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一06-0001-03

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形态，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后建构起睐并延续到现代的一种剥区域文化形态。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博大精深，湖湘文化的精华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理想信念，认准奋斗目标而坚忍执着，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思变求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务实精神；融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敢作敢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倔犟勇武、舍身取义的大无畏精神；艰若奋斗、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

一、政治上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的发展与创新

湖湘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经世致用”、重“躬行实践”即不尚空谈，而求务实，湖湘历代学者都十分重视实践的需要。但是其也存在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湖湘文化的求实精神从湖湘学派开始，由经世派进行发扬，但湖南地处内陆，经济相对落后，湖湘文化具有开拓性和开放性严重不足，因此，湖湘文化具备务实与创新相辅相成、先进与保守兼备的特征。到维新运动时，便在湖湘大地上发出一股强劲的重实学的风气，并促使了一大批新式学堂的诞生，其直接的结果近代的湖潞文化开始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时，首先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是湘人魏源，而最早接受这个口号付诸实践的是湘人曾国藩、左宗棠。然而，近代湖湘文化表现出通变、求新的开放精神；并在近代史上大放光彩删是具有创新意识的是谭嗣同。谭嗣同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与地主阶级的经世派、洋务派相比，他们主张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内阿西方学习，在继续强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政治体制。

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关注的是治国救民之道。同时，近代中国又面临强国御侮、变革政治制度的任务。经世之学的价值取向和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影响和造就了谭嗣同的政治上的创新思想。从到辛亥革命时期，具有经世学风的湖湘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正是的面世态度和参与意识，促使他们直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投身改革和革命。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并把它发扬光大，丰富了经世之学的内涵，从传统的学问转向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本质上说，经世致用属于传统学术的范畴，但是它倡导的积极面世的态度，又使它成为连接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的桥梁。反映了湖湘文化经世传统自我完善、与时俱进的适应能力和强大生命力。

进入近代以后，湖湘文化的这种开放胸襟和融合精神突出表现在向西方学习上。而中国近代史上第―个喊出“冲决一切罗网”，并且为了维新变法而流血的人是谭嗣同。发生后，不少人劝他出逃，他满怀豪情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所代表的实际上也是湖湘文化的一种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

湖湘文化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105 — 02

近代的史册上，记载了数不清从湖南走出的人才。正是湖湘文化从传统向近代实现转型，才为湖南近代的人才群体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关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的开始，学术界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起点，二是以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为开端，笔者更倾向于后者。近代化，应该是物质、制度、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时代与社会的近代化特色。而文化的近代化，应该是以西方文化的输入而产生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为标志，如果西方文化只有输入，而没有受到本土文化的接纳，就不能使本土文化表现出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中西文化彼此产生冲突与融会，原来的文化发生了变异，朝着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真正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

一、甲午战争前

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对西方文化采取强烈的排斥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西洋教加以排斥。基督教文化是最早传入湖南的西方文化，从清朝雍正开始有天主教堂在湖南衡阳和湘潭的出现，到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传教士在湖南取得合法权，基督教在湖南的传播本应该是迅速增长，但湖南人焚烧教堂、驱逐教士等强烈抵抗的行为使得基督教在湖南一直都难以立足生根。当时比较有名的便是“周汉卫道”，他在狱中的供词中说：“忠诚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由此可以看出，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的“圣道”。

二是对西方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一概排斥。最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的湖南人对“制造轮船”的看法。湖南一些有识之士，如郭嵩焘曾创议在湖南与湖北之间筹建轮船，以分洋人之利，不料遭到大部分湖南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只要轮船一开，便会给外国人入侵内地提供方便，民船也会丧失优势。郭嵩焘还因此遭到了官员刘锡鸿的弹劾，其创议便被扼杀在摇篮之中；1872年同治中兴的贵官曾国藩病死在金陵，当他的灵柩由轮船送入长沙时，竟遭到官绅的大力抵制。当时的一个英国人评价得很精辟:“多年以来，湖南是大陆腹地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业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对基督教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留情。”当时的《万国公报》是这样评价的：“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以上等等，足以见得当时湖南的守旧风气所达到的深度。

当沿海的地区已经逐渐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湖南的各个层面都还是处于传统的状态，尤其是文化层面，更没有越出传统的氛围。曾国藩的“儒家之军”竟打败了太平天国，使得儒家传统得以保存和巩固，给了湖南人民带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滋生出了“中国不能一日无湖南”的虚骄狂妄之气。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狂妄之气的作用之下，外界发生的种种变故，湖南人便不屑一顾。当时有人如此评价：“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之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激起些许涟漪，所以当洋务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而魏源、曾国藩等虽是湖南人，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他们的先进思想的产生与实践，却都与湖南没有关系，外界对他们的肯定与赞扬，也都是甲午之后的事情。

二、甲午战争后

关于甲午战争之后，湖南便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是古代湖湘文化的精神的影响，特别以王夫之、魏源等典型代表的思想为动力。笔者认为，古代的湖湘文化与近代的湖湘文化的传承关系不可磨灭，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种思想背景就是引起湖湘文化突变的关键因素。湖南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湖湘文化论文例3

关于文化，其内涵是人类主体通过各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现对社会和自然客体的适应、利用和改造。[1]因此，文化是自然系统对社会系统；历史条件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文化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共识的结果。

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势力的扩张所带来的楚文化，对湖南地区的文化形成有着深远影响。直至战国后期的楚国灭亡，巴人的进入所带来的巴人文化。此过程为早期的湖湘文化的分裂与整合。

一、春秋时期湖南文化的分水岭

湖湘文化发展过程早期追朔至尧、舜时期，当时已然存在着当时势力及广阔活动范围的“三苗”国部落集团。禹将三苗国瓦解后建立夏朝，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500年间再无三苗国记载，直至商朝晚期，湖南地区出现了于三苗国有传承关系的“荆蛮”部落，越人的出现也为楚文化的进入打下基础。

1. 三苗部落的分布与灭亡

我国在尧、舜、禹时期曾在现湖南地区存在过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三苗”或称为“三苗国”。所谓“三苗国”名字的来源，古人在数字排序中常以“三”为多，故所谓“三苗”，多指此部落集团包含了许多氏族、胞族和部落。孔安国传云：“三苗，国名……为诸侯”。《帝王世纪》载：“诸侯有苗氏”。《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日：“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典籍中提到的如“苗民”、“有苗”均为氏族部落的名称。而将称为“国”、“诸侯”，则是说明其占据了一定地域范围的部落集团。

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三苗集团的分布情况和活动区域记载较多，但大多说法不一。综合资料及考古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三苗国”，其分布及活动范围大致处于江汉、江淮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南北、洞庭、彭蠡二湖之间地域内，而湖南是“三苗”集团分布和活动的重要地区。

由于尧、舜、禹在位时，为巩固其地位而不断地且大规模的征伐，“窜三苗于三危”、“放O兜于崇山”在这过程中，三苗集团被打垮而以瓦解告别历史舞台。禹传位启后，建立了夏朝，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夏朝统治的五百年间，诸多古书及记载中并未曾发现有关“三苗”或“三苗国”的相关记载。

2、越人文化与荆蛮部落

在商朝晚期于周朝初期阶段，出现了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或“荆楚”的庞大部落集团。

“荆蛮”其主要分布在古荆州地域。而古荆州的位置大致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与之毗邻的河南、安徽、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毛诗正义》云：“蛮荆，荆州之蛮也”。指的是分布于荆州地域之内的“蛮”。这正是三苗部落集团“左洞庭、右彭蠡”、“汶山在北、衡山在南”的的主要分布区域。由此可见，“荆蛮”与“三苗”在分布与活动范围方面相吻合，可以说明荆蛮与三苗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

湖南当时为“荆蛮”地域，到商周时代，湖南地区分布着大量越人。越人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初具特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周时代的越人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出，湖南境内的越人是构成“荆蛮”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楚文化之前的分水岭文化现状

1、西周时期的文化融合

西周时期，楚国对南方“荆蛮”地区的多次用兵，虽战乱纷飞，但同时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南传与南方土著文化的交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几个族名徽记多次出现，如“凤”、“戈”，以及凤鸟。考古学界考证，这些青铜器可能是商未周初中原以“凤”、“戈”和凤鸟为族徽的氏族，一部分人南下带来的。[2]这说明，西周时代，不仅中原文化在继续传入湖南。而且某些华夏族成员也开始南迁。中原文化同土著的“三苗”、“荆蛮”文化在西周数百年间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为湖南地区越人青铜文化的发展和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打下了基础。

