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论文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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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扩大内需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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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经济论文例2

大国垄断有双重性的特点。一是含义的双重性。二是作用上的双重性。大国垄断的含义之一是指大国的商品进口的数量很多，因此改变了贸易市场的局面，这层含义便是买方垄断，大国的商品需求影响到市场的商品剩余；另外的层面是指大国的出口商品的数量很多，因此改变了贸易市场的局面，这层含义便是卖方垄断，大国的商品供给数量影响到市场的商品价格。大国垄断的作用要从两个层面去分析，第一，大国可以利用垄断权力以及对市场的巨大影响，赢得更多的业务，以确保最大的贸易利益；第二，大国依赖于国际市场可能导致贸易下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由过多的商品进口导致的市场价格增长，另一种是过多的商品出口造成的价格下降，出现反一些贸易壁垒及摩擦，导致国家利益损失。

2.大国垄断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劳动力价格的低廉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随着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最近几年经济政策的持续调整，中国进口铁矿石有了新的增长，增加的数量超出了全球石油新增数量一半以上，增加的原油的消耗量占据了全球石油增加产量的三分之一，中国的在贸易市场的地位越发突出。然而，但是，由于中国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贸易总量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大国，但在商品的技术含量、商品的附加价值还有国际市场的监管能力等方面，中国仍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是国际贸易市场的最底层。最近几年，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增长的幅度大大超过了制成品的价格增长幅度，这导致中国的在石油等能源方面的需求也大幅上涨，但产品价格不断增长，必然会将导致制作成本的增加。此外，中国的商品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是制成品的贸易，加工成本的上升必然会造成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影响大国进口数量，因此我们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必须着眼于大国垄断的冲击面。长时间以来，由于经济水平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的优势都是基于劳动力的低廉，在国际贸易中偏重于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不过，近年来，这些优势却不如从前。主要是由于我国出口的商品品种较为单一，出口的区域较为集中，而且出口的商品普遍存在科技水平低，缺乏自主品牌的问题，再加上竞争太激烈，使产品出口量增加，致使供过于求，让出口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总体出口量减少，最后造成我国贸易优势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他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等不好的结果。

二、应对大国垄断的策略

1.把握我国优势要转变

我国的贸易形势，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国际贸易中我国的有利条件，再充分利用好将这些优势，另外还有注意消极的影响。把握优势是促进我国贸易增长的重要方法。首先，要弄清楚我国究竟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有助于帮助我国在世界贸易市场的准确定位，且有较大的实际意义。当前，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之后很长的阶段，我国还会长时期存在西部地区不发的现象。但是近年来，我们已经不再像其他相似国家那样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而是已经开始进行了初步成熟的进出口贸易。我们利用引进国外投资等途径，发挥了我国的独特贸易优势，以此更深一步地转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局面，为我国的贸易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例如，我国在出口方面的优势商品主要是家用物品,手工艺品，玩具，鞋子等等，占据了贸易市场主要的加工成品的份额。所以，我们完全是有条件在贸易市场进行竞争的，我们要把握好独特的优势，在贸易过程中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2.贴合市场情况

面对随时都在改变的市场，固定的不发生变化的商品价格是不可能适应的。所以，进行对策的研究时一定要注意贴合市场以及商品的实际情况，调整进出口的政策，制定有效的贸易计划。例如，我国要进口大量的石油等必需的初级原材料，购买这些材料的方式就要尽量做到合理稳定，避免出现没有计划的不科学的大批量采购现象，以防止贸易市场利用这一点在购买前就故意提高产品的价格，导致企业或政府蒙受本不该有的经济损失。此外，还要做好一些事前准备，当国际市场出现比较大的价格波动或是产品短缺时，可以有缓和的时期，甚至能避免一些利益损失。对于贸易市场上打价格战的产品，可以使用其他办法来选择性购买。例如，可以进行价格和质量的比较，对于物美价廉的商品可以进行大批量的采购，以此得到最大的优惠。有些国内产品数量十分多，供大于求导致价格相对较低，为控制这种产品的生产可以采取收取出口税的方法，灵活地调整该产品的出口数量，从而转变我国的贸易形势，防止大国的贸易侵略。

