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论文例1

1.1情景重现

在楠溪江古村落里，有许多能体现前人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设计理念，这种建筑方法在目前的21世纪生态设计学术界有很高的研究与借鉴价值。比如在古村落里随处可见的四合院内铺设的透水砖地。浙南的夏季漫长而燥热，透水砖地能使地面保持凉爽、清洁、不起尘土。庭院内地面中间微高，两边低，雨季时雨水会顺势流入两旁的阴沟，地面不会积水。砖缝里有可爱的小草挤出，起到防滑的作用，视觉上青石与绿草映衬着，透出清新的气息。蛮石、青砖、青石板等材料在楠溪江随处可见。利用丰富的楠溪江地域材料和传统工艺，不仅降低了成本造价，更多地发挥本地工艺条件的优势；而且大量使用地域材料，进一步强调了材料本身的质感对比，巧妙利用材料原始肌理所具有的独特效果和美感形式，使室内空间环境气氛具有独到的地域魅力（见图1）。几百年前，人们就致力于设计和建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且美学效果极佳的人居环境，这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产，作为设计师应尽力将其展示出来。设计师可按古建筑的布置原则将各种历史构件复原，创造出现代空间的历史片段和场景，给空间中的体验者以身临其境、穿越时空的享受。在江南阿二美食坊餐饮空间设计中，通过对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形态、色彩和图案的运用，就地取材，构成有地域特色的室内空间环境。这种通过地域性室内设计诱导所散发出来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时空场所改变后的再次视觉重现，使体验者无时无刻地感受到浓烈的地域风情的同时，得到淳朴敦实的心灵感受。这也是基于楠溪江古村落建筑文化的生态室内设计最明显的设计方法。

1.2元素提炼

楠溪江古村落建筑的装饰艺术图案简洁朴素、自然灵巧，充满生活气息。各种形式、各种纹饰的石雕柱础、木础和木雕隔扇与斗栱昂头、各种花纹与人物砖雕照门楼、漏花墙等，都是地域文化艺术的集中写照（见图3、图4）。在室内设计中运用传统的装饰图案元素可丰富设计的内容，深化地域文化内涵。但是，如果只是利用各种中式传统装饰图形图案来予以表达就会显得雷同而无意义。比如图5的作品，乍看美轮美奂，细看却难免落入堆砌的俗套，华而不实，真正的奢华应该是质佳、大气的。元素提炼要求设计师运用生态的室内设计手法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元素进行分析、概括、吸收和消化，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具有地域性文化气息的空间氛围。许多地域性的元素特征也有可能是繁冗复杂的，不符合现代生态的的设计理念。设计师要理解其深厚的文化涵蕴，懂得取其精华，适当地进行抽象简化的再创造，使其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具时代特色，表达更有新意的地域文化。

2行为动“象”

中国古代把空间艺术理解为过程艺术，既注重形象的空间完整性，又着重揭示这个完整性的生成过程，寓动于静，寓时间于空间[3]。空间设计是一个动态的思想过程。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论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东楼（见图6）的内部景观：“他展现了诱导访问者穿越充满着视觉诱惑和惊奇、如迷宫般悦人景色的专业技能[4]。”贝聿铭探索了在一个空间中的多重视点的理念，在这个空间中的获得一种既独立又连续的景观，其实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园林的布局和形态的艺术。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习性不同，呈现的空间结构和布局也不同，室内空间布局也就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楠溪江古村落建筑的空间布局带有明显的地域人文特征，有着简明的组织规律，庭院前后串连，层层递进，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见图7）。浙南地区人民性格含蓄婉约，这种布局适合地域人民的精神需求，也具备较高的心理舒适度。温州万和•豪生大酒店的整体空间布局借鉴了这种手法（见图8），从前庭穿过隔音门和隔尘门后进入豁然开朗的大堂，南面的玻璃幕墙，保证了大堂的日间自然采光，节约能源。经过左右两个小门，来到中庭，中庭光线幽暗静逸、气氛与大堂截然不同。中庭的中央是一座玲珑剔透的亭榭，体现鲜明的浙南地域建筑形态，但采用现代建筑装饰材料和技术（见图9）：小亭的柱子和梁采用黑色烤漆玻璃包面，四周用钢化玻璃进行围合。小亭的四角有四个青石地灯，整个中庭几乎只靠这四个地灯进行照明，体现设计师的节能理念。中庭与露天的后院用玻璃门隔开，后院从整体建筑结构的角度来说是个天井，设计成露天的休闲茶吧，中间是个自然蓄水的月牙形水池（见图10）；后院的西面又是一个独立的别苑。前庭、大厅、中庭、后院，层次分明，每一次空间的切换，呈现给人们不同情趣的景象，不断给人新的惊喜。

3意境意“象”

中国古典艺术是以“意境”为核心，以“意象”为纽带，以艺术符号为表现形式的生命体现。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诗歌和绘画，都不约而同地把“意境”作为最高审美范畴。所谓“意境”，就是艺术家借助于艺术符号，通过不同意象的聚合而生成的一种新质。地域文化的精神呈现属于更高的层次，要求设计师在对地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吸收精髓，在精神上给人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重在其神。这种精神意境的表达是努力地给空间体验者以更积极的方式来参与其中，勾起他们的主观感受。这种手法在室内设计中更侧重于精神性，体现出历史场所不一，情感依旧延续的特点。表现手法的具体运用也很讲究，可以用传统的建筑方式和现代的材料来表现；也可以用传统的设计理念结合现代的处理手法综合表现。总之，需要融合各种要素经过认真思考反复推敲，抽象化提炼并加以运用，以形写神，犹如石涛在绘画中所言：不似之似似之。重在其内而勿以为外，重在其神而勿以为形。在室内设计中应该强调对本土地域文化精华的吸收与提炼，让浓郁文化元素与鲜明时代气息有机结合。没有对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不考虑文脉、地域环境、多元化就无法体现出时代性，也就创造不出适合体验者的情感空间。如图11所示，是一家将中国传统茶文化和中国特色美食融合为一体的全新时尚餐饮店，不仅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味觉享受，更体现一种精致生活的质量追求。空间设计没有繁杂的形式语言，只有低调而恰当的色彩和简化的格子窗花，创造了一个写意的中式空间，一副欲言又止的动人，却是可以让人深刻感受到的，此即意境。意境是一种物我交融的状态，在情景合一中所产生的美感，是通过人们的联想、想象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获得的。室内设计作品所追求的艺术境界是通过所装饰的空间环境的启示和诱导，获得更为深刻的心灵感受。如图12，兰亭别院餐厅设计中提炼了地域性传统图案竹子为艺术符号，采用简约的表现手法和现代的装饰材料，用现代的装饰技术将竹子图形印制在绿色环保的材质——麻布上，并在过道上排列了方型的石块，自然联想到清新竹林，汀步流水，体现设计师对高古文人雅士的精神认同，营造了一个极富地域性特色的绿色餐饮空间。竹本清秀雅致，古人又赋予它高节亮丽的清高品行，引发人们对它所象征的精神的思考和向往，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大自然的原始和纯净，在这里以现代人的视角，营造了一个不同于外界的世外桃源，使人的心情也宁静下来，符合现代都市人暂避喧嚣、心灵安逸的需求。

村落文化论文例2

九都村整体布局座北朝南，西面和北面是绵延的山体，南面则为大片农田。西北山坳里有一水库，一条水渠蜿蜒而下。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基庙地处九都村内，两侧被古民居包围。属于两层高一字形或凹字形的建筑体块，随地势的高低组合布局。随着时间的变迁，为了适应生活状态的变化，居民不断由基本单元向周边生长、加接、翻新，建筑之间挤出曲折蜿蜒的街巷，形成不拘一格的古村落空间。九都落主要街巷只有几条，路网简单。街巷宽度一般为1～3m，尺度亲切、宜人，曲径通幽，野趣天然，与民居共同构成古村落传统风貌。街巷两侧主要由卵石的围墙或夯土的墙面和卵石的墙基所围合，形成狭长的特色街巷空间。

2.现状建筑质量

九都村内大部分传统建筑建成的年代相对久远，质量较差。存在木板墙破损剥落，屋顶残旧漏雨，内部出现墙体倾斜、木结构被白蚁侵蚀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需要进行整修。另外，还存在着一部分表面看似完整质量却一般的建筑。其内部装饰极其简陋，同时结构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还有一小部分较新的质量较好地建筑，是砖混结构，外墙贴上了瓷砖，层高比周边的建筑高。还有一些居民在庭院内私自搭建的简易灰厕，有砖有棚，为质量较差地建筑，需要进行拆除，整理。

3.现状建筑层数

九都村内主要是1～2层的传统建筑，二层的高度较低，多低于2.8m。部分较新的建筑为三到四层，局部带有阳台，具有保留价值的盘谷第建筑，为两层的凹字形建筑。庞大的建筑体量和高度严重破坏了古村落的整体风貌。

4.现状建筑风貌

九都村内主要是传统风貌的建筑，一般为一到两层的木结构建筑。正立面处理一般为对称式构图，大门居于中轴线上。有些在总体上对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又自发改造，两侧边部逐渐有了变化，变得不对称了。三合院的形式较多，屋顶大多是悬山式屋顶，少数为歇山式屋顶，瓦片为红瓦和青瓦相间。但年代都较久远，如今都质量较差。还有一些经过村民自己改造的建筑，在原有老建筑旁的空地上加建一或两个开间。有较现代的平屋顶也有较传统的坡屋顶形式，窗多为铝合金窗，少数有在红砖外抹灰，做立面修饰使用。剩下少量新建的、较现代的建筑，建筑多采用瓷砖贴面。层数较多，层高较高，体量较大。对古村落的整体风貌造成一定的破坏，也需进行改造。

二、主要问题及原因

1.传统风貌建筑质量普遍较差，现代多层建筑与整体风貌不协调九都村内很多传统民居建筑，多为木结构。40%的建筑质量较差，包括一些简易建筑。50%的建筑质量一般，还有10%则是居民新建不久，建筑质量较好。一些建筑中居住人口的密度过大，每户原有的建筑面积又都很小，因此私搭乱建现象普遍。又由于缺乏规划，导致布局凌乱，对整体风貌破坏严重。还有一些建筑由于内部缺乏良好布置，造成空间极大的浪费，导致居民感觉现有的面积不够用，而进行盲目的扩建。还有一些新建的多层建筑体量过于庞大，对村落风貌造成巨大的破坏。建筑外观不仅呆板平淡，还破坏了整体景观。

2.道路空间杂乱，缺乏通顺的街巷流线除了城镇道路较新，内部道路都比较杂乱，整体面貌缺乏整治。一些地方杂物占领了外部的街巷，还有些石板路遭到破坏未及时整修，雨水淋湿后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村内的道路标高较复杂，由于建筑钻空而建，常出现死胡同，因此缺乏通顺的街巷空间。

3.绿地空间零乱，公共空间不足村内除了沿主要道路和西南面有几块较集中的农田，其它都较散乱的布置在建筑间的空地上，环境等都缺乏治理。建筑原有的庭院空间也被违章建筑占领，杂乱无章。不仅缺乏供村民聚集的公共空间，景观小品及休息设施也很缺乏。

4.基础设施不完善，影响生活质量村内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排水排污设施，目前居民都是自由排放。卫生设施也很缺乏，厕所都是临时搭建的茅厕，没有化粪池，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地破坏。还有架空的电线，线路杂乱，老化现象严重。不但存在安全隐患，还严重影响街道风貌。

5.局部区域人口密度过大，且居民结构老龄化严重村内传统民居住户大多是世代居住于此，对自己的家乡既熟悉又有感情。年轻的一代都去县城或者城市工作，滞留于此的多是老人，年龄结构老化，经济自我再生能力不强。还有一些合院建筑随着家族的壮大，如今住了几十户人家，每一户都只有一个小房间，生活条件很差。

三、保护更新

1.保护范围

以刘基庙为核心保护区，其周边村落作为建设控制地带和风貌协调区。对于核心保护区，严格控制此范围内的建筑物、坏境不受破坏和改变。对于建设控制地带，严格控制此区域的建筑形式和建筑体量，新建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两层（檐口高度小于6m）。风貌协调区则严格控制此区域的建筑形式和环境风貌，建筑高度不超过三层。

