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例1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015－006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廌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族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民国文学与文化例2

理论界关于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笔者通过维普数据库查询,在1989-2010年6月期间,与“科学文化”相关的文章有3578篇,探讨“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或“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没有发现。笔者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等现代统计理论,就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任志安,景治中.经济分析实验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民国文学与文化例3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亦随着经济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而演进，作为传统文化源头的国学，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和解读，成为兼具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国学。新国学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结果。国学及传统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吐故纳新，焕发新的生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继承和发展的文化，其内涵包括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等，而将这些传统文化学术化、系统化、理论化的成果，即国学。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其具有以下特点：

延绵不断的生命力。中国是诸文明古国中，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虽然历史上多有外来文化传入，但中华传统文化以其强大同化力量同化其它文化。历史上，无论外部文化传入，还是外来民族的入侵，都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断，反而是外来民族逐渐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所同化。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处世方式。作为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的国学，成为中国人所研习的对象，延续千年。

熠熠生辉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极早就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以思考人的存在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天地人合而为一。这种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非宗教化倾向，王权始终高于神权，形成了“重民轻神”的民本思想，重人道轻神道。这种非宗教倾向的特点，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就是不刻意追求灵魂的不朽，而是关注现实人生，把内在道德修养和外在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努力立德、立功、立言。

意蕴丰富的道德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极重道德人伦，道德观念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放眼浩瀚的国学典籍，对道德人伦反复强调无处不在，例如“天命无常、唯德是辅”“教之道、德为先”。伦理道德不但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大力倡导，也是民间最为重视的价值观念。道德修养方面，强调厚德载物，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为人处世方面，强调“仁者爱人”的博爱，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换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可谓系统而完备，尤以“仁义礼智信”五种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影响最为深远。

极重入世的务实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世文化为主导，极其注重入世精神，立足于现实生活，倡导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和“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思想观念，重实用的经验理性，而轻纯理论的玄思。从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就占据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地位，在儒家的观念中，是不认同宗教，也反对出世的学说的，人生的价值不寄托于天国和未来世界，而是建立于现世人生。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结合当代语境，对国学进行现代化改造，形成新国学，进而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使国学和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新国学的形成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至少应该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习俗及道德观念均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一些传统文化内容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其历史局限性，甚至沦为糟粕，例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要根据时展的实际情况鉴别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那些与当代伦理价值格格不入的内容，应予抛弃，而对那些具有现代价值的内容，则应充分挖掘和弘扬。

阐释现代价值和意义。要处理国学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当下社会。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仍然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进行当代性的阐释和解读，或对其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使之同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相衔接，能够适应现代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焕发新的生机。

在传承基础上发展和创新。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参照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上来审视，既保存民族特色，又吸纳世界先进文明诸如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从而提升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实现对当前世界先进文明的赶超。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价值

促进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通过现代转型，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于提升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例如，对传统文化中义利统一、诚实守信等思想的发掘，可促进构建良好市场经济伦理，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对传统文化中人本、诚信、修身等理念进行现代化的解读和发展，在培育企业文化中可资借鉴，而《论语》与《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丰富的经营管理思想，可通过结合现代语境解读，供企业经营管理汲取营养。

促进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理念，通过对相应思想作现代转型，挖掘和弘扬其积极作用，对于推进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蕴含重民、养民、富民、教民等方面的内涵和意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皆是民本思想体现。政治管理具体方略上，一方面强调实行王道仁政，强调君主及官员的道德和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同时重视法度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治之经，礼与刑”“法者，治之端也”。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理念，如儒家的“天人合一”自然观，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乃至于佛家的“众生平等”的思想，对于这些传统文化内容的深入探析，并合理阐释其现代意义，可以启迪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伦理居于核心地位，通过现代转型，传统文化仍然可以产生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在推进社会道德建设，提升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中道德建设资源的现代转型和充分挖掘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极重入世，充满了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关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注重通过推己及人、“修齐治平”式的自我修养，使人们自觉践行其在社会中应尽的道德义务，从而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弘扬，对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其价值远不止于此，在开发具有中国气度以及中国风格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在展示中国文化特色，提升中华文化现代影响力方面，以及在提升各民族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团结友爱方面等，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①《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

民国文学与文化例4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2-0077-02

1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研究综述

在我国对“民族”一词最早使用的学者是梁启超，他是第一个把我国各族群最早称之为“民族”的思想家，而以“汉族”、“藏族”、“蒙古族”为其它民族称呼的可能是黄遵宪。到了现代，社会学家宁骚对“民族”一词做了新的探究，他在总结斯大林提出“民族”基于四个特定的要素下又增加两个特征来强调民族，既强调了民族历史过程与稳定性，并认为一个民族的“原生形态”是应该具有这六个必要的元素。因此，我们所指的“民族”具有时空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是贯穿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东方地域与西方地域的实体性概念。

“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与传统社会同步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涵盖很大的概念。”民族传统体育有两个最为根本和统摄性的特质是民族性和传统性。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迄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界定。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史》中对“民族传统体育”做了以下解读，民族传统体育是指近代以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对我国而言，指近代体育传入前我国存在的体育模式，即184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已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体育活动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和。”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把民族传统体育白西方近代体育传入我国以后，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和军队、学校中受到的影响进行研究所作的界定。另有研究避开时间的界定，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包括汉族）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各民族体育活动方式的延续和保存，是各民族体育运动生命力的再现，“它是构成现代体育的‘体育文化密码’，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体育文化遗产。”还有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还没有被现代化，至今还有影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

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可以概括为：民族传统体育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体育活动，其中的“传统”是指历代因循沿传下来的根本性的模型、模式、准则的总和。从整体结构上来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构成包括了以武术为主体的武艺、养生导引气功、以游戏形式满足人们娱乐需要的民间传统体育游戏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等形态。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4个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名列其中。从这时开始，“民族传统体育”这一称谓，作为国家认定学科被正式确定下来。”

