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管理论文例1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中应用的名词，它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一个专业诊断名称。《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

1．2重性精神疾病

是《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中应用的名词，它是一个管理概念，是一组疾病的统称。指一组临床表现有幻觉、妄想、严重思维障碍、行为紊乱等精神病性症状明显，且患者社会生活能力严重受损的精神疾病。发病时，患者丧失对疾病的自知力或者对行为的控制力，可能出现危害公共安全、自身或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根据《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要求，社区管理的重性精神疾病主要有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分裂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

2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的发展历程

2．1西方国家管理治疗的发展历程

人类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及管理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在西方国家，远古时代的人们不认为精神疾病是病。精神症状被认为是“神圣”的或“邪恶”的，受到敬畏或敌视。后来医、巫分家，精神疾病作为一类疾病单元逐渐被一些先进的学者所认识。自希波克拉底时代(公元前460－前377年)，学者开始认为精神活动并非魔鬼附体所致，而是源于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的不协调，扰乱了人体中的“精气”。到17世纪以后，原子论和机械论观点开始兴起，身体被看作一部机器，解剖学家揭示了循环系统和神经网络，并开始探讨神经系统在控制感觉与运动中的作用。精神疾病与神魔之间关系的学说受到质疑，精神病理现象得到确认。由于认识到其疾病性质，针对性制止病态发作的“疯人院”被建立了起来，由此拉开了欧美国家精神卫生历史上“禁闭时代”的序幕。而20世纪初期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心理学理论的兴起、50年代以氯丙嗪为代表的化学合成药物的出现、60年代开始的去机构化运动等，使精神卫生服务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然而，长期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及局限性问题逐渐显现，“旋转门”现象受到高度关注。上世纪70年代从美国发起的社区精神卫生运动受到世界各国重视，这场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尽可能让患者得到连续的、方便可及最少限制的精神卫生服务，而这种服务在患者生活的社区才最有可能实现。它要求服务模式从以精神病院为主转向以社区为基础，或精神病院与社区一体化的连续管理治疗。在专业机构的指导、规划下，在所管辖的自然居住地区内，以地区、机构或团体为单元，开展对精神疾病的防治、康复工作和社会适应的统筹安排与管理，融治疗、康复、就业为一体。康复医疗设施有“日间医院”、“夜间医院”、“家庭寄养”、“监护性工厂”、“家庭病床”等。为此，精神科医护人员必须走出医院，同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职业治疗师一起，深入工作单位、居民家庭等所有生活领域，提供广泛的精神卫生服务。实践证明，大部分病人在急性期症状控制后，回到社区生活中，并得到相应的康复服务，完全能够继续提高疗效，适应正常生活，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近年来，平衡康复的提出，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又增添了新内涵。平衡康复强调:综合、协调地应用医学的、社会的、教育的、职业的和其他方面的资源与措施，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全程治疗、训练和再训练，以减轻疾病造成的后果，尽量改善其社会功能，使患者的能力得到提高，恢复或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水平，进而获得以平等的权利参加社会生活，充分完成与其年龄、性别、社会与文化因素相适应的正常角色，履行应尽的社会职责。

2．2中国管理治疗的发展历程

古代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人那样把精神病人视为洪水猛兽，而是采取一种较为包容的态度。古代官方对精神病人的集中管理始于宋朝的皇家收容院，将孤寡者与流浪精神病人纳入收容院。为了让收容的病人有地种，配给了田亩，称为“卑田园”。因为有田种、有住所，那时的精神病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中国现代的精神病院于1898年在广州成立，即现在的广州脑科医院，由传教士约翰•克尔组织建立，主要为流浪精神病人提供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全国各省都建立了省级精神病院，主要就地收容、治疗及管理病人，保障社会治安稳定。精神卫生服务逐渐有了发展，采用了一些初级的人性化管理，如入院的欢迎会、舞会及出院时的欢送会等。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卫生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中央发起了一场运动，将城市中的医生派往农村，并在农村培养赤脚医生。社区卫生服务就是这一运动的产物，但并未形成牢固的制度。80年代随着经济的改革，卫生系统需要自我创收，需要财政经费投入的公共卫生服务消失，村医生纷纷外出打工创收，社区卫生服务瓦解。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疾病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90年代末，人们对以大型医院为主的创收型卫生服务模式产生了质疑，中央政府希望从根本上开展卫生改革，尤其是2003年面对SARS的突然来临，国家下决心重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精神卫生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进行了大量改革尝试，探索适合中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公共精神卫生服务模式，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和精神卫生政策。2005年由中央财政采用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在全国59个区(县)率先开展社区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简称“686”项目)。2009年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从此我国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从无到有，逐步开展。

3我国严重精神障碍社区管理治疗进展及面临的问题

3．1严重精神障碍社区管理治疗网络基本建立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精神卫生工作。从国家层面一系列精神卫生政策的制定出台到原卫生部财政部共同设立中央支持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简称“686”项目)，再到国家发改委、原卫生部、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的通知》(发改社会〔2010〕2267号)，要求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投入154．12亿元资金(中央91亿，地方63．12亿)，对全国550个机构进行改造和新建精神卫生基础设施，配置部分必要设备．在各地方、各层面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和服务网络逐步建立，精神卫生防治队伍不断扩大，精神卫生服务能力逐步提高。

3．2医院－社区一体化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推广

2004年，国家投资686万元在全国开展“686”项目示范区建设，探索精神疾病患者社会化、规范化管理模式及工作机制。历经10年，截止2014年12月18日，项目示范区已覆盖全国314个市(州)的所有区县，相应工作制度工作流程不断完善。依据《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等，各地进一步细化各部门职责，规范具体工作流程及工作制度。至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管理治疗基本工作制度、工作流程正在不断完善，医院－社区一体化精神卫生服务机制正在探索中成长。

3．3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管理治疗成效

通过多年的探索，医生在医院坐等患者的工作模式已经发生彻底改变，专科医生走出医院与社区医生一起为患者服务的工作模式已经形成，患者在社区接受随访服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接受社区随访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逐年增加。截止2015年1月1日零时，四川省同意接受社区管理的患者已195188人。。对其各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区域流行病学调查、精神卫生服务能力调查、患者医疗保障调查、患者医疗服务需求调查、社区患者治疗依从性及管理治疗结局等影响因素以及状况改善的研究己经取得不少成果，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

3．4工作机制的完善

目前，精神卫生预防服务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治疗服务体系缺口较大，专科机构分布不均，综合医院心理卫生服务有待推进;社区康复服务还没有建成体系;精神卫生服务资源短缺，精神卫生专业人才短缺，能力不足;患者医疗保障有限;部门协调机制不落实。据统计，2010年底，全国精神卫生医疗机构1650家，其中:精神专科医院874家;有精神科/心理科的综合医院604家;有精神科床位的康复机构77家;精神/心理科门诊部(诊所)95家。精神科开放床位总数22．81万张。2011年底，全国精神科执业医师2．05万人;精神科注册护士3．53万人;精神科其他卫技人员1．30万人。由于我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数量多，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服务资源总量不足(全国每万人人均精神科床位数为1．12张，远远低于4．36张/万人的世界平均水平)，难以满足精神障碍患者治疗需要。最终结果是全国在册患者的随访管理率较低为68．70%，全国仍有31．30%的在册患者2014年未有一次随访，规范管理率更是严重不足。全国2014年11月随访的患者中规律服药的患者为50．23%，间断服药者为17．73%，未服药者为32．04%，总体治疗率也明显偏低。改变现状的方法就是创新工作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运用。

3．5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质量的提升

3．5．1部分精神专科医疗机构及专科医生参与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热情不高，履职无力，导致医院－社区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及点对点的技术支持未落到实处;部分精神专科医生规范化治疗技术及新技术掌握能力不够，很多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未能在社区很好应用。

3．5．2社区精防医生业务能力的不足，社区精防医生对症状评估、分级管理和药物使用存在明显问题，康复指导缺乏技术支撑，个案管理不规范。

4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管理治疗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管理治疗工作在我国虽然开展不久，但其工作已覆盖全国除自治区以外所有省、市(州)，直接服务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4186862人，具体工作流程、工作制度逐步规范。进一步研究各影响因素对结局指标的独特作用，怎样让患者得到有效、合理的治疗，怎样让患者获得良好的结局，应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对特定人群的管理治疗研究应更具体;应建立一些较为完备的预测模型来对社区管理治疗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可能引发的后果进行预测和干预。

