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药物论文例1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discussion on modern research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12]。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3]。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3类：①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②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族医药等；③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4]。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③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5]。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3]。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1 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7]，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 734种，其中植物类7 020种[8]。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 806个，、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 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 317个民族药品种，253家民族医医院[9]使用4 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10]。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 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 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医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1112]。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槔，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科技项目的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3]。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14]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15]、“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16]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制论[17]、傣医“雅解”用药理论[18]、藏医“佐太”炮制技术[19]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20]。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7，2122]，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26]，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27]。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28]，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民族药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29]，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3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30]。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3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31]。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32]。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4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32]。这提示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F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34]，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35]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2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图1）。哈木拉提・吾甫尔[36]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37]。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V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38]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39]。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41]。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无法直接比较[24]，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等[11]。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41]，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吾尔、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42]。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43]，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体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44]；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45]。例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4850]；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51]。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52]。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53]。如，赖新梅等[54]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F辉等[55]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56]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1个新资源[57]。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58]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59]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3 强调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新药创制技术体系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31]，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3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60]；“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6162]；“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

[致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员、新疆医科大学米仁沙・牙库甫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员、青海大学仁青东主副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孟宪丽教授等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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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药物论文例2

藏医学作为我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理论上以三因学说为理论核心，以五源学说为指导思想，通过长期不断的实践，逐步形成独特的诊疗体系；在药学方面，结合独特的自然药用资源及饮食文化习惯，以五源学说为基础，派生出六味、八性、十七功效等独特的藏药理论，这些理论即是本文要探析的藏药性理论的核心和基础。那么藏药药性理论的基本核心是什么呢？中药药性理论即是研究中药的性质、性能及其运用规律的理论，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理论的核心，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沉浮、有毒无毒等。同样，藏药基于五源学说的六味、六味、八性、十七功效的理论，重点阐明了藏药的性质、属性以及用药规律等特点，这与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有很多类似之处。基于于此，藏药的药性理论核心主要包括六味、八性、十七功效三大要素，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药性理论体系。本文就基于上述三大要素核心的藏药药性理论及其基本架构体系作一梳理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与广大同仁共同商榷、至臻完善。

1基于五源学说的藏药药性理论的初步形成

五源学说有点类似于中医的五行学说，但又独具特色：藏医的五源学说中的“五源”主要指水、土、火、气（风）、空这5个万物生机之源[1]。《四部医典》记载：“万物之生机来源于五源（即水、土、火、风、空），药物的生长亦来于五源。即水为药物生长之汁液；土为药物生长之本源；火为药物生长之热源；气（风）为药物生长之动力；空为药物生长之空间。五源缺一，特别是空缺了，药物则无生机。” 这一精辟论述，阐明了药物生长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生态环境对植物生长的特殊性，也为构筑藏药的八性、六味、和十七功效提供了理论依据。

藏药的这一论断与中药药性的形成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药药性的形成，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指导，亦受地理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四气（也称四性）、五味形成之理与藏药相类似。中医药理论认为，天为阳，气生于天，具有升发之性，故亦为阳，随着节气变化，药物形成寒凉温热之性；地为阴，味源于地，故亦为阴，随地气五行及方位的变化，药物也有了酸苦甘辛咸之别。可以说，藏医药的五源学说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存在某种联系，也从侧面反映了藏医药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部分中医药理论的精华，并结合藏民族独有的医药文化特色，逐步形成了系统而独特的理论体系。

基于此，藏药的药性理论可以定义为：藏药药性理论是以五源学说为基础，以三因学说为指导，主要研究藏药的性质、功效及其运用规律的理论，其核心主要包括六味、八性、十七功效等。这就是基于五源学说的藏药药性理论。

1.1五源学说与药性特征、病种之间的关系

藏医认为万物之生机来源于五源，药物的生长亦来源于五源，从而使得五源之“土、水、火、风、空”各自衍生出了不同的药性特征，不同的药性特征又对应治疗不同的病种，这些并种主要按照三因学说进行划分，主要包括“龙病、赤巴、培根”三大类。具体的对应关系见表1。从表中可知，土性强的药物具有重、稳、 柔、钝、润、干之效，可强筋骨，治“龙”病；水性强的药物具有稀、寒、重、 钝、润、软、温、柔之效，可使七大物质基础聚集，亦治“赤巴”病。火性强的药物具有热、锐、燥、轻、润、动之效，可生热促使七大物质基础的成熟，能治“培根”病。十七效亦源于药物的药味，如药味味甘、苦、涩者属于寒性效能；威、涩、甘者属于钝性效能 酸、苦、辛者属于轻和糙的效能；辛、 酸、咸者属于热和锐的效能。药物的药味和“三化味”相同，在临床上疗效最佳[2]。

1.2五源学说与药味（六味）之间的关系

前面提到了藏医药的五源学说中的“五源”，主要指“水、土、火、气（风）、空”这5个万物生机之源。藏药的六味则指药物在人味蕾中的感觉，即包括：酸、苦、甘、辛、咸、涩这六味。药物的六味可以用五源学说中的水、土、火、气（风）、空这5个要素之间的相关作用和关系进行解释：土与水偏胜，则药甘；土与火偏胜，则药酸；水与火偏胜，则药咸；水与风偏胜，则药苦；火与风偏胜，则药涩[2]。因此，这就是药物六味的五源学说衍生理论，五源相互作用及与药物六味的衍生关系详见图1。

藏药的药味学说除了多了一味“涩”味以外，与中药的“五味”（酸、苦、甘、辛、咸）颇有类似之处，但需指明的是，中药的五味不只是药物通过人的感觉器官辨别出来的，表征药物在味蕾中真实味道的反映，更重要的是不同药味的药作用于机体后，产生了不同的效应，获得了不同的治疗效果，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了中药“五味”理论，可以说中药五味超出了味觉的范围，是建立在功效基础上的对机体的综合效应，这与藏药的“六味”又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

2藏药之八性

藏药的药性分为八性，基于五源学说而形成的药物属性主要包括重、润、凉、钝、轻、涩、热、锐八性。其中土性药能坚实机体，具重、润两性，能医治龙病；水性药能滋润机体，具凉、钝两性，能医治赤巴病；火性药，其性辛、锐、糙，动，能生火热，能治“培根”症。风性药，其性轻、动、寒、干，燥，能通精血，使身体坚实，用于“培根”、“赤巴”病的治疗。空性药，统帅诸药，通行全身，主要用于综合性疾病的治疗[2]。此外，轻涩凉三性能诱发隆病；热锐闰三性能诱发赤巴病；重润凉钝能诱发培根病，这是藏药在临床配伍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3]，从上面可以看出，药性与功效关系极其密切。

需要解释的是，藏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三大要素”，即“龙、赤巴、培根”作用失调所致，而三大要素失调又是由药物临床使用不当，饮食不和，起居不适等诱因所致。所谓“龙”，藏医认为禀受于父精母血的媾合，后天饮血与大自然之空气并合而成，是具有粗、轻、冷、细、硬、动等6种属性的组合体，就机体的具体生理活动而言，主要是呼吸、运动、排泄、循环、感觉、 机体免疫等机能关系的综合体。所谓“赤巴”，是细腻、锐、热、轻、臭、泄、潮等7种属性的组合体，就机体的具体生理活动而言，主要是体温、消化等机能关系上的综合体。所谓“培根”，是、寒凉、重、纯、软、黏、糊7种基本属性组合体，就机体的具体生理活动而言，主要是骨骼的连接关节腔的、强身等机能关系的综合体[1-3]。

