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G623.2

自从新课标实施以来，在减负和增效之间的权衡变得更加艰难，学生作业负担过重，课堂效率低下，作业设计意识淡薄等问题都成为制约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倡导将成功智力理论作为引导思想，实现小学语文作业优化设计，显得尤为必要。

一 成功智力理论概况

所谓成功智力，是指学习主体在生活中取得成功需要的能力，他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获取成功的能力，也能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此在权衡之后，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去达到预期的成功目标。从理论上来讲，其主要分为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斯滕伯格认为成功智力是智力多元化的整体，是不统一传统智力的，以其更好的操作性和效果，在判断学习主体成功智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 当前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通过对于当前小学语文作业布置情况的调查发现，现阶段小学语文作业布置还存在以下的缺陷和不足：其一，作业布置目的性不强，教师布置作业没有任何规划，任何准备，随意性很强，难以保证作业布置的合理性；其二，作业布置功能较单一，更多的教师将作业作为课堂知识巩固的手段，忽视了学生发展性能力的培养，使得作业布置格局单一；其三，作业布置度量不统一，难以把握作业时间，很多时候都布置了过多的作业，很容易使得学生产生厌恶感；其四，作业布置忽视评价机制建立，难以将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反馈到课程教学中去，失去了作业布置的意义。以成功智力理论的角度来看，机械重复性的作业不利于学生分析能力提高，知识巩固题型的增多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书面作业过多不利于实践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

三 成功智力理论下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策略

之所以倡导将成功智力理论运用到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中去，是因为成功智力理论与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之间存在很多的契合点。具体来讲，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同样关注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其二，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强调学生创造能力的提升；其三，强调学生知识的运用，希望可以实现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成功智力理论下小学语文作业设计，设计到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应该正视当前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强化理解辨析，实现分析性智力的培养

从理论上来讲，分析性智力是成功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注的是有意识的规定心理活动方向，以便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为此我们应该在小学语文作业布置的过程中，强化理解辨析内的作业比重，以实现分析性智力的培养。以小学语文游记类型的课文《颐和园》为例，在安排此课程作业的时候，教师就应该要求学生回去以游客的身份画出颐和园的旅游图，或者以导游的身份向大家介绍颐和园的最佳游览路线，由此使得学生对于颐和园的整体空间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加明确的去开展本课程的教学活动。切记在学生绘画颐和园路线图的时候，千万不要由教师或者家长参与，避免其形成依赖意识，从而不利于其分析性智力的培养。

3.2启发学生思维，关注创造性智力的锻炼

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其想象和创造力都是无穷的，这些都是锻炼创造性智力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此，教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关注学生思维培养，促进创造性智力的锻炼，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以小学语文《新型玻璃》的课程为例，教师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要求学生结合课本学习，想一想自己要是玻璃制造商，自己会制造出什么样特点的玻璃，并且写出其能够运用到哪些地方，能够帮助哪些人。在回答清楚这些问题之后，以写一份新型玻璃生产建议信的方式，将学生这样的创新想法邮寄给玻璃生产商。即使这样的行为不会得到供应商的答复，但是这样的举动可以激发学生去思考，这对于培养其创造性智力是很有帮助的。

3.3强调动手实践，关注实践性智力的发展

素质教育关注于学生全面能力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这就要求在将成功智力理论运用到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的过程中，强调动手实践，关注实践性智力的发展。具体来讲，应该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找到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内容，要求学生以实践操作的方式去熟悉课本内容，从而使得教学过程更加高效的开展下去；其二，通过实践性教学，使得学生意识到小学语文作业也是富于乐趣的，而不是单调的做作业，由此激发其学习语文课程的积极性，从而营造更加健康的小学语文学习氛围；其三，尽可能的加大对于小学语文实践课程的投入，引导教师学习实践课程教学知识，以保证实践课程与课后作业相互吻合，保证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和进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成功智力理论为引导，去实现小学语文作业优化设计，不仅仅是改变当前小学语文作业现状的重要途径，还有利于推动我国小学素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针对当前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积极采取对应的措施进行改善和调整，尤其是以成功智力理论为引导，去实现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内容的调整，设计方法的改善，设计体系的完善，以保证成功智力理论与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实现更好的融合。相信随着在此方面实践经验的积累，小学语文教学质量将会得到不断的提高，为推动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维琼. 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生活化设计[D]. 天津师范大学 2013

[2] 彭晓霞.小学语文作业的有效设计及实施[D]. 四川师范大学 2013

[3] 陆露.小学家庭作业优化设计研究[D]. 浙江师范大学 2012

语文论文例2

关键词:结构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文学批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关联紧密。结构主义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开创性的理论,它质疑学科研究的现状,改变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力图建立科学化,独立化的人文研究。“结构主义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国人为主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在本世纪50、60年代受费尔迪南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把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运用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上。” 而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不是某一时期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学科领域出现的理论新变而是这些理论新变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就是借用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促使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一股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雅各布逊、热拉尔・热奈特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人们把这些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雅各布逊等人的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运用,还在于其理论主张对文学理论新原则的创建以及开创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新学科。这些结构主义文论所阐释的理论方法与原则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间有复杂的转化和发展。本文致力于从结构主义文论的阐释诗歌文本理论,叙事理论来研究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发展。

2.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阐释诗歌文本理论中的发展

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学科学。雅各布逊用文学材料来开拓语言学的新领域,创建语言学诗学以弥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漏洞。索绪尔认为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他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他们的最确切特征是,他们不是别的东西。”这一观点启发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逊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做了重要的发展,在他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了对等原则理论。

言语的诗歌功能就是在言语展开的线性过程中,把对等原则从具有聚合关系的选择轴投射到具有组合关系的组合轴。对等原则所生成的诗歌文本具有明显的对称、对偶,诗歌文本正是通过突出表现语音之间、韵脚之间、想象之间的相似点,使语言变得丰富复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与雅各布逊所描述的语言运用上的相似性与邻近性是相连的:相似性对应聚合关系,邻近性对应组合关系。雅各布逊还进一步将索绪尔的理论与传统修辞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建立在相似性关系上的语言符号选择是隐喻;邻近性关系上语言符号选择是转喻;诗歌以相似性为主突出的是隐喻,而散文以邻近性为主突出的是转喻。他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是语言的基本运作模式,并以隐喻和转喻为基础建立诗学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过对组合聚合关系的改变来研究文学的诗性功能。他认为诗歌语言正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语言自身。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诗句的组织特点。这一思想在现代对现代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中具有启发意义。

3.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叙事理论中的发展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分析叙事,寻求叙事规则,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但这种运用带来了叙述本身特质与结构主义理论的融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开创了新叙事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单元从符号向话语转换。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确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系统作了要素的切分与结构的分析。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只适用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适用于它的语音层和单词层。而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以划分叙事单元为基础。但与语言学理论以语词符号为基本单元是不同的,叙事分析中所划分单元大于语词符号。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是从普罗普1928年《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分析中开始的,以功能作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人物的行动。后来热奈特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叙述话语。叙事分析都是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无论功能、神话素,还是陈述、话语都是大于语词符号的要素单元。他研究叙事与故事,叙事与叙述,以及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结构关系越出索绪尔语言的范围,是个体的话语结构。他所说的结构不仅依赖具体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社会生活背景。他所说的叙事分析离开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

叙事分析从语言结构发展到话语结构,适用了分析对象带来的变化。最初的叙事分析是适用的是个体性和创造性相对较弱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等文本;而成熟的叙事分析适用的是个体性、创造性相对较强的现代叙事文本。叙事文本的个体性、创造性特点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而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研究对象从符号扩展到话语、从语言结构发展到了话语结构。

4.结论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文论重视对文学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学的语言意义,关注对作品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研究,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原有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转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语言学的模式从而失去文学批评应该有的文学审美特性。相反,它是以关注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为方向的,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和分析叙事文本的非语言学个体性、创造性形成叙事学原理。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促成了文学批评的成熟与独立。

参考文献:

[1]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P29

[2][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M],商务印书馆,1980年:P128,P163

[4]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语文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136-02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曾经提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排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龚晓斌，2002）。这一符号系统理论对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正是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分支。如今，虽说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步入到乔姆斯基时代，但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结构主义作为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其影响力渗透于数学、生物、经济学以及音乐学等领域，因此对结构主义做一番探讨仍有很大必要。

一、布拉格学派

1.学派概况。布拉格学派创始于1926年。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特鲁别茨柯依、雅克布逊、布龙达尔、卡尔采夫斯基、哈兰尼柯、瓦赫以及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内。马丁内并没有正式参加布拉格学派，但是他的观点体现了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的很大影响。

2.学派思想结构——功能语言观。布拉格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音位学领域的研究。他们所持的观点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所以布拉格学派曾经明确宣布自己其实应该称为功能语言学派。他们反对用历史主义和分割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语言，而是提倡对语言的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它是一门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用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也就是说他们强调一定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

二、美国描写语言学

1.学派概况。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又称美国结构主义，是20世纪30～50年代美国语言学的主流。这一学派的雏型出现于1924年，在博厄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人的发起下，美国的一部分语言学家成立了“美国语言学会”这一组织，下设新语法学和人类语言学两大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以这两派人中的一些人为核心，逐步发展起来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学派并没有专门的组织或者机构，也不属于任何团体，而是当时持相同学术观点的语言学家的一个自发流派。

2.学派思想描写主义（结构主义）。作为美国描写语言学创始人的博厄斯是在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训练的条件下自学成才的。他在调查中发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最理想的语言形式。后来，在为《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写的前言中，博厄斯论述了描写语言学的框架。他的理论与索绪尔的理论正好不谋而合，后来在布龙菲尔德的继承和发展下，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三、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比较