4．1健全和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管理治疗工作机制

4．1．1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精神卫生工作机制欧美各国很早就把精神卫生纳入了公共卫生，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患病后都能得到国家的精神卫生服务。因此，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各级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将精神卫生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成立由政府牵头，由卫生、民政、公安、司法、残联、教育、财政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组成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并依法履职。希望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慈善医疗机构，或向救助机构、医疗机构等慈善捐赠，引导社会资源投入精神卫生工作，支持精神卫生事业发展。

4．1．2加强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与治疗为了保证刚建立起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具有可持续性，国家、省、市(州)、县四级精防机构，要切实履行精防机构职责，积极引进国外行之有效的精神卫生服务管理模式、方法和技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规范和标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医院－社区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做好技术培训、技术指导与督导考核，将标准、规范落地生根。

4．2加强服务能力建设

4．2．1加强精神卫生工作队伍建设。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工作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多方面的协作，建立一支由精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临床心理师、社会工作者、患者家属组成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专业队伍，是做好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的组织保障。在大学应该开设课程培训其它类型的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精神疾病社会工作者、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疾病康复专家，督促国家人事部门建立相应的政府认可的工作岗位，从而使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有一个标准的薪金水平和晋升途径。有计划地加强精神卫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通过落实能力提升培训、转岗培训、增加执业范围培训等不断壮大精神科执业医师队伍，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有计划地加强社区精防人员的培训，使其能识别精神病性症状，规范开展基础管理及个案管理，增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精神康复指导、急性应急医疗处置的工作能力。建立“合格监护人”制度，对患者家属和照料者进行精神疾病基本知识、家庭护理技能的培训，提高监护管理能力。

4．2．2加强社区精神康复机构建设。开展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治疗。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做好精神病患者在社区就近康复和照料的人员配置、经费投入、设施设备等，以适应居家精神疾病患者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康复训练重点应包括让患者养成正常生活规律的习惯，使患者生活能自理;让患者进行学习和行为技能训练，提高患者适应社会的行为能力;开展多种形式文化活动，根据患者病前职业特点和身体健康情况，安排必要的工疗康复。通过综合康复矫正患者异常行为，锻炼患者的意志，增强患者的自信心，改善思维、延缓精神衰退;通过强化训练，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规律，恢复社会功能，为今后回归家庭和社会打下良好基础。充分发挥家庭关爱对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作用，精神疾病患者法定监护人不仅承担着对患者进行医疗看护的职责，同时还要协助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或职业技能培训，以帮助其回归社会，并维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常规性开展以志愿者为基础的社区精神康复服务，建立志愿者招募、培训、管理的相关制度，保证志愿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个人的能力潜质得到发展。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一个关爱、宽容、宽松的社会支持环境，帮助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大家庭。

4．3进一步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测与报告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充分利用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系统及省平台，实现信息的及时流转和应用。同时，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应与各级公安、民政、残联等保持信息交换与共享。社区卫生机构要常态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线索调查及信息的登记与录入，准确把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基本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4．4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医院－社区协调发展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专业精神卫生机构之间的无缝隙联系，建立通畅的转诊和联络会诊系统。以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建立适合各地情况的医院和社区一体化的重性精神疾病连续管理治疗模式，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合理的、连续性的、互动式的社区康复服务。

4．5加强保障，提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比例

4．5．1提高医保报销比例: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及门诊药物医保报销比例逐年提高。

4．5．2社区精神康复纳入医保报销。

4．5．3将残联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及门诊补贴在医院层面进行整合，以惠及特需患者。

4．5．4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纳入低保补助。

障碍管理论文例2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西方企业管理的崇拜达到顶峰。出国留学成了莘莘学子们的理想；而到知名外企挖人，进而引入西方企业管理体系则成了国内民营企业提升管理的捷径。留学暂且不论，单就民营企业直接引进外企管理人才看，不能说很成功，几家国际IT巨头企业都有前高管加盟民营企业的例子，当时引起热议，后来都不甚了了。也有民营企业花大价钱请国际咨询公司出谋划策，据说由于没达到预期效果，还引发了官司。是这些外企人才没本事吗？是管理咨询方案不高明吗？恐怕都不是。现在回头再思考这些案例，是存在一个西方管理理念和本土企业管理现状的对接问题。

实践证明，很多西方的管理理念和手段无疑是好的，但要把它们对接到本土企业中，适应本土环境，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需要破除几个障碍，做到几个转变。

一是破除企业内部对创业企业家的个人崇拜。企业家创业的成功和传奇色彩，往往使其在企业中具有绝对权威，员工迷信创业企业家的智慧，对于其提出的观点做出的决策，无人敢于挑战，直接全面接受。这在创业期的企业，可以提高决策效率，及时把握市场机遇。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市场环境也不断变化，个人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从而给企业发展带来决策风险。第一代企业家如何转变自己的角色，给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让路，是能否实现管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

障碍管理论文例3

中学生数学学习的心理障碍，是指影响、制约、阻碍中学生积极主动和持久有效地学习数学知识、训练创造性思维、发展智力、培养数学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的一种心理状态，也即是中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因“困惑”、“曲解”或“误会”而产生的一种消极心理现象。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依赖心理

数学教学中，学生普遍对教师存有依赖心理，缺乏学习的主动钻研和创造精神。一是期望教师对数学问题进行归纳概括并分门别类地一一讲述，突出重点难点和关键；二是期望教师提供详尽的解题示范，习惯于一步一步地模仿硬套。事实上，我们大多数数学教师也乐于此道，课前不布置学生预习教材，上课不要求学生阅读教材，课后也不布置学生复习教材；习惯于一块黑板、一道例题和演算几道练习题。长此以往，学生的钻研精神被压抑，创造潜能遭扼杀，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就不可能产生“学习的高峰体验”——高涨的激励情绪，也不可能在“学习中意识和感觉到自己的智慧力量，体验到创造的乐趣”［3］。

2．急躁心理

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盲目下笔，导致解题出错。一是未弄清题意，未认真读题、审题，没弄清哪些是已知条件，哪些是未知条件，哪些是直接条件，哪些是间接条件，需要回答什么问题等；二是未进行条件选择，没有“从贮存的记忆材料中去提缺题设问题所需要的材料进行对比、筛选，就“急于猜解题方案和盲目尝试解题”［4］；三是被题设假象蒙蔽，未能采用多层次的抽象、概括、判断和准确的逻辑推理；四是忽视对数学问题解题后的整体思考、回顾和反思，包括“该数学问题解题方案是否正确？是否最佳？是否可找出另外的方案？该方案有什么独到之处？能否推广和做到智能迁移等等”［5］。

3．定势心理

定势心理即人们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思维定势。在较长时期的数学教学过程中，在教师习惯性教学程序影响下，学生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习惯性思考和解答数学问题程序化、意向化、规律化的个性思维策略的连续系统——解决数学问题所遵循的某种思维格式和惯性。不可否认，这种解决数学问题的思维格式和思维惯性是数学知识的积累和解题经验、技能的汇聚，它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按照一定的程序思考数学问题，比较顺利地求得一般同类数学问题的最终答案；另一方面这种定势思维的单一深化和习惯性增长又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使学生的思维向固定模式方面发展，解题适应能力提高缓慢，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应有的提高等。

4．偏重结论

偏重数学结论而忽视数学过程，这是数学教学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从学生方面来讲，同学间的相互交流也仅是对答案，比分数，很少见同学间有对数学问题过程的深层次讨论和对解题方法的创造性研究，至于思维变式、问题变式更难见有涉及。从教师方面来讲，也存在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忽视结论的形成过程，忽视解题方法的探索，对学生的评价也一般只看“结论”评分，很少顾及“数学过程”。从家长方面来讲，更是注重结论和分数，从不过问“过程”。教师、家长的这些做法无疑助长了中学生数学学习的偏重结论心理。发展下去的结果是，学生对定义、公式、定理、法则的来龙去脉不清楚，知识理解不透彻，不能从本质上认识数学问题，无法形成正确的概念，难以深刻领会结论，致使其智慧得不到启迪，思维的方法和习惯得不到训练和养成，观察、分析、综合等能力得不到提高。

