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论文例1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6.041

人们对中原和中原文化的理解，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讲，“中原”一词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地讲，“中原”就是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文化”是指黄河中下游或整个黄河流域的文化。朱仲玉先生的《试论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一文中说：

“中原”这一地域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原，是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或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指整个黄河流域，也有人认为禹定九州，九州即中原。本文讨论的中原文化，是指在广义的中原地域内产生的文化。

狭义的“中原文化”则主要指河南文化，如有学者说：

我们研究中原文化，则应从现代人理解的中原、中州出发，主要去考察古代中原腹心地区，即现在的河南这块土地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诸种文化现象，以及这种文化的特点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探讨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

陈飞先生在《“中原文化”涵义概说》一文中，对中原文化的涵义有精当的评述。按陈飞先生的辨析，“中原文化”有层面高低大小之别。一、“中原的文化”：这是基础的层面，着重于中原“地域”的文化。二、“中国文化”：这是“地域”的扩大，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代表。三、“中原文化”：这是超越的层面，中原已不仅仅是“地域”概念，而是具有诸多象征的和抽象的涵义。主要有：（1）“传统文化”：由于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民族、生活方式等等的主要发祥地和起源点，因而中原文化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乃至正统文化的主流和代表。（2）核心文化：由于中原是区位上的中心所在和长期的王权所在，遂由现实的四方所归渐演化为天下所仰、万国所宗，于是中原文化也就具有了核心的地位；（3）“先进文化”：由于具备上述诸多因素，文化上的创造和创新也往往发生在这里，并且在这里率先达到最高水平，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原文化被认为是先进水准的代表；（4）“根原文化”：由于上述诸多原因，在中华民族的意识里，始终认为中原文化是“根本”和“原点”之所在，因此，不仅具有不断产生、再生和新生的生命力，同时始终是我们民族文化上的向往和归宿之所，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力地联系起来；（5）“和合文化”：中国人视中原为“中心”乃是将其视为“天下”的中心，因而这个“中心”同时也意味着“天下”，在其为天下所归的同时，也心怀天下，二者的统一便是“合和”：既关怀、开放、通达，又辐射、包容、和谐，所谓兼容并蓄，多元一体；（6）“寄托文化”：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中原文化包含着全面的、无限多的寄托因素，既是现实的寄托，也是理想的寄托，既是情感的寄托，也是精神的寄托；既是回归的寄托，也是发展的寄托；既是个人的寄托，也是群体的寄托。总之，中原文化既像太阳，给大地以生命和力量，也像月亮，引人无限思恋与向往。

河南文化的独特性，河南作家们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在河南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表现。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中，写春义和凤英这对年轻的夫妻从黄泛区逃难到咸阳，咸阳男子张口闭口说脏话，不回避女人。而“在河南乡下，对着年轻妇女，男人们是不准说这些脏话的。”凤英开饭馆，就必须容忍陕西风俗，而春义不能“入乡随俗”，最后的结果是夫妻离异，春义随着一些乡亲回到河南黄泛区，重建家园，凤英则留在咸阳。以前的研究，往往从性格、心理的角度解释这对夫妻离异的原因，认为春义代表的是保守、落后，凤英代表的是先进、进取。其实，春义认为不可在年轻妇女面前说脏话，未必就是保守、落后，相反，春义尊重妇女的理念倒非常符合社会文明化的要求，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方向。至少说，春义顽固坚持的河南风俗和凤英能够很快适应的陕西风俗并没有高下之分。那么，要更合理更全面地看待春义和凤英的冲突，除了要看到春义株守农业、安土重迁的心理和凤英性格中的现代因素之外，还要注意这对夫妻冲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只有这样，才会解释得更符合情理一些。孙方友的《小镇人物（三）・小上海》也注意到了河南文化和上海文化的鲜明不同。上海知青朱阿歌下乡到颖河公社插队，他“每天穿四个兜的中山服，留着分头，一尘不染，一丝不乱”，吸烟从不让别人，父亲从上海寄来的香肠也是偷偷地独自享用，处处显出小市民的吝啬、个人本位，和“我们豫东那地方人穷归穷，但穷大方”炯然不同。由于地域文化不同造成的不同性格，“小上海”和大伙格格不入，大伙提起“小上海”都咬牙切齿。在这种人际环境下，“小上海”被开除出思想宣传队，派去挖河，出事故而死。表面上看，“小上海”之死，是一场事故，但从深层次看，可以说是地域文化冲突造成的悲剧。试想，“小上海”如果稍有入乡随俗的观念，对自己的行为和作人风格稍作变通，哪怕在微小程度上“向贫下中农学习”，何至于弄得自己如此孤立，被开除出思想宣传队呢？又何至于在挖河的繁重劳动中出事故而死呢？可见，尽管当时“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宣传盛行一时，而人们自小浸染于一定的地域文化内，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养成的地域文化鲜明印记在短时间内是无论如何难以改变的。田中禾的《印象》写二哥娶了一位四川“蛮子二嫂”，在过年祭祀祖先时坚持用四川的做冥钱方法，她与二哥形影不离，即使在生病卧床的婆母的面前还与丈夫搂搂抱抱，亲热狎昵，表现出一个川妹子的火辣辣的性格，这是与河南女子不同的。周同宾的《皇天后土・榴花》写主人公黄小豆娶的四川“蛮子”，十年前到村里相亲时在十几个男青年中大胆泼辣地选中黄一豆，结婚闹房时不怯生，唱民歌“绕着弯儿骂那些娃子们”（想娶其为妻而不得的年轻人），也写出了川籍女子不同于河南女性的特点。张一弓的《东北情话》专门比较了中原人与东北人性格的不同，一位东北的南下干部，坦言他十三岁就在大车店与一位十六岁的女子的风流韵事，三位在酒店饮酒的年轻人真诚地邀请“我”一处共饮，并毫无保留地谈论他们的“相好的”，一位和“我”有着“艳遇”的表面温婉而内心火热的东北女子，都让张一弓体会到东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不同。东北人的祖辈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被迫闯关东，就顾不上包装自己；而中原人因为上千年的诗书驯化，包装得太多太厚太沉，故中原文化和东北文化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刘庆邦和张宇对河南人的独特性似乎有着更精细入微的体察。《到城里去》中，宋家银的丈夫在北京捡破烂被抓，她到北京找丈夫，遇到了很多拾破烂的。宋家银一看见那些女的，就知道是同乡。只有她那地方的人，才在头上包那样的毛巾，才是那样的包法。有两个妇女坐在地上啃干馒头，“这种直接把屁股坐在地上的坐法，也是她们那地方所特有的。”刘庆邦这里虽然写的是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也反映出作家本人对河南文化的地域独特性的精细体认。张宇反复读王钢的处女作《野花瓣儿》，“就觉得不像土生土长的河南人写的”，果然，王钢祖籍河南，但生于湖北，长于江南。张宇第一次见到二月河，就直觉地认为二月河不是南阳人，因为南阳作家“一般来说大都是胸怀大志而认真刻苦的主儿，并且一定是言谈谦虚而谨慎的”，而二月河“却有啥说啥，还有点儿口满，甚至说他常常口出狂言也不为过”。阎连科是张宇的洛阳老乡，张宇能从其作品中读出“河南西部山区特有的生活气息，”“我能够听到我们贫困山区老太太拉响的风箱声，我能够听到冬天里饥饿的老牛的拉长的无奈的叹息声，我甚至能够闻到房前屋后粪堆的味道”，可见作为豫西老乡，张宇和阎连科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

