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政策论文例1

突出办刊特色，创建名牌期刊首先，期刊的采编人员要对稿件进行甄别和选择，从源头上保证科技信息的准确、有效。借助专家库这一优势资源，先期优化选择，缩小农民的选择范围。根据办刊宗旨、农业产业调整和重点领域的变化，调整报道重点，有针对性地确定阶段性的办刊目标。根据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政策的倾斜与调整来策划选题，从而增强刊发文章的指导性、时效性和多样性，及时、准确地报道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其次，农业期刊要确定刊物的类别，是学术还是科普期刊。学术期刊要增强自身的推广作用，与科普类期刊实现有针对性的链接，把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果第一时间介绍给农民，配合科技工作者做好农技推广工作。再次，期刊要确定自己的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期刊需求。要建立自己的读者群，积极接受读者反馈的建议，使读者成为期刊的共建者，不断整合编者、作者与读者的智慧，增强期刊的凝聚力和办刊水平。此外，期刊还要开辟专栏，创建名牌期刊。名刊名栏是期刊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可以吸引学术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一线农艺师为期刊撰写文章，形成稳定、有序的作者群；另一方面，设置专栏有助于不同学者展开学术讨论，使期刊的内容更加丰富、信息编排更为紧密集中，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去订阅期刊，真正实现期刊作为信息媒介服务“三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的。

2加强与农林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

缩短发稿时间，及时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以农业期刊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与各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减少重复性的研究，同时，缩短发文时间，这就要求期刊要拓展稿源，建立稳定的作者群，从优质的作品中选编刊发。编辑也要树立时间意识，加大编审力度，把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一时间出去，实现农业科技服务农民的目的。

培养高效的复合型人才当今社会是信息的时代，网络刊物，手机阅读已经成为未来期刊发展的方向，农业期刊也不例外。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资源库已经收录了各类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以及各高校优秀的硕博士论文，极大地满足了农业科技者浏览、学习、交流的需求。随着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建立“农业数字期刊群”实现农业期刊的免费浏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期刊要想长足发展，实现服务“三农”的目标，除了要有稳定的作者群提供优质的稿件外，还需要业务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编辑人员要熟练掌握、应用多媒体等网络技术，通过定期的培训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人才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4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提高期刊的办刊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工业、服务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逐步提高农技推广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依靠政策积极有效地促进农业期刊的发展。

5建立过刊赠送制度

延伸期刊的读者群，增加传播手段期刊是连续性的出版物，期刊社每期刊印都有剩余，部分期刊积压形成过刊。可以把这些过刊免费发放到农民手中，继续发挥作用。此外，农业类期刊有着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期刊可以合理利用这一资源，把作为作者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作为读者的农民有效连接在一起，定期组织专家赴实地进行农业考察技术推广，将科技信息的供体和受体联系起来，形成良性的科技生态链，巩固期刊的科技纽带作用。

三农政策论文例2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语道破天机。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三农问题的“穷根”。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传统社会，离开了政府推动、政策和制度引导，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将只能是步履蹒跚甚至寸步难行。

一、农业高新技术的含义

所谓农业高新技术，是指能广泛用于农业领域的，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并能形成新型农业产业的高技术和新技术。包括国家科技部认定的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7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相关内容。但目前具体应用于现代农业，主要指农业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酶技术和发酵技术等)、农业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农业应用和各种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网络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包括各种温室技术、无土栽培技术)、节水农业技术(改善地面灌溉系统和滴、微灌、喷灌技术)、核技术(用于农业育种技术)、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带电脑程序控制)、农产品精加工技术、遥感遥测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激光平地)等。

二、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

1.传统农业的经济增长潜力有限

传统农业是一种技术状态和资源要素水平长期内大致保持稳定不变的农业状态，经过世代适应，各种生产要素已达到最佳配合，但由于其物质和能量的低层次循环，其内部发展的潜力有限，由于其生产工具以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力、畜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是其主要生产资源因子，新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而造成了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双重低下。概而言之，传统农业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产业；

第二，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不前；

第三，传统农业中的劳动者文化素质差；

第四，传统农业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强；

第五，传统农业是一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由此可见，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2.现代农业与农业高新技术相辅相成

现代农业是一个由市场导向的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产业群体。从农产品生产过程看，农业关联产业群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各行各业。产前主要是农用物资的生产与供应，如机械、肥料、种子、饲料、农药、农膜、电力及其他物资；产中主要是直接与农业生产耕作或为之服务，包括耕作、播种、施肥、收获等环节及植保、病虫害防治、卫生防疫、种苗与繁殖等；产后主要是农产品的流通与加工，如收购、运输、保鲜、加工、销售等。这个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形成的庞大的产业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相互之间又及时传递各种市场信号，并以科技进步成果、市场供求信息和各种物质力量支撑着各个环节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农业已沿着资源投入、生物生产和经济增值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是把平面结构的农业转化为空间结构的三维农业。是按三维农业的概念，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内容及其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形式显示出来。

3.高新技术对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落后传统农业一直是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因此，引入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改造传统农业的强大动力。为了使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有一个带动性的突破，全国各地在实施“九五”农业科技计划中，把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重要内容。

我国目前已陆续启动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一批以转基因品种、生物农药、生物肥料、胚胎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逐步实现了产业化。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00多个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正在从事转基因农作物培育与应用、组培苗木、工厂化栽培和养殖、设施农业、基因工程疫苗等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开发，这将为农业产业升级和技术换挥重要作用。经过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和一些科技型企业长期的研究、开发和探索，我国在农业高新技术方面特别是生物技术领域已获得一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一些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先后在水稻、玉米、油菜、棉花杂种优势利用、组织培养、转基因蔬菜、棉花、家畜胚胎工程、克隆牛羊、转基因猪、重大畜禽疫苗、种苗脱毒快繁技术等领域获得成功，其中，一批成熟技术已在产业化方面开始起步。

由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对于实现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探索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的途径，迎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到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积极意义。

三、政策探讨

1.认真实施科教兴农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

认真贯彻《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2010年）》精神，坚持用现代农业技术和设施装备农业，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武装农民，把农业发展尽快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积极推进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强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加快发展农业科技产业化。加快创新人才培养，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2.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离开农业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仅为45%，而发达国家（地区）的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80%甚至更高。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为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逐步建立起先进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高效率转化科研成果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全面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农业教育培训体系。

