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公示报告例1

报告将第一代独生子女称为“ONLY”的一代。Only意为独一无二，英文“onlychild”即为“独生子女”之意。 报告认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形成出现直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孤独感”是他们最容易提及的词语。对于婚姻，主观性较强。

“有这种观念，最好不要结婚，也不要去生孩子，一旦有了孩子，AA制怎么实行的下去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知名婚姻家庭专家陈一筠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客观现实表明，独生子女这一代的婚姻稳定性在下降，离婚、闪婚情况增多，有许多人对婚姻没有安全感。他们怕在婚姻失败后损失太大，但这本身大大降低了爱情的价值。

上世纪70~80年代的统计数据显示，北美社会的“离婚爆炸”几乎与婚前契约和夫妻AA制相伴而行。前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科研机构的报告，有39%的美国人认为，婚姻已经过时了，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陈一筠说，在美国，年轻人常会面临父母离婚，或是爷爷奶奶离婚，要不就是朋友都离婚，安全感失去很多。所以这些年轻人对于婚姻和爱情的信任感下降非常厉害。

陈一筠认为，现在我国独生子女热衷AA制婚恋，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婚姻没有安全感，闪婚的情况会增高。像重庆去年统计，他们那里，离婚率最高的是结婚不到一年的人群。对AA制的人来说，因为财产都是分开的，大大降低了离婚的代价，人们对待离婚也会更加随意。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例2

自杀与人类文明同时存在，居全世界第10位死因〔1〕。在中国，自杀居第5位死因，每年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是15～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2〕。自杀意念是自杀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3，4〕。本文以自杀意念和性相关行为为研究重点，以医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医学生自杀意念与性相关行为的联系，分析性相关行为与自杀意念的交互作用，为自杀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分层整群抽取某医学院1～5年级本科生50个班，1550人为调查对象，回收有效问卷1466份(946％)。其中男生936人，女生530人，年龄18～25岁，平均(2057±144)岁。一年级491人，二年级311人，三年级401人，四年级216人，五年级47人。来自城镇学生725人，来自农村学生741人。独生子女326人，非独生子女1140人。

12 方法 参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青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YRBSS)项目〔5，6〕，结合我国青年学生自杀和性相关行为研究实际情况，确定35项相关因素和行为编制调查问卷。对认真考虑过自杀条目肯定回答者定义为有自杀意念，对制定过自杀计划肯定回答者定义为有自杀计划，对自杀未遂肯定回答者定义为自杀未遂。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3个调查项目肯定回答任意一项及以上者统计为有自杀倾向。调查现场发放问卷，现场匿名独立填写，当场回收。

13 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SPSS 120软件，主要统计分析有χ2检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男女生自杀倾向报告情况 调查医学生1466人中有182人报告有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241％。男女分别为1314％和111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256，P=0262)。有128人报告有自杀计划，发生率为873％，男女分别为887％(83／936)和849％(45／53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60，P=0806)。有108人报告有自杀未遂，发生率为737％，男女分别为865％和5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283，P=0012)。累计有234人报告有自杀倾向，发生率为1596％。男女分别为1699％和141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029，P=0154)。

22 不同生源的自杀倾向报告情况 来自城镇和农村学生的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1352％和113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03，P=0205)。自杀计划发生率分别为910％和83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49，P=0618)。自杀未遂发生率分别为717％和7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80，P=0778)。累计来自城镇和农村学生的自杀倾向发生率分别为1710％和148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94，P=0238)。

23 不同年级自杀倾向报告情况 1～5年级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998％，997％，1596％，1296％，2128％，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ruskal-Wallis Test χ2=950486，P=0000)。自杀计划的发生率分别为713％，579％，1072％，1111％，1702％，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ruskal-Wallis Test χ2=1064885，P=0000)。自杀未遂的发生率分别为570％，547％，973％，1065％，213％，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ruskal-Wallis Test χ2=1107221，P=0000)。累计1～5年级自杀倾向发生率分别为1303％，1222％，2170％，1574％，2340％，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ruskal-Wallis Test χ2=835342，P=0000)。

24 独生子女自杀倾向报告情况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1902％和10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813，P=0000)。自杀计划发生率分别为1319％和7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460，P=0001)。自杀未遂发生率分别为1288％和5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694，P=0000)。累计自杀倾向的发生率分别为2301％和13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508，P=0000)。

25 自杀倾向与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1)

表1 医学生自杀倾向与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略）

26 自杀倾向与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自杀倾向作为因变量，以全部31项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最后入选方程的有12项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见表2。

表2 医学生自杀倾向与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略）

3 讨论

本次调查医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发生率分别为1241％，873％，737％，累计自杀倾向的发生率为1596％，与文献报道近似〔5〕。男女学生、不同生源自杀倾向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中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独生子女发生率高于非独生子女，与国内外有关报道相似〔3，6〕，可能与独生子女自身具有好强固执、孤独、情绪不稳定等人格特点，容易产生抑郁等不良情绪有关。对1～5年级自杀倾向发生率进行分析，高年级自杀倾向发生率高于低年级，可能随着大学生进入学校时间的延长，学习上、经济上、感情上的困扰增多，临近毕业找工作的压力巨大，如果不能及时的疏导缓解，将增加发生自杀倾向的危险。对自杀倾向与相关因素和性相关行为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被医生告知患性病等27项因素和行为与自杀倾向发生有统计学联系。其中与同学保持广泛友谊、有知心同学、自信等3项是自杀倾向的保护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自杀倾向与经常怨天尤人等12项因素和性相关行为有联系，提示在消除混杂因素作用之后仍然有多项性相关行为与自杀倾向的发生有关，说明性相关行为在自杀倾向的产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自杀倾向的重要危险因素。自杀与心理危机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对于自杀重在预防，为预防大学生的自杀，高校应建立危机干预体系，制定危机干预方案，协调处理自杀、暴力或其他突发事件。应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恋爱、性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及时有效地解决，并进行心理疏导，防止抑郁、焦虑情绪的产生，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对筛选出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人群要及时提供心理辅导，保持家庭、学校老师、同学、朋友的关心和帮助，避免自杀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Rachel Jenkins.Addressing suicide as a public health problem［J］.Lancet，2002，9:359:813-814.

〔2〕 Michael R Phillips，Xianyun Li，Yanping Zhang.Suicide rates in China，1995-99［J］.Lancet，2002，9:359:835-840.

