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学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24-012-01

满族说部源自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满族自古以来流传的民间讲述形式“讲古”，其讲述和传承部族英雄事迹，追念祖先，教育后人，增强民族或宗族的凝聚力。满族说部中展示了民族迁徙、族际交往与征战的历史画卷，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同时还有天文地理、动植物种类等北方少数民族丰富的知识。满族说部情节完整，气势宏大，再现了满族文化自然积累、发展的原生形态。2006年5月，满族说部被列为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抢救满族说部这一重要的口头文化遗产，吉林省自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抢救、发掘和整理满族说部的工作。专家学者对满族说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然而，无论是纵观满族说部的研究历史，还是横向考察当前最前沿的满族说部研究成果，很难找到研究满族说部的语言特征并将其翻译成英文等不同国家的语言，使其得以在域外广泛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

一、生态翻译学理论作为满族说部翻译的适用性探讨

吉林省满族说部的翻译研究首先要从翻译理论的适用性入手。生态翻译是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来的关于翻译的一种新理论。该理论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基本原理为指导，提出“生态环境”、“适应与选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求存择优”等概念和观点。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过程的实质、文本翻译方法的选择过程、翻译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翻译所应该采用的具体方法以及对翻译的评判标准等均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生态翻译学立足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生态高度，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它的“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的关联序链体现了从翻译生态到自然生态的关联性、互动性和递进性特征，它要求翻译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三维转换”方法及“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解决的是翻译实践层面的问题，对应用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指导的满族说部翻译探讨

本文将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吉林省满族说部的翻译研究，在满族说部的翻译实践中，以“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的关联序链为根本，立足于满族说部深厚的历史文化层面，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取得语言生态的动态平衡，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忠实地传递语言信息，在交际层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得以体现，注重译文的预期功能，优化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发展。

1、吉林省满族说部的文献研究和翻译现状研究

采用调查、走访等方式向满族聚居区的居民、满族说部传承人了解满族说部的产生、发展和保存环境，掌握满族说部的保护与传承情况；从吉林省、市满族文化研究保护单位获得支持，收集吉林省满族说部的文字、声像资料。通过研究相关翻译文献，掌握满族说部的翻译现状。

2、吉林省满族说部的文化解读和语言特征研究

掌握吉林省满族说部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语言理解和文本翻译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的满族说部翻译必须建立在其历史文化研究之上，通过调查、走访、文献研究等方式掌握满族说部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再通过语料分析研究满族说部的语言特征。

3、吉林省满族说部的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和策略研究

生态翻译学研究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包括了社会、文化、经济、交际等各方面的源语言世界和目的语世界，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胡庚申，2008）。依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范式，对满族说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应从“三维转换”入手：

（1）满族说部的“语言维适应选择转换”：根据汉语意合的特点，分析满族说部所反映的源语主题内容，具体的修饰和说明需要参照目的语受众的语言习惯及对信息的期待做出选择、取舍，用地道的目的语传达源语的内容。

（2）满族说部的“文化维适应选择转换”：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胡庚申，2011）。满族说部是满族人民创作并传承的满族文学作品，不但系统而全面地反映了历史上满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充分而准确地表述了满族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满族说部的翻译要充分体现其历史、文化内涵，还要参照目的语受众对文化信息的要求，做好文化补偿或者信息的省略。

（3）满族说部的“交际维适应与选择转换”：满族说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交际目的，在交际中做好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后，最终实现交际意图。交际的意图是满族说部翻译的根本，以实际交际意图来关照语言、文化两个层面上的翻译操作，才能够使吉林省满族说部的翻译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完成弘扬民族文化、域外传播的目的。

作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满族说部，展示了满族的重大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体现历史上满族人民的审美情趣、世界观及价值观取向。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吉林省满族说部的翻译研究，在满族说部的翻译实践中，以“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的关联序链为根本，立足于满族说部深厚的历史文化层面，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取得语言生态的动态平衡，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忠实地传递满族说部所要传达的语言信息，对满族文化的外宣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满族文学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12-03

师祖王锺翰（1913―2007），本名忠汉，以字行。湖南东安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1934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洪业、邓之诚、顾颉刚诸大师。1946年8月，师祖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48年夏肄业回国，于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任职。在日寇入侵、国家危难之际，师祖以洪业先生提出的“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这一号召为己任，自觉思索人生道路和学术方向，努力将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决心专攻清史，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以恢复历史的真相，粉碎某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假借历史掠夺中国领土、分裂中国的阴谋，并于此领域钻研终身。

一、关于雍正继位问题之研究

20世纪30年代，师祖对“清三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清代则例做过探索，但多属文献典籍研究，真正使师祖在清史研究领域声名鹊起并赢得一席之地的，是1949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48期的名文《清世宗夺嫡考实》。师祖补孟森先生《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未利用肖]《永宪录》之憾，改孟森先生以康熙帝二废太子、诸子夺嫡、世宗嗣位、年隆之狱本质无关之观点，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康熙帝二废太子后，所物色的继位人乃皇十四子胤祯，而非皇四子胤G。且胤G之结党“与诸阿哥如出一辙，且有过之无不及”；其二，雍正只有先解决助其篡位的年羹尧与隆科多，方可放肆剪除诸弟；其三，年、隆二人遭戮为必然之事。“年、隆盖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师祖认为，雍正篡立是全部事情的核心。康熙立储不果，是其起因，剪除同党异己是其余波。此文发表后引起巨大轰动，杨启樵先生认为其“似较孟文影响更深”。

关于雍正夺嫡与继位之问题，除却《清世宗夺嫡考实》外，师祖还撰有《胤祯西征纪实》《清圣祖遗诏考辩》《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数篇文章，每篇皆有所得。其中《清圣祖遗诏考辩》一文价值最大。师祖以满汉文《康熙遗诏》为蓝本，细究其文字，详考其异同，并佐以《实录》《上谕》《面谕》，认为“无论《遗诏》的汉文原本，或满汉文对照原本，都不是按康熙的本意写成的，而是雍正继位之后再制造出来的”，故而得出雍正确属篡位的结论。在《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一文中，师祖讨论了年羹尧镇守川陕与雍正夺嫡之间的关系以及年羹尧西征青海时的妄杀真相，认为年羹尧在康熙朝时期就已经暗中为胤G出谋划策，而且年羹尧在青海毁寺杀僧虽是事实，但不能夸大其辞，所谓袭斩6000僧人之说断不可信。同时，师祖认为雍正帝实行的“驱准保藏”政策完成了康熙帝的未竟事业，也对乾隆实行前后藏政教合一的直接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二、关于明清嬗代的历史人物研究

明清之际，社会激荡，各种矛盾交织。如何评价当时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不仅关系到对人物本身的褒贬，也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此方面，师祖先后撰写了《论袁崇焕与皇太极》《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清政府与台湾郑氏关系始末》《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数篇文章。

在《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中，师祖运用马克思主义讨论了后金政权的性质、明与后金议和的问题、后金与明矛盾性质的转化三方的问题，认为袁崇焕才能高于皇太极，只是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才造成了截然相反的结局。《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一文是师祖于1990年为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而作。此文分析了钱柳二人的婚姻基础，并客观分析了钱谦益降清的历史背景，主张站在历史的角度分析人物，不要过分苛责古人。在《清政府与台湾郑氏关系始末》一文中，师祖将清政府对台湾郑氏的关系划为3个阶段，分析了朝中大臣对持有的武力统一和禁海迁界两种态度，并认为在解决上，康熙帝能够吸纳满汉官员的正确意见，其远见卓识超出满族集团中的狭隘民族主义之上。关于《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一文，师祖认为李光地自谓理学名家，实为一道貌岸然、背信弃义之小人，而陈梦雷一生坎坷则实为可惜。