2.街巷空间的延续

九都村的街巷应保持住原有的空间尺度，尽可能保持现有的建筑格局。对沿街建筑立面进行整治与更新，使新老建筑的立面协调统一。保留现有的少量石板铺地，对水泥地面进行改造，运用古村落常见的元素进行铺装。村落内以步行为主，严禁机动车驶入，在城镇道路沿线增加小型停车场。3.建筑风貌的整治与更新合理地对古村落的各类建筑进行保护、整治，才能有效地保存和延续历史文化村落的物质基础。根据村落建筑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几条措施。

（1）保护：对质量和风貌都较好地建（构）筑物，采取保存的方式；对个别构件加以更换和修理；对于风貌好而质量较差的建（构）筑物，运用当地传统材料及施工工艺进行修缮，使之修故如故；对于质量较好而局部风貌遭到改变和破坏的建（构）筑物，可运用当地传统材料及施工工艺进行局部翻修；对具有较大历史意义但已经遭到破坏或改变风貌的，可根据现状及历史资料，运用当地传统材料、施工工艺及历史资料进行重建，原址原样恢复旧貌。

（2）改善：对质量较好地建（构）筑物，将原有结构保留不动，进行局部修缮改造；对质量一般或较差的建（构）筑物，可运用当地传统材料及施工工艺进行结构加固、落架大修或重建；对传统风貌影响较大、运用整饬手段也难以达到效果的或建筑质量很差难以维修的危房，可根据现状及历史资料，运用当地传统材料及施工工艺进行重建，原址原样恢复旧貌。

（3）整饬：对一些与传统风貌不相协调的、严重破坏和影响古村落、古民居建筑风貌及其空间环境的现代建筑进行拆除；对传统风貌影响较小或视觉干扰不太大且质量较好的建筑，可采取外观和立面形式的整饬，使其高度、材料、色彩、门窗、屋顶等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对部分建筑范围基本不变得建筑进行原拆原建，优化建筑结构、平面局部和建筑立面，使得建筑空间的利用达到最高效，有效节省建筑面积；另外，可以对一些质量较好的建筑进行立面和内部改造。

（4）拆除：为了改善古村落的景观环境与公共设施状况，可以梳理背街小巷消防通道，打通院落间的必要通道，这利于文物建筑保护的空间营造；对于私自搭建又严重破坏原有建筑布局和历史空间形态的建筑，应予拆除。

（5）新建：为了补偿被拆除的建筑面积，可以在规划范围内进行选址。在风貌协调区较隐蔽的、较平整的场地新建一部分建筑，以就地安置被拆迁的居民。这样既能解决安置问题，又不会破坏区域的整体风貌。

（6）重建：村内原本拥有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三合院，但是在2012年2月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相关部门应努力恢复其原有的布局和建筑形式。

村落文化论文例3

鄞州地处浙东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素以“文教礼仪之邦”著称。是浙江的粮食基地，全区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由于众多因素，使最原本的农村群众文化的根基——村落文化几经起伏，呈现二极分化的趋势。群众文化根基部分的断裂，阻碍构建鄞州农村和谐社会的步伐，加强村落文化建设，已成为构建鄞州农村和谐社会中急需解决重要课题之一。

一、鄞州区村落文化的现状

鄞州“村落文化”可分为“亚城市近郊村落文化”、“风景旅游、园区开发点村落文化”、“中心集镇点村落文化”、“边远地区农村、山区村落文化”四个层面。

1、亚城市近郊村落文化

鄞州的地理位置从东、南、西三面与港口城市宁波毗邻，新一轮港口城市新城区的拓展触角已伸入鄞州与市区相邻的村落，造就了一批“亚城市近郊村落”，如石矸的塘西村、下应的王家弄村等村落。这些村落随着新城区的拓展，村民洗脚上岸融入城市产业大军行列。现代都市文化信息高速度、多渠道传播到村落，村民的信息文化、观念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完全趋向城市化。

2、风景旅游、园区开发点村落文化

鄞州境内山水文化、旅游文化资源丰富，国家、省、市级文化旅游景点有10余处。坐落于景区周围的村落，抓住机遇，开展了一系列与旅游文化配套的村落文化建设项目。如地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五龙潭风景区”周边的村落和被浙江省文化厅命名为“龙舟之乡”——东钱湖景区周边村等等，多层面，规范化的旅游文化拉动村落文化向地域文化、民俗特色文化方向发展。

3、中心集镇点村落文化

中心集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都市文化的集散地。中心集镇文化环境优越，文体设施健全，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大量的集镇文化设施坐落在周边村落辖区内，村落文化与集镇文化活动对象基本上以周边村落的村民为主体。如全国农村文化先进镇——邱隘镇的文化城、文化公园，活动主体就是周边村民，村落文化与集镇文化融于一体，在都市文化强烈辐射下，村落文化活动中“科普性、审美性、寓教于乐性”含量较高，村落文化向都市文化、集镇文化方向发展。

4、边远地区农村、山区村落文化

边远地区农村、山区村落占鄞州农村村落总量的60%左右。由于远离城镇，信息闭塞，加上现有企业和大部分青年村民的外迁，村级经济薄弱，村民消费观念陈旧，村落文化以残存的传统文化为主体，活动对象以老人妇女为主体。活动内容陈旧，活动对象单一，使这些村落文化建设严重滞后。每年1-2次的文化“三下乡”活动成为村民的文化期盼。

二、村落文化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村落文化建设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村落是重点，文化是支点。村落文化是灵魂，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提供保障体系、和谐环境和道德规范。村落文化所特有的沟壑、融合、激励的积极作用，具有支撑力的作用。建设农村和谐村落首先要增强村民之间相互沟通，通过文化活动为村民提供参与和交流的机会，如农村文化活动室建设，农村科普活动的开展，农村的业余文艺团队的普及等等。村民在参与文化活动中互相交流，形成认同感和亲情感，从而缓解各种矛盾的产生，缓解了二极分化造成的社会心理危机，保证农村社会安定团结。

2、村落文化为创建农村的和谐村落提供智力支撑

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绿色农业文化、生态农业文化、观光农业文化”等一系列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村落文化必须从纯娱乐性、趣味性的旧模式中摆脱出来，向知识型、科普型、现代高科技农业发展过渡。集科普性、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能保持村落文化对构建农村和谐村落的支点作用。如省级文明示范村——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开发了上千亩桑果园，以生产桑果酒而盛名浙东。同时湾底村十分注重村落文化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创建了“天宫庄园”农家乐旅游景点，以生态农业文化、休闲农业文化、观光旅游文化为村落文化发展方向，拉动村级经济发展。举办以“和谐新农村，生态城乡游”和“寻找梦里田园，完美乡村体验”为主题的“和谐鄞州欢乐城乡游暨天宫庄园桑果文化节”，活动内容新颖、文化含量高，吸引了省内外大批游客。既提高了湾底村的知名度，又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3、城乡文化联动，构建农村和谐村落

城乡文化联动，共建文明单位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构建农村和谐村落的有效途径。鄞州区自2004年初起开展“城乡联动，共建文明单位”活动，在区委宣传部牵头下，23个行政村与23个省市文明单位结对，通过“思想道德共教、经济发展共促、文明新风共树、文化活动共抓”等七方面联动和共建，至该年底就有18个行政村成为宁波市文明村。2005年第二轮城乡文化联动活动中又有18个行政村结对，将现代社会高科技信息、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先进的城市文化理念引入农村社会之中，引导农民正确的处理集体与个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使农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为构建农村和谐村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扎实的基础。

村落文化论文例4

一、论文数量上的动态变化梳理 

从这15年的总目录上看，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见图1）。具体说来，2000年到2001年之间有一个小峰值，2002年却有较大滑坡——从2001年的12篇掉到2002年的2篇。2003年到2006年论文数量稳步增长，但每年都没超过10篇。从2007年开始，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相关论文数量增长加快，每年论文数量都在10篇以上。2008年到2012年是论文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且在2011年达到峰值25篇。从2013年开始论文数量又呈下滑趋势，2014年仅有8篇相关。 

自2006年起，《建筑学报》几乎每年都加设和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关联性较强的专题。例如，2006年开设专题“村镇建设”；2008年开设“遗产保护”；2009年开设“村镇建设”；2011年“村镇建设与乡土建筑”及“新农村专刊”；2012年又开设了“历史城镇保护与发展”和“村镇建设”两个专题。这些专题的设置显示了《建筑学报》对于中国快速发展中乡村建设问题的高度关注，从侧面也可窥见乡村聚落和民居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被日渐重视和认可。 

从的关键词来看，可把176篇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成12大类（见图2），分别是：“地域性建筑文化”“传统技术及当代生态技术”“保护呼吁及策略”“保护规划实例”“特色民居空间分析”“特色聚落空间分析”“旅游开发及生态村”“社区参与和乡村建设”“更新模式和机制”“名村名镇评选”“更新实例及灾后重建”“景观及其它环境”。 

从图2可以看出，在这15年中讨论最频繁的主题是 “特色民居空间”和“特色聚落空间”，此类论文共有43篇，占论文总量的246%；其次是有关“保护呼吁及策略”以及“保护规划实例”方面的论文，共有39篇，占论文总量的223%；以“新农村建设”“乡村建设”以及“社区参与”为主题的论文，共有24篇，占论文总量的137%；围绕“名村名镇评选”的文章篇数最少，仅有3篇。其它类议题和观点的相关论文在4-18篇之间不等。例如，“地域性建筑文化”有18篇；“传统技术”及“当代生态技术”有13篇，民居和乡村的“更新模式”探讨有10篇；“旅游开发”和“灾后重建”分别有8篇；“景观和其它环境”有9篇。不难发现，对于民居聚落的“特色空间”研究和民居聚落的“更新保护”研究是这15年的重点和热点。“社区参与”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在2006年后呈快速上升趋势。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不断深化，这方面的论文已经成为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的又一热点议题。 

二、论文议题及重要论点梳理 

（一）乡村聚落及民居特色空间分析 

从上述论分析可看出， 近15年来， 对于乡村聚落及民居“特色空间”的讨论最为频繁。这个议题可以细分为以下三方面内容： 

村落文化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1-0095-06

从人类文化多样性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是人类所期待的。没有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没有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化竞争的动态性就难以为继，这会直接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化要得到发展，就必须要求自身具有多样性，单一的、没有内部差异的文化是不能指望它会向前发展的。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时代“先进发达”的文化事实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无一不是在异种文化的互动与冲突中实现的，无一不是在兼容了异民族文化事实之后生产出来的新型文化事实体系。正如尤尔夫・汉纳尔斯（Uif Hannerz）所指出：“世界的体制与其说是创造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的同质文化，不如说是一种多样性代替另一种多样性；新的多样性更多地建筑在相互关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主性之上的。”[1]35天生优秀的文化从来就没有过。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没有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互动与冲突，就不可能造就新型的发达文化，更不可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各民族文化都是人类的创造，都有其可取之处和存在的价值。因此，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不仅不是累赘，反而是人类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是社会发展的资本。若是抛弃或无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无异于毁掉和丢弃了人类的智能库存，使人类失去了创造发明的凭借。没有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必将失去其宝贵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过去单纯引进社会资本、依靠旅游开发的保护模式已使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危机。这样的保护机制不仅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隐患，还损害了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2]56。为此，传统村落保护则需另辟蹊径，就是要立足于当地的文化生态特征，从保护行动的启动就立足于此前已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去规划和实施保护行动，这样文化的适应功能、环境的自我修复功能以及社会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都可以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文化生态可以归结为7个字，即人、文、地、产、景、史、神，而传统村落保护就是要对上述7个维度实施保护和传承。

一、文化生态概述

“文化生态”这一专用术语从提出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70个年头。其中，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接纳、阐释到付诸应用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而且充满偏见的过程[3]100。时下，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大致包含着如下三大范畴：其一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文化的生态”。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民族文化所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相关的人们需要利用它，有的承认它的客观存在，还得想方设法对它加于适应[4]2。做出这样的理解显然是立足于文化本体而做出的认识，文化是当之无愧的主体。其二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生态的文化”，甚至将这个术语改成“生态文化”。其主体显然是生态，而非文化[5]8。也就是说，特定的自然必然模塑出特定的民族文化来。这样的理解与20世纪初流行的“地理决定论”存在着学理上的传承P系。其认知取向是要致力于探讨文化多元并存的自然原因。但这种思潮的危险性在于它会在无意中淡化甚至抹杀人在社会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曲解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其三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文化加生态”。也就是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既要关注文化，又要兼顾到生态背景。人类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尽可能地避免过犹不及现象的发生[3]100。做出这样的认识，只会导致具体的措施在实践中变得无所适从，从而在文化与生态之间摇摆，结果会导致对两者都失控。