2、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

春秋时期湖南境内依然分布着大量越人，并且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1982年在长沙县金井茶场发掘了一处越人墓地。出土青铜器共七件，其中有匕首和鼎，与中原的作风不同，又与楚器迥异，可以说是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产物。说明长沙一带在楚人进入以前，仍为越人活动和分布的地区。此外，近几年来，湘江流域的平江、湘乡、衡南、资兴等地也都有春秋时期的越式铜器出土。这都为春秋时期湖南古越人的分布提供了证据。

三、楚国的扩张与楚文化的进入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当中以楚国势力强大，在当时已成为雄踞大江南北、称霸中原地区的大国。

1、楚国势力的大规模扩张

楚国势力在春秋时期曾扩张扩张进入湖南，一条线路在春秋早期，沿洞庭湖西向湘西北地区扩张，第二条线路在春秋中叶，沿洞庭湖东，经岳阳、长沙到达五岭地区。楚国势力的扩张带动了楚国文化进入湖南，与湖南本土文化的融合并发展。

战国时代，楚国再一次大规模扩张，西线拉长过贵州直至云南。东线拉长至广东、广西地区，楚国版图变大，楚国的文化传播影响变广。

（1）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一次扩张。

在春秋早期，楚国势力已进入湖南地区。其中据考古资料表明，楚文化的传播主要有两条线路。其一是沿洞庭湖西部，经湖北的松滋、公安，先由水路过松滋河、荆江，再由陆路逾过现湖南张家界地区的天门山，武陵山，进入洞庭湖西部和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区，即现在的湘西北张家界、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常德等区域。从考古来看，湖南在洞庭湖西部澧水下游的澧县发现春秋中期楚墓和楚文化遗址，还有沅水中游麻阳和辰溪之间九曲湾铜矿遗址，经考古鉴定是春秋时代楚人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处。这都说明春秋时代楚国的势力和楚人已由西线进入了湖南。

而楚文化的另一条传播路线由沿洞庭湖东部，进入（今称）岳阳、长沙地区后继续向南扩展，直达五岭地区。但其年代稍晚于西部路线。从史料看，楚文王（公元前689-676 ）徙罗子国于现今岳阳、汨罗一带，为楚国势力由东部路线进入湖南之始。然后是楚成王（公元前671-626年），征服南方“夷越”，拓地“千里”[3]。近几十年来，湖南考古工作者已在长沙、湘潭、湘乡、衡阳、资兴等发掘了大批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楚墓。这反映了楚国势力自春秋中叶以后，由北而南逐步进入洞庭湖东南部和湘江流域的史迹。

（2）楚国势力面向湖南地区的第二次扩张

战国时，楚国势力向湖南又有两次大的扩张。一是楚悼王时（公元前401-381 ）“吴起相悼王，南并荆越，遂有洞庭、苍

梧”。[4]即从洞庭湖地区直达五岭南北，均进入了楚国的版图。另一次，是楚威王（公元前333-329）遣大将庄F溯沅水而上，扩地黔中以西，进入现今贵州东南部，以至云南。

近些年来，湘南地区以及广西恭城、平乐，广东清远、广宁等地，先后都发现了战国时代的楚墓群。出土的文器物与长沙楚墓，甚至和河南、安徽的楚墓中的器物都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也就表明了战国时代，楚国和楚人进一步向南拓展的结果。

（3）楚文化的进入与当地文化的结合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和楚国势力日益扩大，但在原“荆蛮”地区内同时仍存在其他民族酌先民和氏族部落。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蛮”、“濮”。或许是因为其氏族部落众多，又称“群蛮”和“百濮”。“濮”实际上也属于“蛮”。故韦昭云：“濮，蛮邑……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5]。“蛮”、“濮”原本同楚人一起都包括在“荆蛮”集团之内，只是其发展落后于楚人。

进入湖南的楚人，同湖南部分土著“蛮越”民族以及殷商、西周进入湖南的华夏集团中某些氏族的融合，构成了后来湖南民族的最初先民。

四、战国后期湖南巴人与巴文化

巴人进入湖南是在战国后期。唐梁载言《十道志》载：“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辰州，蛮戎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或曰巴子兄弟立为五溪之长”。说明了“巴人”在国灭之后所残留的人民中有一部分随战乱移民流入湘西地区。所谓“楚子灭巴”，应是始于楚国占领巴国的国都――枳。在《战国策》中记载“楚得枳而国亡”[6]。即楚占领巴国国都――枳之后不久，秦就攻克了楚都――郢。

巴人进入湖南，同时带来了不同于“蛮、濮”族和越族文化的“巴文化”。根据四川发掘的大批巴人墓，所挖掘出的文物与湖南湘西的沅水中下游和澧水中上游的战国墓中多有雷同。1985年7月发掘的益阳一座楚墓中，出土了“巴式戈”。这也就反映了巴文化同楚文化的交织和对它的影响。

战国以后，关于湘西地区民族成分的史料中，确实也还有“巴”人的记载。如《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载：“武陵蛮”中有“巴、醴、由、诞（蜒）邑侯君长”。这里所说的“巴”，应是指流入武陵五溪地区的巴人。正是这部分生活在湘西及邻近的川东、鄂西地区的巴人，长期保存了‘巴文化”的特色，并同在其进入之前已分布于这一地区的“蛮、濮”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秦汉以后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征的民族，即今天的土家族。强势文化成为主导文化。推动了信巫蛊、敬鬼神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

湖湘文化既包括光辉灿烂的远古青铜文明和中古时期的湘楚文化，还包括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为核心的湖湘传统艺术，以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的人文精神。在楚文化进入湖南前的远古时期，湖南主要以“三苗国”和“荆蛮”部落为主导，生产力低下。中古时期的楚国势力扩张带动了楚文化的进入，说明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带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何介钧，《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湖南考古辑刊一》第二辑。

[3]《史记・楚世家》。

[4]《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夷传记》。

湖湘文化论文例4

湖南人自古就以勇猛尚武著称。湖南在古代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之地，有楚蛮、南蛮、荆蛮之称，意指湖南民风强悍，桀骜不驯。先楚时期，中原王朝发动了多次征伐，但始终未完全占领南蛮之地。直到战国时期楚悼王“南平百越”，经过大大小小的许多战争才完成了对湖南的全面占领和征服。在长期的征战中，湖南人的勇武精神逐渐开始产生，并积淀和流传下来。战国后期，秦军攻破楚国都城郢，三闾大夫屈原在汨罗江怀沙自沉，以死明志。屈原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以及他留下的大量的忧国忧民的光辉诗篇，成为湖湘文化最早的源头。屈原以后，秦虽亡楚，但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果然，二十年后，楚人刘邦、项羽率军攻破咸阳。宋代的湖湘学派，曾坚决地抵抗金兵、元军的南侵，潭州知府李芾荷戈登陂抗元，慷慨赴死。近现代以来，湖南人更以具有彪悍勇武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著称。曾国藩创办湘军，经过十多年大规模的战争，终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从而造成“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以及无湘不成军的局面。左宗棠年近古稀，为了收复新疆抬棺西行，体现了誓死捍卫中国领土的决心。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后，慷慨就义。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有这样的句子：“若道中华果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辛亥革命时期，黄兴领导钦廉、上思起义，被孙中山誉为：“象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　[3]袁世凯称帝以后，不足两千人的云南都督蔡锷率先举起武装反袁的旗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夏明翰高唱“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走向刑场。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4]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坚决要求出兵，湖南人彭德怀临危授命，毛泽东长子毛岸英随军出征，壮烈牺牲。这些优秀的湖湘人物身上，无不体现了卓厉敢死的大无畏斗争精神。

