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国外考察报告例1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尤荣开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在国庆54周年前夕，浙江省卫生系统一行16名专业人员赴德国石荷州进行为期两周的“急救医疗和救护服务”培训学习。在短暂的两周时间内先后听取了有关德国急救医疗组织结构、管理以及德国其他救援组织的工作和组织结构的讲座，以及德国空中、海上、陆地的急救工作的介绍；并且参观考察了石荷州elmshorn急救调度中心、柏林夏里特（charite）大医院急诊科和icu、基尔（keil）大学附属医院急救门诊和icu、东海海滨医院damp治疗中心、基尔消防站、德尔格公司、基尔hdw造船厂卫生站等7个单位；观摩了以车祸司机被夹的救护演习、造船厂突发工伤事故急救演习、空中救护演习、基尔德国海军基地海上救护演习等海陆空救护演习。学习培训结束通过笔试和面试，学员全部获得这次培训的合格证书。通过学习、考察、观摩演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感受很深。现就德国急救组织简况及考察见闻综合报告如下：

一、法律保障，组织严明

1、急救法律政府对急救医疗和救护服务尤为重视，联邦制订急救医疗法律，每个州根据自己州的情况制订州的急救医疗法律。以石荷州为例法律规定：

⑴组织形式：规定市政府第13厅负责急救医疗领导工作；消防队为责任方，有急救医疗培训学校、救护车、救护医师、调度中心等；协会、私人结构也可参与救护工作；医院负责后续抢救（急救门诊icu康复医院）⑵救护链： ( ) 第一环节：第一救助者：所有公民负担，每个有执照的驾驶员都必须进行救护培训；

第三环节：调度中心根据情况派救护车或急救医师，接到电话时间与车到事故地点时间规定在10分钟内；

第四环节：医院救护。

⑶公民在急救医疗上的权利与义务：每个公民都可以义务参与救护工作，德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人当义务兵或参加7年的急救义务工作，两者必选一；每个公民也可得到急救服务。

⑷质量标准：对救护工具、人员、情况记录、救护站布局、急救车装备等都作了统一规定。

⑸资金来源：州负担一半资金；其余由保险公司、医院负担。

⑹法律执行：是否达到规定标准由州政府来检查管理，如达不到质量标准要进行罚款。

2、分工明确联邦制订全国急救医疗法律；州作法律规定，并由第13厅负责法律的执行与落实；消防队为具体责任方，负责救护工作的协调与落实，并与其他急救组织承担方签署有关急救协议；承担方作具体的病人救治工作，承担方一般由市级医院、大学附属医院承担，负责后续抢救；其他承担方如红十字会、意外事故援救组织等都有具体的合同规定。

二、划一有序，设备先进

1、配置先进所有的救护直升机上、救护车、救护艇均配有呼吸机、心电监测仪、自动除颤仪、氧气瓶、输氧管道、插管器械、急救药品箱、担架、真空固定垫等，这些急救运输工具相当于一间流动的icu。车内还有灵敏度很高的通讯装置。由于救护车的“标准化”，急救医护人员在车内能及时为病伤者做各种急救服务。

2、划一有序所有救护运输工具上的配置统一，放置有序，标志醒目，使用方便。

⑴设备配置统一，放置统一。

⑵急救药品箱统一：统一厂家；统一大小尺寸；箱内药品统一编号。

⑶计算机记录软件程序统一，便于记录与质控。

三、统一调度，高效运作

elmshorn急救调度中心装备一流的通讯设备，每个接线台前有五台电脑，调度员能从电脑上对报警地点、每辆救护车使用情况、急救站的车辆等了如指掌。还建立了特殊调度室，以便在特殊的情况，如袭击、核电站事故等调度使用。

急救调度中心不但可以调度管辖下的急救站，还可以调度空中部队、海上救护艇、以及其他地区的急救力量，实行地面、空中、水中、高山等立体救护。

在观摩以救护交通事故中被夹人员为例的急救措施操作事例过程中，我们真正体会到德国在处理紧急事故的效率之高，在出现事故报警2分钟后，救护车、救护医师车、消防车、汽车切割车、事故保障车等五辆车到达现场，首先急救医师评估伤员情况，其他人员一切听从急救医师安排，一切的过程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G，W.9，0.，公：文［有［约。

四、培训工作，常抓不懈

急救人员有急救助理和急救医师。有专门培训急救助理和急救医师的培训中心。

赴国外考察报告例2

2005年9月29日至10月3日，在许兴丹校长、黄曼丽副校长的带领下，我校一行6人前往全国外国语名校——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学习考察，在学习考察期间，受到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的热情接待，肖明华校长、李俊副校长为我们作了专题介绍，教务处主任龚智发、副主任宋建才等全程陪同，通过实地考察、对口交流、实堂听课、师生座谈、资料查阅等活动，我们对成都实外的办学体制、外部环境、办学思想、队伍建设、教学管理、教育科研、课程改革、德育工作、后勤保障、教育成果等方面作了全面的了解，我们一行体会至深、受益非浅，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发展策略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现将有关情况和收获报告如下：

一、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的基本情况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创办于1963年，原为成都市48中，1993年更名为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2002年改制为国有民办的股份外语特色学校；位于成都市一环路北一段134号，占地近60亩。该校现有64个教学班，328位教职工，在校初高中生3000多人。

学校的办学思想是：“教育的本质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努力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提出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努力把该校办成“高质量、有特色、能示范、国际化的全国着名外语特色学校”；学校教学的主要特色是“以外语为特长，体现人文精神；以母语为基础，增强主体信心；以数学为重点，突出理科思维”；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业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全面，既具外语特长，又具理科思维的创新型、国际型的优秀中学生”；学校积极倡导“校以育人为本，师以敬业为乐，生以成才为志”的良好风气。

成都实外师资队伍力量雄厚，通过培养和引进的方式实施“名师工程”，几年来，引进和吸收了86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和优秀大学生，仅数学一科就有3名省级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前来担任普通教师，现有特级教师5人，高级教师40多人，省市优秀教师14人。学校已经建立起一支由教育专家、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优秀青年教师组成的、结构合理、素质较高、敬业奉献、能力较强、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学校全面实行全员分级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实现了管理工作规范化，建立起奖惩激励机制。在用人机制上，明确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对教师进行三个层面的考核：第一量标，教师既是教育工作者，又是教书育人的服务者，教师必须得到学生的拥护，由学生对任课教师进行评价，评价不好撤换下来；第二量标，由教研组进行随堂听课，检查教学常规，从业务角度进行过程管理，确保质量；第三量标，用学生毕业的综合成绩来衡量老师的教学工作业绩。学校还十分注重对教师的业务培训，学习先进的课堂教学观，发展自身素质，严谨教风，力争实现好的课堂学习效果。正是有了这样优秀的教师队伍，实验外国语学校才年年捷报频传，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人民日报》2003年5月19日还以“新机制铸就优秀教师队伍”为题全面报道了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华西都市报》2003年7月2日以“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五年三个省‘状元’”为题报道了学校连续取得高考优异成绩的“秘密”。

学校教育教学成果显着，高考始终保持100%的本科上线率，90%以上的重点率，六年内四届高考文科“状元”（1999年的余静阑以649分，2000年刘洋洋以635分、2003年刘梦羽以659分、2004年江伟丽分别取得四川省文科第一名）。初中中考也连年名列成都市前茅。

学校重视教育科研工作，构建“三主体三层次”教科研体系，即全体教师教改实验层面的实践操作、教研组教改专题研究层面的问题解决操作、教科研中心科研骨干的指导管理和课题总结操作，实现了三主体多向互动，三层次协调共进的良性运作，促进教科研工作向深层次发展，取得了较佳的效果。其部级课题《外国语学校外语教学改革与办学特色研究》即将结题，成果之一—初高中《实验英语辅助教材》已编写完成并出版，深受欢迎；其省级课题《中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研究》也取得阶段性成果。教科研工作的有效开展为学校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学校致力于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先后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日本宫崎产业经营大学、德国兰德胡尔曼中学、美国艾克塞西亚学校等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并定期派教师、学生进行交流互访。

二、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一）政府高度重视，为外国语学校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成都市人民政府对外国语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支持和鼓励，他们认为：建设和培植优质的外国语学校是提高市民素质、城市品位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的重要保证。因此，他们从政策、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扶持国语学校，为外国语学校的发展创设良好的条件 ，如出台《外国语学校引进优秀教师的意见》、《民办学校教师管理规定》等，鼓励外国语学校从全国各地引进优秀教师，将民办学校确定为事业单位，让民办学校的教师享受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社会保障地位。

（二）教育主管部门给予外国语学校特殊的待遇

由于外国语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与普通中学存在差异性，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从招生、考试、业务管理上给予特殊的待遇，以确保外国语学校的生源素质，促进外国语学校健康发展，成都市教育局采取了以下做法：

1、允许外国语学校单独组织考试、提前招生，选拔适合学习外语的学生。在初中招生时，准许外国语学校对学生进行素质测试和语言学习模拟测试，比其它学校提前招生；在中考时单独命题，提高英语学科的考试容量和难度，作为提前批，单独进行划线录取。

2、实行保送制度，允许本校优秀学生直升高中。为使学生的英语能力得到连续、系统的培养，使外国语学校的特色得以持续巩固和发展，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前提下，允许外国语学校保送一定比例的学生，直接进入高中部学习。

3、组织开展对外合作交流活动，与国外大学、中学建立姐妹学校，组织师生进行交流互访。

（三）董事会确保校长能够充分的行使职权，真正落实校长的办学思想

1、在选拔优秀校长、达成学校发展规划后，充分信任校长，赋予校长自主管理权，让校长自主组阁、自主选聘教职工、自主实施品牌建设策略，董事会对校长工作每年进行一次考核。

2、实行弹性经费承包管理制度。董事会以某一学年度的经费支出为基础，核算生均费用、师均工资，然后按（新学年学生数*生均经费+教职工数*师均工资）*年递增百分比的公式预算经费包干额，由校长包干使用，学校按月开支计划向董事会申拔经费，董事会每年对学校的支付进行一次结算和审计。

（四）学校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建立开放创新的办学模式、实施发展潜能的教育策略

1、以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为核心，给教师和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实现教师和学生最大和最好的发展可能。

