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技术论文例1

2基于历史建模（HistoryMode）到独立于历史建模的技术转换

从基于参数化历史建模（HistoryMode）到独立于历史建模（History-FreeMode）：模型参数被剥夺，如特征支持同步模式,它被转换成一个同步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边倒圆，倒角，孔和螺纹特征，它们的表达式也被转换。产品设计中的某个特征是在基于历史模式中建立和存贮的特征。一个同步特征能对某个特征进行修改，不需要对产品构建的过程特征数进行实时的更新和回放。某些同步建模特征也被转换到同步特征，这个包括线性尺寸，角度尺寸，和径向尺寸特征，它们的表达式也被转换。也可以从部件导航器或通过在图形窗口中双击它们去编辑同步特征。草图曲线的约束在草图中被维护起来，但在草图内没有任何目标与草图外的对象是关联的。不呈现非同步特征的特征.从独立于历史建模（History-FreeMode）到基于参数化历史建模（HistoryMode），模型参数再次被剥夺。在模型中大部分同步特征被移去，草图和基准被保留为可编辑的特征，可以利用草图去建立新特征。如图3所示。

同步技术论文例2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先进的文化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向着技术实践进行转化的过程。新的发展阶段，一些新型的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并开始引发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全球性社会问题，技术哲学是对技术的哲学反思，所以加强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1 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及技术哲学分析

1.1 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分析

当前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其对人们的生活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更能够凸显出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也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承受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危害，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环境的不断恶化层面。在目前由于环境的污染恶化造成的伤亡情况已经愈来愈严重，人们也为科技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需要人们进行对科技进步加以严肃的思考，一方面不能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同时也要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保障环境的污染最小化，或者在某些领域杜绝由于科技进步造成的污染[1]。

1.2 技术哲学的人文理解分析

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使得人们对此进行了反思，人文学派的技术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人文理解主要从收到时代影响以及社会影响的负效应角度进行的阐述解读。马克思则认为，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才引发了工业的繁荣对人性进行了抑制，从而提出异化劳动学说，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只是客观存在物，并已经逐渐上升到了人类世界构成方式的高度，所以在进行实际的研究时要能够通过辩证的角度思维进行理解。

2 哲学文化发展影响因素与科学技术的联系

2.1 影响哲学文化发展的因素分析

哲学文化发展的科学技术决定论是科学技术兴起和发展的一个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自身的弊端也在逐渐的凸显，最为常见的就是人们将思维观念和注意力都放置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这就促使人们的发展较为片面，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要从几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在没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就已经存在着哲学文化，主要是通过对周围的自然界想象以及社会的欲望等观念，在这一阶段还没有通过科学技术进行引导也不是将其作为基础的，主要是因为人的欲望而行动的结果，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结果，所以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人为了生存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2]。

另外就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兴起对哲学文化的发展就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并由此出现了与之相应的哲学文化思想流派，常见的是和科学技术不同的非理性活动形成了哲学文化思想。再者的影响因素不仅是包含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也包含了人和人的关系，哲学文化的产生同时也表现为人们的深化幻想的形而上思维结果，对哲学文化产生影响的因素是相互交叉和相融的，所以科学技术对哲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2.2 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联系

从上文的简单分析中能够看出，哲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有着关系，将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时候就要从外延上把科学技术作为是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是两者是并列存在的。在对科学技术进行介绍的时候也要对哲学文化进行相关的介绍，从关系上进行分析，主要体现在几个重要的层面。

科学技术作为是哲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影响因素，它对哲学文化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这一发展不只是从内涵上说起的，而是有着和物理作用所致的发展有着关系。哲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观念形态产物，其最为重要的还是科学技术，这也是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实践，而后对哲学文化进行了提升[3]。另外就是从纯粹的形式逻辑的外延及内涵关系上的分析，哲学文化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就是科学技术的整体，而其实际的进步就使得人们对哲学文化发展有了更高估价，所以不管在量或者质上都是这样。但是也正如科学史所证明的一般，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孤立至此，而是要发生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系就是科学技术是哲学文化间接性的决定因素对哲学文化进行的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对哲学文化思考有了引出，同时也对其它的一些方面有着影响，对人们的生活的活动改变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改变，从而又对新的哲学文化造成了影响，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生产力决定了一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并对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确立也有着一定的决定性，从而形成了和其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有的论着对科学技术对哲学文化的简化等同于特定社会政治相关的意识形态给忽略了，只对学科技术间接影响哲学文化比较强调[4]。哲学文化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哲学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不仅是作为和特定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哲学文化为某一特定科学进步提供思维方法，同时也是对旧有的理论范式的破除提供了论证，特别是在科学理论范式转变的时期以及社会制度转变时期更是如此。

3 结语

总而言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哲学文化的进步发展也同样会对科学技术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要能将这两者得到辩证的看待。这样在实际的具体发展中才能得到和谐的应用，保持发展的平衡。

参考文献：

[1]董美珍.“当代科学技术与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J].哲学研究，2014，（01）.

[2]黎德扬，孙德忠.论科学技术的哲学人类学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02）.

同步技术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F4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3-0068-06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装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在一些领域中，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明确产业集聚强度，选择适宜技术进步路径。虽然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路径x择多有研究，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和行业特征对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影响；同时，对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关系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因此，继续探讨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和行业特征的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并且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理论机制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探讨。在国外，基于马歇尔提出的产业集聚理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产业集聚的作用方向。在国内，鲜有学者从经济学和地理学角度对产业集聚机理进行研究（王缉慈，2002[1]），大部分学者主要依据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从特定的角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此外，国内学者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等的产业集聚问题进行研究（巩前胜和仲伟周，2012[2]；杨仁发，2013[3]）。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探讨技术进步路径选择问题。国外探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吸收等方面，形成了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后发优势学说”和“后发优势实践悖论”。国内关于我国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选择的研究存在着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要素禀赋说”和基于竞争优势理论的“技术赶超说”的争议。吴延兵（2008）[4]、吉亚辉和祝凤文（2011）[5]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技术进步的合理性，但是其在实现技术赶超和经济增长收敛中的作用值得怀疑，因此，我国只有加大自主创新（刘小鲁，2011[6]；李光泗和沈坤荣，2011[7]）才能不受制于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制约，从而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的赶超（刘志彪，2011）。

有关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张公嵬等，2013[8]；范剑勇等，2014[9]）；而少数学者（叶建亮，2001[10]）则认为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集聚；基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潘江玲（2013）[11]等对这一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并证明两者存在双向关系。促进技术进步的路径包括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以技术引进实现的技术进步与以自主研发实现的技术进步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产业集聚与不同路径实现的技术进步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虽然鲜有研究明确探讨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但现有研究指出产业集聚与自主研发的溢出效应（项歌德等，2012[12]）和技术溢出效应（张公嵬等，2013[8]）相互促进。因此，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用产业集聚指数衡量产业集聚强度，同时选取了4种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在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

迈克尔波特从创新能力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聚现象，主要包括要素条件、竞争战略、需求状况和相关产业。创新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该理论认为产业群通过提高生产力、加快创新的步伐和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来影响竞争。而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指出“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等的核心―模型。同时指出技术的“外溢”效应在产业集聚形成中的作用。因此，本文在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和克鲁格曼等提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模型。