河南文化和其它区域文化的不同，在二月河这个“生在昔阳，幼居洛阳，老蛰南阳”的作家看来，更是明显。山西和河南在自然地貌、语言、人文景观、民风民性等方面的不同，二月河都注意到了。“昔阳县是土石岭式的地貌。这里多是旱天，你别想在这里观什么烟雨，树木最多的是荆和棘”。而“整个豫东是一马平川，连个小土包也难以见到”。这是自然地理方面的不同。简易的腊八粥，是山西的“百合饭”，河南的“糊涂粥”，这是吃食的不同。步行，昔阳人叫“步偏”，我们，山西人念作“俄蒙”，这是语言的不同。“冬天山西人下身穿得厚，上身宁肯薄一点，利索一点，这是既保暖又好干活的。河南人顾上不顾下则下身单，上身穿个厚棉袄。这很适合蹲在墙根晒暖。……倘论起勤劳这一条，山西人似乎强了一点。”“老家的窑洞住起来比河南的舒服”。“山西老抠能聚财”“吃呀！来山西，吃呀！”能聚财和会吃，是山西人显著的特点，与河南不同。这是风俗习惯和民性的不同。由于故乡是山西，又长期生活在河南，故二月河特别留意山西和河南的不同，他的确是道出了河南、山西的不同特点。

基金项目: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河南作家群研究”

参考文献

[1]刘乃和主编：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二月河:佛像前的沉吟[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

中原文化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9-0395-01

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对中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认识作用，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起到了引领人们更好进行生产生活的作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新的知识、思想、技术等；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前景必然更加广阔。阐述和梳理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无论是促进人民的身体健康，提升文化修养，还是促进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人类诞生后，就逐渐产生了医药的活动。如今流传的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伏羲、黄帝时期，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药文化的源头及主要发祥地。

一、中原历代先贤的著作，对中医药文化的养生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先秦诸子中，杂家和道家对医学，尤其是对《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思想影响较大。杂家的代表是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道家的代表莫过于老子、庄子。而吕不韦、老子、庄子都是河南人。吕氏，战国末期政治家，濮阳人；老子，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周口鹿邑县人；庄子，战国前期的思想家，商丘民权县人。老子和庄子提出的清静无为、顺乎自然、返璞归真的养生理论对后世也产生着深远影响。此外，如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墨家创始人墨翟、杂家列子都是河南人，均有关于养生及相关内容的著作，对中医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中原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着一大批中医药名家

中原古代文明彰显着中原古代文化的灿烂，推动着中国古代中医药的发展，造就了众多中医药名家。中原古代文化的核心偏向于儒家思想，是源于汉武帝汲取董仲舒奏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时期也是中医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儒家思想将孝做为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仁则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倡人们将齐家、治国、修身、平天下做为人生理想，其中最高理想当为济世利天下。医者，仁术也。在古人看来，做官与行医，即良相和良医，本质是相同的――济世利天下。因而掌握医术者，特别是儒士们把行医济世做为自己的义务，从而也诞生了一大批的中医药名家。张仲景，河南邓州人，举世名著――《伤寒杂病论》的作者，他本人放弃高官不做，潜心于研究医学，终成一代名医；除此之外，中原地区还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医学家等[1]。这些著名的医药学家，犹如璀璨的群星，指引着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道路。

三、在中原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字，为中医药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字，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也是记录和传播历史的主要载体。汉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目前为止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起源为殷商时期的甲骨文。[2]研究甲骨文中汉字的几种主要形体，发现基本上是基于中原演变和定形的。

甲骨文的圣地坐落于美丽的河南安阳小屯。在甲骨文中，存在着最原始的中医文献，记载有20余种疾病。篆书，春秋战国到秦朝时期通行的字体。小篆，是秦朝李斯（河南上蔡县人）受秦始皇之命整理简化而成。李斯的小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但统一了天下的文字，而且能够有效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文化）。隶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大约产生于秦代。蔡邕（河南杞县人）是东汉末年的大学者，也是书写隶书的圣手和大师。楷书，萌发于西汉，到东汉末年渐趋成熟。钟繇（今河南长葛县人）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楷书书法家。宋体字与活字印刷术均始创于开封。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对今人研究中医药学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为东汉人许慎所著，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人。

四、中原武术文化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河南温县陈家沟为太极拳圣地，河南登封少林寺为禅宗祖庭。太极拳和少林武术创造了灿烂的武术文化。武术的比拼，难免导致肉体的创伤，武术伤科也就随之而生。疾病的“疾”字，就具有带有箭伤而卧床之意，因此医学与武术犹如一对孪生姐妹。少林伤科，继承了佛家伤科学的特色，有自己较为完整的治疗体系：在中医学为基础的大背景下，以经络气血的传输为理论依据；以穴道部位、脏腑经络为辨伤基础；以独特的少林寺秘传内外损伤方、点穴疗法及正骨夹缚等为治疗方法。它既是中医学的一部分，又自成体系独具特色，拓展了中医学，促进了中医伤科学的发展。武术与中医药的产生和形成均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中发展、完善。它们和中医药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五、历代入主中原的朝代对中医药的重视，促进了中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历代入主中原的朝代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北宋时期提倡“兴文教，抑武事”，因此政府对医药学高度重视，逐步制定出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医药学发展，使宋代的医药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多次修订本草，北宋政府就曾四次修本草；建立了各种国家医疗机构，例如在东京开封设立的“熟药所”，是我国最早的官方药局；建立全国医药学中心机构，注重选拔人才，兴办医学教育；组织编写《太平惠民局方》等多部药典；禁巫兴医。以巫术为业的巫师，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历代王朝几乎都采取默认，甚至肯定的态度。直到北宋，政府实行了禁巫兴医的政策，多次颁布了禁巫的法令，为医学的发展肃清道路。北宋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通过对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促进中医药文化和地域中医药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提高中医药地域的知名度，为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带来进步。此外，还需要需要加大力度来支持高水平中医药的研发项目，并提倡研发拥有自主产权的中药新药。通过将中药新药研发与重大疾病的防治结合起来，期望在艾滋病、肿瘤、高血压、病毒性肝炎、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研究方面做出新的突破，从而达到建设中医药强省的目标。[3]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中原的民生产业是中医药文化产业，中医药文化产业也是一个为国富民强保驾护航的利国利民的产业，因此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医药文化。

参考文献

[1]许敬生.中原古代文明与中医药文化[J].中医学报，2009，24（5）：1-6.