1.相同点。①产生和活跃年代。这两个学派同时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到1950年，基本停止了集体活动。50年代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学者自称是新布拉格学派。主要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语言学协会”。另一个是“现代语文学学会”。与此同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萨丕尔发表他的名著《论语言》。1933年，美国描写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成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正式成立的标志。而在布拉格学派基本停止活动的20世纪50年代，在美洲大陆，阿费莱姆·诺姆·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由此可见，布拉格学派和美国描写学派在活跃的时间上基本相似。②提倡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都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在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时候，都主张从语言的形式和结构的角度去分析。比如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特鲁别茨柯依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区分以及“能指”和“所指”区分的思想。正是从这一角度，特鲁别茨柯依给音位下定义的。特鲁别茨柯依还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不是孤立的研究语言的音位，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去研究音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布拉格学派称为结构主义学派。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同样提倡结构主义研究。并且在结构分析中，主要是研究分布情况和运用替代的方法。最好的例证便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列昂纳德·布龙菲尔德正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在美国语言学界的地位，有如索绪尔在欧洲语言学界的地位。尽管美国的描写语言学与欧洲的结构主义学派产生的基础不同，但是在整个理论体系以及方法论上与结构主义非常一致。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初期并没有参照索绪尔的理论，但是结果却与索绪尔的理论不谋而合，这可能也说明描写语言学与结构主义是相通的。③研究方法。两者都重视从共时语言学角度去研究语言。布拉格学派在对新语法学派进行批评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要将共时语言研究放到首位。无独有偶，美国描写语言学创始人博厄斯建立了这样一个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应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来套这种语言。从语言系统的角度来看，索绪尔强调，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结构而成的，语言所以构成系统，关键在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特鲁别茨柯依也是接受这一理论的，从所指的方面来研究能指。美国描写语言学调查印第安语，记录的恰恰就是它的能指（语音形式），然后对照意义，整理出它的能指系统来的。

2.不同点。①产生背景不同。布拉格学派成立于1926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马泰休斯发起倡议成立一个语言学会址设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因此以布拉格命名，成为布拉格语言学会。布拉格学派的骨干成员明显地分为两支，称为两翼：一翼是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马泰休斯和哈弗拉奈克；一翼是俄罗斯学者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捷克学者这一翼，特别是马泰休斯，很多理论主张都受索绪尔影响，人们把布拉格学派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与马泰休斯是有必然联系的。另一方面，布拉格学派的成立与俄罗斯语言学有一定的联系。而与布拉格学派相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成立则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描写语言学其实发端于美国的人类学。欧洲殖民者移居美洲大陆以后，土著居民被驱赶到偏远的山区，生存条件极端恶劣，人口逐渐减少，一些部落逐渐消亡，他们的原始状态的文化也就随之消失。人类学者发现他们的语言随着部落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也就消亡了，因此很有必要对那些快要消亡的语言进行抢救性的研究，以便保留这些在地球上曾经存在的有过生命的人类文化的一些品种。于是一批有眼光的人类学者便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美洲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上。描写语言学就是从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中生长发育起来的。作为其创始人博厄斯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的训练，完全是自学成才，这使他完全从被调查的语言事实出发去看待自己调查的对象，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受任何束缚，摆脱了欧洲语言学传统的偏见，从实践中得出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布拉格学派的成立很大一部分源于内因，有很系统的思想基础。与此相对，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则相对的受外因影响较大，虽说它的产生也有较强的实践基础，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其产生的偶然性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②两者的发展方式不同。布拉格学派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自觉建立起来的，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在学术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聚集在一起成立自己的语言学会。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是在美国语言学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美国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美国语言学会”，布龙菲尔德还是学会的发起人，但是美国语言学会不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学术组织，它是美国各派语言学家的共同之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三代语言学家之间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前代语言学家对后代只有学术思想的影响，而无有意识的传授。总而言之，无论是从产生背景还是发展方式来说，布拉格学派的系统性都要强过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然而，至于两个学派的影响力却不能一概从系统性来分析，实践证明，后来的很多语言学研究专家都认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力要甚于布拉格学派。③对索绪尔理论的接受方式不同。布拉格学派在建立之初，创立了语言音位系统的理论和学说，使传统的语音研究领域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创造了语音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语音学、音韵学、音位学。后来音位学的研究发展为音系学。美国的描写语言学的建立则是有自己的来源和基础，它来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的描写人类学，着重于对语言形式的描写。这种方法论与索绪尔的理论正好相合，于是在索绪尔那里找到了理论依据。索绪尔不止一次说过“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④学派思想的根本区别。两个学派虽然都是结构主义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二者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区别。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所表达的纯结构主义不同，布拉格学派在用结构分析语言的同时，非常重视语言的功能。在语言研究的各个平面上：确定语言事实、划分语言手段的类别、描写语言结构、解释语言手段的演变规律等，都应以功能作为依据。语言学界根据他这一主张，加上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在音位学的研究中也十分重视功能，所以布拉格语言学派同时又被称为功能学派。功能语言观把语言看成是完成语言社团赋予其基本职能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所以，布拉格学派从一开始就注意语义的研究，这是他们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根本区别。

综上所述，布拉格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虽然在活跃时期、研究方法及提倡结构主义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点，但因产生背景、发展方式以及对索绪尔理论的接受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区别，所以导致两学派在理论上仍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比如说，布拉格学派从一开始就注意语义的研究，而美国描写语言学却并非如此。但是有一点却是两学派所共有且毋庸置疑的，即两学派分别在欧洲和美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龚晓斌.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基础[J].福建外语，2002，（1）.

[2]胡壮麟.《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评介[J].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5）.

[3]季小民.布拉格学派和与哥本哈根学派的比较分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9）.

[4]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5]刘富华，孙维张.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6]刘明阁，徐云.美国语言学发展史概述[J].南都学坛，1999，（2）.

[7]宋宣.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发微[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

[8]陶振民.描写语言学派陈略[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2）.

语文论文例4

一、引言

作为四个基本语言技能之一，写作既是学生英语能力的综合体现，同时也推进了其它三种技能的提高，因此针对写作的教学是必不可少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激发学生的写作积极性。本文将根据王蔷主编的A Course in English Teaching 一书中的英语写作教学理论，以及吴锦和张在新在《英语写作教学新探—论写前阶段的可行性》一文中所提到的写作教学方法进行整合，将其划分为作文题目的设计、写作前的准备以及写作后的活动三大部分，做出相应的教学方式改进，以此提高学生的写作积极性。

二、行动方案的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如何激发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将其细化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文题目设计；其次是写作之前准备，即如何引导、帮助学生理清思路，降低学生写作的难度；第三方面是写作后活动，即学生完成写作作业后，如何让学生有成就感。

（二）研究参与者

本次研究参与者为九名初一学生，其中三名优秀，四名良好，两名相对落后。

（三）理论依据

关于作文题目的设计，王蔷提到要使作文的的题目接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就会很容易找到要写的内容。关于写作前准备，吴锦和张在新总结出：关于作文题目的课堂讨论能帮助学生激发灵感，缕清思路。关于学生作业反馈，王蔷提出教师可以通过课堂展示为学生提供展示或分享自己文章的机会，让学生感到受到重视，又能让同学们相互学习。

（四）方案步骤

方案具体设计为以下四个步骤：

1.每次为学生提供两个题目，供学生自行选择。第一次题目布置后不做任何讲解。

2.第二次布置题目后，带领同学进行课堂讨论，并规范内容、格式。

3.第三次布置题目后，除带领同学进行讨论外，并布置下周每个同学要站在讲台上将自己作文中所写的内容与大家分享。

4.将这三次作业进行比较并进行一次访谈，倾听学生对这次行动研究的感受。

三、行动方案的实施

第一周，在课堂结束之前布置了第一次写作作业的题目“My Favorite Toy/Food”or“My Best Friend”，完成时间为一周。当同学们看到有两个任选题目后感觉新鲜，但即便如此仍有抱怨。

第二周，在课堂上布置了第二次的写作作业题目“A Letter to Parents”or“My Unforgettable Day”，完成时间为一周。布置题目后，以“My Unforgettable Day”为例，并让同学分组进行讨论自己最为难忘的一天。然后讲解了写这篇作文应该包括的几个部分。经过这一番教学活动后，学生脑海里以大致形成了整篇作文的大体结构。

第三周，布置的作文题目为“My Dream”or“The World in 2112”，此题目为发散式，锻炼了同学们想象能力，同时布置让每名同学站在讲台与大家分享他的作文。同第二周，将同学分成三组进行写作前的引导和讨论。这次布置作业后，发现同学们几乎是自发的进行讨论。

第四周，上课后安排同学们依次上台进行演讲，虽然有两名女生和一名男生相对腼腆被动，整体氛围积极踊跃，其中有两名成绩较好的女生，脱稿并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的理想。

对三次作业进行了总结和对比。第一次作业中，从句子简单凌乱，文章较短，可以看出九名学生均显得很被动；第二次作业内容相对第一次逻辑性较强；第三次作业无论从句子结构，文章内容和长度来看，都能看出学生很用心。

在第四节课后，我邀请了三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在轻松的氛围下进行了谈话。在谈话中，我发现四名同学均一致认为作文题名的新颖和趣味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写作前的指导对减小了写作的难度，而且三名口语较好的同学也认为小演讲可以提供展示自己的口语和在人前说话的能力。其中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还积极的为我的题目布置献计献策，积极的参与教学活动。