上述三种理解在当下我国的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中总是以表面上互有区别的方式反复出现。在思路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只能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进行，结果上述三种理解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几乎没有一次是真正执行到底的。一旦碰到实际困难，保护者就会轻率地半途而废，不管其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责任一过，都难于问责，也没有人敢正视导致曲折和失误的认识根源，从而不了了之。为此，正本清源，反思“文化生态”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面临两大来自学理层面上的挑战。其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否需要对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做出适应，甚至是有没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适应？其二是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适应，而且能够取得理想的成效，那么人类社会下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又在哪儿？前一项挑战是针对此前的人类学研究惯例而来。在此前的人类学研究中，学者们一致认同，所谓“文化”仅指人类行为的综合体系[6]。其功能表现为保持人类社会的协调与繁荣。至于人类所面对的无机背景和生态背景，那仅是客观的自然存在。人类的职责和禀赋仅止于如何去消费和改造它们，无需对它们的存在担负任何意义上的维护责任。反正，无机背景和生态背景肯定会存在。人类的维护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在不同的研究者中，有人习惯于认定人类是为了自己而生存，环境则是均衡地服务于每一个人[7]6。通俗一点来说，要么就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不信上帝的人则可以改为“人人为自己，自然为大家”。正是受到这种思维惯例的左右，人类学此前先后兴起的各种学派，都致力于探讨文化是如何节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于他们之间要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则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研究的范畴之外，并且认为那是地质学和自然史研究的范畴，与人类学毫无关联。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学术视野的展拓，原先极为自信的学者们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8]45。因为他们开始接触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文化。这些陌生的文化和环境不仅可以证明它们确实客观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地渗入自然的实际生活之中，明显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9]。为此，文化和环境不得不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实体去加以认真对待。

从学理上讲，人类学从发端之日起，就引进了生物进化理论，而且用这样的理论指导了该学科的发展，以致于基本研究思路必然体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进步，人在进化，文化也在进化，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在进化。而进化的指向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效到高效，从愚昧到文明[10]70。按照这样的思路，确实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甚至左右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流思维方式。但在引进“进化论”的同时，由于研究的对象与生物学截然不同，以致于在无意中搁置了生物进化理论的某些关键内容，其中就包括“适应”这一不可或缺的范畴。事实上，在斯图尔德之前，人类学家在讨论“文化进化”时，在讨论文化的结构功能以及文化的社会效应时，都在有意和无意中淡化甚至是搁置了文化也需要适应于所处的环境这一基本内涵[10]70。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主流社会确实碰上了与此相关的大麻烦，对新接触的环境和文化，都表现得束手无策[11]46。这一客观现实在人类学领域的反馈就表现为必须正确对待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概念，承认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对文化的分析和探讨。斯图尔德在这一问题上则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从学理的层面正面肯定了文化也必须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文化的进化论才得以健全和完备[12]。而这正是后世将他开创的学派称为“新进化论”的理由所在。文化需要适应于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一经确认，却必然派生出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大问题[13]10。既然人类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千姿百态，文化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后，由此而建构起来的文化就必然具有特异性，必然要与其他文化拉开很大的差距，甚至是整体性的差异。那么文化的进化就不可能走一条完全相同的路径，而肯定会分道扬镳。文化的多元并存，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无法回避的人类社会惯例[14]56。要知道，这样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几乎是颠覆了此前的众多学派的理论依据。这样的学术思想遭到了各式各样的反击和质疑，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学术发展，不但超出了传统学者的预料，而且也超越了斯图尔德本人的预料。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和例证可以不断地提供生动的例证，足以表明文化确实需要而且可以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但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因为文化还得适应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异民族的并存，民族群体的合力，民族之间的利益分享，短暂的社会事变，等等，都会向多文化的有效性提出挑战。这将意味着有关文化适应的认识和理解在内涵上都还需要扩充。文化适应的对象应当是性质各不相同的两类环境，即生态的和社会的[15]323-394。但事实上，无机环境也得加以适应。于是，文化的适应理论自身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但与此同时，将文化与生态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再认识，而这正是“文化生态”概念提出的学理依据。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中期以前，学界所探讨的生态其实仅是人为划定的具体单元[16]296-297。一个动物的种群或者一个植物群落，甚至小到一杯水所包容的微生物，都会很自然地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磨合与互动，很自然地成了研究的主题。其研究结论又都表现为它们全是纯自然的客观存在，遵循的是一般性的自然规律。至于一个范围更广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综合体，又将如何呢？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当然也不可能注意到，一个生态系统一旦形成，它至少在一定程度内凭借其总体的运行和延续，可以改变客观的无机背景。20世纪中期，随着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相继问世，生态学家对生态认识的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7]。他们开始注意到所谓生态系统，其实是一庞大的体系。它能够自立成活，自主运行。靠其合力完善了生存的环境，可以求得更大的发展，于是生态学几乎是水到渠成。这样的学术思潮变动，对人类学研究同样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与人类打交道的生态系统显然不是毫无知觉，不能对人类的存在做出反作用的无机物，而是能够对人类的活动做出它特有反馈的生命存在。只要生命不终结，生态系统对人类的影响就永远具有“活性”，而不会听任于人类的摆布。生态学做出这样的认识，必然会引发文化适应理论的复杂化。人类适应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对人类做出它自己的反馈[18]45。这样的反馈对人类社会而言，既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灾难。人类对这样的反馈又得做出新一轮的趋吉避凶。这将意味着文化适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创举。斯图尔德明确指出，研究文化的变迁绝对不能排除生态系统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12]。正是得益生态学的这一新发展，这也是“文化生态”概念必须提出的另一个学理挑战。

“文化生态”虽说是斯图尔德凭借“理性”的逻辑推理而提出的新概念，但这一新概念，却不是无法实证的抽象理念，而是一个经得起验证的实体。就生态而言，它可以经过资料收集和综合对比，证明其性质已经渗入了文化的成分。它的结构内容和运行方式都打上了相关文化的“烙印”[19]4。就文化而言，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和理解已经不再是纯自然的存在，而是按照文化的需要对生态系统的构成做出了价值不等的评估，并能对这些评估的对象和结果施加人类的影响和作用，致使其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与纯自然状况不同，而是按文化的需要去保持其存在和运行。或者说，在文化生态中的生态，可以证实其已经渗入了文化的内容，就其文化而言，也渗入了生态的内涵。文化与生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可以稳定和谐共荣并能保持稳定延续状态的实体。这才是斯图尔德所理解的“文化生态”的实质。将它称为“文化生态共同体”，则更适用于汉语表达的惯例。斯图尔德将“文化生态”确认为文化变迁研究的基本单元，其意图正在于确认这样的基本单元能够贯穿进人类社会的始终，是一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12]。因而，“文化生态”使用于一切文化的分析需要，其中也自然包括本文所关注的传统村落保护问题。

二、传统村落的保护维度

传统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根脉，是农耕文化的精萃，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及受到经济发展、旅游业冲击、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和自然力的破坏等因素影响，大批优秀的传统村落连同其所承载的文化正逐渐消失[20]156。为此，实施传统村落保护理应是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传承与保护的原则必须确立为活态保护和传承，必须给被保护的传统村落赋予现代化的活力，使其文化经济处于可持续的活态运行状态，这样传统村落保护才能落到实处。因此，需要从文化生态视野下的人、文、地、产、景、史、神等7个维度去推动传统村落的现代化创新。只有这样，传统与保护才能被现代社会所接纳，村落居民也才有信心和决心。

1.传统村落的“人”。毋容置疑，“人”是村落中的“主体”，传统村落的所有活动都是靠村落的居民一一完成。但在活动中不同群体的角色不同，仪式活动从主持者到组织活动的寨老、族长，甚至村落公职人员，从活动的当事者到活动的参与者，从本村人到外村人，从血亲关系成员到姻亲关系成员，从艺人到民众，从歌手到舞者，从男人到妇女，从老人到儿童，等等，他们在村落活动中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各不相同，但又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村落的具体活动。因此，在村落保护行动中，对这些人物角色的分类与权责进行调查研究，可以精准把握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机制。因此，传统村落保护必须立足于“人”的基础之上，以村落里的“人”为主线，立足于当地文化生态特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擅长什么，进而实事求是地制订保护计划和实施村落保护。只有这样，传统村落保护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总之，“人”不仅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而且他们的智慧与能力在传统村落保护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往的传统村落保护之所以成效不大，主要问题在于忽视了“人”作为村落主体的智慧与能力。

2.传统村落的“文”。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不论其大小，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片特有的自然生存空间的自然特性就构成了这个民族的自然生存环境。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的创造中，都在有效地利用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模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事实体系。一个民族在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培植与作用下，这个民族及其文化慢慢地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作为利用和协调该民族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文化事实也得以形成并不断地完善。为此，在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中，对“文”的保护研究，不仅可以系统完整地理解村落社会的文学艺术，而且可以通过对这些文学艺术所展示的时空场域，更深切地理解当地村落文学艺术的“乡土性”与“生命力”，找回乡土美学的本真，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找到生命路径。

3.传统村落的“地”。“地”在村落社会活动中可以系统地展现当地人对所处自然环境的认知与改造历程，在此基础上使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如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中就分类出了“食物”“药用”“竞技”“工具”“禁忌”，等等。对传统村落的“地”的保护在于揭示自然环境不仅可以模塑民族文化，还可以在稳定民族文化延续的同时，揭示在村落社会中的地理环境是文化取法与加工的对象。同时，还在于揭示地理村落是文化取法与加工的对象，是文化构造的本底构成，是村落社区保护的基础所在，更是村落社区营造的自然源泉。

4.传统村落的“产”。“产”是对所保护村落生计模式的理解。生计模式是一个经济生活演进的结果。以揭示村落社区如何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达到耦合，实现文化的诱致性变迁。比如在少数民族的农耕文化展示中，既有汉族农耕文化的共同特点，又有稻作文化的若干相异之处，如它有自己独特的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生产方式，与之匹配的文化具体内容，如太阳神崇拜、雨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牛崇拜、农耕风俗与农耕歌谣，等等。对传统村落“产”的保护，目标在于通过对特定村落的经济生活方式的保护，揭示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的耦合历程。

5.传统村落的“景”。村落文化是在村落社区特定的空间环境开展的，特定的空间环境都由不同的“景”（自然之景与人文之景）所构成。这样的文化空间涉及到从村落的公共空间到家族的公共空间，从村落神圣空间到家族的神圣空间，从村落的世俗空间到家族的世俗空间，从家庭的私人空间到个人的私人空间，从性别的神圣空间到性别的世俗空间，从年龄层次的活动空间到性别群体的活动空间，等等。村落民间活动在这样复杂的空间进行有序的切换，这样的空间布局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可以说，传统村落的“景”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多得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园。为此，通过对“景”的保护研究，可以把握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质。

村落文化论文例6

1.1历史文化村落特征研究

不少学者从生态学、建筑学、景观学、文化等方面对历史文化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构造、村落空间、村落景观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归类.如彭一刚(1992)分析了传统村镇聚落物质空间形态特征[1].刘沛林(1998,1999)认为古村落的形态和空间布局普遍受到宗族礼制、、风水观念、防御意识和诗画境界等人文理念的支配[2].

段进等(2001)以太湖流域古镇为例系统研究了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群序结构和拓扑关系[3].孙大章(2004)将聚落按布局形制分自由式、线型式、街巷式、梳式、组团式、轴线式和围堡式[4].何依(2011)以山西苏庄历史文化名村为例分析了家族姓氏与村落空间的耦合关系[5].还有大量研究以案例村落为对象,分析了其建筑特征、空间形态以及价值等.