三、对清代官制的研究

师祖认为，清代官制有3种特性：第一，清虽承明制，但原有官制并未消失，有清一朝“官制满汉杂糅，叠床架屋”；第二，清皇权专制较明朝更甚；第三，清代多民族国家较前朝更为巩固，清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因俗立制，以致中原官制与周边地区各有差异。

在20世纪30―40年代，师祖针对军机处和总理事务衙门写过两篇文章，即《谈军机处》和《关于总理衙门》。至20世纪80年代，师祖在《文史知识》上发表共5期的《清代官制简述》，对军机处和总理事务衙门进行了详细研究。师祖指出：明之内阁几经曲折，终于定型，成为六部之上的正式机构，且明代尚承中古遗风，宰辅于皇权形式上多少还有一点制约。清则不然，其军机处始终不曾列为正式机构，其当差行走人员为内廷差使，由皇帝任意简任废黜，全然秉承人主鼻息，不得稍有独立之意志。关于总理衙门，师祖认为：清廷之设总理衙门，后改为外务部，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以及清廷对外屈辱的结果，并非中国人民觉醒之后的选择。但本为权宜之计而由军机处官员兼任的总理衙门以及后来的外务部打破了清朝的祖宗惯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关注的变革之一。

四、关于满族史的研究

对满族史的研究，师祖王锺翰重点从清代典章制度、清代史料搜集、亲身实地考察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地展开探讨。先师认为清代官制并非基本沿袭明代旧制，而是具有“满汉杂糅”和“名同实异”的鲜明特点。在史料搜集方面，师祖利用无法发表文章的特殊历史时期接触整理了朝鲜《李朝实录》，辑录了约20万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并利用休假日用罗马拼音过录沈阳文谟阁所藏《满文老档》全书180卷，旨在为编纂《满族简史》搜集补充史料。20世纪70年代，师祖参与点校《清史稿》，并独立点校80卷的《清史列传》。舍此之外，师祖还广泛搜集海内外满、日、英、德各种文字的文献，详考其真伪。其《释马法》一文就是典型的代表，师祖在文中批驳了学者普遍认同的顺治帝叫汤若望为“爷爷”的观点。在书斋之外，师祖还于1984年夏赴东三省满族发源地、满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访问考察，对满族的语言、风俗及心理素质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和深切的体验。

细化来看，师祖对满族史的研究分为6大板块：满族的族源和发祥地问题；满族的形成问题；八旗内的民族关系；满族在清代的发展问题；内务府的旗人问题；满文诠释及研究。

在满族的族源和发祥地问题上，师祖通过研究满、蒙、汉3种文本的《满洲实录》以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得出结论：满族爱新觉罗氏一族的始祖布库哩雍顺即是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或斡朵里万户的猛哥帖木儿，亦即清肇祖孟特穆。此人为努尔哈齐（即努尔哈赤）的十世祖。针对满族先世的发源地，师祖王锺翰经考证认为：《满洲实录》以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的鄂多哩乃是原来位于依兰县境内的斡朵怜迁徙到朝鲜国东北境之后的斡朵里，两《录》中提到的鄂多哩城所在地就是阿木河（斡木河）。

在满族的形成问题上，师祖认为“满族作为民族，的确是长期并至今仍然存在的，它曾有过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这些条件，虽然这些条件今天早已大部分消失甚至全部消失，它仍能依靠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来维持”。师祖指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在明朝，其主要来源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建州女真人和海西女真人，他们在新的情况下更加密切的结合，形成为满族的主体。有清一代，统治者逐步把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成员移入内地，同时也不断把原先在东北边区居住的诸民族成员吸纳进来。“新、老满洲的区别和演变，正好说明了满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合并了大量外族成员，彼此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紧密结合在一起，增强、扩大了满族这个人们共同体”。

关于八旗内的民族关系问题，师祖在《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有清一代存在满人“汉化”和汉人“满化”的问题，并以《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重点论述汉人“满化”的问题。文中提到，抗清明将袁崇焕的七世孙寿山、永山在抗击外来侵略时壮烈殉国，成为了清代的民族英雄。一方面，作为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英雄人物，寿山和永山应当受到歌颂；一方面，寿山和永山已经“满化”，二人在清言清，犹如袁崇焕在明言明，满汉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于此事体现得尤为明显。

针对满族在清代的发展问题，师祖并不赞同满族已被汉族同化并逐渐消失的结论，而是认为满族接受汉族的影响不但丰富了满族的自身，同时也多方面丰富了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1981年，师祖在《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一文中阐明：“国语骑射”不能维持与满洲贵族的腐化堕落不能混为一谈。“国语骑射”虽然破产，但满族绝没有因此而衰落，仍在向前发展。

在满文诠释方面，师祖在《释汗依阿玛》一文中肯定了多尔衮生前确实被加封过“皇父摄政王”，并认为孝庄皇太后确实下嫁过多尔衮；在《释马法》一文中，师祖否定了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爷爷”的说法，认为“马法”只能译作“老翁”或“老先生”。1995年，师祖又在《歪乃小考》一文中纠正了台湾大学历史系陈捷先教授认为歪乃非人名而系职称名的说法，通过对《建州记程图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等史料的研究得出“歪乃”确为人名的结论。

五、关于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

建国后的1954年，学界对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展开了讨论。吕振羽先生的《简明中国通史》和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认为清朝的种族统治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起了极大的阻滞作用，对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起到了摧残的作用。尚钺先生还认为，满洲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便完成了由原始公社末期向封建制度飞跃的转变。师祖王锺翰针对此问题，系统搜集资料，相继发表《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向封建制的过渡》两篇论文，否定了满族社会可以不经过奴隶占有制而飞跃地转入到封建制社会的观点，认为在努尔哈齐进入辽河平原初期满族社会经历过奴隶占有制这一阶段，并就这个时期满族奴隶制形成的物质基础和阶级结构进行了具体分析。《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一文是对满族于1621年进入辽沈地区后直到入关之前社会性质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全文从生产力水平、大庄园制经济和租佃关系、社会变革中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及其他等4个方面分析了满族封建化加速的历史过程。在《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一文中，师祖从旧藏的清初京旗满汉文典卖房地契近20张中选出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4张进行考释，认为“从清初顺治年间起，大量的一般旗地很快向地主租佃制转化，满族统治者虽然主观上极力维护皇庄、王庄的农奴制庄园的长期存在，但它不能不受到一般旗地地主制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经过100年左右关内汉族高度封建化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大约到18世纪后期满族社会就走向封建化了，这正是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

