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论文例1

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特有的真理边界和适用范围，有自己存在的理论时空，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域内，理论具有相对固定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当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的时候，一般的理论由于无法面对新的实践环境而从此就终结了自己的理论生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并非是有超边界和超时空的功能，而是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品质。当社会实践在时间的变化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总能把这些新的矛盾统摄到自己的理论观照范围中来；当一个全新的环境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时，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现有的理论内容简单移植过来，或照抄照搬别处的成功经验，而是在认识具体的国家和民族特有的内外矛盾过程中创造新的理论质点。从这个意义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随着社会历史时间的变迁而改变其形式或内容，以适应时间的变化引起的社会实践的主客观条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情况的变化；其二，随着地域空间的变动而改变其形式或内容，以适应应用范围转移或扩大而面临的不同地缘特点，包括不同的民族文化风格、社会心理、生产力水平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与时俱进”中的“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范畴，而是一个时空范畴，它实际上指称的是“社会历史时空”，社会历史时间和社会实践空间的变迁都会推动马克思主义产生新的理论飞跃。

在社会历史时间的变迁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由于社会历史时间跨时代的跃迁，马克思主义改变针对上一个时代特点的具体结论，根据新时代的实践主题、矛盾状况、主客观条件提出新的思想。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根据欧洲革命形势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胜利论”，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1](P86)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内部矛盾加剧，无产阶级革命就有了突破帝国主义阵营的最薄弱的环节而取得成功的契机，因此，列宁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P554)从“同时胜利论”到“一国胜利论”，突出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自身的品质。第二，由于时间的推移，事物的本质更深入、完全地暴露出来，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会发现原有的一些观点不完全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这必然促使他们结合新的实践改进错误、发展真理。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商品和货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他说：“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3](P303)列宁最初也持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4](P75)后来，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列宁经过反思后提出了不少与这个观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新思想，并制订了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向度：理论内涵的丰富和运用范围的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内容的增加、形式的多样化无疑是其不断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日渐为世人的实践所证实，理解、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地域越来越广大，这也是一种发展，而且这个方向的发展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宗旨。但是，马克思主义运用范围的扩大不是简单的“传教”式的思想传播，而是一个和新地域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再创造过程，在新环境中的实践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比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中国化)，创造出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新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定位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但有时间限度，而且有空间范围，对欧洲适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一定适合亚洲，俄国革命创造出的方针和策略不一定对中国革命管用。马克思主义在空间扩张意义上的发展，需要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延伸，这种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延伸是其内在生命扩展并逐渐掌握全人类的必经过程，它和随着社会历史时间发展的趋势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中的两翼。

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逻辑主要体现为其内在的驱动力，它所固有的实践品质、批判品质和开放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绝不会在某一时间和某一空间中停顿下来，而必然处于与时俱进的过程之中。

(一)实践品质：不断创造新的理论生命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唯一源泉，也是其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从一开始便把他的哲学基础建立于实践之上，认为离开实践来谈论理论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冷冰冰的理论教条，而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的活力只能蕴藏在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中。无产阶级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同时，这样的实践必然会不断产生新鲜的经验，促成新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诞生，然后再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的实践进入新的阶段。所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在品质，无论是从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理论价值的体现还是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实践。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之中。没有《莱茵报》时期的社会调查和社会批判经历，马克思就不会有1841年开始的世界观的唯物主义转变；没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实证分析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资本主义现状的深刻理论批判(揭露出神圣家庭的秘密)，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就不会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被破解。作为马克思天才的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的“剩余价值理论”，并非是坐在书房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得出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固然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延续，但更主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主张“武器的批判”并亲身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之后对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理论总结。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养料。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它并没有停留在最初的理论状态中，今天我们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比起150年前有了丰富得多的理论内容，当然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以贯之的。所以，马克思主义150多年的历史表现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形态一脉相承的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划时代的成果都不是学者们进行纯粹的理论研究取得的，也不是某一个政治家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创造出来的，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所创造的。俄国工人阶级反抗沙皇专制主义统治及其军事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实践孕育了“一国胜利论”的伟大理论突破；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催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思想阶段；而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促使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创造了邓小平理论；如今，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又在书写新一轮理论创新的历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突破。

(二)批判品质：不断促进理论的新陈代谢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过程，也是它对现存事物和现存理论的批判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仅指向一切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过程，指向一切其他思想理论，而且还指向自身。在方法论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以其唯物辩证的特质，主张从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主张对一切既定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说：“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1](P416)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一开始就在两条线上展开：一是对客观世界进行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批判；二是针对自身的批判。在第一条线上，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态度和纯粹思辨的哲学观。马克思明确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P416)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每一现存的形式都是从它的暂时性、从它的不断运动中去理解，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所以，任何迷信经验和权威的做法都是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在第二条线上，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其特有的自我批判精神。理论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获得发展的重要特征，它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就是必须先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批判就是辩证的自我否定，就是在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克服发现的错误观点，找出不太完善的思想并加以补充，公开抛弃过时的结论，为总结出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上的提升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归根到底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所决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会把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得出的具体结论看成是终极真理，从来不会把理论当成教条，相反，他们总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作出相应的理论调整，自觉地运用自我批判功能来对待已有的结论。这样，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终止于某一个具体的结论之中。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共产党宣言》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品质。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但是，他们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在后来的再版序言中不断地对其中一些地方加以说明、订正或补充。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P248-249)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俄文版序言中根据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观点，同时还分析了俄国存在的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的“俄国公社”的特殊国情，提出了在俄国能否从这种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的问题。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把《共产党宣言》原文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订正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1888年英文版序言又进一步表述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开放品质：不断吸取新的营养

马克思主义能在与实践结合中孕育新的理论生命、能进行自我批判实现新陈代谢，同时，在理论创新的质量上、在自我超越的高度上要保持时代前沿的位置，还得随时关注人类所创造的其他文明成果。古往今来，任何一种理论只要把自身当成终极真理，并用封闭的体系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必然被时代所抛弃。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最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其开放性，这个特点决定了它能用宽广的眼光审视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用阔大的胸怀吸纳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也决定了它能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是在吸取和改造几千年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一切有价值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能被全世界无产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所认可和接受，并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而“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它“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5](P41)而且，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止于对当时的“种种问题”的“简短回答”，并没有把自己体系化而走向终结，而是当成一个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当成追求远大目标的过程。因此，在它本身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之时，也必然把人类在进一步实践中总结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纳入批判视野之中，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丰富自身。

作为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精神文化食粮，从不盲目拒拆，但也不是一概照单全收。在坚持自己完整明确的科学世界观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有目的、有选择地消化、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正如列宁所说：“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2](P235)即使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6](P585)

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检验标尺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关节点是实现理论创新。当一个新的理论内容产生以后，怎样来判断它是否突破了前人、做到了与时俱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已是不争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成果只有也只能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才能够认可它的真理性。但是，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只有得到大多数人初步认可的观点才会用到实践之中去检验；其次，实践检验常常不能一次完成；第三，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实践只能是试验性的，它不会是大规模的正式实践。因此，一种新思想诞生后如果过分依赖实践的检验容易产生以下两种现象：一是借口需要检验而把新思想搁置一边，继续在原来的思路中打转；二是以检验为名贸然行事，把未曾证实的思想鲁莽地全面用于工作之中。前一种是保守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后一种是机会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在实际工作中，这两种思想都极其有害。要防止以上两种现象的产生，首先需要对新成果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当人们在实践中根据新的经验得出新的理论概括后，自然会用已有的标准对新理论进行一番审视，以确定其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有益还是有弊，然后才会去试验。这里，关键是拿什么标尺来衡量?