《青春之歌》简直是一座英雄群像，它的许多人物都具有敢于反抗，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主人公林道静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地主家庭，她在后母的打骂中养成了倔强和叛逆的性格。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开始逃婚，到北戴河杨庄小学找表哥张文清，并在那里做了一名小学教员。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影响下，她开始明白了抗日救国的道理，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她的行动遭到了她的男朋友余永泽的反对，但她毫不畏惧，坚信她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她说：“八字还没一撇，什么事也没做，　不过认识了几个新朋友，看了几本新书，就怕杀头！”；“从小的时候，我报定过志愿，——我要不虚此生。黑暗的社会不叫我痛快地活，我宁可去死！”她参加了纪念三·一八游行。卢嘉川被捕以后，她发传单，继续做革命工作。后来，她被捕了。她想到了死：“死，从小时候，她就多么羡慕像个英雄一样地死去啊！现在，这个日子就要到来了。”在共产党员郑瑾的教育下，她变得更加坚强和乐观。“我还不是发个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在狱中，她坚持斗争，最终获释了。出狱后，她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学生大游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她们赤手空拳地走向街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向反动军警展开英勇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卢嘉川也是一个敢于献身的英雄人物。他参加和领导了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示威游行活动。被捕以后，他领导了监狱的绝食斗争。他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他的双腿被老虎凳轧断了，十个指头被铁钎刺得鲜血涌流……，但是，任何敌人渴望得到的消息和秘密，没有从他嘴里透出一个字。”他最后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女共产党员林红也是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她在狱中坚持学习，唱革命歌曲，鼓励年轻的同志坚持斗争，最终被反动派秘密杀害。

二、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与《青春之歌》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屈原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和精神的最初源头和杰出代表。他的诗歌浸透对故土的深情眷念和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楚亡以后，他觉得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于是毅然慷慨赴水，体现了与祖国共命运的决心。屈原的精神和品格熔铸成激动人心的光辉诗篇，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志士，“流风所及，化及千年”。[5]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胡寅兄弟，就不满朝廷的苟安政策，屡次上书要求抗金。明末清初，清军入关南侵时，王夫之在衡山组织反清义军，失败后隐居荒山，垦身窑洞，“抱刘越石之孤愤”，专心著述四十年，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湖湘人士始终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最前列。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左宗棠统帅湘 军收复新疆，陈天华写成《猛回头》等鼓吹推翻满清政府、抗击列强侵略。辛亥革命时期，黄兴领导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蔡锷领导了护国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撰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6]从井冈山的红旗到抗日的烽火中诞生的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左权将军“太行浩气传千古‘的浴血抗战到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赴朝对美作战，湖湘儿女在维护祖国统一，推动社会进步，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青春之歌》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小说的背景是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这段时期，正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然后，日本关东军又进占热河，发动华北事变；一九三七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亡国灭种的关头，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压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青春之歌》主要写的是这段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爱国主义是贯穿这部小说的一根粗大的红线。以林道静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决心抗日救国，武装抵抗，他们向反动统治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刚出场的林道静，就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当她在杨庄小学听到日本占领东北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捏住报纸跌坐在凳子上。”看到同事李庭芝发表亡国的谬论，她含着眼泪说：“我想中国怎么也不会亡国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能叫它亡吗？”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她不怕逮捕，不怕杀头，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影响下，参加了纪念三·一八游行。她散发传单，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民众起来抗日。林道静始终思索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这心是在寻找祖国的出路，是在引人去过真正的生活。”后来，经过狱中的斗争和教育，她变得更加坚强起来，最终加入了代表祖国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当她深深地意识到，她的命运将和千百万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又是何等的幸福呵！入党以后，林道静认识到“挽救祖国危亡的任务凌驾在一切任务之上了”。她接受党的委托，去北大领导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学生运动，进一步唤醒群众，武装抗日。《青春之歌》还描写了一大批学生和社会人士的爱国言行。如卢嘉川说：“现在的情形确实叫人很激愤！叫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忍受不下去”。许宁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王鸿宾教授参加了学生们的爱国游行。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作者的叙述语言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爱国主义感情的深情流露。如“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中国的东北，而现在，北平——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古都，竟也悄悄地无声无息地沦丧了吗？”小说中还穿插了许多爱国主义歌曲。如第二部第二章中的《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顽强地抗战不息！这首歌既是作者的心声也是全民族的心声。

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与《青春之歌》中的务实精神

经世致用即经邦济世之意，强调致知力行，知行合一。湖湘文化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屈原在《九章·惜颂》中说：“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宋代的湖湘学派注重经世济民，反对空谈理性。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发展，以致明代王阳明心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在湖南传播时都深深打上了经世致用的烙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也强调知行统一，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近代以来，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特征明显地凸显出来。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将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主张付诸实践，大力整顿吏治，兴修水利，主禁鸦片，改革盐政，经世功绩卓著。魏源为倡经世之学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撰《海国图志》。曾国藩、左宗棠为办学堂，开工厂等身体力行。黄兴为推翻帝制，屡败屡战，愈挫愈奋。杨昌济提出“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7]毛泽东则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集大成者。如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对中国革命“要求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在延安时提出“实事求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主张，解放后还写了《实践论》等。

《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有较强的务实思想。这种务实思想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读古书，二是主张革命救国。林道静非常反感男朋友余永泽整日沉浸在古书里。“一大叠线装书，排满了不大的三屉桌，读着读着，慢慢地，他也全神贯注进去了。”她尤其反感余永泽老里老气的打扮。“余永泽过去是穿短学生服的，可自从一接近古书，他的服装兴趣也改变成纯粹的‘民族形式’了。夏天，他穿着纺绸大褂或者竹布大衫，千层底布鞋；冬天是绸子棉袍外面罩上一件蓝布大褂，头上一顶宽边礼帽，脚底下竟穿起了又肥又厚象小船般的‘老头靴’。道静不喜欢他这样的打扮，老里老气，不像个青年人。”她还反对象余永泽那样沉迷于古书的考订而对时局、国家和社会漠不关心的人。“为了一个字，一个版本的真伪，他们可以掏尽心血，看遍所有有关的书籍材料。可是当爱国的人群就在他们的窗下呼号、搏斗、流血时，他们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埋头不动……”　[8]与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相反，杨沫是主张革命救国的。她借书中人物罗大方之口说：“现在，老于，可别上当，光读书并不能救国的”

林道静接受了卢嘉川等共产党人革命救国论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和革命书籍。，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她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争取民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前列。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她发动和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一二& middot;一六爱国学生运动，带领同学们走出课堂，向反动统治者做斗争，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林道静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革命救国的行列。如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邓云宣也走出课堂，参加了游行队伍。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湖湘文化对杨沫小说创作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青年们爱读青春之歌[N].中国青年报，1985.

[2]杨朴.林花谢了春红[J].上海文论，1989.

[3]孙中山.孙中山文选[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882.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0.

[5]李肖聃.湘学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5：25.

湖湘文化论文例5

一、心忧天下：“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

心忧天下，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精神内容，这一传统一直在湖湘文化中得到传承。《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激荡在湘人心中，南宋胡安国、胡宏、张虻热嗽谏胶悠扑橹际，毅然投笔从戎抗金御侮，谱写了“长沙之陷，死者十九”的爱国壮举。王夫之早年举兵抗清，兵败后遁迹乡里，终生不蓄发，以表誓不降清之志，并毕生潜心治史治学，只为探讨重振汉民族的途径。面对鸦片战争后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魏源表示了极大关注和忧虑，他在《〈海国图志〉序》中写道：“愤与患，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谭嗣同在甲午惨败后，痛心疾首地说：“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1]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毅然选择就义。湖湘文化的心忧天下的使命意识对湖南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影响颇深。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少年深有感触。他后来回忆说：“读了这些史实，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个人的天职。[2]

向警予一直是成长在优秀的湖湘文化之中的。辛亥革命后的湖南有着浓郁的“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文化氛围。当时长沙中学里有一批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教师，如朱剑凡、杨昌济、徐特立、李肖耽和方维夏等。向警予在年少求学阶段，就受到思想进步、倡导新学的老师的影响。她关心时事政局，痛感当时“国家陵夷、学绝道丧”“民风奄奄”“人存心亡”，为国家的衰败、人民的痛苦而焦虑。在向警予遗存的学生时代的作文、日记、书信中，多处载有“勿忘国耻”字样。她引用《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等语，勉励自己与同窗。向警予自信：“异日者又恶知夫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3]而后来她与、蔡和森、蔡畅等人交往，加入了进步的湖南青年群体新民学会长期与良师益友的相处，时时聆听教诲，“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湖湘文化已深深浸润了向警予的心田，并成为她后来从事一切妇女解放活动的思想基础。