2、突出外语特色，增开外语早晚课，加强学生外语实践锻炼；进行教材改革，使用多种教材，以适应不同年级学生发展的需要；进行教学改革，采用小班教学组织形式，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引导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实际语言训练。

3、通过培养和引进的方式实施“名师工程”，引进和吸收中青年骨干教师和优秀大学生。运用学校的品牌、领导班子的人格魅力、优厚的待遇引进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短、平、快”地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较高、敬业奉献、能力较强、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外语学科教师着重吸收优秀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并进行校本培养，使之成为高素质、强能力、有特色、能示范的适应外国语学校需要的外语教师。

三、促进外国语学校发展的几点建议

1、市政府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规定，出台相应的规章，确定民办学校的事业单位性质，让民办学校教师享有与公办教师同等的社会保障地位，打破公、民办学校教师流动的壁垒，促进教师合理、有序流动，形成公、民办学校平等竞争格局。

2、市教育局要充分考虑外国语学校的特殊性，确立将泉州外国语中学办成全省乃至全国名校的策略，在招生、招师、业务指导和管理上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

a、允许我校单独组织测试、面向全市提前招收适合外语学习的小学毕业生。

赴国外考察报告例3

2005年9月29日至10月3日，在许兴丹校长、黄曼丽副校长的带领下，我校一行6人前往全国外国语名校——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学习考察，在学习考察期间，受到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的热情接待，肖明华校长、李俊副校长为我们作了专题介绍，教务处主任龚智发、副主任宋建才等全程陪同，通过实地考察、对流、实堂听课、师生座谈、资料查阅等活动，我们对成都实外的办学体制、外部环境、办学思想、队伍建设、教学管理、教育科研、课程改革、德育工作、后勤保障、教育成果等方面作了全面的了解，我们一行体会至深、受益非浅，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发展策略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现将有关情况和收获报告如下：

一、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的基本情况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创办于1963年，原为成都市48中，1993年更名为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2002年改制为国有民办的股份外语特色学校；位于成都市一环路北一段134号，占地近60亩。该校现有64个教学班，328位教职工，在校初高中生3000多人。

学校的办学思想是：“教育的本质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努力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提出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努力把该校办成“高质量、有特色、能示范、国际化的全国著名外语特色学校”；学校教学的主要特色是“以外语为特长，体现人文精神；以母语为基础，增强主体信心；以数学为重点，突出理科思维”；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业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全面，既具外语特长，又具理科思维的创新型、国际型的优秀中学生”；学校积极倡导“校以育人为本，师以敬业为乐，生以成才为志”的良好风气。

成都实外师资队伍力量雄厚，通过培养和引进的方式实施“名师工程”，几年来，引进和吸收了86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和优秀大学生，仅数学一科就有3名省级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前来担任普通教师，现有特级教师5人，高级教师40多人，省市优秀教师14人。学校已经建立起一支由教育专家、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优秀青年教师组成的、结构合理、素质较高、敬业奉献、能力较强、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学校全面实行全员分级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实现了管理工作规范化，建立起奖惩激励机制。在用人机制上，明确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对教师进行三个层面的考核：第一量标，教师既是教育工作者，又是教书育人的服务者，教师必须得到学生的拥护，由学生对任课教师进行评价，评价不好撤换下来；第二量标，由教研组进行随堂听课，检查教学常规，从业务角度进行过程管理，确保质量；第三量标，用学生毕业的综合成绩来衡量老师的教学工作业绩。学校还十分注重对教师的业务培训，学习先进的课堂教学观，发展自身素质，严谨教风，力争实现好的课堂学习效果。正是有了这样优秀的教师队伍，实验外国语学校才年年捷报频传，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人民日报》2003年5月19日还以“新机制铸就优秀教师队伍”为题全面报道了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华西都市报》2003年7月2日以“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五年三个省‘状元’”为题报道了学校连续取得高考优异成绩的“秘密”。

学校教育教学成果显著，高考始终保持100%的本科上线率，90%以上的重点率，六年内四届高考文科“状元”（1999年的余静阑以649分，2000年刘洋洋以635分、2003年刘梦羽以659分、2004年江伟丽分别取得四川省文科第一名）。初中中考也连年名列成都市前茅。

学校重视教育科研工作，构建“三主体三层次”教科研体系，即全体教师教改实验层面的实践操作、教研组教改专题研究层面的问题解决操作、教科研中心科研骨干的指导管理和课题总结操作，实现了三主体多向互动，三层次协调共进的良性运作，促进教科研工作向深层次发展，取得了较佳的效果。其部级课题《外国语学校外语教学改革与办学特色研究》即将结题，成果之一—初高中《实验英语辅助教材》已编写完成并出版，深受欢迎；其省级课题《中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研究》也取得阶段性成果。教科研工作的有效开展为学校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学校致力于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先后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日本宫崎产业经营大学、德国兰德胡尔曼中学、美国艾克塞西亚学校等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并定期派教师、学生进行交流互访。

二、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一）政府高度重视，为外国语学校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成都市人民政府对外国语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支持和鼓励，他们认为：建设和培植优质的外国语学校是提高市民素质、城市品位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的重要保证。因此，他们从政策、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扶持国语学校，为外国语学校的发展创设良好的条件 ，如出台《外国语学校引进优秀教师的意见》、《民办学校教师管理规定》等，鼓励外国语学校从全国各地引进优秀教师，将民办学校确定为事业单位，让民办学校的教师享受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社会保障地位。

（二）教育主管部门给予外国语学校特殊的待遇

由于外国语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与普通中学存在差异性，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从招生、考试、业务管理上给予特殊的待遇，以确保外国语学校的生源素质，促进外国语学校健康发展，成都市教育局采取了以下做法：

1、允许外国语学校单独组织考试、提前招生，选拔适合学习外语的学生。在初中招生时，准许外国语学校对学生进行素质测试和语言学习模拟测试，比其它学校提前招生；在中考时单独命题，提高英语学科的考试容量和难度，作为提前批，单独进行划线录取。

2、实行保送制度，允许本校优秀学生直升高中。为使学生的英语能力得到连续、系统的培养，使外国语学校的特色得以持续巩固和发展，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前提下，允许外国语学校保送一定比例的学生，直接进入高中部学习。

3、组织开展对外合作交流活动，与国外大学、中学建立姐妹学校，组织师生进行交流互访。

（三）董事会确保校长能够充分的行使职权，真正落实校长的办学思想

1、在选拔优秀校长、达成学校发展规划后，充分信任校长，赋予校长自主管理权，让校长自主组阁、自主选聘教职工、自主实施品牌建设策略，董事会对校长工作每年进行一次考核。

2、实行弹性经费承包管理制度。董事会以某一学年度的经费支出为基础，核算生均费用、师均工资，然后按（新学年学生数*生均经费+教职工数*师均工资）*年递增百分比的公式预算经费包干额，由校长包干使用，学校按月开支计划向董事会申拔经费，董事会每年对学校的支付进行一次结算和审计。

（四）学校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建立开放创新的办学模式、实施发展潜能的教育策略

1、以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为核心，给教师和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实现教师和学生最大和最好的发展可能。

2、突出外语特色，增开外语早晚课，加强学生外语实践锻炼；进行教材改革，使用多种教材，以适应不同年级学生发展的需要；进行教学改革，采用小班教学组织形式，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引导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实际语言训练。

3、通过培养和引进的方式实施“名师工程”，引进和吸收中青年骨干教师和优秀大学生。运用学校的品牌、领导班子的人格魅力、优厚的待遇引进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短、平、快”地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较高、敬业奉献、能力较强、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外语学科教师着重吸收优秀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并进行校本培养，使之成为高素质、强能力、有特色、能示范的适应外国语学校需要的外语教师。

三、促进外国语学校发展的几点建议

1、市政府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规定，出台相应的规章，确定民办学校的事业单位性质，让民办学校教师享有与公办教师同等的社会保障地位，打破公、民办学校教师流动的壁垒，促进教师合理、有序流动，形成公、民办学校平等竞争格局。

2、市教育局要充分考虑外国语学校的特殊性，确立将泉州外国语中学办成全省乃至全国名校的策略，在招生、招师、业务指导和管理上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

a、允许我校单独组织测试、面向全市提前招收适合外语学习的小学毕业生。

赴国外考察报告例4

2、第二季度组织常委视察**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5月）

3、第三季度组织常委视察**新区功能园区建设情况。（9月）

4、第四季度召开常委会，听取区政府关于政协提案办理情况通报；讨论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筹备情况；审议通过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有关事宜。（12月）

5、召开区经济形势通报会，组织常委、委员听取管委会领导通报我区上半年经济形势。（7月）

二、专委会（办公室）工作要点：

提案委员会工作要点

1、搞好区政协六届四次全会以来提案的整理、交办和督办工作。筛选重点提案，处理好没有立案的提案。

2、配合**新区“两委办”搞一次承办单位领导和专干培训会。

3、搞好三次提案督办活动。会同**新区“两委办”督查处召开一次部分提案承办单位汇报会，搞一次重点提案办理视察活动，开展一次对“B”类提案(列入计划拟解决的提案)进行督办的活动。

4、对我区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建设情况进行一次专题调研。（6月）

5、做好六届五次全会的提案征集工作，面向社会征集提案线索。

6、协调**新区“两委办”督查处搞好2011年提案办理情况通报会的准备工作。

7、年底做好优秀提案评选工作和提案工作报告、优秀提案选编等会议材料的撰写工作。

8、进一步充实网上提交提案的各项功能，为政协委员提出提案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径。

9、做好新一轮政协民主监督员的选聘工作，选择两个政府职能部门开展民主监督活动。

10、完成《社情民意》的编写任务。

经济科技委员会工作要点

1、协调、指导所联系的活动组制定并落实全年活动计划。

2、针对新区提出的“一产精、二产强、三产优”的产业结构发展目标，上半年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优化新区产业结构，促进新区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进行调研，6月底前形成调研报告。

3、承办区政协常委会视察新区功能园区建设情况活动，9月底前形成视察报告。

4、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新区海洋牧场建设情况，7月底前形成视察报告。

5、坚持走访委员活动，加强与委员的联系与交流。年内对新委员进行一次普遍走访。

6、加强对所负责指导、联系的各活动组“双优”评选工作的日常考核。

7、完成《社情民意》编写任务，做好《政协简报》的信息采集和提供工作。

文教法制委员会工作要点

1、负责协调、指导所联系的活动组制定并落实全年活动计划。

2、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新区基督教活动情况进行专题调研，9月底前形成调研报告。