〔3〕 赵静波，季建林.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行为［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1997，24：163.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例3

据资料显示:成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非常高,阴道炎、附件炎、盆腔炎、阴道息肉、子宫肌瘤等疾病困扰着她们。而且到了一定年龄,女性阴道松弛、干涩,夫妻生活质量下降,皮肤出现顽固色素斑点、暗疮,失去弹性、下垂等症状。因此女性产品市场潜力巨大。该公司的女人茵子属美国纯原装进口,女性内置,在治愈妇科疾病的基础上,一星期内缩窄阴道2～3个量级,从而提高性生活质量,并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丰胸美体,使皮肤光亮、嫩白,和外阴的颜色也可以变红变浅,焕发无尽的女人魅力。女性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加上女人茵子独特的名字和漂亮的包装,让刘一兵看到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市场的好产品。目前,市场上也有同类排毒的产品,但大多都是拉线排毒,而且不方便,治疗效果也不理想。女人茵子阴道自溶,治疗效果大大提高。演示老师把产品现场放进杯中溶解,把水喝掉,这也充分印证了女人茵子的安全性,更加让刘一兵坚定了信心。于是立即签订了区域独家合同。

收到产品后,他立即往药店铺货,公司总部为他提供了强有力极具征服力的广告文案,招聘两个女孩当起了咨询师。并在当地报纸开始频频投放广告,市内消费者购买时,他们送货上门。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月就创下了销售400套的纪录。由于产品效果好,回头客很多,并且还带来了新的消费者前来购买,找刘一兵加盟的经销商也络绎不绝。三个月下来,他感慨到:“女人茵子市场大,利润空间大,产品新颖、效果好,公司多种支持到位才是我成功的关键所在!”

无独有偶,云南昆明赵健最终选择了“女人茵子”,也走上了创业之路。往医院、药店、美容院等场所铺货,总部为他提供形象可观的产品电视片吸引了女性朋友购买,销售一派火爆。

经记者了解,“女人茵子”是广州雅芝康商贸公司独家总经销的新产品。据招商经理贺丹介绍,女人茵子销售方法多样,可以往医院、药店、美容院、日化店、商场、女性用品专卖店铺货,也可以利用当地报纸、杂志、广播等新闻媒体直销,还可以做会议营销。公司为每位经销商提供严格的市场保护,人员培训、专家支持、物料、广告文案及20多本女性杂志广告支持、退换货保证,轻松加盟,无后顾之忧。广州雅芝康商贸公司成立十多年,一直专注女性健康美丽,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的营销精英,协助您开拓市场。多年来,不少经销商几千元起步赚得盆满钵满。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例4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转折点，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救亡图存意识更加强烈，倡办女学的呼声开始兴起。时期，梁启超提出女子教育是一切教育之根本，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源”（1）在倡办女学的舆论宣传中，英敛之主办的《大公报》独具特色。（2）《大公报》创刊伊始，即响亮的宣告“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3）。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大公报》一直关注着女子教育，乃至妇女的发展，格外重视女子教育宣传。在创刊第一天就表明了振兴女学的美好愿望。此后，频繁刊登有关女子教育的内容，不仅如此，《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宣传不是杂乱无章的任意所为，而是系统全面的策划之举，运用宣传技巧，多角度的宣传女子教育，无论从宣传方法还是宣传效果上都高人一筹。

一、以论说“立言”，直接倡导女子教育

论说是清末民初报刊中最常见的一种文体，通常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发表议论。从《大公报》创刊起，论说就是该报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论说或宣扬民主政治、讽刺社会不良现象，或呼吁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其中，宣传女子教育的论说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些论说或出自编撰之手，或来自热心女学的开明人士。文风也各具特点，或笔锋犀利，一针见血；或语言平实，润物无声。《大公报》建立起的这种“群体的自白形式”也为呼吁女子教育这一群体“提供了参与的机会”（4）。

1904年是《大公报》宣传女子教育的一个重要时期，英敛之聘用江西才女吕碧城为《大公报》的编辑，使得《大公报》有了专门从事女学宣传的人员，这一时期文章的风格也较以往有所不同。论述比前两年的论说更加尖锐有利，眼光更加独到，观点更加鲜明，更能够站在女性的角度倡导女子教育。更能使读者明白“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女子并不是“只为男子之附庸”，不可以“抑之、制之、玩弄之”（5），广大女性一样需要教育，只有大力兴办女学，才能“铺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才能使“男女均强之，国敌其败也”（6），呼声振聋发聩。

论说类的文章的创作相对自由，限制较少，宣传效果也最好。《大公报》采取累进推出的方式，就女学问题的论说连续刊发，以增强传播效果。例如吕碧城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这篇文章就采用了连续刊登的方式，在连续刊登论说后，第三日又刊登了论说《碧城女史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书后》。使读者不仅赞叹吕碧城精彩的文章，也从作者的渊博学识见识了女子教育的成功。

另外，这类文章的风格不一，有的半文半白，引经据典，谈论古今；有的浅白易懂，入情入理，好似与人闲话家常。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欧风美雨虽然浸润有年，但“中国教育，现尚限于少数人享受，故受教育者皆中流以上之家”（7），这种风格的多样，无疑扩大了受众的范围，在宣传上也更为普及。

二、消息配合论说，相得益彰

论说与消息各有其特点，但不是彼此分离。如果说在宣传女子教育中，论说是红花，那么这些消息则是绿叶，与红花相映。《大公报》不仅以论说宣传女学教育，还在“中外近事”、“外省新闻”等板块报道大量有关女子教育的消息。可见，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对于女子教育不仅仅是倡导，还对社会上的兴办女学的活动给予密切的关注。除此之外，一些与兴办女学相关的公文批复、政府政策、专件等官方信息的及时，更能体现出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例如：对《天津系详监生张延龄等试办女学堂照录章程请立案文并批》（8）这一紧要公文的刊发，就是对张延龄等人联名申请创办女学堂的批复。这不仅体现出了英敛之办报在女子教育方面的关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政府的办公更加透明，更好的实现了报刊在特定时期的上传下达的功能。

消息的报道比较简单，但覆盖范围广泛，涉及问题全面。这些消息中，与女子学堂有关的主要有女学招生、女学堂开学、女子学校新设立课程等几类；与教育风气有关的主要有赞扬学风、表扬教员等几类消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反映了女学兴起的状况。这一类的消息纪实性质较为明显，没有什么特定的技巧，但它的出现一样可以体现出《大公报》对于女子教育的关注。同时，消息也不是毫无情感的，它仍是明确表示报人意图和态度的一个重要渠道。例如1903年2月22日《大公报》刊登一则消息，报道美国领事贾满君之夫人兴办女学堂，这则消息的开头就直接说道“中国女学不兴实为华人前途之隐忧”（9），既赞扬了贾夫人的盛举，又表达了对中国女学发展落后的担忧。除了报道女子教育的发展情况，《大公报》也对学堂内良好的学风进行宣传，1904年7月28日，《大公报》刊登一则消息，赞扬了某位教习教育得法，使学生好学不倦，并称该教习为“女英雄”。大力提倡良好的学风，在无形中也为学界树立了良好的价值观。《大公报》还大力倡导广大女性出国留学。例如1904年8月19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女史过津》，高度赞扬了肄业于日本东京实践女学校的陈彦安女士，并评价她“将来女史定造福北方不浅也”（10）。诸如此类的消息经常性的出现在报刊中，也鼓舞了广大女性的就学热情。