此外，还有自卑心理、自谅心理、迷惘心理、厌学心理、封闭心理等等。这些心理障碍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制约、阻碍着中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数学教学效益降低，教学质量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中学生产生数学学习心理障碍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教师、家长、社会方面的因素，也有中学生自身的因素。具体地讲，存在的影响因素有如下一些：①“应试教育”大气候影响，片面追求升学率、题海战术使得教师和学生都忙于应付；②对素质教育缺乏科学的全面的理解；③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和标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④数学学科价值还未真正被广大教师和学生所认识；⑤教法单调死板，缺乏针对性、趣味性和灵活性；⑥学法指导不够，学生学习方法不对头；等等。

二

如何引导中学生克服数学学习的心理障碍，增强数学教学的吸引力？这是数学教法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必须转变教学观念，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坚持“四重、三到、八引导”，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学生真正领悟和体会到学习数学的无穷乐趣，进而爱学、乐学、会学、学好。

“四重”，即重基储重实际、重过程、重方法。

1．重基础

就是教师要认真钻研大纲和教材，严格按照大纲提取知识点，突出重点和难点，让学生清楚教学内容的知识结构体系及其各自在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2．重实际

一是指教师要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学生实际，包括学生学习、生活、家庭环境，兴趣爱好，特长优势，学习策略和水平等等；二是指数学教学内容要尽量联系生产生活实际；三是要加强实践，使学生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初步体验到数学的实用价值。

3．重过程

揭示数学过程，既是数学学科体系的要求也是人类认识规律的要求，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学生利用‘数学过程’来学习方法和训练技能，较之掌握知识本身更具有重要的意义”［6］。一是要揭示数学问题的提出或产生过程；二是要揭示新旧知识的衔接、联系和区别；三是要揭示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四是要对解题思路、解题方法、解题规律进行概括和总结。总之，要“以启发诱导为基幢，“通过学生自己的活动来揭示获取数学知识的思维过程，进而达到发展学生能力的目的”［7］。

4．重方法

“数学方法是在数学活动中解决数学问题的具体途径、手段和方式的总称。”［8］所谓重方法，一是要重视教法研究，既要有利于学生接受理解，又不包办代替，让学生充分动脑、动口、动手，掌握数学知识，掌握数学过程，掌握解题方法；二是要重视学法指导，即重视数学方法教学。数学学法指导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它包括指导学生阅读数学教材，审题答题，进行知识体系的概括总结，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评定，对解题过程和数学知识体系、技能训练进行回顾和反思，等等。

“三到”，即教师要做到心到、情到、人到。“能够真正做到想学生所想，想学生所疑，想学生所难，想学生所错，想学生所忘，想学生所会，想学生所乐，从而以高度娴熟的教育技巧和机智，灵活自如、出神入化地带领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遨游，用自己的思路引导学生的思路，用自己的智慧启迪学生的智慧，用自己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情感，用自己的意志调节学生的意志，用自己的个性影响学生的个性，用自己的心灵呼应学生的心灵，使师生心心相印，肝胆相照。课堂步入一个相容而微妙的世界，教学成为一种赏心悦目、最富有创造性、最激动人心的‘精神解放’运动”［9］。

“八引导”，即学科价值引导、爱心引导、兴趣引导、目标引导、竞赛引导、环境引导、榜样引导、方法引导。

1．学科价值引导

就是要让学生明白数学的学科价值，懂得为什么要学习数学知识。一是要让学生明白数学的悠久历史；二是要让学生明白数学与各门学科的关系，特别是它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要让学生明白数学在工农业生产、现代化建设和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四是要让学生明白当前的数学学习与自己以后的进一步学习和能力增长的关系，使其增强克服数学学习心理障碍的自觉性，主动积极地投入学习。

2．爱心引导

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特别是对于数学成绩较差的学生，教师更应主动关心他们，征询他们的意见，想方设法让他们体验到学数学的乐趣，向他们奉献一片挚诚的爱心。

3．兴趣引导

一是问题激趣。“问题具有相当难度，但并非高不可攀，经努力可以克服困难，但并非轻而易举；可以创造条件寻得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并非一蹴而就”［10］；二是情景激趣，把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结合起来、创设生动形象、直观典型的情景，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还有语言激趣、变式激趣、新异激趣、迁移激趣、活动激趣等等。

4．目标引导

数学教师要有一个教学目标体系，包括班级目标、小组目标、优等生目标和后进生目标，面向全体学生，使优等生、中等生和后进生都有前进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其目标要既有长期性的又有短期性的，既有总体性的又有阶段性的，既有现实性的又有超前性的。对于学生个体，特别是后进生和尖子生，要努力通过“暗示”和“个别交谈”使他们明确目标，给他们加油鼓劲。

5．环境引导

加强校风、班风和学风建设，优化学习环境；开展“一帮一”、“互助互学”活动；加强家访，和家长经常保持联系，征求家长的意见和要求，使学生有一个“关心互助、理解、鼓励”的良好学习环境。

6．榜样引导

数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自己心中的榜样，一是要在教学中适度地介绍国内外著名的数学家，引导学生向他们学习；二是要引导学生向班级中刻苦学习的同学学习，充分发挥榜样的“近体效应”；三是教师以身示范，以人育人。

7．竞争引导

障碍管理论文例4

以前的研究，往往是单一学科的，因此可能对这一复杂系统中的某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甚至是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对于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还知之甚少。因此，需要进一步从系统、综合的角度，对生态农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素之间的耦合规律、结构的优化设计、科学的分类体系、客观的评价方法方面。这种研究应当建立在对现有生态农业模式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基础上，必须超越生物学、生态学、社会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应当是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需要多种学科专家的共同参与，需要建立生态农业的自身的理论体系。

技术体系不够完善在一个生态农业系统中，往往包含了多种组成成分，这些成分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例如，为了在鱼塘中饲养鸭子，就要考虑鸭子的饲养数量，而鸭子的数量将受到水的交换速度、水塘容积、水体质量、鱼的品种类型和数量、水温、鸭子的年龄和大小等众多条件的制约。在一般情况下，农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对这一复合系统进行科学的设计，而简单地照搬另一个地方的经验，也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并不能取得成功。但目前在生态农业的实践中，还缺乏技术措施的研究，既包括传统技术如何发展，也包括高新技术如何引进等问题。

政策方面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使生态农业得到真正的普及和发展。而政府的支持，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与保障体系。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对于生态农业政策的贯彻，还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在有些地方，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使得农民不能对土地、水等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

而农产品价格方面的因素，有时也成为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因为对于比较贫困的人口来说，食物安全保障可能更为重要；但对于那些境况较好的农民来说，较高的经济效益，可能会成为刺激他们从事生态农业的基本动力。

服务水平和能力建设不能适应要求对于生态农业的发展，服务与技术是同等重要的。

但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服务体系，在一些地方，还无法向农民们提供优质品种、幼苗、肥料、技术支撑、信贷与信息服务。例如，信贷服务对于许多地方生态农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从事生态农业的农民们来说，盈利可能往往在项目实施几年之后才能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服务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以外，信息服务也是当前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有效的信息服务将十分有益于农民及时调整生产结构，以满足市场要求，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另外，尽管必要的激励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但生态农业应当更趋向于开发一种机制，以使农民们自愿参与这一活动。要想动员广大的农民自觉自愿、并能够自力更生地通过生态农业发展经济，能力建设自然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比较有效的能力建设机制，对于更为重要的基层农民来说，很少得到高水平的培训与学习的机会。

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不高发展生态农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但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目前生态农业的实际情况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为在一些地方，仅仅依靠种植业的发展，难以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益。中国加入WTO，既为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之面临着新的挑战。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生态农业的发展还有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而其中，农业的产业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据估计，到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土地资源相对短缺，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而人口在继续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已经成为困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通过在生态农业中延长产业链、促进农业的产业化水平来实现。

