崇尚逐渐演化为对西方势力的恐惧,认为―切都是外国的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最终发展为民族虚无主义。最初表现出的,多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随着外国势力的扩展和中国国力的日益颓落,一部分封建统治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也呈现出的奴态。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都是不足取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人较早与“老外”打交道,中西文化的早期接触与交流,铸就了上海人看“老外”的独特眼光,这就是平等地交易,平和地相处,平实地处事,在这种与“老外”的双向互动中,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也给上海商人以巨大影响,带给上海人较强的功利意识与经济观念,西方的契约精神和公平交易的理念构成上海文化中颇为显著的特点;“合作共赢”的底气加之因融入天南地北的文化色彩而具有的包容意识,上海人中造就了无数商界精英和行家里手,他们既识货又明理,敢于也善于商战。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从整体上被认为是精明的。其精明不仅体现在生意上,更体现在骨子里。当他们在学习西方民主主义文化时,比较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大多数民众能够有理有利有节,当他们在利用租界进行合法斗争时,仍然注意保持民族气节和民族利益,当他们在现代贸易、工业管理和引进外来技术、外来资金时,往往坚持以中国和上海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这种既得风气之先,又不失“为我所用”的立场和态度,使得上海人在与洋人打交道、做生意时,显出精明老练、耐心细致的文明气质。时至今日,不少外商抱怨上海人处事精明,谈生意中难占便宜,就是一个反证。

开埠以后,在早期上海的一批商界精英中,他们凭借自己地域和语言优势,有效地化解了中西方因语言、制度、习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矛盾冲突,使中西双方在文化互不了解和互不适应的情况下,较顺利地走近对方,从而大大缩短了中西之间的文化距离,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双向历史发展;与此同时,上海开埠地商人群体善于抓住机遇,扬长避短,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波谲云诡、深不可测的世界经济大潮的冲击,创造性地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和人生的大转折。

上海人看“老外”,平静外加平和,崇洋而不。一百多年来。在与外国侨民的相濡以沫中,经历了相互撞击、交汇、渗透、吸引、兼融的历练,上海人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最为平衡,他们从来不在内心鄙视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为超乎常态的恭敬,总体上有点崇洋,却不大会。上海开埠地文化是一种创新的文化,需要国际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需要富于变革的创新精神,更需要吸纳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人“看老外”的态度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气魄。

(3)各地商帮的聚合效应

上海开埠地的各路移民抢滩登陆所形成的聚合效应,就是你有你的特色,我有我的路子,大家一起聚拢来合作共事,总体上托起了大上海的发展与进步。

各地商帮纷纷涌入上海,给当时的上海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航运业特别是内河航运业成为上海的一大支柱产业,上海的许多豪富均以航运业起家,出现了不少“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的豪族和来自本地、宝山、崇明、南汇等地的在船水手十余万。其次是万商云集,所谓“上邑频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墙如织,素号五方杂处。”[5](P.808)开埠前一个滨海临江的小县城,一跃而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的优势集中在海港和码头,开埠之后,上海紧紧依托地缘优势,吸引各路商帮到上海聚合,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人还将上海称为“大码头”,码头兴则上海兴,码头衰则上海亦衰。有学者这样描述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港之间的关系:“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上海港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密切的关系。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港口城市,它的兴起肇始于海上贸易,以后的兴衰也取决于港口的兴衰。连同城市的扩展和布局莫不与港口的变化有关。因此,可以说上海港的发展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6](P.3)可谓一语破的。

各地商人在开埠地为了巩固自己的商业网络,形成相互协作、彼此支撑的联系。为了联络同道,协调彼此利益,需要一定的组织来维系,近代商业会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商业会馆的形成也是我国商帮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上海曾经是商业会馆林立的地区。各地商帮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上海几成客籍商帮竞逐的天下,所谓“商贾频年辐辏来,浙东财赋海陬推”。[7](P.24)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中说:上海县城居民本多商贩寄籍,“黄浦之利,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7](P.23)在这批商帮群体中,不论规模的大小,还是母地何处,他们是商人中的翘楚,在全国的商人群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商帮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商帮的发展也带动了商帮发源地或主要活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开埠前,宁波商人已经开设钱庄,以经营粮行和丝绸发家的镇海方介堂家族已在南市设立履和钱庄(后改安康钱庄)。开埠之后,有更多的宁波商人跻身钱庄业的发展。当时上海形成九大钱庄集团,宁波人占6家。[8](P.102-103)据统计,清前期上海县城内外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7家之多。这些同乡或同业组织的大量设立,显示出客籍商帮在上海的群体力量。商帮、豪富右族、避难名流及闽广游民,共同造成了开埠前后上海“坊巷客土杂居”之局,有些文献甚至称上海城内“居民多客籍”。这种“五方杂处”、“客土杂居”的格局,一方面使前近代上海社会具有很强的兼容性,极易养成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多元性格,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质和社会活力。这种社会格局在前近代社会中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特质。

全国各路商帮聚集上海,加上西方社会各路“冒险家”,他们所构成的聚合效应,奠定了上海开埠地文化的商业底色。商业的本质是交易,而交易就要公平合理,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总是难以持久。各地商帮在上海的聚合效应为上海开埠地文化铺上了底色,加之柔婉细腻的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上海在城市文化形成过程中“五方杂处”的特有风貌,法国思想家丹纳说过:“一个民族的特性尽管屈服于外来的影响,仍然会振作起来:因为外来影响是暂时的,民族性是永久的,来自血肉,来自空气和大地,来自头脑和感官的结构和活动;这些都是持久的力量,不断更新,到处存在,决不因为暂时钦佩一种高级的文化而本身就消灭或者受到损害。”[9](P.208)上海开埠地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并成功地将外来因素与自身特点结合,从而造就了上海成为中外文化交融中的一朵奇葩。

(4)精于算计的理财意识

各地移民集聚上海,经过碰撞、交汇,甚至经历过痛苦的煎熬和历练,最终形成的城市传统,凝聚着几代上海人的民风民俗,充分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和内涵。这种在商业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民处事风格和处世态度,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弥散在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都说上海人“门槛精”,精在何处呢?可以概括成四句话:“精明而不失厚道,实际而崇尚能力,算计而不失面子,开拓而遵守规则”。

“精明而不失厚道”。不论你是哪里人,也不论你身居何处,第一是要安全立足,第二才是发展繁荣。由各地移民组成的上海居民当然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中,上海人不太喜欢请客,不喜欢“侃大山”,不喜欢陪朋友,不喜欢听大报告,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这没有实际利益……,给人们的感觉就是:精。所以全国各地的人都说上海人“门槛精”,其实,这个“精”是有历史渊源和独特遭遇的。就单个人的素质而言,他们抑或都是相当精明的,但上海人这个群体是精明而不失厚道。新中国建立以来,上海人为抗美援朝捐出了无数物质财富,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成千上万的上海居民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地远赴内地和边疆,支援当地的建设。2003年SARS肆虐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上海人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支援灾区。厚道,好似一帖剂,自可化干戈为玉帛,让人与人之间平添一份可贵的温馨。

“实际而崇尚能力”。上海人对那些“摆谱”、“花架子”式的东西不感兴趣,崇尚认认真真做事的能力。他们处事谨慎小心,精密规划,步步为营,深思熟虑,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想个明白是决不会轻易出手。当年上海承办八运会、东亚运动会,场面气势恢宏,轰轰烈烈,最后结账,政府居然破费不多,结算还略有盈余;头一回做《财富》论坛的东道主,就能做得像模像样,皆大欢喜。诚如许多朋友所说的,给一点空间,给一些政策,给一个创意,就能还给你一份出乎预料的惊喜。这就是上海人崇尚实际和能力的体现。

“算计而不失面子”。上海人是精于算计的一个群体,由于人们的商务活动频繁,在生活中多加盘算是题中应有之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自然是一种潇洒,只要财路正当,别人更是不得说三道四。但多年来上海一般民众大抵养成了居家过日子,有着算计和经营的味道。从开埠以来在一个机会相对均等的社会里自然养成了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平等竞争和踏实从事、正大光明创业的社会风气。

“开拓而遵守规则”。移民城市的市民要站稳脚跟,一般都需要勤恳做事,努力工作。所以上海这个城市一向反对慵懒、惰性和不作为。市民工作起来总有一股敬业精神,这是上海深入人心的一种精神要素,是上海人最令人敬重的传统之一。对于敬业者来说,凡事无小事,简单不等于容易。做事责任意识强,精益求精,注重工作的细节,富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上海人比较重视游戏规则,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习惯于遵守一般的规定。上海人的精细来自国际文化的熏陶,来自较长的工业化时代的要求,来自他们对精细高明的深层理解,来自这个相对比较新的移民城市没有那么沉重的传统惯习的负担。

二、开埠地文化对于上海市民人格精神的塑造

所谓开埠,说到底就是一场中西文化的激烈交汇与碰撞。上海开埠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中西文化冲突在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哲学、伦理、风俗、教育等各个环节全面爆发。对中国传统社会构成巨大的冲击波,也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上海市民的心灵。

开埠之初,中西文化两极间的场效应作用于当时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感觉神经,他们用自己的思维方式作着抗争。他们承认西方“船坚炮利”,但随即斥之“奇技淫巧”,继而明了其器械工艺所赖是一整套精细的“格致之学”(科学)时,又设法安慰自己,以为儒者之智不屑于此,而在文章性理、仁义道德。当不得不承认西方“性理之学”(哲学)之缜密和悠久不亚于中国圣人之道时,他们仍用“老子化胡”、“西学中源”的神话来自我解嘲。这是病态的民族心理,究其症结在于不能改变“内华夏而外夷狄”的传统思想。

英国著名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公元1813―1880年),同时也是一个爱冒险的旅行家,他于1843年底来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街头还很少见到外国人。福钧在《华北诸省三年漫行记》一书里写道:“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走出户外,总有数以百计的人聚集在街头,跟在我们后面、热切地想看一看我们,好比伦敦街上的群众想见到女王那样”,“每扇门里、窗里都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似乎我们是来自月球者,而不是地球上的普通人。”[10](P.57-58)西方人是靠坚船利炮的侵略打开中国大门的,1842年上海也曾遭受到侵略者炮火的肆虐,因此上海人就把外国人称为“鬼子”。在那时候,经常可以听到“鬼子来啦!”,“‘来看鬼子啊!’以‘鬼子’来嘲弄我们是很平常的!”外国侨民为此曾向英国领事多次抱怨,不能容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任何藐视”。英国领事于是向上海道台提出强烈抗议,这个抗议“制服了中国当局”,结果很快“这个讨庆的称呼在上海的街头就很少听到了,如果某个顽童在街上仍叫出以往对外国人的那种称呼的话,他就立即会受到一些令人尊敬的旁观者的呵责。”这个洋人很细心地观察和记录了作为开埠地的上海县城浓郁的地方风情。他看到城内的街道一般都很狭窄,白天到处挤满了卖力做生意的人群。“饭店、茶馆、糕饼店移步可见。它们小至挑着烧食担子、敲打竹片引人注意、身上所有的家当还不值一个美元的穷人,大至充塞着成百个顾客的大酒楼和茶园。你只要花少量的钱(一元相当于一千至一千二百文),就能美美地吃到丰盛的饭菜,还能喝茶。”福钧看到这样繁荣的市场和便宜的物价,不禁发出感叹:“在中国真正的痛苦和贫困要比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得少,连那些乞丐看上去都是一群快乐的人,居民们对他们都很仁慈。”福钧还注意到,上海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寺庙到处可见,连城墙上也有。庙里佛像众多,当地人来此烧香、磕头和进行一些宗教仪式。寺庙中经常能见到说唱和演戏,算命的和耍把戏的也很有市场。“他们取得了他们同胞的轻信而获利甚丰。”[10](P.57-58)