《大公报》刊登倡导女子教育的论说和消息，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据统计，创刊之年，相关的报道只有几条，1903年为二十余条，1904年达到三十余条，而1906年，则多达近百条。（11）报道的增多，固然与女学兴办的数量增加迅速有关，但也和《大公报》一直把倡导女学作为宣传重点有关。

三、刊登女学广告，配合消息与论说宣传

在以论说、消息报道宣传女学的同时，《大公报》还独辟蹊径，利用与女子教育有关的广告对女子教育进行宣传。戈公振先生曾指出：“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日趋繁密美满，而广告即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12）《大公报》刊登有关女子教育的广告一是本着指导受众人生的目的，二也是为了宣传女子教育。女子广告的宣传也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03年开始出现一些间接宣传女子教育的广告，但数量较少，主要起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1905年后一些女学堂招生的广告逐渐出现，并且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商业性与宣传性更明显。

（一）依附在其他广告中宣传

1905年之前，女子教育还处在提倡阶段，女学还没有兴起，《大公报》刊登大量的文字提倡女子教育。这一时期，与兴办女学相关的广告虽然问世，但数量极少，基本都依附在其他广告中，《大公报》在设计和发刊这类广告时，有意将广告的商业内容和论说、消息糅合在一起，渗透倡办女学的主张。

1903年2月15日上海女学报馆刊登的一则“女报馆广告”，在最后一行中刊登“中外同志以及热心扶助女学之人，倘助以经费，除按期赠报掣给收条外，并姓氏登列本报”。（13）1904年5月18日《大公报》刊登一则京师女学卫生医院的广告，广告所占版面较大，除“京师女学卫生医院新章广告”几个字用了较大字号以外，其余近700字均采用一样的字体。广告说“一本医院宗旨系倡明女学，讲求卫生之理，凡中外可接见……一本医院为振兴女学之萌芽深愿与当代名媛共究教育之理，凡母教女德有关于卫生学术者，尤愿相与讲明以期女学日见昌达”（14），在之后才讲到卫生医院设有大药房，诊费情况以及医院的一些优惠的政策，但也不脱离女子教育。

（二）直接的广告宣传

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1905年起，《大公报》中的广告宣传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这些广告除去了提倡女子教育、阐述女子教育宗旨等内容外，直接刊登女子学堂招生的广告。就女子教育的招生广告而言，不同的女子学校所面对的学员不同，开设的课程不同，教授课程的教员也都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广告虽没有什么新鲜惹眼的图片，却也能让读者看一眼便清晰明了。

这一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与1905年前的评论和消息宣传不可分割，这一阶段女学堂广告的数量逐渐增多，在教育广告中所占比例较大。以1912年9月为例，这个月有10所学校教育广告，其中就有两家是女学堂的。这些广告中招生广告一共出现了48次，女学堂的招生信息就出现了14次，占总招生广告的29.1%（不包括综合学堂招女学员的情况）。除此之外还聘请女教员广告5次。

这些女学堂的招生广告反映了女子教育的初步繁荣，从有关女子教育的广告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出女子教育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女子教育的广告将评论和消息宣传中的内容转成实际、落到实处，这样可以使读者对女子教育的概念不仅停留在社会的广泛提倡和呼吁之中，使她们在支持女子教育的同时，通过广告上的信息还能找到将理论转付诸实践的场所。

四、结语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时期，对女子教育的倡导与宣传，是这一变化的表征之一，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更是中国妇女走向解放之路的重要一环。《大公报》作为大众传媒，不但展现了这一巨大的变革，而且很好的发挥了媒体的作用，推进了这一变革。当然，《大公报》关于女子教育的言论在激烈与尖锐性上，赶不上当时革命党人，但恰恰因为其较为温和，不趋于极端，而有更多的受众，更能入心入脑，亦能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切，当然与《大公报》的创办者英敛之密切相关。在英敛之的指导下，《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宣传可谓面面具到，说理清晰、观点鲜明的论说，内涵丰富的消息、别具一格的广告宣传，对吕碧城作为女学典范的打造和推介，都显示出，《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宣传是一次初具体系，系统性的、较为成熟的宣传。

注释：

（1）梁启超：《论女学》，《时务报》，1897年4月12日

（2）《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英自任总理与编撰。辛亥革命后，英敛之虽名义上仍总理《大公报》，实际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主要精力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后又创办辅仁大学，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王郅隆。

（3）《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4）《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马歇尔麦克卢汉著商务印书馆

（5）《大公报》1904年5月21日《论提倡女学之宗旨》续前稿吕碧城

（6）《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吕碧城

（7）《季鸾文存》国民丛书第一编《中国今后之妇女问题》第26页

（8）《大公报》1904年6月27日紧要公文《天津系详监生张延龄等试办女学堂照录章程请立案文并批》

（9）《大公报》1903年2月22日夫人兴学

（10）《大公报》1904年8月19日中外近事《女史过津》

（11）梁景和：《近代中国女学演变的历史考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6期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例5

4个月前,在广东东莞打工的湖北人徐见成4岁的女儿在家门口丢失。全家人四处寻找孩子,花光了建房积蓄,还向同事借了7万多元,仍未找到孩子。近日,他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一张长沙女童卖报的图片,发现该女童正是他女儿。“4岁多一点的孩子,从出生下来到现在,从没受过这样的罪……”想起女儿冒着寒风卖报纸,这位父亲不禁流下心酸的眼泪。他马上赶至长沙寻女,但至今仍未找到女儿。

(《长沙晚报》2009年2月24日报道)

北京海淀区某小学学前班多名5、6岁女孩告诉家长,学校的体育老师“喜欢”她们,经常把她们带到体育器材室,在她们身上乱摸。家长们十分震惊,带女孩们做妇科检查,诊断出“阴道炎”。家长们气得快晕过去:“孩子这么小,还什么都不懂呢!”几位家长联名报案,要求严惩罪犯。

(《北京晚报》2002年5月15日报道)

被怪叔叔拐走

尽管各国法律都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但是,儿童被拐卖的案件仍屡屡出现,家长不可掉以轻心。

如何避免:

