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社活动总结例1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Www.133229.COM“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吉他社活动总结例2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吉他社活动总结例3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吉他社活动总结例4

阿拉伯地区进入二十一世纪一场突如其来的剧变，打破了阿拉伯世界原有的政治生态，对中东地区格局乃至国际体系产生了剧烈冲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世界四个政权，多国陷入一片混乱。阿拉伯世界正经历一次深刻的制度和结构变化，但这场前所未有的剧变都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剧变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但终究其原因都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思想和伊斯兰教体系是紧密相连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仅限于阿拉伯民族而且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全世界穆斯林的文化成就。其实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水融的一体。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既坚守纯洁的理念，追求崇高的理想，同时又充满包容，体现出开放的胸怀。当代的极端伊斯兰教派绝不代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布瓦吉吉，突尼斯贫民，靠摆地摊为生。 警察便再度没收他的货品，并表示没收是因为布瓦吉吉没有摊贩执照。然而，虽然有消息指出在突尼斯街头摆摊是违法的，也有人说布瓦吉吉没有贩售货品所需的执照，但根据西迪布吉德就业与个体工作办公室的官员所言，从推车上贩卖商品不需要执照。也有消息声称，布瓦吉吉没有钱来贿赂警察以获得允许，可以继续在街上摆摊。同样地，布瓦吉吉的两名兄弟姐妹指责当局企图从布瓦吉吉身上强索钱财。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他的姐姐说：“你能想像是什么样的迫害，才会促使一位年轻男子做出这样的事？他们罚他钱，取走他的货物，令他必须以借贷的方式购买货品，以养活家庭。在西迪布吉德，那些没有关系可靠，也没有钱来贿赂官长的，只得受尽屈辱，失去活路。”除此之外，布瓦吉吉还遭到公开羞辱。一名45岁的女性市政官员菲达・哈姆迪（Faida Hamdi）与两名同事一同殴打布瓦吉吉，哈姆迪还对他甩巴掌、吐口水，没收他的电子磅秤，并推倒他的蔬果车。也有人说，哈姆迪出言诽谤布瓦吉吉已逝去的父亲。由于阿拉伯世界习俗的关系，哈姆迪的女性身份加重了布瓦吉吉所遭受的侮辱。受到激怒的布瓦吉吉前往地方政府办公室投诉，但总督拒绝见他或听他投诉。有人引述布瓦吉吉当时的话说：“如果你不见我，我就自焚。”尽管如此，还是不获接见。于是，布瓦吉吉购得一罐汽油（或两瓶油漆稀释剂），于当地时间上午11：30（距口角发生不到一小时），在当地政府大楼前用汽油淋在自己身上，并用火点燃。布瓦吉吉的母亲在事前都没有得知儿子的意图，她说布瓦吉吉会自杀是因为受到羞辱，而不是因为家里贫困。她也指向遭警察骚扰一件事说：“那件事深深影响他的内心，伤害了他的自尊。”

他的自焚身亡被普遍公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的起点，激发了阿拉伯世界多国人民起义反抗独裁暴政的民主革命，并成功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天翻地覆式的巨变。布瓦吉吉于1月4日在医院去世后，人民起义持续扩大，最终迫使连续执政23年的时任总统本・阿里执政并于于2011年1月14日流亡沙特阿拉伯，结束23年来的统治，但国内的抗议示威活动依布瓦吉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唤醒了阿拉伯人对民主的意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中击溃了突尼斯，埃及政权，撼动着整个地区微弱累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海啸袭陆之势。22个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争民权，上反集权的群众和政治派别运动。

也门：萨利赫一退再退，先宣布2013年任满不再连任，也不传位给儿子，但反对派坚持其立即下台；后宣布改变政治结构和国家制度并启动权力移交程序，反对派依然不干；再宣布成立过渡政府年底前举行大选，对手依然不干，而且军队出现分裂和对峙，政权岌岌可危。

利比亚：从领导人卡扎菲最初被迫与人权活动人士对话，商讨政治改革促进民生，发展到流血弹压，内战爆发和多国干预，政权分崩离析，国家陷入空前灾难。

叙利亚：宗教和世俗反对派提出改善民生和增加自由并酿成，政府被迫取消长达半个世纪的紧急状态法，并承诺逐步落实其他改革方案，但反政府示威已经蔓延，直至爆发大规模的内战。

阿尔及利亚：在反对派强大压力下，总统布特弗里卡被迫宣布将取消禁锢社会20年的紧急状态法。

约旦：民众由于不满生计艰难逐步上升为要求改变内阁产生方式甚至变革君主立宪制；

巴林：长期被统治在底层的什叶派多数要求平等政治权利和待遇后演化成为，并波及沙特的安定。

沙特：全国禁绝示威活动，拿出千亿美元盖房，设岗，补贴民众以求息事宁人；

伊拉克：巴林什叶派遭弹压应发同宗民众抗议，迫于大环境的变化，民选总理马利基竟主动宣布放弃谋求下届连任，并降薪一半稳定人心。旧持续著，并且人民起义风潮在阿拉伯世界多国迅速扩散。

每一次革命都不是悄无声息的，在革命之前，寻求思想认同是每一次革命的前奏，思想文化中新的萌芽慢慢的衍生开来，把即将发生的事情通过文化的表现形式告诉世人，阿拉伯剧变以布瓦吉吉事件为导火线，应发了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大爆炸，它的能量超过，波及范围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然而，这场让人无法想象的剧变其实早有预言：当代阿拉伯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通过自己直接或曲折的笔触，对将要发生的剧变做出了预言。

阿拉伯当下的诸多矛盾、压力与挑战，都与其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许多阿拉伯作家十分重视通过历史解读当下，为了当下再写历史。书写历史，成为阿拉伯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命题。无论是追溯历史还是放眼当下，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关系都极为错综复杂。鉴于地理上的比邻、历史上的纠葛、文化的冲突、政治的对峙，西方一直宿命般地存在于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天地里。对于阿拉伯人而言，西方既是异教徒、殖民者和敌人，又是导师、楷模和伙伴；西方既是阿拉伯人的“他者”，又是他们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文学的笔触描叙出现实的真实，每一个阿拉伯人西方文化的感染下对自身所在的环境更深层次的认识了解。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互联网已经在各国普及开来，阿拉伯地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原始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依靠五海三洲之地的地理优势加上丰富的石油资源，从原本落后的氏族经济步入资源出口型资本主义经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地区文化间的依赖加强，同过资源输出的外向经济逐步变为了资源深加工的扩展型经济，大力发展资源深加工的同时也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入阿拉伯地区。互联网就成为众多技术中发展最快速的科技技术，互联网的普及就更加的普遍，互联网使得地区间的沟通更加便捷和迅速。