一般说来，标尺应该是客观的，由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风格和内容的社会实践，因而它还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很多人一直带着种种疑虑和不解，他们觉得，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不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初设想的消灭了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吗?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创办“三资”企业不是向私有制的倒退吗?办经济特区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吗?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困扰了很大一部分人。作为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总结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紧紧围绕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把经济改革同政治运动清晰地界划开来，从根本上抛弃了晚年用政治理念指导经济工作的思路，把工作重心集中到经济建设的大局上。但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用政治思维思考包括经济和文化问题的习惯，邓小平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思路不免会引起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多年的人的种种疑虑，从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对于责难，对于姓“社”姓“资”的纠缠，邓小平抓住“生产力标准”不放，明确指出，“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7](P312)“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7](P314)同时，“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8](P372)试验证明是正确的，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就逐步扩大运用范围，直至成为基本的经济国策。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对判断理论创新成果的标准作了科学的总结，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372)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说明这样的理论突破了前人，达到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具体使命。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政治解放；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指导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经济解放，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现实社会主义一直处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状态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还体现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三个文明”建设的巨大进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论是何种情况下的指导，马克思主义都需要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通过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发展自己，用发展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阶级社会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通过各个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实现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没有人提出过。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因其特殊的执政地位似乎不容别人对其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权产生丝毫怀疑，但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短期内相继败亡的惨剧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何在、党如何推进理论创新、党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等等问题凸显了出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身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历史和逻辑的交汇点上成为这一问题的最好答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者从社会历史的物质动力、精神动力和历史主体三个层面重新定位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责任，这既是一个衡量共产党执政行为的历史标准，而且是党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奋斗的导向器。实际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回答人们的疑虑时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确立了一个科学标尺：以先进生产力的物质文明建设标准、先进文化的精神文明建设标准以及人民利益的历史主体标准来衡量，一切思想观念的真假优劣、一切实践的成败得失都可以检验得清清楚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与时俱进论文例2

1目前职业教育中语文教学的现状

1．1重专轻文，忽视了语文的工具性。职校学生绝大多数是中考的失败者，学习成绩较差，曾经的失败让他们对语文课产生了畏难情绪和逃避思想。很多学生进职校就是为了学得一技之长，加之学生们清楚的知道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他们的就业直接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有的学生认为，上职业学校全力学好专业，获一技之长就行了。因此，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专业课的学习上。对于语文课他们认为学不学无所谓，因为将来择业时，用人单位主要是看自己的专业技能如何，不会问你语文成绩怎么样，学语文无非是多识几个字而已。语文课在日常生活中也无用武之地，多学几篇少学几篇好像无关紧要。总之，学语文劳神费力，收获不大，对今后的生活没多大影响。

1．2学法单一，影响着语文知识的积累。职校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也没有掌握学习语文的方法，学语文的视野仅停留在教材的狭小范围内，学生把语文学习等同于学习任务。这样，语文的工具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使本可生动活泼的语文学习变得枯燥、单调机械；使原本反映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语文远离了生活的多彩世界。美国教育家华特·可乐涅斯曾经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 这就是说语文的作用不仅仅存在于书本之上，它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语言交际能力等方面。

1．3教法陈旧，制约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传统的职校语文教学是“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老师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职业学校的语文教师，大都是在中学时期接受的普通教育，在大学时期接受的是面向普通中学的师范教育，工作后接受的是继续教育，所以普教的教育理念在他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另外，职校语文教学没有升学压力，因而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的压力就小，学习现代教育思想，改变教学观念的紧迫感相应较弱。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职校语文教学必须与时俱进，这既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职业教育本身的需求和语文教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必然。新时期的语文教学要立足于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特点，以培养学生的实用能力为目的，切实为职业教育服务。在职业教育由规模型向质量型，由学历型向素质型发展的今天，优化课程结构，强化实践教学，无疑是体现职业培养特色，提高人才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也是职业教育增强实效，纵深拓展的必然要求。为此，职校语文课程要以“智能双向发展，说写两翼并举”为宗旨，在教学中培养并促使学生形成各自的职业技能。

2职业教育中的语文教学应顺应时代的发展

2．1改变教学观念确立语文课程的实用性。职校语文课程历来以讲读教学为中心，突出阅读能力，讲究以读。其特点是按金字塔式结构纵向组合教学内容，讲读教学主线突出，知识结构层递分明，长于自我发展。但其明显不足是教学的职业针对性不强，智能发展主干不分明，训练实效性不突出，与职校培养目标相距甚远。尽管近几年来，职校语文教改力度加大，逐步形成了语体、文体相融，听说读写并进、依序扣格、整体优化的教学格局，但讲读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未能有实质性的突破，说写教学的发展目标往往难以落实，实用性智能开发尚未真正确立。在社会转轨变型、竞争益剧的新形势下，其人才培养的适应力已经或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因此，职教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紧迫需求，呼唤着职校语文教改必须把握关键点，找准突破口，着重调整课程走向，加强实践能力培养，酝酿更大的质的跨越。

实现这一质的跨越的先决条件是转变观念，准确定标，确立课程的实用性，这显然要遵循以下原则：

2．1．1教学的职业性原则。为真正体现语文教学在职业能力体系中的地位，职业院校中的语文教学必须突出“职”字特点。不囿陈见，大胆求新，改变单纯的理论知识教学。大多数学生是为谋求一技之长来校学习的，只有少部分想升学，如单纯传授枯燥的理论知识，只会把学生拒之千里之外，浇灭学生的求知欲望。其次是改变“满堂灌这种忽视学生作用的教学方式。它易于使学生形成被动思维，缺乏探索精神，不利于形成职业能力。三是改变脱离实际或专业特点的活动。树立教学为就业服务的意识，树立为市场服务的意识。开展与课内外相衔接的语文教学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将语文教学活动与专业教学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对专业科目的实验报告，总结等实用文体的写作指导，以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形成。

2．1．2教学的适应性原则。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完成性教育，应以培养学生从业能力为根本。如果恪守”应试“观念的模式，重形式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就只能导致学用脱节、闭门造车，偏离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陷入”学多会少，长知乏能“的怪圈。讲究适应性原则，就得在目标定位上，直接面向社会需求，贴近培养目标，将语文教学的着眼点放在学生就业必须具备的语文实用能力训练上，使之练就真功夫，拥有硬本领，能够尽快胜任岗位要求，缩短适应周期，成为能说会写的社会抢手人才，此其一；其二，在教学内容上，应着重体现职校语文教学特色，注重以能力需求合理组合课程内容，着力调整讲读教学的体系结构，突出教学的适应性能，使语文教学由偏重讲读分析向偏重实践运用倾斜，强化以智能发展为主题的实用模块教学，以有效增强人才竞争与发展的社会适应力。

2．1．3教材的简约性原则。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简约有效的认识迁移过程。职校语文教学内容繁复，头绪错杂，课时偏紧，任务重大。这就必须突破盲目攀比普高教育的观念，以讲实效、重实用为特色，显示职校教育之所长。在课程结构设计和施教过程中，抓住训练的根本，削枝强干，以简驭繁，以表达定摄取，以写作促融合，突出智能主干，协调”四能“发展，构建以思维发展为主、说写两翼并举的教学模块。从而以简约有效的教学模式，概要反映学科基本结构，兼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综合实现课程教学目标。

2．2转变课堂设置，积极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语文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一是语文学科的学习是学好其它各门学科的基础工具，只有学好语文知识，掌握好母语，才便于其它学科的学习。字词不识，理解能力较差，其它学科的学习无从谈起。二是语文学科的学习对于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态度、习惯、创新能力、发展意识等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语文教学是师生互动的韵律，教与学的良性互动，课堂上才能流淌出和谐的音符。教师应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引领学生充分感受美，正确鉴赏美、准确创造美。许多教师作了大胆尝试：质疑讨论、创设情境、播放音乐、引入课件、走进自然、实地参观等均收到良好的效果。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具有实践性、趣味性、灵活性等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为学生施展才能提供了舞台，有助于学生在各种活动中学语文、用语文，从而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浓厚兴趣。如举办诗歌朗诵、演讲比赛、辩论赛、利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开展导读活动。让学生创办自己的文学社团、报刊、电台，、广播站、让学生当编辑、记者、节目主持人、导演、演员的角色，运用所学知识为自己的小社会服务，以此拓宽对语文的学习。

与时俱进论文例3

1目前职业教育中语文教学的现状

1．1重专轻文，忽视了语文的工具性。职校学生绝大多数是中考的失败者，学习成绩较差，曾经的失败让他们对语文课产生了畏难情绪和逃避思想。很多学生进职校就是为了学得一技之长，加之学生们清楚的知道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他们的就业直接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有的学生认为，上职业学校全力学好专业，获一技之长就行了。因此，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专业课的学习上。对于语文课他们认为学不学无所谓，因为将来择业时，用人单位主要是看自己的专业技能如何，不会问你语文成绩怎么样，学语文无非是多识几个字而已。语文课在日常生活中也无用武之地，多学几篇少学几篇好像无关紧要。总之，学语文劳神费力，收获不大，对今后的生活没多大影响。

1．2学法单一，影响着语文知识的积累。职校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也没有掌握学习语文的方法，学语文的视野仅停留在教材的狭小范围内，学生把语文学习等同于学习任务。这样，语文的工具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使本可生动活泼的语文学习变得枯燥、单调机械；使原本反映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语文远离了生活的多彩世界。美国教育家华特·可乐涅斯曾经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就是说语文的作用不仅仅存在于书本之上，它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语言交际能力等方面。

1．3教法陈旧，制约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传统的职校语文教学是“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老师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职业学校的语文教师，大都是在中学时期接受的普通教育，在大学时期接受的是面向普通中学的师范教育，工作后接受的是继续教育，所以普教的教育理念在他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另外，职校语文教学没有升学压力，因而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的压力就小，学习现代教育思想，改变教学观念的紧迫感相应较弱。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职校语文教学必须与时俱进，这既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职业教育本身的需求和语文教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必然。新时期的语文教学要立足于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特点，以培养学生的实用能力为目的，切实为职业教育服务。在职业教育由规模型向质量型，由学历型向素质型发展的今天，优化课程结构，强化实践教学，无疑是体现职业培养特色，提高人才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也是职业教育增强实效，纵深拓展的必然要求。为此，职校语文课程要以“智能双向发展，说写两翼并举”为宗旨，在教学中培养并促使学生形成各自的职业技能。