3.科学进行投资观察

国内的实际可以发现，不管是引进投资或是对外的投资，一定都得结合市场的结构来采取投资的方式。在引进外资方面，当选择投资时，首先要选择那些污染更小，能耗更少的企业，最好是技术型的企业，从源头开始减少发展过程中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外，政府方面要给于一定的政策支持，提供一些优惠，还要加强监管，严厉进行把关，不把优惠浪费在那些只求数量的或是已经具备自主生产技术的行业，把补贴给那些有发展潜力的真正需要扶持的行业。最后，在对外投资方面，主要投资到那些重要初级材料的提供场地的建设方面，保证我国原材料的稳定进口。

4.提高技术含量

我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依赖于低价劳动力的制成品，种类单一，技术含量较低，因此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大，加剧了大国垄断的局面。要想应对大国垄断，就必须提高商品的技术含量来提高我国产品在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首先可以鼓励行业进行创新，增加产品的品种，提高生产技术，让产品贴合时代的发展。另外可以树立品牌意识，创立产品的自主品牌，扩展出口的渠道，以及及时转变商品的结构，满足市场的需求，把我国贸易从量的出口转变为质的输出，真正取得贸易自。

大国经济论文例3

内容论文摘要：未来我国区域发展将出现十大趋势，包括地区差距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并扩大，但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能够减缓差距扩大的速度；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扩大；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大城市圈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企业日益成为市场主体，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等。论文关键词：区域发展趋势 一、地区差距在相当长时期内会继续存在并扩大，但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能够减缓差距扩大的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变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地区差距呈逐步缩小之势；第二个时期为20世纪90年代，地区差距呈逐步扩大之势；第三个时期为2000年以来，变化不大。总体判断，目前的地区差距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1978年到2000年，反映人均GDP地区差距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3494减小到1990年的0.2658，然后扩大到2000年的03358。进入21世纪以来，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337左右。区域总体差距主要是由城乡差距和乡乡差距构成的。据测算，城乡之间的差距和乡乡之间的差距占区域总体差距的份额都各在40%以上。 造成地区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等方面的主观因素。地区差距既是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综合反应，也是现实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差异综合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所处的阶段有关。 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一方面，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如要素条件、产业基础、区位和人文环境等）将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抑制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的有利因素也正在形成。主要包括：（1）随着国家对地区差距扩大严重程度的日益关注，从发展战略和政策设计方面正在并将进一步出现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环境条件；（2）中西部地区具有后发优势，可以总结并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经过长期探索而形成的成功经验，可以在体制改革、机制设计、政策制定、模式选择、先进技术的使用等方面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3）东部地区的发展将更加需要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衔接与融合，特别是东部对能源等基础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等需求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部分产业的转移，都将为中西部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综合起来判断，未来20年中，地区发展差距仍将呈扩大之势，但是其扩大的速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地区发展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但是，随着新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要求的落实，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和中央对于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的加大，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福利水平的差距有可能缩小。事实上，多年来，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一直小于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这说明，中央政府对于欠发达地区以往的支持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只要政策适当且力度足够，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福利水平的差距是有可能缩小的。 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扩大 国民经济长期高速持续的增长和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为我国加速城市化积蓄了巨大的力量。过去2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的快速扩张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使约2亿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农民从事非农生产和向城市的集中，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1980~2009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94%提高到391%，提高近20个百分点。但是，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化严重地滞后于工业化。与世界上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目前，我国还有约8亿庞大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中心城市功能不够完善，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随着中央提出的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战略决策的进一步实施，我国的城市数量将迅速增加，城镇体系将进一步发展，城市规模将不断扩大，大城市的竞争力将不断增强。据估计，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向城市的快速集中，城市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将日益提高，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大城市、特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明显增强。城市化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的聚集，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因而将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 三、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大城市圈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由于城市经济活动的性质存在差异，城市在空间结构上往往存在着大中小城市共存的格局。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资源向城市的集中以及城市分工的推进，在城市密集的发达地区形成大城市圈，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都走过了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分散的中小城市向大的中心城市集中的过程。我国的人口密度，不太充裕的可利用国土，工业、信息业、服务业的迅速成长及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趋势，都决定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更适宜于大城市圈的发展模式。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阶段，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间基础实施的完善，运输工具的便利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心城市将不断壮大，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及其影响将不断加强，大城市圈将因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而逐步形成。在未来大城市圈形成过程中，城市之间的关系将从以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周边城市为主体的形态，向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城市间形成功能和产业分工互补、共生共赢的形态转变，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圈将更具有城市群的形态。大城市圈的形成和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主导区域甚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大城市圈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并将成为最具活力和实力最强的经济体系。 我国未来有不少城市群可望发展成为大城市圈，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唐地区、胶东半岛、沈（阳）大（连）、武汉、渝蓉等大城市圈。这些大城市圈将成为我国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以及先进制造业的基地。它们的形成将有力促进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并对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四、企业日益成为市场主体，大企业在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经过多年以来的改革，我国在实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以及在垄断性行业中引入竞争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企业日益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政府发挥作用的基点正在从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转向通过培育市场主体，创造与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按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部署，和履行入世承诺的要求，政府将进一步减少对国有企业施加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中央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努力和推进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力度的加大，使得地方保护将进一步受到限制，企业跨区域交流的障碍将进一步减少。这对于促进企业跨区域的分工协作和生产经营活动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在区域经济整合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正在根据其全球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空间布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我国将在新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许多跨地区乃至跨国的企业集团。这些集团将通过跨地区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成为推动地区间资源重新配置和分工与协作的重要主体。 