3.调整农业科研的方向和重点，重视提高产量，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

从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转向为生产、加工、销售的全过程服务，从资源消耗型技术开发为主转向资源节约型技术开发为主。以培育优质、高产、专用和适销对路的动植物新品种为重点，大力开发优质农牧渔业新品种。加强对农业产后加工、贮藏、保鲜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大力开发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农业节本增效技术，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以提高农业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为重点，加强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普及力度。技术推广要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有偿和无偿服务相结合。鼓励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企业及农业科技人员，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入股和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从事技术推广与服务工作。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解决科研与生产脱节的问题。实行农科教、产学研结合，加快农业科研成果转化。鼓励有条件的农业科研机构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一部分科研机构可以转变为农业科技和信息中介咨询机构，充分调动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4.进一步加强农民职业技术培训工作

大力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体系，通过农业广播学校、电视大学、专业技术培训班、职业高中、远程教育、函授和农民夜校等形式，广泛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做好农村科技普及工作。扩大“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农技电波入户工程”的实施规模，提高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

四、小结

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我国各地政府应重视和支持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发展，将其列入本地经济和农业发展规划，并筹集和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开发建设高新技术园区和研究机构。预计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我国农业现代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将会有大量高新技术成果进入农业领域，通过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示范、推广而达到产业化规模，为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提供健康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蒋和平：著《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7月.

[2]杨靖中：等《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研究论文集》，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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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毅：三农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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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贺雪峰:《三农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7]张景顺王树进: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农业技术经济，2002（4）.

三农政策论文例3

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间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

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纯收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年为9.00!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1)年为2.1%o(1996--1999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页;2000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人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生产成本较国外高，因此价格偏高，造成农产品出口困难;同时，在质量方面由于过去缺乏产品国际标准意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力。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将在s年内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将削减到14.s%一巧%，而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也不得使用非关税措施。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人世后，我国一些规模较小、设备落后、职工素质不高的乡镇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企业的兼并破产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据有关专家预测，人世后中国农民将有966.2万人失业，这必然形成新的就业压力，给农民的就业增收带来严重的影响。应对人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基本着眼点在于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素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为15.9%,第二产业为50.9%，第三产业为33.2%，而1991)年则分别为27.1%,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份额正好有大体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未见明显的增长。再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

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没有多少增加，但就业比重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国际上达到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在产出还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a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超级秘书网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三农政策论文例4

一、理论综述

政策变迁是指对现行政策所从事的变革活动。政策变迁意味着,不论是受到外在条件或是内在因素的影响,很少有政策一直维持着当初被采纳时的形式,他们是持续不断地在演化之中。公共政策主体需要检视自身政策制定的能力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中认识其变化的本质内涵,不断为维护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和解决公共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为维护最广泛的人类福祉努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到90年代末,一批政策科学家试图整合早期研究途径或者借鉴、改造各种新理论,构建了多种更为复杂的理论模型或框架。

金登于1995年提出的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指出政策的发展过程由三股脉流交织而成: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在大部分时候,彼此是独立发展的,在汇合时,政策企业家会将其偏爱的方案或关心的问题置于有利地位,并将问题、方案、政治等三个要素做一最有利的组合,此组合的时机,既是政策的机会窗,也是政策得以变迁之时。

琼斯和鲍姆格特勒1993年提出的间断平衡模型认为:政策变迁的模式不单纯是会受稳定和渐进的逻辑所驱动,有时也会出现不连续的剧烈变迁。公共问题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迅速动员、制度结构的改变及这些趋势偶然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自我增强的效果,其中任何一种情势出现或同时出现时,都可能刺激政策制定者改变原来渐进而温和的政策调整模式,破坏政策的均衡发展,接替的是剧烈震荡且不稳定的政策时期。

二、“一号文件”的机会模型分析

(一)政策流与机会窗分析(见图1)

三流汇合机会窗根据CIPP-JS与antconc3.2.1w分析10个“一号文件”的关键词频统计,从得出的结果中客观分析他们在1982年以前与1987-2004年之间三流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机会窗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实质性的将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机会模型综合分析

针对以上对政策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政策主题在很多制度价值、框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总结如下:

第一,关于农民生存发展权的认识。随着农村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农民生活状态由原来的祖祖辈辈定居农村开始向城乡间游离生存再到定居城市变化。在此过程中,10个“一号文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农民的生存发展权,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着重关注于农民工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党中央近几年的政策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而目前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二元体制导致的贫富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多发,随着我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加快,已经进入了追求民生政治时代,这样政策焦点与社会问题焦点和政治焦点三流合一,出现了当下政策发展的机会窗――即对农民生存发展权认识的突破。

第二,关于投入体制认识的突破。建设完备的三农投入体制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三农工作提出的新的方针,是“多予少取”原则的落实。但目前的投入机制中,少取的成绩显著,多予的力度不够。一是对农民的补偿,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贡献很大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二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战略需求。三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建立科学的投入体制应坚持中央多予少取的原则,这一政策是针对新世纪新情况下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汇合状态下形成的机会窗而制定的,这一政策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管理思维和制度结构而不断变化,以达到真正维护农村权益的目的。

第三,关于产业结构认识的突破。10个“一号文件”中全部提到调整产业结构,但他们所提出的内容是具有时代差异性的。其中包括农业内部结构和产业间相互结构两大方面。事实上,他们是间断平衡模型最为典型的政策变迁实践。两个阶段的10个“一号文件”所反映的公共管理思维方式、支持者的运动、制度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足以让我们了解它们一脉相承的差异平衡:农产品供需形势不同;城乡居民对产品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调整主体不同;调整内容不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政策变迁的方向,这就是机会模型的科学性所在。