其实,这个洋人走马观花的观察还是很肤浅的。他哪里知道,从1843年开始,上海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随着开埠,新事物和新思想观念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开埠以来的一百多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伴随着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在中西文化不断交流、传播过程中,产生不同质的文化的刺激、碰撞、影响、吸收、融合与变迁,从而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著名历史学家姜义华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真正跨越了农耕社会――半农耕半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质的飞跃过程。”[11](P.6)

开埠地文化对于上海市民人格精神的塑造,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转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热情务实的社交习俗

热情和宽容,曾经是上海人社交习俗中最足以引为自豪的特征;这个特征既得自于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传承,也来源于上海人源结构的特殊构成。从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到五光十色的国际都会,上海的繁荣与发展是和连续几次的移民高潮相联系的。天南海北,三江五湖汇聚一处的城市人口结构,为多种文化的渗透、并存和交流融合造成了很多机会,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上海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另一方面,高度社会化都市化的机器生产、商品经营和文化传播、生活消费等活动,又在改变着移民们各自在农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特性和心态。

由于没有久远的历史包袱,凡事并不定于一尊,上海人文化和精神意识深处,凡事以西方风气为先,由此而成为生活行事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审美和价值取向上就要尽可能地和西方接近,这是上海人崇洋蔑土的精神根源。另外,朝朝暮暮,艰难打拼赢得一点好处也不容易,所以也很难和不相干的外人分享,于是,形成一个又一个圈子,对于没有进入自己圈子的事物,总是持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和抗拒。这就形成了上海人特有的文化性格:对外开明,对内保守。上海独特的生态环境,使上海人在社交上的优点与缺点瑕瑜互见,两头非常突出:脑子既很活络,适应能力很强,精于盘算谋划,做事负责认真,甚至在没有多大把握时也敢于冒险;缺点则是过于表面,虚荣心强,爱较劲,格局不大,有时候又很胆小怕事。

上海话中有一句“关侬啥事体”,还有一句“跟侬搭啥界”,这两句话对应的英文是“It’snone of your business”。各人都比较关注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对别人则是少管闲事,多事必有事。比较典型的上海人交友讲究彼此的身份、身价、档次、层次、腔调,这折射出了上海人的务实心态:他们会在文化上不认同你,于是产生蔑视心理,但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影响经济,或者说,他们有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乃至厌恶的人,取得合作双赢的能力。

历经几代移民的累积和嬗替,一种热情大度,开朗豁达的上海人的社交观念和习俗便形成了,它和那种较多地依赖于血缘地缘等各种亲情关系而构成的传统社交形态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表现方式。人们彼此之间以约定俗成的词汇礼貌相称,诸如“阿姨”、“爷叔”、“师傅”、“朋友”之类,可以根据对方的年龄和性别区分冠之于任何一个陌生人头上,从而使生产与生活中某些环节上的实用关系也染上了彬彬有礼的感彩;人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背景、语言和传统习惯,又经过相互吸收和交流尽量使之调适,“老广东”、“小宁波”、“老山东”、“小绍兴”之类的称谓,不正是上海人这种热忱的社交观念的折射吗?甚至在相互挑剔指责的场合,上海人也有特定的词汇,诸如“朋友、帮帮忙”、“朋友,不要太……”等等,以肯定或否定的结构表达相反的意思,调侃之间,终究不失一种大度心态的流露。

(2)精明活络的生活意识

上海人的生活意识所体现出的精明活络,表现在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上海实行凭“小菜卡”计划供应粮食蔬菜的方法克服物质匮乏,兼顾社会公平。而一家著名大报的“市场版”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开设着《巧珍当家》的栏目,向市民介绍勤俭持家的生活经验。这个虚拟的“巧珍”就是特别会生活、充满“点子”的上海女性形象的代表,在近乎严酷的计划经济生活模式下,以“巧珍”为代表的上海人,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依然过得有滋有味,有条不紊,并且充满生活情趣。

上海最早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口号。“门槛精”来源于刻苦的学习和对于未来的洞见,若想改善自己的境遇和人生,爷娘是无法给你饭碗的,没有他途,路在脚下,所以,当外省许多青年对国际政治高谈阔论之时,许多上海青年有可能说不出一二三四,但是若要说起如何进外企,捕捉生意前途,或者如何通过“托福”、“雅思”、获得留学签证诀窍,他准保谈得头头是道,信息掌控得异乎寻常地娴熟。市场经济下的生存法则,造就了上海人骨子里的“精明”。

(3)注重自我与人格独立

在上海普通百姓中,对于“面子”的确是很看重的。朋友之间宁伤钱财,不伤和气,为的就是彼此给个面子。由于是移民城市,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上海,人与人之间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很容易发生混淆的地带,养成了上海人特有的待人接物之道――注重自我,人格独立,大家互相给个“面子”。

面子者,脸面之谓也。上海的为人父母者,对孩子早期教育中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第一要务就是教孩子“会做人”、“有教养”,而这“做人”,首先就是注重自我;“教养”,则是注意仪表和给人留下好的印象,这种教育确实是匠心独具、很有特色。由这种交往准则所形成的交往习俗,它所造就的上海市民性格在全中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沪谚中就有“水牛角,黄牛角,角归角(与沪语‘各管各’谐音)”、“鸭吃稻谷鹅吃草,各人自有各人命”、“少管别人闲事体”的内容,说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上海人,已养成交往谨慎,注重自我,又非常尊重他人隐私和生活方式,不想和别人沾上关系的心态。

上海作为人口密集而又高度流动的大都市,十分频繁的人际交往大多是短暂和浅表的,没有亲密性;同时,市场经济把明确个人权益的契约关系予以普遍化和制度化。于是,上海形成了人际关系上“各管各”即重个体界限的价值取向,也是很正常的。

(4)独具个性的上海男女

在上海话里,“拎得清”是一个含义极为丰富的话语。在商业社会,所谓“拎得清”,就是熟谙各种游戏规则,其核心观念当然是保护好自己的利益,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它的价值内核可能是小气的,但不贪婪;它表现为一种精明气,但不阴险毒辣;它是具有自我诉求的,当然可以说是自私,但不会损人,因为损人的结果,会殃及自己利益受损。一句“拎得清”,多少辛酸泪。在这种“拎得清”氛围下成长的上海男人和女人,活得既辛苦也潇洒。

上海人承诺的事情,绝不会拍断肋骨说大话,常常是淡淡地一句“没有把握,我去试试”,则意味着他准备去做了,要是接下来他说“有希望”的话,那则是事有八成把握了。他们追逐梦想,紧跟潮流,精明过人,干练勤快,享受生活而不被生活所束缚的生活方式正是当他们的眼见、才华、知识、修养、财富达到一定层次后自然而然的展现。

说到上海女人,据2008年上海市妇联与有关机构所做的“上海女性文明素养与文明行为”调查,有92.8%的女性对在家庭中讲礼仪持肯定态度,夫妻之间尊重人格、尊敬长辈、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关爱和帮助、与子女平等相处列女性对家庭礼仪认知的前四项。而“认真踏实”、“独立自主”和“创新进取”的选择比例都不到一成。由此可见,上海女性重视传统美德,但缺乏对女性自立、自强的现代意识认同。①

上海人“拎得清”的市民意识建立在商业文化的通行规则基础之上,这种以信誉为基础的公共关系传统造就了一个个特立独行的上海男女。这可视为上海作为商业都市得以繁荣与发展的前提。

三、开埠地文化品格的民俗传承

上海有着悠远的文化传统,具有六千年的文明史。上海开埠之后所经历的一百六十多年开埠史,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开埠以后,世界各种文化在上海得到充分的碰撞与交流,中国各地的地域文化在上海得以汇聚与交流。东南西北中,五湖十六邦,交汇融合,构成了上海独特的文化品位,经过3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上海开埠地文化,更是融汇了东西方文化,汲取了南北潮精华,得风气之先和开风气之先,为中华文明书写了新的篇章。

随着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日益临近,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以世博精神进一步养育城市精神,为此,上海开埠地文化应有一种适应时代的创造性转换,这就是重视和梳理开埠地文化的民俗传承,保留其适应时展的精神内核,剔除或者扬弃旧社会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陈规陋俗,凸显大上海的文化气魄,不断刷新上海市民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大都市中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以使得上海人在这种民俗传承中与开埠地文化一起成长。

(1)合作共享,培植包容的气度神韵

上海之所以能够在开埠后由一个普通的地区商埠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远东金融中心,其优越的地理条件、特殊的政治格局以及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应该看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外来移民,他们是这座城市最大的资源,他们的不断交融形成了今天饶有特色和颇具影响的海派文化。

历史的时针指到了新的世纪,今天仍然有很多外国人来上海寻求发展机会。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至今,上海先后引进境外各类人才6万多名。1996年5月上海刚实现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规定时,领取就业证的只有3000多人。到目前为止,已有1.94万外国人在沪就业,在沪“打工”的港、澳、台同胞则有7200多人,如果加上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短期工作的专家、技术人员,海外在沪打工者早已超过3万。

五方杂处的人口共聚上海,靠的就是“合作共享”,共同培植大上海“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历史上,大批外地移民进入上海,或以地缘、或以行业为单位组成各种商业团体,有组织的经商活动,大大促进了上海工商业的成熟和进一步发展。各地商帮齐聚上海,各显其能,期间有合作有竞争,在面对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变化时,他们做出不同的反应,用自己的力量维系着上海商业社会的稳定。而今上海依然以发达的商业文化而闻名,这与那时各地商帮以及商会在上海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大胆创新,凸显新锐力量

上海文化发展的未来之路在哪里?我以为,当年开埠地民众就是在制度习俗方面创新的产物,它少受拘束,相互激荡,激浊扬清,从而造就了上海的辉煌,今天我们继承开埠地的文化传统,更应将这种创新精神发扬光大。上海文化相对中国其他地域文化而言,是最乐于接受外来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性最强的都市文化,因而应该具有很鲜明的开放性与国际性。随着上海开发开放力度的不断深化,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上海,它们在繁荣发展上海经济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上海中心文化。我们说“凸显新锐力量”,这个“新锐力量”就是指在上海要加大文化和文化产业创新的力度。

当今的全球化进程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打造城市竞争力的客观要求,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正在于城市文化的创新能力。实际上,文化产业与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创造性激发了城市的活力,并直接构成城市创新能力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本身已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惊人的成长吸引了全球目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文化产业视为一种战略产业,加以谋划和推动。时至今日,文化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支柱产业,不仅推动着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提升了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软实力”。从前景来看,文化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有着“无烟产业”、“朝阳产业”的美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球方兴未艾的大趋势。

上海开埠地文化资源是上海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充分结合文化产业建设,在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上表现出创新、新锐、务实、精致,充分体现“上海民俗文化”的精粹,而同样创新、新锐、务实、精致的上海文化产业,将会为上海不可限量的锦绣前程,书写新的篇章,增加新的动力。

(3)民俗传承,互动产生活力

不少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及其物质文明是世界性的,是“发明”出来的;而人的价值、信仰、伦理、道德、制度、礼俗、艺术等是民族性的,是“创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她的民风民俗构成民族性文化。世界性文化具有可比性,有高低和优劣之分,有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民族性文化具有相对性,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是难以比较的。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无法衡量高低和优劣。纵观历史,没有传统作为依托,现代化难以成功。保护传统就是为现代化打下更好的基础,而现代化则是为新的传统的形成准备了条件。现代化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根据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调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离开对上海开埠地文化的保护、传承,上海的文化创新和建设现代民族文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上海开埠地文化是上海城市民俗的重要资源。它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存在价值,包括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具有研究、观赏和教育的价值,这是核心的、主要的价值,这一价值决定了保护第一的原则。二是经济价值,它是存在价值派生出来的,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存在价值越大,潜在的经济价值也越大,其转化为直接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保护是前提,只有保护好才能合理利用,才有可能继承和发展。因此,对于上海开埠地的民俗文化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有一个科学的、长远的规划。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每一种文化现象都会因时间的不同和空间的差别而发生质或量、内容或结构的变化。每一种文化都不能脱离时代性的规定,不能与世界文化的大时代相违。文化创新的目的是使传统文化恢复活力,提升传统文化的质量,并使之成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高一级文明。现代西方“保守主义”的先驱、英国著名学者布尔克在他的名著《法国革命的反思录》中说:“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12]上海开埠地文化资源也是如此,如果不加以创新和变革,也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无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并将逐步失去功能。

在迎接2010年世博会的过程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正感召着我们,在此基础上,开发“开埠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助于全面整合文化遗产,进一步拓展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的渠道,建成与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的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积极开拓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支柱文化产业,完善文化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优化文化发展格局,改善文化生态环境,使上海真正出现人才荟萃、精品迭出、和谐有序、走势强健的文化发展新局面。(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上海市妇联和上海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上海女性文明素养与文明行为”调查报告,报道见新华社电讯稿《上海女性其实很“传统”》,sh.省略,2008年5月22日。

参考文献:

[1]许纪霖.上海文化的反思[N].中国青年报,2003-11-12.