阿拉伯地区的文化思想交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更为频繁涉及的幅面更加广阔。阿拉伯青年通过网络交流十分普遍，开始跨国跨地域的进行文化联系，西方先进的文化也被阿拉伯青年所吸收，人们开始从闭塞的传统媒体跳跃到毫无障碍的自由沟通时代，各国社会现象被原本信息封闭的阿拉伯地区所认识，人们开始思考本国社会的现象，也对各国政治文化所吸引。阿拉伯地区从闭门塞听到聆听世界的声音也不过短短的几年的时间，但处在阿拉伯的黑暗时代，人们更为快速的接受了世界的声音，因为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让人们对美好社会充满向往。

阿拉伯地区经济主要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因地处五海三洲之地连接亚非欧，地理位置十分特殊，石油储量巨大。其中各国都以石油出口为经济支柱，依赖国际市场这就使得阿拉伯地区经济单一，人民生活主要依靠外国进口原油，国民经济人均收入都处于1000到2000美元之间，阿拉伯国家大多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专制主义历史漫长、文化传统保守落后、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的特点。经济的低靡使得人民收入偏低，普遍从在高物价、高房价、高失业率的三高现象。

经济的落后就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改变生活状况，出现许多自发的小商品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改变，政府开始监管市场，政治的腐化有让执法者出现暴力执法，加重人民对政府不满情绪，生活没有保障，政治失去公平，就使得人们开始对统治者发求，没有有效的措施让民众没有的生活希望，急需改变得希望，通过民主政治已达到基本生活愿望。总之，经济的单一和过渡依赖国际市场，使得阿拉伯经济停滞不钱，就使得人们开始被迫改变，这也是阿拉伯剧变出现的重要原因。

吉他社活动总结例5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吉他社活动总结例6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吉他社活动总结例7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年出生在英国伦敦北部的艾德蒙顿，曾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院长，布莱尔首相的精神顾问，是国际著名社会学理论大家，拥有14个荣誉学位。吉登斯以其结构化理论成名并驰骋于社会理论界，那么其结构化理论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是什么?换句话说，教育领域可以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学界对这一问题探讨不多，本文就这一问题发表一己之见。

一、结构化理论的形成过程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一跳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不例外。“结构化”( structuration)一词其实首先出现在他在1973年出版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中，他讨论了阶级结构化的类型和水平，而后在他1976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新规则》中初步论述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在他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结构化理论的实质内涵已经显现，在他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一章里，他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完整的勾画。但是，结构化理论却是在吉登斯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大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诸一分析。

首要的因素就是吉登斯本人的学术旨趣和目标，即他要力图解决社会学中存在的“原罪”问题，力图构建出一种新的具有一致性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存在的终极价值就在于它要解释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是它的基本问题，具有不变性和稳定性，是社会学的“原罪”。在社会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两大流派，一派是社会决定论者，这是社会学的主流，一派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社会决定论者认为，人的行为受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的制约，个人的意志、主观能动性被淹没在社会的结构中，不得以彰显，社会结构既独立于个人之外，又强加于个人的身上。而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却认为，社会是由许多的个人所组成的，所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都是这些个人的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每一种社会事实都是许多个人行动的结果，是他们的情感、意志、理性、信仰的体现，是导致和解释社会变迁的因素。社会决定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二者的观点是相反的，各自走到了它们自己的极端。社会决定论派过分地强调了社会事实对个人行动的制约和决定作用，而方法论个人主义却是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解释和解决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这种流派中，也存在着中间派别，但是，他们的理论观点，不是处于骑墙，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较多地带有或者社会决定论的色彩或者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色彩，所以可以大致上划归到两个极端派别之中的一派中去。吉登斯就是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虽然吉登斯自己极力地否认迄今为止有理论的存在，认为理论的建构也还是一项远待实现的抱负，但他的实际行动却为我们建构了他的宏大的结构化理论。

除了要解决社会学“原罪”这一学术上的因素导致了结构化理论的诞生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性因素起了促成加速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各种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是一个“社会大实验的时代”，各种团体都活动在社会的大舞台上，诸如，反战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嬉皮士、黑人社团等等。按照吉登斯的看法，60年代的这些运动虽然昙花一现，但是它们的思想和主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使生活方式获得了一种迄今尚存的流动性”，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者说，社会学的理论应该对这些运动和变化做出预言和解释，但是无论是以前已存的社会学理论还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们都没有提到过这些现象，更不用说对此作出解释了。如火如茶的社会实践没有被社会学家们所关注，他们还静悄悄的进行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研究工作，这是社会学家的疏忽，因而遭到了许多评论家的批评，称“现代社会学处于危机状态中”，吉登斯也以一种入世的态度认为，社会学理论不用于实践就意味着这些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就应该服务于社会变动不居的生活。所以，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序言中说:“我写这本书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当代社会理论应该有一个激烈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应该从重新审视那些确立现代社会学主要框架的社会学家的著作开始。因此，社会学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就应该备受关注。”结构化理论就得以酝酿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中。

第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在系统梳理三大社会学家的理论过程中，吉登斯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找到了他构建其结构化理论大厦的基点，那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写的历史名言。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急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由是，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目标，反省于马克思的名言，深受so年代社会运动的影响，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逐渐地形成。

二、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最突出之处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为，吉登斯将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转变成结构的二重性。所谓结构二重性，吉登斯认为，就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结构二重性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点，以结构二重性为基础和关键，运用他自己创造的一套概念，吉登斯构建了他的宏大的结构化理论，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去分析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辨证关系;第二点为，吉登斯在处理二重性时有其独创性，他超越了以前的将社会与个人的交互作用定格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上，一些伟人身上的局限，而是认为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作用都体现在日月常行之中，体现在我们熟视无睹，浑然不觉的平凡生活中。也正如王铭铭所言:吉登斯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的制度化构成，都是在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活动中实现的”。

不同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开始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一自我，因为个体是活生生的存在，实体的存在是个体行动的开始。正是在个体这里，结构化理论开始了自我的反思，划分出了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挖掘出了自我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这是保证个体行动流得以绵延，保证惯例得以维持的心理内驱力。然后，结构化理论开始向外拓展，将身体定位在一定区域中的时空之中，开始了个体活动舞台和场景的探讨，因为行动总是处于一定的、具体的时空之中，而时空的分离也就意味着行动的“延展”，但是特定的行动的定格总是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在将个体的行动区域化之后，吉登斯又开始拓展论述的空间，对行动的结果跨越时空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作用和特性进行探讨。结构化理论从个人转到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从行动转到与之相联系的结构。

总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突破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栓桔，从结构二重性的视角出发去解释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关注的是社会的结构在平凡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形成过程，所要阐明的是社会实践是行动者的实践，没有人的能动性活动，就不会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所谓的结构，结构就体现在行动者的连续行动之中，制约着行动者的行动，并不断地被行动者所利用并在行动中被生产出来，换句话说，结构化理论所要阐明的是社会的结构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作为行动者行动的结果被生产出来的以及又是如何作为行动者进一步行动的条件被不断利用的过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起笔于个人，落笔于社会;起笔于自我，落笔于制度，阐释了个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的个人内在性，也可以说是行动的结构性和结构的行动性。我们这里不妨引用王铭铭为《社会的构成》中文版作序时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概括，他说:“吉登斯的观点概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routine )。惯例形成于人们的实践中，并能通过实践的重复在人们的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意识’（ practical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不需要言说、不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扬，就能够对行动起制约作用。因为个人受着实践意识的潜移默化，所以他们大凡能够‘反思性地监管’(reflexively monitoring)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使自己和他人达成默认的共识，使人在社会中定位及社会这棵大树在个人心目中生根成为可能。