六、关于清代各民族与宗教政策研究及其他

1952年，师祖王锺翰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开始涉足民族史研究领域，被分配从事满族史研究。在这个领域里，师祖通纂《满族简史》，主编《满族史研究论集》和《中国民族史》，并对清代其他民族问题和民族宗教政策有了自己的认识。针对宗教政策，师祖认为满族人信奉的萨满教本就是一种原始多神教，满族人入关以后除了崇拜自然天地神祗等之外，也崇拜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和汉人广泛崇拜的关公等，这足以说明满族贵族的宗教政策是兼容并包的，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1986年，大部头的《中国民族史》的编纂工作正式开始，师祖王锺翰担任主编。在写作中，编纂组坚持几个基本原则：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不能只归结于和平交往或战争征服，而是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共同缔造和发展而成为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过程；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打破以汉族为主、中原封建王朝为正统的观念；努力发掘并阐述少数民族对于祖国边疆开拓和丰富祖国文化宝库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尽力反映各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发现和说明其发展规律。该书出版后影响广泛，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史籍的标点和校勘方面，师祖王锺翰同样贡献卓著。1971年，先师重点参与点校《清史稿》的工作，1976年，又独立点校《清史列传》。除此之外，先师还校订《清鉴易知录》，校读《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为后来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巨大便利。

满族文学论文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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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韵律诗与散文诗翻译比较研究 斯达理，严明，Giovanni Stary，YAN Ming

满族文学论文例4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为此地方高校都在走特色强校之路，培养特色人才，所以建设特色专业也就成为当今地方高校的重中之重，特别是特色专业建设也是教育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高校质量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专业之路，即依托地处东北的地缘优势，以两大通史为基础的同时，突出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方面的特色教育，以此为突破口，形成了本科教学中的东北地方史与满族语言文化教学齐头并进的特色专业建设和专业品牌优势。实现了通史教育和特色教育相结合，让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不仅具备了师范本科生的一般素养，同时还形成了一定的专门史教学和研究能力，如民族遗产保护意识与能力、民族文化研究能力等，培养出了既有传统历史知识又具有专史特长、科研创新能力强、社会评价高、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献计出力的专门人才，实践证明我校历史学专业的特色人才培养取得了实效。

一、改革课程体系结构，更新培养方案

为树立特色品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我们调整了课程体系结构，更新了培养方案。在优化课程体系方面，按照既定的培养目标，以两大通史为基础，突出特色课程模块，增设了《东北地方史》、《中国北方民族史》、《民族与民俗》、《满族文化史》、《满族社会生活史》、《满族民俗史研究》、《满族民俗文物抢救与保护》、《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专题》、《八旗谱牒文献抢救与整理》等十余门极具专业特色课程的选修课，由于这些课程占有地域优势、特别是满族的发祥地及满语的母源地优势，在讲授这些课程时言之有物，既有一定的深度，也有极强的地域性，因而这些课程深受学生欢迎，每年的开出率都居选修类课程之首。

二、满族语言文化的特色教学

在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上，长期以来，充分利用地处满语母源地的优势，重视满文档案的整理及民间满族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录制了《叶赫萨满神辞》、《九台莽卡东哈落乌云》等长达300多小时的音像资料，抢救《满洲镶黄旗哈扎力氏族谱》、《满洲镶黄旗萨克达氏宗谱》等八旗谱牒1200余份，征集满族民俗文物5000余件，这些珍贵的音像和实物资料应用于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之中，使学生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和掌握了相关理论知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和进一步探索钻研的兴趣。同时，我们还特别注重用满语来拓展满族文化的教学研究，开展了对满语地名、人名、职官名的研究，出版了五卷本《清代东北边疆满语地名资料编目集成》等著作，整理满语地名文献8千余条，完成了10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在满族谱牒方面，出版了《满族谱牒文化研究》、《清代汉军旗谱牒资料汇编与研究》等专著，并以谱牒资料为据，将研究的视野，由家族史延伸到了满族部史，出版了《叶赫那拉氏家族史研究》等专著。目前在满语应用研究领域，已形成满族萨满文化、满族谱牒文化、满语命名文化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将其渗透到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之中，形成了牢固的特色教学理论基础。

建立了较为合理的满语语言文化教学框架，形成了从满语语音、满语词法、满语句法延伸到满文形体完备的满语本体教学理论体系，相继出版了《满语语音学》、《满语词法学》、《满语句法学》、《满文形体学》等系列特色教材，并应用到实际教学当中，教学效果显著。于鹏翔教授提出的“满文形体相变基本规律公式”，使学生对满语的学习更加容易，这也是学界首次从历史哲学角度对满文形体学相关理论展开探究，为满学研究界原创，对加速满语人才培养作用突出，使我专业特色教学的理论优势凸现出来。

在历史学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相互结合，将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依托历史学专业2个省重点学科与3个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搭建起校内特色文化教学基地、校外满族文化教学基地、教育实习基地三维一体的满族语言

文化特色教学实践平台。在满族语言文化教学中我们在学内建立了五馆（八旗谱牒馆、满族民俗馆、历史文物馆、佟佳氏历史博物馆、爱新觉罗恒绍艺术博物馆）、五室（历史资料室、满族文物室、叶赫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室、谱牒整理实验室、谱牒电化展室）；在东北地区建成了九个满族语言文化教学分支基地（叶赫、本溪、伊通、乌拉街、宁安、珲春、九台、吉林市、肇源），形成了全国高校中独具特色的“五馆、五室、九个基地”的教学实践平台。在本科教学中充分发挥特色基础建设设施在教学中的直观作用，使馆室建设积极服务于教学实践。在每一学期的相关课程中，都将“五馆”、“五室”作为“试验场地”，专业教师在上相应课程时会结合所讲的理论课程内容，有针对性的设计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如在讲《满族文化史》课程时，就会带领学生到满族民俗馆、八旗谱牒馆等地讲解，使相关的历史教学知识穿越时间隧道，历史事件与历史生活场景从教科书上，走入了学生的视野中，教学的直观性得到最大发挥，这不仅使教学生动、活泼，而且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院也会定期组织历史学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考察周边的历史文化遗址（如叶赫古城等）及特色文化基地，通过实地考察和撰写实践报告，增强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提高了其理解和认知能力。部分同学通过这些特色实践教学平台，提高了认知和思辨能力，在校期间就写出了相关研究性论文，并积极参与到学校组织的大学生科研立项活动中，实践教学效果显著。实践基地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特色人才做出了较大贡献。

为使馆室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普及满族史知识、宣传我校的功能，我们还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培养了一批学生后备讲解员、接待员，使这些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技巧有较大的提高，为学生顺利就业开辟了一条新路，使其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三、东北地方史的特色教学

东北自古就是民族聚居区，这些民族缔造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北民族与边疆的研究也是热门课题，因我们地处东北，在教学中有鲜明的地域优势，所以我们设置了以东北地方史为核心的课程群，如《东北地方史》、《东北历史地理》、《东北边疆与民族》等课程，目前也已经成为历史学科的特色品牌课。古代东北史侧重东北古民族的迁徙、流变和民族政权以及古代东北边疆史的教学。近现代东北史则侧重于地区人口、灾荒、社会风俗、生态环境与民国城市失业问题的教学。多年来我们一直开设体现本方向特色的选修课程如《中国近代城市史》（侧重东北）、《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侧重东北）等。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学生对东北区域社会史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可以从中认识东北人口迁移、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并为今天东北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边疆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该课程群，从师资力量上看，有东北史专业科班出身的高职称、高学历的一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特色专业建设取得的成效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特色人才的培养适应了社会需要，为学生就业和考研创造了优越条件，同时也提高了吉林师范大学的声誉，为我校的强校之路增添了一抹亮丽。

