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区经济发展研究例1

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理论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创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此，构建创意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了解创意城市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对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佛罗里达等的“3T指数”系列和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等。佛罗里达（2006［7］，2010［8］）等的“3T指数”指“talent、technology和tolerance”，即“人才、技术和宽容”，这3个要素在创意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宽容要素是其最大特色。兰德利（2009）用创意城市活力与生命力等一系列指标创建了独特的创意城市评价体系，其评价指标更侧重于对城市经济、文化与环境等方面的衡量［9］。国内的创意指数及评价体系多是在上述基础上根据本地情境筛选相应的评价指数构建的。现有文献对丰富和完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但应该看到，创意城市是一个由各种经济发展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既包含了经济要素子系统，也包含了生态环境要素子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创意城市的发展。斯科特（2010）指出，区域劳动力资源市场、产业网络及其创意场产生的效应等共同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企业集聚，最终促进了地区创意城市的出现［10］。霍金斯（2011）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创意磁铁”［11］。可见，创意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各种经济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创意人才、创意企业及其所依赖发展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经济联系体，运用经济生态系统理论评价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将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和深化。经济生态系统理论是在经济生态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用生态学的系统观点考察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核心是用生态规律分析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涉及各类企业、组织、部门及其同环境间的复杂关系，可分为企业、产业、区域和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四个层级［12］。创意城市属于其中的区域层级。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其中，经济子系统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所投入的资源、资金、技术、智力（人才）等要素及其相应的产出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则体现为创意人才和创意企业就业创业过程中，城市环境的便利性、开放性、包容性及城市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由属于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创意产业产出要素和属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构成的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创意城市评价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2．2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实证分析。学术界对创意城市评价通常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及SEM结构方程模型等［13］。由于因子分析法具有用数据说话的特性，能够避免权重设置时的人为干扰，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合理且能体现唯一性，为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考虑到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城市圈、城市带及经济区等集群发展的现实，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涵盖16个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圈）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28个典型代表性城市（见表2）。在数据方面，本研究选取上述样本城市2009—2015年的数据，样本数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数据来源均为2010—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客观数据。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替代。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Cronbachsα均在0．8以上，数据信度良好；Bartlett球形检验各指标p＝0．0000，均小于0．001，符合标准要求；KMO抽样适当性检验显示，除XO1和XO2两个指标KMO值为0．6左右，其余大部分指标均在0．7以上，可见，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结合前文理论框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借助SPSS22．0软件对XI（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O（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E（创意城市环境指数）三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客观赋权法，结合各分项指标分值，加权计算得出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计算结果见表3。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例2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6日

一、研究背景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首次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2013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2013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要点》，并于6月28日在京召集中部六省发改委领导，研究部署中部崛起工作，将继续推进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发展。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构建良好的分工体系和层级关系，解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及“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等战略任务。覃成林等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区域开放条件下，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经济发展上关联互动和正向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均持续发展且区域经济差异趋于缩小的过程”。城市群的发展不只是城市群内各个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建立城市群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就长株潭城市群而言，现阶段应对其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审视，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极作用。

二、数据资料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的界定。根据《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8-2020）》的规划范围，长株潭城市群已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扩展为与之经济关系联系密切的“3+5”城市圈，包括长沙、株洲、湘潭核心规划区域，衡阳、岳阳、益阳、常德、娄底的协调规划范围。由于这8个城市自然资源、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城市群内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因此长株潭城市群首先应明确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寻找切实可行的协调发展道路。

根据图1所示，2014年衡阳、益阳、娄底的人均GDP没有达到湖南省的水平，而长沙的人均GDP是湖南省的2倍多，城市群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产业结构方面，长沙、株洲、湘潭以二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的比重没有超过10%，其他城市均处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阶段。（图1）

（二）定量化分析方法

1、相对发展率模型。对于区域发展速度的测定，采用能反映相对增长率的差异指标――相对发展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相对发展率表示各区在某一时期内人均GDP的变化与同一时期整个大区域人均GDP的变化关系，包含了更多的经济因素，避免单纯的总量指标或人均指标对比的绝对性，相对发展率（Nich）的计算公式如下：

Nich= （1）

式中，Y2i和Y1i分别代表第i城市在时间2和时间1的人均GDP，Y2和Y1分别代表整个区域的人均GDP。

2、锡尔系数模型。锡尔系数又称锡尔熵，最早是由锡尔（Theil and Henri）于1967年提出，用来反映区域差异。锡尔系数包括两个分解指标（T和L），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锡尔T指标以GDP比重加权，锡尔L指标以人口比重加权，本文采用锡尔T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T=Yilog （2）

其中，T为Theil系数T，Yi为第i城市的GDP占全部考察区域的份额，Pi为第i城市的人口占考察区域总人口的份额，锡尔系数越大，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

3、数据来源。本文数据全部来自长株潭城市群规划范围所辖城市2011～2014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表1）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一）相对发展率测算结果。相对发展率（Nich）是反映相对增长量的指标，表示各区域在某一时间段内人均GDP的变化与该时期内整个区域的人均GDP的变化的关系。Nich值大于1说明同时期该地的人均GDP增量大于整个区域的人均GDP增量，发展速度较快，反之亦反。（表2）

根据上表的计算结果显示，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在长株潭城市群所辖的8个市中发展速度最快，衡阳、益阳、娄底三市2010～2014年这五年的相对发展率均没有超过1，发展速度相对较慢。2013～2014年，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长株潭城市群所辖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均有所放缓。

（二）锡尔系数测算结果。由于2010年为我国的人口普查年，各市统计公报未公开当年的人口数据，故只对2011～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锡尔系数计算。（图2）

图2显示，2011～2013年锡尔系数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表明这一阶段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断扩大，2013～2014年锡尔系数有所回落，这跟我国经济环境大背景以及出台的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有关。

（三）综合分析。根据相对发展率系数和锡尔系数的测算结果，长沙、株洲、湘潭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其经济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于其他五市。虽然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的启动时间较早，但是“3+5”城市群是2007年在原长株潭城市群的基础上扩展的新的发展空间，政府重点关注的是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对长株潭城市群的另外五市的关注较少，因此在许多规划建设上，未能从大区域的角度进行合理布局，不可避免会有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制约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目前，长株潭城市群没有建立规划管理范围涵盖八市的整体协调机构，城市群区域内部也存在比较严重的经济垄断和行政性垄断，阻碍了区域统一和有序的市场格局的形成。由于现行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协调领导小组其工作机构行政级别较低，职责不具法定性，其开展的规划工作、研究成果和规划结论难以对各市行政决策产生影响，且工作效率也受到政府领导的换届或变更影响，很不稳定，因此需迫切扩大和加强其事权的范围与权威性。

四、政策建议

（一）建立长株潭城市群协调发展机构。长株潭城市群属于同一省域内的城市群，因此建设长株潭城市群协调发展委员会应由省委省政府牵头，具体组建可由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在行政性质上，其并不是一级地方政府机构，而是在省委省政府推动下，城市群各地方政府自愿加入成立的一种协调机构，其身份既可以是完全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包含各种民间协作组织的半官方机构。在管理上，其既可由省委省政府直接管理，也可委托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管理，但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二）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中，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群的功能与品位；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在带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按照“两型社会”的性质与要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交通是联系地理空间中社会经济活动的纽带，具有空间连接、区域整合功能，扩大资源配置半径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功能、社会交往功能、国防功能、文化与文明传播功能是基础设施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尽快完成长株潭城市群内部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境同治的五个基础网络规划。

（三）建立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应该强化合作平台建设，建立政策、产业、企业层面的合作协商机制，在经济发展上采取优势互补，优化产业结构，要避免恶性竞争，降低区域协调成本，提高区域政策的执行效率，根据发展阶段的演进调整政策。城市群区域内政府合作的出发点是通过合租来共享整体利益，重新调整各地的产业结构，形成合力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体系，这必然会产生获益和受损的问题。这就需要受益方给受损方以必要的补偿，让区域内所有的地区都共享合作的收益，否则合作关系就会破坏，彼此利益都会受损。

主要参考文献：

[1]高洪深.区域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覃成林，张华，毛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辨析、判断标准评价方法[J].经济体制改革，2011.4.