中原文化论文例3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的人, 都会感到不同文化的人说话方式会有很大差别, 其中人文历史论文，语用方面的差别就很大。语用差别的制约因素也很多, 但何自然曾经指出:“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用方面所受到的制约有诸多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 文化的差异, 可以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上。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 礼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条重要准绳, “是对交际行为的规范,是一种为进行得体交际的策略”。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礼貌的理解有所不同, 所遵循的礼貌准则也不一样。从语用角度讲，礼貌现象是语言运用的普遍现象, 礼貌研究是语用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这里主要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中英文化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 是由讲中英两种语言的人的民族心理、思辨和推理模式的不同而导致的。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言障碍常常会造成误解或冲突, 主要原因是交际双方受各自文化背景的影响而缺少一个共有的语用前提。例如, 我们汉语中的谦词, 是一些并无实际意义的客套话。当发言结束时,人们常说：“不妥之处, 请大家指正 ”,“欢迎在座诸位批评指正 ”,“抛砖引玉 ”等等。而讲英语的本族人在同样的场合不说这样的话, 也许他们会说一声 “I hope you all enjoy my talk”, 但最常用的结束语还是 “Thank you”。再如人文历史论文，在英国文化中, 男性在公众面前赞誉女性的美貌和服饰被认为是一种礼貌, 被恭维者会欣然接受，但在中国这种恭维被认为是轻佻无理。类似以上的中西文化差异会给讲中英不同语言的人传达错误的信息人文历史论文，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交流。故要做到交际双方的正确、合理的交流, 了解各自的文化背景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三、中英礼貌原则对比

Leech根据英语文化和语言的特点列举了六条礼貌原则:

1. 策略准则, 又称得体准则 (Tact maxim)“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2. 慷慨准则, 又称宽宏准则 (Generosity maxim)“尽量减少对自己的益处, 尽量增大自己付出的代价。”

3. 赞扬准则 (Approbation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批评, 尽量增强对他人的赞扬。”

4. 谦虚准则 (Modesty maxim)“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 尽量夸大对自己的批评。”

5. 赞同准则, 又称一致准则 (Agreement maxim)“尽量缩小与他人的不同意见, 尽量夸大与他人的相同意见。”

6. 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厌恶, 尽量扩大对他人的同情。”

顾曰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 在 Leech 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研究汉语中的礼貌现象, 总结了汉语言文化有关的礼貌准则, 于1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

1. 贬己尊人准则: 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 指谓听者或与听者相关联的事物时要“抬”、要“尊”。

2. 称呼准则: 指人们出自礼貌, 在互相称呼时仍按“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称呼语的改变意味着人际关系的改变; 而出自礼貌, 人们不同的语言行为和所处的不同环境又会影响称呼语的改变。

3. 文雅准则: 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人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 文雅准则的重要内容仍然是“先用雅语、禁用秽语; 多用委婉语, 少用直言”。

4. 求同准则: 这与“脸”、“面子”有关, 所谓求同, 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保持相称, 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

5. 德、言、行准则: 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 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 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四、礼貌原则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1. 称呼语之不同

受社会结构、传统伦理及血缘、宗教社会因素的影响, 汉语的称呼系统远比英语国家复杂得多。在中国, 小孩一般不能直呼父母和长辈的名字, 学生不能直呼老师的名字,下属不能直呼上司的名字, 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礼貌。中国人不仅喜欢用表示血缘关系的名字去称呼家人和亲属, 还喜欢用这种称谓来称呼非家人和亲属朋友。比如, 称与自己祖辈年龄相仿的男性为爷爷、女性为奶奶; 称与自己父母年龄相仿的男性为叔叔或伯伯、女性为阿姨。这在英语国家是非常少见的。中国人的称呼语体现出尊老的传统习惯。人们一般称呼年老的人为 “老某”, 像 “老王”、“老李”等, 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 “某老”或 “某老先生”, 像称周树人为周老先生等。这里的 “老”, 没有丝毫贬义, 只有尊敬或推崇。但如果将此称呼用在英语国家则极不得体, 有冒犯之意。由此看来, 汉语称呼语可以用 “上下长幼尊卑”来概括。在英语国家, 由于其社会格局、文化取向、人际关系与中国截然不同, 所以对称呼语的使用和对其意义的解释也相差甚远, 具体表现在称呼时到底是直呼其名还是使用“头衔 + 姓”的方式。一般来说, 英国人同自己的上司说话也许需要用比较尊敬的语言, 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称呼, 不论对方年龄多大, 地位多高, 人们更愿意直呼其名, 这充分表示出平等的文化取向。

2. 贬己尊人与平等交往

“贬己尊人”是顾曰国效法Leech所提出的汉语言文化的一条礼貌准则。中国人喜欢贬低自己而抬高对方的身份。这从表面看和Leech的赞誉准则相似, 但在中国文化中, 这条准则对人们的影响却更加深远。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受到别人的夸奖, 我们中国人总会谦虚的说“哪里, 哪里, 您过奖了”。精心为别人挑选好了礼品, 在赠送时还不忘说“没来得急挑选,随便买了一份。”而在西方国家, 人们追求交往中的平等, 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将自己的情感、优点外露, 而不喜欢过分的谦虚, 对别人的夸奖也欣然接受, 并视这种赞誉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在西方人的眼中, 中国式的自谦将被认为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此我们进行涉外交往时要清醒的认识到这种礼貌用语的差异，在西方人面前要大方地接受他们的赞赏, 善于充分的表现自己, 并学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优秀的一面, 而不要随意的贬低自己和过分自谦。

3. 热情关心与个人隐私

汉英民族对隐私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中国人在日常交往中不太注意维护自己的隐私, 也不注意尊重他人的隐私。在中国文化中, 关心他人, 对别人热情一直被视为是对对方重视和显示诚心的一种表现。例如, 我们在宴请客人时, 要不断给客人加菜以显示热情;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会热情询问对方年龄、收入、婚姻状况; 朋友见了面更是问长问短, 把家里和工作的事情都询问、关心一遍; 在西方, 人们的隐私意识较强。英语民族对 privacy 这个词的含义理解较广, 诸如家庭、财产、婚姻、朋友、经历、收入、年龄、住址、身体状况、独处或单独生活等等。当在英语民族面前谈到有关隐私问题时, 会被人认为你让他人丢面子, 你不懂礼貌。

总之, 礼貌原则是每个群体或社会所广泛使用的文明的手段, 但必须承认, 不同文化对礼貌行为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文化赋予礼貌不同的内涵。若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互交往时,很容易因此而产生误会。总之, 人们只有充分认识了礼貌原则在以上诸多方面的差异, 才能尽量减少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语用失误, 以达到更自然和谐的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 1983.

[2]高一虹.语言文化的差异与超越[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3]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 4.

[4]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刘润清.关于Leech 的礼貌原则[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6]刘翔.汉英礼貌用语的比较[J].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5, 11.

中原文化论文例4

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和实施，为了有效发挥体育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重要作用，全国各省市体育机构和组织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体育文化热潮。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不仅蕴涵着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且也体现着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原是少林拳和陈式太极拳等众多传统拳种的发祥地，武术文化根基牢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中原武术文化与其它地域文化相比，具有成熟早的特点，是中华武术文化的主体形态。”〔1〕可以说，中原传统武术文化是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因此，进一步挖掘和汲取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价值便成为保护和弘扬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研究通过对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价值的挖掘和分析，期望能有利于人们全面认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奠定思想基础。

1彰显人与天和的生态价值

“传统武术是在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在中华民族长期的技击活动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以攻防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和功法练习为运动形式，以家传、师徒传承或军事训练为主要途径，以提高攻防技击能力为主要目的，注重内外兼修，融文化教育、技击、健身、修心、医疗、养生于一体，各种自成体系的拳种的总称。”〔2〕我国传统武术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表现形式表明了自身所具有的广博生态价值和生活智慧。中原传统武术文化表现出的浓厚生活气息和自然色彩不仅体现了其受“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学说”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而且具有较强的哲理性；从其养、练方式注重顺应自然规律到其功法机理强调把人的运动与周围环境合而为一，无不体现了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同时中原传统武术在表现形式上还具有较强的仿生性，其主要体现在动物仿生、生活仿生和自然仿生等方面。如：动物仿生方面在“形意拳”和“少林五拳”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等；生活仿生方面从“双手摘桃”、“旱地栽花”和“织女耍剪”等拳法术语中可见一斑；自然仿生方面主要反映在“风卷霹雳”、“风扫梅花”和“拨云迎日”等习语中。总之，从融合导引和吐纳的太极文化到柔和儒释道思想精髓的少林武术都表明：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崇尚生命与自然，追求将自然环境和事物与习练者融为一体。正如拳师孙禄堂在《拳意述真》所言：“人为一小天地，无不与天地之理相结合”。其谋求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统一与和谐的内在本质彰显出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具有的深厚生态价值和生命智慧。