对于吉登斯来说，最主要的客体性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人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相遇，而时空像社会剧场的脚本一样在规定着人与人之间角色的分工。不过，它不是武断的法官，也不强制性地分配个人在社会中的‘席位’。人与人的共同在场(co-presence)是互动的基本条件，而为了共同在场，人们不得不针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时间和空间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 )，就是在这种共同在场的要求中获得力量的，它通过把人的社会活动场景‘固定化’，创造性地促发日常生活的惯例，使人的实践意识固定在特定的客体性场景之中。”

王铭铭还说:“《社会的构成》实际上是为了理解并回答两个意义重叠的问题而写的:我们是否可以被认为外在于人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社会的构成》实际上所要表明的是: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人被一个自己制造出来并生存于其中的庞大的机器包围着、控制着，也如吉登斯本人所言的:“人的历史逃离于人的意图，但却回到了由这个逃离所影响下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面前，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持久的特征”。

三、结构化理论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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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原名《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作者在序言中申明：“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但实际上，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在这将近一百万言的作品中，出现了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整个社会，公爵、公爵夫人、封建地主、僧侣、牧师、兵士、手艺工人、牧羊人、农民，不同阶级的男男女女约七百个人物，尖锐地、全面地批判了这一时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私有财产制度，使它成为一部“行将灭亡的骑士阶级的史诗”，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作品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

一、骑士精神的双重形态

在近百万字的作品中，作者通过堂吉诃德的视角，描绘出了出现在西班牙16世纪和17世纪的整个欧洲社会的大致情形，对当时文坛盛行的骑士精神进行了一种批判。书中作者将堂吉诃德设置成为一个面带愁容的小贵族，迷恋骑士文学，为了寻找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度，骑着一批瘦弱的老马，握着一柄生了锈的长矛，带着破了洞的头盔，出去游行，一路上，堂吉诃德锄强扶弱，为人民打抱不平，他甚至还雇佣了附近的一个农民做他的随从，这个名叫桑丘•潘沙的侍从骑着驴儿跟在老马后面，跟在一个帮邻村挤奶的姑娘取了一个长长的名字叫托波索之达辛尼娅并将她想象成为自己的女恩主的瘦弱骑士后面。

作品讲述了堂吉诃德几个滑稽的部分，在一切准备结束以后，他和侍从两人骑着同样老弱的坐骑出了城，在一路的幻想中，他将乡村的小客店当做了一座城堡，而老板就是这里的国王，并且要让老板加封他为骑士。店老板则很乐意利用这次机会来捉弄他一次，随即拿了记马料账目的本子当做是圣经，并且用堂吉诃德的刀，用其刀背在堂吉诃德的肩膀上狠狠打了两下，并让自己身为补鞋匠的女儿为妻挂上了佩刀。自以为受到骑士封赏的堂吉诃德随即走出客店，将正在旋转的风车看作是一个巨人，冲上前去进行了一次惨烈的战斗，结果弄着满身的伤；他将羊群看作是一列军队，他冲上去展开厮杀，结果让放羊的牧童用石子把脸给打肿了，牙齿也给打落了。桑丘•潘沙一再纠正他，他总不信。他又把一个理发匠当作武士，给予迎头痛击，把胜利取得的铜盆当做有名的曼布里诺头盔。在堂吉诃德的骑士世界里，风车是可怕的巨人，所以为了战胜它，他兴冲冲地和风车大战了一场，受伤之后，他依旧没有任何的改变，紧接着又将羊群认为是军队，对羊群进行了攻击，遭到了牧童的报复。一次又一次的嘲笑，堂吉诃德最多认为是对他的行为的不满，却从没有想过，人们看的是他的笑话，是他的失败。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其他人见到风车，见到羊群，不会有害怕的反应，不会有骑士出现去履行骑士应该尽的职责，他没有想过当他的所作所为与众不同时，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一遍，从没怀疑自己是否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这一切强大的动力，仅仅来源于他做骑士的梦想。所以说，信念可以造就强大的动力。尽管堂吉诃德的信念十分荒谬，但是堂吉诃德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反对而打消过做骑士的想法，他永远一直荒诞地执著下去，即使他的侍从会在面前想尽办法提醒他，但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骑士。他不但不相信桑丘•潘沙并且怀疑他没有对自己说实话，把胜利取得的铜盆当作有名的曼布里诺头盔。他把一群罪犯当作受迫害的绅士，杀散了押役救了他们，他生活在自己的心理建设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理发匠也有可能成为武士，所以他又兴致勃勃地跟理发匠搏斗了一回。牙齿掉了，受伤了，遍体鳞伤，他从来不去管那些伤口，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管条件有多恶劣都选择骑士这个世界。直到朋友们绞尽脑汁，联合起来费好半天的精神，才把他弄回家。

这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将喜剧和悲剧都连接到了上面，他的神志不清体现在他无尽的幻想中，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等。他越疯疯癫癫，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几乎谁碰上他都会遭到一场灾难，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原本是为了做上总督而来的侍从即使在知道自己无法做上总督后依然是追随在堂吉诃德的身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堂吉诃德的人品，让他觉得不舍。堂吉诃德受到过多次打击，但是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解救被压迫的农民和弱者。作品中，多处用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表达对压迫的社会的不满。而那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形态：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资产阶级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这种信仰的突然丧失，让他失去了期待，失去了渴望，失去了信心。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更悲剧的是，他通过想象一个世界来安顿自己。

二、性格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

《堂吉诃德》有两卷，整部作品有多重表达方式，看似疯癫的主人公，总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其心理状态，在最后受到欺负时，他总是表现出不服气的性格的一面，书中，作者还特意安排了堂吉诃德与侍从的对话，用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文学情况的看法，书中还充满了口头述说形式的文字，将文中人物的关系复杂化。整体篇幅中，书中运动了大量的叙述方式来描写骑士精神的国度。在描述堂吉诃德的不正确时，书中提到他把羊群当作魔鬼大军，把非洲狮当成冤家对头，把装红酒的羊皮袋当作敌人的头颅，东冲西突猛杀猛打，认定这是骑士的英雄行为，尤其是为了向意中人表示爱情的矢志不渝做的疯疯癫癫的傻事，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桑丘则一心一意想当海岛的总督，而当他当上海岛总督时，他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办事利索，断案公正，拒收贿赂，更不贪污，对贵族只有嘲笑与蔑视，对封建统治阶级也给予无情批判。这种故事叙事模式，体现了文本中“轻”的特点。