1.2历史文化村落演变更新及动力机制研究

村落演变方面,赵勇(2005)将中国古村落的主要成因归结为地理环境封闭、自然资源禀赋好、宗法制度较严和文化的认同.部分学者以特定地域为背景,分析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村落演变及其发展历程:陈伟(2000)论述了徽州古村落的形成演变与两次文化嬗变的关系[7];周庆华(2009)结合陕北地区探讨了聚落演化的生态动因、适宜模式[8];郭晓东(2007)从形态空间和社会空间两方面解析了秦安县葫芦河流域乡村的聚落演变[9];林涛(2012)对浙北乡村集聚化及其聚落空间演进模式进行了研究[10];张杰,庞骏(2012)以历史文化名村福全空间演变为例,构筑了系统协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国家制度与大事件是引发古村落空间演变的关键因素[11].程海帆等(2011)在基于旅游发展的背景之下,探讨了传统村落更新的动力机制[12].

1.3村落保护及规划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包括保护理论研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评价体系、保护内容、保护措施与方法,整治技术,保护与发展的模式等.

评价体系方面,朱晓明(2001)从古村落历史价值、基础评价和居民意向三部分价值评估内容,提出古村落的评价标准[13].赵勇等(2006,2008)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遴选了15项指标构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指标体系[14-15].邵勇等(2012)以中国的历史文化村镇的特色以及价值评价为基础,对综合评价的特征与方法进行研究,阐述综合评价体系建立的目的、原则、层次和框架[16].周轶军(2011)等探讨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在地域化实施中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调整和补充[17].

保护内容方面,赵勇等(2004,2008)提出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类型和确认标准以及保护原则及措施,保护理论、内容与方法[18-19].王景慧(2004)指出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要按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办法来保护它的整体环境风貌[20].方明等(2006)提出历史文化村镇中的传统建筑保护采用修复性再利用、改建性再利用和废物利用三种方式[21].余压芳(2011)认为文化空间是村寨保护当中最为敏感的区域,将文化空间分为地点主导型和时间主导型并提出保护建议[22].

保护与发展模式方面,赵勇等(2012)回顾3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发展历程[23].不同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了生态博物馆模式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中的实践[24-26].樊海强(2010)提出了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三位一体模式,由保护、经营和监管三个子系统构成[27].刘奔腾(2012)探讨了社会转型期江南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模式[28].

  在措施与技术方面,朱晓明(2000)探讨了古村落的土地整理问题[29].邓晓红,李晓峰(1996)认为按照生态控制论原理来控制聚落发展是解决文化传承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30].黄家平(2011、2012)等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进行了建构,并分析了其采集方法[31],以及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技术路线,导控体系[32-33].

1.4旅游开发研究

乡村旅游研究近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具体到历史文化村落,包括旅游开发对策、发展与管理、旅游对村落的影响、市场与旅游行为等.

吴文智(2002)以皖南古村落为实例分析,认为旅游地的发展一是由非理想区向理想区方向发展的良性持续演进模式;二是保护、开发状况不断下降的非良性演进.

刘沛林、申秀英(2004)分析了中国村落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35].吴承照、肖建莉(2003)结合高迁古村,[36]从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文化经营与社区旅游、生态安全与容量控制分析了其制约因素及对策.汪森强(2002)以宏村为例,认为应创新保护体系才能处理好政府、旅游企业和村民的关系[37].冯淑华(2002)认为城市旅游者是古村落旅游客源市场主体[38],古村落与中心城市空间关系影响着村落游客的流向流量.

车震宇(2005)以黄山市、大理州和丽江市村落为例,研究了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形态变化,把旅游村落分为渐变型、稳定型、突变型和恢复型4类并总结了它们的主要变化特征[39].程静静(2012)等以安徽黟县6个村落为例,构建了生态环境、规模、景观特色和管理服务4个因素的20个三级观测指标因子组成的旅游村评价指标体系[40].关于游客感知,戴永明(2013)研究高"真实性"古村落旅游产品的游客认知为古村落旅游产品设计和主客互动平台搭建提供意见和建议[41].戴林琳(2011)以乡村节事及节事旅游对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影响差异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不同地域居民对同类节事的感知差异[42].李萍,王倩(2012)以安徽齐云山为例探讨了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43].

1.5其它

预警及监控研究:赵勇(2008)以周庄为例,探讨了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预警及方法[44].张淞茜(2012)胡潇方(2008),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监控系统,历史文化村镇文化空间保护预警系统搭建及指标体系中评价因子的选择进行了探讨[45-46].量化分析研究:如蒲欣成(2012)对传统乡村聚落二维平面整体形态进行了量化方法研究[47],

王昀(2009)通过聚落配置图的数理解析,研究了聚落的中心、领域与聚落形态的关系[48].防灾研究:贺为才(2010)以徽州古村石家村探讨了村落防灾综合规划的历史经验[49].法律法规研究:如王晓林(2010)以云南省地方立法为例,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地方立法展开研究[50]. 1.6小结

综观近十几年国内历史文化村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旅游发展、特征价值和形成演变几个方面,并形成了多学科参与的局面.由上个世纪重视特征价值研究转向演进及动力机制的探讨,对指标体系的研究日益深化.历史文化村寨的保护内容、保护规划是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领域,在大量案例村落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体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更多探索,但距离体系建立尚有一定距离.对历史文化村寨保护与发展的保障体系及保护制度等问题有所涉及.量化、防灾及保护预警等研究尚处于起步之初,有待深入.

2、贵州历史文化村寨概况

贵州省为多民族聚居的喀斯特典型地域,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特殊性,使得至今大多数的聚落空间保留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浓郁的民族文化.上个世纪90年代,在贵州境内建立了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2002年6月贵州省民族村镇保护与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以"黔联呈(2002)3号文件"向全省各地下发了《关于公布全省20个重点民族文化村镇的通知》,其中包含了16个村寨;2003年至今贵州共11个村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共计5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名单,占全国总数的8%,居西南地区之首;2009年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名单的通知(黔府发〔2009〕29号)公布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8处;在2012年和2013年分两批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中,贵州共计292个村落进入名录,占全国总数的18.7%,居全国前列.

3、贵州历史文化村寨研究进展

3.1综合调查研究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ToriiRyuzo)对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少数民族进行"文化寻根"田野调查[51].2000年受国家建设部委托,阮仪三教授组织和指导同济大学师生进行了黔中地区历史村镇的调查,调查结论认为黔中地区的历史村镇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52].21世纪以来,云南大学组织了一系列民族村寨调查,涉及到贵州境内大方县红枫村调查和黎平县九龙村调查[53-54].1983年开始,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民族研究学会具体组织了大型的综合性的民族调查,该调查以贵州省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境内的六座大山、六条大河命名,涉及了贵州大部分范围,称为"六山六水"调查,最终汇集为《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共计10卷,600余万字[55-57].这些田野调查及基础资料收集汇编,为历史文化村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3.2村落特征研究

包括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构造、村落空间结构、村落景观形态研究等,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着作成果、论文成果以及图集等.

涉及到贵州历史文化村落空间及景观形态的研究包括《山地住宅建筑》、《中国民居研究》、《干栏式苗居建筑》、《老房子·土家吊脚楼》等,主要着眼点集中于民居建筑.20世纪80年代之后,从单一的民居建筑保护向聚落整体保护方向发展,如1992年斯心直的《西南民族建筑研究》、蔡凌《侗族聚居区的传统村落与建筑》、戴志中与杨宇振《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毛刚《生态视野-西南高海拔山区聚落与建筑》、杨昌鸣的《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这些着作以西南地域为研究背景,涉及到贵州苗族、布依、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建筑形式、构造、与地形地貌结合以及聚落空间形态研究.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工作的推进,涌现了一批以贵州地域作为背景的研究成果,贵州省建设厅编着《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贵州乡土建筑》(2006)、罗德启《贵州民居》(2008),针对贵州典型民居及乡土建筑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展示.此外,民族类别的村落研究中,侗族村落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包括聚落形式、建寨规则、空间艺术、建筑形式、民族文化交融带来的影响等[58-60](顾静、周振伦、蔡凌,2005).在村落景观形态方面,余压芳(2010)以六枝梭嘎为例,剖析了低碳景观在村寨中的要素构成、成因与趋势,并探讨了适应性的文化保护模式[61].王红(2005)以贵州增冲为例,进行了侗族村寨的生态空间形态现状分析,运用弹性理论进行空间的预测分析,分析了其斑块-廊道-基质空间生态模式[62].各专业人士(余压芳、刘建浩,2011;周颖悟,2008;周真刚,2013)针对贵州特定村落的空间形态、景观格局、自然环境等在各自领域内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63-65].

3.3保护与规划研究

随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广泛实施,城乡规划、建筑设计、市政工程等相关专业结合实践项目,探索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

罗德启(2004)梳理了贵州村镇保护实践历程经历,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66-67]并认为保护和利用的矛盾中,应多利用,少开发;村镇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其变化不可避免,"变"应在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基础上进行.胡朝相(2011)对贵州民族村寨两个任务--保护文化和消除贫困,提出了具体措施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协调方式[68].

各设计机构设计人员(张奕龙,2005;余军等,2012;赵爱克,2005)以特定历史文化村落规划为案例探讨了规划编制原则、整治规划、保护措施、保护整治技术等方面的内容[69-71],从工程建设角度梳理了保护整治规划的作用和基本内容(陈隆诗,单晓刚2011;罗松华,2006)[72-73],其中,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村镇小康住宅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子课题之一"贵州民族村镇住宅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研究与应用",结合实践工程探索了民族村镇保护的保护实施技术.王红(2013)以贵州"那灰村"为例探讨了GIS在保护规划前期现状分析评价中的应用[74].

3.4生态博物馆研究与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完成了对30多个少数民族村落的调查之后,遴选出来进行试点建设的雷山县苗族聚居的郎德上寨明确将整个村落视为博物馆的单位界域,成为贵州第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吴正光,1985)[75].也是我国最早的生态博物馆之一.1997年开始,中国和挪威合作,陆续在贵州省六枝唆嘎村、黎平堂安村、锦屏隆里村、花溪镇山村建立了生态博物馆.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博物馆编《朗德苗寨博物馆》对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朗德的建设历史和实践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调研和探讨.部分学者(余压芳2006,2012;杨政文2008)对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应用方面进行了一定研究,包括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应用,贵州各生态博物馆实施情况及效果跟踪[24-26].

3.5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

对村落文化内涵的研究集中在民居建筑及村落文化空间,解读了特定案例公共空间及民居的文化性(肖冠兰;彭丽莉;王蕾

蕾,何颖娴2006)[76-78],认为文化空间是历史文化村寨中敏感区域,文化格局显着地影响着当地传统乡土聚落的空间形态、文化释义、民俗表达活动等的发展与变迁(余压芳,2011)[22]. 一些研究(向富华,2011;刘俊娟、李海,2012;龙启德,2008)主要关注了贵州村落旅游发展的模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策[79-81]:如蒋焕洲(2010)提出贵州村落应坚持以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强调保护文化的原生态;并认为建立政府、企业、村民之间合理的责权机制是保护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主张构建村寨旅游开发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82].随着近年保护开发历程的推进,村落景观、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余压芳(2009)根据镇山村变迁,认为保护理论及措施的变化与村寨景观形态变化之间呈现中度相关,而村民价值取向的变化与村寨景观形态变化呈现高度相关性[83].何景明认为旅游并非造成当地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东道主有融入全球化的"自我决定权",政府在旅游市场形成后应规制与民争利,并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让位于社区主导[84].杨正文(2010)以上朗德村为例,展示了上朗德村在发展旅游与文化保护方面多年的探索与经验[26].杨建春、吴建国(2012)以"经济-文化人"假设作为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结合贵州朗德上寨分析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互动的原理和机制[85].

3.6村落保护规划管理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相关法规的完善,贵州历史文化村寨的保护工作日渐规范:大部分进入保护层次的村寨建立了村寨文化资源档案,对各级文物实行挂牌保护;规划的编制、审查及审批情况更加规范严谨;各地制定了地方性保护办法,使保护工作的管理、执行与地方情况相结合;对国家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完善和文物古迹进行修复.近年来贵州各地州陆续组织了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的编制工作,如鲍屯村、楼上古寨、上朗德村、增冲村等已完成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编制审批工作1).