2体现人与人和的社会本位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耕文化的日益边缘化使得我国的传统武术存在和发展所需的社会文化生态逐渐被消解，同时其以宗族为传承平台的传承方式也遭到破坏，其也为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事实上，“对传统武术自我维系，来源于我们自身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心，来源于我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3〕我国传统武术文化具有的特殊约束作用和教化功能理应获得更多关注和重视。就中原传统武术文化而言，其不仅追求“仁、义、礼、信、勇”等人伦精神，而且还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济贫助弱”、“公平竞赛”的社会规范和“未曾习武先习德”、“武以德立”、“德以技先”的社会价值。加之，从“武”字构成来看，“止”“戈”为“武”，化解干戈，消除暴力，旨在强调习武之人应讲武德、重人和。以少林武术文化为例，凡习练者都应该具有心怀天下、图存社稷、精忠为国的崇高人生理想和不骄不傲、虚怀若谷、尊师重道的博怀，同时还应该具有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侠肝义胆。正如少林寺戒约规定：“须和顺温良、诚信勿欺，传授门徒宜慎重选择，如确系朴厚忠义之士，始可以技术相传”。〔4〕这种“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明德”的道德观不仅约束和调节着习武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习武者力求实现的最高道德境界。正如拳师孙禄堂所言：智勇皆有“和”生。其在于强调“拳打人不知，出手不伤人”，表明我国传统武术旨在教化育人和化解矛盾。

3追求身与心和的个体境界

中原传统武术强调“天人合一”和“内外合一”，不仅追求习练者与外在自然融为一体，而且还要求习练者本身应该达到内在与外在协调一致。换言之，通过强调“调心练意”和“练意调神”的肢体运动进而实现“心”与“意”的紧密结合，最终达到身心康健。正如传统武术谋求“形神兼备”和“性命双修”，中原传统武术也是通过“调形”、“调息”、“调心”的肢体活动和动静结合、练养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人体的阴阳平衡，进而实现防病、祛病的目的。进一步讲，中原传统武术注重身心双修和自身体悟，进而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全的个性。以太极拳为例，“太极十年不出门”的说法就是要求习练者应该内求诸己，强化自我各项素质的提高，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习练传统武术，在外表舒缓的运动形式下，其实是对内心高层次的修炼。太极拳推手中要遵循“守仁”、“守和”、“守节”、“守弱”等传统思想，要求练拳先从心至身，再由身至心，通过练武与修身、习艺与立人、品德与技艺的统一，把修心养身看作立身处世、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通过身心兼修，达到心灵的觉悟，完成身心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习练者自我身心的和谐，大都体现在武术的技术范畴里。如：习武者应该秉持“心者神之主，身者心之躯”，重视心、神、意的主导作用，突出精、气、神，确立形神兼修、内外合一作为练功原则。〔5〕此外，用于规范习武之人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的武德也是习武之人社会生活的道德准绳，尤其是人际关系的调解器，利于协调习武者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4小结

“当代是西方文化主导的时代，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理念逐渐影响着国人对事物的判断，现代人对时尚的炫耀，以及‘休闲’、‘简洁’理念占据人们主流思想，使原以复杂、丰富而著称的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入人们视野的边缘。”〔6〕从武术的发展历程看，不论从地域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与中原文化休戚相关。中原武术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也博大精深。作为我国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难题。而对于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保护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对其生态功能和伦理价值的挖掘和宣传也是开展保护工作的关键一环。通过对其功能的宣传和价值的引导，中原传统武术固有的独特技术和文化魅力将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名片，也将在建设中原经济区和打造文化强省的过程中产生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郭德兵.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6(5):48-51.

〔2〕段廷进.传统武术的概念界定和多元价值论〔J〕.搏击?武术科学,2007(2):27.

〔3〕王亚慧,代凌江.传承与变革———论传统武术的自我维系〔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1,27(3):138-140.

中原文化论文例5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民族有自己固有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而文化又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语言新陈代谢的生命源泉。人们在交际时，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与头脑中的文化意识相互作用，由此完成交流的任务。一旦改变或者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环境，或者文化因素得以寄托的语言系统发生变化，这种联系就要中断。单靠语言本身的概念意义，交流的任务可能难以完成，甚至完全失败。

英语影视片中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语言，它们为汉语文化所不知，不熟悉，甚至难于接受和理解，这就出现了文化因素的处理问题。影视翻译是翻译领域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影视翻译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如钱绍昌教授提出的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一般说来，与其他文学翻译形式一样，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也是较难把握的。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相关文化因素的理解。译者若缺乏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

如何处理文化差异问题?翻译界一直有“归化”和“异化”之争。持前一种观点者主张在翻译时将源语文化有的文化形象换成目的语文化中含有同样或相似联想意义的不同文化形象。比如古希腊的海伦与吉中国的西施，尽管两者在文化形象上相差甚远。但两者所代表的都是绝代佳人。其联想意义相同，所以在翻译中完全可以将“美若海伦”换成“貌比西子”。而持“异化”观点者则坚持保留源语文化中的形象，认为海伦是海伦，西施是西施，高鼻子，蓝眼睛的古希腊美人与淡扫蛾眉，朱唇半启的古代中国美人决不能混为一谈。其实，归化与异化，各有利弊。归化的长处在于，经归化处理过的译文，其文化形象都是译文读者所耳熟能详的，读来地道，生动，不会给读者带来任何理解上的困难：然而归化也有其弊病。“它是以把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并牺牲了大量附载信息为代价的。人们阅读完全采用归化法翻译的作品，严格说来只是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温习。而已失去了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异化的缺点在于异质文化的介入使译文晦涩难懂，加重了读者的负担：但也有好处，那就是将新鲜的文化因素引入了目的语文化。”扩大了目的语文化的含量。给读者以原汁原味的感受，增长了读者的知识。比如英语中有一句俗语“throw straws against the wind”，如果采用归化的译法，则可以译为“螳臂挡车”，读者一下子就明白这是比喻不量力的举动，很容易理解：如果采用异化的译法。就是“扔草抵风”，乍一看，读者肯定茫然不知所云，但多读几遍。想象一幅在狂风中拾起一捆稻草以抵挡风势的画面。再结合上下文，读者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指“自不量力”啊!读者在阅读中所费的时间和精力多了，但从此学到了“自不量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在处理文化差异上，归化和异化。并无孰优孰劣之分，采用哪一种方法，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主要应取决于两个因素：1、译文的读者。译文的读者如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学者，则可以考虑采用异化；如读者是一般大众，则最好采用归化。2、译文的目的和用途，译文主要是用来娱乐，宣传，鼓励呢，还是学习新的表达方式，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前者宜采用归化。后者不妨用异化。所谓“翻译无定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小说等文学翻译中，译者还可能利用注解来说明译文中不容易理解的地方，而影视翻译中是不可能的。必须让观众一听就懂。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影视译者必须充分发挥其二度创造功能，创造性地将原作品的文化信息，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译语观众与源语观众在接受性上和谐统一，又要考虑本国观众的接受力。下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一、片名的翻译