由此可见，藏药的功效与药性关系密切，相互对应，并受五源相生和作用的重要影响。

3藏药之六味

藏药的六味，即指酸、苦、甘、辛、咸、涩。在藏药的临床用药过程中，具有酸、甘、咸、辛味的药物，主要用于“龙”病的治疗；具有苦、甘、涩味的药物，主要用于“赤巴”病的治疗；具有辛、酸、咸味的药物，也能用于“培根”病的治疗。在“六味”中，其中的“甘”味药物能增长元气，具有补益作用，这也与中药药性理论“五味”中的“甘”味常常作为补益药用具有类似之处，六味与功效的关系详见表2。

藏药药性理论独具特色的是，藏药药性除六味以外，尚有“三化味”之说，即药物服用消化后会出现“药味”转化作用。药物服用后，与胃火相遇，这是“培根”，“赤巴”被“龙”依次消化。这时甘味和咸味被消化后均变为甘味；酸味消化后仍为酸味；苦，辛，涩味消化后，转化为苦味。即经服用消化后的药物只有甘、酸、苦三味，故称之为“三化味”[4]，可以说“三化味”是藏药药性理论的特色，有较为科学之处，这是藏医药理论现代化研究可以深入探析地方。

4藏药之十七效

藏药五源学说衍生了藏药的六味、八性、十七功效，这就构成了独特藏药药性理论基础。藏药的十七功效是指藏药对疾病具有17种功效，这十七功效中，包含了有趣的“八对”对立属性，即“寒-热，温-凉，干-稀，润-糙，轻-重，稳-动，钝-锐，柔-燥及软”[4]，藏医药理论认为药物的性、味、效与五行有较强的渊源关系，即土性强的药物具有重、稳、 柔、钝、润、干之效，可强筋骨，治“龙”病；水性强的药物具有稀、寒、重、 钝、润、软、温、柔之效，可使七大物质基础聚集，亦治“赤巴”病。火性强的药物具有热、锐、燥、轻、润、动之效，可生热促使七大物质基础的成熟，能治“培根”病。十七效亦源于药物的药味，如药味味甘、苦、涩者属于寒性效能；威、涩、甘者属于钝性效能 酸、苦、辛者属于轻和糙的效能；辛、 酸、咸者属于热和锐的效能。药物的药味和“三化味”相同，在临床上疗效最佳[2]。

从藏药十七功效理论中可以看出，藏药药性理论中的八性、六味、十七功效之间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并受藏医药三因学说和五源学说理论的指导和影响，彼此间体现了系统的辩证关系，这与中医药理论思想和宏观辩证理论颇有有相似之处。

5结语

藏药药性理论的八性、六味、十七功效具有很好的一致性，都是由五源学说衍生而来，体现了彼此之很好的网络、对应的辩证关系，这当中，味具主导，性、效则形成异性对治的关系。药有其性，病亦有其性，但须异性对治（即热性药治疗寒性病），否则同性相治（热性病用热性药）犹如如火上加薪，适得其反，同理温-凉、钝-锐、润-燥、稳-动、轻-重等均体现了异性对治关系，也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关系[5]。这也与医药理论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要求藏医在临床用药过程中，必须对药性理论有充分的认识。

藏医药味的形成及转化是一大特色，很好的体现唯物观的辩证思想。本文设计了五源学说药物六味衍生图，见图1，以便更加直观的阐明了“土与水偏胜，则药甘；土与火偏胜，则药酸；水与火偏胜，则药咸；水与风偏胜，则药苦；火与风偏胜，则药涩。”的五源对藏药六味的衍生关系，更好的解释“五源”作为“万物之生机之源”的内涵。另外，五源学说关于“五源（即水、土、火、风、空）对药物属性的衍生关系”，阐明了药物生长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生态环境对植物生长的特殊性的精辟论断，与现代“中药资源学”研究领域关于“药材属性（道地性）与生态环境互作”关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体现了藏药药性理论的科学性。

藏药药性理论认为，药物六味属性经服用消化后会出现“药味”转化，最终形成“甘、酸、苦”三味，称为“三化味”，具有很好的科学意义。这一理论与中药有效成分经体内代谢后，化学结构出现了变化（按照藏医药性理论，药味变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中药、天然药物的体内代谢、代谢组学等的研究，正好实现对藏医“三化味”的部分证实，本课题组也正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试图系统而深入的揭示藏药药性理论之“三化味”的科学本质。 因此，可以预见，随着人们对传统药物特别是民族药物研究的重视，古老独特的藏医药理论，特别是药性理论等的研究必将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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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化学与药物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6）24-0129-02

《中药学》是中医药院校各专业学生的重要课程之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实用性，是中医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的重要环节，也是中药与临床应用联系的桥梁课程。但中药学因涉及的药物数量多、药物间的联系不明确、功效范围广，给中医药专业学生学习增加了较大难度，学生普遍反映中药学难学、难记、难应用，传统教学存在重理论、轻实践，讲为主、学为辅的现状。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及学习效率，是广大教学工作者不懈追求的目标。本文结合自身教学模式与经历，谈谈个人对中药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体会。

1 结合课程特点进行针对性教学

中药学是中医药学科各专业的基础课，以介绍中药的基本理论及各药物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及临床应用为核心内容。课程与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联系紧密，并涉及传统文化，且理论复杂，药味众多，每一味中药其性能功效各不相同或同中有异。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要联系中医基础理论知识，采用案例教学法增强学生对中药学知识的领悟，采用“精讲-自学-讨论”模式教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另外，每味中药在一定程度上其药性、功效与应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教学中要合理利用这种关系，在推理中学习中药，让学生从死记硬背转为活学活用。针对中药数量多、容易混淆的特点，授课时要应用一些容易使同学们记忆的方法，比如采用对比教学法，将中药知识总结成顺口溜或歌诀，帮助记忆提高教学效果[1]。

2 结合专业特点进行针对性教学

中药学课程是中医药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专业特点的不同也导致该课程在授课中也应有所差异。

2.1 医学类专业 医学类专业的学生，相对来说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较为扎实，在授课中可适当利用中医理论知识对中药的药性、功效与临床应用进行推理，适当兼顾临床案例分析，使学生身临其境的体会到学习中药是在遣方用药、救治患者，让学生切实加强学以致用。目前，医学类学生的培养偏重于临床技能的培养，忽视了中药植物与中药饮片识别以及药学技能训练，造成了医学类学生不认识中药、不懂药物的性能，出现“用药不识药”的尴尬现状。针对这一类学生，在讲授药物功效、主治及临床应用的同时，还要适当介绍药物的来源、鉴别特征、炮制方法及其炮制对性能的影响等内容。

2.2 药学类专业 药学类专业的学生，对中医理论的基础了解不深，在讲授时尽量结合临床常见病例进行介绍，讲授中医辨证施治的思路、中药材的选择依据和选择方法，增强学生对“医药不分家”认识与体会，进而培养学生整体分析、解决问题的中医思维模式。另外，药学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多从事药物检验、生产、研发、销售等相关工作。授课时除了重点讲解功用之外，还可以穿插药物检验、生产、研发、销售等相关的知识，有助于培养“医理通，药性熟”的中医药复合型人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坚定专业信心与学业规划。

3 加强中药学课程的实践教学

要培养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提高中药学教学质量，就必须加强中药学实验课程。将理论与实验实际相结合，提高教学效率，改善教学效果，促进教与学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反馈，同时提高学生学以致用和中医药思维的能力。在实验内容的设计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2]：①带学生上山采药或到药草园实习，并制作标本，让其了解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生长习性及药用部位，有利于增强学生对中药的认识，加深对药物知识的理解和应用；②强化中药材的感性认识，通过手摸、鼻闻、口尝等方式获知药物的真实性味，再与教材记载的性味进行比较，从而分析药物的性能、功效，进而分析临床主治病症；③开展模拟中药房的实训，培训学生的调剂技能，培养学生“安全、有效、合理用药”的理念，同时强调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医药工作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④ 针对医学类的学生，开展中药炮制实验，让其体会到不同制药辅料、不用加工工艺对药物性能的影响。

