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经济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重点关注了制度这个以前被经济学家们忽视的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个人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假设、机会主义假设等假设的基础上对制度展开了经济分析，逐步发展了产权理论、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传统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目前已经有人把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它颠覆了传统理论学说，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

首先，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冲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学术理论最重要的冲击。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但是现实经济必须在正交易费用和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中运行，所以制度的经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1]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科学研究的方法就是他们所特有的“显微镜”[2]。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三大基础是天赋、技术和偏好。新制度经济学引进了制度要素，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理论的第四个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改变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用现实的人进行了代替。此外，新制度经济学还假设了交易费用为正，以交易费用比较各种制度的经济效率，这种种的努力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更加接近于现实环境，其重要的研究成果科斯定理揭示了交易费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科斯于1937年和1960年分别发表了《厂商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产生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甚至被成为科斯革命。科斯第一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怎么确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科斯第二定理：若交易费用为正，不同的产权确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科斯第三定理：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科斯通过分析大量实例来证明他的理论成果，虽然科斯定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很贴近现实了，对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科斯定理认为交易成本为正时，法律制度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在进行权利初始配置时，必分考虑各种要素，运筹帷幄。政府应该通过权利的合理性配置改变收入分配，实现公平的目标。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起步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制度要素，极大地冲击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堪称是一场大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科斯也因此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世界主流经济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认可和褒扬。

二、对传统的社会理论的冲击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社会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家的起源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的热点话题，但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成果过于肤浅，难以取信于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介入使得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飞跃，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着重发展了社会契约论和暴力掠夺论这两大理论。社会契约论者放弃了对国家的演技过程的研究，专注于理论逻辑的角度，他们认为：国家起源是人类为了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达成社会契约的结果。暴力掠夺论的学者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的对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则提出“暴力潜能”分配论。他把国家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他认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就会产生契约性国家，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不平等分配，就会产生了掠夺性国家。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学派的区别在于，将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分析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国家理论。[3]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研究了国家的起源、作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总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学科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三、对传统的经济史理论的冲击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从制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反响。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运用了假设演绎模式，用数学方法研究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这与传统的、偏重于历史材料罗列的经济历史学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堪称是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巨大突破，把经济历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重新解读了西方社会的兴衰，对奴隶制、庄园制有着独到的见解。除此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还对“李约瑟之谜”进行了研究，罗斯托、埃尔文、林毅夫等经济学家通过对制度的考察解释了“李约瑟之谜”，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他们的这一结论发人深省，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的冲击也是让人深思。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对制度展开经济分析，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社会学、传统的经济历史学等学术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经济分析的情景更加现实，也使得人们对社会、国家、历史的演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它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停止，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正统经济论文例2

改革开放30年间，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形成；同时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从封闭、半封闭到令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伟大转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间接调控为主要手段的经济调节体系正在促使政府职能快速转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全民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正在深入；中国经济正在以一个崭新的开放体的形式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制度改革，使我国综合实力有了本质性的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显著增强，消费结构逐步得到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崛起对世界金融、产业和技术，以及对它们藉以运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也正是这30年，为我国的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想、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模式等各方面宽松的成长空间，在这种环境下，管理学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成就。30年后的今天，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以及更高的发展目标也给管理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科学在我国又迎来了一次新挑战，同时也孕育着一次新的机遇。

一、当今我国管理学所处的历史背景

1．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迎来了知识经济社会

科技进步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根本力量，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给生产力带来了质的升华，并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科技进步已经超越传统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进步不断向外扩展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可能性边界，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知识生产要素化已经成为现实，一个技术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世界已由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同时，信息的价值特征日益显现，它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信息流的管理已经成为对物质流管理的主要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企业运作方式，要求各种生产方式建立在高效率的信息基础上。

知识与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知识经济的框架业已形成，并将人类带入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传统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支撑了经济的发展，而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必定来自于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积累、应用和管理。

2．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市场、组织和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促使许多国家的多个社会经济单元，如金融、投资、制造、运输和通讯等，都已经打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融成一体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而获得高速增长、全球经济也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中获益，同时美国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的扩散型冲击都是明证。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生产、消费倾向、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参与者将其生产和市场要素在三维空间里的开放。此刻经济全球化所涵盖的生产要素和市场的总量是恒定的，且每个参与者所得到的平均份额与参与者的总数成反比，因此合作是表象的竞争是永恒的。而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经济虚拟化却将这种开放引入了更深远的四维空间。此刻由于信息可被复制的特性，参与者的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平均份额与参与者总数呈正相关，自发的合作和追求帕雷托均衡的可能性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3．管理哲学思想的演变

人类的管理哲学思想及相应的实践活动正处于从经典的还原论向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转变中，将复杂的系统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再通过求和来了解整体特性的还原论，因其机械性，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需求。而系统论和整体论强调不仅要注意系统的构成要素，更要了解系统的整体有机特性，同时将客观事物对象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对待，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以寻求各子系统能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的帕雷托均衡这种哲学思想的革新正在动摇还原论的根基。

这种思想的变迁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最明显的就是社会生产分工的综合性趋势。分工曾经推动了人类社会步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标志也是还原论发展到巅峰状态的表现。而系统论和整体论却表现为专业分工的综合化，因为越来越长的职业分工清单从本质上讲不是专业分工的详尽，而是不同分工间界限的模糊化，这也正是信息社会注重功能整合和整体效益、强调柔性管理和应变能力的组织形式上的表现。

人类社会及其思维的上述变化必然影响管理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反映在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上又体现为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不同学科理论的融合。一方面，管理科学向其它学科渗透，形成了管理经济学、工程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另一方面，管理科学又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吸收成为自己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强调系统论和整体论并不意味着摒弃还原论，这是因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尚不完备，而另一方面基于还原论社会学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几近巅峰状态。发展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管理学是我们的追求，但此刻就抛弃还原论会使我们失去手中现在最为有利的工具，同时也只有通过对基于还原论的管理学无以复加的应用所带来的思考与不满足才有可能形成实质性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观，须知任一高度的系统论可能是更高层次系统的还原论的构件，而任一层次完整的还原论都是该维度系统论的综合。

同时，本着“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管理科学存在将传统的理性管理理论与人性管理理论、当代西方管理思想和东方古代管理思想相互融合的趋势。

4．自然资源的短缺性

各种自然资源的短缺，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传统能源的短缺正极大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短缺和伴随而来的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达成可持续发展终极目标的巨大障碍，这也是以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工业经济发展到极致的自然表现。这种短缺呼唤狭义和广义两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其狭义一方面指的是对新能源和可替换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指为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而对“绿色”能源的追求。其广义指的是将知识和信息作为产要素引入生产过程而降低自然资源所占比重。