克鲁格曼在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地理理论（NEG），其核心思想是包括“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等的核心―模型。其中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是产业集聚的原因，具体指基本要素（劳动力）的“蓄水池”效应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因此，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ISC=AL？琢 （1）

其中，ISC表示产业集聚；A和L分别表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分别代表影响产业集聚的两种效应；？琢为待估参数。对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

lnISC=lnA+？琢lnL （2）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自主研发等不同技术选择模式，借鉴董景荣等（2015）的处理方法，可以表述如下：

A=e■ （3）

其中，TPP表示技术进步路径。

■γjTPP=γ1FTII+γ2ITII+γ3FDII+γ4R&D （4）

将式（4）带入式（2）可得：

lnISC=■γjTPP+？琢lnL （5）

根据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可知，技术进步影响产业集聚的同时，产业集聚也会通过一定的机制反作用于技术进步。张宇和蒋殿春（2008）认为产业集聚通过技术的“外溢”效应影响产业的技术进步。而产业集聚强度不同，适宜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就不同，从而造成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产生差异。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TPP=ISCδKβ （6）

其中，K表示物质资本；δ和β为待估参数。对式（6）两边取对数可得：

lnTPP=δlnISC+βlnK （7）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根据式（5）和（7），同时，参考董景荣等（2015）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本文设定计量模型为如下形式：

lnISCit=ρ0+■γjTPPit+？琢lnLit+εit （8）

lnTPPit=σ0+δlnISC+βlnKit+■θTCVit+εit （9）

其中，ρ0、σ0表示常数项； εit为随机扰动项；TCV表示控制变量，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之上，本文将规模经济（TSE）、技术能力（TTC）、经济发展水平（EDL）、经济外向度（TEE）、技术水平（TTL）作为控制变量，以期全面反映影响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因素。本文的变量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技术进步路径、要素禀赋和控制变量。

由于部分地区数据统计的缺失，本文以我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经过整理后得到。主要变量的性质如表1。

四、模型估计方法的确定

根据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对模型估计方法进行确定（见表2）。

表2显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产业集聚强度、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在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产业集聚强度、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在中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产业集聚强度与自主研发在东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他情况显示，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由于双向因果关系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存在双向格m杰因果关系的变量，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变量，运用全面FGLS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五、经验研究

根据NEG理论推导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相互影响。并且，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且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由于本文重点考察地区发展不平衡下的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因此，本文根据存在区域差异性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以及根据NEG理论推导的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选择适应不同区域的估计方法进行经验研究。

（一）分区域技术进步路径对产业集聚影响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3显示了式（8）中技术进步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由表3可知，运用全面FGLS和3SLS方法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性。除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且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外，其他技术进步路径对产业聚集强度的影响在显著性或正负影响上存在差异。如运用两种方法，东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均不显著，但是对产业集聚强度的影响方向不同；中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显著性不同，但是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负向影响；东部地区自主研发的系数在显著性和正负影响上均不同。

由上述分析可知，运用全面FGLS和3SLS方法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性。下面需要根据一种估计效率较高的方法进行分析，否则分析结果会出现偏差。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式（8）中部分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3SLS估计方法对式（8）的估计效率较高。下面，我们以3SLS方法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由表3可知，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且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显著性与之相反，东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对产业集聚强度有正向影响；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这说明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有利于全国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没有显著影响。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不显著，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对产业集聚强度有正向影响，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不显著，而全国和西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在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全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自主研发的系数均不显著，东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自主研发对产业集聚强度的影响为正，西部地区的与之相反。此外，人力资本对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基本都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技术“外溢” 效应仅作用于较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上；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的产业扩散现象使得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技术“外溢”效应随之扩散；东部地区是拥有较先进国内技术的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已无法满足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相对于西部地区，毗邻东部地区的中部地区更容易吸收先进的国内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发生在较落后的地区以依靠改革和政策红利来降低成本，从而使得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产生影响，这也与外商直接投资在现实中存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相吻合；拥有丰富要素禀赋的区域和行业才能使自主研发发挥其作用，东部地区是要素禀赋丰富的区域，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却远不及东部地区。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全国和西部地区应该选择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东部地区则应选择自主研发和中部地区应该选择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影响产业集聚强度。

（二）分区域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影响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4显示了式（9）中产业集聚强度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由表4可知，产业集聚强度对技术进步路径基本都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强度对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和自主研发均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而中部地区产业集聚强度对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自主研发有正向显著影响，对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存在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不同地区都存在产业集聚现象，从而导致对不同地区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综上分析可知，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有利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发挥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有利于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自主研发发挥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此外，物质资本、规模经济、技术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外向度和技术水平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存在差异。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前文经验研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采用基尼系数指标来衡量产业集聚强度，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式（8）和式（9）中主要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如表5、表6。

由表5可以看出，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变量的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与表3的估计结果基本相同，只有东部地区运用3SLS方法估计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显著性与之前的不同，即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显著的结论不稳健，但是，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的整体结论依然稳健；由表6可知，产业集聚强度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与表4的估计结果相同，从而可以看出，产业集聚强度对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基本都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的结论依然稳健。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在不同区域中存在差异，很有可能是因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为了解决区域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协调好产业集聚强度和技g进步路径的关系，提出下列政策建议。

继续深化并发挥东部地区改革开放的作用，积极引进适合我国行业发展的技术并加大创新力度。过去30多年，虽然改革红利促进了我国经济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但是国际经济环境在不断变化，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发挥改革开放的作用。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首要窗口，全面提升我国经济水平需要靠东部地区发挥好龙头作用。东部地区的装备制造业主要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而限制了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适度对该地区的装备制造产业及其技术引导扩散，将有利于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内部产业的平衡发展和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发挥好中部地区连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桥梁纽带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地区发展趋势，中部地区既能承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又能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行业发展的异质性，中部地区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开发西部地区不仅要依靠国内政策支持，也要依靠周边环境。采取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发展依然较缓慢。为此，促进与西部地区紧邻的其他国家的交流，共同发展以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带动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从而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差距。最后，我国应该加大创新力度，把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变为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进步路经，从而更加主动把握产业集聚强度，以利于区域和行业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缉慈. 地方产业群战略[J]. 中国工业经济，2002（3）：47-54.

[2] 巩前胜，仲伟周.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集聚水平与区域分布特征[J]. 改革，2012（5）：83-87.

[3]杨仁发. 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基于我国269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3（8）：41-52.

[4] 吴延兵. 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地区工业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8（8）：51-64.

[5] 吉亚辉，祝凤文. 技术差距、“干中学”的国别分离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4）：49-63.

[6] 刘小鲁. 我国创新能力积累的主要途径：R&D，技术引进，还是FDI？[J]. 经济评论，2011（3）：88-96.

[7] 李光泗，沈坤荣. 中国技术引进、自主研发与创新绩效研究[J]. 财经研究，2011（11）：39-49.