首先，学生经过四年的特色专业培养，使他们对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颇感兴趣，特色课程基础知识牢固，毕业后考取满族语言文化、清史和东北地方史方向研究生的比例逐年提高，并因具有一定的满语基础、熟悉满族文化及东北地方文化得到了招收学校的认可，为其顺利深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特色专业教育为服务社会培养了专门人才。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地方都把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的增长点，长吉图开发以及四平叶赫旅游开发、满族民俗开发都需要专门的满族语言文化及东北地方文化的人才，特色人才的培养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需要。

再次，我校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的特色教学受到了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享有很高的声誉，为吉林师范大学特色强校增加了砝码。东北师大满族语言文化专家刘厚生教授说：吉林师大满语言文化教学独具特色，考取我校的研究生都具有满语基础，熟悉满族文化，为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赵阿平教授认为，我校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充分发挥特色基础设施在教学中的直观作用，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教学质量。

满族文学论文例5

关键词：满族音乐；传承；创新对策

一、承德满族音乐简介

满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的一员，历史源远流长，多年的积累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少数民族。满族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满族音乐十分丰富，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音乐集成”和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工作，音乐工作者们整理出了满族音乐文化大致的框架结构，而当今的满族聚居地仍有很多满族风情的音乐需要搜集整理、传承。

清康乾时期，承德成为陪都。随着城市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清廷开始于此大兴文教，使“蛮荒之地”成为文化之都。具有特色的满族音乐就是随着避暑山庄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在承德繁衍生根的。

在承德民间流传的满族音乐艺术大致有以下几类：满洲罕都勒春（热河二人转）、满族乌春音乐（民歌：山歌、劳动号子、小唱）、朱赤温音乐（古老的满洲戏曲音乐）、哔喇力乌春（民间器乐曲：满吹音乐、清音会音乐、佛事音乐）、民族宫乐（宫廷乐）。而萨满音乐相对于其他满族音乐更多地保留了满族文化的特色，它集歌舞乐为一体，成为满族音乐灵魂的代表。

满族的乐器也颇为丰富，其特有的乐器多用于跳神的萨满音乐，如单鼓、抬鼓、朗、响铃、腰铃、扎板、响刀等打击乐器。而宫廷乐器的种类就更加复杂了，如：打击乐器包括建鼓、编钟、特磬、杖鼓、云锣、拍板、龙鼓、铜钹、达卜、接足、巴打拉等皮膜类、金属类、竹木玉石类共37种乐器；吹奏乐器包括埙、笙、管、箫、大铜角、笛、巴拉满等边棱类、簧管类、簧舌类、号嘴类共20种乐器；吹弹乐器包括琴、三弦、筝、巴尔扎克、得约总、口琴等板面类、皮面类、金属类共26种乐器。

二、承德满族音乐传承经验及做法

承德，旧称“热河”，是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十大风景名胜、旅游胜地四十佳、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承德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从而使承德步入了世界文化名城的行列。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因为其关系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承德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与经验上，在传承满族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获得了市政府文件、政策性的支持

在从事满族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们的积极努力下，2010年，承德市政府出台了《加快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承德地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全新定位，指出利用“清宫廷文化、佛教文化、生态文化”等优势，促进文化、旅游、城市一体化发展。

2012年5月，承德市委宣传部针对政协承德市委员会第十二届五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切实加大宫廷音乐保护传承力度、进一步扶植承德清音会发展的建议”这一提案进行了答复，纲要如下：将保护和传承避暑山庄宫廷音乐列入我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重视并支持承德清音会申请通过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审批；尽快在避暑山庄内设立展示宫廷音乐文化的固定场所，在市区内提供一处日常排练场地；设专项资金扶植承德清音会宫廷音乐进行挖掘整理；对清音会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的支持是完成满族音乐文化发掘与传承的重要保证，这使从事这一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们更加坚定信心、对承德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充满了希望。

（二）立足于对满族音乐的研究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承德的学者及音乐工作者们长期以来积极投入到满族音乐研究中，其中对承德清音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者与音乐工作者们通过大量研读史料，到民间访谈、搜集资料，分析与论证等研究方法，完成了许多论著，如钱树信先生的《避暑山庄宫廷音乐概说》、《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王玫罡先生的《关于承德避暑山庄清音会的由来》、程红菲的《清代宫廷遗音―寻访承德清音会、白晓颖先生的《避暑山庄文化中的承德清音会》、勤先生的《承德清音会传承史探析》、》等。这些著作和论文对于承德清音会与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向世人呈现了满族宫廷音乐的历史、传承与发展。

（三）努力发掘并传承、创新满族音乐

众多的学者与音乐工作者们在发掘与传承满族音乐文化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德清音会作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清初形成已有300多年历史，呈现着汉族宫廷音乐与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复合型态，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大统一”的政治理念，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遗存，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使其得到传承与发展，2001年原清音会的老琴师及高校的离退休老教授等30余人重新成立了清音会，他们潜心挖掘整理了民族文化音乐遗产，整理出包括皇家佛教、道教寺庙音乐在内的清音乐几十首，并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活动展演、文化交流，为宣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承德满族音乐文化传承及创新对策

毋庸讳言，承德满族音乐传承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民族文化融合导致满族音乐继承性降低；文化融合导致满族音乐继承人锐减；挖掘、整理及传承面临诸多困难。

因此，依据国家关于非物质遗产文化保护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做好承德满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还要进一步创新。

（一）合理选配专业人员挖掘整理满族音乐

需要整理的满族音乐主要包括宫廷音乐、宫廷舞蹈、民间歌曲、民间曲艺等。

一方面，应“走群众路线”，深入到市、县、农村，采集第一手资料，到人民中去，深入挖掘、搜集存在于民间的、活的满族音乐，把采录资料汇集成册、编印成书，使其受到记录、有料可查，在此基础上进行开发、研究、发展与继承。此发掘整理工作对音乐工作者的专业性要求很强，他们必须是有丰厚的满族文化积累、精心研究过满族音乐文化的人，必须是能锐眼便从民间音乐中识别出有价值的东西的人，他们必须是个有力的专业团体，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对承德地区满族音乐文化进行发掘整理，并把搜集整理的音、谱、图、问、像建立数据库存储。

另一方面，在发掘、采录、整理的基础上，对承德满族音乐进行研究、创新、发展、继承。要想做好这一工作，就要对满族音乐的历史进行动态研究。满族音乐文化在经历了社会的变迁、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动态环境发生改变后，自身发生转变、在变中求存。音乐工作者们要研究满族音乐中各种音乐形式的产生、演变、发展，从中找到其自身变化的规律，发现其文化综合性的特点，使其得到弘扬与继承。

（二）充分利用政策工具保护发展满族音乐

承德当前正在建设国际旅游名城，打造文化大市。所以在满族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各种政策工具的作用，如管制、公共事业、政府直接提供等。

市政府要将满族音乐的保护列入重要议事议程，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乡规划。建立健全非物质遗产保护责任制、舆论宣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配套的地方性法规等，推进其科学化、民主化，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促进满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安排专项资金，将满族音乐文化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其发掘、整理、开发、继承的经费投入。开展好此项工作，需确保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及统一，共同做好发展满族音乐文化的工作。

把满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与公共事业相联系，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高等院校的作用，共同开展满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以将满族音乐植根于基础教育的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学习满族音乐、了解满族音乐、传承满族音乐，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热情。

（三）有效发挥高校资源研究创新满族音乐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是河北省唯一一所民族本科院校，政府可以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办法将满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基地设在这里，鼓励教师们积极参与对满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具体做法可以如下：