四、行动方案的成效评价

通过回顾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质量和访谈数据，我发现，新颖或贴近生活的作文题目，可以让学生轻松找到要写的内容，或产生兴趣、积极动脑、锻炼想象能力；对学生进行写作前的引导和讨论，能够帮助学生屡清写作思路，规范写作模式，在头脑中形成作文的整体印象，降低写作难度；而课堂展示的方式，使学生感到自己的作文受到了重视，学生对写作的兴趣自然会有所提高，甚至还会为写作教学活动献计献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演讲的形式不但可以督促、激励学生写作，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提供了在公立学校少有的展示自我的平台。但由于学生处于英语水平的初级阶段，受到知识的限制，作文中仍出现很多语法错误，有待进一步研究改进。

语文论文例5

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现代主义的文学形式，就遭到了捍卫以现实主义理论内核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不遗余力的抨击。卢卡契以《言论》杂志为阵地，发表了《表现主义的兴衰》《问题在于现实主义》等一系列文章，指出这种所谓的现代主义文学不符合现实主义标准，形式与现实主义背道而驰，不值得提倡。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剧作家的布莱希特则写了大量笔记和论文直接或间接地对卢卡契的观点予以回击。一些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布莱希特与卢卡契的论争“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主义”。［2］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价值倾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布莱希特与卢卡契论争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卢卡契与布莱希特对经典术语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卢卡契全力维护现实主义是一切伟大艺术的共同基础的理论内涵，而布莱希特极力坚持现实主义是一切真正文学必须具有的态度的意义外延。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表明，文学批评要以经典术语为论述起点和论述基础，阐释新的文学现象，并不是简单地创造和使用新术语，还要注重术语间的内涵与意义内在关联。否则，术语经典化就意味着会使文学批评进入一个外延无限大，内涵急剧缩小的尴尬境地。术语意义外延的开放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术语的叠加，而是术语要切实反映社会现实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对应关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现代主义的出现以独特的审美形式在社会与文学之间建立起更加巧妙的联系，以一种陌生化的形式探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历史表象之下的社会的深刻本质。因此，现代主义对形式的创新与强调并非是排斥和忽视社会现实，是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文学。卢卡契坚持的现实主义与布莱希特声援的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极端强化，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极端异化，现代主义文学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悄然兴起，对此，卢卡契和布莱希特这两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却因为对现实主义这一经典术语的理解不同而截然相反。卢卡契坚持现实主义应该成功地再现社会整体联系中的个人命运，成功地塑造人物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现实主义文学才能完成人的完整性的恢复和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卢卡契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支离破碎的形式破坏了“整体性原则”，也就破坏了现实主义，他还批评现代主义文学复制资本主义社会现象造成人的分裂和全面现实图像的消失，虽然现代主义文学在细节上有现实主义的意味，但它不具有“整体性”，所以现代主义文学在客观上肯定了资本主义造成的非人化现实，现代主义文学也就是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布莱希特则认为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只能是一个与现实有关的问题，至于文学的形式问题必须询问现实，遵守现实秩序，而不是信奉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价值规律。布莱希特明确批评卢卡契的经典现实主义面临困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土壤，而自己主张的现代主义就是新的环境之下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应该实现从塑造人物发展向表现人内心的转变。只有这样，工业社会才不能成为背景，现代群体才不会被扭曲。也就是说，布莱希特主张文学形式必须来源于社会现实，而不是来源于既成的艺术规律与法则。布莱希特认为现代主义塑造的分裂世界和破碎的经验并不是表象，而是社会本质。现代主义生活的碎片化、不连贯、分裂性是深层上的“整体性原则”，现代主义也自然是另一种深层的“整体性”。在现实主义文学如何表现人、关注人的问题上，卢卡契与布莱希特也有各自的看法。卢卡契坚持现实主义必须要表现人的命运，必须对人的命运有深刻的思考，必须为人的发展和解放服务，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最终归宿，是一切伟大文学的基础。因此，卢卡契认为，文学的主题无论怎样不同，根本问题还是表现人的问题，脱离人的命运而独立的形式是不存在的。［4］卢卡契批评现代主义文学的人物简单、情节枯燥、环境抽象，没有塑造出典型性格，也没有表现出资产阶级人性的异化特征。布莱希特则认为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就是资产阶级时期的人性异化，因为现代主义作家无法回避资本主义人的异化问题，现代主义作家对腐朽社会现实当中人性扭曲、情感压抑状况的艺术表现揭露了工业化社会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严重忽视人精神和情感的可怕现实。

在《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一书中，卢卡契强调当代艺术家不能只是反映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绝望状态和精神厌倦，艺术家也应该积极批判这种局面，努力超越这种局面，进而提出新的希望。卢卡契不是强调艺术仅仅反映社会，仅仅表现资本主义特有的畸形状态，而是强调艺术要对社会有积极的作用和鲜明批判精神。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感受式的手法，很自然地被卢卡契批评为形式的颓废派，现代主义的心灵体验式的反抗与过于感伤的形式与卢卡契坚持的现实主义理论内涵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他认为现代主义是艺术的堕落。布莱希特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揭示矛盾，艺术作品的矛盾性质应该在实践中达到完整，那种把现代主义形式当作颓废的观点，是把现实主义从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当中抽象出来，是不顾历史现实条件的看法，不是从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看到现代主义的新技巧其实还是现实主义的形式问题。布莱希特强调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并不是说布莱希特放弃了现实主义的概念。他倒是希望现实主义扩展它的范围”。［5］从共时角度看，布莱希特的观点更符合实际情况，从历时角度看，卢卡契的理论也有长远眼光。论争中，卢卡契逐渐认识到现代主义文学形式蕴含着人的生存困境和现实的荒诞的现实主义成分。卢卡契晚年还曾反省说，卡夫卡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布莱希特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6］卢卡契最终认识到了现代主义文学当中存在的对社会现实和人的命运的深刻态度，这正是卢卡契当初指责现代主义文学缺少的东西。由此可见，离开术语意义的外延性，术语经典化的意义凝固状况会更加突出，会直接导致壁垒的产生。经典术语之间的意义壁垒现象，直接造成了卢卡契与布莱希特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分歧。今天看来，卢卡契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也确实抓住了现代主义的本质特点，这恰恰也帮助我们认识我国20世纪后期一些文学现象偏离现实主义文学轨道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批评不但要对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审美关系进行分析，而且还要对社会历史本身进行革命性的理解。经典术语的问题意识并不能被特定的语境原则严格束缚，真正的现代主义绝不是现实主义的流风余绪，而是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我们很容易从20世纪初欧洲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倾听到现实主义的声音。卢卡契的主体意识创造性地介入世界，而不仅仅是对世界的简单反映的观点，这正是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一面。［7］现代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表象之下的真实具有现实主义的显著特点，因为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不仅是一个根本要求，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尺度，现实的变化引起了‘真实’这一概念的变化，进而促使作家必须在表现方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式本身就是内容”。［8］现代主义的形式取决于社会生活的真实，现代主义作为经典术语能够反映这种变化的必然。

术语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术语选择与过滤、排斥与认可的过程，也是文学批评模式确立的过程，其中体现了特定的文学批评美学特征和价值维度。浪漫主义之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之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于现实主义，这种术语的延续与更替不仅表现为文学发展脉络变化，其中还有意义与价值的承继关系。艾布拉姆斯将现实主义文学比喻为“镜子”，以突出现实主义的特征，又将浪漫主义比喻为照亮人生，启迪心智的“灯”，以突出浪漫主义的本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作为有密切理性的文学形态，无论是反映现实，还是表现情感，其实它们都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文学，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进一步说，浪漫主义也是现实主义，两者并不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文学批评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典术语的效果历史，文学批评制度的标准与法则也是建立在经典术语的基础之上的。经典术语本身已经潜藏着一种评价标准，术语经典化的历史不仅是自身的意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文学制度的诸多问题。文学批评会聚焦于经典术语，经典术语作为文学批评的直接载体是批评解码的中介，术语经典化也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必然选择。因此，掌握经典术语的创造和使用是拥有文学批评话语权力的直接表征。布莱希特与卢卡契都在维护现实主义的批评秩序，都在证明各自的合理性、有效性，由此可见，他们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掌握文学批评话语权的努力。卢卡契依照经典的现实主义尺度在《现实主义辩》一文中指出，现代主义是没有现实土壤的艺术形式的剪切拼接，它把直觉、本能、意志、无意识等非理性成分抬到首要的地位，拒绝整体性和典型化，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布莱希特则认为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是建立在19世纪少数资产阶级小说的特定形式之上的，而且局限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看不见现代主义的优秀艺术是现实主义的新发展的现实，无视现代主义在形式和内容上与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特点。［9］卢卡契维护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的初衷，布莱希特扩大现实主义外延的主张，都是以健康的目的为现实主义证名，而结果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今天，再看这场由对经典术语的意义界定不同而产生的论争，卢卡契的看法当中也有很多观点触及到现代主义文学的根本问题，布莱希特的合理性当中很多暗合卢卡契的认识。因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术语经典化绝不能仅仅强调它们的差异性而掩盖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经典术语的叠加会形成严重的理论缝隙和意义固化现象。这些缝隙会导致术语意义传承的线索产生断层;意义固化会使术语间的关系紧张，这还会造成术语有价值的外延内容流失。我们主张不能将经典术语进行对立和分割，要有开放的眼光，善于发现术语间的意义关联性和整体性。文学批评制度在建立过程中也是在不断整合协调，避免术语经典化的意义壁垒形成的焦灼状态。源于历史记录和源于诗歌叙事的小说在产生之初就与社会现实结缘。现实主义从重情节到重性格，从宏大叙事到日常描绘，从重再现到重表现，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扩大。20世纪初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直接的教育功能不断减弱，甚至很少为人们提供基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常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使小说放弃了直接再现生活内容的属性，转而更多地注重小说形式层面，通过奇特的形式表现意义。作家不再对现实历史充满自信，也不认为自己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们更愿意构建一种心灵与世界联系的独特形式，这就创造了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风格。伊格尔顿说:“现代主义，就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一样，很自然地认为就谁在文化界当权而言，现实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确实，它已经证明自己击退了所有竞争者，成为西方历史上最具适应能力的文化形式。这表明它的一些根至少是深深扎在西方精神之中……因此，现实主义就是新运动全力要瓦解的思潮。但新运动在艺术和思想上的实验达到了那种程度依然依赖于现实主义。”［10］如果说文学的存在有解决心灵和现实之间矛盾问题的必要，那么现代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在资本主义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0世纪初传到我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一种技巧的嫁接，并不是社会现实的产物。新感觉小说、象征派诗歌的尝试在艺术上也取得一定成就，但仅是技巧的尝试而已，并没有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根本状况。这种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前提下，作家人为地使现代主义的文学形式走到了内容的前面，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和基本方向并不一致。因此，这种现代主义文学除了昙花一现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文化效应。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面对变化万千、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国的作家失去了揭示社会因果关系的耐心。新写实小说的零度情感和都市苟活，先锋派小说的花样翻新和震惊效果，身体写作的极端心理表现和行为异样举动，无不表明它们并不是以现代主义的形式反映现实主义的内容，无论术语多么光鲜闪亮，也不能掩盖它们的现实主义内容和价值缺乏产生的精神贫瘠的窘态。现实主义文学的路是广阔的，不受惯例限制的。我们认为，现实主义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具有布莱希特主张的形式和内容的“现实性”，也要有卢卡契强调的精神和主旨的永恒性，这是现实主义内涵与外延的有机统一。揭示人的发展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只要人的解放问题没有在社会现实中得到全方位解决，现实主义文学就会拥有永久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第20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2］扬•克诺普夫《问题的实质是现实主义》，《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3］参见范大灿《两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4］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65—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5］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6］参见柳鸣九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第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7］参见董晓《从卢卡契与布莱希特的论争看现代主义文学》，《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8］格非《小说叙事研究》第1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语文论文例6