3、承办区政协常委会“关于**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视察活动。

4、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新区创建“全国安全社区”情况开展专题视察活动，8月底前形成视察报告。

5、加强与政协委员的联系与交流，走访所负责指导、联系的活动组的**协委员。

6、在教师节前夕，组织召开政协委员中教师委员座谈会。

7、加强对所负责指导、联系的各活动组“双优”评选工作的日常考核。

8、完成《社情民意》编写任务，做好《政协简报》的信息采集和提供。

办公室工作要点

1、牵头办好《政协简报》。认真做好区政协简报内容的采编和印发工作，使广大政协委员及时地掌握区政协工作动态，推动各委员活动组的工作。

2、做好《社情民意》专刊的牵头和服务工作。按主席办公会议的意见，《社情民意》继续由各专委会轮流承办，办公室在负责做好编辑、印送工作的同时，完成编写任务。

3、做好区政协信息反映工作，及时宣传我区政协工作情况。

4、负责《**年鉴》（2011卷）“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编撰上报。

5、完成“关于我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的调研，于10月底前形成调研报告。

6、做好政协机关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保证政协工作的协调、正常运行。

三、各委员活动组活动计划

工业一组：

1、视察**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调研新区石化产业发展状况。（3月）

2、参观**跨海大桥工程建设现场、视察东芝**有限公司，了解外资企业管理及发展情况。（5月）

3、视察金港集团，了解湾里街道经济发展情况。（7月）

工业二组：

1、定期走访本组委员企业，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召开座谈会，形成全区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2、对新区重点项目进行视察，了解和掌握新区项目建设的发展现状及进展情况。（4、8月）

3、赴外地对民营企业发展情况进行考察。（9月）

农业组：

1、视察凯富隆蘑菇生产基地、**迪辉农业生态园，了解新区现代农业发展状况。（5月）

2、考察新区及周边地区海洋牧场建设情况。（8月）

3、赴先进地区考察休闲农业、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情况。（9月）

科技组：

1、赴外地考察生态园林城区建设情况。（4月）

2、定期视察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

3、对新区信息产业发展进行调研。（8月）

服务业一组：

1、赴外地考察旅游服务业发展情况。（2月）

2、视察新区旅游景区休闲旅游规划建设情况。（6月）

3、视察新区现代服务业区发展情况。（10月）

服务业二组：

1、举办服务业相关知识培训。（3月）

2、视察新区服务业先进典型企业。（5、7、9月）

3、考察服务业发达地区发展情况。（10月）

城建一组：

1、春节前走访贫困户，开展扶贫帮困活动。（1月）

2、视察金石滩规划建设、杏树渔港建设情况。（6月）

3、赴外地考察民营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规划。（9月）

城建二组：

1、对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状况进行视察（5月）

2、对新区房地产业和重点企业进行视察调研。（7月）

3、考察外地城市先进的城市建设管理经验。（9月）

教育组：

1、视察**新区**枫叶学校、**模特艺术学校办学情况。（4月）

2、赴先进地区考察学校管理的先进经验。（8月）

3、调研**新区学校特色建设情况。（10月）

文化组：

1、视察**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5月）

2、赴先进地区考察文化产业的国学保护情况。（7月）

3、调研**新区网吧经营管理情况。（10月）

医药卫生组：

1、赴外地考察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先进经验。（5月）

2、视察**新区相关医疗机构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情况。（7月）

3、调研**新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现状。（8月）

政法组：

1、赴外地学习考察综合治理先进经验。（4月）

2、视察**新区创建“全国安全社区”活动开展情况。（8月）

3、调研**新区部分街道中小企业对提供法律法规援助的需求情况。（9月）

机关群团组：

1、赴外地考察残疾人事业建设情况。（4月）

2、“助残日”前夕对新区残疾人工作进行视察（5月）。

3、视察**新区园区与街道实施一体化管理工作情况。（8月）

4、调研**新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及促进农民增收情况。（10月）

民族宗教组

1、赴外地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3月）

2、赴鞍山市考察宗教场所管理情况。（5月）

3、视察**新区宗教场所及活动情况。（6月）

4、调研**新区基督教活动情况。（9月）

派组

赴国外考察报告例5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4-0078-05

“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以下简称为海外培训)是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对我国大学校长进行的海外培训，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我国高校领导干部素质与能力建设，借鉴国外高水平大学的经验，增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该项目于2003年正式启动，由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分别来承办。该培训每三年为一个阶段，到2011年底第三阶段的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已结束，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累计培训200多所高校的领导干部近900人。

对该项目。不乏一些质疑的声音，如大学校长海外培训是“公费旅游”等。该项目已经实施了九年，该项目取得了哪些成效，参加培训的校长把学习到的哪些知识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对西方教育理论及经验在中国的环境中运用有哪些反思?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有哪些新思考?回顾该项目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需要改进的方面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基于作者对15位参加过海外培训的大学校长多年后对该项目培训效果的访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海外培训的课程计划以及校长们撰写的考察报告，对“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项目的效果进行了分析。

一、项目概况以及培训内容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是“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项目承办单位之一。到2011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韩国和日本组织和实施了22期海外培训。510名大学校级领导参加了培训，其中大部分是大学的副校长和副书记，也有少数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大部分来自国家“985”和“211”大学。

培训一般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行，为期两到三天。这一阶段向参加研修的校长们介绍项目背景、学习要求。相互熟悉。最后一阶段是海外培训结束后，校长们返回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行考察报告的撰写以及总结。第二阶段的海外培训一般为两周到二十天，分别由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和德国的一流大学如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国际教育中心研修团、日本立命馆大学、韩国教育开发院等来承担。到2011年底，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组织的海外培训；美国为考察团出访最多的国家，共组织了13期，2期在加拿大，3期在法国和德国，2期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英国各1期。

海外培训主要围绕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热点问题。以及高水平大学的管理中的体制问题、学科建设、高校的筹资、教师管理、大学教学的质量保障与提高、大学的科研开发与成果转化、高校领导的角色等。研修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把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如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悉尼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管理案例来分析。这些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以及中层管理人员都结合自己分管的工作做报告。研修班还结合学习的主题考察其他5-7所大学，参观政府机构、学术团体和企业。点面结合的培训方式，确保了研修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二、培训效果分析

总体来说，“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项目的举办是成功的，取得了满意的培训效果。

1.了解了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开阔了视野

校长是大学的核心人物，他们的领导和管理水平制约着教师学术的发挥以及学校的发展。大学的管理日益复杂化。社会环境对大学校长的管理和应变能力提出了迫切需要。大学校长必须及时对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出相关决策，为学校的发展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这就要求大学校长必须对所承担的工作有深刻的了解。很多校长任职前主要从事学术工作和中层管理工作，担任校长后，要承担更多的职责。例如，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要寻求对学校发展有利的社会资源，要处理好党政关系以及与各级政府的关系等。但是，大学校长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实现工作角色的过渡，培训可以给校长大学管理方面的指导，增加其对工作角色的认识。

对

我国大学校长进行海外培训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所提出的要求。我国社会以及高等教育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大学在大规模扩招后，工作重心转向内涵发展。1998年，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此，我国政府实施了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工程。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其次，大学正在日益国际化：国际学生的招收，跨越国界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在更加广阔地展开，建立了各种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大学联盟组织。如果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学生管理、人员交流等方面与国外大学缺乏联系，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是无法想象的。大学校长需要了解国外大学的管理，增加国际合作的认识与经验，寻求建立合作的机制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领导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及理念并没有深入了解，有的没有亲身的体验，有的甚至对国外大学没有太多的接触，需要开阔国际视野。2003年参加过培训的一位“985”大学的副校长在参加海外培训八年后谈到，该项目“很有必要，中国的大学校长缺乏国际化视野。学术上是不分国内外的，国内的学校应该向国际学校看齐。”一位副校长提到：“现在很多大学都提出要国际化办学，但是我对国外大学如何运作都不了解。通过培训至少知道了国外大学是如何操作的”。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徐晓黎在参加2010年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总结报告中写到：“我是第一次到美国。在自己近30年的高校教学和管理工作经历中，对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从理论书刊、文件报告、影视资料中了解到很多，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却无缘亲见，因此，格外珍惜这次难得的赴美培训学习机会”。当今世界信息高度发达，在图书馆里可以查找到大量的有关国外高等教育管理资料，我国大学校长听到读到有关西方大学的管理理念及做法并不少，但是正如一位党委副书记谈到：“不管是走进来，还是走出去，听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学校长介绍情况，都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相对新鲜感。自己身临其境地到国外去培训，感觉不一样。在国外。讲话的语境也不一样，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形象地感受到当地大学是如何管理的。”

有人认为我国高校校长们不缺少海外考察的经历。一些校长毕业于欧美高校，或访学于 校，有的校长还有出国考察机会，该项目是在组织他们重复考察。实际上，校长平时有一些出国机会和经历，但是大多是从事学科研究、攻读学位、短期访问等，并没有专门就国外一流大学的制度进行考察和深入研究。

高水平大学建设是“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研修最为关注的一个主题。研修班考察的主要内容有高水平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政府主导、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做法与经验，师资队伍建设，管理体制等。2009年到2011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组织的项目中，以部属高校、省部共建高校和地方高校校级领导组成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题培训班就有14个。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背景下，也组织了主题非常有针对性的研修班。如有以师范大学正职校长为主组成的“师范教育”专题研讨班。以“985”高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及本校负责教师发展工作的中层干部组成为主组成的“高校教师发展”专题研讨班。通过考察。我国大学校长对国外高水平大学有了深入了解，并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在考察报告中写到，“在密西根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习。虽然我曾多次出国，并走访过许多世界一流大学，但像这样零距离地接触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及其不同职能部门、不同领域的管理者和学者，还是第一次。研讨班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这个主题，听了20余场报告，内容涉及办学理念、发展战略、管理体制、筹资体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还考察了该大学的主要教学科研设施，列席了校董事会会议，走访了密西根州立大学和福特汽车公司，并与密西根州政府和企业界人士进行了交流。通过此次学习交流，我们加深了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及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

在考察后，大学校长们对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有了深刻的思考，并对建设我国高水平大学提出了建议。例如，2008年澳大利亚考察团在考察报告中

到，“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要树立国际视野，要参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交流和竞争。我国高水平大学需要向世界大学看齐，在人才培养的环节中参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在课程设计、文化建设、对外交流与合作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要考虑国际化，要与国外大学有实质性的科学研究，参加到国际前沿的研究中去。”

2.借鉴高水平大学管理经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通过海外培训项目，开拓了大学校长的视野和管理思路，给我国高等院校管理带来了新的办学理念。海外培训的时间并不长，留给校长们思考却是长久的。如美国高等教育为何能够保持“常胜不衰”?如何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路?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应该向国际一流大学学习借鉴什么?