五、网络型基础设施条件将进一步完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将更为便利 我国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长期以来，包括交通、通讯、电力、供水等网络型基础设施一直处于瓶颈状态，制约了区际间的经济联系和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以交通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主要受制于供给方面的制约。由于道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落后，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对交通运输大量需求不能充分实现。运输量的增长使得运输能力极度紧张，路网瓶颈现象加剧，对铁路运输能力实行严格的限额管理。90年代以后，国家把加强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重点，并对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实行适度的投资倾斜政策，使得包括交通、通讯和电力等网络型基础设施条件有了显著改善，沟通区际联系的骨干通道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条件的空间分布仍不平衡。从交通来看，到2009年底，东中西部的交通运输线路综合密度分别是每万平方公里4482、2096和1424公里，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发展差距，东部和中部分别为西部的314倍和15倍。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东 部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与经济增长实现同步发展，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适度超前，网状的、高度系统化、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将逐步形成；全国各大区域之间的联系将更为完善和便利，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这将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协调发展。 六、产业转移的速度有所加快，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将逐步形成 由比较优势决定的产业的跨地区转移，是发达地区保持竞争力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发达国家在继续加速向我国转移制造业的同时，服务业的转移速度也将进一步加快。我国沿海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接纳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同时，由于沿海地区和部分区域性中心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变化，包括因可使用土地数量不断减少而导致的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等，还由于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断提高，沿海地区的产业将向内地和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心城市的产业将向城市周边地区和中小城镇转移。长期来看，跨地区的产业转移将不断加快。跨区域产业转移有利于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将成为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重要途径。 在生产要素和部分产业由东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的同时，包括高端劳动力、资本、部分产业、部分产业的高端环节（比如研发、营销和公司总部等）也将进一步由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也将进一步加强。同时，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在近期也将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加工、农副产品加工和部分高耗能产业上。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环境压力将逐步增大。 七、跨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区域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格局 通过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协作范围的扩大以扩大市场、提高生产和组织效率，是毗邻地区加强合作的内在要求。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企业市场半径的日益扩大，我国跨行政区划的地区合作日益具有客观基础。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各地日益感到开拓区外市场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自下而上的区域经济合作动力因此而明显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区域合作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展开，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在不断加强。今后10年到20年，全国由南到北有望形成由珠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京津——呼包银经济带和大东北经济区构成的“四带一区”的经济协作基本格局。四条连接东西部的经济增长轴线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将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同时，珠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地区、长江三角洲、泛长江三角地区和京津唐等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和合作也将进一步加速。区域合作的发展将对国土空间开发规划以及跨行政区划的各类综合的和专项的规划提出强烈要求。 八、国内统一市场建设正在加强，但地方保护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地方保护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引起了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重视。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各种整顿市场秩序工作的开展，地方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我们所做的关于地方保护调查资料显示，无论是企业调查对象，还是非企业调查对象都认为当前地方保护与20年前相比有一定程度减弱；与10年前相比也有一定程度减弱。 然而，我们的调查还显示，目前地方保护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我们的调查列举了两个方面、八大类共42种地方保护的形式和手段，调查发现，这42种保护形式和手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其中，程度最为严重的手段包括：（1）在企业招工方面，实行户口歧视；（2）向外地职员子女收取较高的费用；（3）不向外地职员提供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4）在进行建筑工程招投标时，和在进行政府采购时，照顾本地企业；（5）打击本地生产的假货不够积极；（6）限制重要的技术人员流动，等。 另外，调查还显示，由于立法、仲裁和执法方面的原因，企业合法权益在外地通常受到各种各样的侵害，企业竞争缺乏公平的法律环境；烟草、汽车等产品还受到程度很高的保护。 总之，克服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九、中 央政府更加关注问题区域的发展，中西部地区有望加速发展，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地区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此，中央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可以预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央政府将更加关注问题区域的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将成为我国区域政策的重要而长期的目标。 目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显著地改善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随着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外部环境将日益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有望加快。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基础条件在短期内还难以从根本上改观，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优势仍难迅速启动，制约因素（包括客观环境、体制、市场、配套产业等）短期难以弱化，再加上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能力将长期过剩，高端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落后地区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短期内难以迅速提高，使得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不一定具有优势，中西部地区在中短期内难以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不会有很大的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依然面临严峻挑战，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要求进一步创新、落实和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政策。 现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自然条件较好，生态容量较大，工业基础雄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科技文化和教育力量突出，人的素质较高，发展潜力较大，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可能产生投入少、见效快的效果。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可能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十、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将日益加强 当前，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消费类电子产品）和一些资本密集型（如钢铁、船舶制造）生产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抬头之势。为更多地获得国际区域分工的益处和克服贸易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各种形式的国际区域合作不断发展和加强。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全方位对外开放是我国既定的长远战略。同时，重视并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区域的多边和双边经济合作将被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也在积极探索和酝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已经设立，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日趋制度化，和中亚各国在政治、经贸、科技、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合作正在有效开展；中国和南亚的经济合作也开始活跃。因此，中国对外开放正在迈向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崭新阶段。从空间上看，一个由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地区、省会城市直至内地各开发区所组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沿海和沿边的对外开放边境环带也初具规模。向东、向北、向南和向西全面立体开放的总体趋势也基本明确。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加强将为我国各地区进一步发挥地缘优势，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和协作，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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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前我国依然不能摆脱“贸易大国、定价小国”的困扰，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影响之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一些高密地的劳动产业转移给我国，导致了我国高价进口原材料和低价输出产品，使得国际贸易中的利润转移，由此可见，这种国际贸易中的大国垄断现象恶化了我国贸易条件，不利于我国向贸易强国的迈进。

