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71?05

作为一种富含批评意义的文学文本，文学选本在逻辑层面上可以被折解为物质外壳和理论内核：物质外壳是指选本赖以存在并承载其功能的文本样态，也就是选本的形态；理论内核则主要指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就选本形态而言，选家依照一定的择录标准将作品挑选出来之后，接下来就要以某种体例将作品编排成集，以某种文本样态正式呈现于读者面前。通过对某一历史阶段选本编排体例和文本样态的考察，我们可以观照此期选本编纂活动的进化程度及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选本演进过程中的地位与价值。宋代文学选本数量繁富、门类广泛、形态多样、特色明晰①，在其编纂活动中表现出鲜明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但目前学界对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尚无全面、系统之阐论，本文拟对此略作探析，以为美芹之献。通过翻检现存宋代文学选本，不难发现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在继承前代选本形态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与拓新。具体而言，可以将其析分为单一形态与复合形态两种 类型②。

一、单一形态：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类单一形态具体包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类三种文本样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三种基本形态。

（一） 分体编录

对文体的区分，源于人们对文学自身特质认识的深化，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较早明晰而具体地对文体进行辨析的是曹丕《典论・论文》，曹丕在文中将文体分为四类八种，提出：“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720）此后人们对文体的辨析越来越细密，如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及33种文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分文体为59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分文体为127类。而随着对文体区分与辨析的深入，文学选本亦将区别不同文体进行选编著录――即分体编录――作为最重要的一种编纂体例与文本样态。在古人看来，选文编集，通过分体编录的方式为所收之文正名定份至关重要、无可轻忽，所谓“才量学文，宜正体制”[2]（650）、“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3]（77）。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始于挚虞《文章流别集》，该集之体例即为分体编录，《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小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4]（1685）

宋代文学选本，采用分体编录方式的非常普遍，一些重要的大型选本多用此法，如《唐文粹》与《皇朝文鉴》。《唐文粹》全书100卷，选录作品两千余篇，分为26种文体，即古赋、古今乐章、乐府辞、古调歌篇、颂、赞、表、书奏、疏、奏状、檄、露布、制策、文、论、议、古文、碑、铭一、记、箴、诫、铭二、书、序、传录纪事。《皇朝文鉴》全书150卷，选录作品两千五百余篇，分为59种文体，即赋、律赋、四言古诗、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杂体、骚、诏、敕、赦文、册、御、批答、制、诰、奏疏、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论、义、策、议、说、戒、制策、说书、经义、书、启、策问、杂著、对问、移文、连珠、琴操、上梁文、书判、题跋、乐语、祭文、谥议、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铭、传、露布。

此外，如江钿《圣宋文海》，《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谓：“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 门。”[5]（卷四下）林之奇编、吕祖谦集注《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集》，选录古今诗文数百篇，分为赋、诗、歌、行、序、引、论、记、书、启、表、疏、传、赞、箴、颂、碑、铭16体。王霆震《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分序、记、书、表、论、铭、封事、疏状、图、解、辩、原、辞、议、问答、设喻等若干体。

总的来看，宋代分体编录的文学选本对文体的划分与归类并无统一之原则，显然是依据各集收文数量及所收之文的具体情况来加以归类，所谓“唯假文以辩体，非立体而选文”[3]（78），故而分类情况显得较为芜杂，如由于分类标准不统一、逻辑层面不统一造成的分类交叉与重叠等，表现出宋代文体区分及选本编纂的一种摸索状态。这种摸索，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郭英德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一文中说：“中国古代的文体归类大致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亦即不是先设定文类的逻辑体系，然后对单篇文章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态或功能的相似性而‘以类相从’，并为之确立‘类名’……就其逻辑方法而言，前者运用的是归纳法，后者运用的是演绎法。正因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因此才出现了不同时代文体分类纷繁琐杂的局面。”[6]（24）

（二） 依人系篇

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创作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认识的渐趋明晰。在魏晋以前，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意识的欠缺，作家的创作个性亦往往为群体风格所遮蔽；魏晋以来，随着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审美的自觉，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凸显，对作家个性的理论认识亦随之明晰，如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认为，正是由于作家个性、气质的不同，文章才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才会有不同的成就；作家的个性、气质具有相对的恒定性，非人力可以强行造成或改变，故而“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还具体指出了其时建安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1]（720）其后刘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并有所发展，《文心雕龙・风骨》云：“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2]（513）

对作家创作个性之理论认识的明晰，使得选家在确定选本的文本样态时，有了新的选择、新的路数。在最初的分体编录之外，一些选家开始依人系篇，以期在选本中更加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据现有资料，最迟在唐初已经出现了依人系篇的选本，如初唐崔融《珠英学士集》，《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云：“右唐武后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5]（卷四下）据“以官班为次”语，该集当是依人系篇。从现存的“唐人选唐诗”十种来看，大部分都是依人系篇的，如元结《箧中集》、殷《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令狐楚《御览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为了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有些选本还在各家名下附以评语或小传，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在入选诸家姓名下附有对作家的评语，《极玄集》所选诸家名下均系以小传。这样一种依人系篇、兼以作家述评的处理方式，大大强化了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

宋代文学选本中，亦多有依人系篇者，如：《九僧诗集》，录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9人之诗。《圣宋文选全集》，今存32卷，所选皆北宋之文，欧阳永叔（修）2卷，司马君实（光）3卷，范希文（仲淹）1卷，王禹1卷，孙明复（复）2卷，王介甫（安石）2卷，余元度（靖）1卷，曾子固（巩）2卷，石守道（介）3卷，李邦直（清臣）5卷，唐子西（庚）1卷，张文潜（耒）7卷，黄鲁直（庭坚）1卷，陈莹中（）1卷。吕祖谦《古文关键》，原书2卷，上卷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3家，下卷选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5家，共63篇。邵浩《坡门酬唱集》，共23卷，前16卷为苏轼诗，17～20卷为苏辙诗，21～23卷为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人诗，其他别有继和

者，亦皆附入。陈起《中兴群公吟稿戊集》，该集乃陈起编刊之《中兴群公吟稿》的一部分，《吟稿》全集凡48卷，录153人之诗，此乃其残帙，存7卷，卷1～3录戴复古诗141首，卷4～5录高九万诗114首，卷6录姜夔诗49首，卷7录严坦叔诗118首[7]。

从这些选本在当时及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来看，由于采用依人系篇的编排方式，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入选作家的个性特色，对入选作家个体及作家群体名声之传布起到了极大的彰显、推动或巩固、凝定作用，比如《九僧诗集》之于“九僧”、《古文关键》之于“唐宋家”、《坡门酬唱集》之于苏门文人群等。

（三） 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是人们认识事物、区分事物、组织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选家在编纂选本时，要将所选作品进行区分、编排（组织），也会自然而然地运用分门别类的方式。上面论及之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实际上都可以算作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一种形式，因为无论是“体”，还是“人”，当其被选家作为一种编排作品的参照物的时候，它（他、她）就具有了类别属性，只不过，相对于其他的类，“体”与“人”是两种相对较为特殊的类。此处所论之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乃指“体”与“人”之外的一般类别。

宋代文学选本中，采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之法进行编排者甚众，如宋绶、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全书46卷，前42卷依节日次序分类编排（末4卷分咏1～12月），依次为：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节、春分、春社、寒食、清明、上巳、春尽日、端午、夏至、伏日、立秋、七夕、中元、秋分、秋社、中秋、重阳、立冬、冬至、除夜。孙绍远《声画集》，选家自序云：“择其为画而作者编成一集，分二十六门，为八卷，名之曰《声画》，用有声画、无声诗之意也。”[8]（卷首）魏天应编、林子长注《论学绳尺》，共10卷，收文156篇，每两篇立为一格（类），如立说贯题格、贯二为一格、推原本文格、立说尊题格、指切要字格、指题要字格、就题摘字格、就题生意格等等，共88格（类）。佚名《策学绳尺》，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九谓其10卷，有兵、财、政治、儒术等类。佚名《十先生奥论》，共40卷，分历代圣君论、时政论、六经论、性理论、考古论、治道论、进论等若干类。

从上举诸例可以见出，宋代文学选本在采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编排方式时，虽多以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为分类依据，但也出现了《论学绳尺》这样以作品的写作范式为分类依据者，而且其将试论的写作范式归为88类，分类之细密周全，令人叹为观止，这反映出宋代选本编纂在分类方法上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变化与突破。

二、复合形态：层级结构与区分等次

除了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这三种单一形态外，宋代文学选本还经常呈现出层垒叠加、更张重组的复合形态。这种复合形态又具体表现为层级结构与区分等次两种情形。

（一） 层级结构

对于某些规模较大的选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的单一结构不足以使入选作家作品的编排达到条分缕析、整饬有序的效果，此时选家就会将几种单一结构加以整合，进而形成一种层级结构。现存最早的文学选本萧统《文选》采用的就是层级结构，它首先分体编录，将所选作品纳入39类文体；然后对某些重要的文体，依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加以分门别类，如赋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15类，诗分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军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24类。

宋代文学选本多上承《文选》体例，采用这种先分体、再分类的层级结构。如《文苑英华》，全书1000卷，作者近2 200人，作品近 2万篇，面对如此浩繁的编排对象，选家先将所收作品归入39种文体，即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册文、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然后在各体之下按内容题材分门别类，如赋分为42种，即天象、岁时、地类、水、帝德、京都、邑居、宫室、苑囿、朝会、祀、行幸、讽谕、儒学、军旅、治道、耕籍、田、农附、乐、杂伎、饮食、符瑞、人事、志道、射博奕、工艺、器用、服章、画图、室、丝帛、舟车、薪火、畋渔、道释、纪行、游览、哀伤、鸟兽、虫鱼、草木；由于所收作品数目庞大，选家又对第二层级之类别再次析分，如赋之第一类为天象，天象又分为26小类，即天、日、月、星、星斗、天河、云、风、雨、露、霜、雪、雷、电、霞、雾、虹、天仪、大衍、律管、气、象、空、光、明、骄阳。这样，全书就形成了一个由文体、门类、小类三个层级构成的复合结构。

其他如《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亦皆采用先分体、再分类的层级结构。

也有选本将《文选》创立的文体、类别二元层级结构加以翻转，转而采用先分类、再分体的编排结构。如《瀛奎律髓》，方回首先按诗歌题材内容、体式等将入选诗歌分为登览、朝省、怀古、庭宇、升平、宦情、风怀、宴集、老寿、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暮夜、节序、晴雨、茶、酒、梅花、雪、月、闲适、送别、拗字、变体、着题、陵庙、旅况、边塞、宫阃、忠愤、山岩、川泉、庭宇、论诗、技艺、远外、消遣、兄弟、子息、寄赠、迁谪、疾病、感旧、侠少、释梵、仙逸、伤悼49类，然后于各类之下再分五言、七言二体。

与上述二元层级结构不同，有的选本采用的是一元层级结构，即门下分类、类下分目。如《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首先将入选作品分为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宴赏、性适、、仕宦、投献、、庆寿、庆贺、干求、馈送、谢惠、谢馈送26门，然后对各门进行分类，如仕宦门分为朝见、禁直、下直、从驾、赴任、官舍、满替、休致、罢任、贬高、贬谪放还11类，庆贺门分为贺除擢、贺再任、贺功赏、贺致政、贺新娶、贺生子、贺荣居、仕宦杂贺8类。

此外，如《宋大诏令集》，先分帝统、皇太后、妃嫔、亲王、皇女、宰相、典礼、政事等17门，门下分类，类下分目，目下又设子目，《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谓其“分门别类，凡目至为详也”[9]（134）。《宋朝诸臣奏议》，先分为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赏刑、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等12门，每门之下再分若干类，共112类。宋赵希《宋朝诸臣奏议序》：“辑我朝之群公先正忠言嘉谋，粹为一编，汇分胪别，冠君道，附边防，而以总论脉络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区别，内外之修攘，刑赏之惩劝，利害之罢行，官民兵财之机括，礼乐刑政之纲目，靡所不载。”[10]（1725）

（二） 区分等次

尊卑有等、亲疏有序是中国古代宗法礼义秩序的基本规范，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社会由此形成一种等次分明的差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之下，人们的言论和行为都要受到约束和规范，其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礼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1]（14）

这种尊卑有等、亲疏有序的宗法礼义秩序和等次分明的社会差序格局，对古代文学选本的编纂行为及文本样态也有明显影响。选家编纂选本，一定是受到某种动因的驱动，为了实现这种动因，选家在选编作家作品时，心目中都会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对这些作家作品作出优劣高下的区分并进而作出选择――对实现编纂动因有利的作家作品自然会多所青睐，对实现编纂动因不利的作家作品则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呈现出来。