第四,关于市场主体认识的突破。1982-1986年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中最为坚实的一个阶段,五个“一号文件”通过三流汇合形成机会窗――市场主体突破的机会窗。最显著的形成了两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一是在实行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中重塑起来的农户家庭经济;另一个市场主体是乡镇企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成了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并且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充实到这一主体中来,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做了坚实铺垫。2004年以来,政策主体制定相关政策决定允许土地作为资源进行流转,这一深刻的变化是发生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文件将农民由农业生产的主体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组新的平衡,是党中央在对整个社会发展认识的基础之上,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推动进程,将我国农业人口的市场主体地位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诚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一行为是对城乡二元体制的完全突破,但仔细分析可以明了在经济方面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取得重大突破,也为政治模式、社会模式打破二元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关于农业现代化认识的突破。十个“一号文件”以独特的视角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其认识的变化不仅仅影响农业发展本身,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也具有深远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提出要“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对包括科教、机械化、农业合理布局、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建设商品基地、农用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小城镇等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这突破了农业现代化一般所指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的局限,扩展了其内涵。在21世纪初党中央的“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这一概念是对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升华和重新认识。在现代农业投入保障机制;健全农业多种功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村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培养新型农民,造就现代农业人才队伍;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创新现代农业机制体制等方面对现代农业做出了宏观规划,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新思维突破的基础上对现有农业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这是整个小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机会窗,诚然也是间断之后新的平衡,是对中国农业宏观认识的新的平衡突破口,近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突破完全符合政策主体――农民群众的利益取向。

三、政策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制定时过多关注问题流,造成机会条件相互失衡

根据政策变迁理论中机会模型的认识,机会窗的出现是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三流合一”而出现的,而在传统的行政体制格局下,总是过多的关注问题,而至配套政策跟不上甚至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机会窗中表现的比较突出,为了更快地解决好发展的问题,放活了农村经济,但是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到位,政治体制无法保障,导致最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问题流变得更为复杂。

(二)对三农的认识仍然滞后

“三农”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识,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个复杂的工程,但我们对其认识起初是非常狭隘的,相对滞后的。

(三)政策评估缺失

政策评估是政策变迁的基础环节,科学的政策评估是良性政策循环的保障,但由于受传统政治思维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过分关注问题流,而政策流作为政策变迁的核心却被忽视,这样整个政策系统就出现部分紊乱,只能在过去计划时代下的行政控制下政策运行,但是进入政策时代以后,我们应该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评估政策得失,关注机会窗中的政策流,使政策的变迁顺利进行。

(四)政策执行力不足

这是目前国内整个政策科学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于过去,特别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理顺不到位的时候,给政策的权威性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这样导致部门或者地方的执行力不足,加之“三农”问题的政策的执行主体存在着主观能力的相对薄弱的问题,使得整个“三农”问题政策焦点到位,但政策效果不足的局面出现。

四、三农政策变迁展望

通过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与间断平衡模型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央在“三农”问题上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看到了在正确政策引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但在模型的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有些方面尚有不足,应该把他们作为未来政策变迁的方向。

(一)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社会问题是政治系统的输入部分,要利用合理的政治系统维护未来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管理,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做出科学决策,使得政治系统的输出与输入达到能量相对平衡,并且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协会、社团组织等第三部门来为社会问题的政策系统减震。因此,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运用知识武装农民,提高整体素质,使得科学的管理理论成为主宰农村发展的航标,为建设和谐的农村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在经济相对发展的今天,中央对于“三农”的政策要回归到乡村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上来,路径选择关系到未来我国整个的发展战略。在起步阶段,“多中心主义”治道是科学的选择,中央应在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推广。坚持改革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坚持政府改革和第三部门培育相统一,坚持党对农村领导的指导性与现代民主方式相配套,形成执政党、政府,第三部门、人民自治四者统一的多中心主义乡村治理结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治理结构,为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继续完善三农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投入是“三农”问题突破的原动力,中央在少取方面成就突出,但多予尚未形成制度性的体制,因此,为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完善三农投入机制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延续,是符合新公共管理模式要求的。加大政府投入是对过去农村在二元结构中所处劣势地位的弥补,积极的财政支持和相关的配套支持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物质保障。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制定科学的规划,使相关部门形成良性的联动机制,真正确保对“三农”的政策、资金、科技投入足额按时到位,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Hogwood.W.BrianandPeters,B.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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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umgartner,FrankR.andBryanD,Jones.

AgendasandInstabilityinAmericanPolitics[M].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3.

三农政策论文例5

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兹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__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__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__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__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不惟 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志对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__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__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__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__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 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三农政策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8月11日

参与式教学法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源自英国，其主要理论依据则是合作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我国21世纪初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多少受到参与式教学法的影响。参与式教学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参与者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采取各种教学手段、方法，创设宽松、和谐、平等、有趣的教学情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全体学生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教学过程中来，在参与中学习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进而形成能力，在参与中掌握方法，体验各种丰富的情感，形成新的价值观。参与式教学也充分关注学生的自我体验、自我发现、自我反思，从而达到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发展能力、促进自身主体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法与模式。

农业政策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农业经济科学，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是专门研究农业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及调整和具体各项政策目标、内容和措施的课程。在开设这门课程之前，学生已经学习过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土地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农业技术经济学、农业企业管理学等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因此，从课程定位来看，该门课程在教学上呈现立体多元的特征，它融合了基础课、专业课以及素质拓展类课程的特征；从教学内容看，既要掌握农业政策的基本内涵、理论和政策制定执行，还要深入了解各项具体政策；从教学要求看，要求学生根据已有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点，对相关农业政策有很好的理解和对政策运行现实及效果进行分析；就教学方法而言，主要采取讲授法、案例教学法与课堂讨论相结合，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以基础理论为重点，以实际应用为目的，培养学生运用政策、解决问题的能力。农业政策学的课程特点决定了其非常适合在教学中采用参与式教学法。

一、农业政策学教学中采用参与式教学法的必要性

（一）课程性质决定了可以采用参与式教学，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农业政策学既注重理论教学，更注重实践性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农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理论基础知识，更要求学生能灵活运用相关具体的农业政策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农业政策学包含较多的政策内容，决定了教学中不仅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培养学生理解、学习、运用知识的能力。但是传统教学模式下，大都采用灌输式教学，具体学习农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和各项具体农业政策内容，学生参与度较低，这样的填鸭式教学势必造成学生“上课时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完扔笔记”，学生考完一门忘记一门的现象，学生能力素质很难得到提升。采用参与式教学，既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兴趣，更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体系庞大、内容复杂，采用参与式教学可以灵活把握，提高教学效果。农业政策学包含内容较多，上篇是农业政策学总论，着重讲解农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及调整；下篇讲解具体农业政策，比如土地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农产品流通政策、农村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及案例分析等。由于有些知识点在前序相关课程中有所涉及和讲解，如果按部就班讲解内容，学生单纯听、记笔记，很少参与课堂教学，这样既提不起学生学习兴趣，也不利于重点知识点的讲解。采用参与式教学，让学生参与到课前预习、课中讨论、课后评价过程中，既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又能调整教学进度、内容和方法，还能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三）课程内容不断更新，采用参与式教学可以跟上时代步伐。“三农”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已经了九个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土地政策、农业科技政策、农村财政金融政策等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决定课程教学内容必须不断更新，增加新的教学内容，保证学生了解和学习中央关于农业政策的内容、要求、目标、战略。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受到课时的限制而难以引入农业政策的新成果、新理论和新方法。采用参与式教学拓宽了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安排教学内容灵活性较大，可以引导学生课前阅读资料、查阅文献，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转变学生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同时，要求教师课前也要充分准备，及时更新知识，紧跟课程前沿步伐。