2 解读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学基础

2.1 民族传统体育与

宗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神秘的传奇色彩，是各种文化理念、伦理观念、社会习俗的综合体现。宗教和传统体育同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在历史的不断发展及转变过程中，两者相互吸引、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理论体系。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本质特点，其发展历程多数以为背景，如：富有原始气息的彝族摔跤体现一种对毕摩教的崇拜，文化底蕴浑厚的传统武术无不体现出道教、佛教的宗教核心思想。在中国民族体育史上，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内外兼修、无处不在，既有对技术层面的影响，也有对其文化和精神上的升华。

2.2 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哲学

古代哲学是中国文化的金字塔，无数古代哲人概括总结可知，中国的哲学主要分为儒、道、佛三大哲学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中国哲学概括了宇宙的思想观，在日常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等领域无处不体现着哲学思想的火花。如：传统武术的太极拳，就体现了阴阳相生、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然状态。

2.3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方式

民族传统体育经过历代民族的传授与继承，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文化历史，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传承的方式逐渐趋于传统化和现代化，不管是哪种传承方式，其目的都在于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好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为人类进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在同一个地域中有不同的途径延续的，其主要的传承方式有传统和现代两种。

首先，是传统传承方式。传统的传承方式因其运动形式、封建保守性和技术特点的不同有以下几种：（1）家族型传承。如传统武术是我国历史文化精髓的结合体，其形成过程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残余，在传授武术技术与文化的方式上表现为，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同类家族而不传外来血亲等。这些封建的传承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武术文化的发展、传承及文化之间的交流。（2）宗教信徒型传承。宗教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合体。宗教活动与体育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时战火四起，宗教信徒为了维护本教的利益，把一些武功与绝技作为护教的重要手段。在祭祀和娱乐活动之中也结合大量的身体活动来增加活动的氛围。我国的几大宗教都与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道教武当太极拳，佛教嵩山少林拳等。这些宗教文化表现出来的体育及武术文化，都是以一种系统规范的方式进行的，其内容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3）区域民俗文化型传承。古时我国疆域辽阔，因交通条件的限制彼此之间无法进行常规的武术文化沟通、交流与传承，只是地区内部相对独立的发展与进步，这种趋势的长期性导致武术文化的单一性和相对独立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运动项目及武术流派。民俗性传承主要表现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受时间及场地的限制，有些运动项目需要在农闲时进行，如：摔跤、秋千在闲暇时举行，其目的就是放松人们的心情，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些民俗活动需要在传统节日中进行，如：舞龙舞狮在节日里表演与比赛都是为了烘托节日的热闹气氛。

民国文学与文化例5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6-0069-05

大学是国家认同与现代公民文化传承的一个轴心。在全球化时代，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也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中流砥柱和民族未来的希望。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整体推进我国高等学校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和宗教观，培养他们理国的公民意识。

一、国家认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支点中心”

20世纪70年代，国家认同概念出现于行为主义政治学领域。从政治学意义上看，国家认同是指拥有某一个国家公民身份的政治主体，以国家为最高认同指向的对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结构、领土、核心政治价值观等的政治心理认同与身份认同。它常常与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等概念相关。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是多民族国家内国民对自己所属的国家的归属意识，它是“一个人如何从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 [1 ]。由于它是影响多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成为当代社会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当代最主要的国家类型，其中绝大多数（95%）是多民族国家。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通常是指多民族国家内公民个体对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政治支持、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而持久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品质 [2 ]。因此，所谓国家认同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顶层设计者们通过特定的方式方法，培养多民族国家内公民个体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使命感，增强国家意识，并促进其转化为爱国行动的一种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在多民族社会，“民族”与“国家”是两个息息相关的、不同层次的政治主体。多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国家这个政治主体全面地代表着各个民族的利益，从总体上保持各个民族利益的均衡。“国家是民族的庇护所，没有国家的民族是任人宰割的民族。” [3 ]在现代政治中，国家是人为的政治结构。因此，当代我国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就是要通过多样化途径，引导广大青年大学生接受社会政治规范，支持、拥护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把民族的个体特性与国家统一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日益发展的变革时代，发展落后的多民族国家其观、安全观受到强有力的冲击。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社会正经历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变革，主流意识形态因无法产生直接市场价值而动摇，话语权正在淡化。同时，市场化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社会大众与主流意识形态在价值选择上开始出现分离，社会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频繁”发生，这些社会结构的裂变与多种异质因素的“齐头并进”，致使一些青年人崇尚西方的“海洋文明”，否定中国的“黄土文明”，时刻挑战着相对稳定的国家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以一种新的形式逐渐凸显出来。此外，在全球化全面推进的进程中，西方的长期图谋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当今世界的“三股”势力以及“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等，对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一个充满认同危机的时代，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正面临着跨国家认同、地域认同、族群认同等多重认同因素的考验，多重认同危机直接影响着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文化基因：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桥梁纽带”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任何民族、国家都内在蕴含着其自身的文化要素和构件。德国人类学家蓝德曼曾说过：“我们必须是文化的存在……放弃文化只是放弃我们自己。” [4 ]自国家诞生以来，民族的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民族文化差异逐渐形成的过程。“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难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恰如一个婴儿如果没有母亲乳汁的哺育而难以成长一样，一个没有文化归属感的民族也难以成为具有文化身份识别的民族。” [5 ]当一个群体逐渐认识到自己内部在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共同点，并形成关于民族的理念时，他们就同时会有意无意地把“我群”与“他群”区别开来。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实践中，个体总是试图通过“自己―异己”的对立模式来获得一种社会政治认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是民族国家认同的纽带和桥梁。