在宋代以前，选家一般不直接对作家作品进行等次的划分，而是主要通过入选作品的数量多少来体现，由入选作品的数量差别来间接呈现选家心目中作家作品优劣高下的不同。但到了宋代，由于理学之风昌炽，不少选本受到理学思想的浸淫，开始对作家作品进行直接的等次划分，并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直接呈现出来，这些选本对所收作家作品的编排既不采用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的单一形态，也不采用多元复合的层级结构，而是将文体、作家、作品类别等打乱重组，一切以尊卑等级为准，对作家作品划分等次、区别对待，形成选本编纂中的一道别样景观。如《诗准・诗翼》，其编纂源于朱熹诗分三等、别为二端之说，全书采用先分等、再分级的方式，首先将入选作品分为“诗准”、“诗翼”两个等次――“诗准”为上等，乃“诗之根本准则”，“诗翼”为下等，乃诗之“羽翼舆卫”。然后再进一步对“诗准”、“诗翼”进行分级，“诗准”共4卷，即4个级别――古谣歌词（包括诗歌正体、谣体、讴体、诵体、谚体、逸诗、琴操）为第一级别，铭体、祝辞、繇体、韵语为第二级别，陶渊明诗为第三级别，古乐府及其他汉、魏、晋、宋古诗为第四级别；“诗翼”共4卷，亦即4个级别――李白、杜甫所作古风为第一级别，唐代其他诗人所作古风为第二级别，苏轼、黄庭坚所作古风为第三级别，宋代其他诗人所作古风为第四级别。按王柏序中所述，“诗准”的4个级别、“诗翼”的4个级别，共8个级别，总体上又可归为3个大的等次――“诗准”为1个等次，“诗翼”中唐人古风和宋人古风各为1个等次。如此，方与朱熹诗分三等、别为二端之说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对作家作品区分等次的选本中也有不受理学牢笼者，如《月泉吟社》，作为一场诗歌竞赛的产物，该集虽亦对所收作品划定名次，依次

排列，但这种编排只是反映文学竞技的结果，并无多少文学之外的附加意义。月泉吟社是宋亡后遗民所立之诗社，创立者吴渭乃浦江（今属浙江）人，字清翁，号潜斋，宋时曾为义乌县令，入元后退居吴溪。吴渭创立诗社后，延请乡里遗老方凤、谢皋、吴思齐等主持社事。至元丙戌（1286），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集五、七言律诗，至次年正月望日收卷，共得诗2735卷，选中280名，并将前60名所作之72首诗及其余诸人之佳句汇为一卷，并其事之始末，刻板刊行，名《月泉吟社》。该集卷首载社约、题意、誓文、诗评，次列60人之诗，按名次排列，各为评点，次为摘句，次为赏格及送赏启，次为诸人覆启。

总体来看，宋代文学选本的文本形态既有对前代选本的继承，又多有变化、拓新之处。比如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分类依据更为多样，类目更为细密；在层级结构方面，宋代文学选本的层级结构方式更为灵活，既有对前代二元层级结构的翻转，又更多地采用一元层级结构；在区分等次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区分既有等级分明、壁垒森严者，又有纯为逞才竞技而排列名次者。宋代文学选本这种既相对稳定，又创意出新、灵活多变的文本形态，对后世文学选本的编纂多有启发、示范之功。

注释：

① 关于宋代文学选本的产生背景、时代分布、基本概况及发展演进，参邓建《宋代选本的演进与分期》（《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② 宋代文学选本还出现了新兴的评点形态，即在选本中附加评点（圈点和评注）。评点形态可视为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的衍生形态，因为此类选本对入选作品的编排也无外乎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2种情况，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再附以评点。宋代文学选本中的评点情况比较复杂，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详参邓建《宋代文学选本中的评点形态及其演进》（《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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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晁公武.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M]. 万有文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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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起. 宋中兴群公吟稿戊集[M]. 斋藏书本.

[8] 孙绍远. 声画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代文学论文例2

在众星闪烁的唐初诗坛，声震朝野的著名诗人沈佺期、宋之问，被世人合称“沈宋”。《新唐书》卷二。二《宋之问传》云：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

他们在志骄意满时，曾写有深受皇家喜爱的应制诗，但就其现存的作品来看，他们还能直面险恶的仕途和惨淡的人生，抒发郁积胸中的块垒和悲愤，铺写出字字锦绣的诗句，使初唐诗歌由狭隘的宫廷生活开始转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其体裁也由歌行杂体完成向诗歌格律化的转变，并最终形成“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格律诗，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做出重要的贡献。本文试图对沈佺期、宋之问其人、其诗作一些粗浅的探索，以还其历史本位。

一

沈佺期(6567～714年)，字云卿，相州内黄(河南内黄县）人。关于其生卒年，两《唐书》本传仅云“开元初年”，均无具体记载，于是众说迭起。闻一多《唐诗大系》判为“6567—714年”：刘开扬《唐诗通论》定其卒年为“开元元年”(713)；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从两《唐书》卒于“开元初年”之说；谭优学《沈佺期行年考》云：“闻一多《唐诗大系》疑沈卒于开元四年(714)。”今检“闻氏大系”只以公历标明，全无“开元四年”字样，将公元714年换算成“开元四年”，实为换算者之误造成的后果，应排除此说。那么，沈佺期卒年尚有三说：开元初卒；开元元年；开元二年。

据《唐会要》卷二十二《龙池坛》云：“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侍考其词含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册府元龟》卷五六九《掌礼部•作乐五》所载与此略有异同：“玄宗开元二年六月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公卿士已下凡三百篇，请付太常寺，其间词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以歌圣德，从之。”上述所谓“龙池乐章”，适见于《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三》，共录存《享龙池乐章》十首，其三即为“太府少卿沈佺期”之作。由此推知开元二年闰二月至六月之间，沈佺期尚在“太府少卿”任上，故谓卒于“开元元年”之说，未安。

又据苏翅《授沈佺期太子少詹事制》：“正议大夫太府少卿昭文馆学士上柱国吴兴开国男沈佺期……可太子少詹事”(见《全唐文》卷二五二)。两《唐书》以传谓“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旧唐书》无“少”字)，开元初卒”。这说明沈佺期继中书舍人、太府少卿之后，又任太子少詹事，其具体时间应在开元二年六月之后，故其卒年在其后至开元三年之间的一段时期，故闻一多先生判定其卒年为开元二年(714)，大体可信。

沈佺期，唐高宗上元二年 (675)进士，曾授协律郎、通事舍人。武周圣历年间，参予修撰《三教珠英》，“大足元年(701) 十一月十二日撰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参见《唐会要》卷三六)。崔融又集三教珠英学士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已佚。敦煌遗书斯二七一七存《珠英集》残卷，内载沈佺期诗十首(又见《全唐诗》)。后转为考功员外郎，不惜背离李唐，攀附武氏，成为趋炎附势的御用文人，除写下“我后光天德，垂衣文教成”之类奉诏应制诗外。还为武氏诸王用事于朝，歌功颂德，当其行亲迎礼时，赋《花烛行》以美之(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崇训传》)；产男满月之际，亦赋诗美之(《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延秀传》)，故被人以为不耻。长安四年(704)以“考功受赇下狱”，因依武后宠臣张易之兄弟，不久获释。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张伏诛，坐赃贿流配？州(广西、越南之间)。稍迁台州(浙江临海县)录事参军。

景龙二年(708)后，授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累迁中书禽人、太府少卿、太子少詹事等职。有集十卷，惜已佚，现清影抄宋蜀刻本《沈云卿文集》五卷，明正德王廷相刻本《沈佺期诗集》七卷，以及四卷、三卷、二卷、一卷等刊本。

在诗歌创作上，沈佺期虽善于写作形式华丽、对仗工巧的应制诗，但内容空洞，华而不实，几无可取之处。长期以来为人称道的主要是描摹征戍贬谪和抒发个人情怀的诗作。首先，由于诗人对唐初连年不断的边塞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怀有不满的情绪，一些以征戍闺怨为题材的诗作往往写得真挚感人。如云：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裹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杂诗三首》之三)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粱。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上述两首诗虽然同样以征戍闺怨为主旨，但前者意在期盼良将出现一举夺取龙城，结束令人困扰的战争，明显地具有反战情绪，言短意长，含蕴无尽。后者更着重于抒发闺中少妇的怨思怅望，在寒砧声声、落叶飘零的秋夜，怀念十年不归的戍客，委婉缠绵，幽思无限。

宋代文学论文例3

一.记游诗文：主理尚意，长于议论

就风格而言，宋代游记有受理学影响，以记游为辅而重在说理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有侧重抒情写景，描绘自然风光的，如朱熹的《百丈山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有清新简洁，流畅明丽的，如秦观的《龙井题名记》；也有纵横恣肆，气魄宏大的，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有陆游的《入蜀记》，以日记体形式状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情感，内容丰富，笔法自如，从而开创了一种日记体游记。总之，宋代游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而为后代游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常常意气风发地大发宏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他们热衷于讲道论学，而理学也开始成熟盛行，因此，长于议论成为宋代旅游文学也是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宋代许多游记，写景只是全文的铺垫，其中心则是阐明一个事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就是宋代游记散文具有议论化特色的突出代表。该文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把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借以阐发治学的见解。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学习愈深入，遇到的困难就愈大，而所得的收获也就愈多，所以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但一般人学习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必须坚持不懈刻苦钻研才能获得，所以作者又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全文借景说理，即景言志，说明做学问要达到高深的造诣，就必须具有不畏艰险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当然，借景说理抒情的游记散文名篇，还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这些游记作品气魄宏大，文笔恣肆，议论纵横，是古代游记散文中不可多见的璀璨明珠。

宋代游记散文名篇荟萃，佳作迭出，除上文提及之外，还有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吕祖谦的《游兰亭记》、程端明的《游金华三洞记》、王质的《游东林山记》以及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文学家元好问的《济南行记》等。

以诗记游，始于先秦，盛于唐宋。唐旅游诗主情，重审美，韵味悠扬；宋旅游诗主理，尚意趣，议论风发。王禹的《村行》，林逋的《秋日西湖闲泛》，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和《东溪》，欧阳修的《伊川独游》，苏舜钦的《初游沧浪亭》，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和《泊船瓜州》，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题西林壁》、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以及陆游的《游山西村》等都是景、情、理水融的优秀旅游诗作。

二.记游宋词：市井气象，黍离之悲

以词记游，始于唐，盛于宋。宋代旅游词可大致分为歌咏市井风情、抒发羁旅愁绪、描绘自然风光和凭吊历史古迹等几类。

宋代的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富庶繁华，市井文化勃兴，众多的文人流连忘返以词唱和。这类表现市井风情的代表作首推柳永的《望海潮》。此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它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和都市风情，深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宋人旅游不再有唐人那样豪迈雄阔的气概。文人士大夫在旅游词中流露出更多的羁旅惆怅、离愁别绪和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之忧。秦观、周邦彦、朱敦儒等著名的词人都是如此。其中秦观的《踏莎行》可视为表现羁旅之愁的典范之作。

描绘自然风光的宋词较多。较为突出的有潘阆的10首《酒泉子》，咏杭州十景；欧阳修泛舟颖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所作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李清照在建康（今南京）游湖所作的《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以及吴潜的《水调歌头・焦山》、汪莘的《沁园春・忆黄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和的《望江南・三月暮》等。其中欧阳修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清丽明快，自然而富有神韵。

咏叹历史古迹的宋词，以辛弃疾的最为突出，他登建康赏心亭、江西郁孤台、京口北固亭时所作的词，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笔调沉雄凄婉，意境苍凉悲壮，堪称宋词中咏叹历史古迹的代表作。而孙浩然的《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张孝样的《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吴潜的《满江红・豫章滕王阁》、方岳的《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汪元量的《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等，也都是这类词中的优秀之作。其中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作于北宋末年南渡之前，是作者到长安游览秦汉宫阙遗迹的所见所思。深长凄怆的黍离之悲浸透纸背，无从排遣的的忧国之愁洋溢于字里行间。这种特定的情感正是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旅游词作中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

两宋时期，国势远不及汉唐强盛。在外，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败多胜少，一再屈辱地签订和约输银纳绢以求一时之苟安。在内，机构臃肿冗官冗费，财政时有困难。这些内忧外患，不仅严重刺激了宋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自尊，形成深刻的精神创伤，而且使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日益强烈。社会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士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在立国之初就明确表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并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之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往往以国家栋梁自居，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计民生，具有较前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 ，正是他们特有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旅游文学之中。

自中唐以来的由向外转为向内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强大以及两宋理学的形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内省，造微于心性之间，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也就是以“内圣”控“外王”的人生路线。由于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禅宗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因此，宋人旅游理趣盎然，注重通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以上种种，正是宋代游记文学特点形成的深刻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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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宋）欧阳永叔著，储菊人校阅.欧阳修全集（一）[M].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6：16.