一部影视作品能否吸引观众，好的译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惠南指出，影视片名的翻译“既要符合语言规范，又要富有艺术魅力，既要忠实于原片名的内容，又要体现原片名的语言特色，力求达到艺术的再创造”。要讲求“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和艺术性”，要能起到很好的导视和促销作用。比如，外国的影视片喜欢用人名和地名或事件发生的地点作片名，借以突出主人公的形象。而中国观众对外国人名和地名感到陌生、拗口。如果直译，势必会降低观众的兴趣。使导视及促销作用大打折扣。因此，经验丰富的译者往往从观众接受性角度出发，紧扣原片的主题和内容，译出了既有艺术性又有实用性的片名。如好莱坞影片Julia Roberts 2000年主演的影片Edn Brockvich译作《永不妥协》就是耐人寻味的佳译。影片主人公Erin的执著性格和永不妥协的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译者按字面把片名直译成《艾琳・布洛克维奇》就不符合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不但难以记忆也缺乏艺术感染力。再比如电影Thelma&Louise《末路狂花》、Dolores Claiborne《热泪伤痕》、Driving Miss Daisy《温馨接送情》、Few Good Men《义海雄风》等都是中文片名取的不错的例子，真要照原名翻的话，你会想看一部《赛尔玛与路易斯》，《桃乐丝・克莱彭》，《接送黛丝小姐》或者《难得的好人》的电影吗?的确，成功的片名是招牌。往往对整个电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审美观念的不同，有些英美观众可以心领神会的片名直译过来会令中国观众十分费解。如影片They，原片名对中国观众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甚至莫名其妙。而译名《恶梦缠身》无论从艺术性还是市场效应显然比译成《他们》更胜一筹。美国电影Marvin's room如果按字面翻译成《马文的房间》则显得很平常。译者独具匠心把片名译成《一切从心开始》，与影片内容十分贴切，令人回味无穷。

二、对白的翻译

在《阿甘正传》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车上认识。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边，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阿甘独白了这样一句话：

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ught me how to climb.

如果采用直译的译法。则译文为：

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 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她教我爬树。

在欧美国家中，豌豆和胡萝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汤中总会有这两样东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两个人关系亲密。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个比喻很恰当也很形象。观众由此得到了语言上的审美享受。然后翻译后的语言不仅不能使中国观众得到一定的审美享受，而且还造成了观众理解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正式两国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在此，我们不妨采用归化法，将“象豌豆和胡萝卜一样”改译成“形影不离”这样译，既使观众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语言的生动性。

我们再来看影片《闻香识女人》中的一段对白：

Slide:so,what are you doing here,in this sparrow-fart town?

Charlie:I.I attend Bird.

施雷德中校：那麽，你到这个狗屁小镇来干什麽?

查理：我。我来博德学院读书。

Sparrow-fart如果直译，就是“雀屁”。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表示对某事物的不屑，汉语中常用的粗话是“狗屁”，因此在翻译时我们进行了形象的更换。虽然语言不雅，但却保留了原文的风格，对表现片中上校故作粗鲁无理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再看英国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一夜风流》里的一段台词：

Peter:Oh?This?Well,I like privacy when I retire.Yes,I'm very delicate in that respect.Prying eyes annoy me.Behold the walls of Jerichho!Err.maybe not as thick as the ones that Joshua blew down with his trumpet.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戈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

“耶利亚城墙”“约书亚”这两个词语均与《圣经》故事有关，而大多数中国观众对西方宗教文化是比较陌生的。为使中国观众理解这些词语在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使原文涉及的文化因素尽可能清晰的传达给观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对这段文字采取诠释法翻译。做如下调整：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戈城墙，虽比不上以色列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

经过这样的润色，观众不禁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增强了文化内涵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傲慢与偏见》中有这样一句对白：

Mr.Darcy:lf the dragon returns,then,George will know how to deal with him.达西先生：那恶龙要再来，降龙将军自有办法。

这里的“dragon”指的是刚刚追着莉齐跑的在片中被班奈特先生讥讽地称为“一个非常罕见的宝贝”的令人讨厌的柯林斯先生，而“George”是达西先生风趣地用来指代自己的，来表达自己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莉齐摆脱和对付难缠的柯林斯先生。这两个词分别译为“恶龙”和“降龙将军”是归化翻译。“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传说中邪恶的怪物，而不是几千年中国龙文化中的龙。但两者也有相通之处，如形象怪异，本领很大等。“George”在这里并不是一普通男子名“乔治”，而是西方文化传说中的那个圣人。曾英勇地杀死“dragon”从而救出利比亚国王的女儿。

因此，把“dragon”就译成“龙”会使中国观众错误地有各种联想，不明其意：而“恶龙”则点明了该名词贬义的指称。同时。“George”译成“降龙将军”也明确了“dragon”和“George”之间的对立关系，让中国观众能即刻领悟达西先生英雄救美的殷勤意思。当然，英语文化中关于“dragon”和“George”的经典传说则无法传递给中国观众了，因为影视翻译没有注解。

中原文化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137—04

岭南地处边陲，与内地交通不便，但是每一次中原地区大规模的移民，都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中原移民所带来的文化接触、文化影响，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不是单向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文化的变迁和融合，不仅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制约，而且还直接受到环境、行为习惯的影响。岭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它自古以来就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和积淀地。

一、中原移民与岭南文化的多元化

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贯通东西、南北，糅合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圈。特殊的位置，历史上不间断的中原移民的融入，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岭南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尧曾经“申命羲叔，宅南交”①《大戴礼记·少问》也载舜也曾“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②。这都显示早在先秦时期，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一定程度的交往。秦始皇统一之后，“使尉屠睢同卒五十万为五军”③，于公元前218年开始讨伐岭南，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为了建设岭南的需要，秦曾强令三批中原人南迁岭南。第一批是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④。第二批是公元前213年，“谪治狱吏不殖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第三批，“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⑤。从这些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移往岭南的不仅有军队，而且还有与越杂处的中原移民。另外，一部分士卒和这些“为士卒衣补”的中原女子婚配，还有大量不能和中原女子婚配的秦军士卒只能和越族女子通婚。⑥随着中原移民与越人互通婚姻，友好相处，中原移民不仅增加了岭南的劳动力，同时也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为岭南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在早期的岭南开发中，赵佗功不可没，可谓是中原移民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岭南担任地方官，治理岭南期间，一直努力协调汉人和越人的关系，致力于民族团结，使中原移民和当地人和睦相处，大力发展岭南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吸收中原地区的文化。汉高祖刘邦高度肯定赵佗的功绩：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⑦

中原文化论文例7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恶化的趋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贸易条件恶化论”。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但贸易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

(一)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优势由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仍然处于比较优势阶梯的下端,因此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普遍恶化的趋势。而且,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使得我国企业在出口时的一贯策略就是打价格战,结果导致了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使贸易条件更加恶化。

(二)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内贸易的结果

企业内贸易指在同一企业内部所开展的国际贸易,即在跨国企业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行为。就跨国企业而言,对于发生在内部各实体之间的交易价格,完全可以由企业按照整体规划来自主确定。跨国企业在我国采取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来达到其减少企业税负、避开风险与管制、调拨资金和有效分摊费用的目的。而外资企业在我国贸易额中已占到1/2强,这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