在访谈中，大学校长表示在课程中学习到一些理论和做法或多或少地运用到了学校的管理中。很多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管理措施和做法受到了我国大学校长的关注，如校长们认为西方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方式，校友关系和长远发展，科技成果转让以及学校与政府和企业和社区的关系等都是值得我国大学借鉴的。比如，对外经贸大学的智能化大学探索、天津大学的学校管理流程再造、中国地质大学的预算编制管理改革等都是借鉴了海外考察学校的一些做法。该项目的主办者之一密西根大学的康斯坦斯库克与朱尔平先后在北京、上海对2006年组织的密西根大学班的部分大学校长进行了回访和评估后，也认为参加培训的校长把很多理念运用到了大学的管理中，“来自密西根大学的演讲者们广泛运用了生动的教学方法来建立优秀的教学模式，并展示如何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作为结果，很多大学领导表示他们已经亲身加入改善学校教学的行动之中。”

参加培训的校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有选择地在本校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谈到了“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对他管理学校的科学研究以及服务社会的理念带来很多启示，在国外培训期间，一个不大的卡耐基梅隆大学依靠特色发展的发展之路引起了周绪红的关注。由此，他深入思索兰州大学如何在我国西部地区发展学校特色。他把一些思想和做法运用到了兰州大学管理中，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考察团成员提到的需要借鉴的主要内容之一要重视校友在筹资以及办学中的角色。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亚参加了2004年高校领导赴美培训团，在考察中他注意到美国大学都非常重视校友工作，有专门的机构。回校以后，郑亚提议召开了学校校友工作专题研讨会，提出了校友工作的新思路，调整充实了校友工作机构，制订了校友工作规章制度；组建“校友驿站”学生社团。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国外的校友回校讲学、寻求合作、提供母校资金、技术、设备支持。

在教师聘任及管理体制方面，我国大学也普遍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管理办法。参加培训的校长意识到教师在高水平大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管理，注意到国外大学在教师评职称注重同行评价。一流的大学依靠一流的教师。北美的大学教师除了终身教授外，教师都实行聘用制。博士毕业生需要经过激烈竞争才能被聘为大学教师，经过努力工作，取得成绩才能取得终身教职成为副教授。之后，工作表现突出，才有可能成为教授。我国高校都在努力建立公平、严格、有效的选拔和考核机制。在教师的选聘、晋升、评价、奖惩等等方面都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经验。如严把教师的人职关口，由教授组成教授委员会来负责新的教师遴选，并有严格的选拔程序。有的大学面向全社会、面向世界公开招聘学院院长以及学术带头人。但是目前我国高校仍旧存在教师“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人事制度改革的瓶颈，影响了高校师资队伍整体质量的提高。虽然我国高校还不能解雇不合格的教师，但是也逐渐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验和做法，开展人事改革，如讲师在规定次数内评不上副教授就要求转岗，对教师的岗位聘任以及管理起了导向作用。我国大学也普遍关注高校“去行政化”，发挥教授委员会的作用，如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近年来做了很多改革和创新，强化教授的地位。

大学校长们对海外大学办学的借鉴内容涉及了高校管理的方方面面。一所大学能否办成国际一流大学由很多因素综合决定，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国外的经验。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以

及教育管理体制决定了中国特有的办学“土壤”，一些来自西方的先进办学经验，在我国是水土不服的。既要看到我国与国外的差距。也要实事求是结合我国国情来加以借鉴。

3.促进了国内外高校的沟通和交流

海外培训期间，扩大了中国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校长们利用参加海外培训的机会向外方介绍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展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果，促进了中外双方的交流，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校长们也利用考察机会，积极建立与海外高校合作。 如2008年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培训团组，在顺利完成培训任务的同时，参加研修的大学校长们积极与外方大学开展交流，在以往交流合作的基础上，悉尼大学、梅西大学、奥克兰大学分别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石河子大学、东南大学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等学校进一步确定了实质性交流合作关系。外方的组织单位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培训受到了外方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举办“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项目”是一个与中国大学交流的极好机会。密西根大学认为通过组织该培训活动可以学习中国大学在地方和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的作用。中国的大学以及文化给美国的学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会。

除了与国外同行交流外，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项目也给国内一流大学的高校领导提供了一次相互交流的机会。培训组织了很多我国大学校长间的研讨和互动，对所看到所听到的及时进行反思，提升了认识，彼此间受益匪浅。培训给新上任的校长提供了学习海外经验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向国内同行学习的机会。2003年11月。樊丽明在就任山东大学校长之前参加了第一期全国高校领导海外培训班的培训。当时，她正在思考走上学校领导岗位之后，如何进行学校层面管理。培训后，她说：“我参加了这次高等教育管理的海外培训，真的是一场‘及时雨’。”

三、对海外培训的建议

“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项目举办是成功的。在组织过程中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各个部门的大力指导和支持。

在学习内容的设计中，除考察国外大学做得好的方面之外，应该加强对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等方面以及高等教育管理与发展的比较。大学校长们在考察了国外大学的运作以及管理之后，需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加以改造和运用。从学习组织方面来看，目前主要强调我国对国外一流大学的借鉴，研修班应该进一步挖掘中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增强我国大学的自信。学习要结合中国特色建设高水平大学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以及讨论，提出一些发展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和管理的思路，最终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

为了深化海外培训项目的后续效果，可以考虑在培训若干年之后，举办相关的研讨会。校长们可就借鉴国外一流大学治学经验的具体的做法，在本校进行试点或改革的案例、经验以及得失进行交流，也可以就西方高等教育的做法和理念进行探讨。这些思考不仅仅是考察后的感想，更多的是实践探索。只有我国大学校长才能深刻总结出西方大学管理的经验和理念在中国的实践，这是社会上其他人无法代替的。学者可以研究理论及总结经验，但是并没有大学管理实际可操作的机会。这些实践及反思可以推动我国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步伐。

此外，海外培训期间，应该充分利用机会，安排我方给外方高校管理人员和师生进行演讲。进行互动交流，向国外高校介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以及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增强双方的深入了解。再者，有个别参加澳大利亚项目培训的校长提出在日程中安排参观的学校太多，没有能够和外方一些学校进行深入交流。有个别校长提出：“在组织对外的学习以及外方的讲课方面，应该针对性再强一点，再深一点。”

(该文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课题“‘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项目追踪调查”成果之一。感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科研与合作交流处提供的有关项目的材料。)

注释：

①罗旭，大学校长，该向国际名校学什么?[n].光明日报，2012-01-04(15).

②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j.http：／／www.people.com.cn／gb／jiaoyu／8216／2702275.html，1998-05-09.

③徐晓黎，参加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第37期美国班总结报告[eb／ol].http：／／202.202.111.157／blouid-297-action-viewspace-itemid一2404，2011-05-23.

④邬大光，世界一流大学解

——以美国密西根大学为例[d].世界高等教育研究，2010，(12).

⑤⑨澳新大学教学、科研组织管理的经验与启示[a].大学建设的国际视野[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⑥constance e.cook&erping zhu.2006michigan-china universicy leadership forum：evaluation one year later executive summary[eb／ol].http：／／202.205.177.9／edoas／websitel8／72／inf030372.htm，2007-05-20.

⑦何屹，办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n].科技日报，2012-01-18(2).

赴国外考察报告例6

一、从研读著作、浏览期刊和网上“冲浪”中吸取养料

阅读是拓展我们教育国际视野的主渠道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等主编的《国际教育新理念》、陶西平先生主编的《基础教育国际化丛书》、钟启泉教授等主编的《现代日本教育课程改革》、冯增俊教授主编的一套《新世纪国际基础教育丛书》、范国睿教授主译的《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实践》等都是提升我们教育国际化眼光的必备书目。

近年来，海外的华人学者在推介国外教育方面也非常活跃，旅居美国的学者薛涌著有《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等著作，在国内曾任中学教师后又赴美从事中学教育的王文女士著有《零距离美国课堂》，旅居日本的唐辛子女士在《羊城晚报》开辟有专门介绍日本基础教育的专栏，这些海外华人学者的书籍与博文为我们提供了他们观察国外教育的视角，值得我们去研读。

浏览比较教育类的期刊，为我们走近国外教育打开了另一扇门。《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世界教育信息》《上海教育・环球时讯》《中国教育报》的“环球周刊”等报刊无疑拉近了我们了解国外教育的距离，这些报刊各具特色，大都涉及外国教育思想、理论与思潮、改革前沿动态等，开卷有益。

浏览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教育部官方网站及世界主流媒体网站中的教育专栏，是我们t望国外教育的主要窗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世界经合组织（OECD）等官方网站时常一些世界教育政策走向文件、公告一些发达国家教育发展权威数据对比分析报告，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它们为我们思考自身的教育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教育部官方网站，是我们了解这些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信息源。

这里要特别推介部分世界主要媒体有关教育类的网站，它们值得我们每天花点时间上去逛逛，主要有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教育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的卫报、独立报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世界日报;澳大利亚的悉尼晨报;加拿大的环球邮报等。

二、从短期考察、短期培训中获得国外教育第一手资料

如今，我国每年都派出不少各级教育行政官员、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中小学骨干教师赴先进发达国家做短期考察或参加短期培训。虽然考察与培训时间短暂，也许只能走马观花式地了解到这些国家教育的皮毛，但我们还是要边行边思，不能只满足于眼看耳听，还需要及时地把观察到的国外教育的特色以考察报告、教育随笔等形式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后与同行分享。