受教育救国主张影响，向警予最初将教育作为争取妇女解放的突破口。“妇女救国救己，都要从教育始”，“教育是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妙法”。[4]没有教育，女子就不可能觉醒。在周南学习期间，向警予就开始注意考察社会教育的状况，下定决心日后从事女子教育事业，以唤起女子的觉醒、探求妇女解放的途径为己任。1911年她与蒋胜眉、许友莲、翦万容、唐畹芬、胡善伦、余紫敏等女同学结成七姊妹团体，并且创作了《七姊妹誓词》，其中有言：“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5]不难看出女子、教育和国家这三者已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6年夏，从周南女校毕业后，抱着“铸造适应于现时社会之人”的理想，向警予回到家乡接办淑浦女校，这是向警予向封建势力挑战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向警予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办学3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淑浦女校毕业的学生很多都升学于长沙、桃源两地的女子师范。向警予在办溆浦女校期间，以各种形式在学生中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宣传“堂堂中华，常受人欺，昂昂七尺，将为奴隶，安乐茶饭，恐难久吃，稍明时事，谁不忧惕”，[6]忧患意识跃然可见。

前后，对于妇女解放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建议。对于妇女解放的道路，向警予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最初的“以教育求解放”思想和实践遭到挫折。1920年，向警予远渡重洋寻找真理。在赴法前夕，向警予在给陶毅的信中就提出，要把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从十八重地狱里提，但是正确道路是什么呢？

1920年5月28日，向警予写了《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提出“我们的女子解放改造观并不止专射于一部分中国女子的身上，不过，我们是中国人，应把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做个出发点。如果我国女子已进解放之域，即当进而谋世界女子的解放，同时为人类的大解放，此即所谓世界改造。”[7]她提出妇女解放问题是社会改造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女子解放不是在代议制和寄生的遗产制中求得一个地位，也不是求得女子经济独立有一个好职业，更不是求得一个快乐的小家庭，而是应该在社会根本改造中，“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8]这才是妇女运动的方向，才有价值。在这里，她把妇女鲜放与人类的解放，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与世界女子的解放改造连在一起，给我国当时妇女运动灌输了崭新的思想，从而突破了当时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藩篱。

1921年，向警予联络其他女生共12人组成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并发出致国内女界的公开信，指出“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主要运动之一”。[9]这一活动，说明向警予彻底抛弃了“教育求解放”的幻想，把教育改革同社会制度的改变、同整个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了。

在留学法国期间，向警予深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对妇女解放有了全新的认识。新民学会在蒙达尼会议之后，会员成员之间因思想上的分歧出现分化，最终向警予坚定地选择站在蔡和森和一起，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她毅然摒弃了之前的女权观念，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理解和解决中国的妇女问题，不同凡响地把妇女解放同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并从中华民族解放和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着眼，探求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2年当选为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她从一名激进的五四式的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阶级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妇女问题，并且最终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这不仅出于对个人理想人生的追求，更是对于广大妇女悲惨遭遇的同情和心忧天下的责任感。向警予自动成为广大妇女的代言人，将妇女问题视为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她的妇女解放思想突破了以来国内女权运动多关注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局限，将之上升到推动整体女性乃至全体国民意识觉醒的高度上来，充分彰显了湖湘英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开阔视野，以及担当天下的宽广胸怀。

二、求实致用：“政治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崇尚实学、提倡力行是湖湘文化的突出特点。从胡宏、张虻热舜戳⒑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注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胡宏坚决反对空洞的心性之学，而把治学的立足点放在为现实服务上。张蚯康餍惺侵的来源，主张培育能“传道济民”的人才。王夫之则提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10]陶澍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学风，[11]并兴修水利、创办海运、推广双季稻，都能从实际出发，否定陈规。魏源认为：“苟能满腹经纶却不能经世治国，则所学何益”、“经学若不能引向现实，对实际人生有所匡正，则不过是竖儒的章句之学，于世无补。”[12]曾国藩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此四者缺一不可”;[13]主张“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14]强调学术要面对现实，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青年曾对王船山和曾国藩等湖湘先哲们经世致用的学风颇为崇拜。1918年4月，和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就以“真心实学，实意做事”作为入会宗旨。为了真正了解社会，、蔡和森等人曾利用假期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称之为“读无字书”。新民学会活动后期，随着蔡和森、等新民学会的发起人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出现从追求精神独立转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明显倾向。他们强调调查研究，一切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并终于找到了解放中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同时不盲从，不生搬硬套，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向警予成长的年代正是湖南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志士人才辈出、湖湘文化包括湖湘女性文化发出灼灼光辉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湖南这块热土上曾活跃着毛芷香、刘惠芳、周福贞、秋瑾等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女英烈。而唐群英、陈撷芬、张汉英等湖湘杰出女性关于我国妇女解放特别是湖南妇女解放运动的言论，以及男性革命家等人的妇女思想，都对向警予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向警予与同时代的、蔡和森、蔡畅等交往密切，并加入和蔡和森等创办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一起研究学问，交流心得，探寻真理。湖湘文化“不尚空谈、勇于实践”的实学之风对她必然造成影响。在向警予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湖湘文化“求实”精神传统的印记。

向警予认为，研究妇女问题，“首宜认清时代，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15]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的有关学说相当活跃且庞杂，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建议。对于妇女解放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向警予亦有一个摸索过程。最后她之所以毅然摒弃了改良主义，而选择政治革命一途，与她通过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加深了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女性问题与政治革命之间密切联系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向警予领导的妇女运动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由于妇女部长的特殊身份和工作需要，向警予与广大劳动妇女特别是工厂女工的关系最为密切，她对中国妇女生活状况、妇女要求解放的决心，以及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派别的妇女运动情况了解得越来越透彻。这为她提出关于“政治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等重要观点，提供了充分的现实依据。

向警予认真分析了当时具体的国情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形势，认为中国已经是列强的一个殖民地，“北京军阀政府不过是东交民巷太上政府代管中国的机械”，“外国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狼狈为奸，早把光明灿烂的中国完全变成兵匪的世界”，[16]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的生存境况：身受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封建残余三重压迫，处于一个既无民权又无人权的窘迫困境。“摧残女权的恶制度、恶势力，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帝国主义和军阀总是民权的死敌。民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所以我们要争回女权只有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面去争。”“我们的权到哪里去了？直截了当地说，完完全全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手里，所以我们要争女权也只有到军阀和帝国主义手里去争。”[17]国民革命运动变得不可避免，国人只有首先将国权和民权收回，才谈得上女权。在此基础上，向警予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实行政治革命，时至今日，社会需要再没有比革命改造还急切的，若“政治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也永远不能解决”。[18]

20世纪初，西方的女权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与其他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妇女解放运动一度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向警予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研究、探讨各种学说、思想，但从不盲从。她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分析，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明确表明了她反对的立场。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们以为“几十个人开开会、打打电报，上封书”就尽了女权运动的责任，而“对于受旧礼教高压――家庭社会高压――无处逃生、以病以死的妇女们，毫无实力的援助，甚至视如秦越，恬不加意”，“对于真正的政治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为完成女权及参政运动之先决条件的，他们反没有勇气参加;对于为女权及女子参政障碍的军阀政治――全国觉悟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喊打的――反而俯首将顺，妄想委曲求全”[19]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是在不进行革命，即不改变旧制度条件下谋求妇女的解放，将妇女运动孤立于社会革命之外，这势必导致妇女运动如昙花一现般，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的组织者们没有深刻领悟到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在没有人民政治的国家，妄图用小规模的参政运动来实现彻底的女性解放，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向警予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运动者的错误认识及其失败的问题根源，及时把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引导到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道路上来。妇女解放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合，广大妇女集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获得了历史性突破，开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局面。

向警予本身又是一名出色的宣传家。她深入到各阶层妇女中演讲、交流、发放小册子，组织创办女性刊物，亲自撰写文章发表，揭露女性问题，在《妇女日报》、《前锋》和《妇女杂志》等报刊杂志上进行妇女解放思想宣传。此外，她还深入妇女运动的第一线，为劳动妇女办夜校，组织罢工运动。据杨之华回忆：她（向警予）也是最早到女工群众中去实际工作的。[20]这些具体的工作使向警予的妇女解放理论得到全面实践。