(三)我国鼓励出口的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鼓励出口的国策,采取了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使得很多企业采取“只外销,不内销”策略,因为出口意味着可以减少成本。同时,这种出口政策也造成了我国出口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者说是恶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强调扩大出口规模,有“一刀切”的现象。

(四)近年来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出口方面,产品技术含量高,劳动生产率高,致使某些产品大量出口,从而压低了国际价格。另外,从进口的构成看,对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其占进口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而这些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由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在近几年一路攀升。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而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这也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提升我国贸易条件的措施和建议

(一)发挥比较优势并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首先,需要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并在确保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新材料、医疗、生物、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更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其次,需要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和资源丰富的优势,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再次,还应当扩充完善产业链,强化基础工业力量,大力发展零部件加工工业,以降低对加工贸易中零部件进口的依赖性,从而大量降低中间产品高价进口对出口效益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促使贸易条件的改善。

(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以促使外贸企业有序竞争

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使外贸企业有了更大的经营自,除了要继续放开外贸经营权外,还要促进外贸企业的规模经营,鼓励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外贸企业组建大型的贸易集团,避免“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状况,形成规模经营优势,使企业避免以价格竞争为主而采取综合竞争手段进军国际市场。在外贸体制改革当中不仅要大力扶持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实业集团,同时也要为民营企业实业集团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外贸企业之间的竞争走上规范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三)完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

以法律形式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要建立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跟踪、通报机制,我国进出口价格监督、监控机制。取消对三资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步化解跨国公司内部化行为对我国市场的扭曲和利益侵害。应积极推进关税体制改革,优化关税结构。应当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减免税政策,并针对整个产业实施关税优惠政策;要给予国内外所有企业国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

中原文化论文例8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的文化政策，严重窒息和禁锢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孕育和产生：“无欲”、“无为”的思想极端地淡化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重整体精神使个体意识普遍缺乏；文化体制的僵化，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关键词〕知识产权；落后；文化原因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排他性的独占权利，是一种私权、一种财产权。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可以说谁拥有了知识产权，谁就拥有市场优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均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已相当发达。而在中国，系统、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则开始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只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晚，比较落后。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下面本文将从文化方面着手来谈谈中国知识产权法落后的原因。 一、专制的文化政策禁锢、窒息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孕育和产生 众所周知，专制统治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长期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树立所谓的“正统文化”，残酷地排斥“异端邪说”、“妖书妖言”，使得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哪里还会有什么创新？哪里还敢有自己的权利主张？即使有，也只能埋藏在心中，而不能“公开”，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声张”。 尽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过“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可它是专制文化政策的开端，随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这种文化的高压政策也丝毫未能改变，如《唐律疏议·职制》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讥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三年”。清乾隆盛世时，还曾大兴“文字狱”，不知牵连了多少思想活跃的文人墨容、能工巧匠，连《红楼梦》都未曾逃过劫难就可想而知。 可见，在这种专制的文化政策的高压下，人们心中偶尔闪烁的那点思想火花不得不早早被浇灭了，怎能会有大的发明创造？当然更不要奢望朝庭会为发明创造制定法律来保护它了！ 二、传统的“无欲”、“无为”思想极端地淡化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后代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是发源于春秋时期老庄的“无为”哲学思想。“无为”思想是先秦流传的政治思潮之一。除道家外，法家、儒家、阴阳家、杂家等，都从不同的理论体系出发，接受了“无为”思想。特别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无为”思想多半被包溶于儒家之中，继续发挥作用。而这种传统思想，滞碍着人们去提出权利要求，淡化着人们的权利意识。《老子》曾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十九章》），可以说这是“无为”思想在文化领域中最根本体现，而所谓的“罪莫大于多欲”（《老子·四十六章》），则更将人们的为欲求利上升到违法犯罪的高度，使之陷入不能为、不敢为的境地。正是在这种“无为”思想的束缚下，在这一时期，古代知识分子只能尽力做到在思想上、行动上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哪里还敢有什么“创造”的欲望呢，哪里还敢有 “权利”的奢求呢？ 而对于统治阶级而言，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老百姓“无欲”、“无为”，就会乖乖地听话，乖乖地臣服于自己的统治，这样，他们的统治也才能长治久安，流传万代。老百姓“无欲”、“无为”，那就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圣贤书”是什么书呢？是得到统治阶级承认或认可的、符合他们统治需要的宣扬“忠”、“孝”、“节”、“义”的所谓“正统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只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重义务而轻权利，二是重国家利益而轻个人利益。 三、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礼”，知识分子奉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相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作为调和人们关系的最佳方式，既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所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可正是这种“礼”，抹杀了人们的个性、创造力、思索力和革新精神，社会对人的角色期待是“谦谦君子”，因而也驱使人们在自己的知识财产、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往往尚和谐、求无讼，不敢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只求大家相安无事，或宁可自己吃点亏、受点损失，也不敢或不愿去维护自己权利。 况且，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自视清高的儒生、雅士，受“正统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君子欲于义，小人欲于利”，他们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追求物质利益是件可耻的事情，是小人所为。基于此，西方人眼中的“知识产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私权”、“知识产权———独占排他权”等观念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言利不言义的小人作为。所以，又怎么会有“知识产权”一说呢？ 四、个体意识的普通缺乏，也是阻碍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个体农业为基础，以宗教家庭为背景，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既要依附于国家，还必须依附于家庭，个人只有在整体性（民族、国家）中才能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个人的意志和情感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可见，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倾向对人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将人从主体地位下降为客体附属地位。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是无法支配自己的权利的，即使他想主张自己的权利，也是不现实的。 而且，重整体精神，强调文化的继承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最高价值。所谓“天下为公”、“男儿志在四方”、“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和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境界，因而往往忽视了个体的权利意识。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云：“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其意为经国济世之作，有待于作者去阐扬，而不能将其据为私有，即不能作为私有财产。 可见，在这种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下，谁敢主张自己的私权利呢？而且，传统文化下，男子是主宰，女子是男人的附属物，而男子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是饱读诗书来搏取功名利禄以光宗耀祖，哪肯花 功夫去从事发明、创造、革新呢？而女子，她们必须“三从四德”，她们毕生主要精力用于“相夫、教子、侍奉父母”上了，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象今天的女性一样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样一来 ，对人类进步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就成了无人问津的领域了。 五、传统僵化的文化体制，阻碍了知识的传播和全面发展，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是诗书、礼经，国家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标准是统治阶级认可的“德”，于是，老百姓就拼命地去学习《四书》、《五经》，学习如何写八股文，学习如何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至于科学技术则被排除在“经学”之外了。这种僵化的文化体制和刻板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知识的全面发展和广泛传播，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经济发展的落后、文化传播的落后，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促进生产力飞速发展的科技革命都诞生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吧。 “无传播则无权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然也就无现代意义的知识产权———私权了。 上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的文化政策、权利观念的极端淡化、个体意识的普遍缺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文化体制的僵化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落后的文化原因。今天，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得到空前发展，但是传统的文化思想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一方面，缺乏创新意识，乐于守旧；另一方面，许多人和个人的发明创造，不视为独占私有的。所有者对自己专利保护意识淡薄，而侵权者则不以为然，不觉违法、缺德。因此，在需要加强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今天，深入认识影响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科技落后，产权法制落后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使之快速与国际接轨很有必要。 王金平