朱永新教授因工作关系到过不少国家考察教育，在考察过程中他把所看到的点滴都做了分门别类的记载，出版了《外国教育观察》一书。北京师范大学郭华教授带领教育家书院首批兼职研究员曾对美国教育进行考察，回国后出版了《差异，差距――中国校长美国考察笔记》。

北京十一学校李希贵校长、广州市南武中学陈祥春校长在考察中做有心人，他们在考察完美国教育后分别出版了《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和《中美基础教育名校行思录》，这两本书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美国教育并做出了他们自己对美国教育的思考。

2010年底唐彩斌、张颖等老师有幸参加了我国教育部组织的首期14名中小学和高校骨干教师赴英国里丁大学教育学院接受培训，受训之余，他们深入英格兰中小学进行观察、学习、交流，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零距离英国教育》一书，作者基于对英国基础教育细致入微的观察，全方位地解读了英国基础教育。

1997至1999年，笔者有幸被教育部公派留日研修，近些年来又数次赴日本中小学考察交流，把在日学习与考察日本中小学所闻所感，编写成了《亲历日本教育：一位留日教师的点墨走笔》一书，即将出版。此书将为那些意欲了解当下日本基础教育改革的教育管理者和一线教师提供别样的视角。

三、在扮演“影子校长”角色中体验与感悟国外教育

近些年，我国一些教育行政部门为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面向未来的中小学校长“领军人物”，分批选派部分骨干中小学校长至发达国家进行“跟岗”交流学习。

2008年5至6月，上海市教委推出了“上海――加利福尼亚影子校长项目”，派出了以上海建平中学前校长程红兵领衔的一行10人，赴加州不同的中小学及幼儿园当“影子校长”，历时35天。

这十位校长、园长沉浸加州期间，眼观美国校长高超的管理艺术，目睹美国学生绚丽多彩的校园生活，饱览令人眩晕的课程设置，加之他们与美国人同住同吃（HomeStay），这样零距离地与美国教育接触，加深了他们对美国教育的理解。程红兵校长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美国教育的文章，展现了他眼中真实的美国教育图景。一同扮演“影子校长”的上海控江中学张群校长出版了《美国高中教育掠影》，全面呈现了他对美国教育的体验与感悟。

赴国外考察报告例7

八年抗战中断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步伐。战争结束后，对于中国法律届人士来说，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另一个是恢复和重建法制。

战罪审判与重建法制

恢复和重建的步伐从1943年就开始了。这年的元旦节，国民政府了年度施政大计，试图从内政、外交、交通等十个方面为战后复员做准备。由谢冠生担任部长的司法行政部，也拟订了4个方面的具体计划，包括司法复员工作计划、恢复法院计划、恢复监所计划、储备司法人员计划等，试图从4个方面来就恢复和重建法制。

作为复员计划的一部分，司法行政部首先将壁山和重庆两个地方法院改组为“实验地方法院”，并将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改由司法行政部直辖，重庆地方法院的行政事务也由四川高一分院程部核办。与此同时，还将四川高一分院和重庆地方法院的院长、首席检察官都由荐任升级为简任。在人事上，调倪征燠担任改组后的重庆地方法院院长。

1944年11月24日，美国国务卿派海尔密克访华，开启中美双方司法考察互访之门。海尔密克是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曾任美国在华租界法院院长，并在东吴法学院执教。11月29日，海氏飞抵重庆，在时任司法行政部参事的倪征燠的陪同下，赴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参观，并拜访了立法院院长孙科。1945年2月海尔密克离华前，对中国司法行政制度提出几点建议，如加强律师参与、建立巡回审判制度、废止自诉等。

二战胜利前夕，同盟国在伦敦组织了调查战罪委员会，设远东分会于中国重庆，王宠惠代表中国出任委员。与此相对应，在行政院设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负责战犯罪证调查工作。1945年5月改隶司法行政部后，谢冠生指派刑事司司长杨兆龙兼掌其事，倪征燠佐之。杨兆龙还奉命起草了《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作为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的法规。当时，战犯罪行调查工作由各地司法机关进行初步调查与审核后，呈杨兆龙核定，最后经外交部转送同盟国调查战罪委员会远东分会审查，作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10个城市的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汉奸的证据。

在国民政府司法院，司法复员工作亦如火如荼。1945年2月22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成立了“讨论战后法规特种委员会”，由洪文澜、倪征燠等人担任委员，进行战后民刑事法规的整理工作。

海尔密克返美后，很快来函邀请中方派员回访。资源委员会提供出国考察经费。谢冠生遂派遣倪征燠于1945年7月起，以司法行政部参事身份访美一年，考察美国工商法规与司法制度。

在国内，希望邀请庞德担任司法行政部顾问已成为共识。这既缘于庞德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和实力，更缘于其在中国众多地位显赫的学生，当然还有他即将从哈佛法学院院长任上退休后时间上的可能。曾留学哈佛法学院的刑事司司长杨兆龙于1945年10月28日写信给庞德，“当前司法行政部面临的大事是立法和司法体系的重建和合理化。谢博士和我近年来经常谈起您，我们一致认为您最有能力帮助我们完成这件大事。……考虑到您年事已高以及您在美国的重要地位，在做此邀请前我们当然也曾犹豫不决。但您对中国以及中国学生的同情以及您过去对法律改革的执著让我们坚信：您一定会做出对我们最有利的决定。”这是杨兆龙代表司法行政部，正式邀请庞德担任顾问。

1946年1月，倪征燠赴哈佛大学法学院，亲自邀请庞德来华。可能是这次邀请打动了庞德。从庞德、杨兆龙来往信件可以看出，到2月中旬，国内司法行政部已经拿到行政院的批准文件，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专门在2月15日给庞德发电报，确认了聘请庞德担任顾问的事实。

2月19日，杨兆龙写信给庞德，言及“由于需要使用中文名字，我们斗胆为您选了一个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名字，发音与您的姓相似，意为‘崇高的美德’或‘伟大的人格’”，并委托庞德列出需够资料的清单。庞德对这个中文名字非常喜欢，在稍后的回信中告诉杨兆龙，“非常感激你们为我取了个中国名字，但想要名副其实恐怕真的不容易啊！”

庞德来华

事实上，早在1935年、1937年，庞德就两度以私人身份访华，访问了上海、南京以及香港。尤其1937年访问时，在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的陪同下，先后前往法官训练所、中央大学做了“司法之功能”和“法律的理想运动”的学术演讲。

1946年6月28日，庞德夫妇抵沪。在上海逗留的两天内，庞德在杨兆龙的陪同下，出席了哈佛同学会、法院首长及学术团体的宴请，并拜访了王宠惠、孙科、孔祥熙、吴经熊等任。6月30日，庞德在杨兆龙的陪同下赴南京司法行政部。7月1日下午，谢冠生部长为庞德举行了欢迎茶会。

整个七月，庞德、杨兆龙都潜心于法制重建的准备上。在杨兆龙的协助下，庞德先就民、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进行了研究。庞德对中国当时施行大陆法系、法典化和法律思想作出肯定性的评价，期望中国自信地在最短时间内创造出合乎国情的法律制度。庞德还提议中国方面聚集专家，合力完成一套专门用来解释中国法律的巨著。

8月7日，庞德草拟完成了创设“中国法学中心”的计划纲要，建议中国成立研究中国法律的中心组织，并首先准备中国法通典的编纂。庞德在致谢冠生的信中指出，“这将是统一中国法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可能是对于中国司法所能做的最有用的一件事”。

8月20日左右，庞德又提交了《关于中国法律教育问题之初步报告》。司法行政部根据其建议，曾决定邀请国内法学专家编纂一套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法律教科书，以利于培养法律人才。这项工作名义上由谢冠生主持，实际上由与庞德与杨兆龙一道合作来进行。

9月4日起连续三天，庞德应教育部与司法行政部的邀请，在南京国民大会堂二楼作学术演讲。首场讲题为《法律与法学家——法律与法学家在现代国家之地位》。第二场演讲在香铺营文化戏院举行，讲题为《法院组织与法律秩序》。第三场演讲讲题为《法学思想与法律秩序》，除了第二场演讲由倪征燠翻译外，其它两场演讲均由杨兆龙任翻译。

考察欧美

1946年9月18日，庞德返回美国处理哈佛法学院院务。返美后的庞德顾问除了执教外，专心准备了中国司法复员与司法改革的各项计划。

是年11月，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组织中国司法代表团，任命杨兆龙为团长率团赴美，与先期返美的庞德会合。杨兆龙此行任务繁重，一方面为了协助庞德继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为了考察近十余年来欧美各国法制的变迁，尤其是战后有关法制的重要设施；此外，还要顺便宣传中国近年来法制改革的情形，尽可能减少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法制的误解。临行前，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委托杨兆龙代为考察欧美各国的法律教育，并搜集各国法律教育资料。其他方面嘱托杨兆龙代为搜集有关宪法事实各项法规如选举法等的资料。

1946年底，国民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宪法。杨兆龙在九、十月间，通过信件征求了庞德对中国宪法草案的意见。庞德为此专门撰文在美国《波士顿航讯》发表。杨兆龙将此译成中文，登载于12月13日《中央日报》，该报称“世界法学权威美国哈佛大学庞德教授最近发表长约两万字余言之论文，对中国今后制宪应注意之基本原则以历史的、比较的方法及社会法的实用哲学的眼光详加论列，颇引起美国人士之注意。”

从庞德、杨兆龙通信看，杨兆龙是在1947年1月初离开中国的。1947年1月30日，杨兆龙抵达美国。抵美后，杨兆龙主要在哈佛协助庞德草拟法学巨著计划大纲，同时为欧美各国司法考察做准备。此外，杨兆龙还参观了美国的部分法院和监所，应依阿华、印第安纳、范德别尔脱等七所大学之邀，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改革、中国现代法之精神及中国宪法等问题。除了法学方面演讲外，杨兆龙还应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对外关系协会等团体之邀请，讲述“中美关系之将来”、“中国政治建设及社会之动向”等问题，论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双方今后的努力方向，驳斥了美国甚嚣尘上的中国反美运动谣言。

是年6月，杨兆龙接到国际刑法学会通知，被选为该会总会理事并被指定为中国分会的筹备人和会长。杨兆龙遂准备参加该会，并顺道考察欧洲法制变迁。行前的 6月12日，庞德特意分别给英国剑桥大学的温菲尔德、格特里奇、霍兰、牛津大学的古德哈特、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温格、荷兰海牙的尼杰霍夫、意大利罗马 Vecchio等教授和伦敦伊斯克检察长一一写了推荐信，引荐杨兆龙，称杨兆龙“是一位非常有涵养的绅士，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法学家”。