4 引入中医药文化，丰富教学内涵

中药学不仅是一门学术技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且理论知识与中医学相辅相成，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对于药物的性能、功效与运用都有自己的称谓。如 “相反”、“凉血”、“温中散寒”等，可以通过生活常识理解其意义，而如“开窍”、“息风止痉”、“养心安神”等中药术语则与现代医学的称谓相差加大。学生对祖国丰富的文化内涵知之甚少，对中药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不深，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甚至存在误解。因此，中药学课程教学中需要渗透传统文化，承担起弘扬中药传统文化的重任，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豪感，拓展传统文化知识，强化传统文化意识。如在课堂教学中引入中药故事、引入诗文、鼓励学生创作中药故事等，增加教学互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3]，从而丰富教学内涵，提高中药学课程教学质量。

5 适当介绍现代研究

随着中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中药学与许多自然科学分支形成了紧密相连的知识网络，新的成果、新的应用不断涌现，及时吸收交叉学科内容和中药学最新研究成果，将传统认识与现代认识相结合，引导学生关注中药现代化趋势，有助于学生对中药学知识的运用，开阔学生视野，培养科研意识颇有裨益。如从黄连、三颗针等中药中提取的黄连素，作为抗病原微生物，对如痢疾杆菌、结核杆菌、肺炎球菌、伤寒杆菌及白喉杆菌等都有抑制作用，常用于治疗腹泻。药理研究证实黄连素还具有显著的降糖调脂、抗心力衰竭、抗心律失常、降低胆固醇、抗制血管平滑肌增殖、改善胰岛素抵抗、抗血小板、抗炎等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药教育教学在不断进步，为适应中医药产业发展的需要，教学改进亦应与时俱进。在教学中，要针对课程特点及学生专业，在中医药的文化背景下，将中医药发展形成的新知识、新成果、新技术引入教学内容，集成、整合、深化已有教学改革成果，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这样既保证了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又能使学生将知识融会贯通、综合运用，培养了学生的中医药思维和中医药辨治能力。

参考文献

化学与药物论文例4

蒙医药学是祖国传统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蒙古族人民在与疾病斗争和适应自然的长期实践中创造、积累和精选出来的经验结晶。蒙古医药学先后吸取了藏医药学及部分印度医药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既有独特理论又有丰富经验的近代蒙医药药性理论体系[1]。然而，与中药药性理论体系的发展相比，蒙医药药性理论体系的发展相对滞后。要想发展蒙药，使蒙药实现现代化，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前提就是必须实现蒙药药性理论的现代化，否则只会使蒙药的现代化研究成为空中楼阁，想进一步深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有一定难度。为此，解决蒙药药性研究存在的现状及瓶颈问题，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已迫在眉睫。

1 蒙药药性研究的基本现状

1.1 理论研究方面 药性理论体系是指导临床用药的重要依据。药性是根据药物作用于机体所产生的效应和针对临床病证的实际疗效，经实践反复验证，最终归纳出来的，是对药物多种作用的高度概括。

蒙药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兄弟民族药物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本民族用药经验总结出的一整套理论，并应用于临床，从而达到防病、治病、保健的目的。这一整套的药性理论构建了一个五元、六味、药力、八性、十七效的药性理论体系[2]。五元：蒙药学以古代朴素的五元(土、水、火、气、空)为理论基础。六味：药物有不同的味道，这些味道，是五元在药物形成的过程中，经过复杂作用而造就的，概括起来可分为甘、酸、咸、苦、辛、涩六种;甘味，在五元中以土、水含量为主，其它元素为辅;酸味，在五元中以火、土含量为主，其它元素为辅;咸味，在五元中以水、火含量为主，其它元素为辅;苦味，在五元中以水、气含量为主，其它元素为辅;涩味，在五元中以土、气含量为主，其它元素为辅。药力：不外寒热两性，即阴性和阳性两大类型[3];阳性有升阳、消食、祛风寒、除痰湿的作用;寒性药物有镇静安神、健身泽肤、祛瘀、降火的作用;治疗阴性病(寒性疾患)，则用阳性药(温热药);治疗阳性病(热性疾患)，则用阴性药(寒凉药)。蒙药从药物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反应概括出药物具有重、腻、寒、钝、轻、糙、热、锐等八种基本药性[4];其中，重、腻二性克制“赫依”(五元中的气、风)病证，寒、钝二性克制“希拉”(五元中的火、阳)病证，轻、糙、热、锐四性能克制“巴达干”(五元中的水、津液、痰湿)的主要特性;反之，轻、糙、寒三性生“赫依”;热、锐、腻三性生“希拉”;重、腻、寒、钝四性生“巴达干”。蒙医用药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蒙药性能调整机体内部的“赫依”(气)、“希拉”(火)、“巴达干”(体液)的偏盛偏衰。但蒙药药性理论的提出受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元学说的影响，加之游牧民族地区医药发展缓慢，蒙药至今仍带有浓厚的传统民族文化色彩，存在着意向性、随意性与不确定性，客观性证据难循。总之，蒙药药性在理论研究上宏观把握明显，微观分析缺失，缺乏创新性见解。

1.2 物质基础、药理效应研究方面 近年来，药学学者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蒙药的化学成分和药效药理作用方面虽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数据[5]，但对于这些化学成分、药效药理作用与蒙药药性理论中的性味及功效之间有什么联系却缺少研究。蒙医药界对药性的把握基本基于实践应用经验，而蒙药性味与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找出贯通整体、化解矛盾、统一判断的标准。

2 蒙药药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法

迄今为止，蒙药药性理论的现代研究仍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药性与药理作用、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之间严重脱节更是制约蒙药药性理论深入研究的瓶颈。因此，笔者试图借鉴药用植物亲缘学及中医药关于中药药性-药效物质基础的理论研究来探索蒙药的实质与规律。即在一定的亲缘关系范围内确定研究对象，开展蒙药药性研究，确保其化学成分的可比性，凸显蒙药植物亲缘关系-药性-药理作用-化学成分之间的关联规律，这一研究思路的提出，有望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3 基于亲缘关系的蒙药药性研究的意义

针对蒙药药性与化学成分、药理效应之间不能实现有机关联这一制约蒙药药性理论深入研究的瓶颈问题，在一定亲缘关系范围内，对常用蒙药同一药性进行研究，通过归纳其药性的共性药理效应，探求相应的物质基础(化学成分)，进而阐释“植物亲缘关系-药性-药理作用-化学成分”之间的关联规律，不仅可以深刻认识蒙药药性理论的科学价值，而且能够为解读蒙药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提供思路和方法。

4 基于亲缘关系的蒙药药性研究思路

植物的亲缘关系是植物类群在系统发生上所显示的某种演化关系。反应植物亲缘关系的分类方法属于自然分类系统，一定程度上是药用植物生物学本质的具体体现，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6]。而传统的蒙药药性，包括药性、药味、功效等，是建立在大量的用药经验基础之上归纳总结出来的，是一种基于传统理论的分类方法。将药用植物的亲缘关系与传统蒙药药性相结合，在科属的分类单元内，以具有相同药性的药物为研究对象，寻求共性药理活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与药性关联的化学成分，从而开展蒙药化学成分、植物亲缘关系、药理作用、药性四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探讨蒙药药性研究的思路，进而发展和完善蒙药药性理论。