1、孩子外出要有家长陪伴,不能让较小的孩子单独在外玩耍;教育孩子不要在偏僻的地方玩耍。

2、教孩子记住自己的名字、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和家长的名字等。

3、教育孩子每次外出要告诉爸爸妈妈,并要告诉家长去哪里、和谁在一起。

4、教育孩子,外出要注意周围动静,不要和陌生人搭腔,不要听陌生人的话,不要跟陌生人走。

5、教育孩子不要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6、教育孩子外出时若发现有人盯梢或纠缠,应尽快向人多处靠近,必要时要呼叫。

意外发生怎么办:

1、发现孩子失踪应立刻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2、应尽量提供更多关于失踪孩子的资料给公安机关。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年幼的孩子单独在家,往往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某些犯罪分子可能诱骗孩子开门,入室盗窃或伤害、拐走孩子。

如何避免:

1、尽可能不要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父母外出时应请可靠的人照顾孩子。

2、让孩子多了解亲朋的地址和电话,遇到情况时可以求助。

3、告诉孩子一个人在家时,要把门窗关好,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4、给孩子讲解一些犯罪分子可能用的骗术,如冒充警察、自称是服务维修、销售人员、谎称是家中友人、受父母之托等,防止孩子轻易上当。

意外发生怎么办:

1、孩子若受到惊吓时,应安抚好孩子。

2、发生财产或人身伤害,应立即报案。

犯

遭遇犯不仅让孩子的身心遭受伤害,也给孩子的家人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据调查,2000年妇联系统所接到的有关奸淫的来信来访为3081件。资料显示,85%以上的儿童犯发生在邻居、学校、朋友、亲戚、甚至是父母等熟人当中。

如何避免:

1、对照看孩子的人要绝对了解,最好不把孩子交给除家人以外的异性单独照看。

2、父母平时要细心留意孩子的异常反应,孩子有胆小、爱哭、忽然不喜欢上学、忽然害怕和父母亲热等等行为时,应充分关注和了解原因。

3、对孩子经常接触的人,包括亲戚、孩子的老师和伙伴等,家长都要经常了解。

4、教育孩子,凡游泳衣覆盖的部位,任何人不得触摸。

5、教育孩子,别人的行为如果让你感到痛或不舒服,就立刻表示反抗,即使他是老师或其他有权威的人,并尽快告诉爸爸妈妈或其他可信任的人。

6、年孩外出,家长一定要接送;避免和其他男子在家里或其他环境中单独相处,尤其不可到男子的家里去。

意外发生怎么办:

1、向学校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或到公安机关报案。

2、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身体。

3、孩子可能有紧张、噩梦等创伤反应,应给予孩子充分的爱和安抚,帮助孩子重建安全感,必要时应求助于心理咨询。

链接

关于儿童犯,你应了解哪些?

儿童犯是指18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所遭受的任何违背个人意愿,或非知情同意情况下发生的性活动。

1、大部分犯个案发生在白天及室内,多是在孩子熟悉的环境或经常去的地方。

2、许多犯的个案都没有使用暴力,很多时候儿童被侵犯者利诱、哄骗、威迫、恐吓,以爱或情感为手段而遭受犯。

3、即使侵害者没有使用暴力,受害的孩子仍经历迷惘、愤怒、羞愧及自卑等感觉。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例6

关键词 《申报》 香烟 女性形象 建构

一、背景与问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作为通商口岸，是外国经济渗入中国内陆的入口，这一时期的上海商品贸易繁盛，广告行业也随着市场的需要而得到发展，香烟背后所代表的新奇、奢华文化占据了人们的消费心理。一方面利用男性对窈窕淑女的爱慕之情，香烟广告中大多选取容貌艳丽、体态匀称、肌肤细嫩的年轻女子作为广告主体展示①；另一方面，用颠覆传统女性形象的方式来试图构建新的流行风潮，例如，香烟广告中会配以时尚的话语、新潮的服饰或是高档豪华的背景装饰来展现香烟的品位以及一种美好的生活。

《申报》作为商业报纸的典范，1912年史量才的到来使广告成为《申报》的主要经济收入，并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刮起了一阵广告热。1916 年销量达到14000份，1920 年达到30000 份，到了1925 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00000。②所以，这一时期的烟草公司也纷纷将广告投放在《申报》上，因此，从二三十年代的《申报》中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女性形象构建轨迹。女性为什么会成为香烟广告的一种消费符号？女性在香烟中的形象又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种形象又存在哪些现实意义？本文以二三十年代的《申报》香烟广告为例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

二、文献回顾

关于《申报》的研究在国内很普遍，关于《申报》香烟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建构，在《申报》的众多研究课题中也不乏许多研究成果，例如王省民的《从< 申报> 香烟广告看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作者从《申报》香烟广告极力传播西方文化和吸收传统文化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申报》香烟广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其中女性形象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传播西方文化中；杜冬梅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的香烟广告———以二三十年代〈申报〉香烟广告为例》，让读者看到二三十年代的《申报》香烟广告是巧用爱国主题，美女的视觉审美，独特的画面设计，塑造品牌形象和杂糅传统文化的结合体；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近代香烟广告的文化解读———以1910-1940 年代报刊香烟广告为主体的研究》，以30 年的跨度展开了一场文化释读，从香烟广告的传入和发展，以及通过展现《申报》香烟广告中的性别话语来构建了一幅由传统到近代的文化转变，其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在文中也可窥探出一二。除此之外，还有黄浦林的《从〈申报〉香烟广告看“国货运动”对香烟业的影响》，郑祖安的《旧上海报刊的香烟广告》，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硕士论文《民国时期烟草广告研究》，经盛鸿的《民国年间香烟市场前厂告战》等等。

三、香烟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建构过程

1、女性形象的传统建构

第一，从主题来说，广告一方面吸收洋气广告设计，另一方面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使广告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韵味，在文化层面激起消费者的共鸣，使其产生购买欲望。例如1930 年5 月10 日第三版美丽牌香烟采用嫦娥奔月作为背景，手持香烟的嫦娥仙子在奔月的途中向下倾倒香烟，一方面赋予香烟以传统典雅的形象，另一方面又展现出该品牌的文化底蕴和烟从天降的尊贵感。

第二，从形式来说，传统戏曲、诗歌、典故的内容融入广告设计的形式当中③。诗词运用恐怕是当时的国货主题下民族心理最好的诠释了。例如1929 年10 月15日《申报》第六版“芙蓉花发满江红，人道芙蓉胜妾容，昨日妾从桥上过，如何人不看芙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飞轮牌香烟便运用这首诗来表现广告诉求。

2、女性形象的西化建构

第一，画面内容。1931 年7 月25 日《申报》封面，英国金城烟公司出品的克雷斯香烟，借用五名中国面孔的芭蕾舞演员来展现香烟的青春与时尚，舞台中间单脚旋转的演员高举两盒克雷斯香烟。