[8] 张公嵬，陈翔，李赞. FDI、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J]. 科研管理，2013，34（9）：114-122.

[9] 范剑勇，冯猛，李方文. 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世界经济，2014（5）：51-73.

同步技术论文例4

一、引言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以下简称为东亚NICs）在1960―1995年期间经历了年均增长率约为6%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增长理论自Solow（1956）之后，开始尝试用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逐渐形成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如Romer（1986，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和Lucas（1988）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由人力资本积累、R&D活动、“干中学”、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加深等内生因素决定的。这些模型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此外，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经验性分析中主要使用TFP计算方法来测算不同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单要素生产率如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只考虑了一种要素的投入，而TFP考虑的是所有的投入要素（包括劳动、资本等），因此在分析上要优于单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TFP是一个“余值”，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被计算在内的投入要素增长率加权和之差。Solow（1957）最先将生产函数与指数方法的理论联系表达出来，提出了一个计算TFP的方法。而关于TFP的实证分析，则通常以Kendrick（1961）和Denison（1962）的结论为代表。采用TFP分析方法的一些经验性分析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典型的经济增长现象得到了理论和经验的解释，然而，经济学家对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因素研究却长期持有争议。

一些学者依据Solow（1956）和Swan（1956）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Lucas（1988，1993）和Young（1991）等用具有代表性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来解释东亚NICs的经济增长现象。但是，关于增长因素的核算却发现，东亚NICs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用技术进步来解释（Krugman，1994）。其具体表现为，在这些国家中，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与劳动的快速增长，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它们的非农部门的TFP的提高既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不能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更出色（Young，1994a，1994b，2000）。此后，有学者将这一现象与理论的背离称为“东亚悖论”。

二、TFP计算方法对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解释

Krugman（1994）依据Young等人对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而TFP对其经济增长没有贡献。从而，他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也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的增长不可持续。东亚NICs在1960―1990时期的经济增长似乎真的属于所谓的“消耗型经济”，不可能持久了（Krugman，1994）。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NICs国家受到明显的冲击，增长速度放慢。许多人认为Krugman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预见了此后的危机，因而他的观点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界的主流观点。此后，经济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试图沿用Krugman的立论所依据的TFP计算方法分析东亚NICs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以此判断东亚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通用的估计TFP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增长核算法，其理论模型简洁，来自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种非参数的实证估计方法，计算方法主要依靠统计性质与经济学性质很好的一些指数公式。另一种是经济计量学方法，一般将总产出或增加值作为因变量，将不同的投入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计量学方法测算TFP虽然可以放松增长核算方法中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等假设，但必须对估计的参数给出先验假设，并且受样本观察值数量的限制，容易出现参数估计不稳定等统计上的问题。而非参数方法将指数方法与生产函数相联系，更适合于定期的生产率统计研究。

Kim and Lau（1994）的研究表明，东亚NICs的规模收益均显著地大于1，其中，香港为1.288，新加坡为1.34，韩国为1.381，台湾为1.37。如果把规模收益归于TFP增长，那么，由Kim and Lau计算得到的NICs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可以提高到20多个百分点。如果连同人力资本的贡献一起加起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40%以上（郑玉歆，1999）。

Young（1994）估算了亚洲各国（地区）的年均TFP，认为要素积累是东亚NICs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估算的1966―1991年期间NICs的TFP增长率分别为：新加坡-0.7%、台湾2.1%、韩国1.7%、香港2.7%。而Chang-Tai Hsieh（2002）认为Young低估了东亚NICs的TFP增长，并重新进行了估算，所得的结论为：新加坡2.2%、台湾3.7%、韩国1.5%、香港2.3%。

1978年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也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增长过程，并逐渐替代东亚NICs成为东亚最受瞩目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许多经济学家习惯将东亚NICs的发展经历拿来与中国作比较，并将中国的快速增长与它们归为同一种类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开创性研究者之一是Chow（1993），他认为在1952―198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积累。Chow（2002）发现1952―1978年TFP保持不变，1978年以后TFP大约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1978―1998年资本、劳动、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2%、10%、28%；1952―1998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0%。

易纲等（2003）提出了以往的一些研究所估算的东亚NICs的TFP增长率的不足之处。张小蒂、李晓钟（2005）针对Krugman提出的香港TFP生产率较低的事实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兴旺的起始阶段，其TFP增长率往往较低。林毅夫、任若恩（2007）则从TFP的测算历史角度出发，指出Krugman（1994）的依据为Young（1992，1994）的研究结论，而Young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王兵等（2008）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包括东亚NICs在内的17个APEC国家和地区1980―2004年包含CO2排放的TFP增长及其成分。考虑到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全球变暖的现实，他们强调了对CO2排放的限制。其研究结果发现，估算的17个APEC成员国家和地区中TFP增长最快的3个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2.49%）、台湾（1.56%）和香港（1.48%）。

由上述文献综述可知，对于NICs的经济增长现象到底是不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问题，通过TFP计算方法的分析还不足以给出完整的答案。因此，还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判断NICs的增长动力因素。

三、东亚NICs增长源泉的新解释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继续发展，一些文献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其中包括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技术变化的方向、R&D的周期性、一般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与专门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等。

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支中，Lloyd-Ellis and Roberts（2002）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型。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分别由最大化收益的家庭和企业作出决策，工资分布变化是它们作用的一个桥梁；并且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动态互补性，认为它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两个动力，缺一不可。

Kosempel（2004）提出了类似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的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内生决定的。但与Lloyd-Ellis and Roberts（2002）不同的是，他假定对R&D投入为GDP的固定比例，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质，且侧重于分析技术适应过程（technology adotpion）。

基于这一类微观模型的实证研究常常需要对技术进步作出直接的测算，而TFP计算方法只能间接反映技术进步，由其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变量存在明显的弊端。从Solow余值的定义可知，TFP中除了技术进步以外，还包括如生产能力的利用系数、劳动力储备、经济的无效率等因素（Comin and Hobijn，2004）。而对技术进步进行直接的测算的最大障碍是可获得的有关技术的微观数据比较有限，因而直接测算技术进步的经验性研究一般局限于研究个别国家的个别技术进步的情况。其中，典型的代表是Caselli and Coleman（2001），他们以发展中国家从OECD国家进口计算机设备的数量的变化来反映计算机技术在这些国家中的扩散情况（引进速度、使用的强度等）。

为解决直接测算技术的微观数据的获得问题，Comin and Hobijn（2004，2009）和Comin，Hobijn and Rovito（2006）根据现有的不同技术统计指标的特征，规范了技术的统计口径，整理获得了CHAT（Cross-country Historical Adoption of Technology）数据集。该数据集统计了104种技术在106个国家的扩散情况。

此后，Comin and Hobijn（2006，2008，2010）等建立了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模型，并使得该模型能够适用CHAT数据集中的微观统计数据。Comin and Hobijn（2010）提出的模型，可以用于估算一个经济体在采用新技术时的时滞。采用技术的时滞为一个经济体初次采用某一种技术的时间与该技术的发明时间之间的延迟时间，可以用来评价该经济体采用这种新技术的速度。采用时滞越长，说明其采用这一技术的速度越慢。