[2]熊月之.上海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A].上海证大研究所编.上海人[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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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alof Shanghai's Founding as a Trading Port and Its Folklore Transformation

ZHONG Fu-lan

上海文化论文例4

生产管柱的轴向应力应该包括管柱的自重、井内钻井液的浮力、压力载荷、弯曲载荷、冲击载荷、温度载荷、管柱屈曲以及管柱摩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1.2轴向应力弯曲载荷

当管柱发生弯曲时，由于狗腿度所产生的弯曲应力会产生附加的轴向力，计算中考虑了弯曲应力产生的附加轴向力的影响。

1.3三轴应力

当三轴应力超过屈服强度时，就会引起管柱屈服失效。三轴安全系数是材料屈服强度与三轴应力的比值，只是为了与单轴破坏准则（屈服强度）进行比较而设立的一个理论值。

2海上生产管柱结构设计实例分析

海上高温高压气井生产管柱需要满足气井全寿命周期内压力温度的变化，同时需重点分析高温高压气藏的应力敏感、井筒承压能力、现有海上施工工艺的成熟度、海洋作业环境以及后期修井措施等问题，确保施工作业的顺利进行、气井开发的安全高产。陆地高温高压气田常规射孔生产联作一趟下入的管柱形式能否满足海上气田生产和修井要求，还需进行进一步分析。以东方气田D2井为例，对一趟下入式和两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分别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东方气田D2井的目的层为黄流组，压力因数1．50～1．93，地温梯度4．17℃／100m，完钻井深3358m，177．8mm（7in）尾管回接完井。

2.1井筒温度预测分析

利用Wellcat软件对洗井结束、开始生产、开始生产后关井、生产1a后、生产10a后这5种工况的井筒温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由于地层与井筒和井筒内流体的传热作用，随着深度的增加，流体和井筒的温度是增加的，并最终趋向于井底的地层温度。开始生产时从井口到井底的温度变化是最小的，但是温度是最高的。生产10a后井口温度明显降低，这是由于长时间生产造成地层压力降低导致产量降低，并最终导致井口温度明显降低的显著原因。

2.2射孔生产联作一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受力分析

D2井射孔联作一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基于以上5种工况下的井筒温度分布，利用Well－cat软件分别计算了初始状态、管柱下放、生产封隔器坐封、环空打压验封、过提、管柱内加压射孔、生产初期、稳定生产期、关井、油管掏空、油管泄漏等不同工况下生产管柱的受力情况。

2.3射孔生产联作两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受力分析

考虑到气藏的高压特性和海上作业的安全风险，生产管柱若采用上部封隔器一道密封难以保证长期生产的井筒完整性，一旦封隔器密封失效，油套管环空连通，井筒全部充斥高压气，事故风险极高。所以，推荐D2井采用两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双封隔器坐封，形成两道环空屏障，保障井筒安全，管柱类型为射孔联作式生产管柱。第一趟管柱利用钻杆将射孔枪送入井底，送入到位后坐封顶部封隔器，脱手。第二趟下入生产管柱，下部插入密封，再投堵坐封生产封隔器，然后管柱内加压射孔。该管柱类型的主要特点是射孔管柱和生产管柱需要两趟下入工序，完井工期相对多，射孔作业后，射孔枪留在井内；但对于气井长期生产管柱设置双重密封，井筒安全更可靠。后期压力衰竭，上提上部生产管柱进行修井操作，简单易行。基于5种工况下的井筒温度分布，计算多种可能工况下生产管柱的受力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在各种工况条件下的生产管柱强度校核均可以满足设计要求。管柱内加压射孔工况下生产封隔器以上管柱受拉，以下生产管柱受压，两封隔器之间管柱受压最为严重，井口受拉最为严重。加压射孔时管柱强度安全系数大于临界安全系数，此时轴向安全系数为1．661，接近临界安全系数。因此在这一工况操作时，要严格注意封隔器有可能发生解封以及油管破坏的风险。

2.4环空密闭空间流体膨胀分析

D2井生产管柱上部采用油管携带式封隔器，下放至2651m；下部采用插入密封式封隔器，下放至2920m（两者之间相差269m）。这样出现了封隔器以上的油套环空和两个封隔器之间两个密闭区域。以下对环空密闭空间流体膨胀情况进行了分析。由环空密闭空间温度变化引起密闭压力变化结果：区域1（0～2651m），环形空间由于温度升高引起的圈闭压力为69．8MPa，可以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井口放压控制压力；区域2（2651～2920m），密闭环空流体膨胀压力上升19．20MPa，通过强度校核，发现流体膨胀不会对油管及封隔器产生破坏。常规射孔生产联作一趟下入式管柱和两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形式在不同工况条件下均能够满足海上气田开采要求，但考虑海上作业条件和风险承受能力，并结合后期井筒安全保障和修井作业难度，推荐海上高温高压气田采用射孔生产联作两趟下入式生产管柱。

3认识与建议

1）油管和井下工具应根据地层压力、流体性质及产能情况进行优化设计，满足井下温度和压力的要求，同时确保在高温高压的地质条件下满足生产的需要。在满足安全和工程需要前提下，高温高压气井尽量减少井下工具数量。

上海文化论文例5

论文摘要：上海城市交通政策以交通供给和交通需求为主，对当前乃至未来的分析和预测表明，这不足以疏解上海的交通拥堵，还应该把空间结构优化作为重要政策加以实施。最后从多中心策略和就业一居住均衡策略的角度提出了优化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思路。 论文关键词：城市交通政策 优化 城市空间结构 上海 “两个中心”国家战略的确定，为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新的动力。但同时也要看到，上海还存在着一些软肋制约着上海的国际化进程，如城市交通拥堵。尽管上海各界为疏解交通作了大量的努力，但交通拥堵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上海市民当前感受最深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疏解上海交通必须打破“以交通论交通”的传统思维，从优化交通政策着手，寻找新的解决思路。 1城市交通政策分类与世界大城市交通政策经验总结 城市交通拥堵根源于交通供给与交通需求的不平衡，即道路交通供给满足不了交通需求。因此从理论上讲，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基本政策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交通供给增长和完善政策，通过道路和交通设施的增加及完善来满足交通需求；(2)交通需求引导和控制政策，通过鼓励交通需求转向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并对个体机动交通(主要是小汽车)的使用和拥有采取控制和引导，达到更高效率地利用交通供给设施的目的；(3)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政策，通过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引导交通需求与供给的区位变动，从而对城市交通流量进行更合理的分配。 对伦敦、巴黎、东京、纽约、新加坡和香港等世界大城市的交通发展的规律表明，世界大城市在解决交通问题的过程中都积极地运用交通供给、交通需求和空间结构优化三类政策。世界大城市不仅建成了较完善的道路网络系统，而且无一例外地采取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包括建设轨道交通，倡导公交优先，同时对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进行调控，等等。在空间政策方面，世界大城市都趋向于通过卫星城或新城的建设，疏解集聚的城市人口、产业和功能，借以缓解中心城的交通拥挤。从世界大城市的交通实践效果来看，三种政策各自都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世界大城市之所以综合运用三种策略是因为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世界大城市通过几种策略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来更好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这对于我国大城市的交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对上海当前城市交通政策的评价 2．1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现状 目前上海市所实施的交通政策，以交通供给政策和交通需求政策为主，空间政策力度非常有限。 自1990年代以来，上海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交通供给，由于投资力度加大，交通设施供给水平得到了显著地提高。2006．年全市道路通行能力达到1521万h。2006年底，上海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1 km，车站总计95座，居全国前列。但由于道路框架基本定型，道路供给量增速趋缓，道路里程年均增长率由12％(1996～2000年)变为5％(2000—2011年)。 交通需求政策可以分为公共交通优先和个体机动车控制两类具体策略。上海积极倡导公共交通优先，包括增加公交车辆和线路、设立公交专用线、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完善公交基础设施等。但是由于缺少其他相关措施的配套，公交优先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公交运行在准时性、便捷性等方面差强人意，居民对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不满意率仍然很高。上海市中心城的公共交通出行比重达到36％，与伦敦的72％、东京的87％、香港的90％相比，还明显偏低。在个体机动车控制方面，上海从1986年开始以私家车牌照拍卖来控制小汽车的保有量，这一政策的实施虽然饱受争议，但在限制私车数量的增长和缓解城市通压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空间策略方面，上海力图改变典型的单中心结构，以降低中心城区

上海文化论文例6

依据国家相关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海上油气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节能减排管理规定》、《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办法》、《节能减排项目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使得现场生产单位在节能管理中有章可循，按章办事。在能源体系建设中按照管理的层级不同，体系的设计也是分层控制，主要涵盖管理层手册、执行层程序文件、生产作业层的作业文件，做到层级分明、责权利清晰透明、专业细致精准全面、可操作性强，保证各个层级无缝衔接，有的放矢。通过对管理流程的梳理、细化，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管理成本。由于海上油气开采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开采周期长，生产平台分布相对独立、点式分散等特点，在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和规定时，主管部门就更要“接地气”、“看长远”，把握精细化管理思想的精髓，将其中的“精”和“细”加以合理运用。具体于能源管理体系中就是“抓大不放小，轻重兼顾”。重点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流程都相应制定了配套的管理制度，如《耗能设备能源管理规定》、《重点工艺流程能源管理规定》等。能源管理体系设计中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并不拘泥于只单纯完成各项考核指标，而忽视能源管理的长远规划，减少因规划设计不合理造成的追加成本，在产能和能耗之间寻求平衡，不同节点间有机可循，规避程序衔接不畅、重复管理等弊端。作业文件制定时，灵活运用规则，动态管理。对于不同区域、不同开发阶段、不同作业地点等影响因素在管理时应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本着共同而又有区别的原则，细化作业文件，动态跟踪，随时调整，避免“闭门造车”。所有文件都要满足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不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的内容一律剔除。“精”和“细”并重的体系设计思路，减少了管理层和作业层间的相互制约，使管理层和作业层的衔接更加紧密，动态管理提高了管理的精准和时效，避免因脱离生产实际，盲目出台一些不合乎实际需求的管理制度，有的放矢地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1.2分类控制，细化权重