第二，创意来源。1931 年11 月18 日《申报》第四版美丽牌香烟以“爱不离口” 为主题，展现了男女之间的接吻场景，并且用香烟巧妙地遮住双方口部，开放式的含蓄让人对此心生向往。

第三，女性服饰。1931 年12 月25 日《申报》头版的几位女性不再身着摩登的中式旗袍，而是身穿裹胸式的小短裙，纤长的腿部和曼妙的身姿都能看出当时女性在着装上已经较为开放。

第四，女性社交。1930 年10 月10 日《申报》封面克雷斯香烟用舞厅作为背景，身着摩登服饰的女性正在与绅士翩翩起舞，营造了一种高档的社交氛围，寓意此种香烟的目标群体是高档人士，属于高级烟。

3、女性形象的视觉建构

第一，从版面投放上看。香烟广告在30 年代初期头版封面居多，采用全幅版面印刷，几天的连续封面也不奇怪。女性形象大幅出现在封面上，香烟与女性的结合本就吸引人，再加上头版的使用，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在香烟市场中的形象定位。如：1931 年1 月16 日和1 月17 日连续刊载的是新至尊香烟和白金龙香烟的全幅广告；1931 年2 月14 日和2 月15 日连续刊载华盛顿香烟和好运道香烟全幅广告；1931 年2 月21 日、2 月22 日、2 月23 日、2 月24 日、2 月25 日、2 月26 日连续刊载石印牌香烟、克雷斯香烟、美丽牌香烟、中南牌香烟、白金龙香烟全幅广告等等。主要集中在第三版和第四版，有时会出现在六、七、八等其他版块。

第二，从画面内容上看。香烟广告主要采用公司名+ 香烟名+ 广告语+ 人物+ 黑白背景的形式，与同一版面的其他广告相区别，强烈的画面感和女性形象展示突出香烟广告的视觉冲击力。以美丽牌和金鼠牌的香烟广告为例，同属于华成烟公司出品的产品，其女性形象在广告中常通过单一的或是男女二元形象出现，不同于克雷斯香烟广告画面人物内容多；并且善用圆形、矩形、菱形来强调或突出画面的某一元素，立体感较强，但是在广告系列上画面内容略显单调。

第三，从边框设计和画面感上看。女性被单独赋予意指功能，时尚的形象被塑造出来，并且捆绑在香烟的广告销售上，广告商为了避免简单的画面设计破坏了女性形象的展现，所以在女性画面的周边设计上进行创新。在边框设计方面，1931年8 月31 日《申报》第四版华成烟公司出品的美丽牌香烟采用实心半圆连接的边框，并且画面内配以实心黑色方块和线条方块作为背景。而在画面感方面，大部分广告商都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来增加说服感和情境感，例如展现家庭温馨，女性品位、地位等等。在画面感设计上，运用了许多元素来烘托女性形象，例如花朵、花纹、爱心等等，其中花朵是运用最多的元素，单就1931 年来看，《申报》刊载了大约305 条香烟广告，其中有关女性的广告大约有116 条，而花朵作为表达女性美感的元素被广泛运用，主要包括作为背景以及矢量图形来配合阴影效果的展示。

第四，从照片使用上来看。在这一时期的香烟广告中出现了所谓的“形象代言人”，真实的照片出现在广告上。例如1929 年6 月28 日《申报》头版上的王美玉香烟，就是将“国色天香”打在了王美玉照片旁边，照片清晰度虽不高，但是却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4、女性形象的话语建构

第一，从广告语上看。各品牌的香烟广告都是在其品牌定位下进行扩展，例如美丽牌、国花牌、桃花女、芳芳牌、三妹牌、梅兰芳、时髦牌、王美玉等女性化的品牌主要以不同的女性形象进行广告效果呈现，而诸如华盛顿香烟、白金龙香烟、新至尊香烟、大长城香烟、金杀牌香烟等男性化的品牌女性常常作为画面的配角呈现，很少单独以女性作为广告的诉求和卖点。一方面，广告商采用全市场理念，运用分场景来设计。例如1930 年1 月19 日《申报》头版国花牌香烟广告，主要包括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广告语：“踏雪寻梅时宜吸国花牌香烟。”，第二个场景为：“香闺独坐时宜吸国花牌香烟。” 第三个场景为：“情意缠绵时宜吸国花牌香烟。”三个场景的广告语都从女性的角度来展现，体现在不同的场合中国花牌香烟都是女性的伴随物。

另一方面，广告商走专业化道路，例如在1931 年3 月30 日第三版美丽牌香烟直接打出“交际售品”的广告语，画面中一正在吸烟的女性吸引了一位男性的搭讪，不知是女子的美貌还是香烟吸引了男性，这种女性形象的构建给当时的女性交际带来了新的象征物，但其缺点便是让香烟也逐渐成为“交际花”的堕落表征。

第二，从画面人物对话上看。当时的女性越来越多地出入在高级场所，与男性品酒畅谈，吸烟也作为其中的一种标志并被广告商作为广告的噱头，通过广告大肆呈现出来，在众多的广告中，男女之间的简单对话便能看出女性在社交层面、鉴赏品位等方面能和男性媲美。例如1930 年5 月8 日《申报》第三版，男：“你吃的是什么烟？”女：“烟气芬芳，烟味醇厚，我猜一定是金鼠牌香烟。”将金鼠牌香烟的广告语通过女性的回答展现出来，女性变成了吸烟的主角，彰显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对话形式也可很好地突出香烟与女性之间的关系。

5、女性形象的民族心理建构

1931 年4 月30 日《申报》头版国权牌香烟，“沪上嗜烟仕女，为国权问题特开圆桌会议，最后表决一致赞成拥护国权，即日起纸烟亦非国权烟不吸，因国权牌香烟系纯粹国货且质优价廉，超出寻常也。”此广告中便糅合了女性与男性共同吸烟共事的画面，彰显出女性已经能够和男性同台议论国事，并且其地位也通过吸烟这一形式进一步强化。而在1931 年12月17 日《申报》头版赫然醒目的几个大字“国货白金怀烟”，以国货来作为广告的卖点，可见当时的国内香烟广告从消费人群的消费心理出发，企图通过民族情怀来吸引购买，同时画面展示了一位身着中式旗袍的女性依偎在一位身着西服的男性怀里，结合香烟名寓意女性劝说男性吸国货白金怀香烟，“怀抱”与“怀”相对，体现当时的女性对男性有一定的劝服影响。

参考文献

①任晓飞，《近代香烟广告的文化解读———以1910-1910年代报刊香烟广告为主体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9：41

②赵琛：《中国广告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79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例7