[3]（北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16.

宋代文学论文例4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宋代文学论文例5

一、政治史

制度。制度史是本年度研究的重点。范学辉《北宋三衙除授制度简论》(《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北宋三衙除授制度日趋严密，权力分配更加细致，初期归枢密院，仁宗朝以后经枢密院初拟，宰相、枢密院共议。傅礼白《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文史哲》第4期)指出，宋代皇帝对章奏的审阅、处理，多由宰相班子以及不同层次的官员先期论证，其决策已融进了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智识和经验。赵冬梅《试论宋代的?门》(《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宋代的?门司、?门官员、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的体制展开探讨。苗书梅《宋代州级公吏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宋代的州级公吏人数众多，在地方行政运作中影响广泛，其权势增长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任用制度存在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贾玉英《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史学月刊》第11期)认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孔学探讨了宋代官年与实年不一致的两种情况(《宋代官员的官年与实年》，《文史知识》第1期)。高楠则讨论了官年、实年现象出现的诱因和官年、实年不符现象公开化及宋廷的应对等问题(《试析宋代官员官年与实年不符现象》，《史学月刊》第7期)。张其凡、金强《宋代岭南谪宦类型分析》(《学术研究》第3期)从宋代官员黜降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分析了宋代岭南谪宦的四种类型——贬官、编配、安置和居住的具体生活情况及其异同。陈元锋《宋代馆职的名实与职任》(《史学月刊》第12期)认为，宋代馆职从职能上可以分为狭义的馆职与贴职两大系列。

李晓就宋代朝廷的购买制度发表一系列文章。认为：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两个基本依据是政府消费物资的供求形势和运输状况，两者相比，供求形势居于主导性、基础性地位(《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文史哲》第1期)。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三种形式是年度定额的购买计划、经常性下达的采购指令和临时性安排的购买任务(李晓、姜雪燕《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形式》，《学术研究》第10期)。在《王安石市易法与政府购买制度》(《历史研究》第6期)中指出，市易法的内容应包括对政府购买制度的改革。在《宋朝江淮荆浙发运司的政府购买职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中指出，江淮荆浙发运司在宋朝财经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北宋的河北籴便司》(《中国史研究》第2期)中指出，宋代河北籴便司是转运司与中央利益悖离的产物。其业务特点是：在河北形成了与转运司裂土而治的财政管理格局，直属中央专管沿边军需补给，实行沿边籴买与内地籴买相结合，集购买、漕运管理于一身。汪圣铎《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第1期)从转运使是藩镇的替代者、对转运使割据的防范、路级财政的形成等方面，探讨了宋代的转运使。孙彩红、陈明光《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唐宋两朝财赋的“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相似之处，即都采取了中央财政对财赋的宏观调度方式，但两朝在财政管理体制上存在差异。方宝璋《略论宋代会计帐籍》(《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宋代会计帐籍种类丰富，在编制、申报、保管等方面均有一套严密的规定。徐东升《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唐宋两代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差别是：1．唐代州县拥有更大权力；2．宋代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有路级政府机构，并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铸钱管理。包伟民、吴铮强《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宋代定型的劝农制度是中国传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文化在生产领域的一个典型表现。

黄纯燕《宋代登闻鼓制度》(《中州学刊》第6期)讨论了宋代登闻鼓制度的建立、登闻鼓机构的进状人构成及进状程序、登闻鼓机构的受状内容、登闻鼓制度的作用及影响等问题。赵旭《论北宋法律制度中“例”的发展》(《北方论丛》第1期)指出，宋代的法制中已经产生了成文的《断例》，宋代“例”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判例法及其实践步入成熟的关键时期。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宋朝统治者通过立法，对雇佣奴婢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在“主仆名分”制约下，雇佣奴婢被纳入家族同居范围，与雇主结成密切的依附关系。郭尚武《论宋代保护奴婢人身权的划时代特征——据两宋民法看奴婢的人身权》(《晋阳学刊》第3期)指出，宋代民事立法新增了保护奴婢人身权的规定，奴婢由民事权利客体转化为主体，在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唯宋代独有。郭东旭《宋朝的物价变动与计赃论罪》(《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指出，宋朝不断调整计赃绢价标准和各类货币之间的比值，反映了宋朝计赃定罪法据时适变的特征。吕志兴《宋代配刑制度探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宋代的配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宋朝政府将前代的配刑规范后广泛适用，并逐渐成为宋代最主要的刑种。孔学《论凌迟之刑的起源及在宋代的发展》(《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契丹最先使用凌迟作为死刑的名称。宋代凌迟之刑在宋太宗晚期开始使用，仁宗时开始以诏令的形式规定其适用范围，神宗时凌迟之刑的适用范围扩大。盗贼及兵变的频繁是凌迟之刑在宋展的重要原因。

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探讨了南宋沿海制置司的设置和沿海的巡检、县尉等地方力量以及民间武装在海防中的作用。刘建丽、赵炳林认为蕃兵的建立是宋代兵制改革的创新(《略论宋代蕃兵制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略论宋代蕃兵建制》，《研究》第2期)。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第1期)指出，赵匡胤建国以后，正式将弓手当作维护基层治安的武装力量。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以及运作机制的转变。马继云《宋代的“厢官”》(《江海学刊》第4期)认为，宋代的厢官职责不能以“治烟火盗贼公事”一言以蔽之。

政治。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第1期)认为，宋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从而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第8期)认为，史学界经常说的“唐宋”、“治隆唐宋”，并不科学。宋代是五代后中国多国并存时期的一个连汉族都未统一的地方割据政权，长期是辽、金的“臣、侄”国，不能与唐朝并列。赵河清《赵宋王朝特质之时空背景考析》(《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第5期)联系宋初国策及以后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对峙争战状态等因素构成的时空背景，对宋朝的综合实力予以肯定。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史实及类比方法，反驳了“宋代‘积贫积弱’特点”的说法。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第2期)指出，由于宋代的重文抑武的国策及宋初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使得两宋时期宰相的军权始终存在，并且渐次加强；与此相对应的是枢密院的权力、地位逐步削弱，并最终沦为宰相的下属机构。张筱兑《宋初“守内虚外”政策与枢密院的身份危机》(《甘肃高师学报》第4期)指出，宋初君主对内采取“右文抑武”的政策，对外则将传统的“内绥外御”的边防政策调整为“守内虚外”，致使枢密院出现了巨大的身份危机，为有宋一代文武两个集团的矛盾埋下祸根。谷更有、尹子平《宋代豪民与官吏勾结对国家的内耗性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宋代豪民的猖獗限制了宗族势力的发展，豪民之间的自私自利又决定了其难以形成集团力量，他们同官吏之间的相互利用造成了国家的内耗。张学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北宋士大夫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文化和精神风貌，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路育松《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中国史研究》第l期)从介绍冯道其人人手，分析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对其评价的变化过程，指出这一过程正是北宋气节观内涵发生变化的过程。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一书，探讨了北宋武将群体的构成及武将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变迁，论析了北宋以文官抑制武将的策略及其消极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了北宋的兴亡。作者还讨论了北宋“将门”形成的原因、时代特征，以及产生的影响；探析了皇室与“将门”的通婚现象(《北宋“将门”现象探析》，《中国史研究》第3期；《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文史哲》第3期)。张明认为，北宋的驭将政策，导致北宋中期以后军政上出现的“将懦兵骄惰”现象，是造成宋王朝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北宋驭将政策矛盾探析》，《广西社会科学》第1期)。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宋徽宗即位初，蔡王集团的存在，使徽宗较少胡作非为，随着向太后的去世，蔡王集团瓦解，徽宗开始在一片赞扬声中为所欲为。何俊《庆元的性质与晚宋儒学的派系整合》(《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由于及其政治变化，使得浙学直接受累，进而从晚宋的儒学思想中分离出去。崔英超、张其凡《论“隆兴和议”前后南宋主战派阵营的分化与重构》(《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探讨了南宋主守派阵营的形成，及其对政治走向的影响。侯绍庄、钟莉《也谈南宋初年的宋金“和”“战”》(《贵州文史丛刊》第3期)针对《南宋初年宋金“和”“战”新探》(《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一文指出，赵构、秦桧向金称臣求和，是一种争取时间、稳定局势的斗争策略，是为了保住其统治地位，而南宋小朝廷得以偏安一隅，主要是广大爱国军民英勇抗金的结果。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北宋堡寨的军事功能是与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以满足军队后勤补给的需求。王曾瑜《从康熙的议论谈宗泽、岳飞等抗金》(《史学月刊》第4期)通过康熙的议论，再次就宗泽、岳飞等抗金的正义性进行讨论。汪天顺《北宋前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甘肃理论学刊》第6期)分析了北宋前中期朝廷对西北边疆态度所经历的从积极到消极、再趋主动的过程。肯定了曹玮、范仲淹等人的成绩及朝廷所起的作用。

改革。王世农《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文史哲》第3期)指出，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夏巍巍《制度、产权与历史变革——论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本质》(《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及在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周建华《理学——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北宋是理学勃兴的时期。而王安石提倡的“新学”，以及他所施行的“变法”，是与理学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的，故此注定了变法的失败。游彪《关于宋代的免役法》(《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免役法的推行某种程度上是公平原则的体现，它将许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逐渐纳入“助役”者的行列，进而扩大了服役者的范围。尹娜、黄纯艳《论北宋杨允恭盐法改革》(《云南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杨允恭盐法改革，实行了国家垄断收购、地方政府发卖的制度，确立了以淮浙盐支撑江淮漕运的新体制，对漕运、人中和茶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杨世文《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北宋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促进了经学变古。

民族与周边问题。张文《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与社会控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从主体上看，可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两大类型，从形式看，则分为经济冲突与文化冲突两大类型。两宋政府实施的社会控制措施并未能杜绝此类冲突发生。徐晓光《?g厮???ǖ摹傲⑽姆ā庇胨纬?睾汗叵盗⒎ā?《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分析了?g厮???ㄓ胨纬??涞墓叵担?凼隽怂纬??擞玫?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1_1.shtml>法律措施在调整蕃汉民族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刘建丽《略论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研究》第4期)梳理了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政治、经济关系。蔡家艺《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认为，沙陀族解体后，其族人大都散居于辽、宋、金、夏境内。宋朝境内的沙陀人，绝大多数来自于后汉、后周和北汉，其中有不少是沙陀世家。袁波澜、敏生兰、黄丽《唐、宋民族政策——羁縻问题之比较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探讨了唐、宋时期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总结了两朝民族政策的经验。白建灵《论宋元及以后新兴少数民族的特点》(《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指出，宋元及以后新兴少数民族的特点是：1．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明显的游牧与农业双重结构，其发展方向是逐渐融合为内容更丰富的汉族；2．经济上全面适应农业社会，同时保留其重商传统，文化上主要吸收儒家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宋朝对高丽使臣的接待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宋初以东夷之国视之，进而不断提升，至仿西夏例，进而易为仿辽例，至南宋又有回落，最后失去直接的遣使往来。这一变化过程正是宋朝国力日衰及其在整个东亚世界中地位下降的折射。吕英亭《高丽王朝与辽、宋政治关系之比较》(《东岳论丛》第6期)指出，高丽对中国奉行着“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在辽朝武力征服和威胁下不得不向其称臣；同时高丽对中原文明怀有深刻的文化认同感，但这种文化认同感又必须服从于实力对比。

二、经济史

商业经济。李晓在《宋代商品结构状况的变化》(《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中指出，宋代市场流通商品的结构状况较以前有许多变化，其表现一是米绢类商品的跨区域流通空前发展，二是以茶叶、交引等为代表的新商品大量涌现，这标志着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他在《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中提出了“小农、小工、小商三位一体化”的概念。王兴文《北宋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交流》第7期)指出，北宋漕运业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促成了一批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市镇的复苏。史继刚《论宋代官府的食盐零售体制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盐业史研究》第4期)指出，宋朝对食盐生产、运销诸环节的控制非常严格，特别在食盐榷禁地区针对广大消费者的食盐零售，采取了与以往不同，并且违背消费者意愿的强制配售方式。汪圣铎《试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认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较唐代大为减弱，政府始终没有颁行以绢代钱的正式法令，但是宋代绢帛也有一定的货币功能，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一种准货币的作用。王菱菱《宋代金银的开采冶炼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通过《舆地纪胜》、《本草图经》和《龙泉县志》中有关金矿开采过程及灰吹法、火爆法技术应用的记载，探讨了宋代矿业生产发展的技术基础。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宋朝在发展与辽、夏、金等政权贸易时，将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即使在战时，南北两地互补余缺的物资交流也未停止过。