障碍管理论文例5

区域文化资源往往以某一地域空间为复合载体，在纵向上贯通古今，积淀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底蕴；在横向上融合各个专项文化类型，形成复合文化体。每个地区不同的历史及现实人文景观和文化积淀，构成了各个地域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优势，不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孕育了不同的文化生态圈。地域文化作为特色文化资源能够转化为文化资本，形成地方文化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制定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战略的重点。

区域文化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选利用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一定的资源底蕴会产生相应的生产模式和产品形态。区域文化差异的存在，形成了区域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地理环境、区位、民族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带来各个不同地区，乃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村寨，其文化资源的类型和特点都会有所不同，很难简单模仿和套用固定统一的开发模式。因此，各地区必须结合区域文化情况，要对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评估，区别对待，探索不同的开发利用模式，探索、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道路。反思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区域差异性是显著的特征，但区域同质化特征也与之并生。

第二，文化产业区域差异性形成的原因分析。

其一是资源因素。尤其是不可移动、不可异地复制的文化资源造就了区域的独特文化品质，决定了区域文化产业的主要文化特点。例如江西的红色文化决定了区域发展红色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色，云南富集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特色决定了云南发展民族演艺、民族旅游、民族手工艺等以民族文化为底色的文化产业类型。

其二是经济基础差异。区域经济基础能给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保障。文化资源富集的中西部地区是文化资源优势突出的地区，国家层面提出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所涵括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都具有独特的区域文化资源禀赋，但就发展水平来看，这些省域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主要影响因素就是受到经济基础水平弱的制约。

其三是政策性因素。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很多，地域文化精神与区域经济发展有一种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以往十余年的文化经济发展中，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依赖逐步完善的国家政策体系建立，政府“看得见的手”起了主要作用。因此，像这种制度性因素，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初级阶段往往扮演最重要角色，当地政府是否利用行政手段强力推动，成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第三，文化产业区域同质化原因分析。

就空间特色呈现上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具有差异性，但区域同质化特征也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产业结构层面，以省级为单位的大区域结构单元之间文化产业结构趋同；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层面，表现为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影视城、动漫游戏基地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门类等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同质化。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行政区经济”的干预。文化领域在推进文化改革实现管理转轨过程中，还未能形成一个充分竞争性的市场，政府干预作用影响大，往往由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方保护造成了市场分割，历史性同类文化资源在不同地区间出现相似性开发利用，或者同一资源主体多地区恶性竞争。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当一个地方政府引进并发展某个文化产业行业门类，其他地方政府也会低成本地跟进模仿，以更低廉成本或更优惠政策诱导，直接导致文化产业结构趋同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当国家层面围绕特定类型文化产业出台扶持鼓励政策，很多地方政府即使缺乏产业发展条件基础和人才、技术、资本等支撑，也会出台政策层层传导，出现了文化产业发展忽视资源禀赋的“跃进”现象。比如各地盲目上马的很多动漫基地、影视基地建设就是文化产业的恶果，忽视了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地区资源积累的差异特色。

障碍管理论文例6

炎性介质（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α等）在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中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目前尚无有效清除炎性介质的药物[12]。本研究应用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技术，选择收住ICU的MODS患者40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20例进行连续24小时血液净化，比较治疗前后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α浓度的变化，以期寻找降低MODS患者炎性介质的有效治疗方法。

临床资料：

选取收住ICU的表现为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症（MODS）的危重病患者40例，MODS诊断符合美国危重病协会1992年制定的诊断标准[3]。患者按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单号为实验阻，20例；双号为对照组（不用CRRT的诊断为MODS的危重病患者），20例

方法：

1、建立体外循环患者采用颈内静脉或股静脉留置ARROW双腔血透导管，

使用美国PRISMACRRT系统、PRISMA聚砜膜血液滤过器及血路管套件，血泵维持血流量在180-280ML/MIN之间。

2、样本采集实验组血样均在患者诊断MODS后进行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前一小时内采集，CRRT进行24小时后，再次采集病人静脉血；对照组在诊断MODS后采集静脉血，24小时后，再次采集该病人静脉血。

3、测定：（放免药盒购自中国人民总医院科技开发中心放免研究所）

①白细胞介素-1β和白细胞介素-6（IL-1β、IL-6）测定：取静脉血2ml，注入试管中待凝固后，分离血清，放-200C低温保存，采用平衡法一次监测；②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采静脉血2ml，以10%EDTA二钠作抗凝剂，分离血浆后，放-200C低温保存，采用液相竞争法一次监测。

4、实验组除进行CRRT外，其他治疗均同对照组。

5、统计方法论所有计量资料均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验，以P＜0.05作为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实验组患者经CRRT治疗24小时后，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α明显低于对照组。如下表：

CRRT对炎性介质的影响

组别例数IL-1β(ng/L)IL-6(ng/L)TNF-α(ng/L)

对照组201h20.31±1.349.47±1.14112.62±8.22

24h276.11±79.32180.66±34.27205.91±136.14

实验组201h19.56±3.0912.35±4.9569.77±6.62

24h27.72±5.2633.99±5.7470.49±4.65

与对照组比较：P＜0.01

讨论：

全身炎症反应（SIR）是MODS发病机制的基础，当机体遭受感染或创伤等严重打击后细菌/毒素或组织损伤将刺激机体巨噬细胞等炎性细胞，释放炎性介质（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和白细胞介素-6等），肿瘤坏死因子是最早释放的炎性介质之一，可进一步刺激和激活巨噬细胞、粒细胞、淋巴细胞和内皮细胞，释放大量的炎性介质，形成炎性介质介导的“瀑布样”连锁反应，犹如多米诺骨牌逐级放大，使炎性反应失控[4]。若不有效阻断其发展，将导致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症（MODS），甚至多脏器系统功能衰竭（MOSF），而致病人死亡。

目前的研究发现，参与炎症反应的介质种类繁多，取得的进展是前炎症细胞因子的发现，由巨噬细胞被激活并释放。但至今尚无一种药物能满意阻止炎症介质的释放或去除已存在的炎症介质[12]。而炎性介质在MODS中占有重要地位，清除炎性介质，降低炎性介质的体内浓度，是逆转MODS的有效手段。通过本研究发现，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可以显著降低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症患者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和白细胞介素-6等炎性介质浓度，有效降低病人死亡率。

参考资料

[1]YoshitakaI,HirokiS,ShinY,etal.Regulationofadrenomedullinproductioninratsendotheliacells.Endocrinology,1998,139(3):838-846.

障碍管理论文例7

关键词:企业管理;障碍;对策

Key words: business management;obstacles;tactics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7-0042-02

1企业管理的宏观障碍

企业管理在我国的推行遇到了诸多障碍,总的来说可分为宏观障碍和微观障碍两大类。 宏观障碍又可分为政治法律障碍、经济体制障碍、技术障碍、文化障碍。

首先,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管理政策,企业必须在既定的政治与法律体制下从事生产经营。但是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建设和法律体制建设还不成熟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管理的推行。这主要表现为,政企不分和法律障碍。政企不分的直接表现是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行为过多。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听命于政府,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可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办事,这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成长。法律体制障碍在我国首先表现为无法可依。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空白地带”。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缺少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企业的权益缺少法律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其次,表现为有法不依。政府不依法行政,企业不照章纳税,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这些行为不但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也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后,我国现行的某些法律法规已经过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符。例如,我国现行的税收法中的某些规定已经不再符合现阶段市场经济的要求。

其次,我国的经济体制建设也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不但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体系,即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现代企业制度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且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健全。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资源才能优化配置,才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企业才能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但是,我国地区、部门之间的分割和封锁现象还比较严重,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价格形成和调节机制还不健全。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企业极不规范的行为;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改革的方向。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没建立起来,企业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产权不清晰、权责不明确等问题较为严重;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顺利推进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尽管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不少弊端,影响了企业改革的进程和企业管理的推行。