在这样的新视角下，Comin and Hobijn（2010）对东亚NICs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重新做了评价。他们使用了15种一般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在166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测算出不同经济体所采用的技术的差异可以解释这些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1/4。此外，他们还分别对8种GPT在东亚NICs的采用速度进行了估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NICs采用同一种技术的时滞都比较接近，已有的文献对于这一现象给出了若干解释。Comin，Dmitriev and Rossi-Hansberg（2013）分析了Comin and Hobijn（2010）所揭示的现象后指出，与世界技术研发中心国家的空间距离是影响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因此，相临的地理位置使得NICs国家的技术采用时滞大致相近。Spolaore and Wacziarg（2011）也做出了解释，他们认为由于拥有共同祖先的民族、相似的文化渊源和生活习惯，因而对于技术采用的选择往往也是相似的。显然，NICs同受儒文化影响渊远流长，因而从文化起源角度来解释似乎也是可行的。

表1第8列显示的是NICs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与世界平均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之差（NICs时滞-世界平均时滞），可以看出NICs国家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在明显加快，尤其是对于1973以后出现的技术的采用速度甚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恰好是NICs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NICs采用的新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可以通过图1来表现。

除了NICs以外，Comin and Hobijn（2010）也分析了日本从1867年“明治维新”时代至1920年技术采用的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日本自1945年至1980年的经济增长时期，其采用新技术的时滞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Comin and Hobijn通过直接测算技术的扩散水平的方法来研究技术进步对NICs增长奇迹作用，发现二者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由于其采用的微观数据能够直接反映技术进步的状态，因此用这种方法解释技术进步对NICs增长奇迹的作用就更加具有说服力。然而，当前用直接测算方法来研究技术进步的文献还不多见，不过可以预见，未来相关的研究会更加丰富和完善。

四、结语

本文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梳理了研究NICs增长奇迹的源泉的系列文献，以考察技术进步在NICs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Solow模型提出经济的长期增长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此后新增长理论尝试将技术进步视为受内生因素影响。许多经验性文献采用OECD国家的数据验证了新增长理论的解释力，然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研究方法却不能获得一致的解释。NICs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由技术进步来支持，以及东亚奇迹能否可以持续下去，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使用TFP计算方法来解释NICs增长奇迹，却没能获得一致的结论。

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入发展，以及研究技术进步的经验分析方法的改善，经济学家开始从微观角度建立增长模型，并尝试使用微观技术的统计数据来直接测算技术扩散的水平。Comin and Hobijn等人从微观视角对“东亚悖论”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在NICs奇迹发生的时期在这些经济体中确实发生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当然，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会有更多的文献研究继续对这一问题提出更有效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Solow，Robert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

[2] Romer，Paul.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

[3] Grossman，Gene M.and Elhanan Helpman.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1）.

[4] Lucas，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

[5] Swan，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J]. Economic Record，1956，32（2）.

[6] Young，Alwyn.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2）.

[7]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J].经济研究，1999（5）.

[8]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TFP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9] 张小蒂、李晓钟：对我国长三角地区TFP的估算及分析[J].管理世界，2005（11）.

[10] 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J].经济研究，2007（8）.

[11] 王兵、吴延瑞、颜鹏飞：环境管制与TFP增长：APEC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5）.

[12] Chow，Gregory C.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

[13] Lloyd-Ellis，Huw and Joanne Roberts.Twin engines of growth：skills and technology as equal partners in balanced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2）.

同步技术论文例5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自马歇尔提出集聚经济以来，产业集聚问题就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大量的理论也相继出现并日趋发展成熟，如产业区理论、工业区位论、新工业区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创新集群”理论等。基于这些理论，大量的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结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Lundvall（1992）基于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探讨了产业集聚、技术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Ellison等人（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聚诱发的知识外溢和共享劳动力市场效应促进了技术进步 ；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集聚。波特（2000）从竞争战略的角度理论阐释了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认为集聚区内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能使企业获得技术研发的成本优势，关联组织与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技术创新；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集聚。Marshall（1961）在研究产业集聚的成因时发现，获取外溢的技术及知识是企业向特定区域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Josep等人（2008）对集群内企业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后指出，技术进步使得集群组织网络更加紧密，进而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

从我国的实际看，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和集聚式发展，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已经出现，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张宇等（2008）在对长三角地区的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进行考察时发现，产业集聚与行业技术水平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梁琦等（2005）对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研究发现，高集聚产业的技术进步明显快于低集聚产业；苏李等（2010）对中国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地理集聚以及技术进步进行研究后发现，产业集聚是制造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叶建亮（2001）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改变了集聚组织内企业的生产函数，诱发了企业技术进步。

国内的现有研究多是在研究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时涉及了技术进步问题，且研究的重点在于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对于技术进步对产业集聚的反向作用还未见研究。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产业集聚作用于技术进步的问题，技术进步对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两位数水平的中国装备制造业行业，对这一双向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厘清这一关系不仅有助于拓展产业集聚的成因，而且还能为通过技术研发战略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的发展与集聚升级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研究方法与相关说明

（一）研究方法

考察产业集聚（以EG表示）与技术进步（以TC表示）互动关系的基本方法就是格兰杰因果检验。但因传统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量要求较大，本文借助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该检验进行扩展，以突破大样本要求的限制，同时也使得结果更加科学可信。利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出现，但国内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其具体过程包括四个方面：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和因果检验。

1.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是规避计量模型“伪回归”问题的重要手段。数据平稳性检验包括两类：一是各截面序列的相同单位根检验，主要检验方法有 LLC检验、Breitung检验、Hadri检验；二是允许参数跨截面变化的各截面序列的不同单位根检验，主要检验方法有Im-Pesaran-Skin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

2.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协整反映了非平稳的单整序列数据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很多，但使用最广泛的还是Pedroni检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内检验，主要有Panel v检验、Panel ρ检验、Panel pp检验和Panel ADF检验；二是组间检验，主要有Group ρ检验、Group pp检验和Group ADF检验。

3.建立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在对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后，需对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为此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其模型的设定形式见式（1）和式（2）：

（1）

（2）

式中：TCi，t为t时期i产业技术进步项的一阶差分项，EGi，t为i产业t时期的产业集聚项的一阶差分项，εi，t-1为技术进步TC项与产业集聚EG项的回归残差项，TCi，t-k、EGi，t-k为滞后k期的一阶差分项，、η分别为常数项和残差；λ为调整系数，反映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非均衡拉回均衡状态的调整力度。

4.因果检验。产业的地理集聚是否是技术进步的原因检验包括两类：一是短期因果关系检验，即根据式（1），对=0进行Wald统计检验。如果检验结果在置信水平下显著，则短期内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即产业集聚是技术进步的短期原因，反之则反是；二是长期因果关系检验，即对+λ1=0进行Wald统计检验。如果检验结果在置信水平下显著，则表明长期内产业集聚有利于技术进步，即产业集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长期原因，反之则不是（J.M.伍德里奇，2003）。