［内容提要］本文对虚构性传播语境和非虚构性传播语境中女性话语的分析，显示了中国当代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普遍受压抑状况。这源于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现实，更反映出中国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和主动认同取悦于男权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文化心态。 ［关键词］女性话语 男权中心主义 转换性话语领域 后殖民现象 一．当今，传播中的话语研究作为媒介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关注，其研究课题也涉及到传播学探索的各个领域。比如男女性阅读是要产生差异的，“女人的经验，将会引导她们从与男性不同的角度来估评作品，而男人们对女性读者聚精会神的问题往往是索然无味。”①话语研究可以作为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女性话语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男性话语，因而一切谈论女性话语的问题都绕不开男权中心主义。这里，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重要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入手。我们分析中国传播中的女性话语，也是除言语之外重点立足在她们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是从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深层心理因素去探索问题的症结。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传播中的女性话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为：误读、偏移、取悦等现象，即便当代中国有一批女权主义运动，她们也未必能真正正确地解决女权问题。这并不在于中国男权如何强大，而在于女性视觉中对这一问题的立论偏颇，认识上的误置。本文想拟就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索。 二．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研究，本文想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组进行。非虚构性的是指新闻报道、娱乐业、广告等传播中的女性状况；虚构性的则指文学作品、影视文化、绘画设计等与创作相关的传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 虚构与非虚构已构成传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语境，也是中国女权全部的直接现实。因为中国还没有以女权为中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无法从运动、事件等概念谈中国的女性话语，这也许是中国女权就其自身的一个局限。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的波伏娃、伍尔芙、克里丝蒂娃那样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中也没有具国际影响的女权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这些严重缺失，使我们谈女性话语显得异常困难，这种无直接实例，又无参照序列的讨论便会显得空洞，力量不足，但它显示了问题，即伪女性话语，或伪女权运动。 我们习惯性的说法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女权主义运动认定的标志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从位置而定女权。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权藩篱中解放出来取代男权的中心位置，以此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阅读中的误读。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不能说武则天、慈禧时代就是中国的女权时代。 另一种误读便是我们针对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女权，来指认凡谈女权便强调女性生活形态的解放，例如认为性开放，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烟、喝酒、吸毒、放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女大款能养一个小白脸儿为女人的中心位置，男人成为附庸就是女性解放。 这两种误读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女权。 在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国女性的报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②，据1996年3月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家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要闻版监测结果发现：在要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仅占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71%，女性占29%。8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占26%。8家报纸要闻版有关妇女的报道，以《工人日报》为多，占19%③。这自然可以推测女性话语在中国受到抑制。可是我们看美国1992年20家报纸头版内容分析结果，提及女性的报道为13%，有女性出现的照片为32%，女记者署名的文章为34%④。再看久有女权主义运动传统并富有成果的北欧社会，今天女性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儿童、艺术、教育、消费等“软新闻”报道；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多为男性，并且妇女在传媒的领导阶层的地位也相对较低。北欧传播研究者们将此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⑤。 上述新闻媒介中有关女性位置的状况，反映了当代中西方社会，女性仍处于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现实。当然位置在中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实质上进行分析。据笔者所知，在官方报刊系统中，传播的主管者是经常有意识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在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前几年报刊中对军嫂韩素云的报道，对北京公交车李素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尽量提高他们的位置，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劳模。在中国政界女部长也不算少。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意即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作为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这引来我们根本的思索，女性如果要从附属的地位成为主导，决定性的是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 首先应从作为男性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她们应该是个性解放的、不受任何束缚的、开放的女性形象，这时的女性话语有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其次，女性话语要有独立精神，成为一个运作系统，以体现女性话语的权力力量。最后女性话语还应该成为一个反思批判的形象。这是因为男权历史太久远太牢固，她始终要保持警觉，具有先锋者的批判姿态， 简言之， 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 现实中的娱乐业和广告业的女性话语则更糟一些。在这两个系统中女性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她们独领风骚，从位置上说女性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我们深入分析个中的奥秘便会发现些问题。在娱乐业和广告中，它的动力系统最根本的是金钱，这里玩的是一个获取与付出的游戏，女性用自身的优势换取的不是独立、反叛、解放，而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报酬。一个走红女星的一次出场费可高达数十万。各种性质的通俗演出，纯商业性的或公共关系性的，诸如庆典、推销公司形象等，没有女星，尤其是走红女星的出场，似乎票房价值和赞助金额就要被打折扣。近年来在林林总总的广告中也大量地选择美女作为诱惑视觉的工具。我们的娱乐业和广告业虽是女性为主导，而幕后潜在的心理因素却是男性中心视觉。娱乐取悦谁？以女性为取悦对象的是男性，广告中的美女诱惑的也是男性，这是从男性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策略，这里便看出形式上的女性主导而实质上则是女性悲剧。 非虚构的传播中的女性话语，是直接透视社会现实中女性境遇的最好实例。问题是这些现象的形成机制，当然首当其冲的与男性社会有关，与整个社会现存体制有关，更多的也许我们还看到女性本身的局限。 在非虚构性语境中，女性话语的权力重要的不是位置问题，在中国歧视妇女的现象比例并不一定高于当下某些家庭或机构中女人说了算男性反而退居其后的现象。男女同工同酬在中国也是解决得比较好，问题还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的解决、自由奋斗精神的缺失，还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三．在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危机似乎更加严重。 这里以两部影视剧为例：一部是北京80年代轰动一时的《渴望》，其收视率达到97%，其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女性形象是刘慧芳；另一部是90年代影响很大的广东沿海的《情满珠江》，也是部大众与评论界交口称颂的精品，其间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贞。这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一个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部80年代，一部90年代。 慧芳和淑贞两个形象颇能揭示中国女性话语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历史含量。刘慧芳是平民文化的象征，其形象特点是秀外慧中，人情醇厚，与传统文化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贤惠。她在丈夫、公婆、邻里之间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她处理问题的结果带来的话语环境是安顺、祥和。可以说《渴望》以忍让、宽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女性话语完成了“安定团结”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主题。 《情满珠江》中淑贞的形象或许更意味深长一些。她当知青时被人强奸，带上了浓厚的心理阴影。她要取得男权社会的一种认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邻里中显示一种贤惠形象。即使丈夫最后离开了她，她对丈夫的离异无怨无悔，贤惠依然，且独立抚育孩子；更甚者多次替丈夫解围，承担更大的压力。她在走上了女强人的道路后，还是摆脱不了人情礼仪的认定和束缚，致使四面八方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称颂她，完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贤惠女性形象。 这两个形象的精神内核不是偶然的一种巧合，它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男权视觉中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期待，一种理想构造。如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⑥，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取悦于男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因而传统文化中最重女性的是贤惠这一核心概念，这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历史性构造。问题的关键是女性以把自己完成这种文化塑造作为己任。时下可证的例子是在大多数女性受众中，依然不喜欢有个性的所谓荡妇，或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性的辖制而不喜欢女性的压制。这便透视出一个深层的问题。 无可否认，几千年来，在中国是男权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当下语境也是如此，这可以从 所有的传播媒介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比例，相对的女性话语是受压制的。 研究女性话语可以说是个结构性话题，即在二元关系中定位。有研究者在分析《简·爱》时，便是从家庭和反家庭的对立关系中提出一个图解。 罗彻斯特有一个合法家庭，而罗与简要从对立的反家庭状态相互征服推进情节，然后简争取进到合法家庭的集团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转换性话语领域。 刘慧芳由平民进入高干知识分子家庭，淑贞由一个小媳妇到一家合资股份集团公司经理，开始她们都是被动语境，慢慢为合法化而奋斗。她们有一套特殊的话语策略，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忍让、贤惠策略。渐渐地她们在话语领域的地位发生变化，最后移位于话语中心。这一系列过程便是转换性的，其转换机制就是一套话语策略。如果女性有意识地使用转换性话语领域，我们则认为中国女权有了良好的开始，而偏偏从虚构性语境中我们看到这种转换更多的是外力给予，而不是女人内心追追逼逼的自主愿望，因为这样女人便构不成贤惠了。 这里要揭示的是一个深层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那就是说，女性话语中心不是在明确的反男权的意识下获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话语策略，是用迂回而取悦的方式得到男权的认可而获得有限的位置。 也就是说，她反对男权又离不开男权，最终完成了转换性话语领域的权力之后，依然是取悦男权的。这就是女性话语中的后殖民现象，这种后殖民现象的依附现象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的构造是完全一致的。 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传播中东方和西方似乎差异较大。如前所述，北欧研究者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女性话语是受压抑被歧视的，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了这一点。而在欧洲和美国的影视中女性形象多是独立的，开放自强的。这表明西方社会现实传播主要是男性视角。 那些虚构性的女性形象既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又反映了当今时代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社会影响，也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审美特征和趋势。而在中国，虚构和非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基本上是同步的，观念、行为、形象方式等都保持同一性。 可见，与西方相比，中国虚构性传播中女性话语压抑更严重一些，似乎绝对地显示为一种男性视觉。 四．在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受压抑，一般而言是因为男权中心主义的结果，如果结论如此简单，那我们只要打倒男权便可以使女性话语得到独立解放。要完成这种打倒只要实行政治权力的颠覆便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 英国是女王伊丽莎白为象征，晚清是慈禧的专制，仅女人掌权，并不能解决女性话语的自由独立，这里面包含很深的文化因由。 在当下的中国，一般地说来男性不能公开地压制、虐待女性，这样公开地歧视女性不仅将遭到女性的强烈反抗，男性也会有很激烈的反对行为，道义声援将不用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女性话语还处于压抑状态呢？这就是文化的因素了。 以普通的女性命名为例，从非虚构传播与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罗列一串，如：淑、惠、珍、花、贤、美、佳、丽、艳等等，这都是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构造，因而离不开贤惠形象，或取悦于男性的心理，追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夫为妻纲的结果。这种命名权来自男性而文化历史积淀久远，女性便习惯了这种香软温柔的名称，主动接受贤惠（心理意识）而拒绝那种刚强勇猛的名字符号，这种主动认同接受的心理便是一种殖民的心态。 再如女性的一些行为与道德准则，女性的羞耻感也是从男权意识出发的。传统文化心理中认为女性是红颜祸水，守节乃是传统女性道德之首，因此女性在历史积淀中对失节等性话语通常表示极大的抗拒。 《情满珠江》中的淑贞青年时代遭强暴一直成为她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度都认定自己终生不嫁。无论在虚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把那种红杏出墙的现象视为不道德。显而易见，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国女性话语影响至深，甚至比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女性影响的力量还大。要害的文化因素一般比较隐蔽，因而女性要克服来自文化的局限难度更大。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因素视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个人人格的塑造、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要重视文化的力量。有一种说法：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即深描的描脉。⑦针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变革，文化或许不是一种直接的动力。如果我们从潜在的心理因素，人格渐成因素，价值观思想体系而言，文化的确是一种隐在的力量。文化在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构成行为动因，促成话语论争，应该视为一种力量。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不同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直接冲突罢了。在女性话语的发散过程中，我们一点也不能忽视这些文化因素。 ①[美]卡勒著：《论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第34页 ②陈崇山：《妇女媒介检测网络在行动》，载《新闻记者》 1998年第5期 ③④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载《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5年第2期 ⑤杨端明：《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载《国际新闻界》 1998年第3期 ⑥《辞海》 第20页“三从四德”条，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 ⑦ 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文化的解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例8