一、概述

自从1978年布朗和利文森第一次发表他们关于礼貌原则的论文以来，礼貌现象就成为语用学研究的热点。他们的理论为语言学家研究语言所传达的礼貌原则提供了十分有意义的理论支持，该理论本身也得到了不断的评论，同时也启发了一些新的理论，比如Meier 于1995年提出的“修复工作”（Repair Work）以及陈荣2001年建立的“自我礼貌”（self-politeness）。

二、礼貌现象的语用学理论

礼貌源自生活，从狭义角度来看，是指人们在交际中的礼貌。在西方，“面子”首先是由Goffman在1967年提出的一种解释性的概念。Scollon 和Scollon在1995年指出，“面子”是从亚洲普遍的礼貌原则而来，比如“没面子”。语用学中关于礼貌现象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利奇（Leech）的“礼貌最大值”（Maxims of Politeness）及布朗（Brown）和利文森（Levinson）的“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理论。

1. 利奇（Leech）的“礼貌最大值”（Maxims of Politeness）

虽然很多学者反对，但是利奇的“礼貌原则”依然被很多其他学者看作是是对“合作原则”及其相关的最大值的补充甚至是“挽救”。礼貌原则质疑甚至批判合作原则的缺点：合作原则并没有充分考虑礼貌的合宜。另外，合作原则中“最小化”和“最大化”也受到质疑。利奇的“礼貌最大值”包括以下几个“最大值”：

1）策略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他人的麻烦，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他人的利益。

2）慷慨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自我的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自我的麻烦。

3）赞扬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他人的批评，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对他人的赞扬。

4）谦虚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自我的赞扬，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对自我的批评。

5）合作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分歧，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一致。

6）同情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生疏，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同感。

2. 布朗（Brown）和利文森（Levinson）的“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理论

布朗和利文森的理论基于三个基本概念：面子、面子威胁行为和礼貌策略。该理论有一个前提：所有社会成员都有“面子”，也就是每个人的公众形象和一定的理性能力。布朗和利文森区别了“面子”的两个方面：负面面子和正面面子。负面面子和正面面子都可能受到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面子威胁行为分为讲话者的（Speaker’s或S’s）和听话者的（Hearer’s或S’s）。面子威胁行为的“重量”（weight）由三个因素决定：讲话者和听话者的社会距离（D）、听话者较之说话者的势力（P）和强加的程度（R）。三者之间的关系是W =D（S，H）+P（H，S）+R。厘清三者关系对开发其语用价值意义重大，这个公式表明了讲话者和听话者对话时的语用关系。

布朗和利文森也提出了一些避免面子威胁行为的策略，这些策略也分为两种：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具体来说，积极礼貌策略是为了满足听话者的正面面子需求，通常是一致的、随和的、和熟悉的表达。另一方面，消极礼貌策略是对应听话者的负面面子，主要是一些受限的、正式的和疏远的表达。

3. 陈荣的“自我礼貌”（self-politeness）模式

在中国，陈荣提出了“自我礼貌”（self-politeness）。“自我礼貌”模式与布朗和利文森的礼貌理论在几个方面都有一些相似，例如两个理论都认为讲话者都有面子的需求。二者的区别在于陈荣认为社会生活中有些言语行为如果不加以修正就会威胁到讲话者自我的面子。陈荣称这样的言语为“自我面子威胁行为”（Self Face Threatening Acts）此外，陈荣还提出了一些缓和“自我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力度的方式，也与布朗和利文森的他人礼貌理论（other-politeness）相似。这些方式包括：1）大胆地讲话；2）加以修正；3）非正式地讲话；4）控制自我面子威胁行为（陈荣，2001）

三、结论

“礼貌”和“面子”的概念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由来已久。尽管不同文化对礼貌的要求不同，礼貌似乎深深地扎根在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中。它们不但是语言学家研究的热门对象，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对它们表现出很高的研究热情。在西方，利奇、布朗、利文森和很多其他语言学家已经在该领域进行了很多卓有建树的研究。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用西方语言学家的理论来对汉语语料进行分析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促进了汉语语言现象的理论研究，同时反过来也对相关的语用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Chen，R. 2001 Self-politeness：A Proposal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87-196.

语文论文例7

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语言学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并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支，是一个兼具理论研究和实际意义重要性的多彩领域。西方语言学发展中，早在两千年前的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就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语言的性质和语法问题。近几十年来，西方语言学已经越来越普遍地对其它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日益广泛的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形成了众多新的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

刘润清主张，进入一个领域时，首先要宏观，其次要对思想感兴趣。首先从宏观上做研究，分析和掌握理论知识，而不是一开始就从微观上的小题目去做研究，同时，不急于赞成哪个流派或反对哪个流派，在小领域研究之前了解宏观背景，这样能够不迷失方向，为进一步的研究从理论框架和宏观理解上打好基础。因此，对西方语言学及其流派的宏观认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对中国语言学流派的建立及发展有重大意义。

1　流派与分支及风格

对语言的宏观研究，必然涉及到语言学的流派，分支及其风格等。本文在重点探讨流派之前，对流派与分支及风格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分析。

刘润清对流派与分支进行了区分。流派，也叫学派。多指思潮, 有代表人物, 代表著作, 主要观点, 研究方法, 盛行时代,有其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且往往有历史视角，它未必对领域中的诸多问题都有论述。分支是相对于语言学总体而言的领域, 研究范围, 也有经典著作, 有影响的人物, 多用共时观点。可能多个流派都对它有过贡献。分支可分为内部分支和外部分支。

风格，也叫语体，文体。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把语体定义为：一个人说话或写作的格调，一般从非正式到正式之间变化，看情景的类型，说话的对象、地点、话题等而定。风格还可以指某个人历来的说话或写作方式，或者指某一段时期的说话或写作方式，如莎士比亚的风格，十八世纪的写作风格等。

流派与分支及风格在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中既有相同的重要基础地位，又有明显的不同。流派要有代表人物，要有追随者，追随者必须要一样，学精华，学本质上的东西，克隆这个流派的研究者，才能称得上这个流派的继承人。分支体现的是总体范围当中的个体，总体领域中的部分，各个流派都可以对分支有贡献。风格张扬个性，总体上体现语体类型的多样化。

语言学流派更多的属于基础理论研究；语言内部分支也有理论价值, 但有更多的实用价值;外部分支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应用价值；风格更多的是实用价值的研究。分支是从研究内容、对象上进行区别，流派是从研究方法、角度、风格等上面的区别。一个分支上也有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因此，对于同一个研究者来说，流派是其理论基础，某个流派是其语言学观点的体现；分支是其研究方向，某个分支是其语言学研究兴趣和观点分歧的体现；风格是特点，某种风格是其在语言学研究共性中的个性体现。不同的研究者可以隶属同一个流派，研究不同的分支，呈现相近的风格；或者，隶属同一个流派并且研究同一个分支，但可以有不同的风格。

2　西方语言学流派

语言学流派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传统语法阶段(600bc—18世纪)，历史语言学阶段(19世纪100年)，和现代语言学阶段(索?尔, 20世纪初至今)。

传统语法经历了从希腊语到拉丁语, 再从拉丁语到其他欧洲语言;注重语音和词汇, 句法很少, 以教学语法为主,多为规定性语法,不是描写性语法;影响很大,时间很长; 其贡献是创造了描写工具，其术语至今还在使用。历史语言学注重语言比较,语言历史,语言谱系, 语音变化规律;其后期的新语法学派为20世纪培养了人才;传统语法和历史语言学为20世纪现代语言学开端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现代语言学以索绪尔为开端。