2职业教育中的语文教学应顺应时代的发展

2．1改变教学观念确立语文课程的实用性。职校语文课程历来以讲读教学为中心，突出阅读能力，讲究以读。其特点是按金字塔式结构纵向组合教学内容，讲读教学主线突出，知识结构层递分明，长于自我发展。但其明显不足是教学的职业针对性不强，智能发展主干不分明，训练实效性不突出，与职校培养目标相距甚远。尽管近几年来，职校语文教改力度加大，逐步形成了语体、文体相融，听说读写并进、依序扣格、整体优化的教学格局，但讲读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未能有实质性的突破，说写教学的发展目标往往难以落实，实用性智能开发尚未真正确立。在社会转轨变型、竞争益剧的新形势下，其人才培养的适应力已经或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因此，职教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紧迫需求，呼唤着职校语文教改必须把握关键点，找准突破口，着重调整课程走向，加强实践能力培养，酝酿更大的质的跨越。

实现这一质的跨越的先决条件是转变观念，准确定标，确立课程的实用性，这显然要遵循以下原则：

2．1．1教学的职业性原则。为真正体现语文教学在职业能力体系中的地位，职业院校中的语文教学必须突出“职”字特点。不囿陈见，大胆求新，改变单纯的理论知识教学。大多数学生是为谋求一技之长来校学习的，只有少部分想升学，如单纯传授枯燥的理论知识，只会把学生拒之千里之外，浇灭学生的求知欲望。其次是改变“满堂灌这种忽视学生作用的教学方式。它易于使学生形成被动思维，缺乏探索精神，不利于形成职业能力。三是改变脱离实际或专业特点的活动。树立教学为就业服务的意识，树立为市场服务的意识。开展与课内外相衔接的语文教学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将语文教学活动与专业教学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对专业科目的实验报告，总结等实用文体的写作指导，以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形成。

2．1．2教学的适应性原则。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完成性教育，应以培养学生从业能力为根本。如果恪守”应试“观念的模式，重形式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就只能导致学用脱节、闭门造车，偏离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陷入”学多会少，长知乏能“的怪圈。讲究适应性原则，就得在目标定位上，直接面向社会需求，贴近培养目标，将语文教学的着眼点放在学生就业必须具备的语文实用能力训练上，使之练就真功夫，拥有硬本领，能够尽快胜任岗位要求，缩短适应周期，成为能说会写的社会抢手人才，此其一；其二，在教学内容上，应着重体现职校语文教学特色，注重以能力需求合理组合课程内容，着力调整讲读教学的体系结构，突出教学的适应性能，使语文教学由偏重讲读分析向偏重实践运用倾斜，强化以智能发展为主题的实用模块教学，以有效增强人才竞争与发展的社会适应力。

2．1．3教材的简约性原则。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简约有效的认识迁移过程。职校语文教学内容繁复，头绪错杂，课时偏紧，任务重大。这就必须突破盲目攀比普高教育的观念，以讲实效、重实用为特色，显示职校教育之所长。在课程结构设计和施教过程中，抓住训练的根本，削枝强干，以简驭繁，以表达定摄取，以写作促融合，突出智能主干，协调”四能“发展，构建以思维发展为主、说写两翼并举的教学模块。从而以简约有效的教学模式，概要反映学科基本结构，兼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综合实现课程教学目标。

2．2转变课堂设置，积极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语文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一是语文学科的学习是学好其它各门学科的基础工具，只有学好语文知识，掌握好母语，才便于其它学科的学习。字词不识，理解能力较差，其它学科的学习无从谈起。二是语文学科的学习对于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态度、习惯、创新能力、发展意识等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语文教学是师生互动的韵律，教与学的良性互动，课堂上才能流淌出和谐的音符。教师应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引领学生充分感受美，正确鉴赏美、准确创造美。许多教师作了大胆尝试：质疑讨论、创设情境、播放音乐、引入课件、走进自然、实地参观等均收到良好的效果。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具有实践性、趣味性、灵活性等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为学生施展才能提供了舞台，有助于学生在各种活动中学语文、用语文，从而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浓厚兴趣。如举办诗歌朗诵、演讲比赛、辩论赛、利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开展导读活动。让学生创办自己的文学社团、报刊、电台，、广播站、让学生当编辑、记者、节目主持人、导演、演员的角色，运用所学知识为自己的小社会服务，以此拓宽对语文的学习。

与时俱进论文例4

【关键词】公有共有所有制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公共管理

一、“公有”与“共有”：问题的提出与解决

深圳市万丰村，毗邻香港，最早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然而，与全国其它地方相似，万丰人也受到来自“姓资”与“姓社”争论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困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度固守贫困。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万丰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可磨灭。然而，随着各国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有制也暴露出其矛盾的一面。例如事实所有权与名义所有权的背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集中与重合，国家所有权的人不能正确行使权等。公有制的不足反映出它自身需要在实现形式上加以完善和改进。以此为契机，万丰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钻研，由此提出了既能体现公有制性质，又具有灵活性和兼容性的生产资料“共有制”理论。

按照万丰人的理解，所谓“共有制”，就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具有多元化产权主体的一种新型公有制模式。这种新的模式的具体内容有：（1）共有制包涵了包括公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在共有制条件下，公有制的性质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其内部组成部分。（2）人人占有生产资料；（3）化公为私，本质是一种重新组合了的公有制；（4）剩余价值合理分配；（5）既是一种经济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形态；（6）实现了财产最大社会化。[1]由于“共有制”的这些内涵，使它具备多元化主体、开发性体系和灵活多样的适应性等不同于传统“公有制”的基本特征，也保证了它能够克服在“公有制”下不能实现的诸如所有权、经营权、利益分配权等明晰化的弊端，尽可能使公有制的优越性发挥出来。共有制是从公有制的基础上来，又不断超越公有制。它通过改变公有制单一的所有关系为多元成份的所有关系，使共有制在实践中更体现出公平和效率，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

从“公有制”到“共有制”的转变，建立在万丰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质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万丰村党支部认为，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内涵，后者是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公有制本质不能变，但其具体的实现形式却是多样化的。“共有”与“公有”，虽然都表明非私有、非独有，但二者的差异也泾渭分明。“公有”按其实际意义是对“私有”的否定，是排斥私有的。而“共有”按其本意是排斥“独有”的多元占有，各自拥有一份自己支配的份额。这一系列关系在所有制上就表现为下述形式：

全民所有制对立私有制

集体所有制

公有制私有制

融合

国家与团体共有团体、个人共有

国家与团体、个人共有国家与多个团体、个人共有

共有制

二、从“公有”到“共有”：转变的基本内容及对公共管理的启示

万丰的改革实践，实现了从公有制到共有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既表明在实践中人们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开拓性探索，也孕育着深刻的内涵嬗变，背后存在着深厚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我们认为，从“公有”到“共有”的转变，实质上是万丰人积极探索一种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最佳形式的过程。这种有益的探索，不仅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对其它学科理论的钻研也有启发作用。当前，公共管理特别是政府公共管理如何更好地寻求多样化、社会化的治理模式，构筑新型的社会治理框架，是摆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面前的共同课题。对此，万丰人的探索成果提供了多方面的宝贵借鉴。

1、真正实现所有权

尽管在公有制和共有制下，都同样强调全体成员享有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人人都是所有者，共同拥有所有权。但是，由于财产的所有权只有通过占有权、支配权、分配权和受益权的具体运作，才有实际意义，离开具体的所有权的实现方式，无视实际上的差异性，只会导致事实所有权与名义所有权的分离。共有制通过具体的体制安排恰当实现每一个共同所有权者的愿望和利益，使生产资料更加体现出共同占有的性质。共有制通过实行股份制，以集体股、实物股、“干股”等形式，实现人人都是股东，人人享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处置权和受益权。同时，通过具体的投资方式，也使个人对集体使用的财产密切关注，改变了在公有制虚幻所有权下对国家或集体财产的漠视和浪费的状况。

在公共管理角领域，实际上也有一个委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状况。由于政府是公众利益的二次人（由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为第一层次的，故这里把国家与政府的关系称为第二层次），与公众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对公众而言，共同利益是个虚幻的概念，如果无视这一现实，实现公共利益的方式可能是高成本的，无法真正使所有人获得利益。这时候政府就承担起人角色，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满足各种需求。这样，公众成功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对政府而言，从公众那里取得了经营公共物品的权利（力），并不意味着就是独自或垄断了公共服务。相反，取得公众参与和支持是公共管理的有效途径。在传统公共行政那里，由于政府的行为出发点是自上而下的，缺少参与和来自公众的积极认同，公共管理变成政府内部事务管理，与公共部门的根本目标的本质根本相悖。现代公共管理把公共服务看成是公众导向和结果取向的统一，在坚持公众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佳形式，如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社会供给等等，都显示出它的开放式姿态。