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化逐渐演进的历史。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文化基因主要是指民族国家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创造的具有复制性特征的特定元素，这些基本元素在民族共同体中表现为对自己传统的遵从和代代相传，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等，这些具有共同性的特定文化对内保证了特定群体的凝聚力、向心力与认同感，对外标示了与他民族文化交往时的不被异质文化所同化的身份归属。各民族的这种共有的文化基因使各民族成员有自身民族的归属感与民族的自豪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民族政治体系的运行和构建，因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社会秩序良性运行与维持的精神原动力。可见，在一个以 “文化―交往―公共性”为主题的“新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内共有的“精神家园”所具有的“黏合剂”作用，能有效地把民族身份认同、权威（政治合法性）认同和公民个人政治认同结合成为一种互动的“精神联合系统” [6 ]。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内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因而是多元文化的多民族国家。在五千多年发展历程中，中华各族人民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念下，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结为“大家庭”的精神支撑，更是中华民族长期屹立于世界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之源。今天的世界，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线”，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值与地位。伴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也日益面临着新挑战。在面向开放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需要有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现代文化建构。因此，在国家治理转型时代的今天，要筑牢“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就必须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重要群体，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学习，由于受到传统的民族文化、、家庭教育等熏陶，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在思想意识、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形成本民族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意识。在国家治理转型时代，针对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这些个性化特点，如何拓展多样化政治社会化途径，树立中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实现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是推进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三、多元与一体：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文化场域调试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在个体与整体层面上两种不同过程的辩证统一。从内地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建构来看，就是关注他们对社会生活规则的了解、遵守与内化，使其习得公民文化规范，引导文化内化过程。从整体层面上看，政治体系要以塑造民族国家认同为目标，通过多样化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将主流政治文化内化到少数民族大学生中，促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依附性，并逐步建构起公民身份认同、树立政治体系权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包裹”着西方价值观的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要实现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政治认同，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一体理念的构建与确立的过程。

1. 构建多元互动的动态和谐文化场域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和土壤。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之间在民族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追求上存在着多样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个民族个体自出生开始就在不停地与社会力量博弈，这些社会力量都力图在个体身上烙下印记，使之形成自我意象。” [7 ]这些由于在生存背景、民族文化背景以及自身心理特点等方面的多样化属性，逐步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个性化”、“特色化”、“民族化”的特质，确立了“自己―异己”的民族内部的文化运行模式和符号。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多元文化互动的调试机制和氛围，能使来自不同民族的大学生更加有效地适应新的环境，学会新的生活和学习方式。首先，要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课程体系。在高校多元文化互动交流的场域中，要充分关注学生跨文化交往能力，要把握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活动规律，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为出发点，遵循“多元共存，平等发展”的原则，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各少数民族大学生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文化间的互动与文化理解，力求实现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其次，实施多样化的教育与教学手段。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开设宗教伦理、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等方面的选修课，深入开展多样形式的民族政策教育。最后，高校还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环节。通过课堂实践、校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去体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学会平等地对待文化差异，尊重、理解并接纳不同文化的价值理念，学会协作、适应、认知与共处。通过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融合式”学习，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并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同文化根基，使少数民族大学生真正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共建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特质，重构主流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和谐”生成。

2.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

现代国家构建必然要塑造一种国民文化的同质性，强调领土范围内公民个体对国家共同体的文化上、政治上的认同。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特征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的形成，离不开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共有的思维模式和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的接受。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以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聚在一起的文化，它是华夏儿女团结一心的纽带和共有的精神财富。从文化生成来看，一个民族必须依托一种文化才能繁衍生息，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在历经五千年岁月长河的洗礼中，形成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为价值目标、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思想为基本内容的、独具风格的中华文化。这些中华文化的精髓时时刻刻滋润着我们民族的生命，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和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当代，这些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由56个民族共同塑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共有性”。因此，在治理转型时代，一方面国家应当把传统的政治忠诚教育与现代公民教育有机统一起来，采取丰富多彩的政治社会化途径，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不仅要学习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学习主体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培育内地高校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国家归属感，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文本资源、音像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现代传媒资源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等教育，宣传和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中华文化的大众化，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客观要求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成为大学生群体的共同价值追求，并外化为他们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此外，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要注重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民族主体性意识，抵制西方文化的种种冲击和影响，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以及理论体系的认同感，有了文化归属的共同性，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才有了基础。

3. 推进大学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把握办学方向，是大学的首要职责。“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8 ]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做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这是教育的本质要求。目前，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领域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和中心议题。高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教育方针指导下，围绕“社会参与、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运行体制和管理机制，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是树立现代大学办学的治理理念，积极探索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现代大学理念。二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体系。高校要搞好治理结构的顶层设计，要努力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课程体系建设和因材施教，要改革固有的考核方式和方法，探索建立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教育教学治理体系，提高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三是不断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法。内地普通高校治理改革需要高度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采取特殊的、多样化的教育方法，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的同时，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内心热爱共同家园，培养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利益观念，引导他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引导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好思想准备和精神守望。

4. 公共资源空间的“正能量”引导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程是相融合、共发展的。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重视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整合是高等院校展现优质红色资源的重要平台，它为政治主体在特定政治系统中进行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公共资源空间的展现直接影响到公民个体公共品质的培养，它是深入开展公民国家认同教育的必要基点。提升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需要把政治社会化与优化公共资源空间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共空间红色资源的“正能量”导向，让广大少数民族大学生从理性上认识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自觉感悟到国家共同体存在的精神意蕴。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媒体是社会的先导，是文化传播最快捷有力的工具，要塑造“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就必须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全体人民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智能化的时代，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我们需要：一是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高校理论工作者要不断探索，努力实践，把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与课程体系紧密结合起来。二是高校要以校园文化为载体，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化、具体化，潜移默化地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三是不断发掘先进模范人物，发挥“榜样”在公共教育资源空间的“正能量”引导、示范和激励作用。四是融合多种教育资源，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及书报杂志，尤其要学会“微”语言，充分发挥微博、微信、手机媒体等现代传媒的作用，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创造环境条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政治社会化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广大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培养公民意识，树立国家认同理念，形成捍卫国家和国家整体利益的主体意识，维护祖国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2]郑 航.国家认同：培养理性的爱国者[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2，（4）：22-27