通过对话的形式反映人物的心理状态，也是书中的表现手法之一，当堂吉诃德在等待心上人时，突然感叹到：“天啊！我就选中这块地方来哭号自己的苦命了！我刺心入骨的悲痛，要在这里留下痕迹。我的泪水要涨满这条小溪，我一声声的长叹要把这片森林里的树叶吹拂得不得停止。荒野里的诸位不知名的山神啊，我这个情挚缘槛的可怜虫和意中人分离多时……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啊!我黑暗中的光明！痛苦中的快乐!前途中的北斗星！命运的主宰！我求天保佑你称心如意，我离开了你，到了这种地方，落得这步田地，求你顾怜我，不要亏负我的一片忠贞！”桑秋在一旁觉得堂吉诃德在表达的是骑士爱情。把堂吉诃德为心爱的女人吃苦受罪的行为直接地荒诞化。

骑士精神的描述现实，是堂吉诃德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过程，在时间轮回中，堂吉诃德无时不听到时间之箭穿过空气时在耳边留下的寒冷而恐怖的声音。在逐渐积累起来的恐吓中，一切皆归于彻底的沉寂。在堂吉诃德对“骑士精神”的一生的追逐中，他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以及时间所带来的事情的向前发展，当他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明白自己所追求的以及自己所奋斗的东西，已经在慢慢地趋于瓦解的时候，塞万提斯也终于达到他扫除骑士精神的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时间瓦解了“骑士精神”。“骑士精神”本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是某个具体历史时期的产物，然而时间的线性发展，使得这种本来属于某个时代的“骑士精神”，到了塞万提斯的时代，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三、悲剧与喜剧的完美结合

作者开篇给读者描述的堂吉诃德是一个五十多岁依然想要做游侠仗义的骑士的老头儿，对于骑士书籍里面描写的东西，都认为是正确的，这说明堂吉诃德的性格是简单的、天真的、幼稚的。在现实与想象的世界里，堂吉诃德没能像《盗梦空间》一样，用一个陀螺就让自己学会清醒。悲剧的是，堂吉诃德在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时，他只是出于单纯的理想，结果却成为别人的笑料。

在描写一系列的探险故事的过程中，堂吉诃德的语言是优美的，热情的。他认为：“天叫我生在这铁的时代，是要我去恢复那金子的时代。”因此，他自觉地去扫除暴行，承担艰险，完成自己的使命。碰到挫折失败，就看作是对游侠骑士的考验；餐风饮露，宿野岭卧荒原，也看作游侠骑士道的热情，偏偏始终不减。他想到做到，总是把思想付诸行动。这里体现的是其性格可喜的一面，为了梦想，能够坚持。一直表现出忠于理想的特点。其次，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有成为强人的愿望，但理想与现实是矛盾的。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们的头脑中便产生了虚幻的精神上的胜利。于是，“精神胜利法”成了他们生活中的法宝，构成了他们性格的核心。

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唐吉诃德的两重性，侧重表现在进步的理想与落后的现实的矛盾，高尚动机与过时手段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了塞万提斯。这部小说整体使用的是悲喜交融的写作手法，运用悲剧的美感来创造人类真善美的艺术想象，在堂吉诃德心目中，游侠骑士是理想化了的，骑士精神也是理想化了的。他对自由平等、宗教、美德、法律的评价，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但他的行为却又是荒唐的。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美的事物在荒唐的无价值中毁灭，就更显出其悲剧的深刻。

［参考文献］

［1］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2］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3］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 ［丹麦］易德波.关于中国说书的“具体记录”［J］.中外文化交流,2009（02）.

［5］ ［美］罗德•霍顿，文森特•霍泊.欧洲文化背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6］ ［英］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从列为斯特劳斯到德里达［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

吉他社活动总结例9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95-05

作者简介：彭国胜（1977-），男，湖南隆回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结构乃是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使用极为频繁，也极为混乱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可以使用诸如“社会系统、强制性合作伙伴、制度、整合和网络”等不同的术语来称谓社会结构，而且表现在即便是对社会结构一词进行诠释时，不同的学者也会侧重点各异。前一种做法大多散见于先驱者们的经典论述中，后一种做法则涉及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各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1]本文无意考察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而是仅仅比较几个富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异同，以期深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表述中。在此之前，马克思曾试图从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理性”出发，运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性的存在——人性的丧失（异化）——人性的复归”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公式来描述和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但后来的生活实践促使他对黑格尔的理论予以深刻的反思。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2-33

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不仅标志着他对黑格尔理论的诀别，而且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既包含了静态的社会结构类型与构成要素，又包含了动态的社会结构关系与发展变迁过程，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马克思把社会形态设想为一个复杂的由各种社会结构所组成的整体系统。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社会结构可被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乃生产关系之总和，政治结构乃政治关系之总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乃文化关系的总和，社会整体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

经济结构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支配着社会其他结构的结构，因而是具有本源性的“元结构”。它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即我们通常说的经济子系统。第二种结构是政治结构，它包括政治制度与法律原则。政治结构服务于生产方式所规定的范围并由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政治子系统。第三种结构乃是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包括意识、价值、伦理、美学、宗教和艺术标准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子系统。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结构不仅可以指客观实体间的具体关系，也可以指人为实体(如制度、意识形态等)间的逻辑关系。这就为社会结构的含义加进了抽象的内容。

2.社会结构的层次和相互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乃是构成整体社会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三个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居上的等级制。各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

的，不过不同等级结构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所决定的。经济结构产生出一整套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法律、宗教、艺术形式等等。处于底层的经济结构对整个社会形态施加根本的决定性影响。然而马克思并不否认上层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能动作用，甚至肯定上层建筑的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起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3]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马克思没有用现代系统方法列出社会结构功能需要的一览表，但他已注意到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功能需要。他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

由此可见，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功能需要就是物质生产。依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所有社会形态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但在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又有其特殊的历史需要。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维持社会结构的特殊需要就包括了资本的积累、市场的存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平均利润率、产业后备军的存在等等。 有序定向变迁。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具备动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其变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而在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促使经济结构发生最初的变化，依次带来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变迁，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结构。这一系列变迁被定义为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呈现出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83马克思的历史进程观点实质是承认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有序性和定向性。

在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蔚然成风的社会学初创期，社会结构概念的建构局限于生物学的移植与嫁接。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等早期功能主义大师的有关论述，都直接反映了这种自然科学取向的理论进路。与强调现象及其功能层次的生物学取向不同，马克思的结构分析进路更为强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层次，亦即人们在自给的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早期功能主义在分析社会结构时集中于分析各种社会结构怎样实现社会系统整体的整合；马克思的模型则把分析社会结构各层次之间(特别是经济与非经济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早期功能主义倾向于静态共时性的研究；马克思的模型则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早期功能主义忽视了因果分析；马克思的模型则指出了社会系统调节的最终原因：经济结构中生产力因素的变化。