二、创建“中国模式”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从本质上讲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是社会文化的结晶，且服务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管理科学在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不放弃既有的社会体制一基本价值体系一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和管理科学传统观念的前提下，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优秀部分，即吸收自由市场经济方式，并使之高效率地服务于现有的社会经济系统，这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的创造性变革给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一直和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个领域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鲜有中国的声音。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因此我们急需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科学。一方面我们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营养源，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管理科学；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从古代到现代，西方管理学强调的是效率以及所依靠的技术和设备等客观条件，追求的是更大的效益；而有浓厚东方色彩的管理学则更注重人文效果，追求天、地、人的共存与和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这种东方管理理念的核心。30年前，有西方人士断言，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中国的改革必然会以失败告终。而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傲立于世人眼前。马戛尔尼勋爵早在1794年就说过：“没有什么事情比用任何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更为谬误的”。从中国的国情发，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将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总结提炼经验，并借鉴国外的先进思想、模式和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是“中国模式”的第一次成功，也是我们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减然，这种求变也不是我国管理学的“专利”，西方管理学也存在由崇尚自由转为加强控制，由管理“行为”转为“人本”管理的趋势。这种综合的趋势体现在中国与西方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关系正在转化。首先，中国经济依旧包含着严重的中央计划体制色彩，正缓慢而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转型，也正是受到保护和控制的银行及外汇体系使得中国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相反，美国和欧洲等老牌西方经济实体已经不得已迈不了加强政府控制的道路。这样中国与西方经济实体的最终日标有可能是一致的，即实行一定程度政府计划控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可能在具体的操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引起这种转变的原因依旧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在巨大的外部扰动干扰下，任何经济实体也难以独善其身，而具体的措施不外乎摒弃原有的极端做法，吸收其它经济实体的可借鉴之处，兼收并蓄，加强相互理解，共渡难关。

2．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理论来源

管理学的两重性决定了其理论来源必然依其包括生产关系和文化传统在内的社会属性及其自然属性。相应地，中国管理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基于其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马列主义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是我们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其关于文化传统的理论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和提倡和谐的精髓。而其自然属性的来源是西方管理学中自由的市场经济对高效率和高回报率的追求。这其中，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基本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平台，而西方管理学中有益的部分是其方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此者相辅相承，共同作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理论来源。

3．创建具备东方文化底蕴的管理科学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以追求丰富的物质为目的，基于“经济人”概念的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得到了大规模的研究和运用。在其“理性”的框架中，所注重的是计划、组织、控制和决策等管理职能的发挥，其目标是提升效益和效率。这在实现“温饱”的目标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奔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征途上，这种较为机械的模式应该得到改进、完善和发展。我们应该摆脱“经济人”的头衔，去追求“以人为本”的梦想。汲取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现阶段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势在必行。东方传统文化作为管理学社会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得到管理学界的重视。即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管理哲学而不存在管理科学，那么发展具备东方文化底蕴、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管理科学依然具有空前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此，选用“具备东方文化底蕴”这个表达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要求我们所发展的管理科学必须具备跨文化、跨制度、跨地域和跨国度的特征，这同样也就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采用“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不同文化和制度下的合作和竞争是人类赖以和平共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所以将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和东方人本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跨文化、跨制度、跨地域和跨国度的感悟能力、理解能力、综合能力和运用能力。古今融合、东西融合，建立符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管理科学势在必行。

4．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

管理学在中国经历的高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些带有地域特性和社会体制特性的鲜明之处，但无法否认，我们现有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依然停留在描述性和启发性的层面上，缺乏非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性。现有的管理学研究成果还缺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层次的哲学支撑。空乏的理论构架由于缺少经验实证而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现有的管理学研究中存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凡开始实证性研究就全然不顾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大胆照搬西方管理学的体系和方法；而一旦开始理论研究，又摒弃西方管理学的成熟范式，重起炉灶，自说自话。殊不知，只有通过新旧理论体系的充分碰撞，辅以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才能使我们所要创建的“中国模式”管理科学具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一致、强有力的物理解释能力和相当的预判性，以满足一个理论体系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

总之，“继承一融合一存疑一批判一探索”是我们创建“中国模式”管理科学应有的学术态度；定性与定量手段综合并用是我们的基本研究方法；实证支撑理论研究是我们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升华理论，并用理论指导实践，寻求最大化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我们的目标。

5．中国管理科学需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管理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表现之一。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我们必须肩负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而不应该仅仅是规则的遵从者。这一点正在慢慢变成现实。美国《商业周刊》撰文说：“中国正在所有方面造成令人震惊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她正在进入并改变着全球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它正在形成它自己的规则”。_42001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2000亿美元，2008年初的统计数据已超过14000亿美元，而同期石油价格却从30美元涨到了120美元。可见这一时间段内，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幅为700％，而其真实购买力的涨幅仅为175％。这种购买力黑洞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对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的摒弃。可见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如果我们不能切实地对现存的框架体系做出有效的修正，如果我们不能提出并确立有利于我国也有利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我们快速增长的国力将会以几乎相等的速度消弭于无形。我们殷切地希望，能在世界管理科学理论及应用领域见证到与中国政治和经济相匹配的主动权和引导权。

最后，必须强调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离不开具体的实际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管理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缺乏中国企业基于我们所发展的管理科学理论的成功经验和案例，只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成为空中楼阁。

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的历史使命

正统经济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

语境学是研究演说者思维方式和话语意义生成及相关社会背景的学说,经过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海姆斯(Hymes)、莱昂斯(lyons)、索振宇等发展,其内涵现今包括:上下文语境(由语言因素构成)、场景语境(由时间、地点、话题、话语者个性教养构成)、民族文化语境(由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规范习俗、价值观构成)。本文对法律的语境分析,主要从民族传统文化语境切入,通过对西方法律世界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制度差异的分析,考量经济法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建构。

1 西方民族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经济法

1.1西方法律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观

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结构,亦即社会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语)。考察西方法治理念的正义,便会发现其中蕴涵了深厚的自由主义底蕴,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方正义价值观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将其放在历史的嬗变中加以分析。

(1)形式正义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启蒙思想家价值观的正义理论,其初始形态是强调绝对平等和自由的形式正义。在法律上的突出反映便是权利与义务的绝对自由与平等。司法实践中,这种理论积淀成为形式概念明晰,逻辑推理缜密的私法体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它成功地凸显了对人性的正确揭示和对社会关系平等性和互换性的正确判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强势群体的出现,形式正义的困境也日益显露出来:首先表现的是形式正义只注重一切平等,而忽视了个体间先天或后天的差异,回避了法律的凝固性和滞后性,使法律在失去了平等性和互换性的社会根基后,演变成为保护强者的工具。