再次,企业的发展需要有技术手段的支持,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及其企业管理的推广同样也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持。目前,我国企业管理尚面临两大技术障碍:一方面,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比较落后,阻碍了企业管理的推广以及企业的发展。技术水平落后是我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的一个差距所在。西方发达国家迄今为止,先后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浪潮,西方企业从这三次浪潮中受益匪浅。然而,我国总体技术水平比较落后,技术水平低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例如,我国的信息技术起步晚、水平低,导致了企业在市场上反应迟钝,错失了许多发展的良机。另一方面,我国许多企业不能及时地将先进的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中,这也是制约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敏捷制造、零库存管理等先进的技术已经在国外企业中成功应用和推广,但时至今日,我国的大部分企业仍然没有采用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的滞后性无疑给企业的发展以及管理造成了诸多困难。

最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尊重中央集权统治,比较讲究部下的忠诚、服从,权力的色彩比较浓厚。这对于行政管理是有利和有效的,但是对于一个复杂的企业来说,过多的权力干涉和一味的听从与服从,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推行以及企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同时 “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中狭隘思想也助长了当今“重生产,轻管理”的风气。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协作”的精神,这主要是由于古代生产力落后,小农经济思想严重等原因造成的。但是现代企业管理提倡的是协作,一个有益于企业管理的文化应该是企业组织、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及各社会团体相互密切合作的精神,形成社会化的环境,使全社会成为一个“公司”。

2企业管理的微观障碍

第一,是观念障碍。我国企业的大部分管理者出身于技术人员,他们对技术这一环节非常熟悉,但是他们却缺乏相应的管理知识,加之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部分管理者还存在“重生产,轻管理”的思想,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在部分管理者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国的部分管理者还没认识到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还没充分认识到现代企业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他们对企业管理也就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给企业管理的推行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第二,相当一部分企业管理者在管理理论学习和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我国许多企业管理者对于某些管理理论还存在消化不良的问题,对某些先进的管理理论还没有理解透彻,还没能掌握其精髓。另一方面,我国在管理教育方面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众所周知,管理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艺术,管理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国的管理教育却不是从基础做起,而是把各种先进的管理理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灌输给学员,希望马上就能造就一批著名的管理专家。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非常不利于企业管理的正常进行。

第三,我国企业管理的方法比较落后和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管理的推行。企业管理的基本方法主要有行政方法、经济方法、法制方法、教育方法以及数学方法等。但是我国企业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管理手段比较单一和落后。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中,我国的管理者忽视了综合运用这些管理方法,结果因方法不当阻碍了企业的管理,同时也导致了企业管理效率的低下。

第四,我国许多企业没有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影响了企业管理的推行。现阶段,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不到位、领导体制不规范、一些企业的文化品位不高、企业文化建设中短期行为严重以及企业文化培育不深等。由于这些问题,我国许多企业还没培育起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没有营造一个崇尚管理的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管理的实施。

3加强制度创新,克服各种障碍

为了克服这诸多障碍,我们必须首先在制度方面进行改革。最迫切的就是转换政府职能,促进政企分开。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普遍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的问题,严重阻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新体制的建立。要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就要按照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使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利真正交给企业,使企业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同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至关重要。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其保驾护航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法律体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保证司法过程不受外界任何因素的影响;加强司法机关审判结果的执行力度和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防止“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容忽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企业制度,从而给企业管理的推行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实行公司制、进一步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企业才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规范的运作,成为真正独立核算的市场主体。社会保障体系则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也是顺利推进企业改革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企业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善,没有能够解决好企业和职工的后顾之忧,因而使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遇到了一定的阻力。无论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完善。这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等多项内容。

障碍管理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83-08

一、引 言

目前，中国“80后”大学生正在进入职场，并将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大学生进入组织之后的问题，不断引发企业和社会的关注。2007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五届学术会上发表了一份关于新入职大学生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指出，26.1%、15.3%和10%的新入职大学生都有一定程度的强迫症状、抑郁症状和恐怖焦虑症状[1]。2010年的《中国人力资源报告》显示，工作1年内就离职的员工是所有离职人员的50.57%，以制造业为例，不满1年就离职的新员工占65%，其中不乏新入职的大学生[2]。那么，中国“80后”大学生在入职中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社会化障碍？什么样的适应策略可以帮助这一代社会的“脊梁”快速成长起来？这些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思考。

无效的社会化（ineffective socialization）是新员工辞职或被开除的首要原因，这些离职不仅会扰乱其他人的工作，而且还会降低组织的生产率[3]，有效地社会化才能够减少新员工对融入组织的焦虑感[4]343。为此，组织社会化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关注重点[5]，而其中的社会化障碍又是一个难点问题。就中国职场而言，与国外尚有许多显著差异。比如，多数用人单位没有完善的入职培训而使岗位职责不明确；同事之间沟通婉转而上级对下属的批评却很直白；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复杂大家却不愿谈论。这些特殊状况使新员工的工作期望与现实产生差距，从而影响社会化进程[6]。此外，中国“80后”大学生的生活背景与以往年代不同，身上普遍存在着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7]56，比如，素质全面、思维灵活、以自我为中心和缺乏环境敏感度。为此，本研究将以我国 “80后”新入职大学生的社会化障碍为对象，系统分析障碍的构成与主动应对策略。

二、社会化研究回顾与分析

美国学者范曼宁（John E. Van Maanen）和施恩（Edgar H. Schein）把社会学中社会化的观点引入了组织领域，提出组织社会化的概念，指新员工从态度、行为和知识上转变成组织成员的过程[8]209。陶尔米纳（R. J. Taormina）进一步把组织社会化定义为“个体获得工作技能、理解组织功能，在社交中取得同事支持，接受组织特有行为方式”的过程[9]。该定义得到广泛使用，本研究也采用此定义。

（一） 国内外社会化研究回顾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对社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化过程、内容与策略三个方面。

第一类研究从社会化过程着手，分析员工怎样从组织外部人变成组织内部人。范曼宁和施恩提出了组织社会化过程模型[8]211，费尔德曼（Daniel C. Feldman）提出了组织社会化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 of socialization），该理论认为，社会化过程包括三个阶段：预期社会化、组织适应和角色管理，每个阶段都会影响着下一个阶段的社会化进程，每个阶段都存在一些可独立衡量的社会化成败要素[10]434。

第二类研究从社会化内容展开，把组织社会化看作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着重分析员工要学习什么和内化什么才能更快地适应组织。美国纽约大学的莫里森（Elizabeth W. Morrison）提出了员工社会化的四因素模型，包括工作掌握、角色清晰、文化调适和社会整合[11]。被引用最多的是查奥（Georgia T. Chao）等人提出的六因素模型，包括工作绩效标准、人际关系、组织政治、组织用语、组织目标与价值取向和组织历史[12]。

第三类研究从社会化策略角度开展，揭示组织和个体如何通过特定策略来加速社会化进程。从组织策略角度来看，琼斯（Gareth R. Jones）指出了组织社会化策略的六种类型：集体或个别、正式或非正式、固定或变动、连续或随机、伴随或分离、赋予或剥夺[13]。

此类研究强调组织在社会化中的作用，员工处于被动接受组织预定角色的状态。从个体策略角度来看，员工完全可以主动社会化[14]1150。在此过程中，社会认知起着重要作用，通过社会认知机制，个体形成了对组织、部门和工作的总体印象，减少了不确定性和现实冲击感，增强了自我效能感与自信心，并使自己的行为更加有效。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理论、不确定性减少理论和社会认知思考理论是这方面的理论基础[15]33。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米勒（Vernon D. Miller）和雅布兰（Fredric M. Jablin）提出了七种员工搜寻信息的策略：公开询问、间接询问、通过第三者了解、测试底限、试探交流、观察和洞悉[16]。

在国内，关于新员工社会化问题逐渐得到了学者的重视，2006年以来出现了一些关于社会化的综述和实证研究。比如，王明辉和凌文辁[17]、王雁飞和朱瑜[15]31分别发表了社会化综述论文；赵国祥等人提出了组织社会化内容结构模型[18]；李强等人分析了新员工的入职期望[19]；王庆燕和石金涛实证分析了员工的自我效能、人口统计变量对社会化程度的显著性影响[20]；许科等人研究了员工社会化程度对其行为绩效的影响[21]。