4、结论

贵州历史文化村落在全国范围内占有较大比例,既往研究已形成建筑学、城乡规划、景观生态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参与的局面.其中关于少数民族建筑特征、少数民族村落景观特征以及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对我国历史文化村落理论体系的完善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相较于国内有关历史文化村落研究的现状而言,以贵州作为地域单元背景的村落研究缺乏系统性,成果零散,部分研究领域空白,亟待补充和深入,具体如下:

1)防灾及市政基础设施研究尚未起步:贵州省超过73%的面积为喀斯特地貌,是世界上喀斯特最为集中分布的地区.陡峭的山地环境,临水而居的聚落选址,隐藏着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隐患;此外,村落大多数都采用木结构建筑形式,火灾一旦引发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大部分历史文化村落存在着防灾薄弱,市政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现实处境,而针对贵州特殊地理条件的村落防灾及市政设施研究成果几乎为零.

2)资源普查鉴定研究成果尚待充实:在2012年传统村落普查行动开展期间,贵州历史村落资源普查鉴定得到极大的充实,但目前尚未体现到研究成果中.

3)旅游开发对村落保护的影响反馈研究不足:村落的保护预警系统研究和旅游开发行为的评价反馈机制及环境影响预测等研究尚未起步.

4)历史文化村落近现代空间形态演进、动力机制探讨研究有待加强:对贵州历史村落近现代演进变化,演进模式以及动力机制缺少系统性深入的研究.贵州喀斯特地形地貌及少数民族聚居文化背景具有区别于其它地域的特殊性,加强对其近现代空间形态演进及其规律的研究和动力机制的探讨,才能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和指导.

村落文化论文例7

2．国外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2．1乡村地理学研究

国外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始于乡村地理学。该研究阶段主要研究乡村聚落与地理环境。1826年杜能提出古典农业区位理论，运用经济学分析生产区位与消费区位间距离，得出在空间上农业生产方式显同心圆式圈层结构。1841年德国科尔首次系统阐述聚落的形成，对大都市、集镇和村落等类型的聚落进行比较分析，论述了聚落分布与地理环境及交通线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地形对村落区位的影响［3］。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创立中心地理论，为乡村地理学和空间聚落研究做出突出贡献。20世纪60年代起，学界更加专注乡村社区演变与重构、开敞空间保护、乡村矛盾冲突等问题。

2．2乡村发展研究

20世纪中期，人口由城市转向乡村，乡村发展模式在利益驱动下发生巨变，景观和空间形态改变，欧洲国家乡村问题突出，乡村经济振兴需谋求新的出路，工业化、城市化作用于乡村，带来褒贬不一的影响。该时期研究重点拓展到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等更广阔的学科领域。汉森提出政府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支持，尤其是教育、技术的投资，进行迁移援助计划的申请，从而转移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4］。托马斯分析了英国农村的交通问题，认为应该建立政府基金，负责大部分农村的服务资金，用于建设城乡交通网络［5］。布恩斯探讨了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对乡村聚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公共政策［6］。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乡村作为工业拓展空间被大规模占用，城乡差异逐渐缩小，但是传统的乡村空间形态改变，社会结构面临重组，聚落内部出现“空心化”，村落出现无序或蔓延现象，大规模的工业化促使乡村资源大量开发利用，超过乡村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破坏。此外，学者认为乡村发展必须注重城乡互动，指出政策制度对于乡村发展所起到的作用［7］。

2．3乡村转型研究

近二十年，西方国家普遍进入后城市化时代，城郊乡村开始依托城市主体谋求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但总体环境却因居住空间拓展、社会阶层混杂、生态空间占用而恶化。而距城市较远的偏远地区乡村依然贫穷，交通不通畅，自然文化遗产不受应有的重视而屡遭破坏，随之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变迁进程缓慢。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宣言》中，联合国“人居环境中心”明确提出要突出可持续的人居环境发展观，强调必须使城市、城镇和乡村不同层次的人居环境均实现可持续发展。2004年联合国于世界人居日，再次明确提出城乡关联发展。这一时期的乡村转型研究关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乡村功能和乡村空间的转型，倡导开放性的乡村空间。

3．国内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我国真正的系统研究乡村人居环境起于20世纪90年代，集中反映在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上。

3．1建筑学与城乡规划学研究

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者针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环境巨系统开展探究。吴良镛最先提出中国人居环境研究理论，建立起人居环境研究基本理论框架，为中国人居环境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8］。雷振东、刘加平等注重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研究，关注村落发展模式［9］，注重探索乡村建筑设计模式，推广生土建筑。李昌浩等主要研究人居环境中的建筑设计，侧重于微观住宅设计的节能系统、生态系统建设，在实际的农村住区建设中采用新理念、运用新技术。赵万民针对重庆地区山地人居环境建设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重点研究山地人居环境［10］;赵炜根据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的发展过程，提出山地人居环境的总体发展思路［11］。

3．2地理学研究

从地理学层面来看，乡村人居环境偏向于类型研究、乡村聚落区位分析等宏观研究。乡村聚落重构、乡村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整治等问题成为研究重点。自然地理学者从地形、地质、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方面研究乡村环境演变，如甘枝茂等研究了陕北黄土沟壑的乡村聚落土壤水土流失情况，提出防治措施［12］。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更关注乡村土地利用状况、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自然环境保护的互作用。王成新等总结村落“空心化”的发展阶段，从规划设计、管理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探讨解决措施。

3．3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更加关注乡村政治、社会变迁及文化转型。周世亮通过实证研究村庄政治文化变迁，分析中国城镇化对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影响［14］;陈玉平重点研究乡村转型对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15］。朱康对关于乡村文化转型的认识，提到乡村城市化的问题，认为乡村社会分化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同时城市社会规范深入乡村，在矛盾和冲突中，实现城乡整合，伴随着文化镇痛［16］。然而，乡村文化演变过程在空间上的特征和具体行为研究仍不深入。

4．目前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4．1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各学科割裂、创新性不足。

国内外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尤其集中于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学科。但乡村人居环境理论仍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学科间缺乏通力合作，沟通不足，割裂明显，各领域研究较为片面。深入乡村内部，对乡村行为主体与乡村人居环境之间的行为影响研究、乡村聚落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比较欠缺，研究的内容宏观，对于解决问题适用性不强，研究成果生搬硬套，较少考虑不同地域的需求。

4．2研究方法传统，资料来源有限，实时研究技术运用不广泛。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目前的研究方法单一，多为经验性研究，累计积累素材进行阶段性整理和总结，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空间分析技术(RS－GIS)和实时动态监控等技术手段未得到普及，造成科研成果滞后，不能及时反映乡村发展问题。调研资料来源有限，影响科研进度、精确性和科学性，不利于掌握乡村聚落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5．对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相关建议

5．1强调学科交叉渗透，着重进行基础理论建构

乡村人居环境理论对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日益增加，学科交叉明显，因此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如加强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在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的运用，使乡村人居环境基础理论研究更深入。

5．2重视乡村人居环境的本土化资源整合、重构与优化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应坚持因地制宜，以乡村本土环境为基础，将乡村本土的资源进行整合，从乡村实际出发，探索运用乡村自身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塑造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有效可行途径。研究课题应更加关注乡村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解决限制乡村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提出乡村发展时序和关键途径，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相对应的人居环境建设对策，使乡村人居环境实现本土化资源整合、重构与优化。

村落文化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7-0074-02

黎族3000年的文化沉淀是海南本土文化的核心

之重。

在国家“非遗”目录中，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钻木取火技艺、树皮布制作技艺、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三月三节、打柴舞、服饰等12项入选其中。

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存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黎族传统村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自然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瑰宝”。作为“有形”的传承载体，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则显得弥足珍贵。直面城乡建设规划与古村落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诸多不和谐因素，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融合、良性互动，有效地、开放式保护少数民族民居暨黎族传统村落；强调文化的附加值越来越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健。

本文就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着眼点放置于黎族“非遗”文化的空间载体――传统村落文化上，同时就建筑学、设计艺术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媒体艺术与技术学科的角度做了跨界整合与“内容与形式”的物化探讨，在国内实属先例。

1 “痛定思痛”，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城市名片）的再认识

近年来，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大背景下，关于黎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民俗文化生态研究等的研究性课题、书籍与论文越来越有分量。特别是2012年6月由海南省民族学会、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和海南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黎族》（电子书）首发式暨黎族文化数字化保护学术研讨会，会议推出的《中国黎族》电子书是大型文献工具书，涵盖了100多万的文字资料，600余幅图片图表，还有海南5大方言10种土语常用词句语音，以及1928年以来的珍贵影像和30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民歌，是对黎族文化进行梳理乃至有效传承的关键史料。

现在的问题是，海南黎族船型茅草屋作为黎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在面临“人走屋塌”的厄运。如果全部拆掉船形茅草屋，黎族的建筑历史将变成空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在调研中的发现业已印证了这一点：不少原来保存较好的古村落也相继受到破坏，传统风貌受到侵蚀。痛定思痛，保护少数民族民居暨黎族传统村落就是保护传承黎族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开放式保护少数民族民居暨黎族传统村落、黎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黎族历史文化就是保护传承人类的活历史。

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既然始终存在“无形”和“有形”这两种事物，作为文化力量和文化创新产业相互作用，正如我们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以提振经济增长不断地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

2 “有效保护”，数字化交互技术应运而生

我们高兴地看到，新媒体这个划时代的媒介应运而生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数字化传承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交互性逐渐变成重要特性，数字交互设计方式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技术保障。

一是数字交互技术对“非遗”这一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新领域新技术对另一个领域技术上的保障性应用，是在地域性民俗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传统村落文化及其民间艺术的抢救以及传播过程当中以讹传讹现象的纠正。二是数字交互技术应用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将产生新的传播模式。三是作为一道亮丽的独特的风景线，黎族传统村落在海南国际旅游岛“民族风情游”中不可或缺；发展“乡村游”、“农家乐”，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不可低估。四是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端正厚重、历久弥新。

3 “应用研究”， 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运用数字化交互技术在路上

我们进行数字化交互技术对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其创新点就在于采用实证主义精神。我们侧重于运用数字交互技术对黎族非遗项目空间载体进行研究，在深入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数字交互设计平台研究黎族村落及其文化，并予以永久性保留的先例，其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黎族地区的典型性与研究的细致深入性，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融合建筑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二是将非遗文化与其载体结合一起，设计数字虚拟博物馆网站建设，同时对于海南其他非遗项目，提出了借鉴发展模式。

3.1 应用研究思路和方法

通过测绘、摄影、摄像、录音、采访等手段进行研究， 其间运用比较分析法、归纳法。主要运用建筑学、艺术学、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支撑。主要思路有四点。

一是可行性分析。海南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对于海南黎族民俗文化的取材提供了便利条件，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表现形式为媒体艺术展现提供了创作的依据，多学科的研究学者打通专业壁垒，互通有无，为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关键是海南省作为国际旅游岛，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其核心就是“文化创新”，新媒体艺术当仁不让成为创新教育前沿，三亚学院正在建设中的创业园区，也是本课题从理论转为实践可行的试验场地，高标准的技术设备与手段为研究文本的取样保存提供硬件

支持。

二是黎族传统村落文化数据源的采集。包括传统民居村落测绘、民俗风土素材采集等。本文课题经过成熟的思考和论证、长期的收集和调查，海南日报2012年8月25日与9月1日分别对课题组主要成员陈琳带领师生前往洪水村测绘调研，进行报道。课题组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文献，为课题应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可操作性条件。

三是黎族传统村落文化数据整合转化，即数字化过程。其中建立数据库，一则可以对数字化有效保护；二则可以支撑数字博物馆的构建。数据信息与展示。与此同时，业已掌握研究相关理论书籍。

四是造就永不落幕的黎族传统村落文化经典。我们知道，数字化交互技术在上海世博会上的应用。也正是数字化交互技术为世博会各个场馆的设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方法，“网上世博会”的开通、“永不落幕的世博会”的定格，海南，后发优势，有勇气、有信心、有能力造就永不落幕的黎族传统村落文化经典。

3.2 应用研究形式和成果

数字化交互技术对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形式和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调研报告、系列学术论文、专题网站建设。特别是网站建设，可以为黎族少数民族资源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发挥其“窗口

效应”。

试想，我们可不可以做到既能保护保留黎族村落原生态；又能不断提高黎族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质量。