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二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统治着整个西方社会学界。其结构功能分析模型，将社会结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宏大的旨在解释一切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帕森斯是从社会行动理论入手来建构其社会结构理论的。他认为结构由“行动者在一情景中彼此的互动而组成”。[5]26然而，“体系的结构在较新的情形中，不是直接借助行动来进行研究，而是作为在接近于某个已被描述和检验过的经验概括层面上的‘制度化模式’来进行研究。”[6]9“如果这些个人的行动体系的互动是持续不断而有规律的，这些社会关系就具有了某些可以辨认的、相对固定的特性或描述性方面。其中一个是结构性方面……”[6]840可见，在帕森斯看来，结构就是社会互动的制度化（稳定）模式。为解释这

一稳定模式，帕森斯将地位—角色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地位—角色是社会体系中，最重要的互动过程所包含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的结构……也是行动模式化的互动关系中的参与，是最重要的社会体系单位。”[5]25“地位”乃是行动者所处之结构位置，“角色”即社会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待，它既是社会与个人发生联系之中介，又是众人分享之象征。[5]6不管互动中的个人怎样变化，角色互动作为社会模式化的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通过行动者之间的角色互动，社会结构就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模式化了的成分之间的关系。

此后，帕森斯对社会结构予以了功能分析。所谓社会结构，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看，乃是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体系”，包含执行“目的达成”、“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的完整系统。这个完整体系被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执行四项基本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持功能。帕森斯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系统，结构内的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作用，同时，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维持整体的动态的均衡秩序。

帕森斯始终关注社会结构的本质——秩序。“秩序问题，是社会通过互动协调稳定的本质，秩序在这里所指的，是行动者在某种规范准则下的动机整合问题。”帕森斯相信，总体社会体系中的四个子系统之功能的充分发挥，关键在于社会拥有一整套整合其成员的共同价值体系。所谓共同价值体系，意指由一系列价值模式组成并已为众人所认同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通过提供行为导向、依据和标准来约束行动者行为的边界，规范众人认同的准则，并通过价值内化来塑造行动者的人格结构，从而形成社会性的共识。

2.社会结构的层次与关系。帕森斯将社会体系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架构成一种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在信息方面，高一层次的系统控制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具体而言，文化系统控制着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受高一层次的社会系统的调控，同时又控制着低一层次的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文化价值取向制约或规定着社会整合的规范性期待；而这些角色互动规范及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法律又控制着政治系统的运行与决策过程。政治系统受法律调节（政治活动不可超越法律），同时政府活动与决策干预与操纵着经济的运行。而在能量（资源）方面，低一层次的系统都在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能量条件”。总之，社会体系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互补的，各系统以如下方式交换着信息和能量：信息等级高的系统制约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对能量的利用，与此同时，低一层次的系统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这一框架也被称之为控制论的控制等级。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必须通过功能加以体现。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适应”、“目的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持”四项基本功能需要。在这四种功能性前提中，“适应”环境和“目标达成”是社会为了对付外部的环境而必须具备的功能前提，适应是一种手段，为的是达到实现社会目标这一目的；“模式维持”和“整合”则是社会为了解决来自内部的问题而必须拥有的功能性前提，而维持模式又是达到社会整合目的的基本手段。

4.社会结构的均衡与变迁。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内各结构之间的依存关系、内部的功能过程、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使系统结构之间维持相对稳定。即使社会系统的稳定由于外部或内部力量的作用而被打破，系统本身也能够利用适应性的社会机制来自行恢复均衡。帕森斯最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其系统分析模型最终想解释的是社会系统何以能够依靠自身功能和调整来自动维持整合和稳定。因此，这一分析模型偏重于系统稳定性的研究。 森斯并无意否认系统的变迁。他指出，社会系统为了实现整合，其各部门必须时常调整内部结构及其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因系统内部失调而引起的调整即意味着社会变迁。帕森斯以“紧张”概念来表征社会系统内部的失调。紧张原指任何偏离规范而影响到社会整合的因素。帕森斯指出，紧张的结果往往会产生偏离行为，需要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来加以矫正。矫正偏离单位使其恢复原有功能或创造新单位以替代偏离单位的过程即是

系统的变迁过程。帕森斯引进结构分化的概念来分析系统的变迁。所谓结构分化，是指承担多种功能的单一结构转变成为承担专门功能的多种结构的过程。新分化出的结构不仅担负了原有功能，并且因专业化而提高了适应能力。此外，帕森斯还探讨了因“系统之间信息—能量的交换失调”而导致的变迁。一方面，信息或能量的过量输出或输入有可能改变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信息或能量的供应不足也可能引起系统内部或外部关系的重新调整。

可见，帕森斯企图整合各种分离的社会实体层次来形构社会结构。在帕森斯的笔下，三种结构概念的面向被独立地拓展开来，又被自然地串揉成一体：结构由功能体现；结构是互动关系模式；结构乃规范。同时，这三者是依靠中介变量“地位—角色”作串接的。

三、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吉登斯希望社会结构的概念能够走出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最终走向综合。他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主张以“结构的二重性”原则来取代主客观二元论。正如其所言:“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7]40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跨出主客体对立的两极化思维后，吉登斯以十分不同的思路对结构予以了界定。他指出：“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8]377“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8]17

根据吉登斯的观点，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构成行动的内在因素，是潜在的、非具决定性的情境界域。作为行动的规范,规则为行动者提供相关的方法论与技术,被行动者策略性地加以利用。因而规则不仅仅是对行动的限制,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因素。此外，与某一簇举动一一对应的游戏规则不同，规则乃是同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而存在的一系列相互连接与交错的规则群。资源构成行动的外在条件，是行动者开展具体行动的材料。吉登斯区分了两种作为结构要素的资源：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前者指在权力的实施中的非物质资源，其源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能力；后者指在权力实施中所用的物质性资源，是一种强加于物的能力。在吉登斯看来，行动者在利用资源时,其实际上是拥有了权力,他们动用权力改变他人的行为,从而行动者具有改变社会结构的能力。规则和资源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结构。其中，规则作为结构中相对稳定的部分有制约作用，而资源作为能量则是引发积极变动的力量，故而导致结构既有制约性又有能动性。[8]170“这样,吉登斯把社会结构看作是被行动者所用的东西,而不是到处挤压行动者的外在事实。在吉登斯概念中,社会结构充满了转化性和灵活性,它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一部分,是被他们用来在时空之中创造社会关系的模式。”[9]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且这两种品格是融汇而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相信马克思那句话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7]17

2.社会结构的类型与关系。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化特征就是各种规则与资源的转换与“束集”。社会结构性特征正是通过这些模式体现出各种形式的支配与权力。规则与资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社会的构成就是人们依据一定的规则与资源在跨越时空上的组合，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类型。吉登斯主要区分了四种类型的社会结构特性，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做出了与马克思和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的不同阐释。在他看来，经济制度以配置性资源为主并且包含了权威性资源、解释性资源规则和制裁性规则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属于社会经济领域；政治制度主要以权威性资源为主并包含了配置性资源和其他社会规则等要素，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法律制度以规范性规则为主并包含了权威性资源、配制性资源和解释性规范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人与人在运用规范来制裁中的服从与否的一种思想关系；符号秩