区域经济。吴小凤《试论宋代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考论了宋代在多种情况下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梁中效《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宋代蜀道城市带以茶马、茶盐贸易为龙头的商品流通潮，使西北秦陇市场和西南川蜀市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水利事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论述了唐宋时期宁波水利事业的情况及特点，分析了该地区水利事业兴盛的原因。王义康《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具有地域分布广、产量大、质量优的特点。

人口研究。郑维宽《宋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广西社会科学》第9期)对宋代广西几个时期的民籍人口数进行了估算。指出，北宋元丰时广西的总人口至少达到160万，崇宁元年时至少达到200万人。南宋初期，今广西境内的总人口应达到300万人，南宋末期，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50万人。张箭《周宋之交中原王朝所辖的户和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指出，后周一年所控制的户数约254万，宋朝开国元年的户数只有97万，其中之间的巨大差距是缘于当时尚有207县因人口稠密、户数众多、统计工作量大而未把户数及时报上。陈国灿《南宋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南宋时期，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中镇级中心地区大致可分为上千户至数千户、数百户、百余户三个等级，草市大致可分为千户以上、数百户至百余户、数十户、几户至十几户四个等级。市镇居民的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等级。

三、文化史

文化。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第1期)以观察历史时段的视域变化探讨古代文化思想史。指出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康保苓研究了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问题(《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成因》，《云南社会科学》第4期；《论北宋前期的文化重心：以学术中心、教育状况作为考察的重点》，《学习论坛》第12期)。陈默《浅析宋代茶文化繁盛的原因》(《文史杂志》第3期)从宋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市民文化的兴起、贵族阶层的大力推动、文人雅士的推波助澜等方面论述了宋代茶文化繁盛的原因。李更《北宋馆阁校书之人员构成及其政治文化内涵》(《江西社会科学》第7期)提出，北宋馆阁的图书工作总体上由馆阁儒臣担任，任用专业人员从事相关工作属特例，馆阁的政治职能与文化职能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徐鸿钧、唐燮军《略论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及其类型》(《宁波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南宋浙东各地刻书业，无论刻书主体，抑或所刻书籍，均具有地域特征。刘琳琳《活字印刷术推广应用迟缓原因探析》(《贵州文史丛刊》第1期)从活字印刷的技术和汉字的特殊形态等方面分析了活字印刷术推广应用迟缓的原因。

教育。本年度宋代教育方面，主要集中在宋、元两代的纵向研究上。邢铁、门?然《宋元时期的家庭教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第3期)认为，宋元时期的家教形式以私塾为主，多数是由家族组织的。费斌《宋元时期广西文化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宋、元两代，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呈明显的落差现象。宋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兴盛期。元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中衰期。孙显军《宋元时期江苏私学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江苏在宋元时期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制度，但私学教育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胡青、简虎《论宋元之际江南书院对社会的教化》(《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宋元之际，书院在社会教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元?政府所推行的“汉化”政策，借助书院强化了社会教化功能。

思想。郭齐勇《综论宋元明时期长江流域的儒学》(《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认为，宋元明时期的儒学有了新的范式。北宋初期的宋学博大，中期的宋学即理学。南宋的儒学为理学。在宋学特别是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少儒学群体在长江流域崛起。蔡仁厚《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同中存异。肖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人性论建构的不同路径及特点》(《求索》第2期)认为，北宋中期，荆公新学与理学学者在整合先秦以来儒家人性学说、吸收佛道之学理论思维的基础上，进行了人性理论的建构。两派学者的理论建构路径各具特点，由此在人性论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宗教。张风雷《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再检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在五代、宋初关于天台教籍复归中土的问题中，最有可能的是曾往日本、高丽两国遣使求取天台教籍。李承贵《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解读及其方法上的困局》(《江西社会科学》第7期)指出，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解读虽不乏积极性见识，但仍然表现出对佛教的严重误读。卢连章《二程理学与佛学思想》(《中州学刊》第1期)指出，程颢、程颐在建立理学体系时，对佛教思想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由于二程所吸收的内容不同，从而形成了理事二分的理本论。天师道是道教的主要派别，郑信平《宋以来天师道的“心”“道”思想》(《求索》第2期)分析了宋以降天师道中的几个代表性人物的“心”“道”思想。

史学。张明华《宋太宗与北宋初几部官修史书的形成》(《史学史研究》第4期)指出，宋代史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主动要求在官修史料书的过程中建立“纪草”、“进御”制度，为宋太宗篡改历史创造条件。丁海燕在《宋代史学三厄》(《史学月刊》第3期)一文中，从一些宋人笔记中总结出宋代史学三厄，即废史学、篡改实录国史和私家撰史之忌。他在《宋人史料笔记研究——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史料笔记的评价谈起》(《中州学刊》第1期)中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史料笔记的评价，反映出清人对史料笔记特点的一些认识。孙继民《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荫补拟官程序》(《历史研究》第2期)认为，黑水城文献包含相当数量价值颇高的宋代文书，尤其是《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一组。方懿超《试论宋代四六类专门性类书》(《四川图书馆学报》第6期)阐述了宋代四六类类书的兴盛原因，分析了四六类类书的性质及特点。

社会生活。高楠在《宋代的私有田宅纠纷——以亲邻法为中心》(《安徽史学》第5期)中指出，在宋代社会的私有田宅交易中，围绕亲邻法出现的田宅纠纷在宋代的经济矛盾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中反映出宋代社会中在经济利益作用下的人际关系变化。他在《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已婚女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中指出，宋代家庭中夫妻之间、已婚女与丈夫族人之间的奁产纠纷不乏其例，从中看到两宋时期已婚女性的法制观、财产观及家庭内部在经济利益作用下的人际关系变化。高楠、王茂华《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在室女为例》(《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认为，宋代社会中，以妆奁嫁女是为法律所规定并为社会所认可的，当在室女的奁产权受到侵犯时，她们甚至不惜采用诉讼这一方式，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诉讼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法制观念和经济观念。张明华《“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史学月刊》第5期)探讨了北宋灭亡前后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问题。

四、考证

唐莫尧在《“贵州”一名由来考证》(《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3期)中对“宋太祖敕书说”提出质疑。在《“宋太祖敕书说”质疑补述》(《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中对其质疑进行了补述。朱松美《“烛影斧声”探谜》(《山东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认为“金匮预盟”是可信的。汪圣铎、孟宪玉《宋真宗的潜邸旧臣考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宋真宗任用的潜邸旧臣中武将官大而无功，文臣无为而因循，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宋代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汪圣铎在《宋代头子、宣头考略》(《文献》第1期)中考证了宋代头子与宣头。在《南宋晚期物价考论》(《文史》第1期)中考察了南宋后期的纸币标示及铜钱标示的量价、南宋晚期的金银价与绢价等问题，并就南宋晚期物价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许兴宝《岳飞追封鄂王时间辨正》(《文学遗产》第5期)认为，追封岳飞鄂王时间应为嘉泰四年(公元l204年)。宋代“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具体有哪些，历来记载不一，顾友泽《“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5期)先对《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人员进行考辨，再就所见资料，补入可能的参加者陆经、孙甫及梅尧臣三人。彭向前《<临川文集>载<与王子纯书(三)>考》(《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考定《临川文集》载《与王子纯书(三)》写作年月为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并对这封书信所具有的意义略作阐发。此外，《文史》第1期专刊登载了宋代文章，除文前所述，其他考证文章另有：王曾瑜《岳飞“诏狱全案”中的判决省??等考辨》、祝尚书《宋代科举发解制度考论》、李之亮《宋代转运使司置司考述》、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等。

五、人物

本年度人物方面仍然以王安石、朱熹研究为主。姜国柱《王安石的军事思想》(《南昌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王安石提出的“省兵”、“将兵法”、“兵农合一”等军事思想，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李春桃《论王安石晚期思想并非崇佛》(《求索》第5期)认为，王安石的经学被称为“荆公新学”，是宋代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新勋《王安石<春秋>“断烂朝报”说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第2期)结合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与宋代《春秋》学的情况，认为王安石确有《春秋》“断烂朝报”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贬经，恰恰反映了他的尊经思想。詹建志、朱汉民《朱熹<四书>学的人文信仰特征》(《求索》第10期)认为，在朱熹的《四书》学与宋儒的思想体系中，人文观念的强化与宗教功能的强化几乎是一体的。朱汉民《朱熹<四书>学诠释的二重进路》(《求索》第1期)指出，朱熹主要是通过“语言—文献”与“实践—体验”的两种诠释方法，将《四书》学与理学统一起来，以实现对《四书》诠释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双重要求。李华瑞、王海鹏《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述论》(《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自然现象的认识；祭祀鬼神与祈祷救荒；畏天敬诚弭灾与正君心、改革弊政。俞兆鹏《论朱熹的民本主义思想》(《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朱熹主张推行民本主义，朱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是“天理”，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哲学观点基础之上。粟品孝《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家礼活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对朱熹的家礼行为进行清理，并与其《家礼》文本进行比照，发现其言行相顾，但由于现实境遇和思想的变化，朱熹的一些行为与《家礼》的要求明显不合。而最受后人重视的《家礼》“祠堂”部分则可能并非朱熹所定。

宋代文学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122-09

新时期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是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的，因同志赞扬唐诗用形象思维，而宋人一反唐人规律，作诗“味同嚼蜡”，使得在相当一个时期，宋代文学的研究侧重在宋词，以至一体独大。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又得钱钟书《谈艺录》、缪钺《诗词散论》等旧著新行的启发，由于西方理论的传人，方法论的讨论与实践，文史哲互渗的影响，研究者的观念、眼光逐渐发生了变化，无论在宋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还是各体研究，以及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呈现了繁盛的局面。

以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为标志，宋代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十年期(学会成立于2000年，连同其酝酿、准备，已近十年)。学会成立以来，迄今已经召开五届年会，前四届分别由复旦大学(2000)、南京大学(2001)、宁夏大学(2003)、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2005)举办，第五届由暨南大学主办，五邑大学、惠州学院协办，于2007年底举行。第五届会议参加的代表有170多人，提交论文近150篇，两项都创下新高。笔者作为本届会议的筹备者，在浏览了会议论文、参加讨论之后，颇有感想，拟就此次会议而引发、思考的问题，侧重于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宋代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实绩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研究与整个社会同步，首先经历了拨乱反正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研究不断深入，范畴逐渐扩展，对方法论也愈来愈重视，以至于一度形成了“方法热”。美学曾甚为流行，接受美学、实验美学、精神分析美学、语义学美学、心理学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现象学美学、表现论美学、形式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等，以及相关的文艺心理学、文学批评学、文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文艺民俗学，都让人眼花缭乱。一度很为暄腾的新方法热，使不少研究者也很想弄清符号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模糊逻辑、美感全息、模糊集合、耗散结构等究竟为何意、何物?或因受传统影响太大，研究者又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不懂或浅识外语，在一大堆名词面前畏惧难进，异常惶惑。随着时间推移，新方法热很快过去，许多外来的理论、观念，似乎难以“内化”，于是，古代文学的研究逐渐回到返朴归真的路上来。

程千帆曾说，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做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研究者就是按照这一路径走的，新方法风光不再，连一度甚为提倡的宏观研究，也渐遭讥评，以之为空疏；属于或近于文艺学研究的，大概只有心理学、民俗学、结构主义、阐释学、传播学、原型说、范型论等，还在继续得到运用。而在文献学一端，胡适当年的“拿出证据来”，又变得理直气壮，虽未明言，实际上大有回到乾嘉之势。不过，与新方法的退潮几乎同时，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有了文化学的加入，且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其研究成果多在90年代后才出现，以笔者的管见所及，可大致按年度概括如下。

1990年后的10年间，宋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专著主要有5部：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台北)，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蔡镇楚《宋词文化学研究》；此外，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也部分关涉宋代。

自2000年以来，则显著增多，其中2000-2005年，6年共20部：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黎活仁《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台北)，勾承益《晚宋诗歌与社会》，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许兴宝《文化视野中的宋词意象》，张玉璞《浅斟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周楚汉《唐宋家文化文章学》，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黄杰《宋词与民俗》，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此外，涉及宋诗与文化的还有莫砺锋的论文集《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

近两年来，更大为增长。2006年有10部：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王树海《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曾枣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蔡燕《唐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马东瑶《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陈忻《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钱建状《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2007年有4部：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杨柏岭《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

就论文言，宋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呈现逐年发展的趋势。1987-1989年为起始点，3年中仅发6篇，1990-1999年的10年中共22篇，与前面相近。进入新世纪之后，2000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共9篇，而2001-2002年又见回落，2年中仅6篇，2003-2005年为恢复期，其中2003年7篇，2004年9篇，2005年10篇。近两年为之突飞猛进：2006年29篇，2007年47篇。

以上的论文中，有些是很好的论题，如周本淳的《宋诗与宋代文化》(《淮阴师专学报》1991年3期)，张毅的《苏轼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较》(《文学遗产》1995年4期)，孙维城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文学遗产》1999年2期)，及赵晓岚与之商榷的《也谈“晋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文学遗产》2000年3期)，许总的《论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学术月刊》2000年6期)，张玉璞