很有意思的是，黎族传统村落大有讲究：要么山包围村、要么村包围田、要么田包围水；有山有水、四季葱茏。“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原来如此。见到眼前的画面，就是庄子也会发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感慨！不是吗？村落是黎族生产生活最重要的空间载体，海南黎族村落的民居形态真真是自然古朴而富有美的质感。你说，这对于我们运用数字化交互技术创新海南黎族村落文化载体，不是“道法自然”、“活色生香 ”吗？！

如果说运用数字化交互技术对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有了可行性且是进行时的话，那么，在信息飞速发展时代，新技术会层出不穷，而真正接地气的黎族传统村落呢？或者连同她的文化底蕴会不断消失吗？我甚至想要呐喊：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尤其是她的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担当起“保护神”、而不是“掘墓者”！我不禁反躬自问，我们奋起保护乃至应用的速度比不过流失的速度吗？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民族文化要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寻求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使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承式保护；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在保护民族文化中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引导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变迁中实行良性互动，这里也有一个合作（互信）共赢的问题。是的，我们不缺少执着的追求和脚踏实地的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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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志远.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

[5]熊澄宇，金兼斌.新媒体研究前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6]刘帅东.海南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村落文化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95-04

一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已经开始，而真正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还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事情，进入21世纪后，先后分五批将181个建制镇和169个村庄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虽然有了上述一些村落受到了保护，但比较起广大而丰富的乡村资源，保护的力度和数量远远不够，而且被作为历史文化名村、镇保护的许多地方大多关注了其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对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不多，因此，许多的村落文化遗产遭受着因为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巨大破坏。中国广大的民间文化就存在于民间，村落几乎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最后屏障，如果村落没有了，那么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是个严峻的问题。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失去对其生存空间的保护，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冯骥才先生早在2006年4月27日的《古村落是最大的文化遗产》一文中就指出：“古村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注入现代科技的生活含量，也需要改建甚至重建。新建和重建的关系主要是注意文脉上的联系，要注重原汁原味。我们讲原汁原味，实际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美。”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了新农村运动可能对传统村落造成破坏，提出了保持乡村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这对当时的村落保护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古村落保护在所有文化遗产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古村落这个遗产是最大的。首先，它悠久而博大。历史地看，我们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从村庄式的小聚落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农耕时代每一个村落都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一个文化的容器。第三，我们的古村落不仅有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欣赏价值，多方面的价值，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它的精神价值。我必须大声说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农村，文化的根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农村，少数民族的文化全部在农村。无论从规模、内涵还是价值来讲，古村落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遗产”。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近10年的今天，行走在一线的保护工作者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非遗后时代”②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果任民间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村落继续衰败下去，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在2006年和2007年的政协会议上，冯骥才先生先后提出两个提案：《关于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提前注重文化保护问题的提案》和《关于建议重要的古村镇抓紧建立小型博物馆的提案》，在提案中，他已经前瞻性地意识到古村落或者传统村落可能遭受到的命运，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艰巨性。2011年9月6日上午举行的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同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的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共同对话古村落保护问题，冯骥才先生关于紧急抢救和保护传统村落的呼吁得到了总理的高度重视，2012年4月16日，国家三部一局《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

那么什么样的传统村落值得保护，该怎样保护，冯骥才先生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考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关于古村落或者传统村落的标准有四条：第一，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都被村落记忆着；第二，应该有较完整的一个规划体系，比如较完整的村貌、建筑、街道以及庙宇、戏台、桥梁、水井、碑石等，应该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体系；第三，应该有比较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包括各种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第四，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它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按这些标准确定是古村落了，就一定要保护，绝对不能破坏，这是原则。③这个标准基本上涵盖了传统村落的重要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而且重要的是过去的古村落保护着重村落的文物保护价值，这次的传统村落扩大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也是为了防止在对村落进行保护中导致村落的“空巢化”现象。④因为，中国的传统村落千姿百态，要想对每一个地方的传统村落采用统一的保护方法是不科学的。所以，需要政府和专家学者要经常亲临现场，掌握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从而为当地规划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后沟古村位于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因浓缩了黄土旱塬农耕文明的传统，保存了中国北方汉民族自给自足的传统文明，2005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古村落调查保护示范基地。经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的调查和奔走呼吁，特别是后沟古村被确定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唯一的古村落调查范本后，这里逐渐蜚声海内外。”⑤经过学者和政府的合力，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村落获得了新生，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而后沟村保护的经验也同时启发我们，实地考察和科学规划的重要性。在对山西传统村落的走访中，冯骥才针对山西晋城地区的传统村落又给出了不同的思路。冯骥才在对晋城皇城相府、郭峪古城、上庄古城、砥洎城的现场进行考察后认为，皇城相府是通过一个传统村落进行开发利用的，它本是清代康熙年间名相、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编纂陈廷敬的故居，当地政府在将原有村民迁出后，进行旅游景区的开发，充分挖掘这里原有的历史文化和民俗内容，吸引了游客，既解决了村民的就业，同时也让村民更加爱护自己的村落，热爱自己的文化，形成了全村人对自己村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这是一处保护和利用非常成功的传统村落。而且这里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传奇色彩，建筑大多是明清古建筑，石柱、石雕、砖雕、木雕、牌楼都保护完好，特别是豫楼、河山楼，无论文物价值还是其中蕴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都非常高。皇城相府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自己祖先的遗产，也走出了一条健康发展之路。上庄村是明代吏部尚书王国光的故居，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村落在保护和利用方面缺少方法，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损伤和危情。冯骥才先生认为，这类传统村落属于有很好的资源却缺乏保护方法和力度的一类。只要科学论证，全面整体规划，传统村落的价值会让更多的村民们受惠。他提出在发展旅游中，要结合实际，发挥优势，与周边景区相衔接，相互搭台唱戏，互为促进，相得益彰。

另一个传统村落可以位于晋城市泽州县山河镇洞八岭村的谢家大院为例。冯骥才仔细察看了谢家大院珍贵的明清风格建筑，详细了解当地的民俗民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尽管当地的民间文化工作者满怀豪情想通过呼吁获得政府的关注和投资，恢复谢家大院过去的繁华，但大院里存留下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已经不多。谢家大院建于明末清初，过去，村中有19个古院建筑群落，形成一套严密的防御网络体系，各院都体现了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道德观念，层楼叠院，错落有致，集古代传统民居、庙院宗祠、书院学堂、防御工事于一体，建筑风格独特。然而经过抗日战火，被破坏得很严重，已经无法修复，即便勉强修复也不可能复现原本的风貌，况且很多文物都已被文物贩子盗走，目前，村中也只剩下十户人家。针对这种曾经在历史上有过较大文化价值的遗存，冯骥才认为可以建立一所“古村落消亡博物馆”。“谢家大院几乎已成为废墟，但这废墟有一种苍凉美。可能很多人看不出这种苍凉美，只觉得是一堆破房子。可是破房子跟破房子是不一样的，有的东西残破得有历史感，就像断臂的维纳斯。谢家大院就有这样一种特别的美，而且它还有历史的见证意义。”⑥在以非常现代的建筑语言把谢家大院围起来，里面原封不动地保留其废墟状态，任其中的建筑在岁月中倒塌，让人们看到一个村落消失的过程和现场。

二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许多村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村镇历史文化遗迹处在放任自流状态，能自觉主动做保护规划的毕竟是少数，致使许多保护规划为申报而做，流于形式而缺乏实际指导意义。目前，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诸多问题。

不关心村落中的人和他们的生存及相关民俗文化，是传统村落保护之一弊。“把关注焦点放在古村落的物质遗存上面，不关心与古村落物质遗存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关心古村落居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发展利益等，这种兴趣和思路显然是有偏颇的，按这种思路进行古村落的保护则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完善的，不能使古村落获得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也不能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完备的开发和展示。完善的古村落保护，不应只重视保护、修复古建筑的物质层面，也应该完整展示、合理传承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⑦学者在对著名传统村落浙江落苍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因为着力于对建筑本身的保护而忽视其中的人的生存以及整个村落的传统文化，导致了保护工作的不利。

虽然有很好的文化遗产，但缺少持续不断的保护资金投入是保护工作第二大弊。本来作为传统村落保护成功典范的山西榆次后沟村 2011年仅参观的中外游客达8万多人次，后沟古村旅游有了收益，村民生活也有了改善，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每年文化遗产的维修费用没有着落。尽管政府分20%多的收益，个体老板有60%多，村里有10%多，但实际上村里拿不到。“政府如果不增加投入的话，就把开发古村落的初衷给忘了”。⑧

更有虽然挂了保护的门牌，却不加保护或者空置的村落，此为保护的第三弊。这实际上更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渎职。比如“当前徽州古建筑情形最切实的描述就是人走楼空：随着居民的离去，房屋就丧失了其使用价值，建筑就逐渐失去了生命力。诚然，对于现代诸多快餐式或者火柴盒式的建筑，变换内部用途是经济、合理的利用途径；但是对于蕴涵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徽派建筑来说，任何不加保护地利用或空置，都是对古建筑原有价值的破坏。”⑨

没有经过专家学者的论证和科学规划，随便拆迁和重建导致传统村落面目全非，此为第四弊。过去因为穷，楠溪江古村落被保存了下来；但随着经济发展，当地人富了后开始拆旧屋建新屋，导致一些本来整齐划一的传统村落建筑中时常出现一些小洋楼和其他现代建筑，破坏了整个村落的格调和风格。另外，一些被拆除重建的房屋完全被设计师按照自己的理念规划，完全不考虑该建筑过去的风格和风貌，用个人的眼光取代历史。真正的传统村落保护应该是修旧如旧，是不断地加固，防止倒塌和继续破坏，不是制造假古董、假村落或者假的历史。

在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利益分配时，作为村落主体的村民和开放商等的矛盾也是保护之弊。“在开展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同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保护压力。受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发展阶段，江西旅游发展在处理好古村落保护与改善当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时，又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2011年7月，婺源以古村落文化和田园风光为主打的几个核心景点——李坑、江湾及汪口景区相继关闭，而更深层次的矛盾却来自长达数年之久的门票收入分红不公、账目不公开等问题，使旅游公司与地方利益纠葛不可调和并最终爆发。此事件的发生也是在旅游的发展阶段一些旅游社区随着当地旅游产业的日益发展日趋要求增权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这些古村落，古村落保护政策因限制村民原有权力的行使和部分权利的丧失，限制了村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引起村民与政府的冲突。古村落保护不仅没有带来村民的自豪感，反而使村民以古村落为障碍。由此，古村落，保护在实践中耗损了古建筑遗产、耗损了政府权威、耗损了村民的社区自豪感，造成了政府行政成本和村民建宅经济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村民的社会去权。”⑩由此可见，即使在一些已经开始成功运营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也时时会遇到新的困扰。这些困扰在保护工作之初会被各方的热情所掩盖，一旦到了利益分配的时刻，因为对各自利益的需要，而导致的各方较力，损伤的恐怕只有保护工作本身。所以，未雨绸缪地认识到一些问题，在保护之初就将可能出现的矛盾处理到最小，也许是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应该汲取的经验。

三

明白了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以人为本”应该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基本原则，应尊重村民权益，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保护传统村落要让村民们意识到，保护它是为村落今后的发展提供平台，会为未来村落发展带来收益。不仅能为当地村民开辟财源，同时也能使当地村民对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和资源保护有新的认识。只有让村民主动地参与到村落的保护行动中去，才是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发展的可能。目前，许多传统村落已经古旧，住房条件很差，村民们渴望改善生活条件，住上更为舒心的新房子，这样的情况普遍可见。但如果不进行合理规划，很有可能破坏过去的村落格局。如何能既改善村民生存环境同时又能保护好传统村落的建筑格局和风貌，浙江温州岩头镇的经验值得学习。这个镇经过多年摸索，村里实行“村外建新村，村内搞整饬”。“所谓整饬，就是将倾倒的扶正，将新的改‘旧’，将高的‘削矮’。如今，全镇岩头丽水街、芙蓉、苍坡三个古村落的安置新村，诸如对芙蓉古村、岩头镇试行的是股份制公司经营体制。”村与旅游局联合经营模式既保护古村的古典风韵，也保障了居民的住房现代化需求。11村民住在村落附近，同时成为村落风景区中的工作人员，照常生活、工作。这样不但人气没有散，当地的人文遗产也得到了延续。