[3]郑志发.经济全球化视域中的爱国主义教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4][德]蓝德曼.哲学人类学[M].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5]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杭 聪.不能割裂个人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关系[J].学术争鸣，2004，（4）：14-15

[7]高永久.民族政治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8]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A Discussion on the Cultural Gene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for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Adjustment of Educational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ollege

ZHOU Yu-qin

民国文学与文化例6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民国文学与文化例7

中华民族文学是由56个兄弟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我们应当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然而这一观念在文学与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着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新世纪以来，杨义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的完整地图”的命题。2007年，《民族文学研究》设立“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关纪新率先提出并论述了“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术命题。这一命题随后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热点，在第四至第六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得到热议，一些学者还在不同的学术刊物积极参与讨论，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已逐渐成为学术共识。随着思考的深入，创建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开始由学术研究层面走向教育实践层面。2010年4月，在“第七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如何在普通高校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又成为核心议题。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师，笔者认为文学教育者应当肩负起这份责任，身体力行，在本课程教学中通过“四个坚持”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坚持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引领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

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的应然状态的判断，它追求的是一种教育理想。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这一文学史事实出发，在“创建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业已成为学界共识的前提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思考，理应将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这是尊重文学历史与文学族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时代对文学教育应然状态的要求。因此，在课程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上，必须注重选择和使用体现和涵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内在要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鉴于目前此种教材建设的不足，教师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中，适当选择和积极补充相关的教学内容。如讲鲁迅时补充讲授他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讲茅盾时注意讲他对多民族文学运动的倡导等，而讲老舍、沈从文等少数民族作家时，则要突出他与母族文化之间的关联，突出他们在中华多民族文学中的具体站位。与此同时，由于目前普通高校中文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是一个“2+n+讲座”的课程群，其中“2”指的是中文专业培养计划中规定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两门必修课，“n”指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中国现当代小说名著研究”以及诸如“鲁迅研究”、“老舍研究”、“沈从文研究”等著名作家研究之类的选修课程，在这些“2+n”的常规课程之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讲座课程，因此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应当贯穿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群的教学中。从教师方面来看，任课教师不仅自身要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还要加强多民族文学史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如学习《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等，进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使知识素养能达到此方面教学的需要。

坚持“汉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

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把握之下，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确立了主体性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56个民族的文学要——重视。然而，由于各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有些民族的文学与在整体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学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受课程教学时数的限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对56个民族的文学——涉及有操作上的困难。基于此，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内在要求出发，在中国现当文学的教学实践中，操作性较强的教学方式是坚持“汉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所谓“双线”，即以各民族文学名家名作、思潮运动与社团流派现象的知识点为基础，以点带面，连点成线，显现“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各自的文学史面貌和演进脉络，要求“双线”分明。教学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学”这根线是多元连结的，元与元之间可据文学体裁、成就和时代的不同而不断交替或跳跃性出现。与此同时，在“双线”教学中还要让学生明白中华多民族文学是“一体”的，不断显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互渗互融，揭示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双方都有‘取’有‘予’，彼此优势互补，构成双赢格局。”这种强调“一体”的教学，可在教学一开始通过总论形式突出，更多的时候则要通过典型个案的教学来完成。如讲王蒙的小说、公刘的诗歌等汉族文学时，强调少数民族文艺对他们创作的影响。而讲沈从文时则注意他对汉族作家汪曾祺和古华、对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影响等。在讲思潮流派和文艺运动时，也充分注意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如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乌热尔图和李陀。总之，在“双线一体”的教学中，“双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元”成线，而是多元成线。“一体”也不是“二元一体”而是“多元的一体”。通过“双线一体”的教学，使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主体性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元一体”性，有感性上的真切了解，理性上的深刻认识。

坚持以多民族文学名著的教学为重点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块内容。中华各民族文学名著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名著能很好地体现所在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和特色，反映民族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流，是中国文学多民族、多风格的存在形态，是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实际体现。因此，各民族文学名著既是多民族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又是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抓手，它的教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课堂教学中要对各民族文学名作进行重点分析，特别是要突出民族文学经典的讲解，如《边城》、《尘埃落定》和《心灵史》等。要在文学名著的教学中，突出其丰富的民族内涵，突出它们在多民族文学史上的位置和贡献，突出它们对汉文学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在课外，还要推荐或指定阅读文学名作，甚至是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写出阅读感受与心得，让学生增强对多民族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和审美领悟。以老舍的教学为例，课内的作品讲解以《骆驼祥子》、《茶馆》和《四世同堂》为中心，课外阅读指导则以《正红旗下》、《离婚》、《月牙儿》、《二马》等为重点，要求学生从满族书写的角度写出阅读笔记，加深对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的体认和理解。通过在课内外加强各民族文学名著的教学，将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直接经验内化为基本认识，从而自觉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坚持探索多种教学方式，突出“三个结合”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必须坚持探索多样有效的教学方式。一般的教学方式如讲授式、讨论式、问题式和比较式等，对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作用，特别是比较式教学，它以承认、尊重和揭示各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为基础，通过相关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思潮现象等内容的专题比较，寻求各民族文学的互补互证互识，可让学生在对比中体悟“多元一体”，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三个结合”，即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民族文化知识教学与民族文学知识教学、影像文本教学与文学文本教学的结合。