向警予无论在发动组织女工罢工的实践上，还是在阐述劳动妇女问题的理论上，都表现出作为近代湖湘革命家鲜明的“求实致用”的实践品格。由于向警予的卓有成效的思想领导和实践发动组织，广大劳动妇女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而“建立起中国真正的妇女运动”。

三、民本思想：“劳动妇女是妇女解放的主力军”

在近代湖湘文化中，民本思想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把民心的好恶、向背看成是政治统治兴衰存亡的根本。胡宏认为：“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国之有兵，犹身之有手足也。手足虽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矣，四肢何有焉？”[21]张蚩隙ㄈ嗣穸跃主治国的重要性：“固国以得民为本”，“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22]。王夫之强调人君必须坚持重民思想，认为君民的关系是“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23]魏源充分肯定了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他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24]曾国藩曾以《备陈民间疾苦疏》上奏咸丰帝，奏疏的开篇即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25]提醒君王注意民心的重要性。谭嗣同亦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26]

湖湘文化的这种“民本”思想通过多种途径，尤其通过杨昌济等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中，写到：“什么力量最强？民众的力量最强。”而新民学会会员最终“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深层逻辑首先是与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圣贤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换。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肯定，必然导致他们对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人民群众吃饭问题的重视，进一步的逻辑必然要求新民学会这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深入底层民众的生活世界，完成辛亥革命先行者没有完成的与民众结合的历史任务”。[27]从而开启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青年向警予读《项羽本纪・跋语》，看到项羽未做帝王，太史公“矜其才惜其未成”，把他列入了“本纪”，认为项羽失于暴政，太史公没有看到“彼其囊聚天下，以人民为刍狗”，实在可惜。她认为只有“力反前弊，重申生民立君之大义”，才是真正的英雄。[28]据此，向警予已认识到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所谓英雄是维护人民利益的人。而后来她与蔡和森、蔡畅他们的密切交往，并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更是坚定了她对“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认识。而这一认识，成为向警予提出“劳动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这一观点的有力的思想基础，这一观点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动力问题，赋予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以广泛的群众性，使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当时社会上繁杂的妇女运动思想中，颇具独创性的是，向警予高度评价了劳动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主张知识妇女必须到劳动妇女中去。《中国最近妇女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基础》等文章，集中反映了向警予在这方面的论述。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中，她首次提出妇女运动要依靠最广大的劳动妇女，最早提出了“劳动妇女主力军问题”。她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劳动妇女，指出：“劳动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的精神。”1922年上海丝厂女工同盟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她们的斗争是“中国劳动妇女运动的开端”，她们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29]

在领导女工运动的过程中，向警予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妇女才是妇女解放运动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她在《妇女运动的基础》一文中明确指出，“只有女工们要求解放最为迫切，也只有女工们富有解放的精神与魄力”。她对我国近代无产阶级妇女队伍的形成原因和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特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她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顽强的斗争性和高度的团结性。她分析到：“劳动妇女寒苦的家庭已丧失了父与夫的靠山，环境逼着她们跳出经济的附属地位而与无产的男子一样卖力地经营独立的生活。她们是妇女中的大多数，她们的生活最痛苦，在客观条件上要求解放也最迫切，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此外，女工们还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因为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都成千整万的聚在一块，女工们为了争自由争生存，常常集合在一起以罢工的手段与资本家作战，即使忍饥挨饿甚至牺牲工钱也在所不惜。因此，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于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正是由于工厂女工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贫苦女工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这便最早地提到了妇女运动的主力军问题。她评价道：“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队伍，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国外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30]

她指出，“从民国纪元以来，吹吹打打做了十余年”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会失败，就是因为不注意发动下层劳动妇女，害怕劳动妇女知识浅薄，衣服破烂，玷污了她们美丽的阵容而拒绝劳动妇女参加她们的队伍。女权运动脱离广大劳动妇女，从未有过千人以上的运动，力量始终非常软弱，是不可能实现妇女解放的。[31]向警予说：“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32]

杨之华回忆说：“她曾在1924年的文章和谈话中指示我们说：‘我们眼看成千累万的劳苦民众受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的生活像牛马，我们要为这些牛马谋解放，参加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我们女子应该有自救的决心，不做旧社会的奴隶’，‘我们的工作要从下层贫苦民众去着手，我们不但不应该效法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只求个人的地位与权利，而且我们应当领导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33]由此可见，向警予在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中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充分重视。她亲自带领妇女部的同志深入工厂，与女工打成一片，帮女工解决各种困难;筹办平民女校，帮助女工学习文化;组织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有效组织和领导了女工的罢工斗争：如1924年6月上海上万名丝厂女工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和同年9月爆发的南洋烟厂7000人的大罢工。

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与她生活的湖湘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湘文化精神对她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向警予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结合起来的先行者之一，她把早期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融为一体，有效地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将妇女解放运动带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注释：

[1] 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M].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

[2] 李锐.早期的革命活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唐振南.论向警予的成长道路[J].怀化师专学报，1996（02）.

[4] 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5] 向警予著，戴续恭、姚维斗编.向警予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6] 戴绪恭.向警予传[M].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7]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6页.

[8]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0页.

[9]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10] 王船山.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士文伯论日食篇[M].岳麓书社，1993版（见《船山全书》五）.

[11] 陶澍集（下册），[M].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9页.

[12] 朱汉民.湖湘学术与文化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244页.

[13] 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0页.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4页.

[15] 戴绪恭.向警予传[M].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16] 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36页.

[17]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8] 向警予.上海女权运动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向警予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19]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运史料[M].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20] 刘茂舒主编.向警予传记・纪念与回忆・论述・资料[M].武汉出版社，1995年1版，第199页，200页.

[21] 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22] 张蛉集[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第668页.

[23] 船山全书（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96页.

[24] 魏源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页.

[25]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9页.

[26] 谭嗣同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4年版，第339页.

[27] 杨晓伟.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新民学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个案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博士论文.

[28] 唐振南.论向警予的成长道路[J].怀化师专学报，1996（02）.

[29]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怀化市委编.向警予纪念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66页.

[30] 李静之著.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文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31] 向警予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湖湘文化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Role of Hunan Culture in Improving Xinjiang Minority Nationality Undergraduate Preparatory Students'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Take Jishou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Preparatory Class as an example

GONG Jing， YANG Wanju

（School of Preparatory Education for Minority Nationalities，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Hunan culture， and discusses its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English-learning willpower， the motivation， the autonomy of students. It advocates for introducing the spirits of "acting recklessly"， study for the sake of application， patriotism， searching to the minority undergraduate preparatory students from Xinjiang in classroom to make Hunan culture exert a subtle influence on students， and ultimately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learn English.

Key words Hu'nan culture； minority nationality undergraduate preparatory students from Xinjiang； English-learning ability

1 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所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①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有着自己显著的精神特质，例如探索宇宙、社会等“大本大源” 问题的求索精神，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主张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孕育出了许许多多有重要历史影响的人物。如汨罗怀沙的屈原，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以经世致用为武器， 大兴改革的陶澍、贺长龄，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等等。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的以、刘少奇等为核心的湘籍无产阶级人才群体更是中国人才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②

湖湘文化在当代的人才培养实践中仍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高校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践中，汲取湖湘文化中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采用多种策略，使湖湘文化与课程融合，发挥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能给课程注入新的活力和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情趣，培育出学生积极健康、奋发向上的精神品质。

2 湖湘文化对提高学生学习英语意志力的作用

湖湘文化精神特质之一是江湖层面的“霸蛮”精神，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湖湘大地历来民风强悍，人们以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见称。钱基博认为湖南人“民性多流于倔强……有坚强不磨之志节”。③湖南人遇事能“霸得蛮”，体现湖南人的这种“霸蛮”精神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俯拾皆是，如被称为清朝“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怀抱维护当时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民生安定的信念，屡败屡战，百折不回，正是湖湘文化中的“霸蛮”精神在支撑着他。新中国刚成立后百废待兴之际，国家决策抗美援朝以及20世纪60年代号召全国勒紧裤带上原子弹项目也是中央领导集体中湖南人的一种“霸蛮”的体现。正是这种“霸蛮”精神使得历史上的湖南人能克服重重困难，在历史关键点力缆狂澜，扶大厦于倾倒之刻。