本文重点综述了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中有代表性的三个流派：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

2.1　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历史语言学的重论文联盟要组成部分，从前又称比较语法，是在19世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是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19世纪进入系统的研究，并使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格里姆和葆扑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第二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的施莱歇尔，其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时期。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特霍夫和布鲁克曼，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形态学研究》上正式宣布：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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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历史语言学产生以前，语言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一般称之为语文学，还不是独立的学科，只是别的学科的附庸。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对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其次是有助于人们对于有关原始母语的表现形态和使用地区的了解。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偏重语言的前后相继，却忽视了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语言分支的研究和确立。

2.2　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语言学内部又分为三大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语言学派（也称美国描写语言学）。美国结构主义跟欧洲结构主义都强调语言结构的系统性，但又有各自的风格：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语言结构的功能进行研究，哥本哈根学派重视结构间的关系，美国结构主义着重结构形式的描写。

（1）布拉格学派，又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其先驱者是马泰修斯，成员主要有雅科布逊、特鲁贝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布拉格学派集体观点的全面论述见于他们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所提出的《论纲》，强调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对语言现象的评价应着眼于它的功能。布拉格学派所说的功能主要包括语言在交际行为中的功能、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语言在文学中的功能以及从功能观点看语言在不同层次方面的问题。伦敦学派的兴起稍为晚一点，由英国语言学家弗思教授开创，后来由他的学生韩礼德教授继承和发展，形成现在人们称之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派。

（2）哥本哈根学派，又称丹麦学派。代表人物有叶尔姆斯列夫、布龙达尔、乌尔达尔等。1931年，叶尔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共同创建了“哥本哈根语言学会”，该学会成为当时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中心。这一学派以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的学说为基础，着重语言形式的研究。它特别注重语言的组合关系，这是这个学派区别于布拉格学派的一个主要方面；它把语言理论看成一个“纯演绎系统”，采用“假设-推理”法对语言进行分析，不大涉及具体语言事实的研究，因而其影响面比较小。

（3）美国结构语言学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区别于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组成的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结构语言学中发展最完善、最重要的一个学派。先驱者是鲍阿斯和萨丕尔，分别著有《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和《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二人都强调要对语言作客观的共时描写。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是布龙菲尔德，1924年他和鲍阿斯、萨丕尔等人一起创立了“美国语言学会”，1925年出版会刊《语言》。1933年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这一学派的奠基性著作，使它进入“布龙菲尔德时期”。5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进入“后布龙菲尔德时期”，哈里斯和霍盖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

结构主义语言学不仅影响到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流派，而且还影响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严密的分析方法已渗透到人类学、哲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等其它领域。这样，结构主义就由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几乎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产生影响的思潮，因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2.3　转换生成语言学

1957年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出版，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它完全不同于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美国结构主义，因此，它的出现是对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大挑战，被人称作“乔姆斯基革命”。

转换-生成语法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只有语法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另外，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说，转换-生成语法无论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原则的区别。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使语言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它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语文论文例8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文化史学家。他在14岁时于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始终未曾脱离该党，有“左派雄狮”之称。他的历史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新左派评论》的著名编辑安德生(P.Anderson)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作为一个对历史和现实都热切关注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对于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认为，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

人类已经步入了21世纪，回首过去的两个世纪，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无疑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笔者认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促使霍布斯鲍姆对民族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进行专题研究的动力之一。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几乎任何一本有影响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著作都少不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评价、介绍和引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也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含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构成了支配20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缺陷。”安东尼・史密斯曾言：“在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学派之一。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形成成熟的理论，但在东欧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对这种现象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考茨基、卢森堡、鲍威尔和伦纳(Renner)、列宁和斯大林等都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事实上……他们是在连续性上最好的民族主义研究者。”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中也曾表露过这样的观点：“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诉求竟有那么高的重叠度，向来对政治现实独具观察力的列宁，便是因为看出这点，才将殖民地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基地之一”；“在历届共产国际大会上所引发的‘民族问题’著名辩论，不仅只是声讨那些陆续受到民族口号感召的工人――在共产国际眼里，他们理当只听从共产国际及阶级解放的召唤。他们更想解决的是，如何应付工人政党同时支持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事实。只要出发点是以改变现状为诉求，都必然会和社会或政治革命扯上不解之缘。更有甚者，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反而变成是推动人民起而加入民族运动的重要机制。……史实证明，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运动，最后反而成为带领民众投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霍布斯鲍姆承认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布斯鲍姆为何对民族问题了如此大的心力。

近代以来，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作为民族构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民族语言，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演变，经过了民族语言操持者的濡染，形成了超稳定的人文结构。对民族语言进行研究，也向来受到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从他们生活的年代和所从事的学科性质、政策应用等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阐释。其中，霍布斯鲍姆的有关论点应该说不乏真知灼见，予人以深刻启迪。

一、语言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就像现代的希伯来语一样，都是后来才创造出来的。语言本是一种人类创造的工具，有其规则与限定，但本身并不神秘，它代表着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可能性。“通行语言并非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人为建构的，特别是要把它变成印刷物时，人为力量更是不可或缺。”也就是说，语言只是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标准之一，绝非主要、亦非不可或缺的标准。

所谓民族语言的“神话”，可以追溯至基督教《圣经・创世记》中“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创世之初，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出于骄傲，人们想建一座通天之塔。耶和华对人类的骄傲感到恼怒，于是使人们的语言变得互不相通，从而在造塔的人们中间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只好放弃了造通天塔的狂妄打算。按照《圣经・创世记》的说法，人类由“语言一致”到“多种语言”的产生是“上帝”对野心勃勃的人类的惩罚。“实际上，民族语言的真正内涵，和民族神话所宣称的说法根本就大相径庭，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正好和民族神话所说的相反，民族语言并非民族意识的基础，而是如同豪根所说的，是民族意识的‘文化加工品’。”也就是说，“民族语言只是从各种不同的通行语言之中，精炼出一套标准化的对话方式，然后再把所有的通行语言降格为方言”。“那种神秘的民族认同感加上柏拉图式的语言观，基本上可说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非真实的语言使用者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假象。这种民族语言概念纯属文学性的，并不见于实际生活当中。”而在“制造”民族的时代，意味着“民族”必须同时合乎逻辑、顺乎自然地转变为有的民族国家，每一个国家有其连成一片的领土，领土则由民族成员居住的地方划定，而民族又由其过去的历史、种族成分、共同文化以及语言(这点愈来愈重要)来确定。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指出的，霍布斯鲍姆的理论代表了二战后学术界对先前流行的“演化决定论”(evolulionary determinism)的反动，因为“演化决定论”视民族的兴起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而霍布斯鲍姆则认为民族是18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深知，要想理解民族主义与民族语言的关系，首先就要回到历史中去，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可以视其为集体行为的社会力量，有着自身的起源和历史，其本身也因不断演进而改变着自己的原生形态。正如他所说的：“我们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发现历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解释历史，并提供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由于‘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那么，除了理解过去如何向现在转变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并有可能理解未来的某些事情这个事实而外，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同样也是明显的，因为理解现在与理解过去的过程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进一步指出，民族语言不是从人性或文化当中神秘地、必然地形成的；把民族语言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人们必须区分民族主义“神话”中哪些“神话”是由下而上自发出现的，哪些“神话”是由上而下人为制造的； 民族主义“神话”不是从人民的过去实际经历中自发产生的，它们是人民从书本、电影、电视里以及从历史学家那里获得的，它们并不是历史记忆或者生活传统中的普遍部分。这意味着，“过去”被重新设计了，有点像“最新时装式样”，为一项特定的政治目标披上了一件时髦的外衣，从而使民族历史以政治家、历史学家、影视创作者等所希望的面目出现。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一个国家“国语”的建立，是和“国家”问题特别是和国家权力合法织在一起的，是为国家权力服务的。在民族国家内各种得以存续的民族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小自将既存的文学或文化语言加以“校正”或标准化，大到从复杂的日常方言中创造出新的语言，甚至将早已作古或几告绝迹的语言重新发掘出来，以新语言的面貌出现。

对于为何到19世纪末族裔和语言才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甚至是主导因素，霍布斯鲍姆列出了三点原因。首先，发生在19世纪前半叶的两次大规模“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在本质上都是通过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高雅文化与文学语言，将分属不同国界地域的人民凝聚成同一个民族。其次，18世纪晚期在全欧洲掀起了一场极富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它为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各地风行的文化及语言复兴运动奠定了基础。第三，一直到19世纪末，才发展出具有影响力的、可以用来说明民族与遗传之间的关系的生物学理论或伪科学理论。对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有相似见解，他认为民族的印刷语言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具有无比的重要性。19世纪是方言化的辞典编纂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在19世纪下半叶，族群民族主义得到大力增强。种族和语言经常被混为一谈，有时种族主义者甚至会把对种族纯正度的坚持(包括对异族杂交的恐惧)推展到语言民族主义层面，要求必须戮力维持语言的纯正性(排斥外来语的影响)。曾几何时，“种族”与“民族”竟然变成同义词，而且人们还漫无边际地把种族特质等同于民族特质。

二、国家政治权力和民族语言的关系

对于如何理解国家政治权力和民族语言的关系，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中多有论及。

首先，霍氏肯定了国家政治权力对于国语确立、民族语言存废的重要作用。“执政者及精英分子所使用的优势语言，通常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或其他行政措施，而在近代国家中奠立其作为国语的独尊地位。”由此，国语便成为政治对峙中的重要工具，通晓国语成为能否加人权力机构的一个条件。若在教育及国家行政上没有得到权力支持及官方认可，地方方言绝难有“脱胎换骨”的机会，更别想与强势的民族语言或世界文化竞争。至于已“作废”的语言更是完全没有复兴的可能。只有政治力量才可以改变“次要”语言或方言的地位，为在实际上不具竞争能力的语言赢得作为教育或大众沟通媒介的地位。一旦一种非官定语言赢得了官定地位，它便会自动“创造”出相当可观的具有方言读写能力的政治选民。这一点在双语或多语国家的形成上得到了明显体现。