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的有机结合是开放文学史教学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长期以来的一种方式。从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出发，这一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具有了新的要求。具体而言，课堂教学要在统筹兼顾多民族文学作家作品、思潮运动与社团流派知识教学的基础上，突出多民族文学的典型个案如沈从文、老舍的教学，突出多民族文学经典的教学。就课外指导而言，要针对课堂教学的不足提供一批多民族文学作品与理论的阅读书目，并且予以检查落实。与此同时，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践学习，构建师生互动、课内外融合及理论与实践相通的大文学教学平台，增进对多民族文学的实际了解，通过课内教学引领课外指导、课外指导深化课内教学来全程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民国文学与文化例8

其次，从其学术地位分析，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代表着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点：“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者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2］（P386～388）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季羡林、乐黛云、饶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加以重视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综观我国比较文学现状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学往来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在区域性的文学交流，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叙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举办的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会议上，乐黛云更是提倡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当下语境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在认知、理解和诠释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尊重并吸收他种民族文化的经验与长处，形成一种文化自觉。［4］

西方学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也极为关注。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在东南亚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文学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时也提到东方之内的文学比较与东西方比较同样重要。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中也呼吁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5］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加之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这些丰富深厚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资源，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例如，在北京大学就把“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作为重点学科来建设，北京师范大学“211”课题“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也把日韩越三国作为重点攻关项目，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立项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课题，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专治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戏剧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民族地区高校进行比较文学教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民族文化资源，其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共生能够把地理范畴的边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习过程中贯彻区域特色与学科前沿相结合的思路，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基本学时是54课时，而要想在一个学期有限的课时中对比较文学的起源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就以由陈惇等学者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例，里面涵括的内容包括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历史与现状”“基本类型与研究方法”“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内容，可谓理论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驳杂。但这样的教材是不是适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操作呢？笔者在以往教学实践中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往往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学生对于课本罗列的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抽象的理论论争和没有阅读体验的举例分析，可谓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掌握的遗憾。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一理论知识显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来都有难度，也极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水准，也不宜匆忙展开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宗旨与目的进行深入反思与积极探索。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

（一）教学基点立足于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移到了中国，中国比较文学以自己的独特声音传达出具有中国特征的理论话语与学术形态。陈惇和刘象愚两位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应以中国文学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从古代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辐射、近现代的师法西学以及在当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动，都体现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国各时代的文学现象在比较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多以中外文学交流或中外文化关系为例子展开论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时间和情感上拉近比较文学与中国学生知识视野的距离，从而引发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前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立足学生熟悉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背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比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进一步地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在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互补、互识的基础上，达成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文学意识与包容文化观念的建构，最终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二）教学内容侧重东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在教研过程中，要求研习者对古今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精神内涵融会贯通。但实际上，本科教学阶段很难有学生达到此种畅达古今学贯东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生硬按照材进行宣讲，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会面临教学内容与对象错位的尴尬，最终造成学科主旨与教学效果的明显落差。因此，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比较文学的学科起源来自西方的定义，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理念而言，其在东方文化也有着深远渊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近现代两三百年间的东方文学，也因西方入侵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体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东方文学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学发展置放在东方文化这一大语境中进行参照与反思，以此来观照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发展，这样的比较文学课程会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价值。比较文学滥觞于欧洲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注，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是建构在不同民族间文化与文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双边或者多边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石。比较文学学者严绍璗在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出版60期时撰文提出“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这样的学术构想。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也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表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6］2008年11月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东西方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和谐背景下，从比较视野对世界各国及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历史和美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颇具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因而存在多种异质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中应侧重对东方各国文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介绍与讨论。

（三）教学重点转向学科前沿领域

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民族地区高校应调整教学的重点，将比较文学的内容从文化中心、传统经典转向区域特性与民族特色。在教学与研习过程中，学科史的发展可以作为背景和铺垫，在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大框架下重点引领学生探讨立足学科前沿与凸显区域特色的问题，例如“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经典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等这些新的研究问题。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会使学生脚踏实地领悟到比较文学的学科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与正确运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疲于应付各种理论思潮的狂轰滥炸。而且，这些学科前沿所探讨的问题更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除了培养学生学术思维的逻辑性外，还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思考的敏锐度与深刻度。

三、从空中楼阁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实践意义

（一）“宏观比较文学”理念与应用型人才

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文学科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其面对的教学对象是以本科生为主（包括中文系、外语系和综合文科），兼及专科和高职等层次学生。这些学生除了极少数毕业后进入硕士阶段继续深造，极大部分还是在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他们的职业多是地方中小学教师、基层农村干部、政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一些发达城市的各类公司企业的初级管理人员等。那么，比较文学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是什么呢？比较文学学科在1998年重新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国高校按性质可划分为科研性、教学性与综合性等类别，其中一些属于综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区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是以应用型为主的。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不是仅仅针对技术的掌握与操作，而是要从所学的专业知识中汲取人文精神资源，来培养健全的人格、宽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成熟的思维能力。鉴于此，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授与研习的重点不应该落点在学科史的梳理、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应该是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世界文学意识和大文化观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形成视野广阔与胸怀包容的文化观念。正如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向远所倡导的，在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中，“应该把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贯通化、整合化作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是比较文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由此，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倡导“宏观比较文学”的新理念。“宏观比较文学”具体是指“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门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7］（前言）。