对于英语水平处在初级阶段的大部分新疆学生来说，要在两年的预科学习时间里夯实英语基础，这种难度在他们心理上会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一些意志力薄弱的学生会放弃努力。在英语课堂中给他们讲授一些湖湘文化，通过一个个生动例子和历史人物使他们感染于湖南人那种顽强求生、不肯轻易服人的精神，并不时地加以鼓励，可以达到增强学生意志力、树立斗争精神、最终提高英语学习能力的目的。

3 湖湘文化对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作用

爱国主义是湖湘文化精髓的一个显著特点。屈原、贾谊是湖湘文化源头的重要开启者，他们忧国忧民，心念天下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王夫之顽强抗清，陶澍、贺长龄等改革以富民强国，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呼号，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等辛亥志士的反帝爱国。这些湖湘先贤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三湘大地延续千年而不绝，不断激励着后进者。

学以致用这一千年古训在湖湘文化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湖湘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是学以致用，经邦济世，服务现实。张栻大师为岳麓书院写的一块匾上彰显了学院的宗旨，“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胡宏强调“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④在经世致用思想的熏染下，一批批湖湘志士在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领域留下了灿烂辉煌的功绩。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学以致用的思想对当今高校人才的培养仍有重要的影响。有调查结果显示，一些高校学生能自觉将学习与未来事业发展需求联系在一起，注重个人事业发展的学生大多把提高外语素质看作是自身适应社会发展和竞争的需求，而有一部分学生将“应付升学或考试”作为主要学习的动力，这类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平往往不高，对学习没有持久兴趣。笔者认为，通过讲授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经世致用思想，可以激发学生学以致用、“天生我材必有用” 的思想，培养学生爱国、爱家乡的崇高情怀，让他们产生学好知识，回新疆建设好家乡的理想，从而激发学生学好英语的动机。

4 湖湘文化对提高学生学习英语自主性的作用

在湖南大地上居住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探究宇宙、社会等“大本大源” 问题的求索精神。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都是对社会和宇宙的“大本大源”问题进行的思考。后来的胡宏、张栻、王夫之等都继承了这一传统。王夫之提出的“气一元论”理论以阐释宇宙的本原，把湖湘文化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推向了顶峰，其哲学思想更是系统和丰富。湖湘学人总是力图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发展规律，以此来作为自己人生和行为的向导。自主性学习是一种让学生自发利用学习资源，积极、主动的学习过程。自主性学习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求索精神和开放精神。通过湖湘文化中求索精神和开放精神的讲解，可使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主动探索方法和策略，自主学习，广览群书，形成完备的英语知识体系。

5 结束语

湖南人有“博于问学、睿于明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传统。⑤虽然，湖湘文化也有落后、保守、板滞甚至僵硬的一面，但其心怀天下的壮志，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精神，经世致用的力行观念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⑥新疆少数民族预科生来到湖南生活，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加之老师在课堂上的有意识的引导，可使学生从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在学生的英语学习过程中产生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万里.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9（3）：81-86.

② 易永卿.湖湘文化对湖南无产阶级人才群体的影响[J].湖南社会科学，2005（4）：129-132.

③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湖湘文化论文例7

一、湖湘文化及其内核

到底存不存在湖湘文化？什么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其实人们有着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认为，不存在什么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只不过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一个符号，如果我们仔细去考察它，它其实并不存在具体、实在的内涵。而更多学者认为，湖湘文化是根据湖湘人长期的实践活动总结出来的，是有其历史依据的。有学者指出，湖湘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从广义来看，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于湖南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从狭义上看，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来源于湖湘大地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及社会阶级（阶层）分野三个层面的六个子系统（万里，2004）。雷国珍（2008）则指出，“所谓湖湘文化，就是指唐宋以来诞生在湖南地区的区域性历史文化”。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湖湘文化既具有积极的一面也具有消极的一面。综合众多学者（饶怀民，1988；朱汉民，2000；唐浩明，2004；陶海洋，2005；刘云波，2007；雷珍国，2008；江凌，2011）的观点，湖湘文化积极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民族危亡之际，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湖南有识之士大都会挺身而出，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2）经世致用的朴实学风：经世致用的主张自晚清由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提出来以后，一直形塑着湖湘文人的学风。这一学风也提示我们要躬行实践。（3）朴实勤劳、死硬作风、定力坚固、崇尚血性等鲜明的人格特征。（4）“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人们通俗地将其概括为“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经得搞、不怕死”的人格特征。

也有学者对湖湘文化的劣根性进行了探讨。如周秋光（2001）湖湘文化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严重存在着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化倾向。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忽视了理论的建构。三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四是湖湘文化中的“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他还指出，湖湘文化的缺陷当然还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湖南人缺乏大局意识，有时窝里斗；不合群，团结精神差；性格急躁，气太盛，不能虚衷受益；不善于纳言和向他人求教；也不善于包装和推销自己等等。

二、湖湘文化在转型时期的弱化

关于湖湘文化在市场经济下的处境，很多人有着自己的看法。如有些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在经济方面走在前面的是“北上广”等省市，湖南在这方面已经“落伍了”。进而还有人调侃说，如今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湖南人，而且湖南省的一把手也是“空降”的，国母都成了山东的了，由此看来，现在的湖南在政治上也“落伍了”。但是也有人反驳道，湖南经济发展落后，是国家政策导向的结果。谁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首先开放东部沿海城市、设经济特区，随后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最后才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湖南恰巧就是中部的重镇之一。经济上的落后也就是自然的事儿了。再者，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湖南人，这正是我国政治越来越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湖南人霸得蛮，喜欢内斗，这样的性格对我国如今的政治是不利的。要说如今湖南省的一把手都是“空降”的，那是当前湖南的发展需要那些视野与眼界更加开阔的一把手来主政，从而更好地推动湖南的经济发展。综合上述观点以及湖湘文化的现状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如今的湖湘文化的确呈现了一种弱化的格局。主要表现在：（1）政治上，缺乏政治家、战略家。（2）经济落后且发展缓慢。（3）思想文化上，缺少与时俱进的思想大师。

三、湖湘文化在转型时期弱化的原因分析

1.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性。如今，以经贸交往扩张为载体的全球化强势席卷了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全球交往需要寻求共同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规则才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如同海德格尔所说，“商业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平整化的趋势”。商业资本逐利而居，无孔不入，商品消费早已跳出本地，遍布全球。商品本身负载着文化内涵，商业的输出裹挟着文化的输出。例如美国好莱坞式电影往往带有个人英雄主义气质，代表正义的主人公永远不会死；还如，Coca-cola、Gangnam style等都包含着不同的文化理念。

2.湖湘文化是一种治世文化，而不是一种致富文化。如今，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经济的发展成为人们评价某一区域发展现状的主要标准。而从湖湘文化的渊源上来说，湖湘文化并非致富文化。诸如湘学大师屈原、周敦颐、朱熹以及后来的曾国藩、王船山等人，他们的学说大部分是治世儒学，例如朱熹的理学强化了三纲五常，为封建王朝所用；曾国藩的著书立说更是充满了修身养性、忠君爱国、内圣外王的思想。与注重经济和学术的江浙文化相比，湖湘文化更多着眼于治世和军事。而且，我们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近代湖湘人物志在谋国而非谋一隅。如近代以来的如、黄兴等湖湘人物胸中运筹的是中华大地，他们发迹和事业兴隆的地方并非在湖南。这些历史人物是将整个国家的救亡图存视为自己的使命，因而，近代以来的湖湘人物对于湖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3.湖湘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而非草根文化。如今，湖南卫视以娱乐化著称。对此，不少人认为，这并不能代表湖湘文化的内核。而有些人则认为湖南卫视打造的娱乐节目与湖湘文化不是一个层次、一个体系的。因为从湖湘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湖湘文化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的，实际上这种文化与我们普通大众是脱节的。而如今的湖南卫视打造的娱乐节目正是一种草根文化，一方面，像《超级女声》、《快乐男声》、《我是歌手》等节目，它们都是展示自我的很好平台，我们社会中的草根正是凭借这样的一个个平台不断走向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另一方面，这也代表着话语权的向下转移。以前评价各种才艺的好坏、优劣只取决于少数精英，他们的话语其这决定性的作用，而如今评判的很大一部分话语权交给了我们普通大众。