[3]田杰，何丹.中部地区长江沿线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4.23.2.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例3

一、营口开发区简介

（一）营口开发区的发展历史

营口开发区的前身是原盖县鲅鱼圈乡，198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营口市鲅鱼圈区。30年的风雨砥砺，30年的奋发图强，渤海河畔的一个小渔村蜕变为一个现代化、生态化的港口新城，这就是营口鲅鱼圈。从一个渔村到现在瞩目东北的经济开发实验区，鲅鱼圈用了不到30年，介绍鲅鱼圈想必要和深圳比一下，虽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浪潮里，鲅鱼圈的发展速度远不如广东深圳，但是在东北老工业基地，鲅鱼圈用它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方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当深圳城市发展出现问题的时候，值得庆幸的是鲅鱼圈还有机遇迎接新的挑战。如今，在“十二五”规划的指导下，我们相信下一个五年，依然是鲅鱼圈快速发展的五年。

（二）营口开发区的区位优势

1.港口优势。营口港是我国北方地区最近的深水不冻港，也是东北第二大港，现有生产泊位29个。其中万吨级以上的泊位17个，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个港口实现通航。2004年吞吐量达到5977万吨，集装箱58.6万标箱，进入全国十大港口行列，非金属矿产品运量居全国各港之首。

2.交通优势。鲅鱼圈东侧有哈大铁路、哈大公路、沈大高速公路三条交通动脉并行纵贯南北，中部有疏港铁路、疏港公路、入区公路相应横穿东西，南北距大连、沈阳机场各200公里左右，陆路连接东北三省以至欧亚大陆，交通运输十分便利。已经建成并且运行的滨海公路贯穿鲅鱼圈，而现在在建的哈大高速铁路将使营口鲅鱼圈的交通更为便利。

3.资源优势。地处辽东半岛，背靠辽宁中部城市群和广阔的东北腹地，矿产、木材、粮食、水果、水产品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充足，资源深加工潜力巨大。

4.旅游优势。营口鲅鱼圈海岸线长25公里，是夏季海边洗浴的首选去处，这里有全国第一拜母圣地望儿山，这里有鲅鱼公主传说的山海广场，这里有八仙过海留下的仙人岛，这里还有青龙山森林公园、亚洲植物标本园、烽火台、金沙滩海滨浴场/月亮湖、等景观，构成了山、海、林、泉交相辉映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

二、营口开发区的政策优势

（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由于改革开发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步伐较慢，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明确了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随着振兴战略实施，东北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营口作为东北第二大港口必须肩负起其巨大的区位责任。

（二）环渤海经济圈

环渤海经济圈，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同时延伸辐射到山西、辽宁、山东及内蒙古中东部。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已经形成了发达便捷的交通优势，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教育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密集的骨干城市群等五大优势。相比大连，营口在辽东半岛更具活力，因为营口相离沈阳盘锦鞍山更近，区位纽带能力更重要。

（三）辽宁五点一线战略

“五点一线战略”是辽宁对外开放的新战略。“五点一线”中的“五点”之一就有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一线”是指辽宁沿海全线，连接“五点”全长1443公里的滨海公路。

可以说，这些经济政策代表着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然而无一例外的是，营口开发区作为东北经济开发的前沿阵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十二五”的到来，我们看到的即将又是一个政策导向明显的发展地区。

三、“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鲅鱼圈的开发

（一）鲅鱼圈的经济结构调整

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随着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的落户，必定为鲅鱼圈的发展带动后续的动力。我们知道同为开发区的深圳，虽然在30年的改革浪潮中一直起着领头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由于深圳没有重工业基础，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明显不平衡，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策优势不明显，发展动力以明显不足。虽然鲅鱼圈前期发展与深圳相似，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只有外资企业和中小企业。但是鞍钢的迁入必定带来丰富的就业量和重工业基础。

除了鞍钢，香港新泰集团旗下的新东北电力集团的到来，将为鲅鱼圈带来持续不断的“动力”，香港信义玻璃、北钢管业、中船重工以及一大批优秀工业企业纷纷抢滩登录，无极灯、太阳能电池、高压开关等一批炙手可热的工业项目，共同描绘了鲅鱼圈工业经济链式发展的美好蓝图。

（二）鲅鱼圈能源节约型的城市建设

在“十二五”规划中，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随着“辽宁五点一线战略”的展开，当滨海公路通过鲅鱼圈时，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的建立，又为鲅鱼圈的发展增添了后续动力，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有协调的产业结构，以前鲅鱼圈以轻纺为主，没有重工、化工工业，如今仙人岛能源化工区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的新型化工产业的出现，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很大的作用。如今，行车驱使在滨海公路路过仙人岛时，一定会在路口的广告牌上看到胡总书记的话：“仙人岛要加快发展”。这句话已经深深的印在我们当地人的心中。

参考文献：

[1]辛文.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2]陈力军.区域经济发展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3]陈育宁.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

[4]张琳.韩增林.营口港发展条件及战略措施探讨.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11）.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例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不仅体现了经济水平的绝对增长，更体现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二三产业逐渐发展壮大，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在经济总量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凸显出了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基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城乡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如何协调城乡共同发展便成为了重中之重。成都市作为中西部经济金融中心，在2003年全面推行统筹城乡工作，发展独特的成都模式，2007年被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本文选取成都市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具体数据分析城乡一体化对成都市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案例分析

（一）成都市统筹城乡的主要措施

成都市作为我国西部经济中心，区域经济发展对整个西部地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成都市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3年―2007年，第二阶段在2007年之后。

从2003年起全面推开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主要的重点在于政府主导，以外力推动为主的城乡规划、政策制度、公共服务一体化，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以“六项政策”为原则，推进“三个集中”，建设“三个重点工程”：

（1）提出“六项政策”：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2）推进“三个集中”的发展模式：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以实现产业集聚发展效应，土地经营规模效应，并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3）建设“三大重点工程”的内容和目标：“农业产业化工程”，实现传统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农村扶贫开发工程”，构建多元参与的农村扶贫开发机制；“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推进城乡基础建设和社会事业均等发展。

第二阶段在2007年之后，这一阶段的改革着力于农村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选择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通过确权颁证来更好的实现土地流转，作为综合配套实验改革的突破点。2008年开始土地确权，在有效的体系建立后，从2010年起推进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收益，同时土地规模化、现代化的经营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力推动城镇化进程。

总的来说，成都模式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另外再配以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二）成都市统筹城乡效果分析

成都市根据上述原则，实施一系列有力政策措施后，使得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显著成效，本文接下来将对城乡一体化目前的进展及效果进行分析。

（1）城镇化率显著提升，开创城乡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首先，我们通过图1反应的城镇化率的结构变化来看看成都的城市化历程，2002年的城镇化率仅有35.5%，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在2003年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后，城镇化率有了一个显著提升，2007年时已经迅速增长到53.56%，约是2002年的1.5倍，2007年之后进一步的土地流转政策使2012年新型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达到60.2%。

从2002年到201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007.4亿元增加到5731.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由59.4亿元增加到410.6亿元；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先后荣获“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实现了又好又快的持续发展，根据城市化五阶段论，此时标志着成都将进入成熟的城市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2）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布局，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体现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城镇化率的提高，它会通过促进企业和人口的集聚，形成新的市场，从而拉动工业化发展。第一，企业和人口的集聚，形成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化需求，成为一种拉力，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城镇化过程与第一产业向二、三级产业转化的过程可以说是同步的。第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数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从而扩大消费。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释放了大量需求，有力推动了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

图3

图2反应了2002――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变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深入，总体来看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水平。1978年，我国整体经济水平落后，农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此时成都市的农业人口占比接近80%，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非农人口逐渐增加，但增速比较缓慢，而自2000年左右起，非农人口占比急速上升，在2011年左右，超越农业人口，其占比最终稳定在约60%的水平（见图3）。