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集概括性、理论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课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学生教授如何进行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宏观地认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如何辩证地分析判断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一言蔽之，中国比较文学汲取了土壤深处文化传统的滋养，也接受异域文化的和风吹拂与世界文学的阳光普照，是一门高屋建瓴的文学与理论课程。而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也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民族传统与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比较文学课程可以让学生通过全面观察和客观比较来看待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对古今中外文学的起源、发展、面貌、特征与趋势有清晰把脉。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状态下所无法拥有的视野和胸怀。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视阈，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树立了对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狭隘心理与井底之蛙的浅见，学生在思路豁然开朗的同时获得思维创新。例如笔者在指导2012届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就引导学生用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来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互动的问题。其中《比较于连与高加林不同的命运走向及其文化内涵》《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国民性”探讨———比较〈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较具有典型意义。前者通过探究于连和高加林个人奋斗及其最终命运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运归宿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与西北农民土地情结的合力推动，体现出一种与西方反叛性和颠覆性不同的圆融的生命观，这对我们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者通过比较阿Q的“奴性”与堂吉诃德的斗争与自由，从堂吉诃德“立人”精神启迪引发我们对鲁迅创作精神及“国民性”的深入探讨。这两篇论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较，而是在可比性基础上选取一个切入点，在文学比较中探讨深层文化的不同，从而获得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观照以及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实证明，比较文学课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升有积极意义。学生在论文思考与写作过程中，不仅思维逻辑和写作水准得以提升，还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切入点，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知识能够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也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及其对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资源与特色教研团队建设

民国文学与文化例9

1.2民族文学与汉语言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学与汉语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二者相互促进与发展。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它有它存在和传播的书面媒介和语音系统。它离不开汉语言的发展。汉语言的成熟发展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汉语言也离不开民族文化。汉语言是根据各语言的共性而总结归纳的最容易受各民族学习和交流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学与汉语言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并相互完善。二者共同构成了庞大的中华文化。

2、汉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危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的提高，中国文化也开始面向全世界。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开始涌向中国。我国的汉语言与民族文学正遭受着巨大的竞争和挑战。面对现在文化全球化的竞争机制，我国的汉语言和民族文学越来越不受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高科技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过得科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电脑和手机等传播介质也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人们开始习惯于网上交流与沟通，传统的语言文化遭受着冲击。随着电脑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一种新的语言也开始产生。这就是网络语言。但这种文化不利于汉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网络语言没有完整的主谓宾结构，有的甚至用英语和汉语结合。这都让文学失去了原本的内涵和意义。

2.2外来文化的冲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科技，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人们在与其他国家的人们交流时不仅吸收了科技知识也吸收了文学和语言。其实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不是中国文化受威胁的根本原因。汉语言与民族文学之所以出现危机，是因为中国不少人在接触西方文化后开始崇洋，开始对汉语言和民族文化出现鄙夷的心理。这是中国人的可悲，也是中国文化的可悲。

3、结论

汉语言与民族文学是我国的文学瑰宝，是我国历史的传承。它们共同组成了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二者的兴衰关系着我国的发展和命运。我们应挑起创造和发展民族文学与汉语言的历史重任，为民族文学和汉语言的发展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创造和发展不应停留在口头上更应履行在我们的行动中。根据汉语言与民族文学出现危机的原因，我们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实行：

民国文学与文化例10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和有机组成系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巨大而丰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充分展示了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与文化修炼，对世界各国文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中国民歌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产生、发展和传承的基石与基础，在全球文化共享的今天，中国的民歌艺术作为中华民族气节与精神的代表向全世界展示着独有的风姿与魅力。民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集无数优秀民间音乐家的智慧创造，其艺术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已臻至境。我国各民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出了世界上少有的弦歌遍地、乐声彻天的氛围与意境。各地区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思想感情、生产方式、历史背景、语言特征等的不同及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民歌文化。

中国民歌文化是一个有着强大内聚力和适应力的系统。在创作与传承的过程中讲究意境与气韵、现实与浪漫、神貌与风骨、情感与伦理的结合。中国民歌文化自开创之初就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劳动紧密结合，与劳动人民的情感息息相关，究其文化特质，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民歌文化协调、中和、简约、适度的形态脉络，通过演唱更可以感受到她委婉、内敛、谦逊、蕴蓄的艺术表现特征。这是中国民歌文化的特色，也是其区别于欧美音乐文化的显著特点。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无魂的躯壳。”①

中国民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传统文化为源泉。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民歌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气节与精神，要不断加强对中国民歌文化的弘扬、发展与继承。同时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传播与交融中，不断深入剖析中国民歌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异同，发掘并赋予传统民歌文化以“新的时代精神”，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民歌文化，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和教育者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也是本文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本文以三项内容为核心：一是民歌文化的内涵;二是文化传承现状及面临的问题;三是全球视角下的传播策略。据此将全球化视角下中国民歌文化的发展、保护与传播进行梳理与分析，理解全球化发展中的优势与劣势，积极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兼容并包与相融共通，以一种平和、客观和开放的心态来审视中国民歌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保存、发展和变迁，从而达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本土民歌文化遗产，并从全球化传播的角度对民歌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的目的。

一、中国民歌文化的内涵

（一）中国民歌文化的渊源。

我国素有重视民歌、研究民歌的传统。对于民歌的概念界定，前辈学者已经有了较为明晰的定义：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教授周青青在《中国民歌》中将民歌定义为：“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口头创作的歌曲。”②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专业教授江明在《汉族民歌概论》中指出：“民歌是经过长期而广泛的群众性的即兴编作、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发展的。”③这些概念简洁明晰地概括了中国民歌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内容、方法途径。民歌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是在岁月的流逝中应运而生的，她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国的民歌文化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是先民在狩猎、劳作等活动中产生的。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断竹，续竹，飞土，逐`（音“肉”，意亦同）。”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猎物取食的生活情景。从原始社会起始，中国民歌历经几千年的人文发展，展现出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在千百年的传承中绵延不绝，不断绽放新的姿态。