四、在转型时期发扬湖湘文化、加快湖南发展

1.挖掘湖湘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成分。就像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揭示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一样，我们也应该认真反思湖湘文化中是否存在推动湖南经济发展的成分。应该说，在湖湘文化中是存在这样的成分的。如刘厚见（2012）认为，湖湘文化所蕴含的优良品质对于塑造湘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是湘商应有的爱国精神；“坚韧执著、百折不挠”是湘商应有的进取精神；“革故鼎新、敢为人先”是湘商应有的创新精神；“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是湘商应有的实干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湘商应有的开放精神。

2.培养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从来都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经世致用的精神。传统对经世致用的理解一般为 “通晓世事，勇于担当”。但在现代视域下，应郑重思考经谁的世，致谁的用？我们应该赋予湖南经世致用以“经略世界，致我所用”的新精神，要结合湖南本身的地域优势，争取国家层面足够的支持，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形成经世致用的新高潮。这样将本土优势和外来资源有效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文化优势与外部资源的发酵力量。只有如此，才能满足人们对湖湘文化促湘经济发展的祈愿。

3.文化自觉，重塑精英文化，打造湖湘精品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强区域文化的自觉恰恰是抵御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对湖湘文化的自觉，对“何为湖湘文化？”这一核心问题做出更为准确、科学的回答。进而在加快湖湘草根文化发展的同时，与时俱进，重视对本地、本土文化的开掘（鲁佑文，2003），重构湖湘精英文化，打造湖湘精品文化产业，培养与时俱进的思想大师，从而让湖湘文化发扬光大。（作者单位：中南大学）

参考文献

[1]万里.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雷国珍. 湖湘文化及其现代意义[J]. 新湘评论，2008，（4）.

[3]饶怀民. 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1）.

[4]朱汉民. 湖湘文化的基本要素与特征[J]. 湖湘论坛，2000，（5）.

[5]唐浩明. 湖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J]. 求索，2004，（12）.

[6]陶海洋. 也谈湖湘文化的基本内核[J]. 船山学刊，2005，（3）.

[7]何满宗. 湖湘文化新论[J]. 艺海，2009，（8）.

[8]江凌. 试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文化精神[J]. 湖南社会科学，2011，（6）.

[9]刘云波. 论近代湖湘文化的三大核心精神[J]. 湘潮（下半月）（理论），2007，（2）.

湖湘文化论文例8

湖湘楚文化蕴含了灵性和活性的文化基因，幽幽远远，薪火相传，绵延至今，是湖南人湘茶人激情行进的精神源头。湖南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历史和“厚商而利农”湖湘文化特色，为茶馆文化提供了生发土壤。当前，湘派茶馆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茶叶科技化，网络科技化的行业环境，使得现代的茶馆需要更高级的茶文化。“大智慧者成大业”，湘派茶馆战略需要有大智慧的茶文化人。

中华茶馆联盟副会长王文静说：“看三国古战场，论三湘茶道场。整个中国茶馆和茶界已经向专业化发展，茶产业蓬勃发展，更需要专业化；培训也在向专业化道路发展；产品让消费者的都要求越来越专业，茶馆的作用就是服务，尊重产品和培训，尊重客人的个性化需求。总之，作为湘派茶馆，开放、转型、创新指日可待。资源重新整合，结合发展趋势，江河汇流，各种互联，将有个更好的整体。”

“品中国茶，园中国梦。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振兴茶产业，打造湘派茶馆，做引导茶消费、传播茶文化的使者，更要做实践湘茶文化的先锋，让茶的精神文化在茶馆实践中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才能让湖湘茶文化成为湘茶产业的灵魂。

湘派茶人论道：

包小村 湖南茶馆协会会长：湘派茶馆，茶美天下。湘派茶馆的核心理念，我建议：科学做茶，科学管理；以人为本，湖湘茶道；湘派茶馆，湘茶品牌；学习创新，诚信合作。学习型组织，做创新型茶馆；以人为本，弘扬湘茶。

朱海燕 茶界知名文化专家、博士：茶饮的消费在近十年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咖啡，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茶馆在将来的推广中，有一点是一定要抓住的：喝茶是一种健康、自然、原汁原味的生活状态。现在我们的转型处在第三产业为主导，人们需求和对茶饮的消费不仅仅停留在一款好茶，而应该是怎么快乐舒服地喝下去，这个由消费者直接接触的茶馆来做，所以谁能让客人快乐轻松地喝下这杯茶，谁就是成功者。

古湘 古湘文创公司董事长：湖南茶馆如何把文化流通起来变成生产力。茶馆作为一个文化通路是有商业的使命，一个不赚钱的茶馆，一个仅仅提供悟道的茶馆，实际上是不道德的。要通过盈利来巩固文化体验，所以茶馆必须赚钱，而只有让文化流通起来，像货币一样，才能赚钱。我们要做国民茶馆，国民茶馆要多多益善，少空间低成本在黄金码头占一个点，就可以跟星巴克对着。如果总是贪大，做得成本高、做得慢，等你做起来，星巴克已经把你干掉了。

汤青峰 茶文化专家：湘派茶馆的提出说明我们湖南茶馆业进入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阶段。如果要形成一个产业，要壮大没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和品牌特征是形成不了强大的产业的。我今天发言的主题就是：用文化体系来引领湖南茶馆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湘派茶馆的元素。我们湖南就要建立一种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又带有各自个性的茶馆文化体系。真正高深的文化不是表演给出来的，用心灵感受到的才是高深的文化。

湖湘文化论文例9

关键词：

湖湘文化；新媒体；传播属性；文化传播

湖湘文化作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质，经过不断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随着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湖湘文化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已经悄然到来的网络时代，以数字化为突出特点的新媒体为湖湘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借助新兴媒体平台的传播速度快、信息含量大，覆盖范围广等优势，有效的推动了湖湘文化向全国传播。分析湖湘文化通过新媒体传播的属性，对于传承湖湘文化，促使湖湘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具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湖湘文化的简介

“湖湘”是古代对于湖南的称谓，顾名思义，“湖湘文化”就是指湖南一带具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得到不断传承和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形态。为了清楚地分析湖湘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属性，首先需要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本质特征、内涵外延等具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追根溯源，湖湘文化最早起源前炎帝、黄帝时期的神农文化，后经过发展成为炎黄文化。在经过了古代中原文化的南移之后，儒学文化传入湖南，与当地的“荆楚文化”进行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基础。在南宋时期，由张栻与胡宏二人在长沙和南岳等地讲学，形成了“湖湘学派”，为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湘文化”真正得名还是开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早期，由于当时掀起的“大陆文化”热潮，“湖湘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还形成了一些新的叫法，如“潇湘文化”“荆楚文化”“洞庭文化”等。通过不同朝代的传承与发展，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湖湘文化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内容体系，具有了丰富的内涵。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体现着湖南区域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科学文化等，既有物质文化，也有精神文化，自古代开始，由湖南本土居民与不同时期在这片区域生活过的人们共同创造，不断传承和发展所构成，雅俗共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综合体系。湖湘文化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精神层次的哲学、宗教、政治、伦理、文学和艺术等，还有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饮食、建筑、服饰等特色文化。近年来，在全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形势下，湖湘文化也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容，成为湖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驱动力，使湖面的广电、出版、动漫、影视等行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极大的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容。

（二）湖湘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湖湘文化，从时间和空间属性来看，指的是从古到今在湖南这一区域上各个民族不断生息繁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从这一点来看，湖湘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和积累，湖湘文化也形成了一些特性：首先，湖湘文化的历史性。即湖湘文化不仅开始于古代，历经各个朝代的传承，受到了楚文化、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一直都保持与时俱进，紧跟时展的步伐，得到了不断发展，继承了历史文化的基因，保持了鲜明的个性特点，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核心思想的文化形态。其次，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即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秉承兼收并蓄，追求真理，吸纳先进思想的风格。古往今来，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有很多并非本土居民，湖湘文化中也留下了这些民族的烙印，很多不是湖南籍的人士的思想观念也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世界一体化形势下，湖湘文化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湖南，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传承，在提高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先进文化的影响，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实现自身的优化和完善。最后，湖湘文化的民俗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湖湘文化中各个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建筑、饮食、服饰、民间艺术、文化活动等。古代时候，湖南人具有泼辣、霸蛮的性格特点，在湖湘文化中也充分体现了当地民众这种核实的性格，崇尚节俭，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务实创新，这也特点也成为湖湘精神文化中的精髓。