4.1 典籍及文献整理 解放以来，蒙药在本草典籍的翻译整理、文献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认药白晶鉴》、《识药学》、《内蒙古植物药志》、《蒙药学》、《蒙药正典》、《内蒙古蒙药材标准》、《实用蒙药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已相继出版，以此为基本数据源，包括药名、基原、原植物、药性、药味、功效、主治等信息，建立相应的数据库。此外、蒙药和中药还大量交叉应用，内蒙古中药用野生植物共有1 042种，蒙药用野生植物共有508种，中药和蒙药共用的药用野生植物共有474种，在中药和蒙药共用的野生植物中有302种的药用部位相同[7]。因此，《中药大辞典》、《新编中药志》、《中华本草》、《中药原植物化学成分手册》等大型工具书也可作为数据源，提供基原、原植物、药理、化学成分、分子量、理化性质等相关信息。

在此基础上，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初步筛选出同一药性蒙药相应的物质基础、药理作用、活性成分在不同的科属分布等相关规律;同时也可初步筛选出同一科属蒙药共性药性、药理作用、物质基础等相关规律;这些初步的筛选结果可以为蒙药药性、药理作用、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四者之间的关联规律提供线索。此研究可为蒙药现代化及开发新的蒙药资源、指导用药合理性奠定基础。

4.2 基于亲缘关系的药理效应与物质基础研究 根据文献整理和数据挖掘的结果，选取亲缘关系较近的蒙药，进行共性药理效应评价，确定蒙药药性与药理作用的关联性。结合药理作用与化学成分的相关性，最终实现蒙药药性与化学成分的有机关联。

4.3 研究实例 我们课题组初步整理唇形科常用蒙药后，根据药性-药理作用-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之间的关联规律发现本类群蒙药大致分为三类[8]：第一类蒙药味苦、辛，性温(虽然有些蒙药味甘但与机体作用后味变辛)，具有轻、糙之效。蒙医临床用于风寒感冒及燥协日乌素(燥湿)，如毕日阳古(香青兰)、哈敦-毕日阳古(岩青兰)、哈日-吉如格(荆芥)、包日-麻吉(紫苏)等，这类蒙药主要含有大量的挥发油类成分[9]。第二类蒙药味苦，性寒，具有轻、钝之效。蒙医临床用于毒热之症，如协日-浑钦(黄芩)、好斯-其其格图-洪芩(并头黄芩)、查干-无嘎拉锦-图古日埃(蒙古糙苏)等，这类蒙药主要含有大量的黄酮类成分。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酮类成分具有明显的抗菌与抗病毒作用[10]。第三类蒙药味苦、辛，性凉，具有腻、锐、糙之效。蒙医临床用于血瘀、月经不调等症，如乌兰-温都苏(丹参)、都日布乐吉-乌布斯(益母草)、查干-都日布乐吉-乌布斯(白益母草)，这类蒙药主要含有酚酸类及生物碱类成分。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酚酸类成分具有显著改善人体微循环、抗血小板聚集及抗血栓形成等作用。生物碱类成分(益母草碱)则具有兴奋子宫等作用[11]。

我们对龙胆科常用蒙药进行初步整理发现龙胆科蒙药可以分为三类[8]:第一类为“地格达”类蒙药，这类蒙药全部是全草入药，苦味，性寒，多具有糙、燥之效，可燥热性“希日乌素”(痰湿)，治希拉热。具有清热解毒、清热凉血的作用。代表药物如希给拉-地格达(花锚)、哈日-特木尔-地格达(扁蕾)、哈比日干-地格达(肋柱花)、吉斯-地格达(尖叶假龙胆)等[12]。第二类为“龙胆类”蒙药，这类蒙药以植物的根茎入药，包括中药中常用的龙胆、坚龙胆、三花龙胆等，性味及功效与中药龙胆相同。第三类为“秦艽类”蒙药，包括秦艽、呼和-鲁-苏斯(达乌里龙胆)等，它们性味及功效与中药秦艽相同。具有祛风湿，清湿热，止痹痛的功效。用于治疗风湿痹痛，筋脉拘挛，骨节烦痛，日晡潮热，小儿疳积发热等症。上述龙胆科植物主要含有口山酮与环烯醚萜类成分，这类成分具有保肝利胆和抗炎等作用，我们推测这两类成分为龙胆科植物清热解毒的重要物质基础[13]。

此外，通过野外调查、文献整理与分析，我们发现龙胆科药用植物龙胆与秦艽，两类药材虽都同为龙胆属植物，但它们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组(Section)，即龙胆组(Sect. Pneumonanthe)和秦艽组(Sect. Cruciata)。秦艽组在药材形态上有其明显的特征，即根头部为众多的纤维状的残叶所包围，而龙胆组则没有。这两组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也必然存在某些差异，药物的性味亦然有所区别。

通过以上研究实例表明：蒙物在一定亲缘关系内，可以实现药性与药理效应的统一，避免了药理指标的分散和特异性差等问题，为进行与药性相关联的物质基础研究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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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药物论文例5

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的提出与证实

中药药性理论是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中药性味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在此方面已经开展了众多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为中药药性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与阐明中药性味理论的科学内涵还有相当的距离。匡海学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遵循中医药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力求以现代科学理论与技术解析并深化对中药性味本质和内涵的认识，通过阐明中药性味的内部精细结构，丰富中药药性理论的内容，同时构建了建立适于中药复杂体系与特点的、能对药性与药味科学内涵进行解析的研究思路及有效途径与方法以及基于中药药性理论的新药发现新途径与新药研发模式。随着该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对中医药学术发展及临床应用产生的积极影响日益突显。

传统的中药性味理论认为中药是“一药一性（气）”。匡海学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中药当为一味一性（气），则“中药一药X味Y性，其中Y≤X”的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根据本假说，单性味中药为一味一气，而复合性味中药的内部性味精细结构则可能为多味一气，也可能为多味多气。通过该研究团队的长期研究实践，验证了这一假说的客观性。此假说深化了对中药性味本质和内涵的认识，通过阐明中药性味的内部精细结构，将丰富中药药性理论的内容（甚至可能改写或发现新的中药性味），进而丰富中医药理论内容，创新中医药学术思想;有利于构建中药性味研究的新模式;有助于科学解析中药在不同方剂中多组（成）分、多途径、整体综合调节的复杂作用机制;有助于解放思想，突破传统理论中的不足所致的束缚，发现新的药效，促进中药新药开发;有助于改变中药药性理论在临床用药中指导性不强，以及一些临床疗效与中药药性相矛盾，难以用传统的性味理论进行解释的情况等。

匡海学教授率领课题组，通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首次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中药同时具有性（气）与味，性（气）与味是中药同时兼具的两种特性，且中药性味组分、性味拆分组分或化合物亦有药性（气）;五味主要与中药的具体药效相关，四性（气）是以主要影响机体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为特征的一类生物学效应;四性（气）以相对的寒（凉）、热（温）两个方面表达，并可以主要通过对其影响机体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等予以探测或评价归属。中药性味的物质基础具有可拆分性和可组合性。