杨兆龙于6月20日抵达伦敦。在伦敦杨兆龙主要拜访了拜访了联合国战罪委员会主席，并参加了战罪审查会，该会“对于中国去年公布施行之《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甚为满意，认为与该会政策及国际法之最近发展不谋而合”。由于不得不立马赶往巴黎，他未能前往拜访牛津、剑桥的教授们，在给庞德的信中引以为憾。

6月27日，杨兆龙乘火车抵达法国巴黎。在法国的司法行政部访问两天后，杨兆龙将剩下的时间主要用来购买资料，并联系了一些教授和朋友。在巴黎，杨兆龙跟一个经营古法律书的书商取得了联系，他将会尽可能地帮助收集书籍。

7月9日，杨兆龙乘飞机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我国首席代表身份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统一刑法学会第8届大会。杨兆龙在给庞德7月7日的信中表示，“之后，我可能会参加另一个关于战争犯罪的国际会议。于7月28日举行的日内瓦和平法国际会议也邀请我去参加。但我仍未决定是否要去。”

此后，杨兆龙便赴德国柏林考察欧洲法制变迁和盟国管制，在此期间接到通知，以政府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刑法学会于1947年7月底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五届大会，在该会上杨兆龙当选副会长。是年8月21日《东南日报》报道称“杨氏在会议中之演讲，甚为各方所推崇”。

8月初，杨兆龙赴意大利，由意大利转道巴黎、伦敦返回美国。返美后，杨兆龙把所搜集到的各国法制资料及特殊问题研究，协同庞德拟定了“法典诠释委员会”详细计划，准备组织七八个人组成委员会，编纂系统的中国法制巨著七册，每册1200页，以解决学术上的争议。

1947年的司法行政检讨会议

1947年9月20日，杨兆龙偕庞德夫妇一道乘机离美，于9月22日抵沪。

是年11月5日至10日，司法行政部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议。这是继1935年的司法行政检讨会议之后，再次专门就司法行政进行总结的会议，参加会议者共有112人，主要有中央及地方全国司法行政系统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大会共收到了596个提案，涉及中国司法行政各个方面的问题。

该会议成了庞德、杨兆龙师徒上演“二人转”的舞台。 11月5日下午，庞德做了题为《近代司法的问题》的专题报告，由杨兆龙担任翻译。11月6日上午，杨兆龙又在会议上做了《出国考察及参加国际会议之经历》。从会议议事日程安排上看，庞德、杨兆龙以及倪征燠报告的次第安排，显示出了司法行政部对这些报告的重视。

在会议期间，杨兆龙与庞德联名提交三项议案：《请确定简化司法程序之基本原则案》、《关于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的惩戒与赔偿如何实施案》、《关于人民身体自由之保障程序如何实施案》。此外杨兆龙还单独提出了四项议案：《切实研究短期自由刑之存废及替代问题藉收感化之实效以符用刑之目的案》、《通盘研究幼年犯问题以便修订补充现行制度案》、《建议请于司法行政部及各省高等法院增设无线电台以增加行政效率案》和《尽量沟通民刑诉讼以适合国情树立司法威信案》。这些提案大都获得了会议通过，并交由职能部门办理。

是年12月15日、17日、19日，庞德在杨兆龙陪同下，到中央大学、政治大学作学术演讲并任翻译。三次讲题分别为《比较法学与历史作为中国法律之基础》、《统一法律解释与适用》、《中国宪法之发展》。12月27日，杨兆龙又陪同庞德至南京孝陵卫法官训练班作学术演讲并任翻译。1948年2月4日，庞德在法律教育委员会会议上作演讲，《欧美各国法律教育之历史及新趋势》，杨兆龙担任翻译。

功亏一篑的司法调查

1948年5月，为了彻底改善法制，司法行政部专门设立了法制研究委员会，从事法制实际调查、法制改革方案研究、重要法学著作编篡等工作。委员会下分设“法学著作编篡委员会”及“司法调查团”。法学教科书的编篡工作由庞德与杨兆龙共同主持，司法调查团由庞德与杨兆龙分任正副团长。

司法调查工作分设五个组进行：第一组调查治安机关及刑事调查与侦察机关；第二组调查刑事诉追及裁判；第三组调查刑罚执行与刑事感化；第四组调查民诉及执行法规适用情形。全团人员配备共20至25人，其中8至10人由司法行政部延聘专家担任，其余人员则由部内人员及部属机关人员调充。当时，暂定调查期限为一年，主要调查京沪、沪杭、浙赣三路及其附近地区为限，以后调查区域，视实际情形逐渐扩充。

1948年6月7日调查正式开始。团长庞德及副团长杨兆龙率第一组赴南京，在南京监狱及南京高院、地院所属监狱看守所进行调查，并赴南京警察厅及所属机关。6月8日，庞德、杨兆龙率二、三、四、五组赴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对两院及监所进行调查；与此同时第一组赴南京警所，调查南京警务与司法之关系。司法调查团在南京调查一周后转至上海。

6月17日，司法调查团在上海举行了分组司法座谈会，下午三时，庞德还在上海高等法院举行了一般综合性座谈会。在沪期间，杨兆龙还陪同庞德去东吴法学院作学术演讲。

6月18日，庞德一行离沪抵杭。19日，司法调查团在杭州调查各司法机关，并出席杭州市律师公会举行的“律师及司法问题”座谈会。在杭州期间，庞德应浙大法学院之邀作学术演讲，由杨兆龙担任翻译。

7月26日司法调查团返回南京。8月1日司法调查团赴江苏省继续调查。结束调查后，即整理调查资料，制作成调查报告，呈送司法行政部作为法制改革的参考。司法调查最后因时局剧变而功亏一篑。

1948年9月10日，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在华侨招待所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会末，庞德应邀作了《美国律师公会对司法之贡献》的演讲，由杨兆龙作翻译。

赴国外考察报告例8

一、采风观政

所谓采风就是国王派专人负责到民间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通过采风，统治者可以观政之清明，官之勤廉。采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调查活动。

采风始自西周，目的一是观俗，二是观政，前者是考察生民的民情、风俗、习惯，后者则是通过民情来观察统治者的德行。

采风是一种观政之制。周初统治者以殷为鉴，认为欲使江山“永支百世”，就必须敬德保民，“秉德明恤”，《尚书·大诰》说：“天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天意就在民情中，透过民心之向背，可以了解天命之去向。正是了解了这一点，西周统治者确立了轻鬼神、重人治的治国方略，通过采风，实现“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之目的。周天子凭借采风获得的民俗的、语言的、文学的资料，透过其内容和情调便可了解政之好坏，民之疾苦，吏之贪婪，并据此来赏功罚罪，安邦治国。正如《诗经·关雎》小序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西周采风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一个创举，也是奴隶社会统治者主动接受人民监督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一制度为后来的东周所继承，并对两汉产生了较大影响。

汉初，政权未稳，经济凋敝，民间贫困，汉武帝为了巩固政权，缓和矛盾，继承西周的采风制度，加强了社会调查，多次派人巡行天下，“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元狩六年又“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2]大量的社会调查，使他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从而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后西汉元帝、平帝，东汉光武帝父子等都派人采风。两汉的采风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乐府诗”，[3]为统治者的为政留下了很好的监督素材。如童谣《举秀才》就是对东汉的察举制度的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

二、上书告诉

上书通常是指臣民向皇帝递交报告，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鸣冤喊屈或举报违法犯罪等行为。上书是古代帝王直接倾听群众呼声并利用它来完善统治的一种监督制度。百姓上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相传尧舜为防止政令失误，曾相继设置了“进善之旌”、“敢谏之鼓”、“诽谤之木”，以广泛听取臣民对政务的建议、批评。

所谓“进善之旌”，是尧在位时在朝廷前设置的一面旗帜，让百姓站在该旗帜下向他直接指陈政事，提出批评、意见或建议。尧的这一广开言路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正是百姓的批评、指责，尧方知繇治洪水泛力，进而派舜巡行天下，考察民情。

舜为了更多地掌握民情，以免疏漏，在自己的门前竖起了“诽谤之木”。所谓“诽谤之木”，就是在门前立了一根木柱，无论是谁发现了舜的过失，都可以在木柱前大胆指出，由书记员记录下来转告给舜。舜一方面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还广开言路，设置了“敢谏之鼓”，收集治国之良策，征招治国之贤才。所谓“敢谏之鼓”，就是在门前放上一面大鼓，无论是哪个人想举荐贤良之士，进献治国之策，只要击几下大鼓，舜就接见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通过这种方法，舜重任了颛顼帝的八个子孙，惩罚了帝鸿氏、少皋氏的后代，亲自讨伐了三苗的叛乱，罢免了治水不力的繇。

周统治者也仿效尧舜之“敢谏之鼓”、“诽谤之木”的信访做法，在内朝设置路鼓，在外朝设置肺石，分别配置太仆、朝士等官职，专掌理百姓上访之事。“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待以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以序守路鼓”[4]

汉世去古未远，普通民众对国家政事仍有一定的参与权。国家鼓励吏民越级上书，诣阙言事，制定了严格的保障吏民上书权利的“言事变”制度，据此，广大吏民可直接至汉廷反映官吏们的贪污违法行为，或对国家大政事务发表意见。

百姓上书言事制度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初统治者十分重视群众舆论的作用，广开言路。武则天执政以后，为巩固皇位打击政敌，于垂拱二年六月，在中书省设置了匦使院这一特殊机构，为便于臣民上书，铸造铜匦置于朝堂外，让天下人投匦言事。[5]铜匦四面，几乎每一面都与招贤纳谏、献言进计、检举揭发、褒贬时政、军情、政策有关，它严如一个检举箱、意见箱，为百姓上书议论时政开辟了一个专门的通道。