的《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3期)，董希平的《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宋代文化建构中的宋词》(《文学评论》2003年5期)，杨海明的《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的“士大夫化”为“切口”》(《江海学刊》2003年5期)，林继中的《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长江学术》2006年1期)，冯伟的《北宋初期科举文化与西昆体》(《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2期)，杨子怡的《韩愈刺韩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汕头大学学报》2007年2期)，孙昌武的《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的士大夫文学――以宋代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以及笔者的《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文史哲》2004年4期)等文。

就理论而言，王水照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撰写了该书的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为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解决了不少学理性问题。如从整体上提出了以文化观照文学的新方法，对宋型文化作出了全面而新颖的定义，对宋朝“近代”的性质，文学的淑世精神，对宋学作为新儒学之关注“天人之际”，与文学的重理节情，以及宋代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使得文学得以重建辉煌、盛极而变等，都作出了深刻的论述。该书且对宋代文学中的文体、体派、思想、题材体裁以及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也有较为全面、新颖的论述。

二、三个重要论题及相关成果

笔者以为，对宋代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几个较重要的论题，是近年来得到关注，且取得可喜成果的。

(一)关于政治文化的党争，及其对文学造成的影响

党争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对士人的人生境遇，对文学创作的文化生态，都有很大的影响，与宋代文学的题材、主张、风格等也有关系。

在关于宋代党争与文学的研究中，吴熊和指导的博士生做出了很大成绩，先后有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及沈松勤的《南宋文人与党争》三著。《北宋文人与党争》涉及的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有因党争而引起的文人与文化命运的改变，包括兴治文字狱，以文字排击异党，因排斥异党而禁毁文字的与文禁；还有北宋党争与文人的分野问题，包括王安石与新党文人群，苏轼与苏门君子，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北宋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包括熙丰的政见之争、元的意气之争、“绍述”的党锢三者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涉及创作倾向、风格、文人的惧祸心理、价值取向、心态演变、主题取向。《南宋文人与党争》上编为南宋党争的背景与历程，中编为南宋党争的动力与文化性格，为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下编则专论南宋党争与文学命运。下编共分三章：文学群体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再造，高压政治与谄谀之风，畏祸心理与以理遣情。如果说北宋的党争主要是围绕着变法而展开，那么南宋则转为和战问题，“事实充分表明，以党争为首要环境因子的南宋文学生态，存在着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在互动中，既有交叉又有渗透，既有排斥又有兼容，从而决定了文学的生成与繁荣，也影响了文学的演变与衰落。”

如徐规所说，沈松勤对北宋新旧党之争的研究，“采取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态度，脱出前贤的窠臼。至于党争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世贤虽有所涉及，但沈君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用力给予较深入的探讨，创获良多。”然而，此书亦有不足，“如在论述党争的成因时，忽视了代表当时南北地域不同利益的士人的政见之争；在总结文士群体的分野时，只注意到了新党以及苏轼与‘苏门弟子’和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其实朔党、洛党也是因党争分野而形成的重要群体。对党争与文学关系的论析，虽抓住其要害，但如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评述，当可更臻完善。”至于南宋的党争与文学，沈书抓住了重要的专题，但有些问题还未进入研究视野。

(二)关于制度文化的科举，以及与文学的关系

科举始于隋，盛于唐，变于宋，且显见完善、进步。唐宋因这一制度的区别，也造成了二代主流的、精英文化的不同与发展，且因二者文化精神的差异，也造就出二代文学的区别。

继程千帆之后，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而近年研究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关系者，有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和林岩的《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二书。祝著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论文结集，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沿革变迁，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其间的利弊得失，都作了文史相兼、考论结合的研究，举凡发解、省试、殿试、诸科、制科、词科、糊名誉录、诗赋经义之争、时文的程式化、科举与理学、科举用书、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等，属于宋代科举的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的涉及。傅璇琮说，此书“实际上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作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余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祝尚书在该书后记中表示，“将继续努力，以期撰成一部更为满意的专著《宋代科举与文学》来。”我们期待着能超越重在制度文化层面、确乎就科举与文学作全面文化考论的专著问世。

(三)关于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家族文化可追溯到六朝的贵族文化，晋室南渡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家族都在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政治、文化大族。随着作为家族文化基础的庄园经济被唐代的均田制取代，唐太宗“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但唐代仍有门阀之风，直到安史之乱后，门阀才遭到严重破坏。宋代由于宗族制度发达，造成了新型的家族文化，也影响到家族相传的文学传统。

近年来，对家族文学的研究逐渐增多，先是有几部关于六朝、隋唐的家族与文学的研究专著，而宋代的研究则以张剑的《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为代表。该书“运用了实证研究与统计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晁氏家族的‘祖宗家法’，晁氏天分、寿夭、婚姻、迁徙、卒葬对家族的影响以及家族的兴衰状况，又细致地论证晁氏家族文学与文化在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中的典型性、独特性．论证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成就和所体现出的家法意识，以及其继承性与变异性等问题。在对晁氏家族文学这一个案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从总体上把握宋代家族文学的特征，努力探讨宋代家族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晁氏家族一时成为了研究热门，除前面提到的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外，还有何新所的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南京大学2004年)，和李朝军的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等。

关于家族与文学的研究论著，尚可再举汤江浩的《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与张剑所作，都是博士论文，且不谋而合的是，都有“以……为中心”，前者的中心是澶州晁氏这一群体，后者是临川王氏中的王安石一人。汤著分为上下编，上编是临川王氏家族的溯源、迁徙与兴衰，王氏诸兄弟的生平、仕历与文艺，王安石诸妹、妹婿的生平及与王

安石的文学交往，王安石的子女、从子女及归婿，王安石外家与曾巩的亲缘；下编论王安石诗的历代辨伪、辑佚，考论李璧注荆公诗，叶梦得论荆公诗，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与方回选评荆公诗。此著长于考证，言必有据，表现出良好的学风。

对家族文学的研究，似已成为当前宋代文学研究的潮流，尤其是不少博士论文都以此为题，相信不久后会有众多的成果问世。

三、从进士文化到士大夫文化

由于文史结合研究的方法逐渐被采用，近年来颇能从宋代历史角度对宋代文学作整体观照，因而史观就尤显重要。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日本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说，及其将宋代定义为近代之论，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的绪论中，就藉此而对宋代的近代特点作了精到的阐发论述。笔者以为，若要深化对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对宋史观与宋型文化，当结合起来研究，且要有认识上的深化。

台湾傅乐成在1972年发表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已论及唐宋文化的最大不同，如今，30多年过去了，对宋代文化的认识自不应停留在简单的与唐代比较之上，而应有更为深入的研究。收入其《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

宋代承接唐五代，其文化特点确实要在与前代的比较中确立，而对照唐宋的主流、精英文化，由进士文化变为士大夫文化，无疑是两代最大的不同。

相对于六朝的贵族文化，唐代因推行科举且尤重进士制，逐渐形成了进士文化。笔者认为，进士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其一，由九品中正行察举，改为士子主动参加科举考试，选官的制度文化之变引发了政治之变，导致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逐渐生成；其二，因进士科取士较他科困难，在最为社会重视的同时，又因进士考试行以诗赋取士，遂改变了儒学与文学的传统地位；其三，儒生与文士地位的倒转，造成了文化从制度进而到思想、行为层面的改变，“儒林”传统向“文苑”精神倾斜、转化，使得统治阶级的新成员――进士阶层，形成了一系列被视作“无行”、“轻薄”的特点。

鉴于晚唐五代的政治腐败与进士无行相关，自宋初始，不少有识之士已指出科举取士之蔽，胡瑗、孙复等创办书院教育，以不求功名利禄为尚，努力于塑造士人的道德人格。胡瑗后任国子监直讲，为太学生授业，施行明体达用的教育方针，主张经义与实学并重。孙复批判文章的功利目的，其《答张洞书》矛头直指进士制，以道为教之本，文为道之用。而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物，也反思唐五代进士的堕落，如柳开、石介都提倡作古文还要行古人之道，要如孔、孟、扬雄、韩愈那样道文统一。宋仁宗即位之初，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要求改革政治、“兴复古道”，提出“救斯文之薄”，自己更以天下为己任，践履“古道”复兴。欧阳修以为文不可恃，屡薄尽心于文字者，基于文道合一而极力推重韩愈。

由于宋人之重道，加以科举制较唐代更为完善，较彻底地打破士庶之隔，真正实现了出身寒门亦能上升朝列，遂能变进士文化为士大夫文化。笔者以为，士大夫文化的基本涵义及主要特点如下。

其一，在对进士文化的批判中，努力于儒学传统的重建，并在重道的同时，又极为重德，思想修养追求明道见性，向往“内圣”境界，外现则为操守气节。

重道已如前所言，此处再举提倡笃敬自守、心定道纯之例。欧阳修《答祖择之书》云：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

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致。

其“内圣”色彩，并不亚于道学家。范仲淹直言谠论，三次被贬，人以之“三黜而三光”，朱熹赞其“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苏轼则高度评价欧阳修：“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韦占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其二，虽宋代文化较之唐代而见内倾性，然而士大夫文化却具有显见的“外王”指向。

理学或许更具宋代思想、哲学的代表资格，但主导着宋代政治的士大夫文化，却非理学之侧重内圣，而尤重“外王”的事功。如吕夷简入仕之初即以直言知名。拜相后奏列八事，以期政治清明、国家强盛。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呈《上十事疏》，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此前后，富弼上安边十三策，韩琦先陈七事，再陈救弊八事。这些都足以说明北宋士大夫所造就的政治文化具有显著的“外王”特点。虽然因士大夫的多重人生角色，令所为之文亦有不同之用，属于陈述政见者多非文学作品，然而仍不可避免地留有鲜明的印迹。即如“小道”之词，在常见的艳情、闲情之外，又有宦情与性情的加入，到南宋更有言恢复大计、表报国无门、温婉又悲凉的稼轩之词，及与之相近一派。

其三，政党政治的形成，为士大夫文化所特有，使得党争贯穿有宋一代。

孔子谓“君子群而不党”，《荀子・强国》亦云：“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而由于宋代士大夫热心于政治事务，出于政见不同，自然就形成了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不讳言结党一事，而以为人主最需要的是明辨君子小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应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对于政党政治，柳诒徵论其特点云：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而政党政治之风，亦开于宋。

中国之有政党，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党始。其后两党反复互争政权，……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大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

柳氏已辨明宋代党争与汉唐党祸之别，对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应很好体会，而因政党政治所造成的党争，则对宋代文人与文学有极大影响，成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忽略的背景和因素。

四、宋代文化的其他重要论题

士大夫文化可谓宋的“一代之文化”，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与制约。此外，在由唐而宋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之变尚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夷夏观与外来文化

在由唐而北宋、再到南宋历史进程中，与接受或排斥外来文化密切相关的夷夏观，有显著的变化。

早在春秋时代，华夏民族就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左氏传・定公十年》)的观念，显然这是立足于民族自卫的。又因此时的戎狄侵华，遂有“尊王攘夷”的口号。管仲辅助齐桓公完成霸业，不受夷狄侵扰，故孔子赞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以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却先后为圣，显然超越了“尊王攘夷”观，《孟子・滕文公上》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在西汉的汉武帝全

盛时期，“德泽洋溢，施方外，延及群生”，而到五胡乱华时，又重申“华夷之辨”，江统《徙戎论》提出了徙戎于其旧地的主张，文中所云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本出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出《左传・成公四年》。(详见《晋书・江统传》)待结束了南北分裂，隋文帝可以宣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贞观四年，唐朝大破突厥，对如何处置十余万降众，朝臣各有所见。唐太宗独纳中书令温彦博之议，作了妥当安排，更有对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之说。

人宋以后，因屡挫于外族，故石介《中国论》重申“内中夏而外夷狄”之理，治《春秋》者颇多，以至成为显学，“华夷之辨”又成宋人的重要论题。以苏轼言，他在嘉六年参加制科考试时写有《王者不治夷狄论》，沿袭《春秋》传统之见，将夷狄的秦、楚与华夏的齐、晋相比，所讨论的华夷间名分依据，在于“仁义”二字。元四年和八年，苏轼向朝廷奏进六篇札子，反对宋神宗的高丽政策。由于其时高丽已被契丹征服近百年，接受了辽的册封，因此建议宋朝应疏远高丽。他还认为，因高丽与辽“阴相计构”，故不宜将涉及山川险要、边防守备的《册府元龟》等书籍出售给高丽使者。与苏轼为敌党的程颐，亦申《春秋》谨华夷之辨的思想，再言“尊王攘夷”说，与苏轼所见并无不同。南宋初，宋高宗推崇左氏《春秋》，目的在于用尊王攘夷说树正统、斥伪齐；而胡安国作《春秋传》，则以此说作为抗金大业的思想基础，其序自云“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倡尊王攘夷之说，可以认为，由于宋继迫于契丹、党项羌、女真和蒙古民族，因此宋人的夷夏观，实也成为了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