二、新媒体传播的特点

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也由于网络平台传播的特性，而形成了一些新特点和突出的优势。新媒体作为数字化时代湖湘文化传播的载体，分析总结新媒体传播的特点，是分析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的基础。具体来说，新媒体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实时快速。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的传播来说，新媒体的传播速度更加快捷，基本上实现了实时传播。任何信息资讯，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借助无处不在的网络及智能化、易操作的网络终端设备，能够随时随地的，通过网络设施，实现实时传播。第二，海量共享。数字化信息的存储传递比报纸刊物等媒介来说，体积小，容量却大了很多，携带也方便，修改、查阅都非常方便。最重要的是，这些数字化信息可以让每一个接触到网络的人自由的浏览，实现最大程度的共享共用，而且这些了解信息的人通过分享，还会加快信息的传递，改变传统的信息单线传递的方式，而构成一个网络化、立体式的信息传递模式。第三，覆盖面广。近年来，我国加快了信息化社会的建设进程，各种网络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从城市到乡村，实施了网络的普及，加上移动通讯网络性能的不断优化，各种智能通讯设备的广泛应用，为各种信息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实现了广泛的覆盖，只有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有一部手机就可以看遍天下事，了解各种信息，新媒体传播的覆盖范围之广是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第四，互动多元。各种信息以新媒体作为媒介平台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浏览者可以自由的发表评论，阐述自己的观点，与信息者或者共享者之间，都可以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各种新媒体也越来越多，信息传播的形式不仅有文字，还可以声音、图像，传播形式和途径也越发多元化。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

湖湘文化虽然属于地域文化，但是经过了数千年的积淀和传承，也称得上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网络时代，通过网络、数字媒体、移动通讯工具、网络终端等实现湖湘文化的快速广泛的传播，能够迅速扩大湖湘文化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湖湘文化。秉承湖湘文化的特质，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决定了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动力湖湘文化以新媒体平台作为传播途径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推动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主要动力有：第一，湖湘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本质。文化对于大众的思想观念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大众的个人诉求不同，对于文化信息的关注也不一样，在新媒体传播中，受众很容易成为文化信息的传播者，兼有两种身份，加上一些受众的从众心理，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产生模仿学习行为，加快了湖湘文化的传播。第二，社会环境的影响。近年来，国家为了提升综合实力，加快了文化事业的建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大力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湖湘文化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也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方面的支持。第三，新媒体传播的经济性和实效性。新媒体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播平台，比传统媒介更加经济实惠，传播的内容也更加全面，产生了实际效果也更加理想。第四，信息技术的支持。以数字化信息为呈现形式，以虚拟的网络平台作为传播介质，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服了传统媒体传播中各种障碍性因素的不利影响，世界范围内网民数量呈现数量级式的增长，虚拟平台、匿名，无限自由，为湖湘文化实现瞬时和交互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五，眼球经济的利益驱动。一些具有商业眼光的人士纷纷看好湖湘文化这块文化宝藏，通过精心的策略和科学的商业运作，开发其中的商业价值，借助新媒体平台实现自身的经营效益，因此，商业力量的推动也是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的整合效应。不可否认，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传统媒介在湖湘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具有着一些优点和不足。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可以弥补传统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不足，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可以更好的发挥两种媒介类型的整合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传播合力，让湖湘文化传播的更远，影响的范围更大。

（二）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类型通常来说，信息的传播类型可以分为线性传播、环形传播、星形传播和网状传播等几种类型。湖湘文化以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总体上是一种全连接的网状传播。在这种网状传播类型当中，由于新媒体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的是数字化的信息，所以，在网状结构当中的任何一个结点上，都可以围绕着湖湘文化的内容，形成相关的信息，并且进行湖湘文化相关信息的。同时，在各个网络结点上产生和的信息也可以用非线性传播的方式进入传播网络，实现在网状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结点之间的连接，从而使湖湘文化信息由一点扩散到一个面，再由一个面传播到整个网络。这样的网状传播类型，体现了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交互性，各种信息的受众都是一个新的传播源头，还可以实时的进行交流互动，反馈相关的信息，进行评论，对于传统的一对一传播类型、一对多传播类型都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也就导致湖湘文化的传播速度成倍增加。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模式文化传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影响因素众多，过程也比较复杂。新媒体作为信息时代文化传播的有效手段，随着其广泛应用，必然对于文化的传播模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中，与传统的媒介的传播模式具有着本质的不同，新媒体的传播采取的是一种“波纹中心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比以往的人际传播、信息传播模式复杂。政府、社会组织、受众都作为这种模式中的调节者和引导者，文化信息实现大众传播就相当于平静的湖水中投入一粒石子，信息源就是那块石子，一旦传播出来，就会激起一圈圈的波纹，而且波纹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还会向中心产生反作用力，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体现出湖湘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的动态性、社会性和复杂性。

（四）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层次湖湘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很明显的层次性，可以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内容也囊括了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教育科技、民风民俗等很多方面。这些内容各异、层次不同的湖湘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层面，受众会对于湖湘文化产生初步的感知，记忆基本的文化知识。第二个层面是态度层面。受众在通过新媒体接受了湖湘文体中的精神意识、价值观念体系之后，引发了受众在情绪方面的变化，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受到文化的感染和影响。第三个层面是行动层面，即受众在通过新媒体接触到了湖湘文化之后，对于自身的态度、认知都产生了影响，从而在行为习惯方面产生一系列的改变。由于现代人对于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生活中各种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是通过网络，阅读电子产品，观看视频资讯，湖湘文化通过这些形式向广大受众传播海量的信息，对于人们的认知、态度、行为产生影响，传播和弘扬湖湘文化。

四、结语

总之，网络的迅速普及，各种便携轻巧的网络终端的广泛应用，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兴媒体。各种信息也借助这些新媒体，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带给了人们愉悦的精神享受。湖湘文化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借助着新媒体平台，实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也得到了不断传承和丰富，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具有着特定的内容和形式，体现出湖湘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传播属性。在当今信息时代，发挥新媒体传播的优势，规避各种不利的影响，可以有效的实施湖湘文化的“走出去”战略，让湖湘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为实现文化繁荣，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扩大文化交流，带动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吕锡琛，吴争春.全球化语境下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J].求索，2015（04）.

[2]王战.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策略与路径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9（01）.

[3]刘厚见.论湖湘文化的品质与湘商的塑造[J].民族论坛.2012（24）.

湖湘文化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7-0103-01

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湖湘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极富湖湘特点、时代特点和特定的地域文化，其精华的发扬光大可以充实、扩展、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研究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对于特色地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处在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1）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地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如彭跃农在《湖湘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阐述了湖湘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价值及在高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如欧阳军喜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依赖于中国传统文化；再如殷忠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从中吸取力量，获得涵养。

（2）极少数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硕博士论文中部分涉及到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如《基于文化多样性视野的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研究》等。

（二）理论与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2013年以来，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继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凸显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服务的时代责任。这对于我们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引导青年学生建立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2）现实意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民族文化的根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是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背景下，探究如何弘扬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培养和培育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标

理清湖湘文化的渊源、发展脉络；理清湖湘文化的独创性、价值观念、鲜明特点，增强文化自信。

认真汲取湖湘文化的精华和思想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湖湘文化“淳朴重义”“敢为人先”“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文化价值，让湖湘文化成为培育现代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做好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融合文章，重点做好创新性措施的研究。

（二）研究内容

（1）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

（2）湖湘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3）弘扬湖湘文化并融入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及措施研究。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拟采用但不局限于以下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利用图书馆及互联网查找相关的研究文献及先进做法，积累相关的研究资料。

（2）案例研究法。以过去几年和项目实施过程中湖南本土兄弟院校如长沙民政职院和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利用湖湘文化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案例，以科学分析原则为指导，分析探索具有传媒特色的湖南高职院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

（3）实证研究法：通过对兄弟院校的实证研究，检验目前利用特色地域文化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以期通过实证研究为课题的研究提供事实支撑与路径选择。

（四）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

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对于体验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具有重要价值。围绕这一目标，我们拟解决以下问题：

（1）把湖湘文化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并积极开展湖湘文化传统宣传学习活动；

（2）积极深化研究探讨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的载体途径和方式方法；

（3）把湖湘文化优良传统有效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知、情、意的深度融合，让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并达到知行统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