2、全部过程的社会化

共有制所反映出的所有制社会化的特征，不是单一的，而是全方位的。首先，它突出所有者社会化。共有制面向社会，容纳了公、私两类经济成份，所有者的主体不仅有国家、集体、个人，还兼公私两大领域，是典型的多元主体混合制。其次，关于生产资料占有、处置上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建立在固定的契约之上，任何单个所有者无法直接或随意处置，而必须得到共同制定的规则的许可，这就意味着在所有权问题上，既要承认其多元化，又必须保证其社会化的运作。再次，生产社会化的基础是市场化，它改变了过去政企不分，政社合一的运行机制，在经营体制上主要由市场起引导作用。

共有制反映出来的社会化特征，实质上有更深的上层建筑意义。无论是西方国家流行的以放权和财富再分配为内容的“共有主义”，还是我国兴起的政府治理理论，都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和还权于社会的重要性。因此，社会化在经济所有制上的表现与政治领域的要求是一致与同步的。

在公共管理领域，社会化也已经是一种最新的趋势。所谓公共管理社会化，是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要改变传统的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将一些政府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委托等方式，转移出政府，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财政开支的目的。其本质是要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政府管理现代化。[2]可以说，社会化贯穿公共管理整个活动的始终。首先，从公共管理的起源看，它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笔者认为，国家或政府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产生、存在的基础。其次，从公共管理的过程看，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3]最后，从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看，现代公共管理要求政府不仅要下放权力，更多地是要认真考虑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要不断深入强化公共管理理念，推进公共管理的社会化。[4]

3、所有制主体的多元化

共有制的第三个转变是变公有制单一的主体为主体多元化。在传统公有制下，不论是国家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其所有者主体是单一的或比较单一的。依国有制为例，其所有者主体就是一个笼统的国家，既单一，又不分层次。而在共有制下，其共有者主体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分为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它可以是国家、集体或个人；也可以是代表公有的单位和个人、代表私有的企业和个人；还可以是法人与自然人等等。共有制下主体多元化的实质意义在于，正视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所有者分层次与多元化，从而具有更大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实践上，这种做法可以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及时做出形式上的调整与改变，从长远目标看，更有利于公有制的最终实现。

尽管，在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上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但在公共管理领域，这种艰难的转变却还有待时日。一方面，在新公共管理大张旗鼓的市场化和顾客取向的理念影响下，我们可能已经认识到传统公共行政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治理方式可能存在的低效，以及官僚制度下效率悖论。因此，现代公共管理就是要在打破政府一元垄断的基础上，大力提倡公共事务管理的多元化，寻找一种真正有利于公共利益实现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共管理不是政府管理，而是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政府需要来自市场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协助与参与，政府同时又必须做好属于自己的份内事务。因此，多元化治理既是灵活的形式，又是系统的责任关联机制。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要受到当前社会条件的制约。具体地说，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初期，市场与社会力量还不足于强大到独立承担许多公共治理任务的程度，因此，现阶段政府仍然是公共利益的最大维护者，而市场化与社会化也只能作为一种手段在有限范围内发挥作用。这就要求现代公共管理在构建公共治理的模式时，既要从根本上保持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又要在具体实践中则尽量社会化与市场化，凸显公共管理的管理性，做到二者的辩证统一。

4、实现兼容与互补

共有制理论认为，在传统公有制下，无论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具封闭性和排他性。由于对公有制的过分强调，使公私对立严重，到了“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合理的正当的私人利益而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共有”本质上不排斥“个有”，相反能容纳许多“个有”。共有制的这种容纳不是简单地组合各种“个有”，而是一种兼容互利的机制。它保证了各种所有者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运做体制上的灵活多样，是单纯公有制无法比拟的。例如，在共有制生产关系中，多元产权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多层合作关系、多种融资渠道并存，各要素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系统，彼此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又相互贯通和促进，共同维持系统的良性运行。当然，兼容与互补必须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之下，不是公私趋同论，更不是私有化。共有制能够成功实现公有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用公有制这张大网，容纳了各具优势的不同经济形式，从而能自如应对各种复杂的环境，不断向伟大目标迈进。

作为有着多元主体的公共管理活动，同样存在着各个主体间的兼容与互补问题。国外主张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吸收私营部门的长处以克服公共部门的不足。这与国内改革提出的政府放权让利，培植社会力量的主张是一致的。以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为例，过去一直以来都认为政府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当然供给者，理由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自身的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使用上的排他成本高的特性。然而这种单一的供给模式最终将导致效率低下甚至腐败的产生。在现代经济学的努力下，人们认识到有些公共物品或服务可以通过私人渠道供给，比如付费的“俱乐部产品”，更进一步提出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生产与供给可以分离，主张构建由私人生产而由公共部门供给的模式，譬如政府采购。如此等等。

现实的状况是，政与市场都是不完善的物品供给渠道，二者的结合可能弥补这些不足。由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搏弈并非零和结果，未来公共治理中仍然期待更多的公私合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力量的壮大，社会自治组织的参与能力凸显，如何把新兴的社会力量纳入治理体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合作，是公共管理者最为紧迫的任务。而实际上，随着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形成，多中心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各国达到善治的理想途径。由此，“我们不是在完善的政府与完善的市场中选择，而是在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之中选择”[5]的悲观观点可以改变为“尽管有不完善的政府、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社会，但我们是在完善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做出选择”。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万丰“共有制”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创新；现代公共管理之所以成为继传统公共行政之后新的治理形式，关键也是创新与发展。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5]这是我们国家总结多年经验得出的科学论断，也为我们构筑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指明了方向。正如万丰人在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大胆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体系一样，现代公共管理也是可以和必须创新与发展的，任何理论的重要价值都在于它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的推动下创新，永无止境。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作为新的公共部门治理形式已经为各国实践所采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可以预见的是，作为公共行政百年历史发展的继续和创新，现代公共管理必然也会随着公共部门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向前发展，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

参考文献：

[1]本文案例部分参考了《共有制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和《论共有制与私有制》（潘强恩主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两本书有关内容，此后出现不一一注明。

[2]汪玉凯：“公共管理趋向社会化”，载《管理科学》1999年第6期。.

[3]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及其他”，载《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3期。.

与时俱进论文例5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大，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必须认真把握。

一、与小康社会的文化特征相适应，加强青少年学生思想素质建设。为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十六大报告对小康社会所作小的具体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形态中，除了经济这个指标外，更多的是人的素质，民主的思想、科教的理念、文化的内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问的构建的人和自然的关系都被注入更深意义的内涵，人的思想素质被提升到更加文明的程度。现在的青少年再过二十年，正好成为社会劳动者的主体，现阶段正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给予他们良好思想理念的教育是非常迫切的任务，关系到二十年后的社会主体思想，关系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文明程度。对此我们中学教师应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二、与国家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加强青少年学生的信息科技教育。

十六大确定，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战略方针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根据这样的发展，我国迫切需要大量的信息科技人才。由于历史的原因，信息科技在我国还是一个欠发达的领域，集中表现在人才的匮乏和技术手段的落后，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而且制约着科技的进步。因此十六大强调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中学生是接受新知识能力最强的时期，抓紧这个时期促进信息技术的学习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虽然在中小学生中开设了信息科学课程，但从教学实践看，各地各校的教学并不平衡，学校在这方面的教学投入还显得不足，特别是兴趣教学还显得薄弱。形成这种局面是主要原因是现行的教育制度造成的。因此，中学的教学改革，应该把信息科学的教学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引导少年学生努力成为信息科学发展的强大的后备军。

三、与党的教育方针相适应，真正形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教学局面。

十六大提出：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对当前教育领域出现的学科不平衡现象的有力针砭，对中学教育亦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的教育历史归结起来，走过这样一段历史：由重人文轻技能教育转变为近代重技能轻人文的教育，其结果是不重视科技教育，导致了文明古国的科技落后，不重视人文教育导致了民族精神的部分丧失。我们面对的是一群长思想、学知识的天真青少年，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有用之才，健康的品质，振奋的精神、扎实的科技技能，哪一样都不能缺少，否则就难以挑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方针，努力把少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有知识的社会主义新人。

与时俱进论文例6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大，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必须认真把握。

一、与小康社会的文化特征相适应，加强青少年学生思想素质建设。为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十六大报告对小康社会所作小的具体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形态中，除了经济这个指标外，更多的是人的素质，民主的思想、科教的理念、文化的内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问的构建的人和自然的关系都被注入更深意义的内涵，人的思想素质被提升到更加文明的程度。现在的青少年再过二十年，正好成为社会劳动者的主体，现阶段正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给予他们良好思想理念的教育是非常迫切的任务，关系到二十年后的社会主体思想，关系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文明程度。对此我们中学教师应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二、与国家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加强青少年学生的信息科技教育。