在能源的使用中采用分类管理，这在《能源使用管理办法》中充分体现。依据生产作业的实际需求，公司日常使用的能源主要集中在自产的天然气、原油、成品柴油和外购的电力，细化这几种主要能源的使用规范，制定定额管理标准成为必要，对于主要的用能设备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为能源的合理使用和设备的有效管理提供制度保障，为进一步提高用能效率打下基础。能源的分类管理清晰了用能权重，通过区别控制，集中精力管控重点能源品种，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松对用量少的能源品种的管控，即“抓大不放小”。对中小用量能源的利用更要细化管理，有分类又有侧重，使得各项节能指标得以顺利完成，对简化管理流程也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规避了由于多头的模糊式管理所造成的人员和资源浪费，这些在天然气的综合利用中尤为突出，取得满意的实际效果。公司通过建立长效的天然气利用治理机制，大大提高了伴生天然气的综合利用水平，有力推动了区域开发的进程，使原有的点式分布的开发模式向区域化，点面结合的网络化开发模式转变，能源利用效果得到显著提升，精细化管理的思想理念再次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各项制度的建立一定是服务于现实的需要，精细化管理融入了细节意识、服务意识、规则意识、系统意识等管理理念，将细节管理运用到常规管理当中，精益求精，优化管理程序，细化管理手段，最大限度减少管理所占用的资源和降低管理成本，在已有注重量化的管理向注重质、量相并重的管理转变，逐步实现能源管理质量的有效提升。

2实践中的精细化管理经验与探讨

管理的提升需要技术的支持，理论的创新需要实践来验证。

2.1天然气区域开发与综合利用

海上油气田在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伴生天然气，如何高效利用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一直是管理局能源管理的重点，随着开发格局逐步扩大、技术储备的不断提升，加之质量效益工程的开展，油田伴生气综合利用有了新的突破，节能减排效果明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1构建网络化供气，资源互补

通过建立天然气管网，使得各个油田群之间的能源通道得以联通，合理分配天然气成为现实。这些决策的有效落实，都离不开精细的数据分析，对油藏的地质储量、开发前景预测、经济评价等诸多方面的精、细分析，依此助推决策的科学、合理，使原有各自为营的能源管理向系统化、模块化、统筹化管理转变。初步形成了大区块、连片式的开发格局，无论在生产规模、生产质量、成本控制还是社会效益上都得到了显著提升，特别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治理效果明显，在实现资源的共享、互补的同时也提高了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

2.1.2回注地层，择机开发

对于尚不具备有效利用和剩余的伴生气则采用注气工艺，回注地层，择机开发。在实施回注中精细化管理更是广为运用于各个环节和阶段。受限于海上地理条件，实施过程中不可预测因素和风险很多，正因于此，要求相关人员必须严格细致，精益求精，不能有丝毫的疏漏，特别是对地震、测井、油藏等数据采集分析必须详实，精准。与地质、油藏数据模拟对比仔细研究评估，制定实施预案，实施中还要充分精算产气量、回注量和自用气量，最大限度减少误差，平衡压力，防止油井出现严重气窜、油气比增大等诸多风险，通过反复细致的研究，降低回注风险。

2.1.3优化燃料设计，调整燃料结构

油田富裕伴生气的处理一直是公司节能减排工作和能源综合利用的重点和难点，作为海上主要动力来源的燃料气源（发电机、锅炉等），该部分伴生气的利用效率也随着技术进步、管理质量的提升，得到了较大的改观。通过对供气管网、生产工艺、生产流程、储气装置等的细化改造，进一步拓宽了富裕伴生气的利用空间。对动力燃料结构进行调整，调高天然气的比重，减少原油、柴油、渣油的使用，既增加了产量又降低了能耗，大大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减少了操作和维修成本，一举多得。

2.2电力组网，统筹调度，资源共享

受限于海上独立供电模式，加之气量的自然递减，气源缺口和电量需求压力不断加大，安全稳定供电面临挑战。随着公司滚动开发、区域开发力度不断深入，打破这一困局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通过细化开发区域，精准计算各个能效中心和供电模块的电力数据，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联网方案，具体实施中精准设置电力调度中心，细化流程，合理调度各区块的天然气和电量，实现了按需供电、精准供电、错峰供电，困扰生产的“大马拉小车”、“小马拉大车”和“无马拉车”等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电力辐射区域数倍增加，节能减排和环保效应明显。通过对能源管理实践的细化和精准把控，逐渐形成了以电力组网为基础，统筹调度为手段，资源共享为目的的资源开发利用格局，这其中精细化管理功不可没。

2.3余热回收及利用

精细化管理的核心体现于精和细，日常管理中细致用心，善于发现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挖掘潜力，并合理开发利用，实现节能减排效益最大化。海上油气田开采中，发电机组是主要的用能设备，其机组排烟温度一般在350℃～450℃，余热利用的潜力巨大。据现有研究统计，机组燃油/气产生的热能只有约30%～35%转化为电能，约有30%随尾气排出，35%～40%通过机身散发和冷却系统带走。通过细致调研和技术分析，采用加装余热利用装置充分利用这部分余热，为下游用热单元提供可靠热源，实现资源再利用，多方收益。

上海文化论文例7

贾庆林作了题为《把握两岸关系发展历史机遇，全面深化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演讲。他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总书记，对本届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

贾庆林指出，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两岸经济发展都面临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两岸双方必须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两岸关系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自觉顺应两岸同胞的愿望和要求，积极抓住有利因素，努力化解不利因素，全面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经济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岸同胞。为此，贾庆林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积极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两岸同胞应相互扶助，加强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稳定经济，改善民生。如果世界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台湾方面提出缓解经济困难的要求，大陆方面愿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协助。

二是积极促进协商，推动两岸金融业合作取得实质进展。两岸双方应迅速采取实际措施，着力扩大两岸金融合作，增强两岸经济活力。有必要就建立两岸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合作机制和货币清算机制尽快进行商谈，争取尽早签署相关协议，解决两岸金融机构互设分支机构的问题；积极推动两岸金融业者开展交流，通过适当途径加强信息沟通、监管合作与业务往来，增强防范金融风险能力；改善大陆台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帮助台资企业转型升级。

三是积极采取措施，拓展两岸产业合作的层次和领域。要着力提高两岸工业、农业合作的层次，支持台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推动两岸农业合作，继续充实惠及台湾农民的政策措施。要积极推动两岸产业界建立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合作布局。要加强两岸高新技术、基础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创立共同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和品牌，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要鼓励两岸相关企业携手合作，共同开发油气资源。要加强两岸服务业领域的合作。

四是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两岸双方应继续共同努力，加快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实现两岸资金、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我们支持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希望台湾方面为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创造必要的条件。大陆有实力的企业和资本可以根据台湾方面的需要，积极参与台湾的经济建设项目。两岸可就市场开放和弱势产业保护问题进行协商，妥善规范投资秩序和市场环境。

五是积极进行探讨，及早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要从两岸实行不同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实际出发，考虑两岸资源禀赋、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市场容量等方面的差异；要遵循双向互惠、共同繁荣的原则和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步骤，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制定具体的方法步骤。对台湾方面关于商签两岸综合经济合作协议的设想，我们十分重视，也愿予以认真研究。

贾庆林最后表示，回首非同寻常的岁月，我们为两岸关系取得重大进展备感鼓舞；展望催人奋进的征程，我们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让我们团结一心，通力合作，坚定不移地沿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向前迈进，努力开创两岸大交流、大合作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主席吴伯雄致开幕词。他表示，2008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两岸关系的转折，可以用“柳暗花明又一村，拨云见日现光明”来形容。近60年来，两岸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2005年连战主席访问大陆，与总书记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08年5月我率访问团到北京，与总书记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会谈。随后，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并达成6项协议，促成了“大三通”的实现。这是以民为本的体现，多数台湾民众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实证明，国共两党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体现出了担当、勇气和决断力，改变历史的力量来自两岸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今天两岸呈现大和平、大发展、大交流的局面，我们必须好好珍惜，加速创造两岸同胞更大福祉。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恶化情况下，两岸应携手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希望两岸共同帮助大陆台商解决困难，相互开放对方企业参与相关投资和工程建设，加速扩大大陆游客赴台观光。吴伯雄说，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感情和共同的文化，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动力。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资产。希望两岸同胞加强交流，使中华灿烂文化发扬光大。

荣誉主席连战发表了题为《两岸和平发展的硬道理》的演讲。他说，在国共两党和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坦荡大道。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已举办三届，推动了两岸经贸合作发展。在新的形势下，论坛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两岸双方可以通过公开讨论，沟通彼此观念，就一些比较困难的议题，沟通意见，激发创见，找到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论坛广邀两岸社会各界参与，可以凝聚主流民意，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国共两党开展交流是非常自然的。两党共同写下了中国近百年历史，双方加强交流，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为民族的发展和复兴而努力作贡献，是两党共同的责任。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潮流所向。以恢宏的格局，正视现实，面向未来，共创双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连战表示，本届论坛的主题和议题，对两岸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有助于两岸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两岸经贸交流十分密切，建立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具有战略意义。如何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朝正常化、机制化方向发展，希望两岸各界积极建言献策。期盼本次论坛能为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作出历史性贡献。

论坛开幕式由中共中央台办主任与中国副主席、国政研究基金会副董事长林丰正共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市长韩正，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中国副主席蒋孝严，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秘书长秦金生，新党主席郁慕明以及台湾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等出席了开幕式。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两岸知名企业、工商团体负责人，两岸经济界著名专家学者等。两岸经济、金融主管部门人士首次以特邀嘉宾、特邀专家的身份出席论坛。

12月21日下午，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上海闭幕。贾庆林和吴伯雄出席闭幕式。

贾庆林在闭幕式上致词，代表中共中央和总书记对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论坛的成功举办表明，国共两党搭建的交流对话平台，进一步促进了两岸双方和社会各界的交流沟通，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希望两岸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促进两岸产业合作、金融与服务业合作以及建立经济交流制度化安排的规划和措施，以推动两岸经济议题协商取得实质进展，加快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造福两岸同胞。希望国共两党、两岸各界共同努力，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继续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

贾庆林表示，新的时代赋予国共两党、两岸同胞新的使命。两岸关系的前途掌握在两岸同胞自己手中。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为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主席吴伯雄在致词时表示，本届论坛上，各界人士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强、可行性高的建议，论坛形成的“共同建议”符合两岸各界的期待，有利于促进两岸深化合作、互利双赢。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宣布的大陆方面有关政策措施，扎扎实实，体现了很大诚意。两党建立定期沟通平台，与两岸协商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就像两只替前行，才能行稳致远。在新的形势下，国共交流对话平台应当进一步发挥功能，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应坚持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并扩大参与基础，以更具有多元性，包容不同意见，寻求更大共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中国副主席曾永权宣读了“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共同建议”（全文另载）。

上海文化论文例8

一、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基本前提的生态环境

研究都市的法律文化，首先要抓住“都市”这一基本要素。都市给人的最表象的特征就是它不同于乡村的生态环境，都市法律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生成和演化的。所谓都市生态环境是借用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概念，即对植物、动物机体适应环境的研究。在自然界，有机体通常系统地分布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从而实现物种之间的某种依赖和平衡状态。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首先将生态概念运用于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探讨城市空间分布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提出城市布局的 “同心圆理论”[1].我们这里借用生态环境的概念，对都市人口、地理、街区、交通、资源、居住等“自然因素”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前提，展现都市法律文化区别于现代乡村等其它法律文化的都市特色。当然这种分析需要大量的微观实证的考察，在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基本的轮廓和进一步研究的进路。