（二） 目前社会化研究不足之处

第一，大多数研究没有区别新员工的种类。根据凯尔（Jon C. Carr）的研究，新员工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前有工作经历的新员工，他们可以根据以前的经验进行自我调节；另一类就是完全没有工作经历的新员工（比如大学毕业生）[4]345，他们的社会化问题较多，在社会化过程中容易暴露自己的不足。如果不能对这两个群体进行分类研究，很容易造成错误的结论。

第二，缺乏本土化的研究。大部分研究照搬国外量表，这些量表无法体现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色。而且，大多数国外量表开发于上世纪80年代，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国目前新入职的大学生为“80后”， 他们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大多是独生子女，刚步入社会不久，是第一批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社会群体[7]57。他们是目前的职业主力军，更是未来中国的中坚力量，我国缺乏对这一就业群体社会化问题的专项研究。

第三，以往研究没有回答个体面对不同社会化障碍时，应当采取何种不同的策略[22]48。有学者认为，新员工在面临新环境时，不安全感和焦虑感都会自然产生并且会有不同程度的迷茫以及遭遇现实的冲击[23]。一般地，新员工在进入职场中，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社会化障碍。我们需进一步揭示社会化进程中遭遇的不同问题，进而分析根据不同类型的问题，个体如何选择社会化策略，以便成功完成社会化。

三、社会化障碍三要素模型的提出与验证

本研究以组织社会化过程权变理论作为基础，该理论认为社会化过程中的组织适应阶段是社会化障碍的主要发生期[10]439。在此阶段中，新员工要学习新的工作职责，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界定个人在组织中的角色。本研究通过质化方法深入探索社会化适应阶段的主要障碍，为了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运用三角测定理论，分别采用研究者三角测定（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理论三角测定（theory triangulation）和方法论三角测定（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等方法[24]245。在编码过程中，由两组不同的研究者完成，一组进行探索性编码，一组进行验证性归类，符合三角测定要求；在提出理论假设过程中，依据莫里森的社会化四因素模型和费尔德曼的社会化权变理论两个基础理论，进行不同种类的多次归纳论证；在萃取方式上，采取独立萃取、验证性归类和专家小组讨论三种策略，以实现多法交互使用的三角测定。

（一） 样本选择

为符合质化研究的三角测定原则，本研究共进行了三批次不同背景样本的个人深度访谈，在每一次访谈后都实施探索性质化萃取，直至无法萃取到新编码为止。第一批样本的访谈于2008年3月进行，分别在北京和天津访谈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和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三家企业的22名样本，包括12名入职一年的大学生、8名主管和2名人事经理。第二批样本访谈于2008年5月进行，对同一高校不同专业的毕业生进行访谈，选择28名大学生进行调研，企业涉及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富士康科技集团和北京金万众空调制冷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第三批访谈样本全部选取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访谈于2009年2月进行，在福建省泉州市5家民营企业中选取25名大学毕业生和16名主管为样本。样本基本覆盖了理、工、文三类学科专业，取样兼顾了国有、民营、公务员三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多数样本入职2年以内。样本涉及研究对象的主管和人事经理，他们从旁观者身份为研究提供案例，这样设计能够较全面地反映“80后”新入职大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以上3次共调研91人，收集文本案例达56万余字。

（二）访谈提纲

访谈提纲设计依据组织社会化过程理论研究，Feldman 在研究中使用了一些探求问题[10]442，参考这些提问方法，结合本研究对象，我们开发了社会化障碍访谈提纲：

您的专业和您现在的工作对口吗？（不对口）您做了哪些调整？（如果对口）在新的岗位有没有继续学习？您所在单位的上岗培训情况如何？

您在融入这个单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请举例说明。

您所经历的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您是如何调整的？

工作以来，您感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请举例说明。

您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试举一个例子。

您的单位有没有一些潜规则？您是如何了解到的？

（三）编码萃取

林恩（W. Lynn）等人认为质化研究适合分析新概念[24]243，本研究使用开放编码（open coding）、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编码（selective coding）三种方法，运用Nvivo7.0质化分析软件使用逐行编码，开发出“对实践环境陌生”等26个开放编码以及“技能盲点”等13个主轴编码，最终得出“工作胜任障碍”、“人际融入障碍”、“角色定位障碍”三个构念。编码的定义说明、三级编码的对应关系以及访谈案例见表1。

根据萃取信息，本研究给出了三个维度的定义：工作胜任障碍是指“在工作相关任务上，遇到了组织、团队和个体等方面的阻力，从而影响到工作的执行与质量”；人际融入障碍是指“在进入组织后，与同事难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角色定位障碍是指“对自我在组织中的职责与义务定义不清，对组织的预期缺乏了解和判断”。这三个概念在以往研究中也有类似提法，比如，Morrison将“工作熟练”定义为能够顺利完成本职工作，将“社会融入”定义为新员工融入其团队的过程[14]1150。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在于，从社会化障碍入手，重新定义了相关概念，使其直接反映新员工遭遇的具体困难，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三个学术概念的内涵。

采用统计软件LISREL8.8，对另一半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将实际观测数据与理论模型进行拟合，得出拟合度指数的值为1.65，符合值小于3的理想要求；拟合优度指标为0.04小于0.05的理想要求；SRMR为0.04小于0.05的临界值。拟合优度指数和修正的拟合优度指数分别为0.90和0.91， 为0.91， 为0.90，这说明对数据拟合的较好，简约拟合指数 为0.62。上述指标说明，拟验证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见图1）。

四、自主适应策略在社会化障碍假设模型中的影响

（一） 构建社会化障碍假设模型

社会化策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组织策略，主要研究组织如何通过特定策略促使员工尽快达到组织期望，此时员工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另一种是个体策略，研究个体如何主动适应社会化过程，此时的员工处于主动地位[25]。由于本研究集中于个体层面，因此集中讨论个体社会化策略。新员工在进入组织后，主要通过搜集信息等方式来适应组织规范和文化[26]。本研究假设个体信息搜寻策略会减弱个体社会化障碍的不利影响。

从社会化结果看，绩效表现无疑是组织和个体最为关注的社会化成功标志[27]。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以社会化障碍为前因变量，以个体信息搜寻策略为调节变量，以主管绩效评价为结果变量的社会化障碍模型，假设社会化障碍对绩效结果存在负面影响，个体信息搜寻策略正面影响主管绩效评价的同时，调节着社会化障碍形成的不利影响（见图2）。

（二）采用新员工信息搜寻策略问卷展开研究

考虑到中国地域广阔、地区差异性大的特点，为使本研究更加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选择了华南地区的深圳市、华中地区的合肥市、东北地区的大连市和北京市4个城市中的6家企业，在2011年5月到8月组织了测试，有效样本共计531个，其中男性占37%，女性占63%。

本研究选择了米勒的新员工信息搜寻策略问卷[28]，共12个条目，如“我会直接去向我的上司或同事询问我想知道的信息”。为避免同源方差对研究的影响，被试的个人绩效采取了主管他评的方式，个人绩效评估问卷采取韦恩（Sandy J. Wayne）等人的量表[29]，共6道题目，如“该员工的工作效率非常高”。为保持量表一致性，量表都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三）自主适应策略减少社会化障碍的不利影响

由于样本的年龄、学历等人口变量在本研究中都很相近，所以将分析重点放在三个维度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由下表可知，三个维度存在显著性相关，与结果变量存在显著性负相关，各变量的内部一致系数均在0.78以上，具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性。

以主管绩效评价作为结果变量，对社会化障碍、个体信息搜寻策略及其交互作用进行多重回归分析，模型1为主效应分析，模型2为交互作用分析。模型1的确定系数R2为0.42，调整后R2为0.12，说明社会化障碍中的人际融入障碍（β= -0.36， P

结果表明，个体信息搜寻策略与人际融入障碍出现交互作用（β = 0.40， P< 0.05），即个体信息搜寻策略调节了人际融入障碍的负面影响，从而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主动适应策略对减少社会化障碍具有积极作用的假设。对各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发现，方差膨胀因子（VIF）在1.50到1.78之间，数值不大，可以拒绝它们之间存在共线性假设。

为进一步测验交互作用的存在，根据艾肯（Leona S. Aiken）和韦斯特（Stephen G. West）的建议[30]，按自变量正负一个标准差为单位，绘制了交互作用的效果图（见图3）。