(2)实质正义的兴起。当精心演绎、富于逻辑力量的论证已失去现实意义时,社会便开始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形式正义进行反思,并进而逐步打破这种逻辑崇拜,走上了对形式正义的扬弃和发展之路。实质正义正是在坚持形式正义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开始对社会关系进行深入关照,并通过主体身份的差异性(即角色性)来决定利益和责任的分配,从而达到结果的公平。突破了形式化法律自成逻辑的封闭体系,开始注重法外因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寻求法律生成及作用的正当性理由,来进一步追求“把事情做得对现在和未来都更好一些。”

1.2西方历史文化背景

(1)市民社会理论。在初始时期,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使公权力和私权利相互均衡,从而使“夜警”国家与原子化的市民社会得以相互适应。但在19世纪中叶以后,政治民主发展,市场经济职权不断扩张,使政治权利向以市场为主要领域的现代市民社会渗透,逐渐实现了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融合,并打乱了原有的“市民社会――国家”的二元体制构架。此时,市民社会中亦有个体强势支配力的急剧扩张,打破了原子化市民社会中私人间的平等关系,导致了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的不平等。此时,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便作为国家权力与现代市民社会关系的替代性方案而提出。亦即用一种新式的平衡力对失衡的经济关系进行校正和调整,有迫于此,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将一般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领域中划分出去,而将社会文化领域作为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主战场,以完成现代市民社会的任务。

(2)市场经济理论。在历史实践中,建立在市民社会私法自治理念基础上的西方世界,在确立了市场机制以后,得以迅猛发展,并使得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越来越高,市场主体行为的公共性色彩亦日趋浓重。依据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属性,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又步入垄断市场经济阶段,进而导致物质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此时各方的利益关系已不能通过交易双方的协调达成实质正义,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社会整体利益。当经济的冲突超越了社会可容忍的限度时,国家力量便以公益代表的身份介入了经济生活,开启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时代。

1.3西方社会规范习俗

传统的市场竞争关系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由于市场主体的差异性,使“自由法则”,“权利法则”沦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19世纪以后的法律开始关注此类社会问题,在法律理论上的表现便是以实质正义为原则,摒弃抽象的自由平等观念,在规范的规定上以不平等为基础,通过倾斜权利义务的安排来追求结果的公平。所以通过经济法建立一种良性的秩序,以保护安全和效率的趋势便势在必行。

固然,“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最正当的理由和政府干预的潜在可能性”,但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不总是需要政府行为,市场失灵仍然存在着可能的‘自发解决’――在不诉诸政府强制的条件下,市场也能运转良好”,所以,经济法的发展也由此经历了全面干预的尝试到谨慎干预的成功。详言之,经济法便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完全理性、全面干预、经济高度集中的传统经济法;二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盛行的以有限理性、谨慎干预、经济民主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法。再关照市场经济发展,可知:西方经济法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治,是先有充分发展的市场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后有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并对干预手段加以规制的经济法律体系。

由此观之,“西方法律制度仅仅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一些特殊的调节和安排,这些制度只有放在这些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够理解并加以评价。”

2 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语境下的法律

2.1中国法律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观

中国古代社会提早进入了理性社会,并迅速地将封建时期结束在春秋战国时代。自秦以降,便形成了一种家国一体的超稳定格局。曾于春秋争鸣的百家社会学说,也在“独尊儒术”后销声匿迹,致使“重义轻利”的农本传统文明得以不间断传承,并形成内化于心的深层民族性格。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一直都是将儒家文化的礼法合一作为传统法文化的精髓,并在其中暗含了有道明君便天下大治的完全理性人命题,加之家天下的财产权利观,使民主经济的缺位成为中国特色的必然。在这种思想体系下,我们很难找到形式正义的踪影,而在国门洞开之际又恰逢形式正义式微,亦使我们本应吸收的形式正义理念被无形遮蔽。加之20世纪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继承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又进一步放弃了对形式正义的研习,从而使实质正义成为我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趋向。

2.2中国历史文化背景

(1)中国社会体制。中国社会古来家国同构,国家高度垄断着资源和权力,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一元化和同质性的结构特点,使社会被压缩进国家之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的控制,民间已不存在掌握稀缺资源的社会力量,中国社会只剩下两个结构因子:国家与民众,这二者构成的两层社会结构是人类社会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结构,从而导致国家直接面对民众。

(2)中国经济体制。一如前述,中国古代提早进入了理性社会,而且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近现代以降直至新中国成立,由于社会的动荡和不断的变革,导致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时期, 至于所谓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和过度竞争所导致“市场失灵”等问题更是无从谈及。尤以建国后20多年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方式,没有自的微观经济制度,构成了传统三位一体的经济制度。1993年以后,中国社会的运行断然接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冲击力与新兴体制的摩擦不断,致使市场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经济隐忧亦不断激增。

3 中国社会规范习俗

至于经济法的实践,虽然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便开始启动,但是其理论研究却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这次会议启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开启了良好的政府导向,可是经历了长期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国内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统一经济市场尚付阙如;个体权益意识尚未觉醒;计划经济、平均主义传统思想影响下,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商事关系发展缓慢。在法律层面上,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民法、商法制度。同时,体制转轨之前的计划经济行为大都是政策性权威手段的国家指令运作,根本没有采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形式,从而导致经济法建立的社会需求的缺失。

在这种环境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完善民法制度和建构经济法制度的任务同时提上日程。显然,这种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经济几乎崩溃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下政策策略和工作重心的转变。所以,行政调节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对权力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加之市场体制不完善,而立法的滞后对法律研究缺乏讨论平台,以致没有形成必要的理论来推动新规则的产生,于是只好移植西方的成熟理论和制度加以探讨,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双向失灵,因而难以针对中国时下的经济运行提供对策性的理论指导。

现今虽经过各位法学家的不断修正与探索,逐步出现向经济法本位的复归。但是这种复归又充满了中国特色,因为我国的经济法不是在先有发达的民法、商法的基础上而填补其法律空白,而是在完善民法、商法的同时,对经济法进行建构。所以我国经济法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家干预行为以培育市场经济体制、维护自由公平竞争,以此来对民商事法律关系加以完善。

4 语境差下经济法理念的审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借鉴“普适性”的西方先验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拟的,而非现实层面上的。对于西方经济法而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真实的曾经存在,是历史的基础;而对于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则是对未来市场经济条件下设想式构建,仅是定位的基础。当定位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就应更加关注现实与理论的关系,以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

易言之,便是在借鉴西方经济法先验逻辑和移植具体制度时,应明确二者不同语境间的差异,用理性的自觉弥补根基缺失的现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度的借鉴能够顺利的完成本土化。

注释

①美・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03.