（3）推进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初步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稳妥推进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在城乡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确保了耕地总量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形成了用市场机制鼓励引导农民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推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组建市县两级现代农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农业物流投资公司，成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渠道多元、机制健全”的投融资力量；制定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办法，引入农业担保和保险机制，增强了农业、农户抗风险能力和银行参与意愿，逐步破解了融资难题。农村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的形成，赋予了农民相对完整的市场主体地位，加快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4）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成都市在近年的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城乡公共服务公平化为目标，努力探索实现城乡居民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公共服务。在统筹城乡进程中，成都市政府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一是不断完善城乡卫生服务体系，扩大卫生医疗覆盖面积，让居民享受公共卫生服务，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二是加强教育投资力度，尤其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提升教师素质和管理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三是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四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设施体系方便居民出行，加强绿化建设，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5）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成都市围绕“三次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各区（市）县产业发展进行规划定位和重新布局，实行“一区一主业”，努力构建以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全市范围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安排项目、资金、资源，推动产业集中集约集群发展，促进产业由主要依靠二产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转变。

三、当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建议

虽然成都市在统筹城乡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质的提高落后于量的增长。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化率显著提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但市民化水平依然较为落后，由于长期存在的二元机构体制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所以从观念上、社会保障制度、生活方式上来看，大量农村居民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的生产生活中，依然存在城市内的二元结构。

（2）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管理比较混乱，产权界定不明晰，缺乏有效的评估办法和监督机制，不能充分维护农民权益。同时，缺乏通畅的信息交流平台，融资困难，土地流转范围窄，规模小。

（3）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之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出现人口过多，环境破坏，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现象，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4）自然历史文化保护不力，大力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发展，城市建设缺乏地方特色。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认为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接下来的重点首先将放在提高城市化质量，通过完善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障体制，使其子女取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提升市民化水平，使进程农民在城市中有尊严、有归属感的生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认真落实确权颁证工作，使产权得以清晰界定，建立完备而明确的土地流转办法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农民切身利益得以维护。最后，优化空间分布结构，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避免城市过度扩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维护自然历史特色，保留城市文化。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内涵[J].经济研究参考，2003，（5）.

[2]顾益康，绍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J].中国农村经济，2003，（1）.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例5

中图分类号：F12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71-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性差等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做出了重要论述，并提出了相应要求；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要开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陕西省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陕西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其在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综合竞争力排名从1999年的第4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2位，并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但是，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陕南、陕北和关中各个县市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近几年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鸿沟也在加大。所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对于陕西省城乡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许多学者曾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如夏安桃等（2003）主要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目标、动力机制和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综述；[1]鲁奇等（2004）运用因子分析和ArcGIS技术提取影响城乡关联发展的主导因子并将主因子信息空间化,揭示影响城乡关联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2]罗雅丽和李同（2005）以西安市为例，基于城乡间各种要素流的测度研究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3]朱允卫和黄祖辉（2006）以浙江省整体经济发展为例，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和数据的协整关系研究城乡统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黄水木（2007）基于福建省泉州市对沿海发达地区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5]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定性研究文献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相关概念展开，对于研究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和体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未能从定量角度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而定量研究文献基于量化研究分别从城乡协调发展度确定、城乡协调发展的主导因子及驱动因子、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流动、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等四个角度展开研究，对于深化城乡协调发展规律研究具有一定作用，但主要立足于各个局部角度研究城乡经济的联系强度。而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区域板块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特别是联系区域经济内部的不同发展板块，从区域统筹的角度研究城乡协调发展度同经济发展相关关系，进而研究不同板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文章尚不多见。

本文立足于反映整体情况的指标体系，通过相关概念定义，综合考虑驱动因子、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城乡经济协调等要素，以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首先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其次，对陕西省各个地级市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估；然后，基于经济发展板块研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关系，得出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等结论；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指标体系构建及研究方法

1.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界定。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城乡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交流和组合，形成城市和乡村稳定持久结合的统一体。在发展目标上突出以人为本，公平配置社会资源，基本建立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现人均GDP稳定增长，三次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城乡二元结构初步改变，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农业规模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非农就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属于一项涉及到多方面发展情况评价的系统工程。本文根据系统性、可测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简洁性和科学性原则，在借鉴其他学者评价指标和结合陕西省省情的基础上，选取以下八项指标进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见表1)。其中：（1）人均GDP指标衡量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确定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2）第三产业比重指标衡量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是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公平就业环境。（3）地方财政收入用以衡量地方政府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政府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主体，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要求地方政府具备一定财政能力。（4）公路货运量、电话用户和公路客运量三个指标衡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乡村融入城市市场化发展轨道、扩大乡村产品市场的重要措施，该类指标用以分析城乡市场协调度。（5）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协调程度。（6）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程度，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协调程度。

3.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作为各个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综合评价指标，应用主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系数分析法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基本思想是研究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依赖关系，然后根据相关性大小对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最后归纳出综合所有变量影响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通常称为因子。分析具体步骤为：

（1）对选用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均为正指标，标准化公式为：

Xij=(xij-minxj)/(maxxj-minxj)其中，i=1，2…，11；j=1，2…，8

（2）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各个主因子的得分计算出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并以此作为权重，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的综合评价模型。

（3）计算综合指标值，即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

（4）对各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比较。

（5）对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三、实证研究

1.数据检验。本文采用陕西省2010年统计数据对陕西省11个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限于篇幅略去原始数据。初步分析结果显示8个变量间相关性很高，由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拒绝各变量的独立性假设，因子分析法的适用性通过检验。由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2所示，可知前3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2.654，表明这3个因子已经集中了原始数据92.654%的信息，达到了选取公共因子的标准，基本可以描述各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

2.主成分因子提取。经过旋转的载荷矩阵表明因子变量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荷载。通过表3可知，第一公因子在公路客运量、地区财政收入、电话用户量、公路货运量、三产比重等几个指标上载荷较高，因第三产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体现该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力水平，因此第一公因子能够很好地代表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度；第二公因子在城乡消费水平比值和城乡收入水平比值上有很高的荷载，能够很好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第三公因子在人均GDP和地方财政收入指标上载荷较高，能够很好地代表城乡经济水平度 。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和评价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以下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数矩阵。(如表4所示)

根据系数矩阵将三个公因子表示为8个指标的线性形式。

因子得分函数为：

F1=0046X1+0.120X2+0.207X3+0.278X4+0.279X5+0.243X6

+0.113X7-0.019X8

F2=-0.046X1-0.166X2+0.051X3+0.013X4+0.021X5+0.061X6

+0.519X7+0.509X8

F3=0.449X1-0.533X2+0.320X3-0.047X4-0.015X5-0.064X6

+0.078X7+0.133X8

3.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综合得分及相关性分析。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综合反映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即城乡之间要素流转程度及协调程度。为了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价，需要对各地区在3个因子上的得分以及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加权求和得到综合分值F，即

F=0.469F1+0.298F2+0.159F3。计算出陕西省11个地区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得分如表5。进一步根据综合得分得到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分类图（见表5，图1，图2）。

四、研究结论

1.经济实力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但并不必然导致城乡的协调发展。根据表5、表6、图1和图2，在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性评价中，基本上都是经济因子得分较高的地区总得分就高，但在局部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第二位，低于延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西安市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为第一，而延安市为第四。另外有两个特例，一个是陕北的榆林，一个是陕南的商洛，榆林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第三，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却落后到了第七位；相反，商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第11名，居于最后一名，然而协调度却位于第二名，远远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水平。这充分说明，经济发展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施以相应的产业、财政和分配政策改革，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才有可能随之提高。