由图3可知，个体信息搜寻策略低的群体，其人际融入障碍对主管绩效评价的负面影响很显著（tl = -3.16， P< 0.01），个体信息搜寻策略高的群体则不显著。同时，两条线之间的斜率存在显著性差异（t=2.14， P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我国“80后”新入职大学生组织社会化障碍，与国内外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环境改变”、“技能盲点”都在相关研究中出现过。此外，本研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

第一，通过对“80后”大学生样本的质化研究，萃取出一些富有当今时代特征的社会化障碍。比如，“80后”新入职大学生存在“限制发挥”、“缺乏关注”等问题。一些研究“80后”问题的学者也认为，“80后”的自我选择性强，具有某种程度的“叛逆”精神，一旦他们的自我展示空间受限或者得不到充分重视，就会比以往年代的员工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受挫感。这一点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多数人从小就是家庭关注的焦点，对自主空间的要求十分强烈，而在国内目前的组织中，这些习惯还不能完全被接受。再比如，本研究发现社会化的障碍不仅来源于“80后”自身，还来源于组织环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时代偏见”，它成为了“80后”社会化的一个新障碍。

第二，本研究发现了一些反映中国职场文化的社会化障碍。比如，由于不熟悉酒场礼仪和难以融入酒场氛围，中国的“酒文化”给“80后”带来了一些不适应和困惑，这一点在国外相关研究中没有涉及。

第三，本研究结果显示，人际融入障碍成为“80后”新入职大学生创造高绩效的重要障碍，并探索克服此障碍的有效策略。由于是新员工，工作胜任障碍和角色定位障碍会被多数主管谅解，但人际融入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会被大家归因为新员工的个性，甚至是素质的问题，这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主管对新员工的评价。因此，对“80后”新入职大学生而言，在社会化进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人际融入问题，本研究恰恰揭示出克服此障碍的一个有效途径，即主动采取信息搜寻策略，在掌握更多资讯的同时，展现自我融入和适应组织的主动性，这将有助于减少新入职大学生的人际融入障碍，达到令人满意的绩效水平。

此外，本研究对用人单位、高校和大学生群体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首先，就组织层面而言，通过分析用人单位新员工入职社会化障碍，有针对性地设计培训内容，有效实施组织社会化干预，可以有的放矢地促进新员工社会化成功完成。高校在开展职前教育时也应当根据不同的社会化障碍，设计相关技能培训，使毕业生从心理和技能上都做好准备。其次，就个体层面而言，从个体社会化障碍出发寻找技能差距和解决途径，是“80后”乃至“90后”新入职员工成功社会化的关键，使他们更好的开展自己的职业生涯。

综上可知，本研究以新颖的视角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出了具有当今时代特征和本土文化特色的社会化障碍，并揭示了减少社会化障碍对绩效评价不利影响的有效策略，对组织和个体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然而，本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没有涉及组织层面的社会化策略等。为此，未来研究可以更多整合组织策略和个体策略，丰富组织社会化对于不同群体的深入研究，为不同类别的新员工提供社会化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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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管理论文例9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6320

1无障碍卫生间的研究背景

11现实背景

2000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老年型人口国家行列。截至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5989亿人，占总人口的12%。与此同时，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目前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34%。扬州市有近28万名残疾人，约占全国残疾人总数的034%，占扬州市总人口数的6%，其中肢体残疾人649万人、视力残疾人406万人、听力残疾人824万人、语言残疾人027万人、精神残疾人218万人、智力残疾人212万人、多重残疾人408万人。

由上述数据可见，随着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数越来越多，我国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迫在眉睫。其中无障碍厕所为残障者、老人或病人如厕提供了便利，它是供残疾人、老年人及妇幼等弱势群体使用的无障碍设施，是可由陪同人员进入的男女公用的独立厕所，一般设立在机场、车站、医院、公园、养老院等公共场所。改善社会无障碍设施建设，是保障各类社会群体平等参与和共享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扬州市在无障碍厕所的使用和管理的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并需要得到改善。

12理论背景

（1）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美国行为科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将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在这五个需求中存在着上升递进的关系，只有当最基础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才能实现更高的需求。如厕是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只有当残弱人士的这类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他们才会有更高的追求，才会呈现出积极的生活态度。

（2）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对无障碍卫生间的研究还基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正义不外乎公平[ZW（]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ZW）]。就无差别原则来说，对于每个被平等给予的生命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行动权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公平地享受到出行的便利，残弱人士也应该有属于他们的专用“公共厕所”。残疾人出行经常遇到困难，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爱护，这是第二个原则――差别原则。在扬州市，从市政府到扬州市媒体到市民都在残弱人士出行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一种倾斜，盲道的建设，公交车上专属座位的设置等是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倾斜，媒体的宣传以及公民自觉的让座行为等是在道德上的倾斜。

（3）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人人都平等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庇古也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只有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观点。所以弱势群体作为社会上的一类特殊群体，更应该在公共厕所这种基础设施的提供上享受到同一般群体一样的便利。

2扬州无障碍卫生间建设的现状

21无障碍卫生间的政策建设情况

“十一五”时期，扬州市结合文明创建市城管环卫部门制定市区公厕管理办法，对市区20多座公厕的无障碍设施进行了修缮、改造和增设。目前，所有新改建公厕、中转站设施配套齐全、设备先进、性能可靠，符合环保要求。环卫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方便了市民群众生活；另一方面也夯实了城市管理基础，提升了市区环卫承载能力。[ZW（]扬州日报城管给力“三个扬州”建设和文明城市创建[N].扬州日报，2011-02-28.[ZW）]

“十二五”时期，扬州市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实行无障碍设计强制性标准，加大对无障碍设施的监督力度，加强对无障碍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对贫困残疾人家庭住宅无障碍改造提供资助。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宣传，提高公众对无障碍环境的认知和保护意识。积极推行信息无障碍建设，市电视台办好手语新闻节目。

可以看出，扬州市政府对于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从未松懈过，在无障碍设施的完善、维护、管理和宣传方面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在上面的内容中仅仅是提到相关的工作，却并没有详细的做法指导，而且在无障碍卫生间这一块并没有提到很多具体的建设工作。

22实地调查结果

在此次调查的1000个人当中，弱势群体有400个人，862%的人认为无障碍卫生间的存在是很必要的，并且反映其数量不足、维护不善、被占用、配套设施不齐全等问题，并希望在设计无障K时能充分征求弱势群体的意见，设计时考虑不同弱势群体的使用特点。在所调查的34个场所当中只有扬州西部客运站、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6个场所有单独的无障碍卫生间，扬州金鹰国际购物中心等11处设置了无障碍厕位，扬州市公共场所对于无障碍卫生间的建设还不够。在仅有的几个无障碍卫生间当中有些门把手、水龙头、马桶坏了，甚至有的放着包装盒、自行车、凳子，变成了杂物间。

3扬州市无障碍卫生间建设存在的问题

31社会对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及无障碍卫生间不够重视

在无障碍设施的存在和使用方面，很多人都持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局外人心态，多数人以为只是残障人士的专利，但是无障碍卫生间同样承担着不分性别独立卫生间的功能，可以为带着女童的父亲或是带着幼子的母亲提供便利。这些恐怕是人们忽略掉的细节。

32无障碍卫生间闲置较多，使用频率较低

公共场所无障碍卫生间的利用率低，普通人宁愿在男、女卫生间前排队也不愿使用，致使许多无障碍卫生间变成环卫工人的工作间和休息室，里面堆满了杂物，使得无障碍卫生间不能真正起到作用。

33部分无障碍卫生间设计不科学、不系统

有时候无障碍厕所的宽度太窄而不能使得残疾人的轮椅顺利地进去，只能徘徊在门外，这样的设计是不科学不人性化的。并且，在无障碍卫生间里，无障碍设施应尽量完善来满足弱势群体当中不同人群的需求。