同理，依据同样的方法对技术进步是否为产业集聚的原因进行检验。

（二）装备制造业界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装备制造业范围与统计口径调整。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装备制造业包括7个两位码子行业，即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但因2003年以前工业统计标准采用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1994》，上述7个行业的统计口径在新旧标准下有所不同。其中，新标准下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旧标准下为普通机械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经仔细核对，不同标准下这两个行业的统计口径有所变化。对于这一变化，本文按照“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工业统计数据库”所提供的三位码子行业统计数据对1998-2002年的数据进行调整。

2.变量说明。一是产业集聚。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很多，传统的指标主要有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熵指数和哈莱一克依指数。随着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出现，这些指标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从新地理角度对产业集聚进行测度的方法相继出现，如空间基尼系数、空间集聚指数、产业自我集中度指数等。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目前国内外广为使用的空间集聚指数来测度装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其计算方法如式（3）所示。式中：Sijt为t年j地区i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就业人数的比，Xjt为t年j地区所有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比，Zijt为t年k地区i产业的销售收入占全国该产业销售收入的比，n为全国地区，EGit为t年i产业的空间集聚指数。

（3）

二是技术进步。衡量技术进步指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Hausman等（2007）、Traistaru等（2003）提出的技术密集度指数。国内学者樊纲等（2006）、姚洋等（2008）以此指标为基础，对中国制造业及出口品的技术含量进行了研究。其计算方法如式（4）所示，式中j、i、t分别表示地区、产业和时间，Vijt、Lijt分别表示t年j地区i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N、M分别表示地区数和产业数。

（4）

3.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2009）、《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9年）和国研网“工业统计数据库”。

结果与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依据上述方法，本文采用LLC检验、IPS检验、F-ADF检验和F-PP检验四种方法对技术密集度指数、空间集聚指数及其一阶差分进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结果发现：技术密集度指数的四个检验值均不显著，空间集聚指数的检验结果也有三个指标不显著。据此，可以判断两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进一步对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发现结果均在10%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即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由此，可以认定这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

（二）协整检验

借助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以检验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联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结果可见，检验结果中有5个指标分别在1%和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仅有一个接受原假设。由此，可以判断空间集聚指数与技术密集度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空间集聚指数与技术密集度指数之间存在长期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模型1中εt-1系数为-1.1480且显著，表明当技术密集度变化偏离均衡时将以1.1480的速度向均衡量调整；模型2中εt-1系数为-0.0215且不显著，表明当空间集聚指数偏离均衡时将有以0.0215的速度向均衡调整的可能。

（四）因果检验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本文得到了空间集聚指数与技术密集度指数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的检验结果显示，空间集聚指数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说明产业集聚是技术进步的短期原因；空间集聚指数与残差项εt-1的联合检验结果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集聚是技术进步的长期原因。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密集度指数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说明技术进步是产业集聚的短期原因。技术密集度指数与残差项εt-1的联合检验结果不显著，表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产业集聚之间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综上结果发现，产业集聚与其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或双向关系，即装备制造业集聚推动了其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是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原因。那么，其背后的原因又何在呢？

就前者看，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竞争效应。产业集聚的典型特征就是企业的群居。大量群居一地必然导致激烈的竞争，这将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获取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不仅如此，随着产业集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之间竞争会诱发它们在研发投入上的“彩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多纳德等，2001），进而加速技术进步。另外，群居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为创新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激励了企业间的联合研发，降低了创新活动的“学习成本”及创新风险，提高了创新效率，而高级要素的集聚和知识及信息的流动则为创新提供了原动力（蒋满元，2006）；二是技术和知识外溢效应。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和知识外溢是产业集聚一大经济效应。伴随着产业集聚的发展，以员工流动为载体的技术和知识外溢加快，这必然会推动技术进步（Michael et al.，2004）。同时，伴随产业集聚的发展，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也日益发展，大批技术人员集中于此，降低了企业的人才搜寻成本，企业可以较为容易得到所需的技术与研发人员（Mariano et al.，2005）。

就后者看，主要原因同样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合作效应。从实践看，新技术及技术进步的主体多为经营绩效好、规模大的企业或某一产业中的核心企业。这些企业因技术进步获得了在产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从而吸引上下游的企业与之进行纵向和横向合作，围绕核心企业的集聚因此会得到快速发展。不仅如此，核心技术企业的集聚还会吸引专业化的投入品和服务向该地区集中，关联产业的集聚效应因此显现；二是技术与知识外溢的引力效应。新技术的应用过程同时也就是该技术及与此技术相关的知识外溢的过程。为了获取该新技术和与此技术相关的知识，这些同类竞争企业会主动技术领先企业所在区域转移，进而使得集聚规模不断扩大。不过从长期看，作为一种产业组织的特殊形式，决定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成本、规模经济、政府行为等，技术因素仅仅是推进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一个短期因素，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99-2008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统计数据和拓展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产业集聚不仅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短期原因，也是长期技术进步的源泉，但技术进步则仅仅在短期内促进了产业集聚。

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一是鉴于产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显著影响，政府应通过财政、税收、硬件设施条件改善等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集聚，以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同时，要积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集聚环境，以利于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二是由于技术进步是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的短期因素，因而对那些试图通过集聚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地区来说，政府要积极搭建技术平台，为企业的技术引进和研发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充分发挥技术因素在集聚发展中的催化剂功能。但考虑到技术因素仅仅是促进产业集聚一个短期因素，所以政府应将产业集聚政策重点放在那些有助于产业集聚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基础设施、创新平台等方面。

参考文献：

1.张宇，蒋殿春.FDI、产业集聚与产业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制造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J].财经研究，2008（1）

2.苏李，臧日宏，闫逢柱.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0（2）

3.J.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J].经济研究，2006（8）

5.姚洋，张晔.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8（2）

6.[美]迈克尔·E.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2）

7.梁琦，詹亦军.产业集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来自长三角的证据[J].产业经济评论，2005（2）

8.叶建亮.知识溢出与企业集群[J].经济科学，2001（3）

9.Hausmann，R.，Hwang，J.and Rodrik，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12（1）

10.Traistaru，I.and Martincus，C.V.Determinants of Manufacturing Concentration Patterns in Mercosur[R].ERSA conference papers，No.ersa03p191，2003

11.[英]多纳德·海，德里克·莫里斯著，钟鸿钧等译.产业经济学与组织（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2.蒋满元.关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06（2）

13.Michael，F.& Grit，F.，Innovation，Reg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R&D Cooperation[J].Research Policy，2004，33（2）

同步技术论文例6

（一）科技进步的发展状态

20世纪，相对论、量子论、控制论、信息论、DNA双螺旋模型、大陆板块与漂移学说、宇宙爆炸模型等基础性的重大科学发现和一些理论创新不断涌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计算机、通信、新材料、原子能、生物工程、航天技术等一大批以科学突破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群不断诞生，在24年前，邓小平同志已经深刻地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尽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科学技术上获得的发展，也不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与改革，而是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在新的世纪，科学技术将走向更加微观、更加宏观，更加复杂的体系，影响更深刻，更广泛。在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脑与认识科学以及数学与系统科学，乃至社会人文科学之间将出现更多的交叉融合，形成新的前沿，酝酿新的突破。