唐之匦使院的建立，使上书监督制度化、规范化，为统治者了解下情开辟了一条专门的渠道。宋在唐的基础上，设鼓院、检院两个不同层次的专门受理吏民上书的告诉机构。

明清两代承继前制，允许臣民上书告诉，洪武九年下《省变求言诏》曰：“……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寻思至此，惶惶无所手足，惟告臣民，许言朕过……”[6]还在中央设有专门的接受吏民上书告诉的专门机构，通政使司和登闻鼓院(清改院为厅)，从机构上保障政情畅通。“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章奏实封建言，陈情伸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7]是通政使司的重要职能。仁宗即位时诏：“凡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8]

三、非常诉讼

1.民拿害民官吏制

出身贫贱的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十分重视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他一方面颁布文书、诰谕，劝勉官吏廉洁，另一方面亲自编写、制定法律，利用法律严惩贪官污吏，树立典型案例警示其他文武百官要洁身自好。同时朱元璋还发动群众，让群众也参与到反贪治贪的运动中来。他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贪官污吏，建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允许百姓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朱元璋在《明大诰·乡民除患第四九》律令中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朱元璋一方面鼓励人民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允民拿害民官吏赴京，另一方面要求官吏“虽无文引”，关津也要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于阻挡者，其家当诛。”[9]在朱元璋的号召下，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把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并因此获得重赏，在朱元璋的亲自过问下，因刁难途经淳化的嘉定县民郭玄二等绑缚害民弓兵赴京告诉，巡检何添观被砍脚戴重枷服刑，弓兵马德旺被枭首。朱元璋不仅要求民众对贪官污吏可以绑缚赴京治罪，而且对不为民便、不行仁政、为非枉法的害民官吏，亦可擒拿赴京：“所在有司所掌事务，本为民便，往往不行仁政，于差拨及一切词讼，卖富差贫，刑名有理做无理。诏书到日，今后有司官吏敢有如此，许群民或百十擒孥赴京。”[10]明仁宗即位亦赋予民众对于贪官污吏、科敛害民官检举和告发权，然后由相关官吏进行拿问解京。[11]

民拿害民官吏不经地方，直接绑缚赴京面陈皇上，是一种非常诉讼。它一方面违反了大明法律关于户籍管理的规定，另一方面打破了正常的诉讼程序和审级管辖，超越了禁止越诉的规定。此外，它还打破了等级界限，使那些害民官吏颜面扫地。正是因为民拿害民官吏赴京治罪，严重损害了官吏的尊严，有伤大体，朱元璋死后其子就终结了这个制度，下诏对害民官吏许诸人首告，但须由所司拿问解京。

2.直诉与越诉

直诉即不依诉讼等级直接诉于皇帝或钦差大臣，它是诉讼中的特别上诉程序。直诉的形式主要有登闻鼓、邀车驾告御状等。

直诉作为制度成于西晋。西周时内朝之路鼓主要用来听取群臣百姓对政务的意见，或百姓对政务之批评，外朝之肺石则供京畿内外之老幼穷苦百姓申冤之用。两汉时期，虽没有直诉制度，但“诣阙上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直诉的作用。所谓诣阙上书是指案件受害人或其他当事人到京师向中央的司法机关提出诉讼；阙，即门观，为两汉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

以登闻鼓为主要形式的直诉制度始建立于西晋。所谓登闻鼓制，就是在宫阙大门旁悬一大鼓，凡有奇冤者可至宫阙击鼓，直接向朝廷上诉冤情。可见，登闻鼓制度是由前代谏鼓、谤木等以广开言路为目的的谏议制度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以直接上陈冤屈为主要目的的直诉制度。自晋以降，登闻鼓直诉制度各代相沿不改。

唐宋时期，除了登闻鼓制度外，还允许百姓邀车驾告御状，凡是案情较重，又有冤抑不能申诉者，可以不经审判机关而邀车驾上表，直诉皇帝。

登闻鼓、邀车驾告御状，是古代百姓沉冤难申时才采用的非常之手段，通过直诉皇帝或中央司法机关，来实现司法之公正。这一非常诉讼程序，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既是恤民政策的一种，也是一项重要的监督官吏的措施。通过登闻鼓发现冤假错案，发现官吏为非违法，通过对错案的纠正，对受害之当事人进行救济，对非法之官吏进行惩罚，进而达到正通人和之目的。

越诉是另一种非常诉讼。前述民拿害民官吏之制实质上也是一种越诉，但在政策法律上首开允许越诉之河的是北宋末宋徽宗统治时期。宋初，沿袭唐之规定，禁止越诉，原告须“先经本县，次诣本州、本府，仍是逐处不与申理，及断遣不平，方得次第陈状，及诣台省，经匦进状。其有蓦越词讼者，所由司不得与理，本犯人准律文科罪。”[12]宋朝末期徽宗政和以后，禁止越诉的限制发生了变化，凡“官吏辄紊常宪法，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政”的推勘官及行杖人，“许赴尚书省越诉。”[13]宣和三年朝廷又针对“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百姓”，“擅轩绳缫，以威力取乞钱物”，“而监司守令坐视漫不省察”的情况，“许民户诣监司越诉。”[14]宣和四年徽宗再次下诏扩大越诉范围。

在北宋基础上，南宋广开越诉之门，“朝廷虑猾吏之为民害，故开冒役越诉之门。”[15]民间词讼，“苟情理大有屈抑，官司敢为容隐，乃设为越诉之法。”[16]南宋增设越诉之法，主要是为了利用民众力量，加强对州县官吏非法害民行为的监督和钳制，并最终达到宽恤民力，恢复生产，巩固赵宋王朝政权的目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到：“诸奉行手诏及宽恤事件违戾者，许人越诉”，即对于官吏不奉行诏令，不依法办事，不重视民事，不宽恤民力等行为，准许民众越诉，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越诉的范围。

从南宋准许越诉的诉讼范围来看，主要涉及非法侵人物业、典卖田产不即割税、官吏受纳租税不依法、籴买官物非理科配、私置税场，邀阻贩运、官吏私自科敛百姓、官吏受理词讼不依法等方面的案件。[17]所诉事由对于原告来说基本上都属于民事案件，但从被告来看，却是属于被告的职能或职责所在，是国家的行政行为。

北宋、南宋的越诉之法，虽然意在宽恤民众，但却收到了行政监督之效果，发挥了行政救济的社会功效。

四、遣使巡行

遣使巡察是我国古代一重要监察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推行视察地方的制度，称“巡行”或“循行”，随着秦汉监察制度的建立，尤其是汉十三部刺史的派遣，遣使巡行成为中央监察地方的固定形式。[18]遣使巡行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不论是定期巡行还是不定期巡行，监察官们都离不开基层吏民百姓的帮助或协助，换言之，遣使巡行是民众对国家行政事务及其官员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

首先从监察对象和内容来看，遣使巡行的对象是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行政不作为等违法乱纪行为。汉武帝在派遣剌史时制定了《剌史六条》，严格规定了剌吏的监察对象是强宗豪右、郡守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及其子弟，监察的内容涉及以强凌弱、侵渔百姓、不奉诏书、违背典制、不遵法纪、滥杀无辜、为所欲为等行为。唐朝进一步扩大了巡行监察对象的范围和内容，其《巡察六条》将地方官不论大小全纳入监察范围，监察内容涉及官吏的品德、政绩、贪污违法等[19]。由于监察的内容涉及到百姓的自身利益，且监察官巡行可以帮助百姓解决问题，保护其利益，因此，百姓特别是受侵害的百姓都会利用监察官巡行的机会拦车(马)告状，积极参与到对地方官吏的监察之中。

再从监察的方法来看，巡行监察的方式主要有：接受检举揭发与控告。吏民的检举、揭发与控告是监察机关监督百官的重要手段，也是监察官获取官吏不法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监察官在巡行时，吏民通过拦车(马)喊冤、投书揭发或告密、或击鼓申诉等方式，向监察官反映情况。如汉朱博任冀州剌史时，一次出巡“吏民数百人”包围着他要告状。[20]

进行社会调查。调查一般是监察机关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经吏民百姓检举揭发的违法违纪案件，经过一定的立案程序后，进行调查落实。汉朝监察御史翟方进调查的案件就是典型一例。[21]

采民俗。监察御史在巡行时，不仅要监察地方官有无违法行为，而且还要考察当地的治理情况，如教化、粮食收成、治安、风俗等等，以便对地方官作出正确的评价。采集民俗实际上是过去社会采风活动的一种变相沿承。汉宣帝派使臣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得失。”[22]武则天置右肃政台，专掌“察州县吏善恶，风俗得失。”命左肃政台兼察州县，每年春秋两次出巡，春采风俗，秋行廉察。[23]

中国古代百姓监督官吏制度，虽然不是法定的正式的国家行政监督体系的一部分，虽然它需要依据某一监察制度才能间接产生，但它在国家行政监督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它不仅体现了统治者体恤民众的恤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且，还维护了国家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改善了吏治，保证了政令的畅通。然而，中国古代百姓的这些监督活动或行为，毕竟不是真正的行政监督，尤其是不能与今天的行政监督同日而语。

注释:

[1]《汉书艺文志》。

[2]《汉书武帝纪》。

[3]西周采风的结果留下的是《诗经》。

[4]《周礼复官》。

[5]《旧唐书职官志知匦使条》。

[6]《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45页。

[7]《明会典》。

[8]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193页。

[9]《大诰三编民拿来害民官吏》第34页。

[10]洪武19年《优恤高年并穷民诏》，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64页。

[11]《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193页。

[12]同上。

[13]《宋大诏令集》卷202。

[14]《宋会要刑法》卷2二之82。

[15]《宋会要刑法》卷3之33。

[16]《宋会要刑法》卷3之29。

[17]参见郭旭东：《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600-607页。

[18]汉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设立固定性的13部刺史，驻地专司监察地方。《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5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600石，员13人。”。

[19]见《新唐书百官三》。

[20]参见《汉书》卷83《朱博传》。

赴国外考察报告例9

5月初，顾祝同、张冲在的授意下向正式提出有意派视察团前往边区视察。称这既是为了表达对中共延安地区的关切，调查边区军政及民众组织情形，同时也考察中共推进合作的诚意。

当即电告中央，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答应，但“视察团”应改名为“考察团”，以体现双方的平等。

5月14日，经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协商，、、秦邦宪、、联名致电：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电文还提出，坚决反对康泽及其他任何叛徒作为考察团成员，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