此项研究还探索出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可组合性的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方法;建立了基于代谢组学生物标记物的中药寒热性预测模型，将现代方法与传统的性味评价方法相结合，充实完善了中药四性归属的评价方法，可有效用于中药寒热温凉四性的评价归属;凝练并明确了一组与中药性味理论相关的新概念及其内涵;构建出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模式，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采用本项目构建的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可组合性研究模式，以镇痛、抗炎、止泻、止呕、抗胃溃疡作用等共10个药理学实验组成的吴茱萸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和中药四气评价体系，不仅阐明了吴茱萸辛味（具镇痛、抗炎作用）和苦味（具止止泻、止呕、抗胃溃疡作用）的各自物质基础，还证实其辛味组分及3个辛味拆分组分，以及苦味组分及4个苦味拆分组分均具有温性。由此，将吴茱萸的内部性味精细结构确定为：吴茱萸，性味：苦温、辛温。可组合研究证明，吴茱萸的苦味对辛味的镇痛作用有协同作用，而辛味对苦味的止泻作用有一定的拮抗作用。基于“左金丸”和“吴茱萸汤”配伍规律的可组合性研究证明，吴茱萸辛味、苦味组分可分别代替吴茱萸饮片起到相应的配伍作用。本研究还首次发现并阐明洋金花并不是历代本草记载的单性味（辛味）中药，而是兼具辛味和苦味的复合性味中药。以镇痛，抗炎，止咳，抑制腺体分泌，抗瘙痒，抗哮喘、抗增殖，对免疫功能、小鼠尾部鳞片的作用等共12个药理学实验组成的洋金花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证实其辛味（具镇痛，止咳，抑制腺体分泌作用）的物质基础是生物碱组分;苦味（具抗炎、抗瘙痒，抗哮喘、抗增殖，促进小鼠尾部鳞片角化等作用）的物质基础是大孔树脂50%乙醇洗脱组分。同时证实其辛味组分具温性，其苦味组分具凉（或寒）性。由此，将洋金花的内部性味精细结构确定为：洋金花，性味：辛温、苦凉（或寒）。结合洋金花治疗银屑病有效部位临床上对中医风热血燥型和血虚风燥型以及对西医寻常型银屑病疗效最好，推断洋金花治疗银屑病有效部位的基本药性为“味苦，性凉（寒），具有清热祛风、解毒、止痒之功效”。洋金花苦味功效与洋金花的传统辛味是完全不同的，这证明中药的药性和功效不是固定不变的，中药的药性和功效可以随着性味物质基础的变化而改变。以上研究结果，具有重大创新性，丰富发展了中药性味理论，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同时对临床用药及新药研发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这一研究模式也可作为基于中药药性理论的新药发现新途径。课题组已依此发现了洋金花的新性味（苦味）并证明其有独特的治疗银屑病疗效，阐明了苦味的物质基础，分离、确定了61种化合物（25种为新化合物）;构建了药物治疗银屑病的多维评价体系，为解决研发治疗银屑病新药但缺少药效学和作用机理评价模型的问题提供了示范。在阐明其具有与治疗银屑病相关的系列药理作用基础上，采用5种HaCaT细胞模型以及银屑病样皮损动物模型进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DMSO、EGF、IFN-γ、TNF-α等诱导的不同病理模型下，洋金花苦味物质基础醉茄内酯类和黄酮类组分及其单体化合物具有不同的、但整体又呈互补的作用，并从多角度揭示了洋金花各类各层次性味物质基础的作用机理及相互作用;完成了5类新药临床前研究，研制的新医院制剂《洋金花胶囊》已用于银屑病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达90.75%，其中痊愈率为65.93%，且未见毒副作用，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首次发现麻黄苦味物质基础酸性多糖有很强的免疫抑制作用，对过敏性哮喘、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慢性肾炎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并阐明了14种新酸性多糖的化学结构、构效关系及作用机理，科学诠释了中医对麻黄性味功效的认识，也为麻黄资源的再利用开辟了新途径。

据了解，围绕中药性味科学内涵新假说而开展的国家“973”项目《基于利水功效的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目前也正在积极进行中。该项目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由匡海学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于2013年1月正式启动。目前项目五个子课题的课题组正按照计划组织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各课题组不仅选择单性味中药，也选择大量的复合性味中药（包括药对），对中药的四性（气）、五味、归经、功效以及临床应用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力求以新的研究思路和模式，实现中药性味物质基础与药效药理、药物之间及药物与机体之间相互作用研究的有机结合，突破传统理论上的不足所致的束缚，促进中药新药开发，并使中药新药的研发能够保持中医药特色。

中药现代化研究的路径选择

在传统中药研究中引进最先进的现代研究方法，用世界医药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思想促进中药的现代化研究，这是匡海学在30余年的中药研究工作一直坚持的方向。从最开始的艰难摸索，到现在的渐入佳境，过程中充满甜酸苦辣各种滋味，如今回头看看自己沿途留下的深深足迹，匡海学教授觉得这条中药现代化研究之路，自己走对了。

匡海学1976年9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药学专业，分配到绥化地区卫生学校任教。1982年9月于白求恩医科大学药物化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从事中药化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以及教学管理工作。此期间曾三次公派赴日本深造或进行中药合作研究，并获药学博士学位，成为黑龙江省第一位药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由于在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就，他于1987年9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10月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黑龙江省中医药界当时最年轻的教授。自1985年5月以来，历任中药系副主任、主任、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等职务。

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根”，同时充分吸收现代医药学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这是匡海学教授在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成长历程中领悟的中药现代研究之路。他说：“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揭示和阐释中医药传统理论的科学价值，可以使中医药在现代科技平台上实现与世界的对话，并且被世界真正了解、接受与认可。”

匡海学教授从事中药及复方药效物质基础、中药药性理论及创新药物研究工作30余年，先后主持国家“973计划”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二十余项部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以及多项应用开发性研究课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一等奖1项以及黑龙江省政府科技进步奖一等奖4项。他本人于2010年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现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药学会中药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成为我国中药学研究、教学方面的领军人物。

为中医药事业培育未来

匡海学教授所率领的课题组，是一支学历、学缘、职称、年龄结构都较为合理，学术气氛活跃、团结协作的创新学术队伍，其中以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主体。在科研工作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青年教师、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这是因为，作为一校之长、作为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中药学科带头人，他深深知道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的重要。他说：“祖国中医药事业不管是继承，还是创新，关键都在于人才。培育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这是中医药高等教育的责任所在，也是中医药科学研究的未来希望所在。”

课题组的年轻教师们说：“匡老师对科研工作要求很高，最让他生气的事就是实验中的懈怠和马虎，这让大家都很紧张，对待每一个细节都不敢放松。不过，平时，他其实是一位很平易近人的老师，会把自己的学术思想毫无保留并且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解，会创造很多机会送大家外出交流学习，还总是鼓励大家勇于独立思索，大胆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和观点。”他对中药科研的热爱与执着，他严谨的科研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激发了青年教师们对事业的使命感，从而自觉以他为榜样踏实工作、刻苦钻研。他率领的中药化学团队自1993年始，一直是黑龙江省重点学科，并被评为部级教学团队和省科技创新团队;团队的“中药及天然药物药效物质基础实验室”被评为黑龙江省重点实验室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

无论曾经取得多么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无论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有多繁忙，他时刻牢记，自己除了是一位校长、一名学者外，还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始终将教书育人作为自己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多年来，匡海学教授一直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始终工作在教学一线，从未有过一丝懈怠，授课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2009年获全国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他指导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也分别于2008年和2012年被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在他的带领下，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学生成才为根本，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以课程改革为重点，全面实施“631教学改革行动计划”，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全A的成绩获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结论，以优异成绩在国内首家通过中医学本科教育专业认证。学校部级重点学科、精品课程、教学成果奖、特色专业建设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及中药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均取得历史性突破，学位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本科专业数量不断增加，与时俱进为中医药事业培育各层次人才。