1.都市人口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与乡村一个最明显的自然特征就是人多且成份复杂。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与都市人口有复杂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基本的，即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

（1）都市人口规模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单位空间人口规模扩大，导致对人口的管理更依赖普遍性的规则，并且趋向理性化，如果只依靠个别调整或非理性方法，不仅成本巨大，而结果必然是混乱；众多的人口在争夺都市资源过程中，像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情形一样，必然产生分化，各自占据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职业位置，导致有秩序的“生态分布”，并形成“共生”和“依赖”的“生物链”；由于“见多不怪”，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注的可能性减少，出现都市人的“冷漠”现象，不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都市成为“陌生人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增强。可见在都市里，人们更容易具有理性的观念、遵守普遍规则的观念、秩序观念、个人权利的观念等等，而这些正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元素。

由于人口众多，从总体上原子化程度提高，但是在微观层面，更容易形成“亚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与乡村比较，人们在都市众多的人口中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兴趣、爱好或利益相同的人群，从而结成小的生活圈。所以都市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如行会、协会、同乡会、职业团体等等，在这些组织里有它自身的规则和文化，更能实现“自我统治”。这正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土壤，而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社会基础。

人口众多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一点，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特别重要。上海有近1800万人口，每天还有30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而上海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和充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环境卫生意识较差、个别地区秩序比较混乱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现象除了市民法律素质问题之外，可能更多是人口与城市的承受能力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而不是“主观问题”。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大量的贫民区的法律文化较差，一个人到了贫民区也就“不守规矩”起来，到了高尚区就变得 “循规蹈矩”。这同样不只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物质基础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是我们考察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应采取的唯物主义观点。

（2）都市人口结构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人口与都市文化生成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都市人口的复杂结构，主要有年龄、性别、种族或国别等。我们以上海为例说明：

首先，来看年龄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原上海市民老年化加剧，新上海移民呈年轻化样态。而在新移民中，除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口外，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正是这种复杂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导致不同人口对法律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作用不同。例如年轻人口更容易接受现代法律文化，而老年人口可能更具有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上海的老年人口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由于更早地接受上海这一现代化都市的文化影响，不一定比新从乡村来的年轻人口对法律文化接受差。

其次，让我们来看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与上海法律文化生成的关系。种族问题在美国等国是重要的分析纬度，在我们国家，起码在上海不是突出问题。但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大都市，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对上海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具有重大影响。上海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人员、外国留学生、旅游观光人员等等，还包括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人口；同时上海还有巨大的来自安徽、山东、江西、湖南等内地进入的人口。这些人口在上海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上海法律文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会带来现代的法律文化，从内地落后地区来的人口带来更多传统法律文化，从而对上海法律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

以上我们对人口规模结构与法律文化生成关系的分析还很简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在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中，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都市空间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空间因素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征，又反过来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样态。我们这里讲的都市空间主要指都市的地理位置、街区的分布、居住的场所和交通的布局。都市生态学认为都市空间分配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布局。我们认为，都市空间的形态还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受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1）都市的地理位置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地理位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我们认为以下都市地理位置，对都市法律文化影响较大：沿海城市、商业重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更加方便，和现代文明接触更加频繁，所以法律文化较浓；而内陆城市相对闭塞，开放程度较低，所以法律文化力量较弱。商业重镇一般处于大江大河或其它交通便利之处，所以商贾云集，商业文化基础较好，而商业文化与法律文化更加接近。上海既是一个商业重镇，又是沿海城市，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故其商业可以说是 “生

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另一方面，上海身临环太平洋区域的前沿，和世界一些最发达地区的法律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上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我国法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对上海法律文化的培育也就不能忽视其地理位置因素的作用。

（2）都市街区的分布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街区的分布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反过来对都市法律文化又产生重要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建设应该考虑都市街区的布局所能发挥的作用。

首先，街区分布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在西方近代国家的都市里，由于其法律文化是以工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所以都市的中心或黄金地带往往是商业区，而非国家机关[2].一般而言，法律文化更重视社会而不是权力。例如上海市政府，原来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外滩，而现在则搬到人民广场，以及徐汇区等其他城区。我们认为这是上海法律文化进步的表现。

其次，街区分布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影响力。我国现在还有很多都市的黄金地段或中心城区是国家机关，典型的如北京。处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的机构，与一个城市或区域不同方向人口的距离基本相等，因此对城市各个方向的影响力是大致相等的。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商业区，表明商业文化在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商业文化影响力大；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权力机构，表明权力文化影响更为显著。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法律秩序的建立与法律文化的形成，更多的需要国家权力的推进，因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机关处于城市或城市区域的中心地带，既方便市民的接触，也有利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的传播，所以在一定的阶段是具有合理性的。

再次，都市街区的分布影响法律和法律文化的支配范围。例如在都市中心，法律及其文化处于支配地位；而在都市圈的城乡接合部非正式的制度及其文化往往具有很强的力量。又例如，在地面街区法律及其文化是主流；但在地铁等地下街区，往往有更多的违法和犯罪。

（3）居住场所和交通布局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居住和交通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法律文化，还是作为观念意识的法律文化都与其紧密相关。

首先，中国都市居住区域和交通布局更多受国家法律规划的控制。例如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改造的重要任务是住房问题。为此上海市政府在住宅布局规划、撤迁安置、功能配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种城市改造中呈现的法律行为，对市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影响巨大。

其次，都市居住和交通关系更多表现为正式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自然的血缘和习惯。都市的居住和出行方式跟乡村比较，更多符合法的要求、依靠法的运作。例如上海人的住宅基本关系是法律上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而不是亲戚朋友等血缘道德关系。水、电、煤气、保卫、环境等都依靠陌生人供给，彼此遵循法定或约定的规则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人们的居住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又是都市法律文化孕育的基本场所。又例如，在上海人们出门都离不开交通，很多人每天上下班花费在道路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不足为奇。现代的交通如轨道交通、地面交通、私人轿车等，没有一样离得开正式的法律规则的调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城市交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相应地，上海的交通布局和人们的交通行为方式将成为都市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和内容之一，也成为塑造都市法律文化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内在根据的社会因素

关于文化生成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对立的理论范式[3].首先是“唯心范式”与“唯物范式”的对立。作为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之一的韦伯认为，是人的文化观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形态和发展，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形式理性主义传统，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西方法律社会的形成，形式理性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轨迹。同样作为伟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先驱的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是“结构范式”与“互动范式”的对立。作为结构范式的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文化是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到个体之中，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互动范式则认为，文化是微观互动的个体的主观定义，互动产生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互动。

我们认为，“我在文化之中，文化在我心中”，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根植于作为结构性要素的社会存在，如现代都市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现代都市社会分层、现代都市社会组织、现代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等；但是在承认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前提下，个体的微观互动仍然是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途径，如现代组织的运作、现代性大众消费、市民与权力的互动、以及现代性仪式、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等。因此，这里既有对都市法律文化宏观结构背景的分析，又有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主体行动和主观意义的微观分析，是一种宏观结构背景下的行为分析。

1.现代产业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经济基础在于现代产业，现代化都市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即把工作划分为人们专门从事的许多不同的职业。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根据迪尔凯姆的看法，角色的专门化会加强社会团结。人们通过互相依赖，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有机的团结”，而不是作为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间的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相适应的是更多强调权利、平等和合作的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迪尔凯姆称为“协作性法律”，即现代法治和法律文化；与机械团结相一致的是更多强调义务、不平等和控制等以惩罚为中心的法律，或者因血缘、地域而不能不发生的道德、风俗、习惯性强制。[4]

现代都市产业结构[5]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世界上一些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主要是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基地。例如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的产业发展目标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和信息港，所以主要发展第三、第四产业。现代都市这种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因为这种产业具有更强的超越时空性，所以更依赖于信用机制。法治而非人治、正式的法律规则而非道德和惯例，才是现代都市产业需要的最根本的信用机制[6].例如，人们把终身积蓄的财富交给银行、投资基金、证券市场，不是因为了解这些组织的人品和道德，而是相信法律和法治。

所以，现代化产业的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法律环境的保障；同时，现代化的产业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表征。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就不可能有现代都市法律及其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深刻洞识。

2.大众消费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化的产业导致大众化消费。在现代都市里，大量的消费品被现代化的产业生产出来，大众消费成为现代都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区别于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最显著的标志[7].“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山珍海味、天下美食、国际名牌，这些在传统乡村社会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东西，都市普通百姓都能享用。随着大众消费在都市的普及，与之伴随着的消费文化也就进入千家万户。消费不仅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各种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制度、消费者维权活动、消费者组织在都市出现；消费信贷、消费保险、消费合同等现代法律制度和规则成为都市市民的生活常识。这样，现代的法律文化也就随着大众消费普及到普通市民身边。

不仅如此，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在传统社会或乡村，文化是一种奢侈品，所谓文化活动只限于所谓的精英阶层；而在现代都市，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产业，“文化工厂”、“文化消费”的概念已是司空见惯。因此过去只有少数权力精英和职业精英，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等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现在也能被大众所接触。总之，大众消费带来大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正是现代法律文化最重要的滋生土壤。

3.都市社会分层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中也处于支配地位。现代的社会学理论也认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除了经济地位，还应该包括权力、声望、文化资本等纬度[8]，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味和闲暇嗜好”[9].因此文化和社会阶级、阶层相关联，不同的阶层的法律文化多少是不一样的，其对法律文化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

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法治建立的社会基础。在现代都市，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概念，他可能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老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当今西方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里，人口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之所以是法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所以他们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既依赖法治的保障，又是法治秩序稳定的根基。所以，上海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同样不能忽视上海的社会阶层的因素。

4.现代都市社会组织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组织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组织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如医院），给我们的成长加上标记（如学校），并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看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殡仪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组织。韦伯最早对现代组织的兴起提出系统解释，他认为组织是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一种手段[10].现代组织是科层制，科层制这个词由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e de gournay）首先使用。他把一个名词“办公室”和一个来自希腊语的动词“统治”连在一起，因此科层制指官员的统治。在典型的科层制之下，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等级，所有的任务都由程序化的、严格的制度来控制。韦伯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科层制本身需要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来组织和运行，科层制使都市生活相应地“格式化”，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公行为和私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都必须按照理性的规则来进行。这种依照正式的、理性的规则来行事的特征，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5.政治权力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在现代都市环境下，政治权力无处不在，都市里集中了更多的官方机构和公权力的人，因此有更多的官员、警察、法庭等。这些政治权力与市民的互动，催生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传播。例如，都市政府与市民互为法律文化的主角，权力要受到公开监督，执法要经严格授权，并应程序公平；政府免费的公园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公民争取更充分休息权的诉求也得到了回应；公民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政务来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一样，政府控制的主要是政策、财政性资金等社会资源，这就会要求去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并严格依法行事；企业要求平等对待和自由的竞争，对政府规制提出合法合宪的法治要求。

在中国的都市，政治权力推进法律文化的力量往往更大。例如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根据市民社会产生法治的理论，上海应该有更多的法律文化。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北京而非上海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中心。北京有中国一流的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强大的媒体向全国传播着法律文化；更多的法律研究和实用型人才汇聚北京；最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产生于北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治是国家推进的而非市民社会演化的，国家权力和官方推动是法律文化的生成的主要力量。

三、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机理

法律文化的生成，通常的观点是基于国家的推动或者社会的自发生成，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二元对立关系，尽管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有走向重合的趋势；而我们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目前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现象。现代都市法律文化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作用的条件下生成、传播、并为民众接受并进而影响到国家与社会。

（一）都市法律文化的产生

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必须经由（通常是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创造出来。[11]法律文化在文化之中比较特殊，由于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它并不是简单地由单个的个人或者一个小的社会群体就可以产生的，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和社会的合力生产出来的。