二、参与式教学法在农业政策学教学中的实施

（一）课前设计讨论专题，指导学生准备参与。参与式教学强调的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能力培养，教师要组织学生参与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平等的身份与学生共同选择问题、设计问题。在指导课程预习的问题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农业政策学》教材内容与学生的认知水平，将当前农业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融入到教学的过程中。讨论题目设计和选择的同时做到时代性、新颖性、趣味性相统一，借此吸引学生去熟悉教材，思考问题，并能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主动地解决问题，初步达到了解内容，感知知识的要求。教学开始第一节课时，要详细介绍课程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教学目的和教学安排等；根据教学内容让学生提前预习、阅读教材、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杂志，设计讨论专题，根据班级学生情况按照宿舍分组，这样平时可以互相交流讨论，有利于分工合作，提前做好参与讨论准备。如设置了国内外农业土地政策比较、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管理政策变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应、农村财政政策与农业发展、WTO对我国农业政策的影响、农村教育政策与教育质量、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学生根据自己兴趣选题、做好课堂参与准备。

（二）课堂进行专题讨论，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参与式教学的出发点是让所有参与者都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中，目的是使每个有着不同背景、个性、知识经验和智能类型的人都能有效参与。开展课堂讨论，既可以检验学生前期查阅资料、归纳总结和学习效果，又可以借助课堂平台展示小组成绩、特色和存在不足，学习成果可以由全班分享。其他个人或小组可提问或表达不同意见，展开辩论。教师对小组专题讨论的结果给予评价，肯定成绩的同时，对指出存在的不足及以后努力的方向。指导学生如何阅读文献、查阅资料和汲取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观点，同时要把讨论的问题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尝试进行论文写作和研究，告诉学生进行研究或者对问题进行探讨要以现实经验为出发点，要以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当然，由于学生知识面的限制看待问题、解释问题的深度不够、观点可能也不一定准确，在讨论时可以帮助修正学生不正确的观点。通过参与课堂讨论，比如讨论日本农业政策与农业发展对中国启示，可以丰富学生对日本农业发展的认识、日本政府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等，扩展学生知识面和鼓励学生对农业政策重要性的思考，从而加深对“三农”热点问题的认知与了解。参与式教学法既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又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

（三）注重实践性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农业政策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教学中要加强实践性教学的运用，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活动。在讲解农村土地政策内容时，组织学生到农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进行访谈调查，了解农村土地流转的形式、制度安排、内部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等等，让学生将课堂上的问题以及自己所了解的有关内容与现实情况进行结合，使其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和感受。在讲解农产品价格政策内容时，让学生到农贸市场、超市和社区蔬菜食品连锁店调查走访，树立学习专业也要密切关心老百姓生活的意识，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反映老百姓呼声。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或假期时间到周边农村或自己生活的农村进行实地调研，结合暑期社会实践和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申请平台等撰写论文、社会调查报告，将实践融入在教学之中，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实施参与式教学法的效果

（一）更新了教育理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参与式教学，是在师生人格平等的前提下，提倡“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活动为主要形式，以学生的发展为目的”一种教育新理念。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过程是师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合作教育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让师生在教与学之间相互参与、相互激励、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和相互统一，充分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主体的作用，使师生在互动过程中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在课堂上营造平等、和谐、愉快、健康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转变学生被迫学习，死背笔记的传统方式，营造了一种主动学习、快乐学习的学习氛围。学生在参与教学中也体会到专业学习的乐趣，加深了对课程的认识与理解。

（二）增强了合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大学学习不仅仅要求学习好专业知识，更要求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组建课程学习小组，可以增强学生合作意识，围绕课堂布置的专题分工合作，比如搜集资料、整理提纲、专题汇报结构设置、课件制作、汇报表演等等。学生参与的过程是一个同学间合作、小组间合作以及师生合作的过程，它使学生看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合作的过程又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组织与交往过程，这里既有生生交往、师生交往，还有学校与社会的交往，多种交往使学生心胸开阔，提高了他们待人处事的能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同时，在分组讨论中，每个同学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他小组同学进行点评，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增强了责任意识，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通过实践性教学，鼓励学生对“三农”相关政策进行调研，关注“三农”政策走向，关心老百姓生活，能使用所学知识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走近农村、亲近百姓、接触农业的过程中，在和农民交谈过程中，在多种角色的扮演下，学生们了解了社会、理解了他人，增强了服务社会、建设祖国的责任感、使命感。学生在参与教学的过程中，得到了创造更新和表现自我的机会，显示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发挥了个人应有的作用，从而更增强了自主学习、自我教育、自求发展的信心。人是社会人，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和要求，在与社会大众交往过程中，既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也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三农政策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10-0001-02

一、在落实农村政策中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状况

一是表面一致、阳奉阴违、“替换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农村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农村政策落空，表面一致、阳奉阴违的执行。二是改其实质、曲解其意、“选择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三是“象征性”走过场的执行上级农村政策。四是搞土农村政策、添工加料、“附加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五是“欺骗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六是“对抗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七是“相互争权”矛盾性执行。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危害

一是削弱中央农村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变通”农村政策，肢解、曲解、抵制中央农村政策，制定“土农村政策”，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执行的结果出现了与既定农村政策相悖的情况。这样的“对策”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其危害极大。

二是助长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抬头。对中央和上级的农村政策按需取舍，符合本地区、本单位利益的坚决执行，不符合就消极执行，甚至阳奉阴违，使中央和上级农村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三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分散主义危害巨大，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重后果。更严重的后果是中央农村政策权威性、严肃性正在受到来自国家机器内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日益增大的地方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挑战，长此下去，就有可能形成“诸候割据”的局面，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和统一。