让中医药更好地走向世界

化学与药物论文例6

药物分析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1]，药物分析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掌握相关药物分析学基础理论知识，也需要具备药物在生产、检验、流通、使用中的鉴定分析、药物设计、一般药物制剂及临床合理用药等相关的药物分析应用实践能力，同时还应擅长药物质量控制及质量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因此，为了提高药物分析课程教学质量，培养药物分析专业复合型人才，有必要探讨药物分析课程与创新实践综合一体化的必要性和行之有效的方法途径。

1 药物分析课程与创新实践综合一体化的必要性

药物分析类专业复合型人才要求学生应树立药品全面质量控制管理的观念，具备药品开发、生产、供应和临床使用过程中必要的分析检验、创新能力和和解决药物分析实际问题的相应的能力[2]。针对这一要求，药物分析在课程体系设置上要彰显专业特色， 通过以现行课程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从药物分析学科领域或现实中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主题，在教学中创设一种类似于学术或科学研究的情境，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和创新实验实践能力，在教学方式上切实的紧抓 "分析应用型"这个涵义[3]。其核心也体现了在药物分析教学中对药物分析课程与创新实践进行综合一体化的必要性和意义。

2 药物分析课程与创新实践综合一体化的方法途径

（一）药物分析创新课程群的设置

在分析技术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学科间互补性、依赖性日渐增强，药物分析学科已经不完全仅仅是个方法学科。因此，理顺药物分析专业课程，对相关和同类专业、学科、课程进行有机融合，通过精选、优化、整合的药学和化学专业通识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将医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发展趋势和学术动态引入到整合的相关课程中，从而设置药物分析基础通识创新课程群[6～8]。

（二）一体化综合实验课开设和实践训练

在药物分析创新课程群设置的同时，应重视开设一体化开放实验和实践训练的教学活动，通过将一体化综合实验和实践教学协调渗透， 开设从药物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到药物的制剂分析，鉴别和测定方法，以及体内药物分析等基础实验和科研问题实验，此外也到工厂企业进一步调研和实践应用作为特色的分析应用型实综合大实验体系， 以次一体化方式有利于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 更深入的理解药物分析在医药行业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学到更多的知识，在科研实验和实践训练中强化基础理论知识，从而真正提高专业技能和分析应用能力。

（三）"主动型"创新教学方法的采用

在药物分析课程教学过程还应注重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将课堂教学与科研实验和实践训练教学环节紧密结合，力求做到针对药物分析领域中各种环节的实际问题，不断更新问题体系、夯实理论基础、拓宽知识面、创新分析手段、注重科研实验、结合实践训练、促进独立自学能力，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逐步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型"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在药物分析基础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中的主动性和能动创新性。以此思路构建药物分析专业复合型人才，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符合社会发展的药物分析专业的培养要求及目标。

3 总结

本文提出了构建药物分析课程与创新实践综合一体化的必要性和途径。药物分析专业教学方式应该结合学科发展趋势，不断地对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创新改革，药物分析理论课程与创新实验实践综合一体化的教学方法有望实现培养药物分析专业复合型人才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市场和行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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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药物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8-0167-02

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由于网络技术十分发达，作为现代大学生对知识的了解和未来的规划都有自己的打算，加之现代社会商业氛围很浓，经济发展较快，也增加了当代大学生的浮躁心理，因此跟大一、大二相比，大三和大四他们已不再特别关注学习、考试分数的高低及在班级的排名，大部分学生已缺乏学习激情，他们更关注前途和就业问题，而我们的许多专业课程主要都集中在大三和大四，因此如何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成了我们专业课老师的头等大事。我校的办学理念是“计量立校、标准立人、质量立业”，在计量、质量、检测、标准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因此我校药学教育应在“定量药学”、“标准药学”等方面有所体现，将数学模型理念与药学、生物学相融合，共同促进我校药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丰富、完善和延伸我校的“质量、标准”办学理念和特色。因此，作为“定量药学”和“计量药学”核心课程的《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教学模式必须进行不断改革与创新，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具有我校特色的药学人才。《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是药学专业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课，国内外药学类专业一门必修课，该门课程在我校已开设5年。本门课程主要研究药物及其剂型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过程，阐明药物的剂型因素、机体因素和药物疗效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同时利用动力学的原理与数学处理方法，定量描述药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体内后体内作用过程的动态变化规律的科学，为新药设计、药物质量评价及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掌握本课程内容，将为进一步学习临床药代动力学及从事新剂型新制剂研发和临床药学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传统药学主要是经验药学，大多主要研究药物的活性，偏向于定性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药学的发展最终要走向定量药学，以更加精确、量化的方式来研究和创制新药。作为药学专业的一门骨干课程，《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则主要是利用现代生物学和数学模型手段来开展外源化合物在生物体内动态变化过程，对药物在机体内的过程进行“量化”，以此来定量评价药物的生物学活性及制定安全、有效的给药方案。对于生物药剂学和药物动力学的教学改革和探索，目前国内外相关高校和专业均进行了探索。国内有高校教师对近3-5年的药学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此门课程比较难学，且药物动力学部分含有较多的高等数学公式，涉及公式推导、药物动力学参数计算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大一所学内容，同时对于高等数学本身又是生物、医药类专业的薄弱环节，因此如何提高这部分内容的讲解及让学生迅速接受并将其应用于药物动力学课程学习是药物动力学部分的主要问题。因此为了对此门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有的高校采用优化教法、适当应用PBL教学法，同时采用EXCEL等软件编辑了不同的药物动力学参数处理程序，让学生进行学习，收到很好效果。在国外的教学方面，北美和日本的药学院非常重视调整和改革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的教学内容。根据笔者近5年来对该课程的教学和相关科研工作，在本门课程教学改革方面拟进行以下改革，以期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1.理论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改变传统纯粹的教师在上面说，学生在下面听的说教形式，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探知能力，将其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增加学生的成就感。具体可以采用如下两种方式：首先，应用EXEL软件、SPSS等处理软件，编辑体内药物分析中标准曲线、回收率以及精密度的计算公式，同时编辑根据血药浓度——时间数据计算药物动力学参数的公式，并在课堂相关章节进行模拟演示。其次，在一些重要章节理论教学过程中，采用Seminar学术讨论会的模式，让学生利用所学文献检索知识，自己查找国内外与本课程紧密相关的重要期刊文献，分组讨论，并写出读书报告，以此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探索能力及写作能力，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

2.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首先，基于校级开放实验项目、校课外科技活动、新苗人才计划以及学科竞赛等课外实践活动，将其中比较成熟的实验项目编入实验指导书中，同时与药物“毒物代谢动力学”紧密结合，编撰出一部特色的、多课程联合的实验指导教程。其次，以“产学研项目”和“科研项目”为基础，构建紧密的实习基地，构建“互惠互利”的长期机制。最后，积极与当地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药师协会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等校外单位联系，采取参观、讲座的形式，拓展学生的视野，明确学生将来就业方向。

3.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采用多媒体、新药开发案例、分组讨论、激励法、强化训练等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关键是要解决制作高水平的多媒体课件、视频网络课件及真实的新药筛选、安全性评价及相关“药害”具体案例分析。

4.课程考核体系的改革。《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而且涉及到高等数学、药理学、药物分析学、药物化学、药剂学等多学科，因此除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加强改革外，在考核部分也应建立相应的配套体系，以此来评价教学效果。改变传统的卷面成绩+实验成绩+平时成绩的考核模式，增加平时成绩的权重，将学生制作的小软件、综述、实验设计、读书报告等内容均作为其平时成绩的一部分，激励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有机结合。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在我校药学专业开设已满5年，五年来在每一届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均对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梳理和改进，并对相关课程改革进行了前期探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根据05-08届药学专业学生反馈信息的收集、整理，我校教师初步体会到了本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式上的共性问题，准备针对这些共性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为以后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因此，在对该门课程教学改革进行深入探索与思考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和思路，并努力将改革思路付诸实施，为我校药学专业发展提供教学思路。

参考文献：

[1]郭剑伟，王成军，余梅.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的教学思考[J].大理学院学报，2006，5（6）：81-83.