（二）人文精神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科学理性，人文精神，任务关怀也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动力。我想人文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人自身的精神境界的理解，包括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灵结构、价值取向、人生情感等。二是反映在人与群体之间即个人与家庭、组织团体、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是我国一个传统观众。

二.科技进步促进人文精神更科学、健康、丰富的发展

（一）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

邓小平同志说过，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一年比得上过去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是说，科学技术不仅对世界观的影响非常大，对人们价值观的改变也是非常明显的。价值观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会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今天，有许多重要的价值观念，譬如说理性、规范、公平、批判、创新、效率、团队等这样的一些价值观念，可以说在300年以前是没有的，多数都是在300年以来由于科技进步的影响而产生的，科技的创新会促进新的价值观念的生长，起到启蒙和先导的作用。

（二）科技技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是每个人都要碰到、要思考的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工作日的进一步缩短。以前休闲是工作太累了，要休息一下，现在，休闲已经超过了艰苦劳动以后放松一下的意义，成为生活价值的组成部分，被商业化为现代时尚。科学进步导致现代社会的进步还表现在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第一产业越来越少，第三产业越来越多。

三.人文精神是科技的推动力和领航员

（一）高尚的人文精神是促发科学技术进步的精神动力

爱因斯坦1922年获得若贝尔奖后在瑞典科学院有一个演说，他说：“人是为了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其次是为了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爱因斯坦确实是伟大的，不仅在科学方面，而且对人类整个文明进步方面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导航

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即可以为社会、为人民、为人类谋福利，同样也可以造原子弹来炸人，可以形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危害社会，也有可能有些疯子克隆出人来，在人类的伦理道德甚至对整个社会秩序造成危害，但是这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毛病，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罪过，而是人应该用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问题。当然，所有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都可以通过法律的、行政的、技术的手段加以关注和解决，但是如果我们不用正确的人文思想和态度结合科学技术的手段去解决它、关注它，就会带来一些新的社会危害。

四.正确的道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

（一）科学与人文联手，世界才能多姿多彩，持续发展

爱因斯坦说过：“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由数学公式组成。”在这句话里，他把科学和文艺很好的联系在一起了。庄子也说过：“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把属于艺术的“判美”与属于科学的“析理”作为一个事情的两面。

（二）继承中发展，创新中继承

在科学与文艺结合方面，应该做到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有许多人文瑰宝精神财富称耀于世。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有不利的一面，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要改造传统文化，使他有利于创新，而科学与人文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是真、善、美的完整结合。科学主要是求真，科学研究就是揭示客观、认识真理，科学为人类的善提供手段以及物质的、精神的基础。而人文艺术是促进善的，善是由人类思想、道德原则构筑的的精神境界，艺术是抽象的善的理念的视觉化表达，善又为科学研究指引航向。科学与人文的高级目标是达到美的境界，科学美以理论的和谐、简练、新奇为重要目标，他是一种内在理智美，是一种在登临世界科学高峰时，居高临下对自然界隐秘的内在和谐一览无余、豁然开朗的理念和美感，具有无形无象的深奥性，艺术美的标志也是和谐，简约，富有创造性。（作者单位：渤海大学）

参考文献：

[1]黎伟，李春英，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

[2]徐祥运，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7

同步技术论文例7

一、前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麻文奇（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约为12%，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胡磊（2011）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吕冰洋等（200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张新（2007）试图将技术进步、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这些新增长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源泉，尤其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等因素，试图来构建一个分析经济开放情形下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求解，研究发现长期稳态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产出效率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拓展了已有增长模型对开放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其中技术外溢渠道包括进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是关键的推动因素，然而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来自国外研发外溢的技术进步作用更为显著；比较两类技术外溢的传播渠道，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要比进口贸易更为显著。

二、模型介绍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提出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切。

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19）

其中，Y为产出，A0为初始技术水平，er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t相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作用，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综合结果。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当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有：

α+β=1

那么，（19）为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1957年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产出增长率，为技术技术进步率，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令代入（22），得：

分别用EA、EK、EL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从1991年―2010。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社会从业人员人数（L）、劳动报酬、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度数据采用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二）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显著水平取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各估计参数通过T检验，并且显著性较高。可决系数R2=0.983573，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27）式得到福建省的生产函数：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各个要素的贡献度见表4。

注：八五到十一五阶段的平均值为五年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1991-2010的平均值为20年间的几何平均值，增长速度为相邻两年之差与前一年的比值。

结果表明，1991年-2010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度为28.47%，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7.30%，那么经济增长中35.77%来自要素投入。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

分阶段来看，“八五”、“九五”阶段，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的发展，贡献度超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68.95%、79.60%。而在之后的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转而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在“十五”、“十一五”阶段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于我国投资推动政策的影响。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结论

1991-2010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35.77%，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但是分阶段来看，“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显著下降，因此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8).

[2]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1).

[3]张军,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4]李治国.转型期中国资本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6).

[5]麻文奇.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

同步技术论文例8

 

移动是篮球比赛中运动员为了改变身体的位置、方向、速度、高度等状态时所采用的各种脚步动作的统称。

移动是运动的基础。篮球比赛过程中，为了更多地把球投入球篮并阻止对方投中本方球篮，运动员必须不停地在长28米、宽15米的球场上进行徒手与持球两种状态的移动。因此，移动技术在篮球运动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篮球比赛中运动员为了摆脱接球，寻找投篮时机，进行抢断、封盖以及战术配合，都要通过对员不断的移动才能完成，因此移动是篮球各项技术的基础。

1 移动在传统和现代教学中的比较

1.1 移动在传统教学中的分类

在1988年和1995年出版的篮球教材中把移动技术分为“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

1.1.1 进攻移动技术分析

进攻移动主要有起动、变相跑、侧身跑、急停、转身、跳等技术所组成，是以人体的踝、膝、髋关节为轴，通过脚蹬碾的力量，腰腹力量、手臂摆动力量，带动躯干灵活的运动，来改变身体位置、方向和速度。如图 1-1

进攻移动技术分类

起 跑 跳 急 转 步

跳 停 身 法

放 变 变 侧 双 单 跨 跳 前 后 跨

松 向 速 身 脚 脚步 步 转 转 步

跑 跑 跑 跑 跳 跳急 急 身 身

停 停

图 1-1

1.1.2 防守移动技术分析

防守移动技术的动作结构主要包括踝、膝、髋、腰为轴的各种运动动作。防守移动技术由三个环节构成：准备姿势、控制身体重心、身体各部位协调配合。如图1-2

防守移动分类

滑步后撤步攻击步 碎步 绕步

前 后侧绕 绕

滑 滑滑前 后

步 步步步 步

图 1-2

2 进攻和防守移动技术的比较分析

综合篮球运动中防守的特点和以上两种防守技术的分类对比可以看出移动技术是篮球运动中各项技术的基础，篮球比赛是在不断的移动中寻找投篮的机会，攻守双方不断交替，所以移动在攻守转换的瞬间就会改变形式，进攻移动瞬间就要变成防守移动，且在进攻和防守的移动技术中两种技术结构和动作基础方面没有严格的界限，进攻移动中包含防守移动的技术，防守移动技术又是在进攻移动基础上形成的技术动作。如进攻移动中的跑、跳、转身以及跨步在进攻和防守移动中都有运用，而防守移动中的后撤步以及绕步在进攻移动中也在反复的应用， 所以不应在篮球教学中严格的区分出“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而应该将两种技术归为一体进行教学。