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产生的原因

1.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党性和宗旨意识缺失

在宗旨观念方面，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坚持以人为本，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严重。在组织纪律方面，他们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纪律观念淡薄，对中央的决策部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执政理念缺失

一些农村政策执行者“官本位”思想严重，或“地方主义大于天”，或经不起发展中的各种诱惑，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变形，逐渐淡化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将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歪曲执行，把人民赋予的权利作为谋取个人利益、中饱私囊的工具，作为大搞政绩工程、实现平步青云的台阶，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3.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追求利益最大化

农村政策执行活动就是对利益的重新配置。利益是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这就必然导致各个利益群体为了本身的利益进行博弈，力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执行主体或者农村政策指向的目标群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一味强调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而对原农村政策的支解曲解。

4.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键原因是权力寻租

执行人员按要求代表人民利益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农村政策，由于“经济人”理性的存在，农村政策执行者也在时刻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执行方式，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这种角色错位极有可能导致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是权力所有者利用公权力直接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是通过权力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权力寻租”腐蚀的就是农村政策执行主体，通过农村政策执行主体角色异化改变公共农村政策的本意，使农村政策执行走样，甚至落空。这种由于农村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主体相勾结导致的“对策”行为极大的影响了原农村政策的执行，甚至使原农村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5.农村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漏洞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原因

农村政策得到很好执行，前提是农村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而农村政策本身的缺陷构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诱发因素。农村政策缺陷体现为农村政策的多变、政出多门、农村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不配套。今天这个部门在自己管辖范围制定一个农村政策，时过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由另外部门匆忙出台一个农村政策，这些农村政策之间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建立起农村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造成农村政策执行起来普遍性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对新农村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不奇怪了，这种农村政策之间的“撞车”为农村政策执行者各行其是，各取所需提供了条件，造成对农村政策的选择性执行，避重就轻，无法威慑违法生产行为。

6.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管理原因

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部门面临的却是监控的权威、资金、技术、人力、信息资源的严重不足问题。这就造成实际工作的几个工作人员监督严重不足，信息缺乏、设备落后，监控农村政策执行起来流于形式。甚至在处理中，监察部门只有建议权，权威性不足，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实质制约性，且容易受权力干扰，导致一些政府和大型企业在农村政策的执行中大搞“对策”行为。

四、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策

1.加强党性和宗旨教育。一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装头脑是避免党性缺失的基础和前提；二是改造世界观的实践是避免党性缺失的有效途径。三是接受党内生活的锻炼是防止党性缺失的基本保证。四是注重自我修养是克服党性缺失的内在动力。五是建立健全内民主制度、干部选拔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廉洁从政制度、执行的保证机制、长效机制机制是克服党性缺失的关键环节。

2.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树立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基本前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好“政绩为谁创”的问题，始终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切实解决农民增收、企业改制、劳动就业、征地拆迁以及教育、医疗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实际成效创政绩。

3.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加强农村政策执行中的思想文化教育。加强农村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具体来说就要二者分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各级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贯彻到农村政策执行过程的始终，自觉抵制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干扰因素

4.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完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寻租而导致腐败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影响农村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遏制地方“对策”行为最核心的措施。权力制约是关键，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的官员任免考核管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权力监督等制度，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腐败成本，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规范权力运作，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根本上保证农村政策的实施。

5.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农村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诱发因素。“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合理完备的农村政策，本身就减少农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农村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同时，加大了农村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

6.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善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完善的农村政策执行监控能够减少农村政策执行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首先，完善监控主体地位，权力来源与配置。农村政策执行者之所以挑战中央农村政策的权威性，搞上“有农村政策下有对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农村政策执行监控机构法律地位低，权威性不够；隶属于一级政府，受权力干扰大，独立性不强。造成下级监控上级、部门监控政府。这种由于机构设计的先天缺陷导致监控效率递减，监控行为流于形式。改变这一现象就通过立法，以法律保障监控部门独立的地位，赋予更大的监控权力，增强权威性，使监控做到“有法可依”“有权可依”。

7.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和干部应用机制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核心内容。对干部考核评价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财政收入的多寡，还要注重党的路线、方针、农村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要在政绩考核中增加群众评价的比重，改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绩评价体系，用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融入企业、社会团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评价意见，使政绩评价主体多元化，彰显企业、社会团体和群众意见在官员政绩评价当中的重要作用，使地方官员在注重政绩和升迁的同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多考虑公众需要和公众利益。

8.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农村政策执行是由执行机关来具体行使的，执行机关的特性直接决定着农村政策执行的成效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无战斗力、无效率的的机关组织能够获取农村政策执行的成功。执行机关必须做到首先职责分明，即明确规定每一个执行机关的权力大小和职权范围，其次，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目标、行动和指令要一致；第三，制度健全，运行机制要有序。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素质。由于执行机构的核心要素是执行人员对农村政策理解的程度的意向、态度和行为与执行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要重视执行人员的选择和配备。执行人员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还应具备一定的文化和专业知识，合理配置不同专业的执行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长。

9.强化督导制度。强化督导，严查实督，积极作为，大胆工作，敢于“唱黑脸”；要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做到巡得勤、督得严、抓得实。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综上所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危害极大，诱发原因复杂，必须从源头防治，就必须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切实把以人为本的核心贯穿到确保政令畅通的工作中，不断创新农村政策执行监管机制，提高执行人员思想道德和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及业务能力素质，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完善公众监督体制，增加农村政策、制度透明度、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和干部应用机制、增强惩治权力腐败力度，完善惩治权力腐败的措施。才能有效的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保证政令畅通。

参考文献

[1]十报告

三农政策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引言

从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中可以看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数目依旧较大，因此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多、潜力大的消费群体，它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基”、也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一、金融惠农政策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1）农业信贷补给理论

Anjini Kocha指出，印度正规信贷市场的运行显著地影响了农村经济，通过分散地参与曾由大农场享有的农业信贷改变了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等，并且认为是通过土地租借市场起作用的。Adams， DW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低利率的农业贷款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收入的集中和农村金融市场的不良运作。他们主要是关注与农村居民这一低收入低消费群体，通过更低的门槛，给予农村居民借贷上更多的便利，以促进起自身的发展。