以解释性规范为主并包含了权威、配置性资源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运用解释性框架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一种意义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符号领域。吉登斯认为这四种制度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中。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的存在绝不能脱离实践。一旦离开实践，构成社会结构的规则和资源都会变成不能自我运作、不能腾空出世的抽象体。社会结构只有在实践中才会有动力，才具有灵活性。基于此种认识，吉登斯导引出了其著名的“结构二重性”观点：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吉登斯认为，其结构化所要解释的，既不像决定论（如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强调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也不像解释社会学和现象社会学所宣称的那样关注人的行动如何建构社会；其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怎样在日常的生存条件下被结构化，以及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怎样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社会结构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即行动者具有其能动性的同时也受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

4.社会结构的变迁。吉登斯认为,行动者及其行动都是能动的,因为行动过程是“充满技能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系列机械过程”,行动者具有反思性监控能力。吉登斯据此提出了行动分层模式,主要包括三个要点:其一,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行动者留意、计算行为的后果,以便能够了解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通过反思性监控,行动者对其所做的事情和后果都有相当的了解。其二,行动的理性化过程。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理性的理解”,从而具备了处理问题的“资格能力”。其三,行动的动机激发过程。吉登斯区分了理由和动机，他认为理由是行动的根据,而动机则是激发这一行动的需要。吉登斯的行动分层模式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及动机的激发过程视为植根于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表明行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流,是一个过程。在吉登斯看来,由于行动者“具有知识”，且这种知识是反思性的，从而使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所构成“相互知识”成为行动的内在因素。然而行动者在知识上的不完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正是各种“意外后果”的发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图把约束和能动同时纳入其社会结构概念。这种综合表明，他在方法论上欲走“中间派”道路，即试图在社会性（客体性）和个人性（主体性）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双线交汇——二重性。他从时空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结构，从动态与静态两方面对社会结构予以了深入的分析，表现出了很大的创造性。正如黄平所指出的，吉登斯“对时间—空间关系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的论述，到目前为止，在人文地理学以外，除了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哲学论述和福柯对空间的历史考察，还没有哪位社会学家做过他那么深入而富有新意的挖掘”。[7]379但其综合借用的术语太多（不仅沿用了以往结构分析使用过的规则、系统、体制等概念，同时又加入资源、知识化、实践等术语），使得结构概念脱离了经验论的实证层次，导致人们难以在观察或思维中真正把握结构的范型。此外，其“记忆痕迹”等概念尽管为结构理论增加了弹性，但此类概念不把思想当成在场事物的一个模式，而是当成在场和不在场事物的交叉，并要求从表面现象推出潜藏在结构底层的符码意义。这不仅再次增大了发掘结构形构过程的难度，也使得结构的边界更加模糊、泛化和虚化。由于包罗万象而使结构概念复杂化，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淡化了社会结构概念最初的明确指向——秩序分析，导致其针对性和解释力明显下降。[1]此外，从吉登斯对“记忆痕迹”、“结构底层符码”等的强调远远大于其对“经验事实”、“表层结构”等的强调可以发现，他的“综合”明显偏重虽属宏观的但却是主观的一方，譬如他的“时空延伸”的概念，像是在宏观层面上操作，但其来源却是行动主体的“记忆痕迹”和“结构符码”。可见，吉登斯更加关注结构的内在于行动者,强调的是结构的可利用性,而非制约性，强调的是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与其消除二元对立的理论目标是相悖的。

四、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帕森斯和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结构的含义上，三者均表现出了对“关系”的理论兴趣。在马克思看来，特定的社会结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体现；对帕森斯而言，社会结构即制度化的社会互动

关系模式；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结构乃是规则和资源在跨越时空的实践中的组合关系——社会结构作为社会系统纵向上的一种虚拟关系，促使了无数具体的实践活动（包括在场与不在场的互动）跨越时空能持续进行，在横向上则体现为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即在场与不在场的整合）。但是，马克思和帕森斯眼中的作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的社会结构，[10]是一种体现为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的实体性存在，并从根本上制约着行动主体的自由创造和能动性。而吉登斯眼中的社会结构并非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使社会系统中的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11]它没有时空的边界，且必须以知识的延续（记忆）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因而只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

在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结构理论中，社会结构存在层次的高低，并因此体现出不同的重要性。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上的等级制。这三个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但不同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决定的。帕森斯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等四个功能互补的子系统。各系统之间存在着控制论的等级结构，并交换着信息和能量：信息等级高的系统制约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对能量的利用，与此同时，低一层次的系统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经济结构。在帕森斯眼中，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文化结构。吉登斯把社会结构区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认为这四种结构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规则与资源的互动以及组合方式侧重点不同。从吉登斯的理论目标而言，这四种结构是不存在高低之别的。但从他后来对“生活政治”的强调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更加重视政治结构。

在社会结构的存在条件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表现出了对“功能”的偏爱。结构被看作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功能则表明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结构在这里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但是，帕森斯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静态共时性的研究；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则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帕森斯的功能分析忽视了因果分析；而马克思的功能分析贯注了因果分析。吉登斯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需要”和“功能”的关系的角度解释社会历史，这是一种历史功能主义思想。[12]二者均具有把社会历史划分为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的功能主义特色。所谓共时即取社会的某一“横截面”、以“拍快照”的方式研究社会结构，此时历时的角度被隐蔽，只是从静止、共在的角度进行研究；历时即动态的研究方式，就是研究社会如何随时间而变迁，但这种研究方式却又忽视了“共时”。从共时与历时、动态与静态角度对社会结构进行肢解，其最大的问题是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维度。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只能存在于跨越时空边界的“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中——即组合规则与资源的社会实践中。

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动力上，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帕森斯强调社会结构的分化；吉登斯则关注行动者的反思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在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可被视为进化论者。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整体结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结构分化的最终结果就是系统社会适应性的提高。二者均隐藏着吉登斯所谓的进化论观的“调试”的基础性概念。而吉登斯则强调社会结构变迁的偶然性——社会结构的变迁既有可能沿着进步的方向，也有可能走向倒退。

毋庸置疑，马克思、帕森斯与吉登斯均为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社会结构理论不乏共同之处，但更多地体现为差异和分歧。在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依稀可以发现社会结构概念的演变趋势：从外显可见的结构到隐蔽不可见的结构；从实体性结构到关系性结构，再到规范性结构，或者说，从现实性结构转向逻辑性的抽象结构。

参考文献：

[1]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

“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社会学研究，20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5]parsons,t.social system[m].new york:free press,1951.

[6]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

[7]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8]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m].oxford :policy press, 1984.

[9]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73.