国家以许多方式影响了法律文化的生成。其一、国家与地方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运用权力来塑造法律文化的基础——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国家对法律的内容和思想进行选择，按照其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进行法律制度的建构，国家以其权力为法律文化的生成作了方向性的选择，在多种可能性中确定某一种为主流的法律文化。其二、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法律文化生产的环境产生影响。国家在建立行政机构时，对机构的权力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有机构内部的限制，如内部监督部门；机构之间的限制，如相互分工制约；同时存在机构外部的限制，如舆论监督，公民信访等途径。这些对于行政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由于设定了良好的程序，使得行政权力的行使经过程序的过滤得以实现公正、平等，而对于法律文化的主体——公民来说，在参与行政行为的时候可以切实感受到法律制定的程序所追求的法律文化的精神。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周围的法律环境对于法律文化的产生与接受有着无比寻常的作用。其三、国家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文化的精神作出诠释。法律文化的形成还有赖于人们的法律观念，依赖于人们的法律信仰。我国学者谢晖指出：“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律是无望的。”[12]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些国家就会得到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13]国

家以公正严明的司法裁判，透明清楚的司法程序，体现法律追求目标的司法解释，对参与以及关注单个案件的个体会形成强烈的亲身感受，其判决的倾向性将会对个体的法律信仰的形成进而对于法律文化的生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社会是法律产生的基础。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意志性、强制力，且普遍有效的社会规范，法律产生并运行于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之中。而其在产生之初发生了异化，即在利益调适中更多地承担着维护专制特权统治秩序的角色，直到近代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并使国家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需要，民主精神和法律至上的要求才得到确认和弘扬。[14]近代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孕育了法律。而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是形成法律观念和建立法律国家的根本性因素，正如郝铁川教授所述：“现代法律建立在相异的多元化所有制（产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经济基础之上。”[15]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律最初始的根源。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这些社会分工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在那些从事同一职业活动的人们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就其性质来说，可以视为职业群体内部的共同价值观念，它对职业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而这些职业道德为了让社会中的个体一进入这个圈子就遵循这些规则，就有了让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的需求，而国家为了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有必要用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业的行为。这样社会生成的规则就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

国家与社会在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文化的生产，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手段。首先，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瞻性的了解。法律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其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律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而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应该作为法律文化的共同价值基础。恰如杜尔凯姆的观点，社会整合的基础不是卢梭所说的理性契约，不是斯宾塞所说的出于利益的自由竞争，也不是孔德所说的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整合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它使理性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使利益竞争得以进行；法律制裁得以实施；国家权力得以执行。[16]

（二）都市法律文化的传播

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所有文化的。相反，各种文化客体基于社会化组织的生产和文化传播，达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也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是文化如何传播的结果。[17]

文化传播的拥有和控制，以及哪些内容被传播，涉及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大众传媒在都市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来自各种媒体。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国家控制了大众传媒的主流声音，如报纸、电视台、广播，国家对其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国家有倾向性地报道、宣传一些事件，在公民中大范围地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改变或者建立起其对于法律文化的理念。如孙志刚事件，国家完全有能力将该事件压下，使其无法见诸于任何文字，但国家任由媒体渲染、评论，这是因为国家为建立法律对公民做意识上的引导。权利意识和人权观念是法律文化的基础，如果公民缺乏这些意识，法律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媒体的持续性大范围的宣传将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反思。国家继而又在法律上做出合乎民众期待的反应，则使大众本来尚存的疑惑变为清晰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建立或者改变正是国家运用传媒进行法律文化传播的目的。

都市的教育异常发达，作为大众意识形态建立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家将教育作为法律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全国大范围的普法运动，也包括从中学开始的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国家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和享受，是一种沟通人与人的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都市法律文化是集体创造的结晶，当然也离不开都市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尤其是在都市群体文化中，人们通过参与群体性的活动，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了都市法律文化的发展。国家控制了大量的传媒工具，但是无法控制所有的媒体，互联网以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大大加强了社会个体的交流技能，而且不必担心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都市人群的娱乐活动丰富，有大量的互相接触的机会，口口相传对法规或者案件的评述时常影响另外的个体。都市法律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法律知识的传播。法学的演讲，对时事的评论等活动也对个体进行教育。

（三）都市法律文化的接受

所谓“文化”，就是指特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套习惯性思维或行为方式，是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的总称；如果人的言行不符合当地文化，就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反对、指责甚至压制。[18]法律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其最终目的是让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且按照既定的规则模式行事。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以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为社会成员之间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相互行为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准。其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更重要的是，法律文化价值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的立场。每个社会成员接受了一套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念，也就类似于形成托马斯所讲的共同的”情境定义“，他们在行为和互动过程中就会处于它的指导之下，遵循法律文化价值中所内含的以及引申出来的规范要求，并以此来规定、控制和协调相互交往的联系和冲突。当这种相互交往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19]，同时，也正是在共同价值观念的作用下，这些制度化规则才具有了合法性，得以有效的运转。

国家在传播法律文化时运用了主动的灌输式的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灌输法律规范的层面上，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成员了解国家法律文化的取向，并鼓励或者强制大家遵守国家既定的规范。而这种情况下民众

对法律文化的接受是有限的，大家了解了一些法律规范，也照着这些规范去做了，但是其并不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去做，而大部分仅仅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我将受到何种惩罚。这种被哈特称为“外在观点”的看法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毕竟通过国家的传播、教育等能理解“法律”精神的社会成员是少数。而大多数按照规范去行为，又了解规范的背后意义的社会成员是从行动中得到感性认识的，这种面对自身利益或者感受另一个体利益因受到规范的约束而变化的认识，使社会个体真正体会了规范的内涵，并进而接受它。一个个体在进行一项诉讼的过程中，会去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会去了解司法制度，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他便内在地接受了法律的理念。而在社会成员进行经济交往时，最重要的是信赖利益，信任产生于值得信任的行为，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取决于该社会的习惯、习俗以及规范——简单地说取决于文化。这种行为模式是参与到这一行为中来的每个人都遵守并且长久地保存下来的。每一个想要参与进来的人都必须事先了解这些规范，并且他也乐意去了解它，因为他想知道这些规范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利益。在经济交往中的个体的行动在相互影响着，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就已接受了这些规范。规范对于社会个体对规范的接受来说提供了一个范本和目标，而行动却是社会个体达到接受规范的途径，同时行动在不断打破规范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规范。

（四）都市法律文化的固化

文化最终都会有一个物质形态以及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表征，固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社会个体对文化接受的表现，大家接受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社会个体对物质形态、制度规范以及行为模式的创造、选择、使用上来，法律文化也不例外。

法律是严肃的，不能随意更改，例如法庭被建造得庄严肃穆，人们对于法律的尊敬被完全复制到了法庭这个建筑上。法律的价值其实与法庭的建筑样式并无关系，但是人们在对法律产生了敬畏之心后，潜意识里觉得法庭就应该被建造的庄严肃穆，使人看到法庭就被一种严肃的气氛所笼罩，这种对法律文化价值的品位已经被凝固住了，所以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庭、法院的建筑都是显得十分威严，而这种威严并不仅仅是权力的体现，它所反映的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法律追求公平、平等，于是天平被用来当作法律的标志，独角兽被尊为法律的象征。建筑、标志都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大众对文化的看法。又例如，在我看来，法官这一形象已经不是一个人物形象，而应该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是一个能对事实做出公正裁判的法律的替身。可以感受到的是，当一个社会个体听到“法官”这个词汇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他是谁，是哪个人，而是他能公正的断案，能给出公平的判决。这样的情况就是法律文化氛围内法官形象的固化。当然法官的着装、法庭的设置、用语、程序都有助于法官形象的固化，然而应该明确的是，最终能使法律文化固化下来的还是法的精神。

社会中的个体以及群体的价值选择是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在互相冲击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妥协，否则将会出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在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当这种相互交往的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而规则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人们在接受了规则之后的行为就变得合乎常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反映法律文化的行为就被固化下来。就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基于共同的认识，创立了交通法规，民众根据交通法规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这样日常性的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大家再做出相同的行为时就会变得无意识，并不需要刻意去做这件事，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注释：

[1]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2]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3] 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6－16页。

[4]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319－320页。

[5] 现代产业主要分为四类：以农业为典型的第一产业；以制造业为典型的第二产业；以金融服务业为典型的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生产和信息服务业为典型的第四产业。　第二、三、四产业一般都布局在都市。

[6] 参见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27－62页。

[7] 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第143－175页。

[8] 李培林、李强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第6页。

[9] 转引自[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74页。

[10]见[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38－441页。

[11]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2]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3页。

[13] [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西方法律思想史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14] 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7-148页。

[15] 郝铁川：现代法治“尚异”，检察日报，2000 年3月5日。

[16] 参见郑杭生、洪大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7]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上海文化论文例9

一、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基本前提的生态环境

研究都市的法律文化，首先要抓住“都市”这一基本要素。都市给人的最表象的特征就是它不同于乡村的生态环境，都市法律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生成和演化的。所谓都市生态环境是借用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概念，即对植物、动物机体适应环境的研究。在自然界，有机体通常系统地分布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从而实现物种之间的某种依赖和平衡状态。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首先将生态概念运用于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探讨城市空间分布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提出城市布局的 “同心圆理论”[1].我们这里借用生态环境的概念，对都市人口、地理、街区、交通、资源、居住等“自然因素”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前提，展现都市法律文化区别于现代乡村等其它法律文化的都市特色。当然这种分析需要大量的微观实证的考察，在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基本的轮廓和进一步研究的进路。

1.都市人口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与乡村一个最明显的自然特征就是人多且成份复杂。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与都市人口有复杂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基本的，即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

（1）都市人口规模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单位空间人口规模扩大，导致对人口的管理更依赖普遍性的规则，并且趋向理性化，如果只依靠个别调整或非理性方法，不仅成本巨大，而结果必然是混乱；众多的人口在争夺都市资源过程中，像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情形一样，必然产生分化，各自占据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职业位置，导致有秩序的“生态分布”，并形成“共生”和“依赖”的“生物链”；由于“见多不怪”，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注的可能性减少，出现都市人的“冷漠”现象，不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都市成为“陌生人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增强。可见在都市里，人们更容易具有理性的观念、遵守普遍规则的观念、秩序观念、个人权利的观念等等，而这些正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元素。

由于人口众多，从总体上原子化程度提高，但是在微观层面，更容易形成“亚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与乡村比较，人们在都市众多的人口中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兴趣、爱好或利益相同的人群，从而结成小的生活圈。所以都市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如行会、协会、同乡会、职业团体等等，在这些组织里有它自身的规则和文化，更能实现“自我统治”。这正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土壤，而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社会基础。

人口众多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一点，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特别重要。上海有近1800万人口，每天还有30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而上海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和充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环境卫生意识较差、个别地区秩序比较混乱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现象除了市民法律素质问题之外，可能更多是人口与城市的承受能力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而不是“主观问题”。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大量的贫民区的法律文化较差，一个人到了贫民区也就“不守规矩”起来，到了高尚区就变得 “循规蹈矩”。这同样不只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物质基础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是我们考察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应采取的唯物主义观点。

（2）都市人口结构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人口与都市文化生成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都市人口的复杂结构，主要有年龄、性别、种族或国别等。我们以上海为例说明：

首先，来看年龄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原上海市民老年化加剧，新上海移民呈年轻化样态。而在新移民中，除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口外，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正是这种复杂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导致不同人口对法律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作用不同。例如年轻人口更容易接受现代法律文化，而老年人口可能更具有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上海的老年人口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由于更早地接受上海这一现代化都市的文化影响，不一定比新从乡村来的年轻人口对法律文化接受差。