同样的，从2013年国际贸易规模和份额来看，虽然我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但这种贸易大国地位不但没有为我国的国际贸易带来利润分配增长点，更甚者加重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所以，大国垄断的结果为表面上显示的是中国的顺差，实则是国外在享受着丰厚的贸易利润。以资源的进出口为例，我国的稀土出口量占据了市场份额的百分八十以上，具备了大国垄断的明显特征，但在实际贸易过程中，稀土价格随着出口量的增加急剧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石油等产品是我国大量进口的贸易商品之一，价格却非降反升。

造成我国经济贸易中的大国垄断问题的原因很多，从外部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的国际贸易还受制于旧的经济秩序，缺乏有效竞争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当中依然具有优势地位;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企业缺乏一定的规则意识、沟通协调和国际贸易运作经验，比如行业混乱、交易缺乏诚信、企业之间互相拆台，这些都成为国际市场逐渐萎缩的重要原因。

二、在国际贸易中提高应对大国垄断现象的思考

我国的对外贸易正植根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国际贸易已经让中国迈向更大的国际舞台。因此，面对着我国贸易中的“大国”事实，更多的是要进行一种冷静理性的思考，从而为实现贸易强国开辟新的贸易通道，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对大国垄断现象进行清晰准确地认识，这对于充分利用我国“大国”的身份开展国际贸易有着积极影响。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国作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新兴力量，对于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还不具备对抗卖方大国垄断的能力，甚至还要受制于垄断势力的经济压迫，并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战略商品，还会引发一些政治问题。

其次，要完善我国的贸易体制机制。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法律政策的制定与研究，为进行国际贸易营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但依然要重视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存在的各种不正当竞争问题，通过完善我国国际贸易的机制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从而克服国际贸易中审批难、税收重、成本高的缺陷。只有构建一套既符合中国特色，又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贸易投资体系，才可以为我国的“大国垄断”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