正统经济论文例4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故在下文中有许多地方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必然也会遭遇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

    新制度经济学从分析企业为什么存在入手,探讨了为正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1937)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新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几种情形。科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但在其论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经济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因素,认为经济是在无交易费用的“无摩擦”的世界中运行的。科斯(1937)的理论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为新制度经济学格局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森将纵向一体化从未在价值理论中享有牢固地位归因于传统的对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成本为零的假设。他着重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签约等问题。他重新定义了交易费用概念,将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的交易专用性程度作为描述交易的基本点。同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必然要求根据交易特性有区别地使用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费用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组织制度相匹配。他还重新给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他认为,行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企业内部结构上。无论是对纵向一体化、经济组织,还是契约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克莱因、张五常等的贡献

    克莱因(Klein Benjamin)认为,市场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各种类型,较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换简单选择的区分重要。一种根基于不完全契约存在(缘于不确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费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费用)也许是许多随意中止和排他性协商的契约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五常认为,强调交易费用并非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模棱两可,“事实是依照某个人的观点,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陈郁,1996)因此,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

    张五常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契约可以比另一种契约更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在研究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制度的安排问题。当我们想到国家观时,更容易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典型的国家观有两种,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心脏;另一种将国家看作机械体,国家是人民的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一种观点表明个人是舞台的中心。(注:罗森(1992),第4-7页。)这一种观点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表现。这也就表明这样的国家观与从契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问题显得更为自然。

    契约安排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张五常认为,在价格理论领域中,经济学家传统上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忽略了契约安排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方法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世界。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完全签约理论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约的规定之下进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对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1986)(注:该文的中译文见陈郁编(1996),第270-314页。)一文中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订立契约的成本构成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完全契约是指交易各方所订立的契约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约是不完全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不可能写出来;或者,即使写出来了,也由于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注:张维迎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给企业作了定义,认为“企业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他们提出了一种有成本的契约理论,该理论强调契约性权利可能有两种类型,即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明所有对资产的特定权利代价高昂时,让一方当事人购入所有剩余权利为优。所有权就是购入的这些剩余权利。当一方当事人购入剩余权利时,另一方就丧失了这些权利,而且这必然会引起扭曲。”对作为供给者的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造成扭曲,从而导致共同所有变得有害无益。“因此,当事人各方总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有关内容以在他们之间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权”。(陈郁,1996)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当当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资产的某种权利详细界定的成本太高时,购入在契约中具体明确规定之外的全部权利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所有权就是购入这些剩余控制权;纵向一体化是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强调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这种扭曲妨碍了一方当事人通过事后获得的收益来补偿其事前投资),因此,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特别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是可取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们还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事后重新进行谈判的话,那末剩余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尔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1990)一文中,沿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道路继续行进,为研究交易何时应该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按照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据企业财产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况对企业本质进行了识别。他们认为,一体化与非一体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体化时,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被收购方);而在非一体化时,只能“解雇”整个企业(即与整个企业中止往来)。他们利用这一思路来研究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研究企业,是对早期有关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发展。(注:钱颖一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摈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无磨擦”的假设,而专门讨论市场中“磨擦”——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单伟建,1989)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存在完全理性,这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表现在,对新古典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无关紧要,与此相反,对维持长期的有大量投资的交易——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程序问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经济学家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也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理论的挑战。威廉姆森认为,程度效应远较正统经济学所承认的为细微和广泛,应在特定的契约关系研究组织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正统理论的研究范围。正统理论将企业视为黑箱,而交易费用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黑箱,讨论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比起正统理论的假设更为符合现实(注:这并不是说符合现实的假设就比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更好,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才是判断理论优劣标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之上,对正统经济学原先涉及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使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讨论更为深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导致制度结构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结构必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正统理论忽视了交易费用,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资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较旧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实上,交易的成本是因为交易要耗费资源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盛洪,1996a)“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的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盛洪,1996a)

正统经济论文例5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摘要: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和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熟悉,发现了地球资源和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和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摘要: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闻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和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摘要:不战而胜》一书说摘要:“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闻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摘要: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摘要: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假如处理不好“环境和发展”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索,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忽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和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熟悉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新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和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和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和社会、人和自然有机统一和和谐相处和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摘要: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熟悉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摘要:“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正统经济论文例6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形成以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马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该理论的产生主要是为消除西方国家“停滞膨胀”现象提供一种理论的方法。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如果说如何分享企业利润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应该是研究分享经济的鼻祖。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所研究的《资本论》，就是在探索一种没有剥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经济形态。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分享经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1981年由中国学者李炳炎提出的。他提出的“净收入分成制”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发展成果。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从传统企业内部利润分享的模式发展到现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

一、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

马丁•L•威茨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麻绳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分享经济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先是针对失业间题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失业理论基础》(1982)一文，对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失业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系统自我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工资豁性)是非自愿失业存在的重要原因。次年，他又发表了《选择性薪酬制的宏观经济意义》(1983)，对传统工资制和分享制进行比较，并提出了分享经济的几个主要观点。当哈佛大学1984年出版了他的标志性成果《分享经济》著作后，作者又补充发表了《利润分享的朴素宏观经济学性质》(1985)等文。由此，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正式形成。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滞胀”是因为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传统工资制度下，工人工资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只与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如果遇到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只能通过裁员的方式来节省成本，工人的大批失业势必加深需求不足，使经济进一步恶化。那么如何改变现存工资制度呢，威茨曼认为“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

二、传统分享经济理论对现代分享经济的启示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并未触及西方经济学原有的经济范畴，只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所以难以克服资本主义“滞胀”危机。而李炳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上的新设想。可以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所以，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必须适应我国国情；二是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三、分享经济理论必须契合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通过企业内部利润分成来改善现有工资制度，从而提高工人的抗风险能力与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公平。传统的分享经济理论仅仅停留于企业的微观层面，现有的分享经济理论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以前，是传统理论的深化发展。现代分享经济理论更多聚焦于整个社会层面，是通过全社会层面的闲置资源使用权分享，通过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使用率以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真正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背景，从而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必须充分适应我国国情，必须充分契合经济新常态的背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分享经济的发展进行谋篇布局，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四、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体系

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必须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这就启示我们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背景，根植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土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努力培塑具有中国特色话语权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加强“理论自信”的使然。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必须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来实现。如何促进我国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必须增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增强我国分享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必然。从数量与体量上看，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名列前茅。从参与人数和参与广度与深度上，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也是名列榜首。可谓正在领跑全球经济。如果我国分享经济的理论基础只是建构在西方理论体系之上，如何能保持我国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体系就是话语权，就是核心竞争力。要想真正领跑全球经济，抢占分享经济的跑道，就必须抓住分享经济的话语权，用理论说话。

参考文献：

[1]李炳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4).