3 现代教学中移动技术的分类

运用动作结构分析，移动包跑和滑动、旋转、跳等技术。跑和滑动又包含了各种直线、曲、折线的跑和各种滑步、急停；旋转即转身技术动作；跳包含了单、双脚的各种跳技术动作。

根据运动生物力学的基本原理，人体移动可分为平动、转动和复合运动。平动，即人体在运动时，它的各部分在同一时间沿同一方向，通过完全相同的距离的移动；转动，即人体绕空间某一直线作圆周运动或弧线运动。转动时身体的各部分在同一时间沿同一方向，通过同一角度；复合运动是平动与转动二者的结合，这种运动形式在篮球移动技术中是不多见的，但在移动技术动作与其客观存在技术动作的组合中是有的。

根据技术的特点，移动可分为：为了争夺地面的平动、转动和为了争夺与抢占空间的各种方向的跳动。硕士论文，移动技术。如图 1-3

移动技术

平动转动 跳动

跑 急停 滑动 撤跨步 转身 助跑原地

起 变 变 侧后 跨 跳 侧 后前 滑 侧前 后 前后 单 双 单 双

动 向 速 身退 步 步 滑 滑滑 跳 跨跨 撤 转转 脚 脚 脚 脚

跑 跑跑 跑 急急 步 步步 步 步步 步 身身 起 起 起 起

停 停跳 跳 跳 跳

图 1-3

4 “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技术与现代移动技术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技术以及现代移动技术的比较可以看出，前后两个阶段对移动技术的教学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传统的教学中把移动看成了两个独立的部分各自进行教授，而篮球运动本身是一项综合性运动，各个技术相互穿插，移动技术是篮球各项技术的基础，且篮球技术中的移动本身也是一项综合性技术，所以不应将这项技术一分为二。

而现代教学中克服了这一观念上的误区，将篮球运动中移动看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再细化和完善各项动作，这样就能将教学和实战有机的结合起来，更有利于技术的发挥。硕士论文，移动技术。硕士论文，移动技术。

5 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移动技术在篮球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如何能有效的将教学和实战结合起来是在教学中必须探索的问题，而就单纯的移动技术而言，现代教学中对移动的分类更加合理，学生更易接受，也更加有利于在实战中的应用。硕士论文，移动技术。硕士论文，移动技术。所以，必须对传统的移动技术分类进行改革，使这项技术更加贴近实战，而现代教学中对移动技术的分类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值得在教学中广泛的应用。硕士论文，移动技术。

从进攻移动和防守移动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这两项技术在本质上其实是贯通的，进攻移动技术中包含着好多防守移动的技术，而防守移动技术又是进攻移动技术的延伸，如果将移动技术拆分成这样去教学就会影响到整体技术的发挥，因此，在教学中应大力推进现代移动技术。

参考文献

[1]刘玉林.现代篮球运动研究[M]. 北京： 人民. .教育出版社，2006．1

[2]郭永波.篮球运动教程[M] .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4

[3]孙民治.篮球[M]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1995 .5

同步技术论文例9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66-02

一、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概念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科学与技术各自都有相对确切的概念。现代所用“科学”一词，是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侠义科学仅指自然科学，本文所指是其侠义的自然科学。英文中的技术一词technology由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和logos（词，讲话）构成，意为对工艺、技能的论述。到20世纪初，技术的含义逐渐扩大，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伦理学，在古希腊，“ethos”一词最早见于《荷马史诗》，特指一群人所共居的地方，后来，词义扩大为一群人的性格、气质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已被认为是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道德”一词被赋予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道德品质、道德境界和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二、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几种观点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一直以来被大家争论不休，但主要分为相关论、不相关论和等同论。相关论者又可分为伦理道德决定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下面我们就分别进行阐述。

（一）不相关论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区分开，他著有《物理学》是研究科学技术，他的《尼格马克伦理学》是研究伦理道德的，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而后者研究对象是人。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彭家勒（1854-1912）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1711-1776）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1889-1951）、卡尔纳普（1891-1970）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中国的《易经》就有“形而下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把伦理道德所指的“道”和自然科学所指的“器”区分开来。他们太注重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区分，实质上是否定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本质联系。

（二）等同论

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前468-前420），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把美德作为知识的一部分，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是苏格拉底对人类科学技术史和伦理思想史的巨大贡献。但是，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在没有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情况下“等同”对待，实际上等于忽视或取消了两者之间的差别，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导致科学技术乐观主义和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思想渊薮。

（三）科学技术决定论

中国先秦墨家学派崇尚自然科学，主张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墨子》有“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主张人人平等，反对战争，天志既掌握自然规律，明鬼既继承前人的经验。在近代自然科学盛行一时的阶段，这种观点占据了主导。从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哥白尼的地心说革命，伽利略确定了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笛卡尔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为同一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甚至人体也是如此。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认为世界就像一个运转的大机器，上帝给了第一脚的推动力，于是世界便在三大定律作用下开始运转。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一些机械论者认为科学技术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科学技术的进步就能带动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显然这种观点太过于极端化，事实表明，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原子弹、克隆人等例证就能表明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弊端。

（四）伦理道德决定论

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把个人的伦理道德放在高于其他知识地位，《论语》就有“君子入则孝，出则悌，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问”，《中庸》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反映了伦理道德才是最根本的前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现实社会只是理性社会的一个模版，理性社会的人都是追求最高的伦理道德――善，人类学习知识只不过是为了运用知识更加认识理性世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科学的威力不断增加的同时，科学的利用越来越不高尚，越来越粗野，而且越来越不道德”。他们甚至主张用“完全刹车”的办法，来阻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三、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科学技术不仅带来政治、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而且带来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观念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了伦理道德的完善，中国先秦的管子在其著书《管子》中说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生产资料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们才能更好的遵纪守法、知礼让礼。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人们认识世界的知识、方法和手段，为促进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利害关系，对新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从最终决定意义上来说是以促进作用为主的。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改变了社会的道德舆论，促进人类新的道德规范生成，促进了人们价值观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道德生活、处理伦理关系，强调人类智慧，促进了伦理学学科的发展等。

（二）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反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它在改变一些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同时，也冲击着那些仍然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仍在发挥着重要社会协调和约束作用的伦理道德，削弱和挑战着它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例如：盲目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忽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人类价值观趋向的改变，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去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忽略伦理道德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保护作用，所导致的大气污染、河流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生物技术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更为深刻和严重。基因技术特别是人体生物遗传信息的破译，在促进人类揭示遗传基因秘密，为人类自身疾病的诊治提供依据和手段的同时，带来了如何尊重并保护人们的遗传信息隐私权，如何确保人们受到公平合理的评价和对待，而不是“遗传决定论”或“基因决定论”的观点，避免对遗传信息的误用和滥用，产生“基因歧视”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真正善待我们的后代，不至于利用基金技术来“设计和制造后代”，既损害了当代人的身心健康，又侵犯了后代人的权利。