最后，要依靠创新来增加我国进行外贸竞争的砝码。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技术，增加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商品的科技含量，使得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赢得国际市场的认可，这样在反垄断、反倾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对外加工模式方面要加以创新，取消一些对有悖于环保理念的外贸项目的扶持优惠政策，促进对外加工业务的转型升级，保证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拥有自主品牌研发能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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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经济能否释放出巨大潜力，决定于规划的细致、制度的严密和自主技术的重大突破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了解到，尽管我国绿色经济已初具雏形，但从总体上看，仍存在规划滞后无序发展、未能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自主核心技术短缺三大制约因素。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需要突破这三大瓶颈。 战略规划“拖后腿”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浪潮引领下，国内许多地区对投资发展绿色经济热情高涨。但由于整体战略规划滞后，地区间、行业内盲目发展、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无序发展现象已出现苗头。 自去年以来，国内许多地方纷纷推出了打造风电、光伏太阳能等新能源基地的计划，并大干快上，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风电、太阳能等行业的过度投资。同时，各地都在加快对当地风场资源的开发，在对资源开发论证规划不充分的情况下便匆忙上马，或者“以资源换项目”，追求眼前的所谓“绿色”增长。产业发展缺乏明确指导，地区间发展统筹规划，一哄而起的风险引发许多业内人士的担忧。 一位业内人士说，中国风电增长速度迅速，但在1200多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当中仅有800多万千瓦实现了正常发电，1/3处于不发电或者是发电不能上网的闲置状态。目前已经建成的风电厂大多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至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否会出现预期增长还很难说。 这其中，除了并网“瓶颈”外，国内一些风电场比预期少发电的现象比比皆是，资源勘探不充分，技术路线、设备选择不慎重，加之“盲目圈风”、“炒买炒卖”等现象，使得许多风电场的项目投资收益低下，有限的风电资源被白白浪费。 有关专家指出，除风电外，我国的新型煤化工、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清洁能源开发，由于缺乏清晰的战略及具体的规划指导，企业容易投资冲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也在盲动，使得新能源的发展既不健康，也不可持续。 如新型煤化工项目，在国家叫停煤制油项目之前，中国在建的项目有30多项，总投资达4000多亿元;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从100多美元大幅下降到目前的70美元左右，仅山东省就有20多家生物柴油生产厂家陷入要么继续生产却亏损、要么只有关闭的困境。 而国内企业蜂拥而入的多晶硅行业，目前已建成及在建的产能达到8万吨，占全球的一半以上，而其中大多数项目都缺乏核心技术和清洁生产工艺，成本与目前每公斤70美元的销售价格持平，远高于每公斤30美元的国际领先企业的生产成本。 专家认为，对风、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的规划，必须充分考虑资源条件，电网系统的接收、消纳能力和市场容量，市场能接受的价格等关键因素。 其实，作为绿色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环保产业，在国内同样面临类似困境，尽管从1997年-2008年，我国环保产业收入总额从459亿元增加到7900亿元，但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的调查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环保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困难就是缺乏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等，未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造成对其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不力。 奖惩不力成“软肋” 缺乏行之有效、体系完整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一大“软肋”。湖北省社科院能源研究专家叶学平博士长期研究英国等欧盟国家绿色经济发展，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与欧盟部分国家相比，一方面国内缺乏发展绿色经济的系统规划和激励约束机制的整体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对既有的如节能减排中的万元GDP的能耗减少量等指标，也缺乏达成这些目标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和严明的奖惩措施。 本刊记者在川赣鄂苏津冀等省市走访调查发现，自中央公布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各地投资热情高涨，但一些“两高一资”项目又酝酿重新上马;一些被环评否决的项目又改头换面通过“绿色通道”审批;甚至还有不少项目仍在试图先把“生米做成熟饭”。长江水电投资公司的环境法专家曾刚博士说，这说明我国亟待建立有奖有惩、赏罚分明的法律法规，强化执行力度，避免法律政策“高压线”变成可松可紧的“猴皮筋”。 曾刚分析说，虽然我国目前有《环境保护法》等强制性行为规范，承担着环境保护的约束作用，但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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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经验，GDP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环比正增长即可宣告经济衰退期结束。