（2）金融服务理论

这一观点站在金融服务的视角来阐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ohn Richard Hicks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缓解理性经纪人对于流动性风险的顾虑，促进资金的最优配置，提高经济效益。Diamond、Greenwood等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对交易成本的降低来论证金融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作用。

2.国内研究现状

（1）农村金融主体研究

邓海英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分类为农户、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供销社以及粮食企业，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韩俊认为，农村金融需求按照主体性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农户金融需求和乡镇企业金融需求两类，分类比较清晰简便。赵德旺则是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分为了五大类：一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一般农户和种养专业户；二为医生、教师等智力型职业者以及乡镇企业务工者；三为初具规模的农村个体工商户。

（2）金融惠农的整体性与区域性研究

惠农政策是一个体系庞杂、历史深远的系统结构。目前相关学者将我国惠农政策作为一个政策整体研究对象的成果还比较欠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整体角度，例如薛恒的《国家“三农”政策的制度化建设》建议稳定惠农政策的目标取向和行为导向，强化政策落实监控制度；包括硕士学位论文陈燕妮《取消农业税后我国惠农政策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等也给予了关注

（二）本文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1.均衡研究与非均衡研究相结合

虽然本文是做实证研究，但是研究的是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状况及其对农村经济实实在在的影响。本文采集了诸多数据进行均衡分析研究，同时又借助于一些科学理论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与解释。既从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了解了重庆农村发展的情况实证分析，又从区域特点上加以解释。

2.文献研究是实地考察相结合

在论文撰写之前，本文作者查阅了诸多资料，来完善论文的内容。同时抽样考察了荣昌县、永川区、潼南县、黔江区等地区的农村，对其基本状况做了记录与分析。

（三）本文的不足之处

1.由于重庆市是1997年才正式挂牌直辖，本文选择了重庆市1997年至2012年的农村经济数据，所以数据的选择样本较少，时间范围较窄。因此在模型设计的时候由于样本较少而带来的误差可能会有所增加。

2.理论知识与学术能力的不足给予论文的撰写增加一定的难度，因此造成论文质量缺陷请老师指正。

二、重庆市农村金融主体与基本结构

据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界定是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重庆市农村金融体系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新型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为生力军，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为辅助，民间金融为补充的格局，在具体金融机构上包含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民间借贷机构。

三、重庆市惠农政策实施困境与解决

（一）重庆是金融惠农政策实施面临问题

1.农村发展面临资金匮乏问题

由于农村资本的边际效率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其实面临着资金匮乏的危险。虽然我们看到重庆市对于农村的投入不断增加，惠农政策也在不断地颁布实施中，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仍旧不容乐观；

2.重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储蓄率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较高，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有待提高，落后的消费观念只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3.农村金融体系亟待完善

金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纽带，只有资金流动起来，才能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而由于重庆地区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产品较少，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素质普遍不高，信息对称严重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农村经济瓶颈的出现。

（二）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几点建议

1.由被动的金融惠农政策到积极引导的金融惠农政策

我们可以发现，重庆市为了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努力，但是这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这些政策普遍是被动情况下，是对农村经济发展瓶颈的消极应对。要从根本上解决瓶颈问题，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对金融惠农政策的谋划能力，不能消极盲目地投入资金等方式来提高其经济的发展，应主动引导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

应该把传统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手段转化为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上来，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储蓄率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制定和实施金融惠农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和政策性促农经济发展银行因注重对农村居民消费挂念的转变。实现从资金投入到观念引导的转变。

3.积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的完善首先应该从主体出发，主体是体系中的最活跃因素，也是关键因素，因此，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应该注重发展多元化、规范化的金融主体，以期提供给农村给多的更多的金融产品。只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才能使农村资金高效有序的运作起来，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充分有效的沟通反馈，能够有效地促进惠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而必须重视和加强我国惠农政策的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也是目前惠农政策建设的当务之急。

4.注重基层人才培养

基层人才是贯彻落实金融惠农政策的纽带，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将惠农政策的理念传达给基层老百姓，是他们更加了解惠农政策的细端末节，乡土精英通过自身特有的信服辐射力对公共事件进行信息整合、传播，实现着对公共事件导向的影响和控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惠农政策体系健全落实的战略角度出发，乡土精英在村民自治体制内部发挥着落实、传达政府惠农政策，引导农民对惠农政策的信息反馈，提高农民与政府政策对话能力的综合作用，且具有低成本、效果好的特点。

5.谨慎实施金融惠农政策，避免陷入补偿性回馈陷阱

补偿性回馈是指善意的干预引起了系统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抵消了它所产生的利益。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不是政策愈多愈好，而是应该集合实际恰到好处，太多太繁杂的金融干预，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规律。物极必反，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也是如此，因此应该尽可能避免金融惠农陷入补偿性回馈陷阱。

四、结论

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让更多的业内人士人士到金融惠农政策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价值所趋，从而对现阶段的金融惠农政策有一个全面了解，认识到这样的金融惠农政策必将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走向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三农政策论文例9

（一）莫尔的经典“三圈”理论。“三圈”理论是由哈佛大学马克·莫尔教授在《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1995年）一书中最早提出的。该理论是关于领导者战略管理的一种分析工具，它以“价值”、“能力”和“支持”三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为框架，开展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相机分析。主要观点是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政府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或实施战略计划时，必须坚持价值（V）、能力（C）与支持（S）三个因素相互统一的原则。

不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能包含着价值、能力和支持等“三圈”的不同组合。政策方案或计划项目只能是“愿景”，没有实施能力和公众支持，那只能梦想（梦想区V），有价值又有能力就可成为实现梦想之区（梦想实现区V+C）；缺乏公共价值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属于别人的梦想（别人的梦想区S），甚至可能给公共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噩梦区C+S）；具备价值、能力和支持三个条件，那就可以放心去做（耐克区V+C+S），然而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更多的公共决策是具有公共价值，但目前尚无能力或尚未得相关者支持，这就要求政府官员提升自身的领导力，开展工作创新，“将新的尚不欢迎的现实，呈现给个人、组织或整个社会，让他们认可，并成功地适应新的现实的过程”。