其次，霍布斯鲍姆强调由政治权力掌控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对民族语言建构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对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来说，教育机构至关重要，因为通过学校教育，“国语”便可真正成为其民族的口头和书面语言(在此之前通常得靠个人努力)。对学校和其他教育单位来说，强行使用一种语言授课，也就意味着将某种文化、某种民族意识强加在众人身上。在把国语带人每一位国民家中这点上，小学和军队的贡献最大。在他看来，小学教育对民族语言的发展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小学教育一般说来不仅能向学生传授语文和算术的基础知识，而且能(也许这点更为重要)向学生强行灌输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爱国主义等)；它的发展与群众参与政治密不可分。在国家推行小学教育之前，并没有口语化的“国语”存在，只有作为文字或行政谕令的书写文字，或为口语传播而产生的共同语。

第三，霍布斯鲍姆认为官僚政治之所以成为民族语言建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因为它决定一种语言的官定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它是官定语言的“最大雇主”。霍氏认为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除非认清地方方言体系与低阶公务人员的切身利益相关，否则人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语言民族主义，甚至连想攻击它都存在困难；那些母语不是官定方言的人，会被排除在文化和公私事务的较高层次范围之外，除非他们会说高级的官定方言，因为文化和公私事务一定是以这种方言进行的。

三、民族语言和民族的关系

民族是在人类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时代形成的，这种转化的重要标志是民族语言的形成。一种语言在一个民族内部如果能为大多数人自觉地使用，那么便可称之为民族语言。民族语言是认定一个民族的最过硬的标准之一。“语言是一个民族整体性的文化一心理底座。底座奠基在那里，一切(宗教、文化样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等)都不能游离，一切都被吸附。”民族语言是“塑造”民族性、传承和发扬特殊的民族文化的手段和工具。对于民族语言被视为民族的标记和烙印，德国学者海德尔认为：“一种民族语言就是本民族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它的语言。”不可否认，民族语言是形成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的状况对民族的形成、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对民族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开始用民族语言出版教科书、报纸，或进行某些官方活动时，代表着民族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民族语言文化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拓展的。在近代以前，尽管人民所说的语言显然不是直接塑造“通俗民族主义原型”的核心要素，但也不是毫不相关的。到了近代，语言间接影响到一般人对民族性的认定，语言对民族的重要性遂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我们现在早已习于用人种和语言来定义民族，因而忘记了这个定义基本上是19世纪晚期发明的。”⑦对此，霍布斯鲍姆列举了许多事例加以证明：“在1893年盖尔联盟成立一段时间之后，爱尔兰运动的理论家才开始将爱尔兰民族奋斗的目标和对盖尔语的维护连为一体；而一直到同一时期，巴斯克人才以其语言(而非其历史上的宪法特权)作为其民族独立的根据；并且，关于马其顿人是不是与保加利亚人比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更为相像的热烈辩论，在决定马其顿应与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结合上不具任何重要性。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更进一步主张犹太民族和希伯来文是同一回事，然而，自从被巴比伦人拘留之日起，再也没有任何犹太人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文。它是在1880年才被人发明为日常用语，而当时发明的第一个希伯来文词汇，便是‘民族主义’。而犹太人之所以学它，是把它当作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标记，而非沟通工具。”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把民族语言当作区分民族的标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语言民族主义，是书写和阅读的人所创造的，不是说话的人所创造的。而那些可从中发现其民族基本性格为何的‘民族语言’，往往是人为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语言具有团结和区别的功 能，它被视为团结本语言集团成员的纽带，具有了把本语言集团区别于其他语言集团的作用。

四、对霍布斯鲍姆相关论点的评述

尽管霍布斯鲍姆对语言民族主义产生、发展所做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但是他总体上能够从全球视野出发，来认识与评介这一问题，使其所得出的结论更加具有普遍性。特别是他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探究人类社会的未来，进而在普遍社会历史观和整体史观基础上对语言民族主义予以说明和解释，这一点明显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分析方法。

霍布斯鲍姆在对语言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时，将其还原至历史镜像中，认为“不存在没有历史或不了解其历史就能加以理解的民族”。他大量引用、考证史料，并将史料融于其理论探讨中，阐释了语言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他在分析语言民族主义的产生问题时，是将其与民族、民族主义的产生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的，即将其放在大的历史背景或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探讨。他认为，语言民族主义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民族、民族主义相伴相生的。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和同样有着马克思主义知识背景的、著名的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安德森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其作用无疑是用来填补当真正的社群或网络组织，因退化、解构或失效后所出现的人类情感空隙”。这可以视为霍布斯鲍姆之民族思想的理论基底。他认为，同民族一样，民族语言是人为建构的产物，是强烈的民族情感赋予其象征意义；将民族语言视为天然的或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神话”。可以说，霍布斯鲍姆把民族、民族语言、民族主义看作历史发展组成部分的民族观，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的影响。正如霍布斯鲍姆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我就无法产生对历史任何特殊的兴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是迄今为止认识历史的最好指南。”

霍布斯鲍姆侧重于论述民族语言被民族主义所渲染之政治涵义。他认为，民族语言概念的建构，更大程度上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是与政治性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还是同化异族、保持统一的工具，通过语言的一致来达到文化的一致，历来就是主流社会信奉的理念和遵循的传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语言民族主义的核心关怀，都是围绕着权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打转，在他们眼中，语言的沟通与文化意义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沟通或文化对语言民族主义真的具有重要性的话，犹太复国主义就绝不会选一种谁都不会说的现代希伯来语来作为他们的民族语言。”

一旦独立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并能长久生存下去，其境内弱小民族的语言文化势必会逐渐失传；某些弱小民族及其语言文化似乎注定没有独立自主的未来，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事实。霍布斯鲍姆就此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如果说惟一具有历史正当性的民族主义，是那种符合进步史观的民族主义，亦即那种可不断扩大而非限制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运作规模的民族主义，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小民族、小语言为了延续和发展而进行的抗争呢?这类例子如此之多，难道这些捍卫传统、争取自身生存空间的举动仅仅是对无法抗拒的历史进步潮流的无谓挣扎吗?这一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间融合的不断发展，优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同化难以避免。对此，许多学者疾呼要不遗余力地保存和发展包括语言在内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这些观点不同的是，霍布斯鲍姆认为：符合进步需要的小民族、小语言，必定是自甘作为强权大国的附庸，安于民族命脉与语言文化消亡的命运，沦为历史泡沫或后世子孙感怀的对象；更有甚者，某些小民族乃至民族国家也认为，能够经由整合而融入另一大国之下，其实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倘若一个国家的主要民族和国语的优越性不致引起争议，倘若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能珍惜并促进其境内的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那么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倒可得到保存，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与风土民情也可获得延续，从而使国家呈现多彩多姿、多元传统的景象；也许，在可预见的将来，方言会逐渐被国语淘汰，甚至就此消失，但这些失传作古的语言不可能完全没有留下任何遗存，后世子孙必会做复古的努力，他们将在搜集“民谣”的过程中，使古文化再度创新。

尽管霍布斯鲍姆承认历史上不乏大族践踏小族语言、文化的例子，但他或许更偏爱符合进步法则这个说法，因此他并不觉得大文化和小文化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反倒认为某些即将失传的文化，可在现代化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延续下去。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同化是不是在弱势民族自愿、非强迫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发生。“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当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写下这样的词句时，所表达的不仅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语言的情怀，更反映了法国沦陷区的人民被剥夺民族语言的悲愤。相比于非人道的种族强制迁徙和清洗，这种强迫进行的民族同化对弱势民族的伤害和威胁也许更为持久，并且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使用母语是人们的语言人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权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使用自己的母语，剥夺他们这种权利，也就是剥夺他们的语言人权，侵犯他们的基本人权。”语言人权关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生存权，对这种人类最基本的权利，要予以尊重。

其次，对民族语言的尊重不能走向极端，现在很多自认为语言弱势的民族，已经对自身的弱势状况产生了反思要求。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反思走向“语言民族主义”的怪圈，在当代的经济、文化环境中，过分强调本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的独立性，并且反对吸收新鲜的外来语言文化，把本民族文化绝对化，进而发展到敌视其他民族语言的程度，那就不得不去审视这种现象了。它表面上看来是以弱势姿态抵抗语言侵略，强调民族语言的纯净，防止它消亡，具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而其内里却可能隐藏着一种文化中心论的自我强调，即它很可能在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自我强调中，拒绝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从这个层面上看，霍布斯鲍姆确实独具慧眼，他的观点有其独到、合理之处。

让我们看下面的事例：2006年，在欧盟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法国总统希拉克打断法国籍的欧洲工业与雇主联合会主席赛耶尔的话，质问他为何用英语演讲。在得到塞耶尔“英语是商务语言”的答复之后，希拉克愤而率法国财长和外长离席，以示抗议。希拉克的助手解释说，他们此举是在“捍卫法语”。素以注重外交礼仪著称的法国，在外交场合如此旗帜鲜明地“捍卫法语”，其中折射出的“语言民族主义”现象，引起不少议论。尽管不可能出现普世统一的人类语言，但在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交融已经成为一种大势。如果把对民族语言独立性的强调提升到反对使用外来语言的高度，其实并不利于本民族文化和语言在开放与交融中发展。