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在经历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5.4%、2009年一季度环比增长－6.4%的惨淡之后，二季度实现环比增长－1.0%，降幅大大收窄，超出市场预期。据此，可以认为美国经济触底回升的基调已大致成型，很可能在今年三季度或四季度实现环比正增长，换言之，若一切顺利的话，美国经济最早将于今年四季度、最迟将于2010年一季度走出衰退。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二季度日本经济也实现了0.9%的环比增长，为5个季度来的首次增长。业界认为，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长是在经济刺激计划和出口的双重作用下达到的，但其复苏基础和表现并不令人信服，仍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 几乎与此同时，有欧元区经济“双引擎”之称的德、法两国在二季度也实现正增长。此前两国均经历了连续四个季度的负增长，但二季度两国经济同时增长了0.3%。此外，希腊、葡萄牙等国二季度也都实现了同步增长。而其他一些欧元区国家，如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经济仍在下滑，不过，它们距离正增长也并不遥远了。特别是，如果德、法三季度经济持续增长下去，由于在欧元区内部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基本上都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其余欧元区国家的经济自然也将逐步得到改善。 欧元区之外，英国二季度GDP较一季度环比下降0.8%，降幅明显大于此前市场预期的0.3%，这是英国经济连续第五个季度收缩，由此也使得英国经济复苏进程显著落后于欧洲大陆。 至于近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的中国，判断复苏的标准与发达国家略有不同，主要看经济增速是否回归潜在增长水平区间，即所谓的“保八”。在经历2007年二季度以来的增长连续下滑后，今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9%，显著高于一季度的6.1%，接近历年潜在增长水平区间下限。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8.9%，前三季度GDP增速达到了7.7%。因此，中国经济将率先实现复苏，并且复苏势头将比日本、欧元区更为强劲。 据此，大致可以判断，当前全球几大主要经济体目前都处于经济复苏的上升通道，只不过在顺序上存在差别：先是中国，接着是欧元区和日本，最后是美国和英国，将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复苏先后顺序。而这种趋势变化对于能源领域也将产生相应影响。 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将推动能源需求和能源价格逐步反弹。全球经济即将整体复苏的预期，为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反弹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最新证据是，国际原油价格在70美元左右连续徘徊了5个月后，10月中旬开始大幅攀升，一度冲破80美元关口。这其中固然有美元贬值的因素，但从一个中长期视角来看，也可视为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所发出的强烈信号——因为几乎是与此同时，反映美国实体经济的道琼斯指数也重新登上了1万点大关。 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复苏节奏的这种不同步性，又势必对各种能源的供求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互动也将随之激活。其中，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将激励全球传统能源（如原油和煤炭）需求和供应回升。从需求方面来看，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原油消费国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并日渐成为全球重要的原油和煤炭进口国。此外，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引擎，中国经济增长也将随之拉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复苏，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一些东亚经济体，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其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增加。从供给方面来看，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直接受益的除了俄罗斯、中东等传统能源供应地外，近年来还扩展到澳大利亚、非洲、拉美、中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 而欧美复苏相对滞后，则将在一定程度上延迟新能源开发和推广的速度。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欧美着重发展的新能源项目，在这次全球危机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其研发、生产和推广工作都有所放缓。例如，由于太阳能利用大国西班牙的补贴经费削减以及全球信贷紧缩造成的太阳能新项目开发进度减缓，2009年太阳能电池系统的全球整体导入量预计同比将萎缩三成以上。 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衰退阶段都实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经济复苏过程中，通胀的压力不容低估。同时，由于包括原油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基本上都是以美元计价，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升息的滞后，对美元汇率走势也将产生重大影响，至少美国经济在今年年底正式复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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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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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9]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J].经济评论，1998，（3）.