（二）“三圈”理论适用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决策分析。与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工业点源污染相比，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点多、面广、源杂、分散隐蔽、不易监测、难以量化”等特点。欧美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努力，工业点源污染才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绝对主要污染物。1990年美国面源污染占污染总量的2/3，其中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率为68%～83%，氮、磷营养元素是农业面源污染主要的污染物质。丹麦270条河流中94%的氮负荷、52%的磷负荷是来自于农业面源污染。发达国家既有较强的政府执行能力，又有广泛的公众支持力度，它们通过采取立法、发展替代技术、实施补贴等政策措施以及生物工程技术手段，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取得明显的治理效果，以美国为例，1990-2006年期间农业面源污染面积就减少了65%。当然，由于受到各国（地区）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面临着不同的价值、能力和支持等三圈的不同组合。近年来我国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流域以及福建省闽江、九龙江等区域性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日益突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虽然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但它明显受制于地方政府有限的资源能力以及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等现阶段更重要的民生需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临着制度、技术等多个相互矛盾的制约因素。因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既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又是区域环境管理中需要政府着力破解的重要课题。

二、闽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的“三圈”组合

（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农业产业结构逐步由过去“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向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多元结构转变，具体表现为种植业比重下降和养殖业比重上升、粮食比重下降和经济作物比重上升。1990年至2010年福建省“肉猪年出栏数”由766.46万头上升到1963.31万头，粮食种植面积由2745.92千公顷下降到1232.30千公顷，经济作物由同期的665.35千公顷上升到1038.59千公顷。同期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农药和薄膜施用量以及畜禽污染物排放均大幅度增加。闽江上游的三明和南平两地市是福建省现代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规模化、集约化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水平，同时加剧闽江流域面源污染程度。因此，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突出地表现为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闽江畜禽养殖污染负荷约占全流域的60%，畜禽养殖废水的COD和氨氮排放量分别约为流域工业废水排放量的5.7倍和7.5倍；闽江下游福州市郊16种蔬菜的硝酸盐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含量超标严重，已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上限的2.76倍。农业面源污染所产生的化肥、农药、重金属残留物等有害物质一旦进入水体，会直接殃及水生生物，某些有毒物质还可能通过食物链的密集作用使处于食物链高位的人或畜中毒。可见农业面源污染不仅会加重流域水体的营养化，加快土壤退化，危及流域生态安全，而且影响着特色优势农产品外贸出口的竞争力，影响着消费市场的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已刻不容缓，既是生态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保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

（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执行能力有限。我国现行环境政策主要是针对工业点源治理而设计的，各级政府主要采用“命令—控制”性的行政手段、排污收费等约束性的经济手段和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向企业提出具体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者命令其采用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为目的的生产技术标准，从而达到直接或间接限制污染物排放，改善流域生态环境的目的。但是，这种“命令一强制”性的环境治理范式，往往针对的是那些具体的、可以用指标量化的环境问题以及点源污染，但对点多 面广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并不明显。当前地方政府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要采取物理和生物防治等工程技术手段，相对忽视农民参与式激励性政策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在现行的碎片化行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仅要鼓励农民参与面源污染防治，而且要处理部门间利益矛盾。农业污染防治工作涉及到环保、农业、畜牧、林业、国土、水利等多个部门，各部门职能交叉重叠、存在空白，缺乏统筹协调，难以监管到位；各个部门之间谁也无权命令或指挥、协调别的机构，部门间责任权利边界模糊导致经常出现沟通不畅、协作不力、相互推诿与扯皮的现象。县、乡（镇）、行政村基层环保能力十分薄弱，绝大部分乡（镇）和行政村没有专门的环保机构和队伍，农业污染“无人管、无力管”的现象普遍。

（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农户支持度低。从农业微观经营角度看，农户经营行为短期化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直接根源。农民是理性的，“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个体农户在农产品销售中难于把握市场价格，只能采取以大量施放化肥农药和增加种植养殖面积及数量为主要手段，以追求产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并在利用公共环境资源创造自身财富的同时，尽量地将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外部化。随着福建省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演进，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386199”部队成为闽江上游南平、三明等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由于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和环保意识较低，没有掌握好正确的、环境友好型田间管理技术，在缺乏农业技术辅导的情况下，主要根据往年经验过度施放化肥农药，个体农民大量利用化肥和农药，既可以获得较高的产品和经营收益，又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减少劳作的艰辛。“高度依赖化肥农药”不仅是农民的理性选择，而且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

三、闽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决策导向

（一）提升全社会对环境治理的价值认同和支持。早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思想根源是政府和农民的环境观念淡薄，政府部门没有把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工作重点，存在着“重经济轻环保”、“重城市轻农村”、“先污染后治理”、“放任自然消减”的思想；农民环保意识普遍较差，责任感不强，粗放经营和随意排污等生产生活方式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强调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并把生态环境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增加农民自主参与的力度，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提升全社会对环境治理的价值认同和支持。从政府的角度看，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需要由经济增长型政府逐步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由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以及官员考核体系转变为注重绿色GDP、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文明”战略目标，充分认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在区域节能减排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提到政府环境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从农民的角度，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对面源污染危害的认识，引导农户树立现代农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理念，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发展路子。同时扩大公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大家共同减少污染，关爱家园。

（二）提升政府面源污染防治的能力。

1.加快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立法。当前我国缺乏从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限定性生产技术标准，缺少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性规定多，配套性细则规定少，可操作性不强，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立法，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基于福建水系的相对独立性，建议制定《福建省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农业环保执法监督监察机制，并尽快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及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实施方案。

2.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组织体系。增加县级环境监察执法人员的编制，确保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在条件允许的乡镇先试点设立环保机构，争取用3年的时间，所有乡镇全部设立环保站，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环保“缺胳膊少腿”的状况。在农村“六大员”基础上设立环保员，加强农村环保宣传、环境监督等执行力。

3.设立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在目前环境治理的组织资源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遴选若干个条件较好的区域，设立省、市和县不同层次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是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围绕农田化肥农药减施、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和规模化养殖污染物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推广综合防治技术。实行奖励和补助相结合的投入方式，加大“以奖代补”、“以奖促治”政策支持力度，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运用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多种方式，发动个体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愿筹资筹劳，参与面源污染防治。探索建立村民环境自治机制，通过村规民约等方式起到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作用。