34缺乏对无障碍卫生间的监督和维护管理

扬州市在无障碍厕所管理方面没有标准可以参考，没有纳入法制化轨道，没有具体配套的管理办法，管理缺乏法律依据和支撑，也就显得薄弱，甚至无力，也使得监督变得很困难。

35无障碍卫生间覆盖率低

有很多残疾人反映，出门在外最尴尬的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如厕，这往往使他们拒绝走出家门，尽管扬州早就开始有无障碍卫生间，但是要想真正解决残疾人出门在外这样尴尬的情况，还是得建设系统的无障碍卫生间，增加无障碍卫生间的数量。

4完善无障碍厕所建设的对策

41无障碍卫生间设计更加人性化

（1）通道设计。需要考虑到盲人、肢残人士等弱势群体的不同情况来设计通道使得通道尽可能地人性化。

（2）指示标志的设计。很多情况下，残障人士等是不能了解哪里会有无障碍卫生，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很不方便的事情，在路口或盲道上设置一定的指示标志会对他们起到引导作用。

（3）求救呼救按钮的设计。在卫生间里，残弱人士可能会发生意外情况但没有能力向外界发出求救，求救呼救按钮的设计能够减少这情况的发生。

42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无障碍卫生间的建设应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公厕的维护管理要落实责任人，并且政协部门应对无障碍厕所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及时督促相关部门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于工作不力的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提出批评。作为公民，应当爱护公物，自觉参与到监督工作中，发现破坏无障碍卫生间的人，应及时制止或向城管部门举报。

43鼓励残疾人使用无障碍设施

集中对残疾人进行专业的心灵疏导，鼓励他们使用无障碍厕所，并且当自己使用无障碍设施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4无障碍卫生间需要增大人力、财力的投入

无障碍卫生间的建设和改造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专业素质要求较高，所以在教育专业技术人才方面要加大财力投资。并且无障碍厕所的覆盖率太低，需要加快扬州市无障碍卫生间的体系建设。

45加大宣传力度，强化社会公众无障碍意识

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工作宣传力度不够，群众了解不深的情况下，政府应不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通过报刊、电视台、广播台等新闻媒体，深入宣传普及无障碍设施意义和常识，提高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倡导关心和帮助残疾人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马斯洛马斯洛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障碍管理论文例10

吞咽障碍是临床上多学科常见的症状，也是康复科神经系统疾病病人常见的并发症，吞咽障碍的发生增加了病人误吸、肺部感染、营养不良、再次卒中及死亡的发生率，严重影响病人的生存质量，增加家庭及社会负担［1－2］。护理人员对吞咽障碍的评估和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是影响吞咽障碍病人康复的重要环节，因此吞咽障碍病人护理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至关重要。专科护理质量指标作为评价护理质量的工具之一，对护理质量管理起着导向作用，可决定护理行为的调整方向，进而直接影响护理效果［3］，建立科学敏感并且实用的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可为医院护理质量评价提供可靠依据［4］。我院现有的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均为通用标准，对专科疾病护理质量的评价作用相对较弱，因此建立吞咽障碍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以评估护理人员对病人的护理效果尤为重要，我科从2018年3月开始实施吞咽障碍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旨在探索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在吞咽障碍病人护理管理中的实施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7年11月—2018年2月康复医学科34例存在吞咽障碍的病人设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评价指标督导临床护理工作；选择2018年3月—2018年7月住院的38例吞咽障碍病人设为观察组，采用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督导临床护理工作。所有病人均通过电视荧光吞咽检查（VFSS）［5］确诊存在不同程度的吞咽障碍。对照组：男20例，女14例；年龄43～80（62．29±8．94）岁；疾病类型：脑梗死18例，脑出血12例，脑外伤4例；住院时间22～67（42．29±13．00）d。观察组：男21例，女17例；年龄47～81（63．08±8．71）岁；疾病类型：脑梗死25例，脑出血11例，脑外伤2例；住院时间19～65（42．52±12．72）d。两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干预方法

1．2．1对照组采用护理部制定的全院通用的护理质量评价标准督导临床护理工作，包括病房管理质量评价标准、护理文书书写质量评价标准、基础护理质量评价标准、病人安全目标评价标准、优质护理质量评价标准、护理技术操作质量评价标准。由护理部（每2个月1次）、片区护士长（每个月1次）、病区护士长和科室质量控制组成员（每周2次）按各项评价标准进行护理质量检查。将各项护理质量评价标准汇总，提取吞咽障碍病人吞咽障碍评估的准确率、专科护理措施准确率、健康教育知识知晓率、护理文书记录准确率。

1．2．2观察组采用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督导临床护理工作。1．2．2．1确立质量评价指标，形成吞咽障碍病人护理质量评价标准2017年11月科室成立吞咽障碍管理专科护理组［6］，由护士长任组长，组员由2名全国康复专科护士、2名市级康复专科护士、1名通过3个月专项进修吞咽障碍康复护理的护士和1名高年资主管护师组成。小组参考《中国吞咽障碍康复评估与治疗专家共识（2013年版）》《实用吞咽障碍康复护理手册》《康复护理技术操作规程》《康复护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4版），并通过数据库检索有关“专科护理质量指标”的文献，初步建立包括吞咽障碍评估、专科护理措施、健康教育、护理文书记录［7］在内的4项评价指标框架，通过咨询市内1名康复医疗专家、2名康复护理专家和临床调研对各项指标的可行性、科学性和必要性进行论证，形成最终评价指标。1．2．2．2评价指标内容评价指标框架包括一级指标4项（吞咽障碍评估、专科护理措施、健康教育、护理文书记录）、二级指标15项（一般状态评估、吞咽障碍筛查［8］与评估、营养风险筛查、口腔清洁度评估、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估、体位管理、饮食管理、进食护理、有效咳嗽、糊餐饮食配制、口腔器官运动训练方法、误吸的预防、护理记录的准确性、连续性、动态性）。其中，体位管理设立三级指标3项：鼻饲病人进食体位、经口进食病人体位、喂食者站位；饮食管理设立三级指标5项：营养摄入方式选择、食物性状、食物温度、经口进食工具的选择、一次进食量；进食护理设立三级指标7项：一口量的确立、食团放入口中位置、吞咽代偿技巧、进食速度、进食时间、进食后体位、进食中病情观察及处理［9－10］。1．2．2．3培训与实施吞咽障碍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及评价标准形成后，专科护理组规范了吞咽障碍筛查及相关护理指导工作，根据指标要求设计了系列相关培训课程，并组织全体护士进行学习和培训，由专科护理组组长讲解该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建立的意义和目的、评价标准细则、落实目标及具体实施方法，时间为2学时；邀请言语治疗组长培训吞咽障碍的评估与治疗；专科护理组成员分3次分别培训吞咽障碍间接训练、直接摄食训练与操作示范，共3学时，并组织1次理论考核和操作考核，纳入季度考核成绩。在全部培训结束后的2周再次进行强化训练，每日晨会由专科护理组组长进行提问抽查，强化培训效果。2018年3月该专科护理质量评价指标正式实施，检查结果与责任护士的层级晋升、绩效考核挂钩，以此进行激励，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每日护理组长对照评价指标，随机抽查责任护士管理吞咽障碍病人的护理质量，客观真实记录抽查结果，抽查过程中若发现责任护士实施欠缺或错误，及时提醒责任护士纠正，防止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保证护理安全。每个评价指标每月至少评估15次，评价结果符合标准用“√”表示，评价结果不符合标准用“×”表示，并以“√”次数／总次数计算各个评价指标。1．2．2．4数据统计与反馈每日由护理组长负责专科护理质量终末数据收集，每周由护士长、助理护士长进行护理质量督查，护理部质量控制组定期对科室专科护理指标实施情况进行抽查。每月由专科护理组成员专人录入数据，科室质量控制组和专科护理组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把当月专科护理质量下降的指标作为下月持续质量改进的重点。

1．3评价标准

将三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按一级指标分类汇总，比较对照组和观察组各项指标。其中，吞咽障碍评估：按时评估且判断与实际相符为准确，否则为不准确；专科护理措施根据病情选择恰当并实施为准确，否则为不准确；健康教育病人本人或照顾者能大部分回答为知晓，否则为不知晓；护理文书记录：能准确、连续、动态记录病人的病情变化及相应的护理措施为准确，否则为不准确。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次（％）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3讨论

3．1规范专业护理行为，体现专科疾病护理内涵，促进护理质量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