[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大国经济论文例8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

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着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着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着、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着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着《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着、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着《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 —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着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着《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着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着。……着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着《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着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着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着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着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着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着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着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着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着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着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

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着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着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着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着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 、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着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着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着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着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着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着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着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 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着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着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着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着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着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着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乃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着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着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着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着);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着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着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着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着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着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着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着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着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着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着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 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大国经济论文例9

[1]钱津.感受腾飞——论中国工业化与通货膨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钱津.贵州腾飞——科学实现“十二五”时期跨越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3]钱津.直面现实——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钱津.中国现实经济求索[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

[5]钱津.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钱津.管理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钱津.政府不能承揽过多的经济责任[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3）.

[8钱津.改善民生需要防止过度依赖政府[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1）.

[9]钱津.中国需要理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社会科学研究，2013，（1）.

[10]钱津.开创现代农业生产新格局研究——基于对农村开发扶贫的审视[J].中州学刊，2014，（4）.

附1：《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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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泽华.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探究[J].管理观察，2016，（20）.

[3]孙贵丽.试论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现代商业，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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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时代篇章——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07期

[3]何自力.回顾、总结与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60年的理论探索.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01期

附3：《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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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梦乔，王施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我国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的影响[J].特区经济，2015，（4）

大国经济论文例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既是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国外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或合理成分的过程,同时也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世界,让世界各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过程。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攻坚阶段,面对各种社会经济思想相互渗透和相互碰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

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措施和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之中。在经济理论学术研究领域,是否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范式,成了衡量经济理论规范性的重要标准;是否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学人进行平等对话和检验经济理论研究水准的重要标准。每年评选的代表国际社会经济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主要以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作为评判依据和衡量标准,其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或秉承西方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理论还不同程度地被许多国家用于寻求实现国家经济繁荣的理论支柱,甚至被看成是摆脱经济危机和医治经济病痛的灵丹妙药。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凭借其经济政治强权地位,依照其经济理论原则确立了一套逼迫国际社会被动接受的国际行为规则。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根植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建设实践沃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取得重大突破,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然而,国际社会中存在的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去”严重滞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外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度。据《美国经济评论》的数据显示,在世界各国两万多名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中,仅仅只有50余名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经济,仅占0•25%。[2]1不仅如此,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还体现为对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对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来说,言必谈西方经济理论及思潮成了一种时尚。客观地说,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和对其合理成分的借鉴,在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加以去伪存真,简单模仿和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不仅难于避免使中国经济学术沦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而且将影响和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探索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正如打破西方的经济霸权,实现中国经济腾飞和扩大中国经济的影响力需要国际化一样,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并从根本上打破国际社会经济理论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也需要国际化。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既要主动吸收和借鉴能够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元素,又要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去”,积极对外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主动同国外经济学者就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展开平等对话,激发国外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情和兴趣,促进世界各国政界、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熟悉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不仅有助于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有助于促使国内经济学者自觉破除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迷信,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感召力。