十六大确定，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战略方针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根据这样的发展，我国迫切需要大量的信息科技人才。由于历史的原因，信息科技在我国还是一个欠发达的领域，集中表现在人才的匮乏和技术手段的落后，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而且制约着科技的进步。因此十六大强调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中学生是接受新知识能力最强的时期，抓紧这个时期促进信息技术的学习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虽然在中小学生中开设了信息科学课程，但从教学实践看，各地各校的教学并不平衡，学校在这方面的教学投入还显得不足，特别是兴趣教学还显得薄弱。形成这种局面是主要原因是现行的教育制度造成的。因此，中学的教学改革，应该把信息科学的教学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引导少年学生努力成为信息科学发展的强大的后备军。

三、与党的教育方针相适应，真正形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教学局面。

十六大提出：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对当前教育领域出现的学科不平衡现象的有力针砭，对中学教育亦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的教育历史归结起来，走过这样一段历史：由重人文轻技能教育转变为近代重技能轻人文的教育，其结果是不重视科技教育，导致了文明古国的科技落后，不重视人文教育导致了民族精神的部分丧失。我们面对的是一群长思想、学知识的天真青少年，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有用之才，健康的品质，振奋的精神、扎实的科技技能，哪一样都不能缺少，否则就难以挑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方针，努力把少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有知识的社会主义新人。

四、与创新的时代相适应，大力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与时俱进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1000106

一、引言

“与时俱进”一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术语和核心概念。在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讲话之后，它立即被频繁和广泛地使用在党的各类文献中，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长久不衰的理论热词和最重要的表述之一，以致于大众普遍误以为它是个“新词”。但是，以党的文献为文本全面考证后，我们发现“与时俱进”含义的表述在党的文献中由来已久，即便是“与时俱进”这个短语的使用也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事实上，在2001年之前，“与时俱进”一词在党的文献中表述形态就已达七种之多。二、“与时俱进”的七种表述形态

（一）第一种表述形态：“与时俱化”

在现有的可以查阅到的党的文献中，“与时俱进”最早的表述形态是“与时俱化”，它是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首先使用的。使用“与时俱化”的文献共有三篇，分别是《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和《史观》。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撰写于1914年11月1日，发表于《中华》杂志第1卷第11号。在这篇文献中，写道：“盖世运日进，求治之道，今古各殊，制法者当葆其与时俱化之性，以待时势之变迁，俾勿穷于用，此扩其量于时者也。”［1］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变化、变动、变迁是时代和时势的特性，因此“制法者”应当“葆其与时俱化之性”。《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撰写于1918年6至7月，发表于《言治》季刊第3册。在这篇文献中，指出：“东方制定宪法，多取刚性，赋以偶像之权威，期于一成不变，致日新之真理，无缘以入于法；西方制定宪法，多取柔性，畀以调和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此东西文明差异之大较也。”［2］在这篇文献中，论述了东西方文明差异在于愿不愿和能不能做到“与时俱化”。《史观》是1920年在北京大学撰写的讲义。在《史观》中，写道：“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3］在这里使用“与时俱化”一词来说明历史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会随着时代变迁、时势转化和时事改变等不断变化的。他还详细解释说：“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是，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3］

统观三篇文献，不难看出“与时俱化”的含义。“时”即时代、时势、时事、时机的意思，“化”即变化、变动、变迁的意思。“与时俱化”即随着时代、时势、时事、时机的变化而作出调整，相应地发生变化、变动或变迁。由此可见，“与时俱化”一词和今日所使用的“与时俱进”汉字虽有一字之别，但表达的意思毫无二致。值得一提的是，这三篇文献都写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对于中国当时追求进步、寻找救国道路的进步知识分子冲破传统思想束缚，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正在酝酿成立中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无疑也是极大的。

（二）第二种表述形态：“与时俱变”

在党的文献中，“与时俱进”的第二种表述形态是“与时俱变”，变即转变、改变、更新的意思。在党内，使用过这种表述形态的有瞿秋白和二人。

瞿秋白在其1922年6月4日翻译的《俄国无产阶级之社会观》第六章《俄国革命运动史之一斑》中首次使用了“与时俱变”。瞿秋白在译著中写道：“嗣后，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但天天增扩，而且他的性质，也与时俱变。”［4］182183瞿秋白还在文中具体分析了这种“与时俱变”，他说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转变。“俄国资本主义之最初时期，罢工往往成为‘匪乱’的性质，动辄烧毁工厂，杀戮管理员记事员等。至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工人运动格外发展了，就成了有秩序的运动，有一定的经济的要求，即是物质生活之改善。然工人在这种运动之中，常与弹压的警察兵士起冲突。所以经济的奋斗，往往始终不免变成政治的奋斗。”［4］183很显然，瞿秋白使用“与时俱变”所表达的含义就是指工人运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演变、而进步。

1924年5月，撰写了《史观》的姊妹篇《史学要论》。在《史学要论》中，继承了《史观》的要点，在谈到什么是历史时，他说：“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5］381这里，使用了“与时俱变”的表述。在他看来，“不但那全个的历史正在那里生动，就是一个一个的历史的事实亦天天在那里翻新。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5］382。正因为认识到历史“天天在那里翻新”，所以才提出我们对历史的描绘、解释也是“随时变迁的”。很显然，这里使用“与时俱变”所表达的含义是指对于历史的解释不应该一成不变和墨守陈规，而应该根据时代变化不断作出新的解释和新的论断。

瞿秋白和的论述，是在党刚刚诞生不久，还处在睁眼认识世界的婴儿时期，这时对周围的一切都还几乎是混沌无知，党还没有形成自己明辨是非的成熟观念。婴儿健康成长，营养充足的母乳尤为重要，瞿秋白和的论述等于给处在婴儿时期的党提供了营养充足的母乳，使得党在诞生时就获得了认识世界的先进工具和正确方法的滋养，一睁开眼就具有了辩证性的思维，能够站在正确的立场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其方法论意义不可低估。

（三）第三种表述形态：“与时代并进”

在党的文献中，“与时俱进”的第三种表述形态是“与时代并进”，进即进步、前进、上进的意思。在党内，使用这种表述形态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出色的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

1927年3月11日，恽代英撰写了《民主主义与封建势力之斗争》一文，发表在《群众》周刊第11、12期合刊上。在这篇文献之中，恽代英旗帜鲜明地指出：“从冯自由到张静江，都是这种成见的牺牲品，凡不能与时代并进的人便落伍下去了。”［6］这里，“与时代并进”的含义是不难理解的，虽然在表述上较“与时俱进”要繁琐一些，但基本意思是相近的，表达上也十分清楚。在恽代英看来，“与时代并进”是革命政党和革命者都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特质，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扫除那些不能“与时代并进”的分子如冯自由、张静江之类的封建社会残余势力，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国民革命之重要使命。

很显然，较之和瞿秋白的论述，恽代英已经把能否“与时代并进”这个词语与政党和党员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恽代英发表上述言论时，中国共产党满6周岁了，已经从婴儿成长为一个初具是非观念的小小少年，并且正在经历大革命的洗礼。恽代英的论述表明，在1927年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初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就是“与时代并进”。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大革命时期的先进政党，使自己的党员与时代保持同等的进步性。

（四）第四种表述形态：“与时具进”

在党的文献中，“与时俱进”的第四种表述形态是“与时具进”。1937年恰逢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徐特立60寿辰，刚刚改版的《新中华报》特别开辟了徐特立60寿辰专刊，用以刊登祝寿文电。时任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撰写《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徐特立同志万岁！》一文为徐老祝寿。在文章中，莫文骅使用了“与时具进”的提法，这是现有党史文献中可以考证到和“与时俱进”在意思和汉字使用上最为接近的表述。

《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徐特立同志万岁！》一文刊登在1937年1月30日出版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第326期第3版。莫文骅在这篇祝寿文章中不但表达了对徐特立的无限敬仰之情，而且称赞他身为老党员但“没昏庸腐化骄傲堕落的些微成份思想是随时进步的，言语行动都表现出像一个勇敢的新鲜活泼的而可敬可爱的革命青年”［7］，最后莫文骅祝徐特立：“永寿无疆，思想与时具进！”［7］很显然，莫文骅使用“与时具进”所要表达的含义是赞扬徐特立的思想能够紧跟时代步伐而不断进步，也就是说，赞扬徐特立对时代保持着敏锐性，能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永不僵化，永葆活力，是全党学习的模范。虽然这里的“具”与今日所使用的“俱”字不是同一个汉字，意思上也有细微的差别，但其含义并没有实质不同。如果考虑到那个年代人们用词并没有严格区分的因素，甚至完全可以说在那时它和“与时俱进”是互相通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徐特立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德高望重的“五老”之一，是模范共产党员的代表，他的品行人格正是共产党员优良党性的典型表现。莫文骅对徐特立的赞扬也正是对共产党员优良党性的赞扬，同时也等于发出了全党都来学习、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党性的号召，那就是都要做思想上“与时具进”的共产党员。