（二）中国民歌文化的特征。

1.民族性

中国民歌文化的民族性是指民歌的民族化特点，它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在歌唱中的体现。音乐的民族性既体现了民族特性，表现了民族的心理素质;又反映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语言特点、历史文化影响等。旋律进行、音乐语汇、音阶调式、节奏节拍、曲式结构、音色配器、演奏演唱形式等诸因素，构成了音乐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其次，民族语言也是民歌文化民族性的体现，我国地域辽阔、民族繁多，但对于民歌语言上，有总体的“五音”、“四声”、“十三辙”等规范，这些规范也体现了民歌文化的民族性。

民歌文化的民族性，绝不是将民歌文化加以局限，让它同外界隔绝。保持民歌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也不是要保留落后的狭隘性的表现，而是全方位体现它的国际性与兼容性。在当今全球化艺术相碰撞融合的交流中，应当创造出更多、更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歌作品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才能真正让民歌的传播更加全球化和持久化。

2.地域性

中国民歌文化的地方色彩之丰富，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如陕北民歌，曲调开朗，旋律起伏跌宕，多用商徽调式;新疆民歌则具有鲜明的舞蹈节奏和炽热奔放的情感;内蒙民歌辽阔粗犷，浑厚悠扬;江南小调温柔秀丽;东北民歌开朗诙谐;藏族山歌宽广豪放。

只要对民歌文化中的音乐语汇、旋律特征、音高节奏、调式风格、曲式结构、方言语言、发声特点、润腔运用、声音色彩、表演修养、演唱气质等多方面的内容和因素分析，我们便可从中了解到民歌的地方色彩及具体表征，并以此作为一种辨析民歌的基本方法。

3.革新性

传统民歌艺术不乏精华，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演唱技巧、发声共鸣运用等，因此，我们在继承和发扬民歌演唱艺术传统的同时，也需要进行与时代同步的发展和创新，大胆借鉴西洋美声唱法。万变不离其宗，针对全球化传播过程殊环境的变化，既不失传统民歌的风格特色，又代表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对于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歌文化的传承与再发展也会起到推动和有力保护的作用。

二、中国民歌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一）搜集整理工作的复杂性。

中国民歌文化根据地域不同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即北方民歌和南方民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民歌文化呈现出“北犷南秀”的特征。北方民歌大多偏于激昂、豪放、粗犷、浑厚;南方民歌比较温柔、委婉、细腻、曲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风格特点是跟流传地域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语言特色、文化背景、民族习俗等紧密联系的。这些“异化条件”创造了民歌在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当中的多姿多彩，实现了民歌存在区域的广泛性，而同时也带来了在传承的过程中的复杂性。每个区域的民歌文化都自成一体，独树一帜，导致民歌艺术的分布区域广泛，难以统一。

目前由于地域性的差异，民歌分布较为分散，艺术种类纷繁复杂，前辈音乐家们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采风、考察、分析虽然已卓有成效，但仍有一些偏远、偏僻及少数民族地区缺乏精确的搜集整理统计，仅能进行数据估算。目前中国民歌文化的统计工作基本都以各级省、市、县、区为单位进行，还有部分是从事民族音乐文化的工作者通过采风、调查进行整理归纳。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文化悠久，对于全国性的民歌文化从歌种、数量、风格、文化特征等的统计工作还未找到切实可行的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方法。因此，实行准确、规范、全面的统计措施是每一类民歌所在地急需解决的问题④。

（二）民歌文化传承中的断层。

千百年来中国民歌文化的传承一直采用“口耳相传”和“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文化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这种传承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出现了主观和客观形式上的断层现象。

从中国民歌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到，民歌文化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民俗生活，曾经是人民生产劳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劳动人民是民歌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这些民歌唱出了人民群众的痛苦和欢乐，记述了各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精神风貌。一首好的民歌会经过传承者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加工、琢磨改造，传至全国各地并形成多个变体。例如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走西口》这首民歌，我们可以在不同地区听到不同人演唱的数十首不同变体，这些歌曲的内容都是当年西北人民实际生活的反映和真实写照，但曲调、旋律、语言却有所不同甚至变异，艺术水平相当高。

但是，这些年来，中国相当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城市中谋生，再加上外来音乐文化和流行音乐的侵袭，让更多的年轻人失去了学习和继承民歌艺术的土壤。在快餐文化的背景下，一些人的审美观点、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年轻人出现了对传统民歌文化的漠视和对民歌传承形式的麻木态度，这种态度加剧了民歌文化的边缘化态势。

另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直接影响和导致了世界各国文化是否走向全球化、一体化的观念变革。这其中一些学者认为：全球文化一体化存在“文化同质”的问题，即“在传播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发达国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使流通变成了单向的发达国家的大量产品倾销至发展中国家，使各国各地区大众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这种文化的同质化现象会削弱各国文化自主的能力”⑤。无论这个观点是否存有争议，但在中国民歌传承过程中，这些因素或将成为间接妨碍中国民歌文化发展的事实。

（三）民歌文化表现场所的缺失。

早期的民歌文化主要在宽广辽阔的大自然、田间地头和城镇集市的瓦肆勾栏进行演出和演唱，到了近代开始出现小型民族乐团的演出，一些民间艺术团体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在民间萌芽发展。最初这些演出团体还能够不断挖掘、整理、完善当地的民歌艺术进行独具韵味的演出，这种方式不仅传承了当地的民歌艺术，而且产生了寓教于乐的教育功能。但随着外来音乐文化的侵入，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开始经受强大的文化冲击，外来音乐文化迅速涌入和包围着我们的生活，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年轻人获得娱乐和享受娱乐的方式，中国传统民歌不再成为现代年轻人抒感、愉悦身心的艺术方式。恰恰中国民歌这种艺术形式是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充足的时间体会其中的愉悦之情的。