2.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区域板块上表现出“U”型曲线的特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度和城乡经济协调度，按照陕南、陕北和关中的顺序排列，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关系呈现出典型的“U”型曲线的形状，说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先下降最后上升的趋势。根据相关系数分析，如表6，陕西省总体上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11，相关性并不显著。但陕南各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8357，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一方面说明陕南各区的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说明，陕南目前的这种相对协调在整体上表现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升高而降低的特点。陕北各区（注：因为铜川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具备陕北资源经济的特点，笔者把铜川从经济上划入陕北板块）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9933，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现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的现象，原因主要在于陕北经济发展主要建立在资源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该产业的典型特点是依赖于技术密集型的规模经济，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限，财富的社会扩散速度远远小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故而呈现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低的现象。但是正向的相关系数表明陕北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中各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如果包括杨凌为0.236，正向相关而显著性不高，如果去掉杨凌，仅考虑西安、宝鸡、咸阳和渭南，则相关系数高达0.994，说明关中经济发展程度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高度正相关，而杨凌经济发展特点不具备关中板块的特点。杨凌的表现特殊起因于杨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以教育为主的第三产业，教育产业的高产值，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带动作用并不大，甚至还凸显了城镇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差距，可以说杨凌的第三产业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第二产业的基础上，使得杨凌在关中经济板块中表现出陕北经济板块的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特点，杨凌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型。

3.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关中区域的西安市第一公因子排名第一，说明西安市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比较大。宝鸡市的第一公因子得分排名紧邻西安，第二公因子和第三公因子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说明宝鸡目前的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城乡生活水平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度都比较好，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度比较好，宝鸡的综合和单个因子表现都足以作为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标杆。其次是咸阳和渭南，以上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商洛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较高，主要是因为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协调度的第二因子F2得分最高，然而代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F3和代表经济未来发展潜力的F1都非常低，说明商洛市目前较高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实际上属于一种低水平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协调必将被打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因此不应属于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包括延安、榆林和铜川。这些地区因为拥有密集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存量，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第二梯队里各区表现为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城乡生活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二公因子F2都很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不高，应该采取适当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分配政策改善此种局面。

第三梯队包括汉中、安康、商洛和杨凌四个地区，也是全省经济总量较低的地区，这四个地区除了杨凌位于关中外，其余地区都属于陕南山区。改革开放以来，陕南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获得的发展机遇相对较少，经济发展不足，属于有待发展的地区。第三梯队里各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三公因子F3都很低，即使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很高，排在全省前列，也只是因为城市经济发展不足，没有拉开城乡经济的差距，并不能说明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所以此种高F2只能说明经济的落后特性而有待发展。根据区域分布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杨凌应该被划入第一板块，但因其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得分以及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F3都非常低，经济发展潜力有待培养，所以放归第三个板块。

4. 发展协调性好的地区各个指标因子之间发展不均衡。从发展协调度得分来看，关中区域城乡经济协调性比较好，但这些地区的协调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其潜力水平因子、生活水平因子和经济水平因子之间并不均衡。比如西安市和渭南市，西安市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因子得分最高，但是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因子得分为负数，排名第九，说明西安市虽然经济发展潜力大，但在城乡协调方面做得并不理想。渭南市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因子和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协调的F2因子得分比较高，说明渭南市发展潜力和城乡协调度在目前表现比较好，但是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F3因子为负数，排名第九，这说明尽管总体得分较好，很可能也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需要在发展中均衡各个指标的关系。经济发展协调度高，并且各个因子之间相对均衡的是宝鸡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潜力、现有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乡生活水平协调都表现得非常好。

五、提高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

1.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合理统筹不同区域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陕西省11个地区不同发展水平，采取适宜措施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陕南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和技术条件较差，在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上应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特色，大力发展特色资源产品加工产业和旅游产业，促进工业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城乡经济协调。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而城乡协调水平比较差，应在立足于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致力于产业的技术密集化，同时加强财富分配政策改革，通过财富分配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中应该在现有经济发展基础好和城乡协调水平高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经济协调。

2.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上述评价分析可知，经济发展潜力因子F1在综合评价模型中所占权重很大，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奠定基础。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城镇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城镇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的集聚，最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提高，推动城镇经济发展。而且，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是充分利用基础设施，提高规模经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3.充分贯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在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政策的同时，坚决贯彻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同时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化建设途径，加快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夏安桃，许学强，薛德升.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5)．

[2]鲁奇，曾磊，王国霞.重庆城乡关联发展的空间演变分析及综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2)．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例6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10-0083-03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聚集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其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75%左右，因此，城市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决定着整个国家或地区的低碳化水平，成为一个地区或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当前中央深入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有利于西部加快发展的优惠政策，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投入力度的背景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人快速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大多数城市还存在着生态环境脆弱、地理位置偏僻、思想观念落后以及产业低端化等问题。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生产、生活需求迅速增加，导致了西部地区各城市面临更加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一、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文献综述

从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领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美国学者Edward（2007）系统地研究了城市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及应用分析，并对美国十个典型大城市中心与郊区单位家庭采暖、交通、空调及生活能耗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碳排放标准明显不同的结论；日本学者柳下正治（2007）从城市碳排放综合构成的角度，立足日本国家碳排放现状及城市背景，从产业分布、建筑建造、低碳交通及新节能技术应用方面提出减小城市碳排放措施；英国学者Chris（2003）通过对英国家庭调查取样开展了实证分析，以具有说服力的数据表达了英国家庭生活碳排放的未来情景及低碳化生活方式的迫切需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英国民众生活的低碳标准。

国内学者对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相对比较晚，朱守先（2009）、李萍（2009）、张丽雅（2010）等研究了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内涵、特点和国际的区域性示范经验，探讨了城市低碳发展的核心和重点，并对未来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付允（2008）、华金科（2010）、李东升（2010）、窦林琪（2010）、申红艳（2011）、刘畅（2011）、杜宾宾（2011）等专家学者以北京、株洲、珠海等城市为例，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城市发展低碳的可行性和模式选择问题，提出了中国城市低碳化发展思路和基本路径。

从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对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碳排放与能源消费领域；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内涵、特征及对策建议方面，更多的是探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城市发展低碳经济问题；本文拟以西部地区二级城市为研究对象，选择四川省绵阳市为例，在实地调研获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其低碳经济发展现状，进而探讨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力求为西部地区类似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参考借鉴，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四川省绵阳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四川省绵阳市国土面积2万平方公里，辖9个县市区，总人口540万。城市建成区面积103平方公里，城区总人口107万。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我国唯一的科技城，成渝经济区西北部的中心城市，四川省第二大城市，现为全国首批“三网融合”试点市。全国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市，作为西部地区二级城市的典型代表，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问题较为突出，下面就以绵阳市为例，通过低碳经济相关指标分析其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可行性。

（一）能源消费结构

绵阳市属于典型的能源消费型城市，其能源消费结构是西部地区大多数城市当前能源结构的缩影。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绵阳市形成了以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201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消费量为456.6万吨、焦炭消费量、柴油消费量为3.2万吨、天然气消费量为3.8亿立方米、热力消费量为4000亿千焦、电力消费量为43.2亿千瓦时，主要能源消费情况见图-1。

（二）行业能耗情况

按照国际标准将各类能源消费折算成标准煤，2010年绵阳市的能源消费总量为402.1万吨标准煤，比2009年的消费总量增加了9.07%，能源总需求呈增长趋势。从行业能耗分布情况来看，绵阳市工业特别是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纺织业是主要的耗能行业，它们占工业能耗的比重分别为32.38%、27.43%、12.66%、7.67%、2.89%、2.31%和2.28%，具体情况见图-2。

（三）能源利用效率

经过我们的统计分析，2011年绵阳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为1.061吨标准煤/万元，比2010年降低了3.92%，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0.793吨标准煤/万元和四川省平均水平0.997吨标准煤/万元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与四川其他二级市能源利用率进行横向比较，绵阳市能源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万元GDP仅次于南充、内江、攀枝花、遂宁、雅安、宜宾、资阳和自贡8市，居于四川省第13位，如表-1所示。

（四）碳排放现状

我们根据当前国内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计算了绵阳市2006-2010年的碳排放总量，结果表明，绵阳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如图-3所示。2006-2008年绵阳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持续下降，而2008-2010绵阳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持续上升。2008年是转折点，我们推测或许与“5·12”汶川大地震有关，“5·12”汶川大地震中绵阳市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遭受了重大损失，市辖的北川、江油、平武和安县都是部级的极重灾区，大地震导致了绵阳市工业企业受灾严重，大量先进设备严重受损，工业经济一度处于停滞阶段，这可能是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低谷的一个原因。2008年以后绵阳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这或许与绵阳市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灾后恢复和灾后重建有关。