（五）第五种表述形态：“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一词是在2001年“七一”讲话之后闻名遐迩的，但它在党的文献中出现的时间却要早得多。经过考证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之初。

1937年7月19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和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1卷第11期刊登了《本刊的被扣》一文，首次使用了“与时俱进”的表述。《解放》周刊创刊于1937年4月24日，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创办的唯一政治理论刊物，是完全代表中共中央正式立场的舆论主阵地。由于刊物“与敌人汉奸搏斗之坚决，推动国共合作之热忱，巩固举国一致推动精诚团结之精神，与乎坚定不摇的抗日救国立场”［8］，因而很快赢得全国广大爱国民众的支持，发行量急剧上升，影响日益扩大。但是，这样一份广受欢迎的抗日刊物刚刚出版到第10期，就遭到了顽固派的无理查禁。第11期《解放》周刊发表时评《本刊的被扣》，对此无理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抗议。时评中提道：“诚然，由于我们物质的困乏，四方环境与条件的限制，自问缺点诚在所不免，因而我们极力欢迎外间的批评与赐教，以期与时俱进。”［8］显然，这里的“与时俱进”一词是指《解放》周刊这个刊物正在克服缺点，努力进步，不断完善之中。换句话说，就是正在尽力克服主客观困难，提高办刊质量和办刊水平，不断扩大刊物在抗战中的影响。由此可见，《本刊的被扣》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准确使用“与时俱进”含义表述的文献，而且从所使用的汉字来看，与今日的表述丝毫不差，只是对象和范围有所不同而已。

《解放》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创办的最权威的中央机关报，是由时任总书记亲自主编的党的政治理论刊物，所发出的是中共中央的声音，完全是“”。如果考虑到《解放》周刊的这一特殊地位，就能发现使用“与时俱进”一词所表达的含义决不仅仅限于《解放》周刊办刊质量和办刊水平的提高，而是暗含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正在努力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党员的党性修养，正在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有全国影响的伟大政党，以期完成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任务这一特定的历史内涵。

（六）第六种表述形态：“与时并进”

在党的文献中，“与时俱进”的第六种表述形态是“与时并进”，出自1947年给佳县群众剧团的题词。由于“与时并进”四个大字出自党的领袖之手，其意义更是非比寻常。

1947年10月21日，正转战陕北的来到佳县白云山脚下的南河底村，这是转战陕北以来心情较好、兴致也较高的一段时期。第二天恰逢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难得有雅兴的便和工作人员上午一道动身登山去看庙会。在参观寺院建筑、雕塑、塑像等古迹后，指示时任佳县县委书记的张俊贤要保护好古迹，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把它毁坏了。”［9］随后，又很悠闲地和群众一起在寺庙正殿大院里观看了佳县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反徐州》。看完戏后，欣然为群众剧团挥笔题词“与时并进”四个大字，并命人镶嵌在锦旗上，指示以“亚洲部”（转战陕北时中共中央机关的代号）的名义赠送给剧团。“与时并进”的含义并不难理解，它和“与时俱进”虽有一字之差，但实质内涵却完全相同。显然，题词的本意是勉励佳县群众剧团要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不断推陈出新（《反徐州》是一出旧戏），能够演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新时期人民斗争和人民生活的新戏，适应人民和社会对文化艺术的需要。

但是，题词的动因并不仅仅限于这一因素，他之所以能在那时就写出“与时并进”这一石破天惊的题词，与当时瞬息万变的中国革命形势有着紧密关联。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墨守陈规，固执地坚持原有方针政策而不思改变，无疑会落后于形势而犯历史性错误。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要求党中央和必须随时根据新情况调整原有思路，作出新估计、新判断，制定新政策。所谓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的题词虽然只是一时灵感闪现、偶尔为之的举动，但却是他那段时期基于中国革命形势快速发展而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果。

如果把这个题词放置到当时革命形势的大背景中去解读的话，就更能理解“与时并进”题词的理论意义了。就陕北而言，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已经稳定了陕北战场的局势，转战陕北中最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西北野战军已经开始转入反攻作战。与此同时，全国革命形势也已经进入转折时期，各个战场都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10］1235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之下，党中央和适时地决定全国转入外线作战，提前发起“战略反攻”。就在题词前的第12天（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宣言》正式发表，“打倒，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经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就在题词前的第5天（1947年10月17日），对革命形势作出了新的估计，新华社“社论上说解放全中国要五年，我看用不了五年，三两年就差不多了”［11］。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之所以会在那时产生赶庙会的“雅兴”就不难理解了，而“与时并进”题词的理论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题词2个月后，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判断：“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10］1243这更进一步说明，给群众剧团的题词“与时并进”是基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敏锐判断作出的理论思考。

很遗憾的是，虽然很早就使用了“与时并进”的提法，却没有把它继续上升到指导理论的高度，而且自题词之后，再也没用使用过“与时并进”这个表述，更没有把它写进党的正式文件和决议之中。

（七）第七种表述形态：“与时间并进”

在党的文献中，“与时俱进”的第七种表述形态是“与时间并进”。这种表述出自谢觉哉1951年7月11日写给钱来苏的信件之中。

谢觉哉是党内法学界的先导，是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与时间并进”的表述就是他在思考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谢觉哉在给钱来苏的回信中探讨了法学的特殊性问题，他说：“新的东西总是由旧的东西中生长出来，对的，不过这是一般说的，不是没有特殊，而且旧中生长出来的东西常常全部否定了旧的本身。法学即其一例。”［12］773谢觉哉认为法律机关不同于经济等事业机关，旧的统治者被后，经济等事业机关可以继续保留下来，但是法律机关不行，必须把原来的毁掉后重新建立。但是，如何建立，谢觉哉感觉到自己对此太生疏，而且当时的法委诸老也因身体、年纪问题存在精力不济的情况。所以，他想“把旧学法的有进步要求的先生们请进来影响他们，改造他们，共同努力，估计功效可与时间并进”［12］773774。在这里，谢觉哉使用“与时间并进”的表述显然是指通过影响和改造，使旧的法学工作者和新的法学工作者一起进步，共同为新时期的法制建设作出贡献。谢觉哉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做的功效会越来越明显，成绩也会越来越大。

从字面意思来看，“与时间并进”就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取得进步，这和“与时俱进”的含义是十分接近的。当然谢觉哉谈的只是建国后的法制问题，是党在法制建设方面采取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并不广泛。但是，不管怎样，“与时间并进”的表述是建国后党的文献中唯一一个十分接近“与时俱进”的表述形态，其意义和影响是不应该被低估的。三、结论

经过考证，在2001年“七一”讲话之前，党的文献之中关于“与时俱进”的表述形态共有七种。其内容有所侧重而各不相同，表述形式上也有差异。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还没有上升到党建的理论层面，其使用的范围很窄、频率很低、缺乏连续性，因而影响十分有限，都没有能够成为党建的重要概念和核心术语。但是，它们都在一定范围内对党的建设作出了贡献，都是党的理论建设宝库中珍贵的思想财富。

从考证结果来看，并不是“与时俱进”的最早表述者，也不是“与时俱进”这个词汇的第一个使用者。可以说，在党的文献中的表述完全是老词新用，老意新表。但不容置疑的是，的表述让“与时俱进”重新焕发了青春和光彩，也让它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换句话说，对“与时俱进”的表述是迄今为止党的文献中最为完备和最权威的表述，因此也是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表述。而之所以能够对“与时俱进”一词作出最全面、最权威、最详尽的表述，正是集中和吸纳了上述思想财富的结果，是历代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与时俱进”的第一次表述是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2001年7月1日，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13］282283这一论断一经提出就十分引人注目，它不但把“与时俱进”这个词汇重新纳入党的文献视野，而且一下子就把“与时俱进”放到了很高的理论位置。“这个论断既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150多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意义。”［14］

的第二次表述是在2002年的“5・31”重要讲话中。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15］。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14］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与时俱进”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这次讲话，把“与时俱进”的重要意义完全凸显出来了。

的第三次表述是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2002年11月8日，在十六大的主题报告中对“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作出权威界定：“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13］537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13］537他还说：“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13］538他强调：“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3］538在这里，已经把“与时俱进”上升到理论创新的高度，上升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更加深化、更加成熟了。

经过2001年的“七一”讲话、2002年的“5・31”重要讲话和十六大报告的三次表述之后，不但大大提升了“与时俱进”一词在党的文献中的地位和使用频率，而且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的表述都产生了巨大的意义，使得全党和全国对“与时俱进”的科学判断、科学定位和科学内涵等都达成了共识。今日在中国知网上以“与时俱进”为题名进行搜索立即就能找到上万篇学术论文，而如果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中输入“与时俱进”进行搜索，找到的数目更是大得惊人。总之，无论怎样来看，“与时俱进”都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一个重要词汇。参考文献：

［1］.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9.