中原文化论文例9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的文化政策，严重窒息和禁锢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孕育和产生：“无欲”、“无为”的思想极端地淡化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重整体精神使个体意识普遍缺乏；文化体制的僵化，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关键词〕知识产权；落后；文化原因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排他性的独占权利，是一种私权、一种财产权。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可以说谁拥有了知识产权，谁就拥有市场优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均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已相当发达。而在中国，系统、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则开始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只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晚，比较落后。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下面本文将从文化方面着手来谈谈中国知识产权法落后的原因。 一、专制的文化政策禁锢、窒息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孕育和产生 众所周知，专制统治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长期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树立所谓的“正统文化”，残酷地排斥“异端邪说”、“妖书妖言”，使得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哪里还会有什么创新？哪里还敢有自己的权利主张？即使有，也只能埋藏在心中，而不能“公开”，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声张”。 尽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过“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可它是专制文化政策的开端，随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这种文化的高压政策也丝毫未能改变，如《唐律疏议·职制》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讥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三年”。清乾隆盛世时，还曾大兴“文字狱”，不知牵连了多少思想活跃的文人墨容、能工巧匠，连《红楼梦》都未曾逃过劫难就可想而知。 可见，在这种专制的文化政策的高压下，人们心中偶尔闪烁的那点思想火花不得不早早被浇灭了，怎能会有大的发明创造？当然更不要奢望朝庭会为发明创造制定法律来保护它了！ 二、传统的“无欲”、“无为”思想极端地淡化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后代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是发源于春秋时期老庄的“无为”哲学思想。“无为”思想是先秦流传的政治思潮之一。除道家外，法家、儒家、阴阳家、杂家等，都从不同的理论体系出发，接受了“无为”思想。特别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无为”思想多半被包溶于儒家之中，继续发挥作用。而这种传统思想，滞碍着人们去提出权利要求，淡化着人们的权利意识。《老子》曾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十九章》），可以说这是“无为”思想在文化领域中最根本体现，而所谓的“罪莫大于多欲”（《老子·四十六章》），则更将人们的为欲求利上升到违法犯罪的高度，使之陷入不能为、不敢为的境地。正是在这种“无为”思想的束缚下，在这一时期，古代知识分子只能尽力做到在思想上、行动上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哪里还敢有什么“创造”的欲望呢，哪里还敢有 “权利”的奢求呢？ 而对于统治阶级而言，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老百姓“无欲”、“无为”，就会乖乖地听话，乖乖地臣服于自己的统治，这样，他们的统治也才能长治久安，流传万代。老百姓“无欲”、“无为”，那就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圣贤书”是什么书呢？是得到统治阶级承认或认可的、符合他们统治需要的宣扬“忠”、“孝”、“节”、“义”的所谓“正统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只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重义务而轻权利，二是重国家利益而轻个人利益。 三、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礼”，知识分子奉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相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作为调和人们关系的最佳方式，既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所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可正是这种“礼”，抹杀了人们的个性、创造力、思索力和革新精神，社会对人的角色期待是“谦谦君子”，因而也驱使人们在自己的知识财产、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往往尚和谐、求无讼，不敢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只求大家相安无事，或宁可自己吃点亏、受点损失，也不敢或不愿去维护自己权利。 况且，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自视清高的儒生、雅士，受“正统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君子欲于义，小人欲于利”，他们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追求物质利益是件可耻的事情，是小人所为。基于此，西方人眼中的“知识产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私权”、“知识产权———独占排他权”等观念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言利不言义的小人作为。所以，又怎么会有“知识产权”一说呢？ 四、个体意识的普通缺乏，也是阻碍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个体农业为基础，以宗教家庭为背景，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既要依附于国家，还必须依附于家庭，个人只有在整体性（民族、国家）中才能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个人的意志和情感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可见，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倾向对人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将人从主体地位下降为客体附属地位。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是无法支配自己的权利的，即使他想主张自己的权利，也是不现实的。 而且，重整体精神，强调文化的继承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最高价值。所谓“天下为公”、“男儿志在四方”、“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和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境界，因而往往忽视了个体的权利意识。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云：“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其意为经国济世之作，有待于作者去阐扬，而不能将其据为私有，即不能作为私有财产。 可见，在这种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下，谁敢主张自己的私权利呢？而且，传统文化下，男子是主宰，女子是男人的附属物，而男子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是饱读诗书来搏取功名利禄以光宗耀祖，哪肯花 功夫去从事发明、创造、革新呢？而女子，她们必须“三从四德”，她们毕生主要精力用于“相夫、教子、侍奉父母”上了，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象今天的女性一样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样一来 ，对人类进步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就成了无人问津的领域了。 五、传统僵化的文化体制，阻碍了知识的传播和全面发展，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是诗书、礼经，国家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标准是统治阶级认可的“德”，于是，老百姓就拼命地去学习《四书》、《五经》，学习如何写八股文，学习如何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至于科学技术则被排除在“经学”之外了。这种僵化的文化体制和刻板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知识的全面发展和广泛传播，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经济发展的落后、文化传播的落后，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促进生产力飞速发展的科技革命都诞生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吧。 “无传播则无权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然也就无现代意义的知识产权———私权了。 上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的文化政策、权利观念的极端淡化、个体意识的普遍缺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文化体制的僵化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落后的文化原因。今天，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得到空前发展，但是传统的文化思想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一方面，缺乏创新意识，乐于守旧；另一方面，许多人和个人的发明创造，不视为独占私有的。所有者对自己专利保护意识淡薄，而侵权者则不以为然，不觉违法、缺德。因此，在需要加强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今天，深入认识影响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科技落后，产权法制落后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使之快速与国际接轨很有必要。 王金平

中原文化论文例10

一、引言

近几年，产业集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地域宽广、规划整齐的产业开发区成为许多地区经济开发的标志，其中有政府规划扶植的各种产业园区，也有民间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其中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异军突起，创意产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广义文化产业范围的一个分支，其集群化趋势非常明显。目前，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出现了一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以其灵活的运作机制、强大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多样化的经营业态等特色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亮点。

无论是在伦敦、纽约，还是在波士顿、上海、北京，在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创意产业因为对知识、人才、环境的高度依赖，都表现出了在城市中心区的空间集聚现象，特别是在城市的旧城区和大学周边地区，由于人才、知识的富集更容易，形成城市中的创意产业集聚。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正在通过开发各种创意产业园并辅之以优惠政策来吸引创意产业的入驻，致力于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必然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中，文化产业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创意产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创意产业的兴起，不但有相当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的体现，代表着精神文明的发展。近几年河南省的文化产业有明显趋于创意化发展的趋势，特色旅游、嘻哈文化、电子娱乐、动漫城这些时代潮流的代表，都形成了一定规模，广泛深入社会，民众的文化生活空前丰富，以此衍生出得创意产业文化也得以蓬勃发展。

创意产业集聚化经引起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创意产业集聚化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文化产业和区域经济研究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是全方位的建设，得益于中原地区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原文化产业显现出一番蓬勃的景象，从古色古香的开封龙庭旅游区，到充满现代气息各类俱乐部，文化在维持传统魅力的同时，用创意的方式延续着生命力。但是我国的学者主要研究范畴还集中在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远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由于现有研究大多是为政府的决策咨询服务的，所以往往停留在实证描述与现状分析阶段，缺乏对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机制、创新模式等方面的深层探索。学界最近的研究表明，从产业发展阶段的角度看，创意产业实际是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趋势要求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要平衡发展，笔者基于发达国家创意产业地理集中的规律和产业集聚发展的内在机理，探讨如何把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建设成为一个有序的、自组织的松散机构，以推动中原经济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健康发展。