1.编写高质量满族音乐教材

对于教材的研发必须依靠扎实的理论知识，在音乐工作者采集、发掘、整理的资料基础上进行。清朝时期的满族宫廷音乐文化是蒙、汉、满、回等民族融合的音乐文化，要理清它的脉络，弄清它的历史发展与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考虑整体与分支、科研与教学、教学与应用诸多关系。

2.开展针对性满族音乐研究

依托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满族音乐与舞蹈研究室”的资源（包括师资、设备、高校间沟通、调研便利等），制定总体研究规划，采取分步实施，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整理出版满族音乐和民歌曲调集，作为满族音乐文化的原生态资料库，为开发利用这种资源提供依据；开展满族音乐文化各种器乐的研究工作，培养可以传承满族音乐文化的人才队伍，以继承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立专业性较强的表演团队，依据开发整理出来的音乐进行创编，使满族音乐走向社会、投入市场、深入大众，在传承满族音乐文化的基础上繁荣满族音乐文化。

3.打造特色化满族文化风情园

承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名城，应开发地域文化旅游项目。可谋划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建设特色化满族文化风情园，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参观欣赏，将满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的成果由师生共同在园内呈现，形成研、学、产产业链，做大做强，一方面可解决政府对满族音乐文化研究投入资金的不足问题，还可以解决部分学生的就业问题，同时也宣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做到一举多得。

（四）积极吸纳多元机构传播满族音乐

民族音乐是一种文化，满族音乐文化来源民间与宫廷，具有大众性。目前，承德能说流利满语的人不足十人，能唱满族歌曲的人更是微乎其微，这种文化的流失应受到大众的重视，而能唤起公众意识的手段依靠政府的宣传。所以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推广满族音乐文化，让大众认识它、接受它、乐于传承它；同时，也不能忽略民间力量，对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满族音乐研究及表演要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资金上的帮扶，积极帮助民间演出团体克服各种困难，来共同保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做法如下：

1.多措并举加大宣传

举办展览、讲座、论坛宣扬满族音乐文化，使公众更多了解其丰富内涵与特点，尤其是对承德本土加强宣传力度，让市民及游客自觉、自愿成为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播者。

2.深入大众成为亮点

通过发送宣传单、鼓励民间演出团体义务演出（产生费用由政府补贴等形式）号召人们保护满族音乐文化、宣扬满族音乐文化，使满族音乐文化深入大众，将满族音乐做成承德的一块品牌，成为承德文化中的一张名片，使世界了解承德、了解承德避暑山庄、了解承德满族文化、了解承德满族音乐。

满族音乐文化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自己的变化，但其文化价值就在于自己独特的个性与文化内涵，它必须得到很好的保存、继承、发展和丰富，发挥其鲜明的民族个性，使承德的满族音乐得到传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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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白玮.满族音乐的文化定位[J].文化学刊.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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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尚晶.满族音乐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J].戏剧文学.2008.5

[8]张蕴华.发掘承德满族音乐，完善文化旅游产业[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11

满族文学论文例6

中国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是指居住在中国境内、所操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诸民族，包括满、锡伯、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利用北方野生动物资源和鱼类资源十分丰富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古就从事渔猎生产活动，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渔猎文化。

渔猎生产是人类最为原始的谋生手段，渔猎文化也因此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它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先民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家庭形态、、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歌舞体育等方面情况，对渔猎文化的研究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人类社会早期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渔猎文化自成体系，且保存较为完好。但是随着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社会的发展，各民族逐渐放弃了这种以自然界资源为攫取对象的渔猎生产生活方式，而渔猎生产生活方式的消失即意味着渔猎文化的消失，如果不赶紧搜集整理进而研究，那么渔猎文化的深层次的内涵就会随着一个个老人的故去而成为新的文化之谜，所以，对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经济文化研究非常迫切，尤其是充分利用出版资源对其进行立体化研究更是迫在眉睫。

一、充分发掘历史积累，补充深入同时进行

渔猎经济是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重要的经济类型，历史悠久，在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满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仍然保持着非常完整的渔猎文化形态，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中仍然有非常丰富的遗存。对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渔猎文化进行调查和研究始于20世纪初，E.A.洛帕金的《阿穆尔·乌苏里·松花江流域的果尔特人》、史禄国的《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开山之作，继之在日伪统治时期、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直至今日都有很多调查和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如此，仍然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一，以往研究的深入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深层次文化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第二，以往的研究主要以族别为单位进行研究，没有从宏观上归纳出满通古斯民族渔猎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地域文化特征。第三，比较研究是空白，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渔猎文化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需要做深入的比较研究。第四，旁及较多，专门的著述很少，应该从专门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研究。

二、利用相关理论体系，创设立体化研究思路

此研究主要依据的理论是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由于作为同居一地的满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同、从事着相同的生产活动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使得这一语族的各民族在渔猎文化方面很多都是相同或相似的，所以要把操满通古斯语的诸民族作为一个大的族群进行整体研究，把他们所创造的渔猎文化作为一个文化类型进行综合研究，其研究方法为田野和文献相结合的方法。

第一，从宏观上探讨满通古斯语各民族渔猎文化的历史渊源、分布情况以及文化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根源。

第二，探讨渔猎文化在物质层面的内涵。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拟以专题的形式研究渔猎生产生活中每一种工具、用具的名称、形态、工艺水平、加工技术、功能和使用方法以及追溯其渊源、传播、演变的历史轨迹，深入物质表象背后探索制作者、使用者的智慧，探索其制作方法、操作手段，使用的工具所包含的质朴的科学原理和技巧，探索其造型和设计所反映的普通百姓的审美需求，探索物质表象背后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宗教意义。

第三，探讨渔猎文化在文学艺术体育游戏方面的内容和特点。渔猎民族的文学、音乐歌舞、体育游戏等都来源于生活，是渔猎生产活动的反映和渔猎生产技术的演练，如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斗熊舞、赫哲族的叉草球等等都直接源于生产。

第四，探讨渔猎文化在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方面所表现出的特点。满、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族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方面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如普遍注重血缘纽带联系，哈拉、穆昆制度在这些民族中普遍存在，特点、内涵基本相同。之所以相同是和这些民族长期从事渔猎生产活动密不可分的。

第五，探讨渔猎文化中认知系统的特点。渔猎民族对自然、天体、动植物等方面的观察和了解是细致入微的，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掌握了非常丰富的关于自然、天文、动植物、医药等方面的知识，也形成了原始的纪年纪时方法，这些构成了渔猎民族生产力的主要内容，是确保渔猎民族渔猎丰收的前提和基础。

第六，探讨方面的特点。万物有灵和萨满教信仰是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在宗教方面的共同特点，之所以在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中普遍存在万物有灵和萨满教信仰也和他们普遍从事渔猎生产活动有关。