［2］.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4.

［3］.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9.

［4］瞿秋白.政治理论编：第8卷［M］//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02.

［7］莫文骅.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徐特立同志万岁！［N］.新中华报，19370130（3）.

［8］华．本刊的被扣［J］.解放周刊，1937（11）：2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3.

［10］.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榆林地区《转战陕北》编写组．转战陕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343344.

［12］谢觉哉.谢觉哉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与时俱进论文例8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重大的理论创新。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既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取决于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三个代表”以精炼的语言展现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它既继承了“三个有利于”的基本内涵，又突出了时代的新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发展生产力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统一起来，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在综合国力中突出文化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在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和“三个面向”结合起来，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面，把“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明确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彼此贯通的，既继承了邓小平强调“中国特色”的理论特点，又赋予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实现了民族性、时代性的有机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思想结晶。

二、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的思维基础

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思维原则，即历史性原则、创新或发展原则、实践原则。历史性原则就是承认事物存在的暂时性和实际生活永恒的变动性，承认理论必须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创新性思维就是承认一切都是发展的、进步的。创新是民族前进的动力，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源泉。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理论，首先要懂得用历史的观点看待理论，科学的理论不是一劳永逸的“大全”，它总是凭借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拓展自身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历史地看待事物和理论的发展，理论自身具有的历史性原则是科学理论必须与时俱进的内在根据。用发展的观点对待理论，最根本的是要学会用实践的观点看待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可以超越历史条件，而在于它总是基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的历史性根源于实践的历史性，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的源泉植根于实践之中。所谓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以实践的观点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着眼于新的实践，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

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不仅要有一条科学的思想路线，还要在全党确立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论述，关于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论断，都是着眼于思维方式的变革。其中，关于三个“解放出来”的论述，集中地论述了思想的解放和与时俱进的本质联系，突出地阐明了实现思维方式变革对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中，紧紧抓住学风问题并从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相统一的高度加以解决，带领全党树立基于实践的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要贡献。与时俱进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思维方式，贯穿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之中，是这个理论的灵魂和本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关键是要坚持和弘扬与时俱进的辩证思维方式。

与时俱进论文例9

俱乐部(Club)为舶来品，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在19世纪末的欧洲繁荣起来。中国的俱乐部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俱乐部在国内不断出现，以体育、旅游、娱乐为主题的非营利型俱乐部、和以餐饮、会议、休闲等为主的营利型俱乐部在国内遍地开花。现实的情况推动理论的发展，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有少量的学者开始研究一些俱乐部相关的问题。一些研究与俱乐部相关问题的学者将俱乐部定义为“一群有着相同爱好的人自发地经常进行沟通、交流并举办各种活动的场所”。这是早期俱乐部形成时的定义，突出了俱乐部会员具有共同的爱好、自发形成并进行活动。托德・桑德拉和约翰・谢哈特(1980)给俱乐部下的定义是：“一个群体自愿共享或共担以下一种或多种因素以取得共同利益：生产成本、成员特点或具有排他利益的产品”。

一、俱乐部的性质

通常来说，俱乐部是针对特定的消费人群，提供相对私密服务的产业和产业机构。经济学中对于俱乐部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俱乐部物品上，而对俱乐部物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非公共物品的研究。

公共选择学派俱乐部经济理论的基本目的是研究非纯公共品的配置效率问题。詹姆斯・M・布坎南第一次用模型来研究自愿俱乐部的效率性质，并研究了俱乐部会员达到帕累托最优时的最佳规模。公共选择学派俱乐部经济理论的基本目的是研究非纯公共品的配置效率问题。俱乐部理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分析俱乐部均衡。对于俱乐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3个要素，即私人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的拥挤程度。

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可以体现俱乐部的属性。俱乐部物品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对俱乐部、俱乐部物品的研究更多地要借鉴俱乐部经济理论，从非纯公共物品(impurely public goods)和非纯私人物品(impurely private goods)的角度来研究俱乐部。

俱乐部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俱乐部会员属性，即寻求成就感和归属感；一是俱乐部本身属性，即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成就感(Achievement)：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会员；在一些俱乐部，成为会员是一种标志，一种地位的象征。归属感(Belonging)：俱乐部就像一个大家庭，会员们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知己，有人倾诉，被人接纳。排他性(Exclusion)：俱乐部就像一个无形的网，将会员与非会员隔离开来，表明会员与非会员的不同；排他性是俱乐部的特有属性，没有了排他性，俱乐部也就没有了意义。非竞争性(Nonrivalrousness)：经济学一直强调俱乐部物品是具有非竞争性质的，其含义是俱乐部物品在被会员消费时是不会影响到其他会员的；为了保持俱乐部的非竞争性，这就要求俱乐部的规模不能太大。

另外，俱乐部的福利性是对俱乐部的另一种解释。俱乐部会员具有相似的特质，进入俱乐部是因为有着同质的需求，从产品供给效率角度分析，俱乐部为会员提品和服务不仅符合受益原则，而且资源使用效率较高。俱乐部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会员对俱乐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强度和受益程度。当俱乐部规模比较合理时，会员也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获得俱乐部的产品、服务和感受，这种同等的产品在俱乐部外是很难获取、或者获取成本相对较高的，从这个角度讲，俱乐部提高了会员的福利。

俱乐部物品的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比较容易排他。当俱乐部的规模扩大(会员人数增多)时，个体消费的增加会影响到其他会员的消费水平和消费量，即出现“拥挤”现象。拥挤现象的出现不仅降低会员的效用水平，而且会给俱乐部带来负的外部性，即这种外部性会造成俱乐部会员的福利损失。

二、会员流动导致俱乐部规模的动态平衡

俱乐部的经营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俱乐部与会员属性、俱乐部产品、会员制、会员进入与退出等问题上(见图1)。当会员与俱乐部的属性相契合时，会员选择①(或③)进人俱乐部，当会员的利益在俱乐部中受损时，会员选择②退出俱乐部进入社区或进入其它属性相契合的俱乐部。成功的俱乐部其经营模式选择的依据主要在于俱乐部属性、规模、产品和服务、以及会员制的选择。

1、会员与俱乐部的属性需要相契合

对于俱乐部的认识，无论是投资、经营、管理、工作人员都应明确俱乐部是为会员服务的。从最早的俱乐部雏形的出现到目前世界上很多大型俱乐部的建立，会员的地位一直是至高无上的。早期的俱乐部是由一群具有相同爱好的人缴纳一定的会费组成的松散型、非营利性组织。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俱乐部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具有排他性。根据马斯洛(Maslow，1943)的“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我们知道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可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会员通常将俱乐部作为自己的第二个家，加入俱乐部是要满足中、高层次的需要，这就要求俱乐部的经营人员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会员，熟悉他们的习惯、了解他们的脾气秉性，为他们实现自身中、高需要提供一个平台，这就是俱乐部的意义和人们加入俱乐部的原因。目前，大多数的俱乐部是属于营利性质的，很多俱乐部为了获得更大的短期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会员的利益，这种短期效益给俱乐部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俱乐部的产生是源于民间的自发行为，因此俱乐部会员的利益和感受是俱乐部必需关注和维护的，俱乐部的根基就在于会员的自愿加入，漠视会员的组织其实质也不属于俱乐部的范畴。一些世界级的著名俱乐部，其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每一届的俱乐部主席都要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最古老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圣安德鲁斯皇家古典高尔夫俱乐部并没有把会员收入当作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是始终围绕着发展和完善高尔夫运动及成功运作各种国际赛事这两个中心对其组织进行改革，同时保护会员的利益不受伤害。圣安德鲁斯俱乐部的这种发展模式不但带来了高尔夫运动在各国的蓬勃发展，而且更为俱乐部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财富。而其对会员的关怀还表现在俱乐部改变了其250年不接受女会员的传统。

2、俱乐部规模与会员的进入与退出

俱乐部属于私密性比较强的组织类型，即使是在今天很多商业营利性俱乐部降低了其私密性，俱乐部也应该控制会员的进入与退出。现在的俱乐部已不简单地只是一些有着相同爱好的人缴纳一 定的会费的松散型、非营利组织；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讲，俱乐部是对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爱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的人群的划分，从这个方面讲，俱乐部对于会员的进入和退出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会员进入和退出的控制也体现在对俱乐部规模的控制上。在现实生活中，俱乐部规模的控制主要取决于俱乐部给会员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给会员带来的效用与会员交纳会费的数量。规模大虽然会使每个会员分摊很小的固定成本，但是随之而来的拥挤会引致更大的负效应。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指标无法衡量，但是理论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还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实施控制的方式有很多，通常包括会费价格、受教育程度、职业、特长等。美国的喜剧明星格罗克・马克斯曾经给曼哈顿的弗莱尔俱乐部(Friar’s Club)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请接受我的退会请求，我不想加入任何一个愿意接受我为会员的俱乐部。”马克斯认为，在当时许多人加入俱乐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可见，对会员进入和退出的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在美国，很多俱乐部都带有等级制度的痕迹，但是由于平等权利法的制定和整个社会的社会意识的提高，美国俱乐部的排外性已经有所改变。