（五）碳汇能力

根据我们的统计，2010年绵阳市林地面积为15360公顷，主要包括常绿阔叶林、常绿与落叶混交林等，由于绵阳市牧草地面积比较少，忽略其碳汇能力不计。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草地单位面积的碳汇能力仅相当于森林的1/30，耕地面积作为碳源及碳汇的数量几乎相等，鉴于此，我们通过积蓄量法计算了绵阳市森林碳汇蓄积量，计算得到绵阳市森林和牧草地汇碳总量为7296.68吨，可以抵消2010年全市碳排放总量的0.73%。

三、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路径

前文以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典型代表绵阳市为例，探讨了其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可行性。下面着重探讨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一般性路径。

（一）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

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应该强力推进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加快实施“以电代燃料”工程，提高清洁能源的供给量；增加秸秆气化站示范试点，针对城市太阳能资源总储量状况和时空分布特征，大力推广使用太阳能热水沼气技术，发展农村户用沼气和大中型养殖场沼气工程；实施太阳能资源器和被动式太阳房，促进太阳能电热的高效利用；落实国家对水、电、天然气等能源的基础价格政策，通过以上措施，实现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

（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低碳化

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应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低碳化。一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将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分解到各区县和重点企业，限期公告需淘汰的落后产能、落后工艺设备、淘汰时限及企业名单。二是大力引进低碳产业。以各县、区的产业基础为依据，大力鼓励非能源核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三是积极推动低碳物流、低碳商贸、低碳旅游、科技咨询、信息服务和投融资服务等在内的低排放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四是围绕国家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结合当地的生产水平、科技资源等，努力构建低碳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加快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提高能源利用率

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加快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提高能源利用率，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重视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储备。坚持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订技术发展路线图，促进高能效、低碳排放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逐步建立以节能和高效的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为核心的多元化的低碳技术体系。二是建立健全节能技术产品推广体系。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支撑平台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体系，加快推进各种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及合同能源管理、分布式能源管理等节能新机制在工业企业中的推广普及和应用。

（四）加大绿化投入，提高碳汇能力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例7

中图分类号：F 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032-05

以城市群和产业群互动发展为核心，提升地区竞争力，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特色产业能够最大程度地吸收资源和要素，使原本的优势更具有区域竞争力。因此，产业集群成为当今最为推崇和地方政府最为热衷的发展模式。但是，实际情况是许多地方“打造城市群”的规划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忽略了产业群与城市群发展的关联性，忽略了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耦合效应。鉴于此，本文实证研究中原经济区产业群和城市群耦合发展所达到程度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关于产业和区域之间共同发展，马歇尔（2005）做了较为全面论述。对聚集在特殊地区的产业专业化，马歇尔提出“外部经济”这一概念，并指出外部经济是行业集聚的结果，这是因为某一行业在一定空间聚集以后，行业个体可以相互之间获得一定的外部经济性。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种外部经济的溢出效应做了解释。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角度。

1.成本。韦伯（1997）的“工业区位论”理论认为，企业普遍向耗费其更少支出的地点靠拢，以降低成本，当达到了某种聚集化程度之后便形成一种优势。

2.生产条件。格迪斯（2012）提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体系，认为一些企业会考虑到生态环境、经济现状、发展前景、工业布局等因素联合周边企业形成一定的地域组合体，这样的组合体可以更加完善各成员的生产条件。

3.经济增长。沙里宁（1986）的“增长极理论”认为，特定的经济体在城市的聚集，会促进该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并且这种促进发展的作用具有辐射效应，拉动周边地域的经济和社会同时发展。

4.竞争优势。克里斯泰勒（2010）在分析“竞争优势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产业集群概念，并通过建立“钻石模型”分析指出，一国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是其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点。极力主张一国的所有行业都积极投身国际竞争。

对于产业和区域发展，中国学者也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例如，曾忠禄（1997）、仇保兴（1999）、景普秋（2003）、徐林（2006）等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产业群发展的程序、模式、原因、环境、策略等，并针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这对未来中国不同地区产业群发展起到积极理论指导作用。

二、中原经济区产业群-城市群耦合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中原经济区（CPER）是指，以郑州为核心、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为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部级经济区。为了深入了解中原经济区产业群和城市群发展之间的耦合互动关系，我们选择该地区人均GDP在5万元以上的郑州、洛阳、焦作、三门峡市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些城市产业群与城市耦合发展状况。

（一）指标选择

构成产业群实体的是众多企业。这些企业形成依次为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供应链。资金流是实现信息流和物流日常运作的首要基础；信息流反应资金流和物流的管理效率，；物流以资金流的货币表现形式对信息流做出反馈，是供应链的核心。 “三流”相结合，完整的体现出产业群竞争力的评价标准。本文选择检验对象为中原经济区的制造业、信息业和交通运输业为指标，对应产业群供应链的“三流”。

本文选择的城市发展指标主要是人均收入、人均公共产品投入和城市绿化面积三个方面。公共产品的投入主要包括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等。样本数据选择2001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四季度的相关数据。为了扩大样本数量，避免样本数据过少的缺陷，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年度统计转化为月统计值以获得较多的样本。

（二） Granger因果关系测试

滞后阶数选择对于VAR分析至关重要。常见的滞后阶数的统计标准有四个，本文选择最常见的两个标准AIC和和HQC。根据相关数据，估计结果如表1显示，选择2阶滞后效果最佳。

在Granger检验中，如果变量是协整的，那么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或者Wald检验是无效的，因为检验统计具有非标准的不对称分布。考虑到协整问题，我们用修正的MWALD模型进行Granger检验。MWALD模型估计一个，其中是每个变量的滞后长度，是模型中协整的最大阶数。为了使用MWALD模型，我们需要知道每个变量在模型中的协整特性。因此我们连续对每个变量运用ADF单根检验。表2给出了每个变量ADF检验的统计值。结果表明，如果我们选择滞后2阶，所涉及得变量是稳定的，且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

按照MWALD模型的程序，我们通过检验具有2阶滞后期的VAR模型，并检验产业是否是城市发展的Granger原因，检验结果显示在表3―5中。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1）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的促进了四个城市的人均收入的增长，但对人均公共产品的促进只在郑州市和洛阳市有效果，而就城市绿化面积而言，制造业只在郑州市有影响；（2）信息业的发展对三城市的人均公共产品的投入几乎无影响，对人均收入和城市绿化面积只对郑州市和洛阳市有影响；（3）交通运输业对三城市的人均公共产品投入均有影响响，但对人均收入和城市绿化面积都无影响。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原经济区城市群和产业群发展之间的发展互动关系，本文还需要检验城市群发展是不是产业群发展的Granger原因，即检验城市发展不是制造业、信息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检验方式同上，检验结果如表6―8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1）四个城市的发展都不是制造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即城市绿化面积增加、人均公共产品投入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都不能引致郑州、洛阳、焦作和三门峡地区制造业发展；（2）公共产品投入的增长都不能引致四城市信息业的发展；（3）城市绿化面积的增加和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能促进郑州和洛阳两市信息业的发展；（4）城市绿化面积和人均收入几乎不影响四城市交通运输业，但人均公共产品的投入增长能引致洛阳、焦作和三门峡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三、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中原经济区的产业群和城市群的耦合发展还处于形成阶段，产业集群与城市群之间相互推动发展局面尚未形成。

1.产业发展对城市的发展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很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制造业的发展对中原经济区四市发展存在显著的引致作用，而交通运输与信息业对中原经济区四市的发展起到的作用比较微弱。

2.城市的发展对产业发展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城市的发展对中原经济区四市制造业几乎没有引致功能，对信息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引致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且只在特定地区有用。