[2]李炳炎.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J].经济研究,1982(2).

[3]李炳炎.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J].财政与会计,1983(6).

[4]李炳炎.新成本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4.

正统经济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015―06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动力。但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很多负面影响。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的作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切合时代要求的技术观。

技术观是指某一时期人们对技术的总体评价，它涉及到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总体看法，对技术功能的认识，技术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技术观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技术观。技术观在具体的技术实践活动中形成，同时技术观又对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起指导作用。现代技术观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技术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部分条件论(包括生态技术论、文化主导技术观和、技术人文化和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条件总和论(包括适用技术论)。工业技术观在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给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造成了破坏性，局部甚至是毁灭性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之进行反思、批判，重新审视技术与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技术决定论的修正，这方面大体上沿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条线路展开，在重新审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生态技术观；在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文化主导论和技术人文化等理论。另一方面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完全否定，形成了适用技术论。这些技术观虽然各自适应了不同发展观的需求，但都割裂了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与科学发展观的目标系统有一定差距。

二、现代技术观评析

(一)技术的三维角度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技术与经济、自然、社会四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技术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力，技术系统对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是直接的、明显的和巨大的。为了清楚有效地分析现代技术观的演进，我们尝试以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为三个轴向，在x轴经济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经济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在y轴自然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自然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自然效应；在z轴社会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社会效应。这样便形成了不同组合的八个卦限：第1卦限(x正，Y正，z正)、第Ⅱ卦限(x负，Y正，z正)、第Ⅲ卦限(x负，Y负，z正)、第Ⅳ卦限(x正，Y负，z正)、第V卦限(x正，Y正，z负)、第Ⅵ卦限(x负，Y正，z负)、第Ⅶ卦限(x负，Y负，z负)、第Ⅷ卦限(x正，

Y负，z负)。如图1所示。x正、Y正、z正分别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分别受到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自然和社会正效应；x负、Y负、z负分别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不受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自然和社会负效应。由于技术应用导致的效应的不断变化，人们对技术的形成、发展看法不断发生变化，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技术观。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评析现代技术观的演进。

(二)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现代工业技术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相同的社会后果，无论其社会环境如何，技术规则决定一切，任何社会一旦做出发展现代工业技术的决定，则社会后果的模式就将由技术规则所决定。技术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一种力量，技术的状况、影响和后果不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而改变，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结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等，均要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推断和控制。技术决定论是现代西方世界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社会思潮，按其对技术应用的效应评价与预测上划分，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和观点：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

1、技术乐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是消除社会弊病、造福人类的法宝，尽管技术的发展可能出现消极后果，但这些消极后果终将再为技术所消除。技术乐观主义强调新技术革命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矛盾，消除大工业生产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技术异化等现象。从图1来看，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应用不管从哪一个卦限出发，最后都会回到第1卦限(x正，Y正，z正)。西蒙的“没有增长的极限”、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就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

2、技术悲观主义

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是导致社会灾祸、危害人类的根源，把一切自然、社会的问题都归罪于技术，认为技术对人类的统治是不可抗拒的，技术的发展必然造成文明的殁落。为了消除技术的消极后果，只能阻止技术本身的发展。从图1来看，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应用不管从哪一个卦限出发，最后都会回到第Ⅶ卦限(x负，Y负，z负)。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里夫金的熵世界观和法兰克福批判主义学派的“单向度的人”理论都是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共同缺点是：它们只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问题，把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极端地夸大为唯一的、决定的统治力量，极端地看到了技术的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

(三)部分条件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技术决定论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大体上沿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条线路展开，在重新审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生态技术观；在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文化主导论、技术人文化等理论。

1、生态技术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经济模式和技术范式提出质疑，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反思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探索一种新型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技术观，生态技术观就是这一探索的结果。从图1来看，生态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经 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自然系统的制约；同时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应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V卦限(x正，Y正，z负)。生态技术观指导下的生态技术是指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减轻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负效应最小的工艺和产品的总称。

生态技术观突破了技术决定论的封闭性、垄断性、排他性、征服性，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生态技术观是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科学地利用开发和保护资源的技术价值观。

2、文化主导论

技术决定论从人的物质需求与满足的过程出发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得出了现代技术统治人类社会的片面结论。而文化主导论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技术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文化仅仅是亚文化系统，同时技术又是整个文化环境的一种结晶，是人类在对自然客体的考察和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文化主导论侧重于从社会文化把握现代技术的价值、意义及其发展趋势，突出了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等精神因素在现代技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默顿(RobertI(ingMerton)在谈到新教对科学的刺激时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感情，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从图1来看，文化主导论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社会系统中文化因素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文化效应应为正值，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文化主导论否定技术的自主性，强调文化传播、观念文化在推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先导性。现代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动力从根本上说是由价值观念决定或提供的。文化主导论不再把技术作为出发点，去定位现实世界，不再用技术来左右人的思维准则和价值取向，而是把它限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日本著名技术评论家森谷正规曾对日、美、欧的技术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每一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技术的长处就是它来自日本的环境和日本民族的特性，与本国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环境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国家的技术或制成品，全都是该国文化的产物”。因此不同的地域环境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地理性质决定了技术效应的差别。

3、技术的人文化

技术人文化主张技术的发展要把人置于核心地位，强调科技与人的融合，从而克服技术的无人与无视人的状态。把技术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为目的，使技术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并真正成为人的技术。从图1来看，技术的人文化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社会系统中人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要以人为中心，社会效应应该为正值，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科技史之父乔治・萨顿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没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他们，除非任何一种有效方案都必须有科学的人文主义化。“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故而，科学的人文主义化并没有消解科学、贬低科学，相反则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技术人文化的实质就是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主张一切合乎人性的技术才是人类最需要的技术。

在制约现代技术发展的诸种环境因素中，自然、文化、人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否则，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技术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生态技术观、文化主导论和技术的人文化在解决技术决定论所导致的某一方面的负面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部分条件论的缺陷也很明显，完全否定技术的自主性，片面强调某一类限制条件的重要性，无法使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

4、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是通过批判技术决定论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荷兰人比克和美国人平齐于1987年主编的《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标志着社会建构论技术研究的开端。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物，社会因素决定技术内容，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景，技术活动受主体的经济利益、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社会因素决定，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技术的价值负载。技术不仅体现技术价值判断，更体现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技术主体价值。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分为强社会建构论与弱社会建构论，弱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技术只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强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内容也是由社会建构的，对技术的成功和失败不能简单地根据其效用或内在结构做出功能主义的说明，而需要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这意味着技术所以是这样而非别的什么，并不是技术的内在性质，而是社会建构的。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和技术的有效性并非来自于自然，而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从图1来看，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主要受社会系统的制约，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四)条件总合论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研究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关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侧面是不够的，现代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经济、自然和社会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条件的总和构成了制约技术存在、发展的技术环境，决定着技术活动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方向，因而，研究技术环境的整体性质是正确把握现代技术发展特点、趋势及其规律性的重要前提条件。从图1来看，条件总合论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应取得经济、自然和社会综合效应，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适用技术理论是条件总和论的代表理论。