3、俱乐部会员流动的调控

由于会员的偏好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提供单一产品的俱乐部很少，而提供多产品的俱乐部则很多。不管是提供单一产品还是多产品，其实质都是围绕会员的偏好，并且在提品时考虑的是俱乐部总体成员的感受而非一定要顾及到每个会员的利益；由于俱乐部会员是具有流动性的，因此对俱乐部“不满意”的会员完全可以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退出俱乐部(见图1中②)，进而做出重新的选择。

由俱乐部所派生的会员制目前被广泛的运用于商业，俱乐部不仅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而存在，而且俱乐部也成为了一种新型的营销手段和模式；这个时候俱乐部成员的组成主要是基于对利益的追逐而走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俱乐部的定义范畴被扩大，但依旧符合俱乐部的本质属性。一些盈利模式好、收益率高的俱乐部，对会员的进入和退出多以“严进宽出”为原则，为的就是保证会员的质量及属性的一致性。实际上，成功俱乐部的经营者就是在消费者市场上追逐那些高品质的“利基”市场，严格控制俱乐部规模。俱乐部的经营作用就是细分市场，然后做好产品和服务的定位。

三、俱乐部最佳规模的确定

1、俱乐部的最有规模的理论依据：布坎南模型与蒂博特模型

(1)詹姆斯・布坎南

俱乐部理论的代表学者是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其开创性的文章《俱乐部的经济理论》(An Econimic Theory of Clubs，1965)被大多经济学文献认定为最早的对俱乐部理论的研究。布坎南第一次使用模型研究了自愿俱乐部的效率性质，在他的模型中包含着这样的假设：一家俱乐部排除非会员不需要成本；俱乐部里的会员不致受到其他会员的歧视；会员分摊相同的成本和收益。布坎南的创始性研究解释的是俱乐部的自身问题，不考虑俱乐部与外部的联系，因而叫“内俱乐部理论”。

布坎南的理论表明，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同时取决于俱乐部物品与成员数量。若俱乐部物品太多，则用私人物品消费量少，故效用不高；若俱乐部物品太少，则效用同样较低；若俱乐部成员太多，就会因拥挤而减少效用；若俱乐部成员太少，则每人分摊成本较高，也会减少效用。所以俱乐部中的物品与成员数适度，并且应同时决定。

(2)查尔斯・蒂博特

另一位开创性的建立俱乐部模型的学者是查尔斯・蒂博特(Charles Tiebout，1965)，他的“用脚投票”(voting with the feet)假设揭示了地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可以由居民的自愿流动(或会员资格)的选择来决定。蒂博特假设是俱乐部理论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同布坎南模型一样具有标志性作用。蒂博特认为会员特性与排他成本对俱乐部边界的有重要影响。

会员特性的作用：按照蒂博特的假设，会员进入俱乐部是“用脚投票”――自由选择的结果。如果不考虑俱乐部“进入门坎”这一因素，那么会员会选择与其特性相契合的俱乐部进人；若会员是同质的，则会出现会员“拥挤”在同一俱乐部或社区中(进入前后本质未发生改变)。可见，会员特性是决定对俱乐部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

排他成本问题：排他成本指的是建立与维护一种机制，即上面提到的“进入门坎”，以限制俱乐部利用率、成员数(规模)与成本。排他成本是避免“拥挤”、保证会员福利的重要机制，是俱乐部的内在标志。

与时俱进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2（b）-0000-00

1 高职院校体育俱乐部概述

目前，高职学生身体健康叫人担忧，据调查结果中显示，约27%的学生经常性锻炼，身体素质健康强壮，而且还拓宽了人际交际能力起到很好作用，被调查学生中约有47%认为体育运动对交往能力并不影响；另有约20%的学生并没有注意到这方面问题；其余6%被调查者对此不发表看法。学校体育俱乐部是以体育锻炼者自愿结合为基础，以各种体育场馆为依托，围绕着各种运动项目，以俱乐部为主体将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和群体竞赛等融合为一体的体育教学课堂模式。

2 高职院校体育俱乐部的现状

2.1 体育俱乐部的组织方式

（1）体育教学工作部

这种组织主要是根据高职院校自身的情况在场地器材、师资条件、经费数量及优势传统项目等方面组织起来的俱乐部。

（2）学生团体组织

这种组织以丰富学生业余文化活动为目的， 学生骨干负责组成的俱乐部活动。

（3）爱好者自愿组织

这种组织以学生个人自身特长爱好为目标， 组织有篮球，、排球、健美操等，这些单项体育项目大多数以健身娱乐为主。这类体育俱乐部采用会员制，经费来源于学生参加者交纳会费、和来自社会赞助等形式筹集。

2.2 高职院校体育俱乐部的管理现状

（1） 管理体系不健全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管理体系还不健全、用途不十分明确。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教学和体育实践训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和落实，教师在实践中指导学生参加俱乐部进行体育锻炼难度交大。因此，学生体育健身俱乐部只能依靠自己对学生俱乐部教学模式的理解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学生俱乐部管理办法。管理体系的混乱阻碍了高职院校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向前发展，对此，出台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已迫在眉睫。

（2） 体育理论时数不足

目前大部分体育健身俱乐部都还是沿用体育课堂教学的方式，一般都比较注重学生技能的传授忽视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从被调查的学生中了解到在俱乐部活动中，大多是进行身体运动健身很少有教练或者老师给学生讲解有关健身理论方面的知识；学生在体育技能提高的同时却不能同步得到体育理论知识的提高。因此学生在锻炼过程中就存在练习的盲目性，也无法进行自身评估学习效果，得不到理论的支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3）师资力量不足

在一些俱乐部还存在体育师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发展进程。俱乐部教学实行的是开放式、互动式教学模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由的去选择自己所喜欢、所擅长的体育项目，打破了传统的、原有的体育教学计划体育课课时。

3 构建高职院校体育俱乐部组织管理体系的新路径

（1）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体育组织管理机构，合理划分、管理机构和各部门的职权建立、健全组织工作。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健全合理的组织管理机构，组织机构设置要以“目标、任务”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要职、权、责对等，管与办相分离。

（2）加强对体育管理人员、指导员的培养与场地、器材建设

首先，体育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还有待培养，目前大部分俱乐部的主要体育负责人员是行业出身缺乏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凭经验管理。所以应不断加强经济、管理知识的学习利用培训班、外出参观学习、参加交流活动等形式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来提高俱乐部的管理水平。其次，对指导员进行培训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指导员队伍，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和理论水平、专业技术能力，如通过参加各级培训班的形式提高他们的思想作风和业务能力。

4 提高体育俱乐部管理健康发展的对策：

（1）开展新的健身项目

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真正魅力源泉在于要充分的利用体育活动所具有的对抗、竞争的特点，要以休闲健身为出发点，面对大学生要根据院校的具体实际情况，开设具有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培养和激发大学生参与体育项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根据学生喜爱的项目增设课程，有科学合理的开展现代热点健身项目，拓展有特色的体育文化项目。

（2） 理论教学合理设计

把传统的体育教学理论方法向创新型理论教学转变，要结合学生自生条件。以简单易懂，由浅入深，以自学为主学习方式。体育理论知识要应灵活多样，比如在校园网开辟体育理论教学专栏采用"问答"形式，把学生在运动中常见的问题和运动技术视频挂在校园网师生活动平台进行学习和解决。

（3）转变领导思想观念

可成立院校领导挂帅、体育部领导和学生骨干分子组成的体育俱乐部管委会， 对项目开展形式、制度、指导师配备、经费收支进行合理化制度管理。

（4）加强体育俱乐部的科学管理

增强体育俱乐部的凝聚力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对学生体育俱乐部的骨干人员进行培训和校际俱乐部之间的交流， 使他们能够更多的去掌握体育俱乐部的基础知识和管理制度， 提高他们的组织工作能力。

5 结论

在高职院校体育俱乐部组织与管理中我们应该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多借鉴国内外先进的体育俱乐部的管理经验，学校领导要对体育俱乐部的管理加强重视和从新思想定位，加强课外体育俱乐部的组织和管理，完善体育俱乐部的管理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场地设施的建设，强化体育场地育人环境，学校的体育场地、器材是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基础。学校领导要把体育设施及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纳入学校整体建设和发展的规划中，切实改善学校的体育设施和配套服务，真正为学生着想，创造良好的体育学习和锻炼氛围。高等院校体育俱乐部的发展符合现代学校体育发展的趋势，它既为开展体育活动创造了条件，又培养和选拔了优秀竞技体育人才，使学校体育与社会联网，进一步增强全民的体质。从这一点分析，学校体育俱乐部的建立，是体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