国务院《指导意见》把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充分表明，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过程，不仅是河南省资源优势、经济实力和生产力水平等硬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使中原地域文化传统、人文精神和人文环境等软实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两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对文化发展而言，创新是永恒的主题。文化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有机整体。文化传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文化是通过不断创新和发展来实现传承的。今天的文化传承是历史的文化创新，而今天的文化创新则是明天的文化传承。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创新是核心内容。中原经济区文化产业的建设，要到从点到面地贯彻创新的理念，其中创意产业聚集区的形成，正是文化产业发展亮点，是一系列文化现象的源头。

二、创意产业区的特点

2.1 产业链的延伸和资源整合

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创意产业更加注重产业链知识的延伸和相互之间的整合。例如，一个漫画可以衍生出电视、电影，接着是书籍、玩具，并进而衍生出广告、服装、时尚消费等其他更多产品。这种产业链的延长依靠的就是产业内部的知识整合，通过产业链的知识整合使一个个单独的创意最终形成创意产业链延伸，并进而促进整个创意产业的整体发展，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形成完整的知识产业链式创意产业成熟的标志。我国的创意产业虽然呈现出集群化趋势，但还没有形成完整高效的知识产业链，这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较为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创意产业涵盖了多种行业，创意产品更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不同的行业，其创意产业链的产品形式会有很大差别，很难用一种整合模式对其进行概括。针对中原经济区中的河南地区来说，因为其地处中原腹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以人文历史景观为项目的旅游业近些年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历史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典故形成独特的动态演绎，这种特色旅游让古老的景点重新趣味盎然，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其中的典型如开封的龙庭景区，其历史重现式的特色旅游已颇具规模，且形成了以吃、玩、观、听等集多种体验为一体的全方位旅游新体验。极好地实现了创汇与宣传历史文化相结合。

2.2 对创意资源的根植性

作为新兴的第三产业，创意产业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农业布局是均匀的，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工业布局更多地取决于原料、低成本和劳动力等因素；而创意产业其发展和集聚更多地取决于创意资源，主要包括文化资源、高级生产要素和创意环境。其中，地域文化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传承性，属于不完全流动的要素。文化资源禀赋是影响创意产业布局的物质基础和条件，高级生产要素如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也称创意阶层，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大学和科技机构及现代化的通信网络等也是影响创意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创意人才在创意产业空间布局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受创意人才区位的影响，国内外许多成功的创意产区集聚区都紧邻当地著名大学，并依托大学发展起来就是很好的证明。此外，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政府管理的透明度、社会亲和力、城市文化多样化和包容性等也必不可少，它们也是影响创意产业聚集的重要因素。

2.3 动态学习型主体

创意产业集群化起始的地方化学习阶段是一个“隐性知识—隐性知识”阶段，诀窍和个人技巧通过观察、模仿和练习在个人与个人之见传播是其基础；发展阶段则是一个“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学习过程 ，这时起始的隐性知识逐渐转成可以在集群内部成员之间自由交流的显性知识；创意产业集群化的成熟阶段，有两种知识类型学习阶段，把分散的不同的显性知识予以综合，形成新的显性知识的能力被称为一体化学习；而内部化学习则是运用显性知识，集群个体、企业不断丰富其自身的隐性知识基础的过程。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知识学习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类型的转变对于其创新实现和特有竞争优势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

许多创意聚集型企业都是以高校、传媒文化公司等知识信息含量丰富的单位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因为此类单位的主体年轻化趋势比较明显，接受潮流、消化信息的能力比较强，创意产业可以在这类群体中找到广泛的受众群，完成创意传播的第一步。

三、集聚创意产业遇到的挑战

3.1 聚集区商业化带来的高成本

创意产业相对聚集在某个地区，给这个区域创造新的不菲价值（级差地价），既抬高了这个区域的进入门槛，也增加了这个区域的运营成本。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当创意产业中的这部分运作成本在支出构成中所占比重，高于生产流程其他环节所节约部分，而增强竞争能力所需的支出又大于在此区域立足所能提供财力，其他部分降低成本已不能支撑新增加支出时，业主就会选择转移。典型的代表是“城市遗弃之地”——由于创意产业的成功，带动了周边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繁荣的商业圈，而由此带来的是地价的飞涨，从而导致创意人群难以承担而撤离，形成了由边缘到主流又回归边缘的怪圈。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瑞达路上的欧洲风格建筑群就经历了这样的尴尬遭遇，欧洲风格建筑群作为早期的创意建筑群曾被许多投资人看好，盲目的地价炒作使其价位扶摇直上，导致一些有活力但资本不够雄厚的小公司无力承担，而入驻的消费场所又因消费群体不足及其它种种原因而难以维持，直接导致了数年后整条欧洲风格街区的萧条。

3.2 路径依赖形成创意的丧失

创意产业存在一种“短时期”现象，即当大公司主导市场时，创意产品的种类将会减少，而当小公司的发展出现快速增长的时候创意产品的种类将大大增加。一般情况下，这两种状态之间将呈现转换的态势。由于知识的隐含技术的离散、环境的变化等一系列条件，非一体化的产业结构可以通过产品的异化进行持续快速调整，“探索”出新组合从而更好地实现范围经济，产业结构会渐趋于垄断。随着创新进入巩固化阶段以后，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导致模仿竞争逐渐激烈。厂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取一体化措施，力图借助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以应对残酷的价格竞争，从而泯灭创意。Allen Scott 用印度婆罗门画家风格的锁定、法国电影的衰落以及20世纪50～60年代好莱坞电影业的巨变来论证这个观点。

3.3 运营模式变革与新技术投资诱惑

当新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应用改变产业的运行模式和生产流程时，或是新技术装备投资冲动强劲时，创意产业就会以很大几率选择迁出，或者说迁出弹性较大。以创意产业中的传媒业为例，传统运营模式下，报纸编辑部与印刷厂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铅排印刷技术所决定的。随着激光照排技术、排版技术等在报业广泛应用，编辑部与印刷厂不一定非在一其也能获得所需要的运行效率，传统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传版已经成为一种技术手段；特别是报纸对印刷效率的追求，使得报业纷纷选择引进新设备。这使得许多曾今名噪一时的传媒报纸街变得名不符实。

另外，我们提出创意产业发展应重视空间因素，在推动创意产业的空间重构、推动创意产业与城市的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相融合的同时，也应当警觉两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其一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高估”，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文化的力量借由传媒迅猛释放。中国和世界过快的接轨，潮流的激荡引发了时尚、民意、大众心理的膨胀乃至超载。我们在看到创意产业繁荣的表象时，也应该清醒地知道如果只是单纯地以文化和创意所产生的符号价值，就可以带动一个区域或是城市的全面发展和推动民众健康地、优质地生活，并非一件易事。其二是政策和产业力量的快速迎合对地方性知识的滥用。从产业角度看，基于地缘的创意产业的发展显然是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特性。将一些知识、创意、资源进行商品化而后获得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加上政府策略的配合则发展更快。但是政府常常比较迎合最新的城市发展议题，而不愿意承担导致地域文化遗产扭曲发展的负面责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