其次，让我们来看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与上海法律文化生成的关系。种族问题在美国等国是重要的分析纬度，在我们国家，起码在上海不是突出问题。但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大都市，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对上海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具有重大影响。上海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人员、外国留学生、旅游观光人员等等，还包括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人口；同时上海还有巨大的来自安徽、山东、江西、湖南等内地进入的人口。这些人口在上海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上海法律文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会带来现代的法律文化，从内地落后地区来的人口带来更多传统法律文化，从而对上海法律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

以上我们对人口规模结构与法律文化生成关系的分析还很简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在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中，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都市空间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空间因素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征，又反过来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样态。我们这里讲的都市空间主要指都市的地理位置、街区的分布、居住的场所和交通的布局。都市生态学认为都市空间分配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布局。我们认为，都市空间的形态还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受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1）都市的地理位置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地理位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我们认为以下都市地理位置，对都市法律文化影响较大：沿海城市、商业重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更加方便，和现代文明接触更加频繁，所以法律文化较浓；而内陆城市相对闭塞，开放程度较低，所以法律文化力量较弱。商业重镇一般处于大江大河或其它交通便利之处，所以商贾云集，商业文化基础较好，而商业文化与法律文化更加接近。上海既是一个商业重镇，又是沿海城市，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故其商业可以说是 “生

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另一方面，上海身临环太平洋区域的前沿，和世界一些最发达地区的法律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上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我国法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对上海法律文化的培育也就不能忽视其地理位置因素的作用。

（2）都市街区的分布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街区的分布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反过来对都市法律文化又产生重要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建设应该考虑都市街区的布局所能发挥的作用。

首先，街区分布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在西方近代国家的都市里，由于其法律文化是以工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所以都市的中心或黄金地带往往是商业区，而非国家机关[2].一般而言，法律文化更重视社会而不是权力。例如上海市政府，原来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外滩，而现在则搬到人民广场，以及徐汇区等其他城区。我们认为这是上海法律文化进步的表现。

其次，街区分布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影响力。我国现在还有很多都市的黄金地段或中心城区是国家机关，典型的如北京。处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的机构，与一个城市或区域不同方向人口的距离基本相等，因此对城市各个方向的影响力是大致相等的。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商业区，表明商业文化在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商业文化影响力大；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权力机构，表明权力文化影响更为显著。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法律秩序的建立与法律文化的形成，更多的需要国家权力的推进，因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机关处于城市或城市区域的中心地带，既方便市民的接触，也有利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的传播，所以在一定的阶段是具有合理性的。

再次，都市街区的分布影响法律和法律文化的支配范围。例如在都市中心，法律及其文化处于支配地位；而在都市圈的城乡接合部非正式的制度及其文化往往具有很强的力量。又例如，在地面街区法律及其文化是主流；但在地铁等地下街区，往往有更多的违法和犯罪。

（3）居住场所和交通布局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居住和交通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法律文化，还是作为观念意识的法律文化都与其紧密相关。

首先，中国都市居住区域和交通布局更多受国家法律规划的控制。例如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改造的重要任务是住房问题。为此上海市政府在住宅布局规划、撤迁安置、功能配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种城市改造中呈现的法律行为，对市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影响巨大。

其次，都市居住和交通关系更多表现为正式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自然的血缘和习惯。都市的居住和出行方式跟乡村比较，更多符合法的要求、依靠法的运作。例如上海人的住宅基本关系是法律上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而不是亲戚朋友等血缘道德关系。水、电、煤气、保卫、环境等都依靠陌生人供给，彼此遵循法定或约定的规则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人们的居住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又是都市法律文化孕育的基本场所。又例如，在上海人们出门都离不开交通，很多人每天上下班花费在道路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不足为奇。现代的交通如轨道交通、地面交通、私人轿车等，没有一样离得开正式的法律规则的调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城市交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相应地，上海的交通布局和人们的交通行为方式将成为都市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和内容之一，也成为塑造都市法律文化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内在根据的社会因素

关于文化生成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对立的理论范式[3].首先是“唯心范式”与“唯物范式”的对立。作为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之一的韦伯认为，是人的文化观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形态和发展，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形式理性主义传统，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西方法律社会的形成，形式理性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轨迹。同样作为伟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先驱的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是“结构范式”与“互动范式”的对立。作为结构范式的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文化是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到个体之中，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互动范式则认为，文化是微观互动的个体的主观定义，互动产生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互动。

我们认为，“我在文化之中，文化在我心中”，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根植于作为结构性要素的社会存在，如现代都市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现代都市社会分层、现代都市社会组织、现代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等；但是在承认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前提下，个体的微观互动仍然是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途径，如现代组织的运作、现代性大众消费、市民与权力的互动、以及现代性仪式、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等。因此，这里既有对都市法律文化宏观结构背景的分析，又有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主体行动和主观意义的微观分析，是一种宏观结构背景下的行为分析。

1.现代产业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经济基础在于现代产业，现代化都市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即把工作划分为人们专门从事的许多不同的职业。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根据迪尔凯姆的看法，角色的专门化会加强社会团结。人们通过互相依赖，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有机的团结”，而不是作为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间的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相适应的是更多强调权利、平等和合作的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迪尔凯姆称为“协作性法律”，即现代法治和法律文化；与机械团结相一致的是更多强调义务、不平等和控制等以惩罚为中心的法律，或者因血缘、地域而不能不发生的道德、风俗、习惯性强制。[4]

现代都市产业结构[5]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世界上一些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主要是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基地。例如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的产业发展目标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和信息港，所以主要发展第三、第四产业。现代都市这种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因为这种产业具有更强的超越时空性，所以更依赖于信用机制。法治而非人治、正式的法律规则而非道德和惯例，才是现代都市产业需要的最根本的信用机制[6].例如，人们把终身积蓄的财富交给银行、投资基金、证券市场，不是因为了解这些组织的人品和道德，而是相信法律和法治。

所以，现代化产业的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法律环境的保障；同时，现代化的产业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表征。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就不可能有现代都市法律及其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深刻洞识。

2.大众消费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化的产业导致大众化消费。在现代都市里，大量的消费品被现代化的产业生产出来，大众消费成为现代都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区别于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最显著的标志[7].“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山珍海味、天下美食、国际名牌，这些在传统乡村社会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东西，都市普通百姓都能享用。随着大众消费在都市的普及，与之伴随着的消费文化也就进入千家万户。消费不仅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各种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制度、消费者维权活动、消费者组织在都市出现；消费信贷、消费保险、消费合同等现代法律制度和规则成为都市市民的生活常识。这样，现代的法律文化也就随着大众消费普及到普通市民身边。

不仅如此，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在传统社会或乡村，文化是一种奢侈品，所谓文化活动只限于所谓的精英阶层；而在现代都市，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产业，“文化工厂”、“文化消费”的概念已是司空见惯。因此过去只有少数权力精英和职业精英，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等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现在也能被大众所接触。总之，大众消费带来大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正是现代法律文化最重要的滋生土壤。

3.都市社会分层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中也处于支配地位。现代的社会学理论也认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除了经济地位，还应该包括权力、声望、文化资本等纬度[8]，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味和闲暇嗜好”[9].因此文化和社会阶级、阶层相关联，不同的阶层的法律文化多少是不一样的，其对法律文化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

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法治建立的社会基础。在现代都市，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概念，他可能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老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当今西方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里，人口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之所以是法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所以他们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既依赖法治的保障，又是法治秩序稳定的根基。所以，上海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同样不能忽视上海的社会阶层的因素。

4.现代都市社会组织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组织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组织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如医院），给我们的成长加上标记（如学校），并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看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殡仪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组织。韦伯最早对现代组织的兴起提出系统解释，他认为组织是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一种手段[10].现代组织是科层制，科层制这个词由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e de gournay）首先使用。他把一个名词“办公室”和一个来自希腊语的动词“统治”连在一起，因此科层制指官员的统治。在典型的科层制之下，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等级，所有的任务都由程序化的、严格的制度来控制。韦伯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科层制本身需要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来组织和运行，科层制使都市生活相应地“格式化”，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公行为和私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都必须按照理性的规则来进行。这种依照正式的、理性的规则来行事的特征，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5.政治权力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在现代都市环境下，政治权力无处不在，都市里集中了更多的官方机构和公权力的人，因此有更多的官员、警察、法庭等。这些政治权力与市民的互动，催生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传播。例如，都市政府与市民互为法律文化的主角，权力要受到公开监督，执法要经严格授权，并应程序公平；政府免费的公园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公民争取更充分休息权的诉求也得到了回应；公民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政务来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一样，政府控制的主要是政策、财政性资金等社会资源，这就会要求去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并严格依法行事；企业要求平等对待和自由的竞争，对政府规制提出合法合宪的法治要求。

在中国的都市，政治权力推进法律文化的力量往往更大。例如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根据市民社会产生法治的理论，上海应该有更多的法律文化。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北京而非上海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中心。北京有中国一流的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强大的媒体向全国传播着法律文化；更多的法律研究和实用型人才汇聚北京；最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产生于北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治是国家推进的而非市民社会演化的，国家权力和官方推动是法律文化的生成的主要力量。

三、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机理

法律文化的生成，通常的观点是基于国家的推动或者社会的自发生成，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二元对立关系，尽管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有走向重合的趋势；而我们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目前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现象。现代都市法律文化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作用的条件下生成、传播、并为民众接受并进而影响到国家与社会。

（一）都市法律文化的产生

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必须经由（通常是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创造出来。[11]法律文化在文化之中比较特殊，由于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它并不是简单地由单个的个人或者一个小的社会群体就可以产生的，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和社会的合力生产出来的。

国家以许多方式影响了法律文化的生成。其一、国家与地方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运用权力来塑造法律文化的基础——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国家对法律的内容和思想进行选择，按照其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进行法律制度的建构，国家以其权力为法律文化的生成作了方向性的选择，在多种可能性中确定某一种为主流的法律文化。其二、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法律文化生产的环境产生影响。国家在建立行政机构时，对机构的权力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有机构内部的限制，如内部监督部门；机构之间的限制，如相互分工制约；同时存在机构外部的限制，如舆论监督，公民等途径。这些对于行政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由于设定了良好的程序，使得行政权力的行使经过程序的过滤得以实现公正、平等，而对于法律文化的主体——公民来说，在参与行政行为的时候可以切实感受到法律制定的程序所追求的法律文化的精神。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周围的法律环境对于法律文化的产生与接受有着无比寻常的作用。其三、国家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文化的精神作出诠释。法律文化的形成还有赖于人们的法律观念，依赖于人们的法律信仰。我国学者谢晖指出：“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律是无望的。”[12]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些国家就会得到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13]国

家以公正严明的司法裁判，透明清楚的司法程序，体现法律追求目标的司法解释，对参与以及关注单个案件的个体会形成强烈的亲身感受，其判决的倾向性将会对个体的法律信仰的形成进而对于法律文化的生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社会是法律产生的基础。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意志性、强制力，且普遍有效的社会规范，法律产生并运行于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之中。而其在产生之初发生了异化，即在利益调适中更多地承担着维护专制特权统治秩序的角色，直到近代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并使国家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需要，民主精神和法律至上的要求才得到确认和弘扬。[14]近代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孕育了法律。而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是形成法律观念和建立法律国家的根本性因素，正如郝铁川教授所述：“现代法律建立在相异的多元化所有制（产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经济基础之上。”[15]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律最初始的根源。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这些社会分工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在那些从事同一职业活动的人们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就其性质来说，可以视为职业群体内部的共同价值观念，它对职业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而这些职业道德为了让社会中的个体一进入这个圈子就遵循这些规则，就有了让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的需求，而国家为了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有必要用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业的行为。这样社会生成的规则就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