(二)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

宋代的精英文化无疑是士大夫文化，是宋的“一代之文化”，也是主流文化，但是，宋代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的构成格局，较唐代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与士大夫文化具有相同或相近地位的是道学文化，它不仅是宋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是“一代之学术”，对宋代文学的创作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如果说士大夫文化与道学文化是近于平行的精英文化，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中也发展出新的次文化、子文化。如在这一文化所造成的政党政治中，士大夫受党争之害，使得自屈、贾以来的贬谪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而因宋代在思想文化上的三教合一，也使得贬谪文化与道佛文化相融，苏、黄就是很好的例子。若谓与道佛文化相融的贬谪文化是士大夫文化中的一个新“变种”，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之中，馆阁文化则是非常重要的新“品种”，宋代的右文政策，使得这一文化在宋代的文化建设、历史与文学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士大夫文化是精英文化，具有“庙堂”性质，而由于宋代的近代性质，经济形式、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使得市民阶层迅速壮大，“草根”的市井文化也随之发展，其中的青楼文化就是柳永俗词的催生剂、培养基。推而广之，宋代俗文学的发达，亦与市井文化大有关系。市井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城市经济日益成熟，文化同样重视市场、文学不能无视传播的情况下，士大夫文人也不得不调整其文化策略，梅尧臣、苏轼等人提出的文学创作应“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就应是正视、关注市井文化的结果。南宋在延续士大夫文化的同时，发展出权相政治。在党争以新的形式出现时，伴随着科举文化之变，加以地狭人稠，冗员增多，隐逸文化、江湖文化、幕客文化，以及因中心城市多种“社”、“会”而生成的社会文化，则又提供了不少文化新品种，也分别影响了文学的生态环境、创作条件、内容题材、艺术风格。

(三)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

唐宋两代的地域文化都很有特色，而宋代因宗法共同体的建立，家族文化尤为发达，地域与家族相结合，则成为宋代新的文化景观。

我国历来有地域文化之别，上世纪初的一些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都曾论述南北文化的不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渊源及变化，他引了“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之说，又云自东汉末中原丧乱以后学术虽变化，但通经义、励名行以求从政，形成了很好的门第之风，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并认为牛李党争实以科第分，即：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与唐代相比，宋代地域文化的最大变化就是文化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并在北宋后期得以完成。对于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十年前已有程民生的专书，较之前人的粗略论述，显然极见深入周全。由于地域文化涉及风土民俗、人文素质、、官私教育、印刷出版、公私藏书、交通传播，以及儒学、宗教、学术、文学、艺术等传统的异同，对文学创作有显著的影响，故此结合地域文化研究宋代文学，应是大有可为的。

宋代文化的另一大变化是宗族共同体的建立，不仅强化了伦常秩序，促进了小农经济的稳定，得到了理学家的充分论证、肯定，还为家族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宋代的家族文化与六朝的家族贵族文化不同，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方向。虽然唐代也有因家族而成的文化传承，但地域性特点似更强于家族文化传统，宋代不然。地域性与家族性结合为一体，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家族。如：宋初的临安钱氏，惟溶、惟治、惟演昆弟各有所成；寿州吕氏，自吕夷简起，几代一门数相；雍丘韩忆及其子韩绛、韩维、韩缜，吴县范仲淹及其子纯仁、纯礼，京兆蓝田吕氏，仙游蔡氏，南宋的四明史氏，鄱阳洪氏等，亦多显宦；眉山苏氏，巨野晁氏，多文学之传；洛阳程氏兄弟，崇安胡氏及婺源朱氏父子，则为道学名家。若从地域言，仅江西一地，除前说的鄱阳洪氏外，还有临川王氏(王安石、王安礼、王安国)，南丰曾氏(曾巩、曾布、曾肇)，新淦孔氏(孔文仲、孔平仲、孔武仲)等著名家族，对政治、学术、文学、艺术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传统。

五、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还应关注什么

(一)宋代文学与思想史、哲学史、制度史的关系

前述马积高、许总、朱刚、罗立刚等老、中、青三代学者的著作，已属打通哲学与文学的研究，可惜的是，延续这一方向者，尚不多见。近年来，关于宋代思想、哲学的研究专著渐多，仅作者出身于浙江大学的，就有关长龙的《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何俊的《南宋儒学建构》，以及刘成国的《荆公新学研究》诸著。关于宋代的制度史，十多年前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宋代研究丛书》，就有《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宋代监察制度》等著。由于学科的分科细密，在三级制的体系中，目前的研究很难打破“分疆而治”局面，然而，不仅是古代学术具有文史哲一体的特点，当今也积极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学科间的打通确实非常重要，这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所在。

罗宗强创立了文学思想史学科，其弟子张毅有《宋代文学思想史》，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宋代文学思想史的专著，书中涉及到哲学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学科的性质和研究范畴所限，故对于文学观、文学创作与哲学史、思想史相对应或相结合的全面研究，还有拓展的余地。

制度史中的教育与科举，对文学的研究很重要，虽已有祝尚书等人的研究，但是，在具体问题之

外，仍有一些理论问题需关注。如唐宋两代科举的不同，后者的进步，以及宋代科举自身存在的弊病等，都可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处仅举后者一例，针对唐代进士科只重文才所造成的缺陷，仁宗之时，宋祁等人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仁宗从之。后又有王安石的改革，但仍然自有其弊端。苏轼《日喻》即对王安石变法后科举取士的变化，发表自己的见解：“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对这些问题，都可以就其本身或结合文学作深入的研究。

(二)宋代文学与宋代学术、艺术的关系

宋学有广狭之义，狭者专指理学及其所传，广者应指宋代学术之总和。胡瑗于苏湖二州教学之时，立经义、治事二斋，实际上将学问分为理论与致用二科，此即宋初学术之始。其后，理学作为新儒学逐渐确立，王安石创新学，张载创关学，周敦颐创濂学，二程创洛学，洛学的出现标志着新儒学的初步完成。多年来，学界联系新儒学以研究宋代文学，相对成果多些，且较有深度，展望未来，这一研究方向当然还可以持续并深入下去。此外，如易学、尚书学、诗经学、春秋学、诸子学、史学，以及政治学、谋略学、教育学等，也可关注它们与文学的关系。这些学科固然是独立的，但其治学思想，研究的观念、方法等，都不会因学科的独立性而与他科隔绝，尤因宋代士人常兼学者与文人的双重身份，治学对为文会有所影响，或在文学创作中会接受他人、他学的影响，因此，研究宋代文学不应是单纯的、孤立的文学研究。无论从宋代自身的特点而言，还是从当前提倡学科交叉而言，关注文学与宋学的关系，都是宋代文学研究应继续开拓的方向。

宋代的文人，又常是艺术家或艺术理论家，由于文与艺的相通，对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还应注重与绘画、书法、音乐及相关理论的联系。郑午昌将我国绘画的发展定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而宋代绘画则是文学化时期的开始。宋代不仅有众多的文人画家，产生了多种文人画题材，也是文人画理论全面奠基或成熟的时代，苏轼、文同、王诜、李公麟、米芾父子等，更是著名的文人画家。宋代在我国的书法史和书论史上也有重要地位，由唐的抒情、重法．转为尚意而多元。苏、黄、米、蔡是宋代书法的四大家，也是创立宋代书体的代表，南宋的姜夔、宋季人元的赵孟也是很有创新的书法家。而北宋沈括、南宋姜夔，则是真正知乐的音乐家。这些画家、书家和音乐家，又多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学理论常与艺术理论综融贯通，由于创作思想并见于文学与艺术，因此，结合艺术实践或理论来研究文学，也是避免孤立、单一、割裂全人所应取的研究方法。

(三)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延伸的学术眼光

宋代文学论文例7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宋代文学论文例8

与会专家认为：这部《宋代文学史》是 目前 最全面、最细致、最系统的断代的宋代文学史，其材料比较丰富翔实，叙述比较准确充分，评价作家作品比较科学全面， 总结 性地探讨了宋代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 历史 过程。具体地说，其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书充分吸收了近20年来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纠正了以往文学史着作的一些失误。如对西昆体 时代 的定位，柳开、王禹偁、九僧时代的先后，书中得到了正确的反映；岳飞《满江红》、李清照词论的真伪，在注释中详细给予说明；柳永、晏几道、张元干、姜夔等生年及生平事迹的考订成果都能及时吸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与 分析 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 政治 一元化的标准，而注重实事求是，注重 艺术 审美价值的评判。如有关欧阳修的评价，纠正了过去视之为保守派的错误看法，肯定欧阳修本人是充满改革精神的，评价相当客观。此书对近20年宋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的吸收和整理，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翔实的资料。

第二，此书研究、涉及的作家较以前任何一部宋代文学史或文学通史都要多，比较有特色的作家都有所反映，诸如宋初诗人惠崇、北宋中叶的司马光、南宋初汪藻、王庭珪、邓肃、朱弁、洪皓、曹勋以及江西诗派的韩驹、徐俯、潘大临、三洪、二谢、夏倪、晁冲之等人的文学成就，以前的文学史未曾提及，此书给以评述，拓宽了宋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对于一些着名作家，以前的文学史往往只评述其某一方面的成就，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讨论，此书的论述比较全面，平实中见新意。如苏舜钦、杨万里、范成大的词、秦观、周邦彦、辛弃疾的诗文，此书作了全面的论述。特别是此书几位主编、副主编功力深厚，义理、辞章、考据无不当行本色，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精辟，概括准确，发现了许多有价值、有特色的东西。对作家的艺术个性及其对文学史的独特贡献，发掘较深。如苏舜钦的词，虽然只有一首《水调歌头》，其豪健放旷的风格开苏辛一派之先声，以前从未有人论及，此书是别具只眼。另外，如上册第五章中论柳永词“体段的配置模式”（第95页）、第六章中论晏殊在庆历新政中所起的作用（第110页）、第十六章中论晏几道词的艺术特色、第十八章中论贺铸词的艺术特色、第十四章论苏轼散文三个方面的发展（第257页），下册第六章对诚斋体的论述，撰稿者选取许多未曾经人提及的小诗，充分展现了杨万里诗歌的特色，这些论述，都富有新意和创见。

第三，资料丰富。全书将近80万字，字数超过程千帆、吴新雷合着的《两宋文学史》近一倍。每个作家名下介绍着作、版本、现存作品数量，有助于初学者。在写作体例上，加大了注释的份量。该书介绍作家的生卒年、籍贯、以及生平中的若干重要关节时，往往是慎重地采取一说，对其他说法在注释中予以介绍，说明自己的看法，这样就更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凡有疑难问题，利用注释详加讨论，其言必有据，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翔实可信；同时，对前人成果广泛吸收，一一注明出处，不掠人之美，力求详尽、全面，提供丰富的研究材料，为阅读、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

第四，此书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调整了文学史编撰的思路，对文体本身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较以前的文学史着作更为新警、细密。以往的文学史着作多 参考 明、清人的评述，只注意从作家的仕宦生活以及与政治的联系来评价作家作品，没有去从宋人对文本的认识来评价作家，此书从原有文本出发，注重原始资料，注意作家的生活背景。通过对史料的溯源和考辨，尽管我们无法还原到文学史的原始状态，但如果能够还原到当时的评论的话，也会有新的发现，将我们的研究深入一步。如上册第七章注意到欧阳修的生活观念与宋代社会生活背景的关系，从笔记小说中挖掘新的材料，多方位地来评价作家，给人较多的启示。又如：五代、宋初和辽国的诗坛，都是 学习 白居易的，其诗风的主流为白居易体；宋初诗人魏野之子魏贤与司马光交厚，司马光等认为魏野属于白居易体而不是属于晚唐体，认真读一下魏野现存的作品，虽有晚唐体，但大多是白居易体；南宋四大家中杨万里与陆游相比，更富有个性，就诗歌史发展的地位来看，杨万里似应更重要一些。此书给杨万里以一章的篇幅，说明其对杨万里文学成就的注重。

第五，其总论的撰写，颇有创见，站在新的高度，描述了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嬗变轨迹，为宋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以汲取的东西。与唐代文学的研究相比较，宋代文学的研究较弱，以往的文学通史对宋代文学的论述比较单薄，问题较多。程千帆、吴新雷合着的《两宋文学史》有许多精彩见解，可惜缺少通论，有些地方史的线索不够明晰。这部《宋代文学史》通过撰写总论，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宋代文学的全貌，提出宋代文坛氛围、文学群体等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研究欧阳修门下文人、元佑文人群体、南渡词人群体等文学流派的发展，将更准确地把握宋代文学的特点。