三、横向比较综合论证，创新研究填补空白

要对一个渔猎民族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对各民族的渔猎文化进行横向比较。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渔猎文化共性的成分很多，但亦有差异。每一个民族的渔猎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如鄂伦春族的渔猎文化中游猎文化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而渔业文化则处于次要的位置；赫哲族的渔猎文化中捕捞文化特色明显高于狩猎文化特色；敖鲁古雅驯鹿鄂温克族的渔猎文化同驯鹿饲养业结合在一起；而满族、锡伯族的渔猎文化同农耕文化结合在一起。除了这些大的方面不同之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居住、饮食、服饰、交通、器物、歌舞、游戏、等方面也会因为地理环境、生产、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宏观上系统地概括总结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渔猎文化的基本内涵。目前该方面内容的研究是空白。第二，对各民族渔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既归纳出共性的特征，也探讨各民族渔猎文化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文化异同产生的根源。目前该方面内容的研究是空白。第三，依靠更为深入的民族调查深入挖掘各种文化元素的内涵、类型，探索其起源、发展脉络、习俗惯制、作用和影响。该部分内容的研究主要目的是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使之更深入、更详尽。

满族文学论文例7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祖先女真人时期与汉族的关系就较为密切，互市通商，相互联姻。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国后，满汉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后在皇太极时期，满汉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进一步加深。满汉两族人民在清军入关后杂居共处，互为婚姻，满洲与汉民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率领八旗兵入关，灭了南明政权，建立了统一的满汉统治阶级联合的清朝政府，满汉关系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清朝的官僚体制、土地经营、军队建制和文化等方面均受中原地区的影响而发生急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满族汉化”。汉文化对满族的影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本文中我着重从政治体制、旗地经营方式的转化、八旗军和绿营军的建立以及思想教育文化四大方面来阐述。

一、封建政治体制的演变与继承

清朝入关后在政治体制方面，主要是因袭明制，然后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作了一部分调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中央政权机构

清朝的中央官制多仿效明朝，但又有自己的新特点。首先，清代的内阁职责一如明朝，但是实际权利比前代小的多。另外还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其次，清入关后仍然保留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八旗联合共治制度，但是在雍正设立军机处后就成为虚衔，乾隆年间取消了该制度。经过长期的摸索，这个满人王朝终于完成了皇权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结构，把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发展到了顶峰。

清朝对于皇位的传承一改旧有的嫡长子继承制，雍正继位之初就创行秘密立储制。这一制度基于满族社会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同时又融合了汉族立太子以定国本的有益经验，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皇位继承制度的重大变革，也是对满洲国家不立储君传统的修改和发展。

2、地方机构的健全

清代地方行政区划，按其级别由高至低依次分为省、道、府、县四级。省的设置大致沿袭明代，但在具体的设官上有较大的变化。督抚的设置，清初时仍沿袭明制，但逐渐演变为完全按省为单位派设，至乾隆中期，总督、巡抚作为省级固定性的最高军政长官的建制基本固定。

二、旗地的经营

清朝入关后，由于旗人和汉人杂居共处，耳闻目睹汉人的生活以及生产方式，满族人民逐渐向先进的中原文化学习，吸收汉族文化。随着满汉民族的深入交往，互为婚娶，满人的变化也就十分明显。这一变化首要表现就在生产方式上，尤其是土地的经营方面。

众所周知，由于明清之际的长期战乱，辽沈平原和北京附近五百里内的广大地区，原有的大量汉族农民被迫流亡到他乡，而未出走的农民也只有少量的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因此，辽东、辽西一带全都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1]河北一带则“荒地九万四千五百余顷，因兵燹之余，无人佃种。”[2]在上述这个条件上，清朝的统治者利用其政治特权，从汉族人的手中，掠夺了巨额的田产，并强行实行土地再分配，这就是清史上有名的“圈地”。大规模的圈地前后曾进行过三次，[3]历时二十余年。圈地造成了清初满、汉两族间的民族矛盾曾一度紧张的局面，这对北部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破坏和阻滞作用。

因此，满族的统治者不能把它自己的生产方式――农奴制强加于被征服的汉族，也就只有让汉族原来的生产方式――租佃制继续下去，在封建租佃制的强烈影响下，农奴制日趋衰落，原来的八旗王公贵族转化成封建地主，在生产方式方面，满汉基本一致，原有的差别也逐渐消失。

三、八旗兵制的扩大

由于满族的先人女真人是一个狩猎民族，擅长骑射，兵强马壮，而且女真人原本住在山区赫图阿拉一带，因此其民族根本是“国语（满语）骑射”[4]。但是清入关后，在汉族高度封建经济的冲击下，满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杂居共处，吸收汉族的先进体制。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把牛录组织扩大化，创立了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令300人为一牛录，而牛录额真成为统领300人的将官名称。并规定五个牛录为一甲喇，五个甲喇为一固山，设一个固山额真统辖。一个固山即一旗，共有八旗，每期7500人，八旗各有其主，由努尔哈赤的亲近子侄担任。努尔哈赤为八旗旗主之上的最高君长，拥有全部军政大权。八旗组织就是女真族最初的国家政权构成形式，即是政治组织，也是军事组织。后来，八旗制度进一步发展，八旗发展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24旗。

努尔哈赤的继游承人，其第八子皇太极（1626-1642年在位）在采用汉制和更多地使用汉人官员方面走得更远。因为“国语骑射”是“满洲乃国家之根本”、“八旗根本”，所以清帝在这样一个国策的指导下，极力扩大八旗满洲的编制。与此同时，八旗汉军的编制也扩大了。顺治二年，以和硕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时招降南明的公、侯、伯、总兵、副将、参将、击等官三百七十四员编入八旗。[5]

四、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满文是由于满族而得名的，又由于清王朝的缘故，也叫“清文”。据史料记载：“当时满州没有文字，文书往来使用蒙古文”。[6]因此，1599年，满洲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命文士额尔德尼、噶盖采用蒙古文字母创造了满文，即是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因老满文“上下字无别，故‘它、搭’‘特、德’‘扎、蛰’‘呀、耶’等字不分，均如一体。若平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至如人名地名，则恐有错误”。[7]632年正月，天聪汗皇太极命文士达海“可以原字头照旧书写，惟增加圈点，俾后学者视之，或有裨益于万一。如有错讹，仍能用旧字头证明”。是日，皇太极颁布新满文十二字头。[8]满文的创制是满族文化上的大事，它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扩大了与相邻民族的交往。满文的创制有助于满族从部落向官僚组织转化，有助于它进一步按汉人的经验进行行政实践。

1644年，清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是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另一方面又反对满人完全汉化，极力主张保持“国语骑射”的根本习俗。但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满族人丁稀少，初到中原地区，语言不通，地理生疏，满族的贵族若是只依靠本族的力量，以人口不到一百万的少数民族，来统治幅员辽阔、数以亿万计的汉族和其他民族，是十分困难的。同时，满族又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如果固步自封，以强权统治中原地区，“马上得天下”并且“马上治天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满族人民必须要适应新的形式，去吸收和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内容。在这一学习融合的过程中，满汉民族的语言在各种活动中相互交融，为了交流沟通的方便，满语中也就或多或少的有了汉语成分。

五、对满族汉化的历史评价

满族汉化对清入关后稳定全国局势，奠定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满汉的融合问题，综观清代满汉关系的发展，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满族的形成与壮大，与吸收汉族人口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的汉人编入八旗，有力的促进了满族的发展。1644年，清军入关后，八旗的编制迅速的扩大。乾隆年间，北京的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有一千一百五十多个左领，其中汉军就有二百六十五个。[12]这些被吸入的汉民给满族共同体输入了新的血液，也可以说他们被“满洲化”了，对促进满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满族吸收汉族文化，满汉相互学习，共同进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清朝统治者极力维持满族“国语骑射”的民族根本，实行“民族有别”的政策，阻碍满汉融合的发展，但满汉之间密切不断的交往，满汉人民的杂居共处，并肩战斗，有力的推动了民族的融合和满族的进步。人民要前进，民族要发展，各民族之间就要密切往来，相互学习，共同前进。