适用技术是指能够切合于一定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具体条件，自身具有合理的动态结构，取得最佳的效益以保持与人类和自然持续协调发展的技术系统。印度学者A・K・雷第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适用技术归结为三个目标。(1)环境目标。尽量节约能源，循环使用各种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以促进各地区生态环境的协调。(2)社会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最基本要求，提供富有创造性和引人入胜的工作，能与文化传统相互交融，促进社会和睦。(3)经济目标。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采用地方资源并生产地方消费品，把经济引向分散经营。

条件总和论的出现，根源于现代技术系统同经 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一体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反映了现代技术日趋复杂化、系统化、综合化的特点与趋势。条件总和论有助于全方位地考察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关系，纠正技术决定论、生态技术论、文化主导论和技术人文化的片面性倾向。条件总和论重视了技术环境对技术发展的客观制约性，却忽视了技术实践主体适应和改造技术环境的能动性，不能揭示技术与技术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辩证发展过程。

三、和谐技术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的技术理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目标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还包括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等诸多社会发展子系统构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系统，现代技术观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系统。

构建新的技术观，必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评价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把技术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放到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关系中去加以系统研究的是革命导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认为技术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但它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制度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不能单独直接地通过技术去说明哲学、政治法律观念、宗教和艺术等的本质特点。同时，技术能否得到顺利发展，技术的成果被用于什么样的用途，均要受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制约，技术应用的消极后果的防治和治理程度，也要受到社会的控制。在批判、借鉴现代技术观的基础上构建和谐技术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和谐技术观是指以人为本，强调技术与人、经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互动中实现各子系统及整体和谐的技术价值观。

(一)和谐技术观的特征

和谐技术观通过对各种技术观的扬弃，提出多目标的价值取向，它在内涵、原则、目标上体现了与和谐社会要求一致的契合性，这就决定了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手段和有效途径。和谐技术观之所以能在与工业、生态技术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代表着文明演进的新趋向和时展的新潮流，这些新趋向和新潮流，又是通过和谐技术观的特点体现出来的：

1、随目标的变动性。相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企业或部门，在不同时期、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同条件下，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在取得最佳效益的总原则下，和谐技术对于不同的目标或更注重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或更关心扩大劳动就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或更强调维护生态平衡，消除环境污染；或更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等。

2、时变性。和谐技术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并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它有一定的时效期，具有鲜明的时变性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环境改变了，和谐技术也要发生变化。

3、区域性。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性及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同，使得和谐技术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

4、高效性。和谐技术的高效性，不仅指高效率，而且更是指高效益。高效率是对和谐技术高效性的量的要求，高效益则是对和谐技术高效性的质的规定性。和谐技术的高效性，正是高效率与高效益，量与质的辨证统一。

5、生态性。和谐技术的生态性是指它能够服从自然生态发展规律，维护生态平衡，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和谐技术是一种生态技术，是一种环保技术。

6、人文性。在“人――技术――自然”大系统中，和谐技术不仅能够适应自然界的发展，而且还能够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满足人的心理、生理和精神等各方面的需要。

7、协调性。和谐技术可以调节好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这些子系统的互补互进。

(二)和谐技术的功能

和谐技术观下的和谐技术是指适应于该国或该地区的内外部环境，能与当地的经济、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在互动中实现最佳综合效益的技术系统。和谐技术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系统，而是社会、经济、环境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技术有以下功能：

1、促进自然系统的科学发展，即适应本地的自然资源，有利于综合利用本地的资源、能源，发挥资源优势，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2、促进经济系统的科学发展，即适应本地的投资水平，产品有市场，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

3、促进文化系统的科学发展。即能与本地的文化变迁互为补充，能与文化信仰、习俗等融为一体。

4、促进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即能与本地的教育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5、促进技术系统的科学发展，即有利于促进整个技术体系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本地的科学技术水平，使其逐渐达到技术自立。

6、促进人口系统的科学发展，即有利于不断增加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就业压力，逐步消除社会不公。

上述六个功能是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和谐技术正是为了寻求最佳的“结合点”，促使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和谐技术的功能如图2所示。

四、“恭城模式”：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技术理论的成功探索

我国很多地区运用和谐技术观指导实践，积极探索，已初见成效。如“恭城模式”。广西恭城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山光、地瘦、人穷，是广西49个贫困县之一。但是，恭城独辟蹊径，通过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大力发展沼气建设的思路。随着沼气技术的推广，恭城县找到了一条适合该县发展的和谐技术系统，走出了一条以沼气技术为纽带，带动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科学发展的道路。经过20年的生态农业建设，探索出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模式”)，催生了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业的发展，正在形成“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五位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恭城被农业部、科技部、环保总局等国家部(委)、局先后授予了“部级生态示范区”、“部级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全国水果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县”、“全国园艺产品出口示范区”、“中国月柿之乡”、“中国碰柑之乡”、“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等称号。

正统经济论文例8

经济控制论是控制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用控制论的理论与方法（含系统论与信息论）研究经济管理系统的调节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经济控制论的性质与其他种类的系统不同，它把人的直接和自觉存在作为执行决策、指挥、检验和控制功能的基本要素。执行这些功能所依存的机制的主要目的是：在考虑内外部影响的同时寻找最佳途径。

控制论-经济系统代表在一个更复杂的结构内部能互相调节的大量有序单元的集合；它们逻辑地代表一个统一的整体，该整体具有不同于其它组成单元的自身性质和功能，但按同质实体在行动。可将企业视为一个控制论-经济系统，而企业的各个部门就是组成该系统的每个单元。企业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正是一个个处于从属地位的系统。要保证每个系统能够健康稳健地运行，而且要能够与其他系统相互协调以达到最佳均衡，这就需要控制。内部控制作为该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保证企业各种经营活动在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状态下进行，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供自身及各利益相关者使用，从而减少因信息误导而决策失误的事件发生。利用经济控制论解释内部控制执行的具体情形为：