[2]李小娜，李唐棣，吕立勋.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教学改革探讨[J].当代教育论坛，2010，（3）：25-26.

[3]李安良，吴艳芬.应用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417-490.

[4]林以宁，马世平.日本6年制药学教育的实习模式及特点[J].药学教育，2008，24（4）：60-62.

化学与药物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9X(2012)01-0070-02

现代药学研究正从传统的化学模式转向化学与生命科学相结合的新模式，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综合化趋势即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有效衔接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世界性趋势之一。

1.目前物理化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药学专业的物理化学专业基础课程仍采用传统的“讲授－接受”的教学模式，偏重于向学生传授基本原理及方法，课堂教学多囿于知识的系统性而割裂文本与实际及药学专业知识的联系，忽略了对学生实际运用课本知识的能力训练。学校开设的物理化学实验也以验证性实验居多，虽然有助于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但由于联系药学的具有综合性、设计性的研究型实验较少，没能真正体现出基础理论和技术在药学中的应用，也难以使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另外，药学专业课多开设在大三、大四，与物理化学等专业基础课授课时间相隔一到两个学期，并且教学内容过度重复交叉，即造成了资源浪费又无法将专业基础理论与药学专业知识有效衔接。

2.创建具有药学特色的实践型教学模式

为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药学毕业生，物理化学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严重脱节的现象亟待转变。因此，我们秉承“以学生为本”、“以发展为中心”的全新的育人理念，以培养“厚基础、高素质、宽视野、强能力”复合型人才为目标，通过对“物理化学”这门专业基础课与药剂学实验课实践型教学模式的探索，研究具有特色的山东大学药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实践型教学模式。为此，开展以下三方面的探索。

2.1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坚持“双主性”原则，即教师主导性、学生主体性原则，探索以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课程小组课堂展示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物理化学主教材为基础，结合药学类科研文献资料，构建“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得出结论――再发现问题……”的开放式课堂教学过程。对于物理化学课程中基础理论部分依然采用教师讲授为主的模式，但在教授过程要求教师改变过去现成的结论直接告诉学生的简单做法，把课堂教学的重心由教学生记忆现成结论为主转到引导学生探索未知上来，重视知识发生过程的教学，同时展开对学生的思维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除一、二章节外，分别在各章节开设学生讨论课，要求学生自由组成课题组，通过查找相关文献，对各章节基本原理在药学中的应用进行归纳总结。例如，在讲授第八章胶体化学中，要求学生对纳米制剂中的表面活性剂的作用进行总结讨论。

2.2实验课教学模式探索

坚持创新性原则，让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整个物理化学实验课堂。将原有的物理化学实验与部分药剂学实验进行整合，开设物理药学实验。物理药学实验具体分为基础物理化学实验、综合物理药学实验及开放性实验三部分。精减原有物理化学实验项目，保留其中重复性好、科学意义较大的项目，作为基础物理化学实验部分；将与药剂学紧密相关的化学动力学、表面活性剂及胶体实验进行重新设计开设综合物理药学实验；药剂所教师从各自科研项目中分出部分子课题作为开放实验课题，供学生选做，编写配套物理药学实验课程教材。见表1。

2.3课程考试模式探索

探索多元化考试模式。改革考试方法，建立多元成绩评定方法(如采用设计评价、开题报告、小组讨论及展示、实验现象及结果分析等多种形式进行考核)，并建立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课程成绩基础理论部分由课程期末试卷考试60％、学生课程小组课堂展示占20％及学生的平日成绩占20％三部分组成。实验课成绩由基础物理化学实验报告占40％、实验操作和技能现场考核占40％及开放性实验开题报告占20％三部分组成。

化学与药物论文例9

本节教材介绍了几种化学成分明确、疗效显著、应用广泛且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常见药物：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抗生素――青霉素和抗酸药，以及具有止咳平喘作用的麻黄碱。教材介绍药物的结构、制备、临床使用及不良反应――这是卫校或医学院的课程，而师范学校的学生储备的知识有限，仅凭一节课的有限量学习，不可能达到掌握药物使用的方法技能这种效果，但我们学校的学生热爱学习，乐于开展调查、走访等实践活动，所以根据我校学生特点，本节教学的重点不是药物成分、疗效的介绍，重点是：正确使用药物的意义和方法、危害的宣传。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课前走进所在社区附近的药店，了解常用药的种类、名称、疗效，并与营业员进行交流，了解各种药品的销售情况等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阅读家中各种常用药的说明书，了解其成分、疗效、使用方法及毒副作用；网上查找药物错用、滥用造成危害的案例，树立正确使用药物的安全认识。

一、《正确使用药物》教学设计与实施

（一）教材内容分析

案例章节：《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选修①《化学与生活》第三章第二节《正确使用药物》

本节教材介绍了几种化学成分明确、疗效显著、应用广泛且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常见药物：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抗生素――青霉素和抗酸药，以及具有止咳平喘作用的麻黄碱。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教材在介绍这几种药物的同时，强调它们都具有毒副作用，重点介绍滥用药物的危害及的危害。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对药物的科学认识：正确使用药物能促进身心健康，滥用药物危害极大。

（二）教学目标分析

知识与技能：通过实例了解某些常见药物和副作用。

过程与方法：通过参观药店，阅读药品说明书，学会安全用药；通过网上调查药物错用、滥用及造成危害的案例，树立正确使用药物、拒绝的安全认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提高学生对药物的科学认识，树立科学用药、拒绝的正确价值观。

（三）重难点及学情分析

课文介绍药物的结构、制备、临床使用及不良反应――这是卫校或医学院的课程，我们学校的学生储备的知识有限，仅凭一节课的有限量学习，不可能达到掌握药物使用的方法技能这种效果，但我们学校的学生热爱学习，乐于调查、走访等实践活动，所以根据我校学生特点，本节教学的重点不是药物成分、疗效的介绍，重点是：正确使用药物的意义和方法、危害的宣传。

（四）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

以小组为单位，走进所在社区附近的药店，了解常用药的种类、名称、疗效，并与营业员进行交流，了解各种药品的销售情况等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阅读家中各种常用药的说明书，了解其成分、疗效、使用方法及毒副作用；网上查找药物错用、滥用造成危害的案例，树立正确使用药物的安全认识。

2.教学实施过程

二、对“正确使用药物”教学设计的思考与说明

1.根据课程标准进行设计

新课程改革的三大课程理念，一个是强调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强调整合性，树立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科学人文性课程文化观，三是完善评价机制，特别是要求建立符合素质教育的新的评价机制。本节课教学设计首先依据《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对“正确使用药物”的要求，依据有意义学习理论，教学中寻找新知识的生长点，架设新旧知识的桥梁，充实完善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

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将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例如胃酸中的主要成分是盐酸，学生有能力从和盐酸反应的物质中发现适合做抗酸药的成分。此外依据互联网等课程资源，如抗生素滥用的危害、吸毒成瘾的机理等与课文知识紧密联系，使课文的化学知识在本节课的教学中得到应用和升华。

2.根据教材的特点进行设计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教科书介绍了几种化学成分明确、疗效显著、应用广泛，而且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常见药物：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抗生素──青霉素和抗酸药（人工合成药物），以及具有止咳平喘作用的麻黄碱（天然药物）。教科书在介绍这几种药物的主要成分和疗效的同时，强调它们都具有毒副作用，如服用阿司匹林、青霉素和麻黄碱的不良反应，同时介绍了的危害等。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对药物的科学认识：正确使用药物能促进身心健康，滥用药物危害极大。