具体到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如果没有一种为这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所认同的民族共同 语，将妨碍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建立现代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首先要建构民族共同语，使人们从对这种民族共同语的认同、热爱中产生出统一的民族意识、感情，为政治上的统一、文化生活中的交流打下基础。那些所谓的弱势语言群体“在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中，并不一定会引发意识形态之争，除非是在某种语言刻意遭到压制，或被迫要以另一种语言取代时，冲突才会发生”。“最严重的问题倒不是应选择哪一种语言作为传递文化的共同语，而是哪一种语文最适合用于高等教育或最有利于现代科技、经济和沟通。”让我们再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以法语语言文化为自豪的法裔魁北克人，自然不会看着最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在自己手上逐渐消失。于是，形形的保护法语、保护法语文化的运动和法律应运而生。魁北克有一个法律规定：严禁在街头出现任何英语的商业广告，任何店家如果在招牌上使用英文，则会被责令撤除招牌并面临罚款。魁北克有一种专职的“语言警察”，其工作就是上街查找“英语”和开罚单。同时，魁北克还有许多保护法语纯洁性的志愿者，他们的任务是看到英文标志就向有关部门报告，使魁北克街头永远远离英文的“污染”。这种有些极端的保护法语的做法，不仅使得魁北克分立运动愈演愈烈，而且对魁北克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语文论文例9

1.引言

2010年4月15日，英国选举史上首场党派领导人电视辩论拉开帷幕。参加辩论的工党党魁布朗，保守党党魁卡梅伦和自民党党魁克莱格唇枪舌剑，阐述及辩论各自的竞选主张。这次辩论包括三场，第三场是在2010年4月29日，其核心问题是经济。当时英国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因此有分析称经济议题是本次辩论乃至本次英国大选的决定性因素。在第三次辩论中布朗表现得很强硬，却没有能够掩盖住卡梅伦的光芒。媒体普遍认为卡梅伦的表现最为突出，而最后他也以38%的支持率领先，并在随后的大选中获胜，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43岁的卡梅伦也是自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那么卡梅伦的演讲究竟胜在何处？布朗为何会落败？本文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中及物性系统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对英国大选辩论中卡梅伦和布朗的第三场辩论为语料，在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及关系过程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揭示语言是如何为意识形态服务，以及卡梅伦如何利用语言帮助其达到目的等问题。

2.文献综述

韩礼德（1969）号召学者运用“语言的功能理论”，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进行文体分析（引自黄国文，2001）。他尝试性地运用属于概念功能范畴的及物性系统分析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继承者》，开创了及物性分析的先河。

在此之后，及物性系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语篇分析，如申丹（2006）运用及物性系统对兰斯顿・休斯《在路上》的相关文体特征的深层象征意义进行了分析。宋海波（2005）也运用及物性系统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苍蝇》中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分析，从而说明作者对及物性系统的选择和运用在表现权利关系时的作用。冷楠（2007）通过语料库对10篇英美报刊网站上的媒体新闻进行了及物性类型的归类对比，揭示了新闻语篇的及物性特征和各及物性。另外，傅瑛（2007）分析了民事审判语中的及物性系统。但是运用及物性系统对政治性语篇进行分析的文章还不是很多。本文对英国大选电视辩论时的语料进行分析，希望能发现此类政治性语篇的及物性特征，提高对其透视能力及对语言的认知能力。

3.理论框架

及物性系统是一个语义系统，它把人们对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用若干个过程表达出来，并指明过程所涉及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它反映了现实世界中事物所处的各种过程，包括状态和关系、决定句子的不同的类型与结构。在这个系统中，韩礼德分别阐述了六种过程类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言语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胡壮麟等，2008：75）。本文着重分析了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及关系过程。

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a process of doing），这个过程一般由动态动词（如build，break）来表示，动作者（actor）和动作的目标（goal）一般由名词或代词来表示。如果一个物质过程既有动作者又有目标，所在的小句既可以是主动语态也可以是被动语态；如果只有动作者而没有目标，小句就只能以主动语态的形式出现。如：

1）My brother built all the house.

2）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him.

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perception）、反应（reaction）和认知（cognition）等心理活动的过程（a process of sensing）。心理过程一般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心理活动的主体，即感知者（senser），另一个是客体即被感知的现象（phenomenon）。如：

3）She doesn’t like the milk.

4）He saw the North Star.

关系过程指的是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a process of being）。关系过程可以分为“归属”（attributive）和“识别”（identifying）两大类。

5）Carlos is a poet.

6）My name is Alice.

以上是对及物性系统的简单介绍，下面来看具体分析。

4.语料选取及分析

4.1语料选取

本文选取了大卫・卡梅伦和戈登・布朗在第三场的辩论，因为第三场的经济议题十分重要，会决定数百万游离选民手中的选票。最终，卡梅伦在辩论中获胜，而布朗在辩论中的支持率最低，在之后的大选中也落败。我仔细阅读了第三场辩论材料，并对卡梅伦和布朗的发言分别进行了及物性系统的分类，结果如下：

表1 辩论中双方发言的及物性系统分类

4.2语料分析

通过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在辩论中，卡梅伦使用了较多的物质过程，而布朗则使用了较多的关系过程句。本文分别对两人使用频率较高的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及心理过程进行对比分析。

4.2.1物质过程

整场辩论中卡梅伦共有289句陈述，通过上表可以看出，物质过程类型占了很大的比例。物质过程指某个实体做了某事或从事某项活动。如果物质过程在一个语篇里大量出现，说明这个语篇主要关注外界发生的事情或活动，以及这次写动作的执行者（李国庆，2005）。卡梅伦使用物质过程来表明他决定做什么，希望听众通过他的陈述信任在他领导下的政府，期待他以后的行动。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创英国经济，使英国进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之中，失业率高涨，企业大量倒闭，同时，英军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伤亡人数不断攀升，更增添了民众的不满。而保守党趁机以变革者的姿态出现，大肆指责政府处置危机不力，并攻击布朗政府应对英军装备落后导致伤亡过多负责。在这种形势下，卡梅伦在其陈述中使用大量的物质过程，希望向选民们传达他所注重的是实际行动，如果他能成功当选，选民可以期待他一系列务实的行动。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发现，这些物质过程的动作执行者大部分都是“we”，共有44次，占了物质过程总数的40.74%。来看具体例句：

7）We’ve got to reward work and tackle welfare dependency.

8）But we are going to stop that one tax that will hit the lowest paid the hardest.

可以看出“we”有两种指代用法：一种指代卡梅伦及其领导下的保守党；另一种是包括卡梅伦在内的广大英国人民。使用“we”来做动作执行者有几个作用：首先，使用“we”，说明这些改革仅凭卡梅伦一人是无法完成的，需要保守党成员及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其次，使用“we”，感觉像是在和听众进行谈话，而且会使选民觉得卡梅伦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这样就拉近了卡梅伦和选民的距离。之前，在下层选民眼中，卡梅伦出身上流社会，是一个不知民间疾苦的政客，不善于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这些语言上的技巧，卡梅伦试图证明自己及保守党的行动力，并且表明自己与英国人民在同一战线上。之后的支持率说明他这种做法是成功的。另外，这些物质过程中的目标都是要改革的内容，这也充分说明了卡梅伦及其领导下的保守党进行改革的决心。再来看动作执行者是其他表达的句子：

9）Inheritance tax should only be paid by the riches， by the millionaires，it shouldn’t be paid by people who’ve worked hard and done the right thing in their lives.

10）He not only broke his own bank，he very nearly broke down the whole economy.

在第二句中，“He”很明显的是指布朗及其领导下的工党；第一句和第三句通过上下文，读者或听者就能明白是在指责工党在执政期间没有对经济危机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辩论中，当卡梅伦不再使用“we”或“I”时，大部分的动作执行者就会是布朗或工党，且后面的动词多含消极意义，这就很明确地在向公众宣布，布朗执政期间，尤其是在经济危机这段关键时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而自己及保守党与工党不同，可以帮助英国渡过这段艰难时期。这就赢得了听众和选民的好感。

而布朗仅使用了81个物质过程句，所占比例为32.14%，远远少于卡梅伦。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发现布朗在辩论时很多次将矛头直指卡梅伦及其领导的保守党，却没有对自民党领袖克莱格进行直接反驳或发问，下面来看几个例子：

11）We will continue to give investment allowances which would be abolished by the Conservatives.

12）We will mainta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which again the Conservatives want to remove.

通过上述几例可以看出，保守党与工党在面临经济危机时采取的一些措施是截然相反的。布朗这样多次直接对卡梅伦及保守党的政策进行反驳，一方面是出于辩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布朗已经将卡梅伦作为主要对手，因为他并没有这样反驳克莱格。我认为布朗已经觉察到卡梅伦的实力，因此急于将其驳倒，但是这样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经济危机发生后布朗领导下的工党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布朗在辩论中多次反驳卡梅伦，这样的做法反倒加深了选民对卡梅伦及保守党的印象，而由于保守党的政策与工党不同，这也符合了选民的意愿。我认为布朗的这种做法为卡梅伦增加了选票，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4.2.2关系过程

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中，关系过程是指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的关系，或指一个物体的性质、特征、情形等，根据这两种情况关系过程被划分为归属和识别（魏善华、李敦之，2009）。我对卡梅伦辩论中使用的关系过程句进行了分类，发现卡梅伦只使用了9个归属类关系过程句，而使用了75个识别类关系过程句，占到关系过程句总数的89.29%。来看例句：

13）That’s the change we need.