针对这部《宋代文学史》存在的问题，与会专家也提出许多颇为中肯的意见。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此书尚未完全摆脱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束缚，虽然增加了总论，但对宋代文学的宏观研究有待于加强，个别作家的论述与通论脱节，甚至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论述不够；石介抨击西昆体，有极端偏见，无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对“太学体”的形成负有责任，其对古文运动的 影响 没有反映；总论中曾论及苏舜钦对杜诗的继承，见解独到、精辟，但在上册第四章有关苏舜钦的具体论述中却没有照应，第十二章又说王安石是宋代第一位学杜的诗人，与总论的看法相左。一部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注意点、面、线的结合，此书点最好，面、线次之。点的描述非常精彩，应加强对作家历史定位的研究，用发展的文学史观来研究作家前后的承接和影响，从而描述出宋代文学每一个时期的嬗变过程。

第二，章节设置有些不太合理，有些章节的 内容 还可以商榷。如张先在词史上的地位与苏舜钦、梅尧臣在诗史上的地位相当，安排一章是否太重？有的标目也不够明晰，如“苏辙与苏门子弟”一节，容易使人误解，将苏辙视为苏轼的弟子，而且没有提及苏过，显然是一个疏漏。司马光专设一节，其诗词文并无个性及成就，有敷衍成篇，凑足字数之感。戴复古、刘克庄的诗词安排在不同的章节介绍，其他作家全都是在一章论述，体例不统一。周邦彦一章不应置于“北宋后期其他词人”章之后。陈克（1081—1137）、叶梦得（1077—1148）置于北宋，朱敦儒与陈克同年，李光仅比叶梦得小一岁，而置于南宋，陈、叶也应放在南宋一章。另外，作家生平的介绍，过去多是史传的摘录，过于“客观”，未能与作家的个性、思想等有机结合，如《宋代文学史》上册第六章晏殊生平介绍中，谈到寇准罢相时，晏殊两次拒绝拟写诏书，没有说明晏殊拒绝草制的原因是出于正义感还是胆怯，如果能够结合其思想、性格予以说明，将更有利于对作家的了解。

第三，由于此书撰稿人多是词学专家和 研究 宋诗的专家，宋代诗词的研究较为深入，是其强项，但也存在某些弱项和缺项。宋文、宋代小说、戏曲、是此书相对薄弱的部分。虽然总论和作家论中对宋代散文也有论述，但却没有描绘出宋代散文 发展 的过程，没有揭示出宋代散文的特点。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宋人最不看重的是词，近代以来研究宋词的着作多了，反而使人对宋代文化的全貌看不清楚，此书对宋代散文的研究没有提高，如宋代的四六文，程千帆、吴新雷合着《两宋文学史》有精辟论述，此书没有涉及。研究宋代小说，此书注意了话本，忽略了传奇，宋代传奇虽然未曾突破唐传奇的藩篱，但其数量多，内容丰富，如《太平广记》、《夷坚志》、《青琐高议》这样的着作有必要加以介绍。宋代的笔记比较重要的有700多部，一般文学史着作资料引用较多，其文学成就无人论及，也应有专章介绍。宋代戏曲的介绍也较为简略，有关南戏产生的背景、文体特征、结构方式以及对元杂剧发展的 影响 ，都需要专章加以介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部《宋代文学史》的完成，真实地反映了近20年来国内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虽然宋代诗词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有关宋代散文、南戏和文言小说的研究相当薄弱。 分析 、讨论这部书的成就和不足，对于如何深入开展宋代文学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这部书既是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成果的 总结 ，又是下一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起点。

与会专家还对文学史着作的撰写发表了意见。在论及文学史的模式时，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说，这部《宋代文学史》编撰之初，已故着名学者唐圭璋、孙望先生根据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 方法 ，建议先做长编，研究每一个作家、流派、先收集资料，进行笺注，编写年谱，汇集评论资料，然后上升为 理论 研究。文学史侧重线和面的研究，点的研究由相应的作家研究的成果来完成。这一构想，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没有完全付诸实践。现在看来，这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湖北大学王兆鹏教授等认为，从以往文学史的模式来看，多是纪传体的翻版。文学史研究的任务是 艺术 个性、艺术进步和 历史 定位，其基本原则是“守正出新”，既要吸收别人的成果，又要有创见，文学史着作的体例是否可以向学案体、纪事本末体的方向发展，是否可以借鉴历史学家白寿彝的方法，以研究课题为纲，汇集各家观点，断以己意。这样，更有利于初学者和研究者。

宋代文学论文例9

一、长时段的探索

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开始力图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

“唐宋”并称，是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两个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两段历史之间的明显反差和“断裂”(对于“唐宋变革说”，近年间有许多再阐释，也有不少批评与质疑。对此有一些专门的学术史回顾，兹不赘)。2001年以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先后召开了题为“唐宋妇女研究与历史学”、“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题为“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研究”2等重点科研项目。作为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的项目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兄弟校所的一些学者也在共同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

相当一批研究选题集中在唐宋时期，例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3、唐宋思想的转型4、唐宋法制史5、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6、唐宋中央监察制度的变迁7、唐宋时期的婚姻、家庭和财产法8，等等。历史学、文学史博士论文讨论唐宋官制礼制、唐宋士人、唐音宋调者亦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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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笔者2004年5月在中国史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其中谈到的只是一些个人感觉，而投有机会具体涉及到诸多学者与丰富的个案成果，叙述中难免挂一漏万，敬祈读者鉴谅。本文的正文部分曾经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9期。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方诚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罗秭楠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2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3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4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01年。

5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贾玉英：《略论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例如Bettine Birge，Inheritance and Property Law from Tang to Song：The Move away from Patrilineality(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财产法：从父系体系的疏离)；大泽正昭：《“妒妇”、“悍妻”以及“惧内”一一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目前已经很少有学者将眼光仅仅拘泥于唐宋“之际”。不少学者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具有通贯性质的高教版《中国文学史》1，以隋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研究单元。多年前，很多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寅恪、侯外庐都敏锐地把握到唐代中期的社会变化，将其视为新阶段的开始。而近年间一些欧美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叶史”(Middle Period)，也是以8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为研究时段。

与唐宋之间的连续相应，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2(The Song-Yuan-Ming Tran M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集中了这样的一批成果。“唐宋”并提，将宋作为一系列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转贴于 二、专题史研究的活跃

专题史研究的活跃，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许多以往被忽视的话题，由边缘进入主流。就宋史学界而言，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对于专题研究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史研究的直接成果，既反映于以生活史、风俗史为题的研究如朱瑞熙、张邦炜、王曾瑜等一批功力深厚学者的集体成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也反映于学者对家族制度3、对社会矛盾的日常调节机制如社会救济与赈灾等问题的研究4。一些传统上不被重视的题目，例如饮食、娱乐、日常消费、鬼神观念、民间巫术、丧葬习俗与佛事活动，等等，有了不少描述性的文章。也有学者对于“基层社会”“地方社会”作出细节的划分，注重讨论“宋人在其生活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人群聚合”、“规范宋代基层社会秩序的经纬线”以及基层社会内部与彼此之间的流动、沟通与联结5。相关的著述中也反映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趋近与融通。

不仅如此，将不同内容的探讨“还原”到所处“社会”中予以认识的努力，近年来愈益突出。学者们注意到，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关系网络，决定着具体社会面貌的差异。因此，今天的宋代社会史研究，既考察“有形”的内容，也着意于讨论看似“无形”却同等重要的内容，例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诸多错综复杂关系等等。从《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6、《唐宋女性与社会》7、《宋代婚姻家族史论》8等著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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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3 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例如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参见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十二卷，2002年。

6 台湾中研院出版，1998年。

7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8 张邦炜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得风气之先的是对于宋代区域(例如太湖流域、福建江西等地区)、人口、移民、家族、基层社会、地方精英、乡村势力、民间信仰(美国、日本学者有不少研究，国内亦有讨论国家祭典与民间祭祀、祈雨、地方神灵崇拜的著述及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妇女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宋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的意义。

妇女史研究，近年间日益转向社会性别史研究。所谓“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概念的标记，强调所讨论的课题，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人类社会规范与性别有关的各类活动的方式与机制1。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中，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多学科研究的聚焦点，成为富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中，关注对象相当集中，研究视角和方法理路却展现出多元的特点。

对于婚姻制度、性别意识、文本写作(例如女性的写作、男性作家有关女性及性别交往的写作)、下层女性、边缘群体、身体文化(例如生育、缠足)乃至医疗史的关注，是近年来宋代性别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不仅注意性别差异，也注意女性内部包括社会阶层、生活环境及身份转换之间的差异，理念同现实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注意围绕性别问题而来的一系列关系。《唐宋女性与社会》中的一些议题，可能算得上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2、传统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这些新的取向，有不少受到注重关系结构、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学界所强调的学科交叉或者说“科际整合”，也发生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晚期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限制于曲高和寡的纯粹哲学史、学术思想史范围，其“视域”有了明显的拓展。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宋学”这一较“理学”更为开阔的研究范畴的提出；另方面也与社会史的影响有关：研究者自觉地将思想的演进置于政局演变、群体关系、社会文化等问题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去考察；宋代文化传承者身份的下移、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历程等问题都纳入了学者的视野。与此同时，思想史研究的关注领域，从仅仅注意创造性思想的出现，转而同样注意由“出新”变为“传统”的过程；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综合性研究，国内出版的有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3，田浩(Hoyt Tillman)编《宋代思想史论》4、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5：还有不少对于荆公新学、蜀学、新学与理学的消长等方面的个案研究。

法制史研究也有明显的视角变化。有综合研究6，亦有个案讨论。有研究者选择以“争讼”为窗口，来观察宋朝社会7，观察利益关系调整的多元化趋势8，探讨诉讼在宋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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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政：《关于“gender”的翻译及其背后》，《社会性别》第一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 学林出版社，2001年12月。

6 例如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青木敦：《健讼の地域的ィメ—ヅ——11~13世纪江西社会の法文化と人口移动をめぐって——》，《社会经济史学》65-3、1999年。

8 例如雷家宏：《从民间争讼看宋朝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

由一种司法行为成为社会风尚的演变1。也有学者从案例出发探讨地方行政和民众的关系2，探讨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3。

台湾学界先后编辑出版了《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4、《法制与礼俗》5等论文集，《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6一书也在日本面世。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结合社会和思想来讨论法制的趋向。

3、原有议题中新的研究生长点：

所谓“研究生长点”，通常是由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带动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研究的视角和方式，注意拓宽、拓深宋史的研究领域。

经济史：

近年来经济史方面成果相当丰富。不仅有对于财政史、货币史7以及财经监督8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也有对于商业资本9、信用关系10、商品供给与流通11、海外贸易12、专卖13、茶法14、交通15、寺院经济16，以及对于经济发展与国家干预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中对单一的生产决定论有所突破。不少学者自“区域”视角着手，兼采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区域性城市、农业经济、市场经济，讨论大一统帝国总的财政经济框架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17。对于宋代“积贫积弱”一类成说，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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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怀林：《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宋代福建的民间拆讼》，《福州师专学报》2001年6期。

2 青木敦《北宋末～南宋の法令に附された越诉规定にっぃて》，《东洋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五十八卷第二号，1999年．

3 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4 柳立言编：《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5 Billy Kee-long So(苏基朗)，Sung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Moder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Legal Tradition：The Case of Yün(1068-69)Revisited；刘增贵编：《法制与礼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

6 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邑社会》，汲古书院，2002年9月。

7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8 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

9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

10 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 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 Billy k.L. 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 林文勋等：《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商品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4 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 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 例如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如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就整体趋势而言，经济史研究在研究取向方面愈益多元化，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式，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与此同时，运用计量分析等经济学方法，使研究更加精密的努力，成为日渐明显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学界对于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有认真的检讨，围绕“宋代经济革命说”以及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评价的讨论1，有效地深化了我们对于该时代的整体认识。

政治史：

政治史通常注重时代的走势，注重通体性的研究，国内学界应该说占有整体上的优势。要把握宋代政治的发展脉络，一方面要突破宋人的“本朝史观”之限制，另一方面，需要提炼“牵动力”较强的问题，而避免简单化。

宋史学界对于赵宋“祖宗之法”、“防弊之政”的再认识，或许是研究中的“亮点”之一。许多宋史研究者强调宋代“士大夫政治”对于皇权的限制，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体系乃至文化繁荣的关键2；也有学者强调另一方面的趋势，指出宋代专制君权与忠君观念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之中3。与士大夫政治相关，学界也有不少关于党争的讨论4。