从1979年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开始，“80后”就成为第一批直接“受益者”。35年后的201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已成长为社会中坚和生育中坚的“80后”，又一次成为直接“受益者”。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人们的生育意愿将再次被唤醒。作为同为一时期的两个群体，“80后”之中的已婚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一致与否，将会在本文进行论述。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源于河南护理职业学院“随机生物种群生育率问题研究”项目组于2016年7-8月展开的针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安阳市范围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本次调查通过纸质问卷的形式，随机选取安阳市管辖的4个市辖区的35家事业单位，以在岗的已婚“80后”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本次共计发放调查问卷900份，实际回收892份，实际有效问卷数为879份，有效率97.67%，详细情况见表1-3。

二、结果与分析

（一）理想子女数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3-4），安阳市“80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理想子女数均为两个孩子，所占比例分别为78.33%和66.13%，其中独生子女的二胎意愿更为强烈；理想子女数为一个孩子的比重均排列第二，所占比分别为16.97%和24.19%，其中非独生子女的意愿略高于独生子女；不生孩子和3个以上所占比例均较小。

（二）生育“二胎”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5），独生子女生育“二胎”的影响因素中“养老送终”所占比例最大，达到31.07%；其后依次为“父母意愿”为24.28%、“家庭兴旺”为19.84%、“跟风随大流”为13.58%、“情感慰藉”为10.44%、“增加劳动力”为0.78%。

非独生子女生育“二胎”的影响因素中“家庭兴旺”所占比例最大，达到27.22%；其后依次为“养老送终”为20.56%、“情感慰藉”为18.95%、“父母意愿”为17.94%、“跟风随大流”为15.12%、“增加劳动力”为0.20%。

三、结论与思考

（一）调查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80后”整体对生育二胎持积极态度，说明国家“二胎”政策的及时颁布顺应了民意和社会现状，国家政策的顺势积极调整也反应了一个国家的成熟和进步。