5月15日，同顾祝同、张冲继续谈判时，正式答复他们：1、不能称视察团，应称考察团；2、不能让康泽和中共叛徒参加。顾祝同、张冲表示可以考虑接受这两条原则。当日，顾祝同、张冲就此请示。基本同意，但提出既然由“视察团”改为“考察团”，那成员与正式名称均以西安行营的名义组织，不称“中央”。

5月16日，洛甫、、等致电，表示同意南京国民政府派考察团，考察的目的为增进团结。于是，派考察团赴延安一事在双方的协商下就此定了下来。

为了做好考察团的接待工作，中共中央在此后的几天内就考察团一行的路线、行程、接待、宣传等作出了部署。考虑到考察团成员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中共中央决定由在黄埔军人中素有影响和声望的、陈赓全程陪同。为了体现对考察团的重视，中共中央要求各接待单位均按“中央考察团”名义接待之。

按的旨意，顾祝同、张冲也积极筹备相关事宜。几天后，考察团成员名单基本确定。考察团正式定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共18人组成，团长涂思宗（第四军副军长），副团长邵华（西安党部常委）、萧致平（西安行营高级参谋），成员为李静谟（行营政训处）、胡其卓（行营职员）、王盛英（行营第二师秘书）、王卓允（行营第一师参谋）、李华英、蔡贤俊（行营政训处）、龚梦涛（行营第一师参谋）、张秉球、杨寿培、杨蔚、潘松文（第二师）、萧树经、刘垄潮（别动队考官）、胡公冕、张廷镛（西安省政府）、徐康爵、刘震亚、李宗山。

5月23日，考察团从西安乘车出发。出发前谈判代表张冲前往送行。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

在云阳镇，考察团受到了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红军前敌指挥部专门举行了军民欢迎大会。总指挥等在大会上致词表示欢迎。欢迎大会后，热情接见了考察团全体成员，介绍了红军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考察团成员提出的问题。考察团对刚刚闭幕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十分关注，询问这次会议的内容。回答说，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有三项：“传达与动员改苏维埃政府为特区政府，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讨论抗日准备阶段中，红军抗战教育问题”；“如何巩固国内和平统一问题”。

24日，考察团在云阳参观机关、部队。这些与中共隔绝、对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政要员，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对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考察团团长涂思宗觉得过去与现在见到的不一样，考察团副团长邵华公开说，他“在云阳感觉很好”。

25日，考察团分两组在庄里镇及附近考察红军部队。对两天来的考察活动，他们感到满意，他们的初步印象是“共党合作具诚意”、“红军抗日，情绪极高涨”、“一切红色人员均有艰苦卓绝精神”。当日，考察团结束在云阳、庄里、三原的考察，继续北上，经铜川、宜君到中部县。考察团全体成员在中部县祭扫了黄帝陵。随后，考察团乘车继续北行，经洛川、甘泉前往延安。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时刻关注着考察团一行。红军前敌指挥部作为接待考察团的第一站在谨慎而热情的接待中，逐渐了解了考察团基本情况，并汇报延安。在基本的态度明确后，延安《红色中华报》于5月26日发表了经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修改的社论《欢迎中央考察团》。社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侵略步调正日益加强”之际，“自中国共产党致三中全会通电发出后三月，遂有中央考察团到苏区之一行，在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更推进一步之意义上，此实为颇堪庆贺之事”。“盖此公开使节之派遣，实足以证明十年来对立之局面可告最终之结束，今后经过国共两党之愈益接近与努力，中华民族之光明的前途实可望有更大踏步之发展，此实不特为中华民族之幸，抑亦为世界反侵略战线之幸”。同日，延安《新中华报》还以《中央考察团不日来延》为题报道了考察团的有关情况。

26日，边区政府还派人专门赴甘泉迎候考察团。

29日，考察团到达延安。

下午5时，考察团到达延安南城门外，受到延安各部队及音乐队的热情迎接。当日的延安南城，城楼上站满了欢迎的军民，两侧的墙壁上，更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对联，城门上方挂着横幅，上写：“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进入城内，延安军民涌立街头两边，欢迎考察团。延安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拥护国共合作！”“实现总理遗嘱！”“拥护蒋委员长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标语和横幅。一时间，延安城到处洋溢着国共合作、民族团结的热烈气氛。

按照事先安排，、陈赓首先陪同考察团到招待处安顿下榻。

当晚6点，边区政府设宴为考察团洗尘。宴后举行欢迎晚会。边区领导人林伯渠宣布开会，致欢迎词。热情洋溢地说：

“今天这个欢迎会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干起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

“共产党方面诚意地欢迎中央考察团，丝毫没有假意。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充分表现。”

致词后，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副团长邵华也在会上致词。涂思宗在致词中表示，非常感激对他们的欢迎，“刚才毛先生的许多指示及沿途观察的结果，我相信全国精诚团结，定能使国家民族复兴。我希望两党彼此开诚布公，扫除误会矛盾，才能对付我们的敌人。”邵华在致词中讲，中央对抗日准备已经有很大的决心。“希望在最近时候公布共产党红军领袖与中央负责人能够聚会一堂，倾谈一切，来研究最有效的办法”。他还专门讲解了三民主义理论，“最后希望国共两党紧握着手，长期的握着手，向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前进。”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武装部队五六千人，在城门外大操场集会，纪念五卅运动并欢迎考察团。大会主席团由冯文彬、刘长胜、等5人组成。大会上，首先作报告。他列举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侵略罪行后指出：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我们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是打日本救中国。我们欢迎中央考察团也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现在国共两方均感觉要团结，共同抗日救国，考察团来此就是为了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打日本。”接着总司令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词，表示热烈欢迎考察团来苏区考察。考察团副团长萧致平应邀在大会上讲话，他激动地说：“本团奉中央命来延安与各同志各同胞见面非常高兴。从今天谈话后，我们将一致团结起来了，民族独立自此也一天一天地完成了，希望大家在民族抗战的决心上，在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一致奋斗，把我们的敌人驱逐出中国去，收复失地，到那时我们再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功大会。”考察团的另外两名团员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于下午6时才结束。

在延安考察期间，考察团先后到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驻延安各部队和边区政府机关等进行考察参观。在抗日军政大学，考察团由校长引导先考察校本部，然后到大操场检阅千余人的抗大师生队伍，并与师生个别谈话。抗大艰苦的生活环境，紧张的学习生活，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红二方面军部队，考察团受到的盛情接待，并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述红军长征途经松潘草地时的艰苦生活。还亲自带领考察团参观了红四方面军的驻地。在这里，他们还见到了刚刚由河西走廊返回延安的原西路军负责人。期间，考察团成员对随行的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此次考察印象甚佳，边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非常诚意，特以此意转达国民政府，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

在延安的考察过程中，尽可能地抽出时间相陪。他友好热情、注重礼节的长者风范令考察团许多人都非常敬佩。当时在延安的史沫特莱目睹后，十分感慨。她后来记述到：“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西北视察红军，最后来到延安。我看到朱将军以主人身份，招待那些跟他打过10年仗的将军和校官。他一反我所知的率直纯朴的军人作风，也搬出来旧的一套社交礼仪，不过，并没有任何虚假和奉承。在他那亲切的态度里，贯穿着威严、庄重和自信。”为了安排好下一步考察团分赴各地的考察，、致电、任弼时、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林育英：请各兵团按照新规定人数由每个军准备两个团，以军为单位集中于执行地点附近准备于考察团到时参观，参观完毕即开返原防。

5月31日，考察团乘汽车离开延安，边区领导人林伯渠等前往送行，与考察团成员一一握手告别。考察团在陈赓的陪同下去西峰、洛川、镇原等地苏区考察。当日晚，考察团夜宿洛川。

6月1日，考察团抵达云阳。在此兵分两路，一路在陈赓陪同下由云阳迳赴西峰。另一路则直回西安向行营报告后再赴陇东考察。6月3日，、致电陕甘宁军区：考察团几天内可到达庆阳参观步校及陕甘宁部队，望在不妨碍清匪行动下整备300余人的1个团，以供参观。

赴国外考察报告例10

政策松绑

为推动海峡两岸直接双向投资，促进两岸经济繁荣，通知表示鼓励大陆企业积极稳妥地赴台湾地区投资。通知规定，大陆企业赴台湾投资应遵循互利共赢和市场经济原则，主动适应两岸经济发展，精心选择投资领域和项目，并按照当地有关规定，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注重生态环保等。通知说，企业申请时，需先向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提出项目申请报告，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同级台办初审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管理企业可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交项目申请报告。

随着两岸关系新格局的出现，“三通”实现，“双向投资”成为当前主题。一直以来，大陆企业赴台投资难与台资到大陆的投资进行比较，“双轨制的投资方法对大陆企业有影响，近年来两岸一直不懈的努力也改变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单向投资状态。”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向《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说。

近年来，两岸经济关系不断发展。“过去因为交流少，只能进行些简单的贸易活动，而如今在农业、电子信息、生物、石油化工、能源、环境保护、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均可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汪文祥表示。此外，台湾方面也做出一系列两岸双向投资的政策松绑，比如取消外部至台投资需出具非大陆资金的规定，大陆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即可通过间接方式投资台湾市场等。

基建先行

双向投资是新格局下的趋势。现今大陆企业对台投资已然得到确定，虽然还是有众多限制，但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已出新机，也将为岛内带来活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台湾的经济就一直没有迅速发展，大陆企业的进入投资将为岛内带来机会，从建厂房一直到就业带动，两岸的合作建设会为台湾带去资金流入，也会发展商业不动产与旅游业等，也会刺激本地企业。”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张汉亚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汪文祥同时也表示，大陆企业的对台投资可以对台湾起到持续发展经济的作用，从基建到服务都会有拉动作用。

在当选后曾表示将开放大陆企业投资台湾房地产，去年4月，潘石屹等8名地产商曾组团赴台企业开考察地产市场。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行政院院长”刘兆玄的话称，台湾不会允许大陆投资台湾房地产，但会允许其投资基础设施。王建民表示，在投资过程中或许会放开办公楼、厂房等建设，但是住宅市场却未必放开。汪文祥认为，台湾的住宅市场的增长空间不是很大，与大陆不同，台湾人少，且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目前是否放开房地产开发还只是猜测，没有确定的规定出台，不过可以肯定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不好，台湾人力成本高，政策尚未明朗之时，大陆企业在岛内投资对经济有利好。”王建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