国家与社会在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文化的生产，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手段。首先，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瞻性的了解。法律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其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律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而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应该作为法律文化的共同价值基础。恰如杜尔凯姆的观点，社会整合的基础不是卢梭所说的理性契约，不是斯宾塞所说的出于利益的自由竞争，也不是孔德所说的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整合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它使理性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使利益竞争得以进行；法律制裁得以实施；国家权力得以执行。[16]

（二）都市法律文化的传播

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所有文化的。相反，各种文化客体基于社会化组织的生产和文化传播，达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也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是文化如何传播的结果。[17]

文化传播的拥有和控制，以及哪些内容被传播，涉及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大众传媒在都市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来自各种媒体。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国家控制了大众传媒的主流声音，如报纸、电视台、广播，国家对其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国家有倾向性地报道、宣传一些事件，在公民中大范围地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改变或者建立起其对于法律文化的理念。如孙志刚事件，国家完全有能力将该事件压下，使其无法见诸于任何文字，但国家任由媒体渲染、评论，这是因为国家为建立法律对公民做意识上的引导。权利意识和人权观念是法律文化的基础，如果公民缺乏这些意识，法律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媒体的持续性大范围的宣传将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反思。国家继而又在法律上做出合乎民众期待的反应，则使大众本来尚存的疑惑变为清晰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建立或者改变正是国家运用传媒进行法律文化传播的目的。

都市的教育异常发达，作为大众意识形态建立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家将教育作为法律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全国大范围的普法运动，也包括从中学开始的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国家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和享受，是一种沟通人与人的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都市法律文化是集体创造的结晶，当然也离不开都市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尤其是在都市群体文化中，人们通过参与群体性的活动，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了都市法律文化的发展。国家控制了大量的传媒工具，但是无法控制所有的媒体，互联网以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大大加强了社会个体的交流技能，而且不必担心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都市人群的娱乐活动丰富，有大量的互相接触的机会，口口相传对法规或者案件的评述时常影响另外的个体。都市法律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法律知识的传播。法学的演讲，对时事的评论等活动也对个体进行教育。

（三）都市法律文化的接受

所谓“文化”，就是指特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套习惯性思维或行为方式，是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的总称；如果人的言行不符合当地文化，就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反对、指责甚至压制。[18]法律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其最终目的是让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且按照既定的规则模式行事。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以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为社会成员之间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相互行为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准。其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更重要的是，法律文化价值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的立场。每个社会成员接受了一套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念，也就类似于形成托马斯所讲的共同的”情境定义“，他们在行为和互动过程中就会处于它的指导之下，遵循法律文化价值中所内含的以及引申出来的规范要求，并以此来规定、控制和协调相互交往的联系和冲突。当这种相互交往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19]，同时，也正是在共同价值观念的作用下，这些制度化规则才具有了合法性，得以有效的运转。

国家在传播法律文化时运用了主动的灌输式的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灌输法律规范的层面上，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成员了解国家法律文化的取向，并鼓励或者强制大家遵守国家既定的规范。而这种情况下民众

对法律文化的接受是有限的，大家了解了一些法律规范，也照着这些规范去做了，但是其并不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去做，而大部分仅仅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我将受到何种惩罚。这种被哈特称为“外在观点”的看法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毕竟通过国家的传播、教育等能理解“法律”精神的社会成员是少数。而大多数按照规范去行为，又了解规范的背后意义的社会成员是从行动中得到感性认识的，这种面对自身利益或者感受另一个体利益因受到规范的约束而变化的认识，使社会个体真正体会了规范的内涵，并进而接受它。一个个体在进行一项诉讼的过程中，会去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会去了解司法制度，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他便内在地接受了法律的理念。而在社会成员进行经济交往时，最重要的是信赖利益，信任产生于值得信任的行为，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取决于该社会的习惯、习俗以及规范——简单地说取决于文化。这种行为模式是参与到这一行为中来的每个人都遵守并且长久地保存下来的。每一个想要参与进来的人都必须事先了解这些规范，并且他也乐意去了解它，因为他想知道这些规范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利益。在经济交往中的个体的行动在相互影响着，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就已接受了这些规范。规范对于社会个体对规范的接受来说提供了一个范本和目标，而行动却是社会个体达到接受规范的途径，同时行动在不断打破规范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规范。

（四）都市法律文化的固化

文化最终都会有一个物质形态以及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表征，固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社会个体对文化接受的表现，大家接受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社会个体对物质形态、制度规范以及行为模式的创造、选择、使用上来，法律文化也不例外。

法律是严肃的，不能随意更改，例如法庭被建造得庄严肃穆，人们对于法律的尊敬被完全复制到了法庭这个建筑上。法律的价值其实与法庭的建筑样式并无关系，但是人们在对法律产生了敬畏之心后，潜意识里觉得法庭就应该被建造的庄严肃穆，使人看到法庭就被一种严肃的气氛所笼罩，这种对法律文化价值的品位已经被凝固住了，所以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庭、法院的建筑都是显得十分威严，而这种威严并不仅仅是权力的体现，它所反映的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法律追求公平、平等，于是天平被用来当作法律的标志，独角兽被尊为法律的象征。建筑、标志都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大众对文化的看法。又例如，在我看来，法官这一形象已经不是一个人物形象，而应该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是一个能对事实做出公正裁判的法律的替身。可以感受到的是，当一个社会个体听到“法官”这个词汇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他是谁，是哪个人，而是他能公正的断案，能给出公平的判决。这样的情况就是法律文化氛围内法官形象的固化。当然法官的着装、法庭的设置、用语、程序都有助于法官形象的固化，然而应该明确的是，最终能使法律文化固化下来的还是法的精神。

社会中的个体以及群体的价值选择是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在互相冲击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妥协，否则将会出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在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当这种相互交往的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而规则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人们在接受了规则之后的行为就变得合乎常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反映法律文化的行为就被固化下来。就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基于共同的认识，创立了交通法规，民众根据交通法规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这样日常性的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大家再做出相同的行为时就会变得无意识，并不需要刻意去做这件事，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注释：

[1]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2]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3] 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6－16页。

[4]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319－320页。

[5] 现代产业主要分为四类：以农业为典型的第一产业；以制造业为典型的第二产业；以金融服务业为典型的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生产和信息服务业为典型的第四产业。　第二、三、四产业一般都布局在都市。

[6] 参见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27－62页。

[7] 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第143－175页。

[8] 李培林、李强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第6页。

[9] 转引自[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74页。

[10]见[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38－441页。

[11]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2]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3页。

[13] [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西方法律思想史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14] 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7-148页。

[15] 郝铁川：现代法治“尚异”，检察日报，2000 年3月5日。

[16] 参见郑杭生、洪大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7]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上海文化论文例10

有人这样描述上世纪三十年代首都南迁后北平的萧条：“王公贵族和官僚衙门破败了，许多院子里种了庄稼，成了菜园，城里原没有什么商业工业，供奢侈享乐的娱乐业一下子萎缩”。1而上海在西方资本的迅速扩张和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平地而起地发展、繁荣了起来。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当年的上海不仅人多，也杂。外国人之多，国籍之杂，故被称为世界主义的城市。多元的文化冲击交隔着租界林立的上海，使上海充满着自由的精神。王琦瑶就生活在这个开放的时代里，本来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女子还是足不出户的，而《长恨歌》中的主人公王琦瑶却敢在上海这个特定的背景下去拍照片，并被上海生活杂志选为“沪上淑媛”，照片被登上了杂志，煞是惹人艳羡。从这就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的自由和开放。当选“上海小姐”后她出席庆典剪彩，被人青睐、宠爱。这样的女学生及其生活方式在商业文化异常繁荣发达的上海之外是无法想像的。而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的生涯，更是上海自由生活方式的最集中的体现。作者曾这样写到，“那是用闲置的青春和独守的更岁作代价的人间仙境”，“不甘于平凡，好作奇思异想的女人，谁不想做‘爱丽丝’？”，“这城市的自由真不少，机会却不多，最终能走进这公寓的，可说是‘爱丽丝’的精英”。2甚至在王琦瑶搬进平安里后未婚怀孕，都未能激起平安里的多的涟漪。小说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有时，平安里的柴米夫妻为些日常小事吵起来，那女的会说：我不如去做三十九号里的王琦瑶呢！男的就嘲笑道：你去做呀，你有那本事吗？女的便哑然。也有时是反过来，那男的先说：你看你，你再看三十九号里的王琦瑶！那女的则说：你养得起吗？你养得起我就做得起！男的也哑然。以此可见，平安里的内心其实并不轻视王琦瑶的。甚至还藏有几分艳羡”。2这充分说明了自由促进了宽容，宽容又给予自由更大的空间，这种特有的文化环境给予了一个上海孤弱女子四十年的平静生活。

城市的时尚通常是城市之中的某种大规模运动。时尚的潮流和讯息一般体现在城市人的服装、发型、言辞、社交以及偶像崇拜等方面，并且时尚在极大的范围内还主宰着城市人的趣味。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一直都引领着时尚的潮流。当然，对主人公王琦瑶来说，时尚的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成为时尚的先锋。王琦瑶从来不会为人生的意义或为国家与革命这一类重大问题伤神，她在时尚中发现了一个能够竞技的舞台，并为之倾入了所有的心血，“这是一个女人的风头，淮海路上的争奇斗艳的女孩，要的不就是她？那一代接一代的新潮流，推波助澜的，不就是抢上一个风头？”2的确，王琦瑶的竞技场所就是各种派对、照相馆、选美或者舞会。曾有一道诗这样赞美上海的飞速繁荣：“穷奢极丽筑洋楼，亘古繁华第一州，行遍申江三十里，令人过去又回头”。3“一九五四年底的上海，是花团锦簇的上海，那夜夜歌舞因了日本投降而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其实那歌舞是不问时事的心，只由着快乐的天性”。2这段话准确地概括出了上海文化的繁荣与时尚。从“沪上淑媛”到“上海小姐”的当选是王琦瑶生命中的辉煌历程，“喜庆的鞭炮是一连串的，窗玻璃的灯光是赤橙青蓝”。投票的方式也是充满了万种风流。决赛中载歌载舞，歌唱、舞蹈、京剧轮番上场，有声有色。这就像当今社会流行的选秀活动一样，也是一轮一轮进行角逐。王琦瑶在红白两色康乃馨的簇拥下，哀怒娇羞，惹人怜爱地登场了，这场面不乏浪漫与时尚。

外来语也是上海文化时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方面。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本民族语言往往要从别的民族语言词汇里借用一些外来语，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词汇，汉话普通话如此，方言也是如此。上海以前被称为“十里洋场”，洋人云集，因此上海话中的外来语也比较丰富。如“拉司卡”，它是英语Lastar的音译，原意为“最后一张牌”，但上海人只取其“最后”的意思。如“拉司卡一块洋钿”，“只剩拉司卡一个人”等。再如“毕的生司”是英语emptycents的间译，empty是“空”的意思，cent是“分币”，上海人用它来表达“身无分文”，如说“袋袋里毕的生司”，这个词也有人写做“瘪的生司”，“瘪”字比“毕”更为生动传神。在《长恨歌》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外来语，如“老克腊”它来自英语colour，“表示那个殖民地文化的时代特征”。，而在上海人眼中这是“某一类风流人物，尤以五十和六十年代盛行”。还有文中吴佩珍带王琦瑶去片场玩的一段，她们不停地听到“开麦拉”的叫声，“开麦拉”来自英语camera，是“照相机、摄影机”的意思，在这里是“开始用摄影机摄像”的意思。（作者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