其次，整个“80后”都有意愿生育“二胎”，特别是独生子女对二胎的意愿更为强烈，说明一个家庭拥有两个及以上孩子对子女的成长和家庭的发展更为有利；独生子女“二胎”影响因素中“养老送终”和“父母意愿”影响最大，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人口老龄化对他们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养老保健体系和医疗环境不够健全的社会大背景；

最后，“80后”生育 “二胎”并不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也从另一面展示了我国城乡差异的缩小，显示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人们的生育观、价值观和社会观也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

（二）思考与建议

预测研究显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若提高0.2，未来几十年可降低老龄化水平2个百分点，生育率的提高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务必会带来又一次“生育潮”，随之而来的住房、医疗、教育矛盾都会呼之欲出。我们在倡导和宣传“全面两孩”政策的同时，要倡导男女平等，引导合理安排二孩生育时间，避免造成较大规模的生育堆积，务必要保证生育质量。需要国家在放开“全面两孩”的同时，也要在政策保障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生育奖励、免费的健康知识讲座、定期的免费产检孕检、延长育龄妇女带薪孕产假和父亲带薪陪护、婴幼儿早期教育的政策倾斜等等。

本次调查选取的对象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相对而言，他们的工作较为稳定，收入比较有保障，生育“二胎”的压力更小一点。但是“80后”群体还存在更多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者和无固定职业的人员，他们的生育意愿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将会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深入的研究比较。

参考文献：

[1]侯亚非.北京市未来50 年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研究报告[A].北京市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论文集[C].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例9

“富二代”欲改名“新一代企业家”

今年开春,广东省工商联全省首份“富二代”调查报告,报告称,未来5至10年将是非公有制企业主交接班的关键时期,30.5%的非公企业计划由子女接班。广东省工商联建议政府依托党校、行政学院和高等院校,对“富二代”分期分批进行轮训。从“70码事件”到“校园选妻”,与“富二代”这个群体相关的新闻总是弥漫着金钱的色彩,并伴随着巨大的争议。然而,“富二代”中,有一群人正意欲为自己正名。他们觉得“富二代”给人的印象就是开跑车、穿名牌、买豪宅,轻轻松松,不务正业,多为负面含意,因此他们希望将“富二代”一词更名为“新一代企业家”。并且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用资金积累和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有身价,也有实力。

“诚招二奶”广告现中戏校园

2010年2月28日,“诚招二奶”的小广告竟然在中戏校园内出现,招聘人自称票哥,近期体彩中了1383万元的头奖,因为一夜暴富,所以想诚招二奶,并开出7个条件,要求对方必须为艺校学生,年龄要在18至22岁之间,最好为江南女孩。票哥在诚招启事中同时表示,会支付对方每天2000元生活费,以供日常花销。随后,票哥在启事中表示自己是80年生人,性格保守、低调。对此行为,李红星律师指出,招聘人的行为涉及三点质疑。首先,招聘二奶本身是对婚姻不忠,这与《婚姻法》中的忠诚于伴侣的相关规定不符;其次,此行为在中戏校园出现,是对中戏学生及学校本身的间接歧视和侮辱,学校有权追究此人的责任;最后,贴小广告本身不符合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有损城市的市容市貌,应受到相应处罚。

5名大学生掏粪工亮相上岗

山东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二处招聘的5名大学生掏粪工,经过半年的试用期正式签订聘用合同并上岗。这5名大学生掏粪工是从391名应聘大学生中经过严格考核脱颖而出的。 据了解,5人中有两名党员,年龄最小的23岁,所学专业涉及计算机、法学等。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有观点认为大学生当掏粪工完全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但大学生们则坦然地面对镜头,高调亮相,显然他们在选择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央视主持人朱军对大学生掏粪工给予鼓励,他说,大学生从事掏粪工作的意义恰体现在“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掏粪现状”,因为,无论是在思维,还是掏粪工具的使用上,大学生都具备优势,从而将“使中国摆脱传统意义上的掏粪”。

丈夫应付妻子家务劳动工资

在今年的两会上,“美女政协委员”张晓梅提交了“丈夫付妻子家务劳动工资”的提案。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例10

肖女士的“二胎”计划因遭遇女儿的以死相逼而“流产”，凸显了当下孩子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自私与任性，折射出独生子女家庭有求必应、百般溺爱的教育短板。孕妈的“含泪”打胎，既是对拟要二胎夫妇的有益警示，也为如何正确实施家庭教育的社会话题提供了反面案例。

以“自杀”逼孕妈弃二胎的过激行为，倒逼我们对失当家教的反思与检讨。其一，不能过分溺爱和迁就孩子，要教育和引导孩子学会与人共处、分享爱心；二是不能只将生育二胎视为“大人”们的事而忽视孩子的感受，要把增人添口当作家庭大事沟通协商，尤其要多从为独生子女添“伙伴”的角度向孩子说明道理，多讲好处，切忌罔顾孩子的尊严与感受，一意孤行和先斩后奏。学校教育亦不能袖手旁观。

广告法不能给烟草广告“留口子”

1月19日是《广告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二次审议稿虽与第一次审议稿相比更为严格，但不少控烟专家和法律专家认为烟草广告应该被“广泛禁止”而非“严格限制”，二次审议稿依然为烟草广告留了口子。

事实上，我国早在2003年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7年全面履约。《公约》第13条及其实施准则明确指出：履约国应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然而，直到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对各履约国的烟草广告禁止情况评估显示：中国为零分。此次广告法大修，本应成为我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重要契机。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是预防年轻人开始吸烟、降低全体人口烟草消费量的最佳办法。

立法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烟草广告条款的博弈背后，一方是烟草企业的利益，另一方则是公众的健康权益。有关方面必须态度明确、立场坚定。

学“脱衣”民警做“该做的事情”

泰州大妈为避让电动车摔倒在地，民警杨锦鹏立刻脱下自己的警服棉袄，垫到大妈的身子底下。据大妈回忆，“民警脱下身上的警服后，轻轻把我头和上半身抱起来，把衣服垫在我身下，他抱着我的头，拨打了120，还不停地安慰我说120救护车马上就到。”在“脱衣”民警看来，这实在是再平常不过：“这只是我该做的事情！”然而就是这么一件“该做的事情”，温暖的不仅是摔倒大妈，还有所有人的心。

“脱衣”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该做的事情”，无疑也是最崇高的“该做的事情”。这位民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要向他学习，多做、做好“该做的事情”。无论是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还是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乃至推进社会的文明，这样的“该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身体力行。也唯有如此，整个社会的向善向真向美，才能蔚成风气。

7.4%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称，我国201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

270亿通