14）That’s not popular，but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这些识别类关系过程句的使用，使得卡梅伦的陈述更加有力，让选民觉得卡梅伦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于英国以后的道路，他早已成竹在胸，这样自然而然就会赢得选民的信任。

关系过程句是布朗使用最多的一种类型，其中识别类关系过程句数量为60，所占比例为70.59%，也要低于卡梅伦。而且，这些关系句多涉及布朗先前或者现在的作为，比如：

15）That’s why we have banned unskilled workers from outside Europe from coming into Britain.

16）As a result of that，Britain is now on the road to recovery.

布朗所提及的大部分都是之前的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使英国走出经济危机，民众希望能有一些新的措施来改变，而布朗在辩论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4.2.3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所表示的是非动作过程如情感、认知和感觉。在卡梅伦辩论中的心理过程句大多数是以“I think...”这种形式出现的：

17）I think there is this complete confus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18）I think tha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既然是辩论，就要阐述自己的观点，所以使用这种形式是符合辩论要求的，这会使选民觉得卡梅伦对于英国现状及对策有自己的见解。

另外，卡梅伦也使用了较多“want to...”这种结构。如：

19）We want to see net immigration in tens of thousands，not hundreds of thousands.

20）I want every penny of the education budget to follow children like mine across the playground and into the school.

卡梅伦通过“want”的使用，描述出如果他当选，他将采取何种措施，以及英国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景象，让选民看到了卡梅伦的行动力和英国的希望。这无疑会使选民倾向于卡梅伦这一方。

在心理过程这一方面，布朗与卡梅伦相似，也是大部分采用“I think...”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过布朗还经常使用“I believe...”这样的表达：

21）I believe in fairness.

22）I believ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we can create 400，000 jobs in low-carbon industries.

“believe”在词典中的释义为“相信，猜想，笃信宗教”；“think”的释义为“想，认为，思考，打算”。我认为“think”要更加理性，“I believe...”个人主观色彩要强于“I think...”，使用过于频繁的话会给人留下自负的印象，而且相对于“want to...”来说缺少了一种行动力。而对于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英国民众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位稳健的领导者，能够采取一些实际有效的措施摆脱困境。布朗大量使用“I believe...”，本意想表达自己的决心，以博得选民的信任，结果却适得其反。

4.2.4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卡梅伦在辩论中使用大量物质过程句，表现出他在英国经济危机的现状下有一套积极的措施，表达了卡梅伦及其领导下的保守党的决心，而英国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位领导人来将他们从经济危机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卡梅伦对语言的选择在拉选票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5.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卡梅伦在第三场辩论中使用了大量的物质过程，陈述了自己如果当选会采取哪些措施，向选民表示了其行动力，以及他作为领导的责任感，希望听众能为之振奋，并取得选民的信任。而事实证明，卡梅伦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对语言的正确使用，卡梅伦向选民展现了他的自信、有主见和行动力。相比而言，布朗在这方面要弱一些，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曾经担任英国经济大臣的布朗并没有拿出什么积极有效的措施，这不免令人失望。当然，英国大选中的胜败有诸多因素，本文仅是从语言方面进行分析，希望能提高对此类语料的敏感度，以及对语言的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1］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傅瑛.中国民事审判语篇中的及物性系统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3］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黄国文.功能语篇分析纵横谈［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2）：1-4.

［5］冷楠.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媒体新闻及物性分析［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7.

［6］李国庆.试论及物性系统结构和语篇体裁［J］.外语教学，2005，（6）：13-18.

［7］申丹.及物性系统与深层象征意义――休斯《在路上》的文体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1）：4-10.

语文论文例10

Abstract:Prague School is also called Functional Linguistic School,and this school is the most influencing school.Prevailing since 1930s, this school advocates the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and function.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rague School, including the phases of development.It shows us the in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and the main linguistic points:Structural-Functional Linguistic Views.

Key words:Prague School, Structural-Functional Linguistic Views, function, system

语言学界公认,布拉格学派是继索绪尔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学派,美国语言学家鲍林格写道:“欧洲人和其他语言学团体都没有象布拉格学会那样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布拉格学派曾影响到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要发展。”

一、布拉格学派的兴起和发展

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亦称功能语言学派(Functional Linguistic School),对当代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大贡献。布拉格学派的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

(一)史前时期(1922-1925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历史事件为1925年马泰休斯作了题为《语言研究中的新潮流和趋势》的报告。他列举了语言研究新的方法,并把报告的主要论点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以作为准备成立的语言小组的思想基础。在这些活动中,活动的形式从一开始就是由一人先作报告,而后与会者进行讨论,这种报告加讨论的活动形式以后沿袭了下去。

(二)经典时期(1926-1939年)

这个时期的布拉格学派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他们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并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布拉格语言小组论丛》,论丛的开始和结束刚好界定了布拉格学派的经典时期,是该学派最有朝气、最有成就的时期。

布拉格学派创始于1926年10月6日,其语言活动范围甚广,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不但同苏联语言学界有较深的关系,且与西欧的学者和科学中心也有密切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三位当时侨居国外的俄国语言学家参加了学会:雅柯布逊、特鲁别茨科伊和卡尔采夫斯基。前两位为这一学派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代表人物,学派的许多成就与他们分不开;后一位是索绪尔的学生,属日内瓦学派,他的加盟加强了日内瓦学派和布拉格学派之间的联系。此外布拉格学派与欧洲各国的语言学家有广泛的联系。

(三)后经典主义时期(1940-1948)

这一时期布拉格学派的活动仍在继续,但与国际的联系渐少,在理论上缺乏经典时期所富有的创见和朝气。更为严重的是,约从1947年以后,布拉格学派内外出现了敌视布拉格学派传统的倾向。后来有些捷克语言学家又成立了新布拉格学派,既研究语言学又研究语文学。

但是布拉格学派在语言界确实有过重要影响,美国语言学者鲍林杰说“欧洲任何其他语言学团体都没有像布拉格学派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布拉格学派曾影响到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要发展。”

二、结构功能语言观与新语法学派

布拉格学派的突出贡献是创建了音位学(phonology),又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成分的区分功能,故而被称为功能主义者或功能语法学派,主张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来研究语言。参加这一学派的都是从事音位学与斯拉夫语文学和日耳曼语文学研究的专家及主张采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语言与文学理论的学者。其观点是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将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在与新语法学派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马泰休斯总结了新语法学派的主要弱点,然后提出了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

(一)历时与共时语言研究

新语法学派过于强调历时语言研究,不够重视共时语言研究,而布拉格学派重视历时语言研究的同时强调共时语言研究的首要地位。这是马泰休斯早在1911年就提出来的,他同时还强调利用分析比较的方法去研究当代语言。

(二)语言系统

新语法学派在观察孤立的语言现象发展变化的同时,忽略了语言系统这个整体,而布拉格学派则认为语言是一个价值系统,是千千万万个毫不相干的孤立现象的汇合,正是这种系统性质才使人类有可能进行交流。他们认为,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不分析语言成分与其他成分的关系,不考虑语言成分在交际中的功能,就不可能理解和评价一个成分。通过共时语言比较,就会深刻理解语言现象的重要性和交际作用。

(三)语言研究材料

新语法学派的研究材料局限于书面文字,他们对于语言的声学特点从来不予以考虑,对口语形式不予过问。而布拉格学派主张研究分析实现各种功能的语体,他们十分重视分析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联系,并因此决定各自的具体功能。这是因为各种表达手段,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适用于不用交际需要的语体形式。

(四)观察角度

新语法学派观察语言时,只从读者的角度去看问题,从来不从说话人和写作者的角度去考虑。布拉格学派强调应从语言功能入手去研究语言形式,因为这是讲话人遵循的顺序:即从讲话人和写作者的角度去考察语言,“是说话人先想到要表达什么,然后才去寻找适宜的语言形式”。

三、语言的系统与功能

布拉格学派有两句箴言:系统和功能。对语言进行结构――系统的研究和功能――目的研究,是他们的基本要求。

(一)功能――目的性

所谓功能(Function)是言语活动的任务与目的。马泰休斯说:“语言是服务于某一种目的的表达方式系统”。因此进行语言分析必须运用功能的观点。功能方法,或者说功能模式,包括语言和言语行为的多功能性,语言的不同功能和功能风格的学说,还包含着言语行为的功能结构学说。

奥地利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比勒提出,语言具有三种功能:表述功能、表现功能和呼唤功能。这一论述对布拉格学派颇有影响,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现象的智能性和感情性是语言特征的重要标志。体现智能言语活动的功能是社会功能,旨在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感情言语活动的功能是表现功能,旨在抒发说话人自己的感情或引发听话人的感情。

(二)结构――系统性

所谓系统性本身,就是语言的抽象性与潜在性,是跟言语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大不相同的。将(语言)现象的不同特征加以分解,并将语言范畴划分为“对立”,这是将现象归结于系统的条件。布拉格学派代表者揭示了音位和语素的差别上的特征,研究了语音对立学说。同时,在音位与形态的对立之间,确立了结构―逻辑同词素,从而使语言系统的范畴学说得到了科学的阐述与论证(方法论)。

四、结语

布拉格学派对语言的研究是一种功能切分或交际切分,创始人马泰休斯曾说过:“每一个真正伟大的思想一定来自于实际应用,具有实际效果。”布拉格学派的另一个特征是其鲜明的多元性与国际性,这使它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所有学派。在布拉格学派内部有许多重要成员,但不存在唯一核心人物,各种思想的探讨和各国学者的合作是布拉格学派活动的支点,20世纪上半叶欧美著名语言学者几乎没有一位不同布拉格学派有联系,这正是布拉格学派能够成为20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语言学派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胡壮麟. 《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评介[J]. 《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5)

[2]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

[3]李诗芳. 布拉格语言学派说略[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2(4)

[4]钱军. 布拉格学派历史研究[J]. 《外语学刊》,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