由于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民歌艺术的表现内容没有与时俱进的发展，其中的象征意义和表达精神还停留在原始层面，与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已相距甚远，传统民歌较之现代娱乐文化形式显得陈旧和落后。因此，在专业团体的演出和人民群众自娱自乐的审美情趣中传统民歌缺乏应有的表现场所，这种社会认同感的缺失是民歌文化传承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全球化视角下民歌文化的传播策略

（一）积极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民歌文化展现了古代华夏子孙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一项珍贵的遗产。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⑥中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要受到保护，尤其对于少数族群与土著人的文化，要给予足够的尊重与特殊的保护，如同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一样，濒危文化如得不到及时抢救，它无法复制，无法克隆，也会从人类社会消失。”这说明国际上早已认识到了世界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他们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构成和重要形式，在各民族日常生活和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无形却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能促进本土化民歌的发展，还能将这些成果完美地呈献给世界各国人民观看和欣赏，对世界人民了解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会加快民歌文化全球化的步伐。

实施民歌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保存各民族基于传统文化的记忆、实现民歌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发展、促进民歌文化的发展进步，因此在做好抢救、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开发、合理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要求。

（二）适应现代化审美需求，在内容形式上创新突破并与时尚元素相结合。

2009年6月30日，中国歌唱家宋祖英携手多明戈、郎朗、周杰伦在中国北京鸟巢举办了“魅力中国”独唱音乐会，宋祖英与周杰伦牵手合唱的正是广西经典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这种新型的歌唱形式无疑为传统民歌打上了时尚元素的烙印。民歌演唱中民族与通俗方式的结合，舞台辉煌的声、光、电技术的运用，使这首民歌受到全场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力捧与喝彩。同样，在宋祖英与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的多明戈共同演唱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时，这位外国歌唱家用中文精彩的演唱，也博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响应。

从这个演唱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歌文化只有不断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突破创新，才会得到更多的关注，获得更大的市场，这是传统艺术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必然选择。民歌文化要想在内容上突破创新就必须面对消费者求新、求异、求美的价值取向，大胆尝试新形式，符合大众审美需求，与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才是革新发展的关键。追求创新、追求时尚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特征，中国民歌艺术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不断开拓市场，吸引现代人的目光。

（三）寻求国际化交流与发展。

1.加强民歌文化的对外交流

民歌文化的对外交流分为两步走，一步是国家建立政府性民歌文化交流平台;二步是民间艺术团体走出国门进行对外交流。两步走可以分阶段施行，也可以同时进行。

中国民歌文化的长远发展和对外交流与国家官方交流平台的建立与支持息息相关。国家政策、财力、人力的大力支持为民歌艺术的创新发展和全球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例如由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和南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每年举办一届，是我国唯一国际性和部级大型民歌艺术节，它以浓郁的民族风情、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强劲的现代气息，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誉，每一届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参与和比赛。“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继承和弘扬民歌文化为窗口，以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为宗旨，促进了中国民歌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的同步交流、相互融合。

改革开放以后，民间艺术团体开始蓬勃发展。这些演出团体具有自己的艺术理念，以民间艺术为题材编演具有地方风格的节目，促进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播与发展。例如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刀郎木卡姆歌舞表演曾在2006年11月走入享有世界音乐殿堂之称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次演出不仅向外国观众展示了中国民间歌舞的艺术魅力，而且提升了中国民歌文化在国际化传播中的层次。

2.利用互联网建立文化传播平台

现代文化传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就是网络传播，科技进步对文化艺术的交流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传播中的重要途径。网络、手机、智能终端、微博、微信、QQ等传播工具的广泛使用，为中国民歌走向世界，开展全球化普及及传播开辟了及时、方便、有效的途径。微信公众号“民歌中国”、专业网站“中国民歌网”等为传统民歌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热爱民歌的人们可以在这些网站上及时迅速地浏览、下载、传播优秀民歌并与网络、网友进行及时的互动与交流，这对中国民歌文化全球化传播与发展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3.依托“孔子学院”近距离实现全球化共享

孔子学院（英文：ConfuciusInstitute）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截至2014年9月，中国国家汉办已在全球123个国家合作开办了465所孔子学院和713个孔子课堂，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孔子学院在开展汉语教学的同时，也开设了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的课堂，通过课堂教学旨在让全球了解中国不仅具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家。在这些课程中增添民歌文化传承、经典曲目赏析与民歌演唱等教学内容，同时组织国内优秀专业乐团到孔子学院演出，把学习汉语与了解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兴趣，更能够实现中国传统艺术全球化的交流与共享。2010年全球第一家戏曲孔子学院正式开课⑦，作为中国中国传统艺术的一朵奇葩――戏曲，在大洋彼岸校园里唱响，这为戏曲在全球传播战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四、结语

“全球化视角下中国民歌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是一个肩负着责任与理想的研究，从全球化多元共存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意义的命题。面对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中国民歌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要首先做到民歌自身的挖掘调查和全面保护，更要结合时代的特征，不断变革艺术形式，深入研究中国民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现状与问题，进而重新规划传承与传播策略，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民歌文化全球化的传播与再发展。

在全球化范围内传播中国民歌文化，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民歌的神韵与魅力，是每一个从事传统音乐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我们期待通过此次研究将民歌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传承推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②周青青.中国民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12.

③江明.汉族民歌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5.46.

④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89.

⑤边琪.异质文化的传播对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2000（6）.

⑥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会议于2001年11月2日在巴黎通过.

⑦林一，马萱.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赵h，赵宋光.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2]冯波.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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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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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青.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个案调查与研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7][美]萨莫瓦尔，波特，麦克丹尼尔.跨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