（一）联系复合体 经济控制论认为，联系存在于控制论-经济系统各部分之间，它代表了主要单元，使复合体具有整体一致的性质。如果系统的联系，即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合体一旦消失，那么，它会变成由各单元构成的不定型总体，而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控制，没有控制，事物的发展就会偏离目标，企业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更离不开控制。内部控制系统是企业这个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复合体，该复合体的运作方式为：董事会作为控制主体，监事会、经理层、各职能部门和企业全体员工作为不同层级的控制主体与受控对象，通过股东、董事会、经理层、职能部门和全体员工之间的信息耦合，使系统朝着企业整体目标运行的各种规范的总和，即体现为公司治理层面的控制――公司战略控制、管理控制和作业控制。

（二）经济控制论的功能模型控制论-经济系统模型一般包括输入、过程和输出三个关键性环节。输入的因素应具备任务性和有序性这两个特征。不论是对于企业这一经济系统的基础性输入，还是针对系统组织第二类行为状态――内部控制系统的控制性输入，在所有输入中，不外乎物质、人力和信息的输入；而任何一项输入都与系统运行目的相关，所有输入都具有明确的任务性，即为实现系统运行的目的。同时作为目的行为的保证，有时就需要多维输入。而这种多维输入既不是同时发生的行为，又不是杂乱无序的行为，因此又应该表现为有序性输入。

对经济系统输入的基础条件或控制条件，是通过功能行为和协调行为体现在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控制改变原有的系统组织行为，由系统组织行为决定系统将产出与输入条件及系统功能相应的输出。在内部控制系统中，输入内控规范、指引等信息和人力、资金等物质后，经过企业经济系统中相应的部门和人员的有效执行，定位控制目标、确定内控框架、设计控制程序，进而形成相应的多层递阶控制，再通过系统过程自动调节和自适应控制的功能对内控进行评价，得到有效的内部控制输出。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但同时通过实践中的问题可以完善理论。在经济控制论中，把这种不断完善的过程称为反馈。系统得以实现反馈过程的组织条件称为系统的反馈机制。在该系统中，内控规范和指南的制定、管理层的评估报告（即对内控的评价）是一个反馈机制。通过该反馈机制实现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优化。具体内部控制系统的运作方式见图1：

因此，内部控制是组织内部实施的一种控制机制，以经济控制论作为内控执行的理论基础是合理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

在一些研究文献中，内部控制执行被称为“内部控制的实施机制”、“内部控制实施的有效性研究”等。虽然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且侧重点不同，但内部控制在组织内部是需要强制执行的制度，都可以被理解为内部控制有效执行的制度安排。

（一）制度的内涵及其构成 诺斯在其所著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明确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青木昌彦对制度的定义如下：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领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

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活动。对制度的构成或制度结构的剖析，是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前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规则、国家规定的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个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包括伦理规范、道德观念、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正式规则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规则。实施机制是一种借助外部力量对不遵守正式规则的人们做出惩罚，使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得以实施的条件和手段的总和。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二）内部控制执行的内涵 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企业内在需求的一种治理机制，对企业有效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监管机构的角度来讲，内部控制制度是政府监管机构有意识制定的，旨在提高企业内控意识、规范企业内控建设的一系列规则。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内部控制制度则是管理当局有意识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组织结构、员工日常规章制度、授权批准制度等。它界定了企业各个执行层的责任，明确了员工行为的奖惩边界。可见，无论是政府监管机构出台的内控法规，还是企业内部自设的规章制度，均对内控的执行者起到了正式约束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有效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不仅需要企业内部相关责任者的努力，还应有外部力量的推动。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企业在抽象理性假设基础之上静态设计内部控制，尚未考虑将管理哲学、企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等非正式规则融入内部控制制度之中，而这一过程需要由“执行”来实现。同时由于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企业要真正达到“扬长避短”的目的，就需要非正式规则的补充。费埃德伯格（2005）也在其提出的具体行动体系理论中指出应考虑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相互作用的影响，将两者融合为混合的“游戏规则”。可见内部控制执行的对象是“混合规则”，而非单一的“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正式规则无定义的场合中，意识形态发挥着主导的约束作用。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人们对现行制度安排合乎义理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进而能够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有鉴于此，监管机构在出台的内控法规中将之归为内控要素中的内部环境重点内容，极力强调企业建立相配套的内控文化，注重风险管理哲学与企业文化建设，培养管理当局及企业员工的风险意识。

可见，内部控制制度应是一系列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组成的规则网络，它约束着企业各级管理层及员工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进而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然而，该“规则网络”的存在意义需要实施机制加以衡量。如果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现行不少企业制定了一系列内控制度，但缺乏相应的执行机制将之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同时违约成本的高低可以衡量实施机制是否有效，而这也是我国目前内控建设过程中所缺乏的。

三、执行力理论

执行力是一套系统化的流程，包括对方法和目标的严密讨论、质疑、坚持不懈地跟进以及责任的具体落实。执行力理论出现后，我国学者曾将之用于企业管理的很多方面，包括对人力资源执行力、现场管理执行力、组织执行力、制度执行力等方面进行探讨来寻求提升企业管理的途径。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的内部微观管理制度，是管理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基于执行力理论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十分有限。

（一）执行的三大要素执行的学问建立在一整套要素之上。而在执行的所有要素中，领导者的基本行为、执行力文化的建立和人员的配置是最主要的。

负责执行的领导者为避免成为一名微观管理者，他们必须切身了解自己的企业和员工，参与到战略计划的实施当中，与员工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从而使领导者对企业的业务以及实际从事业务的员工产生更好的直觉性认识。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确立明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先后顺序。通过下达目标和及时的跟进机制对企业员工的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且适当对执行者进行奖励均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从总体上提升企业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者的行为是整个企业文化的基础。

在现代管理理念中，人们已对企业的“软件部分”，即企业文化不再陌生。从根本上说，一个组织的文化就是其成员所共享的价值观念、信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而执行文化正是企业文化中的一个分支。一个组织如果具备崇尚执行的企业文化，企业就能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

人才是一个组织最重要的财产，也是该组织年复一年取得进步的重要保证。但很少领导者会重视人员的配置问题。在执行的过程中，人员的有效配置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有效执行的根本。

（二）内部控制执行的层次 内部控制执行存在三个层次（图2）：第一层次是高层执行，执行者是企业的治理层，主要负责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无论是COSO报告，还是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基本规范，均将内部控制的目标提升到战略层次，认为内部控制实施就是确保企业实施战略从而保证组织目标实现的控制过程。战略的实施是在战略目标的引领下进行的，根据企业组织结构的层级控制，战略目标的制定即为高层执行的开始。第二层次是中层执行，主要执行人员是企业的管理层。SOX404条款明确规定，企业管理层要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同时，基本规范也明确了内部控制的责任主体，即企业的董事会。可见，董事会作为企业内部控制实施的决策层，监督管理层进行运营控制和管理控制。第三层次为基层执行，执行主体是企业的基层员工，主要负责企业操作层面的作业控制。