另外，必须厘清一个概念。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新农村建设工作并不相悖。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新农村建设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目前的村落在建设中有些地方已经成功地实行各项现代化建设，遵循适度、隐蔽、环保的指导原则，以不破坏原有的景观风貌为前提。山西平遥的经验就值得学习。

必须面对的是，当前许多的传统村落保护都或多或少地和旅游结合起来。当地政府和学者也都意识到，村民们是依靠自己的土地生存的，如果要保持村落原貌同时又不能让村落成为空巢就必须留住村民的心。否则，因为生计到处打工导致村落再度成为毫无生计的遗留物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初衷。为此，需要各方从保护的角度同时为村民的未来做安排。提高村庄的知名度，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是村落吸引人并能在未来带给村民利益的基本手段。王宁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增权（empowerment/empower），是指一定组织的个人或群体为了提高自身内在能力的确认和自立自强的行动，通过外部的干预或帮助充实或提升其权力或权能的过程，向获取权力的社会采取行动并导致社会改变。”将增权概念用到当前的传统村落保护很有借鉴意义。保护是为了“增权”，是为了提高村落的知名度，借此提高村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因为在村落保护工作中，让村民们享受到保护工作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并从中获得实惠是很重要的。所以，“旅游增权的本质，就是为了探寻可增进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促进旅游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各种有效途径，而不是仅追求短视的表面繁荣景象。因此，考察权力与旅游的内在联系是任重道远的，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实践研究。适宜的改革与创新尝试，不是单纯用政府或市场替代社区，而是应当通过制度增权、社会增权和信息增权等具体可行性措施，增强古村落适应市场经济的社区能力，真正促进古村落旅游产业健康持续发展”。12保护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传统村落的文化文明继续传扬，为了让人类获得生存的尊严，所以，首先，要考虑到当地村民的利益。在保护他们村落的时候，应该让他们成为保护工作中积极的参与者，要多方征求村民的意见，不能让村民的村落成了知识分子或者政府想象中的样子。其次，在抢救和保护的同时，还要兼顾村民今后的生活出路，不能在挂牌和论证之后一走了之，那样的论证并不能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持续发展有任何作用。再次，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从内心深处唤醒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感情，让他们自觉参与到传播和保护生养自己土地的工作中，并成为常态。当然，仅仅是精神的唤醒还不够，还可以从旅游增权的角度，让村民在保护工作中看到村落今后美好的未来，这非常重要。

[注释]

①③冯骥才：《古村落是最大的文化遗产》，《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这是2011年11月在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上，冯骥才面对媒体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近10年后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将面临着新农村建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的强烈冲击。

④冯骥才在《文化空巢及其对策》一文中指出：在我们为那些不知不觉就会被推土机推去的古村落与城市的历史街区心怀忧患之时，是否知道它们已经出现了可怕的“文化空巢”？这些历史形态犹存的村落与街区，远远看去，似是不错，古建筑一幢幢优美地立在那里，可是如果穿门入户就会发现，历史只是在它的躯壳上，并不在其中。里边的家具什物早都面目全非，看不到任何地域特色和文化细节。历史内含已然不存。

⑤⑧王学涛：《山西后沟古村：古村落保护的喜与忧》，《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3月26日。

⑥根据2012年4月5日岁冯骥才先生一同进行田野作业时的现场录音整理。

⑦黄涛：《古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温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作者在文中指出：“著名古村落苍坡村的古建筑景观呈现珍贵的宋代风貌，是传统社会耕读文化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苍坡古村成为该地区重要旅游景点，村中古建筑也得到了以当地旅游部门为主导的保护和开发，但近年来该村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深入探讨。古村落不仅是古建筑遗址，也是现代农村社区。在保护、展示古建筑的同时，不能忽视、损害古建筑主人即村民的活态文化和生存利益，应该合理传承、完整展示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而且古村落的保护工作应该由当地村民作为主要实施者，政府管理部门应承担指导与资助责任，而不能代替村民成为保护工作的主体。”

⑨杨乔伟、李保民：《徽州古村落保护的人本思考》，《工程与建设》，2010年第6期。

村落文化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 G812.4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 号： 1007-3612(2011)05-0016-06

A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Fruits on China’s Rural Sp orts

LIU Renhan1，WEI Zuotao2， HUANG Duo1， WANG Yaqi1

(1.School of P.E.，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 ui 741001，Gansu China； 2.Leshan Normal University，Leshan 614004，Sich uan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s rural sports in rec ent fifteen years， the paper reckons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fruits of Chi na’s rural sports is increasing year on year， and they are in high qualityT here is a trend of centralization of research teams，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 h methods and more quantitative study than qualitative studyBut some methodsneed to be discussed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involv 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rural sports， sports in small towns，rural sp orts management and consump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ural sports and economy ， rural sports culture， rur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o onInthe f uture， researches on rural area sports should be developed on make contemporary ，innovative， opening， crossed and disciplinaryFor a better study， this pa per points that: appropriate research subject and methods should be chosenMul 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shall be used to perform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rur al sports.The main body of rural sports study shall be highlighted; Deep resea rch of basic theory problems of rural sports shall be strengthened and group adv antage shall be displayed

Key words:rural area sports; status quo; peasant; research tren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体育也逐渐走入农民的生活，尤其是 1995年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农村体育研究空前繁荣。2002年党的十六大 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农村是重点，也是难点”的论断后，“三农”问题进一步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十六届五中全会党中央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十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也明确提出“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这些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农 村体育事业发展，加速推进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此，本文以计量学（metrology）理论为研究视角，借助近15年来我国农村体育研 究文献的各种数量特征，描述、评价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着重预测分析农村 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并对其作出解释，对未来农村体育的有效研究提供积极的理论思 考和实践准备。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5-2009年)，以“农村体育”为 题名进行检索，以“农村体育”、“小城镇体育”、“农民体育”、“乡镇（村）体育” 、“村落体育”为“关键词”，筛选出1995-2009年有关农村体育代表性的研究论文276篇， 以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对所收集的论文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检索相关研究类论文，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和研究 的理论基础。

1.2.2 专家访谈法 对农村体育研究和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农村体育研究的内容分类，访谈了数 名该领域专家教授。

1.2.3 数理统计法对276篇论文依据研究需要进行数理统计， 进而分析其研究特点与不足。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大致分两个阶段，研究侧重点随时代变革而发生变化 自1995年以来，我国农村群众体育发展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为 标志，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进入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新时期。但由于我国农村的特殊情 况，农村体育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对农村体育现状和农村体育场 地设施等方面的 调查研究。

第二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农村体育 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为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新契机。特别是2005年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后，国家在2006年 “中央1号文件”中又明确提出了“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要求。国家体育总局为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随后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根据这些文件精神 ，这一时期农村体育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农村体育发展战略、趋势、对策及农村体育文化、消 费及管理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态势。

2.2 农村体育研究成果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 从图1可以看出，1995-2009年期间，我国农村体育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及比例总体而 言呈上升趋势，而2002年可以看作是其研究的转折点。1995-2002年，农村体育的研 究论文 每年均 保持在20篇左右，2003-2008年所发表的论文年度增长比例基本呈直线上升态 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年均超过100篇，仅2006-2008年3年间所发表的论文就近5 00篇，是前11年所发表的论文总量的2.5倍。从统计结果看，2009年农村体育的研究又呈下 降态势。这些研究论文的公开发表，都与国家的“三农”政策，特别是随着法制性、政策性 文件的导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口号的提出以及“农村体育年”的哲学启动有着密切 的关系。加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软科学立项资助课题对农 村体育的研究 具有扶持和导向作用，均表明农村体育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农村体育的研究呈现空前繁 荣的局面。

图1 1995-2009年农村体育研究比例折线图

2.3 研究人员年龄、职称结构及单位归属分析 从文献样本研究者的年龄结构分析，46～55岁研究者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40.3%，其 次是35～45岁研究者，所占比例为30.2%，而35岁以下的研究者比例最低，仅为11%。由 此可见，46～55岁的研究者以其基础扎实、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治学严谨的研究优势取得 了大量且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从发展的眼光看，35～45岁研究者应是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 主力军，而35岁以下研究者应取长补短，找准研究的切入点，努力提升研究水平。

从研究者的职称结构分析，副教授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42.5%，其次是教授的比例为 33%，讲师的比例为17.8%，而助教的比例最低，仅占统计总数的6.7%。这同样也反映出 高级职称的研究者在农村体育研究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推动农村体育研究的中坚力 量。但与此同时，高级职称研究者也有责任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应积极鼓励和扶持 职称较低的研究者迅速成长起来，以扩充研究队伍，将农村体育未来的研究向纵深层次不断 推进。

从研究者的单位分布看，来自高校的研究者最多，占统计总数的61.5%，其次是专业体育学 院的研究者，其比例为28%，而体科所和机关的研究人员最少，仅占10.5%。从研究专业 看，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人员最多，反映出研究成果与其研究领域较为吻合。而高质量 科研成果的作者地域主要分布在经济条件优越、拥有较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氛围浓厚的省份 ，如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体育科研与地理环境有着必 然的联系。 2.4 研究方法多元化，有些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商榷 通过对所收集论文在研究方法使用频度(降幂排列)的统计（图2），可见：文献资料法 ＞ 问卷调查法（普通、专家） ＞调查法（田野、实地）＞访谈法 ＞逻辑法＞数理统计法 ＞ 比较分析 ＞其他。由此反映出农村体育的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但对研究方法深入分 析后发现，也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表述的上下位关系混乱。诸如实地考察、实地调查、实地观察、现场调查、田野 调查等方法，上下位关系不明确，难以区分其异同。

第二、表述不准确。诸如调查法、分析法表述太笼统。而统计分析法、统计处理法、数 学分析法应该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述。

第三、 方法有生造痕迹。诸如联机检索法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某种研究方法操作的 具体过程，有待商榷。而经济理论分析法，究竟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还是借用经济学研究的 理论整体来进行分析，很含糊。

图2 农村体育研究使用方法比例排序

2.5 研究内容归类及分析

2.5.1 农村体育发展及其战略的研究农村体育发展研究，分 析后可概括为以下3种类型：

第一类为内驱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1］：农村体育的建设与发展，必须 以提高农民自身素质，转变农民体育锻炼观念为前提。

第二类为依赖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2］：农村体育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各 级政府的 扶持、各类政策法规的完善及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就农村体育内部环境 而言，主要依赖于农村体育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经费资源的丰富程度。

第三类为综合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3］：农村体育的发展要依据农村建设与 发展 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各方面发展较为成熟时，农村体育建设应成为与农村社会融为一体，形 成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

在农村体育发展战略上，2002年中共中央8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 点”，由此确立乡镇体育是发展农村体育的战略重点。围绕这种战略指导思想，裴立 新教授［2］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乡镇以小城镇为切入点，并首先从县城有 条件的建 制镇实现突破。吕树庭教授等［4］等指出小城镇应作为农村体育的突破口， 由城镇辐 射农村，从而最终带动整个农村体育的发展。虞重干教授［5］等认为：农村 体育的根 基在于村落。村落是农村最基本的社区，是农村的主体，只有体育进入村落，农民才能得到 实在的享受。

由此可见，农村体育的发展同农村社会的实际面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 在农村体育与农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宗教等社会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在其发展战 略选择上，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以成共识，但在操作层面上对突破口和切入点的抉择还难 成定论。笔者认为：农村体育发展重点的确立，应从不同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时 、因地”的在“乡镇”和“村落”间做出选择。通过部门间的协作，形成联动机制，是农村 体育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5.2 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农村体育现状调查主要集中在农村体育人口、体育场地设施、锻炼时数、锻炼内容等方 面。

1)农村体育人口。我国两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1996年我国农民体育人口比例为7.13% ，2000年上升为8.4%，5年中提升了1.27%，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0.25%［6］，200 8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农村 体育人口比例为10.12%。而同期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以每年6.4%的速率增长 ［7］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体育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增长速度，呈 现一定的滞后性。

2)参加体育锻炼的时数。根据《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 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有3.4亿的城乡居民参加过体育锻炼，城镇居民中有2.18亿的 人 参加过体育锻炼，乡村居民为1.22亿。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差异明 显 ，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高出24.1%，且城乡差异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全国“经常锻炼”的 城乡居民中，城镇居民有13.1%，达到“经常锻炼”的标准，乡村居民仅为4.1%，城乡差 异较大。