根据我校学生特点，本节课的教学重点不是具体药物的相关知识，而是这些知识背后含有的化学思想和方法对日常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通过本节的教学，在情境交流中学生了解家庭小药箱中常用药物的种类，在对具体药物的介绍中逐步建立起应用自身的化学知识，选择药物、使用药物的思路和方法。教学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学习知识、提高认识，把学生从普通人的选择和使用药物意识和方法提升到具有化学素质的人的意识和方法，认识到自身化学知识对生活的重大作用，最终完成正确使用药物观念和方法的转变，提高科学素养。

3.根据学生的发展进行设计

新课改的基本理念中首要的就是关注学生发展。体现学生主体，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在本节课中让学生做小主人，分享他们了解的药物疗效和注意事项。了解他们的已有知识和生活经验。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他们熟悉的药物。共同学习构建家庭小药箱，紧密联系生活，激发学生兴趣。

重视以学定教。新课程课堂教学要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就必须对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进行改革，体现以学生的“学”评价教师“教”的“以学定教”的评价思想，强调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呈现的状态为参照评价课堂教学质量。提倡“以学定教”，主要从学生的情绪状态、注意状态、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生成状态六个方面评价。

化学与药物论文例10

中医学是指起源和发展于中国地域的，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整体观念为其主导思想，司外揣内、援物比类等为其认知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研究人的生命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规律，研究养生、康复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1]。中医学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抗争的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其理论来源于医疗实践的感性认识，通过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等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性认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从狭义上把“中医药”等同于“汉族医药”，而把其他少数民族在与疾病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医药理论、技术技能称为狭义的“民族医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医药在独立发展，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彼此渗透融合。中医学、民族医药、民间草医药共同组成了我国的传统医药学。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医药，民族医药也不断从汉族医药知识中汲取有用部分。

1中医学与云南传统民族医药融合

中医学的发展历来都不是孤立，与自然科学、人文哲学存在广泛交叉，同时与其他民族医药彼此渗透，中医药影响云南民族医药发展，民族医药不断丰富中医学理论，只有通过彼此的理论融合、技术互补、优势整合，才能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途径多渠道的研究方法。中医学与民族医药的交叉渗透，具体体现在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医学术语，以及药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用，解释学术问题时的相互资鉴启发的取类比象思维模式。由于中医学与各民族医学相邻学科间无法割裂、在交叉搭界之处往往多产生亮点。中医学与民族医药都有共同目的，相互间在边缘处又都交叉搭界，那么，深入考察边缘处的学术细节，往往能发现潜藏着的规律。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迁徙频繁，医药、宗教、文化能也存在融合现象，有学者指出：民族医药与中医学存在“大同小异”的现象[2]。“大同”指的是哲学观点相同，基础理论相似。“小异”指的是基于民族分布存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认为不同地域民族的基础理论、用药经验具有本民族特色。

据查云南历史上曾经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入滇，即：汉、唐、明三朝时期[3]。历代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加速了云南的发展。秦汉时期“五尺道”的修建拉开了中原与云南交流的开端，随着贡品(贵重药材)、书籍(医药书籍)、教育(医学私塾)的不断输入，云南民族医药在自身特色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了中医药的巨大冲击。其中，明朝中医药在云南有了广泛的传播和明显的发展，最具代表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该书是第一次将云南地方民间药物的作用与中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较早、较完整的地方性药物性典籍。许多常见的中药都始载于该著作，如：仙鹤草、灯盏花、川牛膝、草乌、贝母等，同时该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民族药，如：滇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各民族用药普遍存在交叉现象，如：竹叶兰一药，傣族称为“文尚海”，药用部位为球茎、块根，用于食物中毒；布朗族称为“夕那格郎”，用药部位为全株，主治肺结核、气管炎。据统计，汉藏共用药物有300多种，佤汉共用80余种。

中医药与民族在基础理论及哲学背景、思维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均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采用“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健康与疾病、各类要素的平衡制约密不可分。如：傣医学的“四塔五蕴”学说认为自然界万物均归属于“四塔五蕴”四塔即“风、水、火、土”五蕴指“色、识、受、想、行”，其中“色蕴”指物质现象，“识蕴、受蕴、想蕴、行蕴”指精神现象，物质和精神共同构成人体。“四塔五蕴”应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表现。藏医学认为人体内的“龙”、“赤巴”、“培根”三者失调构成疾病。纳西东巴医药中的“卢”“色”是纳西先民用于表达阴阳的常用字，体现了阴阳平衡、对立统一的思想。“精威五行”类似于中医的“五行学说”，用于说明发病机理及治疗方法。佤族医药认为自然界由“天、地、风、水、木、火、石、气”八种物质，当八种物质发生改变将导致各物质与人体的平衡失调进而产生疾病。

另外，研究也发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学及民族医药。当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被中华文化内化，佛教中的医药文化对佛教医药文化圈所涉及的中医药学、藏医药学、傣医药学等传统医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中医、藏医、傣医离不开佛教医药文化，同样研究佛教医药文化也离不开上述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佛教医药文化圈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渗透力，对我国传统医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医的基本理论体系形成得比较早且较为完备，在一定时期内作为一种优势医学广泛影响了各个民族医学的发展，当然民族医学的发展反过来也丰富了中医学。中医和民族医都宏观地把人体生理分成若干个功能部分，建立在基本相似的哲学观点之上。治疗上基本上都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治则，并以此建立了相应的药物观念和方剂观念。中医和民族医都充分利用了祖国大地上以植物药为主的自然药物，其中很大一部分药物相互通用，共同建设了中国的本草药物学。

中国的中医学和民族医学并无质的差别和量的鸿沟。但从各个民族医学的个性来说，它们确有特色，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的一门医学，有必要重视它、发掘它，采取必要的政策保护、扶持、研究和发展，以便为各族人民造福，为中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2云南民族医药的优势及发展策略

云南25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着自己防病治病的经验乃至医药理论。其中，仅傣族医药、藏族医药和彝族医药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学典籍，如：傣医的《档哈雅龙》、《竹楼医述》；彝族的《双柏彝医书》、《元阳彝医书》、《启谷署》；藏族的《藏医精要》、《迪庆藏药》；纳西族的《玉龙本草》等[4]。

历史上的医药流通，使得云南贵重药材、医药理论充实于中医学体系中。“槟榔、琥珀、犀牛角、象牙、麝香”等由云南传入的药物至今仍然运用于中医药。以“云南白药”、“拨云锭”为代表的品牌民族药享誉中外。目前，许多民族医学中的新药，如：苗药“灯盏细辛”、傣药“傣肌松”、彝药“青叶胆”、纳西药“竹红菌”、白族药“青阳参”等也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少数民族还具有丰富独特的疾病诊疗方法和手段。如傣医的摸法、数理诊断法、睡药疗法、薰蒸疗法；纳西医的放血疗法；彝医的扎针、放血疗法；藏医的尿诊法、泻下疗法等，这些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为拓展和丰富诊疗技术和手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尽管近年来云南民族医药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药强医弱、特色不浓”的问题。还存在着亟待整理的大量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口头文献。加强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及名老民族医药专家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加强口承民族医药知识的抢救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在对民族医药传承培养方面，应重视对古代医籍的学习，重视医古文、训诂学、古医籍等方面的课程设置，结合师承教育模式培养真正的临床实用型人才。另外，民族医药有其自身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继承性等特点，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民间医药的文化土壤、人才队伍、文献文物和药物资源的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