吉他社活动总结例10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滥觞的欧洲对堂・吉诃德的解读是“情愿牺牲自己，一心要求实现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所以他又可笑又可悲”。笔者认为，堂-吉诃德之所以为世不容、屡遭碰壁有其偶然性与必然性，偶然性在于堂・吉诃德的普通绅士身份，他没有骄傲伟大的过去，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而必然性在于个人愿望和现实社会存在或多或少的违背。从根本上说，堂-吉诃德的济世行动带有自欺欺人的游戏性质，但是对于个人而言，“骑士梦”是堂・吉诃德这个空挽落辉的迟暮者逃出闲闷生活的救命稻草；每一个不甘平庸寂寞的泛泛之辈都萌发过类似白日梦的理想，堂・吉诃德出人意表之处在于不可思议的梦想实践，其颠倒乾坤的划时代意义与后日不断引起共鸣的原因就在此。本文专注于对堂・吉诃德的“骑士梦”解读，由其“骑士梦”初具雏形到实践受挫以致最终理想与生命的双重终结进行分析总结，以期探究出“骑士梦”对于堂・吉诃德这样一个平凡人的恰如其分的价值和意义。

一、“骑士梦”的形成

理想的始作俑者是浩如烟海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沉醉其中无法自拔，甚至于到卖田购书的地步。考虑骑士小说何以在这个老绅士的头脑里滋生繁荣必须探究老绅士已具备的身体条件和精神状态。堂・吉诃德体格健壮(第一部)或者身患腰子病(第二部，作者屡犯前后矛盾的问题)，这点其实无关紧要，他在实践理想时表现出的强大心智完全可以无视各种客观条件，那么身体状况也不例外。村居悠闲、无所事事，喜好打猎的他壮心不已，本就按耐不住，再加小说情节的挑唆，于是骑士梦的勇敢无畏、建功立业和不安分的老头一拍即合，这其中有个体生命由盛转衰时表现出的不甘与抗争。有人生最后一搏的意味；再者，我们发现他是单身，始终独居或者后来成为鳏夫。种种原因不论但可以确定他到五十岁便形单影只，和他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四十岁的管家妈，不到二十岁的侄女和做农活干杂物的小伙子，日常的吃食略显穷酸，衣食无忧而寡淡，寂寞孤独是必然的，算的上堂・吉诃德内心呼唤某种精神的爱恋一个诱因。“骑士的爱情观念把贵妇人的地位推至崇高的同时又使她美丽、富有和神圣，人世间如此美妙的东西自然使骑士们难以抑制狂热的追求。”“骑士梦里的爱情有多虚空就有多令人神往。所以在他决定将“骑士梦”付诸实践的时候。他的强大心智和对理想爱情的憧憬都获得依托。这样我们在根源解决了一个困惑，即为什么他无法将骑士精神里的可贵处，诸如不畏艰险、见义勇为等等发挥得恰到好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酝酿这个梦想的动机不在于社会责任或者改革社会的欲望，无非是一个穷极无聊的绅士陶醉于文字勾勒的荣誉与爱情，出于内心虚荣感迷恋上了“骑士梦”的华丽外表。堂・吉诃德的自我实现期望一蹴而就，因而无视社会，否则凭他历史地理艺术方面表现的博闻强识应当能撇除骑士梦幻里已被历史车轮碾碎的部分而得其精华，真正地去做一个在俗世力挽狂澜、狂飙突进的英雄式人物，而非受尽侮辱和嘲讽却不自知。堂・吉诃德的自我价值寻求是闭门造车式的，他无所不为而无所成就。忽略了游戏规则却妄想摘得桂冠带有可笑性质。

许多理想都有其绚丽光华、充满诱惑的一面，“骑士梦”在这一点上也无可厚非。而堂・吉诃德在理想征程上的百折不挠很大程度上成就了“骑士梦”的价值，否则就只是搏人一笑，一笑便了之。无论是怎样的动机和行动在促成他的理想实践之途，堂・吉诃德花费的用心与精力必须得到首肯。

二、堂・吉诃德“骑士梦”的因循与偏执

堂・吉诃德“骑士梦”真正着眼于的是骑士文学情境里的主人公所享有的骄傲自豪、不辱使命，他一直企图做成的是机械化复原每一个场景，把心里激昂的兴奋的经验感受重建出来。结果，堂・吉诃德的“骑士梦”拘泥于骑士文学中的人物、情节模式，他的言说、他的想法全然是文学文本中人物的复制或者延伸，就成为了他人眼里的“自己做不了主的疯子”。

在立足文学文本的基础上，堂・吉诃德“骑士梦”的实践之途缺乏对现实社会的考量认识，社会不可能给他安排表演的场景――城堡和贵妇，巨人，强盗，摩尔人。魔船……无一不是他感官的错觉或是强大心智的反映，堂・吉诃德在荒唐的自我臆断中简直是任意妄为，结果枉遭戏谑嘲弄甚至暴打，有时他也不免伤及无辜，恰背离了骑士梦的正义与崇高。第二部中，堂・吉诃德表现得相对理智，终于不再把旅馆看作城堡，可惜高大的水力磨坊成了城堡，他还是乐于出手相助、急人之所急，而堂・吉诃德离开之后，权力在握的那一方总是出尔反尔让股掌之中的弱者下场更糟的状况在后一部里再次上演(前部是农夫和小孩，后部里是公爵夫妇和其保姆、保姆的女儿、侍从)，这样的结果让堂・吉诃德难得的相对无误的义举又成了笑谈。但是这些对于他都算不得是当头棒喝，他忽视事实造成的影响总能找到合适的借口，继续颠簸在游侠的伟大征程之上。因为除了场景和他所谓光荣事件的虚假，堂・吉诃德是绝对注重骑士的那套规则的，以至于在规则之外的东西他不置可否(桑丘询问是否能拿被惊吓的理发师弃下的驴的鞍子，堂・吉诃德回答说“这个我可不大清楚，还拿不定，得仔细研究呢”)，到了迂腐的地步，而他分明抢夺了别人的东西，依据骑士道的套路一解释立刻振振有词、毫无愧色，即使骑士幻梦让自己吃了苦头，也会说“照游侠骑士的规矩，一件事尝试不成，就证明是别人分内的，不必再去尝试”，总之他的思维就陷在了骑士规则之中，挣脱不开。在骑士准则之外，由于碰壁过多，堂・吉诃德又将自己不承认或不能认识的客观现象或者客观人为视作“魔法师”的杰作，这一名词无异于是骑士准则的补充条例，以使得一切顺理成章。