3)体育场馆。第五次全国体育场馆普查结果显示［8］：我国现有各类体育场地850 0 80个 ，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 m2。但占全国总人口一 半的镇(乡)村人口，拥有体育场馆69 537个，仅占总数的8.18%，其中教育系统体育场地数 量占总数的67.19%。可喜的是，截至2007年1月底，全国共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26159个，总投资达11.87亿元，到2010年，将争取使我国1/6的行政村建有标准的公共体育场 地设施［9］。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力度的加大，必将为进一步发展农村体育事业 打下坚实基础。

4)体育观念。郭敏刚［10］研究指出：乡村居民受到农村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影响 与城镇居民相比，体育观念有很大差异。乡村居民普遍认为劳动即锻炼，无病就是健康，进 行经常性体育锻炼的人数很少。加之农村体育的舆论环境较差，人们对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不 理解，甚至讽刺挖苦。

5)锻炼场所及内容。《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城 镇居民在单位、社区、公共体育场所以及健身会所等正规体育场所中进行锻炼的人数比例高 于乡村居民。而在江河湖畔、街头巷尾、公路旁和自家庭院及室内等非正规体育场所中进行 锻炼的人数乡村高于城镇。其中，在“自家庭院或室内”中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乡村居民为 28.7%，城镇居民是9.2%，高出19.5%，相差较大。另有研究表明［11］：因为农 民的余暇时间 受劳动性质、劳动方式特殊性影响，所以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不稳定，季节性强。参加体育 锻炼的场所较为分散，锻炼地点多在自家庭院、住宅区空地、田间地头、马路边、街道边、 自然空地、河流和湖泊等天然场地，也有一小部分在附近学校的体育场地进行体育锻炼。

针对上述状况，总体上讲“我国农村体育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还 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体育文化需求”［12］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客观分析我国农 村体育 的现状，正如江崇民所言［13］：“我国仍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农村 社会生产 力水还比较低，经济还不发达，许多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相比，处于 相对体育贫困状态。”

由此可见，关于农村体育现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研究成 果最多的方面。无论其研究内容多么广泛，但其主要目的都是为弄清农村体育现状，探求其 发展对策。需要指出的是，多数研究成果在文献资料和大范围抽样调查情况下，提出具有普 适性的对策与建议，如加大国家投入力度，政策扶持与导向，加大农村体育宣传等等，而提 出有创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较少。

2.5.3 小城镇体育、村落体育的研究 以2003年吕树庭、裴立新教授［14］共同署名发表的《关于小城镇作为中国农村体育 发展 战略重点的思考》一文为标志，一大批研究者在相关文献中对“小城镇作为农村体育发展重 点”的观点进行了正面回应和支持，“小城镇体育”迅速成为农村体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 究主要集中于小城镇体育的性质、小城镇作为推进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依据、小城镇体育的 功能等方面，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乡镇体育旅游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方面。

近几年，随着“小城镇体育”研究的逐渐“降温”，“村落体育”的研究已上升为农村 体育研究的最大热点。此种观点以“村落是农村的主体、村落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为 立论基础，并结合“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实施的事实，提出发展农村体 育应“以村落为重点”。田雨普教授［15］明确指出农村体育发展“将工作重点逐步 转移到村 落体育的发展上来，……是解决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低水平、不全面和很不平衡’局面的重 要举措”。 郭修金博士［16］在对山东临沂的沈泉庄村进行田野考察认为：村落体 育形态多 元、功能多重、与竞技体育相去甚远；村落体育的发展基础和保证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村 落需要有自身的体育文化，需要找回被遮蔽的传统民间体育文化价值，需要“培育、输入” 并举、村落精英带动及学校体育的辐射。郭敏刚硕士［17］从文化学视角研究指出： 村落农民 体育与村落文化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具有强烈的互动性，同时也相互制约。两者之 间的现实作用机制决定了村落农民体育与村落文化的发展既要同步，又要避免相互制约。唐 炎博士、虞重干教授［18］则对农村体育发展的行动取向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认为 ：进行新 农村体育建设，不必仅仅从“民享”意义上来思考农民的体育需求，还应从“民生”的意 义上去发现体育对农民生活的价值。

那么，农村体育的发展究竟是“以乡镇为重点”还是“以村落为重点”，唐炎博士、虞 重干教授［18］认为：农村体育发展的重点从乡镇向村落延伸，只能说明发展村落体 育在一定 程度上具备了现实条件，以往发展中“重乡镇、轻村落”的发展方式需要调整。但就乡镇在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作用和地位而言，其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重点地位既没有也不能 “落幕”。其实，以乡镇为重点的农村体育发展，其真实含义应当是“从村落着眼，从乡镇 着手”。

无疑，小城镇体育、村落体育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清晰地认识中国农村体育的真实面貌以 及在当代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2.5.4 农村体育组织管理研究 江亮等人［19］调查表明：个人锻炼是农村居民体育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有组织的 农民 体育活动仅占10%左右。而体育实践表明，自发的个人体育锻炼是无法形成大规模、组织化 程度高的农村体育的。姜健［20］通过调查认为：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工作机构不 够健全， 缺乏体育人才，县以下的行政机构中管理体育的部门很少。部分地区县乡以下就没有专门的 体育机构，县乡级的体育行政机构多挂靠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或卫生部门，负责群体工作 的人员也大多属兼职，并且管理者缺乏相应培训，社会指导员的数量就更不言自明了，这种 情况致使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受阻。陈宁教授［21］研究认为：在农村体育的管理模式 上“县级 体育行政部门要抓好农民体育协会；乡镇要建立健全体育文化站；村要建设好村级文化体育 活动室；农民体育协会要培养体育骨干”；采取“以镇为龙头，村民委员会为基础，农民体 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李会增等［22］认为发展新农村体育事业， 离不开 一个健全的组织，体育组织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型体育组织，一是群众体育组织，两者 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乡镇政府把体育事业纳入 乡镇发展总体规划；发挥农民体育协会的作用；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

从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农村体育管理主体多为农村基层政府，管理松散乏力，农村体育 社会化远未形成。而体育体制的核心是体育组织的结构和权力分配及运行，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稳步推进，农村体育的组织管理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办体 育的作用，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体育组织体系将是一项复杂和长期的工作。

2.5.5 农村体育消费研究 王建欣认为［23］：“农村体育消费是基础性、根本性的消费，具有丰富生活内容、 娱乐 身心，增进身体健康；活跃体育消费市场，促进相关体育产业发展等，是体育消费科学发展 观的具体体现”。《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在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群中，有72.7%的人有过体育消费，全年人均消费水平为593元。其中，城镇居民 有 74.5%的人有过体育消费，乡村则为69.40 %，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为718元，而乡 村 为355元。城镇居民支付购买体育书刊和到体育场馆健身费用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乡村，其 他各项体育消费的人数比例差异不大。可见，城镇居民各项体育消费的人均水平明显高于乡 村［24］。

由于影响农村体育消费因素的多元化、复杂化，使得农村体育消费的开展目前仍有一定 的难度。因其体育消费同属于经济和体育两个领域的重要范畴，可以肯定地讲，随着农村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消费需求必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5.6 农村体育与经济关系研究 陈梦周等［25］研究表明：农村体育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姜健等 ［20］研究 认为：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体育发展的不平衡证明，体育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经济的发 展，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体育是没条件开展的。朱家新［26］研究表明：2001-2008 年，我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稳步增长趋势，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随着农民收入的 不断增高，恩格尔系数呈持续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农村居民在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对发展的需求必然随着 增加。体育活动必将成为农村居民满足体育文化需求的应有之义。

2.5.7 农村体育文化研究 许锍成［27］针对农村宗族意识与农村体育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宗族组织的一些活 动有 利于农村体育的发展，恰当地处理传统文化与农村体育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发掘和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有利于农村体育发展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刘玉［28］通过对我国农村体 育文化特 点的研究，明确我国现阶段农村体育文化工作重点为：“坚持政府主导和农村自主发展相结 合，保障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中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坚持政府投入与市场场融资相结合，创 新公共投入机制；尽快建立多元化的农村体育文化发展评价体系；坚持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 展相结合，切实将以点带面工作落到实处。”李会增等［29］从我国村落的历史文化 背景出发 ，分析了村落体育的文化特征，提出当前我国村落体育应该走与“生产劳动、文化艺术、民 族传统”相结合的杂糅式的发展模式。

不可否认，当前农村体育文化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还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因此，抓住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农村体育文化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弱势地位的有 效措施。

2.5.8 农村学校体育研究 曲宗湖教授等［30］以7个省市区为样本，采用整群抽样的调查研究方法对农村中小 学的 体育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调研，对我国农村体育现状进行了描述和深入分析，提出要完善对 农村学校体育的领导，改革体育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对农村学校体育的投入。朱 应明［31］通过教学内容改革实验研究，认为：从事民间体育项日教学，能充分调动 学生的锻 炼积极性，使学生养成自觉从事体育锻炼的习惯，能缓解体育经费、场地器材不足的矛盾。 曾全红等［32］提出我国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对策：落实素质教育观，切实改变 农村学校 体育教育的内外环境，建立与健全农村学校体育的保障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学校体 育课程建设，进一步重视农村学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均衡发展，学 校体育建设与饮食卫生同步发展。焦卫宾，周登崇［33］在大量的普查和典型案例调 查的基础 上，从农村学校参与新农村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角度，总结出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模式。徐 东锋［34］在学习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文献基础上，根据体育学科的特性和农村 学校的现 状，提出以选择一至两项适合地理气候条件、有良好群众基础、易于开展、健身价值较高， 又具终身体育性质的现代或民族优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课程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以推 进农村体育课程体系建设。

可见，农村体育研究中，学校体育研究所占的比例较大，研究相对较为成熟，涉及的内 容也较为广泛。

3 未来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村体育研究内容的相关分析，可以说其研究内容已呈现稳定、全面、 深入的发展态势。当前，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应正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即农村体育研究能否对其实践产生有益影响；其二，对现象和状态的准确描述 ，即农村体育研究能否抓住当前的发展现状；其三，对本质的揭示和规律的发现，即农村体 育研究能否深刻地解释其现实现象。为此，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

1)研究的时代性与创新性。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教发展为农村体育研究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和前景。因此，农村体育的研究将会更加坚持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明晰战略发展 的策略预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对农村体育的需求，体现农村体育研究的时代性，瞄准重要 领域和重要课题的创新。

2)研究的开放性与交叉性。现阶段，农村体育体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很薄弱，研究方 法简单粗糙。而人口学、 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 的发展则相对较为成熟。鉴于农村体育与其他人文学科有千丝万缕之联系。 因此， 在研究 中，将更注重借鉴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寻找农村体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以进一步完 善农村体育的科学结构体系。

3)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随着科学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农村体育 的研究理念、手段和方法也必然随之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高科技信息技术的运用，将使农村 体育研究工作更加科学与规范。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然更加重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 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有力提升农村体育研究的科学含量与实 效性。

4)研究的学科性和特殊性。农村体育尽管属于综合性研究，但仍具有独立的专门知识、 理论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体系。因此，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专业化、专门化是提高 其科研水平的重要手段，是形成农村体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必要途径。此外，在研究农村体育 时，会更加注重农村体育的特殊性要求，即将农村体育现象置于农村特定场景中去分析，揭 示农村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近15年来，农村体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特别是2002年以 后，农村体育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加，且质量较高。未来农村体育科研将朝着时代性、创兴 性、开放性、交叉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学科性的方向发展。

4.2 建议 1）把握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运用合理的研究方法。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是要探寻在 农村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农村体育活动的特点、规律和运行机制。

2）运用多学科知识，对新农村体育进行综合研究。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必须改变从单一 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实行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才能开拓出新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 新领域。

3）突出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农民是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因此，对农村体育的研究 必须围绕农民进行，把农村体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并以物衬托人、服务人， 这样才更有利于农村体育研究的健康持续发展。

4）重视对农村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对农村体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 本观念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整体性、综合性的认识和把握农村体育的发 展态势。在研究中不仅要加强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更要注重其理论解释和归纳，从而使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互为补充与促进。

5）发挥群体研究优势。在农村体育科研中，要注重“老、中、青”结合的科研梯队建 设。同时，需要加强地域、单位间的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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