3.信息和交通运输业对中原经济区的城市发展促进作用有限，尤其是信息业。这表明，以资本和技术为依托的新兴信息产业在中原经济区发展相对滞后，没有起到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与中原经济区资本和技术基础相对薄弱不无关系。

4.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虽然可以依托中原经济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相对优势获得稳定的发展，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现代制造业越来越向资本和人才靠拢。相对于东南沿海而言，中原经济区经济落后，这就导致了中原经济区的城市发展不能成为资本和人才的聚集地，没有充分实现城市群对资源的聚集和配置作用。

参考文献：

[1] 阿尔法瑞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13-243.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例8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2-0081-02

1　引言

面临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间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如何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佩鲁等人提出通过增长极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心经济城市凭借各种优势发展成为区域中的增长极，并通过发挥强大的功能和作用，在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区域发展当中，由于不平衡增长模式的存在，集中投资可以产生高的投资效果，促进各类产业迅速发展。把投资集中在一个中心城市，可以促进城市的快速增长，使中心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最具活力的增长点和聚集地，进而通过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影响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如今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学说的基本理论之一。佩鲁在《略论增长极概念》(1955)一文中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佩鲁从技术创新、资本的集中和输出以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一个中心也会导致其他中心的出现，这些中心之间借助物质和智力交往而相互联系，进而会使增长极所在地的整个经济状况改观。

2　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

中心城市在整个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居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它实际上就是增长极理论中的增长极。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显著的特征：

2.1　经济规模大、聚集程度高

中心城市的经济规模在所属区域内占据较大的份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区域平均水平。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带动区域内消费产业的发展能力也大。这是中心城市的最基本特征，并影响着其它功能的发挥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中心城市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收入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大量人口，成为区域内的人口聚集地，中心经济城市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竞争力很强的企业群体，从而成为区域内的资本聚集地。企业的集中有效地促进了中心城市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时・在客观上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心城市经济活动聚集的特征，决定了城市经济运行的高效率，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完善，实现城市发展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2.2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

城市的产业结构状况决定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和竞争能力。中心经济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主要表现在：

(1)第三产业在城市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大。“由于第一、第二产业劳工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对产前产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还改变了竞争格局，使原来对商品的竞争转向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一揽子’竞争或者完全是服务的竞争”。

(2)有产业结构的自升级能力。中心经济城市产业结构的自升级能力来源于城市中产业技术和组织的创新。中心经济城市“与其腹地之间通过创新――转移――扩散――再创新的循环往复过程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2.3　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中心经济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保障了中心经济城市高效、畅通、有序地运转，并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先进的通讯网络和优良的人居环境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生活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提供了与周边地区联系的高效率的通畅渠道，为中心经济城市功能的发挥创造了条件。

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科技实力是中心经济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主要表现在智力资源的密集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心经济城市是区域内人才技术、科研和设备的聚集地，拥有较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相当数量的科技工作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有充足稳定的科研投人和发育良好的科技市场。中心经济城市拥有完善、先进的文化设施，有全面、系统的教育体系，为城市培养人才、开发智力资源奠定了基础。

2.4　对外开放程度高

中心经济城市作为所属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心，是区域或国家对外交流的窗口，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主要表现在外贸依存度和投资依存度较高。中心经济城市的政策国际惯例接轨进出口贸易繁荣、能够充分利用外资，城市的对外开放领域比较广阔，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的层次较高。

3　中心城市在区域中的功能分析

3.1　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

聚集是城市的一个核心特征。琅集不仅可使城市本身成为资源要素的采集地，成为一个区城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可以使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实现程度更高、规模更大的聚集，从而形成城市聚集经济及其效应。城市作为聚集的中心，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市场容量、文化活动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比周边地区拥有更多的优势，使得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不断向城市聚集，从而产生聚集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因此，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较区域内的其他城市更为突出。

3.2　中心城市的扩散功能

扩散是城市的另一个显著特性。主观上，城市作为一个确定的利益主体，它总会不断地以自己所具有的实力拓展自己的腹地空间，为自己的产品、服务寻求足够大的市场，客观上，城市以其技术、资金、管理、观念、生产体系等优势提高和带动腹地的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确立对腹地的主导性作用。然而，规模效益并不是要求城市经济规模无限扩大，过分的城市集聚往往会导致集聚不经济，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诸多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经济系统受利润和价值规律的支配，本质上有一种与其它经济系统在技术上、经济上、组织上以及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包含了四个方面：其一，工业内部各行业的渗透；其二，产业问的相互渗透；其三，城乡之间的相互渗透，其四，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它们的共同组合形成城市的扩散效益。这种扩散趋势的存在保证了集聚在一个合适的度内进行，从而保证了集聚的效益。另外，扩散是为了进一步增强集聚的能力。城市的产品与服务最终必须在市场上才能实现，但城市本身的市场是有限的，因此，城市必须向农村、向其它城市扩散。通过这个扩散过程，城市的实力进一步增强，集聚力进一步增加。

3.3　中心城市的龙头作用

中心城市凭借各种优势，吸引区域内的资源、资金、人才、信息、产业等生产要家向该城市聚集，从而产生规模聚

集效益，提高城市经济效率，使中心城市成为所属区域中经济发展的龙头。

首先，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具有示范效应。中心城市作为区域中的龙头，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话方式的改变等各个方面都走在周边地区的前面，对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其次，中心城市发挥调节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心城市通过发挥聚集功能和扩散功能，能够对区域内部发展横向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通过在对外联系中建立和发展区域性生产协作网络，中心城市能够调节区域内的社会再生产系统，并控制、协调、监督其运行；通过统筹运用经济杠杆，中心城市能够加强区域经济的综合平衡。

4　加快中心城市快速发展的措施

推进中心城市发展，以中心城市发展提升区域竞争能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4.1　必须加强统筹规划、加强项目建设

统筹规划是加快中心城市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中心城市，具有各自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科教优势，应加强规划指导，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找准发展的最佳位置，避免产业雷同和重复建设，实现区域经济间的统筹协调发展。

项目是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心城市的发展，无论是产业建设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最终都要落实到项目建设上。应根据中心城市发展的要求，加大对重大项目的选择、包装、推介力度，加大对项目跟踪落实的力度。通过抓一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项目，增强中心城市的发展后劲，壮大中心城市的物质基础，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

对于中心城市来说，一枝独秀已不能适应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实力和作用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推进城市群的发展，是实现中部崛起的有效途径。

4.2　必须加强政策支持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例9

1　引言

面临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间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如何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佩鲁等人提出通过增长极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心经济城市凭借各种优势发展成为区域中的增长极，并通过发挥强大的功能和作用，在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区域发展当中，由于不平衡增长模式的存在，集中投资可以产生高的投资效果，促进各类产业迅速发展。把投资集中在一个中心城市，可以促进城市的快速增长，使中心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最具活力的增长点和聚集地，进而通过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影响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如今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学说的基本理论之一。佩鲁在《略论增长极概念》(1955)一文中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佩鲁从技术创新、资本的集中和输出以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一个中心也会导致其他中心的出现，这些中心之间借助物质和智力交往而相互联系，进而会使增长极所在地的整个经济状况改观。

2　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

中心城市在整个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居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它实际上就是增长极理论中的增长极。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经济中心，具有显著的特征：

2.1　经济规模大、聚集程度高

中心城市的经济规模在所属区域内占据较大的份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区域平均水平。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带动区域内消费产业的发展能力也大。这是中心城市的最基本特征，并影响着其它功能的发挥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中心城市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收入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大量人口，成为区域内的人口聚集地，中心经济城市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竞争力很强的企业群体，从而成为区域内的资本聚集地。企业的集中有效地促进了中心城市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时·在客观上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心城市经济活动聚集的特征，决定了城市经济运行的高效率，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完善，实现城市发展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2.2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

城市的产业结构状况决定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和竞争能力。中心经济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主要表现在：

(1)第三产业在城市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大。“由于第一、第二产业劳工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对产前产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还改变了竞争格局，使原来对商品的竞争转向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一揽子’竞争或者完全是服务的竞争”。