第三，满族人自古就是尚武、务实的品德，汉人则深受四书五经和儒家传统道德的影响，因此二者相遇时会不可避免的有冲突之初，满族王朝的统治者一方面不自觉的融入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去，另一方面又在维护祖制的心理驱动下，竭力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中，满汉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但是，满族的汉化并不是完全的汉化，而是一种带有满族民族特征的向汉文化学习的过程。

第四，满族的汉化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看作为清朝统治者巩固统治基础的过程。清统治者在政治上学习明朝的官制设置，军事上扩大八旗兵制，文化上尊朱熹理学为正统，以外儒内法的方式治理国家，渐次平定了各级地方叛乱，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长达两百六十八年的封建王朝，这与对汉文化的吸收、学习和利用是分不开的。

第六，满族学习汉文化，总的来说扩大了满汉统治阶级的合作，为清朝的巩固奠定了基础。并且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综上所述，经过长期的杂居共处，相互学习，互通有无，无论是生产方式、阶级结构，还是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满汉之间的一致性愈益增多，原有的差别显著减少。清中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满族已经发展到基本上与汉族相等的水平，满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可以说，所谓的“满族汉化”是满族、汉族的双向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两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繁荣，是顺应时展潮流的。

注释：

（1）《清世祖实录》，卷2，奉天府府尹张尚贤疏语。

（2）同上，卷11，河南巡抚罗绣锦疏语。

（3）第一次在1644年（顺治元年）见《清世祖实录》卷12

第二次在1647年（顺治四年）见同上，卷30

第三次在1666年（康熙五年）见《清圣祖实录》，卷20

（4）《清太宗实录》卷32，页8下

（5）《清世祖实录》卷98，页10下

（6）《清太祖圣武实录》

（7）赵志忠：《满学论稿》辽宁民族出版社

（8）赵杰：《现代满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9）《清史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排印本，卷27，页4下

（10）《论语.为政》

（11）沈潜德：清诗别裁集（卷10），[M]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12）《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参考文献：

[1]《清世祖实录》，卷2，奉天府府尹张尚贤疏语。

[2]同上，卷11，河南巡抚罗绣锦疏语。

[3]第一次在1644年（顺治元年）见《清世祖实录》卷12

第二次在1647年（顺治四年）见同上，卷30

第三次在1666年（康熙五年）见《清圣祖实录》，卷20

[4]《清太宗实录》卷32

[5]《清世祖实录》卷98

[6]《清太祖圣武实录》

[7]赵志忠：《满学论稿》辽宁民族出版社

[8]赵杰：《现代满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9]《清史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排印本，卷27

[10]《论语.为政》

[11]沈潜德：清诗别裁集（卷10），[M]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12]《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13]张岂之：《中国历史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4]赵志忠：《满学论稿》辽宁民族出版社。

[15]赵杰：《现代满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满族文学论文例8

一、满族医学文化遗产现状

满族药物众多，目前仍有300多种在应用。我国北方适合多数药物的生长，其中植物药占了大部分，还有部分是矿物药和动物药。传统满族医生用药时，往往时采取就地采集、加工和炮制的办法，使用的药材大都是新鲜药材，并且剂量较大。比如，在治疗蛇虫咬伤时，将新鲜的马齿苋捣烂外敷；治疗肠炎腹泻时，煎煮饮用马齿苋；在治疗手脚冻伤时使用茄秧煮水浸泡的办法等。

目前北方各省满族医药的传承人居多，在很多地方也有满族民间医生。一些满族医生在传承满族医药的实践中，将其和其他民族的医疗理论相结合，进行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在这个基础上对满族医药进行继承和丰富。比如，有些北京市的满族医生，便以以往的宫廷针灸作为基础，进行了多种针灸方法的创造，比如舌针法、血轮进针法、五龙针法以及透拉针法等等，这些针灸办法在治疗精神系统疾病、中风失语以及腰椎间盘突出等一些慢性病治疗和保健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满族长期生息繁衍过程中，满族民聚集地众积累了许多防病治病的偏方验方，至今仍在使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在数十种满族医技医法在民间依旧发挥作用，满族医生在医疗过程中，使用的医疗技术还是脉诊、舌诊以及指诊等办法，在治疗一些北方常见的疾病时，效果较好，比如治疗外伤、骨伤以及寒湿病痛等，并且这些诊断方法还较为简单，可行性很强。例如：针灸按摩疗法、正骨疗法、药酒疗法、拔火罐、水泡、熏蒸、药浴、热熨法、喷酒法、热敷、冰敷法、温泉浴疗法、雪疗法、避瘟疫法、蜂蛰、食物疗法、药物涂抹等。在民间医疗保健中，这些方法仍具有一定作用。在乾隆时期，满族医学医疗保健方面的知识便已经比较成熟，比如“十常四勿”，即：齿常叩、津常咽、睛常运、耳常弹、鼻常揉、足常摩、面常搓、腹常旅、肢常伸、肛常提的“十常”和食勿吉、卧勿语、饮勿醉、色勿迷“四勿”的养生方法，即便是到了现在，这些方法的还具备很大的作用。满族生活的环境是北方地区，气候较为寒冷，为了适应生存，创造了许多强身健体的方式，如：射箭、赛马、抽冰嘎、跑冰鞋、滑冰车、雪地走等冰雪运动，这些适合全民健身运动的形式现在也为很多人多喜爱。

随着满族历史的发展，其医药历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演变，并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属于民族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在满族医药知识以及经验传承过程中已经和中医药的相关理论相融合，使用满族医疗技术和办法的大都是一些民间医生或者满族的家族传人。现在，我国进行满族医药研发的机构以及相关企业数量还较少。特别是很多满族医疗知识和手段都是通过口传心授的办法进行，这也给满族医疗的研究和整理带来了很大困难。

二、满族医学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满族医学在临床方面，优势也较为独特，其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较为丰富，不但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能够起到良好作用，还能够进行疾病的预防。清朝是满族医学全面发展时期，它兼收并蓄，借鉴各族医学，乃至西方医学，大批整理翻译医书，培养医学人才，留下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医学典籍。因此，对满族医学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开发，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在医疗保健和临床实践上也具备较高的使用价值以及应用前景。

满族文学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151-01

一、对“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认同历程

“中华民族”一词产生于20世纪初,在当时主要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的侵略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生存发展。正是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之下,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被普遍激发。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满汉一家,五族共和,对以前的排满做法有所改变。“中华民族”这一名词在当时一些学者的文章、政治家的演讲以及政府人员的报告中,开始被广泛地使用,由原来主要指汉民族,扩展为包含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后这一变化尤其明显。

对于“中华民族”形成认同共识,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族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主张把满族统治者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这就在策略上把满族统治者给极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更有利于团结和争取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投入到清朝统治的革命行列来。同时也为后来“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的背景及原因

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于1939年2月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当时我国正处于抗战阶段,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此文的提出具有鲜明时代性特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一些学者就开始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的相关资料, 歪曲我国历史, 伪造史实, 为日后侵略中国做准备。