(二)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认识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是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和“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然而,国际社会(包括国内部分人士)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等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其中,不少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际上就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澄清国际社会的认识误区,需在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步伐,让国际社会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属性。之所以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看做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仅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而且直接引入和吸收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已有成果。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主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某些表象或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而没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内在的和本质的区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向国际社会介绍和传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在属性,不仅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及学说,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建设。[3]而且可使国际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有关理论的理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是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因此,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性质,就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质。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误读和误解,特别是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曲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错误理解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除受制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外,最根本的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熟悉或不理解。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让国际社会深刻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破除,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颠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滑入资本主义轨道。由此就能深入理解到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绝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

(三)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繁荣发展并使之充满生机活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不仅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积极主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个资源,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协作优势,而且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实践活动重要理论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同样需要对外开放,走国际化的发展路子。当今世界,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已呈现出国际化网络趋势,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游离于国际化网络之外,闭锁于本国文化情境之中,拘泥于本国传统规范和情节,将难以在封闭的本国土壤中结出丰硕果实。开放性向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注定了不可能成为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自我封闭的理论。当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理论品格使然,而更重要的是它能有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繁荣发展,并充满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是达到某个顶点而成为供人信仰的绝对精神,而是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在经济建设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生机和活力,不仅在于它能够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国内经济建设现实环境,而且在于它能够不断从外部获得滋生自己的丰富营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有在国际交流和彼此的丰富中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国际化。不但作为其理论源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学说本身包含着外来的因素,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学习和借鉴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经济学术思想的合理内容。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门户的敞开为经济理论的交流和丰富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通过经济理论的国际交流汲取丰富的营养,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并不是生吞活剥、唯西方经济理论马前是瞻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应当看到,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特殊的历史条件、价值体系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结,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某些一般规律。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过程中,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某些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和利益表达的经济学术思想,不顾其产生的制度背景、政治动机,不加分析和鉴别地照搬照用,就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进而丧失自身的特色,迷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遮蔽真正的中国自身问题。因此,通过国际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不能抛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况。“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自然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国情”。[4]也就是说,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地借鉴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某些科学成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逐步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及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当今国际社会,无论是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还是院校的经济理论教学,抑或经济理论的政策应用,西方经济理论几乎牢牢掌控着话语权。为了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繁荣发展,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

(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首先需要学会使用国际规范的学术话语,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已形成某些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如果不熟悉和遵从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就易在经济理论的国际学术研究交流领域被拒之门外,从而丧失学术交流和平等对话的机会与权利。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际规范学术话语等同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也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学术话语的国际对接理解为对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简单模仿和照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会使用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同时还必须继承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其中,“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是进行科学经济分析应遵循的共同规范”。[5]目前,中国学者在国际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发出的声音还十分微弱,这既有西方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霸权因素影响的原因,也有我们主观努力不够和研究水准不高的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中国经济学者既要提出目前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还要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水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还需努力拓展国际性学术研究交流渠道。近年来,尽管国内有关单位组织国际性经济理论学术研讨交流活动,以及国内学者走出国门参与的国际性经济理论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但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研讨的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并不多。另外,国内学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也主要在国内发表,能在国外发表的成果较少。即使少数在国外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也主要在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或左翼刊物上发表。而国外学者研究的中国问题的经济理论,或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也相当片面和不深刻。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能受到各国政界、学界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并使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比较深入和客观的认识,国内有关机构需积极组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或积极主动参与国外有关机构举办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同国外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学者在国外刊物,特别是有较大影响力的权威刊物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并鼓励国内刊物发表国外学者客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有关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承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重要使命,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需要有一大批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国际化人才队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对包括某些热点、难点问题交换学术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的学术优势,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深刻阐述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也应当承认,国内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同现代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要求有一定差距,通常很难和国外经济学家进行平等对话。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需要加大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型研究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力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型研究人才,既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要接受良好的现代经济理论训练。他们能够融入到国际学术研究交流领域,可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客观、准确地向外国学者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前沿及学术热点,能帮助外国学者消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误读或误解。

(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播渠道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