(2)有产业结构的自升级能力。中心经济城市产业结构的自升级能力来源于城市中产业技术和组织的创新。中心经济城市“与其腹地之间通过创新——转移——扩散——再创新的循环往复过程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2.3　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中心经济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保障了中心经济城市高效、畅通、有序地运转，并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先进的通讯网络和优良的人居环境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生活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提供了与周边地区联系的高效率的通畅渠道，为中心经济城市功能的发挥创造了条件。

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科技实力是中心经济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主要表现在智力资源的密集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心经济城市是区域内人才技术、科研和设备的聚集地，拥有较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相当数量的科技工作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有充足稳定的科研投人和发育良好的科技市场。中心经济城市拥有完善、先进的文化设施，有全面、系统的教育体系，为城市培养人才、开发智力资源奠定了基础。

2.4　对外开放程度高

中心经济城市作为所属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心，是区域或国家对外交流的窗口，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主要表现在外贸依存度和投资依存度较高。中心经济城市的政策国际惯例接轨进出口贸易繁荣、能够充分利用外资，城市的对外开放领域比较广阔，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的层次较高。

3　中心城市在区域中的功能分析

3.1　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

聚集是城市的一个核心特征。琅集不仅可使城市本身成为资源要素的采集地，成为一个区城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可以使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实现程度更高、规模更大的聚集，从而形成城市聚集经济及其效应。城市作为聚集的中心，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市场容量、文化活动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比周边地区拥有更多的优势，使得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不断向城市聚集，从而产生聚集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因此，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较区域内的其他城市更为突出。

3.2　中心城市的扩散功能

扩散是城市的另一个显著特性。主观上，城市作为一个确定的利益主体，它总会不断地以自己所具有的实力拓展自己的腹地空间，为自己的产品、服务寻求足够大的市场，客观上，城市以其技术、资金、管理、观念、生产体系等优势提高和带动腹地的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确立对腹地的主导性作用。然而，规模效益并不是要求城市经济规模无限扩大，过分的城市集聚往往会导致集聚不经济，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诸多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经济系统受利润和价值规律的支配，本质上有一种与其它经济系统在技术上、经济上、组织上以及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包含了四个方面：其一，工业内部各行业的渗透；其二，产业问的相互渗透；其三，城乡之间的相互渗透，其四，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它们的共同组合形成城市的扩散效益。这种扩散趋势的存在保证了集聚在一个合适的度内进行，从而保证了集聚的效益。另外，扩散是为了进一步增强集聚的能力。城市的产品与服务最终必须在市场上才能实现，但城市本身的市场是有限的，因此，城市必须向农村、向其它城市扩散。通过这个扩散过程，城市的实力进一步增强，集聚力进一步增加。

3.3　中心城市的龙头作用

中心城市凭借各种优势，吸引区域内的资源、资金、人才、信息、产业等生产要家向该城市聚集，从而产生规模聚集效益，提高城市经济效率，使中心城市成为所属区域中经济发展的龙头。

首先，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具有示范效应。中心城市作为区域中的龙头，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话方式的改变等各个方面都走在周边地区的前面，对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其次，中心城市发挥调节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心城市通过发挥聚集功能和扩散功能，能够对区域内部发展横向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通过在对外联系中建立和发展区域性生产协作网络，中心城市能够调节区域内的社会再生产系统，并控制、协调、监督其运行；通过统筹运用经济杠杆，中心城市能够加强区域经济的综合平衡。

4　加快中心城市快速发展的措施

推进中心城市发展，以中心城市发展提升区域竞争能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4.1　必须加强统筹规划、加强项目建设

统筹规划是加快中心城市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中心城市，具有各自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科教优势，应加强规划指导，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找准发展的最佳位置，避免产业雷同和重复建设，实现区域经济间的统筹协调发展。

项目是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心城市的发展，无论是产业建设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最终都要落实到项目建设上。应根据中心城市发展的要求，加大对重大项目的选择、包装、推介力度，加大对项目跟踪落实的力度。通过抓一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项目，增强中心城市的发展后劲，壮大中心城市的物质基础，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

对于中心城市来说，一枝独秀已不能适应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实力和作用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推进城市群的发展，是实现中部崛起的有效途径。

4.2　必须加强政策支持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例10

引言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如果说农业文明标志着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初步摆脱自然界提供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制约，那么工业文明则是标志着人类在农业文明形成的初步繁荣基础上，极大丰富和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又一次革命。城市化则是工业文明的自然延伸，是工业时代人类不断满足物质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之后进而在非物质的精神生活方面进一步拓展需求的结果，为实现人类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农业转向非农业领域，伴随着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的集中，大量土地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领域也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就造成了“非农化”现象，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由农用转变为非农用的现象。由此，当今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是否动摇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在低成本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失地人口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和平衡，工业化、城市化如何与农地非农化结合。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应特别处理好诸如平衡好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重要关系，以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发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并且为最广大的社会所分享。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工业化、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开展研究，力求找出问题的答案，为有关方面决策提供借鉴。

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一）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人们已经跨越了农业经济时代，农地非农化也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性资源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趋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地位。无论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物质多么丰富、技术多么先进、生产多么发达，人们始终未能超越的一个事实就是：粮食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农业是满足这一需求的行业。对于人口规模较小、农业生产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国家而言，通过国际农产品市场满足国内需求与其说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安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地选择。对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而言，一方面，如果放任农地非农化的发展，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风险，农产品的周期性和脆弱性可能使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无法自给而受制于人，形成国民经济发展动荡不安的隐患；另一方面，如果强行抑制农地非农化，显然又有违资源配置的基本经济法则，损害经济发展效率。

（二）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联的劳动者在农地转用后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工业化、城市化、农地非农化改变了土地使用的方式，作为基本生存要素的土地参与价值形成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原来以地谋生的人口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对农地非农化的受影响人口而言，其出路不外乎二条：一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二是转入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前者而言，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农地非农化是否使他们完全失去了土地？如果只是部分失去土地，那么剩余的土地能否保证他们获得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如果不能保证又怎么办？如果是失去全部土地，那又通过什么方式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土地？对于后者而言，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有无足够的非农劳动就业机会充分吸纳这些失去土地的劳动力？过去从事生产经营的劳动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不幸的是，现实世界里，我们经常看到两种极端事例：在中国，屡屡出现土地被工业和城市发展占用后的农民因缺乏基本生产资料而陷入困境的案例，农地非农化的失地人口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拉美一些国家里，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但城市非农领域吸纳能力有限，形成了就业不足、贫富悬殊、治安混乱、环境恶劣的贫民窟，被人们称之为城市化的“拉美陷阱”。

（三）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联的农地转用各环节利益格局调整问题

农地的非农化，牵涉到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决定的农地属于国家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格局下，农地的转用可能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包括：农地实际所有者、土地承包者、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其他成员、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农地转用后用地单位等。在农地转用过程中，这些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如何调适？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如何分割？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妥善处理，否则将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或者形成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要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照顾到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取得利益均衡，必须制定出完善的法规制度，探索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的难题

当今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业生产能否保持平稳发展并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也关系到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否以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式得到发展。目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工业化、城市化是否动摇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具体而言，伴随农地非农化的大趋势，中国能否守住18亿亩耕地面积的红线，最终确保国家粮食供给安全。2007年以来，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的迅速上涨，推动了新的一轮物价普遍上涨，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粮食基本需要立足于国内供给的人口大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不能忽视，否则造成的波动和起伏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低成本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失地人口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和平衡。一方面，有学者和官员津津乐道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对照印度等国家由于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用地异常艰难而使得有些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举步维艰的事例，对中国式的举国体制下的低成本土地征收和快速建设模式赞赏有加；另一方面，每年数百万计的部分或者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如何得到可持续的安置和发展，目前还没有探索出一条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和办法。