（三）建立农户参与式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利益相关者激励相容机制是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央政府的规制缺失、地方政府的GDP偏好、个体农户的驱利性和第三部门发育的滞后性，使得流域面源污染成为个体理性选择所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流域面源污染有效治理将取决于能否通过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加强利益相关者互惠基础上的互动，建立相互间激励相容机制，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多元主体信任合作机制。这就要求政府不仅仅要采取强制手段，包括严禁销售高毒高残留农药、对被列入“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 dylw.net双禁”的“两高”农药全面清出市场，在农业生产上禁止使用等，同时更要建立以经济激励导向的鼓励性政策，引导农户由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由政府单边治理向政府企业和农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治理转变、由以强制为主的政策导向转变为激励为主政策导向，由以末端治理为主转变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治理，建立起政府引导、农户自主参与的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机制。政府环境政策的效果和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取决于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接受意愿。以无偿技术援助、有机肥价格补贴和尾水标准等三项政策为例，农户对无偿技术援助政策的接受意愿最大，尾水标准政策的接受意愿最低。因此，以提高化肥利用率为特征的无偿技术援助政策，既能从源头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政策目标，又能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有效地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结局，是未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设计的首要选择。政府提供无偿技术援助等以激励为导向的政策措施，使得农户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驱动下，愿意采取有利于环境政策目标实现的经济行为，最终使农户在达到个人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环境政策的目标。

参考文献

曹俊德“三圏”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决策方法论意义.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1）.

卞辑部.美国如何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北京：北京农业2009（1）：50.

根据1990-2011年福建省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三农政策论文例10

关键词 涉农政策 农业发展 宣传

由于农民文化水平、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他们并不能及时地接收并运用相关信息。作为乡镇基层政府部门，无论是职责需要还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都需要根据三农发展的实际加强涉农政策的宣传工作。

一、涉农政策与农业发展关系

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促进的关系，涉农政策以过去与当前的农业发展为依据，进而去指导未来的农业发展。农业发展为涉农政策的调研、制定与执行准备了客观基础。

1.指导农业发展方向

其具体作用表现为：市场发展趋势指导。即用相关政策的方式，引导农业根据市场的规律来发展自己，既不盲从跟风导致出现生产过剩如白菜等，也不脱离市场的需要去生产那些市场根本不需要的农产品。尤其是运用行政的杠杆，来调节整个市场的需求，避免了人为地恶意炒作。科技运用指导。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去指导农业科技的运用，例如养殖技术、现代化农业机械运用、测土施肥等技术，同时，也明确了政府提供科技服务的政府部门等。

2.支持农业发展

其第二个主要的作用，就是支持农业发展，且是用国家公共资源的方式。首先，金融支持。每年国家都会为支持农业发展，在既定的季节发放专门的惠农或支农贷款，无论在利息还是办理的手续上，都对农业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其次，基础建设支持。国家每年都会下拨专项资金，例如水利建设、农村道路建设、农业机械优惠等，为农业生产活动做好了基础性的准备，把各种对农业发展的干扰因素尽可能地排除，例如通过农业水利建设降低了干旱或涝灾现象的可能。再次，社会保障服务。当前农业发展的社会保障，主要表现在农业保险业的发展，以及针对农业的化肥、农药、种子等监管，最大化地避免因为上述监管缺失等造成的伤农现象。

二、涉农政策宣传时效性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涉农政策立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需要，以政府法规指令的形式展开，其每年度或者每个季度都以其科学的针对性，为三农的发展科学预设与寻求解决的政府路径，并积极地调动政府各种资源，且以服务三农的效果为考核标准。

1.为农业提供最及时地政策支持

涉农政策运用国家行政强制力的资源，调动了国家各相关部门去发挥他们的职能作用。保障农时。无论是在播种季节，还是收获季节，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地按照相关政策的要求，去努力地保障农业的发展，为农业活动的开展做好各种必需的准备。如农业化肥与种子的保质保量的供应等，其中政府的工商、农委等部门，都会立足本部门职能职责去加强监管工作。保障营销。在农产品销售的季节，国家会统一性的要求各相关部门，例如道路交通保障、各地农产品供销信息（如各地特定产品市场价格变动）、农民经济人队伍建设与培训、完善各地农网服务等。

2.为农业发展制造前瞻机会

前述的指导作用，也多多少少的对这种前瞻作用做了论述。涉农政策主要从对市场的宏观调节上，为农业发展制造前瞻机会。其一，特定农产品总量与存量研究。政府通过各级各部门的统计数据，对各种农产品的各省市的产量、销售情况以及存量等，都会有着相对准确的掌握，并加强研究进而为各种逆农时的生产加强指导以保证中国的粮袋子、菜篮子等，并展开相关的生产与营销研究。其二，农产品生产与营销的因素有利与不利分析。政府相关部门及各科研机构与高校，也会据此展开研究，如在农业生产中的经验与教训等，进而形成规律性的结论。如针对某地受到旱灾影响导致某种农产品减产的情况，在以后该如何通过提高生产科技水平，来实现风险的化解等。再如，根据对于市场的分析，可以引导广大农民避免盲从跟风造成的生产过剩性质的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3.鼓励农民利用政策创新

当然，涉农政策也注意通过建立健全各种激励跟进制度的基础上，去推动农民积极地创新利用涉农政策。各种政策内补助鼓励。每年国家都会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的实际、农民农业经营水平增长的实际等，制定各种鼓励措施。例如农机购买补贴、种粮补贴、养殖补贴等，尽管可能在量上并不能解决其根本性的问题，如启动资金的缺乏等，但却可以对广大的农民及农业经营者形成精神激励，去推动他们积极地利用涉农政策去创业，为三农的发展做出基础性与引领性的努力。优秀农民奖励与荣誉认证鼓励。国家与各省市也会在特定的时刻，去表彰那些优秀的农民代表，例如每年的全国农民春晚，都会对在全国或各地做出巨大创新型贡献的农民予以表彰，不仅从其科技水平、经营营销水平及对当地与全国农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方面给予肯定，也给全国的农民树立了努力拼搏的榜样，由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并进而去为广大农民赢得更加广泛的关注，例如科研支持、技术指导等。

三、结语

涉农政策是政府发挥其宏观作用的典型之一。其通过对于中国发展深入浅出地研究与思考，从全国大局展开，在三农的微观发展切入，无论在过程、结果、考核上，都以具有操作性的举措或方式方法，为农业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