（三）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辩证作用

然而，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作用犹如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作用一样也具有两面性。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规范，体现在科学技术伦理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可以更好地指引科学技术导向提高社会生产力、造福人类社会的方向，限制科学技术滥用，危害人类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反，当社会的伦理道德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的时候，往往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产生阻碍作用。例如中世纪西方封建国家的宗教神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严重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时就要打破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道路。

同步技术论文例10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 新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方程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

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可以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为了更好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把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

鉴于任何一个经济计量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上，为此本文首先给出构建模型的假设条件：

（1）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是能够相互替代的，并且能够以可变的比例相组合。

（2）生产函数的形式采取考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

（3）技术进步是希克斯所定义的中性技术进步。这意味着把生产要素的质量变化全部归入技术进步的范围内。

（4）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并按固定的指数增长率增长。

（5）规模收益可以不是不变的。由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会把规模收益变动的影响全部划入技术进步的范围内，所以规模收益可以不是不变的假设有利于把规模收益变动的影响从技术进步的范围内分离出来。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可以得到包含技术进步但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①：

Yt=A0ertK■■L■■■e■

式中，Yt是t时期的产出，用该期的GDP来代表。Kt是时期的物质资本投入，用该期末的总资本存量来代表。Lt是t时期的劳动投入，用该期的劳动人数来代表。A0是基期的技术水平。r是技术进步率。t是时期，用年来代表。a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b是劳动的产出弹性。u是误差项，并且满足经典假设。

对上式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①

lnYt=lnA0+rt+alnKt+blnL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①：

y=r+ak+bl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可得到包含知识的经济计量模型（2）：

Yt=A0ertK■■L■■■e■

其中，Ht是t时期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在此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e是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在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②：

lnYt=lnA0+rt+alnKt+blnLt+elnH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②：

y=r+ak+bl+eh

其中，h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

根据云南省在1978-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①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①

lnYt=-1.948+0.03913t+0.599lnKt+0.427lnLt

标准差 （7.173） （0.033） （0.323） （0.424）

R2=0.997 F=1864.346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云南省在1978年至2010年期间的年均技术进步率为3.913%。同时，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略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略显规模收益递增。

根据云南省1978年-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②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②：

lnYt=-4.094+0.0222t+0.727lnKt+0.467lnLt+0.303lnHt

标准差 （8.456） （0.48） （0.421） （0.442） （0.618）

R2=0.997 F=1864.346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产出弹性为0.303，它表示国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产出就增加0.303%。同时还可看出，技术进步率为2.22%，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727，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467。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由0.599提高到0.727，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也由0.427提高到0.467。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还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技术进步率为3.913%，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由3.913%下降到2.222%。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其中1.691%=3.913%-2.222%。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同样是一致的，因为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体现在人力资本或知识的生产过程之中。

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3%下降到2.222%，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为1.691%。既然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率是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所体现，那么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究竟是被体现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128，其中0.128=0.727-0.599，二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04，其中0.04=0.467-0.427，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值即0.303。

此外，由回归方程②发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这一实证结论同样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三、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构成的影响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中，第t年的产出是由第t年的技术水平、第t年的物质资本投入、以及第t年的劳动力投入共同决定的。此外，技术进步被假定为是希克斯中性的，生产函数也被假定为是考柏――道格拉斯形式的。这样可得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tK■■L■■

在假设劳动的产出弹性为1，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时，上式可变为：

Yt=AtLt

进而有：

Yt/Lt=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1时，上式可变为：

Yt=AtKt

进而有：

Yt/Kt=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资金产出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b的值都大于是0且小于1时，上式又可变为：

Yt/（K■■L■■）=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以上罗列了三种代表技术水平的指标：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不难发现，三种指标中，只有全要素生产率能合理地度量技术水平，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综合地考虑了物质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投入的生产效率。所以，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云南省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水平，并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技术进步通过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因为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因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把前者定义为人化的技术进步，同时把后者定义为物化的技术进步，那么可把云南省的技术进步率分解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化的技术进步率，另一方面是物化的技术进步率，即有：r=r1+r2。

本文采用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代表劳动力投入质量的变化，因此可以把人化的技术进步看作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这个变量而引起的。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0ertK■■L■■■

设Yt/（K■■L■■）=Wt

这样上式可变为：

Wt=A0ert

在上式两边对t求全导数，有

■=A0ert·r

在上式两边同除以Wt，有

■/Wt=■=γ

取■/Wt=w，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则有：

w=γ

该式表示技术进步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0ertK■■L■■H■■

进而有

Yt/（K■■L■■）=A0ertH■■

令Qt=Yt/（K■■L■■），则Qt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有：

Qt=A0ertH■■

在上式两边对t求导，有

■=A0ertH■■·r+A0ertH■■■■

在上式两边同除以Qt，有：

■/Q■=r+e■/H■

取■/Q■=q，表示受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取■/H■=h，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

这样有：q=r+eh。

该式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与其产出弹性之积。

根据回归方程①，结合等式w=r，有（A）

w=r=3.913%

该式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都等于3.913%。

根 据 回 归 方 程 ② ，结 合 等 式 q=r+eh，有（B）

q = 2 . 2 2 2 % + 0 . 3 0 3 h = 2 . 2 2 2 % + 0 . 6 7 8 % = 2 . 9 %。

该 式 表 示 受 知识或人 力 资 本 影 响 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增 长速度等于2.9%，并且表示这部分2.9% 的增长速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2.222%；另一部分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0.678%。

对比（A）式和（B）式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由3.913%下降为2.9%。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进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对比（A）式和（B）式还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由3.913%下降到2.222%。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但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到哪儿去了呢？答案在于二方面：第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第二方面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云南省人化的技术进步率为1.691%。其中，人化的技术进步率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另一部分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同时易知我省物化的技术进步率为2.222%。

四、政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说明了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同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一国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最好方法是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是劳动力获得知识的最优途径。技术进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所以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究其原因是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据统计，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云南省在1983年是0.87%，而美国在1981年为32.2%，日本在1980年为14.3%，分别是云南省的37倍和16.4倍；到1990年云南省这一比重上升到1.87%，而美国在19994年上升为56.5%，日本到1990年上升为20.7%，云南省用了7年的时间这一比重才上升了1个百分点，而在相当于7年的时间里，美国这一比重上升了7.7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4.5个百分点。造成云南省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的原因在于云南省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不够和我国的教育体制不完善。在1991年～1995年期间，云南省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2%，然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7%，其中发达国家为6.1%，发展中国家为4%，均高于云南省目前的水平。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因而为了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云南省应该加强教育投入的力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以期尽快提升我国或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科教兴国战略的依据》，《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2、李京文、张国初：《现代人力资源经济分析——理论·模型·应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3、沈利生、朱运发：《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4、郑玉歆、许波：《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资本度量》，《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