工业化、城市化如何与农地非农化结合。既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又能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并借此推动农村经济、社会乃至增长制度的变革，使之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这其实是第二个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工业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失地人口的安置和发展也好，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利益格局的调整。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维护七亿多农村人口的基本权益，是保证农村社会稳定的前提。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在维护农民基本权益的前提下进行，同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应该是挖掘内部需求，而这个内部需求的最大潜在力量来自于农村人口。要把这个潜在力量变为现实，离不开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工业化、城市化恰好为改革农村基本制度提供了一个外在动力，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如何把握这个机会，既取决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总体走向，也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具体政策的创新有关。

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过程别注意的重要关系

农地非农化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引起，由于以农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基础地位，即使在工业高度发达、城市水平相当高的社会里，农地非农化也会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其它机制传递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反作用。因此，农地非农化必须与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保持一种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并且为最广大的社会所分享。

第一，正确认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平衡好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首先要正确认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是工业化引致和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一定农地的非农化。我们不能盲目重视农地保护而绝对地限制农地非农化，没有一定数量的农地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无法完成。因此要摆脱单方面高度地、过于严格地限制农地非农化。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土地政策的演变历程来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家所面临的土地政策是不同的，采取的政策举措也是在基本法律法规框架下随机应变的。在当前重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后发追赶工业化”的阶段，必须对土地进行合理而又详细的规划，划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合理用地，但同时也严格保护农业基本区域不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破坏。另一方面，农地非农化必须是适度的、可持续的非农化，不能是盲目的、过度的、粗放式的农地非农化。目前，现实中存在农地非农化过度、农地利用粗放、存量建设用地未盘活等种种问题，经济利益总是诱使和驱动开发商甚至联合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游走于政策灰色地带，千方百计钻政策空档，导致“占补总量平衡、质量失衡”、“先开发、后退耕”、“以租”、“未批先占”、“东占西补”等种种政策异化的产物。适度规模和控制农地非农化在当前显得较为迫切，但农地非农化靠行政上的命令和强调难以起效，更无法长效。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不能只靠行政的、短期的、原则性的政策规定，而是要建立结构性的、长期的、可操作的、法规化的机制以及细化的可操作措施。应适当借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农地非农化机制，包括市场机制、行政机制、法律机制、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第二，走以“城市圈”为载体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加快重工业升级转型，探索农地非农化的“内涵式”、“集约式”的利用方式和路迳。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必须对城市化发展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和规划。城市化路在何方？能否任由中小城镇盲目膨胀、星火燎原？中小城镇遍地开花的城市化发展路线可否持续？尽管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民工流动等角度来看，中小城市化发展路线似乎是一条代价小、发展快的城市化路线，但从土地集约利用和农地保护与农地非农化平衡的角度而言，这种城市化路线未必最佳。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没有导致农地非农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选择了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几个大都市的集中化城市道路不可行，但可以适当借鉴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挖掘自身特点及优势，也是可行之策。单纯的大城市化路线和盲目的中小城市化路线都在解决某几个方面问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另外一些问题的产生，而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成渝城市圈”、“武汉城市圈”、“长株潭”等十五大城市圈为载体的集群式城市化发展道路则可取长补短。

尽管日本在工业化中期也采取了农村工业化路线，但我们应避免再走“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乡村化道路，而是应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改造和集聚式发展。在城、镇、村地理布局上，结合城镇发展及时合理调整村镇结构，突出中心镇、中心村，避免零散布局。降低因村落分散带来的自来水、电力、道路等对农地占用的需要。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中期”的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合理限制“开发区热”、“大学城热”、“高尔夫球场热”、“新区热”、“别墅热”等大量占用耕地的粗放式开发活动以及可能引起的房地产投机活动。

第三，理顺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利益链条与利益分配关系，打破地方政府“以地取财”的土地神话，保障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地位和利益。中国耕地保护一直以来贯穿的是一种行政强制型的约束，这种行政约束一直在与农地非农化进行利益博奕，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对农地农用进行保护和鼓励。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收益主要被地方政府和地产商、房产商所瓜分，形成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合谋瓜分土地增值收益而让国家承担丧失耕地和农民承担生活风险的不平衡利益分配格局。一直以来都没有实质性突破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作为农地保护实施主体与农地非农化受益者的身份，在任期内地区之间GDP指标竞赛以及财政扩张驱动的目标导向下，往往倾向于农地非农化。因此，改变农地非农化首先要剪断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链条。具体而言，借鉴日本土地增值收益归全民共有的做法，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获得收益，废除土地出让金，通过土地出让税和耕地占用税，由中央统筹土地出让过程中的级差地租。同时，合法化农民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在现阶段极为重要。中国各地一度出现“抛荒”、“废耕”等现象，农地的收益让农民无利可图，他们宁愿选择放弃。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大大高于耕种收益的情况下，农民一时也可能被农地征用所诱惑，尤其在农民生计有所保障的情况下，农民的这种动力还比较大。应当对农地非农化后所产生的收益，以直补方式奖励“农地农用”和改善农地质量，在“农地非农所有”的情况下，让“农地农用”得以与“农地非农化”相制衡。

第四，吸取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土地过度投机导致地价大幅上涨的教训，有效应对土地在非农化过程中的投机炒作。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都出现了地价高涨、房地产泡沫的现象。农地保护不是要严格限制农地非农化，而是要再保证工业化、城市化对农地的合理需求之上保障农地尽可能农用。从农地非农化的动力来看，要抑制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倾向，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要缩小农地在农业与其他产业利用间的利益差距，也就是缩小“农地农用货币价值”与“农地非农用货币价值”之间的剪刀差。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通过“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政策，有效抑制了土地投机。具体而言，抑制土地投机可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严格制定规划，使农地用途服从国土规划、城市规划和农地规划；二是从法律上严禁土地投机，从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始，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进行开发即视为投机。并且严格规定农地使用权购买者和农地开发者必须保持一致；三是农地非农化必须服从公共利益，由国家确定明确的公共利益范围和细项，避免公共利益的模糊化；四是农地转用后的增值收益必须上交国家，不再由地方政府占有，避免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面前的利益冲动；五是对农地过度投机区域进行动态监测和全面管制。

第五，加强土地规划，细化农地分类，深入立法研究，制定长远的土地规划和可操作政策举措以及合理合规的法律保护。从日本农地非农化的经验来看，仅仅靠高度的管制很难确保农地的高效利用，建立一套相互协调和严密的农地非农化机制、制度以及规划，从以人管地走向以法治地，并且严格施法。其一，尽快出台土地征收专项法律法规。日本、韩国都对土地征收单独立法，如日本的《土地征收法》、韩国的《土地征收法》等，这些法严格限制了土地征用的范围必须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并且在法律中对征地程序、补偿标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我国由于缺乏土地征用专项法，导致地方滥用征地权力，甚至随意出台行政规范文件，以极低的强制性价格征收农地用于非农建设，甚至是非公益建设。人地关系的紧张、农民财产意识的增强以及带有强烈计划色彩的土地征收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农地非农化诱发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大问题。土地征用法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公共利益目的进行专项公示，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是否违反公共利益进行独立审查；集中农地征收权力，必须经省政府审核同意；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结构，负责受理和裁决征地双方的争议与纠纷，以保证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和公平性；建立严格的、透明的农地征收程序；建立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其二，制定有关农村宅基地的专项法。当前，村镇建设结构松散、布局混乱，大量农地被挤占，农村的农地非农化已经成为一个日显凸出的社会问题。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制定有关农村宅基地的法律，对宅基地占有原则、建设标准等进行严格管理，对集中建设、规范建设进行鼓励，尽快整理农村宅基地挤占耕地的现象。其三，制定城市开发立法。加强城市开发规划，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占用进行规范。最后，对所有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避免法律法规的相互冲突以及部门之间的相互越权与推诿。

结论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按照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未来的20―30年时间里将仍然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农地非农化在此期间也将保持相当的规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法规，中国的农地转用制度包括农地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两个途径，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农地非农化的规模和节奏来控制宏观经济，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与“银根”相齐名的“地根”之说。参考借鉴国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相关问题，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宪法，1988、1993、1999、2004年修正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蔡继明.中国征地补偿制度改革的三重效应[J].经济学动态，2006（8）

5.简新华.日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地非农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