宋代的政治史研究向来是后不如前——南宋不如北宋，南北宋晚期不如前期。但在最近几年中，北宋晚期、南宋晚期的政治史都受到国际性的关注5。

宋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个案讨论，长期以来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之上。例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王安石与王安石变法6，南宋时期的岳飞、赵构与高宗朝政治7，等等。近些年来，这些研究“点”明显地丰富起来。人物研究逐渐从个体走向群体，研究中愈益重视多方面的“关系”，把个别人物与周边人物、与事件、与学术思潮、与时代联系起来。王曾瑜等学者从校勘整理相关资料、系统考辨人物事迹，到综合性深入研究，乃至撰写纪实小说等等，形成了从基础工作到深入研究再到普及较为完整的组合格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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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社版》2001年6期；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榷力と士大夫政治》，汲古书院，2001年。

3 参见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载《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载《北大史学》第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例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例如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治——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1期；《靖康内讧解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天府新论》2000年1期。王曾瑜：《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学习与探索》1999年6期。罗家祥：《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3期。方震华《北宋中晚期文士对武力的定位》，《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11月，21卷第4期。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Bol)：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the New Policies，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Vol．3l(2001)：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参见朱瑞熙：《岳飞研究的百年回顾》，待刊。

8 王曾瑜：《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河洛悲歌》、《靖康奇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也有学者关注历史人物形象变迁所蕴涵的“当代史”的意义1。这反映出，传统的人物研究也在寻找新的问题生长点。

制度史：

制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对于学界成说的再探讨。我们看到，即使是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也还有许多重要的“未发之覆”。对于宋代“二府”之_枢密院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例2。以往对于文官制度讨论较多，近年来则有不少对于武将群体的考察3。

就一段时间内的趋势而言，宋史界关注的重点是地方和基层的行政制度4。对于宋代路制以及相关行政制度的研究，集中了国际范围内许多学者的目光5。其中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通过中央制度的“地方化”过程，来探讨财政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的与制度文本规定不同的多种变异。除去对于路及州郡体制的考察外，还有许多对于县丞、县级公吏6，对于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的考察7。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政治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促使历史学者从新的角度考虑以往的问题。围绕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渠道”这一总的论题，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点，例如信息“不均衡分布”条件下的政绩考察与“实迹”问题；地方上的“父老”缙绅、寄居士人与官方关系问题；榜谕、粉壁、劝俗文(劝学文，劝农文)的沟通晓示作用问题；信息通进机构如通进银台司、罔门、进奏院以及邸报的运作形式问题……带动了对于信息上传下达的环节、传布方式，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书形式、传递过程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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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参见高明扬：《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宋学学术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1期：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学报》2003年2期。

2 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1期；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李全德：《五代至北宋前期的枢密院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3年；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2期。

3 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赵冬梅：《北宋的武选官及其选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4 例如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5 李昌宪：《宋朝路制研究》，《国学研究》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昌宪、王丽：《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文史》2001年第2辑；《北宋转运使的设置问题探讨》，《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黄纯艳：《论宋运使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论宋运使的职能——兼论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汪圣铎：《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1期。青木敦：《宋代の监司の语羲にっぃて》，《历史学研究》753，2001年。渡边久：《北宋の经略安抚使》，《柬洋史研究》57-4、1999年；《北宋转运使と行政监督》，《龙谷大学论集》457，2001年。高桥弘臣：《南宋初期の川陕地方にぉける宣抚处置使·宣抚使について》，《受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13，2002年。

6 陆敏珍：《宋代县丞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

7 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99年4期；《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2期；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粱建国：《宋代乡村区划研究》，河南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体制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也有学者在长期研究宋代监察机构的基础上，将台谏考察官员的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过程予以观察1。

当然，选题重点的变化、空白的填补并不意味着制度史研究有了质的进展。在“过程”与“关系”中把握制度，走向“活”的制度史，或许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4、学科界限的打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传统学科领域的边缘或者交叉界面，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成果。

现代学科的划分，在带来了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重重障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在文学、经术、政治方面的努力紧密地切合在一起；赵宋的“祖宗家法”等内容，也是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化交汇的界面上2。相关研究要走向深入，无疑对于现代学科体制是个挑战。

2003年出版的余英时新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3，以朱熹为中心视点，而致力于“宋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注重理学文献的政治解读，关注“内圣”与。外王”的衔接，致力于把理学“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其“抽离”出来4。当然。作者“仅仅强调理学系统中有必须通过政治解读才能澄清的部分，但并不是将全部理学都化约为政治问题”。

2001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题为“江南的城市工业和大众文化(960—1850)”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围绕宋代以来区域性经济发展与大众文化、民问信仰、地方意识的关系，从经济与文化的交叉界面着眼，反映出学术领域新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条件的新积蓄

1、田野调查与资料范围的扩展

目前宋史界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已经自“精英著述”扩大到文字、图像与其它非文字的“边缘材料”，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志、文书档案、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谱牒、婚帖、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图像、历史遗存、考古出土文物等等资料。人类学所注重的田野调查，也成为近年来历史学界普遍运用的研究方式之一。社会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艺术史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引领风气的先驱。这种拓展，不仅反映于资料范围的扩大，也反映于学者对各类实物资料、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正是这种拓展，构成为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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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待刊。

2 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4期：《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台北允晨；2004年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

4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涂英时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

2、资料建设与深层利用

目前保存、整理、利用资料的手段，都与数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史籍校点与整理，是大陆史学界的长项之一。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国家图书馆编辑《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编辑《全宋笔记》，为学界提供了研究便利。有关地方行政制度的资料整理，有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宋代郡守通考》1等多种，汇集了丰富史料。也有一些电子数据库的建设。

尽管宋史研究不具备其它断代史那样的“新材料”，但新的观念、新的问题，使得一些以前即为人们知晓的材料不断被更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作了出色的整理工作2，日本学者、美国学者也先后做了译注3，台湾学界组织了专题的研读班，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宋代社会与法律——讨论》4。

3、资料研读与人才培养

多年来，台湾、日本学者通过组织读书会、研习营，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台湾地区跨校的、师生共同参与的“宋代典籍研读会”，利用周末半日研读，已经坚持了八年。在此基础之上，2003年10月，在东吴大学举办了“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学术研讨会。

大陆高校各类形式的读书课，是历史专业的传统。近年来也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性明确、强化密集的读书讨论。2003年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首届宋史讲习班，九所高校的三十余名宋史研究生参加；北京大学也组织了以“流动与秩序：中古时期的社会与思想文化”为题的唐宋史研究生读书讨论班。主持这些读书班的，既有国内的宋史专家，也有来自海外的著名教授。

对于学术普及事业的关注，也是宋史学界近年来的明显趋向之一。2003年面世的陈振撰著《宋史》一书5，为初学宋史者提供了一部内容厚重、文字晓畅、份量适中的基本读物。虞云国《细说宋朝》，致力于追求历史感与可读性的高度统一6。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7则是作者集二十余年研究心得写成的一部教材。从兼顾研究与普及的断代史著述，到纪实性小说系列，“以历史学家的睿知讲真实历史”8，有效地沟通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四、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

国内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相当深厚，但宋代的历史曾经因朝代的不强不盛而受到冷落，宋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整体水平不高；而同时在日本，在欧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受到肯定，在一些国际性研究计划的推动下，群体性的研究开始出现优势。近年来，我们在研究方向、取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这些内容有批评，有修正，但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我们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尚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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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之亮：《宋代郡守通考》，巴蜀书社，2001年。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

3 梅原郁：《清明集译注》，同朋舍，1987年；Brain McKnight英译本。

4 宋代官箴研读会：《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2001年；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第八章也专门讨论了《名公书判清明集》。

5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7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沈渭滨：《虞云国〈细说宋朝>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致力于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共同的省思，提出新见解，探索新方法，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而言，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有出色的学者、出色的研究，而在于我们的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学术组织和学术体制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我们进行理性的学术批评与自我反省的能力。

世纪之交提供了外在的机会。我们看到一系列回顾展望性质的会议与文章1。2001年，浙江大学历史系邀请国内外一些中青年学者，召开了小型精干的专题研讨会，题为“近百年宋史研究回顾与反思：制度篇”。会议反映出宋史学界自我质疑、突破陈说，要求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的强烈愿望。大家认识到“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学术史关怀，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走向自觉”2。

今天的宋史学界，已经涌现出不少富于创造性、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议题，学术规范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标准，而且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学术境界，日益受到重视，从而使研究的学术品质可以有所保证。经过坚持不懈、注重交流的群体性研究，相信能够出现具有我们的学术特点与学术优势的一流成果。

宋代文学论文例10

一、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分期异同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①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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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②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第10页。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厂。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反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日本史学界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人世界史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①。具体到"唐宋变革论"则表现在提升了社会经济史在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力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

中国学者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多种多样，但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两种。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②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是一个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300年则是一个整理与清算的时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虽然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但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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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第22页。

②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烟卷第1期(1936年)。

③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所以在认识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革上，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有相同之处，但在变革的社会性质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二、日中学者唐宋变革观的主要内容

1．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宋代中世说"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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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ll-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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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①

"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②

与宋代近世说相对立的是宋代中世说。这一说以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为代表。

前田直典根据加藤繁的大土地所有论，即"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的甚力流行的学说，在二战后首先举起批判"内藤史学"的旗帜，提出唐末是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古代"社会终结说。此说并不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开了"宋代中世说"的先河。其后，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1)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2)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3)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4)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宋代中世说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的学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1)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2)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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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鹤见尚私；《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详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从部曲到佃户》上、下．《东洋史研究》1971年第3、6集。

② 佐竹靖彦：《宋代時代史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总第30期）1997年第2期。

③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鹤见尚弘：《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

2．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①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②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人，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曰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③

以上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学者在讨论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变化时，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唐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

侯外庐先生较早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中明确指出，"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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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2期；参见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的初探--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载《1997年中国唐史高级班，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②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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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汉型文化》，载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页。

④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胡如雷先生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白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①

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烦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②

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③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著{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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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②：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

④ 张邦炜：《著之即久，其发必厚--读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宋史研究通讯》(总第29期)1997年第l期。

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

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①

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的演变，为"唐宋变革论"提供证据。他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釣从"雅"到"俗"、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采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②

以上所述只是中国学者讨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部分论断，但亦足窥其全貌。

转贴于 三、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特点

如果比较中日学者对唐宋变革观内容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日学者讨论唐宋变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尽管中日学者对封建社会是领主制还是地主制的内含理解不尽相同，但都从封建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社会阶层身份、土地占有制等方面的变动展开讨论则是一致的。

2．日本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即东京学派并不赞成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在50年代前半期，关于唐宋变革，可以归纳为宋代"中世农奴制成立说"、"过渡期说"(石母田)、"自由社会成立说"(宫崎)、"封建制再组成说"(池田)，几种观点并存，也出现了浜口的基本上不承认变革的说法。③而中国学者把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作为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的路标则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起始断限上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而已。在宋代属于封建社会这一点上，日本东京学派与中国学者的观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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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绪言"亦有相类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一183页。

③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3．在社会性质上，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中国学者的宋代封建中后期说有很大差异，但对宋代的社会发展程度有较高的估价却相距不大。宫崎市定先生所谓"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①，"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此前的中国划出了分界线，而是指近于我们现代的"②。这可看作是日本宋代近世说对唐宋变革的代表性估价。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也有很高的评价，如漆侠先生提出的著名的"两个马鞍形"：从总的方面考察，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因而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这两个马鞍形成的依据。主要是通过从冶铁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③

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④

4．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州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继白乐日之后，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⑤

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近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虽然出现新的变动，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其主要特征是：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州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但美国学术界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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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② 引自佐竹靖彦：《宋代时期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

③ 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页。

④ 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⑤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⑥ 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尤其是在欧美学术界盛行的"宋代经济革命"说，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把唐宋之际变革论的影响推向极至。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印刷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

5，前揭日本学术界东京学派并不赞成唐宋之际的变革意味宋代进入近世发展阶段，而是主张古代向中世的转移，也就是说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虽然对唐宋之际变革的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在认同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则又殊途同归。中国学者则不同，不仅认为唐宋之际的变革属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移，而且有部分学者采取了比较低调的看法"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变革，两个时期间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①。关履权先生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②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③

四、赘 语

根据以上的简要叙述，提出个人两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是20世纪中日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关注和探求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及论证。当然由于日本学者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探求唐宋社会变革，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而中国学者多囿于就中国论中国的内部社会发展机制探求唐宋变革，其影响远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学者不够重视或说未有研究，而事实上是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因而今后在讨论唐宋变革问题时，应当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二是如何正确评估唐宋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在现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论是赞成宋代近世说，还是批评所谓的"宋代经济革命"，可能在今后的讨论中更应把握一个"度"，以避免过高或以偏概全的评价，并在各种制度、社会现象等实际问题上做深入细致的探求，庶几可以接近唐宋变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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