类似于堂・吉诃德的每一次徒劳之举，堂式爱情仍然不过是虚妄。杜尔西内娅确有其人，但体貌丑陋粗鄙，实在无法进入骑士爱情的浪漫情景。但堂・吉诃德无所谓，因为一切源于想像，杜尔西内娅只需在他的脑海中美丽高贵，正应他自己在第一部里把这种想像同视为诗人的歌颂：“他们多半是捏造一个女人，找个题目来做诗……所以我只要当真的认为阿尔东沙・洛兰索美貌贞静就行了……她的美貌和她的尊贵，都任由我想像”，他还说过：“我记得杜尔西内娅不会写字……我和她的爱恋只是心灵上的，至多不过规规矩矩地看一眼罢了；就是看一眼也难得。我敢据实起誓：我这十二年来，虽然爱得她比自己这一对早晚要卖掉的眼珠还宝贝，我只见过他四次。” 这些话是第二次冒险途中堂・吉诃德对自己的爱情和情人的想法，他似乎很清楚杜尔西内娅的虚构性，但是他的爱情这样一座妙不可言又飘渺的空中阁楼在他眼里却真实存在着。据说他曾经真的爱过那个漂亮姑娘，虽然这个阿尔东沙・洛兰索在桑丘口中实在不堪。并且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充分的依据证明作品中的哪个人指给我看过那个真正的阿尔东沙・洛兰索。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认定一件事，即使那个姑娘值得爱恋也不能改变堂・吉诃德爱情的虚无性质，因为她本人由始至终都没有出过场，换句话说，和堂-吉诃德的游侠骑士梦毫无关系。堂・吉诃德如果只是在战场上高呼她的姓名，祈求保佑也罢，可是历史上的骑士们为自己的情人是更具牺牲精神的，堂・吉诃德遵循他们的方法一一做了来，例如无缘无故在路上拦住别人要对方承认自己爱人的美貌举世无双(他始终这么认为)，模仿骑士的思念几夜未眠等等，最登峰造极之举是在黑山里苦修，为爱情而癫狂，还很投入很真挚，一点不马虎。很显然，堂・吉诃德一直需要劳师动众地做一些事情，依靠很多外在的模仿来塑造爱情，大概因为真实存在的对象总是缺失。他不得不那么折腾来折腾去使得对于爱情的信念得以维持。

堂・吉诃德这种因循刻板模式的理想实践缺乏灵活性、适应性，而与之相反的是过分的投入、认真，结果他徒劳地努力都元异于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而不得不领受现实的残酷，悲剧意义也由此而生。

三、挫折与死亡

人文主义者在堂・吉诃德身上发掘的先声是其与世格格不入的反叛性，这种反抗性与每一个动荡时代的普遍变革心理投合，意味着对旧时代旧文化矫枉过正的否定。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之所以被视作“少数人强加于大多数反抗者的一种手段而已”的原因是“迄今发展起来的文明形式的不完善”，堂・吉诃德实践梦想的社会是丑恶黑暗的，而其“骑士梦”大行其道的年代也有其阴暗流毒之所。所以我们与其谈复兴前朝余孽之过，更不如谈在现实的社会里逆水行舟、不合于世的反叛者的悲剧。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把《堂・吉诃德》看作是“一部残酷性为题的货真价实的百科全书”…]，可见在堂・吉诃德毫无防备得莽撞出行里要领受的种种挫折极其残酷。对于执着于梦想的堂・吉诃德而言，最大的悲剧性与残酷性莫过于“骑士梦”的逐步堕落，以至于临死的忏悔。

堂・吉诃德的第三次出行可以看作是堂・吉诃德骑士幻梦的破灭之程，与所处社会妥协的堕落之程，他的爱情和无畏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这自然是再现骑士文学情景屡遭失败打击的结果，也和“魔法师”频频的阻挠有关。他虽然还偶有失足。诸如把水磨房看作城堡等等，但他开始懂得冷静的审时度势、会事先考虑双方是否势均力敌，远不是第一次第二次外出冒险时横冲直撞；又或者造成了别人的什么损失，堂・吉诃德不像之前会狼狈遭打，常通过金钱赔偿来妥善处理后事；他住旅馆也不坚持骑士道拒不付款了……这时候你就看到堂・吉诃德渐渐地能融入社会而不再碰撞得头破血流了。这种融入可能还因为：主仆二人在第一部传记出版后获得了普遍的认识和接纳，大家纷纷做好捉弄调笑的准备来迎接他们。这样使得他们在所到之处并不显唐突，虽然投合骑士梦却也是对他堕于骑士梦的最大嘲讽。堂・吉诃德面对挑战时过多的斟酌显出怯懦的倾向，骑士大无畏精神的悄然流逝让他失去很多行动的机会，没有了那些形式上的支撑，堂・吉诃德愈加颓唐，以至于后来和白月骑士一战打败，情绪跌倒低谷，他无法主观地去相信自己了。无法主动作为，就需要别的外在手段来辅助证明，于是就出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要求绅士阿尔瓦罗・达尔斐声明自己的身份的可笑场面，这无疑是堂・吉诃德对自我梦想、自我经历、自我身份的信心缺失的绝好证明。堂・吉诃德的心智再强大也需要外界的认可，他的疯狂没能延续，就在于现实世界客观而冷漠得到残酷的地步，一切的假想模式迟早被消灭。被剥夺游侠权力之后，堂・吉诃德一息尚存的梦幻紧系在杜尔西内娅和自己的爱情之上，他为此神经过敏，相信杜尔西内娅魔法解除后一心只在见到她，在乡村的路口，孩童的无意之言引发他对未来的无限恐惧。堂・吉诃德没法高枕无忧地做梦了，他之后的努力仍是徒劳。再回头看堂・吉诃德为杜尔西内娅焦灼失眠的每个夜晚，他对桑丘的劝诱甚至怒火都显得无助苍白，具有强烈的困兽犹斗的悲剧性。我们还能看到的悲剧性是堂-吉诃德对于“骑士梦”这个理想的信念的衰亡，一直到他临死时对自己梦想的彻底否定，悲剧性发展到高潮，“这个决定是一个仓猝的投降行为。一个可悲的变节行为。”堂・吉诃德在不自知的状况下完成的无视现实、横扫一切之举无疑是一场对现实的疯狂叛逆，而他自我的否定无异于将自我成就与价值付之一炬，这比死亡更令人心痛。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骑士梦”源于堂・吉诃德或者说拉・曼却的老绅士对自身现状的不满与精神寄托的渴求，而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上老绅士表现出异于常人的信念与激情，这种闭门造车式的理想酝酿出来就必定地为世不容，然而老绅士的难能可贵处就是在种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毫不自知。依旧我行我素，他的精神感动了浪漫主义的天才。“骑士梦”后期的堕落与老绅士临死前的忏悔使故事的发展进入一种对现实无奈的感叹，但我们不妨像接受他的执着疯狂一样接受他的变节，他的变节和寻求自我实现的愿望同样是种心理需求，正像他曾经精力过剩一样，最终他疲于奔命。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一个关于个人理想与现实社会碰撞出火花，又不得不妥协于现实的故事，这不只是某个激进者的悲剧，而是活在集体之中的普通个体的悲剧。

参考文献：

[1]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537

[2]倪世光，中世纪骑士行为变化与爱情观念，世界历史，2005，2

[4]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08

[5]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63

[6]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08

[7]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14

[8]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12

[9]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见：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五卷)，吉林：长春出版社，1997，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