三、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的学术辩论

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 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相关的讨论性文章也随后纷纷发表,如:施养成的《汉夷一家的历史观》、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翦伯赞的《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费孝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白寿彝和鲁格夫尔的来函等关于此类的文章有很多, 由此足见这一观点在学界流传的广泛程度。

上述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大多表示了赞同,但费孝通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提到:“中华民族应团结一体进行抗日,但是从民族研究学理角度也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受到尊重。在民族危难时刻,要达到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否认中国境内有因语言、文化与体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团体的存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体质的人群发生共同的利害,有对内稳定、对外安全的需要,自然有可能结成一个政治团体。因此,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种各族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

四、“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的政治与学术上的双重意义

(一)政治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支点是抗战。当时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处于严重的民族危难之际,整合全体中华民族力量进行抗战是重中之重,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就成为最重要的时代课题。在这民族存亡的严重危机时刻, 首先团结内部成为当务之急,顾颉刚的这篇文章, 正是从历史事实上说明我们是一家,建立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来,于无形中加强全国人民团结的思想,可以说是解救时弊的一付良剂。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阐发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彼此间紧密的联系, 更有利于激发民众的民族凝聚力, 从而为提升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作出贡献,以坚定抗战的信念。在整个抗战的过程中能形成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进行抗战, 都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有密切联系。

满族文学论文例10

“哈库麦”是广泛流传于达斡尔族的一种民间歌舞，不同地区又有“阿旱伯勒”、“鲁日格勒”

等称，参加者多为妇女，有固定的三段表演程式。所唱歌曲称“哈库麦苏姑”。“乌春”也称“乌钦”，是达斡尔族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说唱，表演或以说为主，或以唱为主，或一唱到底不插道白，也有用四胡伴奏自奏自唱的形式。2004年，“哈库麦”与“乌钦”双双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达斡尔民间流传的乐器有“华倡斯”和“木库莲”，前者即四胡，主要用来伴奏“乌春”；后者即口弦或口衔琴，只有一个簧片，音域约有三度，可以模仿各种鸟鸣声，但奏不出曲调。此外，专用于萨满仪式活动中的“浑吐热”（鼓）、串铃、铜镜等，也是达斡尔族所拥有的乐器。不过他们尚未有独立完整的器乐曲。

达斡尔族信奉萨满教，在萨满仪式上萨满引用的乐曲称“萨满调”。由于萨满歌曲的特殊应用场合和功能，这种来源于民歌的音调被有意夸大和修饰，音乐别具一格，因此带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关于达斡尔族音乐方面的研究分为：概述性介绍、编著性著述和学术论文研究。

概述性的介绍达斡尔族音乐体现于诸多少数民族音乐著述中，如：在田联韬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中介绍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还有在冯光钰、袁炳昌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第一卷》中也概述了达斡尔族音乐史，学者们都从民族分类的角度对达斡尔族音乐进行了概述性的介绍。

在学术论文和编著性著述方面有较多有关达斡尔族音乐的成果，本人对收集的资料进行

了梳理分类：

一、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收集

关于达斡尔族音乐的研究最初是针对民歌的收集。1978年由齐齐哈尔市群众艺术馆编写的民歌集《映山红花满山坡》，收集了达斡尔族的传统民歌和根据时代背景新创作的民歌。特别是其中《映山红花满山坡》、《愿把天天歌唱》、《歌儿唱给听》等歌曲都曾在1958就开始在群众中传唱，并受到了广泛的喜爱。1981 年，杨士清编写的 《达斡尔族民歌选》 记载有民歌、舞蹈、说唱音乐与宗教音乐四类，共170首作品，这也是达斡尔族音乐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出版的民歌专集。1987年，何今声编写的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之一《达斡尔族传统民歌选》，共记载167 首作品，主要是建国以前产生并流传的各种

题材的歌曲。

以上收集的民歌清楚而细致的记录了达斡尔族民间所流传的民歌与创作的新民歌。这些歌曲集中的曲谱和歌词的记载都很详细，有的歌词不仅有汉语译文，而且还采用了国际音标来标注达斡尔语音，如何今声创作的《达斡尔族传统民歌选》，使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演唱者更容易学习达斡尔族民歌。从民歌内容上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所创作的新民歌中已经出现了歌唱党、歌唱、歌唱祖国为内容的民歌。

二、 民间音乐的研究

关于民间音乐研究的著述有：2000年2月出版，由何今声编著的《达斡尔族民歌研究》，包罗了达斡尔族民间音乐各个方面的研究。何今声通过对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收集与研究

已经概括出达斡尔民间歌曲的基本特点。

三、各乐种的研究

1、 哈库麦

哈库麦歌曲的研究主要议论文形式为主。李美虹曾在 2008 年编写了 《达斡尔族传统民间歌舞- -“哈库麦勒”初探》，马维新的《“哈库麦”的起源、发展及其走向》从哈库麦的起源、发展、走向和风格特点等方面来阐述，没有音乐结构方面的论述。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王的《是论达斡尔族原始歌舞遗存――哈库麦勒》，内蒙古艺术学院乌兰托娅2006年发表的《论达斡尔族民歌“哈库麦”的艺术特征》都对音乐结构舞蹈动作做了一定的分析。

2、乌钦

乌钦的资料记载最早出现于 1815 年由清代的敖拉昌兴编写的乌钦唱本《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巡边记》，这一唱本的内容是对额尔古纳河和乌苏里江巡查时事的所见所闻，虽然他没有记载曲谱，但已经为达斡尔族的说唱音乐留下了可靠的文字记载。1916年之后，《读书》、《耕田》等这些长篇叙事诗后来都成为乌钦的保留曲目。还有一些以 《三国演义》 等名著为内容的曲目，也广为流传。2002年，由沃岭生编写的《中国达斡尔民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经典- - 少郎和岱夫》，比较全面而细致的记录了《少郎和岱夫》这部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2007年由那音太、色热编写了 《达斡尔族乌钦 < 少郎和岱夫 > 节选》。由于《少郎和岱夫》经过时间的流变现今六部形式的存在，那音太与色热只是对其中的一部进行节选而作了内容的简单介绍。张金石、顾万超撰写的《乌钦音乐初探》论述了乌钦的起源、音乐结构和唱腔的分析。《在守望中薪火相传》写了乌钦传承人色热的平生为乌钦所做的贡献。

3、 雅德根（萨满调）

从收集的资料中看，杨士清与何今声两人分别编写的 《达斡尔族民歌选》中都记载了达斡尔族的萨满歌曲。在民歌选中雅德根这种宗教音乐形式的记载数量是最少的。1995年其那日图《论达斡尔族的萨满音乐》简单的论述了达斡尔族萨满音乐。2008 年刘桂腾在 《沈阳音乐学报》 上发表的 《中国萨满音乐文化系列研究 （之六） 达斡尔族萨满音乐》着重从萨满乐器入手Υ镂佣族的萨满歌曲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结语：本文简单归纳梳理了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成果，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已有了很丰富的成果，但仍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研究视角，这对我们继续研究达斡尔族民间音乐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 （上）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2、 冯光钰，袁炳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第一卷.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

3、杨士清.达斡尔族民歌选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4、何今声.达斡尔族民歌选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5、乌兰托娅 论达斡尔族民歌“哈库麦”的艺术特征 民族音乐论坛，2006年2月

6、马维新 “哈库麦”的起源、发展及其走向

7、达斡尔族“乌钦节选.那音太/色热 民族文学（民族经典），20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