另外，企业在建设内部控制过程中，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的适时引导和监管是必不可少的。相关机构根据企业的内控需求制定一系列的内控法规，指引企业正确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行为及内控信息披露进行监管，进而促进企业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因此，在讨论内部控制执行的层次和内容时（见图2），单纯考虑企业内部的执行层次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时考虑外部力量的推动。

内部控制执行是内控法规的经济后果。以执行力理论为基础提出内部控制执行的三大层次能够将相应的任务落实到具体的执行者，进而保证内控的有效实施，所以执行力理论可以作为内部控制执行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内部控制执行的理论基础分别从经济控制论、新制度经济学和执行力理论的视角进行了论述，但相关研究还较为浅显，今后还可从更多学科方面对企业内部控制执行理论基础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参考文献：

［1］林钟高、徐虹：《分工、控制权配置与内部控制效率研究》，《会计研究》2009年第3期。

［2］李志斌：《内部控制的规则属性及其执行机制研究》，《会计研究》2009年第2期。

正统经济论文例9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11－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理论的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农村金融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供给的意义特别重要。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已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农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层次不一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趋突出，农村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难题，这使得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传统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原有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的缺陷，使得濒临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农村金融有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围绕着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为农村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一时期传统的金融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既定的理论约束下，政策报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逻辑思维成为主流模式，众多的研究是为政府实现特定的目标而直接投放信贷的方式干预农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议。这种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农产品增加的短期目标而忽视农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并且仅仅强调信贷投放而忽视储蓄动员和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1]。总结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传统方法的效果总体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结论是基于如下三个标准作出的：（1）传统战略如瞄准问题和补贴在解决问题上是否成功；（2）传统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转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开始逐步与世界主流经济学接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逐步主导着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流行，对中国当时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起到相当大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理论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不囿于农村金融内部，开始在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农村金融，大量文献集中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结构与功能、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农村金融研究目标不仅仅在于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弄清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以及内在机理。一些文献基于中国农村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回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有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与其相反的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帕特里克的两种金融发展模式“供给引导式”和“需求追随式”，一些研究也认为，原有向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注资的“供给主导”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国今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转换思路，按照“需求追随’模式，有的放矢地促进农村金融增长[3]。

也有学者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两个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状况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和M2/GDP），从宏观层面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出这两个指标绝对值在中国农村并不大，但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由于这两个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对由这两个指标所获得的结论应持谨慎态度。如果以L/GDP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如FIR和M2/GDP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其明显的趋势。二是设计一些指标（如金融资产与纯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贷款与纯收入之比）从农户层面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分析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户经济生活中货币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农户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不过农户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流动性约束得到部分缓解。也有文献依据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农村的金融结构状况[4]。

上述研究文献基本都遵循着戈德斯密斯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研究思路，通过一系列数量指标从金融结构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给予衡量，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量化分析。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逻辑更为严密，路径更为深入，结论更为精确的优势。然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该研究方法只是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计量上的因果关系，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或环节在理论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未必能够准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二）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一反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偏重实物要素而忽视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转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其理论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一些文献从农业的自然属性、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特点出发来阐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释了现象背后农户和农村企业信贷需求总量变化以及层次分布。也有文献是建立在对农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有限，融通资金渠道单一等方面来阐述供给型金融抑制。在阐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资金为何供给不足的原因解释方面，指出金融制度、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给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视角则侧重于长远，注重增量的发展动态。上述研究文献禀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将视角投向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结论要深刻得多。这些文献的论证逻辑基本遵从现象原因这一思路，采用对大量农村地区抽样调查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层面和视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视角是否存在其他复杂的需求制约因素？以及连带出农村金融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与其他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论来说，有些文献缺乏研究的规范性。

从金融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与经济关系作出客观的描述，被一些中国学者所运用，其中较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种叫做机构分析法，简称为机构观。具体表现为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农村金融要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必须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根据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上了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注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而忽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为此，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应以功能观来重新认识农村金融经济的关系，以此指导中国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更好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功能观是从系统的功能出发，然后探究需要何种结构来实现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结构思维方法。其实质是从金融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考察金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收益原则，选择能满足系统环境对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态和功能实现机制，由此对系统进行结构优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5]。功能观的研究范式为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思路，扭转了一直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与实践忽视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的倾向，也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三）农村金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国内一些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采用历史演绎从制度层面上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以及从实际经验数据来分析这种演进背后的悖论和缺陷。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变迁的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这种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6]。这些研究文献突破了将农村金融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传统研究方式的束缚，弥补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的传统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上的不足。然而这种研究方式阐明的只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历史演变的逻辑，却无法说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有的逻辑。

（四）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关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众多文献争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合作制为主导；另一种观点是商业化取向，甚至放弃合作制；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应共同发展。各种文献的观点之所以出现差异，从理论本源来说，关键在于其研究者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判断的差异。按照“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换句话说，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按照“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当的。但无论从“理性经济小农”视角还是从“道义小农”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得出的结论都难免简单化，中国小农经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值得进一步讨论[7]。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持商业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导观点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采用理论演绎的三段论形式来得出各自的结论。理论前提承认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而商业金融活动所具备的条件是农村市场经济，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金融服务，进而从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的描述中获得理论推理的依据。这些研究文献论证形式缜密严谨，其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问题在于，缺乏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严格的实证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没有哪一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五）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其二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1) 从中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与其资金的非生产性需求两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出发，通过案例研究表明非生产性资金缺口和农贷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规的或商业性的金融来满足。(2)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中国城乡的特殊结构与联系相关性入手，认为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特别是在转轨经济中，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从农村金融供给的角度，认为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4)从金融政策的根源来看，由于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扭曲了农村正规金融资源的配置，收入较低农户的信贷需求仍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得以满足。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不少学者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有文献认为，民间信用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期分明。 也有文献依据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贷配给模型来揭示出民间金融各种利率形式的机理和长期并存的原因。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研究方法从案例分析到规范论证呈现多样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非正规金融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视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但多种结论的差异将使得理论研究失去了实践意义，另外案例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将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理论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仅如此，无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识别，金融抑制理论对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区分，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的争论，还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只是农村金融的一个方面，各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视了农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及系统内外存在的复杂联系，这也是导致各种理论研究与实际脱节的重要缘由。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依赖某个理论。综合各种理论研究的优势，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内外复杂联系的研究寻找改革途径将是未来农村金融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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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雅荣,本杰明,皮普雷克.农村金融问题、设计和最佳做法[M].北京:中国农村金融研讨会阅读材料,2002,(9):23.

[3]焦兵.东、西部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J].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7,(1):70-72.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其金融结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11):36-41.

正统经济论文例10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